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范文10篇

中国法学范文篇1

现今社会可以说是一个方法论的时代，不管任何学科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作为法学自然也有属于自己的研究方法，那就是中国台湾法学家杨仁寿、德国法学家拉伦兹所提出的“法学方法论”的理论体系。对传统法学的超越需要依赖于新方法的产生，不同的法律理论往往与其采用的不同方法密切相关，一种法律理论对另一种法律理论的批评也往往是以法学研究方法的评判为先导的。可见，方法是链接法律认识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桥梁，法学方法论已经成为法学研究乃至法治研究的重要部分。

一、法学方法的基本理论

方法一词源于希腊文，愿意为“遵循某一道路”，是“论述行动的途径”或“通向正确之路”。方法是任何特殊领域中实施程序的方式，即组织活动的方式和使对象协调的方式。在美国《哲学百科全书》中，是指某种步骤的详细说明，这些步骤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而必须按规定顺序进行的。中文“方法”一词最早见于《墨子•天志》，原以为度量方形之法，后转移为知研的方法、门路、程序等。方法论是讨论方法的理论，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和理论体系。方法论是对一切科学研究具有基础、动力和桥梁作用的原理论。方法是一切学科研究获得成功的必要前提，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动性的表现，是认识通向真理的桥梁，是“一切理论和实践的开拓、改造、成功、发展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我们看了方法与方法论的概念，了解到方法论的提出原因和现实的意义，下面我们来讨论下法学方法。法学方法是指法律人讲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适用于个案纠纷获得一个政党法律决定的过程中使用或遵循的方法。在法治社会，法律人使用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裁判具体案件获得正当法律决定的活动也是一种科学活动。法律人的职业活动作为科学就意味着方法，因为没有方法，就不可能存在科学。在这个意义上，法学方法论就是对法律科学活动的反思，是具有对法学研究的指向作用。以上阐述了一些基础概念，下面我们来探讨下法学方法的特征：第一，法学方法具有评价性。法律人的活动属于一种实践活动。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实践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只有有所为的思考才是实践性的。实践活动必然地存在着价值判断。既然法律人的活动是一种实践活动，那么其就必须进行价值判断。第二，法学方法就有体系性。法律人在做法律决定的过程中必然地要进行价值判断活动，但是价值判断具有主观性，所以我们进行的法学方法就必须是系统的，对于研究的问题提出系统的解决方法，并且有一个体系化的问题库。法律适用的体系化保证了法律人的法律活动是一种科学活动。第三，法学方法具有分析法。法律人的核心工作就是将法律与事实等置，或者说一定的事实归入法律之中。所以，将法律世界与法治社会联系上的就是法学方法。

二、法治研究中的法学方法

在法治研究中，法学研究方法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各个时期的法学方法是适应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法学理论基础的。从历史上看，法学的方法是与法学一起同步发展的。而法学的发展又与法治的发达与否密切相关。在西方，法学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古典法学、中世纪法学、近代法学和现代法学。对西方法学研究方法的历史概括可以有很多方式，总体上西方法学研究方法演进有这么三阶段：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论。第一个阶段是本体论，在这一阶段的主导性问题是“法律是什么”和“法律应该是什么”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认识论，即“法律如何得以认识”的问题。第三阶段是法律语言学，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由“法律是什么”和“如何认识法律”转变为如何理解文本的语言问题。就我国的法学研究方法来看，我国大多数法理学教科书所标明的“法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四种：(1)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2)社会调查的方法，即参与社会实践、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3)历史考查的方法，即把法律现象同一定的历史条件联系考查的方法。(4)分析和比较的方法，即对一国法律进行逻辑的、实质的分析，对不同国别的法律进行比较的方法。可见，我国法学教科书所采用的法学方法基本上还属于传统的研究方法，在形式上没有超出西方20世纪初已经形成的方法类别。所不同的是，我国法学明确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为法学研究唯一科学的哲学方法，突出了唯物辩证法在法学方法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使法学方法形成一个等级有序的结构。这就避免了西方法学将哲学方法混同于一般的方法论，将不同层次的方法相提并论的错误。

中国法学范文篇2

一、法学教育的现状

中国法学教育应当向何处去？官方和学界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却并没有在大的方面形成共识，中国法学教育在方法和路径上，仍然还处于艰难的摸索和赶路当中。官方对于法学教育模式及方法的改革和探索，最具有全局性意义的莫过于1996年开始实行的法律硕士教育，其目标很明确，即培养法律实务人才，这明显地移植了美国的JD模式①。但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却与法学硕士教育没有太大区别。使得很多人有理由去质疑法律硕士教育存在的必要性，这些质疑如果得不到合理的排除，将进一步加深中国法学教育在方法和路径选择上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极大地制约着法学教育的发展步伐。就理论研究而言，现实的情况是，法学院的硕士毕业生在临近论文开题的前夕，还在为自己的论文题目苦苦发愁，最后为了交差只能粗制滥造。还有很多法学院对于硕士研究生有的要求，这一条要求其实初衷是非常好的，即督促学生加强学术训练，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但后来很多法学院都把这条要求取消了，而只是在博士阶段继续维持。但现在论文“发表市场”太过火爆，导致学生简直轻而易举，所以是否能已经无法考察一个学生的学术研究水平了，还是取消为好②。但取消了论文的发表要求之后，却没有相应的替代机制来加以补充。这种做法的奇怪之处在于：法学院不从本身的教学质量管理去对现状进行反思，而是屈从于“火爆的市场”这个现实，而使得本身就很松散的法学硕士研究生教学质量管理比以前更不尽人意了。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个“市场问题”给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带来的弊端，但更为重要的是，法学院对于法学教育的质量管理需要反思。其次，至于各大法学院所宣扬的法学硕士的另一个培养目标，即：培养实务性人才，也大体上属于“虚假宣传”。在教学管理体制上，抛开的要求，衡量学生是否能够毕业并获得学位主要是两点要求：一是修满各门课程的学分；二是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这两条要求，其实都是针对论文写作的，即都以论文质量作为考核标准③。但问题在于，考核标准中并没有对论文的内容做任何限制，现实的情况是，学生的论文很少是以现实中的一个实际问题出发来做调查研究，然后谋篇布局，而基本上是在屋子里“整”出来的，没有问题意识，更遑论实务精神和训练了。综上所述，一方面，法律硕士教育有着明确的目标，但却没有在教学方法上进行革新，实际上使得法律硕士教育培养法律实务人才的目标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另一方面法学硕士的教育致力于理论与实务这一双重的目标，也是困难重重，这两个目标由于本身在性质上的冲突，而表现出相互掣肘，实际上使得法学硕士教育的目标更加混乱了。

二、教育出路

上述谈到的有关法学硕士教育和法律硕士教育有关的问题，归结起来，其实就是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法的选择问题，尽管很多的法学院已经在着手进行改革，但成效目前并不明显，也未能独树一帜。从根本上解决这种脱节的方法在于突破原有体制的框架，重新确立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然后在此基础上确立培养方案。笔者以为，理论与实务都是法学教育所要实现的目标，只不过，这两项目标不能被糅合在一起，而是应当在阶段上有所区分④。而现有的法学教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将这两大目标不加区别地糅合在一起，企图获得“一举两得”的效果，但事实上效果并不理想。针对这种情况，笔者建议：法学本科、法律硕士这两种学位的目标应当是以培养实务性人才无疑。至于法学硕士，应该将其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作为实务性人才来培养，另一部分作为研究性人才来培养，并直接成为法学博士的后备资源，取消法律硕士以及其他专业的人报考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的资格。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从体制上厘清了理论与实务两大培养目标的界限。在厘清目标的前提之下，剩下的问题就是具体的实施方案了。就实务性人才培养而言，可以说，目前各个法学院还尚未找到合适的培养方法，但在部分法学院早已开始了自己的探索。客观地讲，普通法在实务性人才培养方面（尤其是高层次的人才培养方面）的确比大陆法更胜一筹。那么，以上这些方式都可以借鉴。另外，法学教育在教学管理上的松散，也是影响法学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法学范文篇3

本文基于对周大伟先生在《西部法学评论》2008年第5期发表的《经济法：一道困扰中国法学界的难题》一文的理性批判，本着学术商榷的态度，进行理论论证，以消释类似周先生之人对经济法的质疑，使其得到进一步的澄清。

读周先生之文后，领其要义可知如此结论：经济法之所以成为困扰中国法学界的难题，归结起来就在于经济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与民商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平处同位，也即经济法的地位问题。结合周先生之文，笔者做以下理性批判和几点说明：

一、传统的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存在问题，从而引起对经济法地位独立性之争

前苏联法学界有一个经典的唯物主义法学命题，即法律调整的对象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相互间的有机联系和性质上的差别，则是法的体系及其分门别类的客观依据。同时，无论按照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容还是按其性质来划分法的部门，又都必须结合法的调整方法。于是又引出另一个经典型的命题，即：必须将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和法律调整方法结合或者统一起来，作为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或依据。这些都被我国法学界毫无保留的接纳了。[3]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和法律实践的不断发展，其理论上的缺陷性逐渐暴露出来。著名经济法学家史际春先生曾针对此有专门论述，他认为传统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或依据的主要缺陷在于：1、传统理论基本上把法律部门的划分归结为法对社会关系的机械映照，即虽然突出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但却忽视了人类认识过程的能动性和创造性；2、传统理论把法律部门看成是不同板块之间的关系，而法律体系不过是一个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界限分明的拼盘。然而实际并非如此；3、在形式逻辑上，传统理论违背了按分类对象自身特点进行分类的逻辑要求，从而走向了自己的悖论。

正是由于传统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存在以上论及的理论缺陷，从而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力，不能够解决我国目前法律部门的现实情况，使经济法部门法的独立性屡遭质疑。因此，重新研究和确立更为合理的法律部门划分依据，对于进一步充分论证经济法的独立性地位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但是，从经济法目前的发展的现实情形和将来趋势来看，其作为一个法律部门而独具的独立性地位是不容置疑的，理由如下：

（一）经济法具有其独特的任务

人类近百年的经济发展成果和发展教训，都无可争辩的确认了经济法的特殊任务。经济法具有其独特的任务，即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从公共利益出发，以社会为本位，全面宏观的调整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和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经济关系。经济法的产生晚于其他部门法的原因就在于产生经济法的土壤就是生产的社会化，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时期。在这样的"土壤"里，传统的私的交往和政府的经济职能都具有了全新的社会意义。突破了传统的民法、刑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所不及的功能缺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经济法具有独特的理念和价值追求

经济法对再生产过程中具有直接社会性和国家意志性的经济利益关系进行调整，有其独特的理念和价值追求。民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对这类关系也进行调整。但民法对此调整的理念和价值在于意思自治，私权神圣和私权利保护；行政法对此调整，着眼于公权之间及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平衡，消极的进行平衡与协调。而经济法，对此调整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以社会为本位，追求秩序（经济秩序）、正义（社会正义）、自由（自由竞争）、公平（市场主体间和机会的平等）和安全（经济安全）。正是经济法独具的视角、理念和价值，使其成为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法律部门之一，屹立于法律部门之林而不逊。

（三）经济法法律部门的形成与发展符合法律部门发展的一般趋势

一个新的法律部门的形成，总是在社会发展特别是在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法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以后，在已有的大量的法规存在的基础上形成的，即旧的法律部门无法容纳这些新的法规时，才必然出现一个新的法律部门来容纳这些新的法规。[4]经济法正合此形，作为一个新增法律部门出现是其他法律部门所不能容纳的新法规前途的福音和法律部门发展的盛事。

二、曾经否认经济法法律部门独立性的观点在学界已得到澄清

周先生之作引用的观点大多来自于经济法其法律部门独立性尚未得到学界和官方认可时期。在今天经济法独立性得到澄清的情形下，仍然便搬出过时的观点，掏过时观点的衣兜，意义何在？

对经济法地位独立性澄清的主要代表观点主要有以下出处：江平和陶和谦：《谈谈民法和经济法的划分问题》，《经济法论文选集》（北京政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编），第76-78页；郑立：《试论经济法》，《经济法论文选集》（北京政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编），第61-63页；杨紫煊：《经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6页；李昌麒：《经济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9页。等等众多，兹不赘述。

综上两点，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是确定的。同时其独立性是其他部门法所不能替代的。经济法对与中国法学的繁荣，功不可没，哪何谈"困扰"二字呢？

三、尊重一国的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周先生在其文章中一再提到国外对经济法的研究很少，甚至于绝迹。其说法首先是有违客观事实的。其次就一些国外情况来推出我国经济法研究和法律部门存在是没有必要这样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

法律文化是指每一代人从其生活环境、尤其是前人的经验中学习而来的有关涉及法律的知识。与其相联系的就是法律传统，它指的是世代相传，辗转相承的有关法的观念、制度的总和。[5]法律传统构成了法律文化的精髓。中国也有自己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传统，同时更有自己的法律国情。我国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基于最大的客观实际----法律国情。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利益单一到利益多元，这一切迫切召唤经济法的出现来予以调整，以保障和完善国民经济的发展，确保经济的安全，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中国法学范文篇4

我国法学教育采取的是以课堂教学为主导，兼设校外实习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对学生法律技能的训练来说存在明显的不足。

1．忽视了对法律技能理论基础和方法的教育与训练。长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中的课堂教学足以对现行法的注释为特征的，讲解现有的法律条文的含义，学习一些有关这些条文的实际案例，成为课堂教学的核心。事实上，法律技能的形成是离不开深厚的学术功底的，我们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的法律职业教育是以极强的学术为背景的，即它的实用目标是以学术文化为基础的。换言之，法律实用能力是一种问题思维能力和经验分析推理能力，其培养离不开艰苦的理论学习和材料的积累。由于我国的法学教育中明显地缺乏严格的理论和方法训练，因此学生不精通法律规则背后所蕴涵的精深的法律原理，不懂得法律规则创造性运用的方法，不了解法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最终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知识体系，进而也就失去了法律技能得以形成的根基。

2．注重法律技能训练的教育理念与机制，忽视了对法律技能的有效训练。美国法律教授摩根曾说:忽略技能训练会给学生带来危害。技能应该伴随学生渡过他们的整个工作生涯。一个谈判能手很少单纯产生于法律学校，但是，在学校可以培养一些基本的技能，然后让他们去终身学习体会。从我国法学教育实际状况看，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长期脱节，造成了法律人培养模式设汁上有关技能训练环节的缺漏。尽管我国法学教育中也有实习的环节，但实践证明几个月的实习对于法律技能的形成来说是远远不够的。目前我国的实习对于技能的训练来说，普遍有流于形式的特点。学生在实习期间，或者作为配角为法官和律师提供辅助性的服务，或者忙于求职，学生没有作为真正实践主体，去实现通过学习实践经验、通过实践行动、分析行动的结果进行学习的目的。通过这种教学形式培养的学生，法律技能严重缺乏，加之我国又没有专门的上岗前的职业训练制度，缺乏法律技能的毕业生堂而皇之地进入法律职业，很难想像确保法律制度有效运行的目标如何能够实现，即便是实现丁也必然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这是造成我国法律职业应然与实然目标分裂的原因之一。

二、法律技能训练缺漏的弥补与法律人养成教

育模式的改革要弥补技能训练这一薄弱环节，必须对法律人养成教育模式进行全面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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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学本科教育面临的困境

(一)理论教学脱离法律实践

理论来源于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法学作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具有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建立自然系基于长期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正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所说“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1]。然而,在传统的教育理念影响下,我国的法学本科教育一直是注重法学基本理论的传授,而忽视专业技能的培养,法学理论教学与法律实践严重脱节。由于大部分学生在整个大学期间从未接触过真实的案例,所以毕业后面对非常简单的案子竟不知如何入手,更谈不上运用办案技巧了。同时,由于大学生涉世较浅,对法律所调整的部分社会关系缺乏感性认识,所以对个别部门法学的理论难以理解和领会。因此,法学本科教育应适当增加法律实践活动。

以税法中的增值税为例,由于大学生平时没有接触过商品流通过程,也没有见过增值税发票,所以大多数学生对“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的差就是企业应缴纳的增值税”的理解产生障碍。这就需要在课程教学中增加实践环节,通过带领学生到纳税人的公司实地考察,使学生对增值税概念及虚开增值税发票等问题有感性的认识和更深刻的理解。

(二)学生缺乏综合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

根据法律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法学理论可划分为不同的部门法学。教师按照不同的部门法学分别授课,所以每门课程所讲授的只是单一部门法学的知识;教学中即使需要援引案例对理论进行解释,所引案例也多是学者根据某个知识点设计的小案例,这样的案例一般不涉及其他部门法律的知识,甚至不涉及同一部门法律前后相关的知识。然而,现实中的案件不可能按照不同的部门法律而分门别类地发生,一个案件往往涉及不同部门法律的不同规定。这就需要办案人员将不同部门的法律规定融会贯通、综合地加以适用。而我们现行的“条块分割”式的法学本科教学很难适应这一现实情况。

(三)学生欠缺驾驭专业语言的能力

任何一个成熟的学科都必然会形成自己的专业语言,法学也不例外。熟练而准确地使用法律语言办理法律业务是一个法律人应当具备的基本技能。然而,现在很多法学本科专业的学生不具备这一基本技能。法学专业的教师不难发现,学生在课堂上对某个法律问题发表意见时,经常使用非规范的语言表达;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更是白话连篇。

造成法学专业学生专业语言能力欠缺的主要原因有2点:其一,高校扩招使得本就失衡的师生比进一步扩大,进而导致本应小班授课的专业课只能大班授课。大班授课必然使学生在课堂上发言的机会大大减少,学生失去了在课堂上锻炼口头表达能力的机会,自然也就不会天然地形成专业语言能力。其二,从目前高校法学本科专业的教学实践看,多数教师授课完毕后不安排书面作业,学生在校期间除了撰写毕业论文之外,基本没有用专业语言进行书面表达的锻炼机会。

(四)大部分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无法进入法律职业阶层

法学本科专业毕业生就职于公检法机关或律师事务所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现实是大部分本科毕业生无法进入上述单位或机构工作。这主要是由于我国规定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公证员职业岗位的从业人员均需要通过国家组织的统一的司法考试,以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而大部分法学本科专业毕业生没有能力通过这类司法考试。有资料显示,我国法律专业“每年有10多万毕业生,但只有很小比例的学生能进入司法机关工作;目前国家司法考试的社会平均通过率约为22%,而全国政法院校毕业生的平均通过率也只有24%,并不占多大优势。可见,法学教育离‘职业化’越来越远”[2]。

二、法学本科教育面临困境的成因分析

(一)法学专业的实践课程缺失

课程设置是教学大纲的大纲,是人才培养方案的核心内容。课程设置科学与否,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过程的实施和培养目标的实现。法学本科专业的专业课程一般由必修课和选修课组成:①必修课程为教育部规定的14门核心课程,包括法理学、宪法、中国法制史、刑法、民法、商法、知识产权法、经济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②选修课程在不同的高等院校虽有所不同,但基本是大同小异,主要包括中外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环境法学、国家赔偿法、犯罪侦查学、犯罪学、监狱法学、律师与公证制度、合同法、商法、竞争法、公司法、税法、金融法、侵权法、社会与劳动保障法、婚姻家庭法、法律诊所等。

总观法学本科专业的专业课程可以发现,只有选修课中的法律诊所是实践课程,而教育部规定的14门核心课程中竟然没有一门实践课程。即使是以选修课形式设置的法律诊所课程,也只是部分法学院校近几年才刚刚尝试开设的,所产生的影响尚不明显。这种实践课程缺失的课程设置导致了法学本科专业大学生法律实践能力的低下。

(二)教材内容重理论、轻实践

在教学过程中,教材是一个重要的介质。法学本科专业的教材作为法学本科专业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在教学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教材的编写模式和内容质量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质量。然而,在“重理论、轻实践”传统理念的主导下,现行的法学本科专业教材编写模式决定了90%以上的教材内容属于法学理论介绍,基本没有案例和实务知识。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材编写模式导致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脱节,从而使学生很难领悟到法学知识的现实意义和法学理论的精髓,缺乏将法律理论与具体的案件相结合的能力;而且,这种教材学习起来枯燥乏味,激发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虽然现在很多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会安排一些案例讨论或模拟法庭庭审,以弥补教材的缺陷,增强学生对法学理论的感性认识。但是,课堂教学毕竟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具有重复性;而且案例讨论或模拟法庭庭审作为课堂教学技巧,其采用与否因教师而异,所以很难固定化、规范化和持续化。

(三)课堂教学方式陈旧

课堂教学是法学本科教育的主要形式,约占本科教学时间的3/4多[3]。因此,课堂教学方式的选择对课堂教学的效果和学生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从当前的教学实践看,大部分教师仍然沿用的是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式,以讲授法律概念、法律体系、理论观点为主。这种教学方式能够快速、全面地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但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只是一个信息输出机器,学生也只是一个单纯的信息接收者,师生间缺乏互动,课堂教学气氛沉闷。这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和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

(四)实践教学流于形式

虽然法学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中缺少实践课程,但并非说整个教学过程没有任何实践内容。目前,大部分法学本科专业在教学计划中都规定了实践环节,一般占总学时的10%左右。但是,这些实践教学环节存在流于形式的问题。以毕业实习为例,法学本科专业的毕业实习一般设置在第4学年,实习单位或由学校统一联系,或由学生自行联系,多采用分散实习的方式,俗称“放羊式”。在毕业实习的过程中,指导教师一般只负责与学生保持联系,而没有与实习单位建立直接联系。由于毕业实习地点遍布全国各地,较为分散,且实习单位的性质也各不相同,所以教师无法对学生的实习实施全程的监督与指导,也很难全面考察学生的实习内容和实习效果。即便如此,目前这种流于形式的毕业实习也已基本被学生忙于找工作的行为蚕食殆尽。在就业的巨大压力下,大学4年级的学生很难安心地进行毕业实习,往往利用实习时间四处寻找就业机会,或者准备研究生、公务员考试。即使一些学生进行了毕业实习,其实习内容也可能与法律职业能力的锻炼毫无关系。总之,法学本科专业的毕业实多已经形同虚设[4]。

三、法学本科教育困境的突围路径

(一)增加实践课程和法务综合能力培养课程

法学本科专业实践课程的缺失导致学生缺乏最基本的执业能力,所以必须对现有的课程设置进行改革,增加实践类课程。笔者认为,首先,要把法学本科专业理论课与实践课的课时比例调整为6∶4,并逐步过渡到5∶5;其次,为了与理论课程相配合,还应单独设置“民事案例分析”“刑事案例分析”“行政案例分析”等实践课程;第三,为了加强学生办理案件能力的培养,应开设“法律诊所”“律师实务”“仲裁实务”等实践课程;第四,为了满足企业对法律专业人才的需求,应开设“法律顾问实务”等实践课程。

除了适当增加实践类课程之外,法学本科专业还应增设法务综合能力培养类课程,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笔者认为,应开设“法律文书写作”课程(区别于传统的“司法文书写作”课程),培养学生书写判决书、诉状、合同等法律文书的能力;开设“法律语言训练”或“法律口才训练”等课程,培养学生口头陈述和抗辩能力;开设“法律逻辑训练”课程,培养学生科学的思辨能力;另外,还可以在第二课堂开设“调查走访”“模拟审判”“调解劝导”“演讲辩论”等训练学生执业能力的课程,以丰富学生的法律文化生活。

(二)改革现行的教材编写模式

法学本科专业教材的编写应当遵循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原则。笔者认为,具有代表性、启发性的案例应大量纳入法学教材,以加深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增强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课程教学更有针对性、操作性和实效性。尤其是理论性较强的教材,如法理学、民法总论、法律思想史等,更应当结合大量的案例对理论进行阐释和剖析,使学生对抽象的理论有感性的认识。目前,个别法学教材已经开始尝试把大量案例编入教材,但大多是在每章节的理论内容之后,将案例在习题部分进行资料性的罗列,一般不做分析。这虽然较之传统的法学教材编写模式有了改进,但是由于案例不是穿插在理论内容之中,且对其缺乏适当的分析,所以所产生的效果并不理想。

(三)重视实践教学环节

只有充分重视实践教学,才能培养出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实用型人才。因此,笔者建议应重视法学本科专业的实践教学。首先,要建立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学生法律实务能力的培养、实践能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学实践教学课程体系的设计和规划[5]。法学本科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可以由课堂实践教学和社会实践2部分构成。课堂教学中的实践教学主要包括案例分析、问题讨论、模拟法庭庭审等;社会实践则包括法律诊所、法律实习、法律社会实践等。其次,要将必要的实践课程纳入必修课程。例如,“律师实务”“法律诊所”“法律文书写作”“法律实习”等课程应该作为必修课开设。第三,要建立科学的实践教学监督考核机制。只有建立科学的实践能力考核机制,才能真正将实践教学落于实处,避免流于形式;也才能在提高法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方面取得实效。

(四)提高教师的法律实务能力

教师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因素。作为法学本科专业的教师,不但要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和较强的法律思辨能力,还要有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和敏锐的法律洞察力。只有教师的理论水平和实践技能过硬,才有可能培养出能力强、素质高的学生。然而,现在有很大一部分法学教师都是“从学校到学校”,没有从事过法律实务工作。这些教师本身就不具有实际工作经验,对课程教学过程中涉及的法律实务问题也只能是纸上谈兵。因此,笔者认为,高校应鼓励法学教师尽可能兼职法律实务工作,如兼职律师、仲裁员、法官助理等;同时,还应鼓励法学教师所在的院(系)与司法实践部门合作,建立校外实习基地,为广大教师提供实践场所,以提高教师自身应用法律的能力。

中国法学范文篇6

通才教育还是专才教育,很长时间争论不休。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知识的扩展以及民众要求受教育的期望增高,高等院校的功能扩展为教学、科研和为社会服务三大职能。中国高校的本科法学专业也应顺应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规律,从纯粹学术型,转到兼顾学术和应用性职业教育两个方面,既注意本学科高深学问的研究,维护其长远的发展,保证并促进国民素质的提高,也要注意培养社会经济急需的应用型人才,以满足现实发展的需要。法学是一门与社会紧密联系的实践性极强的科学。正如美国法学家波斯纳所言:法律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却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学科,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它必须不断从其他学科中汲取知识来充实法律学科的发展。法学人才不仅要精通法律知识,还要通晓相关学科的知识。当前,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网络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法学人才既要有直接参与国际诉讼的技巧和能力,直接外国人在国内的诉讼案件或直接到国外出庭参加诉讼,又要有处理投资、贸易、金融、电子商务、网络服务等一系列国际上最前沿和最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的法律事务的技巧和能力[1]。随着当今社会对法律人才需求的多元化,法律职业需要大批知识面宽、知识结构合理、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具有科学创新精神的高层次法学人才,即复合应用型的法学人才。因此,培养复合应用型的法学人才应成为当前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

二、现行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缺陷

多年来的实践表明,高等院校所培养的法学专业学生,难以胜任社会实践的需要,高校培养法律专业人才的目标与社会实际需要相脱节的矛盾日益突出,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传统法学教育在培养目标、模式、专业课程设置等方面的局限性,尤其突出的问题是过分强调理论知识的灌输,缺乏其他国家在法律人才培养上对实践操作技能训练方面的安排。无论在大学里还是在毕业后都没有安排专门的职业教育阶段,而实务界所需的正是能够直接参与案件处理,解决具体法律问题的实用型人才,这就造成了法学教育与社会所需相脱节的局面[2]。我国现行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课程设置上的缺陷现行法学课程主要以部门法学科的划分或国家颁布的主要法律为标准,课程设置的包容性、跨越性不足,这一模式就难以使学生的兴趣爱好、个性特长在统一的必修课中得以满足和发挥,自然难以实现复合型、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目标。课程的开设重理论轻实践,而以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实践能力为主要目的的课程开设较少[3]。这种法学教育模式实际上主要是以培养法学研究人才为目的,结果必然导致大量法学院系的毕业生进入法律实务界以后难以胜任和适应具体的法律实务,使学生的能力与社会的实际要求具有一定的差距。(二)教学方法单一流行于我国大学讲坛的法学教育模式为/填鸭式0的讲授方法。教师机械地讲,学生被动地听,缺乏主动性与参与意识。虽然有些院校在课堂上进行了课堂讨论法、案例教学法等新的教学方法的尝试,但都没有脱离理论科学教学模式的框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教学方法过于单一的问题。(三)法学教师队伍存在缺乏实践经验的情况我国的法学教师大多是从学校到学校,对法律的认知大都来自于书本,知识结构一般为纯理论性知识,缺乏法律实践工作经验,其教育教学工作也主要是以传授理论知识为主,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理论研究中,不了解法律实务,就不可能培养出了解法律实务知识、掌握法律实务知识的法学人才。

三、复合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

构建我们应当转变教育观念,以课程体系优化为切入点,以教学方法改革为重点,培养出能够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需要的法学人才。(一)优化课程体系由于现行的法学教育与社会实际需要相脱节,法学教育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很多专家学者就此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如美国的本科后教育模式,澳大利亚的双学位模式,日、德等国的/两站式0教育模式等,可以看出无论建议采取哪种模式,其目的是使法学教育的内容更具包容性、跨越性和实践性。我们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需要的法学教育课程体系。各院校在优化课程体系时,应在办学层次、培养目标、规模效益等方面明确自己的位置,注重通过加大选修课比例、增设跨学科任意选修课来拓宽学生知识面,通过增加实践教学环节、增加创新学分、增加第二课堂活动,优化培养过程。法学选修课种类和领域的扩增,不仅使复合型、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灵活多样化,而且对学生各种潜力的发挥、个性的自由发展和多种技能的培养、特别是文化素质和科学素养的培养起到良好的作用。在课程结构上,应增加一些社会发展中新兴领域的法律知识,如商业谈判、企业兼并、证券金融、国际贸易等领域的法律知识。同时,还要增开一些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课程,增强学生从事法律职业所需的人文社科、文化底蕴及科技知识等综合素养。鼓励开设实践性、技术性强的法律运用课程,如律师诉讼技巧、商务法律实用、非讼处理、谈判技巧等课程。使整个课程体系体现从综合到专门、从理论到实践的有序设置,具有较高的综合性与较强的科学性,构建知识、能力、素质相结合的科学的专业结构和课程体系[4]。(二)改革教学方法培养复合应用型法学人才,就必须以素质教育为突破口,结合大学生自身特点和成才规律,根据社会对法律人才的不同需求,开展形式多样、注重实效的实践教学,应当积极开展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教学、辩论(讨论)教学,还应当运用诊所式教学。法律诊所教育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以及建立良好的职业道德方面比传统教学方法更有成效,该种教学方法对教师的要求高,而且运作成本高,但从教学的效果来看,值得推广。根据教学相长的原则采用开放式的教学方式,教师应当善于启发和引导学生,如模拟法庭开展过程中,可以给学生简单介绍一个案件,然后让学生重构案情和场景,案件采取开放式结局,让学生的参与主导案情的发展,促使学生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去了解和熟悉在这种角色表演过程中所要用到的大量的法律知识和理念,而不是按预定的结果去表演庭审,从而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三)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为增强实践教学的师资力量,应加强对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培训,定期组织实践教学教师进行现场的或网络的教学经验交流,使先进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得到迅速的传播和推广。

中国法学范文篇7

证据法学教材的编著，不论是对该学科的发展，还是对社会普遍认识的提高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证据法学教材的主要消费者是法学本科生、专科生和法律硕士等。这个时期的学子们都处于知识储备阶段，只是白纸一张，任人书写，任何的误导或者错误都会留下难以磨灭的污点。将来某些选择了其他行业的人，对证据法学的认识就只停留在教材内容上，那教材编写的水平就直接影响了社会大众对其的普遍认识。至于继续在法学界发展的学子，对此可能有了更深的认识，也可能因当初的误导而走了不少远路。因此证据法学教材对整个学科的发展也同样重要，在编写时必须慎重。

另一方面，证据法学教材是证据理论发展的客观反映，但又与专著式有所区别，后者主要在于论述学者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重在创新，而教材不论是在措辞上还是在观点、专用词的表述上都应当内敛，采用通说观点。有的学者试图在教材中罗列各方观点，欲更详尽地说明问题，但对于初学者而言，却显得杂而乱。当然对于深入研究者来说，这样的编排却是非常合适的。所以证据法学教材的编著还应当区分特定人群，如研究生与本科生等，将初学者和深入研究者区分开来，不能一概而论。

由于受职称或者其他利益的驱使和影响，教材的编著正如火如茶地进行着，各种写作水平参差不齐的教材充斥着整个法学界。本科生和专科生是主要的消费群体，教材的选用一般取决于老师的决定，而作为职称利益和商业利益的追随者，有不少老师直接选用自己编写的教材，这对初学者的知识结构和学科兴趣将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因此，为了法学界的将来，是时候对教材的编著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了。

二、证据法学教材的分类及发展

笔者认为，我国证据法学类教材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传统式的《证据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巫宇飕教授主编的《证据学》(1983)和陈一云教授主编的《证据学》(1991)；二是发展的《证据法学》，以裴苍龄教授编写的《证据法学新论》(1989)和刘金友教授主编的《证据法学》(2001)为代表；三是修正的《证据法学》，何家弘、刘品新合著的《证据法学》(2008)比较具有代表性。

这样的分类，首先体现了名称的变化，从原有的《证据学》发展到后来的《证据法学》，其中第一类教材编著时间比较早，均采用的是《证据学》这一名称；其次体现了认识论的变化，从传统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发展到补充修正的辩证认识论；最后体现了编著方式的变化，从主编式发展到合著式，何家弘教授致力于将美国的“专著式”教材带入中国。

但在这些表象的背后，更实质的是内容的变化、教材体例的变化：

第一类教材的证据学不同于证据法学，其研究侧重于司法实践，关注证据的收集、运用等实务问题。以巫宇飕主编的《证据学》为例，该书把证据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诉讼证据，所以全书的重点在于证据论。17章的内容，其中有13章都是关于“证据”的，证据理论和证明论只占了很少篇幅。

第二类教材中，裴苍龄主编的《证据法学新论》将证据法学的内容划分为“证据论”与“证明论”两大块，开创了我国证据法学全新的结构体例。这时证明论被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与证据论齐头并进。这一学科体系被后来很多教材所沿用。

第三类教材的显著特点是更侧重研究证明问题，把证明理论、证明程序和证明方法作为重心，而证据论反而开始大幅度缩水，这体现了证据法学界一种新的研究趋势。以何家弘、刘品新合著的《证据法学》为例，全书分为13章，共417页，而证明论占据了7个章节、共227页，证据论只用了4章91页。

三、点评何家弘《证据法学》

如果说这些论著有如夜空的繁星，那么何家弘、刘品新合著的《证据法学(法学新阶梯)》无疑是璀璨的。这本书2004年由法律出版社首次出版，至今历经两次修改，总共三个版次，每次修改都融入了新的元素。

作为独著式教材，这本书的优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编排上，全文共分为十三章，相对精简，只到二级标题。另外有不少富有特色的亮点，首先，一个涵盖整章全部要点的图形模式，使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更有立体感和视觉感，每节由一个案例或故事引出，有趣生动；其次，每章后的补充阅读遴选出颇有影响力的核心期刊论文，使读者能简单明了地查阅资料，并且通过阅读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思考；再次，每章附有思考讨论题，浓缩了这章需要掌握的知识点，通过对此的思考，加强记忆；最后，每页的空白处总是标记出最重要的话语，关键点不再是“众里寻他千百度”，非常符合学生的心理需求。

但是该书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可能正是因为其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才带来了新的纰漏。主要是内容上的精简使证据法学理论不够详尽、系统，使初学者难以形成比较直观清晰的理论认识。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何家弘、刘品新合著的《证据法学》相对于其他教材，是比较成功的，这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和读者的欢迎，该书的多次修正和印刷就是铁证。这本书简明扼要，能够较好的抓住知识要点，对于初学者而言，更加清晰易懂，但要做进一步深入研究，则不太可取，比较适合法学本科、专科院校和法律硕士作为教材用书。

中国法学范文篇8

一、形式化的实践教学

目前，教育部了若干指导实践教学的文件，高校据此开设了实践教学课程。但从实际情况看，实践教学效果并不理想，流于形式的现象严重存在。

（一）实践教学的内容混乱。教育部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规定了实践教学环节，但并未对其内容作出说明。各高校虽然开设了实践教学课程，但其内容缺乏规范性和系统性。有些高校在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中对实践教学的内容虽有要求，但都不具体。有些高校只是笼统地强调要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对于哪些课程是实践教学课程，怎样开展教学，如何考核学生等问题没有一定的章法。而且即使是相同形式的实践教学环节，各高校在教学的步骤、方法、手段上也差别很大。

（二）开展实践教学的条件不足。实践教学的开展需要一定时间、固定的实习场所和一定的经费以及富有实践经验的教师。但目前这些条件都不完全具备。就时间条件来说，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用于实践教学的时间极少且安排欠合理。在物质保障方面，高校也未能向学生提供进行实践教学的条件。表现有二：其一是高校提供给学生搞实践教学的场地、教室、案例案源极其有限；其二是用于实践教学的经费不足。从师资条件上看，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少具有法律实务经验的教师。条件不足必然严重影响实践教学的质量。

（三）实践教学的管理体系缺乏。实践教学应具有完善的组织管理和教学质量评价、激励机制。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个管理体系残缺不全。就组织管理来说，目前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例证之一是高校对实践教学的组织随意性很大。例证之二是高校疏于对学生的指导和监督。另一方面，实践教学也欠缺教学质量评价和激励机制。一些高校虽然在教学大纲中对实践教学有所要求，但都不具体。另外，实践教学要求教师花费大量的精力，但这种付出没有纳入教师教学工作量和教学评价的范畴，更没有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

二、以法学理论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我国目前法学本科教学的现状是无论是“教”还是“学”都带有浓厚的注重法学理论的色彩，二者的组合构成了以法学理论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一）法学课程设置机制。法学课程的设置是法学教育的起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法学教学的走向。在我国，法学核心课程的设定权专属于教育部。教育部于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版）规定，法学核心课程为14门，加上2007年新增的环境法与劳动法，共16门。这就基本决定了我国法学课程的设置。这些课程的内容以概念法学为主，注重法学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使得教师在授课时不可能偏离课程内容而另搞一套，为许多人所诟病的“法学教育注重理论知识传授”这一现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教师业绩考评和职称评定机制。在我国，高校每年都要对教师进行考核，并把考核结果作为奖惩教师的主要依据。这种考核包括两项：其一是教学工作量的考核，其二是科研工作量的考核。教师为完成“核定”的工作量，要么拼命上课，要么挖空心思发文章。无论是上课，还是发文章，其实都是以法学理论为中心的。另一项影响教师利益的机制就是职称评定机制。面对职称评定机制中科研成果的绝对要求，教师只有撰写论文，出版著作。可见，在当前的业绩考评和职称评定机制下，法学教师是以法学理论为中心来开展工作的。

（三）学生成绩评定机制。目前，对学生成绩的评定来自于高校和高校以外的组织。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学生成绩的高低通常都取决于卷面成绩，而试题均是理论性的，至少理论性试题所占比例很大。目前，就业形势严峻，考研是一部分学生的选择，而要实现梦想，就必须认真学习法学理论。法学本科生的另一个选择是报考司法机关公务员，但前提是通过司法资格考试。而能否通过司法资格考试，法学理论知识掌握得是否系统、全面又成为关键。可见，在目前的成绩评定机制下，法学本科生的学习也是“以法学理论为中心”的。

三、收效甚微的改革

对于法学本科实践教学流于形式的现象，一些学者提出了改革建议。概括起来，这些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践教学的内容体系。对于实践教学内容存在的问题，学者们呼吁，应当进行规范，并增设课程。但在具体做法上，学者们的意见并不统一。有学者认为，应在各专业课中增加实践教学的内容，并增设非诉讼法律文书课程。也有学者认为，完善实践教学内容除了增加具有实践性内容与特点的职业技能类课程外，还应包括职业素养类课程。还有学者认为，应增设法律职业伦理修养、法律职业技能等方面的实用课程。

（二）实践教学的实施条件。为保证实践教学有充裕的时间，一些学者提出，应根据不同的教学环节将实践教学贯穿于每个学期。在完善物质保障条件方面，学者们的改革意见是建立稳定的实践场所和加大硬件设施的投入。为改变师资条件不足的状况，学者们也开出了“药方”：一是法学教师轮换到司法部门工作；二是法学教师参加适当的公益性律师实务；三是以教学院系为依托，聘请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法律职业人员为校外指导教师。

（三）实践教学的质量监控。为提高实践教学质量，一些学者设计了改革方案。其一是建立实践教学的实施机构。具体做法是，学校成立实践教学教研室，辅助任课教师落实实践教学计划；其二是健全实践教学质量管理制度。教育部门应对实践教学的形式和管理提出规范性要求，并将实践教学纳入课程评估体系，制定出有效的质量监控和质量评价体系。高校也要规定实践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健全教师实践教学工作考核制度和对学生的管理制度。

（四）对改革措施的评价。首先，对于实践教学内容和时间上存在的问题，学者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欠缺可行性。因为这些办法的实施会占用很多时间，与理论教学时间发生冲突。而在以法学理论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下，任何试图与理论教学争夺时间的改革都是无法取得实质性效果的。

其次，学者们在物质保障方面所提出的改革意见很难付诸实施。原因在于，我国高校普遍存在办学经费紧张的问题

若将一部分经费投入到实践教学中去，就意味着理论教学资源的减少。在此情况下，如何能期待高校采纳这些改革意见？

再次，学者们为解决师资条件不足的问题而提出的对策也不可行。因为法学教师没有实务经验的主要原因是，在“法学理论中心主义”之下他们对实务问题缺乏兴趣，而不在于他们是否有接触司法实务的机会。至于说“聘请校外富有实务经验的人做兼职教师”，这种做法的确存在，但不可能普遍推行，原因是经费紧张和管理困难。

最后，学者们为提高实践教学质量而设计的改革方案也不可能获得成功。因为实践教学质量的提高需要教师和学生的积极参与和配合。但在以法学理论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下，教师和学生都对实践教学缺乏热情。实践教学质量管理制度尽管会改变教师和学生的某些行为，但不可能从根本上影响他们对实践教学的态度。

四、结论

中国法学范文篇9

在法律学科体系中，外国法制史同各个部门法如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等的关系，是历史和现实、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今天的法律是昨天法律的发展和继续，为了更好地了解今天，就有必要研究昨天。因此，每一个法律部门都有自己的专史，其任务在于阐明各自领域的基本内容、原则和制度及其发生、发展、变化的具体规律。然而，外国法制史不同于这些专史，它并不是各个法律部门史的简单拼凑，而是从总体上对各个法律领域的基本内容、原则和制度进行研究，提示它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及其相互之间的影响和联系，从而为各个法律部门专史的研究，理出一条基本线索。毫无疑问，部门法的专史也会不断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充实外国法制史。

外国法制史与法学基础理论有着直接而紧密的关系。法学基础理论根据法制史和部门法学提供的历史和现实材料，抽象、概括出普遍适用于法学的概念、原理和规律。研究外国法制史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法学的基础理论为指导；研究法学基础理论也必须以丰富的、具体的史实为依据。恩格斯曾说过呆若木鸡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呆若木鸡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一精辟的论述，科学地阐明了历史和理论的关系。外国法制史与法学基础理论的关系也是如此。

外国法制史与西方法律思想史的联系，是与思想之间的联系。法律制度的创建、发展经常体现了某些法律思想家的理论和思想；而一定时期的法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也离不开法律制度实践的检验。这方面的例子，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外国法制史正是一门研究外国法律制度基本内容、基本特点和发展规律的学科，在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和当今世界各国法制建设经验方面，大有“用武”之地：

第一，它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提示历史上各种类型的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展示出一幅贯穿古今的外国法制史发展的绚丽多彩、生动活泼的历史蓝图；从而开阔人们的视野，给人们以启迪，增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理论的理解，正确认识法律这种社会现象，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

中国法学范文篇10

[关键词]国际法；法理；法系

法的分类历来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西方法学家往往根据各国法的特点及其历史传统，把法分成若干法系，如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等。这种分类较为常见，它只是根据法的某种明显的外部联系进行划分，没有深入揭示法的本质、法的内部联系，是一种形式上的分类。马克思主义法学则采用了一个独特的概念———法的历史类型，认为确定法的分类亦即法的历史类型，最科学的标准和依据是法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本质。中国法学界据此也接受并界定了法的历史类型这一概念，即：按照一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本质来划分的法的基本分类。根据这一定义，法被分为四种类型：奴隶制法、封建制法、资本主义法和社会主义法。前三者又合称为剥削阶级的法。因此，从大的范围来讲，法也可说是分成两大类型。较之资产阶级法学，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这一分类被看作法学史上根本性的进步，有利于人们透过表象正确把握法的本质及其共性。这是中国法学基础理论学界的主流观点。

作为法学领域的一门基础学科，法学基础理论是从整个法学领域中归纳出的一般共性，对法学其它分支学科是共同适用的，具有普遍指导作用。这是中国法学基础理论学界关于法学基础理论———近年来倾向于称之为法理学———在整个法学体系中地位的共同看法。法的历史类型是中国法学基础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涉及法的理论的许多方面，和法的定义互为表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法学基础理论界的上述定义只考虑到国内法的某些特质，忽视了国际法这个相对独立体系的特殊性及其与国内法的关系，导致这一定义的外延过窄，无法在国际法领域得到适用。换言之，按照这个定义，国际法似乎被排除在法学基础理论研究者的视角之外。

国际法是法这一命题已为历来的法学理论和国家实践所证实。历史上除了极少数学者，如分析法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奥斯丁，都赞同这一命题。实践中，还没有一个国家公然否认国际法的法律性。相反，许多国家甚至在其宪法中明文规定国际法优于其本国法。中国宪法虽然没有规定国际法与本国法的关系，但在法律中，国际法效力优先是非常明确的规定。与此相应，法学界也一致公认国际法学是法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由于法学基础理论是研究法的共性或一般原理的，其每一个带有共性的概念、原理应该是从各部门法学中来，又能回到它们中去的。这就要求从事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人们，既要从宏观上把握实证法，又要对每一个法学部门有所涉掠。但事实上，目前中国法学界对法的基本理论的研究，有关国内法的与有关国际法的似乎有点脱节，国际法学的重要研究成果没有为法学基础理论学界所注意。反之亦然。不过，法学基础理论学界忽视国内部门法及国际法的情况更为明显。国际法是法的一个特殊体系，不仅是国际法学界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重要主张，也是现代国际法发展的客观结果。这个结论，似未被法学基础理论学界给予应有的重视。例如全国高等学校统编法学教材《法学基础理论》，除在法学体系、法的一般分类等处作了不甚重要的点缀外，可以说几乎没有提到国际法，更没有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专题。鉴于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法只有国际法与国内法两种（第三法律体系存在与否尚存争论），称这本教材为国内法基础理论教材，虽然未必切中肯綮，有偏激之嫌，却也不无道理。1990年后，中国法学基础理论继续前行，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逐渐引起注意，但总体上，并没有本质改变。

国际法的缺位对中国法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与科学性十分有害。例如法学基础理论学界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法的形式只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法规和国际条约等六种，这显然忽略了国际法的另一个主要渊源国际惯例（广义上包括国际习惯）也是中国法的一种形式。中国的涉外法规通常都规定，在中国法律、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明文规定时可适用国际惯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8条第2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法》第184条第2款，等等。再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00年10月1日起施行文本，此前的版本亦有类似规定）第53条规定，仲裁庭作出裁决时应当“参考国际惯例”。这说明中国在一定条件下赋予了国际惯例以直接的国内法效力。因此，没什么理由认为国际惯例不是中国法的一种形式。

由于历史上中苏结盟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奉行“一边倒”外交政策及政治挂帅等原因，中国的法学基础理论几乎全盘照搬自前苏联，即便现在也没有跳出其窠臼。前苏联法学界一般认为，所谓法的历史类型就是同一社会经济形态范围内各国的法所具有的各个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和特点的总和。把这一定义和中国公认的定义相比，不难看出两者的异同。中国的定义在内涵上少了“国内”或“各国”一词的限制，更强调普遍性。两相对比，孰优孰劣不言自明。法的历史类型之说，在国内法中尚可算一家之言，因为只有“国内”的法才依赖于一国的经济基础。而国际法所依赖的国际关系（最基本的是国际经济关系），则不能称为全部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否则，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经济基础，也就没有必要去研究什么法的历史类型了。实际上，不加限制地、直接地把国际法分为社会主义国际法和剥削阶级国际法是不科学的，是不符合国际社会实际情况的。过去苏联国际法学界的某些学者是这样直接划分的，现在这种观点遭到了否定；中国当代国际法学界也认为这种划分不科学。现代以来，随着生产力发展和各国交往的增多，国际法具有极大的普遍性，越来越多的规范如《联合宪章》的基本原则几乎为各国公认。当代国际社会主要由意识形态、经济制度、文化背景不同的私有制国家（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组成，因此很难断言国际法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还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国际法即使有阶级性，但因其被视为各国统治阶级意志的协调（或视之为共同同意），并不直接表现出明显的、尖锐的阶级对立。所以，按照中国法学基础理论学界给法的历史类型这一概念下的定义，是无法笼统地、没有任何限制的地把国际法归于剥削阶级类型的法或是社会主义法。况且，当代国际法中有一部分规范不是国家直接参与制定的，而是国际组织内部制定或是国际组织间相互签订的协议，这些规范的出现，就更难为国际法划分历史类型了，因为它并不直接地、当然地构成国内法的一部分。中国法学基础理论学界正是忽视了当代国际法的这一特点，没有把国际法当作法学基础理论中的一个特殊问题来加以研究，因而在论述法的类型及许多重要的法理时产生了不该有的疏漏。这就正如一个全称判断，如果人们不难举出反证，那么结论的可靠性就有待于进一步考究了。在中国法学基础理论学界，这种值得考究的东西似乎太多。如中国法学基础理论上公认的法的定义是以“阶级统治工具”为关键词的，若以此来衡量国际法则太勉为其难，法学界承认，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实践中，确认国际法的阶级性是一个难题。再如，国家与阶级不可分离、人是分阶级的、国家和法律是阶级专政的机器等法学基础理论上常见的论断，亦值得玩味

。从法律的角度看，人可分为守法的和违法的（包括犯罪）两类，划分阶级而使得某类人天然地成为“被统治的对象”，成为社会的另类，显然不合法治精神。

出现上述视角盲点，与群体思想的贫乏不无瓜葛。中国法学界习惯性地把某一种法津观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比起前苏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法律的独立价值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生活中尚未获得足够的认同，没有政治灵魂的附身，法律连空具色相的皮囊都不是。广而言之，上述症结也是中国思想界的普遍现象，其成因和疗诊，本文无能置喙。仍回到技术性路子。法的历史类型概念的局限性，和中国法学界另一个常见现象也大有关系。在中国，很多部门法的研究者不重视法学基础理论；而研究法学基础理论的，又常忽视对部门法学的了解，抽象的推理和拘泥于一家一派的教条、说教较多，具体分析上较少涉足部门法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尤其缺乏国际法的观念，这可以说是国际法虚无主义的残余影响。这一点表现在法律思想上就是，法学基础理论专家的法学思想大多是“总论”式的，分析和论证的主要是法律的隐性因素，很难看出有一定深度的法学底蕴，和某些学科似无质的区别，有识之士甚至认为到了令人轻视或蔑视的程度。这和外国一些法理学家、法哲学家明显不同，后者的法律思想常常包容许多部门法学理论为基础，如黑格尔，其关于法的一般理论，涉及当时各个主要的法律部门，其中也包括很重要的国际法观点；再如格老秀斯，被西方国家法学界推崇为“国际法之父”，但也被公认为法理学家。这种例子现代以来还有不少。与此相对照，中国的法理学专著和教材的视角则单一、狭窄得多，对全部法律和法学的归纳、总结，上升到法理学高度的并不多见，在论述法的一般概念、原理时，惯于从某些“定论”出发并广泛加以套用，以不变应万变。流弊所及，中国法学界甚而形成了某种法学论著写作模式和法学思维定势。这一现象，实则反映了中国法学仍然是附庸法学的本质。对此，若简单地以门户鸿沟来解释，显然是形式主义的，因为门户之可以范围初学者，却难以羁索大雅。所幸的是，这种状况近几年已有所改观———虽然还不是根本性的。

另一方面，就中国法学基础理论学界本身而言，摆脱前苏联法学的不合理影响，重构本学科的科学体系已迫在眉睫。

首先，中国法理学的目的是什么？是提供一套法律价值观和法学思考方法，还是一般性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法律常识教育？答案显然是前者。因为如果是后者，完全可以在其它学科或课程里进行。很明显，中国的法理学如何回归到法本位是今后急需解决的一大问题。在此之前，中国法学连“注释法学”都不是。立法上，现实的法律条文中普遍存在文理不通、逻辑不周延以及立法腐败造成的其它弊病；司法中，撇开“屁股决定脑袋”的司法腐败不谈，单就需要技术性地解释法律或填补空白而言，法官捉襟见肘或恣意妄为并非少见。这些难道不可以部分地归结于中国法理学不发达吗？

其次，中国法理学领域人为的条条框框太多，禁区也不少。事实上，法理学到底是一门学科，学术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抱残守缺、墨守成规、唯书唯上、不越雷池半步或武断的限定“主张某某观点即为法学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或全盘西化”，只会扼杀这门学问的生机。很明显，中国的法理学如何回归到学术本位也是今后急需解决的一大问题。前几年，法学界提出法学领域要清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条；近年，又有人提出法学界“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这些论争足以说明，中国法理学界的根本症结还是在于真正的学术精神及学术环境的匮乏。在中国恢复法制建设已经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现状仍然如此，确实令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