中国语境范文10篇

中国语境范文篇1

论文关键词：艾特玛托夫；俄苏文学；文学批评

20世纪60年代，苏联时代吉尔吉斯地区的著名作家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开始走进中国，力冈先生翻译他的成名作《查密莉雅》，在《世界文学》1961年第1期一经问世，即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此后，其作品陆续被翻译过来。1981年，石南征的《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长篇小说(一日长百年)》(《外国文学动态》1981年第3期)，打破了此前学界有译无评的局面(“”中庸俗的政治批判除外)，此后，关于艾特玛托夫其人其作的评介在各种文艺刊物上不断涌现。因此，严格说来，国内关于艾特玛托夫的学术研究应该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本文拟对近30年来艾特玛托夫的研究状况作以系统的梳理。

一、启蒙语境中的艾特玛托夫研究

20世纪80年代，艾特玛托夫及其作品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文艺理论家刘再复认为：“艾特玛托夫的作品被热烈传诵的程度大约不亚于海明威。”…学者汪介之指出：“对中国新时期文学影响最大的当代苏联作家莫过于艾特玛托夫。”众多名家之所以盛赞艾特玛托夫，是因为他的作品契合了国内新时期人们的精神诉求。基于“”反思与改革开放的政治语境，现性启蒙在当时的中国，逐渐成为思想主潮，“新启蒙主义”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公共话语，人的“主体性”也成为知识精英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别求新声于异邦”，此时期中国学界从苏联文学中找到了精神价值的高度认同感，俄苏文学的译介掀起了一个高潮。

艾特玛托夫是一个典型的人道主义作家，其作品努力讴歌真诚美好的人性，批判践踏人性的官僚主义。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他不仅注重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还强调社会对每一个公民的责任。艾特玛托夫思考问题的辨证性和圆融社会主义人道价值观的理解，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民的普遍心态。“如果说50年代那批青年还不大容易理解，那么，他们从22年‘炼狱’，从极左路线与个人崇拜的灾难中，重新返回文坛的时候，由于有了切肤之痛与情感体验，他们重新阅读《一个人的遭遇》以及艾特玛托夫的《扎米莉亚》、尼林的《冷酷》……怎能不痛思连翩，怎能不情感爆炸，满腔热忱地呼唤人性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复归!”学者偏重于挖掘艾特玛托夫作品中人性美的内质，但是批评者并未剥离具体的政治历史语境，对“人性”概念作抽象理解，而是把“人性”与社会现实密切结合起来思考。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探讨艾特玛托夫作品中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论文，如浦立民的《“严格的现实主义”——谈艾特玛托夫的创作特点》(《俄罗斯文艺》1985年第4期)、曹国维的《走向现实美与幻想美的结合——试论艾特玛托夫的创作特色》(《文艺研究》1986年第1期)，等等。尽管当时国内学界对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涵还存有争议，但学者对艾特玛托夫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总体上持褒扬态度，大多认为其作品饱含一份厚重的现实关怀和人文精神。这其中渗透着知识分子对“”历史的沉痛反思与新人文主义的精神渴求。

二、形式主义文论视野下的艾特玛托夫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上个十年形成的艾特玛托夫研究热已降温。对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检索发现，从1990年到1999年，关于艾特玛托夫的研究论文仅有68篇，其中关注小说艺术形式的论文24篇，超过研究成果的l／3，出现了“形式的转向”。有学者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去研究艾特玛托夫小说的形式技巧，其中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关注小说故事的叙述结构以及叙述视角。孙兆恒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归纳出艾特玛托夫不同时期小说的结构方式有三个基本特征：内聚焦为主的视点结构、辐射型的情节结构和隐喻型的意象结构。其二，探讨小说中的神话功能和结构规律。此时期部分学者注意到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花狗崖》《一日长手百年》和《断头台》等作品中包含神话传说元素。他们运用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方法，挖掘小说中神话模式的原型意义，进而呈作者对人类的现代处境及其悲剧性命运的独特思考，如何云波的《论艾特玛托夫小说的神话模式》(《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

中国学者运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艾特玛托夫，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结构主义理论的原初形态，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色彩。有学者通过借鉴和改造原有的结构主义模式，建构新的结构主义理论框架，来评析艾特玛托夫的创作。阎保平在《论艾特玛托夫小说的“星系结构》中认为，“世界”是艾特玛托夫小说的基本要素，小说的结构特征是众多各自独立的世界构成的“星系结构”。还有学者将结构主义分析与其他形式分析结合起来，对艾特玛托夫的作品采取一种综合性的阐释方式。孙兆恒《也谈艾特玛托夫小说的结构特征》一文运用结构主义叙述学理论，指出艾特玛托夫的小说具有内聚焦为主的视点结构；又借鉴俄国形式派对作品情节与情节分布的讨论，指出艾特玛托夫的小说具有辐射型的情节结构；同时运用神话原型批评，得出小说具有隐喻型的意象结构的结论。可以说，中国学者对形式文论的创造性运用，使得艾特玛托夫作品的形式研究呈现出灵活多变的特点，从而丰富了人们对艾特玛托夫文学作品形式与意义的认识。这些研究成果共同推动着艾特玛托夫研究朝着现代学术的多元化方向发展。

三、文化批评视域中的艾特玛托夫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艾特玛托夫的学术研究重新活跃。据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统计，2000—2008年关于艾特玛托夫的研究论文有77篇，仅2002年就有20篇。据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统计，2000—2008年，关于艾特玛托夫的硕士论文有11篇。此时期还出现了两部研究专著：韩捷进的《艾特玛托夫》(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和史锦秀的《艾特玛托夫在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这一时期，学者主要运用文化批评理论去分析艾特玛托夫小说中的民族性、宗教意识、女性意识和生态意识等。有学者从生态主义的视角评价艾特玛托夫。杨素梅认为：“自20世纪70年后，艾特玛托夫创作了一系列生态题材的作品，凸显了具有时代性的生态伦理观。”有学者从后现代的视角去剖析艾特玛托夫的宗教观。刘伟锋运用互文性理论去阐释《死刑台》，认为小说大量地借鉴了《大师与玛格丽特》以及《圣经》有关彼拉多的内容，从而形成一部典型的互文性小说。有学者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切入，如韦建国认为艾特玛托夫“站在更高的层次、在更广的范围里思考本民族的伊斯兰文化、新母语民族的东正教文化与世界其它文化的关系”。从方法论层面看，文化批评的视角既吸收了形式主义文论的文本分析之长，又兼顾了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的复杂关联。

总的来说，21世纪以来，学者们从“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双重视域出发，开拓了艾特玛托夫研究中的文化批评空间。在宽宏的文化研究视域，艾特玛托夫独特的民族身份与作品的文化意义得到了多维诠释，他在俄语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地位由此得到彰显。学界普遍认为，艾特玛托夫以其个性化的写作方式，将个体生命熔于本民族文化的深层机制之中，将吉尔吉斯与俄罗斯文化置于全球化视野中进行通观，以此表达对生命、人性和文化等方面的独到见解。

四、问题与反思

从20世纪80年代单维的政治一人性批评，到当下多维视角的文化批评，整个历程相当于中国文艺批评观念演变的一个缩影，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学者研究俄苏文学的方法论转向。在关于艾特玛托夫的学术研究中，还有一些问题期待深化和突破。

其一，艾特玛托夫的宗教观问题。国内学者对艾特玛托夫的宗教观存有争议。任光宣认为，艾特玛托夫“从不庸俗化地看待宗教……他肯定宗教的某些道德伦理观念以及宗教对社会发展和人的思想所起的能动作用”。…陈慧君则措辞严厉地批评艾特玛托夫的宗教观：“《断头台》和主人公阿弗季鼓吹的‘宗教济世’，是荒诞的，是有害的，必须给予批判。”很显然，这种“大帽子扣人”的批评方式和结论，非常僵硬干巴。其根本原因，一方面是论者对俄罗斯悠久复杂的宗教文化历史认知不足，另一方面则是缺少一份真正的宗教情怀，从而无法对宗教抱以“同情之理解”。

中国语境范文篇2

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在世纪末中国文化“场”的文化过滤和思想互动，必然发生一系列的文化折射和问题变形。那种将诸种“主义”的术语到处乱用套用的作法是一种非学术的态度，因为其特点是坠入了“主义的陷阱”，只注意到“主义”这一术语的范畴和阐释角度，而未能注意到中国的特殊情况和语境，没有对这种阐释的前提及其有效性和合法性加以质疑。在这个意义上，对西方当代历时态的多种“主义”共时态地照单全收或动辄全盘排斥，都不可能获得知识的增长和价值的正当体认。

一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播撒

当代中国知识界、学术界和艺术界确实出现了一种“后现象”，即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甚至有人提出后当代、后革命、后东方主义）等一系列新思潮的涌动，而影响最大的当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语境后问题不是变简单了，而是变得更为复杂。这倒不是因为中国属于前现代或在时间断裂中走向现代，而是传统、现代、后现代、东方和西方、后殖民话语一下子搁上工作平台，使得问题的当代处理变得相当棘手。这一状况促使我们必得弄清后现代的范畴及其基本精神，因为其与当代中国形象的塑形和基本问题的解答，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

（一）后现代在中国的文化症候。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研究日深，进入问题日深，问题与困惑就越大。进入“主义”的陷阱，必然遭致“阐释”的失效，不仅是用“后”理论对西方的阐释失效，用这一理论对当代中国问题的阐释也同样可能失效。换言之，中国处于一种“杂糅语境”中，任何单一的方法想透彻分析这一现象及其意义都必然落空。在后现论的盲点上，也许后殖民主义理论可以从另一角度补充，使得对中国“后学”问题的理解具有某种新角度。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出现有其现实条件和思想基础。在经历过僵化话语的秩序和思维惯性后，后现代主义中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以及消解中心话语僵化模式的基本思路在中国学术界受到重视，而对走出那种非此即彼的一元心态大有好处。这使不少学者开始走出本质主义模式，对问题既不是简单的否定也不是简单的肯定，而是力求揭示事物更深入复杂的内在机制。同时，不少学者从各自不同的学术理路、知识话语和学术层面进入这一领域，并通过这一阐释代码对当代复杂的文化和文学状态加以阐释，寻绎出新的问题和问题意识。通过这不同于往昔学术研究的角度，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若干精神价值问题，传统和现代冲突的精神模式，甚至整个文化思潮的重大转型加以新的把握。

当然，后现代主义既充满新知也充满谬误，对这种思想应该谨慎地加以评价。那些没有研究就望文生义地、或仅凭个人好恶就断然加以肯定或否定的做法，其实是对学术规范的盲视。我以为，后现代时期关注问题和问题的清理变得十分重要。这就是说，以共同对话取代话语对抗，以多元阐释取代话语霸权，用兼容并包取代话语独断，用承认差异的新思维代替强求统一的旧思路，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理论取向。未来的文化和理论，将不再是中心话语的独白，而是用对话沟通并拓宽言路，在对话中达到话语交流和有效性理解。也许在有效厘清后现论的负面效应的同时，这一理论将有助于我们摆脱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之间话语沟通的理论困境，并使我们在接受新的文化理论变革理念时，获得对历史和现实的新的观照。

（二）后学研究的阐释中国的焦虑。

后现代在中国呈现出研究主体的复杂性。中国学者研究后现代主义的困难在于，这一“舶来品”本身的多元属性和中国的前现代（或走向现代）的语境错位。加之九十年代“后现代主义”文本创作和批评都既“新”又“热”，既多又杂，不易评价，同时更因研究者各自的价值归宿、精神意向、思想资源和学术意趣不同，造成了学界研究群体中观点的彼此对立或价值判断的多元并存状态。

大体上说，研究者在思想交锋和话语流变中逐渐分层，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类：第一类可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客观研究学者。这类学者不盲目追“新”逐“热”，而是以学者的冷峻眼光分析后现代主义的正负效应和得失利害。第二类为后现代主义积极推行者。这类研究者往往以后现代主义者自居，著文为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出现而欢欣，对“后”这一词缀有特殊的好感，喜欢用后现代为标尺去看待并衡量一切文化现象。第三类为后现代主义的尖锐反对者。第四类为海外的“后学”研究者。最后，后现代论战中的情绪性宣泄者。这种非常情绪化的谩骂，或未曾深刻地研究而仅凭自己的好恶加以拒斥的态度，在我看来，殊不可取。这类跻身于学界然而却是非学术态度的情绪，对学术知识增长难以增添任何东西。真正的学术态度应该是对这一问题的来源、产生、发展、前景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对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末期在中国出现所隐含的意义进行深度研究，浅尝辄止的情绪性宣泄当于事无补。

这几类（主要是前四类）后现代研究者出发点和价值归宿截然不同，共同构成了起伏跌宕的中国后现代批评思潮。总体上看，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语境”的复杂，导致了无休止的论战和无原则的分派。这种因观念不同而产生的多方论争实属正常，但是如果在学术上拉山头，则有可能违背学术的基本精神。如何清晰地把握这种差异，使人窥见其当前态势和未来发展的不同走向，实在是需要细心分析，不宜大而划之一概而论。如今，后学研究的主要取向已进入严谨对话并力求达到共识的学术研究层面，这对描述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基本轨迹和特性，提供了有效的工作平台。

（三）后学研究的文化身份。

后现代语境与后殖民氛围是全球化浪潮强加给中国的。在这一语境中，中国知识分子在跨国资本主义经济运作和高科技发展的双重压力下，开始了对传统、对现代、对后现代的共时态反思，并不时表现出一种顾此失彼的尴尬。但不管怎样，反思启蒙、理性、元话语，审理自己的主体身份和价值诉求，成为一种新的学术要求。当然问题分明存在，即：从历史必然性到生命偶然性，而只要肉体感觉而无视历史社会群体意识；从二元对立论到多元论甚至无元论，对人的超越性和目的加以嘲弄怀疑而走向虚无；从意义确定性到不确定性甚至到生命的意义化约为权和钱；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的世俗游戏，甚至只有世俗游戏而拒斥一切非世俗的价值诉求，这事实上是以新的“一元”取代旧的“一元”。这些后学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并不能说明后学研究没有价值，而仅仅说明需要更深入地把握后现代后殖民研究的历史肇因和基本原则。

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种文化奢侈，相反，它来自对“现代性”弊端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并包容着新世纪即将出现的诸多问题。将后现代性作为现代化的一种有效参照系，而对它在知识性、权力话语、价值论等方面上的正负面效应进行谨慎地剖析，是后学研究的题中之义。事实上，中国知识界在90年代出现对后现代的研究比较集中的现象，是对意识话语权力加以质疑，同时拓展更大的对话空间，不仅是东西方对话，而是言说者和大众的对话，民间与中心话语的对话等。其中不少东西很值得考辨。

当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的时间并不长，总体上看，是在1980年前后起步。较早对后现代主义加以评介的文章有：董鼎山《所谓“后现代派”小说》，[1]这篇文章在《读书》发表后，学界开始对后现代有了一些注意，但是并没有形成什么影响。其后，袁可嘉《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2]一文在《国外社会科学》发表，使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和特点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在学界具有了一定的影响。自从杰姆逊1985年应乐黛云教授邀请，到北京大学作为期数月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演讲后，文艺理论和批评界形成了新一轮关于后现论的关注。这期间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文章开始多了起来，如刘峰《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想》[3]、唐小兵《后现代主义：商品化和文化扩张》[4]、杭法基《后现代主义和中国绘画》[5]、王天锡《一定要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做出抉择么？》、[6]史建《对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思考》[7]等，在学界渐渐形成一种对后现代思想特征、后现代艺术特点，以及后现代主义同现代主义的异同等问题的探讨兴趣。一些从事西方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进一步尝试着翻译后现论著作和文艺作品。除了一些散见的译文外，最早的完整译著是唐小兵翻译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8]，这部书是在北大讲演的整理稿，书中对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在中国后现代文化研究中起了较为广泛的作用。这一时期出版的后学理论译著还有：詹克斯著《后现代建筑语言》[9]，戈德伯格著《后现代时期的建筑设计》[10]，詹克斯著《什么是后现代主义》等。其后，当代文学研究者面对一些青年作家参照模仿西方现代后现代作品的作品，进行新的层面的评论，于是出现了中国式的后现代作品和理论批评。到了90年代初，由于一场政治风波的巨大影响，知识界进入了沉闷期，不少学者开始对80年代的激进思潮和乌托邦情结深加反省，并从后现代主义那里获得了新的学术资源和进入问题的新突破口，于是后现代主义研究迅速发展起来。[11]

总体上看，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学界一般性的译介和论文多，而有深度的学术专著并不多见。而90年代中后期，比较有分量的论著和译著的出版，成为了学术出版的一道风景，表明后学研究著作方面有了一些基础性的研究成果（按出版时间先后为序）：王岳川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1992年版），陈晓明著《无边的挑战》（1993年版），王宁著《多元共生的时代》（1993年版），王治河著《扑朔迷离的游戏》（1993年版），张颐武著《在边缘处追索》（1993年版），陈晓明著《解构的踪迹》（1994年版），郭贵春著《后现代科学实在论》（1995年版），赵一凡著《欧美新学赏析》（1996年版），陆扬著《德里达——解构之维》（1996年版），曾艳兵著《东方后现代》（1996年版），徐贲著《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1996年版），潘知常著《反美学》（1996年版），盛宁著《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1997年版），张颐武著《从现代行到后现代性》（1997年版），张国清著《中心与边缘》（1998年版），杨大春著《文本的世界》（1998年版），陈亚军著《哲学的改造》（1998年版），王小章、郭本禹著《潜意识的诠释》（1998年版），河清著《现代与后现代》（1998年版），王宁著《后现代主义之后》（1998年版），王岳川著《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1999年版），陈晓明《仿真的年代》（1999年版）等。除了出版著作以外，这期间上千篇，这还不包括港澳台有关刊物发表的这类论文。港台学者的后学研究成果颇丰，显示了港台学者研究后现代后殖民的实力。香港学界后学主要著述有（按出版时间先后为序）：朱耀伟著《后东方主义》（1994年版），也斯著《香港文化》（1995年版），洛枫著《世纪末城市：香港的流行文化》，（1995年版），朱耀伟著《当代西方批评的中国图像》（1996年版），郭恩慈著《影像启示录》（1996年版），陈清侨编《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1997年版），王宏志、李小良、陈清侨《否想香港》（1997年版），朱耀伟著《他性机器：后殖民香港文化论集》（1998年版）。台湾后现代研究方面的著作有（按出版时间先后为序）：廖炳惠著《解构批评论集》（1984年版），罗青著《什么是后现代主义？》（1989年版），路况著《后现代主义及其不满》（1990年版），廖炳惠著《形式与意识形态》（1992年版），张小虹著《后现代／女人：权力欲望与性别表演》（1993年版），廖炳惠著《回顾现代：后现代与后殖民论文集》（1994年版），丘延亮著《后现代政治》（1995年版），陈儒修著《电影帝国：另一种注视》（1995年版），蔡铮云著《从现象学到后现代》（1995年版），简瑛瑛编《认同·差异·主体性：从女性主义到后殖民文化想象》（1997年版）。这里并没有包括海外华人如杜维明、李欧梵、张隆溪、赵毅衡、周蕾等这方面的著作。可以说，中国后现代后殖民研究著作，已成为西方学者后现代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参照系，并引起了国际知名学者的兴趣。

90年代召开了一些后现代学术讨论会，如北京召开了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国际会议，西安召开的后现代哲学与中国当代思想学术讨论会，在澳门召开了中外学者关于后现代与中国文化建设的研讨会。而且，在不同的艺术圈，包括电影、小说等批评界，都召开过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艺术的若干讨论会，并出了一些质量参差不齐“后现代主义丛书”。九十年代初期，一些边远出版社出版的后现代文选丛书，无论质量还是数量均存在诸多问题。而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中，有关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研究的译著（如德里达著《文学行动》、德曼著《解构之图》、杰姆逊著《快感：文化与政治》、卡勒著《论解构》、米勒著《重申解构主义》、赛义德著《赛义德读本》、佛克马等著《国际后现代主义》等）质量均属上乘。三联书店推出的“学术前沿”丛书中的福柯著《疯狂与文明》、《规训与惩罚》，萨义德著《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等，皆为“后学”方面的经典著作。而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新世纪学术译丛”中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方面的译著，选目精审，值得称道。使得这一问题的研究逐渐摆脱了情绪化色彩，逐渐进入一种严谨对话的学术研究之中。

二“后学”与当代中国思想的互动与平面滑行

（一）大陆港台及其海外学者的“后学”研究。

“后现代后殖民在中国”与“中国后现代后殖民”是互相联系的问题。“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主要强调西方后学进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在文化冲突中的具体理论反应，一种多元并存的纳受、抵抗、整合、消融的过程；而“中国后现代后殖民”则是一种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后学新思维，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学术神经，并成为一种看世界的新角度方法，甚至成为一种新的思想平台或流派。这两个问题有着内在不可分离的联系，又可以看成一个问题的两面，彼此相依，互为因果。后学问题上的“西学东渐”，表明当代中国在哲学思想和文化观念上同世界保持了灵动的联系，并使西方的学院派问题进入中国后，不再是纯理论问题，而成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问题。对中国而言不是全面植入后现代问题，而是在现代性全面展开中择优而行。

大陆后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是值得分析的。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大陆学术界二十年的“后学”研究中，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注重“西方后现代后殖民”研究，不仅对原著大量翻译介绍，出版了为数不少的译著，而且对其历史渊源、发展趋势和内在问题等有深入研究，对西方的后学精神和踪迹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二，强调“后现代在中国”的研究，对后学进入中国后，中国知识阶层在思想话语交锋中对后现代在中国的特殊症候加以审理，并共时性地遭遇到以下诸多问题：后学研究的阐释中国的焦虑，后现代中的语言学转向及其汉语思想的当代言说方式，后现代哲学与中国哲学审理以及哲学新方向，后现代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关系，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复杂状态，后现代主义与新实用主义、科学主义、女权主义，形而上学的命运与后现代实在论，后现代问题与当代宗教神学思想，后现代主义与文学艺术的危机，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东方后现代问题，当代诗学与后现代审美文化，日常生活与后现代性等等。三，注重“中国后现代后殖民”状态中的现实问题研究。主要问题有：后主义问题与启蒙话语，全球化与中国政治经济法制问题，后现代后殖民与文化保守主义，公共领域与公共舆论关系及其共识性与公共性的丧失，人文精神的困境与价值反思，后殖民语境中的知识分子与精神家园，后殖民主义的发展与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在矛盾，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对抗性态度，后殖民场域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和批评，后殖民话语叙事碎片与时尚怀旧，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妖魔化中国与知识的买办化批评等。在一系列彼此缠绕，互相牵连的话语中，大陆学者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研究，并取得一些不容忽视的成果。

同样，港台与海外华人后学研究中的成果与问题，不容忽视。香港后学研究具有学术功力上的整体性，学者们大多能在学术范围内深入检讨后学话语，并触及到香港自身诸多后现代后殖民的思想问题，诸如：香港后殖民理论与现实境况分析，后殖民城市与香港文化的地位与前途，全球化世界秩序中的身份认同与文化想象，后东方主义与殖民文化问题，后殖民话语中的性别身份，后殖民文化危机中的神学思考，文化霸权与后殖民困境。总体上看，学者们的著述具有相当的分量，不仅展开同西方学界的对话，也展开同大陆学界的对话，并深切关注香港本地发展和文化负面效应的批评。当然，尽管有些学者的论述尚存在残留的冷战意识和悲观情调，但通过学术争鸣，这些理论层面的问题会在现实实践中逐渐获得解答。

台湾后学研究大抵局限于书斋话语，对福科、拉康、德里达等解构思想的学术圈研究较多，对社会现实文化形态影响较小。但是台湾后现代后殖民研究仍颇有深度，并得出一些有启发意义的思路，诸如：女性主义与殖民记忆问题，后现代性别与文化差异研究，殖民话语与电影话语中的中国形象，后殖民语境中的政治学问题，后现代思维与神学和史学思想，民族经验和历史记忆对当代人的心理塑造等。

海外话语相当复杂，主要因为不同的意识形态归属，不同的话语体制建构，不同的文本政治解读角度，致使海外汉学界的后现代后殖民反思具有斑斓的色彩：注重现代性反思与文化中国问题，强调现代性问题与后现代地图重绘，关注文化工业与后殖民问题中侨居者身份与后殖民话语，考察后现代语境中的儒家思想处境和新走向，倡导多元社会中的文化研究和走向边缘的文化批判，坚持在世界新格局中看中国文化，并对后冷战时代的中国问题加以反省。

总之，中国后学研究范围广，涉及问题多，话语领域宽泛，从而能够在第三世界理论与东方主义，传统文化在后现代后殖民语境中的命运，后殖民氛围与消费主义批判，西学东渐中的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等课题上，有不俗的建构，并成为世界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

（二）中国后学研究研究中的内在紧张。

后现代研究在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总体上看，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表征为后现代主义研究中的共识性破裂。后现代主义的看法，不仅西方学界看法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中国学界同样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判若霄壤。这种尖锐对立的看法，表明“后现代在中国”的语境中有着对抗、接受、过滤、变形、汰变、退隐等问题。而后现代进入中国所形成的“中国后现代”，既有西方的否定性精神素质，又具有当代中国文化变革的创新意识；既有否定性价值的消解性后现代主义，又有重建价值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如何坚持在对中国现代性审理中，保持正确的心态和严谨的学术态度，而不是人为地炒问题，可谓殊为重要。中国的后殖民主义研究同样如此，一些学人将后殖民看成是对西方文化霸权批判的重要方式，深入到了文化帝国主义的神经系统；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后殖民研究回避了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和经济阶级问题，在文化传媒电影电视广告等问题上小题大做，会使问题浅化泛化。这些看法大抵因为出发点、学科观察角度和清理程序的不同所导致。如何能够在学界形成的综合性合力研究中，得出比较客观的研究成果，既需要求同存异，也需要时间。其二，学术研究水平两极分化。一方面，一些直面学术前沿的学者，能够写出相当深刻的学术著作同世界一流思想家对话，并使中国思想资源在新的思想嬗变和文化过滤中，铸造自己的新形式。而另一些热衷于兴潮或跟潮的人，则在发表的为数不少的文章中表现出低水平重复多，有独到体会的研究少的特征，尤其是在研究的立场、观点、方法上，有突破性的真知灼见、对整个“后现代在中国”的文化策略和弊端进行清理的有开拓性的研究论著比较少见。有些人在没有进行全面深刻研究，就急于对先行者的研究工作全盘否定，如有文章在中国后现代研究的讨论中，对近二十年中国后现代研究成果一笔抹杀，但细看其全文，却提不出任何新见解，甚至对中国后现代是什么也没有说清楚。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懒汉在后现代研究领域中也是普遍存在的——追逐热门而人云亦云，或是不动脑筋地挪用搬用套用的情况不少。这样的学风颇值怀疑。另外，在后现代后殖民的学术争论中，尽管大多数学者能够以事实为依据，但是也有过分情绪化的讨论，甚至有人仍坚持话语霸权和形上学论，对问题及其危机意识未能有更深刻的体认。在我看来，对后现代思潮从本土化角度批评是容易的，反过来要肯定其思想推进意义也不难。新世纪的中国后现代研究，应该在理性的边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后现代性内部自我思想的纷争与思维把握的不同层次上有多维多层的推进。否则，这样的低水平的重复，很难与西方的后现代论著进行高水平的哲学对话。

其三，追逐后现代与告别后现代的时尚化。也就是说，一些学人在追逐潮流中，以时间的线性发展为尺度，将当前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的重大问题，还原成为一种飞驰而来又瞬间消失的时髦或时尚。面对这种时尚，似乎后现代来临时，就应全力以赴地去占有学术阐释的优先地位，当它倏忽消失之际则应去追逐更新的话题。将后现代看成是已经过去的，而将后殖民、东方主义、后东方主义当作时髦，因而放弃现代后现代而拥抱后殖民后东方主义，以此显示“追后逐后”的超越性。这种研究态度我以为是大成问题的。另外，在研究的视野上出现了重宏观理论研究而忽视微观现实分析，重思想流派研究而忽视中西后现代异同比较问题，而且不少研究者受个体学术视野的局限——或局限于市民文学和通俗文学评论，或缺乏哲学思想体系的穿透能力，或未能将其批评置入社会理论、公正理解、民主政治、自由原理中，甚至出现后学研究庸俗化现象：或随便比较（将中国古代套入后现代），或随意对文化思潮文学流派作家写作命名，或以偏概全地谈论东方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或进行以差异为独断、以共识为霸权的学术炒作。这些，皆不可取。

其四，后殖民主义研究的误区。诸如：强调后现代与后殖民两种“后”之不同，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强调西方权力中心，而后殖民主义则是反对西方中心霸权，这种简单的非此即彼在新保守主义那里尤为明显。再就是，认为后现代与后殖民是西方人的东西，中国人应该拒之门外而祭起民族主义或新东方主义（neo-Orientalism）的大旗。在我看来，如果不弄清楚后殖民主义的前提是对现代性的深刻反省，简单地将之看成为东西方之间的对抗性意识形态，则可能会出现一种过时的冷战意识，这样的后殖民研究恰好是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的继续，甚至是新殖民文化研究，而并非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我认为，从当代中国语境看后现代策略与后殖民问题，可以超越文本层面的无休止争论，而直面问题本身。在“后学时代”，疑问无处不在而且难以消除，我们在民族主义现象背后往往会触及到更多的问题，诸如：后殖民后现代是否真正能够给中国提供面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新支撑点或新价值选择？用后现代性去反现代性，是否可以使中国获得一种超越西方权力模式的正当形象？挪用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的中断、颠覆、转型、反中心与反权力的解放性话语，在文化多元主义中消解文化身份的焦虑并获得国际性地位是否可能？

而对这一系列问题，我以为，不仅要研究后现代由何而来，是否在中国产生了各种的变异和变形，而面对这种变异和变形及话语权力的争斗，应该用怎样的清明的理性进行反省，正确解决它与传统、现代和多种学科之间的关系，否则可能将一种学问、一种沉重的思想还原成一种时髦的游戏，或对当下时尚的撷取。我感到，在历史不再出现戏剧性变化的后现代中，人们的精神指向和价值热情也将在后现代秩序中变得冷漠。面对这种冷漠，当代后学研究必得关注中国社会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问题，透视个体伦理与政治伦理经济伦理内在紧张和个体身位与超个体身位的断裂。事实上，历史并没有象福山所说的那样“终结”，社会意识形态图绘也没有在“后”时代“终结”。后现代在现代的废墟上并没有承诺价值新生，只有神学家们在以科学之名重建“后现代神学”。这使得后现代后殖民主义问题已经超出“个体身位”的安顿层面，而深达人类信仰的超个体身位层面。对这一新的整体性问题解决，需要更大的学术知识构架的支撑。

（三）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思想。

通观中国学者的著作，对后现代后殖民问题大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加以阐释，迄今未达成共识。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当代学界已经走出了一元文化模式，而进入多元文化氛围之中；另一方面也说明“后学”自审意识的缺乏，思潮的交互出现成为时尚景观，“追新逐后”成为时代风向标。这意味着，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场在意义世界和认知地图上出现了新的“战国”状态，没有任何一种声音能够成为主流声音，没有任何一个流派能够主宰局面，没有任何一种话语能够成为当代话语的中心模式。

后学思想对现代性思想前提的审理，使得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同时存在着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文化断片和经验杂糅，于是，一方面有着全球化意识中的后现代文化视野与跨文化经验，另一方面又有着在后殖民氛围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历史阐释焦虑，同时还存在着全球化文化霸权中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寓言问题。这种问题的重叠化，语境的杂糅化，场域的错综化，使得“后学”从文化批评进入政治批评领域，并在解构与建构、时尚与守成、虚无与信仰、悲观与乐观中重新书写自我文化身份，当代性的“文本政治”问题因之得以敞开。

当代知识分子中研究“后学”的群体，面对着充满焦迫的当代思想文化问题，在研究中使自己走向了边缘性，具有一种独立的个体存在意识和个体批判品格精神，拒斥与任何权力话语包括商品权力话语的共谋关系，拒绝一切为世俗欲望张本的话语，进而审理西方文化霸权的话语，同时进行自身话语清理，既反本质主义，又反非理性主义，既杜绝绝对形而上诉求，也要杜绝膨胀的形而下欲望。尽管这一研究还有诸多问题，甚至不被另一些学者理解，但通过学者们对问题努力清理，使第三世界文化问题，在多元权力的世界局势和精英文化与大众传媒紧张中，逐渐为当代世界所关注，使新世纪中国形象的设定不再是少数人的事，而成为每一个人的事。

三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问题

后现代主义同后殖民主义有着紧密的关系。冷战结束后，一种新的跨文化、跨国界、跨语言的“文化对话”成为当代学界的核心问题，于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后殖民主义与文化研究问题，成为当代思想史反思的切入点。进入后现代后殖民文化时期，阶级、国家、民族、性别、文化资本、跨国资本、话语霸权、权力运作等概念和批评方法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当代话语。

在现代化“发展”“进步”的强光眩惑下，20世纪西方思想标划出了这样一种明显的发展轨迹：从所谓的主客体的哲学，转向了多维多元价值取向的文化研究，由单一理性、意志、真理、思想，转向了解构、话语、文化，甚至是国家社会、文化身份、民族差异等。意义不再是与纯粹客观对象的重合而产生的“客观意义”，而是人的主体性意义以及主体意义的“踪迹”。文化也不仅仅是单纯的精神信仰的表征，而成为人类对冷漠、疾病、疯狂、现代性陷阱的反省。理性并非万能的，而理性所显的冰山一角下面的整个无意识的非理性，同样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意识权力的元话语地位遭到质疑，其合法性叙事也同样受到追问。在知识与权力、大众文化与商业文化、建构体系与消解体系、走向真理与价值消平中，人们发现以人为中心的“主体”地位已是四面楚歌。人失去了全面确定的自我，而从乐观的理想主义走向了悲观的玩世主义。20世纪对现代性思想的反省，是语言转向中的失语的自我清理，是历史与当下的坐标失范以后的重新整合。在这个世纪的价值论危机中，思维论也从现代性的一元走向后现代的多层多元，即从超越性、经验性、神圣性走向了世俗性和本能性，从审美哲学、审美心理学走向了非审美、非艺术的大众传媒和文化研究。思想的传承创新与思想的变异矛盾共存，传统意识与现代生活在冲突中获得新的话语组合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出现了根本性的文明冲突；在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在意识话语与边缘话语之间，形成了多维多角的文化交往模式。

处在跨国文化语境的中国接受光谱上，后现代主义已然成为一种争议很大的当代话语方式。但是，人们已不像80年代那样简单地谈论在所谓“前现代”的中国是否存在着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而是进一步探讨应该怎样面对和分析后现代性这一复杂“问题”。因为中国当代先锋话语确乎具有了某些明显的后现代式特征。这种先锋性批评语言，拒绝意识权力话语，而力求保持“平面化”和“反信仰”的立场。它抛弃任何价值建构倾向和精神净化的诗意诉求，而在日常语言中获取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资源，在反抗权力话语的束缚的同时，又力求保持自己的观念和方法的前卫性，在一味标举欲望话语的同时，又试图同大众时代流行的“伪艺术”保持某种距离。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文本的游戏与价值的消解问题。无论是后现代式的诗歌、小说、还是评论的文本，都能感到明显的语言游戏成分。在这种文本的游戏中，那些无价值的价值和有价值的价值统统遭到放逐。人们在精神的平面上，仅仅获得文本的快乐。写作成为排除意义和为了自己消逝而涂抹的踪迹，写作的完整性仅仅是由文本的碎片所构成，文本的意义并不能指出作者消逝的痕迹，而只能标划出他曾经在场的可能性。同样，后现代传媒也问题不少。大众传媒只有当其具有最时髦的形式和最粗陋的内容，最微妙的欲望和最离奇的叙事，才可能使一些羸弱的、在神经敏感和无感觉之间骚动着的当代人的神经兴奋起来。当前中国学界，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文化研究互相生发促进，使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日益重视经典与通俗、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文本研究与传媒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注重研究者的自我身份及其国家、民族、阶级、性别等文化身份的考察，重视在跨国资本和消费主义中与中心文化相对应的边缘话语的研究。因此，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作为方法论、政治论、批评论的杂糅，不仅研究大众传媒、通俗文化，也研究女权主义、少数话语和多元文化主义等的文化理论与实践，从而构成其杂色纷呈的当代多元文化景观。在后殖民文化时代，我们在认真地思考现代性问题和后现代性问题的同时，还需进一步对后殖民状态中的东方文化身份加以重新书写，从更大的文化语境思考：在后殖民与后现代这一多元文化时代，我们在反对独断论和决定论时，怎样才能不可滑向另一极——绝对的相对主义。

后殖民主义同样存在着自己的问题：它将冲突斗争和政治意识形态等作为世纪末的文化阐释代码，使冷战式的对立思维得以进一步扩充。另外，后殖民主义强调从前殖民到新殖民再到后殖民，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文化往往就成了激进的抗议文化。如何在普遍性与差异性之间找到一个好的制衡，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必得解决的问题。在后殖民主义研究中，进一步透析后殖民主义在某些方面对当代文化研究的思维突破作用以及其理论盲点，看到它在其具有诱惑力的话语效应中又具有历史性上的文化保守性，而且它在强调文化冲突的同时也使不同群体之间的观点很难达到冲突化解后的问题解决。这样，在东方与西方、不同阶级与民族之间，是以冲突的矛盾性强调权力强弱对比和中心与边缘的对立而达到矛盾的激化呢？还是以和而不同的差异性，强调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不同国家、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从而使得全球冷战后的“文明的冲突”的思维得以消解，使得和谐对话逐渐取代文明冲突，文化差异性逐渐成为人们普遍性思维的重要方面呢？

当然，后殖民主义文学确实在创作中提供了重要的想象力和新的民族精神，甚至也表现了共同传统基础上的群体意识及其理论依据，但是如果全盘否定具有某些普遍性的东西作为人类的共同性尺度的话，就有可能使世界在诸多话语领域逐渐丧失一些合法的、平等的、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从而使“敌对斗争”成为后殖民景观中的新场景。在信息时代如何避免这种反西化、反现代化而导致的第三世界的相对贫困，同时在保持自我相对差异性的同时，而对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标准加以认同，确实上非常困难的事情。

对当代中国的“后”现象的审理，是一项相当复杂而难有定论的重要工作。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对其发生发展的文化轨迹、多元思维论意向、价值消解问题，以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化学术产生的影响加以正当地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这一研究将有希望深入到全球政治的、文化的、权力话语关系网罗中，去切实地揭示其理论的真正意图之所在，从而使我们摆脱自身的视域局限性，而进入一个更大的世纪性和世界性的真实“问题”之中。

不管是纳受还是拒斥，当代社会中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思潮都已经改变了我们阐释世界和重建意义的符码，并改写了过去的乌托邦话语和中心性价值观。尽管其中的偏激使得社会正常的肌体也遭到了损害，但是总体上看，“政治正确”（politicalcorrectness）的基本共识使得边缘声音浮出了历史地表，多元价值和文化宽容精神使得当代社会更为个体化。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关注文本之外的边缘问题和被中心话语遮蔽的问题，那么，后殖民主义则注重在文本政治的解读中转换文本的解释语境和意义结果，在新的政治话语体系中重新寻觅文本失落的意义，进一步关注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渗透中所暴露出来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内在紧张问题。这种通过某种理论在社会现实中的具体实践使社会产生重大转型的话语，让中国知识界产生了离心和分化，这种离心和分化有其负面效应，同样也有其积极意义。一种理想的共识的破裂，表明今天的多元时代，每个人只能通过自己的思考获得自己的思想结论，没有放之四海的现成真理，也没有可以为万世开太平的圣人先师，而只有通过不同集团群体、不同思想层次、不同话语领域的持续不断的良性对话，才能获得多种意见的短暂共识，而后再分化，再力求获得新的共识。

（原载《当代美术家》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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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鼎山《所谓“后现代派”小说》，载北京《读书》，1980年第12期。

[2]袁可嘉《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载北京《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11期。

[3]刘峰《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想》，载上海《文汇报》，1986年6月。

[4]唐小兵《后现代主义：商品化和文化扩张》，载北京《读书》，1986年第3期。

[5]杭法基《后现代主义和中国绘画》，载北京《美术》，1986年第8期。

[6]王天锡《一定要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做出抉择么？》，载北京《文艺研究》，1986年第3期。

[7]史建《对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思考》，载北京《文艺研究》，1988年第5期。

[8]杰姆逊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9]詹克斯著《后现代建筑语言》，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

中国语境范文篇3

一、中国语境下法律与文学的发展现状

对于法律与文学的探讨离不开对于法律经济学的认识。“法律与文学这个交叉学科的出现从一开始就被视为对抗法律经济学的一个堡垒，是要用文学的‘想象’来抵抗经济学的‘分析’，抵制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对法律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学科的进一步蚕食。”［1］(P109)法律与文学研究所形成的四个分支:法律中的文学、作为法律的文学、通过文学的法律以及有关文学的法律在这种对抗中均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虽然它没有真正地改变美国的司法和法律，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法律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也引发了国内学者对于法律与文学的关注与思考。在中国，法律和文学相互交织的现象自古代就有。但是这些现象的出现具有偶发性和无意识性的特点。缘起于西方“法律与文学”运动的冲击，中国法学界和文学界对于“法律与文学”现象在中国的发展状况给予更多的回应和关注。

(一)法学领域的发展

受西方“法律与文学”运动的启发，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法学界已经有一些法律学者以不同的进路和方法触及法律与文学的领域。其中，苏力在其专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展开了对电影《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的法律分析，可以说开中国“法律与文学”研究之先河。［2］(P102－117)苏力力求通过对“法律与文学”的译介与探索，拓展传统的法学研究领域，“在中国思考法律与文学”。徐忠明的博士论文《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以及专著《案例、故事与明清时期的司法文化》、《法学与文学之间》，都遵循了“以文证史”、“诗文互证”的基本研究思路，提出:“中国传统文学作品当中有着极为丰富和多姿多彩的法律文化史研究资料可资利用。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有着无比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3］梁治平的《法意与人情》比较了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简单提出和阐发一些法律的问题。贺卫方则更加关注古代的司法判词，注重司法文本的探讨。［4］刘星擅长从各种法律故事提出具有法理学意义的问题。强世功的研究具有浓重的中外法律比较的色彩，其与西方法律与文学研究的方法和新视角有异曲同工之处。［5］冯象先生着力于“自觉地”去寻觅“法律”与“文学”二者的契合与趋同。主张要跨出法学的门槛“送法下乡”，“通过美国的案例教学法普法，通过案例向普通读者普法”。

(二)文学领域的推进

对“法律与文学”开创而言，文学界似乎早于法学界，但是立足于“文学”自身并深入展开对中国的“法律与文学”立论及建构的研究成果则不多见。真正由我国作家自己创作的法律小说是近年才出现的，例如张者的《桃李》、潘军《死刑报告》、刘岸《大法院》、石红阳《律师楼》以及网上盛赞的《往事一笑而过———我的律师生涯》等。［7］余宗其先生关注在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法律现象、法律问题、法律文化及法律现实，［8］王德威通过深入分析晚清时期的侠义公案小说以及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与暴力”等现象来分析关于“法律与文学”领域的问题。黄报春深刻地指出:“经由文艺建构的法律亦是另一种媒介，是现代性的关键节点，社会矛盾在此纵横交织，时代主题也在此重合叠加。从个人权利，到阶级权力，再到国家主权，在现代性层层深入的不同面向上，我们都看到了文艺与法律的纠缠。”

二、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与文学的研究特征

深厚的文化底蕴、特殊的国情现状使得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与文学研究具有独特的发展形态和理论特色。

(一)早期发展阶段的定位

通过以上对于中国法律与文学研究领域基本状态的梳理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触及美国学者首先创设并界定的法律与文学领域的一切主要方面。但就总体而言，上述著述均在不同程度上缺乏法律与文学的理论自觉。例如，梁治平的短论常常流于杂感和随想，且侧重于法律文化的讨论，与法律往往只有若即若离的联系;刘星提出具有法理学意义的问题，但是并未能进行深入分析;贺卫方的文章只是涉及了“作为文学的法律”，但其关注点并不在此。

(二)对于本土资源的贴近

中国的法治环境使得在法律与文学方面的理论研究呈现出不同于西方“法律与文学”运动的气象。在研究过程中，中国学者秉持着冷静客观的态度看待西方“法律与文学”运动，以“旁观者”的姿态思考、分析甚至批判，试图从中找出一些符合时代特征的对于中国本土资源具有启示意义的内容。受传统儒家教义伦理背景的影响，在西方盛行的“法律与文学”运动冲击中国的结果，并不如其从美国迅速遍及英国等其他欧美国家那么理想，中国法学家对后现代法律运动的积极回应表现为认可其对“法学教育”的促进。“法律小说”不仅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跟读者的生活息息相关。更重要的是，作者将法治观念融入小说之中，点燃了读者的法律火种，增强读者的法律意识。

三、中国语境下法律与文学的元问题

(一)精英理论与本土资源的错位

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法律与文学”在中国的本土资源中遭遇到对移植土壤的水土不服。“西方法律与文学对于司法意见或判决书的研究无疑是一个学术富矿，但由于中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司法判决书的写作习惯和传统与英美法国家迥然相异，再者我国法律制度所特有的侧重法官判决书质量的实际，造成种种制约，此类研究在中国几乎无法开展，而且即便开展，其价值也必将大打折扣。”［9］另外，“具体到‘文学中的法律’来说，中国的文学传统与美国存在根本不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具备大致统一的、可以溯源至古希腊的文化传统，文化背景上的同源性使欧美国家分享了很多共同的文学经典作品，美国的法律与文学研究因此获得了天然的‘国际性’。而中国文学则属于完全独立于古希腊的另一个文化传统，这是中国的法律与文学研究者相对于其美国同行的一个‘比较劣势’。”［9］因此以西方为阵地的“法律与文学”理论研究与中国的现实环境与理论形态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法律与文学的主要研究领域移植在中国的土壤中，合理性面临诸多挑战。精英理论与本土资源的错位致使中国语境下法律与文学研究呈现而全然不同的样态。

(二)中国法律与文学的研究困境

与此同时，中国的学术语境与美国不甚相同，即美国的法律与文学运动是为了抗衡具有显赫学术地位的法律经济学的“冷酷理性”而诞生的，然而中国的法律经济学，无论就其研究深度、广度甚至在法学界的普及程度而言，都和美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因此，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与文学研究，尽管无法回避类似的学术批判使命，但无需担负批判法律经济学的任务。［9］这使得中国语境下法律与文学的发展缺乏与西方一致的发展元动力，因此尽管其发展触及西方法律与文学的一切主要方面，将来不必然会产生如西方一样的法律与文学运动。尽管西方“法律与文学”是法律与文学研究的发源地和主要阵营，并且在大背景下存在建立以西方模式为基准的“世界法律体系”的潮流。①但是中国的政体属性决定了中国置身于浪潮中仍然保有自己的独特，同时社会转型期的法治现代社会限定了中国法律与文学研究的现实维度，这种现实维度预设着中国的法律与文学不可能走上一条与西方的法律与文学理论轨迹相同的发展道路。

(三)中国法律与文学理论系谱研究的元问题

中国语境范文篇4

【关键词】证据法；证据科学；司法证明；学科

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和证据立法运动的兴起，证据法学在中国似乎正在成为一门显学。这种显学的标志便是与证据问题相关的诸多学科纷纷进入证据法领域。这些学科不仅包括本来与证据法具有天然联系的程序法，连一些关联度相对较小的实体法（比如民法、刑法）也都纷纷开始关注证据问题。加上与证据问题相关的社会科学（如认识论、逻辑学、心理学等）和自然科学（如法医学），证据领域的研究呈现出群雄并起的格局。这一格局一方面反映了证据问题本身已经成为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域，但另一方面也为证据问题研究力量的有效整合提出了挑战。换言之，如此之多的研究力量投入到证据问题领域中。如何才能使其得到有效的产出而不是陷入重复劳动甚至恶性竞争之中？对这一问题的疑问形成了本文最初的问题意识，但对于一个正处于形成阶段的知识领域来说，本文并不打算作出全面的回答，而是希望通过在我国当前证据研究领域已经作出反思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推进。并且在西方证据科学研究发展进程的背景参照下，结合我国当前的转型社会背景，进一步提出我国证据研究的具体定位的相关建议。为此，我们首先需要一个基础性分析框架。

一、一个基础性分析框架

尽管有如此之多的学科从不同的面向和视角对证据问题做出了研究，但是这些学科的研究往往限于自身的视角和关注点，而对证据问题的整体领域缺乏一种宏观的鸟瞰，因而呈现出一种似乎各自为政的局面。从宏观角度来看，这些学科都是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角度关注同一个领域即司法证明过程。这一个问题域并非如这些学科所显现出来的那样天然如一盘散沙，许多法学家都曾经试图用相对融贯的分析框架将其呈现出来。早在一百多年前，美国证据法学家塞耶便已经提出了一个“实质性、相关性、可采性以及分量”四要素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主要集中针对的是司法证明过程的审判阶段。威格莫尔在塞耶基础上对于证据法所涉及的问题进一步精致化。尽管塞耶和威格莫尔的框架主要是集中针对审判领域，但对我们当前的证据研究领域依然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本文将以塞耶框架为基础，为我国当前的证据研究领域提供一个基础性分析框架。我们先从审判阶段谈起再往前逆推至审前阶段。

司法证明过程领域问题大体上涵盖了以下八大问题。

1.争议性事实应该由谁来证明？这主要涉及证明责任问题和推定问题，这一问题通常介于实体法和证据法的交界。有许多国家（如法国）是在民事实体法中处理民事证明责任问题。

2.需要证明哪些事实？也就是证明对象问题。在英美证据法中该问题也被称为“实质性”问题。从传统上说，该问题一般是由实体法来规范。例如，刑法所规范的犯罪事实构成要件，实际上规范了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这一问题的另一面即哪些事实属于争议性事实但却无须通过证明来获得？这一问题传统上一般属于证据法中的“司法认知”和“司法承认”处理的范围。

3.用于证明事实的证据如何获得？这主要涉及取证问题，主要由侦查学等学科和规范取证程序的程序法来规范。

4.哪些证据可以用于证明争议性事实？这一问题主要涉及相关性和可采性问题，传统上主要受到法官的控制。其中相关性问题解决的是被提供作为证据或者潜在证据的任何事实是否倾向于支持或者倾向于否定一个或者多个待证事实？主要受到逻辑和一般经验的支配。可采性问题则解决具有相关性的证据能否被采纳用来证明争议性事实。可采性问题属于证据法最为核心的领域。

5.证据如何组织和提出？这是举证问题，主要涉及程序法、法庭心理学、叙事学、修辞学等学科。

6.证据如何质证？这是质证问题，同样涉及程序法、法庭心理学、叙事学、修辞学等学科。

7.应当将争议性事实证明至什么程度？这主要涉及证明标准问题。主要由证据法和宪法等法律规范。

8.某一项证据或者某几项证据将争议性事实证明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应该赋予此项证据（或者作为整体的证据）以多大的分量？这是分量（或者说服力或者证明力）评价问题；它受到“逻辑与一般经验”的支配并且属于陪审团或者其他事实裁判者的问题。

如果将整个司法证明过程区分为审前阶段和审判阶段的话，那么，审前阶段主要直接关注1至4问题，而审判阶段主要关注5至8问题。当然这种划分只是相对的，因为审判阶段的问题显然会辐射并影响审前阶段，而审前阶段问题同样会影响到审判阶段。因此，如果以司法证明为着眼点，可以发现其所涉及的问题是相对固定的，但这些问题却由不同的学科所占据着：实体法决定了证明的方向；程序法控制了司法证明过程的程序；逻辑与一般经验以及各种与认识论相关的学科（或科学）则与审前的取证、证据的相关性和证据评价等息息相关；证据法则主要控制着证据的可采性问题；而证明责任与推定、证明标准等则成为证据法与其他学科之间相互争夺的边缘地带。因此，传统意义上的证据法实际上仅仅规范整个司法证明过程的一小部分，即证据法的可采性问题和关系密切的证明责任与推定、证明标准、司法认知等，其关注的重心是审判阶段。各学科之间或相安无事或相互重叠或相互冲突，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复杂格局。而这种复杂格局的形成并非是一朝一夕的，而是西方学科制度长期演化的结果。

二、证据科学发展简史

在对证据领域的学科发展历程做一个简要梳理之前，需要对两个范畴稍加区分，即学科与学术思想。这两个范畴尽管存在密切关系，但也存在着重要的区分：学术思想往往是个人思考的产物，更为个人化，而且不受学科界限的约束；相比之下学科则更大程度上是社会需求的产物。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称一定研究范围为一门‘学科’，即是说它并非依赖教条而立，其权威性并非源于一人或一派，而是基于普遍接受的方法和真理”。秉承福柯的学科/规训理念，沙姆维、达维多认为学科知识并不单纯是知识论层面的事，而是一种社会践行。作为知识生产机制的学科体制是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空的，其演变有其内在发生机制。只有从社会践行的高度来理解学科，我们才能从学科规训的知识形式与其他社会践行连接起来研究。因此，当我们在讨论证据学、证据法学或者证据科学学科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学科的知识体系的融贯性固然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但是“学科”一词的意涵要远远超过知识本身，它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知识生产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因此，学科的样态往往不取决于知识体系，而更多地取决于对社会大背景的应对和整体知识体系形态的变迁。对“学科”和“学术思想”这两个范畴的区分有利于我们澄清证据领域的许多误解。

尽管之前已有诸多学者对英美证据研究知识史进行不同程度的梳理，但当我们用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学科”概念来衡量英美证据研究发展史的时候，这一段历史与以往研究相比还是呈现出一些差别。因为作为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学科，所要求的并不是单个知识生产者的知识，而“首先是一个以正当资格的研究者为中心的研究社群。各个体为了利于互相交流和对他们的研究工作设立了一定程度的权威标准，组成了这个社群”。证据法研究者们通常将吉尔伯特的《证据法》在1754年的出版作为证据法学研究划时展的标志。但从学科的角度来看，吉尔伯特时代的证据法显然还不能算是一门学科。现代意义上的学科要到19世纪才开始兴起，其标志是更为专门的建制和各个科学学科的专业标准的建立。在作为证据法兴起之源头的英国，18世纪中期之前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主要讲授罗马法，直到18世纪中期才在牛津大学开设了普通法讲座，由布莱克斯通担任主讲，而布莱克斯通的讲义就是著名的《英国法释义》。通过对释义体例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普通法教学实际上包罗了后来的各类法学学科。内中谈及证据法的时候，布莱克斯通则总是引导其读者去读吉尔伯特的《证据法》。而吉尔伯特本人一生主要担任的是法官职务而不是大学教职。因此，从学术思想的角度将吉尔伯特视为证据法学的开创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若从学科角度来看的话，吉尔伯特时代显然还为时过早。因此，我们或许需要重塑我们的证据学科发展史。

（一）美国证据法学学科发展史

限于当前对英国证据法学学科发展史的资料及其他局限，本文将重点放在对美国证据法学学科发展史的考察，但偶尔也会涉及英国和其他英美法系国家的一些情况。根据证据法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状态，本文将这一发展史划分为四个阶段。

1.混沌时期

证据法的研究在美国始于19世纪早期。在此之前的法学教育主要采用的是布莱克斯通的模式和内容。随着大学法学院的兴起，美国逐渐拥有了自己的证据法研究，斯托里的《美国法释义》和为数众多的判例集中也混杂着一些证据的判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时期格林里夫（S.Greenleaf）已经开始撰写了论述证据的基础论文，并于1842年出版了影响深远的《证据法专论》。当时的美国正处于法学教育的转型时期，传统的学徒制正在慢慢崩溃，但制度化的法学院教育却还远未形成。法学院刚刚在大学建立，但在教学模式、律师培养、课程设置等方面都还处于摸索阶段。尽管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证据法有了一些初步的研究，但是结合当时的法学教育状况来看，这样一些研究还仅仅混杂于整体的法学教育之中，证据法还远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学科。

2.证据法的学科形成阶段

在塞耶之前，证据法领域与其他学科处于一种相对混合的状态。不过，19世纪70年代之后，斯蒂芬便希望并着手将证据法的研究内容与相邻的其他学科--主要包括程序法、实体法和实务性技术相对分离开来。他的做法是将大量的他认为不属于证据法的内容排除于证据法的研究范围之外，比如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规则以及推定等。斯蒂芬的这种进路后来为美国证据法学家塞耶所继承。在长达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塞耶从四个方面对证据法学科地位的形成作出贡献。其一，从知识层面来说，塞耶明确界定了证据法学的研究范围，将证据法的研究对象建立在证据的相关性和可采性之上，而将大量“虽然与证据相关却与证据法无关的”案例从证据法教材中剔除。塞耶的这种做法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证据法的发展走向，包括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在内的当代重要证据法律体系和教科书体系基本上延续了塞耶的风格，将相关性原则作为组织证据规则的基础性规则。其二，在哈佛法学院开设了证据法课程，培养了大量的证据法研究者，这其中包括威格莫尔、坎布利尼和马科尔维等著名证据法学者。其三，撰写了大量的证据法著作，其中包括《普通证据法初论》、《普通法证据案例选》等教科书在内。其中《普通法证据案例选》一书成为美国法学院畅销几十年的主要案例书，影响了数代证据法研究者。

塞耶之后，威格莫尔继续其未竟的事业。威格莫尔1893年开始在西北大学法学院任教，1901－1929年间任法学院院长。威格莫尔延续了塞耶的努力，使得证据法学科地位得以真正确立：一方面，在威格莫尔所处的时代，证据法已经正式成为法学院一门独立的课程，开始与传统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并驾齐驱；另一方面，在《普通法审判中的英美证据法专论》中，威格莫尔对英美证据法的理论体系进行详细的梳理，并对当时美国的司法判例进行了严密的系统化。因此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的70年代均可以纳入证据法学科稳定形成时期。这种研究范式到了威格莫尔的《普通法审判中的英美证据法专论》达到了巅峰的体现。但也就是在威格莫尔的后期代表作《建立在逻辑学、心理学和一般生活经验基础上的司法证明原则》，开始展现出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侵入”司法证明过程的可能性。在这部著作中，威格莫尔将证据法的研究划分为两大领域，即证明原则和法庭裁判规则，将证明原则视为优先于法庭裁判规则的研究，呼吁在理解法庭裁判规则时应该先了解证明原则的研究。

3.其他学科对证明领域的入侵

证据法的研究范式的转化在威格莫尔身上得到了非常生动的体现，但是最早从其他学科关注证据法问题的并不是威格莫尔而是20世纪早期的一些心理学学者。1908年，应用心理学奠基人穆斯特伯格出版《在证人席上》（OntheWitnessStand）一书，率先鼓吹在法律诉讼的目击证人质证程序中运用心理学知识和技术，但是该书很快激起了威格莫尔的强烈反应。与此相似的是，耶鲁大学法学教授罗伯特’哈钦斯有关心理学与证据法的论文同样遭到了威格莫尔的强烈批评。威格莫尔实际上并不反对将心理学研究成果与法学结合起来，在他的《司法证明科学》的几个版本中都包含着大量的心理学成果，并且每更新一版都在心理学领域耗费大量的精力，他甚至邀请哈钦斯参与其第三版的修改，只因哈钦斯婉拒方未能如愿。不仅如此，威格莫尔还在西北大学法学院开设了有关“司法证明科学”的必修课，将其作为“证据Ⅰ”课程，教材便是其后期代表作《司法证明原则》，该课程是修习传统证据法课程的“证据Ⅱ”的必要准备阶段。此类课程改革尝试在20世纪的上半叶得到了相当一部分大学的响应：杰罗米·迈克尔在哥伦比亚，杰罗米·弗兰克在耶鲁，马克斯法官和欧文·拉特在辛辛那提。马歇尔·霍特斯（MarshallHouts）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列奥·列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等都进行了类似的尝试。

这些早期的努力尽管都带有或多或少的缺陷，但却为司法证明过程整体的扩张开创了先例。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心理学对证据法的“入侵”俨然已经蔚为大观了。心理学研究在目击证人辨认、品性证据、传闻证据规则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证据法研究的心理学视角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在七八十年代之后，概率论、经济学、女权主义运动乃至其他自然科学都纷纷进入证据法研究领域，并大量地挤占传统证据法教义性研究的空间。这是证据法学研究跨学科趋势在知识层面的体现。而在作为知识生产机构方面，证据法的跨学科研究有着深厚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法学院大体上由法律职业共同体所占据着，他们有着深刻的政治共识和专业化的行业知识和话语。但是，随着政治共识的破裂，许多传统的法律知识已经越来越无法解释和应对现实社会的需要了。于是，社会再也无法放心地将诸多转化为法律问题的社会问题交给法律人去处理。这种大背景带来了法学院知识生产范式的转化。许多其他学科的人士也开始对法律问题发言，有些甚至直接受聘于法学院，还有很多法学教授开始和其他专业人士合作撰写论文。除此之外，美国特殊的法学研究制度比如与法学相关的博士候选人培养都放在其他学科里等，也为法学的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在这种大背景下，证据法研究也未能幸免。

4.证据科学

证据法的跨学科研究使得其他诸多学科纷纷将疆域延伸至证据法领域，从而形成了证据法跨学科研究的多个分支。但这种研究状态只是大致构成一系列运动（如法律的经济分析运动）。而且大致可以视为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入侵”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然而，证据研究领域毕竟不同于法学跨学科研究领域，其中一个重要进展是，随着跨学科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一些学者开始探索建立一门专门研究证据和证明问题的更具整合性的“硬”学科。这种努力几乎同时在英美两个国家展开。

在英国，出身于法理学领域的威廉·特文宁对证据法的研究表示出不满。多年来，他在证据法研究领域主要从事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证据法学思想史的整理与挖掘。这方面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其专著《证据理论：边沁与威格莫尔》和所主编的一系列著作之中。其次，对法学教育特别是对证据法之法学教育的研究。再次，组织并积极参与了伦敦学院大学（UCL）证据科学研究小组的研究。最后，对于证据法与叙事理论之间的跨学科研究做了很大的努力。后三方面努力均集中体现在其专著《反思证据：开拓性论述》中。在此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将证据，而不是证据法，作为跨学科的主题。而美国学者戴维·舒姆则直截了当主张去发现证据的共同基础，并对证据科学的知识体系做了深入的研究和细致的建构。在《关于证据科学的思考》这篇论文中，舒姆对证据科学的概念、内在要素及整体框架做出了系统的架构。这些努力代表着关于证据科学的探索正在进入实质性阶段。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特文宁和舒姆仅仅是探索证据科学的各学科中法学的代表人物而已，目前在探索证据科学的至少还包括哲学、经济学、统计学、医学、法庭科学、认知与决策科学等其他学科的一些学者。

证据科学的探索不仅仅停留在知识层面，而且还逐渐在学科层面进行一些努力。以威格莫尔等人的实践为基础，在当代，理查德·埃格里斯顿爵士在莫纳什大学，特伦斯·安德森在迈阿密大学的证据研习会，戴维·舒姆在莱斯（Rice）大学以及特文宁在华威大学和伦敦学院大学都开设了力图打通整个司法证明过程的课程。尽管这些课程还都带有很强的实验性质，但其对证据科学学科探索却迈出了重要的步伐。

（二）证据科学发展的两大动力

上述内容大致勾勒出了证据科学的发展历程。从这一发展历程来看，证据科学的发展本质上是传统证据法仅仅关注法庭庭审过程中的可采性问题这样一个狭小领域的一种反动，一些证据法学者不再满足于仅仅局限对这一狭小范围的教义性研究，而证据规范范围的缩小和刚性的弱化更是加剧了这种不满。与此同时，其他学科也希望将范围扩展至证据法的传统领域。这种不满和扩张最初仅仅是个别学者的行为，比如威格莫尔对于证据规则范围缩小之忧虑以及穆斯特伯格将心理学扩展至证据法领域的尝试。在没有足够社会需求支撑的情况下，这些忧虑和扩张往往只能停留在个人思想层面而无法上升至学科层面。因此，在20世纪上半叶，尽管在司法证明领域已经出现了一些努力，但正如一些学者所评论的那样，这些努力似乎为一种诅咒所缠绕，总是昙花一现而未能得到大规模的响应。因此，可以说，证据科学发展的两大动力在于社会需求与学科竞争。

社会需求是证据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证据法学科发展史的流变大致经历了从混沌的混合状态-证据法学与其他学科截然划分的状态-证据法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迈向整合性的证据科学这样四个阶段（尽管最后这个阶段还处于萌芽状态）。换言之，证据法学学科大体上经历了合-分-合的发展过程。但是，第一阶段的混合状态与第三、四阶段的整合状态，显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科状态。它们之间的差别从学科本身来说，就是前者的混合状态本身是一种较为松散的结合，还谈不上像今天的学科一样去追求自主的方法意识和研究对象，而后者则已经自觉去追求概念的制作、命题的建立、理论的整合和统一的建构了。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差别还在于第一阶段的混合状态所面临社会状态是农业社会，社会结构和运作机制还相对简单，职业分工也还不那么细化，相应的法律规范也比较简单。比方说，当时的律师的分工远没有达到今天的程度，律师往往是多面手甚至完全不需要经过法学院的正规教育。而第三、四阶段所应对的社会则是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有高度复杂的社会结构，有高度分化的法律职业者，有9·11恐怖袭击。这个阶段的学科整合的最大推动力就是希望能打破原来分科壁垒森严所带来的知识盲点，因为这些知识盲点正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这就说明了学科作为一种话语实践，一种社会践行，决定其发展流变的最大动力是来自于社会的需要。证据法学的发展过程也大致体现了这一点。

证据的直接动力则来源于学科内部的竞争和发展。前已述及，学科发展流变的根本动力是来自于社会需要，但是这种动力的运作恰恰是通过学科内部的分化、竞争与发展来实现的。社会分工的需要产生了专业化的进程，专业化又产生了相对集中的学科焦点。但是，专业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学科便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来生产更多的知识，从而使学科知识体系变得更为严密，但是专业化达到顶峰的时候，就会出现所谓的“分裂和交杂”的双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学科的“交汇面”，也就是不同学科知识的重叠之处。在交汇面从事研究的那些学者便会意图将各个碎段结合成一个交杂的领域。知识社会学上对学科流变过程的分析在证据法学学科领域得到了验证。证据法的教义性研究在威格莫尔手里达到了巅峰，这种巅峰状态所带来的便是绵延数十年的证据立法运动，最终产物便是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但是这种高度专业化程度自70年代之后便开始出现裂缝。而重要的始作俑者恰恰是处于证据法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中间状态的法理学者威廉·特文宁。这虽是一种偶然，但是其中也隐含着必然。假如特文宁的出现意味着一种分裂的话，那么舒姆和其他跨学科研究学者则代表着一种交杂。因此，证据科学探索的出现大体上可以视为是证据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分裂和交杂”的一种必然产物。

（三）证据科学的界定

对于证据科学这样一个正处于流变之中的领域进行清晰的界定是相当困难的。从根本上说，证据科学代表着重新整合本文第一部分所描述的司法证明领域之间的学科分割的一种努力。如果根据本文对学术思想和学科的界定的话，那么证据科学作为学术思想的探索由来已久，但作为学科则还处于一种试验性阶段。这种努力所代表的方向和进展的程度则可以通过以下三个维度来把握。

首先，从证据科学的发展阶段来看，证据科学大致可以区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初级阶段的主要表现是证据法与司法证明领域其他学科之间的互动，从而呈现出证据法的跨学科趋势。这一阶段的主要关注范围还集中在司法证明领域。但证据法的跨学科研究实质上是证据跨学科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证据跨学科研究在证据法的体现而已。我们之所以只注意到了证据法的跨学科研究而遮蔽了证据的跨学科研究，原因有两个：其一，法庭审判这一区域为证据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因此对证据问题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便与法庭审判勾连起来；其二，基于我们的法律人身份。正是因为我们的法律人身份限定了我们的视野和知识体系，而只关注到了证据跨学科研究的证据法领域。这种现象在威格莫尔身上其实就体现出来了。威格莫尔尽管致力于构建跨学科的司法证明科学，但是其落脚点最后依然停留于法庭审判领域。随着各学科的互动和交杂作用，证据的跨学科研究阶段发展至整合性证据科学阶段，也就是证据科学的高级阶段。这一阶段的集中表现就是对证据科学理论体系的探索，希望以某些理论硬核为核心构建起证据问题的“硬”科学，同时证据科学的研究范围也不再局限于本文第一部分所勾勒出来的司法证明领域，而是跨出这一范围，从更高的高度来俯视所有涉及证据问题的领域。从这一维度来判断，英美证据科学研究实际上已经经过较为成熟的初级阶段，转而开始向高级阶段迈进了。

其次，从研究范围来看，证据科学的探索代表着对证据问题领域的宏观审视，其初级阶段着眼于整体司法证明领域的整合，而高级阶段更是代表着所有涉及证据与证明领域知识与问题的重新排列。以初级阶段为例，证据科学希望将研究领域不再仅仅关注证据规则本身，还关注这些规则在运作过程中的问题：不再局限于审判领域，将其延伸至整个司法证明过程，包括审前阶段和审判之后；不再仅仅关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而是扩展至涉及事实调查问题的各类程序，比如仲裁程序和行政裁判庭程序等。

最后，从研究方法来看，证据科学作为多科学交汇的产物从而呈现出多学科方法的面相。传统的证据法更倚重于阐释性方法，偏重对于规则的解释适用和系统化努力。证据科学的努力则侧重于对规则背后之整体证明过程的探索，为了认识和描绘司法证明过程，证据科学更多的只能借助于心理学、修辞学、叙事学等社会科学和法庭科学。应该说，证据科学和证据法的方法之间并非完全相互排斥，而是可以进行良好的互补。证据科学借助多学科资源可以为证据规则的优化奠定基础，而证据规则的精致化也为证据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三、证据科学的中国语境

近年来，我国对司法证明过程的整体化关注逐渐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这种态势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我们对转型社会背景和制度变迁环境的回应，另一方面也是我国证据法学科自身演化与证据科学国际化发展潮流互为影响之结果。因此，可以说，我国证据科学的出现是以国际上证据科学发展趋势作为背景，但更重要的是对我国自身社会背景和制度需求的一种回应。为此，本部分着重探讨两个问题：（1）转型社会与制度变迁的社会需求；（2）移植法学的局限性与证据科学的发展。

（一）转型社会与制度变迁的智识需求

我们正处于转型社会，百年来的努力就是将传统中国改造成为现代化的中国，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共识。而我们的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这一过程是“突然”开始的，往往要在很短时间里解决发达国家在过去很长时间才能解决的诸多问题，于是，各种价值的表达似乎被压缩在一个相对狭小的时间和空间中。社会往往会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状态：在现代化进程较快的地区，社会会呈现出某种断裂或者失范状态，道德同质状态也受到很大的挑战；而在发展相对缓慢的地区，社会规范则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种多元状态对于事实观和证据制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事实观常常与客观性一词的含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波斯纳认为存在三种意义上的客观：第一种客观是指本体论上的客观，这种客观被强调为与外部实体的相符；第二种客观是指科学意义上的客观，这种客观主要强调事实的可复现性；第三种客观则指交谈意义上的客观，合乎情理的客观。在相对同质的社会中，第三种客观比较容易实现，因为同质的文化和相对统一的社会规范往往为主张的各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而当社会陷入相对多元的时候，交谈意义上的客观往往无法实现，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一切都已经崩溃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了”（叶芝），在一些重大问题的争论上，争论各方往往需要诉诸相对较为容易把握的客观事实。换言之，各方就会相应诉诸可验证的更为强化的客观事实。这种情况下，争辩的各方就会越来越需要证据，也越来越需要客观性强的科学证据。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法官在彭宇一案中经验法则的运用会引发如此轩然大波，也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对司法鉴定寄予了越来越多的希望。在这个诸神共存的阶段，证据与科学似乎正在取代传统的价值论辩与宗教信仰而成为社会论辩中所赖以希望的决断者。而对证据和证明关注的增加必然要求对证据制度和证明过程的关注。因此，可以说，社会转型为我国司法证明领域重要性的凸显提供了最基本的社会背景。

转型社会所带来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制度的急剧变迁。在这一过程中，变法成了我们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对于证据法来说，最为相关的变法就是诉讼模式的转型。在传统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官主导了案件的事实认定活动，因此，并不需要以可采性规则为中心的英美证据法，也因此导致我们的证据制度极度不发达。当诉讼模式逐渐向当事人主义模式改革的时候，用于约束当事人双方取证、质证等证明活动的证据规则的缺失就成了日益凸显的问题。因此，这才催生了中国证据法立法运动以及证据法研究的持续升温。

但如果我们从司法证明的整体过程来看，诉讼模式转型对于司法证明所带来的影响绝不仅仅在于若干证据规则的缺失，而是整体司法证明模式的转型--司法证明模式由传统的单线型证明模式向双线型证明模式转换。单线型证明模式是指司法证明过程呈现出官方对个人的单向调查。在这一模式下，以刑事诉讼为例，公安机关负责侦查、检察院负责起诉、法院负责事实认定，三机关之间更多地像确保司法证明准确性的三道工序，而当事人个人基本只能充当被调查客体，对于证明过程基本无法发挥作用。以本文第一部分的司法证明过程涉及的问题域为标准，这种模式下所关注的问题更多的是问题2、问题3和问题8，也就是证明对象、如何获得更多更好的证据以及如何对证据证明力进行审查，侦查环节决定了审查起诉和审判环节的基本样式，这才形成了我国以侦查为中心的“流水作业式”的纵向诉讼构造。这种模式下，由于问题2更多的属于实体法问题，证据法学术界自然更多地将关注点集中在证据取得和证据审查环节，发展出各类侦查技术和审查认定技术。双线型证明模式则是指司法证明过程不再仅仅由官方垄断，当事人一方在证明过程中也不再仅仅处于被证明的客体地位，而是同官方一样成为证明的主体，证明过程由一种单向证明转向双线竞争态势。以刑事诉讼为例，代表被告人一方的律师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一样仅仅在开庭的时候才介入法庭，而是在审前阶段就积极进行调查取证，从而与公安机关的调查取证和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形成一种双线的竞争关系。这种背景下，问题1、4、5、6、7逐渐凸显出来，也就是证明责任问题、证据可采性和相关性问题、举证和质证问题以及证明标准问题。而这些问题传统上正是属于各学科固有领地或者边缘地带：证明责任属于实体法和证据法争夺的边界，证据可采性问题属于证据法固有领地，相关性属于逻辑和经验领域，举证和质证环节则属于程序法领地，而证明标准则属于证据法领地。因此，可以说证明模式的转型触动的绝不仅仅是传统证据法领地，而是包括实体法、程序法、证据法及其他关注证明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何在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各个学科会不约而同地将研究的目光集中在司法证明领域。

（二）移植法学的局限性与证据科学的需求

诉讼模式和证明模式的转型催生了对证据领域问题的关注，而证据法也由此得以成为备受瞩目的显学。证明模式的转型带来了巨大制度空缺，拥有发达证据规则的英美法系当然成为我们证据立法所借鉴的对象，我国证据法的发展从域外规则的借鉴和移植中获得了许多灵感。这种借鉴为我们的证据法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研究对象和交流基础。但是随着司法证明体制改革的日渐深入，这种制度移植也逐渐产生了一些不足。产生这种不足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单纯移植规则无法应对证明模式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正如前面所述，证明模式转型所涉及的绝不仅仅是庭审阶段的问题，而是包括审前和庭审阶段在内的整个司法证明过程的问题，其所涉及的领域已经触及了多个学科。而英美证据法则更多地关注庭审阶段的证据可采性问题，因此单纯地移植证据规则显然是无法应对整个司法证明过程的。此外，我们正处于证明模式的转型时期，许多问题的产生往往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而发展得高度成熟的英美证据法则常常是一种静态意义上的规范。比如说，英美证据法已经发展出高度成熟的传闻规则和交叉询问规则，但这些规则适用的前提是证人出庭，而我们所面临的恰恰是证人出庭率低。这种情况下，仅仅规定传闻规则和交叉询问规则并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证人不出庭的问题。

移植法学在解释力上的局限性表明了对司法证明领域的研究需要有更宏观的视角和更多样的方法。如前所述，证明模式的转型本身涉及多学科的领地，因为要解决证明模式转型所带来的诸多问题自然也需要多科学通力合作和互动，这为我国证据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基础。比如说，证明模式转型所带来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如何在转型背景下保障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也就是减少错案的发生。而错案的发生原因则是多样化的，贯穿于整个司法证明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比如，错案的发生主要基于侦查阶段刑讯逼供，这就涉及律师在场权、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等程序法问题，也可能涉及证明对象要求过高等实体法问题；错案的发生也可能基于对某类证据的错误认定，这就可能涉及法庭科学问题；错案也可能基于我们侦查力量落后，这就涉及侦查学的内容；错案的发生也可能是因为司法腐败或者不当的司法管理模式导致的，这就涉及司法体制问题；当然，错案还可能是因为采纳了不该采纳的证据，排除了不该排除的证据，这属于证据法的传统领地。因此，可以说就错案问题而言，对其造成的影响绝不仅仅只是一个阶段或者一个学科的问题，而是与司法证明过程相关的各个阶段、各个学科都会涉及的问题。

因此，针对转型社会背景下的中国在司法证明领域提出了我们所面临的独特问题：从时间维度来说，这种问题之独特性在于证明模式处于转型之过程，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其所提出之问题也具有一种动态的变化性，远非静态的规则所能完全容纳；从空间维度来说，这种问题的特点在于其往往不局限于司法证明过程中的单个学科领域，而是关涉两个甚至多个学科领域。就国内学界近年来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如刑讯逼供、错案、证人出庭、律师三难、庭审走过场等，实际上都是例证了在这种独特时空背景下问题的独特性。独特的问题对传统学科相对稳定的界限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应对新问题的过程中，司法证明过程中所关涉的各个学科都从自身的立场和视角出发开出不同的药方，从而开始产生前文所提出的那种学科交杂状态。这种交杂状态实际上对司法证明领域各学科之间格局的整合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反思这种格局分布和走向的原因。

四、证据问题研究领域的初步检讨

假如证据科学代表着重新整合本文第一部分所描述的司法证明领域之间的学科分割的一种努力，那么关键的问题或许在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整合。以证据法为视角，从一种理想型方法出发向证据科学的努力就可能存在两个极端：一端是将证据法仅仅视为以证据可采性为核心领域的学科，也就是塞耶版本的证据法观，而另一端则是脱离了司法证明领域的证据科学的高级阶段，这可以以舒姆的探索为例，那么，绝大多数的主张都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以这样一种框架来看待国内对于证据法之学科定位，可以形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图谱。

以上述理想模型为框架，国内对证据法学科定位的讨论大致处于五种不同的位置。

第一种基本接近于塞耶式证据法观，即将证据法的研究领域定位于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上。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易延友。易延友主张证据法学应以证据可采性规则以及证明对象、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等作为研究对象。

第二种方案则是陈瑞华的主张。陈瑞华提出一个分流方案：（1）保存原有的“证据学”概念，从“如何发现事实真相”的角度出发，研究如何有效地收集、审查和判断证据，如何全面地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2）而“证据法学”则站在“如何限制和规范发现事实真相的活动”的立场上，将证据规则问题纳入到诉讼程序的轨道，使之成为法庭审判程序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陈瑞华将刑事证据法所规范的主体内容界定为有关证据能力的规则和司法证明的规则。

第三种方案是何家弘和吴丹红的方案，主张证据法学只研究规范证据的实体规定，包括证据法的基础理论、证据制度、证据能力和司法证明（包括证明对象、责任、标准以及免证事实）。

第四种是以张保生、王进喜和常林为代表的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所倡导的别具特色的实践学派。与其他主张相比，该主张最大的特色在于对证据法的学科探索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且付诸具体的实践。总体说来，该学派的工作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证据规定的起草，从中国司法审判实践与国内外证据法理论结合的角度进行的探索；二是把证据法和法庭科学两个研究领域、两支研究队伍集合起来。这种实践性探索不仅仅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大大推进了中国证据法学科发展进程，而且还从某种意义上为中国证据法学科探索提供了近距离观察的样本。

第五种主张是龙宗智的大证据学观，将证据学界定为“关于证据和证明的系统性知识”，而将证据法学界定为“证据学在法学的分支领域，是在一般证据学基础上在法的空间中通过法律规制来运行的实现法的任务的证据学”，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构建了证据学的学科体系。可以发现，大证据学观很大程度上已经接近了舒姆所倡导的证据科学的高级阶段了。

这五种主张基本上占据了证据科学图谱上的各个波段，这种主张的多样性和反思的密集度，一方面充分反映了司法证明领域学科边界正处于一种急剧变化的阶段，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另一方面，这些主张实际上涵盖了西方证据科学发展史上的各个阶段。比如，陈瑞华的主张实际上暗合了斯蒂芬之前的证据法学与诉讼法结合在一起的状态；易延友的主张则更倾向于塞耶版本的主张；龙宗智的主张大致接近于证据科学高级阶段。可以说西方两百多年来证据法学科发展史浓缩在我们短短的十年之中。上述五种主张反映了一种共同的趋势，那就是司法证明领域的各学科边界正在变动之中，分歧主要存在于往哪个方向变动。

五、结语：以问题为中心的中国证据科学

可以说，司法证明领域的学科边界的变动远远不是学者个人所能左右的，而更多来源于学科之间的演化和社会需求的构建。西方证据科学经过长期演化对中国证据科学当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在智识支持上，也体现在论证资源的提供上。但中国证据科学显然不可能重新去走西方证据科学这样一条漫长演变的老路，因为中国证据科学有自己的独特语境。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证据科学的发展实际上犹如中国其他制度改革一样，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但这种探索并非完全无迹可寻，而是应该以司法证明过程领域中所出现的问题为核心的一种探索。正如前面所论证的，社会需求往往在司法证明领域提出了独特的问题，而这一领域的诸多学科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竞争中形成自己新的领地和边界。因此，证明模式转型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为中国证据科学提供了全新的推动力，通过多科学的视野和方法来共同推动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才是中国证据科学的本意之所在。至于证据科学的最后格局，更多的是在这种解决问题的探索和研究中最后的结果，而不是中国证据科学的本意。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倡导的应该是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中国证据科学。

以问题为中心的证据科学对于传统的证据法研究具有两个重要影响。第一，在研究范围上，与传统的证据法相比，证据科学包括但不局限于可采性、证明标准等问题，而是扩展至司法证明过程的整个范围，任何对司法证明过程产生影响的因素都将纳入证据科学考虑的范围。换言之，证据科学将以一种更宏观的姿态来审视转型中国社会对司法证明过程所提出的问题。对于像错案、证人出庭难、律师取证难、刑讯逼供、庭审模式的建构等转型过程中提出的热点问题，证据科学将从司法证明过程所涉及的各个问题点入手，力图以一种综合的立场来分析问题的根源和寻找解决方法的可能性。当然，高级阶段的证据科学已经超出了司法证明过程这一领域，转而关注更为一般的证据与证明问题。从我国当前发展程度来看，我们其实还仅仅处于发展的初期。从学科力量整合的角度来看，我们似乎也应该先集中在司法证明领域。第二，从研究方法来看，证据科学主张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法条移植和阐释性方法，而是借助于司法证明过程所涉及的各个学科资源，用不同的方法来对问题进行分析。比如对于法官评价证据，这本身就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既可以从心理学来考察影响法官心理的因素，也可以从概率论来考察法官对于不同证据之间的整合评价，还可以从修辞学和叙事学来考察作为法官评价证据形式的法官判决书，当然也可以从保障法官独立评价证据的司法体制入手来考察。证据科学主张从多种方法入手对于某些突出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从而使问题得以更彻底地解决。

对一个正处于流变过程中的研究领域，固化地判断其会走向何方，这本身或许是很困难的。对于司法证明过程这一领域来说，学科的边界并非一成不变，也并非在各国都千篇一律。大陆法系国家曾经有一个非常发达的证据法和证据法学，而如今证据法学却相对萎缩。现如今英美法系却有着非常发达的证据法学，这正好说明了学科体制是在回应社会问题过程中形成和流变的。对于中国证据科学，我们同样无法简单判断其未来格局会如何，其未来的格局将在解决司法证明过程的问题中不断流变和塑型。当我们将转型中国社会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完美地解决的时候，我们也就拥有属于中国的证据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中国证据科学更多是一种立场和方法，而不是一门固化的学科。

【注释】

张保生：《证据规则的价值基础与理论体系》，《法学研究》2008年第2期。

一个突出的例子便是已经连续举办了两届的“‘证据理论与科学’国际研讨会”，该研讨会汇聚了来自证据法、法庭科学、程序法、实体法等学界的诸多成果，反映了在证据问题上的多学科交集。部分内容参见王进喜、常林主编：《证据理论与科学：首届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Thayer.J.B.APreliminaryTreatiseonEvidenceatCommonLaw,Boston,Little,Brown,Company,1969,p.530.关于塞耶和威格莫尔框架的一个论述，SeeWilliamTwining,RethinkingEvidence:ExploraryEssays,CambridageUniversityPress,2005,p.202～206.

［美］沙姆维、梅瑟－达维多：《学科规训制度导论》，黄德兴译，载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3页。同上。

华勒斯坦认为，19世纪后半叶，西方国家基本上通过三种方法将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加以制度化：（1）大学以学科名称设立科系；（2）成立国家学者机构；（3）图书馆开始以这些学科作为书籍分类的系统。同上。

同上，第21页。

同上，第19～20页。

Supranote3,p.18,62.

何家弘主编：《证据法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RogerC.Park,MichaelJ.Saks,EvidenceScholarshipReconsidered:ResultsoftheInterdisciplinaryTurn,BostonCollegeLawReview,2006,Autumn。

Supranote3,p.18.

关于这一大背景的介绍和分析，参见［美］理查德·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十四章。［美］理查德·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一、二章。

［英］威廉·特文宁：《证据：跨学科的科目》，王进喜译，载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美］戴维·舒姆：《关于证据科学的思考》，王进喜译，《证据科学》2009年第1期。

Supranote3,p.18.

吴洪淇：《英美证据法理论传统的二元格局》（未刊稿）。

Supranote3,p.33.

易君博：《政治理论与研究方法》，三民书局2003年版，第5页。转引自易延友：《证据学是一门法学吗？——以研究对象为中心的省察》，《政法论坛》2005年第3期。

前引④，第30页。

威廉·特文宁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演讲中，曾说明了自己从法理学研究转向证据法学研究的原因。他最初是出于对法理学过于形而上学、对部门法学无所帮助的不满，而希望能将法理学与某个部门法学结合起来。而证据法研究领域的特征（有着丰富的但却异乎寻常的同质的知识传统，同时与其他学科又非常相近）恰好满足他的需要。SeeW.Twining,EvidenceandLegalTheory,47TheModernLawReview,May1984.因此，他选择研究证据法大致可以说是偶然的，但是由法理学者来开始对证据法教义学的批判却又是必然的。法理学本身与其他学科的联结地位和固有的批判意识注定了法理学研究者对其他学科动向和部门学科能够更为敏感一些。这在另一位著名批判者边沁身上可以找到根据。边沁本身更多被视为哲学家或者法哲学家。

Supranote12.

参见孙立平：《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法学界的研究，参见苏力：《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法治》，载苏力：《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45页。

同上，孙立平书，第71页。

［美］理查德·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彭宇案、邓玉娇案、胡斌案实质上体现了在道德多元的社会里，公权力的公信力正在急剧下降，社会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证据和完善的证据制度。近年来的邱兴华、黄静案等引发社会关注的案件往往与司法鉴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七章。

易延友的统计也说明了这一点。参见易延友：《证据学是一门法学吗？——以研究对象为中心的省察》，《政法论坛》2005年第3期。

关于塞耶证据法观，SeeSupranote3,chapter6.

前引(17)。

前注(29)。

陈瑞华：《从“证据学”走向“证据法学”——兼论刑事证据法的体系和功能》，《法商研究》2006年第3期。

中国语境范文篇5

1.“不限于此”—作为政策工具的结构位置结构位置也就是“规划指引”在城市规划体系乃至整个行业活动中的位置和与其他相关影响要素的关系，根本上是由政府体制和规划主管部门的职权所限定的。英国的“规划指引”是中央政府关于城市发展和规划“最主要”的政策文件。虽然中国的法定规划含有大量发展内容，但规划实施、规划行政权和职能通常难以涵盖规划文本的全部要求，而主要是指“空间资源配置”。但即使是“空间资源配置”，也受到非规划系统(如党政文件的决定、建议、意见、规划)、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如发展改革、国土、环保、交通、旅游)、政府派出机构(如开发区等的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及专项(行业)规划、规定、意向项目)等的影响，且影响具有决定性，以致于出现重叠、不合理和矛盾之处，造成规划和其他政府职能部门的体制性“政策竞争”的现象。显然，在中国语境下，“规划指引”难以占据城市规划体系“最主要”地位，不能或难以排斥其他规划或非规划领域的众多政策、决策等的影响，“不限于此”正是其规划内部、规划外部政策工具中的结构性特征。同时，相对于具体规划编制而言，“规划指引”更为理性、中立、灵活，更易取得共识，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规划编制工具的最好补充。当然，无论是从政府还是规划政策等角度出发，“不限于此”都应该向“主要的”方向演进。

2.各方应当遵守—法律效力英国的“规划指引”属于城市规划体系中一种非法定的补充性规划文件和可以充分参考的实质性依据。在中国，“规划指引”被认为可以成为规划设计评审和开发管理中必须考虑的因素，政府通过行政审批来约束有关规划行为。作为规范性文件，“规划指引”是一种准立法行为，具有较低但确定的法律效力，是规划活动过程中“应当遵守”的文件。笔者认为在中国语境下非常有必要强调的是，“规划指引”是一种规范行政行为，中国式挥之不去的规制思维导致政策文件制定的出发点通常是行政审批或行政许可，但却在评审过程中充满着行政责任主体随意性发挥的现象，类似行政决策如果算是判例式的话，显然也是一种“随意化的判例式”。因此，通过“规划指引”的具体化，规范行政行为也为未来的规划问责、社会监督打下基础，发挥“规划指引”的“法律效力”。“应当遵守”，在中国式语境下应突出“决策者和社会均应当遵守”的共同规则性。

3.城乡空间优化、规划建设准则、规划运作和服务—内容构成英国“规划指引”的内容较为广泛，跨界较多、专题性较强。在中国，“规划指引”对传统规划编制和实施，以及地方原有格式化政策文件或规划编制文件已有所超越，如广东的绿道、广场及其附件的“技术资料”的具体内容中的建设管制、审批、管理和维护等内容。在中国语境下，笔者认为应注意到英国的“基于服务理念的规划建议”与“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执行其法定职责中应当实现的具体目标”，前者如提供实际案例则能起到行动指南的作用，后者也要尽量明确制发机关的自身职责和目标，防止政策多变、无法取信于社会之举。总体上，其内容可以在“引导性政策和技术要求”或编制和实施(或“管理”)等基础上强调和突出空间目的、技术准则及运作服务之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3点。(1)城乡空间优化。具体做法是除传统法定、专项规划编制类型外，“规划指引”从多类型、小主题、中微观层面切入，细化、具体化规划内容，弥补空白，如现状建成区、城镇人口界定，土地使用兼容，工业区隔离带设置，公益性、交通、环卫等各类设施的选址，保障性住房选址、配套和指标，住房出租管理，历史建筑认定、保护和利用，村庄规划建设中的历史保护，村校保留和撤并，地块容积率确定等，从总体上明确规划目标，并倡导地方性和地方创新。(2)规划建设准则。“规划指引”的内容相对管控、刚性政策和管理性内容，应更多地突出引导性、弹性、技术性和服务性的内容，并通过图文结合、案例化，少一些绝对化、唯一性规定，多一些可选择、建议性及例外情形应对条款，使其更有实用性和社会参与性。(3)规划运作和服务。“规划指引”服务于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如规划设计阶段的规划评审意见、会议纪要编写内容深度、公众参与、利益相关人意见征集等，同时起到规范规划管理和行政行为及有关地方政府行为的作用。

4.中国语境下“规划指引”的概念笔者拟定的“规划指引”的中国式概念为：各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制发的以城乡空间优化、规划建设准则、规划运作和服务为主要内容，决策者和社会均应当遵守但不限于此的序列化规范性文件。不过相比概念，以上的思辨及蕴含其中的张力才是“规划指引”的实质。

二、“规划指引”的制度性难点、解释和建议

1.制度性解释之一：“政策市场”中的“竞争力”和能动性对公共政策分析具有极大影响的公共选择理论(TheoryofPublicChoice)认为，在市场经济下，私人选择活动中适用的理性原则也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的公共选择活动。也就是说，政府自身利益也是一个复杂的目标函数，其中不仅包括政府本身应当追求的公共利益，还包括政府内部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此外还有以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为代表的小集团利益等。如此，不同政策也处于“政策市场”的竞争状态，即使是在简单状况下，公众的期望也不可能出现完整的集体偏好。我国的国情特点决定了在整个有关规划编制、实施的“政策市场”中的竞争混乱的现象，无奈规划部门的政策工具问题众多，却缺少能有效解决问题的工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规划指引”尝试作为主管部门的主要政策类别，通过内外部整合、序列化及公开、结合“热点问题”等特点，在“政策市场”的竞争中居于有利位置和更具“竞争力”，否则与编制导则、办法、意见、规范、准则等差异不大；更进一层，此类政策工具还可以快速回应城市发展、制度要求和上位政策，同时尽量避免、融化和降低制度、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体现出规划导向和规划行动，也体现出规划行政的能动性和规划师的社会责任感。但同时，也需考虑到集体偏好的难度，注意策略和方式方法上的平衡。

2.制度性解释之二：“游击式政策风格”之良治和劣治韩博天、裴宜理认为：“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使用了一套独创的方法，这就是源自革命时期、横跨‘毛时代’和‘后毛时代’的灵活多变的‘游击式政策风格’，其中包含了大量自下而上的输入和互动机制，远远超过了其正式体制结构给人的印象，从而使被官僚(科层)制分割得支离破碎的庞大的政治系统被活跃的政策过程赋予了活力。这一治理模式表现出适应性的特点，并不是因为其制度基础，而是因为其政策风格，这种政策风格鼓励灵活多变地去应对不断更新的发展任务以及不稳定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如基层官员普遍具有企业家精神，兼具实验者和机会主义者的特点。无论好坏，‘游击式政策风格’在政治上仍然具有巨大潜力。但这种政策风格对政治问责和法律体系产生了糟糕的影响，不可能靠这种风格处理未来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压力。”“游击式政策风格”很好地解释了笔者在前文多次提到的规划内外部的政策乱象，其“强大”的“弹性和适应性”“最大限度地反复修补”的一面可以对应“规划指引”等规划政策应具有的灵活、管控有度的一面，而另一面“糟糕的影响”也可在前文分析的“难点”中得到体现。韩博天、裴宜理还认为“游击式政策风格”不取决于制度基础，其政策风格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规划政策尤其是“规划指引”在“政策市场”中的“竞争力”和能动性。但政策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内嵌于制度，如在美国，城市规划的发展始终与政府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可见，“游击式政策风格”终难“适应”城乡建设的百年大计，有待改革。

3.基于制度性解释的反思和建议从制度性解释推论，假如“规划指引”是一个好工具，就应从规划内外部两个角度不断推进。广东“规划指引”在“政策市场”中的“竞争力”趋弱，其原因应是外部的制度性障碍和“水土不服”。推动“规划指引”应用的可能路径，从外部看，就是向权力讲述真理—“顶层设计”，如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或省、市政府层面的推动，类似环保部门高层希望从项目环评到规划环评再到政策环评的推进，从而体现规划的能动性。从内部看，应从整体规划体系改革着手改变“游击式政策风格”，其目标可以是形成规划管控的最佳政策组合：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规划指引+法定规划+其他，而“规划指引”应该在其中居于相对独立完整的位置。与之相对应，规划编制可以通过强化“规划指引”的应用，相应简化法定规划的发展、规模、区域协调、环境保护、空间管制和实施对策等内容，如许多小城镇总体规划的实施对策中常常把国家性课题和难题(如“户籍制度改革”)写入，但所起作用自然不大；此外，某些“规划指引”也可从规划编制延伸形成，并与规划编制形成互补关系，如区域规划甚至总体规划等，从而淡化非理性的大尺度图件控制小尺度布局的现象。另外，相应的规划管理和实施也应具有对应的改革措施，“规划指引”自身则应通过政策评估形成滚动修订机制。当然，上述措施仅是面临制度难点的几点突破性的设想。如前文所言，“规划指引”越发展，其对内外制度环境的改革要求越高，因为短期内制度环境、规划权责总体上较难改变，因此近期对中国式“规划指引”的作用并不可高估。不过无论如何，中国语境下的“规划指引”应是规划制度和体系的一次较具突破性的尝试，也可能因为多种原因而成为一种实验，同样值得肯定，最终结果仍需继续观察。

三、结语

中国语境范文篇6

声势浩大、人物众多的先秦语言哲学分为三个主要流派：第一，孔子代表的德行派。第二，老庄代表的本体派。第三，墨家、辩者、荀子和韩非组成的逻辑派。然而，这种显赫辉煌却没有坚持到底，魏晋之后渐渐淡出哲学视野，在南北朝隋唐乃至宋元明清都了无踪迹。时至今日，引起我们再次关注的语言哲学却是伴随着西方分析哲学进入中国的西方语言哲学。进入21世纪后，经过对西方语言哲学的深入了解，中国的哲学家们开始注意到汉语形态对哲学表达的重要价值。

二、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主要进路

1.由于中国语言象形文字具有的特殊性质，我们的研究不能望文生义，而是要全面了解文本的上下脉络，通过对文本的逻辑关系的考察和推敲才能揭示文本的真正意义。“象思维”是中国语言文化的一种表象，唯有揭示这种表象背后的逻辑根据，才能真正把握中国语言所展现的哲学意蕴。2.语言研究与思想研究结合，才是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必经之路。语言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完全从语言现象出发，并根据语言现象寻求语言自身的规律。只有结合语言研究和思想研究，我们才能在语言哲学领域中得到收获。

三、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中国语境范文篇7

关键词：语块理论；高职英语；词汇教学

随着世界各国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能向国外介绍我国的本土文化，又能熟悉外国的文化历史。由于我国教学观念上的一些偏见，在进行英语教学的过程中，过分强调英语单词的学习，而忽视了英语词汇的学习，造成大部分高职学生的英语词汇掌握量较少，影响了高职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的兴趣，严重阻碍了我国文化走向全世界的战略目标的实现，故研究语块理论下高职英语词汇教学是英语教学工作的迫切任务。

一、语块的定义

语块是一种固定的结构，对于这些固定结构，不同的学者使用了不同的术语。Lewis将这些固定结构称之为lexicalchunks（使用语块），Nattinger称之为lexicalphrases（词汇语块）等。尽管这些学者对其称呼不同，但其本身的特征特性是一致的。这些固定结构以整体形式被人们记忆储存，可被人们频繁使用，这些固定结构兼具了词汇与语法特征，具有特定的语法功能。固定结构还具有使用方便的特性。在使用过程中，不需要经过处理加工，可直接整体提取使用。这些就是“语块”。例如，本国人在交流时，语句流畅，这是由于他们的词汇是以语块的形式存储在记忆中，而不是单个的单词形式，保证在使用的过程中，能被整体提取出来，保证资源信息处理顺利进行。研究表明，熟练语言使用者其话语输出中含有的语块一般都比较多，这同样适用于翻译实践。

二、语块的分类

对于语块的分类也有很多种分类方法。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主要采取的是DeCrrico和Nattinger的语块分类法。

1.Institutionalisedexpressions（习俗语语块）

该部分语块主要指的是人们在生活的过程中，出现的高频词汇组合。如allofasudden、allbut、alloveragain等。

2.Sentencebuilders（句子组构语块）

该部分语块的形式和意义是固定的，大多数为交际用语、社交公式及谚语等。如Thegoodseamanisknowninbadweather.Youhavetobelieveinyourself.Birdsofafeatherflocktogetherbirdofafeatherflocktogether.

3.Phrasalconstraints（短语架构语块）

这主要是由固定和半固定词组表达的。该语块的词组在一起具有非连续性，可经常搭配使用。在使用的过程中，允许添加或改换某些成分等。如Thebestway...is...，Itislikelyto...等。

4.Word＆Polywords（单词和聚合词）

聚合词一般是由2~3个词组组成，这几个词组间不能被随意分割，或变换位置等，是固定在一起的。如suchas、bytheway、ineffcet、differentof等。根据研究调查表明，我国二语学习者语块能力的掌握程度总体上不容乐观，语块能力直接受具体语言技能及语言综合能力的影响，且与具体语言技能及语言综合能力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但由于我国二语学习的语块掌握能力薄弱，造成在使用的过程中，二语学习者必须经过重新组合，大脑认知、处理信息的过程，严重阻碍了其学习效率。语块存储的多少还直接影响译者语篇的流利性和准确度。相反，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过多的思考语块中的某个单词，往往会造成译文生硬，不规范，不清楚，不准确等。

三、语块理论在高职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

在交际时，人们下意识思考的是词与词的搭配，而不是单独的词汇，然后将这些搭配而成的词表达出来。人们努力去从大的整体方面去看待事物，而不是将其打成碎块。由此可见，我们在学习英语词汇时，不是把词汇孤立起来，而是要强调词汇之间的组合搭配，并能对这种搭配形成深入理解，达到自己能灵活运用的程度。根据上文对高职英语学生词汇学习情况进行分析，很多学生在记词汇时都是孤立记忆，他们不能很好地把词与词之间的搭配组合结合起来对单词理解。这样的学习方式导致学生很难灵活运用单词，所以将语块运用于高职英语词汇教学势在必行。

1.词汇与语法相结合的语块教学

语块让词汇和语法之间形成了有机联系，语块是一个介于词汇和语法之间的结合体。传统的英语教学模式把词汇和语法教学完全分开教学，这种教学模式往往令学生感觉英语学习枯燥乏味，只是单一枯燥的词汇、语法学习。英语的听力和阅读文本中往往包含了很多复合词，多元词汇，惯用的搭配和话语，以及句子和框架引语。这些词汇，惯用的表达方式通过语块的形式学习，至此打破单一的教学模式。比如，当进行动词词汇讲解时，教师需要明确跟学生说明该词汇是及物或不及物动词，以及该词汇做及物动词的时候一些相应的语块搭配。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把这些词作为语块模式进行归纳总结，以达到让学生高效学习词汇的目的。

2.词汇与情境相结合的语块教学

心理语言学者认为，每个本土语言者都有预制语块库。尽管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预制语块库都是相同的，但不同的人会因为年龄、性别、地域、文化和阶层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预制语块库。并且这种差异会随着他们在不同领域言语知识的增长而变得愈加明显。这启发我们在进行词汇教学时，应以相应的语境为基础来进行。当以学生感兴趣或者贴近他们生活的话题为语境来进行词块教学时，学生会对这些词块产生深刻印象，从而更容易理解该类语块在相应语境中的用法。同时，高职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语块数量不够，导致他们在口语和写作中词的搭配不准确，他们常常采用汉语的思维方式。至此，教师在进行词汇教学时，应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语言材料，并且让学生有意识地从文中提取语块。英语中的很多词汇都是一词多义，很多词汇需要根据不同的语境进行理解。当进行词汇教学时，教师除了提醒学生要注意很多词有多个含义外，还要引导学生把这些语境中的词作为语块提取出来，这样从相应的语境中提取出来的语块学生记忆相对深刻，并且相应减少在口语和写作表达时出现的搭配错误问题。

3.注重语块策略教学

对语块的学习绝对不能盲目和呆板，所以教师应该在语块教学上实施策略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自我修养。在进行语块策略教学前，必须让学生了解教学的目的和内容，学生在明确目的的情况下才能有意识地围绕着目标学。此外，可以选择给学生提供语块教学的专门培训，如记忆培训、联想培训、分类培训等，这些培训能对学生起到正面引导作用。

4.实行语块教学方式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需要让学生明确语块学习的重要性，并传授学生学习语块的有效方法，平时多训练学生学习语块，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语块，尽量给学生传授语块学习的策略，在学生遇到困境时给予及时指导，经过这些步骤以后，学生必然能了解语块的重要性，并能积极配合教师学习语块。此外，还要引导学生学习词汇表，不能让学生在学习词汇表时将语块遗忘，而且对词汇的学习也应全面，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四、语块在高职英语词汇教学中的优势

1.利于词汇清晰记忆

语块在记忆上有天然的优势，因为无论在课文还是课外文章，都能经常看到语块，而且它们都以一个整体的形式出现，且频率相当高，学生在学习课文和课外文章的同时也在不断学习语块，在这种循环往复的学习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语块就被学生刻在脑中。语块还与情境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方便学生在相似的语境下学习和记忆语块，在遇到相似语境时就能想起与该语境相配的语块，这比单独记单词更有效，毕竟单词无法与语境产生固定的联系。所以，在固定的语境下学生也无法联想到某些单词，就算能联想到，也可能与语境不符或容易遗忘。所以，应摈弃过去让学生只背单词的习惯，而应该积极引导他们记忆语块，这样才能帮助学生摆脱单词的困扰。

2.利于词汇准确使用

单独的词汇不容易被学生记忆，且在记忆的过程中容易混淆，导致学生在进行口语交流或者书面表达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用词不当的现象发生，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自信心，也降低了教师教学的效率和质量。语块能解决这一难题，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应充分利用语块与情境的关联性，运用情境来学习语块，这样可有效降低用词不当的发生率。如bebackof是缺席的意识，假如学生能掌握这个语块，那么在学习的过程中，就没有必要去深究各个单词的意思。大量记录语块。由于语块可作为整体单位存储于心理词典，并能整体提取，这大大减轻了语言处理过程中的认知负担，这就会使学习者有更多的精力注意语言内容和组织，加快理解和组织语言的速度，从而提高语言的流利性，保证语言使用的正确性及提高交际的得体性。

五、结语

词汇是兼具词汇和语法特征的语言结构，是语言的基础，所以我们应当把词汇作为英语教学的重点之一。教师要以积极有效的方式引导学生进行词汇学习。而采用语块教学是词汇教学的理想方式，当把语块与语法和语境结合起来进行教学时，学生对词汇的记忆和存储变得更加高效；同时，当他们在口语和写作的时候会更流畅、更地道地进行英语表达。

作者:朱瑜 单位:沙洲职业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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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晓琪,丁言仁，戚焱.关于建立词汇—语法教学模式的思考[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4(1):56-58.

中国语境范文篇8

“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相辅相成地运用于人们的日常交际中，对语言的使用有很广泛的描述力，是人们在会话中尽力遵守和维持的策略。礼貌既是一种普遍现象，为各社会群体所共有，又是一种个性化的交际原则，受制于不同语言群体的不同文化背景。因此，“礼貌原则”在跨文化交际中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果说话者与听话者的文化价值观有很大差异，甚至彼此完全不能接受，礼貌的话语可能伤害对方，从而导致交际失败。因此，在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中，双文化比双语言更加重要，因为，词只有在它们使用的文化中才有意义。

中西方两种文化有着不同的礼貌评判标准和实现方略。汉文化重视谦逊准则，而西方文化则突出得体准则。谦逊准则要求人们尽量减少对自己的表扬，尽量贬低自己。西方文化则认为欣然接受对方的赞扬可以避免损害对方的面子，因而是礼貌的。因此，西方人对恭维往往表现出高兴与感谢，采取一种迎合而非否定的方式，以免显露出与恭维者不一致，令人难堪。中国人则大都习惯否认，提倡“谦虚”和“卑己尊人”，但这种做法却会给西方人带来面子威胁。汉文化中的“礼貌”植根于儒家“礼”的传统，强调“贬己尊人”和“中庸”，提倡谦虚；而西方文化深受西方自由平等思想传统的影响，强调个体和个人价值，提倡个人的自信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同的文化心理和礼貌方式影响到英汉两种语言的跨文化交际。如果把一些汉文化认为极礼貌、极客气的词语带入英语会话，如：“请光临寒舍”等，只能使以英语为母语的受话人感到莫名其妙。这样做虽然遵守了谦逊准则，但却会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

此外，西方人所持有的是独立的自我观，这种自我观具有相对独立和固定的内核，因此，西方人在交际中注重个人隐私和独立，总是从个体主义立场出发，强调个人的面子。而中国人所持有的是依附性的自我观，这种自我观没有相对稳定的内核，他人和自我的关系相对不是那么清晰、分明，自我的内核依照自我和他人的关系而定，只有当自我被放在适当的社会关系中才会有意义，才会变得完整，因此，汉文化人非常重视参与以及个体与团体的关系，注重集体荣誉感；在交际中，他们往往从集体主义文化观出发，强调群体的面子。中国文化自我观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家族血缘为尺度，在交际中遵守近亲准则。例如，中国人在交际时喜欢问人私事，或毫无保留地披露自己的私事，因为按中国的礼貌传统，了解私事是交际一方为了缩短和对方的横向距离而做出的一种势力，表示把对方定位在一个离交际主体相对较近的位置。

中国语境范文篇9

【关键词】外语教学;隐喻;隐喻思维;隐喻解读能力

在外语教学中，外语教师要尽可能培养学生良好的隐喻解读能力。深入理解和准确使用隐喻。俗话说“UNDERSTANDINGISSEEING”(理解就是看见)；“THINKINGINGISSEEING”(思考就是看见)。隐喻是人在体验的基础上进行认知加工的结果。正确解读隐喻，避免受到不同文化因素的制约，避免文化负迁移。从而产生错误的隐喻认识和错误的语言表达。比如在翻译课上教师要求学生翻译“美猴王难逃如来佛手掌心”这句话时，就要指导学生用隐喻来思维。通常大部分学生会翻译成“unabletorunawayfromhispalm”。因为中文所理解的“难逃掌控”应该是“PowerisinPalm”。这时教师就应该指导学生使用隐喻，避免文化负迁移。因为按照英文理解，“操控”概念事实上应该说成“PowerisinHand”。面对隐喻，学生在翻译时不能套用母语文化，尽管隐喻在语言上具有跨文化的共性，但也会受到不同文化因素的制约。同一种概念在不同的语言当中所表达出来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美猴王难逃如来佛手掌心”正确的翻译应该是“unabletorunawayfromhishand”。

另外，在教学中，会发现学生对隐喻解读常常把握不准。其实隐喻式所体现的是语言内在的灵活度。“It’slikelyThomasknows”这里是显性客观隐喻。再比如“Thomaswillknow”这也是一句隐喻，这种隐喻是隐性的，叫隐性隐喻，也叫隐性主观隐喻。隐性含义是说话人意图传递的子集合。同样“Thomasprobablyknows”也是隐性隐喻，但是叫隐性客观隐喻。不同的语气体现的人际隐喻强化的程度不尽相同。在命令式中，也会用到隐喻。比如“Iwouldlikeyoutopassmethebook”这是一句由陈述语气和疑问语气来体现命令的句子。是隐喻式。是一种人际隐喻。而“Wouldyoumindpassingmethebook?”这句话的隐喻程度就更高。

从语气的本质来看，陈述句比疑问句更贴近祈使语气。语气肯定的程度越强，隐喻式程度就越强。隐喻式体现的是语言内在的灵活度。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良好的隐喻解读能力非常重要。隐喻可以将抽象的概念化为具体的情景。在教学中要让学生知道课文里有些作者或者诗人会借助大自然的容易感知的东西表达隐喻中的内涵。比如在阅读课上有EleanorFarjeon的诗“Poetry”，诗中有这样的句子：Whatispoetry?Whoknows?Notarose,butthescentoftherose。Notthesky,butthelightinthesky。Notthefly,butthegleamofthefly。Notthesea,butthesoundofthesea。Notmyself,butwhatmakesme。See,hear,andfeelsomethingthatprose。Cannotandwhatitis,whoknows?外语教师这时就要通过隐喻解读，帮助学生充分理解EleanorFarjeon是借助了大自然的东西来表达隐喻中的诗的内涵：thescentoftherose；thelightinthesky；thegleamofthefly；thesoundofthesea。通过隐喻解读帮助学生理解难于理解的抽象概念。这样就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综上所述，隐喻是语言交际中的一种常见现象。作为外语教师，要尽可能让学生多接触所学语言的文化和真实语境，发展隐喻思维，培养隐喻解读能力。通过隐喻解读帮助学生理解难于理解的抽象概念。这样就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作者:周小英 单位:南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Carston,R.2002.ThoughtsandUtterances:ThePragmaticsofExplicitCommunication[M].Oxford,Blackwel.

[2]Slobin,D.1996.Fromthoughtandlanguagetothinkingforspeaking[A].InJ.Gumpertz&S.Levinson.(eds.)RethinkingLinguisticRelativity[C].NewYork:CUP.

[3]陈朗.隐喻机制的词汇语用学述略[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4，（6）.32-37.

[4]李恒.汉语使用者时空隐喻手势的认知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4，（6）.38-43.

[5]张炜.2012.来自澳洲最杰出的歌者[A].卡彭塔利亚湾[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6]覃修桂，黄兴运.概念隐喻中始源域“多元性”的体验哲学观[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4，

（5）24-29.[7]陈玉洁.量名结构与量词的定语标记功能[J].中国语文，2007，（6）：516-530.

中国语境范文篇10

关键词：体认语言学；“哑巴英语”；“汉式英语”；教学启示

一、引言

体认语言学是王寅教授基于认知语言学发展起来的本土化理论，其核心原则为“现实—认知—语言”，认为语言产生于人与现实世界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同时人又能通过语言表达自己的认知以及反映现实世界。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看待语言习得。体认教学观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教师辅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语言、使用语言。然而，受高考应试教育压力的影响，高中英语课堂模式多为老师单向输入语言知识，口语教学更是被长期忽略，语言知识的输入与输出失调，导致学生普遍存在“哑巴英语”或“汉式英语”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体认语言学下的教学观进行阐述，分析高中英语口语教学存在问题的成因，拟以体认教学观为基础提出对高中口语教学的些许建议。

二、体认语言学与语言教学

（一）体认语言学发展概述

认知语言学以体验哲学为基础，主要研究人类认知与语言之间的关系，现已成为当代语言学的一门显学。随着这一主流学科的发展，国内外学者了取得一系列突破性研究成果，同时也对这一学科进行了完善与深化。国内学者王寅就从体验哲学视角出发，认为“认知”概念含糊，未能明确体现这一理论取向，将其纠正为体认语言学，以“现实—认知—语言”作为核心原则，即心智和语言都是来自对现实的“体（互动体验）”和“认（认知加工）”[1]。语言学在20世纪共经历了三次革命。第一场革命发生在20世纪初，索绪尔受西方形而上学、二元论和先验哲学的影响[2]，提出了语言先验论，强调语言内在形式的重要性。20世纪5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发动了第二次革命，其批判性地继承与发展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提出了转化生成理论，强调语言的天赋性，将语言学研究从“结构描写”转向了“心智解释”[2]。随着20世纪50到60年代后现代哲学的兴起与发展，语言学与哲学家家摆脱了传统哲学束缚，提出了体验哲学，认知语言学也应运而生，成为第三次语言学界的哥白尼革命。认知语言学家坚决批判索氏的语言系统先验论和乔氏的天赋观和自治论，认为人类的心智、概念、语言等都是来自“体、认”[3]。由此王寅教授顺势将其本土化为体认语言学，强调语言研究的“唯物论”和“人本观”：“体”指的是主体与现实世界的互动体验，反映唯物论；“认”则指主体在感知体验的基础上进行认知加工，体现人本观[2]。认知语言学以体验哲学为基础，强调语言的体验性，即语言是通过对现实世界的体验而形成的。基于认知语言学建立起来的体认语言学在认同这一语言特性的同时，还突出强调认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即语言产生于人与现实世界的互动体验，以及自身的认知加工。

（二）体认语言学的教学观

体认语言学突出认知者在现实、认知、语言三者循环中的主体地位，它认为人在习得语言时，首先是对一语言现象进行浅层理解，其次将语言现象所反映的现实世界与大脑原有的认知概念建立联系，进而加深对该语言现象的深层次理解与体会，最后依据自身理解对所学习的语言知识进行运用。体认语言学提出语言形式有其成因。因而，在外语教学中，教师不仅要重视语言形式的教授，还要重视对其成因进行系统讲解。语言并非封闭的系统，语言形式的构建有赖于人对现实世界的互动体验。教师在教授词汇的字面意义或语法点的构成时，应引导学生对词汇及语法所反映的现实世界进行感知。同时体认教学观反对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主体，学生被迫单向输入知识。在体认教学观看来，学生在外语教学中应占主体地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并非机械式地输入转向输出，其对输入的知识会进行认知加工，基于自身的经验产生一定的认知概念。最后体认教学观还主张学生在实践中习得语言。语言产生于现实与认知，同时又是人反映现实世界与表达自我认知的交际工具。因而在教学中，语言学习者在对某一语言形式的成因进行认知加工后，应在现实生活中对学习的知识进行有效输出，深化对语言形式的理解，并通过实践掌握其用法。

三、高中英语口语教学的问题成因

受高考应试教育压力的影响，高中英语课堂注重培养学生读写能力，多以词汇语法单向教学为主，忽略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口语教学更是不受重视。长期以来，国内学生普遍存在“哑巴英语”或“汉式英语”的窘境，即使掌握了词汇语法，但在实际交流中却难以将所学进行有效输出。针对这一现象，王初明教授提出“补缺假说”解释其深层原因，假说指出，在母语环境里学习外语，缺乏跟外语表达式配套的真实语境，学习者只能借助大脑中业已存在的母语语境知识去补缺[4]。换言之，学生语言输出的不当主要是因为输入不足，具体可体现为三方面。

（一）缺乏语言学习的外部语境

语言符号传达一定的意义，语用学强调语义并不孤立存在，语言在交际过程中依赖于特定的语境表达意义，即语言使用依赖于语境。Malinowski率先提出语境这一概念，指出语言意义在语境外难以进行解释[5]。王初明将语言学习的语境分为外部语境与内部语境，外部语境指人们说话时所处的环境，即与外语表达式配套的现实语境[6]。在国内学习英语，学生所处的外部语境就是母语语境，导致学生只能将外语表达式与母语环境进行配套，缺失语言学习的真实外部语境。在高中阶段，学生对英语的接触多以课堂教学为主，教师教学时却多以单方面的词汇语法重难点的教学为主，学生口语交流机会甚少；课余时间学生又处在汉语环境中，鲜有机会使用英语，从而导致高中英语教学只强调语言形式的单方面输入，口语教学不受重视，语言输出缺乏环境。

（二）语言学习内部语境的干扰

由于语言学习的外部语境缺失，学习者不得不在母语语境中寻求解释。内部语境是指说话者头脑中的语境知识[4]，在母语环境学习外语，学生大脑中仅含有母语语境知识。王初明假说中的“补缺”则指的是，当外部语境不足以提供适当的线索帮助理解所学语言知识时，大脑中的内部语境知识进行补缺[4]。高中英语教学因外语语境缺失，学生在学习词汇语法重难点时，只能借由内部语境进行解释说明。此时，学生的母语与外语共用同一语境，学生的母语知识难免对外语学习产生影响，即所谓的母语迁移现象。母语与外语存在相同或相似之处时，母语对外语学习产生积极作用，即正迁移。然而，当母语与外语不一致时，母语则对其产生消极作用，即负迁移。因此，学生内部语境知识对外语学习难免产生干扰，导致学生在正确使用语言与顺畅交流中存在障碍。

（三）语言形式与语境匹配不当

语言符号以单词、短语、句子、篇章为形式独立存在，而特定的语境又赋予形式以具体的意义。在外语学习过程中，语言形式的掌握有赖于对其意义的理解，而意义又存在于语境中。因此，外语学习应注重语言形式与语境相匹配。然而，在高中英语教学过程中，外语学习一来缺乏外部语境，二来受内部语境干扰。因此，课堂上教师注重教授语言形式，学生即使能通过母语语境知识将其熟练掌握，但由于外部语境的缺失，学生少有机会将其应用于实际交流中，自然也就难以将语言形式与语境进行正确匹配。若母语语境也无法对语言形式进行解释时，在学习正确语言形式后，学生也无法将其使用出来。

四、体认教学观对高中英语口语教学的启示

（一）探寻语言形式成因

以认知语言学为基础的体认语言学认为，隐喻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其不仅为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认知机制，以已知领域的经验理解未知领域事物[7]。语言本质上就是隐喻，语言的学习机制与隐喻的工作机制有一定共同点，语言学习过程中，学生对新学知识的理解有赖于大脑中既得的认知，同时不同语言又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学生能在母语中找到与外语形式配套的语境知识。因此学生借内部语境学习外语，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然而，由于语言产生的现实文化环境不同，其所反映的思维认知自然体现一定的差异性。换言之，英语为母语与汉语为母语的使用者对同一现象会产生不同的认知，有其各自的理解，英汉俚语的差异就为一有趣的例证。比如英国俚语中的blue-eyedboy，字面意为蓝色眼睛的男孩，这在汉语语境下格外奇怪，黄种人多为黑色或棕褐色眼睛，蓝色眼睛的男孩则显得稀奇。但在英语环境下，西方人多为金发碧眼，小孩生一双蓝眼睛极为可爱且备受人喜爱，因而这一俚语引申指备受欣赏、喜爱之人，即对应汉语中的“宠儿”“红人”。王寅及王天翼两位学者在《基于体认语言学的英语语法教学》一文中就曾指出，语法教学应成体系，并利用体认语言学理论解释语言成因[8]。因此，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描写语言正确形式，还应注重从理论角度对语言形式成因进行解释，深化学生对语言形式的理据性认知，引导学生从外语语境下寻求语言形式的成因，尽量降低学习者内部语境的干扰，避免从母语语境知识寻求对语言形式的解释。

（二）营造自由交流氛围

语言的使用依赖于语境，语言的使用影响语言的习得，因此，外语学习不仅要注重语言形式的掌握，还要强调口语交际的重要性。体认教学观力图打破这一现象，主张认知主体在语言习得中的主体地位，鼓励学生在实际交际中用语言反映客观世界、表达自我认知。然而，传统的高中英语课堂讲解完词汇语法重点后，少有时间留给学生进行自由的发言与交流，教学模式也多为老师“一言堂”，学生只能单向被迫灌输知识，不断地输入却难以输出。并且由于高中学生课业压力大，除却完成相应课程任务，少有闲暇时间使用英语，学生多以课堂教学形式接触英语。为弥补语言学习外部语境的缺失，高中英语课堂可适当增加口语教学的比重，同时以学生自由交流为主要形式。例如，老师讲到必修三第一课FestivalsAndCelebrations时，在讲解完课文中语言词汇与语法重难点后，留有时间交由学生，将学生分成小组进行对话，交流彼此喜欢的节日，了解这一节日的风俗习惯，还可以让小组进行角色扮演，让学生置身于外语语境中，演绎外语使用者如何庆祝节日，或是将组员视作外国友人，对其介绍中国传统节日，并询问对方国家的节日习惯。

（三）组织课后口语练习

体认语言学也强调语言学习者要在“做中学”、学与练要有机结合，即哲学所说的“实践出真知”。因此，高中英语教学中，学生要主动在实践中使用语言，验证已知的语言知识是否正确掌握，同时在交际中摸索未知的语言知识规则，王寅也认同语言的“涌现说”，认为语法规则存在于人们的日常交际中，它是在语言的广泛使用中“涌现”的[2]。外部环境的弥补不仅要体现在课堂上，还要渗透进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因此，高中英语口语教学还可适当地开展全年级乃至全学校的交流活动，提供给学生练习口语的平台。练习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国内最常见的则为英语角、英语配音等。但学校开展的英语角活动大多未能达成交流的目的，学生一无话题可聊，二无交谈兴趣。为实现有效促进学生练习口语的初衷，学校所组织的活动可以增添其趣味性，同时设置具体的交流语境。仍以每周英语角为例，学校可以将每周英语角设置不同的主题，营造特定的语境场所，例如跳蚤市场，一部分学生饰演卖家，将自己不用的小物件拿出进行摆摊叫卖，还有学生作为行人或游客来逛跳蚤市场，同“卖家”讨价还价。因此，活动主题不一定要设置为单一的话题式空谈，还可置于具体语境下进行实际交流。

五、结语

体认语言学强调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反对老师“一言堂”行为，对应试教育影响下的高中英语口语教学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体认教学观主张学生厘清语言形式的成因，并通过实际交流对语言形式的理解与应用加以掌握，启发我们建立新型课堂模式，教师在教授正确的语言形式的同时，还要注重解释其成因，让学生加深对语言形式的认知；口语教学在课堂的比重得以增加，同时课后又增添趣味性练习活动，让学生有机会使用语言，弥补语言外部语境的缺失。体认教学观有助于解决高中英语口语教学所普遍存在的“哑巴英语”或“汉式英语”问题，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可以试用体认语言学所反映的教学观用于课堂实践，为学生口语教学提供新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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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寅.体认语言学发凡[J].中国外语,2019(6):18-25.

[3]王寅.20世纪三场语言学革命：体认语言学之学术前沿[J].外国语文研究,2015(2):2-11.

[4]王初明.补缺假设与外语学习[J].外语学刊,2003(1):1-5+112.

[5]胡壮麟.语言学教程：第五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282.

[6]王初明.“补缺假说”与“哑巴英语”和“汉式英语”[J].外语界,2003(5):2-5.

[7]Lakoff,Johnson.MetaphorsWeLiveBy[M].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