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9 00:21:32

中国科技

中国科技范文篇1

2017年,本刊将持续关注有关期刊领域(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术期刊、应用性期刊)的重大发展问题,关注科技期刊与学科领域的融合,关注科技期刊所发挥的社会作用。

其中,关注的重点是(不限于):

1.推动中国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战略目标与行动计划

2.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战略与策略

3.中文期刊与英文期刊的协调与平衡发展

4.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期刊布局与协调发展

5.新刊创办策略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

6.开放出版的制约因素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7.开放同行评议利弊分析与建议

8.数据出版模式与实践探索

9.语义出版过程中的知识组织及最佳实践

10.国外一流期刊的出版特征与能力建设

11.国家学术名刊建设工程及其需要解决的问题

12.科技期刊在学术评价中的功能解析

13.学术(科技)评价导向与制度改革

14.文献计量分析及其在期刊评价中的应用

15.科技期刊伦理制度建设

16.科技期刊集群建设与平台建设

17.科技期刊论文质量控制与流程优化

18.新技术与新媒体及科技期刊的传播能力建设

中国科技范文篇2

一、国际政治动因:技术威慑成为斗争焦点

民族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选择,既决定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也受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与制约。20世纪末以来,现代高科技广泛运用于战争使得技术优势成为各种威慑力量中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国际关系的强权背后是技术强势的支撑,科学技术水平是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体现。今天的高科技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军事格局的主要因素,技术上的领先是主权国家参与国际政治较量、扩大国际影响力的物质基础之一,技术威慑是比直接使用武力更为有效的威慑手段。一个国家只有拥有符合时代特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现代科技工业体系,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追求实力和影响,获得国际政治中的战略主动权。在当代世界上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问题的那些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央政府必须从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通过科技发展战略的制订来引导其发展。

从科技发展史来看,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是一个民族与国家技术进步的两种主要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外部环境的制约,自主创新和“科技追赶”成为我们政策设计的基本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世界安全观念的变化,各国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得政治和军事因素不再是国家间关系的唯一主导者,、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导致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发生了某些变化。“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实施,使得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忽视了自身的科技积累和自主创新,将外资导向型经济发展带来的技术引进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途径。应该说,这种战略部署是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相一致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必须看到,高新技术和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其发展已经不单纯是一项经济范畴的活动。作为国家政治战略意图的一种表现形式,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把真正的高新技术转让给中国。由于一些国家将中国崛起视为是对既定国际格局的挑战,正在试图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压制,因此经常把技术特别是高端技术问题政治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把技术合作和引进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我们必须分清科技发展的国家目标和企业目标。在企业运行的微观层次,可以继续坚持比较优势的技术引进,但是在国家战略层面,必须坚持把技术的赶超和跨越作为重点,大力发展战略产业。

在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世界,维护生存权和发展权不受侵害是一国政府的两项基本职能,也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目前我国的科技能力尚不足以承担起保障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历史重任,“技术瓶颈”是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从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角度来看,在科技发展上摆脱过去的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是我们必须确立的战略思维,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统一应该成为技术选择的出发点。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外部环境不可能有过去20多年那样好,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安全上的高风险期。我们必须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综合安全利益出发,主动进行科技发展战略的调整,提高国家战略能力,预防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冲突或者战争。21世纪是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竞争的世纪,自主创新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最佳选择。没有自己的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中国要在世界竞争格局中获得相对优势地位是不可能的。我们逐渐成型的新科技发展战略之所以强调要着重研究解决事关国家中长期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性和前沿性高技术问题,在一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安全的高技术领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在若干重要领域和关键产业实现技术发展阶段的跨越,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二、国内经济动因: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过去20多年中国的发展是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数量型增长”,经济增长明显超前于科技进步。在比较优势战略指导下,虽然技术引进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中国自主科技进步进程缓慢,统计意义上的中国产业竞争力的知高并不等同于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同步提升。新世纪开始后,由于科技和信恩化的飞速发展,我国已经进入到不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就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时期。在全球化所导致的南北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在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单纯依靠消耗自然资源和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积累资本、换取技术、发展经济的做法已经落后于时代。只有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增强中国自主产业的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换,我们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21世纪前10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需要实现历史性跨越的阶段。这一时期自主科技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中国能否在21世纪中期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这是我国科技发展战略转型的一个主要原因。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个目标不仅是经济数量增长的概念,更是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高的综合体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质的提升。作为从属于国家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战略的科技发展战略必须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服务。现在,我国科技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为了实现科技发展“三步走”战略设想,争取到2020年前后科学技术整体水平达到发达国家中等水平的中期目标,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在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形成支撑我国核心竞争力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基础,必须完成科技发展由跟踪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战略转变。正因为如此,我们根据适度超前的原则,从2003年开始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使我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高的层次上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科技人才和科技市场,但是“全面开放、跨越发展”应该是我们在确定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时必须坚持始终的基本思路。

中国全方位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这一历史变化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一种“外来型工业化”。一方面工业化所需关键技术大多来自国外,另一方面东部和中西部经济联系不紧密,沿海地区的技术引进没有起到拉动内地经济增长的作用。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我们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从世界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出发,结合中国的实际,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是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高科技含量的经济,强调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一变化意味着,我们的科技发展必须考虑可持续性,努力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外资和国外技术的局面。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国内技术发展。新型工业化成效如何,主要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否提高。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普适性”:“科技是牵头的方面”应该落实到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如此,科技部在2003年工作要点中强调,“制定科学和技术长远发展规划”是实现科技发展战略向自主创新转变,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力的重大措施,必须以原始创新为主,引进和创新相结合,实现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努力使中国成为技术创新型国家。

中国科技范文篇3

简单说来,所谓科技创新政策,即政府为促进科技创新而采取的各种直接与间接的措施。就新中国科技发展而言,在及至1996年前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实际上并未制定出独立的科技创新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对以往科技政策与实践的延续,通过加强对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等的协调来促进科技创新活动的。具体是:

(1)科技创新发展目标:从常规变化模式到范式转换—平衡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发展政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其创新发展目标模式上的变化。依据托马斯•库恩的科学进步模式理论,政策变化大致有两种基本模式:一是常规变化模式,即政策在保持基本方向或目标的前提下发展演化,或新旧政策之间保持较大程度上的连续性;二是范式转换—平衡模式,即政策连续过程出现中断或飞跃,新政策取代旧政策[1]。从政策文本上来看,以1996年为分界线,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目标变化正好经历了这样两种模式。

1)1949年至1995年的常规变化模式:引进创新。在这一科技的历史发展时期,因为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科技发展政策必须是在学习外国的基础上进行赶超和创新,所以是时我国的科技创新发展目标虽几经变化,但总体而言,还都是在保持基本方向不变前提下的发展变化。具体提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次转换: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科技基础薄弱、科技发展任务紧迫的情况下,采借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成为解决我国科技现代化发展中矛盾的最佳选择。1950年6月14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在其《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中确立的科学研究方向之一是:“根据近代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吸收国际进步科学的经验,从事有计划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以期赶上国际学术水平”。可以说,这既是新中国在成立初期对科学发展的最初部署和政策探索,也是其对科技创新发展之路的最初把握。1958年初至1960年末,在“全面跃进”的口号下,我国科技事业也被带入了“”的快车道,形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科技网络”。1958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中,要求“在尽可能地采用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成就的同时,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广泛开展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的群众运动”。是时,党和政府为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在引进创新的科技发展道路上采取了不切实际的超常跃进政策。1961年至1966年,科技领域根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制定并实施了《科研工作十四条》及若干政策条例,对科技界“左”的思想进行了有力的纠正,科技政策由此逐步走上了符合我国国情的轨道。在纠“左”的同时,同志对科技发展中的引进创新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明确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2]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科技发展中的引进创新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爆发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科技领域的赶超政策一度排斥了此前学习外国的正确做法,将学习外国科技错误斥之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此间,这种科技排外政策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但“左”的科技政策事实上成了“”中党的科技政策的主流,最终使得我国科技政策中的引进创新发生了重大的扭曲。也正由于此,我国科技发展基本被隔离于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之外,赶超政策演变成了空洞的政治口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科技政策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198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其转发的《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中,强调“在今后一个时期里,重点应当放在学习、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对我国适用的技术成果上”;与之同时,又指出“学习外国同自己的研究和创新必须结合起来,否则就谈不上真正的消化吸收。”可以说,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第一次比较系统和比较完整地阐明科技引进和科技创新的关系。

2)1996年至今的范式转换—平衡模式:从引进创新到自主创新。1996年至2005年为范式转换阶段,积极探索科技自主创新。1996年3月,国家经贸委和国家科委分别着手实施技术创新工程,加速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1998年6月9日,国务院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的汇报提纲,决定由中国科学院先行启动《知识创新工程》,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试点。1999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颁布实施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要求把自主研究开发与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相结合,防止低水平重复,实现在较高水平上的技术跨越,形成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增强持续创新的能力。2006年至今,为范式平衡阶段,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鼓励自主创新的机制。2006年1月9日,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为此,2006年2月9日,国务院在其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简称《纲要》)中,确定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工作指导方针,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了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此后,为切实贯彻《纲要》的目标,国家又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强化知识产权战略和技术标准目标,激励企业走出一条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自主创新之路。

(2)科技创新发展方式:内涵式发展为主,形成科技创新的整体合力。从科技政策文本上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创新一直主张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注重发挥企业、国家科研机构和大学在科技创新中的核心作用,通过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进而形成我国科技创新的整体合力。1956年,同志在代表党中央所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我国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主要途径,具体包括:派人去苏联学习,聘请苏联专家,向外国专家学习;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大学毕业生到科研方面;把科学院作为“火车头”,同时加强高校的科研力量;政府各部门加强科研工作;重视应用;等等。这些具体的科技政策体现了建国之初党对科技创新内涵式发展的战略追求。在“”的高潮中,党对科技发展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提倡专家和群众相结合、土洋结合,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及至1964年,又提出科技发展必须做到三方面的结合,即“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采取新技术必须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相结合。必须实行科学研究、教学同生产相结合”[3],力图通过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性革命运动来实现对世界先进技术的赶超。“”时期,在极“左”思潮的支配下,宣扬开门搞科研,坚持科研要以工人、农民为主体,实行两个“三结合”,即工农群众、革命领导干部和科学技术人员三结合,科研、生产和使用三结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迎来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史的新时期。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国家科委的工作汇报时,明确提出必须把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科技发展计划结合起来,克服它们之间相互脱节的毛病[4]。在这一讲话精神指导下,国家将全国科技工作部署为直接为振兴国民经济服务、跟踪和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和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三个层次。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其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提出我国科技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发展,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这一方针深化了我国科技创新内涵式发展的理论。及至新的世纪,同志在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要继续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国家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大学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进一步形成科技创新的整体合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第一次对我国科技创新内涵式发展进行的系统阐述。

2新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评析

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关键,是保持一个国家科技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源泉。在我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制定、贯彻和落实过程中,只有兼顾好科技创新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益三者之间的平衡,处理好科技发展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才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科技创新发展之路;否则,我国科技创新发展之路就会出现曲折。这已为新中国科技创新政策实施的历史所应证。科技政策的作用通常是通过价值导向、相关政策渗透或直接的政策指向来实现的。新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科技领域贯彻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战略方针,旨在通过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实施科技的“赶超”战略,即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乃至超过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水平。对于这一包含科技创新内容的科技政策的得失,用辩证法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或许是比较恰当的。客观讲,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科技现实状况,这样一个科技“赶超”战略的形成和实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因为在科技资源少、国力有限和国际封锁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优先发展国防工业、重工业及尖端技术的科技发展战略,使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从而为此后我国的科技创新奠定了基础。以“一五”期间为例,在苏联援建我国156项重点工程的同时,我国还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引进了5000多项科学技术成就,并积极与苏联科研技术部门合作,共同进行了122项重大科学技术研究。至此,我国一系列新兴技术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极大地缩短了与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差距,开始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在国内局势发生变化尤其是中苏关系恶化后,作为一种回应,我国在科技引进创新的发展道路上开始提倡“自力更生”的科技发展战略,并由此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如“两弹”的研制、卫星上天、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陆相成油理论等。“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不仅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而且以局部领域的优势带动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建立和发展。

但毋庸讳言,就总体而言,因是时我国科技发展的主要目标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其最终的科技创新绩效是差强人意的。这集中反映在造成了科技与经济的严重脱节,出现了发展中的“两张皮”的现象,极大地束缚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发挥[5]。是时,由于党和政府的科技创新政策还比较模糊,且多属微观的管理,没有一套具体而又完整系统的科技创新政策,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偏差,以致我国科技创新的成果不仅比较零散,而且创造性的研究工作也比较少,尤其是十年的发生,背离了科学精神,使我国与世界科技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科技人才出现了断层,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遭到严重的挫折。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科学技术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国政府通过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配套改革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倡导自主研究开发与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相结合,形成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竞争优势的高新技术企业。《八年科学计划》实施的结果是,1980年至1985年,重大科研成果有37722项,平均每年6287项,其中有些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甚至有些还处于领先地位。“863”计划的实施,则把我国推到了世界高科技竞争的起跑线上。据有关资料显示,该计划实施“10年来,在前5个领域共取得研究成果1200多项,其中540多项达到国际水平,567项获国家或部委级奖励,获奖率是45.6%,获国内外专利244项。对36项关键技术的评估分析,60%已进入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11%达到或保持了国际领先水平,缩小了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6],即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水平的创新成果,突破并掌握了一批关键技术,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1998年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公布的《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科技竞争力已从1997年的第20位上升到第13位。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11年12月2日在北京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2001年至2011年(截至2011年11月1日)我国科技人员共83.63万篇,排在世界第2位,比2010年统计时上升2位;论文共被引用519.14万次,排在世界第7位,比2010年统计时上升1位;2010年,中国在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大幅上升到5203篇,排在世界第2位。

在推动科技创新的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火炬计划”的实施也成效显著。在1995—2006年间,中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78%增加到4.77%,而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则从6.2%增加到13.9%,增加幅度都超过了1倍,年平均增长率都接近于20%,高新技术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这些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经过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变得更加紧密,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但与之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这一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在具体实施中也暴露出了一些不足之处。以《八年科学计划》为例,因其规划指标过高,研究项目设置侧重于在科技前沿做出有国际水平的独创成就,对学习、消化吸收国外业已成熟的技术重视不够。为更加切合实际,我国政府在1982年不得不作出必要的调整,确定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38项重点攻关项目。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创新是技术进步的一个捷径,但我国长期以来重引进、轻消化吸收再创新,关键技术自给率低,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还比较少。根据2004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用于引进技术的资金和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资金投入比例只有1∶0.07。我国这点用于消化吸收的费用,只能用来解释图纸以及对引进技术的效果做点验证,保证引进的设备可以使用,不可能做到吃透、消化,更不可能创新,以致陷入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长期以来形不成有自主产权的技术和产品,自然也就缺乏核心竞争力。有研究报告认为,2004年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在世界49个主要国家(占世界GDP总额的92%)中位居第28位,处于中等水平[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专利申请量和授予量虽已大幅度增加,但却是以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为主,对技术发展具有核心作用的发明专利明显不足。我国的科技论文数量虽不断攀升,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但引用率低。在1995年至2004年间,我国科学论文被引频次排在世界第14位,篇均被引频次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研发强度来看,虽然经过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变得更加紧密,科技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但投资不足的问题仍很严重。2006年,中国的研发强度,即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只有1.62%,与《纲要》中设定的2.5%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在我国的大中型企业里,2003年技术开发投入只占销售比例的0.75%,2/3的企业没有自己的科研开发机构,3/4的企业没有科研开发活动。

3新中国科技创新政策推进的路径选择

科技创新是一项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系统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创新的发展紧紧依托科技创新政策而不断向前推进。通过上述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创新政策的文本与实施效果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科技的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极不相称,科技创新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科技资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稀缺的,而为了实现经济赶超的目标,建设一个高效的科技创新体系就显得非常重要。当前,我国科技创新的发展不仅对科技创新政策内容(科技创新政策客体),而且对科技创新政策主体和科技创新决策过程都有着深切的创新诉求。一是从科技创新政策主体角度来看,应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向度的中央政府选择模式,实现科技创新政策活动主体的多元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机构掌握和支配着所有科技创新资源和要素,各微观主体严格隶属于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并因缺乏对各种科技创新资源和要素的支配权失去了创新的自由度,最终酿成、延展成所谓科技创新的行政极权模式。在这种科技创新行政极权的政策选择模式中,科技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产生了严重的裂变,认为科技创新行政极权的政策选择高于科技创新的自身逻辑性,即以行政计划取代科技创新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规律,否认科技研究者的自主性和自由性,国家要素成为科技发展的刚性,科技研究丧失殆尽了其应有的发展弹性。这种单向度的中央政府选择模式的深层究因,主要在于其受制于计划经济的束缚,并认为市场处于完全失灵状态。在这种科技创新政策单向度的中央政府选择模式下,其利益博弈的结果是,中央政府作为宏观管理者,在保证科技发展满足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考虑我国科学技术力量的现状及其可能的发展速度的同时,力图实现科技事业质量、结构和效益的协同发展。至于作为科技事业发展相关利益者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由于缺乏影响科技创新政策制定的途径,只能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在自身权力范围内确保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最终自然导致相对较差的科技创新绩效。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及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客观上要求科技体制也相应进行改革。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由1978年以来的试点和自发探索过渡到政府推动下的全面展开,政府管理科技的权力在不断进行解构和重组,“自下而上”的科技创新政策要求日益增多,科技创新政策活动的主体也由此走向多元化。因此,今后我国科技创新政策推进的路径之一,就是改变单向度的中央政府选择模式,实现科技创新政策活动主体的多元化。通过分权改革、下放权利,使得各级政府和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等与科技创新利益相关者都能通过多种途径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科技创新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只有这样才能使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权力博弈趋向平衡,最终实现科技创新政策的有效性。二是从科技创新政策客体角度来看,应从注重单项科技创新转变为更加强调各种技术的集成创新,突出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科技创新发展模式。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呈现出的态势是:你不上,别人就上了。正因如此,世界各主要国家几乎都把促进科技创新作为国家科技发展的基本战略,中国科技发展同样也面临着自主创新方面的巨大压力。归结起来,我国科技自主创新可分为三个层面或三种类型:以获取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为诉求的原始创新;将多种相关技术有机融合,形成新产品、新产业的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8]。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时期,我国包含科技创新内容在内的科技发展规划比较注重单项技术创新,而忽视集成技术创新,特别是无形的综合型集成技术创新。这虽是科技创新的必经阶段,但单项技术的研究创新由于缺乏优化组合与集成,事实上很难形成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或产业,往往成果鉴定验收后就被束之高阁。这是因为技术本身固有的承接特性和关联特性,使得单项技术的研究创新难以形成力量,如果通过整合形成一个核心能力,则会产生更大的效果。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市场换不来、花钱买不到的,要提高中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科技创新能力是决定性因素。我国要实现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重大转变,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也是必然的选择。至于是以原始创新、集成创新还是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作为工作重点,要根据国家、区域、行业或企业的具体科技生态环境而定,不能一刀切,即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发挥比较优势,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自主创新之路。三是从科技创新政策的决策过程来看,应去除经验决策的主观随意性,切实加强科技宏观管理的统筹协调,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政策的科学化水平。

中国科技范文篇4

知识经济是由于高技术的产业化而导致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产物,同三百年前的由工业发展带来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一样,它将引起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价值观等的全面变化,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遇到的又一次历史性机遇。面对新的产业革命机遇,我们应当采取哪些措施迎头赶上呢?下面,本文就结合知识经济的内涵与特征及其对当代科技发展的影响来谈谈有关看法。一、高科技与知识经济的内涵及特征知识经济概念的内涵,是目前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观点不一。大致来说,学术界流行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第一种观点以世界经合组织为代表,也是学术界最为流行的观点,它认为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之上的经济”。软件是能够真正发挥所有这一技术之功能的关键部件,软件是核心,软件行业将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行业。第二观点以我国学者吴季松为代表,按照该观点,知识经济是一种智力经济,是“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第三种看法以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为代表,按照该观点,知识经济主要是一种“信息产业”,“这种信息完全依靠的是软件的成功,软件的成功之首是依靠软件的创新、技术、研究,并倾听用户的声音”。我们认为,以上的各种观点分别抓住了知识经济的某些主要特征来强调,各有所长,但都没有抓住“高科技”这一知识经济的根本特征,容易造成理解上偏差。第一种观点单纯强调知识在知识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但忽略了知识有高科技知识和一般科技知识之分,在知识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一般科技知识,显然不全面。第二种观点强调智力资源和科学技术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也忽略了科学技术有一般科学技术和高科技之分。第三种观点倒是强调了信息产业这一高科技产业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但是高科技产业不仅包括信息产业,还包括其它产业,这一观点显然有失偏颇。实际上,知识经济是一种以高科技为支柱产业(其中又以信息产业为主)、以高科技知识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以便解决人类由于工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生态危机和资源短缺危机的一种新型经济,是一种将导致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变化的新型经济。同传统的工业经济相比,知识经济具有如下特征:1.知识经济是直接建立在高科技知识基础上的新型经济。在知识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而是指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新知识,是一种可推动产业发展的新知识,可简称为“可产业化的高科技知识”。所谓“高科技”是一个具有自己的特定内涵的概念,不是传统科技的简单创新,按照联合国组织的分类,它主要有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和有益于环境的高新技术和管理科学技术。即使注入了高科技的传统科技也并不就是高科技,只有当高科技组成分大大提高,按国际科技工业园区的规范是超过70%时,传统科技才被创新为高科技。在知识经济中,经济增长主要不是取决于劳力资源或自然资源,而是更直接地取决于高科技知识的投入。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知识产业在有关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看得出来。所谓知识产业,包括教育、通信媒介、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据统计,在美国,1958年知识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1960年其比例就增加到34%,1974年超过46%,1981年达到49%。1997年,经合组织主要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50%来自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2.高科技产业是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其中又以信息产业影响最大。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是高科技产业,并不是传统的农业或工业,其中又以信息产业最为重要。目前,发达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高科技来发展经济,尤其是依赖于信息产业的发展。1994年,美国制造业中高技术产业所占的份额已达24.2%,日本和英国所占的份额已达到22.2%,德国达到20.1%,法国达到18.7%。此外据统计,在过去的五年里,美国经济增长的1/4以上归于信息技术。3.知识创新、尤其高科技知识的创新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创新,而是知识创新,尤其高科技知识的创新。如长期以来“重应用,轻基础”的日本,由于基础科学力量较薄弱,科技后劲不足,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电子工业、汽车工业、造船工业和部分高科技领域陷入困境,并被美国重新占据优势,如美国电子计算机公司、芯片制造公司及其汽车工业都已替代日本居世界领先地位。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目前已进入了“大科学、高技术”时代,出现了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以及科学、技术与生产一体化的倾向,其具体表现是科学转化为技术的周期以及技术转化为生产的周期已大大缩短。据研究,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在20世纪初以前大约需要30年,到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大致为10年,至20世纪下半叶缩短为5年左右。因此,只有立足于基础性研究的“突破性创新”,才能形成全局的牵动力,形成新的支柱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更新或调整,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4.知识经济是人类为解决传统工业经济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创造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产物,它将导致全球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发展发生全面的变化。在传统的工业经济中,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有限的劳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由于掠夺自然资源而导致的生态危机,造成了人类生产与发展面临严峻的可持续性危机,以至于罗马俱乐部在七十年代大胆提出了经济发展的“零增长”战略。知识经济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中出现的,它以高科技产业为依托来解决传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知识经济中,经济的发展依赖的是具有巨大潜力的智力资源。通过对智力资源的开发,人们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科学的、综合的和集约的配置,实现资源的优化利用;通过对智力资源的开发,人们可以不断开发出富有的自然资源,从而创造出新的巨大财富,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避免由于传统经济发展而带来的自然资源短缺危机和生态平衡危机。与传统经济相比,它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注重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最佳统一。所以说,它实质上是人类为解决传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创造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产物。作为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它不仅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也会对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从社会发展角度说,知识经济是建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全球化背景上的,这样就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从那种区域经济走向了全球经济时代,一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不再完全取决于本国的资源、政治经济体制,还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的相关因素。社会体制也更加趋向于民主化,过去那种靠垄断知识、垄资源来维持权威的传统作法,随着信息的全球化和智力资源的多样性而被逐渐淘汰。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说,世界将从工业时代的二元文化(即资本主义文化与反资本主义二元文化)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多元文化,这主要是知识经济的高科技特征决定的。正如我国学者指出的,“高技术产业较之以前钢铁、机械和纺织等产业不同,产业技术领域十分广阔,仅以信息科学技术为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光电子技术、芯片技术、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光纤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和软件技术以及层出不穷的新高技术中全面领先,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智力资源,‘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世界大市场中占一席之地,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也是冷战以后世界多极格局的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与多元化,也就决定了世界政治和文化的多元性与统一性,因此,人类文化将进入一个灿烂绚丽的多元时代,各种文化和各种价值观将在地球村这个背景下进行竞争。二、知识经济对当代科技发展的影响知识经济的发展,对当代科技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概括起来说,当代科技发展出现了如下趋势:1.在科技管理方面,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得到了加强。这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的,一是提高国家在科技管理与决策机构的地位,国家主持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二是国家加大对科技研究经费、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的投入比例。为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发达国家提高了国家科技管理与决策机构的地位。如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任职期间,把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提高到内阁部长级。克林顿上台后,于1994年初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统筹与规划研究开发工作,委员会的主席与副主席由总统和副总统兼任。此外,它们还确定了科研开发重点,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合理分配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人力与资金。美国的“技术与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计划、欧盟“科技发展与研究框架计划”、日本“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等,都是它们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具体措施。在资金支持方面,发达国家还增加研究与开发经费,尤其是重点支持知识产业。1994年,美国的研究与开发投资就已达1730.2亿美元,占美国GDP的2.61%,OECD成员国平均研究与开发费用占其GDP的2.3%。1996年,美国用于计算机等信息技术和产业的投资已达2060亿美元,比1995年增加12.5%。2.在科技体系内部的发展重心上,基础科学研究与开发受到高度重视,注重产、学、研三方面的结合。由于知识经济是一种高科技产业化经济,科学、技术和生产一体化以及科学转化为技术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的周期的缩短,一国科技发展和社会生产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基础研究的发展,因此,基础科学研究与开发越来越受到重视。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规模来看。在国际上,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规模一般可以用基础研究投入占R&D经费的比例(FR/R&D)的大、小来衡量。根据有关资料,1970~1995年间美国基础研究投入的规模大致占R&D经费投入比例的14.2%,1993年最高曾达到17.4%。日本在1990年的比例为12.6%,印度的比例为16.4%。受其影响,对人力资源开发的研究也受到高度重视,一些发达国家因此将教育视为“立国之本”,提倡在职教育,甚至提倡终生教育。目前OECD成员国的教育经费已占其政府支出的12%,在职培训方面的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达到2.5%。3.在投资方向上,增加风险投资已成为促进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式。知识经济是建立在大科学基础上的高技术经济,而开发高技术本身不仅需要高额投资,而且高技术的生命周期短,更新快,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失败率相当高的任务,具有很大的风险性,建立风险投资机制,是推进知识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以至在西方被人们称为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推进器”。目前,美国有400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居世界首位,它们每年为10000多家高科技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据统计,1997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商共向1484家公司投入114亿美元的风险资本,比上年增长16%,其中投入信息产业的风险投资为70亿美元,占全部风险投资的62%。4.在科技组织形式上,科技工业园区成为科学、技术与生产紧密结合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是符合时展需求的有效组织形式。正如主席指出的,本世纪在科技产业化方面最重要的创举是兴办科技工业园区。科技工业园区(我国称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集中智力资源、信息、知识和高技术,通过现代管理实现规范化、网络化、国际化和产业会议来解决高技术产业的资金、技术、市场和风险问题,创造了高于传统工业几十倍的劳动生产率。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广泛兴建高科技工业园区,至今全世界已有900多个比较规范的科技工业园区,从业人员达数百万,美国硅谷已成为科技工业园区的成功典范。三、我国科技体制的现状及其对策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科技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加强了改革的紧迫性。从知识经济发展的需求来讲,我们认为,我国科技体制主要存在着如下问题:第一,科学、技术与生产缺乏有机协调性,造成科技体制不能适应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的要求。经济建设中急需解决的科技课题,往往不能很好地反映到科研单位来,对于科研单位的成果,生产单位也不大了解或不感兴趣。造成这种情况的深层原因是,在科研组织内部,人们主要是根据专业来组织研究,而不是根据社会需要来组织研究,科研组织缺乏整体的经营意识。人才结构存在极为不合理的现象,科研单位主要由专业人才组成,缺乏经营人才。针对上述情况,我国政府近年来尽管实施了“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科技体制改革政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在“稳住一头”方面,由于政府下拨的事业费太少,以至于维持科技人员的工资和行政费用都不够,因此,该稳住的也没有真正稳住。在“放开一片”方面,因为采取了“层层分解创收指标的方法,结果使科研机构变成了科技人员个体经营的小作坊式的组合,并没有真正达到“放开一片”的目的。第二,部门之间壁垒森严,互相封锁,人才不能流动,信息不能沟通,以致出现有完全相同的课题,许多单位都在搞低水平上的重复劳动。有些很有经济效益的课题,却无人问津。第三,基础研究投资比例严重偏低。目前发达国家基础研究投入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已经达到12%~20%的规模,而我国目前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存在着比例偏低的现象,而且自1991年以来,逐年下降,到1994年基础研究投入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仅为6.6%。第四,科技成果转化率很低。根据有关资料,我国专利技术的实施率非常低,仅仅为10%,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并且取得规模效益的比例为10%~1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高技术产业产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8%左右,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30%~40%的水平。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何在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我们在科技体制上还没有真正走出计划经济的模式。如“稳住一头”没有真正稳住,从表面看是政府下拔的科研经费总量不够造成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稳住一头”并不完全就是政府拔款的事情,它也是企业本身寻求发展必须解决的事情。如果企业和一些非营利机构能够参与进来,就能够缓解国家资金总量有限的问题。在“放开一片”的问题上,我们目前采取的是层层分解创收指标的方法,“科研机构在科技体制改革中仍然没有从技术生产单位转化为技术经营单位,没有从计划经济模式走到市场经济模式。特别是,科研机构的领导人仍然是上级任命的技术生产的学术带头人,而不是市场中摔打出来的技术经营者”。第二,我们没有建立科学、技术与生产相互作用的科研组织机构。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看,现代科研组织要由政府、高校、工业研究机构和非营利机构这四个部分组成,政府实验室组织大型的、符合国家需求的科学技术研究,大学主要进行自主的基础科学研究,工业研究机构则主要进行符合企业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应用科学研究,非营利机构则除了组织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研究外,还大力支持民间基础科学研究。这四大组织之间的关系是,由国家制定科学技术发展的具体目标,通过签订合同和提供研究资助的方法,组织政府、大学和私人企业的研究组织以及非营利机构在一定期间齐心协力,分工合作,进行攻关式的研究开发活动。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了科学、技术与生产的一体化发展。在我国,只有政府和高校的研究机构是比较发达的,其它两种科研组织还处于萌芽状态。第三,我们没有建立适应高科技发展需要的风险投资机制。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如此之低和产业化进程如此缓慢,从投资方面看,除了有资金总量不足和投资结构不合理因素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缺乏专门从事风险投资的产业投资机制。根据有关资料,在我国已经转化的科技成果中,成功转化的资金主要靠自筹的占56%,国家科技计划贷款占26.8%,风险投资仅占2.3%。国外专利成果转化率高,风险投资起了关键作用,尤其是种子型创业基金更是如此。正如美国前总统的科技顾问基沃斯博士所指出的那样,“至少有50%从事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在其发展中得到风险投资的帮助”。从世界各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经验看,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和发展创业基金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必然选择。由此可见,我国在科技体制上应当采取的对策是:第一,在科研组织上要吸取国外的有益经验,建立适应时展需求的科研组织,以便从根本上解决科技成果的转化问题。根据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现代科研组织要由政府大型科学中心、高校科研机构、工业研究机构和非营利机构这四个部分组成,只有它们的相互作用才能适应科技与生产的一体化以及“大科学,高技术”发展的需要。在工业研究机构中,目前出现的最新组织就是以硅谷为典范的科技工业园区。因此,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科技与生产的一体化问题,就必须大力发展后三种科研组织,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与指导下进行协同研究与开发。第二,加大基础研究比例,这不仅指国家,也包括企业在内。第三,提高科研人员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待遇,真正做到稳住一头。第四,在科研机构内部,要建立合理的人才结构。为面向市场,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应是一个合格的经营者。第五,为促进和保护知识经济的发展,除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外,我们还需要建立金融保障体制,加强高科技发展的风险投资

中国科技范文篇5

一、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评定现状

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与繁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数量的增加,以满足社会多元化的需求。1949年建国时,我国有科技期刊80种,1956年增至200种。1978年新闻出版署成立,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对全国正式出版期刊进行了重新登记,换发了新的期刊登记证,获准正式出版期刊6000种,其中,自然科技期刊2800种(占48%),10年增长了7倍。2005年经过整顿提高,期刊稳定在4957种。[1]二是已办期刊质量的不断提高,这是期刊整体质量的根本保证。在期刊总量迅速上长的同时,如何有导向性提高期刊质量,成为期刊管理部门的重要工作之一。因此,评价“核心期刊”就产生了。

1992—2004年,《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先后有4版问世。纵观4版《总览》中的核心期刊,特点显著:一是刊源数量不等:第1-3版《总览》的候选刊物约1万种,分别遴选出2174、1596和1571种核心期刊。核心期刊约占期刊总量的21%、16%和15%。第4版《总览》待选刊源约1.2万种,最后筛选出1798种核心期刊,入选率为15%。[2,3]二是核心期刊的筛选指标不同:编制第1版《总览》,主要采用载文量、文摘量、引文分析综合筛选;第2、3版《总览》增加了“影响因子”;第4版《总览》将“他引量”和“获国家奖或国内外重要检索工具收录”2项指标纳入筛选指标,去掉了“载文量”。[4,5]

二、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评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科技“核心期刊”的学术引导效应不力

科技核心期刊是科学技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期刊”战略的实施应该结合我国科技计划重点方向、科技发展的学科优势和新生长点的实际格局,遴选一批国内领先和国内重点培育两个层次,进行重点支持。可是,在我们现行的“核心期刊”遴选指标体系中,没有这方面的指标要求,使其学术引导效应严重不力。

(二)“影响因子”对“核心期刊”的学术质量评价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作为“核心期刊”评定的重要指标之一的影响因子,与两个因素直接相关:一是分子,该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次数;二是分母,该刊前两年发表的有实质性的论文和述评的数量。活跃的学科其期刊的影响因子要大大超过不活跃学科的期刊。有的学科领域的研究比较窄,从事同一领域或相关领域研究的人数不是很多,即便所有有关的科学家都加以引用,其引用次数也不会很高。所以,某一期刊的影响因子高,只能说明该刊的总体质量高,并不能得出该刊上发表的所有论文质量都高。[7,8]

(三)科技“核心期刊”缺乏人力资本质量评价

纵观4版《总览》中的“核心期刊”评价指标体系,期刊采编人员综合素质评判指标缺乏。期刊业是知识密集的智力型产业,采编人才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期刊出版质量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办刊人员素质的高低。有的科技“核心期刊”编辑部只有1个固定编辑,为了节约出刊成本,其他采编人员都是聘用无业人员,他们没有学术专长,也不懂期刊行业知识,只是完成错别字校对等低级工作。所以,科技“核心期刊”缺乏采编人员素质考量,“核心期刊”的核心竞争力就会受到极大的质疑。

(四)科技“核心期刊”的行业分类不明确

科技“核心期刊”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核心期刊”应该起到行业风向标的作用。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广泛发展,人们对科技期刊多样化需求增大,综合科技期刊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各种专业期刊应运而生。同一行业、同一研究领域可能出现多种刊名的科技期刊。这些期刊如何提升其质量,行业内的科技“核心期刊”的设立就显得尤为重要,它将为同行业科技期刊标准化、规范化、高学术水准起到排头兵的作用。

三、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的遴选原则与方法

(一)遴选原则

1.科技“核心期刊”实行三年动态管理:三年评定一次,一次评定三年有效。这对所有科技期刊都是一个动态激励机制。也给科技“核心期刊”管理和评定办法的进一步改进留有一定空间。

2.严格科技“核心期刊”学科领域总量指标限制:同一学科领域最多一两种“核心期刊”,宁缺勿滥,使评定出来的“核心期刊”真正起到该学科领域的风向标作用。

3.确保学术专家对科技“核心期刊”评定的权威性:在期刊管理部门的组织下成立科技“核心期刊”评定动态专家委员会,某个学科领域的科技期刊的学术水平如何,一定要是科学学术专家说了算,不能由期刊管理部门独家评定。每次期刊评定,专家委员会人员应该有所调整,不能固定,以免走“后门”,以保证科技“核心期刊”的学术质量。

(二)遴选办法

1.遴选范围。创刊5年以上的公开发行的科技期刊;按国家有关规定,期刊社必须满足采编人员数量和质量规定的科技期刊;优先考虑我国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的科技期刊,优先考虑具备集约化发展趋势、由全国性学术社团或科研机构主办的优秀科技期刊。

2.遴选指标体系建设。(1)定量指标:一是根据来源期刊的引文数据,进行规范化处理,计算各种期刊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被引半衰期、论文地区分布数、基金论文数和自引总引比等项科技期刊评价指标,并按照期刊的所属学科、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和期刊字顺分别进行排序。二是知名度指标,包括被国内外要数据库,特别是与专业相关的重要数据库收录情况;被国内外重要文摘期刊收录情况;被国内重要图书馆,特别是与专业相关图书馆收藏情况。(2)定性指标:一是编辑队伍考核。对编辑人员从数量到质量进行严格审核,这是保证期刊质量的持续提升的基础。执行主编或常务副主编必须具备该专业期刊高级职称或相当于该职称的学术水平,并在本专业有持续的在研项目,使其学术水平有不断的提高。其他编辑人员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和必要的数量都要有所要求。二是期刊编辑部要有良性的经济循环和较高的社会效益考核。三是期刊在评定期内的获奖情况,以及期刊中论文获奖情况。

(三)遴选程序

1.自愿申报。由期刊主办单位直接向当年的“核心期刊”评定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

2.资格审查。由“核心期刊”评定办公室按照遴选原则、范围和评定指标的要求对报送的“核心期刊”评定材料进行严格审查,本着宁缺勿滥的责任精神严格资格审查。

3.评审。对于资格审查通过的申请材料,交送当年的科技“核心期刊”评定动态专家委员会进行集中评审,由申报单位简介报送材料,然后进行评委质疑答辩,最后,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择优选出不同学科领域的科技“核心期刊”。

4.公示。由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评定办公室对评审通过的被选“核心期刊”进行为期3个月的公示。公示期内,“核心期刊”评定办公室对于有异议的材料进行调查、核实,并进行严格处理,还公正于民。

5.审定。公示期满后,根据公示反馈意见,由“核心期刊”评定办公室对反馈意见进行整理,上报当年的科技“核心期刊”评定动态专家委员会进行审核,最后研究正式批准当年科技“核心期刊”,并向社会公布当年入选的期刊名单。

四、强化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管理的措施建议

(一)强化科技“核心期刊”组织管理体制

我国现阶段,科技“核心期刊”评定工作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政出多头,管理分散,即新闻出版总署、科技部、中国科协、国家各个部委、部分大学图书馆、还有一些经济实体都可以进行“核心期刊”的评定工作,形成科技“核心期刊”评定的各自为政的局面。这不仅给科技“核心期刊”有效实施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增加了难度,也给科技界科技评价和人才激励造成导向混乱,无所适从。因此,必须强化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评定的统一管理和监督。笔者建议: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下设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评定委员会办公室,由该办公室牵头组织三年一度的科技“核心期刊”评定和监督工作。

(二)实施科技“核心期刊”的分类指导,个性化管理

不同学科领域和不同性质的期刊,有时缺乏可比性。要提高管理的科学性和有针对性的管理,应对不同类型的科技“科技期刊”实行分类管理,制定相应的管理政策和措施,克服“一刀切”管理带来的弊端,使科技期刊遵循不同性质、社会功能、社会需要而科学合理地发展。国家主管部门对其实施正确引导和宏观管理。

(三)强化科技“核心期刊”评定的风向标作用

在核心期刊的评审中,期刊指标起着重要的作用。杂志要想提高自己的影响力,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提高杂志的论文质量和学术水平,但是一个杂志要想在短时间内有一个大的改变难度很大,很难想象许多高水平的论文会选择一个非核心期刊来发表。提高杂志影响力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让读者能更方便地读到自己杂志,杂志文章被人阅读的多了,引用的概率自然就会提高,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扩散因子也会随之提高。

目前,读者来阅读杂志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到图书馆查阅或自己订阅,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到互联网上查看,而且到互联网上查询的比例越来越大,互联网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期刊编辑部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扩散作用,提高期刊影响力。

摘要:中国科技期刊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如何评价期刊质量成了期刊界的重要课题。然而,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评定存在很多问题:学术引导效应不力,“影响因子”对“核心期刊”的学术质量评价存在较大的局限性,科技“核心期刊”缺乏人力资本质量评价,科技“核心期刊”的行业分类不明确。如何优化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的遴选原则与方法显得尤为重要,遴选原则、遴选范围、遴选指标体系建设、遴选程序等方面必须进行优化;而且需强化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管理:强化科技“核心期刊”组织管理体制,实施科技“核心期刊”的分类指导,实施个性化管理,强化争创科技“核心期刊”,提高期刊学术水平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科技“核心期刊”;评定问题;遴选方法;指标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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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范文篇6

科技文献资源数字化是建设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体系的基础,目前,我国对信息资源数字化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不少问题还未形成共识,而科技文献信息资源数字化过程中首先必须正确处理知识产权问题。因此,知识产权研究将是浙江省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建设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1浙江省科技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主要内容

浙江省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建设分2个阶段:第一阶段,建立全省科研院所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体系,联合省内主要科研院所、信息机构,根据各自的地区特点、专业特点和重点学科的建设发展方向,建设特色数据库,合力建设全省的科技文献信息资源体系,为全省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建设奠定基础。第二阶段,建立全省公共、高校、科研三大图书信息系统的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体系,根据浙江省科技经济的发展需要,按照统一协调、规范加工、联合上网、资源共享的原则,实现所有成员馆信息系统互联,开展联合采集与资源建设的馆际协调,馆藏书目数据的联网检索,充分发挥馆藏优势和资源共建共享公共网上信息优势,为建设浙江经济强省、科技强省和文化大省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服务。目前,为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和科研院所图书馆三大系统的信息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实现三方的文献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浙江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和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三家根据各自的资源配置和网络建设情况,合作建设的浙江省联合知识导航网,于25年12月26日向广大读者正式开放。

2浙江省科技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中所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

要建立浙江省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体系必须以数字化为基础,科技文献信息资源数字化建设必然涉及知识产权。对知识产权的拥有者实行知识产权保护与为用户提供合理利用已有知识的权利和机会同等重要。在科技文献信息资源数字化的过程中,必须妥善解决两者之间的关系。

2.1科技文献信息资源数字化过程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数字化技术是利用光电扫描技术把文字、数值、单色和彩色图形、静止和活动图像、声音等多种形式的信息转换成二进制数字编码输入计算机系统。关于信息资源数字化,国家版权局1999年发的第45号5关于制作数字化制品的著作权规定6中第二条将制作数据化制品规定为复制行为,最近国务院法制办和国家版权局共同起草的5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6也十分明确地将作品数字化定为复制权。这表明,对信息资源数字化属著作者的权利。因此,浙江省在科技文献信息资源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应按照法律规定尊重知识产权拥有者的合法权益,争取知识产权拥有者主动授权,否则就会构成著作权侵权行为。

2.2特色数据库自身的知识产权的问题

加强网络信息资源特色化的建设,开发具有专业特色的文献信息数据库,走专业化发展道路,是浙江省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体系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由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牵头的全省重点科研院所信息资源建设的其中一个重要成果是根据各院所的专业特色建设一批特色数据库。特色数据库的开发制作需付出创造性的劳动和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传播时则易被复制且隐蔽性强,如果开发者权益得不到合理保护,则会抑制特色数据库的生产。因此,利用法律手段、技术手段与管理手段保护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特色数据库是十分必要的。

3解决浙江省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建设中知识产权问题的主要对策

3.1建立强有力的组织管理和协调机构,完善知识产权的集中管理

任何一项工程,没有严密的组织管理和健全的协调机构,都不可能得到持续和稳定的发展。科技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同样需要严密的组织和科学的管理。浙江省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协调机构在实施严密组织时,应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的集中管理组织部门,联系知识责任者与知识使用者之间、图书馆与出版界、传播媒体、其他网站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使作者的著作权得到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也免去了共建共享过程中各环节的困难和麻烦,同时有力地保护共建共享自身信息资源体系的知识产权。共建共享协调机构通过这种集体组织的形式去争取有关信息资源建设、传播和利用的授权,从而解决信息数字化过程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同时以集体组织的形式及时与有关方面协商解决出现的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矛盾和争端。

3.2加强与出版界合作,以规避版权

随着版权保护措施的总体走强,浙江省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协调机构必须加强与出版界进行合作,签订相关的合作协议,优先从有关出版社获得一些科技信息资源的使用权,或以酌量交版税、分级次交费等方式规避版权。这样出版社利用自己专业编辑的专业优势及经验进行优化选题,并利用授权上的优先和经济性为浙江省的科技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而共建共享通过网络技术优势,通过数据、展示平台、信息数字化传输来对出版社形成良好的宣传效应。因此,加强与出版者的沟通,以适度合作的方式妥善解决浙江省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建设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3.3充分利用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

随着数字资源的不断普及,因其可直接在网络上进行传输、下载、打印等非法获取科技文献资源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我国已建立了符合国际惯例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5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6中权利的限制条款规定了12种情况允许公众合理使用。合理使用是指为了特定的目的,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采用法律规定的方式,不必征得著作权人的许可,也不必向其支付报酬,而使用著作权人作品的正当的合法行为。因此,通过充分利用著作权法的合理使用,可以解决浙江省部分科技文献信息采集和信息资源数字化过程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对于超出合理使用范围界限的,我们应该在立法上争得5著作权法6赋予法定许可。法定许可是指根据法律的直接规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不经过著作权人的许可而使用其作品,但应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的一种制度,也是著作权制度下的一种权利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5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已将法定许可延伸到了网络媒体,且确认了网站信息传播者的法律地位,赋予了其类似报刊社享有的法定许可权利。为了解决新的版权问题,在浙江省科技文献共建共享体系建设中有必要更多的享受法定许可的权利。

中国科技范文篇7

1中外科技学术期刊出版及其数据库的模式对比

到目前为止,西方先进国家的科技学术期刊的出版一般有下述三种主要的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编辑部与出版社合作的模式,首先由主办单位的期刊编辑部负责收稿、稿件审理和修改、决定稿件录用与否等工作。一旦稿件定稿,则以后的排版、版权认定、校对、出版、(网络)单行本寄送、纸本期刊发行、数据库收录发行等工作全部由出版社负责,包括与作者的联系和互动。一般来说,一个出版社与很多期刊社或编辑部签订合作协议,其中网络投稿软件的开发通常由出版社统一负责开发,交给期刊社或编辑部使用,因此通常可以看到,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不同期刊有着类似的投稿系统和主页,它们都在出版社的主页下有链接。

第二种模式是学术团体式的出版形式,有些大的学术团体或研究所,同时主办好几份期刊,学术团体同时兼备出版社的资格和功能,专门出版相应的科技期刊,这些期刊通常由学术团体负责审稿和出版的全过程,例如,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美国化学会(ACS)、美国数学会(AMS)、英国皇家学会(RS)和英国皇家化学会(RSC)等都有自己的科技期刊及数据库。

第三种是期刊社把所有的流程都包揽了,这种模式通常是一些电子版期刊,他们实行网络化出版和OpenAccess(OA)的模式,让读者免费下载浏览。

与上述三种模式相对应的数据库通常是:第一种模式的全文数据库就在出版社,这个数据库是出版社的商业盈利资源,如SpringerLink数据库、ElsevierScienceDirect数据库;第二种模式的全文数据库在学术团体如学会,虽然学会是非营利机构,但是数据库也是盈利资源;第三种模式的全文数据库就在期刊社,通常主要以交流被引用为目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目前,也有一些出版社旗下的部分期刊实行OA模式,例如,HandawiPublishingCorporation旗下就有不少实行OA的期刊。

至于二次文摘数据库,通常与学会、信息研究所(公司)、科技情报研究所等研究单位相联系在一起,如美国数学学会(AMS)的MR、美国化学文摘服务社(CAS)的CA、美国工程信息公司(EngineeringInformationInc.)的EI、美国科学研究所(ISI)的SCI和ISTP、德国数学文摘社的ZBLMATH、英国机电工程师学会(IEE)的INSPEC、俄罗斯全俄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VINITI)的《文摘杂志》AJ。这类数据库主要提供一次文献的摘要、评论、索引信息、检索,旨在为科学研究者和工程技术人员提供专业、实用的数据、知识等信息服务,支持最新的研究。

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发展是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的,数据库产品的传播由纸本、磁带、软盘、光盘等发展到今天的网络数字化传播,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期刊出版和数据库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模式,严格遵循版权保护的基本原则,除了OA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二次文献数据库基本是商业操作的模式。

长期以来,中国的科技学术期刊的出版基本上停留在编辑部负责审稿出版的全过程(各自为政)的阶段,当然有些编辑部把排版印刷工作交给一些专业的排版公司和印刷厂,发行方面一般是邮局发行、代办发行、自办发行3种形式。目前,已经有一些英文版的中国科技学术期刊与国外的出版社合作,走上述的第一种模式的路子,但是这只占很小的比例,因为中文期刊毕竟占绝对多数。

我国的科技期刊数据库始于1989年由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其前身为中国科技情报所重庆分所数据库研究中心)创建的以软盘形式发行的中文科技期刊篇名数据库,后发展成为网路版的中文期刊数据库(简称维普)[5]。维普与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化期刊合称为3大中文电子期刊数据库。其中中国知网是中国知识基础工程(NationalKnowledgeInfrastructure,CNKI)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1995年立项的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发展而来,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网上期刊信息资源之一。万方数据化期刊是科技部“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科技期刊网络服务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主办,1990年建成并出版了涵盖1.6万家企业的中国第一家商业化商情类数据库。3家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主体都是针对科技期刊的全文收录,其操作模式基本上是由期刊编辑部提供期刊的纸本或电子资源,再制作成数据库的资源。与国外文献数据库载体的发展模式相同,我国的文献数据库同样经历了从磁带—光盘—网络的发展过程,且目前网络型数据库已成为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主要形式。

与国外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发展不同,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的全文数据库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与其所收录的科技期刊之间不存在从属关系,这是与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巨大差别。上面提到的国外科技期刊第一种和第二种出版模式,它们与科技期刊数据库有明显的从属关系和统一的操作模式。但我国的科技期刊数据库的服务商是由各情报所、研究院所和高等院校衍生出的公司,数据库的内容是由各科技期刊社(编辑部)所出版的科技期刊,两者间不存在从属关系。公司要以经济效益为首要目的。而数据库的建设要借助于各家独立于这些公司的科技期刊社(编辑部),其协调过程的困难性可想而知。

其次,我国科技期刊数据库所收录的期刊具有很大的重复率。无序竞争、政企不分、以权代法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不强,没有形成尊重知识的社会氛围,是这种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中文科技数据库建设初期,由于各数据库的建设单位多为情报所、研究院所和高等学校等国家事业单位,缺乏市场经济的体制规范和竞争意识,各个数据库并没有在信息资源建设上争取各家科技期刊社(编辑部)的独家授权。而各科技期刊社(编辑部)对被哪家数据库的收录所产生的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问题并不太在意,任由各大数据库对期刊文章进行收录、整理和分类,甚至以进入数据库的多寡作为期刊的评价指标,似乎进入越多数据库就越“高档”和光荣。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了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所自身特有的一个不同于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怪现象,这就是数据库所收录期刊的高重复率,尤其以三大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最为明显(见表1,数据来源于文献[6])。

表1表明三大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虽然所收录期刊不完全相同但存在相当高的重复率。这一方面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一方面也为使用者带来巨大的不便。由于各数据库均为收费数据库,各图书馆在购买时往往需要购买2到3种,而其中一大部分都是相互重复的。针对这种情况,一些文章试图从各个数据库的异同进行比较来对图书馆的购买进行指导[6,7]。

2中文科技学术期刊数据库发展现状和挑战

由于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必然走向商业化之性质,数据库商之间的竞争其实从各自成立的那天起就已经存在。只是数据库建设之初,由上所述各种原因,表现得不甚明显。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数据库产品移市场中所展现的巨大盈利能力和产品开发的逐渐完善,各数据库商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尤其在数据库内容的争夺上表现得尤其明显。2000年某数据库公司被多家期刊杂志社因著作权问题起诉,这当然是由各期刊社日益增加的版权意识

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但更深层次的是数据库商之间的竞争结果。

这一时期,各家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服务商为了扩大规模从而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开始了针对科技期刊的“争夺战”。这个阶段的特点主要有几方面:

首先,以内容争夺为主,通过内容争夺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由于数据库技术的普遍性和成熟性,数据库服务商所提供的服务业趋同化,即通过对所收录的各种科技期刊整理成数据库(网络版和光盘版)来提供文献检索和阅读的服务。因此,数据库的内容建设变得重要起来,从而形成了数据库服务商对信息资源——科技期刊的全文信息这一资源的争夺,而且各数据库商更加倾向于对科技期刊的独家收录。2008年下半年,多家科技期刊社(编辑部)收到了某数据库商关于独家收录的协议(征求意见版),竞争的激烈性由此可见一斑。目前,部分期刊社已实行独家授权的方式,这无疑会调整现有产业链中的关系,且迫使数据库商和刊社加强合作,从期刊内容的单纯数字化和网络向深层次的网络出版和信息服务拓展[8]。科技期刊全文信息资源独家授权的争夺将是这段时期最显著的特征。

其次,过程中更重视著作权问题的处理。各个数据库在建设之初,我国关于数据库的版权问题尚无相应的法律法规,使得数据库商在信息资源建设过程中缺乏法律观念,忽视甚至侵害著作权人的著作权。为日后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发展带来了诸多隐患。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各家科技期刊著作权意识不断增强,且对科技期刊数据库重复收录的利弊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各数据库服务商也更加重视其所收录期刊文章的著作权问题。因此,在竞争过程不论是数据库商还是各种科技期刊都更加重视法律法规,通过运用法律法规来维护自身权益。

再次,数据库商以合作协商的姿态与各科技期刊社(编辑部)进行沟通。在尊重科技期刊社(编辑部)的意愿上,本着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精神争取各科技期刊的全文收录。例如,中国知网将全年的财务收支情况公开发给各科技期刊社(编辑部),并通过提供各种有益信息,提供各种服务(如召开编辑培训会议)等方式来与各科技期刊社(编辑部)维护相互之间的关系,使各社(编辑部)对其增深了解、增进感情,赢取各社(编辑部)的信任和支持。

这一时期,各数据库商把主要精力放在数据库的内容建设上,通过各种方式争取更多科技期刊的收录直至独家收录。由于科技期刊社(编辑部)与数据库商的非从属关系,这个过程将是漫长、曲折的。实际上,早期一些英文版的科技学术期刊曾经被国内的这几家全文数据库所收录,随着它们投于Springer或Elsevier出版社麾下,它们所属的论文已经全部撤出中文数据库。那么,可以想象得到,如果要做到像国外一样,全部科技期刊独家收录,中国的全文数据库将经历一场痛苦的重组。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首先,是来自国外科技期刊数据库的挑战。虽然随着我国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和科研人员数量的不断增多,各科技期刊的稿件资源比较充沛。但由于国外科技期刊影响力大,大部分国内科研人员的优秀稿件都被国外期刊吸引过去,这一现实直接影响了国内科技期刊的质量,进而间接影响了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质量。

其次,一些先进的出版理念也给科技期刊数据库甚至整个出版行业带来挑战,如OA出版。OA出版理念是一种新的出版理念,并在实践中被积极探索。OA是OpenAccess的缩写,国内翻译为开放存取或开放获取。其倡导为促进学术交流而进行文献的免费获取。OA文献的出版是通过一些官方机构及非营利组织建立的开放存取网站或其他形式的出版物,出版成本一般由作者、政府及出版机构等提供。目前,已形成一些有较大规模的网络OA出版项目,如美国学术出版与资源联盟项目(SPARC)、科学公共图书馆项目(PLoS)等。国内也有一部分高校学报实行免费全文下载,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所建立的科技论文在线网站也已颇具规模。这种新的出版模式无疑将挑战现有的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利益链条。

3关于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发展的思考

数据库资源的争夺自始至终无论在国内国外都在进行着,但国外的竞争多是在稿件(上游)资源的争夺上,而国内则是在期刊(下游)资源收录的争夺上。因此,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各服务商必须在合理处理与各科技期刊社(编辑部)的关系上多下工夫。尤其重要的是,各数据库服务商和各科技期刊社(编辑部)要有明确定位。

首先,数据库服务商定位。

针对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特点,数据库服务商要合理定位,结合自身优势,发掘数据库自身特色。一定要认识到数据库向精专细化发展的大趋势,例如做好某些学科期刊的数据库,专门收录某一学科的期刊。另外,要密切联系各中文科技期刊社(编辑部),争取收录更多的优秀刊物;同时,要把握市场规律,积极探索合理的市场化道路。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扩大数据库在国内外市场的影响力,这不仅能为数据库商带来更多的利润,而且也为中文科技期刊扩大影响力作出贡献,这将是中文科技期刊社(编辑部)在是否接受被该数据库独家收录时所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必须明确把独家收录作为数据库收录的原则,不能一味迁就期刊社,必要时必须摈弃违反原则的期刊入库。实际上,各全文数据库必须明确意识到,放弃部分期刊,是势在必行的事情,除非有哪家数据库全面倒闭,不然你总得有所舍弃,让所有的数据库都能生存下去。

其次,中文科技期刊自身定位。

中文科技期刊的自身定位是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发展的另一个关键环节。各期刊必须充分了解全文数据库收录的原则和版权的重要性,要形成关于数据库独家收录的统一认识。要结合本刊的办刊宗旨,从提高刊物质量和影响力的角度进行思考。不要盲目服从于被动的收录,应在认识到数据库收录重要性的基础上与各个数据库进行积极沟通,从而解决刊物是否要被收录、需要被具有何种特色的数据库收录以及收录方式等问题。

再次,政府在加强针对数据库发展的法制建设,规范数据库的发展,为数据库发展提供系列、持续的指导意见也是必不可少的。

政府有关部门应该积极探讨,协调各方利益关系,使我国的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形成科学良性的发展和有序合理的竞争,避免资源的浪费。其中引入市场机制和制定相应法律法规是重要的手段。可喜的是,数据库发展这种无序竞争、政企不分、以权代法所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已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法规。强调“激励创造、有效运用、依法保护、科学管理”。引导各数据库商遵纪守法,有序竞争,自由重组。实际上,据我们上面的分析,数据库的调整、合并、重组,应该是不可避免的。

值得提到的是:中国科技论文的各大数据库已经意识到上述的问题,一些措施正在逐步酝酿或实施中,例如合并调整,收录期刊精专细化等等。

中国科技范文篇8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

首先,我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及全县万各族干部群众,向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向自治州领导和州直部门、兄第县市的领导,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奋斗在科技战线上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原创:自治州要承当率先发展的排头兵,实现到年国内生产总值翻番的目标,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强力支撑。树立正确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观至关重要。州首届科技月暨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行科技论坛活动的举行,充分体现了州党委、州人民政府对树立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意识,依靠科学技术提升区域核心竟争力的决心,这一活动不仅是我州今年科技工作的一项重大活动和自治州年州庆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州本资料权属严禁复制剽窃政治、经济生活中一件大事,更是州党委、政府实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举措。此次科技论坛植物资源转换专题报告会在召开,体现了州党委、州人民政府对县科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原创:我们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增强发展科技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坚持“科技兴奇”战略,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加大科技投入,强化科普工作,加大人才选拔培养力度,大力推进科技产业化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步伐,加强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努力开创科技工作的新局面,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最后,让我再一次向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一行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

祝报告会圆满成功!

中国科技范文篇9

1我国科技期刊发展现状

根据《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0)》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我国的科技期刊出版总量4958种,仅次于美国的12274种和英国的6214种。2010—2019年,全球范围内共有16个国家的数量超过30万篇,美英两个传统科技强国在期刊出版物数量、数量、影响力等方面均居世界前两位,优势明显;中国作者发表的论文数量居世界第2位,中国期刊的发文数量排在世界第5位,期刊引文影响力居第10位[3]。中国科学院院士、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专家委员会杨卫主任在2020年8月召开的第三届世界科技期刊论坛上明确指出,我国科技期刊发展相对滞后,面临论文收录流失情况严峻、期刊规模化小且数量少、学科分区分散不均、期刊总数量增长率较慢4个方面的难题[4]。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通报》主编高福认为,我国中文科技期刊的发展与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期刊的服务质量与科技工作者的期望、期刊的作用与其所要承载的社会责任都不完全匹配[5]。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林鹏认为,分散办刊严重制约了期刊发展,造成了目前我国科技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相对薄弱,缺乏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优质高端品牌期刊[6]。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胡升华认为,市场化不足对我国科技期刊的集团化、规模化发展造成严重制约[7]。《经济学家》编辑部编辑朱文佩认为,与欧美等传统的科技期刊出版强国相比,我国科技期刊在整体质量、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科技期刊的传播力远远赶不上我国科研水平的进步与提升[8]。为推动我国科技期刊的高质量发展,改变科技期刊发展严重滞后于科学研究水平的现状,建立进军世界科技强国的有力支撑,近年来,国家有关部委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办法,支持我国科技期刊发展。2006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开始实施精品科技期刊工程;2013年,教育部等六部委共同提出了“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2015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五部委联合《关于准确把握科技期刊在学术评价中作用的若干意见》;2016年,中国科技期刊登峰行动计划启动;2019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财政部、教育部、科学技术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决定联合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大大提升了我国科技期刊的整体实力和活力。

2引导研究方向

科技期刊引导研究方向的作用由来已久。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说过:“科技期刊既是龙头,又是龙尾”。在中国科技峰会———首届世界科技期刊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蛋白质与细胞》主编饶子和提出“科技期刊应该寻找真正优秀的科学论文,以文章发表的导向作用,来引导研究者的研究方向,也同时引导资助机构的资助方向”。科技工作者主要通过在科技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的方式展现其研究成果,科技期刊能够反映出科研状况以及研究主题的发展趋势。以《中国给水排水》为例,该期刊是由国家住建部主管、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国家城市给水排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水行业“首席杂志”,期刊主要刊载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两类内容,其中上半月的理论研究主要面向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以及企业研发人员,刊登理论研究论文,报道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下半月的工程实践主要为来自生产一线的设计及技术人员提供指导,刊登工程与技术实践方面的论文。该期刊还不定期围绕行业热点问题开设专栏,如“海绵城市”“污泥处理处置”“给水深度处理与南水北调”等。通过这些专栏,读者可以更加方便快捷、有针对性地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11]。

3助力科技创新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原所长李国杰认为,“只有能转化为成熟的产品,实现大规模应用的技术,才是名副其实的关键核心技术。必须充分认识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12]。现如今企业在推动我国科技创新,尤其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技创新除了要利用高校、科研院所的力量,还要大力支持有科技创新实力和意愿的高新技术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形成合力,助力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通过科技期刊发表相关研究成果,能够指导企业的科技创新,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企业进行自主的科技创新,可以根据具体的目标及需求,通过搜索相关科技期刊的科研成果,以此作为指导对企业进行相关技术的改良和改进,或者通过期刊上显示的联系方式与研究人员取得联系并建立沟通渠道,获得技术指导,进一步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保证企业技术发展符合企业运营需求以及社会服务需求[13]。由此可以看出,科技期刊提供了一个科研成果展示的平台,连接了研究人员与企业,对于促进双方的信息共享、信息交流具有积极意义。

4促进成果转化

科技传播能够助力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科技传播也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力[14]。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科研成果转化率大约为25%,而其中真正能够实现商品化的只有不到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转化率。通过科技期刊将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成果推向广阔的市场,可以服务于社会需求,促进科技成果的持续提升。以陕西省土地工程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例,2018年该公司共刊发学术论文1078篇,其中SCI论文17篇,EI论文90篇,截止到2018年底,通过土地工程科技创新,利用新技术、新材料、新方法实现新增耕地超过267km2,仅2018年上缴陕西省财政资本收益金就达2.1亿元,占省属国企缴纳资本收益金总额的30%,位居陕西省省属国有企业第一位。2019年该公司作为第一完成人申报的“砒砂岩与沙复配成土造田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中国科技范文篇10

【摘要题】期刊工作

【关键词】科技期刊/国际化发展/现状/办刊/探索

【正文】

随着全球经济和科研的一体化发展的趋势,作为传播科技信息最大载体的科技期刊国际竞争愈趋激烈,我国科技期刊不可回避地融入国际已成现实并将深入发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各类期刊数量增长发展很快。据报道,至2002年,数量已达4457种[1],基本覆盖了各个学科领域以及国民经济发展中科技发展的各个方面[2],进入国际期刊大国之林。但是,迄今为止,我国科技期刊总体国际影响不高,已经进入国际行列的期刊也多处于国际同类期刊中等或中等以下水平,并且没有知名度。种种原因,使得我国科学家仍多向国外高影响因子期刊投稿,很多优秀的研究论文、即最具有创新价值的研究结果大都在国外其他杂志上发表,很少在我国自己的期刊上刊登,形成了我国期刊不能直接反映国家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和科研进步最新动态的矛盾。因此,认真分析我国科技期刊被世界著名检索收录偏低的原因以及与国际化期刊存在的差距,研究如何办好我国各学科具国际化发展前途的主流期刊迫在眉睫。

一、目前我国科技期刊在世界著名检索系统中所处的位置

1.我国科技期刊在《科学引文索引》(SCI)中所居位置的统计

根据2000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简报:我国被SCI收录的科技论文从1993年的9617篇增至2000年的30499篇,7年中增长3倍,年增长率为18.1%,1999年、2000年增长率分别为23.4%、24.6%。论文数世界排序已由1993年的第15位跃居2000年的第8位,位居美、英、日、德、法、加、意之后[3]。

2.我国科技期刊在美国《工程索引》光盘检索数据库(EI)收录的统计

我国科技期刊1988~2000年13年间,被EI数据库收录的计185种,其中,2000年收录的达8503篇,比1988年增加了78%。值得注意的是:在2000年美国EI光盘数据库收录论文数量最多的前12种我国科技期刊中,全部是由我国重点大学、著名高校主办的学报[4]。我国科技期刊2001年被EI数据库的收录计113种,收录论文数达9346篇。

3.我国科技期刊在美国《金属文摘》(MA)光盘数据库收录的统计[5]

1990—1999年间,被美国MA数据库收录的中国科技期刊计64种,收录期刊论文15481篇,被收录论文涉及三个学科,即:TG(金属学、金属工艺),TF(冶金),TB(一般工业技术)。我国科技期刊每年约40种被MA收录。

1990—2001年被MA数据库收录的中国科技期刊计103种(2000年69种,2001年73种,收录期刊数2001年比1999年增加58.7%)。

1999年收录我国科技期刊论文数1386篇,2000年收录1736篇,2001年收录1963篇,收录论文数2001年比1999年增加41.6%。

4.我国科技期刊在美国《化学文摘》(CA)被收录的统计

1999—2001年,我国(含台湾)科技期刊进入美国CA千种表计177种(台湾计17种),近10年来,我国科技期刊在5,千种表的最好名次一直保持在200名以内。

有两点值得注意:

(1)入选美国CA最高名次的我国科技期刊是《高等学校化学学报》,其次是《中国化学快报》(英文版)和《科学通报》。

(2)目前我国科技期刊入选CA的期刊之比是177∶4420,入选率占1/25,比率太小。

二、我国科技期刊与国际性期刊的主要差距

1.我国科技期刊何以不被美国科学信息所(414)等著名检索系统所看重[6]

“国际性期刊”是指用英文出版的学术期刊,收录、刊发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论文,并通常是由跨国编辑人员编辑的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领域发行或传播的权威性学术期刊。国际性期刊主要集中在美、英、德、日、荷兰、前苏联等6个国家和地区,约有期刊7301种,占国际性期刊总数的82.7%,其中美国占有3124种,占国际性期刊总数的35.4%。

1996年,我国科技期刊论证小组的有关专家在考察美国科学信息所(ISI)时,其所长SCI的创始人E.Garfield曾就有关各国科技期刊入选SCI的有关标准和依据做了如下描述:

(1)科技期刊的被引用总次数是取舍该期刊的重要依据。

(2)科技期刊论文被引用总数的差别使用“影响因子”作为其评价指标。

(3)遵循国际通行编辑惯例的科技期刊作为重要的入选依据。

(4)根据国际知名专家的评判以及订户、出版单位等对该期刊的反映。

(5)“国际性期刊”是首要的选取依据。

(6)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与被SCI选取期刊的多少无关。

2.我国科技期刊入选SCI比率较低的原因分析[6]

(1)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科技水平的主观轻视思维定势

目前第三世界国家约有80%的科技期刊尚不被国际知名检索机构所认识和重视,被其收录的更是微乎其微。第三世界国家的科技专家及学者约占世界研究学者总数的24%,而科研经费只占全球科研经费的5.3%。美、英等国科技界片面认为:第三世界科技界的首要研究领域应去关注本国人类营养和机体免疫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而不是去搞什么高精尖的研究课题。美国SCI的这种思维定势以及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有限和薄弱的科研能力,应该说也是我国科技论文被SCI收录偏少的原因之一。

(2)发行工作的不灵活

我国的科技期刊的发行市场,无论在体制上、管理上、操作上都极为僵化、生硬。长期沿袭计划经济模式,上级主管部门除了每年向期刊出版单位发放市场营销调查表之外,几乎看不到有所作为的政策和行动。虽然实际上各科技期刊编辑部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挖掘潜力,但是在编辑部之上,又有所长、科研处、院长、校长的层层管理限制,编辑部的这种积极性往往在这种控制下消耗掉,最终的结局是:老老实实的干好本职工作方为上策,有时还被理解为不务正业的瞎折腾。目前在国内的科技期刊发行市场缺乏强有力的优惠政策,千刊一面、万刊同价的局面,一直得不到改变。在广告经营上,大部分科技期刊编辑部无所作为,当地的工商管理部门对期刊广告缺乏理解和支持,尤其高校学报因其发行量少,广告商不愿进入,因此互为因果,更使高校学报的发行雪上加霜。

(3)缺乏对国际性期刊成功办刊经验的学习

成功的国际性期刊,都有着一整套的办刊经验,比如:期刊定位、语言的选择应用、国际化编委、发行的国际化、稿源的国际化、审稿程序的国际化与严肃性、专业的高水平英文编辑、市场化的运作体系等等,由于经费等原因使得国内科技期刊编辑部很难有机会去学习;同时又由于管理体制的不灵活,造成在消化吸收这些经验的过程中困难重重。

三、科技期刊国际化办刊思考

1.编委会和编辑部的国际化[7]

本着创办国际性期刊的目的,研究参照国际上学术期刊的基本模式。如国际上很多期刊的编委国际化程度都比较高,一些期刊的编辑部虽然在本国,但在他国聘请编辑或编委会主席等做法,对期刊稿源和审稿专家的国际化显然得非常必须的。CellResearch根据各阶段的实际情况和客观条件做了初步的尝试。在1990年前,CellResearch创刊之初就组织聘请了一定比例的国际化编委。1996年以来至今,又陆续聘请了一批海外科学家作为本刊国外地区编辑,至今已先后有7位国外地区编辑,协助本刊开展了英、美、加、澳国等地区的工作。实践证明,国外编委和国外地区编辑们非常热情地亲自撰稿、荐稿、审稿,并积极开展国外地区的宣传,组织专刊论文等,对本刊国际稿源的组织、论文审阅和质量把关做了大量工作,帮助本刊完成很多国内条件下难以实现的目标;与此同时,编辑部也受到了来自他们的关于国际期刊的办刊方法、理念的影响,帮助开拓了国内编辑的国际化办刊思路和实践。

2.稿源和论文质量的国际化

(1)稿源的国际化

作为以全英文报道原创性细胞生物学及其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国际期刊,CellResearch首先以刊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大基金和项目资助的国内优秀原创性成果论文为主,同时还非常注重组织吸收国外相关领域科学家的来稿。本刊从创刊号起就开始接受刊登国外科学家来稿,1997年以来,国外来稿刊登率保持在30%以上,并呈上升趋势。

(2)审稿的国际化

在国内,除得到了老一辈科学家的一贯支持外,近年来一大批海外学成归国的优秀年轻科学家,由于他们很强的学术水平以及国际合作研究的背景,对来稿论文敏锐的评判和鉴赏力,成为同行审稿专家新生力量的资源。在国外,我们一方面依靠和发挥国外编委和地区编辑的作用,同时更多地依赖因特网的方便快捷、利用国际检索系统及时、丰富的网上资源信息,使国际范围的同行专家审稿逐步开展,感到国际同行间的审稿和交流不再受国家和区域的限制。由于国内外同行共同参与审稿,对于客观、准确地评判论文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减少误审、加快周期均很有帮助。

(3)研究国际学术热点、组织专题论文

科技期刊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实质取决于其论文学术价值的可靠性和时效性。观察科学研究的国际动态,发现和选择热点课题、组织出版专题论文,以提供读者更有兴趣、有价值的信息内容。如CellResearch国际编委会和编辑部于1999年讨论确定了细胞凋亡专题,通过国内外编委和地区编辑们在国内、外约稿、征集了以细胞凋亡为主题的包括研究论文和综述共10多篇论文的专刊,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刊登。根据ISIWebofScience引文检索报告,这些论文在发表后的几年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国际引用。

(4)科技期刊与国际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是科学家充分交流最新研究结果和讨论疑难问题的最佳场所,也是获取最新研究动态的极好机会。因此,也是科学家和期刊编辑可以共同享用的一个平台。而国际会议则是更大的平台,既有利于推动开展国内该领域的研究和交流,也有利于本刊的国际宣传和组稿。

3.建立高水平的编辑队伍是优秀期刊的重要保证

(1)编辑人才的高素质

编辑应具有对稿件的“鉴别能力”,他应当是科技论文的伯乐。面对越来越多的新发现、新理论、新技术,编辑人员的知识不仅要博,还要专。编辑应具有对审稿者的“鉴审能力”。审稿专家的审视意见是否正确或恰当,编辑的“鉴审能力”至关重要。编辑应具备与作者的“沟通能力”。与作者广泛的联系和深入的接触,随时掌握作者群的科研动向以及他们近期的工作状况,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期刊在他们中间产生的影响和效果有哪些,问题的及时反馈,这些都直接关系到期刊的健康快速的发展。

(2)编辑部人才配置要高效协调

编辑部应为编辑人才施展才华创造一种氛围,工作上既要委以重任,又要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发扬团队精神,集思广益,发扬民主,大家齐心合力为争创一流期刊而努力奋斗。

(3)抓好编辑人才的继续教育

在高速的信息知识经济时代,现代科技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各个层次的编辑,在工作的过程中都应定期地参加继续教育学习,要不断地充电以适应时展的需要。编辑人员只有不断地更新知识、开阔眼界,才能使期刊高水平地发展。

4.语言及出版标准规范的国际化

国际化期刊在语言的选择方面,应该更多的考虑学术成果交流的无障碍性和传播的广泛性,而英语是最符合的语种。因此科技期刊在向国际化进军的征程中,应首先考虑英语的使用。

目前,国际上筛选期刊的重要指标就是期刊的影响因子,即被引用论文的总次数与的总数的比值。通过引文统计得到的影响因子能够比较客观地评价期刊的水平。为了更好地促进国际交流,我们在论文的写作、文中插图、参考文献的引用上都应采用国际标准,尤其是英文期刊更应符合国外的语言习惯,标准规范的国际化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1]邹大挺.中国科技期刊明天会更好—科技部条件财务司副司长邹大挺谈科技期刊建设问题.中华读书报人民书城网,2004—03—08..

[2]陈宏愚.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科技期刊出版业制度建设探析[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4,15(1):1—4.

[3]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课题组.2002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简报[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2,13(1):19—24.

[4]鲍国海.1999—2000年EI光盘收据库收条中国科技期刊的新变化[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1,12(5):344—345.

[5]鲍国海.1990—1999年美国《全属文摘》光盘收据库收录中国源期刊统计分析[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1,12(1):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