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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欺诈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5 13:54:38

证券欺诈

证券欺诈范文篇1

证券欺诈行为有什么危害性？由于篇幅的关系，这里只能作简单的讨论。首先，欺诈行为损害了投资大众对证券市场的信心，进而损害其融资功能。其产生的外部效应伤害了“循规蹈矩”的企业，抬高了它们的融资成本。其次，更为严重的是，它损害了资本市场信息提供和价格发现的功能，导致证券产品价格的严重扭曲。结果，评价企业及其经理阶层的绩效变得非常困难，容易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现象。市场上鱼龙混杂，良莠难分，不但造成证券市场上供求双方大量的非理性投机，阻碍了融资体制多元化的进程，而且严重妨碍了职业经理（企业家）阶层在中国的形成。现代企业本质上讲必须是企业家的组合2.在缺乏一个职业化和市场化的企业家群体情形下，改善激励机制例如引入年薪制，就成了空谈。

证券市场欺诈成风，是政府不重视这个问题吗？显然不是。通过立法管制欺诈行为已有年头。例如，1993年除《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外，原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还特别颁布了《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最近生效的《证券法》更对这类行为施以严刑峻法。该法规定的责任条款总共约有33条之多，其中17处规定了刑事处罚。1997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修订后的新《刑法》第180条至第182条也规定：对“故意提供虚假信息”、“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转嫁风险”者，处5年以下有用徒刑或拘役。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证券欺诈不但没有收敛，而且开始向多元化、专业化、隐蔽化的深层次发展。证券欺诈行为为何屡禁不止？本文试从证券制裁体制角度谈谈这个问题。

证券制裁体制的三个支柱

证券制裁体制一般分为行业自律，官家执行体制（刑事或行政制裁）和私家执行体制（民事诉讼）三个部分。三个支柱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其实施的制裁是否有充分的威慑效果。犯罪经济学告诉我们，在决定制裁的威慑效果上，有两个变量：制裁的严厉性（severity）及确定性（probability，或称概率）。制裁越严厉，实施制裁的可能性越大，威慑效果就越强，反之就越差。因此，威慑的效果取决于上述两个变量的最佳组合。著名法律经济学学者波斯纳认为，增加惩罚确定性的代价高昂，而增加惩罚的严厉性的代价远远为低，几乎等于零。因此，他主张提高惩罚的严厉性，以便在较低执行成本的情形下取得相同的威慑效果。3事情果真这么简单吗？有两个理由可以说明波斯纳观点不能成立。首先，虽然经济学假设一般个体都是厌恶风险的。但是这个假设不适用于所有的人。相反，有证据表明，“敢做股票的都非等闲之辈”，4证券欺诈行为人都有强烈的风险偏好。5.这种偏好因转轨时期的产权制度和企业内部相互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而得到加强。原因是，通过内幕交易、联手欺诈、操纵市场等手段进行违规操作的，主要是一些资金实力雄厚的机构大户，这些机构大户，又多为国有金融机构。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没有产权的“硬约束”，赚了归自己，亏了算国家的，操作者放手一博的动机非常强烈。何况，上述厌恶风险的假设可能不见得能够成立。是否厌恶风险，不但因人而异，而且要看冒相关风险合算不合算。低概率的严厉惩罚难于产生威慑效果。以乘坐飞机为例。虽然机毁人亡对乘客来说，是一种再严厉不过的惩罚。但是由于空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没有人会因此不坐飞机。犯罪学家相信，制裁的确定性比其严厉程度往往能产生更大的威慑效果。6考虑到证券欺诈行为人的行为偏好，提高惩罚的确定性可能对于吓阻违法犯罪行为更加有效。否则，即使规定的惩罚非常严厉，但是逍遥法外的概率很大或者处罚得很轻，他们还是就会对制裁的严厉性视而不见。对波斯纳观点的另一个有力批评是，至少在现代法治国家内，如果不想“草菅人命”的话，“治乱世用重典”的道理显然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例如，将个人投入监牢的刑事处罚，后果过于可怕。相应地，法律要求对嫌疑犯实施一定的程序性保护。而这将降低惩罚的确定性。波斯纳似乎没有考虑到惩罚的确定性和严厉性之间可能存在的彼此消长的的关系。关于制裁的严厉性和确定性的讨论有助于我们反思确保证券法实施的三个不同体制。

首先谈谈行业自律。行业自律是建立在这个信念上的，即大多数个人和公司均致力于提升职业操守标准，而这些标准是由业内龙头企业确立的。关于行业自律的作用，国内有不同看法。英国的经验表明，行业自律要奏效，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金融界圈子不大，彼此相识。其次，金融界具有同质性（homogeneous）。第三，一个人在同道中的名声至关重要，声名好坏比潜在的处罚来得要紧。7前述两个条件是否具备，我们姑且不论，光就名声的两面性来看，在市场经济并不成熟的我国自律能否奏效值得怀疑。白领犯罪学专家萨瑟兰早在1949年就写到：“那些破坏旨在调整商业活动的法律的生意人，经常并不因此失去身份或者商业同道。虽然行业中的某些人对他会有看法，其他人却会敬佩有加。”8他五十年前的评论预言了当日中国的现实。例如，“尽管中国证监会每年都查处了一批案件，但在业内并没有形成”操纵股市可耻的观念，相反在业内却经常流传一些“令人称羡”的操纵成功事例。“9

从实际情况看，行业自律在中国基本上软弱无力，有时还出现行业保护主义的倾向。10证券业概莫例外。一方面，行业协会在对其成员（主要是证券商）的监管方面缺乏有效的手段。尽管在这些协会的自律公约中，也可以看到“会员如有违反以上规定者，将视情节轻重予以以下处分”的条款，但那些惩治的措施（如：责令改正、警告、协会内部通报批评、取消会员资格、呈报上级主管机关等）无力无效，完全不能对违规者起到震慑作用。另一方面，行业自律机构的机制不够健全和独立，影响其工作质量。当不少证券机构铤而走险时，行业协会并未能预先防止或者及时制止。对于这个结果，人们实际上不必大惊小怪。虽然社会信用在任何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中都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许多研究转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人士都认为，斯大林式的中央计划体制的遗产之一，就是信用程度很低。11在这种社会里，法律没有发挥它的核心功能，即防止不正当的价值转移，结果机会主义行为盛行，名声和信誉更是不值钱。从上述威慑理论来看，行业协会形同虚设，关键在于其施加的制裁不痛不痒。这是行业自律的天生缺陷。证券行业自律发端于英国。这种监管手段是否仍然合乎时宜，很成问题。在公司证券法律方面，香港依样画葫芦，几乎是英国的翻版。但是，两地以及美国的一些商法专家都对行业自律的有效性提出了有力的质疑。12

官家和私家执法体制的得失

官家执行体制在一些方面有其优越性。私家是否起诉，考虑的是自己是否能否从执行行动中获得好处。这会导致方向相反的两种极端情况。一方面，在有利可图时，投资者会“敲竹杠”，对大公司，证券商和专业机构动辄以诉讼相要挟。另一方面，如果无利可图，投资者就对证券违规行为兴致索然。在我国，从长时间来看，两权（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将是大多数公共公司的基本特征。由于股权分散化和股东异质性，单个股东为监督付出的成本将使所有股东受益。因此，广大散户股东对公司既然缺乏有效的控制力，也缺乏监督热情，搭“方便车”倾向强烈，热衷于“用脚投票”。官家执法可能有助于缓解这个集体行动问题。其次，私家执法可能无法产生足够的威慑效果。如果十次违规却只有一次被成功地索赔，对欺诈行为人来说，在证券市场上兴风作浪，作奸犯科仍是有利可图的好生意。在这种情况下，官家执行体制特别是刑事制裁可以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无庸讳言，官家执法也有缺陷。首先，全球证券监管部门的一个共同抱怨，就是财力与人手的严重不足。依据《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具有广泛职能，从审批企业境内外上市，到批准首期公开发行（IPOs）的价格，不一而足。与此同时，证券会的人手却非常有限。该机构目前总共约300人，其执行部不足30人。调查商业欺诈是件极其费时费力繁琐的工作，有时需要在不同地点审查上百成千文件。不用说证监会的调查经验和专长不容乐观13，光是例行各类公事，证监会的工作人员大概都会焦头烂额，有多少精力用于监督此起彼伏的证券违法行为，值得怀疑。其次，在处理证券欺诈问题上，我国同样存在政出多门这一普遍问题。调查证券欺诈一般由证监部门负责，但是如果发现有犯罪嫌疑，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14是否起诉证券犯罪案件，则由检察院决定。涉及案件处理的部门，可以包括人民银行、监察部门、审计部门、甚至执政党的纪律检查部门。问题是不同衙门有不同的工作重点和部门利益。公安和检察工作千头万绪，又有多少精力和热心去管证监部门的份内事呢？毕竟，如果证券市场出现了大问题，不管公平与否，首当其冲受到指责的将是证监会。如果公安检察机关的人员认为上市作假没有杀人抢劫那么严重，也不足为奇。人多不一定好办事。官方执法过程将出现扯皮掣肘现象，可想而知。何况，在企业上市包装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始作俑者往往是企业和地方政府。各种利益阶层、利益集团包括地方利益、局部利益甚至领导人个人利益往往与公司证券违法犯罪行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查处，必使其劣迹败露。证券监管部门查处违法行为，难免遭到各种各样的阻挠。今年初的《查处证券期货违法犯罪中加强协调配合的通知》呼吁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不得以罚代刑，加强信息交流，云云，都是有感而发，并非无的放矢。

第三，是证监部门的态度问题。西方组织理论（OrganizationalTheory）认为，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行政机关乃至整个官僚系统都有谋求部门私利的倾向。15该理论预测，行政机关因此将呈现某些行为特征。其中某些与证券管制直接相关。首先，任何行政机构都会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而于其它部门争权夺利。前些年中国证监会与中央银行，乃至财政部以及国家体改委争夺监管证券业的监管权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从微观层面上看，证监会可能会以行政处罚特别是罚款，代替刑事制裁。因为，把涉嫌犯罪的欺诈行为人交给公安机关侦察，检察机关起诉，证监会就失去对相关案件的主导权。相似的形象已经出现于美国。16.其次，管理机构都致力于保护自己免受外界批评。在面临有限理性的情形下，它们规避风险，并倾向于过度管制。这种行为实际上是理性的。原因是，监管部门不会因为在管制的成本收益之间进行适当的平衡而受到赞赏。但是，如果出现管制失灵（regulatoryfailures），哪怕是有效率的失灵，它们都可能受到抨击。结果，监管部门行为趋于保守。在制订规则时，它们也尽量避免清晰明了的规则，虽然这有利于企业和个人进行计划并减少诉讼。第三，监管部门习惯于说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乐意做些“表面文章”，说得多做得少。蓝杰沃特教授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美国证监会的实践完全证实了组织理论的猜测。17

那么，在防范证券欺诈上，证监会的部门利益在哪里？对它来说，过于热心打击欺诈对它可能没有好处。得罪人不说，抓得越多，说明证券市场问题成堆，这有损其部门形象。不过，不抓也不行，这与群众对证券市场秩序紊乱的感觉有出入。因此，从自身利益出发，证监会对欺诈活动会有所动作，但不会“走过头”。这就是为什么证监会的高层人士喜欢说证券市场发展的主流是健康的原因。行政机构谨小慎微，害怕承担风险而且老想保护自己面受外界批评，中外皆然。一个商业欺诈问题专家就曾说过：“在英国，大张旗鼓地侦破欺诈案件政治上没有好处。”。18考虑到证券欺诈行为具有隐蔽性，犯罪人行为难以取证、难以界定，监管部门谨小慎微的态度就不足为奇了。

在部门利益驱动下，还会出现有趣的微观现象。实践表明，办案人员最怕的，就是办“夹生饭”案件。相关部门已经开始调查相关单位和个人，有重大怀疑但又无充分证据。因受人力，财力时间等客观条件限制，无休止追查并不现实。为了避免骑虎难下的窘境，证监部门可能乐意于调查那些它们较有把握，而把可能更重要的案件撇在了一边，或者象公安机关有时所做的那样，不破案就不立案。19同样地，由于取证困难，监管部门对违规者经常有意无意地从轻发落。对后者现象的另外一个解释是证监会同样需要保护。对于证监会的裁决，一般都允许当事人提起司法审查程序20.一般来说，处罚越重，当事人上诉的动因就越强烈。但是，没有政府机关希望自己的决定因为不公平或者武断而被推翻。“在最糟糕的情形下，司法审查可被当事人当作一种手段，以便迫使管理当局改变特定行为或者同意施加更轻的处罚”21.这个威胁使得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时，往往手下留情。这种做法类似于美国的辩诉交易（pleabargaining）制度。在两者情形下，处罚者均以相对较低处罚换得被处罚者对处罚结果的接受。这种做法情有可原，但是结果堪忧。它不但损害了公平，也使许多行政制裁的威慑效果大打折扣。

如上所述，刑事制裁对于吓阻违规者有时的确具有独特作用。《证券法》第11章中共有17条规定了刑事责任，这在一部商事法律中是很少见的。立法者显然希望通过严刑峻法，吓阻止违法现象发生。“治乱（世）市用重典”的决心固然值得称道，但是结果会如何呢？可能令其大失所望。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制裁越严厉，保障行为人受到公平审判的程序性措施就越趋严格。在我国，只有“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时才能对人犯定罪量刑。相较之下，在民事诉讼中适用的一般证明要求是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请求与证据更有说服力即可。证明要求的差别区别导致了对违规者责任确定律的重大差异。事实上，虽然这些管辖区域的公司证券法律甚至一般刑事法律都不厌其烦地规定了违规行为的刑事责任，无论美国，英国，加拿大还是香港，因证券违规行为而被处以刑事处罚的例子都是很少的。1998年11月，中国法院首次援用新刑法中的证券犯罪条款，在在被称为证券史上最严重的一起证券欺诈案的琼民源事件中，对两名个人违规者进行了刑事处罚，两人分别被处以两年和三年徒刑，其中一人的还是缓刑。22刑事定罪一者少见，二者处罚不重，一个关键原因在于证明要求难以得到满足。但是，规定了刑事处罚，执行时却不得不稀稀拉拉，这就象狗关叫不咬人，久而就之，人们就不把它当回事了。按住

葫芦起了瓢。刑事责任的加重可能导致威慑效果下降，这大概是立法者始料未及的。23何况，对于许多人来说，如果通过内幕交易等非法行动能够狠狠“发它一笔”，坐两三年牢快活后半生，也是值得考虑的买卖。人穷志短。在贫困的社会里，谋生不易，赚钱何其艰难，许多人往往愿意以自由、尊严甚至健康来换得金钱，也不是闻所未闻的事。

作为威慑手段，刑事制裁还有其它缺陷。在中国证券市场上，通过内幕交易、联手欺诈、操纵市场等手段进行违规操作的，主要是一些资金实力雄厚的机构大户。证券欺诈往往涉及法人犯罪，如何惩罚合适呢？如果惩罚该法人，难以起到威慑作用。针对个人，容易出现“替死鬼”现象。机构和直接涉案的较低级职员受到惩处而幕后指挥者则因查无实据而逍遥法外或行政处分了事。24至于罚款，数量小无关痛痒，数量大一则难以执行，二则损及有关企业的投资者、债权人等的利益，可能还会被抨击为花钱买违法的许可证。何况，以罚代刑有损法律的尊严和公正。取消从业资格等直接针对个人，本应具有较大威慑效果。但是，由于取得这种资格时许多人并未付出巨大代价25，这种处罚很可能起不到什么警示作用。

相比之下，私家执行体制具有一定优势。民事诉讼目前是投资者取得赔偿的唯一途径。民事赔偿的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调动投资者起诉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吓阻潜在违规者违法。必须将欺诈果实吐出来，对以攫取暴利为目的的欺诈行为人来说，这个制裁可说打蛇打在了七寸。民事赔偿的可能性也使广大的受害者乐于协助政府发现和调查欺诈案件。犯罪学家发现，多数刑事案件的受害者没有报案的积极性。26妇女被强奸后一般不愿声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刑罚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但是，良好的社会秩序是一种“公共品”（publicgood）。谁都乐见其成，但是没有人愿意为此付出什么。如果受害者知道抓获侵害者后自己可望得到赔偿，情景可能就不相同了。他们就有了举报违法行为，协助政府部门以及起诉的积极性。这不但是较低成本的执法行动，而且通过提高违规者被发现和处罚的可能性，大大提高相关制裁的威慑效果。当然，要做到这一些，必须将投资者的民事救济权利广而告之。这就离不开法制宣传和新闻报道。

在这个方面，一个较成功的先例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制定该条的目的，就是发动群众打假治假，运用惩罚性赔偿的原则，打击造假、卖假的不法分子。从实施效果看，立法者的初衷基本达到了。由于各级消费者组织和新闻媒介对该法的双倍赔偿的规定铺天盖地的宣传，消费者对欺诈行为的投诉显著增多，甚至出现了专门以打假为业的群体。这就是著名的“王海现象”。消费者运动与打击证券欺诈在许多方面具有相同点。例如，对于个别购买者来说，对于小额纠纷，他们往往忍气吞声，缺乏告状的积极性，而且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不愿告状愿投诉27.批评他们权利意识淡漠显然是不公平的。他们告诉之前考虑值与不值，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这反映了他们的经济理性和打击作假行为的“公共品”的特征。对付这种非法行为的最好办法，不是政府“挑大梁”的集权式的执法体系，而是大众自发追索的分权式的执法体制。

在这方面，健全的集团诉讼制度尤其重要。所谓集团诉讼，是指当争议发生后，权益受损的众多当事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组成一个集团，由集团中一人或者数人代表其他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集团成员起诉或者应诉，而法院所作的裁决对所有集团成员均有约束力的一种诉讼制度。集团诉讼规则对于证券法的特殊影响，可从美国和加拿大的证券诉讼案件的重大差别得到证实。两国证券法规中的民事责任制度极其相似，28但私家诉讼案件数却判若天渊。这主要由于两国不同的集团诉讼规则。集团诉讼制度肇始于英国，并为美国和加拿大所效仿。这些国家都把集团成员具有“共同利益”作为适用集团诉讼的要件。但是，加拿大法院对“共同利益”的解释，传统上极其严格，集团诉讼制度名存实亡。不同的民事诉讼规则导致了美加两国证券集团诉讼案件数目上的极其显著的差异。29近年来，加国开始向美国模式靠拢，同时允许在集团诉讼情形下实行“胜诉酬劳”制度。结果，集团诉讼件数目急剧上升，30放松限制的效果立竿见影。

美国的经验表明，投资者的查询和投诉是监管部门发觉证券违法违规行为的最重要来源之一。31可以预言，合适可行的索赔机制，将大大提高投资者通过告状或者投诉维护自身权益的积极性。这无疑将以合理的成本显著提高违规者被发现并惩处的可能性，从而大大提高相关制裁措施的威慑效果。另一方面，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要求较低，有助于民事责任的确立。例如，在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负责起诉内幕交易案件。该交易所的一位工作人员就说过，在四分之三的案件中，他有证据证明民事责任能够成立。但是，如果要他满足刑事的证明标准，他就无能为力了。32由于制裁的确定性和严厉性的组合比较理想，行之有效的民事救济体制可望具有更好的威慑效果，并构成证监会自身执行努力的不可或缺的补充。

中国私家证券诉讼：目前的困境

在中国，投资者通过诉讼寻求民事救济，目前存在严重法律和现实障碍33.不管是《公司法》，或是《证券法》，对诉讼事由都采取及其有限的列举方式。前者赋予股东一系列权利。从表面上看，与美国或者加拿大的公司法类似。问题是，该法通常没有规定如果这些权利遭到侵犯，股东可以享有哪些民事救济。中国法律也没有规定董事经理对于股东和公司，以及控权股东对于小股东的信义义务（fiduciaryduties），股东诉讼缺乏一般的法律依据。虽然《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和和《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都规定，因证券欺诈行为造成投资者损失的，他们可以提起索赔诉讼。但是，如何个索赔法，没有任何法律法规给予明确的指导。相反，零散的法规体系使得提起证券诉讼变得非常困难。其它的障碍包括：（1）由于中国法律没有规定“信赖假定”条款34，原告投资者需要证明自己的损失与被告的证券欺诈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通常，这就意味着原告需要证明在买卖证券时自己信赖于招股说明书等通信内的虚假，致人误信的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换句话说，就是证明如果所有重大事实均已得到披露，他是否还会去买卖特定证券。由于证券价格取决于一系列复杂因素，这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原告往往难逃败诉的命运。35其次，中国没有完善的集团诉讼制度。由于个别投资者从证券诉讼中获益有限，他们个人往往不愿意起诉实力强大的大公司，证券和专业机构，以免得不偿失。这个“集体行动”难题只能通过集团诉讼方式解决。然而，中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规定得很笼统，且设置种种阻碍，使集团诉讼难以发挥实效。第三，民事诉讼实践中一般适用败诉方承担胜诉方诉讼费用的原则，一般投资者对于提起诉讼顾虑重重。第四，集团诉讼要大行其道，离不开“胜诉酬劳”即“不成功不收费”制度。这种制度把诉讼结果与律师费挂钩，把诉讼的融资问题交给愿意为此冒险的诉讼律师处理，使私家证券诉讼变成现实。对于这种收费方式，目前中国法既不禁止也不认可。第五。《证券法》中若干责任规则的缺陷也加剧了投资者索赔的困难。36《证券法》规定，为证券发行，上市或者交易出具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资产评估报告的专业机构，“就其所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包括连带的民事责任。何谓“弄虚作假”？该法语嫣不详。中国证监会法律部负责人在回答记者咨询时说，律师对于已经勤勉尽责仍未能确定的事项，应当出具保留意见。这实际上回避了存在重大错误陈述包括遗漏时，如果职业人士并不实际知情是否仍需承担责任的问题37.美国等地的经验表明，能够证明上述职业人士对其实际知情的案件是很少的。正是因为即使不知情也可能承担责任，才迫使被称为“警犬职业”的服务机构，诸如律师、会计师事务所对可能产生责任的事项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强化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等职业机构的法律责任，对于保障缺乏复杂的财经知识和经验的多数中国投资者，并纠正证券市场严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投资者通过民事诉讼讨回损失，困难重重。遗憾的是，《证券法》第209条规定进一步伤害了投资者索赔的积极性。该条规定：“依照本法对证券发行，交易违法行为没收的违法所得和罚款，全部上缴国库。”虽然中国经常受到“有法不依”的讥评，这回倒是法律怎么说，实践也就怎么做。在琼民源事件中，证监会就下令将132810000元的“非法收入”充公。结果，虽然该笔款项大部来自广大投资者，107，000位股民却分文未得。第209条的规定不但有失公平，而且严重挫伤投资者发觉和控告欺诈行为的动因。可以断言，没有完善的投资者民事救济制度，就不可能有健康持久发展的证券市场，证券欺诈的猖獗现象就难以杜绝。如果说无时不在的私家诉讼威胁一定程度上造就了美国的全球首屈一指的资本市场的话，在主要依赖行业自律和官家制裁体制的英国和香港，民事责任制度的欠缺就是公司证券法律往往得不到有效执行的重要原因。38

若干改革建议

如上所述，证券欺诈屡禁不止，关键原因在于证券制裁体制存在根本缺陷。行业自律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民事诉讼制度名存实亡。而政府倚重的行政和刑事制裁体制又因种种原因只能发挥非常有限的作用。证券市场出现的种种丑陋现象，绝非偶然。那么，如何改进目前的证券制裁体制呢？首先，要完善投资者民事救济制度，特别是建立证券集团诉讼机制。其次，应当理顺不同衙门在处理证券欺诈案件上的关系，最终实现证券欺诈行为的调查权和刑事起诉权集中于证监会的过渡。第三，灵活处理法律程序中的证明要求问题。可以规定，在违规者对证监部门提起的行政诉讼中，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民事诉讼证据原则。这在美国有先例。第四，证监部门要保护投资者，首先是自己要得到适当保护。安大略《证券法》第141条就规定，就证监会善意执行证券法律或履行职责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失责或者疏忽行为，不得对其或其成员，雇员提起索赔诉讼。这种规定的目的，是证监部门能够摆脱后顾之忧，有利于它们大胆负责地工作。第五，更积极地使用一事多罚的办法。例如，如果证券律师参与证券欺诈，不但证监会要对其罚款，吊销或者暂停其证券律师职业资格，而且管理律师业的司法行政机关（相当于香港的律师公会）应当立即跟进，对违规律师刻以其它处罚。甚至执政党的纪律部门也可对相关律师进行党纪处分，如果该律师是共产党员的话。这样做的目的，主要目的在于加重违规者的损失，同时绕开刑事定罪往往既不容易也不合适的障碍。第六，私家证券诉讼不无弊端。这些弊端包括导致诉讼费用高企，公司日常经营运作受到一定干扰，投资者与其证券律师可能串通，进行诉讼，等等。为了有效控制私家诉讼的这些负作用，，同时也为了解决多数上市公司经常存在的集体行动问题，中国应当借鉴美国，加拿大，英国以及香港的做法，让政府机构特别是证监会在民事诉讼中扮演一定作用。在英国，“证券投资委员会”（SIB）就曾向非法进行投资业务的人士成功追讨过赔偿金并把它派发给受害的投资者。39在这方面，具有较完善立法的地区要算加拿大安大略省。该省《证券法》规定，当出现内幕交易等情况时，相关好处应当归于上市公司或者共同基金。经其证券持有人或者证监会申请，如果法院确信该公司或者基金没有，怠惰于提起旨在追讨内幕交易收益的诉讼，或者虽然提起这种诉讼，但是检控不力，法院可以授权或者责令证监会提起诉讼，相关的诉讼费用也由后者承担。为该目的，上市公司与基金必须向证监会提供充分合作。40建立一套相对健全合理的民事责任制度，绝非一日之功。考虑到中国目前严重缺乏高素质的证券律师，由证监会代表投资散户提起民事诉讼尤为必要，也有助于解开政府害怕证券诉讼失控的心结。当然，这个设想能否变为现实，取决于证监会能够迅速招募到合适的法律人才。目前低廉的薪水待遇和爱国奉献的理想主义号召显然解决不了问题。

顺便提一下，加拿大（主要指安大略省）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制度与美国的极其类似。但是，美国证券法规则体系零散。不但证券立法显得杂乱，而且一般的普通法规则与法规中的规则关系复杂。经常地，这成为证券诉讼的主题。相比之下，加国汲取了美国法的精华部分，对其进行了归纳整理，体例上更胜一筹，对欠缺证券民事责任立法经验的中国来说，可能更有借鉴价值。《安大略证券法》全文业经大陆法律学人移译成中文。有兴趣者可以参阅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加拿大重要公司公司法和证券法》一书，特别是《安大略证券法》第二十三章（民事责任）。

结语

与许多人想象的相反，大陆中国人“非讼”的传统意识正在急剧淡化。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国人已经不再“和为贵”，求得一团和气。相反，他们日益倾向于诉诸法律，在法庭上为自己讨回公道。法院案件因此呈直线上升趋势。民众权利意识的增强，是中国社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可喜征兆。41遗憾的是，政府的观念转变好象比民间慢了一拍。今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证券法》表明，中央计划时代政府揽权争利的陈腐观念阴魂未散。虽然政府已经意识到保护投资者，防范和制止证券欺诈行为的蔓延对于发展证券市场，改善企业治理的重大意义，中国的投资者保护体制的特征，可以用父权主义这个词语来概括。

有人统计，该法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与证监会直接或者间接相关。一方面，政府把自己当作证券市场的主角，大包大揽。另一方面，却不赋予或者说剥夺了投资者通过民事诉讼寻求救济的应有权利。民事责任制度名存实亡。广大投资者面对的是，障碍重重的民事索赔体制和使其丧失索赔积极性的反激励机制。市场秩序紊乱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被当作监管部门权力不足，以及对违规者处罚不够严厉的问题。

政府未能意识到的是，不论是监管部门，还是官家执法体制本身，都存在着局限性。与刑事和行政制裁体系相比，健全的民事责任制度由于具有威慑的确定性和确定性的更为理想的组合，对于遏制证券欺诈更为有效。政府垄断对公司证券法制的执行的结果，是使证券欺诈充斥于市，违规犯罪行为愈演愈烈。如果没有反思证券执行体制上的根本性漏洞，进行有效改革，伴随政府将民间储蓄从银行赶向股市的努力将是银行的兑付隐忧转换成他日股市崩溃的危机。社会大众的毕生积蓄，将逐步蒸发，“合法”地化为泡影。由此而来的对政府失职的不满和指责，可能演变成震撼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风暴。中国政府反思其保护投资者的策略，已经刻不容缓。相关的修例固有必要，观念更新却是一切行动的基础。可以说，那种认为只有政府大手包揽，垄断执法才能确保公共秩序，并视民众权利和参与为累赘的父权主义哲学才是中国证券欺诈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注释：

1转引自郭锋，“完善证券监管机制防范市场风险”，卡斯特经济评价中心研究报告，载于中国咨询行商业报告库（在线词典）（1998年8月20日）。

2See，e.g.，S.Y.Wu，Production，EnterprenuershipandProfits（1989）。

3RichardPosner，TheEconomicsofJustice，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81，at167.但是，根据贝克和斯蒂格勒，加重处罚增加了腐败的收益。SeeGaryBeckerandGeorgeStigler，“LawEnforcement，Malfeasance，andCompensationofEnforcers”，JournalofLegalStudies，vol.2，at6.

4这是为数不少的机构投资者或市场观察研究人士在直言，新刑法生效不会给股市带来什么大的影响时的评论。参见“新刑法生效会减少股市范规吗？”，《经济日报》（1997年11月4日）。

5“证券欺诈行为人的冒险性，投机性，性强。由于目前规范证券市场，制裁欺诈行为的相关法律尚不完备，抓紧时间钻法律空子”捞一把“的欲望使其行为几近疯狂”。新华社，“中国防范和控制证券欺诈刻不容缓”（1998年10月26日）。

6See，e.g.，J.C.Coffee，Jr.，“CorporateCrimeandPunishment：ANon-ChicagoViewoftheEconomicsofCriminalSanctions”（1980）17Am.Crim.L.Rev.419at423.

7See，e.g.，N.S.Poser，InternationalSecuritiesRegulation（Boston：Little，Brown，1991），at85.

8E.H.Sutherland，WhiteCollarCrime（NewYork：DrydenPress，1949）at219.

9郭锋，前引文。

10参见“中国百户上市公司经理人调查之一：市场竞争与市场秩序”，《证券时报》（1998年11月5日）。

11M.Casson，CulturalDeterminantsofEconomicPerformance（1993）p.Econ.418，at431；RichardJanda，SomethingWickedThatWayWent：LawandtheHabitofCommunism，（1995）41McGillL.J.253.

12Seee.g.，M.Clarke，RegulatingtheCity（London：OpenUniversityPress，1986；JamesJ.Fishman，AComparisonofEnforcementofSecuritiesLawViolationsintheUKandUS，TheCompanyLawyer，Vol.14，No.9，at165；BettyM.Ho，“RethinkingtheSystemofSanctionsintheCorporateandSecuritiesLawofHongKong”，42McGillL.J.603.

13中国总理朱容基1999年4月在访问美国期间曾表示，中国证监会是目前最缺乏人才的部门。见《中国证监专业素质须提升》，《苹果日报》（1999年8月10日）。

14参见《查处证券期货违法犯罪中加强协调配合的通知》，证监发（1999）10号（1999年2月14日）。

15SeegenerallyA.Downs，InsideBureacucracy（Boston：Little，Brown，1967）。

16例如，对于证券欺诈，即使涉及犯罪，美国证监会倾向于自己对之施以民事和行政制裁，而不是刑事制裁。结果，适用民事制裁的案件远远超出刑事制裁的案件。内中原因就是证监会不想大权旁落。SeeBarryRider，“PolicingtheCity-CombatingFraudandOtherAbusesinCorporateSecuritiesIndustry”，41CurrentLegalProblems47（1988）。

17SeeD.C.Langevoort，“TheSECasaBureacucracy：PublicChoice，InstitutionalRhetoric，andtheProcessofPolicyFoumulation.”（1990）47WashingtonandLeeL.Rev.527，at531.

18Wolman，PoliticalGainPartnersinFightingagainstFraud（1987）FinancialTimes20Julyatp.32，col1（quotingProfessorMichaelLevi，aresearcherofcommercialfraud）。

19美国证监会前委员衮德费思观察到，由于该证监会的律师无法起诉大多数案件他们就得在应当起诉谁如何起诉他们以及如何“私了”上花心思，结果这导致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诉讼模式。RelianceNational“SecuritiesLawsandCorporateGovernance：TheAdventofaMeltdown？”（May13，1999），WorldTradeCenter）（SanFrancisco，CA）。Pleasevisitthewebpage

20《证券法》第210条规定，对证监会就证券违规行为所作的处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21RaymondTang，“JudicialReviewandDueProcessintheEnforcementofSeuritiesLaw：theHongKongExperience”，AnAddresstotheLAWASIAConference，Manila，Philippines，28August1997，pleasevisitwebpage.hk/eng/index.htm.

22参见“中国证券第一骗案划上句号”，经济日报》（1999年8月10日）。

23政府加重刑事制裁的做法的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有助于提升政府形象，表明政府整治市场乱象的决心进而赢得民众的掌声。有关举措是否真正有效，它们并不在乎。这种做法，英国早有先例。一些研究人士曾对该国监管部门的用心进行了揭露和批评。SeeJohnMNaylor，TheUseofCriminalSanctionsbyUKandUSAuthoritiesforInsiderTrading：HowCantheTwoSystemsLearnfromEachOther，（1990）11CoLaw，at91.但是，中国的情况可能与英国的不同。倚重行政和刑事制裁，而忽视民事责任制度的原因，一是观念问题，二是民事责任规则体系极其复杂，中国缺乏必要的经验和法律人才。再者，就是私家诉讼的经济代价被高估，而公司证券法规得不到有效实施时将产生的社会成本却被严重低估。

24在最近审议会计法草案修改稿时，一些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地方和部门就提出，目前在一些单位中，行政领导的授意、指使是会计做假帐的最主要原因，倪四义/袁晔，“中国拟严处会计业违规造假行为”（1999年8月24日新华社稿）.

25一个相反的例子是在北美，取得医生和律师的执照需要多年苦读，机会成本高昂。多数执业人士轻易不敢违法，因为吊销执照的损失太大了。

26SeeBruceBenson，TheEnterpriseofLaw：JusticeWithouttheState，PacificResearchInstituteforPublicPolicy，SanFrancisco，1990，at137-140.

27参见“中国保护消费者现状调查”，《经济日报》（1999年7月27日）。

28很大程度上，这归因于安大略省政府委托，就证券管制问题进行研究的研究小组于1965年提出的“金贝报告”（KimberReport）。SeeJohnS.M.Turner，“ProspectusMisrepresentationDefences”，（1989）10CoLaw，at108.

29See，e.g.，TheTorontoStockExchangeCommitteeonCorporateDisclosure，“ResponsibleCorporateDiscloure：ASearchforBalance”（releasedinMay1997）。

30“美国的集体诉讼游戏已经开花结果，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在加拿大，这个游戏看来会被如法炮制。”EricReguly，“SpeakingofLivent：Class-actionfeverthreatensCanadianfirms”，GlobeandMail（August14，1998）。但是，加国继续适用“败诉方承担胜诉方讼费”的一般原则。这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遏制证券诉讼的泛滥。Id.

31Fishman，op.cit.，at166.在中国，有关方面也表示，查处证券犯罪主要依靠举报。参见“新刑法生效会减少股市范规吗？”，《经济日报》（1997年11月4日）

32SeeJohnMNaylor，TheUseofCriminalSanctionsbyUKandUSAuthoritiesforInsiderTrading：HowCantheTwoSystemsLearnfromEachOther，（1990）11CoLaw，at58.

33参见蔡文海：“从中国首宗股民状告上市公司欺诈案说起-中国私人证券诉讼的困境，出路和意义”，《信报财经月刊》，1999年9月号，第107-112页。

34所谓“信赖假定”，就是假定原告投资者在买卖证券时，已经信赖于招股书或者其他书面或者口头通信中的错误陈述。这种假定是可以被反驳的。

35在姜某诉红光实业公司案中，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即以原告无法证明其损失与被告虚假陈述的因果关系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参见“国内首例小股东状告上市公司欺诈案有结果”，《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5月4日）。

36参见蔡文海，前引文，第109-110页。

37参见田冰川，《向证券市场输送合格“商品”-中国证监会法律部负责人答本刊记者问》，《中国律师》1999年第4期，第25页。

38SeeJohnMNaylor，TheUseofCriminalSanctionsbyUKandUSAuthoritiesforInsiderTrading：HowCantheTwoSystemsLearnfromEachOther，（1990）11CoLaw；BettyM.Ho，“RethinkingtheSystemofSanctionsintheCorporateandSecuritiesLawofHongKong”，42McGillL.J.603.民事责任制度的重要性近来似乎得到了重视。参见《梁定邦：股市应四管齐下》，《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9月22日）。梁定邦先生现在是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

39See，e.g.，SecuritiesandInvestmentBoardv.Loyd-Wright，[1994]1B.C.L.C.147.

证券欺诈范文篇2

关键词:证券欺诈;优势犯罪;证券法

证券市场作为商品经济、信用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其运作的复杂性、投机性、风险难控性等决定了证券市场是一个高风险市场,同时也就伴随产生了各种违规行为和犯罪行为。这就是投资者所说的证券欺诈。

一、证券欺诈的形式和具体情形

对在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出现的欺诈现象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种:

(一)内幕交易所谓内幕交易是在证券发行、交易中,内幕人员和非内幕人员围绕有关内幕信息所实施的欺诈行为。

法定的内幕人员,或是利用职务之便窃取内幕信息的非内幕人员都可能利用事先掌握的某一未公开的但又对价格走势非常敏感的信息,预见内幕信息分开前后的行情走势进而交易,于是稳操胜券———获利或避免损失,而使得那些与他做相同或相反投资的投资者遭受损失。

内幕交易行为似盗非盗,似贪非贪,似骗非骗,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危害行为,使投资者处于不平等的起点,对其他投资者应当拥有的平等知情权构成危害;使上市公司最终失去投资者,使证券价格和指数的形成过程本身失去了时效性和客观性。

(二)操纵市场所谓操纵市场是指在证券市场中制造虚假繁荣、虚假价格,诱导或迫使其他投资者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作出错误的投资决定,使操纵者获利或减少损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造市”行为。

操纵市场的主体是投资大户,即机构投资者和资金实力雄厚的个人投资者。他们利用资金上的优势,通过虚买虚卖、联合操纵、连续交易、散布谣言等形式,达到抬高股价、稳定股价和压低股价的结果,以此满足其操纵的目的。

操纵市场行为使证券市场失去了竞争,从而形成垄断。同时操纵市场能造成一种虚假的供求关系,使投资者失去了正确的投资参数,而成为操纵者的牺牲品。

(三)地下信用交易所谓地下信用交易是指券商工作人员挪用投资者的股票或资金牟取私利和券商擅自利用投资者的股票和资金提供给其他投资者进行融资与融券交易。

投资者在进行证券交易时会出现这样奇怪的现象:投资者填单买进时被

告知资金账户上没有足够的资金或者填单卖出时被告知股票账户上没有足够的股票。一句话,交易不能完成。由此可以说投资者的股票或者用于证券交易的资金并不安全,经常会被“借走”去“生蛋”。有的可能返还,有的则一去不复返。

这种行为是对其他投资者利益的侵犯,它可能使投资者失去投资机会,甚至损失所有的投资。所以冠之以“地下”二字,一是违法,二是走样。

(四)欺诈客户所谓欺诈客户是指证券经营机构或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义务时实施的故意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的行为。

拥有客户,才可能欺诈客户。在证券市场中,承销商、经销商、兼营经纪和自营的证券商、投资咨询公司及其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在证券发行、流通中充当着不同的角色,于是就形成了与投资者的不同利益关系:它们可以是证券经营机构在承销证券业务与潜在的投资者发生的买卖关系;也可以是证券经营机构作为经济人,接受投资者的委托买卖证券时所发生的特殊关系等。而欺诈客户的动机恰恰暗含在这些利益关系中。

(五)虚假陈述所谓虚假陈述就是指具有信息公开义务的单位或个人,违反证券市场中的信息分开制度,在有关文件中对重要事实作虚假的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行为,是发生在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的一种特殊欺诈行为。

通常投资者在进行证券交易时,无法直接观察到所交易证券的投资价值所在。这就形成了证券的发行人以及帮助发行人发行证券的专业服务人员向投资者如实公开与证券有关信息的客观要求,于是就产生了追求利益而采用谎报、虚构、遗漏、隐瞒、虚假允诺等形式误导投资者,从中渔利。

二、证券欺诈的成因

通过对证券欺诈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所有的证券欺诈都是优势犯罪,即滥用资源优势是各类证券欺诈的共同特征。

所谓的优势犯罪是指社会资源分配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滥用拥有的资源优势而危害社会并牟取私利的犯罪。这里的资源是指权力和财富的社会资源。例如在内幕交易中,如果不是股票上市公司的工作人员或其他发行中的工作人员,就不能比其他投资者提前获悉有关内幕信息,更不可能利用知悉的内幕信息买卖证券,或者把内幕信息泄露给非内幕人员。内幕交易是一种典型的权力性资源分配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实施的犯罪。操纵市场是一种典型的在财富性资源分配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实施的犯罪。此外欺诈客户和虚假陈述都可以归结为权力性资源分配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实施的犯罪。

正是有关人员在社会资源分配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这些资源在利用时又没有得到相应的制约或制衡,使资源利用变成滥用,从而出现证券欺诈。在证券市场中缺乏法律、制度、道德等内在外在的制约因素,使拥有一定权力或较多财富的人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按着一定程序规则去行使权力和运用财富,是形成证券欺诈的原因,同时也是预防和减少证券欺诈对策之所在。

三、证券欺诈的对策:

(一)法律制度的禁止和防范。1998年12月28日,历时6年凝聚专家心血的《证券法》终于问世了。作为新中国第一部调整证券市场行为的《证券法》,对于筹集建设资金、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障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这里仅谈一点与证券欺诈有关的法律规定。

这部《证券法》对证券欺诈行为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作了具体规定。具体在《证券法》第183条至193条。同时还规定对证券监管机构工作人员进行内幕交易的,从重处罚。这对规范证券市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仍可看出一些不完善之处。在这里以有关证券欺诈的法律规定为例,无论是内幕交易,还是操纵市场以及欺诈客户等,他们的法律责任只有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涉及民事责任的微乎其微,这显然是法律制度失衡。

在《证券法》中应明确规定各种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这是因为,第一:证券法的调整对象是市场上各类主体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而这些法律关系既有行政管理关系,又有民事法律关系,因而证券法兼有行政法和民商法的性质,是行政法和民商法在证券领域的特别法,凡是证券发行和交易活动中发生的法律关系均应由证券法来调整。尤其是各类证券欺诈的民事责任的追究与一般民事责任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为民法的一般原则所无法解决,只能在证券法中加以详细具体的规定。第二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来看,我国《证券法》第1条开宗明义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放在首位。但如何保护?在投资者因内幕交易、操纵市场价格等恶性欺诈行为而遭受损失时,仅仅对欺诈行为个人进行罚款、判刑不能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作为法律责任的三种形式,性质不同,其功能和效果也不相同。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重在打击和遏止违法犯罪行为,剥夺其进一步实施违法犯罪的条件,使之不致再犯,而民事责任重在消除违法犯罪行为的后果,使受害人的利益得到补偿,其主要手段就是赔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证券法》几乎没有提及,这说明《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亟待完善。

当然资源优势的制衡,决不仅仅是法律问题,还应包括各种意义上的规范、制度对资源优势的制衡机制。

(二)提高证券市场的可视性和能见度,加大被害人的抗制能力。证券市场是信息密集度极高传递速度极快的场所。这使发行、交易过程中的可视性和能见度受到影响。信息越多,传输速度越快,可监管控制就越难以提高,对市场及其参与者的控制就越困难。如果一味追求证券市场的信息容量和传递速度,违法犯罪的信息就不会被及时发现,也就谈不上被害人及时知道自己正在被害,更谈不上监管机关及时知悉有加害行为发生。因此提高证券市场信息的可视性和能见度,其根本目的就是使被害人、监管者以及相关主体及时知道有加害行为产生,进行各种抗衡,约束行为人。同样如果可能的犯罪人在实施犯罪的预备阶段,清楚地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将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就有放弃犯罪念头的可能。可以通过对有关市场参与者身份的信息、交易和操作过程的信息以及有关管理过程的信息的公开透明,提高证券市场的可视性和能见度,提高中小投资者对股市的投资信心。

证券欺诈范文篇3

对于我国的“三低一高”现象尤其是高市盈率问题,市场人士给予了种种“合理”的解释:如银行存款利率为2%,这意味着中国市盈率应该是50倍;有的人认为在计算中国股市市盈率时,应剔除亏损、微利的股票,而且要把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一起考虑,并因此得出五粮液、中集集团等绩优股的市盈率低于10倍;也有人认为新兴股市市盈率偏高是很正常的,且我国上市公司成长性较好,可以允许有较高的市盈率,尤其在中国壳资源是一种稀缺的资源,供求定律决定了股价的高企。

对于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一般投资者投资股票,要求的最低回报率由两部组成:无风险报酬率和风险报酬率。在实务中,我们通常用五年期国债的利率作为无风险报酬率,大概是3%以上,上市公司风险报酬率可以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求得,一般至少是3%,也就是说,中国股市要求的最低回报率至少应该是6%,也就是说平均市盈率不能超过16倍,这与西方成熟股市的15-20倍市盈率差不多。

但仅以利率的倒数来推算市盈率水平,显然也缺乏合理性。日本一度曾推行零利率政策,如照此法推算,那么其股市的市盈率应趋向无穷大。看来,用银行存款利率来推算市盈率的人并没有考虑到股市的风险性,即风险报酬率。

最近还有人认为我国股市的市盈率并不高,原因是上市的股票中有2/3的股票不能流通,如果全部流通,则市盈率会降低。他们计算市盈率的依据为:市盈率=流通股的市盈率/3,并得出我国市盈率在15-20倍的理论。这种观点同样是荒谬的,我国并不缺乏全流通股的股票,但市盈率也不见得很低,而且从理论上讲,部分流通的股票因为流通股股东没有控股权,价值更低,而事实上我国控股股权每股的转让价格往往只是流通股市值的1/5-1/10.

随着上市公司造假案一桩接一桩的曝光,我国的上市公司首次面临到如此巨大的信用危机,IPO(首资公开发行)时靠包装,再融资时靠作假和大股东的友情赠送,表面上看中国上市公司亏损面较小,但如果把非公允的收益及作假的收益部分弃掉,则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上市公司是亏损的。按周小川的说法,有1/3的上市公司已经空了。这就是泡沫的最大来源。

实际上,重组题材已经成为我国股市中最重要的炒作题材,庄家更是借机把重组股炒上了天,如亿安科技、中科创业等。据国信证券研究策划中心吴锋的统计,从1997-2000年深沪两市个股和板块的整体走势来看,重组股板块不仅远远地跑赢了大盘,而且也跑赢了许多板块。

根据笔者的统计,在1997年1月2日以前上市的514只个股中,从1997年1月2日到2000年12月29日的4年间,涨幅超过200%以上的个股达到182只,其中125只为重组股,占68.68%,占514只个股的24.32%。其中涨幅超过400%的个股达到63只,重组股为42只,占63只涨幅超过400%个股的66.66%。

我国证券欺诈的集中营

让我们来看郑百文的重组,尽管三联集团反复表白自己“在此次重组问题上不存在任何投机行为”,且三联集团总裁张继升也曾在一次采访时表示:“中国股市有大量的庄家,而且是暗庄,但三联将是一个‘明庄’,一个透明度极高的‘明庄’。”然而事实说明,三联集团不仅是明庄,而且也是暗庄。2000年6月至7月间,三联集团共从二级市场买进郑百文股票105.255万股,其中以个人股东账户名义买入的郑百文股票为87万股,盈利73.7万元。

此外,它还通过对郑百文的投机重组,获得了巨大的无形收益。一夜间,三联集团成了我国证券市场的“英雄”,通过对郑百文的重组,产生了比投入几亿甚至几十个亿广告宣传费都要广泛、且广告达不到的轰动效应。一些暗庄也借机趁火打劫,在二级市场上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投机狂潮。

以壳资源为目的重组充满欺诈,这是因为壳资源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它的价值主要由三方面构成:

一、“壳资源”公司的融资价值。

我国企业融资渠道相对狭窄,企业普遍存在资金需求饥渴症,具有融资渠道的上市公司也就成了许多企业猎取的目标。去年证监会出台的《关于规范重大购买或出售资产行为的通知》允许符合重大重组规定的公司配股或增发新股,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壳资源”公司的融资价值。

二、二级市场投机操纵价值。

由于我国的证券市场仍处于完善和规范阶段,使一些违规、违法的投机行为有了可乘之机。一些公司打着资产重组之名,操纵着公司二级市场的股价,典型的如中科创业、亿安科技等。

三、其他价值。

“壳资源”公司的其他价值包括利用关联交易、担保等手段与“壳资源”公司进行不平等交易,从“壳资源”公司抽血及再转让价值,如宁馨儿入主四砂股份抽血后,将其转让,从中获取收益。

重组方以巨额资产取得壳资源后,一般还要注入所谓的优质资产为上市公司创造利润,如山东三联付出3亿元现金、并注入4亿元资产来重组郑百文,这样的巨额投入当然需要回报,那么最常见莫过于利用二级市场炒作来取得回报。但这种方法往往充满了欺诈性,如内幕交易、虚假陈述、操纵价格等,《证券法》上的禁止性规定被违反了个遍。

这种重组欺诈的手法大致分为六种:

价格操纵。不论是从筹码集中度,还是从股东户数的变化来看,大部分重组股均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价格操纵行为。

题材操纵。所谓题材,说穿了就是庄家炒作一只股票的借口和理由,是庄家用以诱导中小投资者跟风从而牟取暴利的道具,是庄家事先设计的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和事先掘好的一口陷阱。

利润操纵。被收购和重组的上市公司为配合庄家运作用于拔高当期利润的不正当的会计手段(如少提折旧、少提坏账准备以及将庄家打入的资金虚构营业收入、联手坐庄将投资收益转入营业利润等)。

舆论操纵。为达到诱骗中小投资者跟风的目的,重组股的庄家们除为炒作的股票编织无数美丽的题材外,还必须向外扩散这些题材。在资讯时代十分发达的今天,庄家要达到这一目的确实不费吹灰之力,于是我们便看到了大量的网上传闻。此外,庄家还会利用一些股评家和咨询机构的市场影响力拼命推荐即将出货的股票。

内幕操纵。重组股的庄家们操纵市场,操纵股价通常是通过内幕交易和黑箱操作来实现。一般来说,重组类公司的内幕人士包括:被收购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收购方的高层人士、财务顾问、二级市场炒作方,即所谓的庄家。

联手操纵。当一家机构操纵一只股票的资金不足时,往往会找一些关系密切的其他机构如民间机构、基金公司和证券公司等联手操纵。

典型的重组是庄家与上市公司的新东家合二为一,就像一根绳上的蚂蚱,上市公司伺机各种题材,与庄家配合默契。还有一些庄家在重组时大玩“空手道”,以拟受让的股权质押取得银行贷款获取股权转让金,将劣质资产包装成优质资产,再玩非公允的关联交易游戏,将上市公司包装成一家具有高成长性的绩优股。但这一切都是假的,都是为了配合二级市场而炮制出来的。

挤泡沫从重组股开始

庄家将重组股炒上天的同时也扭曲了股市的投资理念,广大股民“与庄共舞”,股价与公司业绩的大相径庭使得投资者逐渐丧失了关注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兴趣,庄家的意志、股票的概念、政府的政策以及市场中资金的供求关系往往比公司的基本面更能影响股票的价格。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严重扭曲的状况已经在市场中被广泛接受,并习以为常,而对上市公司基本面的情况却很少提及。

一个不注重公司基本面分析只注重机构实力的股市与“”又有何异?

目前A股市场最主要问题的欺诈和泡沫,欺诈推进了泡沫,泡沫诱发了欺诈。银广夏7个多亿的虚增利润使股值增加了70亿元。如此的暴利,怪不得庄家(包括与庄家合作的上市公司大股东)会不惜代价,一次次上演“垃圾换黄金”的好戏。可天下绝对没有免费的午餐,在上市公司“乌鸦变凤凰”的背后是庄家利用市盈率的“放大器”作用,牟取暴利的野心。

把资产从左手交到右手、从上口袋转到下口袋,从壳内到壳外、壳外到壳内,虽然从社会财富的总体来看并没有改变,但是对于某些人的意义却大不相同。

证券欺诈范文篇4

一般投资者投资股票，要求的最低回报率由两部组成：无风险报酬率和风险报酬率。在实务中，我们通常用五年期国债的利率作为无风险报酬率，大概是3％以上，上市公司风险报酬率可以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求得，一般至少是3％，也就是说，中国股市要求的最低回报率至少应该是6％，也就是说平均市盈率不能超过16倍，这与西方成熟股市的15－20倍市盈率差不多。

但仅以利率的倒数来推算市盈率水平，显然也缺乏合理性。日本一度曾推行零利率政策，如照此法推算，那么其股市的市盈率应趋向无穷大。看来，用银行存款利率来推算市盈率的人并没有考虑到股市的风险性，即风险报酬率。

最近还有人认为我国股市的市盈率并不高，原因是上市的股票中有2／3的股票不能流通，如果全部流通，则市盈率会降低。他们计算市盈率的依据为：市盈率＝流通股的市盈率／3，并得出我国市盈率在15－20倍的理论。这种观点同样是荒谬的，我国并不缺乏全流通股的股票，但市盈率也不见得很低，而且从理论上讲，部分流通的股票因为流通股股东没有控股权，价值更低，而事实上我国控股股权每股的转让价格往往只是流通股市值的1／5－1／10.

随着上市公司造假案一桩接一桩的曝光，我国的上市公司首次面临到如此巨大的信用危机，IPO（首资公开发行）时靠包装，再融资时靠作假和大股东的友情赠送，表面上看中国上市公司亏损面较小，但如果把非公允的收益及作假的收益部分弃掉，则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上市公司是亏损的。按周小川的说法，有1／3的上市公司已经空了。这就是泡沫的最大来源。

实际上，重组题材已经成为我国股市中最重要的炒作题材，庄家更是借机把重组股炒上了天，如亿安科技、中科创业等。据国信证券研究策划中心吴锋的统计，从1997－2000年深沪两市个股和板块的整体走势来看，重组股板块不仅远远地跑赢了大盘，而且也跑赢了许多板块。

根据笔者的统计，在1997年1月2日以前上市的514只个股中，从1997年1月2日到2000年12月29日的4年间，涨幅超过200％以上的个股达到182只，其中125只为重组股，占68.68％，占514只个股的24.32％。其中涨幅超过400％的个股达到63只，重组股为42只，占63只涨幅超过400％个股的66.66％。

我国证券欺诈的集中营

让我们来看郑百文的重组，尽管三联集团反复表白自己“在此次重组问题上不存在任何投机行为”，且三联集团总裁张继升也曾在一次采访时表示：“中国股市有大量的庄家，而且是暗庄，但三联将是一个‘明庄’，一个透明度极高的‘明庄’。”然而事实说明，三联集团不仅是明庄，而且也是暗庄。2000年6月至7月间，三联集团共从二级市场买进郑百文股票105.255万股，其中以个人股东账户名义买入的郑百文股票为87万股，盈利73.7万元。

此外，它还通过对郑百文的投机重组，获得了巨大的无形收益。一夜间，三联集团成了我国证券市场的“英雄”，通过对郑百文的重组，产生了比投入几亿甚至几十个亿广告宣传费都要广泛、且广告达不到的轰动效应。一些暗庄也借机趁火打劫，在二级市场上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投机狂潮。

以壳资源为目的重组充满欺诈，这是因为壳资源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它的价值主要由三方面构成：

一、“壳资源”公司的融资价值。

我国企业融资渠道相对狭窄，企业普遍存在资金需求饥渴症，具有融资渠道的上市公司也就成了许多企业猎取的目标。去年证监会出台的《关于规范重大购买或出售资产行为的通知》允许符合重大重组规定的公司配股或增发新股，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壳资源”公司的融资价值。

二、二级市场投机操纵价值。

由于我国的证券市场仍处于完善和规范阶段，使一些违规、违法的投机行为有了可乘之机。一些公司打着资产重组之名，操纵着公司二级市场的股价，典型的如中科创业、亿安科技等。

三、其他价值。

“壳资源”公司的其他价值包括利用关联交易、担保等手段与“壳资源”公司进行不平等交易，从“壳资源”公司抽血及再转让价值，如宁馨儿入主四砂股份抽血后，将其转让，从中获取收益。

重组方以巨额资产取得壳资源后，一般还要注入所谓的优质资产为上市公司创造利润，如山东三联付出3亿元现金、并注入4亿元资产来重组郑百文，这样的巨额投入当然需要回报，那么最常见莫过于利用二级市场炒作来取得回报。但这种方法往往充满了欺诈性，如内幕交易、虚假陈述、操纵价格等，《证券法》上的禁止性规定被违反了个遍。

这种重组欺诈的手法大致分为六种：

价格操纵。不论是从筹码集中度，还是从股东户数的变化来看，大部分重组股均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价格操纵行为。

题材操纵。所谓题材，说穿了就是庄家炒作一只股票的借口和理由，是庄家用以诱导中小投资者跟风从而牟取暴利的道具，是庄家事先设计的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和事先掘好的一口陷阱。

利润操纵。被收购和重组的上市公司为配合庄家运作用于拔高当期利润的不正当的会计手段（如少提折旧、少提坏账准备以及将庄家打入的资金虚构营业收入、联手坐庄将投资收益转入营业利润等）。

舆论操纵。为达到诱骗中小投资者跟风的目的，重组股的庄家们除为炒作的股票编织无数美丽的题材外，还必须向外扩散这些题材。在资讯时代十分发达的今天，庄家要达到这一目的确实不费吹灰之力，于是我们便看到了大量的网上传闻。此外，庄家还会利用一些股评家和咨询机构的市场影响力拼命推荐即将出货的股票。

内幕操纵。重组股的庄家们操纵市场，操纵股价通常是通过内幕交易和黑箱操作来实现。一般来说，重组类公司的内幕人士包括：被收购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收购方的高层人士、财务顾问、二级市场炒作方，即所谓的庄家。

联手操纵。当一家机构操纵一只股票的资金不足时，往往会找一些关系密切的其他机构如民间机构、基金公司和证券公司等联手操纵。

典型的重组是庄家与上市公司的新东家合二为一，就像一根绳上的蚂蚱，上市公司伺机各种题材，与庄家配合默契。还有一些庄家在重组时大玩“空手道”，以拟受让的股权质押取得银行贷款获取股权转让金，将劣质资产包装成优质资产，再玩非公允的关联交易游戏，将上市公司包装成一家具有高成长性的绩优股。但这一切都是假的，都是为了配合二级市场而炮制出来的。

挤泡沫从重组股开始

庄家将重组股炒上天的同时也扭曲了股市的投资理念，广大股民“与庄共舞”，股价与公司业绩的大相径庭使得投资者逐渐丧失了关注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兴趣，庄家的意志、股票的概念、政府的政策以及市场中资金的供求关系往往比公司的基本面更能影响股票的价格。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严重扭曲的状况已经在市场中被广泛接受，并习以为常，而对上市公司基本面的情况却很少提及。

一个不注重公司基本面分析只注重机构实力的股市与“”又有何异？

目前A股市场最主要问题的欺诈和泡沫，欺诈推进了泡沫，泡沫诱发了欺诈。银广夏7个多亿的虚增利润使股值增加了70亿元。如此的暴利，怪不得庄家（包括与庄家合作的上市公司大股东）会不惜代价，一次次上演“垃圾换黄金”的好戏。可天下绝对没有免费的午餐，在上市公司“乌鸦变凤凰”的背后是庄家利用市盈率的“放大器”作用，牟取暴利的野心。

把资产从左手交到右手、从上口袋转到下口袋，从壳内到壳外、壳外到壳内，虽然从社会财富的总体来看并没有改变，但是对于某些人的意义却大不相同。

证券欺诈范文篇5

1.金钱至上诱惑下的个人道德失衡。

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交换客观上体现为“人的关系的物化”，作为一个社会中人往往被巨额的经济利益所诱惑，出现拜金主义，进而造成社会价值观和责任心的削减，自身诚信和道德的丧失。尤其是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人们背负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从个人层面上看发生证券欺诈在所难免。

2.法律层面的不完善。

在《证券法》中对民事责任的规定还不完善，这对于保护投资者的权利十分不利，投资者难以通过有效地法律手段获得民事赔偿。在证券欺诈的民事诉讼制度上仍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这些都制约了我国证券欺诈的民事赔偿的进行。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证券欺诈是通过“普通共同诉讼”程序进行的，而不是“必要的共同诉讼进行程序”。这样就会导致法院在审判证券欺诈案件时没有统一的标准，从而造成混乱。

3.资源优势的滥用。

滥用资源优势是证券欺诈行为的共同特征。这里的资源是指权力资源和财富资源。内幕交易、欺诈客户、虚假陈述都是一种滥用权力资源优势的行为，操纵市场则是一种滥用财富资源优势的行为。正是证券市场中掌握优势资源的有关人员在利用资源时没有得到强有力的制约，使得资源滥用，从而导致证券欺诈。

二、证券欺诈的应对措施

1.建立行业内部自律组织。

通过完善法律制度来规制证券欺诈行为，这种外在的形式固然重要，但也需要行为人的遵守方能实现规制的目的。因此，首先要加强行为人的自律。通过岗前培训、业务培训等系统有效的方法，加强行为人的职业道德素养，提高道德感在其执业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使之成为一种潜在的自我约束的力量。其次建立行业内部自律组织，通过内部机构的设置加强对行为人的监管，使其处于有效地监督之下，定期进行普法教育，使行为人对现行的法律有所了解，能对自己的行为后果作出正确的预期，从而预防及杜绝证券欺诈行为的发生。

2.完善《证券法》对民事责任的规定。

新《证券法》中对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规定相对比较完善，但对民事责任的规定还有很多的不足之处，不能有效地解决证券欺诈行为所引起的危害。民事责任主要是弥补投资者的经济损失，但《证券法》中对如何赔偿、赔偿的计算标准等都没有作出规定。为此，可以通过完善诉讼制度来有效的解决投资者的赔偿问题。近几年来，我国证券违法案件变得越来越复杂，且有大众化的趋势，新类型的案件不断涌现。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集团诉讼模式。集团诉讼判决的效力及于遭受相同损害的全体受害人，这无疑增加了行为人的实行证券欺诈行为的代价，使行为人在作出欺诈行为时不得不考虑违法的成本，从而有效地预防证券欺诈行为的发生，更好的维护投资者的权益。

3.提高证券市场信息的能见度。

证券市场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场所，信息量相当大且信息的传播速度极快。这就使得在证券的发行及交易过程中信息的能见度降低，直接影响投资者的判断，也增加了监管的难度。同时也导致了信息的不对称，这使得掌握优势资源的人员能轻易的操控中小投资者，从而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使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首先要通过公开透明证券市场中的相关信息来提高证券市场中信息的可视性和能见度，使投资者、监管者能及时掌握相关信息来预防行为人的不法行为。其次要加强对管理人员的监督，严格控制内幕信息，杜绝因享有资源优势及信息优势而导致的证券欺诈。

三、结语

证券欺诈范文篇6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以及不断普及，网上证券交易已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证券经纪模式，成为证券投资的主要手段。然而在网络扩展证券业务的同时，也助长了网上证券交易欺诈的盛行，网上证券商存在着虚假信息披露、操纵市场价格等欺诈性网上证券交易行为。这无疑对传统的证券监管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通过考察借鉴国外一些国家的做法，提出对我国证券交易监管完善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SecurityOnlienTradingSupervision

网上证券交易是一种新兴的无纸化、虚拟化证券交易方式。网上证券交易是指投资者利用互联网网络资源，包括公用互联网、局域网、专网、无线互联网等各种手段进行证券交易相关的活动，包括获取实时行情、相关市场咨询，以及网上委托等一系列服务，借助网络完成开户、委托、支付、交割和清算等证券交易全过程。[1]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网络的不断兴起，网上证券交易逐渐成为了一种新的证券经纪业务形式。以网络为平台的证券交易，具有无纸性、虚拟性、技术性和即时性的特点。与传统的证券交易形式相比，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具有更高的效率。网上证券交易的无纸化、虚拟化大大节省了交易费用和时间，节约了证券交易成本。同时，由于网上证券交易无需设立现实的营业部，从硬件设施到人员配备上都大大节约了证券商的资源。而且，投资者也可以迅速、及时、全面、方便的获得证券交易相关信息，大大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然而，网络在给证券交易带来便捷、高效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一些网上证券交易欺诈问题。特别对我国来说，由于我国的证券业务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才刚起步不久，1997年我国才出现了网上证券交易，我国的网上证券交易尚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所以网上证券交易欺诈问题更为严重。因此，完善网上监管对我国来说尤显重要。

一、国际证监会网上证券交易监管的指导性文件

国际证券管理委员会在1997年9月，针对网络可能引发证券交易欺诈的执行问题发表了一篇报告，敦促各国证券主管机构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防范，以保护大众投资者的利益。1998年9月和2001年6月针对网上证券交易相关的证券问题提出了两次报告。在第一次报告中，国际证券管理委员会对各国证券主管机构与自律机构提出建议，要求它们尽可能多的在网上证券交易欺诈活动信息，以帮助投资者对网上证券交易的风险和其他相关问题有所认识，防止证券交易欺诈。该报告还建议各国证券主管机构应采取措施来鼓励投资者针对不法情事及时检举，利用网络建立互动的资讯系统、或是提供电话号码或者网址，使投资者通过网络确认特定人或特定机构提供的信息或进行的证券交易活动是否合法。在第二次报告中，国际证券管理委员会特别敦促各国证券主管机构密切关注网络讨论区可能发生的情事，并寻求各国在现有证券法的框架下如何有效的回应此风险。同时证券管理委员会还认为，不论行为人利用何种媒介传播不实信息，各国现行证券法律制度都应有应对操纵市场或滥用资讯情事的机制，因此各国证券管理机构最优先考虑的应该是如何将现行法律适用于各种网络讨论区的情况。[2]

二、域外网上证券交易监管的考察借鉴

网上证券交易欺诈由于数量越来越多，花样也不断翻新，技术性越来越高，隐蔽性越来越强，已成为世界各国证券主管机构面临的主要难题。为了打击网上证券交易欺诈活动，国际上许多国家都采取了严厉并有效的监管措施。

1、美国的网上证券交易反欺诈监管措施

美国是网上证券交易最早出现也是最发达的国家。上世纪90年代初，少数证券商开始利用网络下达交易指令，1995年客户首次通过互联网完成交易委托，2000年网上证券交易在美国已成为一种非常常见的重要的交易方式。[3]应该说美国的网上证券交易具有典型性、代表性。

美国证监会（简称SEC）针对网络证券交易欺诈采取的行动包括投资者教育、主管机关的在线监督和诉讼。首先，SEC网站设有针对投资者的专门教育项目。由SEC投资者教育和帮助办公室维持该网页，相关投资者保护的信息，并与SEC执行部门即网络执法办公室（InternetEnforcementOffice）联合提供“投资者警示”服务，描绘了证券交易欺诈的种种类型，提供一系列投资者依据网上信息进行投资决策前必须询问的一系列问题。其次，SEC进行在线监督。美国证监会经常组织雇员对网络上的各种欺诈行为进行扫荡。每周一次的监督活动一般能够成功地发现欺诈活动。由于信息容量大和SEC获得的资源有限，SEC雇员不可能识别所有可能对投资者构成威胁的活动，SEC更多的是依赖投资者的检举揭发而非自身的调查。最后，SEC、投资者等针对网络证交易券欺诈提起诉讼。当发现有网络证券交易欺诈行为时，SEC有权进行行政听证程序，确定违法者应承担的责任并进行制裁。同时，SEC有权在联邦法院起诉，通过法院颁布禁令，阻止违法者继续进行欺诈活动。在地区法院，SEC有权请求法院颁布禁令或者实施临时性限制措施。对于触犯刑事法律规范的，SEC可以将相关案卷移送司法部，由司法部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刑事控诉。出台上述行政及刑事处罚措施外，受害的投资者还可以依据美国证券法的相关规定，提起民事诉讼，就所受的损害要求被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4]

2、澳大利亚网上证券交易反欺诈监管措施

澳大利亚的反欺诈监管着力于解决本国监管机构对国际网络证券交易欺诈的管辖权问题。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简称ASIC）了一份对电子招股说明书的政策说明。阐明了对国际网上证券交易的管辖权问题。根据该政策说明，所有的证券发行行为，不管发行地在哪里，只要澳大利亚境内的投资者能够回应该要约进行投资，发行人就有义务向ASIC提交报告。比如，目前澳大利亚法律规定，外国发行人向澳大利亚投资者发送电子邮件或者网页上的发行信息可以被澳大利亚境内的投资者浏览到，则该外国发行人就必须依据澳大利亚证券法的规定向ASIC进行登记；若该外国发行人有网络证券交易欺诈行为，则ASIC有管辖权。但是，如果发行人清楚地表明不接受澳大利亚境内投资者的投资，则ASIC将豁免网络上外国发行人的登记义务，相应地对外国发行人的欺诈行为也没有管辖权。[5]

三、完善我国网上证券交易监管的几点建议

通过对国际上关于网上证券交易欺诈监管的相关做法的考察，我们可以从中寻找到对我国网上证券交易监管有借鉴意义的措施。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对我国网上证券交易监管进行完善：。

1、应建立一个分工明确的监管体系和建立一支精干高效的监管专业队伍，发挥证券交易所的一线监管职能。

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中国证监会和其派出机构——证券监管办公室和证券监管特派员办事处组成的集中统一高效的证券市场监管体系，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体系对网上证券交易活动进行监管。同时，还要吸纳更多更优秀的网络技术人员、会计师、律师和具有证券专业知识的人才到监管队伍中。此外，交易所的功能也不可忽视。交易所的自律监管职能来自法律授权，交易所通过作为会员的证券公司承认证券交易所的章程和业务规则，以及与上市公司订立上市协议，以弥补证监会行政监管的不足。尽快制定公平、合理的交易规则，并根据市场和技术发展的具体情况定期评估调整，是证券交易所对证券电子交易进行自律监管的有效途径。证券交易所通过在交易规则中对电子化交易错误的责任承担，或者责任限制作出合理的规定，并据此指导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可为市场参与者提供稳定的预期。[6]

2、证券监管部门应加强对投资者的教育，提高投资者对虚假信息的鉴别能力，帮助他们树立风险防范意识。

具体措施为：（1）在权威网站上相关投资者保护信息，描绘证券交易欺诈的种种类型，提供一系列投资者依据网上信息进行投资决策前必须询问的一系列问题。（2）建立专家在线解答板块，包括证券、法律、会计等方面的专家，定期的让投资者咨询并作出解答，每周一次。如周日法务咨询，可以让法律援助中心指定相关人员做这些工作，并给予必要的报酬；周三会计问题咨询，由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国家审计机构派员给予解答；周六证券专业知识咨询，由证监会或者证券公司或者证券交易所派员给予解答。从而，给投资者提供更为全面、权威、可靠、准确的信息。（3）拓宽投资者检举揭发的途径，鼓励投资者针对不法情事及时检举，利用网络建立互动的资讯系统、或是提供电话号码或者网址，使投资者通过网络确认特定人或特定机构提供的信息或进行的证券交易活动是否合法。

3、应加强对披露信息网站的监管力度。

首先，可对披露证券信息的网站实行许可证制度。证监会应公开被授予许可证的网站名单，并向投资者说明。投资者从未获得许可证的网站获取信息被误导并据此入市遭到严重损失的，应自负后果。网站也必须在醒目位置向投资者说明其是否具有披露证券信息的许可证。其次，可以设立权威网站。当不同的网站信息披露出现比较大的差异时，以权威网站为准。可以考虑将证监会网站、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市公司自己的网站作为权威网站。再次，加强对网站信息内容的监管。监管的重点主要包括证券公司的网上投资咨询是否违背有关咨询方面的法规，网站中是否有传播虚假的、误导性的信息。因此，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有必要专门设置一个与投资者的信息交流平台，以便接受投资者的检举揭发。

4、对网络证券交易欺诈的监管应进行立法完善。

目前我国证券法对虚假陈述、操纵市场等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尚不完善，相应的诉讼机制也不完备，在这些方面应该加以立法完善。立法机关应该对我国现行的《证券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修改，在原有的监管系统上对网上证券交易加以补充规定，如统一对网上交易系统认证标准，对IT公司介入证券类服务的责权进行清晰的界定等。证监会应根据《证券法》的规定制定《证券法实施细则》，详细规定有关网上证券交易的规则。最高人民法院还应对滞后的证券法律法规进行适用性司法解释，这样才能解决业务创新带来的法律稳定性与滞后性的矛盾。同时，我国现行《刑法》中有关计算机犯罪的覆盖面过于狭小，仅限于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罪，并没有关于网上证券交易犯罪的相关规定。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第285条、286条、287条规定的各种计算机犯罪进行补充规定，并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适用性的司法解释。

5、关于管辖权和准据法适用问题。

首先，可以由当事人约定管辖权法院。如果当事人之间未约定，应优先考虑证券公司所在地[7]法院的管辖，因为证券公司掌握了交易的数据资料，而且确定其所在地较为容易。其次，对于适用的准据法，应允许当事人自主选择。若当事人未作出选择的，可适用证券公司所在地的国家法律，因为无论从交易合同的订立、交易指令的执行还是侵权行为、侵权结果等因素来看，证券公司所在地与证券网上交易具有在客观上最确定、最集中、最密切的联系。另外，我国还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签订有关网上交易管辖权和适用准据法的国际条约。这样，既可以明确管辖权，防止国家之间发生适用法律的冲突，又可以使当事人预见到争议的处理结果。

计算机技术以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带动着网上交易的迅速发展，网上证券交易如今已成为现今世界很普遍的证券经纪模式，然而网络在推动证券业务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网上证券交易欺诈等问题，这给网上证券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需要有相配套的完备的监管机制来应对这一难题，网上证券监管任重而道远。国际上的监管经验给了我国刚起步不久的网上证券监管不少有益的启示，因此，我们应学习并借鉴国外先进的监管制度，对我国网上证券监管之不足逐步加以完善。

链接：

[1]徐冬根著：《国际金融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6年4月，第172页。

[2]徐冬根著：《国际金融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6年4月，第179页。

[3]费鹏、屠梅曾著：《国外网上证券交易对我国券商的启示》，载《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年4月，第23卷，第116期。

[4]范黎红著：《网络证券欺诈的国际监管经验及借鉴》，载《亚太经济》，2002年5月。

[5]范黎红著：《网络证券欺诈的国际监管经验及借鉴》，载《亚太经济》，2002年5月。

[6]徐亮著：《网上证券交易：挑战、法律困境及出路》，载《法学论坛》2005年3月5日，第20卷，第2期。

[7]这里所谓的“所在地”是指证券公司最主要的住所地，如果证券公司无实体营业所，则为其申请登记的处所。

参考文献：

【1】徐冬根著：《国际金融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6年4月，第172、179页。

【2】涂斌著：《网上证券交易的国际比较和借鉴》，载《国际经贸探索》2003年8月，第19卷，第4期。

【3】范黎红著：《网络证券欺诈的国际监管经验及借鉴》，载《亚太经济》，2002年5月。

【4】李嵘著：《试论我国网上证券交易立法的完善》，载《湖北社会科学》，2004年4月

【5】巫文勇著：《网上证券交易的风险防范及法律规制》，载《河北法学》，2004年9月，第22卷，第9期。

【6】曾筱清著：《金融全球化与金融监管立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5月。

【7】彭虹著：《中美证券交易法律监管的比较与启示》，载《南方金融》，2002年5月。

证券欺诈范文篇7

（一）证券欺诈民事赔偿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我国《证券法》虽然原则性地规定了证券欺诈行为造成投资者损害的应当赔偿，但规定内容过于简单，缺乏可操作性，投资者在具体的证券欺诈民事案件中难以据此获得相应的损失赔偿。现在我国最具操作性的处理证券欺诈民事赔偿案件的规定是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审理虚假陈述民事案件的规定》），但我国至今没有关于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其他证券欺诈行为民事赔偿案件的处理细则，导致这些类型的证券欺诈民事赔偿案件难以处理。2008年初至2011年底证监会共获取内幕交易线索的案件426件，但立案调查的仅153件。④2012年6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式施行，该解释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的范围、内幕信息敏感期的界定、内幕交易和泄露内幕信息行为的界定及其定罪处罚标准等法律适用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但仍然没有解决内幕交易的民事赔偿问题。

（二）法院因“无法可依”而“无法支持”虚假陈述之外的证券欺诈民事赔偿主张

《审理虚假陈述民事案件的规定》颁布之前，基于证券交易技术的复杂性，人民法院无法认定虚假陈述的案件事实，难以审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但是该规定颁布后，法院也只愿意审理与虚假陈述有关的案件，而对于操作证券市场、内幕交易、欺诈客户等其他证券欺诈行为所引起的民事赔偿案件，因为没有审理的细则规定，法院为了避免自己出现错误，一般会以投资者不能举证证明自己的损失具体数额或损失与证券欺诈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而驳回诉讼请求，“王某诉汪建中案”就是一个典型。

（三）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无力收集证券欺诈民事赔偿相关证据

1．现有法律框架下虚假陈述之外的受欺诈投资者举证责任重“举证责任倒置”意味着完全推定行为人的危害行为是造成危害结果的原因，除非行为人能够举证证明危害结果不是自己的行为造成的，或者说明另有原因，⑤否则行为人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审理虚假陈述民事案件的规定》按“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特别规定欺诈行为人在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中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但是，“如果法律对某种侵权的民事责任没有特别规定，那么该侵权的民事责任为一般侵权的民事责任”，⑥这意味着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没有特别规定的证券欺诈行为造成投资者损害的属于一般侵权民事责任，即受损的投资者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须证明“侵权行为的成立，权利系‘因’加害人的行为而受侵害，而损害系‘因’权利受侵害而发生”，⑦即投资者对其所主张的证券欺诈民事赔偿负有全面的举证责任，否则其赔偿主张就难以获得法律支持。2．现有证券市场交易客观条件下投资者举证难在现有证券交易无纸化、信息化背景下，投资者仅凭自身的能力难以收集证据证明具有极高技术性要求和极具隐蔽性的证券欺诈行为的存在及其与自己的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常识告诉我们，投资者与内幕交易者、操纵证券市场者、有机会公开散布虚假证券信息者相比，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经济势力相对薄弱，信息不对称，基本上无任何技术手段收集隐蔽而复杂的证券欺诈行为。由于我国并没有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般的法律法规对证券市场的劣势者进行倾斜保护，所以当上述优势者与劣势者之间进行对峙、发生利益之争时，劣势者的利益往往不能获得全面有效的保护。此种情况值得我们深思。

二、对证券欺诈民事赔偿“难”之检讨

（一）思想意识上无视证券欺诈行为人与投资者对峙和博弈的势力悬殊将不能实现证券市场的各项功能

证券市场作为股票、期货等有价证券发行和交易的场所，为资金需求者提供筹集资金的机会，为资金供给者提供投资对象，并通过证券价格引导资本的流动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但证券市场功能的发挥，建立在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充分信任和信心的基础上。证券市场成为价值交换场所的同时，也成了风险投资者和违法牟利者的乐园。欺诈行为不可避免地会损害投资者的利益，打击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因此证券市场上总是存在投资者与欺诈行为人之间的利益对峙和博弈，证券市场正是通过这种对峙和博弈逐渐走向成熟和理性。《证券法》要求欺诈行为人赔偿投资者因欺诈遭受的损失，目的在于弥补投资者损失，惩戒欺诈行为人的不诚信行为，这是证券市场法律制度逐步完善的标志，受损的投资者积极主张损害赔偿也是投资者成熟的标志。当证券市场监管制度不完善，监管者对证券欺诈行为缺乏有效手段，证券市场部分参与者缺乏基本的诚实信用时，投资者与欺诈行为人之间的利益对峙就显得更为突出。制订新的证券监管制度措施，就是为了缓解这种紧张对峙的关系，以规范证券市场秩序，重拾投资者信心，保证证券市场各项功能的实现。但是，不能充分认识证券欺诈行为人和投资者所处的不同地位，无视双方势力的极度悬殊，怎能在优势者和劣势者的利益对峙和博弈中实现这种良好的愿望，怎能保证证券市场的公平正义？

（二）投资者承担证券欺诈赔偿的全部举证责任无异于剥夺了投资者财产受保护的权利

财产权是人类自由与尊严的保障，与生命权、自由权共同构成最基本的人权，⑧神圣不可侵犯。尊重和维护他人合法财产权益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要求之一，我国《宪法》、《民法通则》、《物权法》、《侵权行为法》等法律法规也明确规定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权益。《证券法》禁止证券欺诈行为，并要求行为人对投资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就是对公民财产权的尊重和保护。但是，在以掩盖真相、虚构事实手段进行欺诈的行为面前，要求权益受损的投资者承担全部的举证责任，证明自己的损失就是该欺诈行为造成的，这是为了追求程序正义还是实质正义？投资者的证券交易行为虽然是在利益驱使下所进行的风险经济行为，但这是国家为了发展经济鼓励从事的经济行为，在道德上也是不可谴责的。当投资者因为在他人操纵市场等所形成的市场假象的诱导下从事了自认为正确的证券投资行为时，这种受蒙蔽而为的经济行为既不能视为是投资者甘愿从事的冒险行为，失败则可放弃自己的财产权益，也不能视其为欺诈行为人逃避责任的理由。如果认为投资者在纷繁复杂的证券市场环境中必须随时弄清楚自己投资中的哪些损失是因为证券欺诈行为造成，否则就要承担“自担损失”的不利后果，这对于资金、技术和信息优势皆无的投资者而言，无异于直接剥夺了其财产权益不受非法侵犯的权利。

（三）“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可能成为豁免证券欺诈行为人民事责任的保护屏障

检讨了证券欺诈行为人与投资者之间的对峙、平等观、尊重财产权、优势者与弱势者之后，我们再看最近我国各地法院对虚假陈述之外的证券欺诈民事赔偿案件的审理。在证券市场这一具有特殊技术要求的领域，处于信息和技术优势一方的证券欺诈行为人在“谁主张谁举证”规则下其法律风险和违法成本并未相应提高，反而相对降低。因为“谁主张谁举证”可能导致投资者的损失因为难以承担的举证责任而不能获得有效弥补，不尊重不特定人财产权的行为人却难以受到法律的严惩，可见在证券欺诈案件中采取“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实际是在变相鼓励人们去从事各种欺诈行为。

三、解决证券欺诈民事赔偿“难”之措施

（一）完善证券欺诈民事赔偿法律法规，使欺诈行为人民事责任具体化

虽然1993年我国颁布了《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之后颁布《证券法》，《证券法》修改时又将《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中的各项规定吸收其中，以明令禁止从事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欺诈行为，并规定了证券欺诈行为人的民事赔偿责任。但是这些法规过于原则，加上欺诈行为往往在合法形式掩盖下进行，隐蔽性强，难以被发现，因此总有人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不惜以身犯险。因此，应结合证券市场出现的各类欺诈行为的具体情况，制订规范性文件，明确行为人承担证券欺诈民事责任的各项具体要求，使法律法规中的原则性规定细化为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以加大对证券欺诈行为的惩罚和制裁力度，展现法律的威慑力和强制力。

（二）确立“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可以有效平衡证券欺诈行为人与投资者之间的势力悬殊，恢复失衡的正义

《民事诉讼法》及其适用意见和《证据规则》等法律法规都是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技术型规范，但同时，它们又并非纯粹的操作规程，其中总是渗透着立法者的正义倾向和法律良心，否则被侵害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和补偿。证券欺诈行为的后果是明显的，欺诈行为人获取巨额收益的同时广大投资者的财产权益普遍受损。为了落实证券欺诈行为人的法律责任，现行法律体系已经设计了平衡欺诈行为人与投资者之间信息和技术悬殊的制度安排，即在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基础上，综合考虑诉讼当事人之间的举证能力等因素，合理分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举证责任的配置应当有利于真实地再现有争议的案件事实，而不是为此设置障碍，⑨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可以有效实现诉讼公正、效率和效益。既然是欺诈，明显就有相当强的隐蔽性，所以《审理虚假陈述民事案件的规定》中立法者基于均衡举证能力和公平、诚实信用原则的考虑，通过特别条款规定虚假陈述这一特殊侵权行为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要求虚假陈述行为人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然而，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类型的证券欺诈行为的情况更为复杂。在已经确认这些证券欺诈行为存在的前提下，行为人相对于受害人而言在举证责任能力方面的强弱悬殊是显而易见的，若“采取简单而表面公正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来分配诉讼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在实质上是不相等、不等同，也是不公正的”⑩。笔者并不认为“举证责任倒置”在证券欺诈民事赔偿案件中的应用加重了欺诈行为人的法律负担，是对现有法律制度设计的非难，相反，笔者担心因为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不明确以及法院在此基础上的裁判先例会对证券市场参与者产生不良暗示和错误诱导。因此在尊重和保护公民财产权的原则下，笔者建议尽快出台法律明确规定对虚假陈述之外的证券欺诈民事赔偿案件也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三）为法院配备证券专业技术人员以弥补法院审理证券欺诈民事侵权案件技术上的缺陷

证券民事诉讼在我国经历了驳回起诉、暂不受理、有条件受理、实践操作等四个阶段，虽然现在仍不完善，但已取得长足进步，瑏瑡这些进步与法院证券专业技术力量的不断提升紧密相关。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涉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暂不予受理的通知》，实则是因为基层人民法院在证券技术方面的缺陷而对证券欺诈民事案件的审理完全力不从心，不得不暂不予受理该类案件。在对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了一定的研究和把握后，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由中级人民法院有条件地受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侵权案件，但法院对该类案件的受理以证监会作出处罚决定为前提，且该类案件受理后必须立即逐级上报至最高人民法院，以确保这类有特殊技术要求的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得到正确审理。证券欺诈行为往往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如操纵市场行为表面上看只是短线交易行为，但实质却是在正常业务掩盖下进行的违法行为，且荐股与交易结合，普通投资者难以识别其欺诈陷阱。所以笔者认为，要使人民法院正确审理证券欺诈民事侵权案件，必须培养熟悉证券交易规则和具有证券专业技术经验的法官，或者通过外聘证券专业技术顾问为法院审理证券欺诈民事赔偿案件提供技术支持，以弥补法官因为证券技术不熟悉而无法识别证券欺诈行为，防止法官对证券欺诈民事侵权案件的客观事实认识上出现偏差。

四、结论

证券欺诈范文篇8

论文摘要：证券欺诈主要表现为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由于证券市场的特殊性，各种形式的证券欺诈之民事责任的主体各不相同，虚假陈述的责任主体包括发行人、专业顾问和证券商；内幕交易的责任主体除公司内部人员外，还应包括知情的公司外部人员以及派生的内幕信息人员；操纵市场的责任主体一般是指实施了以人为方式控制证券价格以图牟利行为的任何人，但安定操作行为人在一定条件下可免于承担责任。

证券欺诈是指在证券的发行和交易过程中，行为人以欺诈手段破坏市场秩序，损害他人而使自己获利的行为。由于证券市场的特殊性，证券欺诈行为一般都具有相当程度的隐蔽性和技术性，所以确定证券欺诈所致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比较复杂。综合国内外法律规范，证券欺诈主要表现为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且每种行为的主体会有所不同。本文将区分这三种形式来分别论述其引致的民事责任之主体确定问题。

一、虚假陈述之民事责任主体的确定

虚假陈述是指单位或个人对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的事实、性质、前提、法律等事项作出不实、严重误导或包含有重大遗漏的任何形式的陈述，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投资决定。虚假陈述直接损害投资者的切身利益，影响投资公众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危及证券市场存在的基础，因而受到各国立法的严厉禁止。在确定虚假陈述民事责任

主体范围时，必须考虑受损者和发行人利益的平衡，合理地确定责任主体的范围。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因虚假陈述而可能承担民事责任者主要包括：

1．发行人

如果发行人没有遵守信息披露要求，那么首先应当成为民事责任主体。因为发行人可以显而易见地预测到市场将消化其所披露的信息并在某种程度上将其反映到证券价格中，而且能合理地预见到某些投资者将依据这种价格买卖证券，因此必然产生发行人对这些投资者的注意义务，所以让发行人对此承担民事责任并没有违背法律的根本原则。使发行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首要理由是，它们必须对自己造成的损失负责，即使造成损失的决定是在控股股东的控制或影响下作出的(当然，控股股东也可能因此承担相应责任)；另一理由是，发行人必须为其雇员的行为负责。所以发行人的董事或高级职员未能勤勉谨慎地履行职责而致使公司作出虚假陈述造成投资者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然而，有学者认为，公司由全体股东所拥有，让一部分股东起诉发行人要求承担民事责任会损害所有其他没有参加诉讼的股东利益。如一家矿业公司因为迟延披露一项新的发现，使一些股东在迟延披露期间售出股票，而后该信息披露引起股票上涨，这些出售者有权向发行人起诉要求赔偿。发行人赔偿损失，必须从公司中拿出事实上属于其他股东的资金。这便意味着无辜的其他股东必须对同样无辜的受损股东因发行人造成的损失负责，而他们惟一的差别可能只是成为公司股东时间上的先与后。

尽管让发行人承担民事责任尚存在种种不利与争论，但世界各国(地区)证券立法都已将其作为首先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在我国证券立法中，虚假陈述之民事责任主体亦包括发行人。

2．专业顾问

专业顾问包括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专业顾问的专业资格和经验注定了他们提出的意见或报告具有权威性。专业顾问在为证券市场提供服务时，不仅具有独立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市场监督作用，可对发行人及承销商的行为进行监督。专业人员及其所在机构出具的报告中附载了对投资公众的承诺，即其所出具的专业文书证明、所公开的信息是真实完备的，不具有虚假陈述，投资者可以据此作出投资判断。承担公开信息真实保证义务的基础是专业人员及其所在机构职业道德和行业规范的要求。专业人员及其所在机构所从事职业的特殊社会信誉和其行业所享有的特殊权利，要求其承担信息公开真实保证义务，以保障行业信誉和证券市场秩序，最终保护投资者利益。如果专业顾问违背职业道德和行业规范的要求，未能履行公开信息的真实保证义务，给信赖其意见或报告的公众造成损失的，理应承担民事责任。公务员之家

3．证券商

证券商是指依法从事证券经营业务的自然人和法人。证券商在证券市场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中介服务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承上(上市公司)启下(投资者)的纽带功能将证券市场的两极连为一体，使投资者与筹资者能通过共同渠道，获得各自利益。鉴于此，证券公司一旦出现与上市公司或大股东勾结等违规现象，将极易造成投资者的损害。因此，世界各国立法对证券商的行为都有严格的法律约束。我国《证券法》和《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均规定，证券经营机构承销股票，应对公开发行募集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发现有虚假陈述的，不得进行销售活动；已经销售的，应当立即停止销售活动，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日本大藏省证券局要求，证券公司从事投资劝诱时，为有助于投资者判断，应向投资者提供证券性质、上市公司情况等信息；提供的信息应具有客观性，禁止虚假陈述以劝诱投资者；证券公司未尽勤勉义务而作虚假陈述的行为视为违法。总之，各国对违规证券商往往采用严厉的制裁手段，包括以民事赔偿来恢复证券交易中应有的公平与正义。所以，违规证券商也应成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主体之一。

二、内幕交易之民事责任主体的确定

内幕交易的行为主体是指掌握内幕信息并依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人。内幕信息与证券价格密切相关，可作为判断证券价格未来走势的核心因素。若容忍知晓内幕信息者利用该等信息进行证券交易，就意味着将巨大利益拱手相送于少数知晓者，也意味着容忍其他投资者丧失获利的机会或遭受损失，这样必然有违证券市场应有的公平和正义。因此，内幕人员从事内幕交易给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理所应当成为民事责任的主体，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如何确定内幕人员的范围并予以规制，就显得十分重要，它是确定民事责任的前提，也是基于证券市场公平原则的基本要求。

内幕人员，又称知情人员，是指由于职业关系或通过合法途径能够接触或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根据《证券法》第68条的规定，我国内幕交易中的知情人员包括以下几种：(1)发行股票或者公司债券的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副经理及有关管理人员；(2)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3)发行股票公司的控股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4)由于所任公司职务可以获取公司有关证券交易信息的人员；(5)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以及由于法定的职责对证券交易进行管理的其他人员；(6)由于法定职责而参与证券交易的社会中介机构或者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的有关人员；(7)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员。这些人员利用其所知道的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理所当然应当成为民事责任的主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是，现在各国立法对内幕交易行为主体范围的规定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认为凡是得以接触内幕信息的人员均属于知情人员，无论该等知情人员直接或间接地获得证券信息，甚至无须关心其获取信息的途径为合法或非法。它不限于公司内部人员，也不仅包括通过职业关系和合法途径获得内部信息的公司外部人员，而且包括派生的内幕信息人员，即通过其他非法途径、手段获取并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的非内幕人员。我国《证券法》第70条规定：“知悉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其他人员，不得买入或者卖出所持有的该公司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这一规定实际上已经对这类人员买卖证券作出了禁止性的规定。显然，根据我国《证券法》的上述规定，知悉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无论是通过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渠道获得内幕信息，其从事内幕交易行为，都应成为责任主体。这种将派生的内幕信息人员也纳入内幕交易主体范围的规定与国际立法趋势相吻合。但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并不必然成为内幕交易责任主体，其只有在不当利用内幕信息时(如亲自实施交易、指使他人实施交易及泄露信息等)，才可成为内幕交易的责任主体。

虽然，将内幕人员和派生的内幕人员均视为内幕交易的行为主体，并要求二者同样为不当利用内幕信息承担责任是国际上的一种立法趋势，但是在理论界并非没有不同的声音。例如，因非内幕人员的泄密而掌握内幕信息的人员是否也可成为内幕交易的主体而成为民事责任的主体?对此问题，理论界的看法并不一致。

美国鲍威尔(Powel1)法官在德克斯(Driks)诉证监会一案判决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并非所有接到泄露信息的人利用信息都招致责任。……接到泄露信息的人披露或弃权的义务是衍生的。只有在泄露人员是内幕人员且泄露信息的人披露不当时，他才负责。至于泄露不当的标准是内幕信息泄露人获得了个人利益。”与此相反，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内幕交易的不作为义务应当适用于所有参与市场交易的人，而不应仅仅限于一定范围。尽管理论界的看法各异，但从公平和正义的基本法律原则出发，从证券市场牵连的利益主体的广泛性考量，笔者认为，国际上的立法趋势是适当的，内幕人员和派生的内幕人员都应被视为内幕交易的主体，在从事内幕交易给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时，应当成为相关民事责任的主体。

三、操纵市场之民事责任主体的确定

证券欺诈范文篇9

一、虚假陈述之民事责任主体的确定

主体范围时，必须考虑受损者和发行人利益的平衡，合理地确定责任主体的范围。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因虚假陈述而可能承担民事责任者主要包括：

1．发行人

2．专业顾问

3．证券商

二、内幕交易之民事责任主体的确定

但是，现在各国立法对内幕交易行为主体范围的规定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认为凡是得以接触内幕信息的人员均属于知情人员，无论该等知情人员直接或间接地获得证券信息，甚至无须关心其获取信息的途径为合法或非法。它不限于公司内部人员，也不仅包括通过职业关系和合法途径获得内部信息的公司外部人员，而且包括派生的内幕信息人员，即通过其他非法途径、手段获取并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的非内幕人员。我国《证券法》第70条规定：“知悉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其他人员，不得买入或者卖出所持有的该公司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这一规定实际上已经对这类人员买卖证券作出了禁止性的规定。显然，根据我国《证券法》的上述规定，知悉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无论是通过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渠道获得内幕信息，其从事内幕交易行为，都应成为责任主体。这种将派生的内幕信息人员也纳入内幕交易主体范围的规定与国际立法趋势相吻合。但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并不必然成为内幕交易责任主体，其只有在不当利用内幕信息时(如亲自实施交易、指使他人实施交易及泄露信息等)，才可成为内幕交易的责任主体。

三、操纵市场之民事责任主体的确定

就操纵市场行为而言，任何人只要实施了以人为方式控制证券价格以图牟利的行为，均可构成操纵市场的责任主体。但是，要想足以控制市场上某一种或某几种证券的价格，一般来说，行为人必须具有较大的资金或信息优势。因此，操纵行为的主体一般以较大规模的组织居多。他们利用资金或信息优势在证券市场中制造虚假繁荣、虚假价格，诱导或迫使其他投资者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作出错误决定，使自己获利或减损。但在特殊情况下，个人有时也可以通过扭曲信息传播渠道来影响市场价格。例如1993年在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曾经发生的“苏三山”事件，就是一起通过个人制造、散布虚假信息，影响股票交易价格而从中牟利的股价操纵案。因此，操纵市场使他人遭受损失的，理所当然应当成为民事责任的主体。

证券欺诈范文篇10

（一）因特网证券欺诈的特点

因特网具有和交换信息的作用，这有利于信息的流动，同样也滋生了证券欺诈的繁衍。它提供了证券欺诈者一个有效欺诈投资者的利器，证券欺诈者可以建立表面可信的网页，并在网页上设立一些有关证券的信息，这些信息真假参半，个人投资者往往无法判断信息的真伪，从而做出了错误的投资判断。其次，因特网具有分散性、灵活性和匿名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也增加了证券欺诈的可能性，同时也增加了立法监管的难度。因特网是一个开放的网络系统，这意味着没有一个可以控制因特网的中心，意味着无法对信息的者进行监管，容易产生虚假信息。最后，因特网还是一个匿名系统，欺诈者可以掩饰自己的真实姓名或盗用他人的身份进行欺诈行为，因而很难对欺诈者收集有效的证据。

（二）因特网证券欺诈的主要犯罪手段和表现

首先，欺诈者可以在因特网上散发证券要约的虚假信息，向公众销售过高估价的证券。由于因特网投资者对高科技的证券特别有兴趣，高科技股票的价格最难定价，因而欺诈者通常以高科技企业为诱饵，过分强调该股票的未来价值从而提高证券的价格。例如：美国就有一些欺诈者可以对投资者承诺网络证券交易有20%的回报率，但又只有很小的风险，而实际上该企业是皮包公司，最后的投资风险全由投资者承担。

其次，欺诈者还可以利用因特网操纵交易市场证券价格。这一方式已经成为美国证券欺诈者虚假信息的主要方式。欺诈者可以抬高证券的价格卖出证券或压低证券的价格买入证券。例如：“卡特案件”中，卡特试图通过在因特网上虚假信息来提高其所拥有的公司的证券价格，从中牟取暴利。当然，还有其他不同的证券欺诈犯罪情形，诸如欺诈者在其网页上创建一个与合法知名的机构相连接的超链接，一般投资者会误以为该证券是一良好的投资。同时，欺诈者还会给可能的投资者通过电子邮件寄送“垃圾邮件”，或在BBS、讨论栏等言论栏目散发该证券将会上涨的直接或隐藏的虚假信息等。

纵横比较

美国对网上交易主要采取开放式监管，疏堵结合，允许新进入者到美国证监会注册后开展网上交易，但当今世界对网上发行和交易监管最严密的当数美国，美国证监会SEC已经起诉了60多起利用因特网进行欺诈的案件。

美国国内对因特网上的证券欺诈已经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实体和程序性规定。1933年美国《证券法》第17条A款对证券欺诈作了规定，即实质性的虚假陈述可能导致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由于因特网上的信息具有大量性、匿名性的易个性修改性等特点，所以很难对因特网上的信息进行监管。美国证券委有70多个成员专门收集因特网上的欺诈信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美国证券委还对投资者进行因特网预防证券欺诈犯罪教育，其主要目的在于预防证券欺诈行为，介绍主要的证券欺诈类型，其中有一部分是专门介绍因特网上的证券欺诈的，并归纳了投资者在因特网证券投资决策前应了解的问题。这种面对广大投资者的直接教育的方式很能适应我国的国情和股民接受，应该认真学习和借鉴。

提起诉讼是证券委对付证券欺诈的最后措施，也是最有效的措施。根据美国证券法，证券委可以提起民事赔偿、行政和刑事诉讼，例如：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0(b)节和证监会10b-5规则对证券欺诈行为作了禁止性规定。各级联邦法院通过多年的司法判例对证券欺诈犯罪进行极富弹性的扩张解释和积累了大量案例，各州法院也时有利用判例对各州的反证券欺诈法律（又称“蓝天法”，BlueSkyLaw）组成美国比较完善的反证券欺诈制度。1999年美国证券委就对44家公司在因特网上证券欺诈犯罪、承销公司以及虚假陈述等证券犯罪提起刑事诉讼和民事赔偿。相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却将法院可以受理的证券欺诈民事案件限定为“虚假陈述民事案件”，这种规定大大地限制了投资者的民事索赔权利，也与很多国家不断通过司法实践来扩展证券投资者的民事诉讼权的国际惯例背道而驰，将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这些同样对投资者利益有重大危害的证券欺诈行为被摈除在民事责任之外。在很多情况下，虚假陈述、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往往在一起案件中同时存在，如果只允许就虚假陈述提出民事索赔，法院根本不可能区分到底那些损失是由虚假陈述所引起的，那些损失是由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造成的。因此，最高院的这种排除性解释不但在法理上说不通，而且在实践操作中也会有困难，应该尽快改变现状。

对策启示

今天，网上证券交易是电子商务尤其是金融电子商务中最活跃的部分，已成为国际证券市场的主流交易形式，并将证券交易由手工阶段带入电子化、网络化时代，影响着证券交易模式、投资者结构、市场监管手段的发展方向。由于网上交易建立在计算机语言、软件和密码的基础上，加之因特网本身固有的虚拟性和快捷性，故难免存在着一些安全漏洞，因特网证券欺诈犯罪具有的复杂性、高风险性和多变性等特点，因此，证券市场的网络化又给证券监管带来了许多问题。

我们证券市场对网上发行和交易的主要监管措施只是创造公开、公平的竞争环境，加强信息披露，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监管体系，缺乏对因特网证券欺诈犯罪监管体系和监管法律法规，更没有因特网证券欺诈犯罪认定与处罚的经验。虽然近几年，证券监管部门致力于制定一套完整的制度来禁止因特网证券欺诈犯罪行为的发生，诸如信息披露制度、因特网发行与交易准则、禁止内部交易制度、禁止买空卖空和操纵市场等，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证券欺诈，但是，因特网证券欺诈犯罪发展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立法的节奏，矛盾的局面就对因特网的建设与证券欺诈犯罪的预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国内网络经济日益发展，投资者更多地从网络中获取的生活、工作、投资所需的信息，如何在网上去伪存真，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成为避免证券欺诈的主要挑战。

(1)尽快着手制定网上发行与交易预防违规犯罪法规，对《刑法》等相关部门法律进行必要的调整，填补因特网证券欺诈违规犯罪在刑事法律上的空白。

(2)努力改变证券犯罪案件的民事赔偿处理方式。上述最高院的《通知》只是证券市场“司法一小步”，但对整个市场影响深远。正因为如此，有关部门在出台有关证券法律举措时，务必要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而不可鼓噪一时，然后退避三舍，隔岸观望。在保证股市、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前提下严惩证券欺诈者。试想，如果不能状告上市公司，股民不能直接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投资者的权益保护实际上只是一句空话。对个人的被告一般要让其赔得倾家荡产。例如：在银广夏案件中，除了银广夏赔偿外，银广夏高管还应该承担相当部分的赔偿责任，这样足以让银广夏高管倾家荡产，个人破产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并以此达到以遏制上市公司造假及二级市场证券欺诈之风。证券民事责任与诉讼要根据证券市场的变化而及时修订，可适当参考西方的证券民事责任和诉讼制度，从打击证券欺诈者、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出发，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证券民事责任和诉讼制度。

(3)针对因特网证券欺诈犯罪的跨国界和跨洲际的特点，还必须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当然，签订一个国际条约是解决国际证券欺诈问题的最根本的办法，但如果单方面地实行域外管辖权会招致其他国家的反对，因此，我们可以请求有关国家在认定与处罚方面进行合作，在执行和收集证据方面与有关的国家进行有效的合作，诸如签订谅解备忘录、双边法律协助协议与参加多边条约等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