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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治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3 04:19:46

中国法治

中国法治范文篇1

2004年全国人代会上，当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描绘“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法治政府蓝图时，普通民众乃至基层官员或许并未意识到，一场以转变政府职能、限制并规范政府权力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大幕已经拉开；最高行政首脑在很多场合不断传达出这样的信念：传统意义上的权力自授、权力无限、依赖审批制度管理社会的政府模式已经不合时宜，一个有着自律意愿、亲近民意、试图与公众沟通、希望解决社会深层次问题的形象正在成为政府的目标。

构建法治政府的内部动员性文件，无疑是2004年3月22日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其中包含的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等现代法治政府理念，经过各级政府法制部门的宣讲，嵌入了公务员的行为指令系统。敏感的观察者注意到，国务院各部委出台规章、法规之前网上公开征求意见渐成制度。

可观的阶段性成果是2004年7月1日开始生效的《行政许可法》。这部起草六年、经过四次常委会审议才获通过的行政法律，被认为是“奠定法治政府的基石”。政府行政权力主要表现为行政许可与行政处罚，对行政许可的规范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官员干预经济、借机谋取私利的机会。计划经济下政府主要的行权方式就是行政审批，而《行政许可法》则清楚地规范了行政审批的边界。如果政府违反了法律规定，公民以及组织可以据此提起诉讼，这实际上给了公民监督与制衡政府行政许可行为的可诉的权利。

始于2003年SARS时期的“官员问责风暴”，在2004年刮得更为迅猛。如果说去年4月14日至17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总经理马富才、北京市密云县县长张文以及吉林省吉林市市长刚占标接连的“引咎辞职”，带来更多的是人们对此新制度的探索与思考，那么对公共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官员被高效率地追究刑事责任，则真正令中国人体会到“有权必有责”的深意——

2月20日，原XX书记XXX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被执行死刑。此前一天，原河池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主任晏之华因犯玩忽职守罪，被法院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他们以此对三年前震惊海内外的拉甲坡矿特大透水事故以及81名矿工之惨死负责；

3月4日，原湖北XX山区环保局副局长XXX境监管失职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成为新刑法出台后首次因犯环境监管失职罪被治罪的环保官员；

8月24日，XX云县城关派出所原所长XX年因涉嫌玩忽职守罪被提起公诉。他们对年初北京密云彩虹桥“25”特大伤亡事故负有直接的责任。在此之前，密云县委书记夏强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县委副书记、县长张文引咎辞职，副县长王春林受到行政记大过、党内警告处分，县委副书记陈晓红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12月3日，陕西省体育管理中心原主任XXX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该中心西安管理站原站长、西安市体彩中心负责人XXX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陕西省体育管理中心张永民、吴燕华、田伟东、李智文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25”西安宝马案中公务人员的责任追究由此告一段落。

2004年另一场风暴的策源地是国家审计署。6月23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200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报告中披露了国家林业局、国家体育总局、国防科工委、科技部等中央单位虚报、挪用预算资金的违规事实，还披露了淮河灾区和云南大姚地震灾区有关地方政府虚报、挪用救灾款的事实，以及原国家电力公司领导班子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调查结果。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中国法治范文篇2

驶过了2004年，2005年中国仍然在这条通往法治的河流上继续前行。

反腐风暴

2004年1月15日，XX省原副省长XXX因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法院认定其收受贿赂517.1万元，并对拥有的价值人民币480.58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这只是2004年省部级高官受到法律惩处的开端。

6月25日，XX省委书记XXX期徒刑；9月19日，曾担任过黑龙江省省长、国土资源部部长的田凤山被中纪委移交给司法机关；11月初，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被开除中共党籍；12月9日，湖北省原省长张国光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

去年2月12日，一个名叫XXX官引起全球关注，中国检方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全球追捕这位浙江省建设厅原来的副厅长。杨秀珠迄今尚未被捕归案，但她的同案人温州市原规划局副局长高云光等四名被告因涉嫌贪污罪于12月14日在杭州市中级法院受审。

早先外逃至美国的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XXX16日被美国人押解回北京，同样曾经外逃的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在5月10日被判了死刑。除卢万里外，交通系统2004年又有江苏省交通厅原厅长章俊元、广东省交通厅原厅长牛和恩、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毕玉玺、黑龙江省交通厅原副厅长王孝慈等下台。

在政府主导经济之旧体制尚未改变的情况下，权力的高含金量自然会使其进入“官市”流通且供不应求。这一年，在频频触痛人们的耳膜之后，“卖官”一词终于进入了执政党的公开话语系统：2月16日，中组部通报了吉林省靖宇县原县委书记李铁成、辽宁省宽甸县原县委书记商殿举、XX省蒙城县原县委书记孙孔文、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马招德等四起领导干部受贿“卖官”案件。半个月之后，曾任职于中组部地方干部局四处、后升至云南省委宣传部负责人的柴王群，告别其受贿的豪宅，走进了将陪伴其12年的监牢。

一北一南两名省委组织部长被带入中纪委的办案小楼，引发了黑龙江与江苏两省的政坛震荡。“拔出萝卜带出泥”成为民间津津乐道的话题：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刚刚被从“宝马撞人案”的是是非非中择清，又因其担任省委组织部长时的巨额受贿问题被彻查，而与韩案有密切关联的黑龙江省人事厅原厅长赵洪彦已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卖官案也进入司法程序。

司法系统腐败案频发，也成为2004年反腐风暴中的一个焦点：海南省法院原副院长娄小平去年4月因受贿被捕，江西省检察院检察长丁鑫发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振汉于六七月份先后被中纪委“双规”，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向江西、湖南派遣了两名学者型的院级副职前往两地补缺，而到了10月，当黑龙江省检察院和高院院长双双下台后，“两高”便只能从厅级领导中择优选任了。

2004年1至11月，中国有2856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因职务犯罪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在反腐利剑频频挥向高级官员之时，中纪委、中组部的巡视组在各地低调暗访，中共中央加强执政能力的文件与举措接二连三高调出台。酝酿13年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于2004年2月17日全文公布，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内的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的“一把手”，成为监督的重点对象。

2004年9月26日，新华社受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中“依法执政”的新提法颇为引人注目。提法称，中共各级组织和领导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并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是“依法执政”的核心。

中国法治范文篇3

《企业破产法》：今年会再次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三读有望获得通过，因为导致这部法律十年难产的争议症结——国有企业破产的责任追究以及职工安置问题——已经基本取得各方的理性谅解。

《反垄断法》：该法目前在国务院今年的立法计划中被列入于10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审议，故欲在今年内出台已不可能。能够争取在年底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读就算功劳一件。

《证券法》：在制定阶段曾创下审议次数之最，在其修改阶段亦同样充满变数。不过从目前各方反映来看，今年内审议通过的呼声甚高。

中国法治范文篇4

2004年，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进一步增强，得益于“两会”上的第四次修宪。修改后的宪法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的原则，终结了50多年来对私有财产权的傲慢与偏见。

修改之后的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以更多的空间，但要让中国的权力拥有者处处以宪法约束自己的行为，让普通公民学会用宪法保护自己的权利，仍需无数个案的积累。

XX洪区北陵乡下坎子村的七名农民状告国土资源部一案，把沉积多年的征地环节中的农民权利问题撞开了一道裂缝：如果承认农民是集体土地的所有人以及土地财产权益的所有人，那么在城市开发建设征用土地的过程中，农民是否只能是被动接受的角色？在决定征地补偿金额的过程中，农民有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事关农民生存以及财产权利的土地方面的政策、法规、法律的出台，是否应当有农民代表的参与？

“关门立法”导致后遗症的现象，在2004年仍然健在。一例是民政部起草、国务院于2003年8月8日公布的《婚姻登记条例》，另一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3年10月28日通过、2004年5月1日起生效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两部法律(规)都彰显了以人为本的立法精神，前者取消了推行多年的强制婚检制度，后者则确立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或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除非后者故意，机动车驾驶人要承担责任的原则。

中国法治范文篇5

现今社会可以说是一个方法论的时代，不管任何学科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作为法学自然也有属于自己的研究方法，那就是中国台湾法学家杨仁寿、德国法学家拉伦兹所提出的“法学方法论”的理论体系。对传统法学的超越需要依赖于新方法的产生，不同的法律理论往往与其采用的不同方法密切相关，一种法律理论对另一种法律理论的批评也往往是以法学研究方法的评判为先导的。可见，方法是链接法律认识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桥梁，法学方法论已经成为法学研究乃至法治研究的重要部分。

一、法学方法的基本理论

方法一词源于希腊文，愿意为“遵循某一道路”，是“论述行动的途径”或“通向正确之路”。方法是任何特殊领域中实施程序的方式，即组织活动的方式和使对象协调的方式。在美国《哲学百科全书》中，是指某种步骤的详细说明，这些步骤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而必须按规定顺序进行的。中文“方法”一词最早见于《墨子•天志》，原以为度量方形之法，后转移为知研的方法、门路、程序等。方法论是讨论方法的理论，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和理论体系。方法论是对一切科学研究具有基础、动力和桥梁作用的原理论。方法是一切学科研究获得成功的必要前提，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动性的表现，是认识通向真理的桥梁，是“一切理论和实践的开拓、改造、成功、发展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我们看了方法与方法论的概念，了解到方法论的提出原因和现实的意义，下面我们来讨论下法学方法。法学方法是指法律人讲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适用于个案纠纷获得一个政党法律决定的过程中使用或遵循的方法。在法治社会，法律人使用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裁判具体案件获得正当法律决定的活动也是一种科学活动。法律人的职业活动作为科学就意味着方法，因为没有方法，就不可能存在科学。在这个意义上，法学方法论就是对法律科学活动的反思，是具有对法学研究的指向作用。以上阐述了一些基础概念，下面我们来探讨下法学方法的特征：第一，法学方法具有评价性。法律人的活动属于一种实践活动。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实践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只有有所为的思考才是实践性的。实践活动必然地存在着价值判断。既然法律人的活动是一种实践活动，那么其就必须进行价值判断。第二，法学方法就有体系性。法律人在做法律决定的过程中必然地要进行价值判断活动，但是价值判断具有主观性，所以我们进行的法学方法就必须是系统的，对于研究的问题提出系统的解决方法，并且有一个体系化的问题库。法律适用的体系化保证了法律人的法律活动是一种科学活动。第三，法学方法具有分析法。法律人的核心工作就是将法律与事实等置，或者说一定的事实归入法律之中。所以，将法律世界与法治社会联系上的就是法学方法。

二、法治研究中的法学方法

在法治研究中，法学研究方法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各个时期的法学方法是适应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法学理论基础的。从历史上看，法学的方法是与法学一起同步发展的。而法学的发展又与法治的发达与否密切相关。在西方，法学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古典法学、中世纪法学、近代法学和现代法学。对西方法学研究方法的历史概括可以有很多方式，总体上西方法学研究方法演进有这么三阶段：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论。第一个阶段是本体论，在这一阶段的主导性问题是“法律是什么”和“法律应该是什么”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认识论，即“法律如何得以认识”的问题。第三阶段是法律语言学，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由“法律是什么”和“如何认识法律”转变为如何理解文本的语言问题。就我国的法学研究方法来看，我国大多数法理学教科书所标明的“法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四种：(1)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2)社会调查的方法，即参与社会实践、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3)历史考查的方法，即把法律现象同一定的历史条件联系考查的方法。(4)分析和比较的方法，即对一国法律进行逻辑的、实质的分析，对不同国别的法律进行比较的方法。可见，我国法学教科书所采用的法学方法基本上还属于传统的研究方法，在形式上没有超出西方20世纪初已经形成的方法类别。所不同的是，我国法学明确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为法学研究唯一科学的哲学方法，突出了唯物辩证法在法学方法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使法学方法形成一个等级有序的结构。这就避免了西方法学将哲学方法混同于一般的方法论，将不同层次的方法相提并论的错误。

中国法治范文篇6

体现了对掌握国家权力人群的法律约束的《公务员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受关注。这部经历了22年漫长起草完善过程的法律，终于在2004年12月底交付人大常委会审议。尽管就是否应将党务工作者、司法人员纳入该法调整范围尚有争论，但是其对公务员录用、惩戒、辞职辞退、公务员分类、聘任制、任期制等方面作出的规定，让人们看到，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正在受到越来越严格的法律的规范。

持续两年成为中国社会焦点问题的征地拆迁，仍将在2005年成为中国普通百姓的权利痛点。如果法律不能阻止推土机推进的话，那么给社会创造公平和谐以保护弱势群体为宗旨的法律，就不能被说成是法治星空下的天平。如何平衡经济发展的数字与百姓福祉的增进之间的关系，将是政府能否有效化解征地拆迁纠纷、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

由于中央重点扶持农业的宏观调控政策导向，全国1999年以来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方面拖欠的征地补偿费175.46亿元，至2004年11月已偿还160.45亿元，然而对于农民在农地征用中权利的保障机制还有待法律进一步明确。

2004年频繁发生的矿难，使人们对中国工人的生存权利所受到的漠视有了新的认知，而“民工荒”以及“讨薪难”，无一不折射出劳动者待遇之低以及维权之难，原本没有列入本届人大立法规划的《劳动法》以及《工会法》的修改终于进入规划，以及南方一些省级法院要求设立劳动法庭的呼声表明，劳资纠纷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压力，已经引起了立法者以及司法界的关注。2005年政府除了在清欠农民工工资方面需要继续着力，在维护劳动者人权方面或许能够更有作为。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反腐败方面，制度的构建将会给2005年带来一番新的气象。其中包括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配套的政治、法制乃至司法体制。这既包括审计署对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试点工作以及更广泛的审计公开，也包括通过作为社会第三方的综合性人才服务机构来选拔地厅级领导干部的尝试，也包括惩治、教育、监督三位一体的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的建立与健全，还包括相应的立法的跟进。

目前中纪委、监察部正在研究《反腐败法》、《反贪污贿赂法》、《廉政法》、《公职人员个人财产申报法》等。与此同时，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修改、涉及财政预算、工程建设招投标、土地出让、投融资等腐败高发领域的法律法规的修订，也将在短期内完成。相信这些法律的创建有助于依法治腐、依法防腐，有助于廉洁政府的重塑。

中国法治范文篇7

近代西方国家走的是社会演进型的法治道路，由于不存在一个主观上协调法律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主体，且无前人经验，法律与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关系是在接连不断的矛盾碰撞与磨合中自发实现的。与之相反，中国走的是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法治建设首先被明确确立为国家的主要发展目标之一，借助于西方经验的强大示范效应，在主体意识和政策制定方面，强烈关注和把握法治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使之协调发展，是政府推进型法治的应有之义。

在过去二十八年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过程中，除了现代化发展“三步走”的总体战略目标以及不同层面社会发展目标外，相应地，中国在法制建设方面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明显阶段性特征的法制建设目标和实践指导方针，如八十年代的“加强民主与法制”、“法律为经济建设保驶护航”，九十年代的“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以及新千年以来的以“法律手段构建和谐社会”及“法律与创新型国家”等等。这些社会建设目标与法制建设的目标与方针，不仅不同程度地涉及法律的近期行动与远期行动目标的协调问题，涉及到中国社会转型不同阶段性的特征与法制建设的相互关系，而且也将直接影响和决定中国法治的基本面貌与未来前景。由此，从社会转型的总体视角和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征把握中国法治发展战略问题也就有了某种必要性。

本文将从中国社会转型秩序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探索中国的法治发展战略问题：一、中国转型秩序的基本假设，主要是把中国转型秩序的已有轨迹与未来趋势的构想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转型秩序的趋势走势图。二、对转型秩序走势的风险等级与可能出现的危机类型做一简要的技术说明。三、说明中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的高风险阶段，转型风险的不确定后果本身蕴含着不同的未来趋势。四、提出一种与近代西方狭义的“法律控权说”相区别的广义法治发展目标。五、分析发展目标之间的冲突与法治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第六、七、八部分讨论不同阶段的法治发展特征与内容。最后部分是简要结语，概括中国法治的长期性挑战与已有经验。

一、中国转型秩序演变的基本假设

从历史经验看，社会转型是一个充满矛盾风险的过程。转型秩序一般会呈现“先恶化，后改善”的特征。此种特征至少可以得到如下两方面的说明与验证。

一、从社会学角度看，社会转型是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原有的社会结构与体制部分地消失或改变了，原有利益格局下的受益群体必然受损。与此同时，新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新的体制形成了，又会出现新的受益群体。一部分人利益受损，另一部分人利益增加，利益冲突就不可避免。

二、从转型秩序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无论是早期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还是二十世纪后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转变过程，都是一个社会分配调整和收入差距拉大的过程。根据早期工业化国家的一般经验判断，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与社会矛盾和法律秩序之间应该存在某种正相关的联系。在不考虑其它因素的条件下，当收入差距不明显或差距不大时，由于贫富分化不明显，社会纠纷矛盾不会很突出，法律秩序也相对平稳。在工业化进程中，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收入差距拉大甚至恶化、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应该呈数量上升及程度加剧的趋势，法律秩序相对地也会出现恶化的情况。到了工业化后期，由于社会财富的增长，行业利润的相对平均化，以及政府对社会再分配能力的提高等因素，分富差距又会趋于缩小。至此，法律秩序又重新趋于良性化。总的来说，转型时期的法律秩序也呈现“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化趋势。

人们对中国转型秩序演变的主趋势可以做出如下初步判断：第一、从1980年至今，中国仍处于社会转型的矛盾上升阶段，矛盾上升的势头未见明显改变。此种状况的法学意义是，虽然制定了大量的法律，但法律治理的速度赶不上社会矛盾的上升速度，出现了“有法律无秩序”的现象。第二、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明显意识到自己处于社会转型的高风险时期，其标志性事件是2003年SARS暴发。按中国决策层自己的判断，目前的高风险阶段将持续大致二十年时间，这就是所谓未来20年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期”提法的由来。第三、按照中国决策层对未来20年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期”及已确立的在2050年实现中等现代化目标的时间点，在2020年前后，在克服现阶段风险因素之后，中国有望进入从高风险阶段向平稳快速协调发展期演进的“良性拐点”区域，即社会转型将步入矛盾下降阶段的良性发展时期。与此相联系，法治秩序亦将开始呈现良性生长的局面。

为了更细致地地讨论中国转型秩序所面临的风险因素及其影响，有必要用量化分析的思路对风险等级及影响程度做出某种划分。当然，由于本文只是一篇一般性的理论文章，不可能以独立开展的实证研究和调查研究数据做为基础，只能部分地以学界公认的现成标准为依据，其余内容以简单的定性分析来划分。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第二张中国转型秩序演变趋势的示意图（见图二），其中标明了社会转型不同阶段所处的风险等级与可能面临的危机类型。

三、高位风险阶段：危害与可能的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新的词汇开始流行中国：风险社会。与西方学者提出的风险社会所针对的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中国社会面临的更多的是转型风险。基于相关国际经验与形势判断，中国决策层认识到，未来20年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期。目前的中国正处于所谓“20年关键期”的初始阶段。

未来20年到30年内，中国将先后迎来“五大人口高峰”。第一个高峰是人口总量增长的高峰，中国人口总量在本世纪30年代的中期将达到高峰，大概要达到14亿6000万。第二个是第二是劳动力的高峰期，到2020年，中国在15—64劳动力将达到9.4个亿，占到总人口的65%。第三个是第三是老年人口的高峰，如果按照2020年14.6亿人口计算，65岁高峰的比例，将占到总人口的23%，3.3个亿，占到五分之一人口的老年人，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第四个是流动人口高峰，这与城市化进程相关，上面已经谈过。第五个方面的高峰，是艾滋病衍生、蔓延以及爆发阶段手的可能来临。中国正处于艾滋病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大面积扩散的一个临界点上，如果现在不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到2010年，中国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预计要达到1000万。可以认为，一个人口膨胀、就业压力增加、流动人口剧增、社会福利负担加重和公共卫生面临持续危机的时期，正在向我们走来。我们无须再重复分析这些压力问题与法律秩序的内在关系。一句话，中国社会和法律能否经受上述多重考验，是能否渡过社会矛盾最大值的危机阶段、步入良性秩序阶段的关键。

社会秩序处于恶化期。尽管犯罪统计的口径经历几次调整，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犯罪率一直呈高速增长状态，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早在1980年时，原公安部公共安全研究所所长戴宜生就对中国的治安形势做出了分析，认为之后的20年，中国的犯罪率每年会增加14%。实际上2000年初就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大概在18%-20%。在2007年3月，公安部部长说，中国处于刑事犯罪高发期。

中国生态环境仍处于绝对恶化阶段，且有局部性危机不断暴发。按经济学常识，在工业经济发展早期和中期阶段，环境一般会随经济增长出现“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化。中国仍然处于自在环境极端恶化的地区，社会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受到严重影响。2002年，《人民日报》一篇文章说，中国土地沙漠化以每年3000多平方公里速度扩展，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受沙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因沙漠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540亿元。这是据水利部全国第二次水土流失遥感调查得出的结果。

综上所述，中国已经进入社会转型的高位风险阶段。避免和化解高风险因素的暴发，即避免和化解社会风险因素以及可能由此导致的社会危机，将是本阶段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

四、一种广义的法治发展战略

有学者称，中国堀起，是全球主义时代的大事件。未来中国可能成为什么样子？未来中国将形成一个怎样的法治社会？这不仅是中国人关心的问题，也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

近些年来，基于对中共执政理念和法治实践发展的回应，法学界举行了一系列法律与社会发展问题的研讨，如法律与科教兴国、法律与可持续发展、法律与人权，法律与建设小康社会，法律与和谐社会，法律与创新型国家，等等。这些学术研讨和它所对应的法治实践发展，客观上揭示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中国需要一套广义的法治发展理论，从理论上整合和把握法律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的关系。它同时预示，中国需要一个法治发展的综合战略，以期明确法治发展的各个层面的基本目标，研究诸目标之间可能的冲突及优先次序，优化和协调中国法治发展的近期行动与未来行动安排。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与印度等国共同提出了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以此作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1982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明确地载入中国宪法，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法律准则。

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已经从游离于苏美两大阵营的独行者转变成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自1984年以来，中国先后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发展、生产、储存细菌（生物）、毒素武器与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以及《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并曾在谈判中为其中一些公约的达成作出过重要贡献。

随着融入国际体系的步伐的加快，中国开始奉行反对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政策，并已经制定和完善了全面防扩散出口管制法律体系。中国目前已经加入了13部反恐国际公约之中的10部，签署了其中的两部，并积极参与国际反恐立法进程，推动国际反恐怖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

在上世纪最后二十年里，当中国从内乱且封闭状态中走出，重新进入社会发展的正常状态之后，法治建设先后面临着一系列的目标冲突。简单说，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秩序与政治改革容易带来动荡之间的矛盾，政治改革要求限制国家权力与社会发展要求政府积极作为的矛盾，政治改革要求限制国家权力与维护国家外部安全要求强化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

其实，类似情况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百年历史上，已经多次出现了。在清末至国民党政权时代，中国法治发展即面临着民族危机、国家建设与个人自由的目标冲突问题。结果即如李泽厚先生说的，救亡压倒了启蒙。以变法改革挽救国家危机和加强国家建设成了法律改革的主题。在时代，中国法律同样面临着外部安全、经济发展与个人自由的目标冲突问题。结果同样是，国家战略安全与经济建设成为影响和决定法律建设的关键因素。

在西方现代化理论研究中，亨廷顿大概是较早地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冲突问题的。在题为《发展的目标》的著名论文中，亨廷顿批评了关于现代化诸多目标的“相容性假说”理论，认为那种以为各种现代化目标总是彼此相容且互补的“所有好事情一起发生”的观点，就二十世纪中后期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看，总的来说是错误的。在西方历史上曾经出现的较顺利地通向“富裕、公平、稳定、民主与自主”目标的情况，那种和谐的和直线式的实现现代化各方面任务的情况，在现代化“后来者”那里几乎没有再出现过。较经常看到的情况是，在短期内现代化诸目标之间的紧张、冲突与矛盾，如经济增长与公平的冲突，增长与社会不稳定的联系，以及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亨廷顿概述另一位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说：“如果一个欠发达国家要想获得经济增增长率，它不得不接受一个致力于发展的权威主义政府。民主政府免不了太软弱，不动调动资源、压缩消费和鼓励投资，以此争取高增长率”。

六、法治进程分析之一：经济发展为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

第一阶段，是经济发展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1980年—2000年）。如上面所说的，在本阶段，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矛盾冲突及其权宜性的解决，构成了制约法治发展的最基本因素，围绕经济体制问题进行大规模的制度构建成为法治发展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社会仍处矛盾上升阶段，大规模的制度构建并没有带来法律秩序的同步生长，反而出现了所谓“有法律无秩序”的现象。

在法治发展的第一阶段，虽然法律制度大体上建设起来，但由于社会仍处于矛盾上升阶段，法律运行机制也未良好确立，法律制度的供给本身并不能有效地促进秩序的生长，出现了所谓“有法律无秩序”的现象。

七、法治进程分析之二：社会发展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

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开始从经济发展优先战略向社会协调发展战略的转向。以此为界线，中国法治建设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即以社会协调发展为战略的法治建设阶段。本阶段以本世纪初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为起点，预计以跨越“矛盾凸显期”的时期即2020年为终点，也将大致经过近二十年时间。此阶段的法治建设以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社会发展优先战略为核心，以跨过高风险期为历史使命，也可称之为以“社会建设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

八、结语：中国法治的长期性挑战与已有经验

过去近三十年中，中国的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同时仍将继续面临着以下几方面的长期性难题与挑战。

中国法治范文篇8

中国的法治，是在社会转型和走向世界的双重背景下进行，法治的环境十分复杂。单纯强调法治系统的自我完善，并

不必然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法治系统并不是孤岛，无法超越于社会发展之上，其有效运行不仅涉及立法、执法和司法等，还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政治力量、社会结构和文化条件等多方面的支撑。

法治自身是一个系统，包括法律规则的创制、实施以及法律规则意识等。在一个法治程度较高的社会，法律规则不仅要覆盖民事、经济交往和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还要符合自由、公正、理性等法的内在精神。法律规则的创制需要民主参与、科学论证、程序透明。法律规则一旦被创立要为人们遵守，被行政机关有效执行和法院保障落实。法律规则至上，法外特权失去生存土壤。正是在此意义上，完善立法、执法和司法制度，强化规则意识是走向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

同时，中国法治的良性发展，受制于许多因素：

首先是秩序安全。我国的社会转型是通过改革开放，以一种自我革命的方式推进。这种自我转型一面要求不断建构新秩序来取代传统，另一面又需要强有力的秩序来推动和保障转型。我国30年来渐进式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原因之一就是强调秩序的安全稳定；

其次是文化环境。法治发展需要文化支持，因为文化决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我们要在传统中超越，选择和我国治理模式相近的大陆法系的法治发展模式，以实体法治为主，兼顾程序法治。也要注重法治文化的培育。传统文化中优秀的要弘扬，背离法治精神的要扬弃或改造；

再次是利益多元。经济改革的直接后果就是带来利益多元化，包括经济多元、社会多元和管理多元。利益多元为法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因为利益的界定、实现和保护都需要法律规则，需要制度保障。同时，多元利益会形成竞争博弈，而博弈正是法治最核心的机理。法治发展要顺应利益多元的转型需求，为建构多元社会提供制度支持；

中国法治范文篇9

一、中国转型秩序演变的基本假设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第二张中国转型秩序演变趋势的示意图（见图二），其中标明了社会转型不同阶段所处的风险等级与可能面临的危机类型。

三、高位风险阶段：危害与可能的趋势

四、一种广义的法治发展战略

六、法治进程分析之一：经济发展为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

七、法治进程分析之二：社会发展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

八、结语：中国法治的长期性挑战与已有经验

过去近三十年中，中国的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同时仍将继续面临着以下几方面的长期性难题与挑战。

中国法治范文篇10

为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解决社会矛盾，维护和实现社会和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六大特征，无一不与法治具有密切的联系，并且需要通过法治得以保证。

和谐社会对法治提出了新要求。

首先，确立法治理念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前提。观念是行为的思想基础。不同的法律观念指导、制约、影响着人们的法律态度与行为。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首先对法律观念作出梳理，作出适合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的转变。社会主义法的使命决定了它必须对旧法律超越，这种超越表现在它将自己定位为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从价值观意义上讲，必须把公平正义作为最崇高、最基本的价值目标来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