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政范文10篇

政府行政范文篇1

有限政府的理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作用是全方位的，不仅要发挥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利益的作用，而且要发挥分配资源、安排生产等作用。目前，这种全能政府的观念和做法依然存在，其结果是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而有些该管的事又没有管或没有管好，降低了政府的行政能力，同时也损害了个人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创新能力。行政许可法严格限制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范围，规定了什么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什么事项不可以设定行政许可。这充分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和权力的行使应当是有限的，应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的作用是为市场竞争创造公平宽松的制度环境，为市场主体提供良好服务，解决市场机制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的问题。对需要政府管理的事项，应在明确管理目标、管理标准和管理规则的前提下依法进行。

服务政府的理念。传统的行政理念是“政府中心主义”，它简单地将管理方与被管理方对立起来，以为双方只是管制与服从的关系，习惯于“管”字当头，“罚”字殿后。事实上，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增进人民的幸福、社会的安宁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行政许可法把便民、高效作为立法的重要原则之一，体现出浓重的亲民、便民色彩，要求政府不仅是管理的政府，更应该是服务的政府、便民的政府。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按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牢固树立“服务是政府的天职”、“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

透明政府的理念。信息公开、透明正逐渐成为现代政府的行为准则和目标。公开、透明的基本要求是，行政权力运作的主体、依据、程序是公开的；行政权力运作的过程是开放的，公众可以依法参与。如果政府权力的运作规则、方式乃至程序不为公众所知，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各种政策都是在神秘的氛围中出台的，那么政府与公众之间必将产生距离和隔膜，同时这种“暗箱操作”还将带来腐败问题。行政许可法将公开、透明问题由道德自律转变为法律强制，有利于保障公民对行政管理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促进政府严格依法行政。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牢固树立公开、透明的理念，除了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与个人隐私外，行政管理应公开进行。法规政策要公开，行政行为要公开，行政信息要公开，救济渠道要公开。

政府行政范文篇2

各种推诿的表现

（一）行政机关互相推诿的实例：

1.园林局与综合执法大队就“路边的绿地当作机动车停车场”该谁管相互推诿；

2.环卫局与防疫站就“灭鼠后死鼠的处理”相互推诿；

3.环保局与市容委就“马路上散发臭气的解决”互相推诿；

4.公安局与工商局就“取缔自行车非法交易市场”互相推诿；

……

（二）上下级行政机关互相推诿的实例：

1.区园林局与市园林局就“灵隐道拓宽改造后谁来种树”相互推诿；

2.教育局与教委就“天大南大职工第三代子女就近入学”相互推诿；……

（三）行政机关内设部门间相互推诿实例：

1.银行内各处就“禁止企事业单位多头开户，该由谁来管”相互推诿；

2.房管局内各处就“查询开发商售房信息谁来负责”相互推诿；……

（四）行政机关将责任索性推给百姓：

1.税务局就“某饭馆不给顾客有奖发票”的举报，不到现场调查处理，把查证责任推给顾客自己；

2.规划局、房管局就“建房、售房有无审批证件”推给购房者，要购房人在购房时自己来审查售房单位有无证件，以防受骗；……

带着从百姓中了解到的这些推诿，赴政府几个区、局、办作进一步了解，其中一位负责人的谈话很有代表性。他承认上述的那些事实是推诿，但认为反映到他们这儿的此类推诿很少。主要是存在一些看似推诿，又不完全是推诿的模糊事态。对此，我们要求解释时，回答是“很多百姓求助的事情被推诿，确实有着多种原因所致”———

其一，“市区政府部门分工较细。尽管百姓反映问题到一些部门自认为找的有针对性，但有些事要由政府几个局、委共同研究决定。碰到上述这些情况时，还是像被‘踢皮球’似地去问东问西，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

其二，“政府各种保障机制政策不健全，存在一些‘盲点’、‘漏洞’，又苦于不能和百姓照实讲。真到百姓撞到这些‘盲点’、‘漏洞’时，又怕矛盾激化在自己眼前，要负责任，于是就好言安抚，或转移矛盾打发到别的单位去解决，结果自然成了推诿……”

其三，……

这样看来，百姓遇到的推诿也有着它的发展变化。在天津开始注重抓促进社会和谐的今天，百姓遇到的那些简单的左右推，上下推、内部推，甚至推给当事人的推诿有所减少；但随着改革涉及到深层次的矛盾，从而牵涉到百姓的切身利益，如土地使用权、拆迁纠纷、司法不公等，推诿就衍生成复杂的“模糊事态”。我们认为，这种“模糊事态”的推诿，终究也是行政管理部门的推诿。因为，不管你能强调有多少客观原因、事情多难解决，这终究不是百姓的责任！因此，我们要谨防这些推诿的滋生做大。

造成推诿的各种原因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调查了解，我们诊断，上述推诿的形成原因主要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客观方面

1.要解决的总是牵到属地不清、临界不清、职能不清。

2.政策法规不健全，特别是行政救济、三险保障机制不健全，确实还有没覆盖到的漏洞。

3.行政管理机构的机制，尚有不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客观社会的因素，即使想解决，考虑怕“越轨”而不管。

（二）主观方面

1.有利的都想做，麻烦的都想推。

2.怕在解决百姓问题的过程中花钱、负责任。

3.岗位职责单一，遇到的问题是综合性的，解决有难度。

（三）深层次方面

根深蒂固的“官本位”的封建观念仍在作祟。一些单位的干部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仍只停留在嘴上，官场中惧上不惧下的恶劣风气蔓延，部分官员为了个人的仕途，对上司，尤其是顶头上司惟命是从，甚至违心讨好，而对百姓的疾苦，因为影响不到他的乌纱帽，也就置若罔闻了。

改进的建议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看到不少行政管理机关对外办公室的墙上都张贴着《首问负责制》的规定，并有一些很有特色和效果的具体做法，我们认为，认真落实和进一步改进“首问负责制”对于改变一些单位和部门的推诿现象大有好处。现结合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课题，我们对减少行政管理部门的推诿现象提出如下建议：

政府行政范文篇3

一、大力推进合理行政是新的历史时期构建和谐宜昌的现实需要

（一）大力推进合理行政是实施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迄今为止，依法行政已经成为人们熟知的政府战略。然而，从依法行政的实效来看，“法律机械主义”与“法律虚无主义”倾向仍然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对如何依法行政准备不足、能力不强。也就是说，合理行政的能力不强，而没有合理行政，依法行政也就失去了保障，因为依法行政最难把握的就是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由于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滞后性以及地方情况的差异性，法律框架下自由裁量权的大量存在是现代行政的基本特点。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主要有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两种。行政合法性原则主要审查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是否合法，如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是否超越了法定的幅度范围等等，这是必要的，但仅此是不够的。而行政合理性原则主要审查在法定幅度范围之内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是否行使得合理适当，如是否违反法定的原意或出于不正当的动机，是否将相关因素纳入考虑，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是否符合自然公平公正的要求等等。由此可见，推进依法行政不仅要坚持合法性原则，更要坚持合理性原则。相比之下，行政合理性原则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专门将合理行政列为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之一，以防止因行政不合理妨碍行政法治。但是长期以来，我们似乎只知道要依法行政，而对合理行政认识不足，而问题又恰恰出现在这里，对此我们应当高度警觉。

（二）大力推进合理行政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现实需要。相当一部分同志简单化地理解所谓“依法行政”就是依据业已制定的法律和政策来行政。然而，一旦我们在操作法律或政策的时候碰到“法律盲区”怎么办？碰到“法律冲突”怎么办？碰到法律模糊不可操作又怎么办？我们到底应当依据什么标准来行使自由裁量权？要不要根据制定法律或政策的初衷来解释法律或政策？合理行政应当倡导什么样的行政理念？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物为本？是违背现代行政理念机械地“抠”法律的字眼，还是考虑行政成本注重综合行政效能？等等。在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法律或政策操作者们要正确把握依法行政的精髓，既要严格执法，又要防止“法律机械主义”倾向；要深刻认识到合理性原则的“理”应该是立法精神、法律原则、制定政策的初衷以及公共政策善良风俗和以人为本的行政理念；要大力倡导合理行政。可见，合理性原则所涉及的是更深层次的合法与否的问题，是对行政法治以及法律或政策的操作者们素质和能力提出的更高要求。

合理行政的紧迫性可以从近年发生的一些信访事件或群体性事件中得到启示。比如我市前年宜棉技校教师信访事件曾作为市长批示件交有关部门协调处理。为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有关文件规定：“企业所办中小学校移交地方管辖”。结果，宜棉所办中小学校全部按政策移交地方管辖，其教师待遇也相应有所上扬，唯独丢下宜棉技校（从字面来看的确不属于中小学校）。随后，宜棉民营化改制，这样一来宜棉技校教师不仅待遇不涨，反而生活失去保障。剖析这一个案，从表面上看，政策操作者不过是严格按文件办事没有错。但是从合理行政的高度来要求差距就很明显。如果政策操作者从政策制定的初衷和以人为本的行政理念出发来解读政策，而不是“抠”政策字眼，宜棉技校教师的处境就大不一样，信访事件就可能会避免。好在《教师法》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包括“职业技术教育”，最终为处理这一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此外，香港衡锋公司关于返还定金的信访件等一些市长批示件所反映的问题几乎都涉及到合理行政这一课题。

（三）大力推进合理行政是针对我市政务环境特别是行政执法现状必须作出的战略选择。政务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关键，打造和谐宜昌首先必须打造一个和谐的政务环境和发展环境。一个城市政务环境如何，取决于政府的行政理念、行政作风、行政效能和行政环境等等。所有这些都涉及到行政合理性问题。总体来看，我市政务环境是好的，推进合理行政的基础是不错的。但也确实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有的还比较严重。表现在：行政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少数领导干部行政能力仍需进一步提高，行政理念亟待创新；行政执法人员还存在着行政水平不高、业务不熟、不文明执法等问题，个别人员还存在徇私枉法、营私舞弊等行为；“依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诚实守信、高效便民、权责统一”的依法行政良性格局还未能形成。从更大范围来看，行政决策程序和机制以及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制约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行政管理体制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政府的形象，妨碍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打造和谐宜昌，必须下大力气全面推进合理行政，不断优化我市的政务环境和发展环境。

二、政府能力建设是推进合理行政的一个紧迫课题

（一）合理行政对政府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政府能力就是政府在特定的环境和制度下，通过获取、配置和整合各种资源而形成独特的组织行为模式，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并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政府能力运用的结果就是输出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各种公共物品、政策法规的制定和执行等）。政府要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并营造良好的行政氛围，就必须不断提升其行政能力。进入新的世纪，随着社会民主法制意识普遍觉醒，人们对政府能力的期待值明显提高。新形势下依法行政要求政府人员不再满足于机械地照搬法条的字句来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而是必须透过字句寻求更高的行政理念。这就对政府整体行政水平提出了挑战，也对政府的公共政策能力、公共服务能力、资源获取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以及自我控制能力等等提出了挑战。

（二）要站在创新政府战略管理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政府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政府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行政权力的合理行使，关系到地方政府的凝聚力、公信力和资源整合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府能力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政府能力弱化和政府公共政策质量走低是导致经济发展乏力和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来，英、美等国的地方政府纷纷将政府能力规划、评估和建设纳入到政府整体战略管理模式之中，已经产生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宜昌是三峡工程所在地，又集“老、少、边、库、穷、坝”于一体，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进入敏感阶段的历史关口，宜昌市政府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任务更重、责任更大。从我市政府能力建设所面临的行政环境与实际行政效能现状来看，政府能力建设不仅必要而且紧迫：一是从行政环境来看，区域壁垒日益消解后，区域竞争和政府间竞争的一个结果就是资源要素的流动加快。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所拥有的资源基础也日益进入竞争的范围。未来竞争的不确定性明显加强。二是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的任务依然繁重。行政不计成本，行政决策机制、监督机制、服务机制和激励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部门保护与行业分割等问题依然存在。此外，诸如社会中介组织发育不良、政府公共管理中的危机管理能力缺乏、行政创新动力不足、公共信用不足等问题仍然存在。因此，我们应当把加强政府能力建设作为创新政府战略管理的重大问题抓紧抓好。

（三）提升政府能力必须凸显“三性”。一个政府能否获得合理制定和执行政策的势能和效力，必须凸显政府能力的“三性”。一是权威性。根据资源基础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组织间的异质性以及组织赢得竞争优势的基础，在于组织内部特异的、难以模仿的资源和能力。与企业能力相比，政府赖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它的公共性和权威性。权威性是政府能力的首要价值，是政府能否适应服务环境并实施有效管理的基础。比如，以政府的政策意志力以及有效的应变能力、适应环境创新发展的能力为基础的公共政策能力就必须凸显权威性，否则就难以合理调整经济增长与社会均衡发展以及改革、发展、稳定等一系列重大关系。二是有效性。有效性既是政府能力的核心概念，也是检验政府行政是否合理、是否获得预期的行政效能的重要标准。政府实施公共行政管理的过程，就是政府通过有效行使行政行为实现既定公共政策目标的过程。当前突出存在的诸如政策执行的意愿走低、政策执行的能力乏力、公共行政管理滞后、失效甚至无效等问题，都表明了有效性作为政府能力价值目标的重要性。三是适应性。适应性是对政府能力的基本要求。国家法律和法规的调整、社会环境的变迁和公众意愿的改变等等，都是对政府反应能力和适应能力的考验。

三、推进合理行政与加强政府能力建设的对策思考

（一）创新政府行政理念。政府创新有赖于“政府自觉”。提升政府能力首先必须实施行政人员“洗脑”工程。这就要求所有政府公务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切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创新行政理念。一是要通过自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行政理念。要学会按合理行政的要求来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既要恪守法律以防止“法律虚无主义”倾向，又要学会用全新的理念来解读和操作法律以防止“法律机械主义”倾向。二是树立行政效能的理念。改变过去只讲行政投入不讲行政产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陈腐观念。破除行政机构本位主义和只是对上级机关、立法机关、利益集团负责的传统思维定势，确立本地区纳税人是政府及各行政机构客户的观念，把为公众提供适合其需求或可选择的服务摆在重要位置。三是树立“能力本位”理念。要摒弃“官本位”意识，努力树立“能力本位”的观念，最大限度地释放人的潜力，借助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和不断提高，使行政效益最大化。

（二）全面加强政府人员职业化建设。政府人员的职业化程度是衡量一个政府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准。公务员能力是一个动态概念，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对公务员能力要求有所不同。同样，公务员能力建设也是一个动态的、与时俱进的过程。因此，要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认真摸底、科学论证、全面规划政府人员职业化建设。一是改革公务员的选拔机制。要从公务员队伍的“入口”入手，建立一套能吸引人才、发现人才、任用人才的选拔机制；对于担任领导责任的公务员选任要把委任制和选任制、考任制结合起来，不拘一格选人用人，努力营造一个透明的、公正的用人环境。二是改革公务员的考核机制。要把公务员绩效评价的权力交给公众和服务对象，让他们成为公务员绩效评价不可或缺的主体，并将这种评价结果作为公务员升迁奖惩的依据。同时要创新考核指标体系和考核办法，以保证考核的科学性、真实性和可靠性。三是改革公务员的激励机制。除了政治上的荣誉、精神上的鼓励外，要探讨有效的分配激励制度。四是改革公务员的监督机制。要突出对公务员履行职责能力的监督，要把提高政府人员履职能力作为能力建设的突破口，不断提高其依法行政与合理行政的本领。五是改革公务员的培训机制。要改革公务员的培训机制，努力造就既能精通各方面专业知识，又有较强行政管理能力的新型行政管理人才队伍。要发挥电子政务在提升政府公务员管理能力方面的作用，促使公务员的工作逐步从事务操作型向知识智能型转变，从职能分工型向多能综合型转变，从划分职责为主向更多的团队合作转变。

政府行政范文篇4

[摘要]在“以人为本,和谐发展”思想的指导下,运用科学的工作分析方法,建立效能建设机制,不断提高政府效能,为执政能力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持续保障。

[关键词]政府职能行政效能

一、政府行政效能低下的主要表现

1.思想不够解放,观念陈旧落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广大机关干部的思想观念有了较大转变。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机关干部思想观念保守陈旧,甚至还有一些“左”的僵化的东西,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思想的陈旧,管理观念的滞后,服务理念的落后,影响了机关职能的发挥,破坏了地区和部门的形象,使投资软环境恶化,严重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

2.机关机构臃肿,冗员过多,人浮于事。由于机构庞大,人员臃肿,造成行政管理成本巨大,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到目前为止,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冗员过多的问题还没能得到根本解决。

3.形式主义现象较为严重。有的部门和一些干部工作飘浮,不求实效,只热衷于做表面文章,不顾条件,搞所谓“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有的领导好大喜功,文过饰非,报喜不报忧。缺乏工作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现象还比较普遍。

4.腐化堕落的思想和行为屡禁不止。跑官卖官、徇私枉法、以权谋私、变相公款消费等问题时有发生,严重影响民心和社会风气,浪费了大量有限的人力、财力资源,也严重地影响了机关效能的正常发挥。

二、政府行政效能低下的主要原因

1.主观方面的原因

第一,对提高机关效能的认识不清。部分机关干部还没有认识到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机关行政效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加速器,是新形势下服务大局、发挥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反作用的有效体现。加上机关缺乏竞争机制,干部缺乏竞争意识和忧患意识,对改进工作、提高机关效能是一种极大的阻力。第二,部分机关干部道德不正、作风不纯。个别机关干部在道德上信奉极端利已主义,在作风上表现为官僚主义,把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抛在脑后,把职位、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的途径和手段。第三,机关工作人员整体素质与市场经济要求不相适应。从总体上讲,机关工作人员整体素质与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2.客观方面的原因

第一,行政机关结构、职责的配置还不尽科学。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直接阻碍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第二,人事管理制度不够完善。我们现行人事管理制度在选人、用人、培养人、激励人几个环节上都有一定的缺陷,这是造成行政效能低下的重要原因。行政人员分类制度不完善,缺乏合理流动,使得某些人不能人尽其才,大材小用或小材大用。考核任用制度不健全,也会使某些真正有觉悟、有能力的人得不到重用。第三,不正之风尚待进一步治理。目前,机关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不正之风,特别是近年来逐渐引起人们重视的行业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关的效能和行政效率。如果党风、政风不正,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徇情枉法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就会严重影响广大行政人员的积极性,腐蚀机关工作人员队伍,影响国家机关内部组织的健康,不仅影响机关效能的提高,还会影响到整个党和国家的执政基础。

三、提高地方政府行政效能的措施

1.加强服务型政府行政体制改革

不断革新行政体制,建设一个政府职能与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相符合的行政框架,是最基本的效能建设,这种在宏观层面的效能建设,主要将体现在立法上。在我国,许多法律的执行是通过政府行政行为来实现的,有什么样的法律体系,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职能,在这一层面上的效能建设首先就是需要赋予政府更加符合时代需要的职责,也就是对传统的政府职责根据经济社会以及技术发展的新阶段赋予更新的内容。

2.构建企业化政府体制

在当今经济社会迅速发展时政府效能建设作为社会不变的主题,将随着我们对公共行政管理的深入研究和理解不断发展,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效能建设的模式也必然会不断变化。效能建设作为一种管理技术,实际上所反映的内在诉求是管理者对公共行政管理普遍规律的探索和追求。然而,这种普遍规律的适用是有特定条件的,随着时间、空间、技术等条件不同,在实践中,效能建设措施也将随之发展变化,没有一成不变的万能措施,必须要根据我们效能建设最终目的—满足公众对公共产品不断发展的需求,来调整我们的公共行政行为,追求公众最大的满意度。

3.设立专门的行政效能监督机构

在今后和行政效能监督中我们可以学习美国的经验整合行政监察、审计、人事和财政等部门的相关资源组建一个专门从事行政效能监督的机构。这样可以减少信息传递的时间,减少不必要的交接过程提高监督效能;在美国的行政内向监督中,就机构设置而言,最具特色的应该是将行政监察与审计监督合二为一的总监察长办公室。这一机构将审计与调查有机结合在一起,将常规性的审计与间断性的调查结合在一起,有效地提高了监察的效果。

4.适当扩大地方政府行政效能监督部门的权力

给行政效能监督部门“升格”,让他们从行政级别上高于其他的政府组成部门,利用级别优势对其他部门构成监督的强势。就目前而言,“升格”有两种路径可以选择:一是单位整体升格,二是由更高级别的政府官员担任审计部门的行政首长。对相关专业部门级别“升格”,并不违反现有法律法规,从法律上来说是可行的。通过提高他们的级别,使其尽可能减少行政掣肘,从而更独立地开展工作,这样的设想无疑值得期待,将会大大提高行政效能监督的权威和效果。

政府行政范文篇5

关键词法治法治理念政府公共行政

一、中西方法治理念的比较分析

法治(TheRuleofLaw)作为西方国家政治法律制度首要的、普遍的原则,也是西方国家政府公共行政的核心原则。法律最高和政府权力要受法律限制与约束,是它最基本的理念。其基本内涵是指政府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组织、职权以及公共行政活动的原则、制度、程序、方式等各个方面,都由宪法、法律加以规定,政府行政机关严格依照规定设置机构、划分职权、配备人员,依法组织与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以及政府行政组织内部事务。这充分体现了法律既独立于政府和它的执行者之外,又与国家公共权力密切相联的关系。

概括起来,西方国家法治的内容主要表现为:

第一,维护社会公众的基本权利是法的根本目的。法治原则在承认法律的最高权威、要求政府依法行使行政权力的同时,提出了一切法律必须以保护人类固有的权利为目的;否则法律只会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同法治的目的背道而驰。规定公民享有基本权利,是作为一切立法必须遵循的标准和政府权力行使的限制。

第二,政府行使权力,必须依据正当的法律程序。法律对社会公众基本权利的规定,是在实体方面对政府权力行使的限制,但还必须在程序方面对政府权力的行使加以限制,才能有效地保护公民的权利。“不按照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①。

第三,畅通、有效的司法救济渠道。这是指在社会公众的利益遭到政府不法行为的侵犯以后,有一套完整有效的司法救济措施。包括建立司法审查制度、撤销制度、违宪审查制度、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律师制度等。

西方国家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与精神体现在法律制度和具体的法律规范之中,体现和贯彻实施于政府公共行政活动之中,且历时变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与反对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统治方法和议会至上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法治原则的基本精神表现为:①行政权的作用不得与法律相抵触;②行政权没有法律依据,不得使人民负担义务,或为特定人设定权利;③行政权没有法律依据,不得免除特定人在法律上应负的义务,或为特定人设定权利;④法律经各个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时,其裁量权的界限,仍须受法律限制。一切行政权力的行使都必须根据法律,服从法律,遵守法律。这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无法律即无行政”的政治格言和法治行政的精神。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日益激化并开始危及其统治。这在客观上迫使政府公共行政的权限范围以及公共行政活动所依之法发生了变化,法治原则明显表现为:①凡规定有关人民自由、财产权的法规,应受法律的支配;②以法律指导行政,行政行为与法律相抵触时,不产生效力;③行政活动虽非必须全部从属于法律,但基本权力的限制非以法律制定不可。

与西方国家不同,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法治”是以性恶论为基础,认为人性本恶,而且人的这种恶性是其自身所无法克服和改变的。因此,要使人能够遵从社会秩序,特别是遵从封建统治秩序就必须用一种人之外的强力来对人的恶性予以遏制,这种来自于人之外的强力便是法。所以,法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如商鞅韩非子等都强调“一切断于法”,“一民一轨,莫如法”(《有度》)。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法治”是以法治人的简称,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君主至上的封建专制统治法是君主进行统治的基本手段和最重要的工具;法是治理好国家的根本,也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难三》)“治民无常,唯治为法”(《心度》)。“故法者,王之本也”(《心度》)。“国无常强,无常弱。因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国弱”(《有度》)。以法治人是中国“一切断于法”的“法治”传统的核心理念。

显而易见,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法治”,是作为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与手段而存在和发生作用的,甚至包括群臣在内,都无任何权利可言。同时也表明,并不是有法、“一切轨于法”就有法治。如果构成法治的法不是以维护社会公众的基本权利为目的,反映和体现社会公众意志的法不具有最高的权威性,也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因而,在中国的“法治”传统中,西方概念中的法治理念并不存在。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①一切以君主的利益为转移的“人治”传统,导致了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不注重制度的设计与完善,或者对已设计的制度不重视执行,只注重谋略、策略等鲜明特点。所以邓小平同志又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②

在我国现阶段进行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特别是在行政权力的实际运行过程中,也还存在着这种倾向,仍然只是把法作为政府治理国家、进行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手段与工具来使用。法只是掌握在国家、政府手中,而不能有效地被人民所掌握。这突出地表现为政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普遍存在;突出地表现为法不能有效地为社会公众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更无法有效地用来制约政府对权力的行使;突出地表现为政府对社会公众赋予义务、剥夺权利以及对社会公众的申请和辩护,往往用“理由不充分,不予采纳”代替了必要的和充分的理由说明,社会公众运用法律对政府权力及其行使的制约,与政府运用法律对社会公众的管理和制裁相比,显得那样的软弱无力;政府习惯了对社会公众的高声训斥,但却不允许或听不惯社会公众对政府的质问。从而损害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损害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基于此,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③现在强调政府公共行政实行法治、依法行政,也就是强调法对政府行政权力的约束和法必须具有极大的权威性。法律权威是人们对法律的内在说服力和外在强制力的支持和服从,即人们对于法的心理认同。法律权威是法治的核心内容。如果法律没有权威,无论制定多少、多么好的法律,都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

因此,并不能把我国的法制建设当成是一个政治口号来宣传,它是一种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的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我国传统“法治”理念的唾弃。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了“法治”传统,只不过这些“法治”都是用来作为专制统治的工具而缺乏了民主宪政精神。无疑地,当代意义上的我国法治要与社会的发展趋势相符合、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相符合,就必须要注入民主宪政精神:反映人民根本利益和意志的法必须具有最高性;人民可以且能够运用法来约束政府权力及其行使、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中西方法治理念下的政府公共行政比较分析

在西方国家民主宪政的法治理念下,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以法律为边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法治理念最集中的表现就是“无法律即无行政”,而国民议会所制定的法律只能对政府公共行政的一些而并非所有问题进行规定。

随着社会条件的发展变化,资产阶级的法治原则不仅在涵义上,而且在应用上也发生了变化。政府尽管仍然依照职权在法定的范围内活动,并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但政府不再以议会制定的法律为行政权力行使的唯一依据,政府公共行政所依之法,已由议会制定的成文法律扩展到政府行政机关根据议会或法律授权而制定的规章。这种变化表明:一方面,法治作为政府公共行政的核心原则,依然强调凡行政应本于法,基于法律的规定而活动。另一方面,政府公共行政固然应该依据法律从事,但不能说“无法律即无行政”,而是要“合法及适法行政”,即由根据法律行政变为法律支配下的行政。政府行使行政权的目的主要表现为对社会的管理与控制。这样,法治就不能只是恪守现行的法律。资产阶级法治的这种发展变化,对推动政府行政机关充分行使行政权来管理和控制社会秩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政府行政权力的日趋强化,使国家公共权力日趋向政府倾斜,政府除了享有行政权外,还拥有委任立法权和司法权。这无疑是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传统观念、议会至上的政治制度及其民主宪政原则的极大威胁。资本主义一步一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或资本垄断之路,它的政治将不可避免地要极权化、官僚主义化。

为此,西方国家采取了集权与分权并存、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并存、放松规制(Derdgulation)、政府公共服务输出市场化①、减少政府职能、实现政府从社会的部分撤退、建立小政府模式等改革措施。把原来由政府包揽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民营化,将其投入市场,由市场主体通过市场竞争来提供;而对那些不能推向社会的政府职能则通过政府采购或合同的形式,以竞争招标的方式,交给社会承担。这些改革措施既有利于提高政府公共行政的效率,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尊重他们对社会公共产品选择的权利,也精简了政府的职能和机构。

为了适应经济一体化、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发展对法治的要求,西方国家又采取了以绩效为本、以结果为本的政府绩效评估措施(PerformanceMesaurementofGovernment),以及以效率为中心的政府行政组织改革措施。强调政府要树立顾客意识、视服务对象为上帝;强调政府公共行政活动必须以社会公众的需要为其行为导向,而不以政府自己制定的规则为其行为导向;强调纳税人是为政府部门的工作结果而纳税;强调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政府应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回应力等。政府更加重视公共行政活动的产出,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西方国家近些年来以先进的信

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为手段,把政府再造成高效率和对社会公众负责的“电子政府”(E-Government)的推行,更是充分体现了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原则及其所蕴含的民主宪政理念。只不过在同时强调效率与对社会公众负责的背景条件下,它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与制约,在形式上已不局限于刻板的法律条文,而是寓市场竞争机制于政府公共管理之中,变过去的“法律意识”为“服务意识”;变过去的重遵守法律法规为实现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由统治者、管理者与被统治者、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经营者”与顾客之间的关系。这样,既适应了当今社会发展对高效率的需求,充分调动了政府及其官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又能满足社会公众对民主的需求,更加强和方便了社会公众对政府权力及其行使的限制与制约。

我国传统意义上“一切断于法”的法治”是建立在国家行政权高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政治体制基础上的。这种国家权力结构必然导致行政集权,其行使也无边界。因而“法治”只能是作为国家管治社会的手段而存在和起作用;它既无法形成对国家行政权力行使的限制与制约,也无法表现出它的最高权威性。因为在它之上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可以左右与支配其运行的君主意志。这是一切封建专制社会的共同特征。

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与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国家本质和宪政体制相适应的法治理念还没有建立和形成。反过来,受过去封建传统“法治”的深厚影响,人民管理国家民主权利的行使以及对国家权力行使的限制与约束也大都流于形式。人们往往从制度规定性的优越性出发来认识这个制度,但实践中又缺乏使这种制度得以落实的可操作性措施。这就必然会妨害人民合法权利的实现,甚至会破坏、践踏人民的民主权利;也必然会妨害对政府行政权力的限制与制约,政府自我扩张也就在所难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法治经济,它的确立和深入发展,产生了对法治的极大需求,成为全社会推动法制建设的内在动力。但是,法治只是社会政治上层建筑中的一部分,而且与上层建筑的其它部分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当法律最高和国家公共权力应受法律约束的理念没有形成、上层建筑的其它部分没有随着法治建设的进程予以调整和改革的条件下,这种政治口号式的“法治”建设不能充分地、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因为它所做的只是形式上的“依法”,而忽视了法本身所内含的宪政精神和法治理念。法律最高和国家公共权力应受法律约束是法所内含的宪政精神和法治理念最集中的表现。所以,越强调“法治”和依法办事,就越导致了行政权力对市场与社会的干预和对人民合法权利的侵害,就越导致了权力的商品化。因为这种缺乏宪政精神和法治理念的法,包括行政法规、规章的背后是国家公共权力的延伸。强调用这种缺乏宪政精神和法治理念的法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实际上就是强调用国家公共权力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也实际上是强调用政府自身制定的规则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我们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法是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意志的体现的本质规定性,并不能证明现实中的法就是人民根本利益和意志?奶逑帧7ㄊ怯晒一刂贫ɑ蛉峡傻摹A⒎ㄕ咄柚⒎ɡ捶从澈腿范ㄆ渥陨淼奶囟ɡ?甚至维护其自身的权力和垄断地位,因而不惜抵触宪法和法律,并呈现出主要不是从“全局利益”出发考虑问题,而是作为本部门、本地区的代言人出现的立法特征。这是我国立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就行政立法而言,我国行政立法涉足大量的基本经济关系领域而代替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经济法律,会导致政府通过行政立法巩固和扩大行政权力,使许多经济立法成为部门利益立法的情形发生;行政手段以行政立法的形式干预市场主体的自主活动,甚至还会导致低效率的经济后果。政府行政立法“泛化”①及其对市场干预过度的后果,又会成为政府进一步通过行政立法干预市场的理由。最终导致政府行政权力不断扩张和政府干预领域的不断扩张。市场领域逐渐地被政府取代,“私法”领域逐步被“公法”领域侵占,市场主体因政府的变相干预越来越失去了他们活动的自由和本来拥有的利益。政府行政立法通常还以收费、办证照等为内容,乱收费、乱罚款,在市场准入方面大作文章,造成了市场主体依法经营的沉重负担。虽然无论是成熟的或不成熟的市场经济,都不能没有政府的依法干预,但是,市场经济规律决定了国家公共权力不能进入市场。政府行政权力一旦以这种“泛化”的行政立法形式进入市场,就易造成官商一体的局面,甚至为官商搞行政权力垄断提供法律上的托词,造成行政法规愈多、市场愈小,这样一种法制建设适得其反的结果。而这种结果一旦在加强法治的旗号下任其发展,那么法律的效用就会减少。这种“法治”决不是市场?盟蟮姆ㄖ巍?/P>

法律没有最高性与政府行为缺乏法的限制与约束,实际上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都是对法治的践踏与破坏。其结果,就政府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言,政府公共行政活动无确定的范围,即政府职能不明确。政府职能问题实际上是政府运用行政权力与市场和社会发生关系的范围及其权力作用的方式问题,也就是政府能在多大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和如何行使权力的问题。因此,政府职能与政府行政权力密切相关,它是行政权力行使过程中所产生的效能。政府权力不受限制必定导致政府活动无范围。转变政府职能是公共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而转变政府职能的核心就是要把政府权力限制在确定的范围之内。就政府对其内部事务的管理而言,必定导致“长官意志”。具体表现就是指挥者以权力为依据,服从者以长官的意志为依据;下级只对长官负责,不对职位负责、不对法律负责。这势必造成下级的晋升奖励是通过满足上级的利益、欲望而获得实现的后果;造成下级因怕失去自己的利益而不敢监督上级的情形;造成权力越大、地位越高,就越可以不受任何限制、不受任何责任追究的特权存在。

三、我国转轨时期的法制建设与政府公共行政改革

法治是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普遍要求,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之后出现的一种社会状态。市场经济越发达,各经济主体的独立性就越强,社会对法治的需求也就越强。就我国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法治,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1)市场经济是以自由和平等的交换关系为基础的经济,是建立在各市场主体之间具有自主性和平等性、并且承认各自利益的基础之上。

(2)市场经济造就了多元的利益主体和利益结构。这种多元的利益结构在政治体制上,就会形成相互制约的权力关系。

(3)市场经济以分散决策为特征。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扩大分权的范围,减少政府集权的规模,从而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度。

(4)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的价值标准,以集权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被打破了。

市场经济的这些内在属性必然要求法治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起引导、规范、保障和服务作用,在以市场化为社会发展取向的转轨时期,作为政府公共行政核心原则的法治应当是法律最高的同义语。

因此,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相适应,与这种经济体制所要求的法治相适应,政府公共行政也须进行改革。政府公共行政所进行的这些改革,并不能简单地理解是由行政手段到法律手段的管理方式的变化;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使行政权力必须受到限制,由权力支配一切变化为法具有至上的效力和最高的权威。“法治意味着法律的统治”①。深刻地理解和领会这种改革,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制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代法治原则的本质在于揭示了治理国家的根本方法,是崇尚体现广大社会公众利益和意志的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正如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文化经济事务、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②因此,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法治原则下的政府公共行政应当是:

第一,政府公共行政应以维护和促进实现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的权利为宗旨。市场经济是一种以权利为本位的权利经济。因此,政府公共行政对法治原则的体现,一是要尊重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其行为的基点是创造良好的市场经济发展环境条件和规范市场机制。二是要促进市场的发展,使市场效应最大化。在客观环境上,为市场主体实现其最大利益创造条件,而不是对市场主体利益的实现设置违背市场规律的障碍。三是政府公共行政应以社会公众的需要为导向,应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回应力,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四是政府应树立顾客意识和服务意识,建立健全政府各项工作制度,包括工作程序制度、监督制度、公共责任制度、政务公开制度、社会公众权利救济制度,使政府自觉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

第二,政府公共行政应坚持行政职权法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行政权力无所不及。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发挥着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行政权力应从社会、从市场中实行部分撤退。整个社会和市场运行由过去的以政府计划为边界变化为以法律为边界。因此,坚持政府行为职权法定,也就是要坚持政府活动不得超出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政府职权来源于法律规定,这反映的是民主政治的特征与要求;政府职权法定,政府活动以法律为边界,这反映的是市场经济对有限和有效政府的发展要求。要做到政府职权法定,前提就是要培养政府尊重法律的法律意识。政府要从习惯于把法当成是治民的手段的工作作风转变为政府实施法律以实现社会公众的利益和权利的工作作风;社会公众要从守法的法律意识转变为应用法来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和权利的法律意识。只有当社会公众感受到了法律可以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可以保护自己的时候,他们才会遵守法律。遵守法律、尊重法律,本身就应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第三,政府公共行政应坚持活动程序法定。坚持职权法定,是在实体法方面对政府权力行使的限制。但是,即使政府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其行为的方式仍然可以造成对社会公众的伤害。因此,为了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不受政府和官员不正当权力行使方式的侵害,还必须在程序方面、在权力行使的方式方面,对政府权力的行使加以限制,实现从无序行政向有序行政的转变。政府依法定程序行使自己的职权,社会公众依法定程序行使和实现自己的权利,这同样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

责任编辑:刘之静

参考文献：

①参见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的规定。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①JonPierre“TheMarketizationoftheState:Citizens,Consumers,andtheEmergenceofPublicMarket”MCGillQueen’spress,1994,P.55.

①周林彬博士认为经济行政法规泛化就是政府依法干预市场经济活动方面的强制性制度安排过多,典型表现就是经济行政法规、规章的数量超过人大制定的法律几十倍。这种“泛化”现象不仅导致政府通过对市场的“合法”介入且成为市场主角这一有悖市场规律的后果,而且使得政府因在经济立法中的权力过大并导致用立法寻租的现象产生。参见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

政府行政范文篇6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行政首长问责制，是指县人民政府对县政府各组成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构、直属事业单位主要领导（包括主持工作的副职领导）和各乡（镇）人民政府的行政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不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拒绝、放弃、推诿、不完全履行职责）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无合法依据以及不依照规定程序、规定权限和规定时限履行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

第三条行政首长问责制依照行政机关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工作规则执行，坚持实事求是，权责统一，有错必究，过错与责任相对应，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

在追究行政责任的同时，被追究对象应当主动纠正错误，采取补救措施，避免或者尽量减少不良后果的发生。

第四条行政首长违反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要求，发生决策失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事项和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不按照规定的权限、程序进行可行性研究论证造成重大失误的；

（二）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未按照规定通过组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引发群体事件或导致群众集体上访闹事的；

（三）不顾本乡镇、本部门公共财力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盲目投资兴建基本建设项目，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

（四）随意安排财政和各类专项资金或处置国有资产，造成资金浪费或国有资产流失的。

第五条行政首长违法行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制定、与法律、法规或者上级政策规定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行政决定或者命令的；

（二）违法设定或者违法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事业性收费或者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越权批准土地征用、征收，违反规定划拨、出让、出租土地，擅自降低征地补偿标准，强令农民进行土地流转、侵害农民合法土地承包经营自主权的；

（四）私设“小金库”，截留、滞留、挤占、挪用国债、救灾、扶贫、教育等财政专项资金的；

（五）违反规定干预建设工程、政府采购项目招标投标或者金融机构信贷活动的；

（六）干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或者干预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执法权并影响公正执法的；

（七）瞒报、谎报、虚报、迟报突发公共事件、重大安全事故、重大疫情或其他重要情况、重要数据的；

（八）重要政务不公开，重大承诺不兑现，政府采购和工程项目应公开招标而不实行公开招标的；

（九）因违法行政，严重损害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或者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

第六条行政首长对国家法律、法规或者上级国家机关的决策和部署执行不力、效能低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对国家的方针政策、上级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不及时贯彻落实或者拒不执行的；

（二）对本级政府确定的工作任务目标、交办的事项，态度消极，措施不力，未在规定时间完成的；

（三）对涉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等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不及时解决，或者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不及时改进，拖延懈怠、推诿塞责的；

（四）因执行不力、效能低下给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或者影响政府整体工作部署落实的。

第七条行政首长不认真履行职责，治政不严，监管不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责任意识淡薄，管理措施不到位，导致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或整体工作严重滞后的；

（二）未按照抗灾救灾、防治疫情的有关规定及上级要求和实际情况，及时、妥善、有效处理重大灾情、疫情和组织有关救援工作，或处置失当造成不良后果或重大损失的；

（三）因行政措施不当，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造成群体人员闹事并干扰和影响了上级党委、政府部门正常工作、生活秩序的；

（四）因疏于管理，致使机关工作人员2次以上发生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和失职、渎职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

（五）组织大型群众性活动，未采取有效防范措施而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

第八条行政首长有本办法第四至第七条之外的其他违法违纪或不良行政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其他不良社会影响，应当问责的，依照本办法问责。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由相应机关作出处理。

第九条对行政主要负责人的问责，由县政府常务会议或县长确定，也可根据其他县政府领导、上级或同级党委、人大常委会的要求，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检举、控告、投诉，新闻媒体曝光、工作考核评估结果以及实际工作情况启动问责程序。县政府办公室负责调查核实，在45天内写出调查报告，提出处理意见报县政府，县政府视情况确定是否进行责任追究。如行政问责的方式涉及有关规定和法定程序的，按有关规定和法定程序办理。

第十条行政首长问责的方式分为：

（一）通报批评；

（二）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三）在县级新闻媒体公开道歉；

（四）诫勉谈话；

（五）给予行政处分；

（六）停职反省；

（七）责令其引咎辞职；

（八）建议免职。

以上追究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合并使用。

第十一条经调查核实，其行政过失是因外部干预或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造成的，可免予责任追究。

第十二条行政问责调查处理实行回避制度。有关工作人员与行政问责对象有血缘、亲戚关系或者是问责案件的当事人，以及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应当回避。

第十三条县人民政府在作出行政问责处理决定之前，应当听取行政问责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问责处理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送达当事人，并说明错误事实、处理理由和依据，同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十四条行政问责当事人对问责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决定起15日内向县人民政府申请复查，县人民政府应在收到复查申请报告的30天内作出复查决定。其中对行政处分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在复查期间，不停止原处理决定的执行；复查中发现处理错误，应当及时纠正。

政府行政范文篇7

从本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进入邓小平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社会开始了其第二次革命，其意义不亚于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摆脱了奴役，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面向这场改革与开放肇始的第二次革命，巩固了这个民族国家并开始使之摆脱贫困。这场革命所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革是史无前例的。在第二次革命推动下，中国社会进入了由传统向选定的全面转型时期。概括起来，中国社会在如下诸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

。社会主导价值。经过两次思想解放运动，发展社会生产力已成为社会主导的价值取向；

。改革开放。从局部单项向整体系统方向发展；

。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

。社会经济形态。从农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过渡；

。社会结构。从封闭走向开放；

。政治体系。步向民主政治的秩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主导价值、经济、政治、社会诸多方面的革命性变革，标志着中国社会在整体上已经进入了一个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在这历史的转型期中国政府的行政也面临着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挑战，这种挑战是全方位的，是巨大的。政府行政系统对外界压力和挑战的适应与回应程度，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甚至于关系到政府行政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挑战之一：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在经济领域，中国的政府行政系统面临着一个双重的挑战，一是如何维持并推动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二是推动经济体制的变革与转型。

10余年的经济改革，使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果。在整个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改革以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平均每年增长8。6％，1992年达到12％，大大超过6％的计划速度。固定资产投资在七五期间累计完成。19795亿元，基本建设新增了一批生产能力，市逐步走向繁荣，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获得改善。单位扩散的规模更加扩大，国家总体实力和综合国力也得到提高。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经济也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经济发展起伏与非均衡，仍未走出“放乱收死”的恶性循环。以七五为例，头三年（1986－1988〕，国民生产总产值平均增长10。1％、高出计划2。6个百分点。由于经济发展失控，不得不进行治理整顿，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后两年（1989－1900〕，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4。0％，比头三年下降6。1个百分点，固定投资则为零增长，五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速度的最大落差分别为7。4、7。8和31。5个百分点。八五初期，经济过热的势头仍然存在，潜伏着危机。

。产业结构严重失衡。七五期间，重点行业，如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由于诸多原因，未得到发展，有些甚至削弱。基础工业滞后，运输能力与经济发展极不相当。

。经济效益大幅度滑坡。社会物耗率大幅度上升，1990年达65％左右，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大幅度下滑，实现利税总额的平均增长速度上有1·6％，而上缴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出现负值。基本建设投资的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下降，从六五的75％、下降为73％。盲目引进，重复建设的现象十分严重。

。通货膨胀。按七五期间计划要求，信贷资金来源增加4745亿元，货币投放量为1000亿元，但实际执行，信贷资金运用实际9000亿货币投放量累计达1700亿元。全社会零售物价大幅度上升，年均增幅达10·3％，1988年达18·5％。

。宏观失控。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不合理格局，国家财政收入已由1985年26·1％下降到1989年的18％。宏观调控机制未建立起来。

。人口压力人口增长大大加重了经济负担。

因此，在经济发展领域，中国政府面临如下几个方面的有力挑战：

。经济效率。如何使社会的各种稀有资源实现合理的、有价值的配置，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经济增长。政府如何和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各种手段，促进国民经济保持增长的势头。

。经济稳定。政府如何和怎样有效地抑通货膨胀和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

。充分就业。对这个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讲，实现充分就业是一项极为繁重的任务和最大的挑战。据估计，到2000年，这个将需要安排7亿左右的劳动力就业。

。公平的收入分配。一部分人先富和共同富裕，实现公平的收入分配，同时提高社会的生产率是一个既矛盾又统一的，在这方面，政府面临着挑战。

为了实现上述基本目标和迎接挑战，中国政府行政面临着对体制进行创新艰巨任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经济体制的重组与创新更富于挑战。政府在体制转换的过程中，肩负着制度设计者、资源调动着、变革推动者、利益协调者等诸多的角色，在中国情况下，政府始终要承担变革人的艰巨任务。从具体体制变革的角度来看，这一制度创新的目标是多元的，如：。建立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体系；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机制；

。建立统一开放、平等竞争、规则健全的市场体制；

。完善多种经济共存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这些改革目标的实现，是政府实现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前提。

挑战之二：政治一体化与政治民主化

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历程来看，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政府在政治领域遇到双重的挑战，一是政治一体化的挑战，二是政治民主化的挑战。前者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确立，政府权威的建立政治共同体的维持和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的维持，后者意味着一种开放民主的政治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从中国的情形来看，由于传统因素的广泛存在，现代性因素的缺乏，民间现代化推动力量的相对弱小，变革规模庞大以及时间幅度上的紧迫性，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这些决定了政府行政在现代化过程中要发挥重要作用，政府无疑要成为现代化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同时政府权威的建立和政治秩序的维持和存在愈发显得重要。也正是这个意义上，政治稳定与秩序是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前提之一。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存在者诱发政治非稳定的环境与条件，这使得政府在维持和发展一体化的政治方面也面临着挑战，这些因素和挑战在于：

·政府权威的确立。依据韦伯的权威理论，我国正处于一个由传统权威、魅力权威向法律与理性的权威的转换过程。中国现代化进程，社会变迁和公民民主意识的觉醒，在不断显然着传统权威和魅力权威的基础，而真正的法律的权威并未完全建立起来，这样便有可能形成所谓的“权威真空”。因此建立法律的秩序政治，树立理性与法律的权威是政府权威确立的基础。

·政治共识的达成。政治共识的达成是政治一体化的社会心理基础。这主要表现为对基本的核心政治价值的一致性认知，对社会政治变革基本取向的一致性认知，的基本的公共政策选择的一致性认知。在这方面，中国政府面对着“左”的意识形态的挑战和“右”倾思潮的干扰。

·政治利益的协调。改革使传统的一元利益格局改变为多元化的利益格局，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具有不同利益需求的社会群体和阶层，尽管在大的利益一致的前提条件下。因此，如何使不同阶层和群体，甚至不同地域和个人的利益得表达，并使利益得到综合与满足，消弥政治冲突的关键所在，也是政治一体化的社会基础，因此，政治体系要建立一种利益表达与实现机制，起到政治安全阀的作用。

·政治腐败的整肃。政治腐败在任何时代和国度均是引发政治危机的诱因和根源之一。政治腐败不仅造成资源浪费，更重要的是引起政治不稳定与社会瓦解，使政治的合法性受到削弱。在当代中国，腐败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公害和公愤所在。治吏惩贪、廉洁政府是回应政治一体化挑战的关键点之一。

与政治一体化挑战的另一个挑战是来自政治民主化方面。在中国，民主化的[来第一部分：现时代中国行政所面临的挑战与危机

从本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进入邓小平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社会开始了其第二次革命，其意义不亚于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摆脱了奴役，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面向这场改革与开放肇始的第二次革命，巩固了这个民族国家并开始使之摆脱贫困。这场革命所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革是史无前例的。在第二次革命推动下，中国社会进入了由传统向选定的全面转型时期。概括起来，中国社会在如下诸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

。社会主导价值。经过两次思想解放运动，发展社会生产力已成为社会主导的价值取向；

。改革开放。从局部单项向整体系统方向发展；

。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

。社会经济形态。从农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过渡；

。社会结构。从封闭走向开放；

。政治体系。步向民主政治的秩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主导价值、经济、政治、社会诸多方面的革命性变革，标志着中国社会在整体上已经进入了一个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在这历史的转型期中国政府的行政也面临着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挑战，这种挑战是全方位的，是巨大的。政府行政系统对外界压力和挑战的适应与回应程度，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甚至于关系到政府行政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挑战之一：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在经济领域，中国的政府行政系统面临着一个双重的挑战，一是如何维持并推动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二是推动经济体制的变革与转型。

10余年的经济改革，使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果。在整个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改革以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平均每年增长8。6％，1992年达到12％，大大超过6％的计划速度。固定资产投资在七五期间累计完成。19795亿元，基本建设新增了一批生产能力，市逐步走向繁荣，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获得改善。单位扩散的规模更加扩大，国家总体实力和综合国力也得到提高。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经济也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经济发展起伏与非均衡，仍未走出“放乱收死”的恶性循环。以七五为例，头三年（1986－1988〕，国民生产总产值平均增长10。1％、高出计划2。6个百分点。由于经济发展失控，不得不进行治理整顿，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后两年（1989－1900〕，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4。0％，比头三年下降6。1个百分点，固定投资则为零增长，五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速度的最大落差分别为7。4、7。8和31。5个百分点。八五初期，经济过热的势头仍然存在，潜伏着危机。

。产业结构严重失衡。七五期间，重点行业，如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由于诸多原因，未得到发展，有些甚至削弱。基础工业滞后，运输能力与经济发展极不相当。

。经济效益大幅度滑坡。社会物耗率大幅度上升，1990年达65％左右，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大幅度下滑，实现利税总额的平均增长速度上有1·6％，而上缴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出现负值。基本建设投资的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下降，从六五的75％、下降为73％。盲目引进，重复建设的现象十分严重。

。通货膨胀。按七五期间计划要求，信贷资金来源增加4745亿元，货币投放量为1000亿元，但实际执行，信贷资金运用实际9000亿货币投放量累计达1700亿元。全社会零售物价大幅度上升，年均增幅达10·3％，1988年达18·5％。

。宏观失控。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不合理格局，国家财政收入已由1985年26·1％下降到1989年的18％。宏观调控机制未建立起来。

。人口压力人口增长大大加重了经济负担。

因此，在经济发展领域，中国政府面临如下几个方面的有力挑战：

。经济效率。如何使社会的各种稀有资源实现合理的、有价值的配置，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经济增长。政府如何和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各种手段，促进国民经济保持增长的势头。

。经济稳定。政府如何和怎样有效地抑通货膨胀和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

。充分就业。对这个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讲，实现充分就业是一项极为繁重的任务和最大的挑战。据估计，到2000年，这个将需要安排7亿左右的劳动力就业。

。公平的收入分配。一部分人先富和共同富裕，实现公平的收入分配，同时提高社会的生产率是一个既矛盾又统一的，在这方面，政府面临着挑战。

为了实现上述基本目标和迎接挑战，中国政府行政面临着对体制进行创新艰巨任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经济体制的重组与创新更富于挑战。政府在体制转换的过程中，肩负着制度设计者、资源调动着、变革推动者、利益协调者等诸多的角色，在中国情况下，政府始终要承担变革人的艰巨任务。从具体体制变革的角度来看，这一制度创新的目标是多元的，如：。建立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体系；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机制；

。建立统一开放、平等竞争、规则健全的市场体制；

。完善多种经济共存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这些改革目标的实现，是政府实现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前提。

挑战之二：政治一体化与政治民主化

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历程来看，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政府在政治领域遇到双重的挑战，一是政治一体化的挑战，二是政治民主化的挑战。前者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确立，政府权威的建立政治共同体的维持和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的维持，后者意味着一种开放民主的政治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从中国的情形来看，由于传统因素的广泛存在，现代性因素的缺乏，民间现代化推动力量的相对弱小，变革规模庞大以及时间幅度上的紧迫性，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这些决定了政府行政在现代化过程中要发挥重要作用，政府无疑要成为现代化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同时政府权威的建立和政治秩序的维持和存在愈发显得重要。也正是这个意义上，政治稳定与秩序是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前提之一。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存在者诱发政治非稳定的环境与条件，这使得政府在维持和发展一体化的政治方面也面临着挑战，这些因素和挑战在于：

·政府权威的确立。依据韦伯的权威理论，我国正处于一个由传统权威、魅力权威向法律与理性的权威的转换过程。中国现代化进程，社会变迁和公民民主意识的觉醒，在不断显然着传统权威和魅力权威的基础，而真正的法律的权威并未完全建立起来，这样便有可能形成所谓的“权威真空”。因此建立法律的秩序政治，树立理性与法律的权威是政府权威确立的基础。

·政治共识的达成。政治共识的达成是政治一体化的社会心理基础。这主要表现为对基本的核心政治价值的一致性认知，对社会政治变革基本取向的一致性认知，的基本的公共政策选择的一致性认知。在这方面，中国政府面对着“左”的意识形态的挑战和“右”倾思潮的干扰。

·政治利益的协调。改革使传统的一元利益格局改变为多元化的利益格局，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具有不同利益需求的社会群体和阶层，尽管在大的利益一致的前提条件下。因此，如何使不同阶层和群体，甚至不同地域和个人的利益得表达，并使利益得到综合与满足，消弥政治冲突的关键所在，也是政治一体化的社会基础，因此，政治体系要建立一种利益表达与实现机制，起到政治安全阀的作用。

·政治腐败的整肃。政治腐败在任何时代和国度均是引发政治危机的诱因和根源之一。政治腐败不仅造成资源浪费，更重要的是引起政治不稳定与社会瓦解，使政治的合法性受到削弱。在当代中国，腐败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公害和公愤所在。治吏惩贪、廉洁政府是回应政治一体化挑战的关键点之一。

与政治一体化挑战的另一个挑战是来自政治民主化方面。在中国，民主化的[来压力来自以几个方面：

·现代化国家的“政治民主化”的“示范效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的经济民主化的压力。

·公民政治意识与参与意识的形成。

·民主政治体制的薄弱。

·政治动员。

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中国民主化面临着参与危机问题。即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产生政治参与的要求，而政治制度化的程度又较低，难以承受太多的政治参与，而导致政治非稳定。

同时，就民主化而言，中国政府也同样面临着政治制度化的挑战，即使民主政治走向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

挑战之三：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在社会发展领域，世界存在着一个共识，那就是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人们已抛弃了经济增长这单一衡量发展的陈旧指标，代之而起的是整个社会生态的均衡发展。从中国来看，社会发展的挑战甚至比经济的挑战更加严峻。在这方面，中国政府行政面对着如下四种社会危机：·人口危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人力资源困乏的国家。其总体的特征表现为人口增长过快，人口质量低下，人力资源投资强度低，效益差。在11亿多的人口之中，文盲和低素质人口众多，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文盲半文盲绝对人口大约有1·8亿人，约占世界文盲人数的四分之一。总人口的平均文化程度低，1990年，平均文化程度5·5年，不足小学毕业。就业人口文化程度低，文盲与小学文化程度加在一起约占总就业人口的62％。人力资源投资强度较低，教育支出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左右，低于发达国家水平（6·1％〕，也低于不发达国家（4％〕。而且基础教育投资不足。这种现状使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需的供量不足。人口多，也使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压力，估计到2000年，全国劳动力总数为8·1亿未几年，是中国人口增长的高峰时期，如何遏制人口的增长速度，这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成功。

·生态危机。人类生存所依赖的四大生物系统：海洋、森林、牧场、农田在中国已不同程度地遭受损害，已经负担过重。例如，我国国土面积144亿亩，但耕地面积仅有15亿亩，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人均占有量约2700立方米，排世界第84位，缺水已成为全国性普遍现象。我们必须真正地考虑社会发展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问题。

·社会危机。在这方面，中国政府也面临着来自两个领域的挑战，一是转型时期的社会失范，二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建。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的大量社会问题和社会失范，意味着社会整合的任务更加艰巨。而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中国社会来讲，具有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双重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的改革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第二次革命使中国社会从整体上变得更加开放。然而，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行政体系仍然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与整个中国社会开放与变革形成了较大的反差，形成了社会体系与政府行政体系之间的“制度差”。其主要表现为一系列行政的危机，这些危机有些是明显的有些是潜在的。

（1〕传统行政价值的困惑

我们传统的行政价值取向与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表现为：

·全能政府与有限政府的冲突。在传统上，我们将政府视为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超人。政府在整个社会中扮演着一个高度集中化的资源配置的角色。事实上，与市场失败相比，“政府失败”在中国更为明显。市场经济对这种全能政府观念提出最大的挑战。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与评估政府公共权力的限度与职能。·维持行政与发展行政的冲突。在传统的观念中，政府是一个守夜的警察和父亲，秩序在整个行政体系的目标体系中占主导位置，行政的政治化表现最为明显，事实上，发展生产力是政府最核心的职能与任务，在这里，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政府职能的总体变化。

·权力行政与科学行政的冲突。行政固然是行政权力的行使，但更为重要的是科学的运用。政府行政本身应是科学与理性的体现，也就是知识权力的体现。因此，在现代中国行政中，我们需要树立科学的价值，跨越权力的孤岛。·管制行政与服务行政的冲突。在现代社会，政府行政机关在本质上是社会服务机关。这不仅取决于国家的性质，也取决于公共权力的目的和性质。政府不仅是单纯的管制行政，而是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的行政，是除弊兴利的行政。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实现从干预行政走向服务的行政。

·因袭的行政与创新行政的冲突。中国社会的不断变革与发展，要求政府的行政不因袭于习惯与经验，墨守成规，率由旧章，而需根据日新月异的事态衍化，本革新精神，积极努力，自动奋发，不断创新。应由被动到主动，而非深居官署、养尊处优。·人治的行政与法治行政的冲突。传统行政最大的弊端之一在于“以意为治”的人治，所谓“以权代法”以言代法，随人定法，法无常势，管理依领导者的好恶、情感为取向，政府行政缺乏规则。在社会大变革的今天，人治行政将行政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和政府行政权威的危机。

（2）全能政府与行政权力的危机

在改革之前，中国是一个行政权力统治的时代，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全能的政府”。政府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实现高度的控制。政府直接控制生产’交换、分配的每一个环节，政府行使了资源配置，收入分配方面几乎所有的职能。人们习惯用行政－经济－社会高度一体化来形容这种体制的基本特征。

这种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的管理体制直接导致：

·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社会创新动力的缺乏；

·政府体制的官僚化倾向；

·寻租与政治腐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实行，这种行政权力占统治地位的行政管理体制显然遇到更严厉的挑战，这种体制在现实中表现为一系列制度上的冲突：

·计划与市场的冲突；

·集中与分散的冲突；

·微观管理与宏观管理的冲突；

·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的冲突；

·部门管理与行业管理的冲突；

·法治管理与人治管理的冲突。

上述的冲突，意味着必须对权力体制进行革命性的变革。

（3）行政国家的危机

全能政府、权力集中所引发的中国行政的第三次危机在于膨胀的机构，人员的臃肿，财政的危机。

·急剧膨胀的机构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曾多次下发文件，要求各级党委、政府严格控制机构设置的数量，在控编、消肿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有资表明，目前全国省级党政机关的厅（局）级机构多达2100个，平均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一百多个，超过中央编委规定的机构限额15个左右，而全国地区一级党设机构平均设置50多个，地级市65个，县一级45个。我国目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常设机构，超限总数高达3万多个。

在常设机构之中的内设机构也是无法统计某地区常设机构是29个（这在地区一级中是较少的）但在29个工作部门之中竞有236个内设机构，人员比例占地区行署干部的43％。

非常设机构之多在中国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有些省市的非常设机构有130个之多。且许多非常设机构在实际上已经成为常设机构。

事业单位盲目发展。以安徽省为例，1983－1988年，全省事业单位由31009个增加到48484个，人员由50·6万人增加到67·27万人，增长33％。

机构升级成风。近两年来，全国各地机构升级蔓延成风，有县升市的有县级市升地级市的，处级单位升厅（局）级单位的，甚至非常设机构也要求升级。机构升格、官员升级、待遇改变，醉翁之意不在酒也。

·急剧膨胀的人员

据统计，1979年全国靠财政预算支付工资的人员为1500万，到1991年已增加到3400万每年均以100多万人的速度增长。我国现有在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加上编外人员和各种翻牌公司的人员1，机关人数多达4000万。这么一支庞大的机关人员队伍，也是世界奇观之[一。

在这支庞大的机关人员队伍之中，超编现象十分普遍，从全国情况来看，县以上各级党政群机关超编约60万人，县级超编30万人，乡镇一级超编214万人。多数省份超编，有些超过50％

具体到地方，情况依然如此。

以山西省为例，1990年同1984年相比，省机构增加54·8％地市处级以上单位增加87·4％、科级以上单位增加94·2％，省直机关处级以上单位增加60·9％，到1990年，全省财政供养人数由1985年的63万人增加到91万人。1987年－1990年，全省党、政、群、事业机关超编率分别为41·5％、34·6％、39·3％、34·7％

·财政危机

由于机构臃肿，冗员太多，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使本来有限的财力更加捉襟见肘。据财政部统计，1980年全国行政事业费开支为404亿元，到1991年远大1400亿元以上，增加了2·5倍，远远高于同期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增长幅度。目前，全国行政事业费的开支已占到整个财政收入的40％以上。而全国1898个县中，有1091个发生财政赤字，占县总数的57％左右。

全国财政如此，大多数省的财政危机则更为明显和严重。山西省1980年－1990年十余年中，财政负担的行政事业人员净增33万人，同于行政的财政支出，平均每年递增14·9％，远远高于财政收入增长9·95％的速度。1990年全省财政同于生产建设方面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由1980年的55·85下降到23·5％，而用于“吃饭”部分的支出则由44·4％上升到76·5％。全省118个县中，由“吃饭财政”进一步变为“饥饿财政”，1991年，赤字县50个左右赤字总额达亿元。

甘肃省1980年行政事业人员只有20万人，1990年则高达66万人，当年的33亿元的地方财政收入，有26亿被用于吃饭财政。

河南省1990年的行政事业费占全部财政收入的近70％。

安徽省70％以上的县，全部财政收入用于“人头费”开支。

全国为数不少的省份，财政收入的65％以上用于行政事业费开支，大多数县80％－90％的财政收入用于行政事业费开支。

机构、人员、财政三大危机使中国这个行政国家处于巨大的危机之中。

（6）

（4）政府生产能力低下

与行政国家危机相连系的，是中国政府生产能力的危机－政府管理效率的低下与官僚主义的盛行。－－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中，对中国式的官僚主义作了如下的描述：“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好摆面子，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并提出上述现象“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政府生产力危机由此引发。

第二部分：体制的创新与行政发展的新图式

现时代中国政府行政的危机，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体制的危机和体制的失效。这种体制的危机与失效不仅仅来源传统的体制设计，更重要的是来自现实的中国的发展与变化－－行政生态环境的变化。传统的行政体制，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没有一个政府体制，没有一部宪章是永存的。过去的是历史，而我们所要作的是在历史发展所演生的新文明的基础上设计并建立一个更适宜的政府行政体制。从这个意义上，现时代中国的行政改革，是对政府自身的革命，这种政府革命需要变革的不仅仅是政府的公共政策，不仅仅是对旧体制的修补或调整，而是一个体制上的创新。这一体制创新的基本目标在于，建立一种：

·与经济体制的变化以及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行政体制；

·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适应的行政体制；

·一种更适应动荡－非均衡环境下的行政体制；

·一种具有更高的政府生产力的行政体制。

据此，九十年代以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中国行政变革与行政发展的目标取向在于以下几个大的方面：

1、市场化与亲市场的政府

社会中的任何体制（政治的、行政的、经济的）其基本的功能在于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运行规则的设定，在社会范围内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分配，从而达到效率、公正的目的。在如何有效地进行资源的配置方面，始终存在着（无论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政府与市场之争。从理论上讲，在社会化协作性的大生产之中，无论是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还是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均是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皆有其优点，也有其失败之处，问题的估计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而在于那种资源配置体现更为有效，更富于效率和效益，即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近一年多，世界的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发展变化的现实表明，市场经济存在着误区和失败之处。但与市场的失败相比，政府的失败（governemrntfaiture）则显得更为明显，传统上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便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情形也不例外。

（7）

政府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主体，其实现资源配置的核心是由集中化计划统筹宏观的甚至微观的资源配置决策，并以此作为经济活动的标尺。从理论上讲，这种集中化的资源配置也可能是有效的，它可以保证一种均衡的经济体系，保证重大比例关系的合理和一种经济的稳定。但是，要实现集中化的资源配置，必须符合以下基本条件或满足以下假设：

·完全信息假设。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诸方面拥有完全的，全部的、准确的信息。

·完全偏好假设。政府必须了解并掌握社会人的一切价值偏好，并且能排出偏好优次程序。

·利益一致假设。社会中存在单一的利益主体，不同利益的差别不存在。

·纯粹理性假设。政府能够制定出所有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案，并能从中择取最优的方案。

·道德人假设。政府是中立的，无偏向的，公正的和无私的，政府官员及其群体没有特殊的利益。

·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成本，只有生产成本。

很显然，要实现上述的基本假设在现实中无近乎于“乌托邦”的设想。从中国几十年实行行政权力经济的情况来看，这种集中化的资源配置体制存在着致命的缺点和错误：目标上的盲目性，决策上的集权性和僵死，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缺乏，大规模的交易成本，政府管理机构的官僚化，寻租与政治腐败，上述缺陷使中国经济处于周期性波动和低效率的发展状况。那么，用什么样的政府经济管理体制或者资源配置方式来取代这种以政府为核心的，行政化的，集中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呢？国外的实践和中国的改革的初步成效证明了市场化和亲市场的政府(marketfriendiygovernment)是一种可供寻租的，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政府的管理模式。

政府管制的市场化，其涵义不在于放弃政府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管理和控制，也并不意味着“管的越少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其真正的意义在于使市场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主体，政府对市场依据一定的方式进行一定程度的宏观管理、行政指导和行政管制。市场化对于政府而言，它意味着政府的作用和政府在社会经济中的角色要发生一个大的变化。概括起来，政府要由传统的“全能政府”转向“亲市场的政府”所谓“亲市场的政府”意思是政府作用的力点在于：

·宏观经济领域和经济总量的平衡；

·政府比较优势之处，如秩序、规则、公共产品；

·市场经济的失灵领域，如外部经济；

·社会利益的公正分配和协调。

同样，亲市场的政府意味着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指导是富于弹性的，重实效的（除非很明显需要干预，否则让市场运转），这种干预是公开的，透明的，服从规则的（而不是服从于官员的意志）。

从世界范围内的情况来看，市场化不仅是中国以及传统上实行计划体制国家的选择，即使在实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中，也同样呈现“再市场化”的浪潮。从1980年到1988年间，英国40％以上的。从智利到土尔其，从巴西到孟加拉，大约100个国家采取市场化的政府改革策略。在美国，传统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国营部门，如铁路、邮政、社

（8）

会保障，也在试行或者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已成为世界性的变革目标选择之一

2、行政权力的分散化

在政府管理领域，权力资源的集中不足或者过度分散同样是最为危险的事情。在任何时期和任何国度，没有一个强大而又权威的政府，没有公认的法律、秩序和正义，无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则，只有导致群龙无首、一盘散沙、争权夺利、相互争斗，乃至天下大乱和社会的崩溃。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的混战与割据，当代世界热点地区的冲突和暴乱得到明显的佐证。

同样，从历史和现实的情况来看，权力资源的过分集中所引起的专制与独裁，对民主自由的扼杀，对基本人权的践踏，社会发展的僵化和活力的缺乏以及其他的社会性灾难，同样在历史和现实的世界存在

从世界范围内的行政发展的状况来看，那种中央集权的权力结构在世界范围内日趋于被分权化的趋向所代替，代之而起的是有限集权的、分散化的、非集中的、更富于灵活和弹性的分权性权力结构。

在整个工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大工业、大公司的现代化协作生产代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集中化、专业化、同步化、标准化成为经济社会运作的基本特征，权力首先在经济领域被集中起来，中央集权式的管理被视为工业社会最先进的管理方式。与此同时，政府的权力也前所未有的被强化起来，在推动这种集权化的力量之中，经济危机、世界大战、社会问题、计划经济成为最主要的力量。因此，在世界主要国家内，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政府职能日益强化，作用范围日趋扩张，决策权力越来越集中。现代国家成为“行政国家”。

中央集权的权力结构，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以及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中的确存在着其比较的优势，这些比较优势在于：

·政府拥有广泛的权威实现自己的目标，即使这些目标并不是社会成员广泛认同和支持的。

·有实现较大的社会变革，应付某些突然事件的可能性。

·中央当局更有可能对任何决策在长期的成本－收益基础上进行评估而不是局限于短期的利益。

·发挥整体的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能性。

·能够将稀缺资源集中于最主要和关键的发展领域。

·存在着把外部经济内在化的可能性。

·保证政令的统一和秩序与稳定的实现。

中央集权化的实质是由单一性取代多元性，这也正是其比较优势产生的主要原因。但是，福兮祸之所倚焉，其缺点是不能适应多元化的社会和经济。现代的社会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其开放性和多元性，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央集权制受到了挑战。当代社会的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多元价值的存在与发展；

·社会利益的多元化；

·社会环境的动荡不安；

·变革速度、强度、范围的加强；

·民主政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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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主义的兴起；

·国际经济一体化与国际化。

在整个社会走向开放和多元的情况下，由一个最高权力中心发号施令的作法似乎变得更加困难。中央集权制面临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对变化了的环境的悉知能力较差；

·信息获取的困难和偏差；

·集中化决策的滞后；

·沟通与协调的困难；

·缺乏动力机制；

·刻板与缺乏弹性；

·环境进行变革和适应的能力较差；

·对于创新精神和动机的抑制；

·与民主政治的取向相冲突。

同样，中央集权制潜伏着一种巨大的危机的可能性，一旦当中央政府的决策发生失误，便可导致全局性的动荡和危机。

从中国具体的情况来看，传统行政体制最大的弊病在于权力集中。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纲领性的文件中，便深刻地指出我国管理体制最大的弊端在于权力过分集中，其它种种弊端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权力集中有关。这种集中化的权力体制产生的主要根源在于革命战争时期的集权的领导体制，在于苏联模式的影响和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在于集中化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客观上也有中国当时的特殊环境有关。中央集权式的权力结构，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一些积极的作用（如上所述的），但这种集权的弊病也是明显的：

·权力过分集中会导致个人专断，妨碍民主政治；

·权力集中导致机构臃肿、层次重叠和工作上的低效率；

·权力过分集中导致官僚主义；

·权力过分集中滋生特权和政府的腐败；

·权力过分集中导致管理的僵化。

要改变目前存在的中央集权制的误区和弊病，唯一可供的选择目标是走分权化的道路。

分权化，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它比中央集权式的权力结构存在着明显的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在于：

·促使政治体制更加开放和民主化；

·有助于个人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自由；

·确保政府的决策更加符合民众的意愿，实现“近点”决策以加速决策的过程和实施的效率；

·社会经济系统免受中央当局方面所犯重大错误的损害；

·在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方面，具有巨大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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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不同单位被赋予决策的权限不同，存在着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广阔天地，整个国家都可以从公共决策的创新和试验中获取收益。

·管理的层次和环节被减轻，行政效率的提高有望达到。

·不同层级、单位之间的互相竞争能够产生改进公共服务的效果。

·减轻中央政府的压力和行政管理的负担减少了用同一政策管理整个国家而造成的混乱。

因此，分权制是一种适应非均衡环境下的，多元化社会的一种有机式的权力结构，而不是一种机械式的权力结构。它的特点是由多元化权力来解决多元化社会问题。

从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分权化的方面和形式是多样的，主要有：

（1）地方分权。实行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划分和配置，在加强宏观调控和中央政府权威的前提下，扩大地方政府的自主权。

（2）权力分散。将中央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分别授予不同的职能部门。

（3）民营化。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4）行政委托。将政府职能和政府管理权力委托给非政府机构，在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下进行某些事务的管理。

（5）扩大社会自治和社会管理的范围。

3、政府结构－功能的分化

从政治发展与行政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行政体系显示出不发达的特征。这核心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的一体化，也就是讲，整个政府行政体系的结构－功能的混同和分化不足。其主要表现为：

（1）党政职能的混同

建国以来，我们的政府管理体系存在着功能紊乱症，这种紊乱症首要表现在党政职能的紊乱。政党通过实际执政来实现对国家的领导，这是现代政治最为明显的事实，现代政治便是政党政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也是中国的现实性的选择。问题在于执政党通过何种方式和途径来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在中国，长期以来，在党和政府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关系上，存在着严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管理中国的实际上是“两个政府”，如邓小平所讲的：“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主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种职能上的混同导致的弊病是：

·立法机关的职能的弱化，法律权威的不能真正建立；

·政府的自立性受到损害，行政管理职能不能有效发挥；

·机构对口重复设置，机构膨胀，人浮于事，效率低下；

·职责不清，互相扯皮，以及官僚主义；

·用人与治事的分离；

·党组织行政化和权力化，特权与不正之风；

·影响党组织的自身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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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企职能的混同

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的国有经济，是按照马克思关于“社会工厂”的设想和列宁的“国家辛迪加”模式建立起来的，在这里，整个社会成为一个规模无比巨大的企业，全体公民都成为国家的雇员。微观经济单位不是一个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经济实体，而是为政府主管单位的附属物来参与国民经济活动，政府始终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决策者。企业成为具有单一生产功能的行政基层单位。企业既没有决策上的自主权，也没有经营管理上的责任。企业根本不是本来意义上的经济实体，因为国家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和管理机构人为地割裂了企业与市场的联系，企业成为依附于政府的加工厂。因此，政府与企业的职能上发生了根本的混同，核表现为：·国家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与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者的职能混同；

·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与企业作为资产的经营者的职能混同；

·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管理者与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职能混同。

由于政企不分，企业很难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也不能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创新的经济实体，导致企业和其他微观单位失去活力和政府经济管理的官僚化这双重病症。

（3）政府行政体系内部的职能混同

在政府行政体系内部各部门，单位之间也存在着结构－功能的严重混同状况，主要存在这几种情况：

·结构－功能未充分分化，如决策、咨询、信息、监督各部门之间的结构与功能的失调；

·结构分化－职能未分。主要表现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不顺，职责不清，互相交叉，互相扯皮。·结构－功能分化过头。主要表现在部门林立、政出多门、管理制肘太多；

在此状况下，政府管理的职能一方面不能得到有效发挥，另一方面使政府的管理成本上升，效率低下。

由此，在未来的中国行政改革之中，政府体系结构与功能的分化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结构－功能的分化与整合程度将直接影响整个政治体系的发展，经济体制的转换，以及政府行政体系自身对外环境适应能力的提高。在这方面，核心的目标是：

党政分开。党的目标是大政方针、组织、思想领导，党不应干预政府的行政管理事务，保证政府独立地依法行使其公共权力。政企分开。实行国有资产所有者和经济活动的管理者，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使企业成为在竞争性市场上的独立的经济法人和实体。

理顺部门关系。明确各自的职权范围，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共赴事功。

4、行政体系的制度化

制度是行政系统运行的一套规则体系，是行政系统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呈现的行为模式，它体现的是行政社会共同的利益所在。制度设定的目的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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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社会共同的利益，以防止对共同利益的侵害；

·规范行政的行为，以防止行政行为的偏差；

·作为一致性的标准，统一调节冲突；

·减少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

总而言之，制度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界定政府及政府公务人员的选择范围，约束人们之间的行为和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管理中的不确定性，减少互动和交易的成本，保护共同的利益，促进行政管理体系的良性运转。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实际上是由整个社会认可的正式约束和一套管理的程序与机制所构成。

正式约束是行政体系有意识建立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它作为一种法律规定（或具有法律效用）的契约。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程序和机制实际上是政府管理契约的一种实施保障，其实质是通过一套相关措施的规定，来保证法律契约的实施。抛开别的因素不予考虑，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制度化与管理的效率和绩效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作为一种理性的制度，其制定和实施，规范了人们的行为空间，提供了一种较为明确的行为准则，减少了管理中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降低了人们情感挥发的可能性，减少了管理的成本，因而它为效率的提高提供了一条最为现实的途径。

长期以来，我国行政体系的制度化程度是较低的，主要表现在：

·缺乏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安排，人们习惯上将之称为“无法可依，无章可循”。

·政治动员偏好，我们不习惯于用制度解决问题，习惯于用政治动员或者运动的形式解决问题，因而在体制运转上的不确定性程度很大。

·规则多变，制度与政策等约束规则的稳定性程度差，所谓朝令夕改即是。

·特殊取向，缺乏一种普遍性的行为取向，制度常常受到血缘、地域、人情等特殊关系取向的影响，所谓“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即为这种表现。

·权力崇拜，以人代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现象时有发生。

制度化程度比较低，在现实中导致下列一系列弊病：·法律的权威和政府的权威受损；

·非理性的行政行为；

·职责不清和相互冲突；

·公共利益的受损；

·贪污腐化与少数人利益，不负责任；

·命令贯彻危机；

·管理成本增大与效率低下。

因此，制度化的行政是中国行政改革的一个最基本的目标，同时也是行政改革能否取得成效的制度保证。

5、行政组织管理系统的网络化

几乎从人类诞生的那个时代起，在人类组织结构的形式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是金字塔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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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结构，甚至于是政府行政体系唯一的组织管理形式，这个金字塔形的组织体系最为明显的特征在于：

·比较封闭，试图选择和尽量减少环境的影响；

·活动的正规化；

·明确的，但又相互孤立的职能部门；

·通过等级结构来实现协调；

·权力结构是集中的；

·权力来源于职位；

·交互作用和影响的形态为上级－下级的等级关系，层级节制；

·层次的等级权力、地位各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决策的制定是集中的，而且集中于高层；

·结构形式持久不变，具有很强的稳定性。

这种稳定的，机械式的组织体系，被马克斯·韦伯称为“最理性组织形态”和加尔布雷斯称为“工业时代技术结构”的确具有其优点，如果它设计得较为完善和维护保养的很好，它便会像一架机器一样在不停的运转。同样，其最大的缺点也在于它的机器性质，一旦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那么整个机器的运转便会出现问题。更重要者，这种机械式的组织机构存在着自身不可克服的弱点：·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差；

·形式主义；

·文牍主义；

·缺乏有机的联系于协调；

·对创新力量的抑制；

·机构臃肿和人员的膨胀；

·缺乏横向的联系；

·效率的低下。

正是由于上述缺陷的存在，几乎使每一个组织陷入不可自拔的危机之中。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官僚制（Bureaucracy）一词在本来意义上意味着理性和效率，现在却成为官僚主义的代名词，失去了其本来的真正涵意。金字塔形的机械式组织结构是与集中管理的大机器工业、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相适应的，其主导的观念是通过权力实现控制、秩序和效率。在现时代，金字塔式组织结构赖以生存的基础发生了动摇，这主要表现为：

·政府管理的环境由稳定到不断变化；

·政府管理的环境由简单到复杂；

·信息经济的兴起和信息与知识密集产业的兴起；·跨行业、区域、国家的联系与协作；

·参与的扩大；

·社会结构的开放；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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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几个因素中，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领域特别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之中，使层级控制的组织体系的存在显得过时和陈旧，因为促使组织之间发生联系的是信息网络，而不是层级的控制。

因此，政府组织体系由金字塔形的机械式走向网络化的有机式组织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

所谓网络，简单说来就是人们之间的共享的信息和资源联系。网络组织是一种以信息沟通和联系为基础而结合成的一个管理的协作系统。这种协作系统与机械式组织相比，有下述基本的特点：

·组织与环境的界限不那么明显，是开放的；

·基本的价值观在于效率、适应、创新；

·权力结构是分散的网络式的；

·组织结构上存在着分工，更重视相互的依存和联系；

·决策是分散化的，而非集中的，方法是参与的；

·控制结构是相互控制的，重在内部的自我约束和控制；

·领导风格是民主的，以人为中心的、参与的；

·管理计划是弹性的，灵活的和变化的；。

总体上来讲，这种网络化的有机式组织管理系[统是以信息共享、重视横向联系与协调，权力分散，自我约束，民主参与为基本的特征。它的基本目的在于适应动荡、复杂的外部环境，它的社会技术基础是信息技术。严格来讲，它并不是一种稳定的组织结构形态，而是一种元组织，一种新型组织构建的基础。

依据网络化组织的基本要求，我国的行政改革，在组织体系上也面临着重组的任务，在现在，甚至于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重组都是必要的。

6、行政管理的职业化

随着整个社会分化程度的提高，随着政府职能的强化和扩张，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行政管理日趋专业化和技术化，这是世界范围内行政发展的一个共同的趋向。以美国为例，美国公务职位分类下的公务员职系，共有500多种，在所有的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相类似的工作人员中，有40％的人员由政府雇用，这个数字还不包括一大批通过政府合同附属机构资助的单位所间接雇用的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和其它技术人员。在政府雇员中大约三分之一左右的人是从事专业化和技术化工作的。在现时代，各国政府是许多职业的提供者，同时又是职业团体的知识和技能的主要利用者。还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政府的行政体系成为“职业人员的国家”，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形成了所谓的“技术统治”或“专家治国”（Technocrgcy）。行政管理成为：

·一个职业领域；

·这个领域有其系统化的知识和技术；

·有其职业的规范和道德；

·有一大批优秀的，有技术专长的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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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行政体系而言，走向职业化是最基本的目标。具体而言，职业化意味着：

（1）公职制度的优化

公职制度是实现职业化的制度性前提，在这方面，我国的主要任务是走向以功绩为导向的公务员制度，改变传统中制度存在的缺乏科学分类、权力集中、治事与用人相脱节缺乏竞争机制等弊病。在这方面主要的着眼点在于：·优化录用机制，在公开、平等、竞争的基础上选拔优秀人才；

·强化管理机制，建立严格、科学、公正的考核、奖惩的管理激励机制；

·建立保障与激励机制；

·建立人力资源的发展机制；

·优化人事管理体制和建立监控机制。

（2）行政人员的现代化

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在本质上取决于行政人员的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因为再先进的管理制度、方法和技术在传统人的手中也会变成一个空的外壳，行政人员的现代化，意味着：

·管理观念的理性化；

·管理人员的知识化；

·管理人员的专业化。

考虑到行政人员的知识化、专业化需要以教育为基础，加强行政人员的发展和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3）管理技术的电子计算机化与自动化

电子计算机应用于管理，为处理庞大的管理信息，提高决策的质量和速度，更有效的管理人、财、物资源，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管理的效率提供了革命性的发展前景。

（4）职业道德的建立

既然行政管理是一个职业，它便必须具有与职业要求相适应的职业规范，作为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行政职业道德的价值在于为行政人员提供一种自我约束的机制，并通过道德的内化培养高尚的行政人格。

7、行政文化的世俗化

行政文化涉及到政府官员或公务人员对现实行政生活的态度、观念、意识、精神、心理等方面，它是政府官员或公务人员应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

行政改革，需要改革的不仅是政府的职能、结构、管理的技术与方法，更重要的，应是新型行政文化建立的过程，是行政文化世俗化的过程。所谓行政文化的世俗化，亦是理性化，它是指管理的观念和行为模式要与现代社会的要求相一致，抛弃宗教的、封建的、迷信的种种关系以及诸种被赋予神圣意义的圣训，传统和教条，使行政更具理性的精神。

从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要求出发，理性行政文化的主要取向应是：

·现实主义的取向。

这要求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行政行为的确立，均要从客观的事实出发，把握现实寻找解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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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良好途径，而不依传统、情感或主观上的偏见。

·理性主义的取向。

理性主义在这里是指搜集客观知识，由其中寻求最适规模的政策制定的态度和行为。也就是令所有的意见能够自由地发表并彼此修正，从其中寻找出最具普遍性和理解性的意义。理性主义可视为寻求主观的客观化。·相对主义的取向

相对主义强调的是任何管理的政策和行为均没有永远性，不变性与固定性，它是对教条主义的反叛和脱离。

·创新主义的取向

与惯性的保守主义的行为取向不同，创新主义强调的是精力旺盛的、敢于冒险的、富于创造和创新的精神。政府人员的行为是接受变革，接受新技术，愿意进行试验和革新。

·非人情主义的取向

人情主义取向的最大特征在于人格的取向，即一个人如果与权威有私人关系，尽管他没有资格从事某项工作，占据某种地位，他也会得到这个地位和工作。在此情况下，人们之间的关系是人情关系，而非契约关系，上下级之间也不是职务关系，而是人格关系，对于个人权威来说，集体的权威是次要的，规则要从属于命令，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盛行非人情主义强调的是契约、规则。·功绩主义的取向

与先赋性行为模式以身份和某些先赋性原则来分配收入和安排角色不同，功绩主义强调的是获得性行为模式，即行政人员选用和晋升，不问其出身、宗教信仰、血缘、地缘等其它特殊关系，而是以个人的能力和成就作为基础，而且在这里还存在规定的竞争关系。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行政文化的世俗化的过程，实际上是行政文化的社会化过程，也就是将基本的行政文化教导或传递给行政人员的过程，是行政人格不断培养和塑造的过程。这个过程比其它改革环节相比，更具艰难性，因为文化的建立具有迟滞的特点。

8、行政的国际化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之中。通信卫星、高音速飞机的发明与广泛应用，缩短了全球信息流动的时间，跨国经济的联合使经济走向了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道路，在核时代，国际政治上的合作和协调已成为最佳的，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全球变成了地球村。尽管世界大同思想的实现仍有一段距离，但国际一体化确是真实存在和现实。在政治、经济走向一体化的背景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闭关封国和自成一统，闭关锁国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在此情况下，传统的内政与外政之分的界限变得愈来愈模糊，且已成为一种过时的观念。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走向国际化已成为政府行政的一个主要变革目标。

国际化作为中国行政改革的一个目标，它的涵意是多方面的，具体而言，它意味着：

·开放的观念。开放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价值得到确立和强化，大胆学习，借鉴和吸收一切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建立一种跨越意识形态的合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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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制定。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仅要考虑到国内的环境因素，更要考虑到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和趋向。

政府行政范文篇8

积极推进行政管理创新，不仅是提高政府行政能力，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借这次“中国改革高层论坛”成功举办的机会，我结合湖北省的初步探索，就地方政府行政管理创新，谈几点粗浅的认识和体会。敬请批评指正。

一、实行政企分开，是行政管理创新的重要前提。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推进地方政府行政管理创新，必须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行政企分开，把政府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交给企业、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与效率。湖北作为全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较深，政企不分的问题比较突出。从20*年起，我们按照“全面清理、分步实施、分类处理、分级负责”的原则，首先从省直党政机关开始，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同时，每年筹措5－7亿元资金，支持省属企业加快改革步伐。并先后将一批企业下放属地管理。目前，省属国有企业大多数已明确了由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市县属企业基本完成了改革转制。理顺政企关系，既调动了方方面面的积极性，盘活壮大了企业，也为政府把主要精力用于为市场主体服务和改善发展环境创造了条件。

二、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行政管理创新的关键环节。审批经济是传统体制的特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对审批制度进行改革。这几年，省里按照“凡是可以下放的权力一律下放，凡是可以取消的收费一律取消，凡是可以精简的审批一律精简”的原则，公布取消、下放、转移行政审批事项1000多项，减幅达50%以上。同时，对确需设立行政许可的项目，实行规范管理、严格监督。全省大力推进行政服务中心建设，把咨询、受理、协调、服务、审批、收费等事项全部纳入中心，推行“一楼式办公、一窗式收费、一站式服务”。审批制度改革，既方便了企业和群众，也促进了行政效率和服务质量的提高。

三、解决多头多层执法，是推进行政管理创新的紧迫任务。坚持依法行政，公平公正执法，是政府履行管理职能、建设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依法行政既要重视行政立法，也要规范行政执法。针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多头执法、多层执法问题，我们结合开展机关“学、查、改”活动，按照“属地管理为主、适当下移执法重心”的原则，着眼于从体制上解决问题，对涉及工商、税务、物价、食品、卫生、城管等方面29项多头执法和36项多层执法行为进行规范，撤销交叉重复的执法机构，明确了执法行为主体。同时，在大中城市开展相对集中处罚权、推进综合执法试点，有力地推动了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和依法行政的深入实施。

四、合理划分财权事权，是支持地方政府行政管理创新的必要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政府是有限政府，有限政府必然是分权政府。近两年来，我们不断加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扩大县（市）发展自主权和决策权，赋予35个县（市）地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对52个县（市）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同时，坚持“缺口上移、财力下移”，调整财力分配结构，将新增财力重点投向基层、农村，尤其是社会事业和公共设施等领域，以此为各级政府更好地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供了重要的财力支持。

五、科学民主决策和政务公开，是实现行政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推进政务公开，是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行政理念的制度保障。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有利于规范政府的决策行为和行政行为。为此，我们通过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对决策的程序、方式、考核、监督、责任等进行了全面规范；把推进政务公开作为方便群众获取政务信息、扩大公众参与、接受群众监督的大事来抓，建立了信息公开和省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这些措施保障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促进了政府行政方式的转变和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规范化。

六、深化乡镇综合配套改革，是行政管理创新的重要基础。基层政权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是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推行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广大乡镇面临机构职能、工作方式、运转保障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不适应的现象”比较普遍。针对这种情况，我省于20*年选择7个县（市）进行乡镇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然后总结经验在全省推开。改革的核心是，明确乡镇政府职能，精简机构人员，建立农村社会服务和公益事业发展新机制。乡镇领导班子实行交叉任职，乡镇内设机构合并为“三办一所”（党政综合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财政所），乡镇行政编制按规模分别控制在45名、40名、35名以内。乡镇直属事业单位逐步转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或中介服务机构。政府承担的农村公益服务分别采取“服务项目招标制、定岗服务招聘制、县级行政主管部门派出制”等三种模式，实现由“养人”向“养事”的转变。通过改革，全省乡镇将有7万人走上企业化、市场化、社会化服务的路子。实践表明，乡镇综合配套改革，既是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从源头上和制度上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维护农村稳定的一项根本措施，又是政府行政管理创新的基础环节。

政府行政范文篇9

第二条镇政府对各办、站、所和村（居）委会、镇直各单位行政主要负责人（以下统称行政首长）的行政问责，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行政问责，是指镇政府各办、站、所和村（居）委会、镇直各单位行政首长，因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失职、影响行政秩序和效率，造成公共利益或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者产生不良社会影响的行为，依照本办法规定追究其责任。

第四条行政问责应当按照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要求，坚持有错必纠，过错与责任相适应，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行政首长应当依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自觉接受监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六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行政首长有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有权向镇政府检举或者控告。

第七条行政首长违法决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事项或者专业性强的决策事项，未按规定程序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的；

（二）对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未按规定向社会公布，或者未通过举行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的；

（三）因决策失误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或者其他不良社会影响的；

（四）其他违反法定权限和程序的决策行为，造成工作损失或者不良社会影响的。

第八条行政首长违法行使权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制定的决定和命令与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上级机关的决定、命令相抵触的；

（二）违法设定或者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收费或者行政强制措施等行为的；

（三）采取的行政措施违法或者不当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截留、滞留、挤占或者挪用财政资金和政府代管资金的；

（五）违反规定安排使用财政资金、国有资产，造成财政资金浪费或者国有资产流失的；

（六）非法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的；

（七）利用权力为本人、本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谋取利益的。

第九条行政首长对上级机关的决策和部署执行不力、效能低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对国家方针政策或者上级机关依法作出的决定、命令不落实或者拒不执行的；

（二）无正当理由未能按期完成镇政府部署的工作目标任务的；

（三）不正确执行上级机关的决策和部署，给公共利益或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失，或者给政府工作造成恶劣影响的；

（四）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方案、建议、提案不办理、不答复，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不良社会影响的。

第十条行政首长履行监管职责不力或者处置失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发生较大、重特大突发公共事件时，未按照规定和实际情况及时、有效、妥善处理、组织救援的；

（二）未按规定制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和安全管理制度，或者发现较大公共安全、生产安全隐患后不依法采取处置措施，出现重特大责任事故或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三）瞒报、谎报或者故意迟报突发公共事件等信息的；

（四）重大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失误或者出现严重质量问题，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五）对涉及群众合法利益的问题不及时解决，或者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够解决而不及时解决，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不良社会影响的；

（六）对所属单位或者工作人员监管不力，导致其发生严重违纪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

（七）对所属单位或者工作人员违纪违法行为包庇、袒护、纵容的；

（八）授意或者指使工作人员弄虚作假的。

第十一条下列情形为行政问责的信息来源渠道：

（一）上级机关的指示、批示；

（二）镇政府领导的问责建议；

（三）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问责建议；

（四）监察机关、审计机关的问责建议；

（五）工作考核或者政风、行风评议结果；

（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问责建议；

（七）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检举和控告；

（八）新闻媒体曝光的材料；

（九）其他渠道获知的行政问责信息。

第十二条行政问责的形式包括：

（一）诫勉谈话；

（二）通报批评；

（三）责令作出检查；

（四）责令公开道歉；

（五）责令辞职；

（六）建议免职。

采用前款第（五）项、第（六）项方式问责的，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办理。

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需要追究被调查的行政首长其他责任的，按相关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镇政府根据行政问责信息，发现行政首长可能有应当问责的情形，应当责成镇纪检监察室或者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核实。

调查组应当在60日内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调查。情况复杂的，经镇政府批准，可以适当延长调查期限。

被调查的行政首长应当配合调查，并有权陈述和申辩。

第十四条调查人员办理的行政问责事项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第十五条调查结束后，调查组应当向镇政府提交书面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当包括行政问责情形的事实、初步结论和处理建议。

镇政府接到调查组的书面调查报告后，应当集体讨论作出是否问责的决定。

第十六条镇政府对行政首长的问责处理决定应当书面通知本人，同时告知作出问责批示或者提出问责建议的单位或者个人。

第十七条行政首长对问责处理决定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及有关法律规定的程序申诉。

第十八条行政首长拒绝执行问责处理决定的，镇政府依照管理权限建议免去其职务后，再作出处理。

第十九条行政首长的行为违反行政纪律，应当给予处分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政府行政范文篇10

一、主要目标和任务

大力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制度，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解决社会矛盾中的的独特作用，积极探索高效、便捷和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进一步加强司法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能力建设，提高其依法行政水平。采取多种形式，加强普法和法制宣传，增强全省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的观念和意识，积极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维护自身权益，逐步形成与建设法治政府相适应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工作方法和步骤

（一）巩固、健全、发展多种形式的人民调解组织

各地要结合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城市社区建设，及时调整、充实和巩固村（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切实消除调解组织建设空白点。要继续加强调委会、调解小组、调解员三级调解网络建设。要在全省乡镇、街道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要建立和健全企业、事业单位人民调解委员会，积极探索在非公有制企业依靠工会组织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要积极稳妥地发展行政接边区、经济开发区、大型集贸市场等区域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社会团体中的行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要积极探索在县（区）一级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二）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

要按照法律和政策的规定，积极推行民主选举与聘任相结合的制度，进一步拓宽人民调解员的选拔渠道，将有一定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热心调解工作，公道正派、年富力强的同志充实到人民调解员队伍中来。要加强对人民调解员的业务培训，坚持和完善“持证上岗”制度，逐步加大符合条件的离退休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法律工作者等志愿者在调解组织中的比重，努力建立一支专兼职相结合的人民调解员队伍。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应当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其他各类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三）拓展调解领域，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

人民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员要主动适应民间纠纷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积极扩大工作领域。要在调解婚姻、家庭、邻里、赔偿等传统性、常见性民间纠纷的基础上，积极介入公民与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发生的各种民事纠纷的调解。要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加大对民间纠纷的调解力度，努力把可能激化的矛盾纠纷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要认真分析当前民间纠纷发生的特点、规律，把预防矛盾纠纷作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重点。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网络优势，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严防民间纠纷激化而引起自杀、凶杀、群众性械斗和群体性上访事件。要按照党委、政府的部署，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活动。

（四）加强和改善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把指导人民调解工作作为重要任务抓紧抓实。司法所、司法助理员要认真履行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日常工作的职责。要及时总结推广人民调解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帮助调解组织和人员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要与人民法院密切配合，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及时召开会议，共同研究人民调解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提高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水平，努力开创人民调解工作的新局面。

（五）努力为人民调解工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根据《司法部、财政部关于修订〈司法业务费开支范围的规定〉的通知》（〔85〕司发部字384号）和《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的通知》（皖办发〔2003〕16号）精神，积极争取各级财政部门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培训、表彰经费以及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误工补助经费的支持和落实。

（六）建立各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领导机构

市、县（市、区）司法局分别成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全面负责辖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司法所具体组织乡镇、街道的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具体负责本辖区的矛盾纠纷排查工作。

（七）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制度创新

1．建立和完善矛盾纠纷摸排制度。司法所要组织调委会每月开展一次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对突发性的矛盾纠纷须及时排查、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

2．建立和完善重大矛盾纠纷报告制度。对发生在辖区内重大矛盾纠纷要在24小时内逐级上报。

3．建立和完善“月报告”和“零报告”制度。司法所要建立矛盾纠纷台帐，并于每月5日前向同级党委、政府和上级司法行政机关报告上一个月的《民间纠纷排查调处月报表》和工作开展情况。经过排查没有发现问题的，也要记录在案，坚持报告。

4．建立和完善矛盾纠纷分析制度。各级排查办每季度要对辖区的矛盾纠纷情况进行一次分析，针对发生的各种纠纷和热点、难点问题，以及容易引起激化的纠纷，要提出解决办法和措施，并向同级党委、政府和上级司法行政机关报告。

5．建立和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的回访制度。对已调处的矛盾纠纷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回访，防止出现反复。

6．建立和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的奖励和追究制度。对在民间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中表现突出的，给予精神奖励和一定的物质奖励。对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不重视、工作不力导致重大治安问题和群体性事件且发生严重后果的，按有关规定实行责任查究。

（八）进一步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和任职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

继续办好领导干部法制讲座。配合省人大常委会、省委组织部，继续完善人大常委会任免干部的任前法律知识考试考核制度，探索建立党委任命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考核制度，建立起考试考核的相应机制，使法律知识考试考核成为干部任前的必经程序。

（九）建立和完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学法制度

积极协助有关部门，推进政府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逐步系统化、规范化和制度化。配合省人事厅、省政府法制办、省直工委，认真抓好政府工作人员的学法用法建设。向有关部门提出学法内容的建议，并协助做好计划和组织工作。收集省直各部门关于学法内容的建议，并协助做好计划和组织工作。协助有关部门不断完善干部任职前法律知识考试、考核等制度。制定学法计划，实行定期考试考核制度。拟依托东方法治网建立**省省直政府工作人员和省直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学法网校，定期出题，记录所有人员的学法成绩。达到一定成绩的，在学法合格证书上记载，作为工作考评和任职提拔的依据和参考，以不断提高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的能力。

（十）进一步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1．继续加大宪法新修正案的学习和宣传力度。按照中央和我省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部署，把学习和贯彻实施宪法新修正案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放在突出位置。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抓好落实。运用多种形式，面向社会广泛开展宪法知识的普及宣传。要将宪法学习纳入各级政府的学习培训计划，以进一步提高全体政府工作人员的宪法意识和法治观念。今年9月至“12．4”法制宣传日期间将配合省人大开展“宪法知识竞赛”等系列活动。

2．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当前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难点和薄弱环节仍在农村地区。拟以农村乡镇和村“两委”干部为重点，通过专题法制讲座、法律知识竞赛、考试和电视专题节目等形式，扩展和深化农村基层的法制宣传教育，为基层社会稳定和农村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拟结合建立司法所工作联系点，经常深入农村基层调研，促进“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要从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编写以农民为主要对象的普法材料，深入农村，开展多种形式的送法下乡活动。继续从维护外出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入手，采取灵活的形式为他们提供法制宣传和法律咨询服务。

3．采取措施继续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一是加强中小学生的法制教育；二是培训、规范法制副校长工作；三是充分发挥各地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的作用；四是在调研的基础上，联合有关部门召开青少年法制教育现场会议，推广典型经验；五是联合省委宣传部、教育厅、团省委，在青少年中组织开展《普法歌谣》的学习宣传竞赛活动。

4．认真研究改进法制宣传教育的方法，努力提高宣传效果。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一是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法制宣传教育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出发，探索开展法制教育的新途径和新办法，使法制宣传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二是总结近年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并大力宣传推广。三是不断创新法制宣传教育的方式，把学法和用法结合起来，深入开展行业、地方和基层的依法治理工作，不断提高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四是加强法制宣传新闻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培训制度，采取评选法制好新闻和“金剑奖”等措施，调动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促使他们为读者写出更多更好的法制新闻作品。做好法制新闻协会换届的有关准备工作，并充分发挥大众媒体的作用，创办好的法制栏目。

5．充分发挥依法治省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作用，进一步加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机构的建设。修改完善成员单位的职责规定，建立健全定期交流通报情况的制度和激励机制，鼓励成员单位积极为全省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省工作献计献策。要经常分析研究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努力实现“四五”法制宣传教育“两个转变”和“两个提高”的目标。在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机构的建设方面，一是要加强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力量，健全制度，提高素质；二是在调研考察的基础上制定验收标准；三是要加强基层法制宣传教育机构建设，配齐配强人员，加强培训，提高其素质，为深入持久地搞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奠定基础；四是要随着经济的发展，积极争取政府逐步增加法制宣传教育经费，改善办公条件，添置宣传设备，为更有效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供物质保障。

6．在适当时候修改完善《**省法制宣传教育条例》。提出对《**省法制宣传教育条例》的修改意见，按程序逐级上报至省人大。

三、组织领导和要求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充分认识到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通知》、《**省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意见》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加强领导，明确分工，责任到人，全面落实各项依法行政工作任务。

（二）按照计划，稳步推进。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及时分解工作任务，制定工作计划，确定工作步骤，狠抓落实，做到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