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范文10篇

中国人范文篇1

前不久，有个外国人发了一篇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论文，谈及中国的粮食问题，说什么21世纪中国将丧失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面对“谁来养活中国”的提问，我们这些跨世纪青年的回答是：

中国人来养活中国！

在我们回答这个足以震撼我们整个民族自尊心的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仔细聆听一下这个来自大洋彼岸的声音，他给我们总结了四个不可逆转：

1）人口增长不可逆转，中国人口每年增长1400万，相当于一个北京市人口，到2030年将超过16亿。

2）消费趋向不可逆转，在以大米，白面为主的传统食谱上将逐渐加大肉、蛋。奶的比例，而中国粮食却不能随其饮食爱好同步增长。

3）农田减少不可逆转，中国大部分是干旱不毛之地，东南部粮食生产集中地区也是人口集中地区，随着人口和工业经济的同时增长，工厂，住房、道路在与农作物激烈地竞争土地，结果是当中国最需要扩大农田面积时它却以每年100万公顷的速度在减少，这相当于中国现耕地面积的1%，原创：照此发展，不到100年中国的耕地面积将是零…

4）环境破坏造成的减产不可逆转。中国是以灌溉为主的多熟农业，而储水量世界第一的中国，却因为日益严重的缺水减缓了粮食产量的增长。

这个老外最后给我们下了一个结论：中国到2030年，若人均粮食消费水平达到现在的台湾水平或美国水平的一半，进口缺粮将达到3。78亿吨，而那时世界粮食出口总量却不足3亿吨。到那时，不仅中国养活不了中国，世界也将不能养活中国。

在充满希望的21世纪的曙光即将升起，沉睡多年的雄狮刚刚苏醒之时，“谁来养活中国”这六个大字却赫然刻在了饱经风雨的神州大地上。

的确，是我们该反思的时候了。古代的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现代的中国人讲“农业是立国之本”，而今的外国人却提出“谁来养活中国”。也难怪这种声音使人们振聋发赣：在庞大的人口基数下，人口的迅猛增长举世瞩目；几经改道的黄河又频频断流令人深思；粮食产量增长缓慢。粮食进口越来越多有目共睹；一方面国家疾呼农业科技人才短缺，另一方面农大的毕业生却又在哀叹找不到工作，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理解。

痛定思痛，感慨之余，当冷静的思考赶走了不安的迷茫，理性的灵光罩住了感情的激昂，我深深感到我们当代大学生的未来任重而道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我国农业的兴亡，对于我们这些并非匹夫的时代宠儿又该有怎样的责任呢？此时此刻，我不禁要感谢那位老外给我们敲响了粮食危机的警钟。

“谁来养活中国”，听着这轰鸣的钟声，我把目光投向了东方升起的太阳，我想站在长城上高声呼唤：中国自己能养活中国，卫星能上天，播种机却下不了田，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改革开放的结果不应该。也决不会让十几亿人饿着肚子奔小康。计划生育的一再猛抓，已使我国人口增长得到控制；农业政策的努力落实，已使农民日渐消退的土地热情有所回升；环保意识的逐步确立，也使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得到改善；农业地位的稳步提高，使我国盛行多年的“口号农业”终于开始走向褒亡，农业这个改革开放落伍者的体温终于不再是那么的冰凉。

“谁来养活中国”，听着这轰鸣的钟声，我想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山巅，面对黄河长江传出我心中的呼唤：中国农民能养活中国。农、经、饲相结合的三元结构农业，将来靠他们的身躯定能撑起；绿色农业、白色农业。蓝色农业相并联的三色农业，将来经他们的双手也定能闪光，可是，现在我却要对你们说：八亿同胞们，快醒醒吧！东方巨龙在呻吟，四大发明已经蒙上厚厚的历史灰尘。洋洋数平年、，你手中握着的不该还是曲辕犁呵！

中国人范文篇2

从年龄上看,年纪偏轻的观众对青春偶像剧以及爱情悲剧、家庭伦理剧都有一定的偏爱;40-60岁的观众,倾向于家庭伦理剧。从职业来看,年轻的在校学生大多数选择集数少、内容活泼、画面灵动性强的青春偶像剧和爱情悲剧，但对前者偏爱的人居多；家庭主妇大多生活经验比较丰富，所以她们偏重于情节缓慢冗长的家庭伦理剧;职业女性包括城市白领,生活节奏相对较快,对时尚品位的要求较高,他们在娱乐休闲时选择的多是集数较少、节奏较快、充满都市时尚气息的青春偶像剧、爱情悲剧等。从性别来看,大多数女性喜欢韩剧,对大多数男性来讲,不喜欢在韩剧上浪费时间,但也有少数例外者。对于韩剧,18-25岁的年轻女性多数会认为:韩剧的画面唯美,情节虽然类似但是活泼而且贴近人心,男女主角形象时尚现代且很有礼貌修养;25-40岁之间的观众认为韩剧画面亮丽、清新、干净,男女主角造型时尚大方,并且温文有礼;40-60岁间的人大多数观念是:贴近百姓生活,好像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借此可以了解韩国的一些生活习惯和社会文化。

“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各民族人民的心理所决定的,在一定时期的艺术作品和学术著作中都表现着社会文化心理”。中韩两国不仅在地缘上临近，在历史上也有广泛的交流和友好往来--两国有着共同的传统习俗，都强调伦理道德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作用；韩国的历史文化都受到同期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唐朝时期，中国文字、医药、崇尚儒学的概念对韩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鉴于两国在文化内涵、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方面存在很大的相似之处，包括韩剧在内的韩国文化产品的风行也就成为了情理之内、意料之中的事情。实际上，韩剧是经过认真包装过了的东方文化，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共同改造的结果。韩剧中的情节和人物角色在中国现实生活场景内大量存在，因此让中国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韩剧在剧中重塑并再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以中国人在在心里上更易产生共鸣，乐于接受。韩剧中在平常的社会家庭生活中诠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内容与中国文化比较贴切、类似，展现了中国传统的日常行为。不同年龄段观众的社会心理虽然有不同，但是三大类的韩剧满足了不同人的需要，赢得了中国观众的喜爱。中国人看韩剧就和看中国电视剧一样看到了东方传统文化的社会影像。电视剧作为影视文学作品,观众看韩剧相当于一种艺术接受。那么韩剧之所以在中国观众心里得到认同,就是因为其中的一些内容引起了中国观众的共鸣,是艺术作品中宣扬、传达出来的文化气息和文化背景唤起了接受者思想上的强烈反应。

中国儒家文化的发扬媒体

中韩两国人民有着不同的地理和社会生活环境，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然而,两国在历史上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也存在着相似的部分。韩剧中对子女婚姻大事、婆媳关系、子女教育问题的关注、对各种礼节的尊崇等是中国父母这一辈所推崇和欣赏的。剧中人物对生活的态度、对爱情的执著、面对困难的乐观精神、对待亲情和友情的传统态度等是中国青年一代所青睐和感动的。韩剧家庭伦理剧主要体现老人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年轻一代必须尊重老者，什么都不能影响他们所坚守的传统道德规范。韩剧是在琐碎的生活中传承着传统的道德规范，然而这些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严格社会规范。韩剧爱情悲剧中的主人公,面对倍受坎坷的爱情,总能不离不弃，执着的坚持，努力的寻找真爱的出路，即使最后没有一个好的结局，但只要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付出再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中国古代也有相同的爱情观,如:“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等,这些经典爱情诗句至今还被世人传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是中国人传诵了千年的爱情故事，可歌可泣。青春偶像剧中主角也表现出一些优秀品质：对待艰苦的生活自强不息,面对金钱的诱惑不为所动,对待朋友诚信为先,对待自己的父母长辈孝顺体贴,对待兄弟姐妹关爱有加。这些道德规范不正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所宣扬的？从上面可以看出,无论哪种类型的韩剧作品,体现出来的伦理道德规范都带有浓厚的儒家传统文化色彩。

近两千年的儒家文化思想在封建时代给东方人民打下了深深地烙印，不会因为和“”的批判所消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主要部分,儒家文化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特性，而且已深深地融入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交际中,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老百姓评判社会行为、自我反思和行为方式的准则，例如在商业文化的建构中强调儒家文化对企业外显竞争力和核心能力、企业与顾客的双赢关系的影响，在和谐校园的建设中儒家文化不可取代的作用。随着世界文化的交流,儒家文化必然对包含韩国在内的“亚洲文化圈”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儒家文化是韩国文化的基盘，而其核心“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鲜明地体现在韩剧的情节和人物特征中，因此现在的韩剧及韩剧中的儒家文化被中国观众所接受认可就是自然的事情了。

中国人民重新反省自己文化的途径

中韩文化同源、有相似性，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都有了不同的文化发展形势。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二十世纪遭遇了极大的变革和动荡。时期，推崇传统文化和严谨学风的知识分子遭到批判和迫害，人们追求真知和防御道德底线的信心大减；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文化的涌入和渗透使得国民开始追逐西洋化的理念和价值体系，故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本民族文化的继续和传承，这一点可以从“洋节日”在中国的流行中看出来。例如，圣诞节比春节更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情人节期间玫瑰花泛滥，而对七夕了解的人却越来越少。儒家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文化的极大挑战，而日常生活中的儒家风范与尺度，已变得很薄弱，几乎消失。而从韩剧中表现的世情人伦观来看，他们也经历了剧烈的动荡，受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和科技方面，而韩国文化在获得和完成现代性的同时，文化上坚持了一种延续性和保守性。这种文化特征，构成了韩剧的叙事基础，是韩剧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长幼之序、孝剃之义、夫妇之伦、儿女之道等等一系列的道德规范是韩剧故事始终围绕展开的主题，从中引出情节和人物情感的表现。韩剧所体现的道德准则和价值标准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因为这是我们骨子里根深蒂固、难以磨灭的一部分；同时这种文化对我们来说又是遥远的，因为我们在自身文化现实中已很难体验到相同的东西了。在韩剧面前，人们普遍有一种被唤醒的感觉；人们开始重温和思考着对本土遗失殆尽的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传统生活方式的想念和向往，并采取措施恢复、保护并传承本民族的文化特色。

结语

中国人范文篇3

此次调查的家庭财产主要包括，家庭金融资产、房产、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和家庭经营资产。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最值钱的家当由改革开放初的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转变为房产和金融资产。

房产成为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中最值钱的家当。城市居民家庭现有房产价值（含装修）户均为10.94万元，占家庭财产的47.9%，将近家庭总资产的一半。住房制度改革使居民住房迅速转化为家庭财产，一部分人以较低的价格购买了价值较高的原属于国家或集体的住房，在国家让利的前提下使个人在财产总量上增加了最有分量的一部分。截至6月底，中国城市居民户均家庭财产为22.83万元，大城市居民户均财产为27.74万元，将近小城市家庭财产的2倍。这主要是因为大小城市间房产价值的差异，大城市的房产要比小城市更有价值，使得大城市居民家庭财产价值远远高于小城市。

金融资产成为仅次于房产的第二大家庭财产，户均为7.98万元，占家庭财产的34.9%。城市家庭的金融资产主要由人民币和外币两部分组成。城市家庭户均人民币资产为7.37万元人民币，占金融资产的92.4%，这其中储蓄存款又以绝对优势排在了人民币金融资产的首位，户均5.12万元，占人民币金融资产的69.4%，其次是股票（A股）和国库券。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大约66.4%的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

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水涨船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已从十几年前的“十元级”、“百元级”、“千元级”上升到近几年的“万元级”、“十万元级”，消费品的档次越来越高，消费周期越来越短，折旧越来越快。耐用消费品（主要指非经营性家用汽车和购买原值500元以上，产品寿命一年半以上的消费品）在家庭财产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只占家庭财产的5%左右，户均拥有耐用消费品现值户均为1.15万元。

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性质实现了重大跨越，由先前仅仅拥有生活资料转变为不仅拥有生活资料，而且还拥有生产资料。城市居民户均经营资产2.77万元，占家庭财产的12.2%，10%的城市家庭投资于经营活动。经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原始积累，城市家庭的经营活动又形成一定规模，从事经营投资的家庭户均经营资产总值已达29.85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净值16.23万元，占54.4%。这类家庭的家庭财产结构与非经营家庭有着明显的差距。经营家庭除房产、金融资产及耐用消费品外，增加了经营资产，且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最大，接近四成，而房产只排在了第三位。

高学历的年轻家庭最富有

调查显示，占调查比例10%的最低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而占10%的最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0%。那么，什么样的家庭最富有呢？成为富有的家庭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年龄、学历、职业等等，调查显示，高学历的年轻家庭最富有。

户主年龄在35-40岁之间的家庭财产最多，平均为28.20万元。家庭财产随着户主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减少。

户主年龄对家庭财产的影响

户主年龄户均家庭财产

（岁）单位：万元

35-4028.20

40-4525.87

45-5026.83

50-5519.37

55-6022.94

60-7016.23

70以上15.65

受教育程度和户主的职业对家庭财产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户主的文化程度越高，受教育的年限越长，家庭财产就越多。户主文化程度为硕士及以上的家庭其财产最多，户均为49.94万元；而户主文化程度为小学的家庭，户均财产为14.39万元。

教育程度对家庭财产的影响

户主受教育程度

户主受户均家庭财产

教育程度单位：万元

硕士及以上49.94

大学本科37.29

大学专科30.43

中专21.21

高中18.17

初中15.28

小学14.39

从职业来看，股份企业负责人的家庭财产最多，为158.09万元；其次为私营企业精英者，其家庭财产为156.15万元。

户主的职业对家庭财产的影响

家庭财产占样本与平均

户主职业总额比重水平比

股份企业负责人15808770.636.92

私营企业经营者15615061.206.84

证券业务人员6526750.152.86

文艺个体户6016400.052.64

IT从业人员5698840.182.50

个体经营者5137624.452.25

银行业务人员4238870.931.86

社会中介人员3691700.201.62

教授3586090.201.57

事业单位负责人3486181.101.53

三资企业人员3432560.531.50

国家机关负责人3294751.401.44

国有企业负责人3252012.001.42

娱乐服务人员3187200.101.40

文艺创评人员3146330.081.38

高级厨师2876450.231.26

职业股民2614760.051.15

工程技术人员2591674.201.14

科学研究人员2372860.181.04

演员2236450.030.98

调查显示，有经营活动的家庭的财产明显高于无经营活动的家庭。有经营活动的家庭财产为64.87万元，无经营活动的家庭财产为17.67万元，前者是后者的3.7倍。

家庭财产在100万元以上的家庭，与大多数城市家庭的家庭财产结构有着明显的差异：他们的家庭金融资产和家庭经营资产比重明显高于平均水平，房产比重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财产在100万元以上的家庭其财产总量为253.45万元，其中家庭金融资产为98.27万元，占家庭财产的38.8%，高于平均水平8.2个百分点；房产为44.80万元，占家庭财产的17.7%，低于平均水平26个百分点；家庭经营资产为62.87万元，占家庭财产的24.8%，高于平均水平5.6个百分点；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现值为12.51万元，占家庭财产的4.9%，高于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

富人大富、穷人小富

中国城市家庭获得收入的方式呈现多元化趋势，已从单一公有经济中取得收入，改变为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在非公有经济中就业，并从中取得收入，还有一部分人开始取得非劳动收入或财产收入。人们在各种经济中的就业结构及每个人的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导致人们从每种收入来源得到的收入差距程度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

从调查结果看，中国还没出现大规模的“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而是呈现“富人大富、穷人小富”的良好态势。各个阶层的收入都在稳定增长，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都获得了较大辐度的提高。10%的最低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年比1998年增长了2.9倍；而10%的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年比1998年增长5.4倍。

但各个阶层收入增长的速度有差距，这一差距还有加剧的可能。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速度远远低于高收入群体的增长速度，而且有进一步降低的趋势。10%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与10%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98年为3.1:1，到2000年则扩大为5:1。

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呈现较大差距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在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居民收入或财富分配差距“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动趋势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对效率的极度渴求，使得收入或财富按人力资源和资本要素进行分配的比例越来越高，并极有可能带来“马太效应”；拥有较高技术或较多资金的群体获取的财富越来越多，而拥有较低（或没有）技术或较少（或没有）资金的群体获取的财富越来越少。

学会理财是当务之急

尽管生活越来越富裕，但中国人还不精通怎样更好地利用富余的钱，还不精于理财之道，89%的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性质尚停留在生活资料的层面。勤俭持家、量入为出的传统消费观念，对中国人还有着深刻的影响，居民的消费缺乏开拓性，使消费水平不会过快增长。近些年来，居民消费逐年的增长幅度总是低于收入的增长幅度，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且，从居民消费的周期性考察，目前正处于下一个消费行为高涨期的准备期，即缓变期。这一时期居民消费表现为低潮，但却大量积累资金，使得目前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偏高。

老百姓手里钱多了，却不积极消费，投资意识也较薄弱，“储蓄”就成最被推崇的投资方式。这一理财方式使目前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不尽合理，金融资产比重过高，家庭耐用消费品比重过低。

造成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增加的潜在社会原因是，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和未来生活不确定经济因素的增加。原来由国家统包的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逐渐改革为由国家与个人共同负担，如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这就为居民家庭未来的经济生活增添了不确定因素。为了保证现在尚不确知的未来所必须的开支，居民只有现在就尽量多储蓄资金。今天的钱明天花，形成预期消费扩张。这也使储蓄的性质由以前的“节俭型”转变为现在的“储蓄型”。由此，居民金融资产近年来快速增长，且受传统观念影响与风险性考虑，大多选择了银行储蓄。这就造成银行存款大幅上升。

中国人范文篇4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审判、检察工作,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责,也是我国人民民主政体的一项宪政制度。自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以来,这项制度对于司法公正的意义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如何切实有效地实施以及如何发挥其优越性,长期以来尚在探讨和尝试之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已在研究草拟中,但立法的准备和经验的积累尚不充分。本文拟从人大司法监督的法律结构、实践经验以及立法趋向等方面作一梳理和探讨。

一、人大司法监督的法律构建及其实践

(一)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它所产生的司法机关的工作,这是一条宪法原则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6第三条:/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0第六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职权。0第一百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0第一百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05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6第四十四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05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6和5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6也分别作了两院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的规定。宪法以及法律的规定组成了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的基本体系。虽然这些规定只是框架,确实有待于完善,但对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的职权分立和监督关系有着明确规定。工作监督并不完全是司法监督,但司法监督应是工作监督的内含部分。毋庸置疑,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有权力有职责监督两院的工作。作为司法机关的两院,其司法行为应不折不扣地对法律负责,通过对法律负责的形式实现对人大的负责;人大监督的要意是监督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此点必须严格加以析别,否则无法理清人大司法监督的责权关系。(二)人大司法监督工作一直以来处于尝试和探索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逐步完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对审判和检察机关的监督逐步走向法制轨道,人大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加强;同时,司法不公、司法不力、司法腐败的问题十分突出,司法程序内的监督纠错能力受到质疑。这就使社会各方把获求司法公正的注意力投向人大,对人大监督两院及公安机关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人大司法监督受到重视。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提出,要把对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同制定法律放在同等重要地位。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有史以来首次执法检查。1993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6,各级人大将两院法律实施工作的监督纳入人大工作范围。各地先后制定了地方人大常委会法律监督条例,将执法检查和有关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开展起来。这个阶段,人大监督的主要方式是听取两院工作报告;就专项法律的执行进行检查、听取汇报;就专项工作提出质询或要求汇报说明;依法罢免、撤销严重违法失职的两院人员等。事实上,人大监督这时处于宽泛局面,一方面监督的职权责任和社会期望在加重,另一方面对司法的监督又无从下手、无章可循、无力可使。刚性监督、零距离检查、错案追究等做法心有余而力不足。人大对两院工作的监督尚未实现明显的法律效益和社会效益。1998年九届全国人大提出进一步加强对国家机关的执法监督和司法监督,加强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监督,促进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公正司法。事实上这是正式提出人大对两院司法工作进行监督。在实践中,个案监督作为人大监督的日常工作提了出来。两高先后作出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的决定。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率先对个案监督作出规定,广东、河北、内蒙古等多个省、区、市相继出台有关个案监督方面的法规或规章。5广西壮族自治区各级人大常委会对司法机关办理案件实施监督的规定6规定:/自治区各级人大常委会对司法机关已经办结生效的刑事、民事、经济、行政等案件以及虽未办结但程序严重违法案件进行监督。05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对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办理案件实施监督的规定6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应当执行本级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决议和案件监督书的意见。0,/人大常委会交由本级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处理的案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应当在三个月内报告处理结果或者办理情况。限期内确实不能办理完毕的,应当及时向人大常委会书面报告。0河北省秦皇岛市人大常委会5秦皇岛市人大常委会对司法机关实施个案监督办法6对个案监督的主体、原则、范围、程序和责任追究作出规定。(三)个案监督是人大司法监督在原有基础上的突破由于没有国家统一的具有程序操作性的立法,更由于个案监督本身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困惑。首先面临的是对司法独立性的论释;其次是对司法程序监督功能的影响;接下来是人大机关监督职能如何掌握、个案监督如何胜任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对这项制度的本意)))追求司法公正这一目标出现疑义。尽管地方法规都规定了一些不干预独立司法、不代替司法机关、不违反司法程序的原则,但个案监督一经提起,介入司法的深度和力度不是可以把握的。深度较大时,人大监督机构直接进行案件事实的调查确认和法律适用,作出处理决定以文件方式下达司法机关执行;深度较小时,以既定的倾向性意见要求司法机关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通过汇报、落实等压力使司法机关执行该意见。人大监督意见虽然不是在司法程序中作出,但效力往往高于法院判决。通过对一些个案监督的案例进行审视,司法监督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一,司法机关独立审判、独立检察的宪法和法律原则是否严格实施;二,司法程序中的监督机制何去何从;三,司法公正是否得以实现,公正的标准怎样确立。

二、个案监督辨析

个案监督迄今尚未上升为法律,各地的规定见仁见智,因此对它的定义只能依约定俗成之意: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本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机关)依照司法程序办理的具体案件,针对办案程序和实体处理进行的促查督办或调查纠正行为。个案监督强调/集体性0,由人大常委会内设机构启动和执行。案件来源于人大代表的建议、意见和群众申诉、控告、信访,以及人大检查工作和阅卷审查等。对象是法院、检察院(及公安局)正在办理或已经办结的各类案件,实际中多为法院的案件。方式是以监督意见书等书面文件向办案机关提出纠正意见并跟踪督办,直至以人大常委会决议、决定交由办案机关执行。凡是监督有力、有效的个案,其结果都是以人大的意见取代司法机关的处理为终结。(一)个案监督与司法独立原则相排斥个案监督势必在两个方面以人大常委会作为主体直接进行工作:一是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甄别和确认;二是在认定的事实基础上适用法律、决定案件的处理。虽然处理案件的法律文书由有权机关出具,但人大的上述工作其实就是司法行为。司法独立是宪法原则。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地方人大在本行政区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在司法机关的实施首先表现为独立依法办案,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责是保证其实施而不是代行之。虽然个案监督也强调不越俎代庖,不包办代替,不超越程序,但从上述两方面的具体工作可以看出,以权力机关实施的个案监督,对司法工作形成干预不可避免。从理论上说,人大的意见可以作为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一种情况;事实是,人大作为监督司法的有权机关对个案处理提出意见,权力的特征非常明显,对司法产生的影响足以动摇司法的独立性。(二)个案监督危害司法程序的实施个案监督是在司法程序之外添加一个新的程序,除了合宪性,首先要解决的是必要性问题。现行司法体制和司法程序中的监督果然不能奏效吗?出现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问题,主要不在于司法程序制度自身缺损,恰恰相反,主要是司法制度和程序运行保障不力以及程序监督效能发挥不力。其中还有一部分问题直接出自对程序的破坏。司法程序之上的制度化日常化监督,必然使司法程序监督机制陷入混乱,监督机构及职能作用萎缩。以个案为例,判决生效后,尚有再审监督程序和检察机关抗诉监督程序可以启动,理论上审判监督程序没有无路可走的时候。此时个案监督介入,正常的监督程序要么无所适从,要么萎缩退出,而且该案其他法定的纠错渠道也在无形中受到阻塞。个案监督与司法程序监督似乎是两个并行不悖的纠错渠道,其实二者不可协调不能配合。(三)个案监督背离促进司法公正的初衷就个别案例而言,强有力的人大个案监督可能有助于使之获得公正处理,就整体意义而言,个案监督则未必有助于司法公正。司法是否公正,要看办案过程以及采信证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相关法律是否得以实施。崇尚个案监督的人们实际上假设了一个前提,即权力愈高愈代表公正,寻求公正的最终途径在于国家权力的塔尖。司法不足以信任,就在司法之上获取公正。这种思维方式远离法制轨道而带有明显的集权观念。(四)个案监督与人大监督的宪法原则相冲突人大司法监督的一个原则是不代行司法权。这一原则为人公认但却理解不同。5宪法6规定:人大监督由它产生的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地方人大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这一规定我们理解为,人大对司法的监督指向司法机关是否依法组成、依法运行,是否严格贯彻实施国家法律。对具体司法行为(即办案)不代行、不介入、不干预。进一步说,不针对个案进行纠错工作。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并不是不能干预司法,问题在于把纠正具体案件作为人大的常规工作超出了人大的职责范围。个案监督合法化将使之成为国家司法的组成部分,司法就有了两套机构在/监督制约0中平行运行。如果职责要求人大具备纠正司法错案的能力,那么人大监督机构理应配置比司法机关更有效益的程序、更专业化的组织和更高水平的队伍,胜任这么多职责,人大机关就需要膨胀为集权一体的庞大机构;保持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定体制,则无法胜任上述职责。

中国人范文篇5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中国人购买外货这一行为表面上看是中国公民自身的消费行为,就像近年来掀起的出境游一样,在本质上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投射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同的化学效应。在经济学中,定量分析在金融行业运用比较广泛,这就需要有大量的数据作为依托,提供更为高效的分析;而定性分析则更多是运用于宏观经济,将数据信息的影响程度降到最低,用社会心理和人文因素来剖析某种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而本文针对中国人购买外货这一经济现象,结合定量和定性两种分析方法,将其对国内企业、居民消费水平、国内市场等因素的影响进行全面的研究,并且将这些影响辩证分为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一)积极影响

1、对国内企业。抛却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必须认同的一点是消费者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会对国内企业产生促进与鞭策作用。先进的国际品牌在原材料的选取,对质量的保证,对生产链的深入和优化等方面,都对国内普遍起步较晚的企业提供学习的模板。同时可以促进人员的交流,文化的传播和思想的交换。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并加强中国对外的联系与贸易往来。社会历史的发展永远是不断向前,这就需要我们优化自身,完善机制。当追求品质成为一种国内企业的发展共识,那么树立国内企业良好形象的进程就可以得到加快。反映在行业内就是一股求新求稳的良好风气,反映在社会公众层面就是重新建立起的国货信任。2、对生产力和生产水平。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水平。当经济基础到达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上层建筑也随之进步。相应地,作为两种矛盾运动之一的生产力和生产水平,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飞跃提升。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许多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办厂,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生产力和生产水平的提高得益于那一场打开自我的变革。同样的,我们也需要认识到的是,为了改变某种利弊失衡的经济现象,比如本文探讨的中国人购买外货这一现象。我们必须要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水平。同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除了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更重要的是其对于生产力提升的启示意义。3、对居民消费水平。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理念是生产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和消费全球化。消费者们将面临更多的选择,消费地域也从本国拓展到了全球范围。这对生产者和企业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如果能够以差异化的特色和人性化的服务来抓住消费者的心,那么这家企业无疑是成功的。相反,如果一家企业总是用古老的思维模式来运营,那么无疑将会被新时代的消费者所淘汰。因此,长期以往,呈现在消费者面前的将是品质优良的产品和服务,那么,这对于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消极影响

事物永远都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起来的,用单一的眼光去看问题会陷入不全面不准确的恶性循环。因此,我们也需要看到中国人购买外货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1、对国内市场。一方面,大量的中国消费者将目光投放到国外,这就必然导致了国内市场的动力不足,资金大量流出也会造成国内经济的波动。提到购买外货,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人们待在家里,通过进口产品进驻中国来购买国外产品。第二种模式是和境外游挂钩的,中国居民的旅游习惯总是和购物联系在一起。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人们在满足了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后,人们往往会去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经济处于一个繁荣阶段,那么更高级别的现象也就随之产生了。而不管是哪一种模式,对中国经济都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其中包括汇率的波动,为了协调国内外进出口的贸易差,政府会采取一些宏观调控的措施,当无形的手出现偏差,那么政府这只无形的手就会出来调控,但是从长远的目光来看,这是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2、对民族心理。有些情况下,人们购买外货是出于对品质的考量和猎奇心理,但有些情况下,人们则是出于一种跟风和随大流的心理。根据经济学理论,消费心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人的行为心理,而放大到整个国家来说,则反映的是民族心理。那么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就可以从社会的角度来深度剖析中国人购买外货这一经济现象背后的人文危机。可想而知,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多元的思想和文化涌入中国,琳琅满目的各国货物涌入中国市场,这对闭关锁国了很久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个不小的冲击。而在这个激荡与交融的过程中,民族心理产生了急剧的分化。这种分化反映在经济层面上的反映,是中国人购买外货的一个缩影。当人们消费上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么将会加剧民族心理的不平衡,反过来这种心理失衡的状态又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久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从而陷入恶性循环。3、对经济风险。最后,这种现象也削弱了中国经济对抗经济危机的能力。经济全球性一方面增加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活力,人们能够买到其他国家的产品,这本身就是以这种经济活力作为基础的。另一方面,这种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也将经济危机和经济风险扩散到全球范围内。在这场关乎国家利益的经济战略中,可以看到的是,发达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从属地位。发达国家利用其发展成熟的管理体系和运营模式,在外贸关系中保持优势,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样的局面则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好,则名利双收,若运用得不好,则很难再竞争激烈的世界格局中占据一席之位,甚至还要承担资本主义经济世界周期性危机。对于中国来说,加入这个行列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单单从中国人购买外货这个现象来说,却是个实实在在的挑战。大量的资金外流,对中国内部的经济发展,以及对中国外部的贸易发展都是起到了消极作用。

二、再深化

和这个现象相对应的是,外国人购买中国产品,如果将这两个现象结合来看,才算的上是从整体全面的角度来分析。当我们意识到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那么这个论题就深化到探讨贸易逆差和贸易顺差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经济本身又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综合矛盾体,这其中的很多因素都会对整体产生蝴蝶效应。因此,探讨中国人购买外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应当从正面和负面,对立和融合的角度来全面分析。

作者:林欢 单位: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

参考文献:

[1]詹宏毅《全球经济的非对称依存》[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1

中国人范文篇6

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红色的眼睛之中，

我有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的眼睛，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

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黄土高原是我的胸脯，

黄河流水是我沸腾的血液，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

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我是中国人——

我的祖先最早走出森林，

我的祖先最早开始耕耘，

我使指南针、印刷术的后裔，

我使圆周率、地动仪的子孙。在我的民族中

不光有史册上万古不朽的

孔夫子、司马迁、李自成、孙中山，

还有那文学史上万古不朽的

花木兰、林黛玉、孙悟空、鲁智深。

我是中国人——

在我的国土上不光有

雷电轰不倒的长白雪山、黄山劲松，

还有那风雨不灭的井冈传统、延安精神！

我是中国人——

我那黄河一样粗犷的声音，

不光响在联合国的大厦里，

大声发表着中国的议论，

也想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

大声高喊着“中国得分”。

当掌声把五星红旗托上蓝天，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我那长城一样巨大的手臂，

不光把采油钻杆钻进外国人

预言打不出石油的地心；

也把通信卫星送上祖先们

梦里也没有到过的白云；

当五大洲倾听东方的时候，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我是莫高窟壁画的传人，

让那翩翩欲飞的壁画于我们同往。

我就是飞天，

中国人范文篇7

关键词:思维定式传统民俗

心理定式，是指人们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时的心理出发点。由民间传统到心理定式，实在是因为在历史的长河里，民俗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是巨大的。民众在无意识地“履行”着民俗活动的同，在其心理上、思维上打下了深深的传统的烙印。这样的烙印使得人们在思考问题时会下意识地运用某种心理去采取相对固定的方式和手段。这些表现主要有家族本位、差序格局、平均主义等。现借讲授民俗学之机，整理思路，草成此文，就传统民俗在人们心理上的几种表现略抒拙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家族本位

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自出生就处于一个家族(宗族)的包围之中。诞生礼、成人礼、婚礼、葬礼，人一生的四个阶段，处处展现着作为地域小社会成员的位置。而作为更重要家庭(家族)的一员，他的行为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作为整个家庭(家族)整体利益中的一环而存在。

先以家庭(家族)中的婚姻为例。在我们的传统社会中，历来是以两家结“秦晋之好”来代指这种婚姻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家结成了“亲家”。而这词的本意却是指秦国和晋国结成了政治联盟，他是以秦国国君用自己的女儿嫁给晋国国君为代价的。国君女儿实际上就成为政治的牺牲品。纵观历史的长河，两汉以下，历朝历代未尝不以这种方式作为政治手段来使用的。不管是求得和平，抑或是出于笼络人心，都是将女子作为政治利益的交换来使用的。对于这样的女子来说，又如何说不是悲哀的，这样的事情说明，婚姻，在我国传统社会里，不再是两个人简单的结婚，而是代之以更大的利益驱动。

我们传统社会对儿女的婚姻，向来都是“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把父母的好恶放在第一位，而把儿女的情感放在次要位置。父母往往可以横加干涉儿女的婚姻生活，以至于出现了哀叹千古的“焦仲卿与刘兰芝”、“陆游与唐婉”的凄婉故事。而父母的出发点是想找个“门当户对”的亲家，不考虑子女的意愿。这样的结果.结婚的儿女双方家庭，甚至是家族(或宗族)，都随着他们的婚姻结合而成为牢固的联盟。而子女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就被抹杀了自己的个人情感，甚至是个性。家庭、家族(或宗族)的利益，每每放在第一位，而个人的利益被放在次要位置。再者，传统社会中的“门户”观念，亦是造成此种观念的源头之一。“门户”，一般来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宗族一姓中之一支，狭义指中国传统的小家庭。延续“门户”，成为历史上的家庭生育后代的目标和理想。将家族比做树木，而保证树枝的繁茂，防止枝干的断节，就是家族最大的任务。没有子嗣，也要纳妾，甚至是过继一个来承继所谓的“门户”。实在也是古人观念的典型反映。而作为家族中的一员，他负有保护整个家族不受外界侵犯、保证家族延续繁茂的艰巨任务。所以，在困难面前，个人与家族的利益密切相关。因个人是家族中的个人，没有家族也就没有所谓的个人。故为了保全家族，个人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北魏末年，杨侃参与了诛杀尔朱荣的谋划。在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带兵人洛阳时，他潜逃关西回家。后来，尔朱兆的堂弟尔朱夭光到关西，派杨侃的亲家招抚他，并立盟誓许诺饶恕他。侃的从兄“恐为家祸，令侃出应，假其食言，不过一人身段，冀全百口。侃往赴之，秋七月，为天光所害。”(<魏书》卷58《杨播列传附子侃传》)这样的事例在史书上真的数不胜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盛行“君”、“父”先后的辩论，“君”是指国君，代指朝廷;“父”即指父亲，代指家族。这是关于朝廷和家族利益先后的讨论。

最后还是“父”占了上风。这也就有了为了家族利益而无视南北朝朝代更替的各个世家大族。但是这样的观念对于各个王朝的统治毕竟是有害而无利的，所以在后来，折中为众所周知的“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只要保全其中一个，就被视为一个完整的人，而不会担什么骂名。但是不管是“君”与“父”或“忠”与“孝”，抑或是“家族”与“国家”，这对于个人来说，仅仅是大集体与小集体的差别说到底，还是没有个人。这种以家族利益为前提的心理定式，绵延了千年而不改易，现在依然有其深远的影响。

二、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引自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的观点。费先生着重阐述的是中国的乡土社会里的社会的网。他说，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依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这个网络象一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

其实，这样的一种关系，主要是由我们传统的葬礼上的“五服”观念推衍而来。“五服”是葬礼上参加者所穿的各种丧服。包括斩衰、齐(期)衰、大功、小功、绝麻五种。这是由不同布料按照不同方式缝制的丧服。依照和死者的不同血缘关系穿不同的丧服，而重要的是血缘关系越远，穿的丧服质地也越好，缝制的越精细。所以在丧礼上，我们尽可以通过穿的丧服来辨别每个在场的人和死者的关系以及和自己的亲疏。我们古代有“五世亲尽，的说法，而按照血缘关系划分“五代”，就成为关系远近的一种标志。在笔者家乡，现在依然用“五服”来代指亲族关系的远近。而血缘关系的远近，就带给我们对人和事物的态度上的亲疏，这在我们待人接物上都会有表现。而由血缘关系的远近所衍生的是地缘关系。这是以出生地的远近来确定关系远近的类血缘关系。人们距自己的出生地越远，心理上所能接纳的地域也就越广。比如，我们在省内，往往以一个地区为老乡，而在省外，就是以河北省为老乡，同样，我们到南方，以北方老乡互相称呼，而到国外，整个中国范围内的各个民族都是中国人了。这样一种以自我为中心而接纳扩延的心理，体现了中国人关系远近的判断标准。

基本上是“我”对别人贡献强弱的一种判断。历代作官的，经商的等离家在外的，都把地缘作为自己生存的一个基础。乡土情谊成为联系的纽带。我们经常说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好友”就是这样一种观念的体现。惟独不同的是，我，处处依靠别人，而恰好少的是自己的独立性。相比之下，英美国家在文艺复兴之后兴起的个性自由与解放，造成的是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单一的圈。也就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人人为我，。在任何环境下，只有““我”，才是最重要的，一切都要以自己的利益为着眼点。反过来看中国人的关系圈，鼓励每个人都是“我为人人“，就是人们在做事情的时候.要兼顾别人的利益，依据关系的远近采用不同的方式。而不同的关系也就有不同的结果了。虽然中国的自我依然是以“我”为中心，但并不是一切以个人为中心。自我的基础是建立在大家的前提之下。

三、平均主义

平均主义指的是中国人在利益面前采取的一种基本心理定式。他是从我国传统的家产析分中的诸子平均析产方式而来。诸子平均析产方式即所有儿子平均分配家产的方式，是我国传统家产继承方式的主体内容。诸子平均析产是基于直系血缘关系的男子单系继承制。凡是同一父亲的儿子不论长幼，甚至不分正妻还是妾脾所生，原则上都有相同的家产继承权。

众所周知，诸子平均分配家产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原则是绝对平均主义。这是基于所有的儿子无论嫡庶长幼，都与父亲的血缘关系相同而形成的原则，也是我国传统家产继承方式的最基本的特征。而且在历代的族谱中，长辈也时常嘱咐子孙分家时一定要均平，不要拘私心。在分家的实际操作时，为了讲究平均，需要数量与质蚤的双重搭配。而分家不均被视为不义，为人所不齿，同时属于违法行为。在《唐律疏议》卷12中规定了家产析分不均的处罚方法:“同居应分，计所侵，坐赃论减三等”。后代的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

这种在人情舆论和法律上家产析分所体现的平均主义的原则，延伸到了我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在中古时代，赋税制度是“九等制”，就是按照家庭的资产划分等级。也许大家会问，资产不等怎么平均呢，这还是可以体现的。九等虽然对各个家庭来说是不等，但是假如将一个九等和一个一等加起来，数量上肯定和一个八等加上一个二等差不多。依次类推，其实到最后，落到政府那里，他依然取得是个社会的平均数。这其实就是体现了平均主义中的公平原则。资产多寡，交纳的资产也有多少之分。这是平均主义在国家政策上的反映。公务员之家:

中国人范文篇8

首先要指出的是，"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通常被认为是两个并无本质区别而只是表述不同的概念，在使用频率上后者高些而已。1987年中旬，受国家教委委托，"中国人口素质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关于"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是不是同一概念，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二者完全相同，不必区别使用；另一种认为，从逻辑分层的角度看，二者是有差别的，因而需要区别使用。因为人口质量涵义较人口素质更广泛，它是与人口数量相对称的概念。人口素质则是人口某一特征或标志的概括，如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等，它们的总和构成人口质量，单独的某一素质概念没有对称的概念"（邵昱1998）。1991年12月，受国家教委委托，"中国人口素质（生活质量）问题科学研讨会"在京举办，但在这次会议上，似乎更多的学者认为"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是同一个概念"（"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课题组1992）。

朱国宏认为：人口质量、人口素质和人口品质均相当于英文中的PopulationQuality一词，其所指是同一的，至于使用哪一术语，一来与时代背景有关，二来与研究者的偏好有关。人口素质一词的普遍作用，可能与人们对质量与素质的不同理解有关，质量可通用于任何事物的质的一面，而素质似乎只能用于人类方面（朱国宏1994）。穆光宗则认为：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两者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人口质量是相对于人口数量和就人口的总体而言的，而人口素质则是指人口质量的某一个方面，比如健康方面、文化教育方面（穆光宗1996）。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人口素质"的说法，这可能是90年代显著区别于80年代的一大特色。回溯国内近20年来对人口素质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大致可以分出几个方面来回顾和评述：

一、对"人口素质"涵义的探讨

中国人口学者认为，"人口素质"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界定（朱国宏1998）。也就是说，"人口素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视野里可能有着不同的规定。"人口素质"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理论问题是70年代初中国人口学复兴以来众多学者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依然见仁见智，未有定论。

过去，虽然像社会学家陈达、经济学家马寅初等学者也十分重视人口质量问题，但似乎一直没有尝试对人口质量的内涵作出界定。对人口质量内涵和外延的讨论曾经是70～80年代中国人口学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对人口质量较早给出定义的可能是北京大学的张纯元教授，他在著名的《人口理论教程》一书中定义如下："人口质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集中反映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国人口科学研究成果的《人口学词典》也持相同看法，并进一步将"人口质量"的含义概括为"反映人口总体的质的规定性的范畴。亦称人口素质"。张纯元的定义虽然很有影响、并广被引用，但也并非没有争议。几乎与此同时，梁中堂教授等在《人口素质论》一书中就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他们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所具有的各种构成的总和。这一定义与前苏联学者的定义相同，如巴兹德勒夫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构成体系的总和。他所说的人口构成包括年龄性别构成、人口健康状况构成、业务技术熟练程度构成、教育水平构成和社会阶级构成等。

这种从结构的角度来定义人口素质的做法应当说是给人启迪的。虽然"人口"与"人"的关系如同森林和树木一样的密切，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从现象上看，人口是个人数量的集合；从本质上看，人口是个人关系的聚合"（阎海琴1992），但毕竟"人口素质"不同于"人的素质"。"人口"范畴和"人"的概念的两个最大区别：一在总量，二在结构。系统论的观点早就告诉我们，结构决定功能。也就是说，一定的人口结构决定了某一个人口所具备的功能。这种种"功能"自然能够很好地反映出人口的"素质"或者说"质量"。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完全可以说，人口的结构就是人口的素质。无视人口总量的和结构的特点来谈所谓的"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很容易与一般意义上的"人的素质"相混淆。事至今日，仍有一些同志振振有辞地在"人"的层面上做"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的文章，这当然是似是而非、大谬不然的。兰州大学西北人口研究所的李景毅曾经很独特地认为："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之概念内涵明显相别，各有所指。前者说的是一个人与生俱来自带的属于先天本有的"东西"，泛指"人"这一特殊"材料"的物性"质地"，如生理机能、固有心性、潜在智慧、气质特点。后者说的则是一个人通过后天自觉地努力多获得的"东西"，其实也就是"人"对其"素质"在社会化过程中进行加工再塑使之改善发展的实际水平，如文化程度、道德观念、信仰追求、工作能力，如此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实可以将"人口素质"视为人本之"源"，或比作生命价值再造的"基础"，而将"人口质量"视为人本之"流"，或比作是自我发展的人为"建筑"（李景毅1997）。在另一篇文章中，李景毅（1997）又谈到：人口质量的本质实为一个人所具有的作用于社会的人力，就其具体存在而言，往往表现为潜力、储力、显力三种方式，而且三者互依相长，并以其统一的拥挤构成共同体现人口质量的实际水平。他显然将"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与"人的素质"或"人的质量"相混淆，将重点做在"素质"和"质量"的差别上，却忽视了一个最大的前提：这就是如何看待"人口&quot;与"人"的关系。实际上，这是将"人口素质"看作是先天遗传的禀赋，而将"人口质量"看作是后天养育的状态。然而，这种看似有些道理的观点却忽视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无论"人口"与"人"关系多么密切，毕竟是两个有很大差异的概念。倘若前提错了，推论也就可想而知。诚然，在中文中"素质"和"质量"可以有所区别，但英文中却是源出一词，即"PopulationQuality"，对此又作何种解释？

到了90年代，一些学者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阎海琴（1992）曾经指出：在人口学中，人与人口两个概念的混淆是导致人口质量难以确定的原因之一。目前人口理论界所讨论的"三要素"或"两要素"’论，其实几乎没有脱离开从人的素质出发研究人口质量的模式，研究的出发点大多是从人的素质延展开来的。谭琳则主张拓展"人口质量"概念，她认为应该从系统的观点思考人口质量。广义的人口质量应不仅仅涵盖一定时空中人口系统中个体素质的总和，而且包含个体素质的整合和互动。因此，从广义上认识人口质量，首先要区分个体的人的素质和总体的人口质量的差别。人口质量不是个人素质的简单加总或任何形式的加权和，而是个人素质的有机组合，具有系统性即整体性、组织性和动态变化的特征。

这两位学者的思考都是很有价值的，但当时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关注。其实早在80年代中期，郑祯诚对"人口"与"人"的关系就有了清晰、深刻的阐述。首先，他区分了"一般人口"与"具体人口"。作为一般、抽象的人口，只应该有"一些最简单的规定"，而不应该加上种种只适用于具体的、特殊的人口的一些历史规定性。其次，他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属性所要求的全部内容。人口属性具有二重性，即自然属性&#0；&#0："生命"和社会属性&#0；&#0："劳动"。他在1986年曾经指出：有的同志把人的概念混为人口的概念，把人性混为人口属性，把特殊人口混为一般人口，因此他们在论述人口质量时总要加进一些只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才产生，才具有的内容来作为一般人口质量的内涵。然而，由于中国人口学界真正的学术规范制度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因而非常正常、也非常必要的学术评论工作以及评论中的学术承继始终不尽人意，所谓的学术研究常常处在低水平重复甚至思想倒退学术萎缩的窘境中。因为多年来国内学界对"人口"概念认识不清、定位不准，已经导致了理论上的混乱，以致于到了20世纪末，一些有识之士还不得不旧话重提，来澄清"人口"的原意以及与"人"的区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郭志刚（1998）认为：人口是一个抽象，原义上是统计学的概念，代表人类群体在定量方面的属性。最一般的"人口"只是人的数量抽象，不区分阶级，没有社会属性规定性。本质上的规定性是生存着的人的集合，其实这是生物性的人的集合。据此，他反对把"人口"看作是"可持续发展"中心的观点，同时还反对"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的传统看法。不过，笔者以为：看到"抽象人口"并不够，还应当看到"具体人口"，因此，看到"人口"与"人"的区别并不够，还应当看到两者的联系；进而从统计学角度界定人口也还不够，还应当从社会学角度来观察"人口"。否则就会像马克思曾经所说的：人口就变成了一个混沌的表象、一个数字的堆积、一个没有意义的抽象。总之，人口的属性是双重的，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

阎海琴认为：个体的人与人口之间有一个"差"的概念。这个"差"抽象地说，就是所迸发出的人口聚合力；具体地说，便是人口各种构成。显然，个人素质水平或者构成人口总体的个人素质的平均水平，决不等于或者决不代表人口质量的高低。相反亦然。之所以如此，就因为"差"的概念存在。单个的个体是无所谓"聚合力"和构成的。认识了这一点，人口质量的概念和内涵也就比较容易确定了。即从总体来讲，人口质量包括各种人口结构和人口聚合力两大方面。人口结构不但包括人口的自然结构（为了延续人口的存在和发展），还应包括人口的社会结构（为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口的地域结构（为了认识、利用、改造自然）。人口的聚合力包括人的一致性、纪律性以及改造和认识实世界的共同能力。简言之，即指一种集体的力量。这里，人口结构与人口聚合力是相辅相成的。谭琳的看法与阎海琴的观点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在学术承继上关系可能是微弱的，这也恰好说明了学术性的综述和评论是多么重要。

笔者认为，他们能够看到个人之间、人群之间"聚合力"或者说"互动力"的存在和作用，并以此来界定"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称得上是理论上的一个突破。阎海琴提出的那个"差"的概念是相当重要的，事实上，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在用"人的素质"替代着"人口素质"，混淆着这两个虽然联系密切但也有重大区别的概念，究其原因就在于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个"差"的存在。总之，对于真正人口学意义上的人口素质来说，坚持系统、结构和互动的观点是绝对必要的。我们或许可以说，所谓的人口素质或者说人口质量，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的结构和组合状态所展现的各种社会功能和影响力。较高的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一般总是具有较为合理的结构和组合，同时也会产生较强的社会功能和较为积极的影响力。

从人口素质的外延来看，主要是"三要素"和"二要素"之争。传统的"三要素"论认为，人口素质包括了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这三个方面；并认为身体素质事实人口质量的自然条件和基础，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口质量的中心。以张纯元（1998）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人口的身体素质"是指发育是否健全、智力是否完好、体力大小、体质强弱、耐力的持久状况、动作的敏捷程度等。一般的常用性指标有：平均身高、体重、胸围以及平均增长速度、相对的平均体力和耐力水平、呆残低能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婴儿死亡率、总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等。"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是指一个人口群体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水平、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等。一般的常用性指标有：在校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知识分子占总人口的比例、文盲率等。"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是指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其中包括人生观、道德观、思想品质和传统习惯。直接或间接进行衡量的指标主要有：忠诚的爱国者占总人口的比重、尊老爱幼者占总人口的比重、模范遵守公共秩序者占总人口的比重、吸毒者占总人口的比重、青少年犯罪率及刑事犯罪率等。

另一种也产生过影响的"三要素"论则认为，"素质"即"潜能"，包括生理潜能和心理潜能；就人口素质的内在结构来看，包括了身体素质、智力素质和非智力素质或简称心理素质（穆光宗1989；许金声1991）。之所以用"智力素质"代替"文化科学素质"，是因为文盲人口虽然可能缺乏文化科学方面的素养，但决不会缺乏一定的智力发展水平；换句话讲，"文化科学素质"的说法无法测度很大一部分在文化科学教育之外的人口。至于"非智力素质"也是相对理智、客观的看法，比"思想道德素质"的说法更为中性，也更具可比性。

第三种"三要素"论认为，人口综合素质不是个单项素质相加之和，而是各单项素质在人的活动过程中有机组合构成的一个动力整体。具体来说，"人口综合素质"是人口之"动力素质"、"能力素质"和"伦理素质"的乘积。据盛少波（1992）的看法，只要影响着生命主体完成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可归类为"动力素质"，如需要、动机、理想、意志、兴趣、进取心等；举凡影响生命主体完成活动的可能性和效率的素质都可归类为"能力素质"，如体力、智力、精力、社交能力等；只要能在生命主体的心理结构中起行为准则的作用，控制主体倾向以某种相对稳定的方式从事活动，就可以归类为"伦理素质"，如道德、性格、世界观、态度或是国民性等等的心理特征。

"二要素"论则认为，"人口素质"只能由身体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组成。其理由是：如果把思想道德素质包括进去，由于缺乏统一的衡量尺度，就难以进行人口素质的国际比较；即便是泛人类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进行指标分类和量化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陈剑1988："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课题组1992）。

从目前的认识来看，无论是"三要素"论还是"二要素"论，在认识上似乎都没有完全摆脱将"人口素质"等同于"人的素质"的嫌疑。但退一步说，倘若考虑了结构性因素，似乎也并非不可取。毫无疑问，我们既要看到"人口素质"和"人的素质"的联系，又要看到两者的区别。所谓"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也就是总量平均、系统有机和结构组合的意义上的"人的素质"。

二、人口素质的作用力和影响因素研究

"人口素质"为什么重要？这里涉及了"人口素质"之作用力和功效问题的研究。80年代人口学界在理论上探讨"人口素质"的含义和重要性的同时，已经有一些学者转向实证性研究，开始将"人口素质"问题与"脱贫致富"问题相联系。作为80年代初期一项有影响的研究，王小强、白南风（1986）两位学者曾经提出发人深省的假说：人的素质差是所谓"落后"概念的本质规定，"人的素质"或者说"人口素质"被看作是贫困、落后的决定性因素。许多后续研究都是以此为基础的。笔者本人也对"人口素质"与"脱贫致富"的关系进行过细致的研究，结论是：人口素质低或差本身既是广义贫困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狭义贫困（经济贫困或物质贫困）的一个重要根源。具体来看，首先，健康素质好不一定就能脱贫致富，但健康素质差到一定程度以致于影响了对劳动和生活的参与，则会明显地成为脱贫致富的阻力；换言之，健康状况对脱贫致富的负效应要大于正效应。其次，贫困的本质规定是一种恶性循环，是经济贫困和文化贫困的共生、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的交织。作为脱贫致富的非经济障碍，文化贫困和精神贫困是比物质贫困更深重、更长期、也更难克服的特殊贫困问题。所谓文化贫困，是指人口的文化素质低所产生的一种特殊贫困问题，即教育的贫困，如缺乏理性、视界狭小、目光短浅等；而精神贫困则是指人口的心理素质弱所产生的一种无形贫困现象，即心态的贫困，如人穷志短、内心空虚、只求温饱等。再次，人口素质的改善程度本身应视为脱贫致富系统工程新的、重要的标准。或者说"素质脱贫"是我们的本质目标，文化脱贫和精神脱贫必须摆上议事日程（穆光宗1989）。

到了90年代，人口学界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还有对我国22个省区23个贫困县的一份实证研究。张纯元等的研究结论是：人口因素从多方面制约着贫困县的脱贫致富进程，但低素质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比过多人口数量的制约作用更大；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是贫困县脱贫致富的基础工程，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则是贫困县脱贫致富的根本手段。这一结论再一次在理论上证实了各界人士早已达成的一个共识，"治穷先治愚"的经验就早已被基层社区组织所认同并付诸实施。

有较多的研究者谈到了"文化素质"在控制人口和发展经济中的作用。杨耀臣（1993）的研究曾经得出一个结论：人口再生产的长势直接受人口教育水平的强烈反作用。也就是说，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生育率，事实上这也早已被国内外大量的研究所证实，特别是育龄妇女的文化程度与生育率的高度负相关这一点尤为突出并广为人知。这是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育龄妇女一般更具备"经济人"的理性，更能冷静、客观地对待生育的成本和效用，因而也就更能作出符合时代潮流的生育决策，她们往往更看重生育的质量，也不能不考虑生育的机会成本，更乐意在生养孩子和个人发展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在杨耀臣（1994）的另一项研究中，他强调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他通过定量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今天只要拿出400多亿元投入到普及9年义务教育，15年后人口数量可望减少6000万，全民文化程度的起点为初中毕业；还清原先增设的教育经费，还可获得年利1700亿元以上。重要的或许不是这诱人的数字，而是分析所展示的道理即教育投资是"一本万利"的投资行为，而且是早投资、早得益的大好事。正如笔者近年来一直坚持的观点：人的建设是最基本的建设，人的投资是最重要的投资，人的发展是最关键的发展。也有学者认为，中国要实现人力资本依托型的经济增长（康晓光1995；张朝尊，吴光炳，高玉喜1996）。鲁迅先生早年说得好：人立尔后万事举。发轫于20世纪中叶的人力资本理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到了80年代，西方新兴的四要素经济增长理论更是把知识看作是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因素来对待（穆光宗1999）。这些都是发人深省的。

"国民素质"的确是中国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事业命脉所系的大问题。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司长解思忠曾经对国民素质从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健康、职业、审美等八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归纳出了24种缺陷（解思忠1997）。但中国人口素质的作用长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一点却成了国人皆知的事实。1992年，朱国宏曾经尝试用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的劳动投入分解法来测度中国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结论是：在中国1952～1986年间的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量增长的作用最大，其次是劳动投入量，而包含人口质量作用在内的"残差"的作用则只有12%，在国际上是偏低的；进一步的分解表明，人口质量作用在"残差"中大概占了40%左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则约为5%～6%.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劳动力人口质量的转化受到了社会经济因素的制约，从而出现了转化率低、存量水平也低的状况（朱国宏1994）。但遗憾的是，后续的量化研究近年很少见到。从理性上推论，90年代以来劳动力素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定是上扬的趋势，特别是近年对"知识经济"的倡导使得知识和人才升值的趋势几乎袭遍全国。但确切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与此同时，有几项研究得出了一个共性的结论：这就是中国的人口素质发展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的水平（朱国宏1991）。理论上的解释大致是相同，就是中国的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还没有转向良性循环，使人口素质在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的障碍因素。正如朱国宏所指出：这些障碍因素，既有人口质量形成方面的，又有经济发展本身的，还有人口质量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过程所必然产生的。所有这些障碍因素的存在，从人口质量投资角度分析，又主要与投资机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相联系，而这正是改革的关键所在。1995年笔者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面临的不仅是国民素质不高，而且是国民素质潜能转化率不高的问题。国民素质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化素质问题，健康素质特别是心理素质问题也相当重要。目前中国要十分警惕新的贫困即"富裕的贫困"现象愈演愈烈。在物质上脱贫致富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如何在文化上和精神上尽快脱贫致富的艰巨任务。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内，全面、可持续的脱贫致富是物质&#0；文化&#0；精神三位一体的，或许可以说，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脱贫致富真正本质的目标。市场导向的经济社会变革给国民健康素质的提高和改善带来的挑战表现在：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一部分人口生活态度的非理性化和生活方式的非科学化。表现在改革的取向上，一是在体制改革上，要从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向政治体制、干部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深化和推进；二是在人口政策上，要从控制人口数量为主逐步转向重视提高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改善。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对"人口素质"问题的研究不仅要超越人口学的视野进入广阔的社会科学领域，而且研究本身还具备了最直接、最富战略性的政策涵义。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和命题的流播，研究者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将"人口素质"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相结合。许多学者都深刻地意识到：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中，必须高度重视"人口素质"在中国人口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在中国人口的基本国策中，控制人口数量毕竟是手段，进而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然而遗憾的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在一些地方，由于"一手硬、一手软"’，即抓控制人口数量用硬指标，抓提高人口素质用软指标或无指标，致使对控制人口数量的目的产生迷惑，最终变成为控制人口数量而控制人口数量。在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不能再低的时候，如果不及时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做法，不仅不利于人口发展，而且会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全面的可持续发展，如通过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等途径（（谭琳1996）。毋庸讳言，中国所谓的人口政策实际上是偏狭的生育政策，"提高人口素质"这般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常常是停留在口头的呼吁上，理论上的强调和实践中的忽视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孙兢新（1998）对中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探讨，他的描述性分析再一次证实了我们已知的一个结论：从时序变化的角度看，近20年来，中国的国民素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如青壮年文盲率在下降，文盲人口在减少，在业人口的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但从横向比较的角度看，即在世界体系中观照中国的国民素质，则不容乐观，如中国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在业人口中15～24岁青年学龄人口依然占了相当的比例。

如何使一个"人口大国"变成一个"人才强国"的确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长思之的问题。邓小平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口思想就是充分强调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性。1985年5月19日，他在"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讲话中就留下了光耀千秋的一段话，这就是"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

可持续发展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而所谓人的全面发展最重要的标志归根结底是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笔者曾经指出：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出发，人口素质问题是人口与发展之间诸多问题中最值得关注的，因为它居于中心的地位。因此，要协调人口与发展的关系，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设法提高和改善人口素质。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课题组（1995）曾经提出一些引人注目的观点：（1）未来世界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民综合素质的竞争。要保持经济持续的发展，就必须全面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在课题组看来，国民综合素质是由人的体力素质、智力素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等多方面的素质构成，其中体力和智力素质又是科技文化素质的前提条件，科技文化素质则是国民综合素质的基础素质。（2）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缺乏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提高人口质量，用人力资本代替自然资本。这样不仅能实现对"增长极限"的突破，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逼供内保护自然资源。（3）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是加速中国科教兴国的战略部署，?纯平绦斯?幕?∏疤崾侨?褡宓目蒲Ы逃?幕?刂实拇筇岣撸?庥钟欣涤谔辶Α⒅橇Α⒔】档然?舅刂实奶岣摺R虼耍?平绦斯???刃丝平蹋豢平桃?耍?匦胂韧蹲视诿瘢?岣吖?竦淖酆纤刂省?quot;国民素质"这种提法现在已广被接受。笔者认为，这种提法似乎在理解和把握"人口素质"和"人的素质"这两种提法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是一个更灵活、更贴进实际的一种说法。但遗憾的是，在课题组上述的定义中，还是不自觉地把"人口素质"与"人的素质"划了等号，他们似乎忽视了结构的力量、人际的互动以及由此体现出的功能和影响力。"用人力资本代替自然资本"这是一个重要的想法，198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朱利安。林肯。西蒙早在《没有极限的增长》中就以"最后的资源"为题讨论过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战略性价值。要科教兴国，首先要国兴科教，这无疑也是一条重要的思路。近年来，又有不少知名人士对此大声疾呼（孔宪铎1998）。进一步的问题或许是，不仅要投资于民，而且要激励我们的人民。对贫困地区教育需求的分析已经表明，家庭教育投资可能产生的效益与投资主体对教育的需求或者说看法有关，仅仅投资于民，还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

实际上，即使在"计划生育"的视野中，"提高人口素质"也完全可以通过"保障生育质量"来落实。近年来，高层领导显然已经看到了"生育数量控制"和"生育质量保障"之间两不平衡的隐患和弊端，开始强调计划生育部门也要为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而努力。1998年1月5日至7日，在天津召开的加强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工作会议上，国务委员彭佩云谈到：中国虽然在控制出生人口数量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是在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方面还面临着许多的问题。据有关研究推算，中国每年约有20至30万肉眼可见的先天性畸形儿出生，加上出生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至120万。每年新生儿因发生窒息而导致脑瘫、癫痫和智力低下者有20至30万。于是提出了"全面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新口号，具体要求：使高发致残、致畸的出生缺陷发生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努力消除因围产因素、孕期及哺乳期妇女缺碘所导致的儿童智力损害，不断提高出生婴儿的身体素质和智能。这无疑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一个大问题。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进步，因为这无疑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一个大问题。一般认为，"出生素质"是"生命素质"的基础，"生育质量"是"人口质量"的基础。先天遗传的素质是奠基性的，后天养育的素质往往有其生物学的极限。或者说前者是"潜在素质"，而后者则是"表达素质"。

谈到影响人口素质的因素，我们可以分出"先天遗传"和"后天养育"两个角度来分析。这就不能不涉及"优生"和"优生学"的话题。优生学自19世纪末英国遗传学家弗兰西斯。高尔顿创立以来，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中国自建国以来，优生学也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受到贬抑。在中国优生学说史上，一位已故学者是不应该被忘怀的。他就是中国老一辈的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他在抗战时期编译的名著《优生原理》至今仍被专业人员看好，此书共分8章，前4章阐明了优生学的基本观点并介绍了国际上的重要研究成果，后4章则介绍了如何提高人类素质的一些优生学方法。在"优生"问题上，一个共知的问题是：遗传和环境、先天与后天、性与养从"优生学"创立之初起就开始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对此问题的争论种种，潘光旦（1981）的观点相当精辟：我们论人才，原有两个很分得开的方面，一是方向即才智走的是哪条出路；二是造诣即才智的成功能到达什么程度；前者的决定大半由于环境，而后者的决定则大半由于遗传。或者还有一个更简明的说法，所由造就人才的"缘"大多寄寓于环境之内，而所由产生人才??quot;因"却要在遗传里寻觅。"

有些学者的议论也是很富启迪的，胡纪泽（1986）在重温潘光旦先生《优生原理》时的感悟是：一个人能否在某项事业中成功，除了他的智能、环境条件以及自身的刻苦努力外，还与他的气质密切相关。不同的事业，需要不同气质的人。一个人的气质主要也是由遗传决定的。近年来，有关优生学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苏苹、侯东民编著的《优生学概论》一书中。该书不仅论述了遗传和优生、环境与优生的关系，而且强调指出优生也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并尝试从社会医学的角度阐述了社会与优生之间的关系。钱信忠先生（1986）也曾从普及知识的角度探讨过优生优育即提高人口素质的问题，并主张制定优生保护法。

对人类的优生起重大作用的一条途径是生育选择。然而，中国人口政策的偏狭性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这样的特点：在人口数量的控制上做得很严，而提高人口素质的措施却少之又少。正如有的学者提出：控制过死则缺乏优生学的远见，"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提法太笼统，缺乏科学预见性。殊不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在几十年后可能会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仅从优生学上看就有了缺陷（胡纪泽1986）。对独生子女问题的探讨似乎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在近年来有关中国生育率下降代价问题的研究中，"独生子女问题"是最引人注目的代价问题之一，确切说包括了原生性的独生子女新生代素质发展失衡的问题（如非智力素质问题比较突出、次生性的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和独生子女自己的婚姻问题等（穆光宗1994，1995）。

当然，少生也可能有助于优生，笔者曾经分析过计划生育对提高人口素质的作用效果，初步结论是：（1）中国的计划生育通过一系列的综合措施在较大程度上降低了广大育龄妇女的生育风险，或者说减少了她们"风险生育"的概率。如通过一系列预防性措施，提供多样化的可供选择的避孕节育措施，帮助广大育龄妇女避免了不必要的妊娠以及由此引起的人工流产，从而促进了她们的身心健康。（2）在计划生育深入人心并受到群众普遍欢迎和拥护的地方，计划生育对妇女健康的影响大多比较积极。如计划生育"三结合"的成功实践所形成的良好的社会心理氛围对育龄妇女的身心健康有着良好作用。（3）计划生育对生育质量的正面影响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都是积极且显著的。主要表现在：其一，"少生"这一结果本身对下一代的优生优育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其二，优生优育措施的落实有力地促进了优生优育事实的形成和扩充；其三，母亲一代在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状况两方面的俗话子改善对下一代的生育质量具有强有力的提升作用（穆光宗1996）。

三、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研究

中国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引起注意大概是在80年代中后期。胡纪泽（1986）认为，如果鼓励少生，率先响应的必是高智能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多半因为事业的缘故不愿多要孩子，往往只生一个就已满足，而完全不要后代的高级知识分子更是大有人在。这样就带来了严重的反选择、反优生的后果：高智能阶层的后代不断减少，这样势必拖住整个种族进化的后腿。虽然他没有用"逆淘汰"一词，但"反优生"的说法其实并无二致。有些同志注意到，城市人口少生农村人口多生这种二元化的生育格局似乎在制造人口素质结构性下降的悲剧。显然，其时人口学界还没有普遍关注这个问题。1987年11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国人口素质研讨会"对此问题不置一词似乎就足以证明，而到了1991年底召开"中国人口素质（生活质量问题）科学研讨会"时，已有多位学者讨论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如此看来，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应该是在进入90年代之后。1991年，周孝正和笔者同时在《社会学研究》撰文讨论了"人口素质的逆淘汰"问题，周孝正认为：所谓人口逆淘汰，是指高素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缩小，而低素质人口所占比例扩大的过程或者说现象。笔者则认为，"人口逆淘汰"指的是总人口中低素质以及零素质的人口比重越来越高，以致于形成人口再生产在质量方面"劣胜优汰"恶果的一种社会现象（穆光宗1990）。

事实上，"逆淘汰"一词源出高尔顿。高尔顿在接受达尔文自然选择的生物进化理论后提出了这一概念。但在高尔顿的研究中，当时他注意到的是遗传素质的逆淘汰。他把"逆淘汰"定义为：现代文明社会，包括科学技术、法律、宗教、伦理道德等可能会创造这样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不仅一些被认为身心俱健的"适者"能生存繁殖，同样使一些被认为应是属于被淘汰的弱者，也得到生存甚至繁殖的机会，这样势必增加人群中被淘汰的弱者，这样势必增加人群中不良基因的遗传频率，最终严重地削弱人类的遗传素质（赵功民1992）。在过去的10年中，人口学界的认识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观点明确提出了"人口素质逆淘汰"的警告（周孝正1991；陈剑1992）；第二种认为"人口素质逆淘汰"的看法站不住脚，甚至是错误有害的一种认识（戴星翼，侯东民1992）。第三种则认为，从全局看，"人口素质逆淘汰"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场虚惊；但从局部看，"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也是存在的，对此不应当熟视无睹（穆光宗1991，1995）。具体来看，这三种代表性观点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种观点认为"人口素质逆淘汰"可以分为"总体人口素质逆淘汰"和"身体遗传素质逆淘汰"两种。陈剑认为：总体人口素质逆淘汰是指不同的文化群体，由于自身素质的差异和外界环境的不同所引起的生育率的不同。由于农村妇女生育水平比城市高，长期下去就会形成一种不利的人口结构，即能为人口素质提高创造较好条件的城市人口比重下降了，不能为人口素质提高创造较好条件的农村人口比重则提高。身体遗传素质逆淘汰，则是指由遗传素质差异引起的逆淘汰。即越是有遗传生理缺陷的父母越能为社会生育更多的孩子，而身体健全的父母则限定在严格范围内。陈剑强调了三点：一是总体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应当引起关注，二是人口控制是缩小而不是扩大了总体人口素质的逆淘汰，三是由身体遗传素质的差异所引发的逆淘汰则与人口控制有关。笔者认为，将生育率的差异当作人口素质的差异不仅是一种牵强的看法，而且是一种静态的封闭人口的错误假定。实际上，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虽然城乡生育率存在着二元化的格局，但农村人口、农民人口的比例却在非农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显著地下降。再者，极其个别的因为遗传生理缺陷而多生一胎的现象虽然曾经存在过，但其负面影响被夸大了。在这个意义上，围绕"人口素质逆淘汰"所展开的讨论就好象当年的堂吉柯德那样对着"风车"大战了一场，似乎是杞人忧天而已。

陈谊（1998）的硕士论文曾经探讨过"城乡人口的生育率差异与人口素质的关系"。她把"人口素质逆淘汰"定义为：在人口素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对人口素质提高产生消极影响和阻碍作用的因素，结论是：城乡人口的生育率差异对人口文化素质的逆淘汰作用是存在的；进一步的分析之后，她又认为：受教育条件的改善和提高对人口文化素质的影响最大，人口城市化的影响次之，城乡生育率差异的影响最小。她特别强调人口迁移对于"逆淘汰"的缓解作用。该文将对人口素质提高产生消极影响的因素归为"逆淘汰"本身是大有争议的，但她看到人口系统开放的现实性是值得肯定的。公务员之家:

作为第二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戴星翼认为：逆淘汰现象宏观是假、局部是真。在方法论上，"逆淘汰"是失败的。断言中国发生了逆淘汰现象，至少是轻率的。因为"无论人们如何谈论"逆淘汰"或"不利的选择"，到时都会发现这不过是一场虚惊，民族的血管中仍保留着"足够多的好东西"。侯东民则认为"人口控制导致人口素质逆淘汰"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论断与认识，因为人口控制有有效抑制人口素质"逆淘汰"的功能。对此，陈剑和笔者本人都持有相同的看法。戴星翼区分宏观和微观的观点有他的道理，事实上，笔者持的也是相似的见解。只是作为谨慎乐观主义者，笔者在一些具体看法上不同于前面的两种。

中国人范文篇9

年夜饭代表着至高无上，古时的贤明圣祖在年三十这天也会特赦犯人们回家去吃顿年夜饭，因为这顿饭代表着一个人真实活在世上至高无上的权力，对于中国人而言这是无可替代的。

前几年导演张元拍了一部《过年回家》，通过女犯人回家吃年夜饭讲述了一个人性宽容的故事，最后电影为张元捧回了一个“人道主义精神奖”。年饭早已超出了“吃”的范围，年饭桌上的东西，早就不一定非得到过年才有得吃。年饭之意不在饭，而在于那份人与人之间的温馨。

年夜饭象征着幸福憧憬，再惨，惨不过杨白劳，但在年三十这天，杨白劳也要给喜儿买条红头绳，想办法张罗着吃顿年夜饭，喜儿那段“爹爹带回白面来，欢欢喜喜过个年”的唱词让我的父辈在忆苦思甜的过程中知道了什么叫“悲剧的铺垫”。

年夜饭意味着根本的权力，海外的华人感触应是最深，印尼曾经禁止华人们庆祝新春，直到印尼前总统瓦希德就任后，取消了华人公开举行宗教信仰及民俗活动的禁令后，让印尼华人在隔了30多年后获准在不受限制下欢度春节，重新体现春节的喜洋洋气氛，让这顿年夜饭吃得轻松惬意。

年夜饭就是中国人最内核的向心力，年夜饭的温情正是这样一种铭刻在民族的骨头里，温暖在一家人的问候中，沸腾在每一个人血脉中的温情。这种温情是大年三十母亲唠叨在灯下的叮嘱，也是无数的游子顶着寒风，踏着大雪往家里赶的执着与真诚。中国人最讲至亲至情，受“礼仪之邦”的影响至深。但现代社会中很多家庭成员为生计、为发展，各奔东西，平时难得一聚。一起吃顿年饭，一家人酒肴相对，轻言细语，诉说别后离情，生活感悟，该是何等惬意之事！

我们对年夜饭的重视，也就是对传统的重视，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尔雅·释天》中说：“年者，禾熟之名，每岁一熟，故以岁为名”，把“年”当作收获的象征，于是大家聚在一起烧些好东西吃一顿，这种庆祝的活动也就成了年夜饭。

这顿饭更重要的在于一个形式，吃年夜饭时，家家都要有一道菜即全鱼，取年年有余之意。在我国南方，鱼是整个宴席的最后一道菜，大家并不是真正的去吃，只是端上来摆摆样子，留到明年表示日子有富余。还有些地区，第一个热菜就上全鱼，直到宴会结束时，大家才象征性地吃上几口。除夕鱼寄托着人们希望家业发达、年年有余的美好愿望。广州人的年夜饭桌上通常会有“发财就手”、“发财好市”这样的意头菜，不过是件讨口彩的事情，但大家还是认真虔诚地做了。

中国人范文篇10

【关键词】pest分析;保险业

何为pest分析，它是一种宏观经济分析工具，其从经济，政治，政策，技术等四大方面对一个企业或行业进行总体分析。作者拟采用该种模型，对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进行宏观上的分析，并提出相关意见。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系国务院同意、中国保监会批准、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及旗下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的全国性专业财产保险公司，注册资本80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在2009年，公司当年实现盈利，2010年公司保费收入破100亿元，市场份额稳居第6位，实现承保盈利。从目前来看，该公司可谓是中国保险业的龙头之一。

一、相关政策分析（Political）

在当前，全球化是个热门话题，就保险业而言，全球化趋势也是势在必行，在全球化的层面上，与国际间的交流也就显得格外重要，所以在本文的政策分析中，主要着重于中国保险业与国际间的合作的政策，并予以分析。今年4月份中国银保监会已下发规定，将外资人身险公司外方股比放宽至51%，3年后将不再设限；同时，放开了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与中资机构一致，并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前需开设2年代表处要求。随着保险业“引进来”政策的不断落实，有不少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保险业，就宏观来看，引进来国外先进成熟的保险业相关理念，必然会促使我国的保险业更加成熟，自身相关的效益也会有提高。在从大的方向来说，此举也正是符合全球化趋势的进程。虽然此次外方可占股提高到了51%，外方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主导的权利，但就目前来说，结合相关公司政策，外企还是应以合资的方式进入。在相互借鉴的过程中，也要结合中国国情，对有关政策进行部分接纳或调整，找出适合中国保险业发展的技巧。

二、经济环境（Economic）

今年一季度实际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8%，比去年同期小幅回落0.1个百分点，宏观经济连续九个季度稳定在6.7%至6.9%的中高速区间。4月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8%，PPI(生产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PPI-CPI缺口缩小至0.9个百分点。从以上数据可以明显看出，目前中国经济还是在稳步上升阶段，居民正在逐步走向富裕，这是宏观上的分析。那么从微观角度来看，就个人而言，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的进步，所了解的学问在上升，对保险的认知度也不仅仅是停留在当时的层面上，随着生活的不断富裕，也愿意为自己未来的风险分摊所付出一定的成本。对保险而言，预计，在悲观/中性/乐观假设下，税收递延型养老险参与率为30%/50%/70%，每月可抵扣保费平均为500元/700元/900元下，预计每年将会带来540亿元/1260亿元/2268亿元增量保费，静态估计下，对2017年寿险新单期缴带来9%/21%/39%的新单增量。中国各大保险公司这些年的业绩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状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尤为突出，2017年，一年新业务价值达人民币601.17亿元，同比增长21.9%。截至2017年12月31日，内含价值达人民币7,341.72亿元，同比增长12.6%；公司长险有效保单数量达2.68亿份，同比增长8.9%；退保率为4.13%，同比上升0.59个百分点。2017年度，保单持续率（14个月及26个月）分别达90.90%和85.70%。2017年度，该公司实现保费收入人民币5,119.66亿元，同比增长18.9%。市场份额约为19.7%，稳居国内寿险行业首位。可谓是经济环境一片大好，前途明朗。

三、社会环境（Social）

对目前的中国保险业的发展而言，目前主要有两大三大需要解决的问题。社会诚信，保险认知程度，保险销售模式。中国现处于社会的经济转型期，社会的信用体系相对不足，保险内相关准则如最大诚信原则等可能会无法得到落实，所以目前骗保的现象时有发生，但目前这种情况随着公民素质的不断增加正在得到改善。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对保险的认知程度较低，认为只顾当下就好，没有必要对未来自己的风险进行分担。对城市居民来说保险意识相对较好，但是对于农村居民而言，保险意识相对淡薄。需要改善，就要一定程度的宣传。保险目前的营销模式也有一定的弊端，应该改变为了业绩而挨家挨户的去宣传，在保险发展的初期，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保险营销模式，但随着保险理念的转变，最完美的状态应该是被保险方主动来找保险方寻求保险。不过该种模式转变难度较大。

四、技术的应用（Technological）

保险的理念从最早的做大，做强转变到了现在的做精做细，从最早的利益优先到现在的技术优先，有了非常大的转变。在这其中涉及到的技术层面的数不胜数，对于公司而言，再保险的应用不断普及，不但进行了风险的分摊，更是有了偿付能力的保障，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更是实现了风险全球化。对于大众而言，年金，各种新增保险更是全面化，为大众提供了更多的保证，更多的选择。在宏观环境上的表现主要为四个方面:政策上，对外资涌入的放宽；在经济上，国内经济发展前景一片大好，保险业保单量，保费呈逐年增长状态；在技术上，再保险的普及使风险得到了更好分摊，保险业务的多元化给居民更多选择；在社会环境上，社会诚信度暂时不足，保险认知程度不够，保险销售模式需要转型。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保险业形势较为良好，但是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如何在垄断的条件下更好地提高保险业服务质量，如何提高全民对保险的认知度等等。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之下，企业应更加推陈出新，不应以逸待劳，完善保险类种，以满足被保险人需求，完善保险条款，通过各种途径更加提高自己偿付能力。在不断努力的情况下，造福社会大众，振兴民族保险必然不只是一种口号。

参考文献

[1]东北证券研报news.10jqka.com.cn/field/sr/20180522/1453657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