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思想范文10篇

执法思想范文篇1

借助先生的感叹，让我们翻开我国那悠长而丰富的历史画卷，从古代、近代，再到现代、当代，民为至上、以民为本的理念无不闪耀着永不磨灭的熠熠光彩！先秦的哲学家老子曾云：“高以下为基，贵以贱为本”告示我们百姓是社会的基础、民族的根本；盛唐时期的明君李世民经典地提出了“民为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千古明断，并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构建了他所在时代较为先进的吏治；新中国开国领袖同志多次在其著作中谆谆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识推动历史进步的唯一动力”。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至诚地向世人坦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同志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总书记新近提出的这会主义荣辱观，也强调了“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时代不同、体制有别，以民为本的具体内容当然有所差异，但是，他们为民、爱民、尊民、敬民的思想却是一脉相承、内涵相通，也告诉我们民本理念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现实基础！

岁月犹如滔滔江水，不舍昼夜，历史的车轮已经在充满挑战而有包含机遇的二十一世纪运行六个年头，作为当今的检察官、执法者，我们应当立足何处、面向何方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以民为本、执法为民！这既是我国的立法所要求的，也是我国的国情和制度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认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在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就是统治阶级，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所以，无论立法还是司法，必须而且只能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体现民心、民智、民意。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也是对执法者的根本期待。

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的是，在我们的周围和身边，涌现了并且不断地涌现着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执法为民理念的执法者。有一位资深检察官，在他办理一村干部涉嫌贪污公款的案件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的一位亲戚带了一只装有若干人民币的信封来到他的家中，央求我们的这位检察官能够对嫌疑人手下留情、网开一面。我们的检察官清醒地知道，面对利诱稍有松懈将走向人民利益的另一面，他沉静地对来着说：“钱是你的，不是我的，法律是国家的，也不是我的”。是的，法律是国家的，国家是人民的，法律之于检察官犹如画笔之于画家、锄头之于农民、船浆之于船工、钢枪之于战士，我们只能去尊重它、维护它、忠实它，而绝不能也没有资格去毁灭它玷污它。我们的检察官没有说出一哲理，却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这一哲理的深刻内涵，体现了执法为民的法治理念。

执法思想范文篇2

公安分局自建局以来，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端正执法培训班，经过5天的集中学习，圆满地完成了分局安排的各项学习任务。在此，我向在这次民警培训工作中精心准备、认真授课的班子成员及贾志山科长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完成学习任务的各位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下面，我就今后的工作，讲几点意见：

一、加强政治学习，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思想。我们的队伍中存在这些问题，我认为主要是我们民警，特别是一些基层领导干部，严格执法、执法为民思想树的不牢，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利己主义臌胀，没有真正认识到为谁执法，为谁用权、为谁谋利的问题。因此，县局要组织广大民警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胡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迅速掀起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用"三个代表"思想武装头脑，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执法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执法工作标准、牢固树立"执法为民思想、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彻底清除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错误思想，从而加强队伍建设，促进大家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二、规范执法行为，努力做到严格公正执法。全局民警要增强法治观念，模范遵守纪律，严格执行法律，坚决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决不允许降格处理。要通过多种形式，组织民警认真学习法律，熟练掌握法律，正确运用法律，县局党委要加强监督，严格执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对存在以罚代处、以罚代刑、以保代处、不执行收支两条线、白条子罚款等问题。又拒不纠正的领导和民警要严肃处理，该撤职的撤职，该辞退的辞退，该移交检察机关就移处，绝不姑息。

三、进一步加强教育培训工作力度，提高民警素质。今后我们要把民警的教育培训工作作为重要任务来抓，组织民警从最基本的、应知应会的东西学起，从最基本的技能做起，形成自觉学文化、学法律、学技能的氛围。使同志们不仅要知道、要了解，还要精通、熟练、运用自如。要激发广大民警的学习热情，调动民警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使民警养成良好的自学习惯，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切实提高民警的综合素质，从而提高执法水平。

四、加强组织领导，狠抓落实。最近我们队伍中出现的问题，反映出我们在工作中监督、检查不够的问题。可以说，分局的各项制度比较健全，关键是我们在抓规章制度的落实不够，没有下足功夫。因此，我们今后将狠抓各项制度的落实。局纪检、督察、政治处要加大对全局各单位全体民警的监督检查力度，局党组为你们撑腰，发现问题不论是谁一律严肃处理。法制科要开始每日警情跟踪监督检查工作。对各单位每天办理的各类案件，按照队伍正规化管理办法的要求进行检查，发现问题立即纠正，按队伍正规化管理办法严肃处理。分局下发了我局加强执法监督有关规定，各执法单位要按照规定要求认真执行。局党委要求全体民警要严格认真执法，加强业务法律知识的学习，加强人民警察的内务条令的学习，正确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这次端正执法思想培训班，各派出所、刑警、巡警、森侦、经侦、消防等一线执法单位都是重点单位，各科所队长要认真做好各项措施的落实，只有落实到位，才能保证我们这次培训工作取得切实成果。今后将由局领导带队组织纪检督察对各单位执法、服务进行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将严肃追究责任人责任和有关领导责任。

执法思想范文篇3

关键词：公安工作思想观念转变改革

OnBrokeningandFormingIdeologyofPublicSecurityJob

WangYinmei(Dept.ofLaw,theSecondNationalInstituteofNorthwest,MasterofLaw,AssociateProfessor,Yinchuan,Ningxia750021,China)

LinLong(NingxiaPoliceSchool,Vice-president,SeniorLecturer,Yingchuan,Ningxia,750021,China)

Abstract:Theideologyofenforcementofthelawarethebasicproblemthatinvolvethepublicsecurityenforcethelawandadministrativejob.Foravarietyofreasonsforalongtime,thereare

manyproblemsonthesenseofenforcementofthelaw.Thosehaveinfluencedthepublicsecurityenforcementwork.Soitisimportantandnecessarytounderstandandchangetheideologyoftheenforcementofthelaw,tomakeathoroughunderstandingofthereasonwhichproducedthoseproblemsandtoformanewideology.

KeyWords:thepublicsecuritywork,ideology,change,reform

引言：

人民警察是国家重要的执法力量。其全部活动与执法工作密切相关,都必须以法律为依据，以维护法制的权威和尊严为目的。执法是法律赋予人民警察的重要职权，警察执法的二元性（刑事执法，行政执法）特点决定了人民警察的执法活动不仅关系着党的执政地位、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居乐业,而且也关系着党和政府的形象；关系着法律的实施和法制的权威、关系着社会秩序与公正、关系着民众的权利与自由;同时,也关系着警察自身的形象和处境。因此，无论如何认识执法活动在警察职务活动中的重要性，其现实与历史意义都无不为过。

执法活动对警察而言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涵盖着警察工作的全部内容。然而,长期以来，警察的执法活动并没有令社会各个阶层十分满意。警察团队和警察个人也曾经并在当前仍然为此付出着形象、声誉和物质方面的沉重代价。因此，正视警察执法理念中存在的问题，探究其生成的原因，重塑与社会发展和民众需要相协调一致的新型警察执法理念，在警察执法理念领域开展一场破旧与立新的“革命”既具现实的紧迫性，又具历史的长久性。

一、问题的提出：激情与理性的结合与碰撞

在人民警察之中，开展一场执法理念之“革命”是一个富有激情的、有胆识的，虽然令人感觉“迟到”但毕竟真正开始得到了警察群体高度关注的问题。说其“迟到”是因为警察执法思想的落后与不合时宜由来已久，对之进行“革命”的呼声虽然在理论界曾经此起彼伏，但在警察实务各界并未受到过热烈的呼应。【1】说其“富有激情”和“胆识”是因为它不仅抓住了当前警察执法问题中深层次的根本环节，可以从根本上除弊兴利，而且对于重塑公安（警察）形象，赢得党和人民的信赖、支持起到基础性，长期性的效用，这场“革命”所包涵的意义的多样性、现实性、历史性，必将令人为之振臂高呼。

一般来说，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一个既能引起党和国家重视，又能促动民众心旌神往，还能使职业人士产生认同和共鸣的问题往往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它是关系到党和政府形象的问题。

第一、第二、它是关系到社会和民生大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第三、它是社会和民众尽管曾经付出过沉重代价，不断进行追求但却因各种原因仍然尚未完全变为现实的问题。

第四、它是以关怀人类权利的实现、自由的保障、正义的伸张、公平的实现为核心的问题。第五、它是能够使不具有或还缺乏文明因素的民族、社会、国家跨入文明队伍前列的问题。

第六、它是能够唤起民众对国家和社会生活充满热情、对法律——道德充满尊敬，从而不断改造自己生活质量和生活观念的问题。【2】

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总体上讲与这些特征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代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如日中天，民主政治建设不断进步，社会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社会主义中国已进入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在告别了左倾思想统治和短缺经济时代、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自由、文明、民主、法治、秩序已成为社会和民众新的追求和向往。所有这些不仅是理性力量的胜利，也是激情燃烧的结果。在过去到现在的几十年中，由于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执法观念的偏差，给社会尤其是民众个人造成了切肤之痛。因此，自觉进行执法观念之革命，既具激情化、同时更具理性化。是激情和理性的结合和碰撞。这种理性和激情，是对人治传统思想的反思、反叛和质疑，是求变欲望的表现，是对将人作为工具、对象而非目的厌恶、憎恨和放弃。是对执法活动“内忧外患”的积极慎视。体现了关怀人文的情感冲动。

因此，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善待这种理性和激情。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正视问题的勇气和超越现实的动力，能够促使我们从思想深处解放“自我”，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使我们最大程度地追求合理性，最终达到追求真理的彼岸。

说明：本文在撰写中参考了以下著作：《法的价值论》（卓泽渊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权利现象的逻辑》（公丕祥着，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20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张文显著，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法理学论丛》第一、二、三卷（张文显、李步云主编，法律出版社2002年、2003年、2004年版）。

我们还必须正确理解理性和激情的关系。尤其是在思想“革命”的初期，我们既需要激情的呼唤、呐喊、行动，因为它可以起到振聋发

聩、警醒世人的作用，可以使“革命”具有巨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持。更需要理性的思考，因为“革命”不仅需要激情作动力，更需要有明察秋毫、见微知着、把握未来、克服盲目、迷信、冲动的能力和水平。忽视激情会使理性失去生机和活力，而忽视理性则会使“革命”因缺乏理性思考而缺乏深度和广度。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思想革命”具有积极的助推力并保证其不误入歧途。

二、从公安执法活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看传统执法思想的主要表现及生成原因。

（一）当前公安执法活动中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

1、有的一味强调专政职能，忽视社会管理和服务功能。因而以管人者自居，甚至把群众做为专政对象，加速了与社会与公众的对立。

2、有的把执法和管理活动作为谋取小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工具，以执法、管理的名义，实施滥收滥罚，导到“三乱”不断。【3】

3、有的重打击、轻保护，忽视民权、民意、民情、民心，片面地、简单地将打击犯罪等同于保护人民，忽视对公民权益尤其是私权利的充分保护。

4、有的执法不计成本，不惜伤害无辜。习惯于传统的执法行为模式（如大清查、大行动，大轰大嗡等）。

5、有的标签主义思想严重。执法看对象，对领导、集体和对民众个人，缺乏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弱势群体更是另眼相看（即只看其是否违法违规，不看其社会贡献）。

6、违法违纪屡有发生。表现为：

一是一些领导干部贪污受贿问题不断发生，上至各级领导干部下到各警种民警层层均有。有的甚至疯敛财,被称为“造币机器”。【4】

二是一些干部徇私枉法情况严重。如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长李虹在处理一涉及枪支3支、赌资480万元、车74辆的特大案中给当事人通风报信、并做降格处理，罚款了事。案发后该李被判有期徒刑7年。【5】另如安徽省蚌埠市烟草公司副经理在登机安检中被发现带有钜额美金，在被押往合肥进行审查时，其儿子即在机场迎接，车到指点的看守所时，其女儿已在等候。被秘密转移到另一看守所时发现有人给其传纸条，上书“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省检察长说：“我就不信找不到一个能割断内外串供的看守所”，最后被押到南方一省后才斩断内外勾结之线。【6】

三是一些干部以权谋私，并参与违法犯罪。如河南一派出所民警值班其间公然用警车拉三陪女到值班室嫖宿。【7】

四是一些干部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

7、一些民警滥用职权，尤其是行政罚款权、警察权。违法介入经济纠纷。扣押人质，追缴欠款，其中甚至夹杂逼供。如河南省义乌市公安局6名干警干预经济纠纷，绑架该市乡企局局长，并殴打证人。后因媒体曝光而被迫放人。但对当事人说：“今天放了你，明天再抓你，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开的就是这个店，抓抓放放是家常便饭”。【8】另如广东省南海市公安局开着警车满街收容外来人口，送收容站后要每人交1500元赎人，无钱的被贩卖到湖南一茶场强迫劳动，其中年龄最小的仅12岁。【9】

8、不作为现象严重。如湖南省衡阳市巡警人员对医患纠纷中被殴打和受侮辱的大夫不予救助，致使其在患者家属的威逼下怀抱死婴在医院门诊大楼内游走了数个小时。【10】另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公安局因不作为而致使一群殴事件中导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两人轻伤的案犯7年外逃，而当事人的亲属仅个人追逃就花了六年时间。【11】

9、办案中使用非法手段侵犯人权。

一是刑讯逼供（甚至包括对警察也不放过，如云南省昆明市杜培武案）和超期羁押（如重庆市1997年超期羁押1278人；1998年超期羁押1593人；1999年超期羁押1826人；2000年超期羁押1846人）屡禁不止。【12】

二是违法使命警具，摧残执法对象。

三是侮辱人格（如逼迫当事人互抽耳光；强迫做处女膜检查以证明清白;强迫人员裸奔等）。【13】

四是留置中的问题较多（如2001年全国留置268万人，非正常死亡126人，2002年全国留置210万人，非正常死亡119人）。【14】

10，冷漠、歧视态度与特权思想比较普遍。

如死刑犯被执行前想见抛弃自己的母亲，看守所民警不仅不允许，并且嘲笑他说——“见了你也不认你”。另如个别民警在餐馆就餐后为少付款、不付款而与当事人发生争执，有的还声称“吃饭不买单，是给你面子”。【15】

（二）传统执法思想的主要表现及生成原因：

1、传统执法思想的主要表现：

我国传统执法思想的表现具有多样性,与当前形势和任务要求不相适应的主要是:

①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痕迹犹存

长期以来,由于受“左”倾思想路线的影响，我们并没有完全把法律看作是实现社会公正与公平的重要屏障或途径,而仅仅片面地把法律看成是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把公安机关仅仅当作是“国家机器”、“专政工具”和“刀把子”。这种思想在近年来虽有改变但远未改质。其导致的后果：一是客观上有助于形成法律虚无主义思想；二是宪法和法律在社会上包括执法人员头脑中没有取得至上性地位，甚至沦落为办事的一种参考。三是法律难以被信仰，甚至导致出现信仰危机。社会和公众对法律和执法人员缺乏亲和感。

②国家主义、公权至上思想浓厚

一是把国家看成是目的，把个人看成是工具，因此为了国家利益有时“宁可冤枉好人，也不放过坏人”

二是在保护国家利益与保障被告的权利、自由同时并存的情况下，往往不能较好地将二者统一起来，认为保障被告的权利、自由不应妨碍打击犯罪活动的展开，因此导致出现国家利益优先和实体优先思想，甚至出现司法权扩大化和自由裁量权运用过程中随意性过大的倾向。

③管理活动中单纯的传统管理思想比较突出，性恶论意识仍然较为明显

作为一门学科，管理科学从起源到现在经历了传统管理→科学管理→现代管理的发展历程。在对管理对象的认识上，传统管理的特征是仅仅把人作为工具和对象看待，否定其能动性和主体性地位。科学管理的特征是不愿承认人的善良性，因而设置了许多的禁止性规定。现代管理的特征是将人作为目的，追求符合人性化即以满足人的正当需求为目的的管理。在公安执法和管理中传统管理和科学管理中性恶论的思想仍然具有一定空间。由此导致的后果:一是长期以来冷、硬、横、推、拖、管、卡、压等极其缺乏人文关怀的现象始终没有得到彻底改变。二是执法主体思想中“自己是权力主体，它人是义务主体”的意识比较强烈。从而忽略了权力的源头，甚至颠倒或混淆了权力的所有属性和使用属性。

④政策优先，法律为后思想客观存在

长期以来，政策治国的思想和模式在我国客观存在。突出表现为在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上简单地认为政策是法律的依据，法律是政策的固定化、具体化；政策具有灵活性、具体性、现实性、效用性的特点。因此执法和管理往往以政策为主。有的甚至认为违反政策即刻会受到惩处，而违反法律则不一定受到处理,从而事实上存在着以政策消蚀法律的思想。

⑤实体优先思想

从历史的向度看，“重实体，轻程序”是中华法系的一大传统和特点。这一传统和特点的影响力至今犹存。从现实的向度看，由于公安执法和管理工作长期以来还没有完全建立起科学、合理、完整、长效的评价体系，过分突出了破案率、查处率、打击率。致使很多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对“指针”负责的意识往往超过了对社会和人民负责的意识。同时，从法律自身的规定看，对违反实体法的后果规定的比较明确具体，而对违反程序法的后果规定的相对模糊而且处罚的力度也较轻。从而使得部分民警有“无论如何实体法不可违反，而为了工作违反程序法则未尝不可，只要不造成严重后果就行”的思想。

2、对传统执法思想产生原因的检讨：

造成当前公安执法思想和观念比较落后的因素是复杂的。既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也有制度设计和执行落实的因素。其中较为突出的是：

①封建思想遗毒的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史。封建社会具有专制性、不平等性、等级性、普通百姓缺乏法律主体资格和地位的特点。其法律制度具有诸法合一、实体至上、程序发育不全的鲜明特征。同时，中国社会发展中又跳过了资本主义这一历史阶段，由于没有生存的空间，资本主义法律中具有进步意义的法律理念和制度也没有能够在中国得到充足的发展。从二十世纪初爆发的“五四”运动到至今为止的近百年以来，中国社会虽然多次开展过反封建运动，但封建社会的遗毒并未完全消除，仍然在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着影响。

②‘左倾’思想的影响

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我国错误地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年年、月月、天天”讲阶级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此其间，作为上层建筑和国家机器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机关基本上变成了单一的专政机关；本身具有独立品行的法学也不得不演变为“斗争法学”和“政治法学”。司法机关的专政性和法学的阶级性异常地得到了彰显，变得单一而突出，甚至掩盖了其它应有的属性。同时，在这一时期，由于受原苏联国家法学家维辛斯基关于法定义（法是表现统治阶级意志的行为规则和为国家政权认可的风俗习惯和公共生活规则的总和，国家为了保护、巩固和发展对于统治阶级有利的和惬意的社会关系和秩序，以强制力量保证它的施行）。【16】——安•扬•维辛斯基：《国家和法的理论》，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101页）的影响，我国的法学教育向受教育者灌输的也是片面的甚至是不合时宜的法理念和法知识。就理论界而言,这一问题经过争论和法治实践已基本得到解决，但在执法人员中它的影响仍远未消除。

③人性善恶观念

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在东西方都已由来已久，各种观点纷呈倍出。从法律的角度看，西方社会一般认为人性和权力是不可信赖的，二者结合起来则更为可怕。因而它们以人性恶为执法、立法的假设出发点，给法律权力的执掌者和运用者设计了种种的限制，同时又给普通公民赋予了较强的自卫权和抗辩权；而在中国则好象恰恰与此相反，我们在更多的时间和更广的空间内虽然不认为普通公民不可信，但总是认为“公仆”的道德觉悟和素质更高或应该更高。这种认识往往极其容易被“公仆”们认同并内化到其意识之中。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们对“公仆”权力的限制或制约机制远远不够健全，对普通公民的权利保障力度也远远不够强大，从而养成了“公仆”权力运行中的任性和自以为是，强化了以性恶论为认识基础的“有罪推定”思想。

④公安机关的角色定位不准

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公安机关的角色定位上一直处于非稳定状态。在二十世纪50——60年代中期，我们把公安机关定位为“武装性质的半军事单位”，主要强调其武装性质，要求其向军队靠拢，从而导致军警难以区分。在二十世纪70——80年代中期，我们把公安机关定位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工具和刀把子”，主要强调其国家机器的暴力属性，从而淡化了其服务性质。这一定位由于不合时宜和现代文明的要求，在1995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中已被否定。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宏观背景下，公安机关被定位为是“国家的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这一定位强调和突出了公安机关的司法性质，但在一定程度混淆了机构职能和性质的区别。由于《宪法》已经确认公安机关是国家的行政机关，因此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距离，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人较难理解。【17】

公安机关定位的不稳定状态带来的后果是多种多样的。简单地说，它导致了警察地位、身份、责任的模糊，使公安机关的执法和管理工作出现了扩大化、无限化趋势。

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保卫新政权，打击、镇压、镇反、清匪是公安机关的主要职能。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公安机关确实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和刀把子。但在目前，我国已经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发展新阶段，国家机关、法律和执法工作都必须以保护、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落实为主旨。否则不仅与现代法制建设的使命不符，而且会给敌对分子提供不讲民主的口实。党和国家对此认识非常明确，同志对公安机关和公安工作提出的“严格执法，热情服务”的要求就十分鲜明地反映了这种思想认识的转变。这一符合宪法精神、具有时代特征意义的概括就是对新时期公安机关和公安工作的准确定位。

⑤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万能的影响

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架构具有大而全的特征,政府的职能具有万能性的特征。在这种体制下，社会事务无论巨细皆由政府管理，皆出自政府的计划。由此，计划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了权力经济，有权就有一切，就可以恣意，从而出现了公权的扩大化和强势状态。而私权被弱化甚至被消灭，权利主体应有的自主性逐步萎缩。

另一方面，公安执法的二元性构造特征决定了公安执法和管理工作具有广泛性的特点，加之其它种种因素的影响，公安机关在一定程度或主动或被动地扮演了“不管部”（其它部门不管的人与事公安部门都管）、“全能局”的角色。加之公安工作的内容、职能不断出现着扩大化的趋势，从而促使和强化了全能观念的发育和生长。

二、促使公安执法思想和观念变革的原因：

从国外警察执法工作的实际来看，有两种因素容易引起警察执法工作（包括执法思想观念）的变革。一是警察内部问题较多尤其是有的问题(如腐败等)比较严重。二是社会及公众对警察工作反映较大。这两种因素在当前我国的警察工作中都客观存在。将我国的公安执法工作和执法理念放置在当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它具有明显的落后性和不适应性，应该而且必须通过进行“思想革命”的方式坚决予以破除。这是因为：

（一）、它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和战略目标的要求不符

“依法治国”是宪法确认的新时期重要的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进入新世记后重要的战略目标。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客体是国家机关的各级各类管理行为；目的是实现政治民主化、民主法治化；目标是实现宪法至上、法律至上；要求是执法工作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当前，公安执法中的“自我中心论”、“法律工具论”、“权力至上论”、“义务本位论”等思想观念明显与此相反。

（二）、它与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法律精神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执法工作的要求不符

1、一般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法思想应该体现以下精神和内容：

（1）、权利本位

它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法的精神的首要因素。权利本位的要义是：在法律体系及执法过程中，要以权利为起点、核心和主导。权利本位源于商品交换自身本质和规律的要求。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权利经济。交换就是权利的互相让渡，必须以权利的设定为前提和起点。假如权利模糊或缺席，就会限制交易自由。只有权利到位，市场经济才能到位。所以，市场经济必须要求权利本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利本位存在和表现于两种关系之中：

一是权利与义务关系：权利本位意味着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设立义务的目的在于保障权利的实现。在权利和义务中，义务始终处于被动的、待命的状态（在公安执法工作中公民的权利就是公安机关的义务；尤其是在私权范围内，公民如果没有提出对权利保护和救济的请求司法机关则一般不应主动干预）。权利本位的基本目的在于弘扬人的自主意识和主体精神、认可和扩充人的自由空间。

二是权利与权力关系：权利与权力向来关系紧密，很大程度上具有孪生性。权利本位意味着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源泉，是国家权力配置和运作的目的和界限。也就是说，国家权力配置和运作的目的只能是为了保障公民主体权利的实现；协调公民之间、公民和国家之间的权利冲突；制止权利之间的相互侵犯，促进权利的平衡发展。而绝不另有它图。

权利本位思想要求要把权利从权力中解放出来，不断给权利松绑，实现政治与经济、政府与企业、公共社会与市民社会的相对分离。为此必须抛弃国家本位、官僚本位、权力本位等传统思想。

（2）、契约自由

契约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契约自由是现代法律和执法活动的精神内核。在市场经济关系中，鉴于血缘、宗教、伦理、权力关系形成的身份关系要逐渐退居次要地位。每个人都应该成为独立的和平等的主体，都应该能够平等、自由地缔约。而任何含有特权、奴役、歧视、剥夺性的行为都将被法律视为无效。这就必然要求双方地位要平等，人身要自由。

在契约社会中，可以认为法律就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契约。所以，国家和政府行为活动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保障公民（缔约者）的人身自由和财富安全。马克思曾经指出：“法律是人民自由意志的圣经”。我国现代社会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人民意志的体现，是人民合意后所达成的权利义务规范。而不是强加于人民身上的命令；我们的政府和政府手中的权力来源于法律，来源于人民，只能在法定范围内行使。当然，作为公民也必须负有守法的义务。因为公民的守法与享受国家法律的保护始终是互相交换的。当然，契约自由向来不是绝对的。如不能违法、不能显失公正、不得损害他人及社会利益、不得违反公共民俗等。反之必然遭受法律的干预。

契约自由要求执法工作必须为维护交易安全、增进交易信心、促使讲求诚信、减少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益服务；同时要求通过执法活动扩充个体的私人自由空间，培植自由、诚信、互利、互律的社会环境，推动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逐步转变。

2、党的十六大已经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确定为新世纪全党全国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体系不仅包括经济指针，而且包括人文指针（如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以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得到切实保障。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等等）。公安执法工作要服务、服从于这一大局就必须摆正位置，树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的思想观念，尤其是要加快行政管理改革步伐，尽快完成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

（三）、它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的发展要求不符

民主政治是指在政治生活中要实现民主化，反对专权化。政治文明是人们在社会发展中获取的政治成果和进步状态，包括政治意识文明、制度文明、行为文明。其目的是要追求政治领域中的有序状态。同志曾经指出：“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可见，党的领导是民主政治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基本方略。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要求执法工作必须：

1、将维护政治稳定（包括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公共秩序的有序性；阶级关系的均衡性；公共政策的连续性）始终放在突出位置。

2、将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执法的重要价值目标不懈进行追求。在执法活动中保证人民权利得到落实，从而使人民进一步增强对党、国家、法律的期望度，信任度。

（四）、它与WTO背景下政府职能转变对执法工作的要求不符

我国已经全面加入了WTO。在WTO背景下,政府的职能正在向“宏观调控；提供服务”的方向转变。其管理工作也在按“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进行调整。政府包打天下、统管一切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传统的“无限型、神秘型、任性型、权力型、利益型”执政方式已开始向“有限型、透明型、守信型、责任型、中立型”快速变革。同时，WTO的基本原则（如平等待遇；利益、权利、义务对等；公平、公开、透明等）也要求政府工作必须：由注重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向注重用法律手段管理转变；由事无巨细的管理向宏观调控和提供公共服务转变；由暗箱操作向信息公开、扩大知情权转变；由以审批管理为主向监督管理、服务管理转变。

这种转变对执法思想和观念上的要求是：

第一、要由全能型执法向有限型执法转变（因为对一个部门来说执法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全能的）。

第二、要由神秘型执法向透明型执法转变（因为只有透明执法才能使法律和执法权威增加、特权丧失，反之亦然）。

第三、要由任性执法向守信执法转变（因为任性执法具有缺乏稳定性、可预见性和随意性的特点，从而降低了法律和执法的可信度，背离了执法和管理应该追求的价值目标，损害了法律和政府的权威及形象）。

第四、由权力型执法走向责任型执法政府。执法机关行使执法权力是其天职，本来无可厚非。但如果片面化地将它做为执法机关唯一的存在方式，忘记责任、宗旨、目的则会大错特错，将会导致出现权力争夺、责任真空现象的出现。

（五）、它与公安机关的使命、定位及公安执法工作的基本要求等不相符合

新形势下的公安机关是“严格执法，执情服务”的公共管理与服务机关。它的基本使命是要“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在此框架下，公安执法的指导思想是要坚持“立警为公，执法为民”。其基本要求:一是要做到“四个忠于”（即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二是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三是要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而当前公安执法思想中的立警、执法“为私、为利、为官”等等观念与上述要求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三、新型执法观念的构造内容及途径

(一)公安执法观念的构造内容

公安执法观念的构造内容具有丰富性、层次性、变动性，是一个观念系统。主要包括：

1、法律至上观

众所周知，计划经济是权力经济，要求权力至上，而市场经济既是自由经济，要求主体地位平等。又是法制经济，要求以法而治。为此，权力必须退让，法律必须至上。法律至上要求完成由权力至法律、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契约必须要求自由，自由必须要求平等，平等必须要求秩序。这一切需要法律及其正常的运行来保障。由此可见，在当前，法律不仅要成为手段，更要成为目的和价值追求。为此，一要克服长官意志高于法律的思想和“黑头（法律）不如红头（政策），红头不如白头（内部规定），白头不如笔头（领导批示），笔头不如口头（领导指示）的现象。二是要克服地方、部门利益高于法律利益的思想。三是要克服经济利益高于法律利益的思想。

2、权利本位观

由于法律是人民自由和权利的宣言书。因此,法治社会必定是一个权利社会。在这种社会形态中，权利的取得、运用、保护、救济在法律上都具有明确的先定性和严格的规范性。“要想认真地看待法律，就必须认真看待权利；只有认真地看待权利，才能认真地看待法律”。加之在法律社会中公权范围将逐步缩小，私权社会（即市民社会）将逐步形成，权利本位必将或已经开始成为现实。所以，执法工作必须树立权利本位思想。为此，一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使权力服务、服从于权利。二是要做到以权利制约权力，以防止权力的恣意和横行。三是要克服公权本位、义务本位思想，树立私权优先观念。四是要加大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保护力度（因为公权力来源于私权利，应该为私权利服务），减少并最终禁止以公权侵犯私权的现象，尽快实现由权力社会到权利社会的转化。

3、公正与平等观

公正既是执法工作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也是社会与公众对执法工作的基本要求。公正不仅是应该实际存在的（即实体公正），而且应该是让人能感受到的（即程序公正），否则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公正。通过程序公正实现实体公正是现代法律和执法工作追求公正的基本路径。对于长期以来有着“重实体，轻程序”传统的我国来讲，深刻认识并努力实践这一思想意义重大。

要想实现公正，还必须强调平等。如果执法者不能在法律上平等地看待执法对象，也就必定不可能公正的予以对待。因此，公正的前提是平等，离开平等，则无公正，只有特权。

4、秩序与自由观

实践证明，革命需要暴力，建设需要和平，和平要求秩序,秩序依靠法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秩序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一种动态有序性的表现。因此，管理活动必须走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樊篱，树立管理目的与手段相统一的思想。【18】在强调秩序的同时，必须看到，追求秩序并不是管理活动的全部目的，让公民个人在有序的社会环境下充分享受和行使法律规定的自由权利，自由地发挥才干才是立法、执法和管理的重要价值追求。长期以来，尤其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把人当作是螺丝钉，常常被拧来拧去，对公民个人的自由（如流动、迁徙；从事经营活动；出入境等等）实际上处于不宽容，欠保护甚至限制的状态，其历史的教训和付出的现实代价都极为沉重，必须谨记。

5、人文主义思想观念

现代法律和执法工作是以关怀人文为终极目地的。人文主义是经过长期积淀后形成的一套观念体系，也是崇高的社会行为准则和社会生活方式。其要义是：法律、执法和管理工作都必须以人出发点，以人为中心，以人为主体、目的，而不能将其作为手段和工具。执法和管理工作关怀人文就是要将人的解放、尊严、幸福作为追求的目标，将民主、公平、宽容、诚信作为执法和管理的自觉意识和行动。因为：一方面，人是社会、经济的主体，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利益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健康、文明的社会状态和高效的经济发展速度也只有依赖于良好的现代人文环境才能得以实现。

作为一套观念系统，人文思想包括的内容与现代法律精神有很多重合之处如权利本位，民主精神，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等等。它们是现代法律和政治民主化不断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执法和管理工作只要注重人文关怀就可以帮助克服“政策主义”（以政策指导法律）、“工具主义”、“实用主义”等固疾，消除市场经济负效应（如权力异化，恃强凌弱等）的影响。

执法和管理工作中树立人文主义思想，就是要将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作为首要的因素来考虑，把”维权、服务、亲民、爱民、为民、安民、乐民、富民”做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这一角度看，坚持人文思想，做到以人为本与“三个代表”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是相一致的。

需要说明的是，树立和坚持人文主义思想观念绝不等于淡化专政观念。公安机关的性质，任务、使命决定了在公安执法工作中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意识在任何时候和情况下都必须强化，否则会出现“警察中立论”思想，其危害后果不言自明。

（二）执法思想的转变途径

众所周知，思想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其中既需要通过自主地学习对传统观念进行自我改造，也需要通过制度、机制的改革来促使。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1、加强学习，提高认识

就学习而言，针对公安执法和管理中存在的思想观念问题，目前主要的一是要加强对法律的深入学习，以求更好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法律的内涵和精神。二是要学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以此为指针，推动执法思想和观念的彻底转变，切实实现“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从而使民警能够始终带着对党和国家，人民群众的感情去执法，做到为国护法，为民执法。能够始终维护法制的尊严和权威，使法律确实被信仰。

2、加大改革力度，转换工作机制，消除传统执法思想存在的制度因素

思想观念的破旧与立新不仅需要执法者主观上的学习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要依靠外力的推动。实践证明，警察工作（包括执法工作）的改革常常由两种因素引起：一是外界压力增大，二是内部腐败不断。这两种因素目前在我国都客观存在。所以，要进行思想的革命运动，在加强学习的同时，还必须改革公安执法工作的机制和模式。

(1)、在侦查模式上实现从“从人到案”到“从人到案和从案到人相结合”的转变。“从人到案”和“从案到人”是两种不同的侦查模式。它们共同的本质都是为了达到破案的目的。我国传统的侦查思路和工作模式大多采取“从人到案”模式即(从发案开始)勘查现场—调查访问—采取各种侦查措施(主要有追缉堵截、摸底排队、控制赃物等)—发现犯罪线索—找到犯罪嫌疑人—审讯—破案，即从已经发生的案件入手开展工作，最终找到犯罪嫌疑人。而“从人到案”的工作模式则是从“人”开始入手，通过对人的管理、控制、调查和对各类信息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等专门性工作，发现犯罪线索，揭露和证实犯罪，从而破获刑事案件的一项综合性刑事侦查工作方式。其特点是强调：基础工作的长期性；日常管理的动态性；侦查手段的综合性；整体效果的长久性。其基本的工作要求是必须：以信息网络为依托；以信息资料的整理、贮存、搜集为根本；不断强化刑事特情工作、刑嫌调控工作、阵地控制工作。从而改变侦查工作经验型、粗放型、被动型的落后局面，尽快走上科学、高效的工作道路。

(2)、在治安管理上要破除“对领导负责、对指针负责”的片面思想，由事后、被动管理向事前，事中主动管理转变。

为此，必须树立“社会治安社会管”和“为人民管治安”的工作思想，努力谋划和创建治安管理联动机制，改变“百家综合，一家治理”的局面。必须通过实施社区警务改革等措施不断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建立新型、系统的“打防控一体化”工程，改变社会治安管理的被动局面。

治安管理的内容虽然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的特点，但总体上仍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因此，应该按照行政管理改革的原则要求进行改革。当前的重点是要尽快完成由审批管理型向服务管理型的转变。为此：一要减少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程序，以转变管理重点、提高管理效率；二要建立健全公开听证制度，实现阳光作业，防止腐败发生。治安管理的改革目标总体上应该向“手续简便化，规则公开化，程序规范化，操做科学化，管理服务化”的方向发展，以实现管理活动“权限确定化，责任明析化，行为规范化”。

3、重视和推进警察队伍的职业化建设进程

从1829年英国建立世界第一支职业化警察队伍开始算起，警察职业化建设在国外已有170多年的发展历史。我国警察的职业化运动起步较晚，既落后于国外同行，也落后于国内法官、检察官队伍的职业化建设。职业化建设包括的内容很多，主要包括：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道德：职业资格、职业地位、职业技能；职业保障等。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与执法思想和观念相关。解决公安执法（包括思想观念和执法水平）问题必须推进职业化建设。在此方面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很多，应该说任重而道远（限于篇幅，对此将另文专述）。

结束语：

执法思想和观念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广的问题。其中有历史因素，现实因素，制度因素等等。转变执法思想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甚至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这又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同志曾经说过：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只要我们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坚定“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指导思想，相信广大公安民警必将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执法思想和观念的转变，以崭新的执法形象矗立于民众和社会之中，为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参考资料：

【1】、李龙：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安执法观念的重塑（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1993年3期；对公安机关双重性职能的再思考论纲（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1993年3期

【2】、卓泽渊：法治国家论（M）中国方正出版社北京2001年版

【3】、《人民公安报》（N）北京2003年8月合订本

【5】、【6】、【7】、【8】、【15】、林喆等编：腐败犯罪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2年版

【4】、《人民公安报》（N）北京2003年6月合订本

【9】、【10】、http：///2003年9月新闻专栏

【11】、中国公安网大讨论专题·案例集

【12】、徐晓丽：公安机关侦查超期羁押危害及对策（J）警察教育2002年5期

【13】、岂能用处女膜证明清白（J）转引自警察文摘2003年3期

【14】、《人民公安报》（N）北京2003年9月合订本

【16】安•扬•维辛斯基：《国家和法的理论》（M），法律出版社北京1995年版

执法思想范文篇4

包括法律在内的治国制度与政策，是否应该适应民心？法家给予了否定的答复。韩非斥责那些主张为政必须“得民之心”的人根本不懂得治国之道，他毫不掩饰地说“为政而期适民”，是“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5]与这种政治理论相一致，秦朝统治者简单地把法律视为治民的工具，以暴力胁迫百姓“奉法”、“守法”、“顺令”，根本不在意法律与民心需要调适的问题；甚至对待民间风俗，秦朝当政者也迷信单纯依靠法律政令就足以移风易俗。秦始皇的《会稽刻石》中就有一段充满了霸气的文字：“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洁，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6]秦的一位郡守在颁布给属下官员的文告中，也对法度改造民心、风俗的作用津津乐道：“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避（僻），除其恶俗。”[7]整个官场充斥着法律无所不能的崇拜意识。

进入汉代，关于法律的政治舆论顿然改观，以人情和民心论礼制、论法律，成为一代成规。

汉高祖开国之初，儒者叔孙通自请拟定“朝仪”。他对“礼”的要义表述为：“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8]汉文帝以“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三项要求，策试所举贤良文学之士，晁错在“对策”中回答：“其为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后行之；其动众使民也，本于人事然后为之。取人以己，内恕及人。情之所恶，不以强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其立法也，非以苦民伤众而为之机陷也，以之兴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乱也。”[9]汉昭帝时期在著名的“盐铁会议”上，文学宣称：“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10]东汉的思想家王符，总结了人情与礼制、法禁的之间的渊源关系：“先王因人情喜怒之所不能已者，则为之立礼制而崇德让；人所可已者，则为之设法禁而明赏罚。”[11]上述诸人，不论其为儒学之士，还是具有法家情结的经世学者，在论及法律之时，均表达了对“人情”的重视，称之为汉代的学林风气当不为过。

“循吏”的话题，同样直接涉及“法律”与“人情”的关系问题。循吏在汉代的出现，以及《史记》、《汉书》各立《循吏传》，成为后世“正史”的既定模式，对此早有学者予以重视和研究。特别是余英时的名文《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更是得到了广泛好评。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循吏”概念的变迁，余英时设专节加以讨论。他的结论是：“司马迁所谓‘循吏’是指文、景时代黄老无为式的人物”。“‘因循’两字即是《史记》‘循吏’之‘循’的确估。”[12]此说固有新意，但依然还有可以从容讨论的余地。在我看来，《史记》和《汉书》的“循吏”概念即便有些许差异的存在，但在根本之处是相互一致的：循吏的主要特征是在国家法律与“人情”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唐代学者颜师古对“循吏”的一个解释最为妥当：“循，顺也，上顺公法，下顺人情也。”[13]这一解释与司马迁的“循吏观”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太史公自序》自言《循吏列传》的著述缘由“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14]《循吏列传》开篇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15]余英时先生也征引过这两段文字，但没有深加考究。我认为，“奉法循理”与“奉职循理”实在是理解“循吏”概念的关键。其中的“奉法”与“奉职”同义，是指居官者以遵行法律为职责所在；而“循理”则是指顺守人情之理[16]。司马迁两论循吏，都是在“法令”、“百姓”的语境之中讨论问题的，恰恰可以证明颜师古的注释深得司马迁“循吏观”的要义。与“酷吏”相对照，来理解“循吏”无疑是可取的思路。如果有人把两类官吏的区别表述为执法的“酷重”和“从轻”，恐怕未得确解。应该说，是否重视“执法平”，才是两者之间的分水岭。酷吏惟君主命是从，把国家的法律视为贯彻君主个人意旨的工具，为此，他们可以不惜曲解法律，出入人罪，轻重由己，而完全不顾及“人情”——这是酷吏执法给人以“酷重”印象的真正原因。循吏则致力于维持法律自身的尊严和稳定，并且在执法过程中尽量兼顾合乎人情——这同样是循吏有“轻刑”之誉的成因。

从人情出发讨论立法和执法的得失，在汉代是常见的现象。西汉中期，针对京兆尹张敞允许有罪者入谷边郡以赎罪的奏请，萧望之等人提出反驳：“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赎罪，如此则富者得生，贫者独死，是贫富异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贫穷，父兄囚执，闻出财得以生活，为人子弟者将不顾死亡之患，败乱之行，以赴财利，求救亲戚。”[17]又如，主张“尚德缓刑”的路温舒，曾经批评治狱之吏以严刑罗织罪名而造成冤案泛滥：“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偷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18]他们讨论问题的思路各有不同，而把人之常情作为估测法律实效的出发点则是相同的。

在汉代的执法实践中，人情时常作为判刑量罪的一个参考指数。如，汉初，赵国大臣贯高极力辩白赵王张敖没有参与刺杀汉高祖刘邦的密谋，刘邦命人以私交身份核实贯高供词的真伪，贯高答以：“人情岂不各爱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论死，岂以王易吾亲哉！顾为王实不反，独吾等为之。”刘邦据此认定贯高证词为实，“乃赦赵王”。[19]

汉代的一种现象，尤其具备研究的特殊价值：某些本身不精通法律的官员，却可以出任廷尉，并且竟然“大胆”到可以凭借洞晓人情的优势而试断狱案。朱博堪称为典型。“复征为光禄大夫，迁廷尉，职典决疑，当谳平天下狱。（朱）博恐为官属所诬，视事，召见正监典法掾史，谓曰：‘廷尉本起于武吏，不通法律，幸有众贤，亦何忧！然廷尉治郡断狱以来且二十年，亦独耳剽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掾史试与正监共撰前世决事吏议难知者数十事，持以问廷尉，得为诸君覆意之。’正监以为博苟强，意未必能然，即共条白焉。博皆召掾史，并坐而问，为平处其轻重，十中八九。”[20]朱博所谓的“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之说，强调的是法律可以通过人情而测知。朱博和他的属吏的举动，尽管是官场游戏，而非真正的审案。但是这一“游戏”的进行以及最终的结论，可以证明即便是在专职的司法官员内部，人们也相信，法律与人情有内在的一致性。

把法律与人情的相关性，上升到执法理论的高度，就是在汉代颇具影响的“原心定罪”之说。“原心定罪”（又称“论心定罪”）是儒家的一种政治理念，经过董仲舒的解释与发挥，在汉代广为人知，而且成为量刑判案时常加引用的原则。董仲舒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21]这一主张的核心是，执法者在断案时，不仅要弄清犯罪的事实，更要追索涉案人的动机。只要有邪恶的犯罪动机，不必待其犯罪行为实际发生，就应当加以惩罚；对首犯必须从重论处；对虽有犯罪行为但动机出于善良或情有可原的人，则应当从轻论处。参加盐铁会议的儒生，把这种“动机论”表述得更为明确，“《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22]就是把“人情”渗透到法律之中、甚至置于法律之上，以涉案人的动机善恶作为量刑的首位标准，而把客观的犯罪行为和危害结果置于次要地位考量。

这一原则，在执法中的有效性是无需质疑的。西汉后期，发生了一场围绕着前丞相薛宣涉及权力之争的“毁容”案件，在讨论量刑时，出现了御史中丞、廷尉两种处置方案之争，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和将军、博士、议郎各自支持一说。在这场“高规格”的刑事案件讨论中，廷尉等人就是高标“《春秋》之义，原心定罪”[23]之说而得以占据优势。在另一场涉及收捕在职丞相王嘉的“诏狱”之案中，也还有永信少府等十位朝臣出面，巧妙地缓解皇帝的“邪火”、争取为王嘉保留一丝人格尊严，他们借重的名义是“圣王断狱，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衔怨而受罪。”[24]面对此说，皇帝也不得不有所收敛。东汉中期的一个政治性案件的处置也可以说明问题。少年儒生霍諝的舅父宋光受人诬告，大将军梁商以宋光“妄刊章文，坐系洛阳诏狱，掠考困极。”霍諝上奏记于梁商，为舅父宋光洗刷冤屈，同样引用“《春秋》之义，原情定过，赦事诛意”之说，并且进一步以“人情”证明宋光的冤情：“（霍）諝与（宋）光骨肉，义有相隐，言其冤滥，未必可谅，且以人情平论其理。光衣冠子孙，径路平易，位极州郡，日望征辟，亦无瑕秽纤介之累，无故刊定诏书，欲以何名？就有所疑，当求其便安，岂有触冒死祸，以解细微？譬犹疗饥于附子，止渴于鸠毒，未入肠胃，已绝咽喉，岂可为哉！”大将军梁商被霍諝的才志所打动，“即为奏原（宋）光罪”。[25]

汉代士人对“原心定罪”的一片喝彩之声，除了它是儒家理论、符合常人心态之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在执法实践中有援救善人的实效。对此，思想家王符表述为“先王议谳狱以制，原情论意，以救善人”[26]。以上所举事例，确实可以证明它有这样的功效。

当代学者对汉代“原心定罪”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执法依据的不确定性、非客观性上。李泽厚先生对此所表现的担忧颇值得玩味：“‘原心论罪’的原则给法律判决留下了极为宽泛的伸缩余地，大为削减了法的理性形式所要求的普遍性。”[27]如果对李泽厚先生的话题“接着说”，大可以设问：在法律判决中存有“极为宽泛的伸缩余地”，是否对保持法的理性有特殊作用？力求把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都纳入成文法律的管辖之下，这样的追求，不仅见之于秦朝，也见之于王莽“新政”，但它们都以失败而告终。任何时代的法律条文，只能是针对社会的一般状况做出规定，法律的确定性自然带来了它的僵化性；而任何一个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都可能带有特殊性、复杂性。针对这个永存的矛盾，现代法律学尝试以赋予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来加以解决。即在法律没有规定、或按法律规定不能恰当处理案件时，法官有权力根据公平、正义原则以及自己的良心自由地裁判案件。[28]汉代的“原心定罪”，所赋予法官的权利，似乎与“自由裁量的权力”颇为相通。它以执法的灵活性，力图兼顾“个案公正”和“社会公正”的一致性（至于如何防范执法者借机故意出入人罪等枉法行为，那是另外的话题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原心定罪”体现了法律的实质上的理性，这远比形式上的理性更为重要。

重视法与“人情”、民心的内在一致性，对理性立法的影响也是极为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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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为了敦促废除“收孥相坐法”，特旨晓喻大臣：“朕闻之，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于民，为暴者也。朕未见其便，宜孰计之。”[29]（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汉文帝大胆承认“不正之法”的存在，并且把害民之法斥之为暴政暴法，其理性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汉宣帝有诏曰：“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条奏。”[30]元帝初立，下诏：“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难犯而易避也。……其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条奏，惟在便安万姓而已。”[31]这些以“安民”为宗旨的议法诏书，或许有“政治作秀”的成分在内，指望让皇帝真正代表民意也难免有幼稚之嫌，但它确实可以使得政治运作在理性的框架内进行。

二、法律与皇帝诏旨的制衡

应该如何看待法律与皇帝诏旨之间的关系？汉代一直存在着以酷吏、循吏为代表的两种不同观点的对立。

如下一段文字，是治秦汉史的学者耳熟能详的：“（杜）周为廷尉，其治大抵放张汤，而善候司。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谓周曰：‘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32]杜周之说，集中代表了酷吏惟皇帝之命是从的执法思想，把皇帝的诏令当作国家法律的直接来源，将诏令的法律效力置于国家法律之上，身为执法官则甘当皇帝的鹰犬。这样的理念，确实可以得到皇帝的青睐，酷吏的得宠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此。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观点是否代表了当时执法观点的主流？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得到主流舆论肯定的观点是：对国家有责任感的执法官员，首先要尊重和维持法律的尊严，在面对法律与君主旨意相冲突的场合，执法官员不可曲法阿主。

被尊为汉代执法良吏的张释之，在这一方面做出了表率。汉文帝出行，有一人无疑中惊扰乘舆马。文帝使人捕之，押送廷尉张释之审判。不久，张释之奏报审案结论：按照“犯跸”之法处以罚金。汉文帝大怒：“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张释之从容解释：“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33]至此，汉文帝也不得不承认张释之是依法断案。张释之的“执法观”有两点最为重要：其一，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共同拥有、应该共同遵守的；其二，廷尉作为最高的专职司法官，一旦经手案件，就只能依法办事，而不能顺从皇帝个人的意旨。张释之的观点当然有其局限性[34]，但在要求皇帝尊重执法官的独立办案权力上，他无疑走在了当时人的前列。汉武帝时期的名臣汲黯对酷吏张汤的批判，正是集中于此流人物的阿谀皇帝、玩弄法律：“御史大夫汤智足以距谏，诈足以饰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重。”[35]张汤、杜周之流酷吏，固然可以官场得势，但永远得不到舆论的好评，倒是张释之和汲黯这样尊重法律、敢于面折廷争的官员，才能够得到人们（包括皇帝在内）真正的尊重。

最为难得的是，汉代的智者，非常理智地将某些根据皇帝个人意旨而制定的法规，赋予临时性、权宜性的界定，使之与作为治国大法的律令之间的法律效力呈现出明显的高低之别。东汉中期的张敏就是此类智者的翘楚。

章帝建初年间，有一位孝子杀死了侮辱其父的仇人，按照“杀人者死”的法律规定，孝子应该受诛。章帝垂怜其孝心，特旨宽宥免其死刑。此后执法官审案遇到类似事件多引以为判案的依据。稍后，以章帝的诏旨和案例为基础，制定了《轻侮法》。到汉和帝时，时任尚书的张敏，针对《轻侮法》滋长了为“复仇”而私相杀人之风的积弊，两度提出驳议：“夫《轻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决，宜从上下，犹天之四时，有生有杀。若开相容恕，著为定法者，则是故设奸萌，生长罪隙。……《春秋》之义，子不报仇，非子也。而法令不为之减者，以相杀之路不可开故也。今托义者得减，妄杀者有差，使执宪之吏得设巧诈，非所以导‘在丑不争’之义。又《轻侮》之比，浸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转相顾望，弥复增甚，难以垂之万载。”“臣伏见孔子垂经典，阜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为非也。未晓《轻侮》之法将以何禁？”[36]史称汉和帝采纳了他的建议，《轻侮》之法即便没有废止，至少滥加援引的现象应该是被制止了的。张敏把《轻侮》之法定性为“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最应该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此处的“一切”绝非寻常所理解的“全部”、“所有”之意，在汉代“一切”有个特定的含义——“权时”[37]，即根据时势需要而做出的权宜性、临时性规定。在张敏的语言环境之中，与“先帝一切之恩”相对的“成科班之律令”，应该是指更为根本、更为恒久、更为尊崇的国家律令体系。可以理解为习惯上所泛称的“汉律六十篇”[38]。关于“成科班之律令”，两汉史籍仅此一见，但它的存在是不必质疑的。笔者认为，“正法”的概念，应该就是“成科班之律令”的标准表达，张敏所用的表述则有一定的通俗性、描述性。

“正法”是代指国家的主体性法律体系，至少可举出以下例证。

淮南厉王刘长骄恣违法，汉文帝指使薄昭出面，致书刘长加以切谏，其中有谓“汉法，二千石缺，辄言汉补，大王逐汉所置，而请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天下正法而许大王，甚厚。”[39]

汉武帝崩，昭帝初立，燕王刘旦谋为叛逆，朝廷派遣吏员前往处置。“侍御史乃复见王，责之以正法，问：‘王欲发兵罪名明白，当坐之。汉家有正法，王犯纤介小罪过，即行法直断耳，安能宽王！’惊动以文法。”[40]

翟方进为丞相司直，弹劾司隶校尉涓勋，要求加以罢免。时为太中大夫、给事中的平当，上奏揭露翟方进弹劾涓勋是出于排斥异己的目的，并表彰涓勋“素行公直，奸人所恶”，请求加以留任，但皇帝的判断却是：即便平当所言为实，但只要翟方进弹劾涓勋的罪名于法有据，涓勋就应该受到处理，不能因为推测翟方进的弹劾可能另有不当意图，就对涓勋不加以追究。于是，就出现这样的结果，“上以方进所举应科，不得用逆诈废正法，遂贬（涓）勋为昌陵令。”[41]

京兆尹王章借日蚀弹劾王凤专权，得罪屈死，舆论对王凤颇多批评。杜钦对王凤有如此一段分析：“京兆尹（王）章所坐事密，吏民见（王）章素好言事，以为不坐官职，疑其以日蚀见对有所言也。假令章内有所犯，虽陷正法，事不暴扬，自京师不晓，况于远方。恐天下不知（王）章实有罪，而以为坐言事也。”[42]

不论是“成科班之律令”，还是“正法”，这些概念的提出，都是为了提高正式的国家法律的地位，而与之同步呈现的是皇帝意旨和据以追加的临时性法条的法律效力被有意贬低。其意义实在不下于张释之对循吏执法观的阐述、杜周之客对酷吏执法观的抨击。生活在帝制时代的人们，根本不可能设计出使皇帝诏旨“屈尊”于国家法律之下的制度和政治伦理，排除了这种苛求之后，我们就应该承认，汉代士人在现实环境所提供的既定框架之内，为了保持法律与皇帝诏旨之间微妙的制衡，他们做出了各种形式的努力，提出了含有深意的论说，其成就实在值得后人钦佩。

三、执法宽平，议法从轻

秦朝法律的酷苛无情,一直是汉人批评秦政的中心话题之一。而对执法宽平的推崇和褒奖，则是汉代官场的主流舆论。

一批以执法宽平为其标志的官员，被奉为吏治的楷模。除去前述张释之之外，西汉的于定国父子、东汉的郭躬父子，最为著名。

于定国，东海郡人。其父于公官职不过县狱史、郡决曹，但却盛名满天下。“（于公）决狱平，罗文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恨。郡中为之生立祠，号曰于公祠。”于定国“为人谦恭，尤重经术士”，官至廷尉、御史大夫、丞相，“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朝廷称之曰：‘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43]这一对比之语，实际上褒奖于定国更超过了张释之。颜师古的两个注释可以说明其间的区别：对张释之的称赞在于“言决罪皆当”，而对于定国的称赞则是“言知其宽平，皆无冤枉之虑。”可见执法的“宽平”，较之于“明断”，更为得人心。

郭躬，颍川郡人。其父郭弘，“太守寇恂以弘为决曹掾，断狱至三十年，用法平。诸为弘所决者，退无怨情，郡内比之东海于公。”郭躬少传父业，官至廷尉。史称“家世掌法，务在宽平，及典理官，决狱断刑，多依矜恕，乃条诸重文可从轻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郭躬在尚未腾达之前，就因为“明法律”而多次奉命参与疑难案件的审理，多有依法断案、宽平为本的表现。仅录一事，以见其风范。“有兄弟共杀人者，而罪未有所归。帝以兄不训弟，故报兄重而减弟死。中常侍孙章宣诏，误言两报重，尚书奏（孙）章矫制，罪当腰斩。帝复召躬问之，（郭）躬对‘（孙）章应罚金’。帝曰：‘（孙）章矫诏杀人，何谓罚金？’（郭）躬曰：‘法令有故、误，（孙）章传命之谬，于事为误，误者其文则轻。’帝曰：‘（孙）章与囚同县，疑其故也。’（郭）躬曰：‘……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44]在这个案件的审理中，郭躬与汉明帝从容讨论法理，强调了两个观点：其一，法令中有关故意犯罪、过失犯罪在量刑上有所区别的规定（“法令有故、误”，“误者其文则轻”），在判案时一定要加以落实。这就为从轻发落于无意中触犯法禁的涉案人找到了直接的法理依据。其二，执法量刑只能以已经查明的事实为依据，而不可将不利于涉案人的某些推论（即便这些推论有可能成立）作为判案加刑的因素加以考量。郭躬的“刑不可以委曲生意”的执法原则，与上引“不得用逆诈废正法”之说，递相呼应，表明宁可失之于错纵也不可失之于滥杀的“慎刑”思想，在汉代的执法实践中是客观存在的。

“为吏赏罚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条教可纪，多仁恕爱利。”可以换来官场上下的交口称誉。[45]“案法平允，务存宽恕”，可以成为居官者引以自豪的仕宦声誉，甚至可以作为福佑子孙仕途腾达的自信所在。[46]在汉宣帝的诏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的执法官得到表彰，而那些“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47]的执法官受到申斥。

上述诸端，足以说明，在汉代的官场中，虽有酷吏出入其间，但崇尚“宽平”的执法精神依然是稳居主流地位的。

执法宽平的舆情，对改善当时刑罚体系所发生的积极作用，集中体现在运用“恶恶止其身”[48]的儒家政治理论，反对株连之法的存在。“秦政酷烈，违牾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49]汉人类似对秦政的批判所在多有，表明了他们对包括“灭族”在内的株连刑的深恶痛绝。汉文帝废止收孥相坐之律，作为汉家推行仁政的典型而一再被强调、被歌颂。我们同样应该知道，各种形式的株连刑，实际上是终两汉之世而没有根本绝迹的。即便是在政风较为宽缓的时期，由各级官吏舞文弄法而导致的株连之祸，就足以使百姓无容身之地。在盐铁会议上，文学之士揭露当时所谓“良吏”的行径：“不本法之所由生，而专己之残心，文诛假法，以陷不辜，累无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惊骇，十家奔亡，若痈疽之相泞，色淫之相连，一节动而百枝摇。”[50]这是何等可怕的局面。由此而言，我们对史书所见关于汉代“慎刑”、“省刑”的歌颂之辞，在其实际效果究竟如何的层面上，当然应该保持质疑的态度。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肯定，“恶恶止其身”确实产生过轻刑之效。“刑罚务于得中，恶恶止其身”，[51]是汉代朝廷对执法官员的原则性要求。而一旦出现了株连之刑，即便主持其事的是独断朝政的权臣、乃至于皇帝，也会有鲠直大臣出面提出尖锐的批评。对这些批评，当政者确实既可以采纳、也可以置之不理，[52]但是，作为一种舆论存在，还是能够在不同的层面上发挥牵制作用，甚至使得某些案件的处理结果，发生根本性的变化。[53]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也值得注意：东汉安帝时期新立法规，对于犯有贪赃之罪的官员，禁锢父子两代。这本来是一种加大惩治贪官力度的举措，同时也对其他官员带有预警、震慑的意义。只是，它的株连属性是明确无误的。就一般的社会舆论而言，出于对贪官的痛恨，人们可以理解、乃至于拥戴这样的立法；但是，从法理的角度而言，它确实与“恶恶止其身”的理念相悖。不久，就有太尉刘恺这样的重臣对此公开提出质疑，“《春秋》之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所以进人于善也。《尚书》曰：‘上刑挟轻，下刑挟重。’如今使臧吏禁锢子孙，以轻从重，惧及善人，非先王详刑之意也。”而且皇帝接受了他的见解。[54]这足以说明，汉代君臣讨论法理之得失时，已经理智到“论理而不论人”的程度，不因为事涉贪官就杜口裹足。这种超越了道德范畴而进行的法理学的讨论，是如此的纯粹，它以典型个案的方式证明，“恶恶止其身”的执法理念，确实是得到相当普遍的认可了。

议法从轻的主张，同样在汉代的执法思想中，闪耀出它的理性光彩。

西汉后期的杜钦，虽然依托于秉权外戚王凤门下，但遇事多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希望以其学识，对王凤的失当之举有所规谏和补益。针对王凤寻衅贬抑意在罢免贤臣冯野王的举动，杜钦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援引古训，主张“罚疑从去”。[55]颜师古对此有个极好的解释：“疑当罚不当罚则赦之，疑轻重则从轻。”就是在某种行为处于难以判断是否属于犯罪的临界点上，就加以赦免，不予以治罪；如果在轻罚与重罚之间难以判明时，就从轻处理。据此我们得以知晓，杜钦的“罚疑从去”之说，与现代法学理论的“疑罪从无”原则，应该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东汉中期与郭躬齐名的陈宠，同样官至廷尉，同样有世传法律之学的家族文化背景。其曾祖父陈咸是两汉之际的法学名家，他留给子孙的规戒就是：“为人议法，当依于轻，虽有百金之利，慎无与人重比。”陈宠本人“及为理官，数议疑狱，常亲自为奏，每附经典，务从宽恕，帝辄从之，济活者甚众。其深文刻敝，于此少衰。”[56]史家此说可以证明，议法从轻的思想及其指导下的执法实践，确实有效地缓和了急苛之政的负面影响。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廓清令人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汉人津津乐道其“轻刑”、“省禁”之功，历代论史者似乎也没有谁指责汉代存在暴政；但是，汉末的大政治家曹操在考虑法律改革时却“嫌汉律太重”[57]。那么，汉代的法律究竟是轻是重？现在是否可以循此思路回答：汉朝的法律，从立法层面而言，是根源于秦律，因而也就带有其酷苛繁重的本质属性（当然，汉朝时期经历的几次法律改革，有“轻刑”的主观意图，也收到了一定的客观效果），因此曹操的判断是准确无误的；但是，在执法的层面上，汉代士人表现出高度的智慧和理性，在具体的法律程序的运作之中，他们把僵硬的法律规定赋予了人性化的解释，缓和了专制皇权对法律的非良性操控，减轻了法律残酷无情的色彩。由于这一重要的“修补”，使得原本苛重的汉律，演变为刚柔兼济、变通有度的“社会形象”。汉代统治者从中所表现出的理性，对于维系民心、维持稳定，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

注释：

[1]《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2]《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

[3]《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

[4]除去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之外，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所出土的《二年律令》、《奏谳书》等汉初法律文献，把秦汉法律之间的继承关系，充分地显示出来。

[5]《韩子浅解》第五十篇《显学》。

[6]《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7]《语书》，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15页。

[8]《汉书》卷四十三《叔孙通传》。

[9]《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

[10]《盐铁论》卷第十《刑德》。

[11]《潜夫论笺》卷五《断讼》。

[12]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见氏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5页。

[13]《汉书》卷八十九《循吏列传》颜师古注。《史记索隐》对循吏的解释是：“谓本法循理之吏也。”亦有相通之处。

[14]《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15]《史记》卷一百一十九《循吏列传》。

[16]在《史记》、《汉书》中出现的“循理”，可以理解为顺守人情之理的至少还有以下两例：《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引徐乐上书之语：“间者，关东五谷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则民且有不安其处者矣。”《汉书》卷九十一《货殖列传·序》“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亡愠色。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

[17]《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传》。

[18]《汉书》卷五十一《路温舒传》。

[19]《汉书》卷三十二《张耳传附子敖传》。

[20]《汉书》卷八十三《朱博传》。

[21]《春秋繁露》卷三《精华》。

执法思想范文篇5

努力提升全市检察机关执法办案水平

同志们：

这次会议是经市院党组决定召开的，也是继全市检察长会议、办案安全会议之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结合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活动的开展，认真总结近一段时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在执法工作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进一步研究解决如何在实践中更好地端正执法思想、规范执法行为、强化办案安全，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这次会议之所选择在本周六、周日召开，主要是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一是深刻反思、认真总结前段工作，使大家更好地统一思想、集中精力，扎实有效地做好今后工作。二是利用周六、周日开会是有意打破近三年来节假日不开会的常规，使大家对这次会议印象深刻。恰逢昨天又是4月1日，既是一个月的开端，又是第二季度的开端，也容易记住，权当我们的办案安全警示日，今后每年延续下来。三是利用休息日召开会议，可以使大家减少干扰，提高会议效果。既是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也是检察长座谈会，既是贯彻落实全省纪检监察工作会议精神，促进全市检察机关队伍建设及文明执法、安全办案工作进步发展的动员会，也是吸取教训、振奋精神，坚决实现2006年既定目标的誓师会。这次会议的主题之一，是围绕规范执法行为、强化办案安全进行的，可以说这既是一个老话题，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常说常新、而又紧迫，事关全市检察机关执法水平、执法形象的话题。现在我们的工作已经进入第二季度，可以说进入了办案的黄金阶段，这段时间如果不切实抓好、抓实规范执法行为和办案安全工作，就极有可能发生新问题或事故。因此说，我们利用休息日召开这次会议，而且又安排了这么多的学习内容，从很大程度上讲也希望大家能通过这次会议认真学习一些东西、思考一些东西、落实一些东西，把这次会议作为时刻提醒自己的一次“终身性记忆”，形成“终身性理念”，时刻绷紧规范执法和办案安全这两根弦，紧紧围绕执法规范化建设这个基本任务，下大力气、立说立行，亲历亲为、抓出成效。昨天我们就规范执法行为、加强办案安全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测试，十个基层院又分别汇报了各自一季度工作和在规范执法行为方面的一些做法、存在的问题和下步打算。市院几个部门的同志分别从各自角度就规范执法行为、加强办案安全问题对相关文件进行了解读，都很好。春英同志就纪检工作涉及到的相关办案问题提出了要求。可以说，这次会议开的形式比较新，效果比较好，收到了预期效果。下面根据市院党组的讨论意见，结合昨天大家的学习讨论，我再讲三点意见。

一、规范执法行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谈到这个问题，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不是一个很简单而

又老生常谈的问题吗？重要性和必要性我们都知道。但是为什么我要重提这个问题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常提常新，要时刻在思想中不断警醒的话题。回顾我们的执法办案，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从很大程度上讲就是我们在头脑中还没有真正的把规范执法行为的重要性、必要性落到实处，还没在自己的思想深处真正打上烙印。存在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或者说，对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理解还停留在表面化的程度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认识的局限性，必然会导致行为的简单性。对执法规范化的重要性、必要性，我认为首先应该从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方面来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时展的要求，其追求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作为宪法定位下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它的基本价值取向是通过履行职责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履行职责的基本手段是执法办案，就是说我们要通过加大办案力度，追求办案效果，进而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今天我还想强调一下实体与程序并重的问题。我们知道，司法公正是普遍认同的准则，可以说公正是执法的灵魂，是执法的终极目的。当然司法公正首先要求要有公正的法律，但有了公正的法律并非就有公正的结果。因为立法所确定的一般公正由于法律规范本身的局限性，在适用个案时这种一般公正并不能必然地转化为个别公正，而是有待于能动的司法活动。公正的程序是能动司法活动的准则。所以说，程序公正是看得见的公正，是正义对法律的基本要求。我们应该把违犯办案程序上升为也是“错案”的高度来认识。因为如果我们在执法办案中无论是不严格按照实体法或程序法的要求来执法，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不和谐，对构建和谐社会来说更是一种不和谐。这就要求我们在执法办案中要从自身做起，在规范执法行为方面下功夫，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不折不扣地依法办案，用自身执法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的和谐。其次，应该从贯彻落实上级的要求部署方面来认识。近日中政委下发的《2006年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对今年的执法规范化建设作出了具体要求，就是要“紧紧抓住容易发生执法问题的重点岗位和环节，进一步细化执法责任和责任查究制度，明确政法部门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执法者个人的执法工作责任。要把执法质量作为衡量工作，考核队伍的主要指标，全面推进执法质量和效率考评制度”。贾春旺检察长作出了今年要“深化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坚持以执法办案的关键环节为重点，建立健全业务工作运行规范，执法质量保障规范，检察业务考评规范的部署。省院姜伟检察长也在全省检察长会议上提出了：在各项检察业务和各个执法岗位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执法规范化体系，构建统一的业务制度规范体系，统一各项工作流程、执法标准和操作细则，使制度规范落实到每一个办案人员、每一个执法环节和每一个具体案件，形成“办案讲法律、办事讲规矩、工作讲程序”的要求。因此说，贯彻落实好上级的部署要求，就需要我们在执法活动中把执法规范化建设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来抓，只有抓紧抓实了，才能在实践中把上级要求落到实处。

二、在规范执法行为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规范执法行为作为检察工作的基本要求，不但需要我们在实践中理解其本质内涵，同时还要结合实际，认真解决困扰规范执法活动开展的瓶颈问题。这里，结合全市检察机关实际我重点讲三方面问题。首先，在规范执法行为中要解决组织层面的问题。所谓解决组织层面的问题，核心就是解决办案权的行使问题。大家知道检察机关是依法设立的，其执法权力是法律赋予的。这里我想说两层意思。一是从部门职责上说，我们的内部分工是明确的，各部门要到位不越位，既讲支持又讲制约。就自侦案件办案权来说，除反贪局、反渎职侵权局有全部侦查权（事实上也有分工）外，其他如监所、控申、民行等都是有限的侦查权，这一点各部门一定要遵守。我们检察长虽然有权临时授权，也要充分考虑这一规定。一般说来，组织专案组也应由自侦部门人员牵头负责。二是从有法可依上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检察官法》中已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的法职人员可以分为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委会委员、检察员、助检员、书记员和法警七个类别，对每个类别人员的工作权限、工作要求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也就是说每个类别的人员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内行使权力，才能符合法律的规定和执法要求。如果超越这一规定，如从执法的主体上就不具有执法资格，他所进行的执法活动也就是违法行为。我们在执法活动中之所以会出现一些问题，有的还很严重，从很大程度来讲，就是我们在执法中对组织层面存在的问题没有很好地审视、认真地解决。抓好组织层面问题的解决，不但是规范执法行为的基础，同时也是保障执法活动合法的前提。就全市检察机关而言，我们在今后的执法活动中要严格落实“突出、主体、规范、归位、严禁”十个字要求。就是要突出“三主”检察官的办案主体作用。目前全市两级院的“三主”检察官大多数都是通过竞争方式产生的，他们不但具有较高的法律素质和实践经验，同时还都是本部门的业务骨干。可以说，他们的执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执法水平。发挥他们在办案中的突出作用，对提高案件质量至关重要。因此作为领导不但要创造条件鼓励“三主”检察官多办案、办好案，而且要在办案中确立“三主”检察官的突出地位，按照上级院关于“三主”检察官在办案中的权利、责任要求，为他们依法办案赋予实质性的权利，把办案和定案有机结合起来；当然也要明确他们在办案中的责任，把错案和责任追究结合起来，发挥好“三主”检察官的办案突出作用，逐步走出一条适合检察官职业成长的专业化管理之路。今年所有“三主”检察官的办案数都要高于本单位人均办案数的30%以上。对“三主”检察官要实行动态管理，对不干事、干不成事的要及时调整。就是要发挥检察员在办案中的主体作用。检察员是法律赋予的有独立办案权力的法职人员，在检察实践中要发挥好他们的主体作用。这些人员虽然没有竞争上“三主”检察官，但是他们无论从资历、学识，还是经验来讲都具有较高水平，是《检察院组织法》和《检察官法》中规定的最基本的办案主体，他们的执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一个单位的执法水平。作为领导者在注重发挥“三主”检察官办案作用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调动、发挥检察员这个层面的工作积极性和作用，为他们适时地压担子，加任务，逐步形成以“三主”检察官为骨干，以检察员为主体的办案工作格局。就是要认真规范助检员办案。从检察权的行使上讲，助检员是协助检察员办案或者在检察长的授权下进行办案的。无论助检员的办案能力、办案经验、办案水平较“三主”检察官和检察员有无差距，助检员办案都必须按照法律行使有限的权力。我们既要发挥助检员在办案中的作用，又要对他们依法办案进行规范。在以协助、配合“三主”检察官、检察员办案为主的前提下，经检察长临时授权办理部分适合其本人能力水平的案件。但检察长的授权一定要有权限要求，且要一案一授权。对于优秀的助检员我们还要积极向组织推荐，使之早日成为检察员。这里需要明确一下，今后对一些重大疑案案件，必须由“三主”检察官或检察员来办理。就是在办案中司法警察要“种好自己的田”。根据高检院、省院关于法警人员管理的规定，司法警察与检察官是两个序列，不能兼任，司法警察要归队管理，专司其职。但由于历史原因，对已形成的具有检察官身份干警任法警后，保留了原来检察官身份的情况，近期要进行清理。根据需要或本人要求只能保留其一个身份。法警在参与办案中要在检察官的指导下，履行好法警的看押、维护办案场所秩序及保障安全等职能，不能行使讯问等应由检察官履行的权力。在以往的实践中，一些基层院由于编制有限，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兼任法警人员或法警独立、牵头办案问题，这是不符法律规定的。因此，这次会议之后各单位一定要把解决兼任法警人员或由法警办案问题解决好，不能借口人员短缺等理由我行我素、令行不止。就是要严禁无法职人员办案。无法职人员是指非检察员、助检员、书记员以外的人员。特别是事业编（不含已聘任的书记员）及聘用的临时工，他们本身不具有办案权，不能参与任何形式的办案活动，只能从事为执法办案的服务保障工作。对目前存在的个别基层院用无法职人员参与调查取证、参与记录看人等问题，要从规范执法行为和加强办案安全的角度进行认真清理，对符合书记员条件的应任命或聘任为书记员，对于不符合条件的要从业务部门调整出去，绝不允许今后再出现无法职人员参与办案问题的发生。其次，在规范执法行为中要解决领导层面的问题。所谓解决领导层面的问题，核心就是解决领导干部在执法办案中如何树立科学发展观问题。科学发展观是全面的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落实到执法办案中就是如何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检察工作，指导执法办案。就当前检察工作而言，第一，就是要在工作中牢固树立正确的执法观。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自觉将“执法公正、一心为民”的政法工作指导方针和“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加大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检察工作主题和总体要求落实到检察工作中去，正确处理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执行实体法与执行程序法、办案的数量与质量、执法的效率与效果的关系，注意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第二，就是要在工作中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政绩观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如何看待政绩、如何创造政绩问题。对于我们在座的各位领导，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但是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同时也是检验一个领导者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我们在执法活动中之所以会出现一些问题，从根本上讲都与领导者政绩观的树立是否正确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领导干部对执法办案中存在的问题有“默许、允许、甚至是赞许”的情况，这是因为我们有“急功近利”、“追求虚荣”等不正确的政绩观所致。不可否认，也是人之常情，只要有责任心的领导都想在自己的任期内干出一番业绩，造福一方，但是从领导科学来讲，光有工作热情、工作劲头还不能够足以实现既定的目标。我们需要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秩序的工作。欲速则不达是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经验。想事是领导责任心的体现、干事是领导工作措施的实践，成事则是领导艺术的综合展现。我们不但需要想事、干事的领导，同时更需要能干成事的领导。可以这样说，想干事是德的体现，会干事是能的体现，多干事是勤的体现，干好事是绩的体现。这当中说到底还是树立正确政绩观和具有驾驭局面能力的问题，我们领导干部要在这方面不断完善自己。第三，要带头按程序办事。今年在全市检察长会议上，我提出了对执行程序实行“零宽容”的要求。这次会议后我们要叫的更响。这当中既包括干警在执行程序上的“零宽容”，同时更是对领导干部提出的一个更严格的要求，即在执行程序面前人人平等。应该认识到：我们的执法活动存在“刚性”规范与“惯性”做法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的矛盾，而且还有“刚性”的不愿接受，“惯性”的不愿放弃的情形。我要强调的是“刚性”的规章制度必须认真执行。不符合法规的一些“惯性”做法必须克服，这方面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作为领导干部在执行程序过程中，不但要严格要求干警按程序办事，同时自身更要做执行程序的模范。要通过采取有效措施，从思想深处带头清除因不良习惯执法带来的惯性思维的影响，不断提高自身对执行程序实行“零宽容”的认识水平。第四，要切实抓好办案安全。要在思想中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时刻绷紧安全第一这根弦。特别是对一些隐患和苗头、各单位的领导尤其是一把手要有足够的预见力和洞察力，防止因工作不到位导致办案安全事故发生。在抓安全的问题上，领导干部要有一种事关安全“寝食不安”的责任心，要有“谁抓都不越位，怎么抓都不过分”的责任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安全工作落到实处。第五，要转变作风，做过细的工作。作为我们这级领导干部，不但要在宏观上把握大局、掌握方向，同时也要从微观上对一些细小而又关系全局的问题，坚持亲历亲为，带头想、带头找、带头抓、带头管，提倡“细节管理”理念，带头做好过细的工作，因为细节往往决定成败。这就要求我们检察长要做到对重点案件的全过程及其他案件的重要环节心中有数。对自侦案件的办理要有检察长或主管检察长参与，重要环节要亲临现场指挥。要通过这种细节管理，解决目前个别领导身上存在的“抓大放小”有余、严抓细管不足，工作粗放、简单的问题。主席曾经说过，领导者的主要责任是“出主意、用干部”。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很不容易。出主意，既决策，首先要正确，同时要可行并有操作性，特别是要坚决落实，不能“朝令夕改”。用干部，要把握好既讲原则，又讲感情的关系。讲原则就要按规则办事，奖惩分明。讲感情就是在生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政治上爱护。我们在抓执法办案中，包括在抓办案安全方面也应体现出来。再次，在规范执法行为中要解决机制层面的问题。所谓解决机制层面的问题，核心就是解决机制的有效、管用问题。有效就是使机制、制度的设计制定，体现检察工作特点，符合检察工作规律。今年要结合“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活动的开展，对现有的各项规章制度特别是与行使检察权相关联的制度，本着立、改、废的原则进行一次全面清理。立的，要突出制度的有效性，要把墙上制度变成干警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提倡“公式化”记忆，就是我们看到一项制度，不一定马上记住它的全部内容，但是制度中规定的几个最关键问题我们一定能记住。改的，要突出制度的连续性，要承先启后，前后统一。废的，就要毫不犹豫的予以废止。管用，就是要使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真正使制度做到管人、管事、管案。就规范执法行为问题，我在这里强调，要不遗余力地抓好三项机制的贯彻落实。一是抓好保障办案质量的机制落实。第一，要抓好《最高检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侦查工作内部制约机制的若干规定》、《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初查、侦查职务犯罪案件暂行办法》（试行稿）和《关于监所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初查权使用问题的界定。要严格按照规定、办法规定的受理范围、初查要求进行。初查工作一定要秘密进行。一般不接触当事人，更不能限制人身自由或对单位采取冻结账户等手段。对经过初查确实发现问题需要接触当事人的，一定要经过检察长批准，而且要区分嫌疑人和证人。对于证人原则上要在其单位或家中进行取证。对确需将嫌疑人带回院里进行工作的，一律在院内指定的办案工作区进行，并制定安全工作预案，配备安全员，调配警力进行“贴身”看管，做到人员到位、看押“到位”，“死看死守”。对初查结束后构成犯罪需要立案侦查的，要果断决策，不能初查侦查不分。是否进行初查及初查后是否转入侦查，检察长或主管检察长要认真听取汇报和审查，不能凭“拍脑门”决策。初查转入侦查的案件，是控申部门办理的，要将案件按程序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处理。是民行部门办理的，对经检察长决定由自侦部门立案侦查的，民行部门应当将案件的相关材料移送自侦部门，并做好协助配合工作。对经检察长决定需要由民行部门直接立案侦查的，办案人员应当依法办理审批手续，制定《侦查计划》报检察长批准后实施。监所检察部门除办理职权范围内的案件要严格执行初查、侦查等规定外，对发现的其他线索要及时提交检察长决定处理。无论哪个部门办案都必须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认真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安全防范措施不到位的不能开案。这里再附带说明一下，由于民行部门查处职务犯罪工作刚刚开展，无论是从办案经验、工作技巧、查处对象，还是从办案力量配备方面来看，都较自侦部门有一定差距，因此我希望各院在查处法院民事行政审判人员职务犯罪工作中不搞一刀切。有条件的院可以按照上述规定进行，没有条件的院在初查结束后，要移交本院自侦部门进行，避免出现“夹生案”或发生其他问题。对于特殊案件检察长决定成立的专案组，一是要选派自侦口的科长或主侦检察官牵头，二是要制定侦查（初查）、安全防范预案并认真执行。三是要由专人负责安全。第二，要抓好自办案件的报备和报批制度的落实。从去年开始高检院实行了自办案件需要立案、逮捕的，报上一级检察机关备案，对需要撤案、不起诉的报上一级检察机关批准的规定。根据高检院要求，今年我们一方面要把落实高检院的报备、报批制度作为提高自侦案件质量的一个抓手，制定完善全市检察机关报备案件的操作办法和实施细则，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大市院相关部门的督促检查力度，确保上述案件全部进入报备程序。第三，要抓好《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规定》（试行）的落实。这项工作英杰科长专门作了解读，市院也出台了实施《规定》的方案。这里我重点强调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实施。在我们目前思想认识及物质条件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要边提高认识，边执行好这一规定。二是要按照分步实施的要求，在目前做好同步录音的同时，做好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准备，使之不断完善，以更好地规范我们的执法行为。第四，要抓好案件督察和执法检查制度的落实。一方面要发挥纪检监察部门在案件督察方面的作用，对自侦部门的办案实行集“事前预警、事中防范和事后监督”于一体的督察方式，努力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要发挥好市院专职检委会委员在网上案件检查方面的作用，随时对上网的自办案件进行及时检查，同时还要发挥好市院研究室的执法检查功能，在完善《执法规范化操作细则》的基础上，以半年为单位，抽调业务骨干对全市所办案件进行执法检查，通报检查结果，协同纪检监察部门查究执法过错。第五，要抓好人民监督员制度落实。这方面市院办公室已就人民监督员工作中需要监督的“三类案件”和开展的“五种情形”专门制定了工作流程和实施办法，下步就要按照工作流程和实施办法规定的程序和要求，通过督促检查，抓好落实，确保“三类案件”无一例外地进入监督程序，“五种情形”得到及时有效地监督。二是抓好保障办案安全的机制落实。一方面要加强办案工作区建设。要按照高检院、省院确定的办案工作区标准，加大办案工作区建设力度，完善办案工作区功能，有条件的院还要配置金属检测器，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及相关人员的人身安全。办案工作区要一律设在一楼或地下室，并应分设询问室和讯问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被害人、或其他涉案人员与办案人员进入工作区后，值班的司法警察和办案人员应当及时办理交接手续，随即实行封闭，启动监控设备进行全程监控。对使用办案工作区人员实行出入证制度，无证人员严禁进入工作区。对每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管、押解，应配备不少于2名的司法警察（或检察干警）。司法警察在执行看管任务时要对看管场所的地点、门窗、墙壁、桌椅、餐具、厕所等部位进行必要的检查，对他们人身和携带的物品进行安全检查。在讯问过程中要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座位前面加装带锁的活动横板。司法警察在执行押解任务时，要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安排在轿车后座中间，左右由司法警察看管，坚决防止出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杀、自残和脱逃问题的发生。总之，只要是涉案人员一进入检察环节，我们就要打起十二分精神，要时刻用“战战兢兢、须臾不可懈怠”的压力抓好办案安全。另一方面不准借助“两规”办案。如案情需要上级领导指示我们参与纪检监察部门办理案件活动，我们要通过适时介入的形式参与，不得直接单独询（讯）问当事人。同时对纪检监察部门需要借用检察机关办案工作区的，要婉言谢绝。三是抓好不断提高办案人员能力水平的机制落实。一方面要坚持以人为本，发挥干警的主人翁作用，充分相信干警、依靠干警、尊重干警和理解干警，真心实意地为干警解难事、办实事、干好事，建立和谐、信任的同志关系。当干警情绪低落时要注意采取措施调动起其积极性，当干警情绪亢奋时领导者一定要头脑冷静。另一方面要完善相应的激励机制，为干警实现自身价值搭建平台，再一方面要抓好干警的教育培训工作，其中包括执法观念、操作规程等，还应学点心理学。四是抓好保障各项办案纪律机制的落实。认真反思我们在过去的执法实践中确实程度不同的存在“执法权限扩大化，执法程序随意化，执法行为利益化”等问题。如谁都可以办案，怎么办都行，不立案就收钱等。这是由于我们个别单位存在部门利益、功利思想、特权思想及监督弱化等原因造成的。因此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做到“三规范、三明确”既：规范执法主体，明确执法依据，规范执法权限、明确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范围、明确执法责任。我们要尽快出台执法责任及执法过错查究办法，同其他规则配套，坚决杜绝严重违反办案纪律现象的发生。总之要用干警素质、能力和责任心的提升，来保障办案安全，提高检察机关规范执法行为的水平。

三、下步工作意见

由于前段时间我们召开了全市检察长会议，各口又相继召开了专业会议，对今年的工作进行了全面要求和部署，因此从大的方面讲，市院党组抓工作的整体工作思路没有变化，就是整体工作要进入全省前三名。各基层院争先创优的评选和目标考核的排位，这是一项硬任务，也是市院党组经过认真研究统一思想、作出的决定。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进入全省工作的前三名？一是因为我们有良好的工作基础，连续三年在全省评比中名列榜首。二是因为我们能够将坏事变好事，使大家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提高了对抓好办案安全乃至做好今后工作的认识，众志成城，砥砺前进。三是因为各级领导对我们的工作仍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从这几点来说，我们没有理由不拿出牡丹江检察人的实际行动，没有理由不进入全省前三名，这个决心绝不能动摇。一位学者说过：“人们最出色的工作往往是在处于逆境情况下做出。思想上的压力，甚至肉体上的痛苦，都可能成为精神上的兴奋剂。”只要善待它就能成为催人奋进的动力。挫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接受教训或一蹶不振。考虑到前段时间已经对工作进行了全面的要求和部署，我仅就当前需要抓的几个具体问题作以要求。

一要结合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抓好全市检察长会议精神和各口相继召开的专业会议精神的落实工作。要在消化理解的基础上，围绕上述会议确定任务要求，创造性开展工作，要把落实会议精神与实现进入全省前三名的工作目标结合起来，要把落实会议精神与省院确定的分类考核标准结合起来，不断加大工作推进力度，确保市院党组确定的任务目标如期完成。

二要积极开展向先进学习活动。东宁院作为我们身边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其经验朴实无华，可感可学，对推动全市检察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在2月份市委专门召开了欢迎东宁院载誉归来的欢迎会上，对东宁院的经验又一次作了系统的宣传。作为我们自己的典型，我们不但要进一步加大学习典型、宣传典型、尊重典型的力度，同时还要通过多种形式发现、培养、选树新的、更多的典型，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更好地推动全市工作的开展。

三要积极抓好“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活动的开展。此项工作市院已经拿出了实施方案，下一步我们要认真按照方案要求，抓好今年专项活动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力争通过专项活动把全市检察机关的执法质量和工作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四要抓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教育。要通过多种形式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教育干警牢固树立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观念，为廉洁、文明、公正、严格执法打牢思想基础。

执法思想范文篇6

一、“端正执法思想”是执法思想观念上的一次革命，也是公安执法工作的一次转型。它提出了我们为什么要或必须要开展“端正执法思想，转变执法观念”集中教育活动。这几年公安机关先后开展了“三讲教育”、“三项教育”、“创群众满意”等活动，队伍建设一直抓得很紧，但我们感到触及民警灵魂深处不大，收效甚微，为什么教育活动年年搞还会有公安部通报的如此恶劣的案件。为什么白部长点的七个方面问题和张鸿建局长摆的十个方面问题，在我们执法观念、执法活动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法律上的、体制上的、经费保障的问题，但在强调公安机关专政职能时，忽视了公安机关的服务职能和人权保障职能。由此带来认识和作法上的明显偏差，如“为了抓坏人，抓错好人也不要紧”、“重实体、轻程序，先审查、后办手续”、“重打击，轻保护，超期羁押，动手动脚，扩大强制措施使用范围”、“重尽快破案，轻依法办案”等，这些思想和观念在许多干部和民警中根深蒂固，影响久远。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群众当作执法对象，将公安机关与人民群众脱离开了，模糊了“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这个“分水岭”。特别是在全国公安机关开展“贯彻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公安怎么办”大讨论活动，我们的同志还抱着“杭州执法环境好，民警执法水平高，公安部的规定是针对那些问题突出、较落后的地方；公安部‘五项规定’、周部长四点要求标准高、力度大，目前民警的素质和能力难以适应”，还抱着公安机关是专政工具，是“刀把子”的思想，就很难谈为民服务，谈保障人权。“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也只是一句口号，因此要把口号转变为我们行动，深入我们思想深处，开展端正执法思想、教育活动的十分重要，非常紧迫。

二、“端正执法思想”要正视我们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一）分局去年7月1日以来的116件投诉，有5件是刑大的，而这5件投诉均涉及执法活动，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1、对群众漠不关心，以貌取人，受理报警求助等推诿拖拉。对群众上门报案的往派出所推，对群众提供的线索、上门询问态度冷漠、语言生硬。

2、耍特权，抖威风，欺压打骂群众，伤害群众感情。有的擅自将群众带到中队审查打骂，把农民工、外来人员都当作嫌疑人对待，粗暴执法。

3、动手动脚，刑讯逼供等严重执法违法情况屡禁不止。

4、责任心不强，违反工作规定，造成嫌疑人跳楼、逃跑。

5、受利益驱使或人情干扰，办人情案、关系案。如办案中有无好处，有利的先办，变更强制措施，接受当事人请吃。

6、对当事人的法定权利不重视，忽视民意，轻视民权，对嫌疑人的合法辩护权、聘请律师权、申请回避、特殊保护程序规定不重视。

7、执法办案中弄虚作假，制造假证据、假材料。对要求补充侦查的材料明明没做工作却用一纸说明附卷，应付了事。

8、使用刑事强制措施随意性大，甚至存在滥用、超期、超范围等问题。

9、内务管理脏乱差。强调刑侦工作特殊性，无视内务条令等要求。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

1、执法指导思想不明确，缺乏对人民应有的感情和立场，模糊了“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这个“分水岭”。如“重打击，轻服务”、“重审查，轻程序”、“重破案，轻人权”等。

2、领导的以身作则不够，尤其是在带头学习“三个代表”、“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重要思想上十分欠缺，带头执行内务条令不够。

3、一些民警证据意识、程序意识不强。自身素质、水平不高，不思进取，得过且过，造成该捕的捕不了，该判的判不了。4、办案模式陈旧，对执法要求和工作压力不适应。正视问题，分析原因，为我们端正执法思想，转变执法观念找到了契入点和出入口。

三、“端正执法思想”就是要确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思想。这次周部长在给中央领导的报告中在强调公安机关专职职能、服务执政的同时，提出人权保障职能。总书记在批示中要求“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转变执法观念，增强服务意识结合起来，提高‘人民公安为人民’的自觉性。”强调的就是执法为民的思想。而我们的一些同志，没有真正树立起执法为民的思想，没有真正解决“为谁执法，为谁用权，为谁服务，为谁谋利的问题”，为了破案，侵犯一些人的权利也所难免，忽视了群众的需求所在、利益所在。过去那种良好的警民关系，看到警察有安全感、亲切感也不复存在，甚至老百姓怨声载道，队伍经常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为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何谈起。因此对公安队伍、公安工作来讲，执法为民的思想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中体现。群众利益无小事，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地办，周部长提出执法思想来一次革命的初衷也在于此，目的是让执法为民的思想根植于公安战线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民警之中。

四、“端正执法思想”就是要与时俱进、不进则退、不变则废。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监督特别是舆论监督的力度更大了，人民群众的精神上、政治上的诉求更多了，这些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如何与时俱进适应这种新形势、新要求、新变化。首先是打牢思想根基，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汲取已发生问题的教训，广泛、深入地开展端正执法思想、转变执法观念教育，使广大民警在执法思想观念上来一次革命，要进一步明确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在思想上打牢执法为民的根基。

二是要正确对待执法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这些突出问题是新形势、新任务带来的，不是我们不努力，而是情况在变化，我们不适应所带来的问题。三是要与时俱进，当前国际、国内情况发生很多变化，对公安工作提出许多新任务、新要求。我们不能在一般意义上过去咋干就咋干，必须与时俱进地适应，跟不上这个变化，就落伍，甚至有被抛弃的危险。

主要措施：

1、换位思考，认真组织干警开展思想交流与换位思考大讨论，端正执法思想，转变执法观念。

2、抓学习培训，按照“四个一”的要求，切实提高民警的执法水平。

3、再一次深入剖析问题，找准问题的症结，完善制度规范执法行动。

执法思想范文篇7

党中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出发，做出在全国政法机关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重大决策，这对于坚持社会主义检察事业发展方向、深化“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检察工作主题、推动检察工作和检察队伍建设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作为政法干警，首先要有明确的法治理念，要从意识形态领域正本清源，明确我国的宪法制度，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要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检察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保持清醒的头脑，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法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就要顺应人民群众对加强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的强烈呼声，就要用正确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去理解和把握“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这一检察工作主题，就要使检察工作更好地适应时展的需要，符合党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

作为检察干警，首先要端正执法思想，做任何工作，思想是先导，正确的执法思想是做好检察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是“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依法治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树立依法治国的理念，就是要使全社会和全体公民、特别是执法者养成自觉准受法律、维护法律权威、严格依法办事的思想意识，就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执法为民，要求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政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政法工作中以人为本、执法公正、一心为民。要从思想上解决“为谁执法”的问题。那种执法不公，以权谋私，以案谋私以及霸道作风，都是背离检察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要求的。坚持了依法治国和执法为民，才能做到公平正义。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政法机关的神圣职责。公平正义要求政法干警必须秉公执法，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公平与效率并重，维护法律的权威。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法机关理所当然地要为党的建设事业服务，服务大局是政法机关职责的根本，也是政法机关的重大政治责任。服务大局要求政法机关必须积极围绕党和国家大局开展工作，立足本职，全面正确履行职责，致力于推进小康社会的进程，确保国家长治久安。服务大局要求政法干警胸怀全局，立足本职，在执法和法律监督的各个环节发挥政法机关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发展的整体效能，正确处理好服务大局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关系，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政法机关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检察机关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依法履行职责，坚持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保证。必须正确理解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关系，必须明确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关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的相对独立。在我国特定的政治体制下，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党在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权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是由宪法确定的，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是贯穿于中国检察制度的不能动摇地政治原则。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解决了政法干警执法思想的问题，从思想认识领域、意识形态领域解决执法观念，解决了执法的大方向，对于检察干警来说，认真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非常必要。我本人要积极响应机关的各种学习号召，认真学习，认真对照检查，认真整改，转变执法思想和观念，坚定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和检察制度，用正确的思想指导工作。同时要组织和安排好部门的学习活动，认真完成各阶段的工作，努力达到教育的目的。

执法思想范文篇8

党中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出发，做出在全国政法机关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重大决策，这对于坚持社会主义检察事业发展方向、深化“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检察工作主题、推动检察工作和检察队伍建设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作为政法干警，首先要有明确的法治理念，要从意识形态领域正本清源，明确我国的宪法制度，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要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检察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保持清醒的头脑，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法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就要顺应人民群众对加强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的强烈呼声，就要用正确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去理解和把握“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这一检察工作主题，就要使检察工作更好地适应时展的需要，符合党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

作为检察干警，首先要端正执法思想，做任何工作，思想是先导，正确的执法思想是做好检察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是“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依法治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树立依法治国的理念，就是要使全社会和全体公民、特别是执法者养成自觉准受法律、维护法律权威、严格依法办事的思想意识，就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执法为民，要求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政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政法工作中以人为本、执法公正、一心为民。要从思想上解决“为谁执法”的问题。那种执法不公，以权谋私，以案谋私以及霸道作风，都是背离检察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要求的。坚持了依法治国和执法为民，才能做到公平正义。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政法机关的神圣职责。公平正义要求政法干警必须秉公执法，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公平与效率并重，维护法律的权威。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法机关理所当然地要为党的建设事业服务，服务大局是政法机关职责的根本，也是政法机关的重大政治责任。服务大局要求政法机关必须积极围绕党和国家大局开展工作，立足本职，全面正确履行职责，致力于推进小康社会的进程，确保国家长治久安。服务大局要求政法干警胸怀全局，立足本职，在执法和法律监督的各个环节发挥政法机关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发展的整体效能，正确处理好服务大局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关系，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政法机关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检察机关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依法履行职责，坚持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保证。必须正确理解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关系，必须明确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关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的相对独立。在我国特定的政治体制下，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党在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权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是由宪法确定的，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是贯穿于中国检察制度的不能动摇地政治原则。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解决了政法干警执法思想的问题，从思想认识领域、意识形态领域解决执法观念，解决了执法的大方向，对于检察干警来说，认真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非常必要。我本人要积极响应机关的各种学习号召，认真学习，认真对照检查，认真整改，转变执法思想和观念，坚定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和检察制度，用正确的思想指导工作。同时要组织和安排好部门的学习活动，认真完成各阶段的工作，努力达到教育的目的。

执法思想范文篇9

一、提高一个认识

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对深入查摆整改队伍和执法工作的突出问题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中政委关于开展社会主义理念教育活动文件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贾春旺检察长在第十二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精神，教育和引导广大干警树立正确的法治理念，原创：统一全体干警的执法思想，切实防止和克服"厌烦"、"自满"情绪，正视自身执法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勇于揭短亮丑，以饱满的热情、良好的精神状态自觉投入到查摆整改活动中。从主题教育和专项整改活动排查出的问题中，从涉检信访和上访反映的问题中，找准存在的突出问题，深挖思想根源。从执法思想，执法观念，职业道德，执法作风，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等方面查找差距，务求找准，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完善制度，创新机制，提升规范化建设的层次和水平，以查摆整改的成效来检验工作成果。

二、抓住两个重点

查摆整改阶段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的关键阶段，问题找的准不准，整改措施是否到位，关系到整个教育活动的成败，因此，要紧紧抓住以下两个重点：

1、各职能部门的查摆。要对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五个专题方面内容查找自身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相符认识问题。通过对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基本内容看在执法实践中依法治国的理念是否树立；为谁执法、如何执法、公平正义、服务大局的理念是否牢固；坚持党的领导的信仰是否坚定；在执法活动中是否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重点查摆以下方面的内容：

（1）法律监督方面的问题。即：有案不立，有罪不纠，以罚代刑，对依法追捕、追诉、漏罪、漏犯，对有罪判无罪，量刑畸轻、畸重的问题是否抗诉。对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软弱乏力等问题，监督纠正审判机关民行案件诉讼中的司法不公软弱乏力；对行政执法机关刑讯逼供、超期羁押、体罚虐待被监管人等方面查办是否有力。原创：

（2）执法观念上存在的问题。即：是否执行法律，依法办理案件，孤立办案、就案办案，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人权保障意识淡薄，依法取证意识较弱，监督和纠正诉讼中侵犯人权问题，保证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机制是否建立；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商业贿赂犯罪、重大责任事故后面的职务犯罪问题打击和监督是否到位。

（3）违反办案纪律和办案程序不公的问题。主要是还押制度执行好不好，将讯问室当成羁押室；留置证人，对证人野蛮粗暴；初查阶段接触当事人，先采取强制措施后立案；有无超时限办案；诉权告知制度执行不好等问题。

（4）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方面的问题。主要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自觉性不高，为民执法意识不强；执法实践中是否及时解决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信访工作的长效机制是否建立，信访渠道是否畅通；执法能力和水平低，个别案件久拖不结；执法作风不佳，办案中特权思想严重等问题。

2、干警个人的查摆。要对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五个方面的具体要求，认真检查是否存在法律监督意识不强、执法宗旨意识不强、法制观念不强、党性观念不强、工作责任心不强、工作作风和执法作风不端正、理想信念淡漠等八个方面的问题。

三、把握三个环节

查摆整改活动既要着眼长远，又要集中时间解决突出问题。为此，要把握住三个环节：

1、要从实际出发，深入查摆突出问题。制定下发"四个表"：一是干警个人问题查摆表。按照八个方面的查摆重点，认真反思查摆；二是各职能科室问题查摆表。在个人查摆的基础上，召开科务会，对照查摆重点，认真查摆部门存在的主要问题，子系统负责人要深入各科室，认真把关。三是领导班子征求意见表。以科室为单位，针对院领导班子在领导、组织、指挥全院开展检察工作、执法办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查摆反思。四是征求意见表。向佳铁地区办事处、管内各单位、人民监督员、律师、案件当事人等征求意见，反馈我们在执法办案过程中执法思想、执法观念、执法行为、执法作风等方面的问题。

执法思想范文篇10

一、指导思想和任务目标

这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围绕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专题，深化教育培训，强化检查整改，认真解决执法思想和执法实际中存在的问题，使广大干警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和深刻内涵，牢固树立“公正执法、一心为民”的观念，做到执法理念进一步端正，执法能力进一步增强，执法行为进一步规范，改革方向进一步明确，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人民群众对司法行政队伍和司法行政工作的满意度进一步提高。

根据中央、省、市、区政法委和省司法厅、市司法局的部署和要求，全体在编干警职工、执业律师、公证员，均参加这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

二、方法步骤和时间安排

这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自5月份开始至年底结束，共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学习培训阶段（5月至9月）

1、学习内容：总书记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各级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有关文件和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各级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关文件，各级政法工作会议文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读本》及《辅导教材》。

2、基本要求：组织全体人员通读中央政法委编写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读本》及有关辅导材料，在普遍通读的基础上，每名干警和法律工作者要根据自己的执法岗位和工作职责，精读有关内容。学习内容分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专题，每个专题学习时间1个月左右。每人对每个专题的集中学习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并认真做好读书笔记。每个专题学习结束后，各级都要组织考试，巩固所学知识，以促进学习的不断深入。活动中各部门要充分利用宣传栏、学习园地、信息简报等载体，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坚持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专题辅导与座谈讨论、理论引导与现实教育相结合，保证全员学习、全面提高。

3、主要活动：

（1）认真组织收听收看中央政法委和中央电视台制作的电视专题讲座。组织听取各级宣讲团的宣讲；（2）举办局中层干部读书会；（3）举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培训班。6月份区局将对部门以上负责人进行集中培训；（4）区局根据学习开展情况，组织开展演讲比赛，并从中遴选选手，参加上级组织的演讲比赛。（5）组织开展学习体会交流会，促进共同提高；（6）组织人员参加上级组织的培训班、理论研讨、演讲比赛等活动；（7）抓好法治理念教育的拓展延伸。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五五”普法规划，利用各种载体，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大力宣传中央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决策部署，宣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深刻内涵和本质要求，引导群众自觉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二）查摆整改阶段（10月至11月中旬）

1、认真查摆存在问题。要突出重点，紧密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结合专项整改活动查出的问题，对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认真查找执法思想和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要通过召开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函或调查问卷、走访当事人等形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当事人的意见和建议。

2、写出思想剖析材料。参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人员，都要围绕执法理念这个重点，结合查摆出来的执法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每人都要写出执法思想剖析材料。凡查找问题不认真、思想剖析不深刻、整改措施不扎实的，要推倒重来。

3、切实抓好问题的整改。针对查摆出的法治理念、执法思想和执法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切实加以整改。

（三）检查验收阶段（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

集中学习结束后，组织全体干警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参加全省、全市司法行政系统组织的统一考试。凡考试不及格或因故未能参加考试的要及时组织补考，考试面要确保100%。同时，组织好全体人员参加中央政法委统一安排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基本知识考试，考试成绩要张榜公布。11月中旬前，各部门对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开展情况进行全面自查，并写出自查报告。11月下旬区局组织检查考核，同时作好迎接上级检查考核的各项准备工作。

三、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工作的领导，区局成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局长吴成旭同志任组长，副局长王平，副局长王震昌同志任副组长，纪检组长王安才，基层科科长孙灏，宣传科科长刘建坤，律师公证管理科科长李娟同志为成员；办公室设在政工科，王安才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四、几点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工作，部门负责人要靠上抓，明确专人具体抓。党员干部要带头学习、带头查摆、带头整改，做学习、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