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预算管理论文十篇

政府预算管理论文篇1

（一）财政约束是财政机会主义产生的前提条件。

世界各国政府在财政运行中总是面临着一些内部和外部的制约，这些财政约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部财政能力弱化约束和外部财政刚性压力约束。内部财政能力弱化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的征税能力、财政收入能力及政府运用财政收入调节、干预宏观经济运行能力的降低，主要表现在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降低。面对着内部财政能力的弱化，政府会减少公共物品和公共投资的数量，而且资金来源上也由直接拨款变为贷款担保等间接投融资方式。这些措施在减轻政府当前财政支付压力的同时，却增加了未来的财政支付成本，造成了政府或有负债的积累。外部财政刚性压力约束指预算原则刚性约束，比如说把财政收支平衡作为预算目标，或者对赤字率等财政指标做出约束性的规定。在预算原则的约束下，政府只能依靠隐性和或有负债的积累等机会主义行为来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面临着内部和外部财政约束的国家较易出现财政机会主义行为，典型的莫过于转型期国家。财政机会主义在我国的表现形式是地方政府的各种或有债务，尤其是投融资平台公司债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启动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2.82万亿元由地方政府和民间共同出资。但是长期以来不完善的分税制和转移支付制度，导致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严重不对称，《预算法》又规定地方预算不准打赤字，不得发行地方公债，地方政府财力在保证履行其基本事权后所剩非常有限，不能支持如此大规模的资金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成立了地方融资平台公司，通过融资平台公司取得贷款资金，由政府给予担保或变相担保。虽然这种融资方式加快了地方经济发展，但却形成了地方政府大量或有显性债务。综上述，由于金融危机、不完善的分税制和转移支付制度造成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足，是地方政府面临的内部财政约束；《预算法》不准地方政府发债的规定，是其面临的外部财政约束。但同时地方政府又有强烈的资金支出需求，所以促使地方政府采取了财政机会主义行为，将显性债务隐性化、直接债务或有化。

（二）收付实现制的财政预算制度是财政机会主义产生的制度因素。

我国现行的财政预算制度是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这种政府会计制度以财政收入和支出是否已经收付为核算标准，凡是当期收到的预算收入均计作财政收入，凡是当期已经拨付的预算支出均计作财政支出，而当期由于政府行为（推迟支付、担保等）产生的隐性、或有债务并不记作支出，也不在预算之中反映。并且现行的收付实现制财政预算往往是年度预算，无法反映横跨多个年度甚至中长期的政府隐性、或有债务及其风险。不仅如此，收付实现制的预算编制方法仅记录现金流量，而不考虑负债的形成，或有债务的积累及因过去的承诺将会引发的未来成本。这种短期的以现金流而排除负债的预算管理在客观上助长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使本届政府在任期内通过人为操纵（推迟支付、担保或变相担保等）从表面上看做到了预算收支平衡，并能享受由此产生的收益，而将自己承诺的隐性、或有的财政成本转移给了下一届政府，这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政府隐性、或有债务及其风险的积累。目前，我国的预算管理是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财政收支管理，还没有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资产负债管理框架。我国现行的预算会计体系每年对外公布的预算报告只是对预算年度的财政收支情况做出了说明，并不能全面衡量政府的资产负债状况和评估财政风险状况。在这种管理方式下，或有负债长期得不到充分的披露和有效的监控，现已成为我国地方财政风险加剧的重要原因。

二、加强地方政府或有负债预算管理的措施

由于我国地方政府面临着大量的隐性及或有负债，必需拓宽财政风险管理的视野，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起一套处理或有负债的预算管理体制，以减少其给财政稳定性带来的冲击，促进地方经济健康发展。

（一）加快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强化财政预算管理。

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一方面应着重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建立与经济发展同步的地方财政稳定增长机制；另一方面应强化财政部门的统一管理职能，将与政府职能有关的一切费用和收入全部纳入财政预算内管理，并根据经济和税源的分布情况合理布局和健全税收征管机构，不断扩大财政收入规模和提高财政收入质量，为防范地方或有负债的形成提供稳定的财力支持。

（二）进一步完善中央对地方的财政体制。

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央政府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将本应由其承担的转轨成本和公共职能成本转嫁给了地方政府，同时又以分税制为依托大量上收地方政府的财权。但是，中央政府高度集权的行政体制又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强大的隐性担保，由此形成了大量的或有债务，以期再转嫁给中央政府。因此，需要尽快完善中央对地方的财政体制，防范地方政府新增或有债务的形成。首先，应科学界定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事权，按照受益范围和效率原则，宏观调控、收入再分配事权应划归中央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事权则按照受益范围分划给中央和地方；其次，中央政府应不断完善地方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税种，使地方政府拥有稳定的财源；再次，需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简化现行多种转移支付方式。对于地方政府因事权与税收不匹配形成的收支缺口，中央政府应以转移支付方式予以弥补，以期实现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相对称。

（三）在政府预算会计中引入权责发生制。

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形成，与收付实现制的政府会计制度导致地方政府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有很大关系。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制度不是以收入和支出的实际发生为确认标准，而是以一个预算年度内由政府行为所导致的权利和责任的形成作为确认标准。这种会计制度形成的资产负债表不仅能够反映政府在一个预算年度内因权利和责任形成的现金流入和现金支出，还能反映非现金资产成本和或有债务。将权责发生制下的政府资产负债表对外披露，有利于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进行审查和监督，防范新增或有债务的形成。我国政府预算会计中也应引入权责发生制，在此基础上，政府预算管理体制可以从目前的财政收支管理转向资产负债管理，而资产负债管理是监测政府债务风险特别是或有债务风险的重要分析工具。

（四）建立良好的地方政府或有负债信息披露机制。

政府预算管理论文篇2

关键词：预算绩效管理 绩效管理模式 推进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1-075-03

预算绩效管理不仅是当前财政部门的中心工作，也成为社会各界逐步关注的热门话题。支持者有之，怀疑者有之；探索者有之，观望者有之。本文从预算绩效管理的必要性、理论依据、模式选择、如何推进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研究，特别是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了适合国情的预算绩效管理模式。

一、我国预算绩效管理的历史演变及对“绩效预算”表述的更正

2003年，财政部出台了《中央级项目支出绩效考评管理办法》，明确了中央部门的项目支出绩效考核范围和具体考核措施，该办法适用范围较窄，仅限于中央部门的项目支出。2005年，财政部出台了《中央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考评管理办法》，适用范围不仅包括了项目支出，而且还包括了基本支出，比2003年的管理办法有了较大突破。2009年财政部出台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适用范围不仅包括中央部门，而且还包括地方各级财政及其预算单位，这也是首次以官方名义就绩效评价工作出台的规范性办法。2011年，财政部出台了《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意见》，绩效管理不再仅限于绩效评价，而是明确要将预算绩效管理贯穿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结果反馈等全过程，即“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运用”的有序循环。2012年财政部印发《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规划（2012-2015）》。2013年4月财政部又印发了《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从财政部推广情况来看，我国预算绩效管理先后经历了项目支出绩效考评—绩效评价管理—预算绩效管理三个阶段。

几乎与财政部同步，各地也就预算绩效管理进行了大胆探索。2001年湖北省恩施市选取了5家单位进行绩效评价试点，拉开了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试点工作的序幕。2004年8月广东省财政厅等部门联合制定了《关于印发{广东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试行方案}的通知》，这是较早在全省大力推进绩效评价工作的。此后，上海、湖南、河北等省市纷纷跟进。

从以上我国预算绩效管理的历史演变看，绩效评价和绩效预算这两个概念已不能涵盖目前工作实际内涵，绩效评价和绩效预算的提法已稍显落后于财政形势发展，特别是与财政部2011年以来出台的三个文件不相协调，准确地表述应是“预算绩效管理”。鉴于此，下文我们统一采用“预算绩效管理”这一概念，尽力回避绩效评价和绩效预算这一提法。

二、积极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切实提高财政理财水平的必要性

1.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加强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是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造“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有效举措，是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的有效手段。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对切实增强政府工作人员效率观念，建设绩效政府具有重要的意义。多年来，我国在传统政府治理框架以及投入控制型预算模式下，政府行政运作一直表现出低效率，甚至出现无效益、浪费等问题，由此引致的税负增加、财政低效益、管理落后和民众信任危机就成了我国推行绩效预算的直接动因。这一动因也决定了遏制政府开支迅猛增长的势头，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改善政府效能，进而提升公众满意度已经成为我国政府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标。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在我国的兴起既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治理模式变迁的需要，也是新公共管理思想在预算管理领域实践的必然。

2.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是完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的必然要求。截至目前，我国财政基本建立了以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支出绩效管理、财政监督和非税收入管理等六项制度为框架的财政管理体制，公共财政管理体制基本成型。但是，随着经济形势和财政事业的不断发展，一些制度亟待改革和完善。主要问题集中在如何科学分配和有效使用财政资金两个方面。在这两个方面，虽然我们也实行了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以及政府采购制度等等，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未能触及，这些问题归纳起来就是未能彻底实行预算绩效管理。近几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也多次提出要完善预算制度，推进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之后，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深化预算编制制度的改革，完善执行机制，加强审计监督，建立绩效评价体系等要求。党的十以来短短的一年时间，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不同场合、不同媒体也多次提出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求建立公共财政管理体制。而建立公共财政管理体制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就是全面实行预算绩效管理。

3.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是实现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重要保障，是提高财政资金分配科学性、公平性和财政资金使用有效性的最有效的手段。目前，我国财政管理离科学化、精细化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预算编制比较粗放，与政府部门履行责任目标联系不紧；预算执行缺乏预期科学导向，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和盲目性；项目资金监管松懈，资金使用效率不高；项目评价体系不完整，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脱节等。在财政支出分配方面缺乏科学合理的配置依据和标准、资金配置不规范、不透明；上下“博弈”、讨价还价；地区之间、部门之间、项目之间苦乐不均；资金短缺与资金浪费并存等。通过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将政府部门公共服务所需经费分解为可考核的绩效目标，结合上年绩效目标及绩效结果，编制合理的年度资金分配预算，从而实现财政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和公平性。通过设立政府支出绩效目标，并用来考核衡量政府主管部门业绩，从制度上建立起政府主管部门财政支出责任约束机制，有利于抑制政府部门之间普遍存在的争资金、上项目的需求冲动；有利于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打破政府部门支出利益格局，减少无效和低效支出。正如一位西方学者说过的那样，预算是政府的血液和生命，如果我们不说政府应该怎样做，而说政府预算应该怎样做，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出预算在政府治理中的作用。

4.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是对新时期反腐倡廉的有力支持。当前，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最初的“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到现在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表面看是反腐倡廉工作，实际上也是财政资金的绩效管理工作。财政资金管理好了，或者说我们对财政资金实行了绩效管理，那么奢侈浪费现象就会少得多，奢侈浪费现象少了，反腐倡廉工作就轻松得多。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对每个项目的财政资金实行了绩效管理，设定了绩效目标，那么纪检监察部门就可以按此线索，顺藤摸瓜，轻易地找出“老虎和苍蝇”。可以说，预算绩效管理与反腐倡廉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三、实行预算绩效管理的理论依据

任何实践活动都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或指引，作为财政改革的重头戏，预算绩效管理更需要强大的理论支撑。如果预算绩效管理缺乏必要的理论依据，就不会被部门所接受，那么该项改革就不会顺利推进。从现代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看，预算绩效管理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理论和新公共管理中的3E理论均为预算绩效管理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

公共产品理论是公共财政的基础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政府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由于公共产品受益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上非竞争性，所以在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中会出现效率大小的问题，甚至还会出现支出“越位”或“越权”的情况。基于此，公共产品理论认为应对公共支出实行绩效管理是和必要的。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部门（预算单位）是以追求预算规模最大化为目的，而与政府部门（预算单位）产出绩效大小是无关的。因此，对部门安排多大的预算规模，是否设置产出目标，就成为很有必要的问题。该理论与公共产品理论一并成为公共财政的两大基础理论之一。

委托理论认为财政资金属于公共资金，所有权属于纳税人，分配权在财政部门，使用权在各单位。这样，纳税人就成为委托人，财政部门成为人，纳税人委托财政部门用好管好财政资金。同时，财政部门与预算单位之间又形成一种关系。这样就形成两种委托关系。由于委托人与人之间信息的不对称，使得方侧重于投入而忽视产出及效果。因此，绩效管理显得很有必要。

新公共管理中的3E理论提出了“经济性（efficacy）、效率性（efficiency）和有效性（effectiveness）三者之间有机结合的公共支出绩效管理模式，该理论是公共支出绩效管理的理论基础和重要原则。该理论认为政府支出要讲求经济性，即节约性，争取较少的投入办成较大的事；政府支出也讲求效率，也就是注重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同时也关心公共支出预期目标与实现程度及实际的影响，如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和公众的满意程度等（即效果性）。3E理论不仅为预算绩效管理提供了理论指导，也提供了技术操作层面的指导。

从以上四项理论可以看出，实行预算绩效管理有多种理论支撑，这为我们大张旗鼓地宣传绩效预算管理，大胆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实行预算绩效管理的模式选择

现实很紧迫，理论很充分，那么在我国该如何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实行何种模式，如何选择突破口和切入点却是需要我们认真思索的。

从国外开展预算绩效管理模式看，主要有四种模式可供我们选择和借鉴。

1.美国模式。美国与1993年颁布了《政府绩效与结果法》，将政府支出绩效管理上升为法律范畴。模式可概括为“以公民为中心，以结果为导向，以市场为基础，国会立法，政府主导”。数十年来，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预算绩效管理，作为改革的核心工作加以推进。美国模式侧重于法制化。

2.英国模式。1983年英国颁布《国家审计法》，明确规定“可以对凡使用公共财产履行其职能的任何部门、领导或个人工作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进行检查。”英国模式侧重于绩效审计。

3.澳大利亚模式。澳大利亚于1997年以来，相继颁布《公共服务法案》、《财政管理与责任法案》和《审计长法》等一系列法案，进一步完善了政府部门的公共财政责任管理力度，使结果导向的政府部门绩效预算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澳大利亚模式侧重于将政府各部门的职能和事业与财政资金的供给范围和规模联系起来。

4.新西兰模式。新西兰于1989年开始相继颁布《公共财政法案》、《履用合同法案》和《公共财政责任法》，都不同程度地强化了政府各部门及其执行机构的公共财政支出责任及其绩效管理权限。执行部门要签订绩效协议。在绩效结果与下年度预算有机结合方面，新西兰是做得较好的一个。新西兰模式侧重于签订绩效协议。

以上四种模式各有特色，完全照搬任何一种模式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借鉴国外经验，结合国内实际，我们应选择的模式应该是这样的：第一，把预算绩效管理上升到法律范畴。借《预算法》修改的契机，应专门明确预算绩效管理的内容，将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主导部门、责任主体等予以确定。这样一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就有了法律依据，这也是上述四国模式都具备的一个显著特点。第二，借鉴新西兰的做法，政府与预算单位签订预算绩效管理协议，并将此项工作纳入政府目标考核体系。目前，各级政府与下属职能部门每年都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将职能部门的工作纳入到目标管理。将预算绩效管理这一事项纳入目标管理是可行的。第三，明确预算单位（部门）为绩效管理责任主体，对本单位的绩效管理工作负责。第四，将财政部门作为预算绩效管理的具体组织实施部门，牵头组织实施工作，在法律框架内，制定一系列具体的规范性制度，负责指导预算单位绩效管理工作，负责制定评价指标，负责考核预算单位实施情况。概括起来就是：人大立法（修订预算法），政府主导（签订绩效协议），部门执行（实施具体项目），财政考核（制定考核指标，组织考核评价）。

五、实行预算绩效管理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1.充分认识实行绩效预算的艰巨性。预算绩效管理虽然显得迫切和必要，但作为一项新生事物，还不一定完全被社会认同，实施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和阻力。需要我们给予高度的重视和认识。

（1）来自预算单位的阻力。预算绩效管理不仅是一次财政管理制度改革，而且还是一种政治变革。它首先将引起政府决策机制的根本性转变，要求政府在安排财政资金时，处处以效果为中心，彻底改变以“养人”为目的、以“办事”为假象的无效做法。如果没有这种转变，实行预算绩效管理就不可能。其次是实行绩效预算会削减一部分行政机构的开支，甚至有的长期人浮于事、职能和绩效不明显的行政机构将会有撤消的可能，因而必将损害这些部门的既得利益，自然会遇到来自有关部门的种种阻力。

（2）来自预算绩效管理本身的方法性问题。预算绩效管理的关键是效果，但效果不是目的，而是根据效果据此安排的预算。因此，预算绩效管理本身存在三个难点。一是如何确定政府各部门的绩效指标，并建立与之适应的考核体系。二是如何将部门的绩效指标与预算有机地结合起来。三是如何将部门预算的绩效化与部门之间的管理水平、服务水平共同提高结合起来。国外对这三个问题已有成功经验和做法，指标也制定得非常详细和具体。但这些对我们来说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尤其缺乏（下转第79页）（上接第76页）全国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指标。一些地方虽然探索性地做了一些工作，但这些指标是否可行、科学，还未能给予全面的对比分析和论证。这些困难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认识。

2.实行预算绩效管理的步骤。虽然实行预算绩效管理有一定的难度和阻力，但实行预算绩效管理所要做的前期性和协调性工作已经到位。特别是现在部门预算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得到各预算单位的认可，基本的方法已被掌握；预算内外资金基本上已纳入到预算中；政府采购和国库集中制度业已初步建立。虽然，预算绩效管理还未进入立法程序，但我们可以大胆尝试，靠实践来推动立法。我们应抓住当前财政形势发展的有利时机，把预算管理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试点”相结合的原则，同步推进。

（1）顶层设计。国家财政部负责制定预算绩效管理的规章制度，当务之急是制定考核评价指标，指导全国地方财政开展具体工作。虽然财政部已引发了《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财预2013[58]号），但这些共性指标太过宏观，对具体项目指导意义不大。我国政府部门较多，职能差别较大，各自的项目不完全相同，急需一部微观的具体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只有微观的考核体系，预算单位才能比照模仿，逐步推进。鉴于此，我们结合财政部《2013年预算科目》和部分省市绩效评价指标，草拟了《预算单位具体项目绩效评价考核指标体系》，作为本课题的附件，此处不再多叙。

（2）基层试点。具体步骤是有选择性地在部门或行业内进行预算绩效管理试点，然后再逐步推广到各部门，这应是实行预算绩效管理的稳妥做法。具体来说应采取三步走的做法：

首先，选择环卫、城建两部门先行试点。从国外及我国部分城市的做法来看，这方面已有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如青岛市，早在几年前，就对街道清扫服务这一项目实行了绩效管理，通过竞争招标方式，面向原环卫部门和社会上的清洁公司及个人，公开招标，最后承包给中标人负责。这些做法明显地降低了财政支出。对于这些成熟的经验，只要我们积极借鉴，是能够大力推开的。

第二，在环卫、城建部门试行成功的基础上，开始扩大第二批试点单位。这一批单位应是业绩可以衡量，具有量化的成果指标的事业单位或部门。主要有：教育、卫生、农业、林业、水利、体育等。

第三，在第二批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在所有预算部门全面推行预算绩效管理。

参考文献：

[1] 张雷宝.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绩效管理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2] 马国贤.中国公共支出与预算政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3] 张少春.政府公共支出绩效考评理论与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政府预算管理论文篇3

【关键词】 新绩效预算;基本特征;技术支持;适用性

新绩效预算是当前世界各国预算改革的最大热门。据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50多个国家已经采用了新绩效预算。我国许多地方财政部门对新绩效预算也表现出浓厚兴趣。那么,到底新绩效预算具有什么特征?新绩效预算需要什么技术支持?我国是否具备推行新绩效预算的条件?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新绩效预算的基本特征

世界银行专家沙利文认为,绩效预算是一种以目标为导向、以项目成本为衡量、以业绩评估为核心的一种预算体制,具体来说就是把资源分配的增加与绩效的提高紧密结合的预算系统。

表1“德克萨斯州酒精和药品滥用任务的新绩效预算” 是西方国家所推行的新绩效预算的典型实例。

从这一新绩效预算实例可见,新绩效预算至少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1.新绩效预算构建“目标结果产出预算”的逻辑关系,明确各项预算支出的绩效目标,有利于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益。传统预算招致最大的批评在于预算支出缺乏明确的目标与结果指标,导致公共资金使用效益低下。新绩效预算的逻辑起点是政府意欲实现的某一方面的公共利益目标,该目标实现需要由若干量化的公共服务结果加以支持,而公共服务结果的实现则需要政府部门提供若干公共服务产出,公共服务产出的提供需要公共资金的支持。由此可见,新绩效预算不仅阐述了传统预算所描述的“花了多少钱”、“钱花在何处”,而且更明确了纳税人最为关心的“政府花钱所产生的结果如何”问题。

2.新绩效预算是以“成本”作为预算分配、预算考核的基础。传统预算管理中预算分配、预算考核是以“支出”为基础。从会计专业角度而言,成本属于权责发生制信息,而支出属于现金收付制信息。客观地说,权责发生制与现金收付制各有千秋。但是权责发生制相较于现金收付制优点在于它更有利于分清各届政府、政府部门、政府项目、政府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绩效(现金收付制相较于权责发生制最大优点在于有利于预算执行控制)。权责发生制下的成本信息是通过成本归集、成本分配包括支出资本化与摊销、折旧等一系列较为科学的程序而生成的,更有利于界定实现绩效目标所耗费的代价。

3.新绩效预算是产出型预算。传统预算多属于投入型预算。顾名思义,产出型预算与投入型预算的最大差异在于预算管理的关注点不同:产出型预算的关注点是预算产出/结果,要求部门单位管理者按照绩效合同对预算产出/结果负责,不再继续管理、控制预算投入。投入型预算的关注点是预算投入,要求部门单位管理者按照法律法规以及预算的要求加强预算投入管理、控制,忽视对预算产出/结果管理。

投入型预算与产出型预算之间的差异在于对预算本质认识的不同:投入型预算的理论基础系费用论,即“政府部门办事花钱”——政府部门维持运转并办事需要花钱;产出型预算的理论基础系购买论,“政府花钱向政府部门购买公共服务结果”。所以,投入型预算主要是罗列政府部门运转、办事所要花费的费用项目如人员经费、办公经费、设备购置费等,并且尽量细化费用项目以便预算执行与预算考核。产出型预算主要是阐述政府意欲实现公共目标以及所要购买的公共服务结果并详细地说明这些结果的质量标准,其中包括这些公共服务的单位成本。

投入型预算有利于控制预算资金的使用,但是极易陷入一种“花了钱等于办了事”陷阱,无法掌握“花了钱到底事办得怎么样”。基于购买论的产出型预算下政府花钱向政府部门购买公共服务有着严格的“价廉物美”的要求,从而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益。

二、实行新绩效预算的技术支持

从新绩效预算的基本特征可见,实行新绩效预算至少需要以下四项技术支持:

(一)完善的部门项目支出绩效指标体系

新绩效预算首要特征在于为每一项目支出都设定明确的绩效指标并确定所要达到的水平。众所周知,政府组织目标具有多维性,至少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四个维度。这一性质决定了政府组织绩效评价相对于企业组织绩效评价更加复杂、更加困难。设计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的指标体系是政府绩效预算乃至政府绩效管理的首要问题也是首要难题。指标体系建设的主要问题包括:(1)用什么指标体系来衡量项目支出的效益;(2)多维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相对重要性(即权重);(3)到底什么是高水平或低水平(指标赋值)。

(二)全面的政府资产管理系统

新绩效预算的重要特征还在于以成本作为预算分配、预算考核的基础,而资产使用成本或折旧是政府部门完成绩效目标所耗费的重要成本之一。所以,西方国家在推行新绩效预算过程中通常配套地推行“政府部门缴纳办公室租金”政府资产管理做法,如美国联邦机构需要向美国总务署缴纳办公室租金,甚至一些国家如新西兰政府部门应当缴纳资本费(capital charge)。从政府整体而言,“政府部门缴纳办公室租金”做法并不影响政府运行成本,但是却对政府部门单位绩效管理包括绩效预算有着重要影响。

计算政府部门资产使用成本或折旧成本必须掌握政府部门在完成绩效目标过程中到底使用了哪些资产。所以,推行绩效预算需要全面的政府资产管理加以支持。

(三)基于权责发生制的政府成本会计系统

前已述及,新绩效预算以成本作为预算分配、预算考核的基础,而成本信息是权责发生制下政府会计系统所生成的信息。所以,推行新绩效预算需要进行政府会计配套改革尤其需要推行权责发生制改革、构建政府成本会计系统。传统观点认为政府部门不以盈利为目的,政府活动不计盈亏,政府会计不计提折旧,政府会计不必进行成本核算。时至今日这一观念已经严重落伍。为了支持政府绩效管理,国际政府会计中政府成本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会计最重大的发展。政府会计不计盈亏不能等同于政府会计不进行成本核算。以法国2006年推行的涵盖预算会计系统、财务会计系统、成本会计系统的中央政府会计体系为例,其成本会计系统就是采用项目预算,对每一项目进行严格的成本控制和绩效评价。

(四)强化的问责机制

新绩效预算应下放权力,给予部门单位管理者更大权力。政治学基本原则之一是“权力与责任相对等”。既然让部门单位管理者对预算产出/结果负责,那么管理者应当有权控制投入,包括人事权、资产购置、处置权等。如果新绩效预算下还像传统预算那样控制预算投入,同时又要求部门单位对绩效负责,显然不科学,也对部门单位管理者不公平。举例说明,既然要求部门单位管理者对绩效负责,那么部门单位管理者就有权自己选择雇佣效率高的雇员、解雇效率低的雇员,否则部门单位充斥“不干活又要捣蛋”的雇员同时又不能开除,部门单位管理者如何提高部门单位绩效呢?

同样基于“权力与责任相对等”,权力下放应当以强化的问责机制为基础。权力下放给部门单位管理者,部门单位管理者就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对部门单位产出/结果的绩效负责,奖优惩劣。赋予权力后,没有实现绩效目标或以权谋私,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减少薪酬直至解雇。下放权力而无问责机制,极有可能造成部门单位管理者以此图私利,从而引起公共部门管理混乱!

三、新绩效预算在我国的适用性

财政部对于新绩效预算在我国适用性的基本判断,从长远看是预算改革的方向,但目前做不到,因为还不具备推行绩效预算的条件。主要是现在还没有做到把政府的全部资源特别是公共资产方面的资源都纳入预算管理的范围,也未能准确地把握完成绩效目标需耗费的成本。

在新绩效预算风靡全球的背景下,笔者认为财政部这一判断非常理性。笔者也主张目前在我国暂不宜推行新绩效预算,主要理由是推行新绩效预算需一定的技术支持,尤其需要前文所提到的四项基础条件,而目前我们这四项条件要么不完善,要么不具备。

(一)我国预算支出绩效指标体系探索刚刚起步

我国暂不具备推行绩效预算不等于不讲求预算支出绩效。我国以绩效考评为突破口,探索科学、合理的预算绩效考评体系,为将来推进绩效预算改革夯实基础。如2005年财政部颁布《中央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考评管理办法》(财预[2005]86号文)用于统一规范、指导各类财政支出绩效考评。可见,目前我国刚刚开始探索科学、合理的预算支出绩效考评体系,其体系完善还任重道远。

(二)我国政府部门国有资产管理还非常薄弱

虽然2006年财政部以35号、36号部长令颁布了新《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和《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为各级财政部门规范管理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客观地说,目前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仍然非常薄弱。其中尤为突出的问题是历史上由于我国财权过于分散,行政事业单位除了财政预算内资金渠道可以形成资产,同时还有资产购置的其他资金渠道如预算外资金。这不仅造成目前财政部门难以掌握部门单位所占有、使用的全部资产,更衍生资产管理其他问题,如资产占有使用不公等等。这一状况直接造成财政部门难以准确地掌握部门单位在完成绩效目标过程中所耗费的代价,影响政府绩效管理工作的开展。

(三)我国政府会计尚无法核算成本

虽然我国早已开始酝酿政府会计权责发生制改革,但是权责发生制改革影响深刻,需稳步推进。所以,目前我国政府会计仍是以现金收付制为主要基础的预算会计。我国预算会计几乎没有进行成本核算,尚只能提供传统预算收支信息,难以提供新绩效预算所需的、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成本信息。甚至政府会计应当进行成本核算的观念还不为广大政府会计工作者所接受!这一政府会计现状也造成我国目前暂时难以推行新绩效预算。

(四)我国公共部门问责机制弱化

虽然近年来我国在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但是总体上我国公共部门问责机制还是较为弱化的。近年来审计署审计报告披露了大量我国公共部门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多数问题成为“屡审屡犯、屡犯屡审”的顽疾,一直难以根除,如部门“小金库”问题。这实际上就是我国公共部门问责机制包括财务问责机制弱化的重要表现。而问责机制弱化情况下权力下放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公共管理混乱,人事权下放则极有可能导致任人唯亲现象泛滥。但权力不下放就无法推行真正意义上的新绩效预算。

【参考文献】

[1] 陈工.政府预算与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2] 财政部.中央部门预算编制指南(2007)[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6:148-152;180-181.

[3] 刘用铨.构建我国政府成本会计[j].中国农业会计,2008(3):8-10.

政府预算管理论文篇4

关键词：预算会计；问题；对策；会计毕业论文

 

本文讨论和分析了我国现行预算会计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改革我国现行预算会计的对策措施。

1．我国现行预算会计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预算会计包括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从预算会计的适用范围看，相当于国外的政府会计。自1998年实施新的预算会计制度以来，我国的预算会计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以加强和规范财政管理为中心，在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编制部门预算、推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实行政府采购制度等。改革的实施使预算会计制度在核算内容上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原来的核算内容及核算方法已不能适应新的变化，迫切需要对预算会计制度进行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a.现行预算会计不能真实、完整地核算和反映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后出现的新业务；

b.现行预算会计不能为编制部门预算提供相关的会计信息；

c.现行预算会计不能全面、完整地揭示政府债务的真实信息；

近年来，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了大量的国债，我国还从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及外国政府借入了数量相当的外债，这些债务均为政府的现实负债，应当在财务会计报告中予以反映。但是，现行预算会计不能提供这方面的完整信息；

d.现行预算会计不能提供完整、透明的政府会计信息；

虽然我国的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各有一套会计报表，并提供汇总的会计报表，但各套报表自成体系、分别编报，无法通过汇总生成政府整体的合并资产负债表，没有一套能够完整地反映各级政府的资产、负债和净资产全貌的合并会计报表。现行预算会计虽然提供关于政府整体的预算报告（包括未来财政年度的预算收支报告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但由于许多类别的财政交易（例如政府基金和预算外交易）并未包括进来，这些报告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政府整体的预算报告。

现行预算会计不能适应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要求。近年来，我国财政投融资体制的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政府投融资主体多元化，随着私人部门介入公共领域，对政府部门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确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求实现与政府部门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另一方面要求政府部门提供充分的信息来对成本进行计价、核算和比较。现行预算会计不能适应wto及国际竞争的要求。中国的入世关键是政府的入世，经济全球化使政府变成了企业或使政府企业化，既然是企业，当然就要按企业规则办事，这样才能生存和发展，而企业会计核算确认基础是权责发生制，因此以收付实现制为核算基础的现行预算会计不能较好适应政府公共管理的要求，不能实现以绩效为导向的管理。

2．改革我国现行预算会计的对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公共财政框架的构筑以及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等改革的不断深入，现行预算会计的弊端和不足越发显现，必须对现行预算会计进行改革，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参照发达国家预算会计实践的成功经验，发展更为全面的预算会计。

2.1建立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预算会计新体系

我国的预算会计体系是预算管理服务的，预算管理体系决定了预算会计体系的群体构成。新预算会计改革基本保持了我国多年来行之有效的预算会计体系，只是在体系内部进行了局部的重新划分，这就是总预算会计、各级各类事业单位会计和行政单位会计和行政单位会计。这一体系，是我国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规范的预算舍弃模式和运行机制，它对于保护国家公共财产的安全完整，强化预算管理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现有的预算会计体系随着预算管理改革的不断深入已界定不够准确。我们应按照国际惯例，预算会计体系由政府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构成，其中政府会计由财政总预算会计和行政单位会计组成。因为，随着预算管理制度的改革，财政部门对财政支出资金实施全过程管理，财政总预算会计的临近对象已延伸到原来的单位预算会计，对单位预算会计的依赖减弱，财政支出就是实际的购买支出或转移支出。各行政单位由于它只是政府的组成部分，其所有的资金都是财政资金，都要通过国库单一账户收付，其资金活动已通过总预算会计反映。因此总预算会计和行政单位会计是总和分的关系。

2.2逐步转向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

权责发生制是使用者评价政府财政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必要手段，也是新公共管理体制下政府会计的改革方向，发达国家不同政府会计模式都不同程度地采纳了这一会计基础。根据权责发生制原则，收入只有在政府提供服务时才加以确认，而且在政府接受服务以后，就应该将相应的义务确认为当期费用，并将其作为债务列入资产负债表，这样，政府的财务报告就可以完整地反映政府的财政状况和运行成果；同样，权责发生制要求在资产负债表上确认所有的经济资源，如新西兰将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确认为资产，并确认了其折旧费用，这样就会使政府更加注意其对有关资产的管理和维护，更好地认识未来的短期债务、更好地管理基础设施、更有效地重新分配预算。我国预算会计会计基础应是渐进式转变，先事业单位会计后政府会计，先报告系统后预算系统，先个体后整体，先地方后中央。在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初期，我们可以考虑借鉴德法模式的修订的收付实现制，即首先确认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实现收入和支出在各个期间的平衡，明确政府当期的受托责任履行情况。

2.3改进完善政府会计信息体系

政府预算管理论文篇5

论文摘要：在市场经济国家，作为财政法之重要组成部分的预算法，其对于政府财政行为的有效约束、公共财政职能的充分发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我国，因现行预算法存在不少缺陷，导致其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故预算法的修改已被纳入了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但学术界就如何完善预算法却看法不一。我们认为，只有从预算法的理念出发，才能寻求到预算法修改与完善的整体思路。鉴此，本文从三个方面就预算法的理念与中国预算法的完善进行了深入探讨。 论文关键词：理念；预算法理念；预算法完善 【正文】 1994年3月22日，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算法》）。这对于强化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健全国家对预算的管理，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从近年来国家审计署审计报告披露的情况来看，预算违纪违法现象屡禁不止，致使预算应有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损害。究其原因，与现行预算法存在诸多缺陷不无关系。鉴此，修改预算法，以完善我国预算法律制度，就显得迫在眉睫。针对预算法的修改，学术界意见不完全一致，有所谓“大改”、“中改”和“小改”之说。我们认为，预算法的修改虽然涉及诸多方面，但最为主要的是其修改应当遵循什么样的理念。因为理念直接决定了预算法修改的整体思路以及相关具体内容的选择。以下本文拟从预算法的理念出发就我国预算法的完善作些探讨。 一、预算法的理念及其确立的必要性 人们的行为和实践均受一定理念的支配，有什么样的理念，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和实践。因此，理念在主客观的互动中起着主导作用，它集中反映了意识、思想、理论等意识形态之于经济基础和法律上层建筑的主观能动作用。［1］48 我们认为，理念作为一种思维活动或者方法，是指人们基于对客观世界或者事务的内在本质的理性认知。所谓法的理念，是指对法的应然规定性的、理性的、基本的认识和追求：从学术角度看，它是法及其适用的最高原理；从实践看，它是社会成员及立法、执法或司法者对待法的基本立场、态度、倾向和最高行为准则。［2］43依此，预算法的理念是指指导预算法制定及运用的最高法理，是对预算法的本质、原则及其发展规律的理性认知，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辨证统一。 就预算权的内涵而言，其包括预算编制权、审批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虽然预算权并不等同于行政权，但鉴于政府享有编制和执行预算等实质性的权力，故预算法的首要理念就是通过预算实现对政府财政收支权的有效控制，亦即预算控权。第一，从预算的产生来看，预算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控制政府财政收支权的过程。近现代政府预算制度最早产生于英国，英国政府预算制度的创建最初是始于征税权的易手。1215年，英王约翰被迫签署了《大宪章》。在《大宪章》中，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非赞同毋纳税”原则，剥夺了英王的部分税收权。14世纪初，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城市市民和广大农民起来反对封建君主横征暴敛，要求对国王的课税权进行一定限制。此后，新兴资产阶级力量进—步壮大，他们通过议会审查国家的财政收支，要求政府各项收支必须事先做计划，经议会审查通过，才能执行。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的财政权已受到议会的完全控制。到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议会还进一步规定皇室年俸由议会决定，国王的私人支出与政府的财政支出要区别开来，不得混淆。l689年通过的《权利法案》重申，不经议会批推王室政府不得强迫任何人纳税或作其他缴纳；还规定了征税收入和使用预算支出都必须经过议会批难，并采用按年分配收支，在年前做出收支计划。 英国的预算制度，从公元14世纪出现新兴资产阶级后，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到18世纪，才发展成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政府预算。［3］6－7到了现代，预算已经成为社会公众约束和监督政府财政活动的有效手段。第二，按照社会契约理论，国家是公民达成契约的结果。预算实际上是国民与政府之间就财政收支活动的范围和方向所形成的委托关系。政府本质上就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机构，承担着一种公共受托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预算权决不是公权机关的权力，相反却是人民之权利。而人民为了防止公权机关滥用预算权，自然有权依法对政府财政收支行为进行有效控制和监督。 法治国家保障民主、防止国家权力不被滥用的首要考虑就是能够对国家权力实施有效控制。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只有当以控权为本质特征的宪法能够被忠实遵守的时候，人民的基本权利才能够得到有效保障，社会经济才能得到繁荣和发展。现代民主宪政和法治国家的本质精神和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控制公共权力，防止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和经济的自由发展。这一功能首先是通过宪法确立并得到宪法保障的。［4］13但宪法作为一国根本大法，不可能对公权力的控制一一加以明确规定，相反只能通过在宪法之下的其他法律规范来实现。而预算法则是控制政府财政权的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古往今来，任何政权都必须掌握应有的财力，而不管主权者是通过非经济手段从社会取得，还是依靠自己雄厚的私产收入。一旦财政陷入困境，政权也就陷入危机之中。如果不能尽快克服财政困境，那离政权的覆亡也就不远了。反之，控制了财政收入与支出，也就控制了政府的命脉，从而具有了从根本上决定和约束政府活动的能力。西欧社会的市场化历程就充分地证明了这点。西方社会就是通过将政府财政纳入法律的有效约束之下，才确保了政府行为的法治化。［5］14 二、预算法理念下我国预算法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支出未完全纳入预算统一管理 为抵御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2008年11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了十项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为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国务院决定到2010年底投资4万亿元。2008年12月1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委员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关于同意财政部在预算批准前预拨项目支出资金的汇报。委员长会议同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之前，预拨一定比例的项目支出资金，在批准之后，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 上述举措对于积极应对金融危机不无意义，但与“先有预算后有支出，无预算不支出”之现代预算原则不相吻合。根据《预算法》第19条规定，4万亿元庞大的财政投资属于预算支出范畴，理应先行编制预算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批。而“委员长会议同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之前，预拨一定比例的项目支出资金”不仅无法律依据，而且这种“一揽子”授权之做法更是将财政支出直接排斥在预算审批监督之外。在这种情况下，何谈预算法的严肃性、权威性？预算又如何起到控制政府财政支出的作用？相反，美国政府于2008年9月提交的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却是获得参众两院通过并经美国总统布什签署《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后才正式生效。 （二）预算管理权限的划分存在缺陷 从《预算法》规定以及预算实践来看，政府集预算编制权与执行 权于一身。实际运作中，则由政府财政部门具体负责预算编制和执行工作。&nbs p; 我们认为，政府财政部门集预算编制权与执行权于一身的做法存在极大缺陷。第一，财政部门既负责预算执行，又负责预算编制的具体工作，不符合分权制衡原则，容易因权力过于集中而造成权力的滥用。第二，预算编制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工作，涉及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而预算由政府财政部门独家编制，难免因考虑欠周全而使得其不具有科学性。第三，财政部门集预算编制权与执行权于一身，有可能掩饰其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预算编制疏漏甚至失误。与此同时，基于政绩等方面的考虑，政府也有可能要求财政部门在编制预算时有意“保留”，为预算执行提供方便。 （三）预算审批流于形式 我国各级权力机关虽然依法享有预算审查批准权，但从实际运作来看，预算审批往往流于形式。人大代表每年开会审批预算实际上就是“认真走过场，被动搞形式”。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预算草案过于粗略且缺乏比较详细的说明资料，故人大很难对其进行深入审查；第二，预算审查的专业性、技术性、政策性比较强，但人大特别是地方人大缺少这方面的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第三，预算审查的时间过短，如200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期13天半，而预算审查的时间不到一周，要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对预算草案的实质审查往往不太现实；第四，由于《预算法》第54条与第53条规定不协调，使得财政超收收入往往由政府自行支配，使得预算审查、预算约束形同虚设。 （四）预算执行随意性过大 预算执行随意性过大主要表现为：第一，预算调整频繁。《预算法》实施以来，地方政府对预算的调整比较频繁，但调整很少报人大常委会审批。第二，预算科目之间的资金调剂过于随意，挤占、挪用预算资金等问题比较突出。第三，预算执行率低，预算与决算往往有很大差距，破坏了人大批准的预算的严肃性，也使得政府预算支出过于随意且难以受到应有控制。如自2000年以来，我国连续4年每年预算执行情况的实际收入结果，均大幅度超过经由立法机构审议批准的预算法案的收入规模。从增长幅度的比较来看，最少的年份也是年初预算增幅的1.75倍，最高的年份达到年初预算增幅的2.15倍。［6］12 预算执行随意性较大，与现行预算法不完善不无关系。例如，我国预算年度采用的是历年制，即从每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政府新年度的财政活动从公历年初就已经开始，但我国新年度的各级政府预算草案却要等到3月份前后召开的各级人代会通过以后才能上升为法律性文件。这就意味着在我国每一个预算年度中，有三个月时间政府进行财政活动没有法律依据，即出现了“法律空档”。这一问题大大降低了我国政府预算的法定性程度，从而助长了各级政府“先斩后奏”的支出冲动，并为随意支出提供了机会。［7］47再比如，从《预算法》第53条规定来看，预算调整的前提之一是预算执行中因特殊情况需要增加收入或减少支出，但何谓“特殊情况”？哪些特殊情况需要通过调整预算来解决？哪些需要通过动用“特殊用途”的预备费来解决？不少地方认为，如果既增收又增支，但收支维持平衡的话，政府就可以对这部分收入的使用作出决定，而不必向人大提交预算调整方案。这就有可能造成年初编制收入预算时留有较大余地，以免出现超支和赤字，执行中尽量多收，多收的政府可以自由安排，不受约束，从而使得人大审批预算失去意义。 （五）预算监督乏力 目前人大预算监督存在不少问题，如监督动力不足，很多代表认为，预算早晚是要调整的，更何况还有同级党委在对预算安排和执行过程进行把关，人大审查年初预算无非是过过场而已，导致不少人大代表对预算监督的热情不足、积极性不高；由于人大、政府在利益上的耦合性、预算计划的不确定性和法律责任的不明确性等，人大机关对预算监督的内在动力和主动性不足。不愿监督，怕监督多了，影响相互团结；不敢监督，怕监督多了，影响自身利益 ；不想监督，怕监督多了，影响领导政绩。又比如专业素质不高。财政预算以及财政预算监督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但目前地方人大代表的参政、议政、督政能力有待增强，对预算监督的有关法律、法规掌握有限，懂财政专业知识的代表少。有的代表对财政预算的安排如雾里看花，财政总收入和地方财力是如何计算的，支出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安排多少才合适，有什么遗漏，明年有哪些收入增支因素等问题，搞不懂，说不清，不会问，不敢问。对自己有关的预算部分关注多，全面关注少。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财政预算监督的效果和质量。［8］32 预算监督乏力，除人大自身原因外，与预算法有关预算监督规定不完善不无关系。预算法未就预算监督的主体、原则、范围、内容、程序等做出详细规定。而涉及预算法律责任的条款仅有三条，面对预算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往往难以进行责任的追究。 三、预算法理念下我国预算法完善的对策建议 （一）贯彻“先有预算后有支出、没有预算不支出”之预算法原则 “政府花钱，议会审批”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做法。在我国，政府任何财政支出都必须贯彻“先有预算后有支出、没有预算不支出”之预算法原则，亦即政府财政支出必需首先编制预算方案并报经权力机关批准。唯此，才能真正发挥预算对政府财政收支权的控制作用。“钱包权力是一切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预算决定着政府活动的范围与方式，是一切政府行为的起点，谁控制了预算，谁就控制了政府。反过来，在预算方面不受控制的政府，必然是专制的政府和不负责任的政府。75汉密尔顿也曾经指出：“确保议会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的工具中，掌握财政预算的权力被认为是最完善和最有效的武器，任何宪法利用这种武器，就能把人民的直接代表武装起来，纠正一切偏差，实行一切正当有益的措施”。 264 （二）建立预算编制与执行相分离的预算管理体制 按照公共选择理论，政府财政预算过程也是一个公共决策过程。政府预算决策的对象是对公共偏好的选择。如何分配政府预算权力，达到财政资源的有效、公平的使用，实现权力机关之间的相互制衡，是政府预算管理和监督的主要内容。［11］103为解决预算权过分集中而引发的问题，一些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分权制衡的机制。如美国预算管理职能由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分享，即预算编制和执行职能在行政部门，而预算审批和事后审计职能则在立法部门。国家经济委员会和总统预算办公室（OMB）负责美国联邦政府预算的编制；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则协助国会审查和批准预算，而预算收入立法则主要由两院筹款委员会负责，并起草税法经国会批准后执行；财政部负责具体执行预算；预算的监督则由国会中的会计总署负责。这样，预算的编制、执行和监督就分别由不同的机构负责，这些机构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密切配合，保证了预算管理体系的高效运转。［12］14－15 在我国，有的认为，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建立“三权”分离的预算制衡机制。根据我国具体的政治体制，改革预算管理体制的关 键是要在人大与政府之间、政府财政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财政部门内部之间重新配置预算管理权限，形成一种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三权”分离的新的预算管理制衡机制，即：将现行财政部预算司及其他部委有部分预算职能的部门统一起来，组建一个新型的专职预算编制机构——国务院直属的或直接对国家主席或总理负责的预算办公室 ，并且通过法律授予其集中、明确、有效的预算编制权限，为预算编制提供组织和法律保证，以该机构的权威性来克服现今许多调整各方利益的财政改革措施一出台就受阻的制度安排缺失；财政部具体负责预算和公共支出的执行以及相应财税政策等宏观调控的职能，发改委及其他履行预算职能的单位将按照原来各自专司的领域和管辖范围行使其职能；预算监督机构的构成为“一体两翼”：形成以人大机构为核心，财政部内部监督局和审计部门为主体的职责细化的多层次监督体系。［13］51有的主张，在国务院成立正部级的行政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在各预算部门亦成立编制办公室（但不一定非得司局级），在总理、部长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14］88 为建立分权制衡的预算管理体制，我们认为，有必要设置直接向国务院负责的独立的预算编制机构，实现预算编制权与执行权的分离。与此同时，为了实现预算编制的民主、科学，可以考虑将该预算编制机构确定为预算编制委员会，由财政、发改委等政府部门以及专家学者共同组成。唯此，预算制度不但对财政具有严密的控制，且形成为指导、监督及批评一切行政活动的最有效工具，以法律程序保证政府收支不偏离纳税人利益，并用法律保障私人财产权不受政府权力扩张的侵害。［15］3 （三）建立临时预算制度 为解决我国预算编制因采取历年制而出现“法律空档”，不少学者建议采用跨年制。我们认为，如果采取跨年制，将会涉及国民经济统计、会计年度、纳税年度等诸多方面的调整，成本也会因此大幅度增加。故跨年制不符合我国实际。相反，我国应该适当借鉴部分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编制“临时预算”来作为正式预算通过的代“政府预算”。“临时预算”也是由各级政府进行编制，但必须在新预算年度开始前三个月左右（即每年的10月份前后）提交给各级人大常委会审议直至通过，经过审批的“临时预算”具有与正式预算一样的法律效力，并在新预算年度开始后予以执行，用以规范和监督政府在“空档期”的财政收支行为，待正式预算草案在3月份前后获得各级人代会审议通过后，“临时预算”便自动失效。[16]28在日本，如果进入新预算年度（日本财政年度为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后，预算仍未获国会批准，则要编制临时预算提交国会审批，方可开支。[17] 53 （四）建立社会公众参与的民主预算审查制度 预算作为公共权力配置资源的规则，是公共财政运作的控制和组织系统，是代议制政治的基础，其价值核心是民主财政。[18]45而充分发挥社会公众在预算审查中的作用，不仅是民主财政的要求，也是实现预算科学性之现实需要。如巴西、阿根廷、秘鲁等相继建立了参与式预算制度。秘鲁还制订了《国家参与式预算法》。在我国，一些地方也开始了参与式预算的试点。浙江温岭市新河镇2006年3月6日至 9日召开预算民主恳谈会，镇人大代表和其他公民通过民主恳谈的方式参与镇政府预算方案的讨论和审议，并以人大代表提出“预算修改议案”的途径，经镇人代会的法定程序，修改、通过了镇政府的“2006年财政预算报告”。从预算民主恳谈的整个过程和结果看，基层的参与式公共预算的试验，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19］可以说，参与式预算唤醒了百姓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为民意的充分表达提供了平台。但基层推行的参与式预算毕竟源于各地的预算实践且做法不尽相同，因此，在修改《预算法》时，有必要将公众参与原则写进该法，并就参与式预算加以明确规定。与此同时，改变过去将预算草案当作“保密文件”的做法，相反，应当通过媒体依法将预算草案向社会公开，主动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 （五）建立预算实质审查制度 为实现对预算的实质审查，建议：一是在预算大类、款的基础上，细化预算科目，设立分项目、分部门的数据并附以必要的文字说明材料。细化预算是人大对预算进行实质审查的前提和基础。二是鉴于延长人大预算审查时间不 太现实，建议扩大初审的主体，赋予人大有关专门机构提前介入对预算草案的初步审查权。三是赋予人大以预算案修正权。所谓预算案修正权，是指有权机关或人员按法定程序对本级政府提交的进入审议程序的预算草案要求进行修改的权利。赋予人大以预算案修正权，则可以实现对公共支出的有效控制和监督，也是实现人大预算审查监督由程序审查转向实质审查的重要举措。四是建立单向表决制度。人大代表在审议政府预算时，常常会陷入这样的尴尬：政府提出的整体预算中，有一部分项目预算是合情合理的，但也有一部分项目预算是不合理的。但由于预算审议投票采取整体的、一揽子表决，一些人大代表便左右犯难——若投赞成票，无疑意味着自己不赞同的项目预算将会搭便车通过；若投反对票，又意味着自己赞同的项目预算会受到牵连。在整体表决模式下，很多人大代表投出的票，不管赞成还是反对，都未能充分体现自己的本来意见，亦即未能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20]15鉴此，建立预算单向表决制度就显得尤为必要。五是建立预算听证制度。实行预算听证是不少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做法。如美国《国会的预算与财政管理》对听证会和有关的报告作了具体规定：在为各个财政年度提出预算共同议案时，参众两院的预算委员会应当举行听证会，并应听取国会议员、以及联邦政府部门和机构、公众人士和全国性组织的预算委员会认为适当的代表的证词。美国联邦政府，每年至少有四个预算听证会。[21]14在我国，不少地方先后推行了预算听证的做法，但大多是由政府财政部门组织。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12月9日下午，上海市闵行区人大常委会组织了一次2009年财政预算初审听证会，针对2009年闵行区财政预算中的项目听取人大代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这次预算听证会采取人大主导并面向全社会公开的形式，在国内首开先河。六是建立预算审批程序中的辩论制度。因为立法和重大事项的决定，要把社会各种意见和利益反映表达出来，社会上的各种意见和利益就集中表现在代表的观点之中。这些不同观点，只有通过辩论才能摆明利弊。辩论制度也有利于促使双方调查研究，广泛听取人民的意见，为自己的观点进行科学论证，从而为立法和决定问题增强科学性和民主性。[22] 454 （六）加强对预算执行的监督 为加强对预算执行的监督，建议：一是加强对政府预算执行的监督。具体来说：第一，对预算超收收入使用的监督。目前，中央每年预算超收收入数额不小，地方预算超收收入占预算的比重更大。对预算超收收入使用管理、监督不严，容易造成预算的随意性，也容易滋生腐败。对超收收入使用的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仅仅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要及时向财经委员会和预算工作委员会通报情况，国务院应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作预计超收收入安排使用情况的报告”是不够的。在修改《预算法》时，建议明确规定超收收入的使用必须报经各级人大常委 会批准，且对其使用的范围加以限制。加强对预算调整的监督。在修改《预算法》时，建议具体界定预算调整中的“特殊情况”及特殊情况中的“紧急情况”，规定紧急情况下批准预算调整的特别程序。（3）加强对不同预算科目之间资金调剂的监督。亦即严格控制不同预算科目之间的资金调剂，各部门、各单位的预算支出应当按照预算科目进行。预算安排的农业、教育、科技、社会保障资金的调减，须经人大常务委员会审批。二是调整审计管理体制。按照现行审计机制，审计机关无法摆脱业务工作的局限性，在对预算审计过程中，审计实际上并没有实质性地涉及政府与政府首长的财政责任和行为，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那 些与政府或政府首长有直接关系的问题难免得以掩盖，就是对预算执行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也难以对外都披露。由于许多问题是属政府行为，审计机关也无可奈何，结果是老问题不断重复出现。审计建议难以被重视，既无济于事，又影响审计人员工作积极性。每年的“同级审”所提出的审计工作报告在提交人大前均须经政府审阅把关，披露问题属“自我检查”，对问题披露的深度和解决问题的力度都是有限的，也就影响和削弱了审计的独立性、权威性和客观性。[23] 9为解决上述问题，建议改革目前的审计管理体制，将审计机关隶属于政府改为直接隶属于各级人大常委会。中央审计机关隶属于议会的立法型审计设置是确保审计高度独立性的一种普遍模式，如美国国会设立审计署对政府预算收支及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并向国会负责，担负着“牧羊犬”的重任。[24] 25 （七）完善预算法律责任 就如何完善预算法律责任，有的认为，我国修订预算法对预算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条款应作一定规定但不宜太多。因为从理论上分析，国家预算的决策者和资金来源者是分离的，是受托人替他人作决策，是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是一种义务和责任，因而具有可归责性、可受惩罚性；但另一方面，预算决策尤其是预算编制决策（含审议通过）是集体决策，且预算过程中具有多元的利益主体及偏好、高度开放的外部环境压力和多制约性，形成预算的诸多因素处于预算决策者自身控制之外，因而使预算违法行为又具有难归责性、难受惩罚性。尤其是在预算职权界定不清、程序规定不够明确的情况下就更是这样。而从预算实践考察，预算违法行为多发生于预算执行中，而执行中的违法行为在我国的《会计法》、《审计法》、《国库管理条例》甚至《刑法》中都有相关规定，现行的主要问题不是预算法有没有规定的问题，而是执行不力问题、是执法理念问题。否则，纵令增加许多法律责任条款，也只能是形同具文。［25］91－92 上述观点是否妥当，值得商榷。诚然，预算决策很多是集体决策，但不能以集体决策为由逃避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否则，预算法的刚性、权威性就会荡然无存。从国外来看，因为预算不获通过而导致内阁垮台或政府不能正常运作的事件经常发生。在我国，如果预算案多次不获通过，是否也应当有人对此负责呢？至于预算执行中出现的违法行为，虽然相关的法律作了一些规定，也确实存在执行不力的问题，但毋庸讳言的是，现行预算法责任不明不能不是预算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尤其是《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对一些预算违法行为仅仅规定了行政处分，就显得责任过轻。我们认为，预算法律责任制度的完善，一是研究确立预算案不获通过情况下的宪政责任。宪政的目的就是要使政府的权力与责任相对应，这种权力必须为被统治者所授予，而授予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政府能够向被统治者负责。在宪政原则下，无条件的权力（无论是王权还是“多数人权力”）没有合法性。［26］15预算案不获通过情况下的责任，我们认为，或者由政府主动承担，如主动提出辞职；或者由国家权力机关依法罢免相应人员的职务。二是修改预算法时，对预算实践中出现的各种违法行为加以列举规定，并设置具体的行政法律责任条款。 【注释】 ［1］［3］史际春，李青山.论经济法的理念［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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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预算管理论文篇6

【摘 要】本文以政府预算制度的起源、发展为研究背景，指出政府预算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本文从我国政府预算的改革时代背景、改革内容、改革成果以及改革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出发，以政府预算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为核心内容，指出当前政府预算中的问题是“政府越位”和“政府缺位”，而其本质是政府预算约束的软化，对此提出构建公共财政的畅想及具体措施。

【关键词】政府预算 政府缺位 政府越位 公共财政

一、政府预算在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意义

政府预算制度起源于英国。阿伦·威尔达夫斯基在《预算过程中的新政治学》中首次指出了政府预算的政治性，他认为政府预算所研究的问题是“社会如何进行组织协调以决定政府及其各层级、政府和私人活动的相对主导地位，以期实现社会整体的和谐全面发展，具体运作过程中，还将涉及到谁获利，谁损失，谁受益，谁支付等细节问题。”我认为政府预算收入的政治性是财政性资金在各级政府及其所属范围内的分配，体现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集权与分权关系。而政府预算支出的政治性是在市场失灵的范围内配置资源，提供社会公共物品，实现社会的协调、平衡发展。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政府预算这种经济手段解决社会和谐发展中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冲突。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预算的政治性应该是力争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了财政预算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应当发挥的重要作用：“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加大财政在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建设、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投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6年会”上，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提出“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论点，这从某种程度上也指出了政府预算的作用：一方面，要通过政府预算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要通过预算约束保证社会和谐，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二、政府预算与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的现状分析

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发展已取得可喜佳绩，但在社会和谐中还有诸多问题。比如，人与自然方面，环保投入的预算约束力度不够，太湖蓝藻事件使百亿治污蓝藻投入演化为蓝藻寓言，百亿投入太湖治污16年功败垂成；全国七大水系两个重度污染问题；政府采购强制选用节能降耗产品等等。又如，人与社会方面，温家宝总理讲，社保资金是高压线，任何人无权挪用，而上海挪用事件；公款吃喝玩乐屡禁不止，各种会议泛滥成灾，政府兴建的各种培训中心、会议中心、疗养中心及其附属的宾馆饭店多如牛毛，这都已成为我国财政资金的一个巨大漏洞。此外，建设领域的浪费也不容忽视，各地项目单位基建概算编制中高估冒算现象严重，尤其是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带来的损失浪费更是惊人……仅公车一项的消耗我国每年已超过2000亿（北京晚报07年6月11日19版报道）。

以上问题，从政府预算角度看，实际上就是没有“管住政府的手”，没有界定好政府的作用以及作用范围，可以归纳为两种表现：政府的缺位和越位。政府的缺位就政府在其资源配置的有效区域供给不足，政府该管的、本属于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没有管或没有管好；政府的越位与政府缺位对应，即政府向资源市场配置的有效区域延伸过多，也就是财政管了不该管的、不属于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

政府预算的越位和缺位就是在资源上的市场配置和政府配置的错位，其实质是政府预算约束的软化。政府预算约束软化的主要原因有：（1）预算理念落后。传统预算理念认为，政府预算只是通过公共选择这种非市场机制来完成资源配置的一种资源配置过程。强调预算资金的投入、分配、使用而较为忽视预算资金的使用结果，导致财政资金的乱投资和重复投资，甚至有些政府领导在决策时只管眼前政绩不顾长远利益，只管局部佳绩不顾整体利益。（2）预算年度不合理，预算执行控制不严。现行《预算法》第十条规定：“预算年度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而各级人大通常在当年的三月份审议通过预算，在此前的一段时间内，政府开支完全不受预算的制约，许多资金是按上年度支出水平进行预拨，有一些专项支出甚至当年难以完成,只能结转到下一年度执行。此外，政府对于执行预算的态度很不严肃，常常“严预算，宽追加”。（3）事权不明确。事权不明确就是各财政主体的责权利关系不明确，主要表现在四个层次上：第一层次是国家与市场的事权不明确。政府在市场有效的领域没有很好地退出，在市场失效的领域不能准确及时介入。第二层次是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不明确。西方财政理论认为全国受益的公共产品应由中央政府提供，地方受益的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提供，由此而确定双方的职能范围和事权界限。而我国由于受益的多重性和交叉性，目前尚没有一个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的准则，使得我国长期以来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比重严重不匹配。第三层次是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事权不明确。根据“受益原则”，谁受益谁掏钱，收支对应、事权财权对应。而我国目前的分税制实际上只分了中央与省级，省以下还是“分成制”，分税制还要继续下延，以建立完整的地方体系。下延到哪一级要在事权明确的基础上再根据有利于税法统一、便于税收征管等原则确定。第四层次是财政机构之间的事权不明确。在我国，庞大的财政组织体系内职能和事权范围尚未合理界定。（4）财政资金管理体制和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①我国财政收入的主导部分是税收收入，而税务部门看重取得收入多寡而忽视其取得成本，忽视对财政资金的追踪问效；②对财政资金支出的方向、结构控制不严，大量的重复与无效投入并存，浪费严重；③另外资金下拨环节较多，资金被截流、挤占、挪用现象严重，极易滋生腐败；④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形式除了专项补助外，其他都是无条件财政转移支付，中央政府对如何使用转移支付资金没有明确的规定，其使用权完全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这样，地方政府处于简单的收入接受者的地位，在资金的使用上往往不关心支出的方向、数量和效率，无效投入和浪费严重，同时中央政府也无法实现通过转移支付制度实施国家产业政策和调节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目的。

三、完善政府预算，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1.界定政府预算功能，增强政府预算功能实现的可操作性

王玮同志在《政府预算改革：我国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关键》一文中指出“从根本上看政府预算制度就是市场对政府活动进行约束和限制的基本途径”。回顾我国经历的1980年、1985年、1988年和1994年四次重大政府预算收入改革及1998年底中央正式提出以建立公共财政为财政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政府预算支出管理，到近些年的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部门预算以及2007年7月起中央预算单位公务消费试点刷卡的启动可以看出，我国政府预算理念从重收入的传统预算管理理念正逐步向重支出及产出（效益）的现代预算理念转变，但政府预算制度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发挥作用、如何发挥以及发挥作用的时效性还研究不够。对此，一方面，应在加大理论研究力度的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向其他国家学习有关经验，在政府预算功能实现的可操作性上努力，以期尽快实现我国政府预算改革的目标，发挥政府预算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强立法，尽可能明确事权，在市场有效的领域让政府彻底退出，同时，下放事权，地方政府能够管好的中央政府就要放权，部门能够管好的中央政府也要放权，将中央政府的事权重新界定为管理者，而非实施者。

2.建立公共财政，强化政府预算约束的主体意识

从近期政府预算各项支出及总支出可以看出，当前政府已经注意到重点建设及投资的领域。然而，目前依然有社会保障不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等等问题的出现，对此，我认为政府投入倾斜是一种政策保障，而解决问题的关键还要看投资效果及效益，因此，需要建立良好的监督机制。政府预算收入和支出的联结点是编制预算的收支平衡总原则，收入决定支出，而政府预算收入的主导部分是税收收入，那么纳税人来监督、约束政府预算应是理所当然的事。由此可见，建立公共财政、阳光财政增强政府预算的透明度，增强纳税人监督财政预算的主体意识，由纳税人通过对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合意度来评价、约束政府行为是当前解决政府预算约束软化的根本途径。

3.通过滚动预算编制方法，改变预算年度，采取标准周期预算管理

要使政府预算真正起到“预”算的作用，至少要实行以下两种改革方案中的一种：或者改变预算年度的起始时间，从日历年度的7月1日起到第二年的6月30日；或者改变各级人大的会期，从每年春季改到秋季，提前审议通过下一年度的政府预算。而且，要把预算通过后的“预算一年”提前到预算通过前，事先制定出各单位分项目的预算，再将详尽的单位预算汇总成政府预算提交人大审议通过。

预算管理周期从时间上划分为三个阶段：（1）“预算编制阶段”。从每一预算年度前一年的年初开始至次年年末，编制预算期限为12个月，以季度滚动，主要任务是对上年预算执行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和绩效评价，结合本年度预算执行情况，测算下一年度预算收支规模和增长速度，据此编制下一个预算期的预算。（2）“预算执行与调整阶段”。从每一预算年度的年初至年末，历时12个月，主要任务为组织执行本年度预算、分析执行情况并办理调整变更手续。（3）“财政决算阶段”。从每一预算年度终了后的下一年初开始至六月末结束，期限为6个月，主要任务是组织编制决算草案，按规定程序报批，并在决算基础上对预算执行结果进行分析和总结，作为编制下一年度预算的依据。因此，我认为在同一预算年度内，通过滚动预算编制方法，使得不同预算管理周期的三个阶段同时并存，动态观测预算执行情况，适时调整预算，使追加预算、核减预算有所依据，从而增强预算执行的严肃性。

4.加强管理，强化预算约束

首先，完善公共支出预算执行中的控制监督。要逐步建立起立法部门、财政部门、审计部门、主管部门和各单位内部不同层次的控制监督体系和监督制度。其次，加强预算执行情况的信息反馈，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主要包括：各单位要按规定定期向主管部门报送本单位预算执行的报表和详细的文字说明材料；各单位要按照本级政府财政部门规定的期限，向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报送本部门预算执行情况的报表和详细的文字说明材料；财政部门要每月向本级和上一级财政部门报告预算执行情况：各级政府要在每一预算年度内至少两次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报告本级总预算的执行情况。

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财政，和谐财政离不开政府预算。可见，政府预算问题决不仅仅是个无关紧要的数字汇总问题，而是关系到民主制度是否名副其实的大问题。没有预算的政府是“看不见的政府”，而“看不见的政府”必然是“不负责任的政府”。因此，政府预算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把“看不见的政府”变为“看得见的政府”。“看得见”，民众才有可能对它进行监督。而建立公共财政增强政府预算的透明度，是民众监督政府预算行之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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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预算管理论文篇7

2.合理划分地方各级政府的预算管理职权，理顺税收征管体制。《预算法》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预算管理职权，但对上下级政府和上下级财政部门之间的预算管理职权，划分不够具体、明确。在实际工作中，财政与税务、政府和人大四方面的关系没有理顺。上级政府和上级财政对预算的干预很大。因此，在《预算法》中应补充和完善有关明确、具体划分上下级政府和上下级财政部门之间的预算管理职权的条款。上级政府的财政、税务部门不宜对下级政府下达指令性的财政税收任务指标，应让各级预算根据本地当年的实际情况自主安排本级范围内的财政收支，做到统筹兼顾，保证重点，合理安排；严格依法履行职权，各收各的税，各理各的财，各管各的事，真正实现地方政府在责、权、利上的统一，发挥地方政府在组织财政收入中的主导作用，最大限度地调动地方政府当家理财、增收节支的积极性。

3.对预算的编制、执行、监督进行规范，增强预算法的权威性。《预算法》中对预算的编制、执行、监督等三个方面规定过于笼统，与当前改革形势存在相当差距。发达国家的预算一经国会通过，即具有法律效力，任何部门和单位都无条件执行，而且还要把它公布于众，接受各方面的监督。因此，预算是具有公开性及透明性的。这就要求预算的编制、执行、监督相分离，对其每个方面都要有相对具体和规范的措施。比如，《预算法》中应将预算编制的时间，提前并延长预算编制的期限，预算草案要按部门预算编制；规范预算支出安排的顺序及原则；充实审查监督条款，推进各级人大对政府预算和决算由程序性向实质性转变。

二、逐步建立公平、透明、规范、高效的预算编制运作机制，提高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益是体现预算管理法治化的前提条件

（一）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政府工作的重点应及早确定和下达

目前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一般都是在每年三月份全国人大会议上才能确定，这就给编制预算带来了困难。因为只有较准确地确定了下年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及各产业的增加值的发展情况，才能据此确定下年的财政收入；只有确定了财政收入，才能合理地安排财政支出。也就是说，只有确定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才能较准确地编制财政预算。另外，财政是为政府中心工作服务的，政府的工作重点都需要在预算中加以体现。而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都是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和人大会议以后，才陆续形成，这同样给编制预算带来困难。所以，早编、细化预算必须要有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与配合，政府应该尽早地公布下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尽早地确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

预算编制的指导方针，是在宏观经济预测和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澳大利亚内阁有“联合经济预测小组”以及“收入和支出分析小组”，他们是由专家和综合部门负责人组成的，负责宏观预测和政策方针的制定工作。我国也应建立一个专门的组织，这个组织由专家、技术官员和政治家组成，在吸收社会各界人士观点的基础上，以国民经济计划及政府的工作重点为指导，形成一份年度的政治经济形势判断报告，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财政部门提出的指导所有政府部门编制预算请求的纲要。其应该在各级预算编制之前，及早下达。

目前我国政府预算中，中央下达的当年预算收支指标比如转移支付、补助收入等指标较晚，地方要等这些指标下达后，再编制这部分配套的预算，虽然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可以留有余地，但这种人为地造成预算的空缺，直接影响了预算严肃性和法治性。

（二）在预算编制过程中要分类制定定额，真正地实施好定员定额管理

实行经费“定员定额”管理办法，实际上就是在编制预算时按照单位的定编数和人均经费标准核定预算，要求财政部门准确地掌握各单位的定员编制和制定合理的定额标准。但财政部门虽掌握人员编制数，也有支出标准，却不尽科学合理。其主要问题是：人员管理粗放，不能及时掌握各单位人员变化情况，人员和经费不能实行动态管理，因而制定出的定额标准与单位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定额标准缺乏科学合理性，定额标准的高低不是按照单位的职能进行确定，造成部门之间苦乐不均，相互攀比，形成管理上的被动。目前，我国制定定员定额标准程序和方法是：定额标准是根据财力可能，结合部门的工作量、占有资源、实际支出状况及部门分类，以人或实物为测算对象制定的。首先测算出各类部门的单项基准支出，在单项基准支出的基础上，确定同类部门的分档定额标准，然后确定各部门所应执行的各个单项定额标准。制定定额标准既要依据国家政策和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又要考虑目前各部门普遍的支出水平。人员经费的定额标准严格按照国家的工资制度和其他政策规定的开支范围、开支标准核定；日常公用经费定额标准的核定，有文件规定开支标准的，一般以文件规定为准；没有文件规定开支标准的，要适当考虑实际情况和实际支出水平来定。

定员定额标准制定以后，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完善。因为定额的制定来自于客观现实，对通过实际执行反映不尽合理的定额标准要进行修订。另外，随着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及国家政策的调整，定额的标准也应相应进行调整，以保证定员定额的先进性和合理性。

（三）进一步细化预算编制，为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提供保证

美国联邦政府每年提交国会审议的年度预算及相关材料，多达8000页，非常细致具体。而我国各级政府向同级人大报送的预算只有几千字，各项收支一般只按“类”列出一个预算数。如，支出预算中的“工交事业费”、“文体广播事业费”等，只有一个该类的预算总数，至于工交口、文体广播口中哪个单位到底是多少，预算报告中都没有体现，人大代表根本无法判定预算安排是否合理。预算的这种粗线条和不确定性，给法定的人大审核工作、 审计机关的监督工作等带来困难。

细化预算编制，就要有充足的预算编制时间。美国的管理技术水平远远超过我国，现代化程度也很高，但他们要用十八个月的时间编制预算，说明预算编制要做到科学、准确性，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没有一定的时间开展调查研究，对预算项目进行周密论证，对预算标准进行测算，预算很难科学、准确。

细化预算编制，除了前面提到的要及早下达预算编制纲要，给编制预算充足的时间外，还要细化预算的各项指标，收支指标，尤其是支出指标的编制应当细化到哪一步，还要进一步探讨的。

在预算支出编制中，主要有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预算编制，基本支出的编制主要是依据定员定额的方法，而项目支出预算的编制，由于缺乏科学可靠的标准，财政部门只能凭经验、靠感觉支出，有的甚至凭关系、做人情。这样的预算，人为因素大，既不准确又严重影响到预算的公平和透明度。一个理想的支出预算应该包括以下几部分：支出预算总表、具体支出项目明细表、支出项目审定的所依据的明细资料。只有这样，人大等机关在审核预算时，才能不仅可以审核大的支出盘子，而且可以审核具体的支出项目以及安排的依据，从而可以根据成本效益原则，对具体项目提出调整意见，以利切实履行其审核预算、监督施政的职能，推进人大对财政预算的审查由程序性向实质性转变。预算资金要尽量落实到具体的单位、项目，应争取做到每个基层预算单位的每个支出项目都能在预算中所反映，每一笔支出都有根有据。提交人大审议的预算报告不能仅仅是按科目设置的收支简表，而应该在简表之外再增加详细的单位预算表，以及项目论证说明材料。

三、加强预算审批，使每年的预算草案要有充分的审核和修改时间，以保证通过的预算更具科学性和法律性

政府预算是经过人大会议审议通过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不可随意改动，为了保证预算的严肃性，还应有充分的审议，讨论、修改的过程。

政府预算管理论文篇8

关键词；绩效预算；权责发生制；公共责任

中图分类号：F8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1―0049―04

一、引言

虽然自1998年以来，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比如编制部门预算，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实施政府采购制度，进行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等等，但是与国外现代法治国家相比，我国预算制度的改革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当前，全国财政收入连创新高，2008年的财政收入预计58486亿元，但是政府财政收支信息不够透明，人们对政府收支浪费与自肥的猜测不断，比如，全国一年公款消费2000亿元，公车消费4000亿元，公费出国耗费3000亿元。如果任由人们猜忌这些支出的数量及其合理性，不但会滋生对政府的不满，而且可能产生类似“翁安事件”的，因此，当前政府应努力提高财政透明度。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透明度手册》的基本要求，财政透明度是指政府向公众公开政府的结构与职能、财政政策目标、公共部门账户、财政筹划和预算信息的程度。在其四项基本原则中，第三原则是预算编制、执行和报告的公开，涉及提供关于预算程序信息的种类。因此，公共预算的改革是提高财政透明度的重要内容。当前公共预算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政府存在一定规模的预算外收支，当前的预算会计不能真实反映政府财政的盈余与赤字状况，预算会计报告不反映政府固定资产的状况等等。因此，改革不是简单地把政府的预算收支公开就行了。由于公共预算是政府财政收支的计划，而政府会计是公共预算执行的记录。公共预算是事前安排，而政府会计是事后总结。公共预算决定政府会计内容，政府会计反映公共预算效果。因此，要提高政府财政透明度，一方面要改革公共预算，另一方面要改革政府会计制度，而如何协调推进两者的改革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二、文献综述

针对公共预算与政府会计的改革，政治学、公共行政学、财政学与会计学等学科都有大量的研究。有关文献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阿伦・威尔达夫斯基与内奥米・凯顿(2006)从政治学的角度阐述了预算的本质及其重要性。他们认为：预算就是政治，它决定了谁获利，谁损失，谁受益，谁支付。同时，预算是一个经济合同，是一个权力斗争的工具。一个在资金上独立于立法机关的行政机构必是以权代法，并最终导致专制。

马骏(2005)从行政管理学的视角提出了近期公共预算改革建议，即建立“控制取向”的预算体制。根据收入来源不同，Campbell(1996)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是税收国家(tax-state)，社会主义国家是自产国家(owner-state)。自产国家是指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国有经济。相对于税收国家政府的预算受到政治对手及纳税人的竞争性约束，自产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委托理论所述的激励―监督机制的约束。凯顿(2006)根据收入汲取、公共责任与行政控制三个变量的高低，把预算模式划分为前预算时代、预算时代与超预算时代。马骏(2005)认为中国正处于从自产国家向税收国家演进的过渡阶段，中国预算还处于“前预算时代”，即高收入汲取，缺乏公共责任与行政控制。而收入汲取、行政控制与公共责任“三高”的预算时代是预算改革不可跨越的发展阶段，他主张建立“控制取向”的预算体制。

财政界的部分学者主张构建绩效预算。安秀梅(2005)从公共治理的视角分析了公共预算改革。她认为良好的公共治理依赖于受托责任、透明度、可预见性和公众参与等四大支柱。承担公共受托责任是政府合法性的根基，公共财政受托责任必须是公开、透明、有时效、可衡量的，我国预算管理重心应从注重投入和过程转向产出和成果的预算管理。郑建新(2003)提出了权责发生制预算的观点，他认为公共预算可分为收付实现制预算与权责发生制预算。所谓权责发生制预算是指按照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财务会计准则记录预算成本，权责发生制预算在确认提品和服务的成本时，并不要求发生即期的现金支付，同时将一些现金开支的成本分摊到各个受益期间。

作为增加财政透明度改革的一部分，及预算改革的配套改革，部分学者探讨了政府会计模式与基础的改革。王晨明(2006)从政府会计环境的视角分析了政府会计改革的模式。他认为，政府会计应包括预算会计和政府财务会计两部分，政府会计改革模式之一是“双轨制”，即保持预算会计和政府财务会计各自的独立系统，另一个模式是采用基金会计。洪俊(2004)从新公共管理的视角分析了当前我国政府会计改革，提出了构建我国政府会计概念框架的设想，以及我国实行基金会计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与学者相比，实务部门对公共预算改革与政府会计改革比较强调国情。北京市预算会计研究会课题组(2005)认为：当前在实施项目支出绩效考评中，建议构建项目单位、财政、审计、人大政协等部门结合的绩效评价管理机制。政府会计的目标定位是以向政府、立法机构提供财政资金收支信息为主，同时提供财务状况方面的信息。把预算会计纳入政府会计之中，实行以预算会计为主、预算会计与财务会计相结合的模式。财政部会计司(2005)的主要观点：我国在政府社会政策(社会保障)义务一块，应当考虑逐步引入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对法定义务加以确认；权责发生制的逐步引入过程，主要是计提应计应付利息和固定资产折旧，提取坏账准备，加强附注披露等；预算和会计改革必须先进行概念框架的建设。在进行政府会计权责发生制改革时，要以本国的传统政府会计为基础，使改革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稳健性。

综上所述，当前有关公共预算改革与政府会计改革实务部门与理论工作者有一些基本的共识，即公共预算以绩效预算为最终目标，政府会计最终转向以权责发生制为核算基础。他们的区别是，针对公共预算，理论工作者大多强调政府的公共责任，主张改革人大对预算的控制，而实务部门多是希望通过绩效预算来加强政府内部的行政控制。针对政府会计改革，理论工作者以转向基金会计模式居多，而实务部门多主张对当前的收付实现制的预算会计进行某些项目的修正。主张公共预算改革与政府会计改革协调推进的文献并不多，而公共预算与政府会计关系紧密，如果两者不能配套改革，则两者单独改革的效果会有所折损。本文依据渐进预算理论分析两者协调改革的路径。

三、渐进预算理论的基本内容

涉及公共预算研究的学科比较多，有政治学、公共行政学、会计学、财政学等学科。希克认为公共预算要解决三大基本问题，即总额控制、资源配置效率、管理效率，马骏在此基础上加上公共责任。而对这些公共预算问题进行解释的理论主要有渐进预算理论、公共选择预算理论、政策过程预算理论、后现代预算理论、交易费用预算理论等。其中渐进预算理论是具有影响力的主流理论。阿伦・威尔达夫斯基认为：当年预算的最大决定因素是上年的预算。预算编制是渐进式的，在上年预算的基础上进行小幅度的加减调整。预算编制的核心是基数，这涉及到预算的公平份额。预算是一致同意的协议。预算编制采用历史性方法。预算编制是分散进行的。预算编制要简化，要有社会性，要令人信服和满意，要看起来不分项目，要重复进行，要连续。

虽然渐进预算理论产生于对美国预算编制过程的解释，但是用于解释中国预算的编制过程也很有意义。第一，中国的预算主要是一种增量预算，中央与地方公共预算比重的调整也是通过增量的调整实现的；第二，中国的预算编制，表面上是由财政部门一家统管，实际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科技部等部门都有相当的预算分配权；第三，中国的预算相对比较简洁，其原因主要是大量的预算信息在中国还是机密；第四，从中国的改革历程来看，我们一直是采用渐进式的改革模式。中国的改革总是从社会利益结构严重不平衡的地方入手，这样改革的阻力小，容易成功。通过改革调整社会利益结构，又根据新的社会利益结构推动新的改革进程，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比较顺利。综上所述，本文采用渐进预算理论分析公共预算与政府会计改革协调推进是合适的。

四、对公共预算改革及政府会计改革的若干思考

(一)对公共预算改革的思考

1．我国公共预算的现状

我国财政国家的类型处于从自产国家向税收国家演进的过渡期。这是因为：第一，税收收入中有许多是国有经济的贡献；第二，我国还存在大量的预算外收入(包括土地收入)、制度外收入等，这些收入都是政府自产收人；第三，作为纳税人的主要贡献者，投资商对中国政府的约束表现为税费减免。因此，我国政府还是权力政府。我国的预算模式属于前预算时代，即高收入汲取，缺乏公共责任与行政控制。其理由有这么三点：第一，从1994年实行新税制以来，平均每年税收收入环比增长超过10％。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较2006年增长32.4％，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说明我国的预算是一种高收入汲取型的预算。第二，责任产生于承诺，由于人大无法对政府预算(这是一种政府承诺)进行实质监督，因此，政府没有足够的公共信托责任。第三，预算领域存在零碎化威权体制与非正式预算制度，这说明我国的预算缺乏足够的行政控制。

2．对公共预算改革的思考

我国政府具有超大的预算权力。我国当前预算分权体制是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不是绩效预算所指的行政与立法之间的预算分权。因为我国的人大对公共预算没有国外议会式的控制，我国政府的预算权力大于绩效预算所指的限额内预算资金自。为了实现财政收入最大化，政府运用预算权力在招商引资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直接促进了我国经济30年的奇迹般增长。

当前公共预算改革，实质上是要解决行政自超大的问题。超大的行政权导致财政支出失控。加强对政府行政的监督就是要加强对公共预算的控制。但是如果政府没有公共信托责任，单纯地加强行政部门对预算的行政控制，那么即使回到计划体制时的控制强度，也不能改善公共预算的效率。计划体制时的预算模式就是高收入汲取、高行政控制、低公共责任。政府没有公共责任的计划经济实践证明，计划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因此，构建有效的公共信托责任是解决行政自过大不可或缺的。

本文认为，近期预算改革的目标模式是渐进的修正式的绩效预算模式。改革的主要思路是通过提高财政的透明度，以提高政府的公共信托责任，促进绩效预算改革的发展。因为一旦财政透明度提高了，社会必然会考核财政收支的效率，这自然而然地推动公共预算改革走向绩效预算。由于当前的预算分配不合理，财政透明度要求的预算内容的公开无疑会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根据部门预算分为基本支出预算与项目支出预算两部分的情况，应遵循渐进预算理论，对新增的重大项目预算进行财政透明化改革。

当前预算改革的重点应是对新增的重大项目预算加入绩效预算指标，并对其进行网上公开。在当前人大还不能对政府进行利益竞争性约束的时候，纵观在中国对政府监督比较有效的形式中，中国的网络与媒体在事实上承担了一定程度的舆论监督作用。所以通过增量预算公开并调整现有社会利益结构，改革的阻力小。随着改革的发展，逐步走向存量项目预算部分公开与编制绩效预算，一以逐步提高政府的公共责任。

(二)对政府会计改革的思考

1．政府会计现状

当前的行政单位预算会计和财政总预算会计都是以收付实现制为核算基础。只有部分有经营性收入的事业单位会计采用权责发生制。预算会计主要是对预算资金收支的记录，没有完整的政府财务信息，既不利于政府信息公开，也不利于考核政府收支的效率。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会计已经改为采用权责发生制作为核算基础。这种核算基础的最大优势是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政府真实的财务状况。长期以来，基于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我国的政府财务信息是国家机密，这种做法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审计部门每年审计出各政府存在数十亿的财政资金违规现象，这表明现行的政府会计制度存在问题。

2．对政府会计改革的思考

政府会计以权责制核算基础的改革应逐步进行。为了准确核算公共预算效率，引入权责发生制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从渐进预算理论角度来看，为配合预算改革的逐步绩效预算化，政府会计的改革也要遵循渐进改革的原则。从财政部会计司提供的十六份会计研究报告中，可以看到大多数国家的权责发生制是渐进的，改革考虑了本国国情基础。另外，采用何种会计核算基础取决于政府会计的目标定位。

对于政府会计目标的定位，笔者赞成受托责任学派的观点。虽然当前的政府还不是责任政府，但是责任政府是政府改革的目标，预算改革与政府会计改革都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政府在互联网上财务信息，接受网民的监督，这有助于增强政府的公共信托责任。政府要获得这部分的公共责任则必须在网上提供政府财务信息。一旦公开了就要准备进行绩效考核。因此，对要进行绩效考核的网上公开预算部分的政府核算纪录应建立在权责发生制的基础上。

(三)对公共预算与政府会计协调改革的思考

1998年以来的许多公共预算改革没有影响到预算会计的核算基础。而2007年实施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涉及到公共预算与政府会计两个方面。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有利于增加预算透明度，有利于建立财政统计分析体系。这为开展

绩效预算做了科目设置的准备。预算与会计报告的关系实质是预算与决算的关系。当对预算编制方式进行改革的时候，一般会影响到预算的准确性，同时，也会影响到会计报告与预算的一致性。因此，会计制度也应作相应的调整。比如，对新增重大项目编制绩效预算，而会计仍采用收付实现制来核算的话，则决算不能反映预算的准确性，两个报告之间也没有了一致性与可比性。因此，对预算采用了绩效预算编制方式的部分，会计制度上也应采用权责发生制，这样才可反映预算的准确性，也有利于事后的审计与检讨。

本文认为，当前公共预算改革既不可能立即全面采用绩效预算的编制方式，也不可只是针对个别项目进行绩效的事后考评，有所作为的方法是遵循渐进预算理论的要求，对新增重大项目预算部分，逐步加入绩效预算指标，同时进行网上公开，而在对这部分预算的会计计量时采用权责发生制，以准确反映预算绩效。预算与政府会计的改革协调起来。对采用以前基础增量方式编制的基本支出预算部分，在政府会计这部分可以有针对性地采用部分权责发生制。针对新增重大项目采用了绩效预算指标的预算，可以考虑引入基金会计的核算制度。这有利于完整考核项目的绩效。因此，本文主张修正后的预算会计与基金会计构成我国的政府会计。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扩展绩效预算与权责发生制的实施深度与广度，最终构成以绩效预算为基础的公共预算和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

五、结论

随着引入了绩效预算指标的新增重大项目预算内容的公开，预算项目一方面要经历社会民众的严格审视，减少社会对重大项目背后存在腐败的猜测，另一方面，好项目预算又会得到社会舆论的大力支持，减轻社会对预算项目实施的干扰与阻碍。如果预算项目内容明显不合理，政府也会有社会压力，这就使政府的行政具有一定的公共信托责任。当政府认为这种非正式的公共信托责任不足以支持政府的行政的时候，再把人大改造成对政府形成利益竞争性约束的民意机构。当人大对政府产生利益竞争性约束时，传统的权力政府就基本实现了向现代责任政府的转变。著作，前者指预算分配权分散在财政部门、发改委与科技部等政府部门，后者指官员之间的私人关系影响预算资金的分配。

政府预算管理论文篇9

政府预算制度起源于英国。阿伦·威尔达夫斯基在《预算过程中的新政治学》中首次指出了政府预算的政治性，他认为政府预算所研究的问题是“社会如何进行组织协调以决定政府及其各层级、政府和私人活动的相对主导地位，以期实现社会整体的和谐全面发展，具体运作过程中，还将涉及到谁获利，谁损失，谁受益，谁支付等细节问题。”我认为政府预算收入的政治性是财政性资金在各级政府及其所属范围内的分配，体现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集权与分权关系。而政府预算支出的政治性是在市场失灵的范围内配置资源，提供社会公共物品，实现社会的协调、平衡发展。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政府预算这种经济手段解决社会和谐发展中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冲突。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预算的政治性应该是力争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了财政预算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应当发挥的重要作用：“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加大财政在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建设、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投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6年会”上，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提出“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论点，这从某种程度上也指出了政府预算的作用：一方面，要通过政府预算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要通过预算约束保证社会和谐，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二、政府预算与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的现状分析

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发展已取得可喜佳绩，但在社会和谐中还有诸多问题。比如，人与自然方面，环保投入的预算约束力度不够，太湖蓝藻事件使百亿治污蓝藻投入演化为蓝藻寓言，百亿投入太湖治污16年功败垂成；全国七大水系两个重度污染问题；政府采购强制选用节能降耗产品等等。又如，人与社会方面，总理讲，社保资金是高压线，任何人无权挪用，而上海挪用事件；公款吃喝玩乐屡禁不止，各种会议泛滥成灾，政府兴建的各种培训中心、会议中心、疗养中心及其附属的宾馆饭店多如牛毛，这都已成为我国财政资金的一个巨大漏洞。此外，建设领域的浪费也不容忽视，各地项目单位基建概算编制中高估冒算现象严重，尤其是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带来的损失浪费更是惊人……仅公车一项的消耗我国每年已超过2000亿（北京晚报07年6月11日19版报道）。

以上问题，从政府预算角度看，实际上就是没有“管住政府的手”，没有界定好政府的作用以及作用范围，可以归纳为两种表现：政府的缺位和越位。政府的缺位就政府在其资源配置的有效区域供给不足，政府该管的、本属于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没有管或没有管好；政府的越位与政府缺位对应，即政府向资源市场配置的有效区域延伸过多，也就是财政管了不该管的、不属于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

政府预算的越位和缺位就是在资源上的市场配置和政府配置的错位，其实质是政府预算约束的软化。政府预算约束软化的主要原因有：（1）预算理念落后。传统预算理念认为，政府预算只是通过公共选择这种非市场机制来完成资源配置的一种资源配置过程。强调预算资金的投入、分配、使用而较为忽视预算资金的使用结果，导致财政资金的乱投资和重复投资，甚至有些政府领导在决策时只管眼前政绩不顾长远利益，只管局部佳绩不顾整体利益。（2）预算年度不合理，预算执行控制不严。现行《预算法》第十条规定：“预算年度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而各级人大通常在当年的三月份审议通过预算，在此前的一段时间内，政府开支完全不受预算的制约，许多资金是按上年度支出水平进行预拨，有一些专项支出甚至当年难以完成,只能结转到下一年度执行。此外，政府对于执行预算的态度很不严肃，常常“严预算，宽追加”。（3）事权不明确。事权不明确就是各财政主体的责权利关系不明确，主要表现在四个层次上：第一层次是国家与市场的事权不明确。政府在市场有效的领域没有很好地退出，在市场失效的领域不能准确及时介入。第二层次是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不明确。西方财政理论认为全国受益的公共产品应由中央政府提供，地方受益的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提供，由此而确定双方的职能范围和事权界限。而我国由于受益的多重性和交叉性，目前尚没有一个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的准则，使得我国长期以来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比重严重不匹配。第三层次是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事权不明确。根据“受益原则”，谁受益谁掏钱，收支对应、事权财权对应。而我国目前的分税制实际上只分了中央与省级，省以下还是“分成制”，分税制还要继续下延，以建立完整的地方体系。下延到哪一级要在事权明确的基础上再根据有利于税法统一、便于税收征管等原则确定。第四层次是财政机构之间的事权不明确。在我国，庞大的财政组织体系内职能和事权范围尚未合理界定。（4）财政资金管理体制和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①我国财政收入的主导部分是税收收入，而税务部门看重取得收入多寡而忽视其取得成本，忽视对财政资金的追踪问效；②对财政资金支出的方向、结构控制不严，大量的重复与无效投入并存，浪费严重；③另外资金下拨环节较多，资金被截流、挤占、挪用现象严重，极易滋生腐败；④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形式除了专项补助外，其他都是无条件财政转移支付，中央政府对如何使用转移支付资金没有明确的规定，其使用权完全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这样，地方政府处于简单的收入接受者的地位，在资金的使用上往往不关心支出的方向、数量和效率，无效投入和浪费严重，同时中央政府也无法实现通过转移支付制度实施国家产业政策和调节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目的。

三、完善政府预算，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1.界定政府预算功能，增强政府预算功能实现的可操作性

王玮同志在《政府预算改革：我国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关键》一文中指出“从根本上看政府预算制度就是市场对政府活动进行约束和限制的基本途径”。回顾我国经历的1980年、1985年、1988年和1994年四次重大政府预算收入改革及1998年底中央正式提出以建立公共财政为财政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政府预算支出管理，到近些年的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部门预算以及2007年7月起中央预算单位公务消费试点刷卡的启动可以看出，我国政府预算理念从重收入的传统预算管理理念正逐步向重支出及产出（效益）的现代预算理念转变，但政府预算制度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发挥作用、如何发挥以及发挥作用的时效性还研究不够。对此，一方面，应在加大理论研究力度的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向其他国家学习有关经验，在政府预算功能实现的可操作性上努力，以期尽快实现我国政府预算改革的目标，发挥政府预算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强立法，尽可能明确事权，在市场有效的领域让政府彻底退出，同时，下放事权，地方政府能够管好的中央政府就要放权，部门能够管好的中央政府也要放权，将中央政府的事权重新界定为管理者，而非实施者。

2.建立公共财政，强化政府预算约束的主体意识

从近期政府预算各项支出及总支出可以看出，当前政府已经注意到重点建设及投资的领域。然而，目前依然有社会保障不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等等问题的出现，对此，我认为政府投入倾斜是一种政策保障，而解决问题的关键还要看投资效果及效益，因此，需要建立良好的监督机制。政府预算收入和支出的联结点是编制预算的收支平衡总原则，收入决定支出，而政府预算收入的主导部分是税收收入，那么纳税人来监督、约束政府预算应是理所当然的事。由此可见，建立公共财政、阳光财政增强政府预算的透明度，增强纳税人监督财政预算的主体意识，由纳税人通过对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合意度来评价、约束政府行为是当前解决政府预算约束软化的根本途径。

3.通过滚动预算编制方法，改变预算年度，采取标准周期预算管理

要使政府预算真正起到“预”算的作用，至少要实行以下两种改革方案中的一种：或者改变预算年度的起始时间，从日历年度的7月1日起到第二年的6月30日；或者改变各级人大的会期，从每年春季改到秋季，提前审议通过下一年度的政府预算。而且，要把预算通过后的“预算一年”提前到预算通过前，事先制定出各单位分项目的预算，再将详尽的单位预算汇总成政府预算提交人大审议通过。

预算管理周期从时间上划分为三个阶段：（1）“预算编制阶段”。从每一预算年度前一年的年初开始至次年年末，编制预算期限为12个月，以季度滚动，主要任务是对上年预算执行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和绩效评价，结合本年度预算执行情况，测算下一年度预算收支规模和增长速度，据此编制下一个预算期的预算。（2）“预算执行与调整阶段”。从每一预算年度的年初至年末，历时12个月，主要任务为组织执行本年度预算、分析执行情况并办理调整变更手续。（3）“财政决算阶段”。从每一预算年度终了后的下一年初开始至六月末结束，期限为6个月，主要任务是组织编制决算草案，按规定程序报批，并在决算基础上对预算执行结果进行分析和总结，作为编制下一年度预算的依据。因此，我认为在同一预算年度内，通过滚动预算编制方法，使得不同预算管理周期的三个阶段同时并存，动态观测预算执行情况，适时调整预算，使追加预算、核减预算有所依据，从而增强预算执行的严肃性。

4.加强管理，强化预算约束

首先，完善公共支出预算执行中的控制监督。要逐步建立起立法部门、财政部门、审计部门、主管部门和各单位内部不同层次的控制监督体系和监督制度。其次，加强预算执行情况的信息反馈，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主要包括：各单位要按规定定期向主管部门报送本单位预算执行的报表和详细的文字说明材料；各单位要按照本级政府财政部门规定的期限，向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报送本部门预算执行情况的报表和详细的文字说明材料；财政部门要每月向本级和上一级财政部门报告预算执行情况：各级政府要在每一预算年度内至少两次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报告本级总预算的执行情况。

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财政，和谐财政离不开政府预算。可见，政府预算问题决不仅仅是个无关紧要的数字汇总问题，而是关系到民主制度是否名副其实的大问题。没有预算的政府是“看不见的政府”，而“看不见的政府”必然是“不负责任的政府”。因此，政府预算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把“看不见的政府”变为“看得见的政府”。“看得见”，民众才有可能对它进行监督。而建立公共财政增强政府预算的透明度，是民众监督政府预算行之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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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预算管理论文篇10

论文摘要:财政学是我院的重点学科,财政学的学科定位、专业定位等问题是我们必须思考的,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搞好学科建设,科学设置专业课程,把财政专业办成具有自己特色的、适应社会经济需要的专业。

一、关于财政学的学科定位问题

过去财政学被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进行研究,直到目前为止,财政学专业也是经济学科下设的专业之一,这样的定位已不适应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事实上,财政学的内涵已经大大超出了纯经济学的范畴。

首先,财政既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个政治范畴。作为经济范畴,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部门经济学。它研究社会资源如何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配置、政府如何提供公共产品以及提供哪些公共产品等问题;同时,它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主要运用效率准则衡量其经济行为。作为政治范畴,财政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其目的在于实现政府的职能,财政收支规模的大小及活动范围都与政府职能息息相关,随着政府职能的变化而变化,衡量其行为的主要准则是公平,不仅要达到经济公平,更要实现社会公平。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政府的职能也在不断的转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事无巨细的管理方式,使市场中的企业几乎丧失了自主经营的权利;政府职能侧重于经济目标,计划经济集中表现为审批经济、权力经济,政府职能存在越位、错位和缺位“三位”并存的现象;中央和地方之间、不同政府部门之间职能存在重叠、交叉,与市场经济、wto所要求的服务观念格格不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主体将由企业、尤其是非公企业来承担,政府主要承担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工程、调控宏观经济、公平收入分配、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职责。

财政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它通过组织财政收入、安排财政支出为实施国家职能提供财力保证,同时对市场的运行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弥补和克服市场失灵和缺陷。财政职能转变是政府职能转变题中应有之意,“公共财政”应“公共服务型政府”而生。政府职能转变与财政体制改革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必须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变“经济建设型政府”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其中的重要方面就是财政体制改革的配合。政府职能转变是公共财政体制建立和完善的前提和条件,公共财政建立过程中的许多问题,诸如政资不分、乱收费、盲目追求“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随意更改预算等就是“官本位”在财政中的具体体现,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首先要界定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方向,转变政府职能。与此同时,政府职能的转变也需要公共财政体制的配合。

其次,财政学既属于经济学,又属于管理学。作为经济学,财政学揭示财政运行的基本规律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手段——财政政策及其运用。作为管理学,财政学侧重于财政收支管理,具体包括税收管理、公债管理、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及其管理、国家预算收支管理、财政投资管理、政府采购管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管理等内容,其目的在于节约财政资金,提高财政收支的经济效益。近年来的财政三大改革更强化了其管理性。

二、关于财政学的专业定位问题

既然财政学既属于经济学又属于管理学,财政既是经济范畴又是政治范畴,财政专业的专业领域也应相应拓宽,从单纯的只为政府部门(财政、税务部门)培养人才拓展为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培养人才。专业培养方向既要考虑政府(政治)需要及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形势;也要考虑社会(经济)包括新兴的非赢利机构和组织的需要;还要考虑市场化的影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上述各类单位对人才的需求和要求,拓宽学生的就业渠道和领域。

三、关于云南财贸学院财政专业的特色问题

现代社会是开放的社会,也是强调特色和个性的时代。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中国已经加入了wto后的今天,云南仍然是一个比较落后的省份,云南财贸学院作为云南省重点财经院校,专业的设置和人才的培养也应有自己的特色。我认为应注意几个问题:一是要考虑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学习、研究发达国家的财税理论发展及体制变革,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财税体制,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体系;二是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契机,学习和研究东盟国家,尤其是与我国接壤各国的财税体制,争取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全国的前列;三是考虑云南边疆、多民族的省情,从云南财税实际出发研究问题。比如研究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云南省及省以下财税体制及转移支付问题、县乡财政困难及解决办法、民族自治地区财政问题、“烟财政”问题等,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

四、应重视财税法规和财政监督问题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也应重视财税法规建设及执法问题。近年来的财政审计结果表明,财政执法问题不容乐观,财政工作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时有发生,必须加强财政监督。财政监督一方面应从预算编制、审批工作入手,使国家预算收支及决策过程逐步公开、透明。国家预算是规范、监督和约束政府行为的唯一表现形式,目前我国国家预算的编制、审批只在小范围内进行,公布的往往只是总数、总预算、使用的大体方向,部门预算和收支的具体内容并不对外公开,很难接受社会和公众的监督。“公开性”是国家预算的重要原则,除涉及国家机密的部分内容外,国家预算收支及决策过程应以一定的形式公诸于众,以增强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和主人翁责任感,将国家财政收支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另一方面,要加强预算约束、严格预算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对预算调整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预算调整仍很频繁。要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审查监督作用,全面介入各级政府预算的编制、执行、调整及决算工作过程,按法定程序对预算执行与管理中的问题及时提出质询,强化依法理财。

五、关于财政专业主要课程的设置问题

考虑到以上几个方面,财政专业主要课程除《财政学》、《中国税制》、《政府预算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当代财政理论与政策》等原来设置的专业课外,因重视和加强《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分类支出管理》、《地方财政》、《财税制度比较分析》、《行政管理学》、《政治学》、《行政法》、《东盟国家财税制度研究》等课程。在教学中注意改进教学方法,多介绍相关案例和现实情况,避免纯理论的说教,坚持走实践——理论——实践的道路,让学生做到理论清晰、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实际工作也明了,缩短毕业后适应实际工作和社会的时间和心理落差。

参考文献:

[1]　高培勇·构建中的中国公共财政框架[j]·财政与税务,2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