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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用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1 03:33:12

政府信用

政府信用范文篇1

政府信用是指政府及其各级部门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信守规则，实现其对公众的承诺的诚意、能力及实现状况，是社会公众对政府能力和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1]。政府信用是政府的自利性屈从于公共性的必然要求，是政府的主观言行与社会的客观评价的和谐一致。政府信用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起着导向作用。政府讲信用，则可以给企业和社会带来良好的示范效应；反之，政府无信，社会主体也会加以效仿，客观上使违约失信行为在整个社会中得到蔓延。结果不仅仅导致政府形象的损坏，而且还导致全社会陷入信用危机的恶性循环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失信是产生全社会信用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守信不仅意味着政府必须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有效运行提供财政支持，而且意味着政府必须对社会的法律秩序和制度环境的权威性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从而使人们能够对周围的环境及未来作出合理的预期，更重要的是政府作为实施各种行政行为的主体，其自身行为必须格守信用，树立良好的政府信用形象。

二、政府信用的现状分析

目前的中国社会正遭遇着信用危机的严重困扰。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资料显示，全国每年因为信用缺失造成企业间的经济损失为5855亿人民币。据国家工商总局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全国的合同交易中，正常履约率只有60%。据国家审计署披露，有67%的国有企业做假账。其他相关部门的调查资料显示，偷税漏税、骗税现象屡禁不止，假文凭、假证书、假公证泛滥成灾。有舆论认为，信用危机是腐败之后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大原因。而政府对这样的信用危机及信用缺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在总体上的信用行为是良好的，我国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政府的信用度在国际社会及国内社会有一定的提升。但是，我们也更加意识到，政府信用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各种失信行为屡见不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法律的践踏。有一些政府官员知法犯法、执法犯法，致使社会中弥漫着一种不信任法律的倾向。虽然在某些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存在着前瞻性不足、操作性不强、规划性不够等弊端，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执法基础相对较弱，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直接后果就是政府的法律信用打了折扣，司法公正遭到人们的质疑。

第二，政府政策的非连续性。中国经济是政府主导下的经济，由于政府制定政策时没有太多的责任约束和利益约束，结果是决策的失误和政策的滥用。例如早期企业生产的资金需要的资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贷款而是行政拨款，后来拨改贷时企业的自有资金一下子变成了负债，破产还债使得有的企业明白了债务是可以逃避的，债转股使得另外一些企业明白了还有别的出路可以逃避债务。政府政策的频繁变动，最终使得市场主体的最后一点信用防线也荡然无存[3]。

第三，政府工作人员失职。一些掌握重要经济资源的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不断进行着寻租，利用自身所拥有的权力进行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权学交易等。同时还存在着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却为了一己之私，行政不作为，导致假冒伪劣产品盛行，股市黑幕触目惊心，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政府没有完全履行好经济管理职能，结果在更深层次上损害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第四，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市场经济要求市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但是行政壁垒、地区封锁、强制交易、歧视性待遇等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却人为地割裂市场、限制公平竞争、破坏市场秩序。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制造虚假政绩，强迫银企合作，迫使银行给无市场前景的企业项目贷款，换取所谓的GDP增长。有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开出很多优惠条件，而一旦项目投入就出尔反尔，甚至吃、拿、卡、要。凡此种种，都严重损害了政府的信用，也不利于地方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三、政府信用的构建设想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对政府信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信用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实施依法行政，树立政府信用观。将政府的行政行为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不仅有利于提高政府行政行为的透明度，而且有助于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同时在政府工作人员中树立必须履行法定的职责与义务的观念，没有履行或不适当履行法定职责的，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道义上的责任。对于公众提出的各种问题和要求需要政府作出及时、准确的处理或给予满意的回应，不得无故拖延。

第二，保持政策与法规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法规调节社会关系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给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这就需要政策与法规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如果政府政策变化无端，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心与信任度就会降低。同时，行政机关也不得无端撤销或变更已经生效的各种行政决定，如果由于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撤回或变更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并对相对人给予必要的补偿。

第三，推行政务公开，建立信用政府。政务公开要求国家行政机关的一切活动除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并有法律规定不得公开的以外，必须向公众公开。在很多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有政务公开方面的法律法规。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需要让社会公众了解国家和地方的各种情况。如上海市政府在政府上网和信息公开方面作了很多尝试，2001年1月创办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公报》之电子版，并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访问，而印刷版在上海市的各主要邮政所、书报亭、书店同步免费发放[4]。

政府信用范文篇2

关于什么是政府信用，目前学术界尚无明确的定义。政府信用与企业信用、个人信用相比，其内涵和外延都有不同。但政府信用的主体是政府，因此，就其主体本身而言，政府信用就是指政府及其部门作为公共权力机构或公共权力的者信守规则、遵守诺言、实践践约。同时，就政府的客体或对象来说，政府信用是社会组织、民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它是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映。［1］政府信用体现的是政府的德性，是政府的“言”与政府的“行”的有机统一，是政府的“自利性”屈从于“公共性”的必然要求，是政府的“主观”言行与社会的“客观”评价的和谐一致。

政府信用具有公共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示范意识，这些意识反映了政府信用具有公共性、规则性、责任性和示范性的特点。

——公共性。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者，必须为公众着想、为公众服务，必须体现公正、维护公平、服务公开，必须立足于公共领域基础之上反应公意、“公而忘私”。政府信用体现在公共事务管理当中就要求抛开政府官员的自利动机，一心一意为公众服务，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公共产品、维护公共利益，因此，政府信用体现的就是一种公共意识。

——规则性。政府作为公共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他首先必须身体力行，遵守规则和道德规则，恪守规则的愿望和意志，因为规则对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一视同仁。政府信用要求公共行为规则制定明确，特别是合乎规则的行为与违背规则的行为之间的界限必须明确，同时也必须明确外在的道德制裁机制，使得诚信之德产生约束力，因此，政府信用意识就是一种规则意识。

——责任性。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要勇于承担责任、要善于维护责任，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是懦弱的政府、是无所作为的政府。政府信用要求有能力、有责任为公众谋求福祉，兑现承诺，敢于对公共决策失误负责，因此，政府信用意识就是一种责任意识。

——示范性。政府作为社会公众观念与行为的指导者，作为国家管理的实体存在，其言行对于全社会来说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符号意义，“上梁不正下梁歪”，政府守信程度影响公众的守信程度，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的主要量标，因此，政府信用意识就是一种示范意识。

政府信用强调处理好与公众、企业、市场、社会等若干公共关系，建立良佳的行政生态或生态，从而树立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同时，政府的公信力也体现于这些公共关系当中，并由这些公共关系反映出来。

——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政府是公众的代言人、公众利益的分配者和维护者，公众是政府政策的动员者和实践者，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是“舟水”关系、“鱼水”关系还是“油水”关系、“水火”关系将说明政府的合法性程度［2］(P82)，政府公共政策的供给和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提供状况将反映政府的信用水平和公众的满意程度。由此可知，政府及其官员是公众的“勤务员”，政府信用状况影响政府与公众的关系。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企业是两个独立的平等主体，他们在领域的分工体现为间接生产领域和直接生产领域、垄断型领域和非垄断型领域、公共型领域和非公共型领域的分工，政府表现为宏观经济领域的主体地位，企业表现为微观经济领域的主体地位，政府为企业安排经济运行制度和引导企业方向，企业为政府提供有利的财政支持和微观经济运行状况。由此可知，政府是企业的“引航员”，政府的信用水平影响企业的信用程度，企业的信用状况反映政府的信用质量。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切经济活动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市场关系之中，市场机制是配置生产要素和分配经济利益的基本运行机制，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或公共服务的提供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市场，同时，政府既可以抑制或代替市场的功能，也可以扩张或补充市场的作用，也就是说，政府对于市场起着宏观调控的功用，如果说市场是要道，那么政府就是红绿灯。由此可知，政府是市场的“掌舵者”，政府的信用程度决定市场的信用水平。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其他要素的关系诸如政府与社区、政府与媒介、政府与国际关系等等，这些关系无不体现信用关系在他们之间的作用，比如政府信用影响社区公共服务的质量，政府信用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反映和测度的，政府信用影响国际形象……由此可知，政府是社会的“中流柱”，政府的信用效应能够创造社会信用环境。

综上所述，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基础和源头，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政府信用的水平决定着个人信用和企业信用的程度，政府信用是个人信用、企业信用和社会信用的灵魂和核心。政府信用是政治文明的要求和反映，是政府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主要维度。

二

无可否认，由于政府在生活当中居于强势和支配地位，政府的强权、强势、信息优势不可避免地存在，因而政府的主观随意性而然地出现，偏好行政、随意行政、政府不可治理性随之产生，信用缺失、信用贫困、信用滥用、信用危机也就伴生了。这些现象我们可以谓之为政府的“信用失范”（creditanomie）。我们认为，政府信用失范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国家的践踏。某些政府官员知法犯法、执法犯法，致使社会当中弥漫着一种十分浓重的不信任法律倾向。虽然法律制定当中存在着前瞻性不足、操作性不强、规范性不够等弊端，但是立法机制比较健全、立法形式较为完备，主要的是当前的执法基础相当脆弱，因而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导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后果，政府的法律信用大打折扣，司法公正遭到质疑；

——公共政策的扭曲。在公共政策的执行当中存在大量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政策博弈现象，诸如“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替换性执行、“曲解政策、为我所用”——选择性执行、“软拖硬抗、据不服从”——象征性执行、“搞土政策”——附加性执行等［3］(P298-299)。于是，在执行过程中公共政策低信任度运行，需要高昂的交易成本去维系，执行责任的不明确性和隐匿性，使得公共政策归于失效或失败，公众对于公共政策缺乏信任度；

——政府职能的滥用。一些政府机构不恰当地介入经济活动，搞不清哪些是政府部门的“有所为”，哪些是政府部门的“有所不为”，该管的没管，不该管的在管。在一些地方老百姓的心目中，政府部门的职能就是“开开会、收收税、调调胃、搓搓背”。政府机构膨胀、冗员充斥，“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行政效率低下，政府形象受损严重，乃至政府信用荡然无存；

——官员权力的异化。由于某些政府官员自利动机的存在，使得生活中产生大量的寻租（rentseeking）活动，不断进行着创租（rentcreation）和抽租（rentextraction）。一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金钱的诱惑，把手中的权力当作交易的筹码，进行权钱交易，“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也难办事”的不正常现象随处可见。除了权钱交易之外，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权学交易等也大量存在。同时，掺水数字、“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虚假官宦作风也极大地损害了政府形象。

从类型学和发生学的视角来看，政府信用的失范可以划分为客观型信用失范和主观型信用失范。客观型信用失范又可划分为能力变故型信用失范和条件变故型信用失范。能力变故型信用失范主要由于政府所遇到一些不可抗力因素，如自然灾害、战争等，导致政府履约能力的完全丧失；条件变故型信用失范则是由于包括政府客体如公众的素养与能力未能兑现而导致政府失约。主观型信用失范也可以划分为随意型信用失范和故意型信用失范。随意型信用失范表现为政府的随意性行政行为，包括政府行政的不作为、行政裁量权的放大、政府官员的草率行为，不考虑自身的能力和受限条件，轻率许诺，最后因许诺的责任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而不能践约；故意型信用失范则是政府无视法律权威、契约规则和自身信誉，利用手中权力和信息不对称性故意践踏规约、恶意损人、欺上瞒下等。实际上，在政治生活中政府信用的失范主要表现为主观型信用失范，上述几种信用失范表现和本文所讨论的话题也主要针对这种随意型信用失范和故意型信用失范。

那么，政府信用失范现象存在的根源是什么呢？或者说，是哪些因素造成了政府信用的失范呢？敝人认为，政府的强势性、官员的自利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地方利益的可保护性、道德资源的短缺性、制度供给的不足性等方面原因是导致政府信用失范的主要根源。

——政府的强势性。政府始终居于社会的支配地位，享有各个方面的优先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等方面，也享有国家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的制导权，政府及其部门的监督显得极其脆弱，因而有些地方政府随意行政、出尔反尔、办事拖拉、推诿扯皮、不负责任就不足为怪了。政府政策的随机性越大，变化越大，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就越低。如果政府都可以说话不算数、言行不一致，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信用危机的恶性循环中。

——官员的自利性。按照公共选择的观点，政府官员是理性的自利者，也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出于“经济人”的本性，政府官员的获利通过“创租”和“抽租”的方式实现。“创租”就是创设人为的稀缺性而诱使私人或向他们“进贡”；“抽租”就是故意提出某项会使私人或企业利益受损的政策作为威胁而迫使他们割让一部分既得利益给予政府官员。官员创租和抽租的存在，促进了寻租活动的普遍性和经常性，政府信用大为降低乃至沦为政府失败。

——信息的不对称性。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在质量、性能等方面享有充分的信息优势，而公众作为消费者处于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状态。由于公众本身所拥有的知识、信息相当有限，加之虚假失真信息泛滥，这样就会怀疑政府所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真实性。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复杂的领域，比如保险、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等，存在严重的信息鸿沟(informationgaps)和知识差距(knowledgegaps)。这种不对称最终导致信用危机的出现，致使社会交易成本增高和交易链的中断。

——地方利益的可保护性。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之间存在着某些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都可能因为在利益总量当中争取更大的份额而产生利益冲突。一些地方由于自身利益的驱使对国家政策产生对抗性反应，甚至制定了与中央政策相悖的“土政策”。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后果造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拉锯，公共政策文本及其执行的不一致性在公众心目当中形成了政府信用滥用的映象。事实证明，地方保护不但危害了地方经济的，也损害了地方政府的信誉。

——道德资源的短缺性。诚信应该是公共伦理的道德底线，是每个公民的道德守则，特别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显得尤为重要。但传统的“农本商末”、“无奸不商”、“无商不奸”、“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等非理性教条仍然残留于一些人头脑当中，对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的信用危机亦隐性地存留着。同时，由于诚信的缺席和某些政府官员本身的职业道德素养存在问题，禁不起各种诱惑，不能做到荣辱不惊、富贵不淫，因而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政府的信用形象受到损害。

——制度供给的不足性。当下的制度建设存在两大“软肋”：一是制度短缺即制度供给不足；二是制度执行失范。在信用制度建设方面，完善的信用管理法律制度、完备的信用信息披露制度、公正的信用评估体系、有效的信用监督惩戒机制等等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如果守信者和失信者享受“同等待遇”，那就会出现如古典经济学所言的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种集体行动的困境（thediemmaofcollectiveaction）［4］将会使公众“人人自危”、信用环境恶化，政府信用失范也在所难免。

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系统的核心和支柱，政府应该是遵守公共伦理的典范和表率。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如果政府部门和官员政策多变、信口开河、言行不一、政府采购合同随意变更，将加速信用体系的崩溃，加大信用制度建设的难度。［5］(P241)所以，有人说“中国最大的信用危机是政府信用危机”不无道理。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也认为，政府的非理性行为导致信用危机危害极大。他指出，一些地方政府不恰当地介入经济活动，自己给自己担保，最后说不管就不管；政府项目批了，但资金迟迟不按合同约定投入，而是钓银行或者外来投资者的钱；一些政府招商引资时热情周到，开出许多优惠条件，但等投资者资金到位后，却不兑现承诺甚至搞起吃、拿、卡、要的不光彩行为；政府政策没有连续性，说变就变，一个普遍的问题是“新官不理旧事”，今天张三当政搞张三的，明天李四当政又搞自己的一套，老百姓戏称，看看政府门前的牡丹变月季，就知道领导人换了，实行的总是否定再否定，一届政府一朝政策，常常是重打锣鼓再开张，政府的形象，对整个社会信用问题的负面影响极大。［6］在一个政府信用失范的社会，不可能建立起诚信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实现政府的有效职能，不可能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不可能建构政府文明和政治文明。

三

当下，的政府信用文明建设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市场的挑战。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面对市场政府要转变职能，对付信用危机必须尽快加大建立信用制度的力度和改革步伐；二是加入WTO的挑战。WTO的原则和透明条款要求政府服务化、绩效化、法治化，所建立的政府信用系统必须与国际接轨；三是信息的挑战。化、信息化要求政府必须建立政务，实行“一站式”服务、“窗口式”服务（“政务超市”），政府信用信息化、透明化、规范化。面对三大挑战及其要求，政府信用建设必须加强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而在政府主导型的体制形态下，政府的自律——道德建设和他律——制度建设显然需要依靠政府的行为自主性——政府自觉。

政府自觉是指政府有目的、有计划的行政意识、行政活动或行政作为，是政府认识并掌握行政、了解并熟悉公众现实和实践、能预见其行为后果的意识状态和行为过程。“政府自觉”概念的提出缘于公共管者乔耀章教授根据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概念而引申。费孝通先生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一文中明确提出“文化自觉”概念。费老认为“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他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7]乔耀章先生在《政府创新与政府自觉》一文中引申了“政府自觉”概念。乔先生认为，政府创新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对社会、国情发展规律能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的大小及其作用力的方向，取决于政府创新是自发还是自觉的及其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程度。所谓“自觉”是指人们认识并掌握一定客观规律时的一种活动，这是人们有计划的有远大目的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们一般能预见其活动的后果。［8］

政府创新需要政府自觉，同样，政府信用建设也需要政府自觉。以上可知，政府信用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市场经济、WTO、信息时代的挑战，政府信用建设需要使可能的“政府自觉”成为现实的“政府自觉”，需要在道德和制度两个方面采取政府推动型建设。

——加强政府信用道德建设，培养政府官员的诚信意识。政府要把“恪守信用”、“诚信为本”作为社会道德建设的基础工程来抓，把讲信用作为公共伦理的底线。要使公民做到诚实守信，政府首先要做到诚信。政府行政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良好的政府信用道德就不可能形成良好的行政作风，也不可能出现良好的政府行为。政府信用道德要求强调服务的理念、绩效的理念、伦理的自主性、公共精神、责任意识，要求行政机关和政府官员处理好权力与权位的关系，要求在思想、言论、行动、决策上对公众高度负责，忠实履行岗位职责，遵守行政伦理，不要被“自利性”淹没了“公共性”，树立良好的公仆形象和良好的政府信用形象，从而建构“道德型政府”。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新公共管理（NPM）要求公共管理的方向是从“政府主导型”转变为“社会主导型”，传统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注定会渐显极限，“多中心治道”（polycentricgovernance）的社会自治型模式会走向前台，为此政府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两大趋势［9］不可避免。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与加入WTO后的需要，必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要精简机构和人员、改革行政审批体制、推行电子政务、建立行政听证制度、实现行政程序公开等等。政府自身并非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着重要“为经济建设服务”，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经济行为的直接介入，政府的角色须转变为市场经济和社会公众的“裁判员”和“服务员”，从而建构“服务型政府”。

——强调依法行政，实施政府行为法定化。从法治的角度看，政府行为过程也是政府管彻、落实国家、法规的过程。要加强政府信用建设，必须实施政府行为法定化、改进行政执法作风、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努力实现依法行政。深圳市政府决定用3－5年时间完成政府机构和行政行为的“九个法定化”工作，包括政府机构组织、职能、编制法定化、行政程序法定化、行政审批法定化、行政收费法定化、行政处罚法定化、政府招标法定化、政府投资行为法定化、行政执法责任法定化、政府内部管理法定化等。［10］这样把权力、利益、责任、监督等各方面协调统一起来，明确权力与利益的边界，可以有效制止行政的随意性，也可以有效地克服政府权力部门化、政府权力地方化、地方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等不良现象，从而建构“法治型政府”。

——推行电子政务，开展政务公开和阳光行政。要加强政府信用建设，必须大力推行政务公开，要公开政府的行政和行政程序。行政内容的公开包括政府的职权范围、资格条件、办事标准、办事规范、危机处理、救济措施及其途径；行政程序的公开就是建立政府立法、执法的公开运行机制，消除“暗箱操作”，实现“阳光行政”。只要不是涉及国家机密，国家法令、公共政策、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结果都应通过传播媒介或者汇编文件及时告示或。要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公共服务，就必须推行电子政务，比如，美国把发展整合性的电子化取用信息服务作为重点，并提出，要按民众的方便来组织政府信息的提供，以帮助公民“一站式”访问现有的政府信息和服务。［11］通过电子政务和建立“政务超市”，有效地节约了公众的时间成本、费用成本和其他一些无法预料的成本，提高了政府行政的透明度，增强了政府的行政效率，从而建构“廉洁型政府”和“绩效型政府”。

——建立信用管理制度，完善政府信用管理体系。政府不但要加强自身的信用建设，而且要对全社会的信用建设承担责任，要塑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首先，政府应当制定并组织实施管彻信用原则的法律法规（如《社会信用法》、《公正信用报告法》等），规范、个人的行为，引导市场主体诚信交易、守法经营、有序竞争；其次，引导、推进建立信用的记录、评价、公开制度，为社会提供信用信息，使诚信者获得更多的交易机会，使失信者无机可乘；再次，政府要建立监督机制和惩戒机制，对失信者要追究其民事责任乃至刑事责任，使受害人得到补偿，形成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守法的良好社会氛围；最后，政府有必要大力扶植和监督信用中介服务行业的发展，引导他们加强行业自律，同时也要推动企业内部的信用管理制度建设以及完善个人信用制度。要加强政府信用建设，就必须优化“信用生态”；要塑造信用生态或信用环境，就必须需要借助制度，需要建构“制度型政府”。

［］

［1］王和平.论政府信用建设［J］.学，2003，1：73.

［2］参见陈潭.依法治省与依法行政［A］.见胡凯.依法治省若干研究［C］.北京：文联出版社，2000.

［3］参见陈振明.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4］参见陈潭.集体行动的困境：阐释与实证――非合作博弈下的公共管理危机及其克服［D］.待刊论文，2003.

［5］转引自李新庚.中国信用制度建设干部培训读本［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6］转引自胡梅娟.治理信用“污染”有何良策［J］.新华文摘，2002，2：174.

［7］费孝通.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N］.光明日报，2000－11－07.

［8］乔耀章、芮国强.政府创新与政府自觉［J］.新华文摘，2003，2：16.

［9］参见张康之.论“新公共管理”［J］.新华文摘，2000，10：7.

政府信用范文篇3

关键词：政府信用信用失范政府自觉政府文明

信用（credit），从一般意义上讲，指的是信守规则、遵守诺言、实践成约。孔子特别强调“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认为“人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于是信用作为公共伦理范式成为安身立命之本、社会交往准则、国家治理指南。而政府信用（governmentalcredit）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一个主要内容也同样强调言行的客观后果，考量政府行为对公众和社会的影响，同时又不得不顾及公众和社会对其看法和态度。政府信用需要政府的自觉，政府的良知与行为自主性能够提高政府能力、克服信任危机和提升政府形象。

一

政府信用具有公共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示范意识，这些意识反映了政府信用具有公共性、规则性、责任性和示范性的特点。

——规则性。政府作为公共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他首先必须身体力行，遵守法律规则和道德规则，恪守规则的愿望和意志，因为规则对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一视同仁。政府信用要求公共行为规则制定明确，特别是合乎规则的行为与违背规则的行为之间的界限必须明确，同时也必须明确外在的道德制裁机制，使得诚信之德产生约束力，因此，政府信用意识就是一种规则意识。

政府信用强调处理好与公众、企业、市场、社会等若干公共关系，建立良佳的行政生态或政治生态，从而树立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同时，政府的公信力也体现于这些公共关系当中，并由这些公共关系反映出来。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企业是两个独立的平等主体，他们在经济领域的分工体现为间接生产领域和直接生产领域、垄断型领域和非垄断型领域、公共型领域和非公共型领域的分工，政府表现为宏观经济领域的主体地位，企业表现为微观经济领域的主体地位，政府为企业安排经济运行制度和引导企业发展方向，企业为政府提供有利的财政支持和微观经济运行状况。由此可知，政府是企业的“引航员”，政府的信用水平影响企业的信用程度，企业的信用状况反映政府的信用质量。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切经济活动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市场关系之中，市场机制是配置生产要素和分配经济利益的基本运行机制，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或公共服务的提供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市场，同时，政府既可以抑制或代替市场的功能，也可以扩张或补充市场的作用，也就是说，政府对于市场起着宏观调控的功用，如果说市场是交通要道，那么政府就是红绿灯。由此可知，政府是市场的“掌舵者”，政府的信用程度决定市场的信用水平。

二

无可否认，由于政府在社会生活当中居于强势和支配地位，政府的政治强权、经济强势、信息优势不可避免地存在，因而政府的主观随意性自然而然地出现，偏好行政、随意行政、政府不可治理性随之产生，信用缺失、信用贫困、信用滥用、信用危机也就伴生了。这些现象我们可以谓之为政府的“信用失范”（creditanomie）。我们认为，政府信用失范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国家法律的践踏。某些政府官员知法犯法、执法犯法，致使社会当中弥漫着一种十分浓重的不信任法律倾向。虽然法律制定当中存在着前瞻性不足、操作性不强、规范性不够等弊端，但是立法机制比较健全、立法形式较为完备，主要的问题是当前的执法基础相当脆弱，因而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导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后果，政府的法律信用大打折扣，司法公正遭到质疑；

——政府职能的滥用。一些政府机构不恰当地介入经济活动，搞不清哪些是政府部门的“有所为”，哪些是政府部门的“有所不为”，该管的没管，不该管的在管。

在一些地方老百姓的心目中，政府部门的职能就是“开开会、收收税、调调胃、搓搓背”。政府机构膨胀、冗员充斥，“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行政效率低下，政府形象受损严重，乃至政府信用荡然无存；

——官员的自利性。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政府官员是理性的自利者，也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出于“经济人”的本性，政府官员的获利通过“创租”和“抽租”的方式实现。“创租”就是创设人为的稀缺性而诱使私人或企业向他们“进贡”；“抽租”就是故意提出某项会使私人或企业利益受损的政策作为威胁而迫使他们割让一部分既得利益给予政府官员。官员创租和抽租的存在，促进了寻租活动的普遍性和经常性，政府信用大为降低乃至沦为政府失败。

——信息的不对称性。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在质量、性能等方面享有充分的信息优势，而公众作为消费者处于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状态。由于公众本身所拥有的知识、信息相当有限，加之虚假失真信息泛滥，这样就会怀疑政府所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真实性。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复杂的领域，比如金融保险、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等，存在严重的信息鸿沟(informationgaps)和知识差距(knowledgegaps)。这种不对称最终导致信用危机的出现，致使社会交易成本增高和交易链的中断。

——道德资源的短缺性。诚信应该是公共伦理的道德底线，是每个公民的道德守则，特别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显得尤为重要。但传统的“农本商末”、“无奸不商”、“无商不奸”、“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等非理性教条仍然残留于一些人头脑当中，对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的信用危机亦隐性地存留着。同时，由于诚信教育的缺席和某些政府官员本身的职业道德素养存在问题，禁不起各种诱惑，不能做到荣辱不惊、富贵不淫，因而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政府的信用形象受到损害。

——制度供给的不足性。当下中国的制度建设存在两大“软肋”：一是制度短缺即制度供给不足；二是制度执行失范。在信用制度建设方面，完善的信用管理法律制度、完备的信用信息披露制度、公正的信用评估体系、有效的信用监督惩戒机制等等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如果守信者和失信者享受“同等待遇”，那就会出现如古典经济学所言的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种集体行动的困境（thediemmaofcollectiveaction）［4］将会使公众“人人自危”、信用环境恶化，政府信用失范也在所难免。

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系统的核心和支柱，政府应该是遵守公共伦理的典范和表率。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如果政府部门和官员政策多变、信口开河、言行不一、政府采购合同随意变更，将加速信用体系的崩溃，加大信用制度建设的难度。［5］(P241)所以，有人说“中国最大的信用危机是政府信用危机”不无道理。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也认为，政府的非理性行为导致信用危机危害极大。他指出，一些地方政府不恰当地介入经济活动，自己给自己担保，最后说不管就不管；政府项目批了，但资金迟迟不按合同约定投入，而是钓银行或者外来投资者的钱；一些政府招商引资时热情周到，开出许多优惠条件，但等投资者资金到位后，却不兑现承诺甚至搞起吃、拿、卡、要的不光彩行为；政府政策没有连续性，说变就变，一个普遍的问题是“新官不理旧事”，今天张三当政搞张三的，明天李四当政又搞自己的一套，老百姓戏称，看看政府门前的牡丹变月季，就知道领导人换了，实行的总是否定再否定，一届政府一朝政策，常常是重打锣鼓再开张，影响政府的形象，对整个社会信用问题的负面影响极大。［6］在一个政府信用失范的社会，不可能建立起诚信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实现政府的有效职能，不可能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不可能建构政府文明和政治文明。

三

当下，中国的政府信用文明建设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市场经济的挑战。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面对市场政府要转变职能，对付信用危机必须尽快加大建立信用制度的力度和改革步伐；二是加入WTO的挑战。WTO的原则和透明条款要求政府服务化、绩效化、法治化，所建立的政府信用系统必须与国际接轨；三是信息时代的挑战。网络化、信息化要求政府必须建立电子政务，实行“一站式”服务、“窗口式”服务（“政务超市”），政府信用信息化、透明化、规范化。面对三大挑战及其要求，政府信用建设必须加强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而在目前政府主导型的体制形态下，政府的自律——道德建设和他律——制度建设显然需要依靠政府的行为自主性——政府自觉。

政府自觉是指政府有目的、有计划的行政意识、行政活动或行政作为，是政府认识并掌握行政规律、了解并熟悉公众现实和社会实践、能预见其行为后果的意识状态和行为过程。“政府自觉”概念的提出缘于公共管理学者乔耀章教授根据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概念而引申。费孝通先生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一文中明确提出“文化自觉”概念。费老认为“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他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7]乔耀章先生在《政府创新与政府自觉》一文中引申了“政府自觉”概念。乔先生认为，政府创新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对社会、国情发展规律能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的大小及其作用力的方向，取决于政府创新是自发还是自觉的及其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程度。所谓“自觉”是指人们认识并掌握一定客观规律时的一种活动，这是人们有计划的有远大目的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们一般能预见其活动的后果。［8］

政府创新需要政府自觉，同样，政府信用建设也需要政府自觉。以上分析可知，政府信用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市场经济、WTO、信息时代的挑战，政府信用建设需要使可能的“政府自觉”成为现实的“政府自觉”，需要在道德和制度两个方面采取政府推动型建设。

——强调依法行政，实施政府行为法定化。从法治的角度看，政府行为过程也是政府管彻、落实国家法律、法规的过程。要加强政府信用建设，必须实施政府行为法定化、改进行政执法作风、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努力实现依法行政。深圳市政府决定用3－5年时间完成政府机构和行政行为的“九个法定化”工作，包括政府机构组织、职能、编制法定化、行政程序法定化、行政审批法定化、行政收费法定化、行政处罚法定化、政府招标法定化、政府投资行为法定化、行政执法责任法定化、政府内部管理法定化等。［10］这样把权力、利益、责任、监督等各方面协调统一起来，明确权力与利益的边界，可以有效制止行政的随意性，也可以有效地克服政府权力部门化、政府权力地方化、地方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等不良现象，从而建构“法治型政府”。

——推行电子政务，开展政务公开和阳光行政。要加强政府信用建设，必须大力推行政务公开，要公开政府的行政内容和行政程序。行政内容的公开包括政府的职权范围、资格条件、办事标准、办事规范、危机处理、救济措施及其途径；行政程序的公开就是建立政府立法、执法的公开运行机制，消除“暗箱操作”，实现“阳光行政”。只要不是涉及国家机密，国家法令、公共政策、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结果都应通过传播媒介或者汇编文件及时告示或。要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公共服务，就必须推行电子政务，比如，美国把发展整合性的电子化取用信息服务作为重点，并提出，要按民众的方便来组织政府信息的提供，以帮助公民“一站式”访问现有的政府信息和服务。［11］通过电子政务和建立“政务超市”，有效地节约了公众的时间成本、费用成本和其他一些无法预料的成本，提高了政府行政的透明度，增强了政府的行政效率，从而建构“廉洁型政府”和“绩效型政府”。

——建立信用管理制度，完善政府信用管理体系。政府不但要加强自身的信用建设，而且要对全社会的信用建设承担责任，要塑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首先，政府应当制定并组织实施管彻信用原则的法律法规（如《社会信用法》、《公正信用报告法》等），规范企业、个人的行为，引导市场主体诚信交易、守法经营、有序竞争；其次，引导、推进建立信用的记录、评价、公开制度，为社会提供信用信息，使诚信者获得更多的交易机会，使失信者无机可乘；再次，政府要建立监督机制和惩戒机制，对失信者要追究其民事责任乃至刑事责任，使受害人得到补偿，形成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守法的良好社会氛围；最后，政府有必要大力扶植和监督信用中介服务行业的发展，引导他们加强行业自律，同时也要推动企业内部的信用管理制度建设以及完善个人信用制度。要加强政府信用建设，就必须优化“信用生态”；要塑造信用生态或信用环境，就必须需要借助制度，需要建构“制度型政府”。

［参考文献］

［1］王和平.论政府信用建设［J］.政治学研究，2003，1：73.

［2］参见陈潭.依法治省与依法行政［A］.见胡凯.依法治省若干问题研究［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3］参见陈振明.政策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4］参见陈潭.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非合作博弈下的公共管理危机及其克服［D］.待刊论文，2003.

［5］转引自李新庚.中国信用制度建设干部培训读本［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6］转引自胡梅娟.治理信用“污染”有何良策［J］.新华文摘，2002，2：174.

［7］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N］.光明日报，2000－11－07.

［8］乔耀章、芮国强.政府创新与政府自觉［J］.新华文摘，2003，2：16.

［9］参见张康之.论“新公共管理”［J］.新华文摘，2000，10：7.

［10］参见新华社.为入世后政府职能转变作准备深圳实施政府行为法定化［N］.扬子晚报，2001－11－04.

［11］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政府信息化建设课题组.中国电子政务发展研究报告［J］.新华文摘，2002，6：4.

GovernmentalCreditandGovernmentalConsciousness

政府信用范文篇4

大量的社会学研究表明，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普遍的信任危机。更有学者指出，中国目前最稀缺的资源就是信用。个人、企业、社会组织和权力机构以及整个社会都普遍存在着失信行为。加入世贸组织，跨入信用社会，要求建立一套新的市场游戏规则，在这套游戏规则中，政府的信用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政府作为一个国家的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其运行须遵从正式的法律、规范，且有一定的制度作为保障。因此，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显然属于制度信任的范畴，这种信任的建立也必须依靠一定的社会力量来实现。关系运作作为建立和增强人际信任的重要手段在这里已不再发生作用，政府要增强民众的信任度必须更多地依靠制度与法治层面的因素。行政法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与平衡是改善政府信用的重要途径，而其中的诚信原则正突出了政府法治讲求诚信的重要意义。因此本文试图从行政法的角度探析如何运用行政法中的诚信原则来改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提高政府信用度。

二、行政法中的诚信原则

(一)诚信原则的涵义

诚信原则是现代民法之大原则。由于诚信原则以公平与正义为根本宗旨而凌驾于一切具体的民法规则之上.因此有“帝王条款”之美誉.就诚信原则之意义而言，诚信原则实乃要求当事人行使权利、展行义务皆应善意真诚、克守诺言、公平合理。

(二)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认可

诚信原则不但显耀于私法，在公法之领域，亦渐次得到认可。1926年6月，德国行政法院在一判决中指出，“国家作为立法者以及法的监督者，若课予国民特别义务.于国民私法关系.相互遵守诚实信用乃正当的要求;且国家对于个别国民在国家公法关系上，该诚实信用原则亦是妥当的。”德国最高法院1930年10月2日之判决，更是明白肯定道:“诚实信用原则，对于一切法律，并包括公法在内，皆得适用之”而至今日，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法律上亦开始对诚信原则予以明确的宣示。如1996年葡萄牙《行政程序法》第6条规定:“行政活动中以及行政活动的所有手续与阶段，公共行政当局与私人依照善意规则行事并建立关系。”韩国在19%年《行政程序法》第4条更明确规定:"1.行政机关执行职务，应本于诚实信用为之”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第8条亦规定:“行政行为，应以诚实信用之方法为之，并保证人民正当合理的信赖。”

(三)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日渐占据基本原则的地位

在肯定了诚信原则的存在之后，紧接的问题是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上居于什么地位，它属于行政法的一般法律原则抑或处于基本原则位阶?在我国行政法权威教材中，根本没有诚信原则的论述，更追论将其作为基本原则，相反，几乎一致将行政法基本原则确立为合法性原则与合理性原则。但从社会变迁、国家任务改变及行政法律本身发展需要等因素考察，行政法中的诚信原则正逐渐占据基本原则的地位。

1.随着社会变迁，传统意义上的三权分立根基开始动摇，行政权大肆扩张，侵蚀了国会和法院的职权。总统的行政权成为“一颗批准的图章”政府经常充当立法者和裁决者角色。在行政立法中，必须遵循诚信原则，否则，法律就不符合社会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基本道德，就不为社会所接受，也就不可能有法的效力。在行政官员居中裁决时，他必须像法官那样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法无明文规定时，依据公平的要求进行裁判.对现实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应付和处理。而诚信原则恰好具有赋予政府自由裁量权的功能

2.现代行政行为的主要内容已从规制行政走向给付行政(一)现代国家之任务已与往昔不同，行政作为给付之主体，开发社会文化、增进人民福利、提升人民生活素质，已成为国家责无旁货之职责。”给付行政观念之产生，使行政法规严格性程度有所减弱。行政指导作为新型的管理方式被各国政府广泛采用，即是明显例证。而且，现代所谓的公法关系，与旧时专制时代的绝对权力服从之事实关系迥然不同，根据其性质，可将公法关系区分为权力关系和管理关系。在比重越来越大的管理关系中，除非存在明文的与私法原理相异的特殊规定，否则受私法原理支配。例如，作为公法私法化典型的行政合同，当然应将诚信原则作为“帝王条款”即使在权力关系中，如行政行为的撤销、撤回，一旦可能栖牲各种法律利益，仍应特别考虑贯彻诚信原则旨趣的必要性。

3.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统合主观诚信与客观诚信的诚信原则，能弥补行政法的缺陷并促进其良好地发展〔一客观诚信要求人们正当地行为;主观诚信则要求人们具有尊重他人权利的意识，即“客观”取行为规则，“主观”取内心确信的含义。民法学家徐国栋教授认为导致民法中诚信原则处在虽被尊为基本原则，实际上不过是具体原则的尴尬境地的根本原因在于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的分离，尤其是对主观诚信没有予以充分重视。行政法也存在类似的缺陷，即对行政主体行为时的内确信状态的不重视行政法学界普遍不将诚信原则作为基本原则，这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现代人民已默示与国家间存在一个类似契约的关系，因此，可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将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重新统合起来。统一的诚信原则可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不断深化，源源不断地具体化为法律规则，从而促进行政法的发展。

三、政府信用缺失现状原因分析

与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地位逐渐得到提高与认可的事实相呼应的是，政府信用问题也逐渐得到行政主体、学者与民众的共同关注。在公共行政领域，对政府信任问题的研究一直同政府与公众(Lhepublic)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政府改革浪潮中，重建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在许多国家被提升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政府未能展行其信用义务和责任，达不到民众所预期的期望，则民众会对政府缺乏信任感，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也随之降低。近几十年来，很多国家的政府除了财政赤字、绩效赤字之外，还出现了信任赤字问题。而出现政府信用缺失有其直接与根本原因。

(一)直接原因:腐败加剧

腐败历来被视为社会的最大污染，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腐败本质上是个别利益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贪污受贿、公款消费、构私舞弊、公务员集体走私、拉帮结派、玩忽职守、集权专断、上下句结等部分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使民众对政府形象产生怀疑，进而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威信和信用。国际透明组研究表明，腐败使人民大众的福利整体下降，表现为:不能实现政府所要求的目标;破坏了私人投资和运作的经济环境;管理费用上升，同样的服务必须付出额外的费用;缩减用于公用目的的资金支出，对管理机构产生腐蚀作用;降低政府威信;丧失政府的合法性等。政府的公正屎明是民众信任的基础，腐败作为健康肌体的毒瘤，正一点一点地腐蚀着政府的信用，是政府信用可能缺失的最直接原因。

(二)根本原因:制度缺陷

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属于制度信任，这种信任必须建立在一套可靠的信用制度基础之上。然而，在我国政府行政体系的运作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以“人治”代替“法治”，政府行为更多地体现出指令性特点，仍然没有摆脱一靠红头文件，二靠政策手段，三靠保护垄断这样一种行政支配的运作模式。由于制度的缺乏，政府行为常常被个人行为所代替，导致信用的无法保障。政府信用可能缺失的制度原因可概括为:

第一，政府缺乏有效的内部制度，即缺乏诚实而有效率的监督者、良好的审计部门、设计明晰的法规、和高效的司法部门。有效的内部制度的缺乏导致政府公务人员权力的难以监督和制约，政府保持良好的信用完全依靠个人的自觉，而个人自觉的可靠度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弹性。

第二，对政府的“越位”(不顾实际，盲目追求高指标)、“错位”(与企业、市场职责不清，用政府行为替代市场行为)、“虚位”(文山会海、空喊口号)等不规范行为缺乏有效的惩罚机制，导致公务人员读职行为的发生。

第三，政府的规章和管理过程缺乏透明度，多变的政策、含混的手续与规则、灰色的管理也助长了行政领域中黑幕和丑闻的滋生。

从以上对于政府信用缺失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腐败或者是制度缺陷都是在本质上违背诚信原则的表现，若要纠正和改善现状从行政法的角度提出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四、运用行政法之诚信原则提高政府信用程度的途径探析

诚信原则是一个极为抽象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如果运用不当，不但达不到塑造政府诚信的目的，反而可能成为行政主体主观擅断之工具，而如果为避免流弊弃之不用，又将丧失维护实质正义和衡平的功能。因此，对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具体运用从而改善政府信用现状应予以细致的探索分析。

(一)从主体角度分析:行政主体之间的诚信

首先要在政府内部的行政主体之间倡导诚信，这样才能使民众对政府的信用得到首要的承认。具体而言应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相互之间不越权。鉴于行政越权的基础是职权，而职权又包含权限和权能两项内容，所以行政主体相互之间越权可分为行政权限逾越(即管辖权逾越)和行政权能逾越两大类。行政权限逾越具体可分为事务管辖权逾越、地域管辖权逾越和层级管辖权逾越三大类。行政权能逾越是指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超出了法定的权力限度

第二，避免不作为违法。相互推谣、拉皮等不作为违法是老百姓最为痛恨的机关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诚信。诚信原则这方面的要求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已有体现，如《行政复议法》第15条、第18条有关复议机关的确定和复议受理的有关规定，就是为了防止行政主体借技术性规定相互推谣拉皮。

第三，一事不再罚。一事不再罚是诚信原则在处罚领域的具体体现。它要求对相对人符合一个违法构成要件的行为，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行政主体对该相对人只能给予一个和一次处罚。

(二)从立法角度分析:行政立法中的诚信

诚信是人类社会存续所必要的道德，行政立法只有体现诚信原则，才具有为社会成员接受的基础。行政立法中的诚信具体表现为:

第一，义务的设定可履行。在行政立法设定相对人义务时，必须考虑到该项义务是维护行政秋序所不可或缺且对相对人来说是能够展行的，否则就是违反了诚信原则。

第二，权力扩张要正当。扩张是行政权的本性，必须予以适当的限制。不能借行政立法之名，从部门本位出发，非理性地扩张行政权

第三，行政立法不溯及既往。法不溯及既往作为一个立法原则最早在刑法中确立。著名法学家萨维尼就认为立法者应当有可溯及规定之权力。而20世纪初德国行政法学最重要的学者弗莱纳则认为，行政立法只要涉及的公益愈大，就愈可溯及在承认必要时可溯及规定的同时，我们必须坚持原则上行政立法不能溯及既往。其理论基础就在于诚信原则。诚信原则作为一种渊源于自然法的超实证原则，设定了立法者的诚实义务。由于我国《行政诉讼法》将行政立法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为防止行政机关规避法律，以行政立法之名行具体行政之实，坚持行政立法不溯及既往尤为必要。即使在确需溯及立法时，行政主体也必须谨滇、节制与中庸。

第四，行政立法应当稳妥推进。诚信原则并非某个人所制，而是根据一般人所认可的基本需要，由道德原则演化而来的法律原则。一方面，诚信原则的内容不断具体化为实定法，行政立法应当实现法律的进化;另一方面，诚信原则要求行政立法不能一味追求“超前立法”或‘·与国际接轨”，脱离现有社会的基本道德。此外，诚信原则还要求行政立法必须程序公开透明、所立之法尽量确定而不模糊等等。

(三)从程序角度分析:行政程序中的诚信

行政程序中的诚信可谓最细致最具体的诚信，它关系到行政主体与客体再直接接触中所留下的信用印象，所以我们应该从一般服务水平到国家审批制度与审批手续行为中都贯彻诚信原则。

在行政程序中，行政主体行使着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诚信原则在行政自由裁量领域应该是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的完美结合。具体来说:

1.在主观上，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必须出于善意，而且以实现立法意图为目的。如果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是出于非法定的动机(如公报私仇等)、未考虑相关因素或者考虑了不相关的因素，都与主观诚信的要求相违背。

2.在客观上，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结果必须具有相当合理性。所谓“相当合理性”，首先当然不可能是‘·如此荒谬以致任何有一般理智的人不能想象行政机关在正当地行使权力时能有这种标准(格林法官语)”或“如此无逻辑或所认可的道德标准，令人不能容忍，以致任何认真考虑此问题的正常人都不会同意它(迪普洛克大法官语)”，即行政行为的结果不能显失公正。其次，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能违反惯例和平等对待原则。最后，必须符合最少损害要素并具有平衡性，即所采取的手段必须是自由裁量范围内造成相对人最少。

除此之外要强化对失信行为的惩罚和制裁，尤其要强化程序法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为的制裁。程序法是规范权力运作，防止患意和专断的重要法律。法律的威J曝力量对信用制度的建立至关重要。取信于民者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政府的信用是民众信任经济发展社会妥定的基石.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民法解释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2]黄学贤.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J].法学，2002,(5):21-25.

[3]李春燕.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研兄[J].行政法学研究,2001,(3):6-13.

[4]潘荣伟.政府诚信—行政法中的诚信原则[J]法商研究2003,(3):71-76

[5]刘羊，邓毅.行政法上之诚信原则当议[J].行政法学研究,2002,(4):6-7

政府信用范文篇5

近年来，我省各级财政部门在充分发挥财政在调控经济运行、优化资源配置、调节收人分配、经济监督管理等方面的职能作用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政府财政信用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拉制政府内外债规模和债务风险，确保良好的政府经济信用从债务拖欠情况来看，我省2002年年末直接显性债务16亿元，占直接债务金额的13.02%，债务风险较小，反映我省政府信用是较好的。

2002年度我省政府外债的情况:从全省经济总量看，我省政府外债负债率为5%，低于国际通行的苦戒线25%的标准，从财政对债务的负担比例来看，我省财政债务率34%，低于国际通行警戒线100%的标准。上述两项指标均在安全范围内，反映我省外债规模适度。存在的问题是外债偿还的整体情况一直不理想，债务拖欠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反映我省在政府外债偿还上存在一定的政府信用缺失和财政风险问题。但政府信用缺失和财政风险主要是由财政担保项目产生的，我省目前拖欠的主权外债中，由政府担保产生的债务占90%。

(二)积极筹措政府资金，化解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三家地方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逐步解决地方金融信用问题由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泡沫经济的影响和地方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我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省信托投资公司、海口市信托投资公司等三家地方金融机构大量拖欠居民和机构的储蓄存款，甚至有个别信托投资公司拖欠国外债务，存在严重的金融风险和地方政府信用问题，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直接影响了社会稳定和我省的对外形象。为此，省政府对解决三家地方金融机构债务问题高度重视，成立专门机构清理并处置债务，省财政部门积极协助省政府为解决地方金融风险的问题，向中央借款37个亿。到目前为止，用中央的借款和地方财政筹措的资金基本解决了这三家公司的个人存款兑付及大部分境外债务的偿还，较好地维护了国家金融信用。但机构存款这一块目前还未得到有效解决。

(三)高度重视工资发放，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拖欠干部、教师工资问题由于地方财政困难，近几年工资增长速度较快等原因，自1993年工资套改至2仪旧年12月31日止，按国家统一标准计算，我省累计拖欠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51330万元，面对如此巨额的干部、教师工资拖欠债务，省委、省政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把工资发放作为头等大事来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由于措施得力，自2001年开始，我省已基本杜绝新的工资拖欠现象，并逐年消化历史欠债，全省累计拖欠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已由2002年12月31日的51330万元下降到2002年12月31日的39158万元，两年共消化12172万元。但仍有39158万元的历史欠帐需要消化，给财政带来相当大的压力。

(四)加强行业监管，依法规范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诚信执业行为上世纪九十年生的“琼民源”事件与海南大正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虚假“财务审计报告”有关，还有海南新华会计师事所等少数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违规操作，弄虚作假，出具虚假的验资或财务审计报告等严重失信行为，损害了国家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为了规范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依法严厉打击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造假行为，我省财政部门首先从立法上规范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执业主体和执业行为，1996年省人大出台了《海南省注册会计师条例》，2002年又对其进行了修订。其次是对全省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清理整顿和机构改制，将全省73家会计师事务所重组改制为30家，依法注销了

家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再次是严肃查处了一批严重失信、造假的会计师事务所。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我省政府的经济信用还是较好的，在政府信用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主要是政府行政信用缺失，社会组织和个人对政府公共行政管理行为及其能力信任度下降和减损，政府行政管理信誉和威信降低，它是由不当的行政行为引起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决策中的政策多变和政出多门，文件“打架”、朝令夕改。这些缺乏信用的行政行为所导致的社会心理就是人们对政府信心的下降。如有的市县领导盲目决策，要求农民种植某种经济作物，政府承诺销售没有问题，结果农民种植出来之后政府的承诺又不兑现，造成农产品大量积压，政府行为失信于农民，政府信用严重下降。

2、有些地方政府常常出现干预经济主体行为的问题，甚至不惜以公共财政资金为企业担保，建“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直接成为企业三角债中一个举足轻重的链节，这个沉重的包袱使这些地方政府常常成为“被告”，而这个特殊的“被告”败诉后又常常被法院的一纸“不予强制执行”令失信于民。

3、政府行政执行过程中的相互扯皮，互相推诱，不按行政程序操作造成法律和政策执行不力;多头执法、多层执法以及讲关系、讲人情的不公平、不公正现象屡见不鲜。

4、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行为中吃拿卡要，违法违纪，有的甚至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其行为严重影响政府的形象和信誉，也是造成政府失信的重要原因。

加快政府信用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在政府经济信用建设方面，要对政府举债规模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特别是要加强对政府偿债能力预测，要尽快建立包括政府偿债准备金制度在内的各种有效机制，保证政府债务的按期、足额偿还，强化政府部门和项目单位的信誉、偿债和风险意识，提高风险防范机制和能力。注意防范和化解地方金融风险，妥善解决省国托等地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潜在金融风险问题。在消化工资历史欠帐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决不允许发生新的工资拖欠现象。

(二)政府行政信用建设是政府信用建设乃至整个社会信用建设的重中之重，要花大力气抓好1、加强行政职业道德建设，强化政府系统的信用意识。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规定:“诚实守信”是职业道德的主要内容。政府行政信用应成为行政道德建设的核心。政府公务人员应树立信用价值理念，进一步强化信用意识，政府机关和公务员无论是行政决策行为还是行政执行行为都应该考虑到其行为是代表国家、代表政府，考虑国家的信誉和社会公信力。因此，要加大行政信用的宣传与教育力度，营造出一种政府带头守信、企业和个人跟着守信的适应于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人人守信的良好氛围。

2、狠抓依法行政，建立和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度。依法行政既是政府信用的保障，也是政府信用的体现，政府及其公务人员要严格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从事决策和执行行为。要严格执行我省2002年以来确立的各项行政执法贵任制度，进一步完善过错贵任追究、评议考核和政务分开等行政执法责任制度体系，并可以考虑将政府信用制度建设与行政执法贵任制度建设有机结合，使二者相互促进。

3、加强政府信用建设，制度和机制是关键。应加强以下制度和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一是清理修改与我省信用法律建设不适应的现行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政策，逐步建立和完善我省信用法规。二是积极推进政府行政改革，为政府行政信用提供制度保障。通过政府改革、创新机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大力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公开和政社分开。三是进一步推进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或下放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事项，严格控制新的审批事项，坚决杜绝一边在减少，另一边又在增加的现象。四是健全行政信用监督，加大行政失信成本。可以考虑在公务员中推行个人信用评级，建立失信惩罚机制(责任追究和赔偿制度)，完善决策类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对于决策失信、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损害了老百姓利益，并给后任政府留下巨大债务隐患的政府官员不仅不能提拔，而且应当予以处罚。五是由省人大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对过去政府机关由于不守信用拖欠企业和个人的债务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该偿还的一定娜明淞还，对因政府的失信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一定要赔偿，对于负有领导贵任或者直接责任的政府官员应依法予以追究你玫、经济或法律贵任。

政府信用范文篇6

理论根源

政府信用理论虽然没有被系统、完整地提出过，但是其它理论学派却给这一理论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基础。委托—理论被广大学者认为是政府信任的理论基础之一，而委托—情况下的信息不对称也恰恰是政府信用危机的理论根源。公众将行政权委托给政府，是委托人，政府是公众委托的人，政府根据公众的授权采取行动完成委托的公共事务。而委托人要有效地控制人的行为，就需要了解人本身以及客观环境的完全信息，了解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可以限制人的机会主义。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由于政府对信息的天然垄断性，另一方面政府决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专业，这些都会导致信息不对称，使公众对政府监督约束困难。在政府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约束的情况下，委托人和人的关系可能完全颠倒过来，人由于掌握着公共权力而成为管理者。这样政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会出现反客为主漠视委托人意愿的现象，使公众的意愿和利益得不到回应，公众也就无法再信任政府。

体制根源

一是行政管理体制不规范。尽管政府行为的失信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即政府未能正确有效地履行其管理和服务职能，不能满意的回应公众的期待和信任。受封建文化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影响，我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不规范，某些管理者超越公众给予的委托权力。部门之间、地方之间相互推诿责任或者相互争夺利益的现象普遍存在。

二是约束、监督制度不完善。在实际生活中，我国现行的行政监督机制缺乏应有的力度，监督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在行政监督中监督主体过多、监督无力和监督职能不明确以及缺乏独立性现象普遍存在，这些导致权力机关监督几乎流于形式。

三是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至今我国还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行政责任追究赔偿制度。政府决策危害了公共利益时，应对主要的政府责任人给予一定的惩罚，让失信的行为和失信的责任、后果相对应。长期以来我国行政人员的权责主体很难划分明确，即使有明确的责任主体，但是由于缺乏严格的行政程序规则，当面对行政责任问题时，无力追究或者是不去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四是行政考核机制不健全。目前，对于政府官员的晋升考核机制不健全，过于看重政绩和经济效益，忽略了把社会公众的满意度也作为一个考核标准。

能力根源

（一）财政能力有限

政府的存在和运作需要庞大的财政开支，如果财政能力弱小就会限制政府行政职能的履行。而政府行政职能的履行缺乏必要的经费支持，使得政府的政策执行缺乏物质保障，政策执行不力。财力的缺乏也会导致社会公共事业的服务滞后，像教育、卫生、医疗、水电、交通等最基本的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

（二）行政运作的能力低效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经历了二十几年的改革，各级地方政府的机构设置几经调整、精简，但至今仍存在机构臃肿、行政低效的局面。在同样的财政能力条件下，一个运作能力强、可以高效运转的行政管理机构，毫无疑问会比一个低效能的行政管理机构更能满足社会发展和公众的需求，令公众满意和信任。

（三）意识形态的动员能力较弱

在制度经济学中，意识形态是非正式制度安排最主要的内容。价值观念、社会道德、风俗习性等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选择行为。正确的理念引导正确的行为，而错误的理念也常常导致错误的行政行为。政府危机表面上看是行政行为失范，但是从深层次上看是由于价值思想观念引起的。对于政府来说，通过意识形态来调整和改变公众的价值偏好，使其意识形态能为公众接受，政府就会有很强的威信，就会得到人们的信任。相反如果政府的意识形态的动员能力很弱，就很难使得政府的意识为大众接受。

（四）制度能力的短缺

提供制度规则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功能和职责，政府根据社会需要设计和组织实施新的制度安排，来引导社会成员的行为和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也根据制度来为社会成员的行为设置合法的空间，来构建、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制度同样也是“经济人”行为选择的一个约束。制度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信任生成机制，由于一些政府无法维护制度的权威性，无法有效的执行制度，才会直接动摇公众对政府权威的信任。

一是政府官员作为“经济人”有自己的利益。政府行为的主体是同样具有个人私利的政府官员，当然也不可能完全超脱于现实社会经济利益关系之外。在可能的条件下，他们都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更加注重追求自身利益，而这些行为目标并不是总能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吻合。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来自于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来自于同政府行政官员打交道的感知和评判。当公众感受不到公正时，也就会动摇和瓦解他们对政府的信任。

二是政府机构也有自己的利益。实际上，政府机构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主体，也有自己的利益，而且这些利益确实的存在着。随着政府机构管理地方公共事务的自主权不断提高，其自利性的行为取向也越来越趋于强化，甚至会被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所左右。

三是地方政府机构利益。市场经济要求市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地方为了追求高速的经济发展，运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经济的运作，人为割裂市场、限制公平竞争、破坏市场秩序。当地方政府为了利益争夺运用种种技巧和策略博弈时，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用也就逐渐丧失了。

行为根源

（一）政府对市场的过度介入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引导市场的宏观走向、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维护公平竞争、创造良好市场环境，让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处于主导作用。但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传统行政思维定势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一些行政官员角色错位介入本不应该介入的微观经济活动领域。政府角色错位不但不会发挥维护社会公正秩序和社会信用体系的作用，而且只会成为信用体系的破坏者。

（二）政府行为不符合实际民意需要

有些地方领导在决策方面背离集体决策的原则，不走群众路线，不从实际出发，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功绩来制定某些脱离实际的政策，不但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效益，导致公众对政府的政策不予以合作，对政府也更加的不信任。

（三）政府行为的短期化和政策的不稳定性

树立良好的公信力要求地方政府在制订出台政策时必须保持高度谨慎的态度，政策出台后也必须持之以恒的加以贯彻执行。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干部选拔任用及考核评估机制的存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诱导、驱使地方政府官员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绩效的激励机制。这意味着政府的政策不再是稳定和连续的，使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和稳定的预期，从而降低了企业或个人讲信用的积极性，同时也削弱了政府的信用。

（四）行政权力运行的法制化程度低

国家法律是保障国家正常秩序的关键，政府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是建立在完善的制度保障基础上的。西方发达国家用了约150年的时间建立了相当完善的信用法律体系，使得在市场经济下信用不再是单纯的道德规范，而更是一种法律要求。我国对政府行政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有关行政法律、规章较为抽象，规范性和操作性差，导致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徇私枉法、执法犯法等滥用权力的行为。

（五）政府行为缺乏公开性

我国政府信息偏重保密，公开程度较低，许多涉及公众利益的规范文件不向利益关系人和公众公开，公众也没有任何获取信息的手段和途径。政府信息不公开，公众对政府缺乏一种信任的基础，即使政府政策努力追求合理，也难以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政府信用范文篇7

一、政府信用及其在现实中的运作

政府信用是社会组织、民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它是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映［1］。由此可以看出,政府信用是社会各主体对政府行政行为的一种期待,希望政府践行其宗旨,对公众的期待作出合理的反应。

政府是否实现其宗旨,直接关系到政府信用的高低。那么,政府宗旨是什么呢?政府一切行为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对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与西方古典政治学家都有明确的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从政府社会性的角度分析指出,社会性(即公共性)是政府的一个本质属性。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昭示:先有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后有国家和政府。而且国家和政府最初是借着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而发展为特殊机构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公共事务越来越复杂,政府必须加强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否则就难以为继,无法维护政治统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维持下去。”［2］由此可见,政府只有代表了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的目的来运用公共权力,才有助于维护自身的统治。西方政治思想家卢梭也认为:“政府就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利,判处死刑和一切较轻处分的权利,以及使用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卫国家不受外来侵害的权利;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3］既然“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一个国家政府能否很好地实现公众福利(或公共利益),就成为公众衡量政府是否实现其宗旨的最重要指标。

虽然政府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或公众福利,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政府一旦获得主权者(即公众)的授权,政府作为一个组织就可以独立地行使国家公共权力,直至政府解体。这样,政府就获得了某种程度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成为一个相对独立于社会和个人的组织,对于社会整体、其他组织和个人拥有不同程度的权力。政府的相对独立性,促使政府并不总是以公共利益或公众福利为唯一宗旨,它也会考虑自身的利益,政府成为具有自身利益的组织。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对此为我们作出了解释:政府不仅是“社会人”,也是“经济人”,他们都是利己的,其行为的首要和最高的目标都是追求个人利益,能实现个人目标的行为才是理性的,在追求自我利益的过程中,通过分析收益和成本来选择行为。所以,从他们的视角看,政府被称之为“理性的经济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是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的政府。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尤其是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来讲,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且日益增多的外部性再加上政府“理性经济人”的自利动机,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也有可能会违背契约承诺(为公众谋利),追求自身利益,甚至牺牲公共利益以达成自身利益的诉求。诚如谢庆奎所言:“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这么说,完全自私、自利的人或群体,完全不顾自身得失的人或集体,在现实生活中都存在,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者。但在通常情况下,为了自身的权力、声誉、荣辱、奖惩、升降、福利、待遇等,而去做事或工作,这里都含有自利的动机和结果,不承认这一点同样不是唯物主义。”［4］由此可见,政府利益客观存在,在现实中也出现了种种表现形式:部门利益膨胀,地方保护主义,政绩工程以及政府官员严重的贪污腐败等等。在对政府利益的追求过程中严重地损害了政府形象,对政府信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势必要尽量消除政府运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尽可能地避免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践踏,最大限度地履行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法定职责。

二、政府利益缺乏制约对政府

信用的影响良好的政府信用得以产生和有效运作的根本在于政府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促进,在理想层面,政府应当是超利益存在的。而在现实中,政府利益却是客观存在的,它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组织利益、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承认政府的合法利益比让政府追求超越一切的法外利益更符合实际。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承认每一个社会成员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鼓励他们为争取合法利益而竞争。但是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这是一个根本前提。政府作为一个利益主体,与其他利益主体相比,应与社会公共利益联系得更为密切。当政府的权力运用和利益追求是增进了社会的公共福利,或者是与社会公共利益方向一致时,就是政府作用的正效应,它就会保证和增进政府信用;否则的话,就会破坏政府信用。政府利益缺乏有效抑制时,必将对政府信用产生重大影响。

1对政府经济信用的影响

政府具有公共管理者和普通“经济人”的双重角色,虽然市场经济严格限制政府以普通“经济人”角色出现在市场中,但政府仍然会以公共管理者身份从事普通“经济人”的行为。这就存在着一个政府越位的问题,因为政府行为会对其他的利益主体产生重大影响。正如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的那样:“在传统完全竞争模型中,每个‘经济人’是如此小的参与者以致他自己只能采取其他参与者所采取的行动;而当政府作为普通‘经济人’出现在模型中时,它的行动将影响所有的参与者。”［5］所以,政府的经济活动要自觉遵守市场经济规则,这对社会其他经济主体具有示范效应。如果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注重自身信用,自觉遵循市场规则,那么,其他经济主体会认为政府的信用可靠;反之,如果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不注重自身信用,随意改变市场规则或不遵守规则,在市场游戏中谋取优惠的游戏待遇,从而破坏市场经济体制准则,则会恶化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2对政府政治信用的影响

政府信用是政治合法性的根基。政府宗旨是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履行公共责任,增进社会福利。因此,政府是否能够正确地行使公共权力、履行公共责任,既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也关系到政府自身的权威,关系到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状况。如果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时,违背了政府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的宗旨,产生公共利益政府化、政府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等现象,政府信用就会严重降低,从而失去民众的信任,导致社会产生针对政府的强大异己力量,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就会大大降低甚至完全消解,影响政府的建立和存续。邓小平指出:“一切企事业单位,一切经济活动和行政司法工作,都必须实行信誉高于一切,严格禁止坑害勒索群众。”［6］可见,政府信用对社会经济与政治的重要作用,政府信用不足与缺乏势必会影响社会稳定。3对政府社会信用的影响

对政府社会信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府对社会福利的增进和对和谐社会的建立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对社会福利增进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政府通过廉政而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增进社会福利。一个真正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必须最大限度地制止政府权力的寻租活动,防治腐败,这就有助于减少或消除社会资源的浪费,从而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增加社会的福利总量。诚如乔林碧所言:“寻租行为的结果是社会资源的浪费。资源的浪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为了获得政府的特殊保护,寻租者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游说,或者用礼品或金钱去疏通层层关系。这种对寻租者极有效率的活动,对社会来说没有任何效率。其次,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为了对付寻租者的游说与贿赂,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作为‘经济人’的受贿者也需要学习和寻找方法,让寻租人支付的贿赂达到使受贿者满意的水平,这可不是天生就会的。即使政府的廉政工作做得好,能够保证每个工作人员都不受贿,但是寻租者出于自身利益,仍然有游说与行贿的企图,为此,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仍需耗费时间和精力进行反游说与反行贿。再次,如果寻租行为得以实现,相关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将由于政府的干预而付出代价,这种代价之和比寻租者所得到的利润额还要高,因而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7］另一方面,政府对和谐社会建立所产生的积极意义。社会是否和谐,最主要的是取决于两个因素:客观因素(即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主观因素(即人们对收入差距的观点和承受力)。只有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因此,政府对社会利益分化和收入差距的态度与调适措施直接影响着社会和谐,所以,“十六大”报告指出:“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8］。

三、创新政府管理体制,

增强政府信用

政府权力的运作是由具体的“经济人”(政府组织及官员)执行的,自利、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支配着“经济人”的行为。当政府“经济人”的利益内在性倾向缺乏有效抑制时,权力者本能的利益扩张必定会侵犯社会公众的利益。“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限制的地方才休止。”［9］转型时期,由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各级政府组织中的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以及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追求及竞争日益明显。这些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使政府信用降低。因此,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转型时期,我们应该创新政府管理体制,增强政府信用。

1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即政府管理方式应由过去以行政手段为主,转变为以法律、法规为主要管理手段。只有法律的权威性才能逐步消弭政府行政的随意干预,弥补“人治”造成的随意性、不稳定性缺陷。法律对社会公众和政府行为具有同等的约束力,而且政府应该带头执行法律,诚如卢梭所言,“无论是一个人对一个人,或者说一个人对全体人民,下列的说法都是同样毫无意义:‘我和你订立一个担负完全归你而利益完全归我的约定,只要我高兴的话,我就守约;而且只要我高兴的话,你也得守约’”［10］。政府作为社会的公共管理者应该带头遵守法律法规。只有严格地依法管理,依法办事,政府才能在民众中真正树立起信誉,获得公众的信任。

2创新政府信用的监督约束机制

政府权力的终极源泉是人民的授予,必须对人民这个政治权力的终极源负责,而且政府要得到社会公众的信任并提升政府信用,必须接受监督。首先,建立法制的监督约束机制。制定和完善政府信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如制定颁布《信用法》、《公平交易法》等配套的法制体系。在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时,应始终坚持诚实信用原则,不仅应涉及社会信用相关的法制建设,更应该包括政府信用的法制建设。其次,建立政府信用的大众监督机制。一方面,要鼓励公民积极进行政治参与,建立舆论表达与反馈的常设机构。如我国设立信访机构以及各种制度化的接待日等,这些都为公众提供了对许多社会问题表达自己思想和主张的场所。另一方面,加强政府机构与政府官员的解说责任,即加强政府机构与政府官员对上级以及向社会公众解释已做、正在做和将要做的事情的正当性,强化官员的责任和义务,改变监督方和政府机构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状况,以便监督方充分掌握有关信息,进行有效的监督［11］。因为,政府信用是在和政府的互动中、通过政府官员的行为表现经由社会公众的评价而产生的,加强政府与公众的沟通和交流可以缓解政府和公众因信息的不对称、行为的不了解而容易产生的信任危机。

政府信用范文篇8

体制根源

四是行政考核机制不健全。目前，对于政府官员的晋升考核机制不健全，过于看重政绩和经济效益，忽略了把社会公众的满意度也作为一个考核标准。

能力根源

（一）财政能力有限

（二）行政运作的能力低效

（三）意识形态的动员能力较弱

（四）制度能力的短缺

利益根源

二是政府机构也有自己的利益。实际上，政府机构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主体，也有自己的利益，而且这些利益确实的存在着。随着政府机构管理地方公共事务的自主权不断提高，其自利性的行为取向也越来越趋于强化，甚至会被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所左右。三是地方政府机构利益。市场经济要求市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地方为了追求高速的经济发展，运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经济的运作，人为割裂市场、限制公平竞争、破坏市场秩序。当地方政府为了利益争夺运用种种技巧和策略博弈时，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用也就逐渐丧失了。

行为根源

（一）政府对市场的过度介入

（二）政府行为不符合实际民意需要

（三）政府行为的短期化和政策的不稳定性

（四）行政权力运行的法制化程度低

（五）政府行为缺乏公开性

（六）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

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信用体系也逐渐完备，并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信用体系。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对政府信用的构建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受文化传统、小农经济传统的影响和社会信用保障的缺乏，我国目前并没有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

政府信用范文篇9

1.政府信用是和谐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主导力量

政府信用是实现政权稳定、政治民主，促进和谐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主导力量，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为政府信用直接关系着政府的合法性问题。政府合法性的直接基础是人民的信任和认同，而认同又源自政府信用。良好的政府信用有利于增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相互回应，形成政府与公众之间相互理解、信任、支持的“政通人和、稳定有序、充满活力”的局面，这样就为政令的施行奠定了基础，为政府成功地工作创造了条件。由于政府权力由人民赋予，政府讲信用首先就要保证权力属于人民，并按人民的意志行使权力，保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政府信用还是政府权威的重要来源，是政府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的基础。权威意味着民众真心愿意服从政府的领导，认同和支持政府及其行为，是政府实现管理职能的基础。和谐社会政治发展的目的是要建设高度的政治文明，而政府的诚信道德本身就是政治文明中行政伦理的一个重要范畴。同时，作为一种文明的政治理念，政府信用要求政府是一个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透明政府、公正政府、廉洁政府，要求政府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体现正义、公平、民主的价值理念，这恰好与和谐社会对政治文明的诉求相契合。而且，政府信用制度也是政治制度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讲信用的政府就是要通过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来提高政府的政治权威，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政治文明的建设。

2.政府信用是和谐社会物质文明的重要支撑

政府信用是促进和谐社会的经济发展，建设物质文明，实现人民生活相对安康的重要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起点，政府信用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重要保证。“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市场经济就不能健康发展”[3]，而信用规则的制定、市场主体对规则的履行又有赖于良好的政府信用。政府信用最根本的表现是政府通过制定和执行政策，来管市场管不了、管不到、管不好的事情，确保和维护市场经济主体的独立地位，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要素是要有一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政策环境、基础设施、服务环境等，而政府信用则可以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优良的信用环境，从而吸引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政府信用还是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建立的前提，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石。良好的政府信用可以降低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增加物质财富。因为讲信用的政府执法公正，信息公开，这就可减少市场经济主体的信息搜寻费用、沟通成本、谈判成本、监督成本，进而提高经济效率。而且较高的工作效率和较低的行政成本，也间接地增加了物质财富。此外，政府信用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和财富，良好的政府信用能够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所谓“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4]。

3.政府信用是和谐社会文化发展的推动力量

政府信用是塑造信用文化，建设精神文明，促进和谐社会文化发展的推动力量。信用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推进器，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支撑民族进步的脊梁。信用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信用至上”、“信誉为重”，“诚信光荣，失信可耻”，其主要内容是确认和信奉信用是公民立身立业之本、企业生存发展之本、国家繁荣昌盛之本的意识，确认和信奉在平等的基础上互利双赢的意识，确认和信奉依法经营、循章办事的规则意识。信用文化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社会信用系统的核心的政府信用对全社会的信用建设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是衡量社会精神文明水平的一个标尺，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孔子曰：“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一个社会道德标尺的确立，必然是比照这个社会的领导群体来确定的。没有守信的政府，便不可能有守信的公民，也就不可能建设一个信用社会，社会和谐就只能是镜中月、水中花。所以，作为官德的一个基本内容——信德对民风和社会的道德风尚有着不可忽视的导向作用。为政者守诚讲信，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就能为人民群众树立良好的榜样，促使人民重视信用。一个讲信用的政府能提高全社会的诚信道德，培养社会的信用意识，有助于信用从狭义性、功利性向本原性的提升，从而促进和谐社会信用文化的发展。

4.政府信用是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的保障力量

政府信用是推动资源合理利用，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环境和谐的保障力量。人与自然和谐，即人与所处的环境和谐共生，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资源。讲信用的政府是责任政府，生态责任是政府信用的题中之义。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经济飞速发展，但资源消耗巨大，环境破坏严重。按照这种发展模式，不仅当代人的发展不能得到持久的资源支持，后代人的发展权也将受到严重损害。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5]，“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化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控制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6]。生态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人类滥用自然、涸泽而渔的方式损害了文明持续发展的自然基础。没有了生态文明，一切文明也就没有了享受的前提。所以，近年来尊重自然规律、维护代际公平、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绿色GDP”、实现科学发展、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等都被政府奉为重要的执政理念。

二、提升政府信用，促进社会和谐的途径

理论上讲，政府守信就要求政府履行其管理社会、保证人民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与公众利益等政治、经济责任与义务；而现实中的行政腐败、决策随意、行政不作为、官僚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等政府失信行为，已成为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所以加强政府信用建设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1.树立善治的理念，加强行政文化建设，增强政府信用意识

善治的基本要素是法制、透明、责任与回应，这就要求优化政府的价值取向，树立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大力培养政府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强化其信用意识，增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守信的自觉性。务必做到言出有据、言而有信、严格执法，提高行政水平和决策能力，减少决策失误和管理失职，避免投机性行为带来的政府失信。行政道德是公务人员起码的行政从业规范准则，公务人员要把守信作为行政道德建设最基本的内容和规范，使诚信成为公职人员的最基本的义务和行政观念。应转变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强化履职尽责的公仆观，强化勤政廉洁的人生观，做到为官治世求“正”，为民服务求“真”，为公立业求“实”，为人行事求“信”。同时，加强行政文化建设，推动政府信用文化发展，使其“由人治型行政文化向法治型行政文化转变、由集权型行政文化向参与型行政文化转变、由封闭型行政文化向开放型行政文化转变、由一般型行政文化向专业型行政文化转变、由管制型行政文化向服务型行政文化转变、由全能型行政文化向分化型行政文化转变、由扩张型行政文化向约束型行政文化转变。[7]

2.合理定位政府角色，推动政府自觉和政府再造，提高政府信用能力

应对政府进行合理定位，促进政府的职能转变，建设有限政府。政府应履行创造环境，制定政策，监管市场，提供服务的职能，弱化其经济利益主体的角色，切实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应增强政府的法律观念，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权威，保持政策的统一性与连续性，建构法治政府。应实现政务公开，及时政府规章、措施和政务信息，建立信用信息披露平台，完善决策听证、人民建议征集等制度，增加政务活动的透明度，建设透明政府。应简化行政程序，推行电子政务，讲求廉洁高效，强化危机防范与治理，建构有效政府、廉洁政府、服务政府。政府守信的条件是政府既要具有一定的要求能力（制定并执行政策的能力），更要具有相当的支持能力（体制和政策的包容性、回应性和服务性）。应增强政府的自我规约能力，自觉地建立自我规束机制，限定自身行动的权限、程序及领域，提高政府的要求能力。应自觉输入时代信息，转变行政观念，通过向社会和公众提供优良的公共产品，来引导、推动、促进社会的快速、均衡、稳定、持续地发展进步，提高自我更新能力。另外，应满足社会成员的特定要求，还要包容和支持公民泛化的要求，同时培养公民及社会自主发展的能力，提高政府的信用能力。

3.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强化政府的信用行为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8]完善的制度体系是政府信用的保障，应完善政府信用的实现机制，建立失信惩戒机制，完善政府失信的救济机制（国家赔偿）。要完善监督（司法、媒体、社会）和制约机制（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充分利用现有的行政监察法、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从行政权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形成对各级行政机关的监督制约机制。优化人事制度，建立政府信用考评机制，把考评结果记录在案，作为奖惩依据。依法界定执法职责，科学设定执法岗位，规范执法程序，健全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对有关执法文书立卷归档。实行重大政策的人大代表表决制度，广泛推行政策制定的听证会制度等等，形成公开化、民主化的决策机制。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实行重大事故责任倒查制度，减少政府行为过程的主观随意性和偏差，还可以借鉴西方一些国家的做法，实行决策受益或受害情况申报或告知制度。如果决策部门的一些公务人员将因这一部门的新决策的出台而受益，那么就要申报，必要时还应回避，不参与决策过程。

参考文献：

[1]乔耀章.政府理论[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8－9.

[2]金太军，袁建军.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政府能力考量[J].社会科学战线，2006，（4）.

[3].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R].2001-11-27.

[4]荀子·议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26－927.

[7]韩莹莹.论中国行政文化的现代化[J].理论与改革，2002，（1）.

[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