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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监管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2 20:28:38

政府监管

政府监管范文篇1

一、引言

有鉴于监管型国家的兴起与监管失灵现象的出现，政府监管改革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最为重要的政府改革课题之一，其目标是促进各国经济的发展并提升其应变能力。当前的监管改革是希望透过制度与流程的设计以引导发展出一个更为健全及符合民主治理精神的监管系统，同时促进目前多层次监管治理结构间地协调与配合，以期最终能矫正监管失灵现象并完成社会各组成部分自我治理与自我监管。

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学者DavidH．Rosenbloom曾定义公共行政为：“政府立法、行政、司法部门对社会进行全部或局部监管或提供服务的过程。”政府的功能正是以其对公民的“服务”或“监管”过程来实现。正如OECD公共管理委员会(PublicManagementCommittee)所指出的，监管质量对于经济绩效及政府在改善公民生活质量方面所做努力的效果，都至关重要。以OECD为代表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首次提出了监管治理理念，目前已有一半以上的OECD国家在监管治理理念的指导下确定了不同性质的监管政策质量评估方案及立法。为了使我国监管改革能更符合公民的利益，以实现善治，有必要将监管治理作为监管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重要的遵循准则与规范架构。在这方面，OECD国家监管政策从干预主义到监管治理的演变，对我国监管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典型意义和借鉴作用。

二、OECD国家监管政策的演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OECD国家监管政策经历了从干预主义到监管治理的演变过程，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传统的监管方式是简单的“命令控制”式的直接干预模式。这种监管方式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直接下达命令，下级直接服从的监管方式，存在许多弊端。私有化和监管放松都是试图改变监管原有的“命令控制”直接干预模式。

第二阶段，“非管制化”和“减少文牍主义”很快让位于监管改革理念。它是对非管制化、再监管和改善监管效力措施的综合运用。但是监管改革理念认为改革是暂时性的，其目的在于通过一系列一次性干预措施使监管体系恢复到某种最优状态；

第三阶段，监管质量管理理念。它将改革过程看作是一个动态过程，是政府功能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建立在持续推动的基础上，其注重的是监管质量，而不再是监管改革；

第四阶段，监管政策理念。监管政策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一样，是动态聚焦的，它认为确保监管体系质量是政府的持久功能。但它注重主动的“质量保证”功能，而不是较被动的“质量管理”功能；

第五阶段，监管治理。监管治理理念植根于更宽泛的民主治理(DemocraticGovernance)思想。即发挥监管功能所涉及的任务，不仅包括各种工具的设计和实施以及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还包括那些内在于民主治理的更广泛问题，如透明度、可问责性、效率、适应性和一致性。监管治理涉及的领域也更宽泛，包括与其他监管“角色”（如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国家内部以及超国家层面的政府行动）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

20世纪90年代，OECD提出了监管改革原则性建议：对市场运作优于政府干预的领域放松监管，而对于没有政府不能很好发挥市场作用的领域实施监管。建立监管体系来确保法律具有稳定性和可控性，并且确保监管的设计是为了保证民主原则。OFCD先后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的里程碑阶段：

第一，《1995年OECD委员会关于政府规制质量的政策建议》提出了监管质量方面的第一个国际标准。此外，它还标志着正式认可了监管方式和监管目标的转变：从即兴地改善监管结构，转变为系统地看待监管质量以及促进和加强监管质量的手段。

第二，《19970ECD监管改革报告》。它首次正式承认了将监管政策与政府政策议程的其他关键因素（最明显的是竞争和贸易政策）联系起来的重要意义。随后启动的有关国别监管改革考察的“横向”计划，可被视为监管政策议程的主要方面得到了正式而广泛的接受。其中包括采用监管质量保证政策，把它作为更宽泛的政府政策（特别是结构改革计划）的一个基本因素；承认将监管政策与竞争、贸易和消费者政策进行整合的必要性。

第三，《2005监管质量与绩效指导原则》。1997年的建议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根据对20个国家的评估和其他研究得出的经验教训，对这些建议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更新，最初的七条原则得到了保留，但是注释和所附的建议得到了扩充。在2005年比在1997年更受关注的问题包括：政策连续性和多层次协调；政策建议的事先评估；关于满足公众需求的网络设施的竞争政策；市场开放性；风险意识；以及实施。这些目标要求采取一个跨领域的积极措施，从而使监管法规更加负责任而可预测。《监管质量和绩效的原则》强调了这个使监管政策、工具和机构适应二十一世纪的、具有动态性和前瞻性的过程。

第四，在治理方面，OECD所做工作的内容包括：突出强调了监管政策，将其作为实现透明度、可问责性、合法性、效率和政策协调性目标必须完成工作的一个基本方面。这就承认了监管政策是广义政府活动的一个核心因素，是总体管理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现阶段OECD国家监管治理的具体实践

（一）监管治理的内涵

监管治理的现代文献始于Levy和Spiller于1994年发表的一篇开创性论文。在该论文中，他们首先强调监管治理安排（RegulatoryGovemanceArrangement）与监管内容（RegulatoryContent）之间的区别，把监管作为一个涉及监管治理和监管激励两个方面的制度设计问题进行研究。对于篮管治理，Levy和Spiller把注意力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充分保护私人投资者和消费者权益的角度，论述监管治理的必要性；二是对于现实中的特定国家或地区，必须将监管治理安排置于其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的大环境中（制度禀赋）来考虑，有效的管制治理安排因制度禀赋不同而存在差异。他们还指出监管治理结构是社会用来约束监管机构的自由裁量权以及解决约束冲突的机制，受立法、司法和行政的影响。而Levy和Spiller并没有对这种约束机制的必要属性做出实质性的建议，而只是强调这种机制必须与制度禀赋相适应。

在我国，监管治理的概念近几年才出现，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游五洋认为，管制治理(Reg-ulationCovernance)，源于国家治理的概念，是指国家权力机构地设立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上述的定义没有有效地界定监管与监管治理的区别，没有清晰地表达监管治理制约监管者行为和监管活动方式的功能。监管是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活动地重要手段，是政府行政对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干预，它以政府、企业、消费者和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为实施基础。而监管治理的功能则是为监管活动提供“游戏规则”，以保证监管决策的科学化和监管活动的有效性，从而高效实现监管目标，即监管治理是对监管活动方式和监管权力运用方式的规定。

（二）OECD实现有效监管治理的三要素

1．监管政策。泛指清晰、灵活、连贯一致并以提高监管质量为目的的政府整体性政策，其中包括政策目标、政策行动及实施行动相关的法规。OECD经验证明，一个有效的监管政策必须有以下相互支撑的三个部分构成。

(1)最高政治层级的采用与支持。监管改革政策首先必须有最高政治层级的认可与有力支持，才能在整个行政部门获得有效的执行与实施，这有助于提高监管机构的权威性。如，美国在克林顿政府执政期对繁文缛节和行政监管的最大改革计划——国家绩效评估计划(NationalPerformanceRe-view)，就是由当时的副总统戈尔(AI.Gore)直接统领负责，显示最高政治当局对该改革的重视与支持，亦成为该计划日后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2)监管质量标准的建立。只有建立起明确的监管质量标准，才能确保政府的监管行动是必要且可接受的，才能使监管政策的决策过程真正符合善治的标准。如，OECD公布的十项监管决策参考清单(TheOFCDRefrenceChecklistforRegutatoryDecisiO真真-Making)，可被视为是评估监管政策制定是否确实符合当代监管治理精神与善治的标准。这十项标准分别是：①问题是否得到了清晰的界定？②政府行动是否合理？③监管是否是政府行为的最佳形式？④监管是否有法律基础？⑤监管应该南哪一级（哪几级）政府来实施？⑥监管的收益是否能够大于成本？⑦监管对全社会造成影响的分布情况是否透明？⑧监管规则是否清楚、一致、可被运用者理解和掌握？⑨监管影响所及的利益相关方是否都有机会表达意见？⑩如何实现监管遵守？

(3)监管管理能力。OECD经验证明，塑造监管管理能力注重以下几方面将有助于提高监管管理能力的效率：一是监管机构要独立于被监管者；二是机构得到政府的授权，与监管政策相协调；三是跨部门的运作机制；四是拥有能够独立判断能力的专家队伍；五是与中央行政权威机构及预算部门（例如财政部）维持良好的互动关系。如，日本的改革委员会作为首相的建议机构，检查现存监管状况，并根据部门情况设置监管改革的优先顺序。

2．监管工具。经合组织总结其成员国改革监管体制的经验，建议使用6种提高监管质量的工具，包括：(1)行政管理的简化，即简化政府手续和文牍；(2)监管影响分析（RegulatoryImpa「tAssessment；RIA），确保选择最佳的监管手段；(3)信息透明与信息沟通，法规的适用人群应对法规有所了解，并清楚法规对他们的要求；(4)监管措施的替代政策地比较与选择，政府应尝试市场导向等非监管手段来促成监管目标的实现；(5)监管政策地遵守与执行，这决定监管是否能实现其既定闩标，有法不依等于没有监管；(6)支持行政公正和责任追究，监管者要能面对问责：为此，必须确保受监管约束的人群有明确、畅通、有效的L诉渠道，

推进监管改革、提高监管质量，主要在丁监管工具的开发、运用和创新。以上6种监管工具中，RIA工具是最重要的-RIA是指为了实现提高监管政策质量的目标，系统地分析和评估新监管政策或是现存监管政策的成本收益的过程。如，在美国，15项花费了1000万成本的RIA导致监管政策修改，监管政策修改带来了大约100亿的净收益，也就是说收益成本比率是大约1000:1。到2005年，已经有26个OECD国家不同程度地采用了监管影响分析策略。但是，RIA实际操作起来比较困难，还需要发展RIA的手段、程序和实践，OFJCD在改革过程巾总结了一系列完善的经验，来引导RIA发挥最大的效能，以下是十种最佳RIA做法：(l)最大化对RIA的政治承诺；(2)合理分配对RIA计划各要素的责任；(3)培训监管者；(4)使用前后一致但灵活的分析方法。OFCD同家通常采取的RIA方法包括：收益／成本分析、成本效率或成本／产量分析、财政或预算分析、社会经济影响分析、后果分析、达标成本分析和商业影响测试；(5)设计和实施数据收集策略；(6)确定RIA的对象；(7)及早将RIA融入决策过程；(8)宣传有关结果；(9)公众广泛参与；(10)将RIA同时应用于新的和现行法规，RIA对评估现行法规和对评估拟议巾的法规同等有效。

3．监管机构：经合组织的经验证明，设置相应的监管机构，对于保证实施和执行监管政策能够起到关键作用。它不仅包括内阁、政府和行政部门以及议会内部的管理和监督机构，也包括独立监管者和对监管质量做出重要贡献的其他机构，如专门的法律起草办公室甚至议会。

(l)中央监督机构，该机构可确保政策的整体性，为监管下具的使用提供技术支持，保证政策的客观性和有效性。监管机构的·个上要作用就是检查监管法规和改善监管质量。资源充足的（指财力和人力）中央监督或协渊可在改革过程巾扮演一系列重要作用，包括：①确保政府上下符部门都对改革采取同一态度；②提侣高水平的监管和善治；③向使用监功具的人提供技术支持同时政府部委的作用和支持也很重要．巾央监督或协渊机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并鼓励各部委加强对话和互动，但改革最终还是要靠仟部委来推行，监管质量的高低最终也是靠部委。

在韩刚、墨西哥和荚国等上个实行总统制的围家，负责推进、监督监管质量的中央机构最为有力。三国都成立了独立于监管机构的强力部门，但具体的司法、程序和管理部门有区别（韩国和墨西哥成立丁高级圳委员会，美国将监管质量管理嵌在其中央管理和预算机构内），总统制国家有能力推行牵涉各部门、自上而下的改革，并有一整套机构负责执行总统拟定的政策；而在中央政府协调、管理能力较弱的国家，这一情况较少见。但负责监管改革某一方面的部门间的协调越来越受关注。在荷兰，司法部、环境部和经济部正就提供帮助服务进行合作，而这对于改进政府各部门的RIA标准至火重要，，包括德国、门本和葡萄牙在内的许多国家也成立了高级别的独立委员会，以帮助制定监管改革政策。

(2)独立管制者-经合组织提倡建立独立的监管者，他们的职责一般包括法规的执行、违规处罚和批准、核发许可证，等，致力于提高监管质量，发挥监管的专业知识的作用和增强监管的可靠性，保护市场不受那些被“俘获”的政客和官僚的不正当干预；促进了监管质量、透明度、稳定性和专业性的提高。对于解决国家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企业所有者和监管者这种职责不清的混乱局面也是必要的制度解决方案。

在多数OECD国家，部分因闷际承诺而推行的经济结构改革会导致独立监管机构的成立和现有监管者的重新设计。这些机构旨在为自由化或私有化了的部门提供中立的管制监督，并为竞争性市场提供审慎的监管。

四、OECD国家监管治理对我国的启示

（一）转变观念，引入监管治理理念

在中国，监管治理理念无论对于政府和公众来说都是新鲜事物，对其理论和方法的理解还不深刻。我国缺少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据、现有监管政策评估技术人员缺乏、收集数据能力不足、政治干预、监管能力弱、监管影响评估意识差。转变观念是形成有效磋商、改进评估技术、提高监管能力的基础，是达到有效监管治理目标的首要前提。

（二）运用多种监管工具，并积极推动对RIA的政治承诺

我国缺乏对现代监管工具的合理、有效的运用。有效地综合使用监管工具是对传统的“命令控制”监管模式的有益替代，通过合理使用各种现代监管工具来评估与改进已有与新提议的监管政策以实现有效监管治理。在现代监管工具中，RIA是辅助做出最佳监管决策的最有效工具，通过实施RIA，增大了监管决策的开放性和公众参与程度和监管责任，大大提高监管决策的质量。在RIA基础薄弱的国家，若想利用RIA机制完善监管决策，其运用必须得到政府高层的强力支持，这是监管影响评估机制得以确立的根本，因此，要积极推动对RIA的政治承诺。在多数OECD国家，监管影响评估机制得到了诸如法律或总理签署政令方式的支持。现阶段，中国应该积极开展监管影响评估机制的立法工作，使之从政府文件上升到法律位阶，切实有效地保障机制的贯彻执行，最终实现有效监管治理。

政府监管范文篇2

1．多头监管，监管责任模糊当前地方金融机构的监管主体十分复杂，除大多数银行类金融机构和地方性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分属一行三会监管外，其他非银行类地方金融机构的监管主体五花八门，多头监管导致监管效率极低，状况百出。一是部分监管主体缺乏专业监管能力，监管手段落后，大多只是在风险发生后进行查处，缺乏有效的事前和事中监管，对金融风险的认识不足，监管责任不明确。二是在多头监管过程中容易出现监管空白和重复监管的问题，如银监会不承认农村资金合作社的合法性，对农村资金合作社的监管责任由省级农业委员会承担，非专业监管机构很难对其进行专业有效的监管，使其陷入监管真空;而对于农村信用社，各级政府占有股份具有管理权，这又与银监会产生重复监管的矛盾。三是某些领域如非法集资监管责任不明，一旦出现风险，各监管主体相互推卸责任。2．监管手段落后，监管方式单一目前地方金融监管主要以行政手段为主，具体采取行政检查和行政罚款等措施，对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运用能力不足。这一方面是因为地方性监管主体的监管人员素质不高，监管资源有限;另一方面是因为监管立法不足，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的意识薄弱。此外，对于互联网金融类的金融风险问题，缺乏创新的监管手段，运用网络技术手段进行监管的经验不足［2］。在地方金融监管的监管方式选择上，主要是以外部监管为主，监管方式单一。一是缺乏有效的风险事前识别控制能力，往往在风险发生之后采取罚款取缔等手段;二是缺乏规范的定量指标体系，难以将风险进行量化，对金融风险的监管不科学不严谨。三是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日常监管与重点监管不到位，缺乏合理的监管计划。3．地方政府权责不一致地方政府是地方金融机构发生风险的第一救助人，我国中央政府明确规定政府对地方金融风险承担全部责任，但在金融监管方面却实行中央直接集中管理体制，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机构的监管权力不够清晰。第一，对于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和融资担保公司之类的地方金融机构，我国缺少对地方政府的法律授权。第二，地方金融办权力大小不同，有的地方金融办只作为协调管理机构，并未对地方性金融机构进行监管;而有的地方金融办则权力过大，甚至能够控制信贷指标，产生寻租空间［3］。第三，对于其他地方金融机构的监管权力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分散到不同的监管机构，监管范围、监管力度、监管效果存在很大差别，又由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导致监管的权力混乱，各监管主体各自为战，难以正确厘清权责关系。4．县区级监管单位缺位在现行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中，“一行三会”的监管范围局限于市级，对于县区级及以下地区很少设立分支机构。一方面，人民银行虽在县区级设立分支机构，但不具备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职责;银监会只在少数县区级地区设立办事处，但办事处机构简单，人员配置少，而且不具有检查权，对于县区级的金融机构监管往往力度很小，有名无实;保监会和证监会在县区级不设立分支机构，只在省级设点，对县域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的监管处于空白。另一方面，仅有的县区级金融监管单位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很难留住优秀人才，导致县区级监管人员的素质普遍较低，监管能力有限，监管效率低。而由于证监会和保监会在县区级并无分支监管机构，导致县区级的金融监管缺乏协调、联动机制，无法进行监管信息共享，难以进行全面有效地金融监管。5．金融监管协调难度大金融监管协调难度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协调难度大，目前中央政府对地方金融监管实行的是垂直监管，其地方监管分支机构代表的是中央的利益，而地方监管机构以地方政府为主导，代表的是地方政府的利益。在寻求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容易发生不一致的情况，这就导致在监管过程中中央与地方的协调难度较大。二是地方各监管主体之间监管协调难度大，由于地方监管主体过多，各监管主体间缺乏信息共享机制和监管联动机制，因此金融机构间复杂的业务往来往往导致各监管主体各自为战，无法统一调配资源。地方监管主体不全是金融部门，非金融部门对于金融部门的监管缺乏有效方法和经验，监管能力的差异容易导致一些风险漏洞，形成区域性风险。

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责任分析

地方政府对于地方金融机构扮演着监管者与管理者的双重角色，这就意味着地方政府除了担负地方经济建设和控制金融风险的责任外，还担负着促进地方金融机构蓬勃发展的责任。地方政府监管者与管理者的身份矛盾直接导致了其在地方金融监管中的责任矛盾。

(一)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是地方政府的首要责任，也是地方政府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最根本的目标。地方政府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为首要金融监管责任，其原因在于，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提高地方政府竞争力的重要保障，地方金融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对金融进行有效地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是地方经济得以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地方金融发展越快，对地方经济的支持力度就越大，同时地方金融的发展好坏也直接反应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状况［4］。地方金融监管是否有效，地方金融风险是否存在，关系到地方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地方政府的形象及利益。

(二)控制地方金融风险

地方金融风险是指在某一特定的行政区域内(一般指省级及以下)的金融机构发展的不确定性而带来的风险，主要包括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常见风险类型，其风险特征具有区域性。地方金融风险极易对当地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甚至会蔓延至全国，产生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因此，加强对地方金融机构的监管，有效防范地方金融风险十分必要。地方金融机构由于存在盲目发展现象，加之地方监管主体监管手段落后、监管方式单一和监管能力低下，和部分监管缺位现象的共同存在，地方政府加强监管控制地方金融风险的责任十分艰巨。

(三)促进金融机构发展

地方政府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在地方金融机构中大多占有股份，具有对金融机构管理的所有权，地方金融机构发展的好坏，与地方政府的收益休戚相关，因此，地方政府从自身角度出发还具有促进地方金融机构良性运行、发展壮大的责任。收益与风险是对立的两个概念，高收益往往对应着高风险。这就要求地方政府不能盲目地追求地方金融机构的收益，还应保证其收益的可持续性。地方政府加强对地方金融机构的监管，防范地方金融机构风险的发生，有利于地方金融机构稳健运行，不仅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更为长久的支持，还能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

三、地方政府与监管机构的关系

监管机构主要是指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简称“一行三会”)的监管主体，地方政府是指除了“一行三会”之外的监管主体。地方政府不仅是监管主体也是地方金融机构的股东，与“一行三会”监管机构既有相同点，又存在差异。

(一)地方政府与监管机构的相同点

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的监管与监管机构对地方金融的监管具有相同的监管目的，即防范地方金融风险。地方政府包括金融办、商务厅、财政部等对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进行监管，其目的是防范此类金融机构带来的金融风险，促进地方金融的稳健发展;而中央的“一行三会”对地方银行、证券、保险类金融机构进行垂直监管，其目的也是防范此类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提高区域金融安全性，控制系统性风险的发生为国家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

(二)地方政府与监管机构的差异

1．监管范围不同地方政府的监管范围要大于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地方政府对地方所有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负总责，理论上说地方所有金融机构都属于地方政府的监管范围;而“一行三会”专业监管机构只对银行、证券、保险类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一行三会”不承认农村资金合作社的合法地位，对小额贷款公司和担保公司也不进行监管。2．监管方法不同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的监管一般采用行政手段，多是行政干预、罚款等措施，缺乏合理的监管指标和监管方法。专业监管机构通过设置明确的量化监管指标，定期对被监管单位的资本充足率、不良率进行监控，将日常监管与重点监管、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相结合，监管方法灵活多样，具有专业性。3．监管体制不同地方政府与监管机构的监管体制不同。“一行三会”的监管采用的是垂直的监管体制，即一行三会不受同级政府的控制，其人财物事权全部由上级一行三会控制，独立于同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监管权力分散于各个部门，是横向的监管体制，各个监管主体横向联合，共同成为地方政府监管体系。4．监管能力不同地方政府与监管机构监管能力不同。监管机构具有专业的监管体系，配备专业的监管人才，在监管能力上要高于非金融专业监管机构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掌控地方事务，除金融外还有药品、食品、安全生产等诸多安全事务需要监管，因此地方政府不可能做到监管机构一般专业高效。

四、完善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措施

(一)建立科学有效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

1．完善地方监管立法完善地方金融监管立法是实施有效金融监管的基础，是运用法律手段进行监管的前提，我国目前的监管立法多是从全国层面进行立法，并未考虑到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发展速度较快，金融创新较多，统一的金融监管立法极易形成监管的一刀切，导致金融抑制和金融自由化两个极端。此外，地方政府的监管地位尴尬，监管权力不明确，需要从立法角度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管授权，实现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力与责任的统一［5］。完善地方监管立法需从地方的实际出发，建立与地方发展状况相配套的监管法律体系。通过立法，明确地方政府的监管权力，区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地方政府和监管机构之间监管权力的划分，明确地方政府监管主体的监管职能，规范地方政府监管的手段与方式，做到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有法可依。地方政府监管立法可以是全国人大立法赋予地方政府的监管权力，也可以是各地方人大进行立法赋予地方政府监管权力。2．建立统一监管主体当前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分散于多个部门，小额贷款公司由金融办负责，担保公司由财政厅负责，融资租赁公司却由商务厅管理，由于金融业务往来的密切性，分散监管给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带来了挑战。各部门的监管手段、监管方式和监管力度、监管水平存在差异，导致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存在重复监管和监管空白同时存在的局面，只有建立统一的监管部门，将这些类似的金融机构进行统一监管，规定其行业准入与退出门槛，才能实现统一监管，营造公平竞争氛围。地方政府应设立地方金融监管局，对地方“一行三会”监管范围之外的如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以及无人监管的非法集资进行监管，建立统一的监管指标但可根据行业特殊性对其资本充足率和坏账率进行监管。地方金融监管局主要负责制定统一的监管制度，将地方人大的立法细化、可执行化，统揽地方金融监管大权，与一行三局进行有效配合，信息共享，共同监管地方金融机构。3．运用科学监管手段目前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机构的监管多以行政干预、罚款为主，缺少对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以及网络技术手段的运用。行政手段见效快，但是不利于市场的有效运转，容易掩盖市场的潜在矛盾。在当前地方金融机构盲目发展、金融创新不断更新、金融与网络更加紧密结合的背景下，单独使用行政手段而忽视其他监管手段，特别是网络技术手段，难以对地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监管，因此，新时期必须根据发展的实际情况运用科学的监管手段。应将行政手段与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网络技术手段结合起来。一是要运用法律手段，根据地方监管法律法规实施监管使地方金融机构按照法律要求规范自身行为。二是运用经济手段，用价格、税收等手段对地方金融机构进行调控。三是运用网络技术手段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对具有线上业务的地方金融机构进行实时监控，确保能获得及时准确的监管信息，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4．增加多种监管措施当前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安全的矛盾不断突出，依靠单一的监管方式、有限的监管措施对地方金融风险进行事后的风险查处已经不能满足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要求。在监管方式上，地方金融监管主要采用外部监管，忽略了社会监督和行业自律的重要性;在监管流程上，地方金融监管往往重视日常监管和现场监管，未将日常监管与重点监管、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结合起来，造成了地方金融监管活动的滞后性和局限性。应在规范监管流程的基础上，将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结合起来，对地方金融机构运行中的不规范和不合理现象进行实地核查，对异常现金流进行跟踪监督;对地方金融机构中的特定事项安排专项核查，做好数据汇总工作;不断加大监管力度，完善制定监管计划、日常监管分析和风险评估工作;设立监管量化指标，定期对地方金融机构完成指标情况进行核查;建立监管奖惩机制，对超额完成指标单位给予奖励，对未完成指标单位进行处罚。5．加强县区金融监管县区金融是地方金融的重点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是风险监控的关键，却是地方金融监管的薄弱环节。县区金融占地方金融的90%以上，中小企业和民间融资大多集中于县区，县区金融监管问题对于地方金融监管乃至全国金融监管都是至关重要的一环。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县区金融监管称为当前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地方金融监管长期忽略县区金融，对县区金融的监管往往有名无实，县区金融大多处于监管空白状态。解决县区金融监管不足的关键措施在于:一是将银行、证券、保险类金融机构的监管权集中于中央银行。从成本的角度考虑，银行在县区较少设有办事处，证监会和保监会只在省级设立分支机构，只有人民银行在县区设有分支，因此，将该类金融机构的监管统一于人民银行是合理的选择;二是将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包括民间融资类的监管权下放到县区金融监管办公室，县区金融监管办公室作为地方金融监管局的直属分支机构，可以由原金融办转化而来。

(二)增进地方政府与监管机构协调监管

政府监管范文篇3

1.1医药电子商务在我国的快速健康发展需要强有力的政府监督作为保障医药电子商务是以医疗机构、医药公司、银行、药品生产单位、医药信息服务提供商以及保险公司为网络成员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从以上医药电子商务的概念中我们不难看出，医药电子商务包含了医疗机构、医药公司、银行、药品生产单位、医药信息服务提供商、消费者以及保险公司等多个相互联系的参与者。虽然，在互联网上进行医药电子商务所经历的实际交易过程十分快捷、方便，交易双方甚至只用动动鼠标就能完成大宗药品的交易，然而，由于其参与者较多，保障交易顺利实施的环节较多，而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潜藏着欺诈行为，各个参与者在交易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比如药品生产企业伙同信息服务商虚假药品广告，误导消费者，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医疗机构也普遍存在着拖欠药款问题，往往不能按时支付货款，从而严重影响生产企业的资金周转。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有可能导致交易无法顺利进行，甚至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那么仅靠各参与者之间的合同约束来规范彼此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交易的各方都迫切需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加强对医药电子商务领域的监督管理来确保交易过程的安全与公正，为医药电子商务在我国的顺利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外部保障。

1.2药品的特殊性要求政府必须加强对医药电子商务的监督管理药品是特殊商品，其质量关系到人们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因此，必须通过加强对医药电子商务的监督管理来确保药品在互联网交易过程及其网下配送过程中的药品质量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明确规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对药品流通领域的质量安全实施全面的监督管理。因此，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医药电子商务领域实施政府监管责无旁贷。

我国医药市场体系尚不健全、不规范，药品流通市场缺乏必要的自律和强有力的监督，加之传统的购药方式在人们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人们大多还是宁愿多花些钱、费些事到实体药店去购买药品，也不愿意轻易尝试网络购药的方便与快捷。社会对于医药电子商务的淡漠,在客观上就造成了医药企业对政府（BTOC）模式的医药电子商务在我国发展较为缓慢。因此，医药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政府切实加强对医药电子商务的监管以及宣传的力度，确保网上交易过程中药品的安全性，使社会逐渐培养出对医药电子商务较强的认同感，以便早日得到广大消费者的普遍认可。

1.3政府应当通过加强对医药电子商务的监管来杜绝网络犯罪行为虽然医药电子商务自身存在诸多优势，其快速发展确实有利于提高医药企业的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形成有效的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互动机制，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有利于避免或减少医药商业贿赂及其他不良销售行为。然而，一种崭新的商业模式的出现必然需要政府的有效监管来规范其发展。否则，这种新兴的商务形式也会给社会各方面乃至于公共安全带来巨大危害，成为网络犯罪的新渠道［1］。

据报道，澳大利亚不少吸毒和贩毒者在互联网上匿名交换信息，并进行交易。警方苦于没有法律依据对此束手无策。澳大利亚警方发言人称,网络是警方很难触及和管制的领域，警方虽然可以针对具体的信息采取行动，但如果经互联网来自海外，澳大利亚司法部门对此没有任何制裁权。在悉尼，一些年轻人经常利用互联网来购买。悉尼的一些大麻种植者也常在互联网上定购大麻种子。这种通过网上交易滥用药品的情况在欧美国家也普遍存在，令各国政府都为此十分头疼。可见医药电子商务是潘多拉魔盒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们既要看到医药电子商务自身的诸多优势，同时也要加强监督管理才能保障其能够顺利、健康、快速的发展。因此，加强对医药电子商务政府监管是十分应该和必要的。

2我国医药电子商务的政府监管现状

医药行业是我国四大重点技术创新产业之一，也是世界公认的最适合电子商务发展的行业之一。为引导医药电子商务在我国的快速健康发展，我国政府在政策层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将发展医药电子商务确定为“十五”期间医药行业信息化建设的任务之一。早在2000年，国家经贸委在全国医药工作会议中就指出将医药电子商务试点作为我国医药流通领域体制改革的重点。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也明确指出“在药品的购销活动中，积极利用现代电子信息网技术，提高效率，降低药品的流通费用”。近年来，SFDA考虑时机成熟，废止了2001年颁布的《处方药与非处方药流通管理暂行规定》中限制电子商务发展的部分条款，积极推动并鼓励BtoC医药电子商务模式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国家在引导医药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制定了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以规避医药电子商务推行过程中存在的诸多不良问题［2］。

20000626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了《药品电子商务试点监督管理办法》，选定了广东省、福建省、北京市、上海市等若干省、市作为试点单位，对医药电子商务在我国开展初期的快速发展起到了较为理想的作用。

20010201，开始执行《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理暂行规定》，该《规定》将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首次分为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两类，它的颁布实施为后续的相关法规的出台奠定了基调［3］。

20040708，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签发了第9号局令《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表明了药品信息服务在互联网禁区的松动，突显政府鼓励开展医药电子商务的信心和决心，并与后继的有关法规一同初步构成了目前关于药品互联网交易服务的法规框架。并在此之后，逐步放开了对BtoC模式的医药电子商务的种种限制，转而鼓励其快速发展。

20050930，由SFDA以局令形式颁布实施了《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审批暂行规定》。该《规定》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商在硬件设备设施方面进行了较为严格的规定，并从解决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商的市场准入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是现行的一部针对医药电子商务制定的较为系统和完整的法律规范。该《规定》出台不久，SFDA便审批通过了我国第一家独立的第3方医药电子商务企业，即海虹医药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政策、法规的出台对规范我国医药电子商务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医药电子商务在我国出现仅有短短的10年时间，其自身发展并不成熟，至今尚未形成自身的行业管理规范。加之其模式的多种多样，使我国的医药流通领域出现了多种购销模式并存的复杂现象。就目前我国政府对其监管现状而言，也确实暴露出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3我国医药电子商务政府监管存在问题及解决措施

3.1监管主体网络化、信息化建设滞后医药电子商务是当代信息社会网络技术、电子技术和数据处理技术在医药流通领域中的综合应用。因此，在客观上，就要求互联网药品交易的监管主体——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自身的网络化、信息化建设上能够与时俱进、加大投入，以适应当今医药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SFDA应当有能力对互联网药品交易过程实施全面地、实时地监管，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以保证交易过程的安全、有序，切实维护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然而，目前我国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系统内部网络化、信息化建设缓慢，电子政务系统仍未得到广泛应用，医药企业对政府（BtoG）模式的医药电子商务在我国尚未出现，势必影响监管主体的监管效果。因此，网络化、信息化建设的滞后以及相关硬件设备设施的缺乏，已经成为政府对医药电子商务领域监管过程中遇到的首要难题［4］。

因此，建议SFDA应加大对系统内部网络化、信息化投入力度，加快建设针对医药电子商务的电子政务系统。该系统应满足SFDA对国内目前所有应用医药电子商务的医药企业日常监管的需要。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应当能够通过该系统直接进入任一医药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对互联网药品交易过程实施全程实时监控，形成有效的网络预警机制，一旦发现药品交易过程中存在问题，能够通过该系统及时、快速地警告交易各方，并中断交易进行，进行相关证据的提取，为日后处理提供依据。在实施监管的过程中，该系统应采取有效手段切实保证监管过程中系统的安全性，以免泄露有关交易双方的商业机密。此外，该系统还应具备受理医药企业有关开展互联网药品交易的各种相关申请的功能。

SFDA应尽快创建以宣传和监督医药电子商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网站。利用网络媒体快捷、覆盖面广等优势，向公众介绍并宣传医药电子商务的诸多优势，使公众逐渐培养出对医药电子商务的认同感，从而促进我国医药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SFDA应在该网站设置专栏，定期对在日常监管中发现的有违法进行互联网药品交易行为的企业进行曝光。该网站还应具备对有关互联网药品交易的相关投诉的受理和及时回复功能，以切实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2监管系统内部人员培训机制存在问题医药电子商务的政府监管是新时期我国药品流通监管工作中遇到的一项新工作、新任务，也是对我国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的新的挑战。药品监管人员只有坚持不断地加强对这一新鲜事物认识、学习，才能够出色地完成对其的监督管理工作。然而，目前我国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内部人员培训方面问题严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建立针对医药电子商务的内部人员培训机制的重视程度严重不足，尚未建立有效的人员培训机制。目前，由于缺乏必要的宣传人员培训，全系统特别是基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大药监工作者对医药电子商务的认识程度令人堪忧。大多数人员甚至对于医药电子商务的概念和运营模式都不大了解，往往将医药电子商务片面地理解为医药企业利用自身网站进行药品交易的销售行为，或局限地将医药电子商务理解为现行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行为。因此，对医药电子商务片面的理解和认识必然严重制约监管人员对医药电子商务领域的有效、合理监管。

建议我国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首先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对医药电子商务的认识和学习，尽快在系统内部建立起有效的人员培训机制，将对医药电子商务的学习制度化、规范化。通过定期组织培训班，聘请国内医药电子商务方面的有关专家学者对负责医药电子商务监管工作的有关人员进行培训，建立完善的考核制度，为保证学习质量应将考核成绩作为公务员年终绩效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

3.3《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审批暂行规定》存在漏洞，亟待补充和修订《暂行规定》的出台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商在硬件设备设施方面进行了较为严格的规定，并从解决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商的市场准入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然而，就其内容而言在交易规则制定、交易活动各主体间权利义务关系、争端解决和监督机制方面尚存在一定的欠缺，亟待完善。

《暂行规定》第7条规定对于独立的医药电子商务企业“不得参与药品生产、经营；不得与行政机关、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存在隶属关系、产权关系和其他经济利益关系。”但该规定中并没有对“其他经济利益关系”如何界定做出明确规定，对实际操作和监督管理带来了困难。众所周知，医药电子商务平台就是通过提取交易服务费盈利的。因此，其与交易的双方必然发生经济利益关系，而这种经济利益显然是合法的。

因此，建议SFDA对“其他经济利益关系”应明确界定。笔者认为，独立的医药电子商务企业在交易过程中规避与交易的双方有直接的或者间接的除交易服务所得之外的财务和债务关系。《暂行规定》中对此种情况应明令禁止，以免不公正交易的发生，也为政府监管带来便利。

关于信息保密方面。《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机构验收标准》中明确指出提供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的企业应具备相应监管子系统，以保证政府主管部门对药品生产企业、药品批发企业、交易的药品、医疗机构临床用药目录等相关信息，进行实时监测并依据具体情况作出相应处理。对在系统中发生的交易行为进行数据查询、汇总。因此，在政府对医药电子商务企业的监管过程中势必涉及到大量交易双方的交易信息、数据等商业机密以及企业拥有的一些自主知识产权的管理技术与设施。一旦政府监管人员擅自将这些重要的商业信息透漏出去，势必对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而《暂行规定》中在监管过程中有关信息保密方面未做明确规定［5］。

笔者认为，应建议SFDA在《暂行规定》中明确政府在对互联网交易服务商实施监管的过程中，有义务对有关交易各方的交易信息、数据等商业机密以及企业拥有的一些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管理技术与设施，建立严格的保密机制，对监管人员擅自透漏交易各方重要商业信息的违法行为予以严惩，切实保障监管过程中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5］。

4结语

药品互联网交易服务是药品监管工作中的新生事物，执法部门和立法机构应不断地加强对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充分利用企业和行业组织的技术优势，探索出一条既能促进我国医药电子商务发展又能保证药品安全的双赢之路［5］。

【参考文献】

［1］刘彩凤.医药电子商务，你知道多少［J］.改革与理论,2004,132（11）:35..

［2］汤振宁.国内医药电子商务发展误区分析［J］.上海医药,2004,25（8）:348.

［3］陈朝晖,林万莲.浅述医药电子商务［J］.医学信息,2002,15（12）:683.

政府监管范文篇4

但与此同时出现的情况是：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普遍滑坡，“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ST、四年PT”成为证券市场广为人知的一大特色。上市公司盈利持续恶化与中国宏观经济持续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各类违法违规现象增多，造假欺诈、内幕交易、股市操纵、购买审计与审计舞弊等案件层出不穷，社会影响恶劣。面对不规范的市场，投资者要么孤注一掷，以短期投机心态参与股市，要么对市场失去信心，选择“用脚投票”。中国证券市场陷入了长期的低迷。中国证监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3月，中国证券市场市价总值为34802．72亿元，而2001年6月(近几年市场表现最好时)，市价总值为53630．58亿元；2005年3月的流通市值为10996．52亿元，而2001年6月为18866．36亿元；筹资额方面，2005年3月锐减为7．92亿元，而2000年筹资额曾经达到近400亿元。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企业的再融资需求旺盛。越来越多的优秀大型企业，尤其是作为国家重要战略资源的优质上市公司，都由于各种原因奔赴海外上市，以解决融资瓶颈。

这些数据说明，发展和完善证券监管体系已经成为我国证券市场和国民经济发展无法回避和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然而，在理论界和证券业界的大多数政策建议都集中在提高监管能力、拓展监管权限和扩大监管机构规模等方面。笔者认为，政府证券监管职能的转变，才是目前完善我国证券监管体系的关键。

1我国证券监管的过度集权

我国股市的市场管理体制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向证券监管部门集权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是中国证券市场最大的问题。证券市场本来是一个最需要创新、最需要竞争的市场，而在这种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下，证券交易所日渐失去了市场发展的规则主导权，成为整个股市监管体系的一个“一线监管单位”，它的市场组织功能已经基本退化。这就意味着，在我国，证券市场完全由政府来操作和经营。

其实，这并非当初的本意在上个世纪9O年代初，中国股市除了1990年11月26日成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1990年l2月1日成立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外，还有1990年l2月和1993年4月成立的STAQ(全国证券市场自动报价系统)和NET(全国电子交易系统)，以及1993年8月l8日试运行的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当时的沪深交易所虽然是地方性的，但面向全国开放，实行由当地政府主管、理事会实际管理的模式。这些不同的交易系统的出现，很适合中国多层次经济结构的状况。

当时，中国的银行体系还是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系，一个地方银行存款的多少对地方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资本市场活跃，散户开户就踊跃，券商的客户保证金就越多，银行的存款就越多，加上两个交易所产生的税收利益中相当一部分也归当地政府，这对当地的经济繁荣有很大帮助。所以，交易所之间必然会有竞争，交易所和其他场外交易市场之间也必然有竞争，而且其竞争和地方政府有密切的联系。1995年、1996年，沪深两市激烈的竞争逐步形成了地方政府组织资金拉动股市、地方政府坐庄炒作的情况。这样一种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最终发展成了地方的柜台交易市场的无序状态。199年l1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关闭非法股票交易市场，中国证监会在1998年专门下发了lO号文，淄博系统于1999年9月9日关闭，STAQNTE系统也f当天撤牌停止运行。1998年，中国证监会不再让企业自主选择上市地点，业内也有了“上海先上一家，深圳再上一家”的不成文规定中央由此把市场管理权逐步上收，第一是把交易所上收中央，理事长、总经理等都由证监会委派；第二是把各省市政府的证监机构上收，改成了国家证监会的派出机构。

自上个世纪9O年代以来的这样一个渐进演变过程，离不开1998年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政治要求，从此以后，沪深交易所的整个运营就完全交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安排。本来，通过发展资本市场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服务国民经济，激活民间资金，这个出发点很好，但问题是，由于没有很好地利用资本市场本身具有的运行规律，在资本市场采取了一种过度集中的管理手段，实际上就转变成为政府内部或国有资源之间的自我循环。

在股票市场为国有企业脱困服务的目标下，国有上市企业的股票就逐步丧失了对中小投资人的吸引力。股民不购买，就得由机构来买。于是就不得不发展机构投资人。一开始是向中小投资人发行封闭式基金，封闭式基金发不动了，接着发行开放式基金，最后是社保基金人市、保险业人市、银行业人市。在这种情况下，股票的投资人主要是金融机构。而我国的金融机构是由政府“背书”的，一旦市场出现问题，最后还都是政府买单。2001年的国有股减持，最终使这个市场结构所存在的问题暴露出来，更使这个过度集权的模式难以运行下去了。

过度集权的市场结构的关键问题在于，这个市场的创造性很弱，难以开发新的金融品种以及新的投资工具。因为，所有事情的决策权都在国务院、证监会，证监会管理的是全国市场，任何口子一开就是全国性的事情，所以不敢轻易放开。在这种情形下，由证监会和市场开发出来的新金融品种和产品就非常有限了。而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市场，吸引投资者的主要是品种的丰富。

我们不妨把交易所比作大卖场，经销商比作出售股票这种商品的店家。当我们只有两个不竞争的国营商场时，所卖的东西都是证监会批准的，经销商就没有动力去开发适合投资者的产品，因为经销商只要把能上市的公司提供给证监会，获得批准上市就行了。经销商没有积极性去开发新产品，而证监会也没有职责制造商品，市场怎么会有活力呢?经销商的任务是去发现好企业，帮助企业找到好的投资方式。但由于只有一个市场，而且只卖证监会规定的几种商品，经销商就无活可干。于是自己坐庄，自买自卖，这个市场必然混乱。

高度集权的市场的另一个缺陷是，人为扩大了信息不对称，使得炒作成风。本来上市公司就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炒作信息使之变成一个更难控制的问题。我国的证券监管机构经常不适当地对市场行情发表带有明显导向性的评论，把自己混同于一个“证券分析师”，有时言辞的激烈程度是任何证券分析师都不敢使用的。这使得我国证券市场的政策性周期特征非常明显，而一旦证券市场成为“政策市”，将产生多方面的消极后果：监管机构对市场的判断不一定正确，不正确的评论会使市场运行偏离正常的轨迹，人为造成市场波动；将助长政策性内幕交易；将引导投资者不再去关注公司业绩等市场基本信息分析，而是关注“内部消息”；助长证券市场的投机风气，也为市场操纵等违法行为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将助长券商等市场主体“靠天(政策)吃饭”的懒散心态，不再注重创新和开拓。“政策市”还会将本应由市场主体分担的风险集聚成比较集中的行政风险，而为了控制这种行政风险，监管部门往往只能再度实行更严格的行政控制，但结果会使金融风险又有所积累和增大，陷入“越想管住就越管不住，越管不住就越要管”的恶性循环之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本市场”课题组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由于证券监管部门对应由市场力量决定的事情介入过深，对于政府应该管好的事情未能管好，使得各种违规现象十分突出，严重损坏了证券投资者的利益。”

2我国政府证券监管职能转变的目标和途径

一个制度安排在一定历史阶段是合理的，但到另一个历史阶段就可能不合理了，甚至可能成为发展的障碍，这就是“诺斯悖论”想要说明的道理，即“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

政府主导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至关重要，但当证券市场从幼稚到逐步成长以后，市场机制开始越来越多地发挥作用。而市场经济运行本身有着一种内在的排斥行政机制和行政功能的特性，市场越来越多地依靠市场本身的自我组织、自我调控和自我发育，越来越多地要求政府干预“淡出”。而此时，如果政府仍然固守自己“万能的上帝”的职能，证券市场内在发展要求与政府职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会不断积累、膨胀，将阻碍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

笔者认为，我国政府证券监管职能应在三个方面进行转变：

(1)在经济职能方面，必须尊重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在市场经济中凡是市场能做的，应该放手让市场去做，而政府的职能在于弥补市场失灵。

为此，要改革目前这种高度集权化的证券市场管理体制，证监会必须把一部分职能还给市场。在股票发行和上市、信息披露制度、规范市场各参与主体权责利行为方面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凡是市场能做的，让市场去做，证监会只是加强监督职能；市场一时做不到的，监管部门也要积极创造条件让市场去做。

证监会卸下的另一部分职能应归还给中介组织和行业自律组织。中介组织和行业自律组织是弥补市场缺陷和政府缺陷的重要途径，是实现“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重要环节。有效地发展中介组织和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可以维护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同时还可以改变政府单一的供给机制。中国除了有两个交易所以外，还应该有一些中小型的交易场所，还要有地摊式的场外交易场所，形成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不同品种、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结构。证监会应采取有效措施扶持行业自律组织的发展，以最终形成财务监督、法律监督、保荐人监督、行业监督、市场监督与行政监督相结合的立体监督网络，保证市场公平，保护投资者利益。

(2)在行政职能方面，政府必须改变以前在市场不成熟时的重管制、重审批的做法。

从2002年开始到2004年，证监会先后3次大规模取消行政审批项目，共取消101项审批项目，7项行政审批项目由证券业协会和期货业协会自律管理，同时还先后颁布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执法监督暂行规定》和《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试行)》等具体的实施规定，声势浩大。但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注重实际的而非名义上的管制削减。一哄而上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搞形式主义和做表面文章，为体现行政审批项目大幅削减甚至把本应减少的机关内部流转程序作为审批项目取消，应避免削减审批项目“名多实少”的现象。二是，一哄而上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虽然有轰动性的影响，但未必有持续的效果。如果现有的市场体系承受不了激进式的改革，改革的积极效果就得不到很好的发挥，甚至会带来较大的负面效果。这样的改革不容易巩固，容易走回头路。改革的激情一过，各种行政审批项目就会陆续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甚至更多，应避免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3)政府需要强化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职能，集中主要精力加强监管。这方面有不少教训值得吸取，以转轨国家波兰和捷克的证券市场为例。两国几乎同时开始建立和发展证券市场，但到了20世纪末，两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有了天壤之别。捷克证券市场几乎萎缩殆尽，而波兰证券市场则相对稳定地发展壮大。究其原因，最关键的因素是监管的差异。波兰证券市场从建立之初就实行严格的证券监管，设立了独立的证券委员会专门负责证券监管，在公司法和证券法的制定和修订过程中采取了高度保护投资者的立场，制定和完善了相关的法律细则，监督执法也比较严厉。而捷克没有独立的证券监管机构，相关的立法对投资者保护有所忽视，执法也比较松懈，导致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失去信心，股权融资不断收缩，证券市场持续衰落。这些都给我国政府的职能转变，尤其是证券监管职能的转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证监会在转变职能的同时，证券监管职能必须及时加以补充、加以强化，包括：

一是，要加强监管，就要完善机构设置，进一步加强证券监管稽查部门、信息披露监管部门、政策法规制定部门的力量；

二是，严厉打击、坚决取缔违规的业务活动；

三是，加强监管人员的培训以及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学习和运用，提高监管人员的监管水平和技术水平；

四是，重视监管的效率，提高监管的有效性等。

政府监管范文篇5

基本情况

目前，我市的政府投资项目，指使用市本级财政性资金的政府投资项目和市与盐都、亭湖及市开发区联建项目，也包括国家、省财政资金投资补助或直接投资的项目。界定是否是财政性资金有9个标准：1.财政内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2.财政预算内其它支出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3.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专项基金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4.财政预算外资金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5.政府统借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赠款；6.由政府承诺还款的借款资金及利用国债资金；7.转让、出售拍卖国有资产、经营权所得的国有资产权益收入；8.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其它财政性资金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9.政府以土地使用权等资源、资产作价出资。投资范围主要包括：农业、水利、能源、交通、城乡公共设施等基础性项目；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社会保障、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公益性项目；科技进步、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等国家和省重点扶持的产业发展项目；政府公共服务设施项目。

近年以来，*市纪委、监察局充分发挥职能优势，整合力量和资源，建立重点项目纪检监察巡查制，切实强化对政府投资项目实施过程的执法监察、廉政监察和效能监察，确保重点项目实施的高效、廉洁。一方面对项目的外部环境进行巡查。巡查组重点巡查市委、市政府出台的有关推动项目实施的各项政策措施是否得到落实，相关部门和单位在项目立项审批、资金划拨、工程招标、施工建设、竣工验收等环节的服务是否规范、高效，同时也对行政职能部门、项目责任单位的工作作风、工作成效等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促进各地各单位切实转变作风，提升服务水平，提高行政效能，强势推进项目建设。另一方面对项目内部运作环节进行巡查。重点巡查项目推进的序时进度、工程招投标、质量跟踪监管、专项资金使用管理，以及参建单位工作人员勤政廉政情况。巡查办通过联席会议、工作例会、报告反馈、信息交流、交办督办和巡查点评会等途径，动态跟踪巡查工作情况，及时分析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确定各个时期的阶段性巡点。在此基础上，不定期编印《巡查工作简报》，通报面上情况。据统计，去年先后组织巡查近25批（次），参加巡查520人次，查纠各类问题260多个，协调解决矛盾193多个，挽回直接经济损失5600多万元，为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纪律保证，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定和社会各界的好评。

2008年以来，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积极的扩内需促增长的战略部署，迎来了新的一轮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高潮。这次政府投资项目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是社会和群众关注的焦点。根据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落实检查组和市委、市政府、市纪委主要负责同志要求,市纪委、监察局牵头会同发改、财政、审计等部门组成5个检查组，多次对我市2008年新增中央投资项目中央检查组已检查项目暴露出来的问题整改情况和未检查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周福莲同志先后三次就检查工作进行专门部署并听取工作汇报。通过检查组的现场检查和跟踪督查，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部门积极响应和执行中央关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决策部署，对中央新增投资项目按照相关要求推进有力，成效明显，“国十条”政策对我市经济的拉动效应正在逐步显现。

存在问题

近年来，我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大批政府投资项目的实施，对改善全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民本民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通过工作实践来看，政府投资项目的决策、实施、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一、在项目决策阶段，少数项目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决策程序不够规范，决策的合理性、公平性难以体现，执行过程缺乏刚性；二是科学决策机制不够健全，一些项目规划、立项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委托中介机构评估决策的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三是对项目前期工作重视不够，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不够精细，初步设计存在较多漏洞，存在注重争取投资、轻视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的现象；四是项目投资估算与实际不符，申报的项目规模与实际需要相比，或偏大或偏小。

二、在项目实施阶段，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项目招投标不规范，部分项目存在不公开招标或以其他方式规避招标现象；二是部分项目资金拨付缓慢，资金缺口较大，严重影响项目进度甚至民工权益。从市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落实检查组在检查中央和省投资项目的情况看，各地按照中央检查组提出配套资金要全部拨付到账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有的县（市、区）未能及时、足额将配套资金打进项目专户，甚至有的地方将中央预算内资金还停留在地方财政局账户；三是个别项目未完成相关审批手续的办理，就开始工程建设;四是项目变更申请滞后，许多项目不在变更前申请批准，而要等到工程竣工验收时才申请变更；五是不少项目实施单位对工程建设进度抓得较紧，但忽视项目基础台账资料的收集和管理，存在资料收集不全、数据前后不符等现象。

三、在项目监管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项目实施监督、检查职责划分不清，纪检、监察、发改、审计、财政、建设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政府投资工程运作过程的监督不够；二是各部门就自己业务范围内环节实施监督多，联合监督、立体检查少；三是有的尽管实行了工程监理，但在工程监理机构的确定上，却并没有通过招投标的方式，有的实行同体监理，即监理单位与施工单位是隶属关系，有的监理不负责任，默认施工单位随意变更工程，对工程量进行签证，未对价格进行确认，或签证不及时，没有现场签证，而是事后补签；四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项目后评价制度，项目实施没有定性评估。

对策与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我认为应该建立完善的政府投资项目监督体系，从项目决策、实施、监督等环节加强管理，促进科学、民主、公开的政府投资项目决策和实施程序。我市目前对政府投资项目的监督部门包括纪检、监察、发改、审计、财政、建设等，监督过程中容易带来职责难分清、工作难协调的问题，因此，必须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的监督职责，加强协调工作，同时要学习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建立并强化人大及公众的监督，使政府投资项目真正成为“阳光下的行动”，发挥其应有的效益。

一、严把项目前期管理关。建立健全科学的政府投资决策机制，是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政府投资效益、发挥政府投资引导作用的前提。因此，市监察局应该督促发改等部门进一步完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政府投资项目必须坚持规划先行的原则，编制好政府投资项目专项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在规划的指导下，推进土地、环评、规划选址等工作，并落实好建设资金。发改委在确定政府投资项目时，要广泛征求财政、审计、行业主管等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意见，计划盘子报市政府审定并经市人大批准后方可实施。坚持“先评审、后审批”的原则，借助咨询公司、专业设计院等社会力量，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特别是重大项目的前期评估论证，提高投资项目决策的科学性。

二、严把过程监督关。项目招投标、工程变更、决策审计是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的三大关节点，我们纪检监察机关在督查时重点关注这三个关节点，将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中“出事”可能性的空间大大压缩。进一步发挥招投标大中心的功能，促进各类交易活动的公开、透明、规范、高效。严格规定政府投资项目必须按照批准的初步设计内容进行建设，建设单位既不能擅自增加建设内容，也不能随意提高建设标准，确需变更的，变更联系单位必须经过设计单位、监理单位、项目负责人的集体会商，方可实施。严格规定所有政府投资项目必须列入年度审计计划，实行“必审制”，并对重大项目进行跟踪审计，推行审计与财务管理一体化模式，使关口进一步前移。

政府监管范文篇6

(1)社会转型期的界定。

社会转型期是指当代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由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变的时期。

(2)政府管理创新的内涵。

何谓政府管理创新，主流观点认为:“政府管理创新是指由于行政环境、行政任务等的变化引起的行政职能、行政方式、行政作风、政府的政策法规、行政体制等方面的一系列新变化”。

政府管理创新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培育和树立创新观念是政府管理创新的前提;改革和简化行政审批制度是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规范管理的一种手段。其主要内容有: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职能创新;转变工作作风，推进行政作风创新;转变政府管理机制，推进行政体制创新;加快政府管理信息化建设步伐、构建电子政府、发展电子政务;建立健全公共危机管理机制、构建责任政府;解放思想，积极借鉴西方国家行政文明成果，努力建立学习型政府;等等。

②政府管理创新是一个具有层次结构的体系，根据诸多方面创新之间的关联性，可以构建为具有8个层次的政府管理创新体系;第一个层次涉及管理人员、方法与手段;第二层次是运行机制;第三个层次是组织机构;第四个层次是行政体制;第五个层次是政治体制;第六个层次是社会治理结构;第七个层次是政府管理的系统哲学;第八个层次是社会公共物品基础建设。政府管理创新是一个系统的体系，这八个层次之间相互关联，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要全面推进政府管理创新。

③“政府管理创新是指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为了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所提出的新挑战和新要求而对自身的职能定位、管理方式、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业务流程、工作方法、技术手段等诸多方面所作出的创造性调整和变革。”

2社会转型期政府管理创新的动力和阻力因素分析

在任何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都会产生两种力量，变革的驱动力和变革的抑制力，即动力和阻力。在通常情况下，当驱动力强于抑制力时，变革发生并能持续下去;反之则不能发生;当两种力量作用相当、相互抵消时，组织则会维持现状。

2.1政府管理创新的动力因素分析

“改革的启动在于两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改革的动力与发动改革的时机和方式”。创新是需要动力的，动力为目标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因而动力也就是一种客观的需要或潜在的利益。政府管理创新的动力，就是指政府创新系统在与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诸种外部环境因素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下，管理创新行为产生的机理。

(1)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根本动力。

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政府管理创新的第一推动力是经济发展力。一方面，经济的发展要求政府进行管理创新。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可以为政府管理创新提供必需的物质条件，如资金、办公设备、管理的手段和技术等，使创新具有强大的后盾支持。

(2)机构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是内部动力。

①机构改革的推动。政府机构是政府体制的载体，机构改革意味着政府体制的内部结构调整，机构改革一直是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总体的和一般的角度来考察，政治、经济体系的运行逻辑是:经济上的每一点相对重大的变化，都可能改变政治运行状态乃至改变政治运行规则。

②民主政治建设的推动。政府为了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长期保持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稳定是实现政府创新的必要条件，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就不可能正常发展。政治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关键环节，政治稳定则社会稳定;而政治要稳定，则必须跟随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断进行创新，尤其要进行政府管理创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

2.2政府管理创新的阻力因素分析

政府管理创新真正的难点在于克服阻力，与政府管理创新的动力因素主要来自行政管理体制的外部相反，政府管理创新的阻力则主要来自体制的内部，主要表现为:

(1)传统观念对政府管理创新的影响。

人的观念总是受制于时代的局限、传统的束缚、环境的制约以及个人的经验;在特殊的制度环境下，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加之个人认识水平的不同，观念一经形成，就很难转变。政府管理创新是包括管理技术创新、管理观念创新和管理制度创新在内的一个整体系统;所以，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如果观念没有及时更新，则会变成强大的阻碍力量，影响管理制度创新和管理技术创新的成效，甚至扼杀管理制度创新和管理技术创新。

(2)利益矛盾对政府管理创新的制约。

首先，利益矛盾表现为行政机构内部的角色冲突。作为一个行政单位，在社会转向市场经济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它除了代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外，也在不同程度上生长出了团体的利益。而当这两种利益发生冲突时，也就有可能以损害党和国家利益的手段来维护和增加小团体的利益。其次，利益矛盾还表现为行政行为相对成本的差异。也就是说，在完成一件行政任务时，不同的人员若付出的成本不同时，面对着同一任务便会产生利益矛盾。再次，利益矛盾表现为各个利益主体对待改革的态度。改革在本质上是对利益的再调整和再分配。社会总是要分为各个利益集团的，这些利益包括权力、地位、身份、经济利益及其相关的社会权力。有些利益集团当然希望传统体制改得多一点、快一点，而在传统体制内获益比较多的人，改革的动力就小一点，阻力大一点。

(3)管理制度短缺及其负面效应造成的阻力。

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是一种公共物品，具有排他性;制度是一种约束机制，它所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和国家、政府制定的正式约束以及实施机制共同构成，制度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政府的一切行为，也无时无刻不在制度的约束之中，制度对政府管理的成败得失影响非常重大，正如邓小平反复强调的: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制度是决定因素。

3积极推进社会转型期政府管理的创新

3.1政府管理创新的核心是政府职能的转变

政府职能的转变表现为职能总量的调适变化，要求实现政府职能结构的优化配置并改善职能实现的方式。目前，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在于加快政府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这需要从政府的体制结构和功能行为上创新政府服务理念、端正服务行为、发挥政府服务功能、提高政府的服务效率，使政府真正成为行为规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政府竞争力的强弱，越来越成为国家竞争力强弱的决定性因素，这就决定了政府必须加快职能转变，推进政府管理创新。

(1)推进政府职能创新，改进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方式，重视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政府要把财力、物力等公共资源更多地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精力要更多地放在推进社会发展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上。

(2)要坚决实行政企分开。

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和简化手续，提高效率，特别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确立企业在投资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3)建立和完善民主决策制度，推进行政作风创新。

要把科学民主决策作为政府工作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坚持下去，建立和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4)坚持以人为本，加快实皿政府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

实施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己成为人类的共识和选择。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实现社会发展的手段，发展的根本目标应当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增强人们全面发展的能力，提高人类发展水平。服务型政府是指政府以公民本位、社会本位为指导理念，以服务为宗旨，向公民、社会和企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真正体现和落实好“为人民服务”。

3.2制度创新是进行政府管理创新的主要途径

制度作为一种稀缺性的资源，也是政府的公共产品之一。就国家形态而言，制度是指以宪法、法律、法规为基本内容的正式规则和以习俗、传统、习惯等形式存在的非正式规则交织构成的一整套的规则体系及其实现机制。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和维护制度环境，实现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并向社会提供制度选择，是政府基本的公共职能。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制度环境决定政府行政改革的基本方向，制约其基本的价值选择以及具体的政策选择。在社会转型期进行制度创新，首先要深刻理解制度创新的科学内涵。

第一，制度创新是全方位的制度创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适应的制度创新，也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全面创新。

第二，制度创新是多层次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社会的基本制度或根本制度的创新，基本制度体现社会的基本性质，决定其他层次制度的性质和方向，其创新形式主要表现为自我完善。第二层次是具体制度的创新，是由基本制度表现出来的社会各个领域所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体制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创新。具体制度是社会制度体系中最为活跃的部分，既为社会的基本制度服务，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制度创新在这个层面上有较大的自由度和空间。第三层次是各种具体的规章制度的创新，是各个工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制定的具体的办事程序、规则和行为规范的创新。

3.3提高政府效能是政府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

政府监管范文篇7

作者：刘国玲单位：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商学院

公职人员公共权力的实施过程实质上是公共利益的分配过程，公民所得到的公共利益来自政府，但直接决定谁享有公共利益的则是政府的公职人员。因此，直接决定公民个人利益的不是抽象的政府，而是具体的某位或某些国家公职人员。相应的公民要感激和回报的直接对象也不会是抽象的政府，而是具体的公职人员，于是，利益的主体就发生了转换，公职人员作为人却享有了利益主体的权利。这一结果沉淀在公职人员心理上的是一种错觉，认为决定利益分配的是他个人的意志。作为政府组织主体的官员及一般公务员是否适用经济人假设，长期以来为人们所讳言。马基雅维利在为君主设计统治术时也注意到了人“避险逐利”的本性。休谟说：“政府是由带有一切人类弱点的人所组成。”中国古代的一些政治思想家如荀子、墨子等也把对人性的理解作为自己政治观点的起点。新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公共选择学派明确将经济人理念纳入政府领域，“公共选择学派的基础是一个从根本上说十分简单但却很有争议的思想－－即担任政府公职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为可通过分析其任期内面临的各种诱因而得到理解”。缪勒说得更明白：“同样的人怎么可能仅仅因为从经济市场转入政治市场之后就由仔细求利的自利者转变成＇大公无私＇的利他者呢？这是绝不可能的事。”

有学者从机构利益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指出：“政府传统上被设定为公共机关，代表并谋求社会公共利益，不具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即自利性。但是理性选择学派从＇经济人假设＇出发研究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发现政府具有自利性并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就有一个政府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政府系统的各个部门和不同层次也各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既然这样，政府系统及其子系统就会有谋求自身利益实现的自利性。”博弈论是研究政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也就说，当一个主体，好比说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的选择受到其他人、其他企业选择的影响，而且反过来影响到其他人、其他企业的选择时的决策问题和均衡问题。所以在此意义上说，博弈论又称为“对策论”。所谓博弈，就是指参加竞争的各方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策略。政策执行主体的多层次性和利益的多重性，决定了他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必然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如果其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之间，或本人的收益与他人的收益之间存在差距，就会产生利益相对被剥夺的心理感受，这种利益受损的心理感受将直接导致政策执行偏离政策目标的各种行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主要是建立在地方利益双重性的基础之上的。一方面，地方政府利益与中央政府利益具有内在和外在的统一性。中央政府从国民经济总体发展的战略要求出发，从而提出一系列发展政策，保证了国家整体利益和人民基本利益的实现，地方政府也能够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分解和承担着国家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另一方面，地方的局部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存在着许多矛盾。伴随中央政府行政权和财政权的下放，地方逐渐形成了部门和地方所有制的局面，众多的权力和利益主体产生，他们各自追求着自身局部权力和利益，对中央的政策处理也显得刚性不足。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从局部利益出发，对中央一些不利于本地区的政策进行调整，有时甚至忽视和违背中央的政策法规，以达到本地区的利益最大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与下级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客观存在，使得政府在行使公共利益代表者身份的同时，作为地方利益或局部利益代表者的倾向性越来越明显，从而造成了政策执行的困难。

如为了搞活经济，中央曾授予个别沿海地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可以变通执行中央和国家的政策，为了加快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偏远省份或少数民族省份进行政策保护或政策倾斜。对少数地区和开放地区的政策优惠，不仅很容易诱导那些不享有中央政策优惠的地区去暗中“模仿”特区和开放区的变通行为，而且还会刺激他们向中央要类似的甚至更多的特殊权力，从而导致政策执行中的分散主义普遍化，并造成国家宏观政策的紧张和政策执行的无序。政府官员在政策执行中的博弈。在公共选择理论家们看来，政府不过是一个无意识、无偏好的“稻草人”。因为政府是由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组成的，政府决策和政府行为是由这些人做出的。因此，政府政策行为和政府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家和官员的利益动机支配，政策执行的有效与否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具体的执行人员。政府官员在政策执行中的博弈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追求政治利益变通执行政策。从我国目前的干部考核体制来看，衡量一个干部的政绩如何，主要是看他在任期内产值增加多少，新建了多少项目，所谓“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政府官员为了赢得上级和老百姓的好评，谋求自身的政治利益最大化，自然要有选择性地执行那些有利于获取公众好感和支持，提升自身形象的政策，对其他政策则暂缓执行或变通执行。当政府官员的利益函数始终受任期长短制约的时候，就会造成政策执行中的“折扣”行为。其次，追求自身经济利益变通政策执行。政府官员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在政策执行中打着政府利益或国家利益的旗号，大肆进行权钱交易。腐败，必然会扭曲政府政策执行过程，破坏政策执行结果。腐败的本质就是运用公共权力获取私人利益，表现在政策执行中，就是以牺牲政府政策来换取个人的物质利益。无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抑或是国内外学者从“经济人”、博弈论或者是人性基础上对于政府利益的分析，我们不得不承认政府利益的客观现实性。政府及其政府官员遵循公共利益的价值原则符合社会发展和政权存在的基础，在公共利益基础上谋求自身利益的现实也客观存在。这一存在似乎是不可消除的，因此我们应该把问题的焦点放在政府利益的价值取向上，如何做到公共性第一，自利性第二？政府机关和政府官员如何在政策执行中和社会管理中最大限度的体现公共利益？我们又该如何正确的看待政府利益的双重价值取向？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理性的思考和分析。

政府监管范文篇8

一、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意义

公信力是政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它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客观结果，体现了政府工作的权威性、民主程度、服务程度和法治建设程度。同时，它也是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评价，反映着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政府公信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首先，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和灵魂，完善的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基础条件；不讲信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法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赖于全体社会成员对普遍性的行为规范的遵守和信任。政府是社会秩序与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政府不守信用，就会破坏整个社会信用的基础。由此可见，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是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关键。

其次，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治理社会的基本要求。政府公信力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对政府履行公共职责情况的评价，同时也是对政府合法性的检验。信用政府能够增强人民群众的社会信任感和归属感，政府失信则会导致人民群众对政府信任的丧失，从而造成社会普遍失信，削弱政府的合法性。

第三，政府公信力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件。政府公信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政府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示范者、倡导者和组织者，只有具备较高的公信力，才能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二、政府公信力下降的原因分析

些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主要表现在行为信用、政策信用、绩效信用三大层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1没有摆正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的位置

?些政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由于法制及民主观念淡薄，仍受权力本位、官大于民的传统观念的支配，认为政府的权力是可以不受约束和任意行使的。极少数^甚至认为，政府是为着公共利益行使权力。因而可以享有不守信用的特权，以至于滥用公共权力I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多头执法、执法扰民以及执法监督不严等问题致使有些地方政府缺乏威性。特别是个别政府l机关及公务人员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利用公共权力进行钱、色交易。极大的影响了政府公信力在普通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令出多头以及腐败的存在，是造成政府行为信用上降的直接原因。

政府监管范文篇9

［关键词］政府与企业关系;企业道德风险;政府监管;监管缺位

一、我国政府与企业关系

当前，世界各国政府与企业关系大体有三种：第一种是“警察和司机关系”，政府和企业没有隶属关系，政府只需告诉企业什么是不该做的，企业里的其余事情政府一概不干涉。第二种是“手足关系”，即政府与企业之间相互依赖，官商一体。第三种是“父母与子女关系”，企业隶属于政府，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政府对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拥有决定权。

显而易见，我国改革开放前的政府与企业关系属于第三种。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企业的管理是事无巨细的微观管理，政府不仅告诉企业不该做什么，还规定了你必须做什么，很显然，企业没有一点点的自主权，完全是政府的附属物。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我国政企关系逐步向混合型政企关系转变：政府与部分国有企业保持“父母与子女关系”；一些地方政府与其所办的企业是利害相关的“手足关系”；而政府与民营企业则是监督与被监督的“交警与司机关系”，政府决定让企业“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于是不再“溺爱子女”，逐步下放企业经营权，实现政企分开。但是政企分开并不意味着企业与政府的完全脱离。世界银行1997年发展报告提出了政府的市场功能有：建立市场，监督市场，引导市场，参与市场和筹集社会资金、管理公共财政、实施社会保障。以下主要谈论政府对私营企业的监督职能。

二、企业之道德风险

私营企业和政府之间是以法律为基础、以法规管理为主的政企关系。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政策由不禁止、默认、“顺其自然”到“鼓励、保护、引导、监督和管理”。政府运用法律的手段，规范私营企业的经营范围和经营行为；制定法规，直接对私营企业进行监督和管理。政府运用这些法律法规对私营企业进行经营行为管理、税收管理、财务金融管理，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同时，促进私营企业迅速、健康地发展。但是我们仍应看到，一些私营企业在利润的驱使下牺牲了道德，生产出了一系列对社会产生负外部性的产品。

我国私营企业大多诞生于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所导致的经济短缺而压制的居民消费热情的释放，市场商品供给严重不足，因而消除了来自市场的竞争压力，使经营风险降低到最低点。这时，各种类型的生产经营者迅速涌向了市场。这些私营企业利用良好的商业机会，国家政策的开放，灵活的经营方式以及明显的价格优势，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成长和发展壮大，确立了其在市场中的地位。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市场竞争也日益激烈，我国大多数私营企业由于缺乏个性发展而在竞争的洪流中感觉到疲惫，又由于没有良好的发展策略，便走上了铤而走险的道路——道德风险。而政策性道德风险又是道德风险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它是指私营企业违反政策或法制规定，或是超越政策或法制规定，进行政策或法制规定之外的经营活动或谋求某些特殊权利的活动，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国家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条文的违背，如生产国家政策禁止的产品或从事国家禁止的生产经营［1］。

显然，企业的政策性道德风险不利于市场的正常有序的竞争，而政府的职能之一就是规范市场秩序。因此，政府需要强化对企业的监督与管理。

三、政府监管缺位

2006年7月9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披露，许多童装上充满鲜艳动人的图案，这些图案是用含有有毒致癌物质的非安全型涂料印染而成，而这些涂料一般使用在皮革、塑料甚至外墙上。童装和婴幼儿服装面料中甲醛超标的现象普遍存在，成为儿童健康的最大杀手之一。

2006年7月11日出版的《新京报》刊载文章指出，童装成为儿童健康杀手，这样的局面是谁也无法接受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厂家见利忘义的因素，也有原料厂家以次充好的因素，甚至还有消费者贪图便宜购买劣质产品的原因，但最关键的原因却是监管部门的缺位所造成的监管漏洞。

再来看看食品药品：近年来，我们不断听到有关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如“欣弗”、“瘦肉精”、“苏丹红”等事件，尽管政府部门三令五申，却依然存在，还频频发生，更使我们触目惊心的是它还波及了一些知名品牌、一些跨国企业，“SK-II”事件便是典型的例子！专家指出，安全事故屡屡被曝光，一方面显示公众知情权逐步得到了增强，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当前我国监管部门监管工作中的纰漏和不足［2］。

我们知道，消费者的主体是老百姓，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具备有害物质甚至是有毒物质的检测能力，而企业是逐利的组织，在缺乏外部约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一些企业主甘愿冒道德风险，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因此，政府监管部门作为代表公共利益的群体，必须担负起产品质量检测和质量信息公开的职责。但是这些屡禁不止的安全事件却使我们看到了监管部门的缺位！那么监管部门该如何切实为人民服务呢？笔者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予以论述。

四、理论层面之方法论

首先，在法律方面，政府要立法保证制定相关法律。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非常全面系统，很少有人为吃提心吊胆，基本上是“放心买，大胆吃”。美国有三级监管机构，其中的许多部门都聘用专家人员对原料采集、生产、流通、销售和售后等各个环节进行全方位监管，而且有与之配套的涵盖食品产业各环节的食品安全法律及其产业标准，既有类似《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这样的综合性法律，也有《食品添加剂修正案》这样的具体法规。在这方面，我国政府要加紧制定出与时俱进的法律［3］。

其次，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家乐福中国区总裁施荣乐说过：“在法国，我们只需要和几家大型食品生产企业打交道；而在中国，我们有9600多家供应商，其中食品供应商的数量就超过5000家。”由此可见，我国食品行业呈现出“多、小、散、乱”的特点。行业规模化程度低、生产加工企业小而多直接导致了我国食品安全风险和控制成本的增加。其实，小者无妨，乱实可惧。因此，政府须整治企业、规范企业，将不合格的企业驱逐出去，变“乱”为“规范”。

再者，从政府自身的角度来说，政府各监管部门职责要分明，如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监管、食品药品监管局承担食品流通于消费环节及保健食品化妆品的监管职责、工商局负责执照发放和无证照经营活动的查处取缔。同时严格执行2004年9月1日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按照一个环节由一个部门监管的原则，采取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方式，进一步理顺食品安全监管职能，明确责任。

最后，在处罚力度上要绝不放松，千万不可助长违法者的气焰。在美国，一旦被查出食品安全有问题，食品供应商和销售商将面临严厉的处罚和数目惊人的巨额罚款。诸如此类关系身心健康的产品，断不可大意，监管一定要严格，处罚一定要严厉。

五、实践层面之方法论

理论虽如此，但也仅供参考，关键在于执行。因此，监管过程尤为重要，一方面监管人员要明确自己的身份，切忌与企业“搞关系”；另一方面要采取“非形式”的监管手段。

首先，政府的监管应到位，不能缺席本应承担的职能，更不能实施或执行不到位。受利己动机的驱使，许多地方政府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把主要精力放在检查验收、验证发证等“租金”含量高的环节上，而对日常监管等无租可寻或租金含量低的环节则敷衍了事。一位食品安全专家直言，除了法规滞后、标准缺失，我国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的一大问题，还在于有章不循、执法不严。尤其是当公众饮食用药安全与商业利益、个人利益、地方利益发生冲突时，有的人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惜与违规企业成为一根“利益绳索”上的两只蚂蚱。郑州市委托民间机构的一项调查显示：2005年当地企业用于与政府部门“搞关系”的非正常支出比2004年几乎翻了一番。所谓“非正常支出”包括请吃饭、接待检查、送礼、送红包、报销政府人士拿来的单据、地方“土政策”收费、强行摊派、乱罚款等等。数据显示，与政府部门“搞关系”支出超过万元的企业比例达到14.6%。我们知道，监管部门手中有权，虽说这不是“私权”，却被私人所掌握，或者说是被某些人当做了私权。于是，我们可以这样说，正是这些有权力的监管部门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至少与政府“搞关系”的那些企业主是这样认为的。就如清末民初实业家张骞之子张孝若写到的那样：“在中国的社会，要做事就和官脱离不了关系，它能够帮助你，也能够破坏你，如果民间做事，能得官力帮助，那当然就事半功倍了。”［4］在这样的情形下，追逐利润的企业怎么不会“俘虏”监管部门呢？但是作为公务人员，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监管人员应该对得住自己手中的权力，对得住千千万万个选民，切不可为一己眼前利益而牺牲百姓的利益。因此，行政活动职能在法定范围内，依照本机关的职责和权限行事，所实行的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当行政权力被任意行使侵害企业权益时，企业有权要其行政机关补救或赔偿，同时，企业也必须依法进行经营活动。

其次，在监管手段上，要重实质轻形式，避免有限行政资源的浪费，达到既治标又治本的目的。一方面，各监管部门的检验检测机构要能够做实事，而不可做摆饰，不可只是上级领导视察时的点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市场业态也在不断变化，这就需要各监管部门不断创新监管手段，增强监管手段的科技含量和现代化水平，如开发质量监管监测网等。另一方面，监管的任务的确很重大，监管部门的作为关系着千千万万个百姓的健康。因此，各监管部门的监管不是走过场。监管部门可以以抽查的形式进行监管，也可以以突击检查的方式进行监管。个人认为，突击检查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方式。若监管部门进行突击检查，则不可以提前将计划外泄，否则结果便不言自明了。

［参考文献］

［1］王林昌，宣海林，郑鸣．私营企业道德风险若干问题探究［J］．中国软科学，2001，（11）：117．

［2］俞丽虹．消费安全考问政府监督效能［J］．半月谈，2006，（21）：26．

政府监管范文篇10

论文摘要：发展和完善证券监管体系已经成为我国证券市场和国民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目前，我国证券监管的最大问题是过度集权。证券市场本来是一个最需要创新、最需要竞争的市场，而在我国却成了最具有计划性的“市场”。因此，完善我国证券监管体系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证券监管部门的职能。

从1990年3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开业到2004年末，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从最初的地区性市场迅速发展成为有一定规模的全国性市场。上市公司数量不断增加，结构有所改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直接融资功能进一步增强；投资者开户数不断增加，机构投资者比重不断提高；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也不断增加。我国的证券监管对证券市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推动和促进作用。并且，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监管体系也逐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