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模范文10篇

政府规模范文篇1

长期以来,对于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理论解释。早在1890年,瓦格拉(Wagnerian)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说——国民收入的增长会提高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即经济增长会推动政府支出规模扩大,这一观点被后人称为“瓦格拉假说”。而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则正好倒过来,他们认为,政府扩大支出能扩大总需求,并通过乘数效应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简而言之,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能推动经济增长。

所以，瓦格拉假说的支持者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会影响经济的增长，进而影响国民福利的提高，主张削减政府规模；而凯恩斯主义的继承者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扩大了总需求的规模，促进了GDP的增长，推动了经济增长，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应该扩大政府的规模。

尤其是自凯恩斯理论产生以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有了理论依据,政府通过财政、货币等多方面的政策来调控经济,以求实现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在这一背景下,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张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社会产出中被政府所消耗的部分越来越大，有些学者和政府官员便提出了政府规模过于庞大了，应该削减政府规模。国内外的学者对此问题做了实证研究，得到的却是不同的结论，这也是瓦格拉假说与凯恩斯主义根本争论所在。

2政府规模的行政生态分析

里格斯认为，各国不同所特有的社会文化以及历史等诸因素影响并塑造了该国的公共行政，反过来公共行政又影响了该国的社会变迁与发展。政府规模作为公共行政的一个方面，他同样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应该有不同的规模；在不同的生态环境的下的政府规模又可能会从正反两个方面影响着政府的内外环境。

政府规模是指以政府职能和权力配置为基础，按照一定的组织原则所组成的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之总和。它包括内在规模和外在规模，前者是由政府职能、政府权力等无形要素构成的规模，后者是由政府机构、公务人员、政府支出、公共事务等有形要素构成的规模。无形要素的规模决定有形要素的规模，有形要素是无形要素的物质载体。政府规模的大小的确定在政府这个内在系统内是由政府的职能与政府的权力决定的，而政府的权力是由政府职能所赋予的，所以，政府规模的内在影响因素应该是政府的职能。

政府职能是指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承担的职责和功能。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和后现化社会转变进程中，政府职能的重心转移和内涵扩张致使政府的行政边界不断外扩，从而导致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大。

政府规模增长是指在政府职能行政生态变化的基础上,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数量增加。由于增长的原因和效果不同,政府规模增长具有合理性与非合理性之分,具体分析如下:

(1)政府规模增长的合理性。

政府规模增长的合理性是指,由于社会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随时都会对政府提出许许多多新的要求,加上人口规模的不断增长,政府规模的增长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同时,这种增长又是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大体相适应。

①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消除外部性引起的政府规模增长。政府是为提供公共物品并减轻或消除外部性而存在的。由于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大多数具有服务性,那么,公共物品的数量及其价格的相对增加必然促使政府规模也相应地增长。

②政府作为社会再分配的调节者引起的政府规模增长。调节社会再分配,提供社会保障,是政府实现政治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从世界范围来看,政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西方国家政府转移支出开支已经占到政府支出高达50%以上“,以美国为例,1996年社会保障开支占联邦支出的53%”。

③利益集团的存在和行动引起的政府规模增长。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往往要受到社会组织各阶层和各利益集团的影响。“社团变成一个‘媒介’,通过它的作用,许多特殊的利益都可以从公民转迁到政府。”利益集团通过对政府施压,以便获取公共物品和社会再分配收入,并且降低自己在日益增长的专业化社会中所承担的交易成本。这样,政府只有增加机构和人员,通过向利益集团提供各种形式的“偏袒溢出”来换取利益集团的支持。

(2)政府规模增长的非合理性及其危害。

政府规模增长的非合理性,是指政府规模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不协调一致而导致的过度增长,其结果损害到社会的公共利益,带来许多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

①官僚体制导致的政府规模无限增长,造成政府行为的非效率。不论是官僚个人还是整个官僚机构,都天生地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官僚无止境地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最终导致政府规模无限增长。从官僚体制来看,它缺乏竞争,鼓励浪费与低效,容易诱发财政赤字、官僚主义等政治弊端。

②政府权力扩张导致的政府规模无限增长,造成寻租行为泛滥。权力本身是一种资源,它可以成为谋利的资本。历史表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完全保证公共权力的公共性,能够完全维护公共利益不被侵蚀。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权力的扩张就意味着政府规模的增长。政府权力的非制度性扩张,将导致政府官员以偏离甚至侵害公共利益为代价,在特定领域设租并且同既得利益集团勾结,以此来谋求自身的特殊利益,最终结果是严重破坏了政府的合理性基础。

③政府职能垄断性导致的政府规模无限增长,造成社会与市场的萎缩。政府职能的垄断性,是指政府扮演全能的角色,统包统管一切社会事务。政府在不断扩大其规模,成为与社会相对立的存在物的同时,对社会生活的过分干预以及对市场竞争的过度限制,严重束缚了社会组织与市场主体的自主性,使社会与市场丧失自治能力,从而消极地依附于国家,最终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停滞。

总之，从纵向进行比较，现在的社会应该较原来的社会环境更为复杂，政府的职能应该更为明晰。政府规模应该是由政府行政环境各种因素构成的变量综合作用而最终决定的一个因变量，即最合适的政府规模应该是在考虑社会总的环境的大前提下，考虑社会最需要的政府职能，摒弃对社会发展不利的政府职能之后的一个均衡态。

3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政府规模的界定并不是象瓦格拉假说那样，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应当缩减；也不是象凯恩斯主义那样，主张用大政府来治理社会。从行政生态学的角度，政府规模的界定应该是在充分考虑政府内外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经过调整后的一个均衡态。

正如政治经济学中“商品的价格总是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一样，商品的价格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最终形成，这种均衡是偶然的，也是短暂的，政府的规模正好能达到社会所需要的程度也绝对是偶然的，一旦行政环境发生了改变，政府规模也应该相应地做出调整，政府改革应是进行这方面的纠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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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规模范文篇2

一、政府规模膨胀的必然性

自从人类社会有了政府以来，政府规模的非理性膨胀就一直处于一个周而复始的运动过程中，因为政府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不断地推动政府规模的扩大。

政府就其实质来说，是公共力量的实体化，政府掌握着公共权力和代表着公共利益，不同的政府类型在公共性上的差别仅仅表现在目的和手段上的差别。统治型的政府是通过公共权力的行使和公共利益的实现来强化少数人的统治；管理型的政府是在少数人的管理活动中行使公共权力和维护公共利益。政府的这种公共性也就是它的社会性所在，政府是根源于社会的和属于社会的，是社会的公共部门，与社会有着不可分离的一体性。但是，已有的一切政府又都是社会的异化，是作为社会的一种异己力量而存在的。因为政府总是凌驾于社会之上，作为一种高高在上的力量统治着或管理着社会，社会不再是孕育政府的“母亲”，反而政府成了支配社会的“父亲”。历史证明，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够完全保证公共权力的公共性，能够完全维护公共利益不被侵蚀。在很多情况下，政府表现为一个独立的利益实体，有着自己的利益追求和政治愿望，成为与社会相对应的存在物。

既然政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物，那么它就有了自我发育、自我成长的要求，就有了不断扩大、不断膨胀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又是根源于它所掌握的公共权力的。由于政府掌握着公共权力，它对于社会的资源配置有着决定权，因而可以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打破资源配置平衡的客观要求而主观地使资源配置向政府自身倾斜，通过损害公共利益而实现政府对资源的不合理占有。虽然这会使公共权力与公共利益发生了背离，但政府却获得了自我膨胀的物质基础。所以，任何时候，政府都拥有足够的使自我膨胀的能力。而且，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节制自我的理性的话，就会不自觉地展示这种自我膨胀的能力。

毕竟政府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进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哪些是社会的公共事务，哪些是私人事务，是没有明确的标识的。也就是说，关于哪些事务是政府应当管的，哪些事务又是政府不应当管的，没有明确的规定，至多也只能做出一个大概的范围划分。即使是在社会科学非常繁荣的今天，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也常常成为聚焦的中心，而且几乎所有的争论又都是没有结果的，如果说能够取得了什么进展的话，那也只是通过举例的方式划定一些政府不应当管的领域。例如，说微观经济活动的领域是政府不应当管的。个人的私生活是政府不应当管的……对于市场自身无法调节的那些微观经济活动中的矛盾和冲突，政府是否应当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个人的私生活总是与他人相关联着的，当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危及到他人的个人生活时，政府能够冷眼旁观吗？诸如此类，作为科学研究的理论思考都无法理清，要求政府在实践中明确自己的活动范围显然也是不可能的。既然政府活动的边界是不明确的，而政府又以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唯一者”的身份出现，那么一切没有人管或者没有人能管得好的问题都自然而然地成了政府要管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政府管理的事务越来越多的趋势。

从理论上说，政府是一个纯粹的公共领域，政府在理论合理性意义上所承担的公共产品供给往往具有不可替代性。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政府对公共产品供给权的垄断，当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这一垄断性演化成一个心理定势时，就出现了强烈地排斥社会中公共部门提供公共产品的可能性。结果，社会中介组织萎缩了，而政府自身的规模则开始了膨胀。

公共权力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所必需的；另一方面，它又可以成为其掌握者谋取私利的工具。鉴于此，政府要维护公共权力的公共性质，就必须设立相应的制约机构，用来监督和控制公共权力的行使。这样一来，围绕着公共权力的行使和公共权力的制约也造成了政府规模的膨胀。而且，公共权力的作用范围越大，公共权力异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也就越需要加强，以致于机构和人员都要不断地增长。特别是对于管理型政府来说，它的规模的膨胀就更加突出。因为，管理型的政府不象统治型政府那样强调官员的忠诚，它总是特别注重行政人员的能力，即执行公共政策的能力，运用管理技巧的能力。从而忽视了他服务于公共事务的意志力和思想素质。所以在公共行政中存在着诸如以权谋私和滥用公共权力的问题。由于对行政人员能力的片面要求，在解决诸如以权谋私、滥用公共权力的问题时，就又不得不寻求另一个相对独立的途径，即寻找权力制约的单独领域或机构，以致于造成政府规模的膨胀。

社会对政府规模的膨胀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社会经常性地表现出和表达着它对政府的不满，批评政府低能甚至无能，不能满足它的要求。只是当政府规模膨胀到一定的程度时，社会才感到政府已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而要求限制政府规模。因而，政府为了满足社会的要求，总是通过自我规模的扩大来提高其能力。在社会与政府之间，政府是唯一的，而社会是多样的，来自社会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和多种多样的。所以，政府在满足社会需求的过程中，其基本依据就是它的公共性。而这种公共性却是一般社会组织所不具有的统一性和强制性，是特别适合担当那些非排他性服务的特性。如公众需要的防御外来入侵的安全服务、维持社会公正的经济社会保障服务等，有效遏制“搭便车”现象，使外部性内在化，规模而经济地降低服务成本，公正合理地分摊服务的负担等等。所以，即使各种公共服务可以由社会自身中的公共组织承担，也需要有政府来为社会公共组织的公共性提供保障。然而，这种政府的必要性往往演变成政府规模增长的必然性，政府总是站在自己的特殊地位上，把社会对它的要求理解成扩大规模的动力。

政府规模的膨胀是政府职能扩张的直接结果。每项新的政府职能的出现，都或大或小地意味着一个新的政府部门或政府机构的出现，即使在没有设立相应的部门或机构的情况下，也需要有相应的人员去具体地承担这项新的政府职能。如果这项政府职能是暂时性的，那么承担此项职能的相关人员也是临时性的。但现实情况往往是，政府总是选择了职能扩张的单向运动，几乎所有的暂时性职能都能够被转化成永久性的职能，因而，在规范运营的政府中，很少有承担暂时性政府职能的临时人员，一旦一项新的政府职能出现之后，它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员都会变得永久化。现实情况是，一切政府职能都是与相关的部门或机构联系在一起的，一项新的政府职能的出现总是意味着一个新的部门或机构的建立。所以，政府职能的扩张必然造成政府规模的膨胀。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是，较之古典自由市场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已经大大扩展了。显然，政府职能的履行必须依靠政府机构，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展，政府机构的扩展也就顺理成章了。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职能扩张的必然性。一方面，政府在主观上希望做一个称职的政府，希望把政府应当做的事情做得尽善尽美，如果现在的政府工作存在着问题和不足，那么政府做出的第一个选择就是通过扩大机构、增设部门和增加人员来处理这些问题和解决这些不足。这是政府规模膨胀的主观动因。另一方面，社会对政府的要求是无止境的，任何时候的政府所为都不是太好了，而总是太不足了；而且社会是一个动态发展着的过程，在它的每一个前进的步伐中都会对政府提出许许多多新的要求。这是政府规模膨胀的客观原因。

二、政府规模膨胀的不虞效应

在政府规模膨胀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中都包含着希望政府做得更好的愿望，但是政府规模膨胀后的结果却是出乎意料的。

就近代社会而言，政府存在与发展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下的，那就是社会自身没有完全的自我管理能力，市场经济的运行不具有完全的自我健全能力，需要由政府来承担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调节者的角色，需要由政府来规范市场经济的运行。但是，关于政府结构的历史分析告诉我们，政府职能的专业化与政府结构的分化是一个恒定的历史趋势。当然政府职能的专业化和政府结构的分化是由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和社会公共要求多样化决定的，政府职能的专业化和政府结构的分化是从属于更好地满足社会要求的需要。但是，这种政府职能专业化和政府结构分化包含着两种可能性：其一，政府职能的专业化和政府结构的分化造成职能分离而使不同的职能之间缺乏衔接和协调，造成职能空缺。其二，政府职能交叉，致使边界不清。实践中的情况是，职能空缺非常容易被发现并会迅速得到校正，而职能交叉则往往被非理性地感觉为高度协调的特征。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是由于职能交叉而派生出的不协调、管理秩序的紊乱和管理效率的低下。可见，政府职能的专业化和政府结构的分化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表现为专业的交叉重叠和不协调性，结构的分化紊乱，政府机构的各部门任意扩大自己的职能范围，争夺领地，出现了许许多多共管领域，这些共管领域不仅是一个单纯增加管理成本的问题，而且在这个领域中有着命令不一致，指挥不统一的管理混乱问题。为了对这些共管领域做出协调，又要进一步增加相应的机构和部门，从而增加了管理成本，造成政府规模的进一步膨胀。这就是所谓政府专业化的悖论。

最为根本的原因是，近代社会所选择的政府模式是一个官僚制组织结构模式。官僚制是政府规模膨胀的总根源。因为，与官僚制的政府机构相伴而生的行政权力和公共预算最大化倾向，导致了大政府、大公共开支和高行政成本。特别是把这种官僚制模式放在与其职能和与社会的关系中，就会看得更加清楚。如上所说，政府机构的设置是同政府职能相适应的，一定的政府职能就应有相应的机构来行使。而政府职能应当有一个从合理到不合理的自然演进过程。也就是说，社会的发展会不断地向政府提出新的要求，要求政府担负新的职能。政府自身的发展，也会出现原来的部分职能将会更新或丧失，新职能会应运而生。这种新旧职能的替换，始终处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之中。因此，转变政府职能实际上是政府职能更新的问题。但政府职能更新如何才能成为一项经常性的活动，而不是以发动行政改革运动的方式实现，这是官僚制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官僚制下的政府有着天然的维持其政府职能的惰性，维持有余而创新不足，而且它还可能以维持原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为借口来延续政府运行的惯性。说穿了这还是一个利益的问题，因为官僚制事实上造就了一个特定的利益阶层，如果不是到了不得已的程度，它不会轻易放弃既得利益。所以它有着拒斥改革的惰性。当社会要求政府承担新职能时，它为了表明自身的公共性又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承担起了新职能，但是它却不愿意放弃那些旧的、过了时的职能，它依然要抓住这些职能不放。所以，我们总是看到那些失去了存在合理性的机构依然存在。虽然经过了一场行政改革，精简了一些机构，但要不了多少年，又出现了一些失去存在合理性的机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出现了从精简到膨胀的恶性循环。

当然，社会的要求或公共选择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政府规模的膨胀是公共选择的结果，缩减政府规模也应当是公共选择的结果。但是公共领域的自由选择，总是有利于政府规模的膨胀，而不利于做出缩减政府规模的选择。因为，就整个社会而言，个体的理性可能会成为整体的非理性，政府规模膨胀作为公共选择的结果就证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政府职能的增长是公共选择的结果，正是议会、官僚、特殊利益集团各方面的个体理性选择，才推动了政府职能的持续增长，与此相应的就是政府规模的膨胀。也就是说，政府本身是一种公益物品，人们即使不付出，也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服务，虽然间接地人们付出的更多，却总是不被意识到。所以人们总是自然地倾向于选择扩大公共领域和扩大政府规模，以致于巨型政府总是成为各国的现实，反而缩小政府规模的行政改革却举步维艰。

从政府发展的实践来看，近代社会早期的自由主义理念对政府的角色作了严格的限制。但是，古典自由主义过分贬低政府作用而无限夸大市场的功能，难以避免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最终导致了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自由放任主义彻底破产。凯恩斯主义作为一种新范式应运而生，提出国家应干预经济活动，实行国有化和经济计划化，才能避免自由市场的严重缺陷，从而开始了西方国家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大规模干预。然而，过分强调政府作用，无限扩大政府的权力和职能，造成了官僚机构的庞大和低效。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之前，美国政府在职能方面属于典型的小政府。1929-1933年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萧条的出现，使一部分人认识到很多问题不能够由市场制度解决，存在着“市场失败”。为了弥补市场失败，美国开始实施罗斯福新政，赋予政府广泛的社会经济职能。政府为了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不断地通过法律措施把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政策措施进行合法化、固定化，导致了美国政府社会职能、经济职能的持续增长。美国政府的职能增长经历了罗斯福新政时期、杜鲁门的“公平施政”时期、约翰·肯尼迪的开拓“新边疆”时期三个阶段。通过历届政府的努力，美国政府建立了系统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以及大规模的经济社会管制制度，与此同时，政府的规模也达到了空前的地步。由于美国政府规模过度膨胀，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联邦政府的工资从不到130亿美元猛涨到700亿美元以上。全部的联邦开支已经上涨了6倍，达到5000亿美元以上；国债几乎是过去的3倍，接近1万亿美元。同期美国的人口总数仅增长了大约20%。由于政府贯彻执行陈腐规章和处罚条例，也阻碍和限制了自由市场的活力。美国前总统里根指出：“过去半个世纪中，人们得到的只是新政、伟大社会以及产生一个拿走45%的国民财富的政府。”（注：［美］罗纳德·里根：《里根自传：一个美国人的生活》，中文版，184-18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政府规模的膨胀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和财政紧张。为了提高经济活力，缓解政府的财政紧张问题，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在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小政府理论的影响下，80年代上台的里根政府开始实施政府职能的市场化改革。其实，早在1967年1月2日，里根在州长就职演说中就已提出：“我们将压缩政府机构的规模、裁减冗员、整顿秩序直到减少行政开支。”（注：［美］罗纳德·里根：《里根自传：一个美国人的生活》，中文版，184-18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

当发展中国家希望追赶发达国家时，政府规模膨胀尤为突出。因为发展中国家大都是市场经济不健全的国家，没有成熟的规模经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这些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一种明显的劣势，为了创造国际竞争的优势，这些国家的政府有着促进本国经济规模化和经济结构优化的迫切要求。这样一来，政府总是希望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对经济的发展加以干预，总是感到政府干预能力不足，所以就会通过政府规模的增长来提升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的能力。

政府规模的膨胀说明了政府的必要性。因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系统安排。要使一个社会具备完善的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使自然资源和各种生命支持系统永不枯竭，使社会智力系统和生产力系统长盛不衰，使人类情感系统和伦理系统永续长存，就只有依靠政府。所以，政府存在的必要性是不容置疑的。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并不意味着政府规模不受限制的膨胀，政府规模一旦超出其适度的界限，就会成为社会健全的一种破坏力量。也就是说，政府规模膨胀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社会及其公众在政府规模的膨胀中可以获得种种利益；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规模的膨胀，又受到了公共权力被滥用和误用的威胁，并且总会最终感受到由于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而造成的税赋的增加。当前关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经济学思考的中心是政府运行的成本问题，也就是说政府的运行在多大程度上是社会公众的负担。政府自身不是经济实体，它没有独立的自我经济支持，政府运行必须从社会上获得经济支持，即政府运行的一切费用都需要由社会来负担。因而，政府规模的膨胀必然是政府运行费用的增加，最终也就意味着社会公众的负担的增加。如果这种负担达到一定程度，即达到社会公众无力承担的程度，就会引发政治冲突，造成社会的动荡和中断社会的发展。

政府规模的膨胀不只给社会带来了经济上的负担，而且意味着政府作为社会的压迫力量的增强。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无论是统治型的政府还是管理型的政府，都或多或少的具有对社会的压迫性质，应当说统治型的政府基本上是一种纯粹的压迫力量，而管理型的政府如果职能合理、规模适度的话，那么它所包含的压迫力量往往不是明显地表现出来的，但当其职能交叉重叠、浑杂混乱的时候，当其规模膨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就开始表现为一种压迫力量。具体地说，就是非理性的、非规范的管理活动的泛滥，以致于社会及其公众应有的权利受到侵犯和剥夺，自由遭遇丧失。

从政府自身来看，政府规模的膨胀暴露出了政府机构及其职能的不合理性。如上所说，政府规模如果不是适度的，而是过大，那么它的机构和职能必然有着严重的交叉和重叠，机构间的分工是不明确的，职能间没有明确的边界。一项职能由多个机构来承担，不仅增加了政府运行的成本，而且存在着推诿扯皮的问题。也就是说，机构和职能的交叉重复，最根本的是效率目标的丧失。政府机构重叠，层次繁多，必然会相应地出现协调工作的增加，因而出现了文山会海的情况；制度化的协调工作又以复杂的程序而存在，所以出现了公文旅行的问题。其结果是导致了效率低下。这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所谓重复管理，浪费了管理资源加重了社会公众的负担，而且不断地引发政府各部门间的协调困难和矛盾冲突。结果，损害了政府形象，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政府规模的膨胀，机构和职能交叉重叠，就会把行政人员和政府各部门的积极性转化为一种破坏力，并必然会造成中介组织萎缩的局面。因为，每一个机构和部门的存在，每一个行政人员，都不会无所作为，它或他必然会找一些事情去做，而每一个机构或政府部门及其行政人员的积极性就在总体上造成了所谓政府的全能化，从而剥夺了社会的自治权，许多可以由社会自行处理的事情就会由政府全盘包揽起来。结果是中介组织全面萎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而中介组织的萎缩，最终使社会发展缺乏活力与动力。

三、难寻适度政府规模

政府规模膨胀的不虞效应促使人们对政府管理作以全面的反思，特别是从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的政府管理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但是，关于政府规模问题的思考容易陷入二难境地。限制政府规模的底线是不降低政府的信用度，即不破坏政府的公信力。如果政府规模太小，不能履行其应当承担的职能，社会的要求和期望得不到满足，就会让公众对政府失去信任，从而使得政府的公信力受到破坏。反之，政府规模过大，造成公共支出的增长，加重了社会负担，也会造成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使政府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而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应当向社会和公众提供多方面的公共物品，即追求公共物品的最大化。对于社会公众来说，心理上是矛盾的；一方面它希望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多更好的公共物品供给，希望政府职能的扩大和更好的履行；另一方面它又希望政府廉洁和廉价，公共权力不被滥用。然而，限制政府规模的理论与实践却在行进中。

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政府普遍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对社会经济生活实行了全面的干预，导致了以高失业、高通胀和低增长为特征的“滞胀”现象的出现。政府管理也危机四伏：政府扩张、机构臃肿、效益低下、政策失效乃至政府失灵。从而引发了西方政府改革的浪潮。在改革中，限制政府规模成了基本的价值追求，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学说被重新提了出来：“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得到了普遍的响应，而且在社会政治行动中变成了人们的行动指南。

限制政府规模的激进理论可以以货币理论、供应学派、新制度学派和公共选择理论等新自由主义为代表，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那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是正确的，大政府是坏政府，因为坏政府往往趋向于扩张自己，强制性地干预市场，而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任何干预都是一件坏事，市场失灵正是干预的结果。罗伯特·诺齐克从维护个人权利出发，主张最弱国家，他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中指出：“可以得到证明的是一种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即一种仅限于防止暴力、偷窃、欺骗和强制履行契约等功能的国家；而任何功能更多的国家，都将因其侵犯到个人不能被强制做某些事的权利而得不到证明；最弱意义上的国家是正确的，同样也是有吸引力和鼓舞人心的。……国家不可用它的强制手段来迫使一些公民帮助另一些公民；也不能用强制手段来禁止人们从事推进他们自己利益或自我保护的活动。（注：［美］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文版，1页，北京，中国安全生产出版社，1991年。）所以，属于新自由主义这一范畴的学者们无不主张限制大政府，推行小政府，限制政府工作人员的规模，限制政府职能。管理学大师杜拉克从管理学的角度对政府规模的膨胀提出批评，在《大变革时代的管理》中，他甚至激烈地说：本世纪建构的大政府，无论是在道德上或财政上都已破产，它没有达成承诺。

沃尔夫、哈拉尔等人对政府规模的膨胀作了相对主义的解释。沃尔夫说：“市场与政府间的选择是复杂的，而且，通常并不仅仅是这两个方面，因为这不是纯粹在市场与政府间的选择，而经常是在这两者的不同组合间的选择以及资源配置的各种方式的不同程度上的选择。”（注：［美］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132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哈拉尔说：“在美国历史上，最明显的趋势之一是政府的发展，这种发展始于反对企业垄断的反托拉斯法，在需要联邦规划来稳定经济的大萧条时期突然加快，到以社会立法来限制对环境、消费者和劳动者造成损害的70年代达到顶点。由于一个成熟的国家逐步出现了更加复杂的需要，所以人民已经要求政府保护更大范围的经济活动，引起公营部门的惊人增长。”（注：［美］W.E哈拉尔：《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20页。）所以，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公共管理的范围、内容、力度和方式也是有差别的；政府干预的范围、内容、力度和方式是不同的。在本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各主要的市场经济国家都信奉自由竞争、自动调节、自由放任原则。那时的政界和学界都认为，让市场力量自由活动，资本主义经济均衡总是会自行确定的，而且将达到“充分就业”、“最优化的”均衡状态。因而，人们主张限制国家。但是，“信息技术似野火般地蔓延，大大提高了社会的复杂程度。由于需要控制这一动乱的状况，造成了我们时代中最重要的，然而又最少被人理解的准则：一个惊人的发现渐渐明显，即民主参与和企业自由已不再是一种奢侈或雅兴，而是求得生存之最基本的要素。”（注：［美］W.E哈拉尔：《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7页。）这就是政府干预，而政府干预又是与当代社会的“大政府官僚机构众所周知的无能”（注：［美］W.E哈拉尔：《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8页。）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干预实践中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况：‘政府的作用不是由立法者和公众的愿望决定的，而是由企业决定的。企业—政府关系的历史表明，政府是作为一种抵消公司权限的力量发展起来的。’结果是大企业越多，政府就越大。”（注：［美］W.E哈拉尔：《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6页。）哈拉尔回顾了大政府产生的历程：“大政府是在三个主要的改革时期出现的。在本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领导了一次反对企业垄断的人民党起义，产生了现在的反托拉斯法。后来，‘大萧条’促使富兰克林·D·罗斯福提出抵押保险、救济、财政与货币控制以及其他形式的条例来稳定经济。在60年代，对生活质量的兴趣引起了一阵新的‘社会立法’浪潮，以避免污染、伪劣商品、工作事故和诸如此类的问题。”（注：［美］W.E哈拉尔：《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9页。）所以，哈拉尔把政府规模的膨胀归结为“大企业的过错和缺少更好地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可供选择的办法。”（注：［美］W.E哈拉尔：《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9页。）

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解决政府规模膨胀的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是不成功的。

之所以沃尔夫和拉哈尔等人只对政府规模膨胀做出相对主义的解释而不愿提出自己的具体方案，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首先，政府规模多大才是合理的，很难找到一个判别标准。因为，就政府自身来说，政府规模的问题，在表现形式上是个机构精干或臃肿的问题，因为机构有一个纵横层次结构合理性的问题，机构高层与低层之间的结构状况决定了不同层级官员数量的比例，结构不合理，高、中、低层官员之间以及他们与普通工作人员之间的比例也必然是不合理的。合理的结构也就意味着这种比例关系的合理化。其实，这个比例关系所反映出来的机构问题往往被看作是不同层面上的人事编制问题。但就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政府规模是指政府拥有工作人员的绝对数量，即人员多寡的问题，我们所讲的政府规模就是这个方面的问题。究竟政府拥有的工作人员多少才是合理的，关于这一问题可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判别标准。根据工作量标准，政府工作人员数量的合理标准就应该是，有多大工作量就配置使用多少人员；根据财政支出数量的标准，那么政府工作人员规模的标准就应该是，有多少财政收入，就配置、使用多少政府工作人员；根据人口数量的标准，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可以与政府工作人员的数量成正比例关系。

当前提出政府规模问题的现实原因主要是财政的紧张。在西方国家，由于石油危机以及福利国家负担过重等因素，普遍出现了经济衰退，公共财政也因财政收入减少和福利开支过大等因素出现了持续的赤字，各国政府都面临着财政紧张的困境。财政的困难迫使各国政府必须设法节约行政开支，因而不得不缩小政府职能范围，限制政府规模，即通过机构精简，裁减人员，以求财政汲取与财政支出的平衡。但是，控制政府职能范围和限制政府规模又有一个如何保证公众的公共期求得以满足的问题。政府职能范围的扩大和政府规模的膨胀本身就是公众的公共需求的结果，特别是现代社会是公众的公共期求迅速增加的社会，政府职能范围的缩小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依然保证公众的公共期求得以满足。所以，在实践中可以看到，80年代，美国的“里根革命”和英国的“撒切尔新政”，都是向大政府宣战的改革运动，表现出了极力缩小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和人员、加强市场功能的努力。结果是“里根革命”试图削减公共服务机构的做法遭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强烈反对，联邦开支实际上进一步增加了。“撒切尔夫人同样遇到了大规模的抵制，所以英国的政府开支从国民生产总值的40%增加到了44%，而税收则从国民生产总值的35%增加到了39%。”（注：［美］W.E哈拉尔：《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

90年代以来，美英等主要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运动已经发展为以政府“再造”工程为核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它把凯恩斯主义和自由主义整合起来，强调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适当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增加政府管理的权威。新公共管理的口号是要建立“小而能的政府”，提出引进企业精神，建立一个创新、弹性有应变能力的政府，其行动方针包括三方面：一是限制政府权力和职能。通过下放权力，一方面使政府退出经营和社会服务领域，将原来由政府管理的企业和公共机构交由社会私人组织去经营管理；另一方面向地方和基层下放管理权限，使行政决策与执行尽可能地由接近服务对象的各级行政单位做出，以提高工作效率。二是限制政府规模。通过精简政府机构、减少公务员数量，压缩行政支出，提高行政效率。三是限制政府行为和运行机制。借鉴企业管理经验，推行全面质量管理或新型公共管理，引入竞争激励机制，树立市场观念、投入产出观念和服务意识。最为基本的还是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有的人把新公共管理形象比作重新安排“掌舵”和“划桨”的职能，要求政府不再承担所谓“划桨”之类的具体工作，而主要承担所谓“掌舵”的职能。认为政府的重要职能在于“掌好舵”，至于具体的管理工作可以放到社会中的公共部门来承担。当然，如果单纯地考察政府的经济职能，即对政府职能进行片面的经济学思考，那么所谓“掌舵”和“划桨”的区分是正确的。但政府的职能不仅仅限于经济方面，政府实际上担负着促进整个社会健全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责任，它的政治职能、文化职能及其公共安全、环保、保健、科学、教育等全面的公共管理职能都是不可忽视的。所以政府不仅仅是一个“掌舵”的问题，它永远都应当把维护社会的秩序作为主要目标，而这个秩序又是必须在政治的、文化的，以及全面的管理中才能实现的。这就是说，政府职能具有综合性的性质，并不是通过掌舵与划桨的区分就可以把所谓划桨的职能从政府职能体系中摘除掉的。虽然，新公共管理在90年代的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它试图单纯地通过对政府经济职能的分析来谋求从根本上解决政府职能扩大和政府规模膨胀问题的方案设计显然是片面的。

即使假定新公共管理所讲的政府职能是全面的，也是有问题的。因为，科学合理的政府职能模式是不存在的。社会是在发展着的，它会使一些政府职能失去存在的价值，又会对政府提出一些新的职能要求，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果政府不是及时地根据社会的要求调整政府职能模式的话，那么政府职能模式就会变得不合理。而政府历来又有着维持自身现状的惰性，它不愿意轻易地改变自己。所以科学合理的政府职能模式可能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很快地就变得不合理了。

在现代社会，更多的人拥有对法制的信仰，希冀通过法制解决一切问题，在解决政府规模膨胀的问题上也是这样，提出对政府的权力和能力加以法律规定，限制其从事本该由社会、公民或市场自我服务和管理的具体事务，使政府真正做好制定法律规范、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性设施的本职工作。当然，法制是一个理想的模式，但从人类历史的总的过程来看，没有一项法律是永恒的，法律既然是由人制定的，也是可以由人来废止的。所以，运用法治的手段来确定政府规模，或者使政府规模法制化，也只能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它决不可能保证政府规模永远不变。

总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有建立适度政府规模的可行性方案。所以，解决政府规模膨胀的问题，需要彻底改变政府存在和发展的理念，从根本上建立起服务型的政府模式。这不是具体的、个别的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而是政府的根本性改变。

四、限制政府规模的基本理念

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思考政府规模的问题，必然会把社会自治作为缩小政府规模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及其政府必然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充分的、完全的社会自治。但是，就目前来看，这还是一个理想。因为我们在现实社会中并没有发现政府丧失存在的价值，政府担负着任何组织都无法替代的公共职能。其实，现实的情况也说明，社会的自我运行机制总是与政府的公共职能互为补充的，特别是政府的公共政策职能对社会自我的运行机制提供着强有力的支持，抑制着社会中的那些具有盲目性、自发性的行为。政府的公共政策愈是能够全面地涉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就愈能够维护公平的竞争和交易，优化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保护生态环境，提供必要的社会公共品，缩小贫富分化，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经济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可见，政府是必要的，但政府又总是理性批判的对象，以致于在今天人们只能无奈地提出“小政府，大社会”。所谓“小政府，大社会”无非表现在机构和职能两个方面，在机构方面是指政府机构比较少，规模比较小；在职能方面是指政府的职能少，不包揽过多的社会管理具体事务。然而，如上所说，政府机构究竟应小到什么程度？政府职能边界的合理界定不是固定的，也没有一个适合所有国家的标准。所以，围绕机构和职能而展开的上述限制政府规模的方案都是不成功的。与这种把政府的机构和职能作为解决政府规模膨胀问题的思考终点不同，我们所提出的重建政府理念是把机构和职能作为解决政府规模膨胀问题的思考起点。

检讨政府理念，我们发现人类历史中迄今存在过的政府大致属于两种类型：统治型的政府和管理型的政府。统治型的政府是从属于阶级统治的需要和为阶级统治服务的，所以，政府模式和行政行为受着阶级统治的理念所支配。管理型政府突出了公共管理的理念，因而，它所建立的政府模式和做出的制度安排都以强化对社会的管理为目标。统治型的政府在本质上所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实现，无论是暴政还是怀柔都是随机选择的手段。管理型的政府扮演着公共利益维护者的角色，但在实际的运行中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而存在的，它的行为往往在维护公共利益的旗号下破坏了公共利益的实现。这两种类型的政府都凌驾于社会之上，不管是进行统治还是管理，都选择了强制性的作用机制。结果，它们作为社会的异化，成了社会的异己力量，而且这种力量有着自我生成、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把自我力量的强化作为作用于社会的前提。所以难以避免政府规模的日益膨胀。

具体地说，统治型和管理型这两种政府类型的政府理念有两大共同特征：第一，它们是政府本位主义的政府类型，是以政府自身为中心的权力体制和运行机制。第二，它们是权力本位主义的政府类型，是以集权形式出现的权力本位主义，统治型政府的集权是不言而喻的，管理型政府的官僚制组织结构也是建立在集权的主线上的，也就是说，被称作行政权的政府权力一直表现为一种集权，权力在官僚制体系的金字塔中被自下而上地集中起来，上层发号施令，下级依令而行。政府本位主义造成了对政府的盲目崇拜，为政府的畸形发展制造了机会。同样权力本位主义也造成了权力拜物教，使政府不当地运用权力，把政府规模膨胀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管理型政府与统治型政府的区别只在于，有着科学意识的官僚制体系提出了效率目标和普遍的个体利益实现的目标。也正是由于这两点原因，管理型政府在促成政府规模膨胀方面表现得比统治型政府更加强烈。结果，效率追求造成了机构臃肿、冗员充斥、慵懒闲散、推诿扯皮以及各种各样的官僚主义问题；普遍的个体利益实现的追求导致了无法根治的腐败，因为掌握权力的政府官员的个体利益的觉醒促使他运用权力谋取个人利益，而损害了公共利益。政府规模膨胀本身就是一种腐败，而腐败也会加剧政府规模膨胀的速度。

当然，管理型政府由于包含着公共利益所代表着的理念，在具体运行中迫于社会的压力而在一定程度上作出采用民主和参与等方式的姿态，以致于有了关于政府及其运行机制的理论思考，并推动着政府自觉地进行改革运动。所以，在解决政府规模膨胀的问题上，尽管其实践在历史的循环中表现得徒劳无功，但近20多年来的探索却展示了这样一种趋势：在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必然扩大的前提下，主动地促进政府职能分化，然后将一部分政府职能转移给一些非政府的社会公共组织，甚至有些职能交由企业等营利性私人组织承担，而政府主要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监督执行来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以此来限制政府规模的膨胀。从操作的层面上看，政府职能的社会化是限制政府规模的明智选择。因为，当政府把一些原先由政府承担的职能下放给社会，发展起社会中介组织，甚至把一些政府组织转化为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的确可以实现政府规模的缩小。但是，所有这些做法都带有临时的性质。只要政府存在的基本理念不发生改变，仅仅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引进市场机制，就必然会造成新的不虞效应。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政府职能走向就会出现重新回归，并导致新一轮的政府规模膨胀。也就是说，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性质，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定位没有改变，调整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就只不过是在人们长期感受到政府规模庞大的压力下做出的反应，一旦这种压力解除，而社会对政府的要求进入新一轮的增长，政府规模就会又重新走向膨胀。即使对政府职能和政府组织、机构做出明确的立法，也会在强烈的现实要求面前废止相关的法律。所以，要从根本上限制政府规模，就必须对政府存在的哲学理念作以重新整理。我们的看法是，需要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统治型政府和近代的管理型政府的新型政府，我们把这种新型政府称作为服务型政府。明确地说，这种新型政府在哲学理念上是一种服务定位，而不是传统的统治定位和近代的管理定位。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之所以多次机构改革都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说明单纯谈论政府规模并不能解决我们常见的一个问题：一方面一些政府官员时时不愿放弃已有的权力，为了自身的利益对社会领域进行不正当的干预，却名曰为“要对社会和市场进行必要的调控”；另一方面把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推给了社会，却名曰为“向社会放权”。前者属“抓好处”，是政府权力侵害了社会领域，做了不应当做的事情；后者则属于“卸包袱”，推卸必要的社会责任，应当做的事情却没有做。可见，政府由于掌握着公共权力，是主动的一方，有着统治或管理的权威，它可以在任何需要的时候找出任意一个借口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政府在何种意义上不至于成为社会的祸害，就在于在任何时候它都无法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社会之上，无法为自己侵害社会的行为找到辩护理由。也就是说，政府必须告别作为统治者或管理者的角色，以服务于整个社会的姿态出现，忠诚地服务于社会公众的要求，任何时候都不以任何手段去追求政府自身的利益。

服务型的政府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用政治学的语言表述是为社会服务，用专业的行政学语言表述就是为公众服务，服务是一种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上，把为社会、为公众服务作为政府存在、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宗旨。为什么说这种服务定位是一种服务型的政府理念？我们知道，传统的统治型政府是作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御民之器而存在的；管理型的政府虽然前进了一步，把政府的公共力量与社会的现实要求统一了起来，实现了对社会的管理，但政府作为管理的主体，处于管理的核心位置，驱使着作为管理客体的整个社会围绕政府的活动转，所以表现为一种政府中心化的现象，政府成了社会的“主人”，高高在上地实施着对社会的统治或管理。服务型政府在根本性质上与这两种政府类型的性质相反，它将彻底抛弃旧的治民观念或“为民作主”的观念，而确立为民服务和“人民作主”的理念。相应地，作为规范政府权力、维护人民和社会自由权利的法律，也在制度上切实保障服务理念贯穿于公共权力运作的全过程，严防政府凌驾于社会之上，成为驱使社会公众的力量。

服务型政府坚持以社会为本位，在市场经济条件和民主政治的实践中培育社会自主运行的健全机制，扩大社会自治的范围，即使存在着对社会的控制和干预也是从属于服务的目的。服务型政府也有着自己的政府职能，但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有着随时根据社会的要求改革自我的积极性，一旦一项职能不再存在，它就会中止这项职能，与这项职能相伴生的机构也会被撤消，不是继续存在而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和负担。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消除了管理型政府因僵化和被动变革而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政府规模膨胀。

管理型政府以为，行政人员的素质的提高可以提高组织管理的有效性，能够实现科学的而又艺术的管理，政府机构也就可以实现层级简化，就能减少官僚主义和各种失误，从而降低行政成本。但是，实践证明，政府所需要的这种行政人员的素质从未生成，因而建立在所谓理想素质基础上的各种期望值也就从未达到。虽然人们常常把管理型政府说成是精英行政，而实际上这种政府模式的机械化体制设计妨碍了人的积极性的发挥，阻碍了人的才干和素质的提高，所以它根本不可能通过提高行政人员素质的途径达到对政府规模的限制。服务型政府则不同，由于它的服务定位，才有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行政人员的综合性的、全面的素质上。从而在公共行政的源头解决政府规模膨胀的问题。

政府规模范文篇3

摘要：瓦格拉认为经济增长会推进政府规模支出的扩大，凯恩斯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能促进经济的增长。通过行政生态学视角，提出政府规模的考量应该从不同的政府环境出发，应该考虑到不同政府面临不同的行政环境，政府规模的界定应该是社会复杂系统的多个变量的因变量。

关键词：政府规模；行政生态

1对瓦格拉假说与凯恩斯主义对政府规模的解读

长期以来,对于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理论解释。早在1890年,瓦格拉(Wagnerian)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说——国民收入的增长会提高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即经济增长会推动政府支出规模扩大,这一观点被后人称为“瓦格拉假说”。而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则正好倒过来,他们认为,政府扩大支出能扩大总需求,并通过乘数效应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简而言之,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能推动经济增长。

所以，瓦格拉假说的支持者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会影响经济的增长，进而影响国民福利的提高，主张削减政府规模；而凯恩斯主义的继承者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扩大了总需求的规模，促进了GDP的增长，推动了经济增长，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应该扩大政府的规模。

尤其是自凯恩斯理论产生以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有了理论依据,政府通过财政、货币等多方面的政策来调控经济,以求实现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在这一背景下,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张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社会产出中被政府所消耗的部分越来越大，有些学者和政府官员便提出了政府规模过于庞大了，应该削减政府规模。国内外的学者对此问题做了实证研究，得到的却是不同的结论，这也是瓦格拉假说与凯恩斯主义根本争论所在。

2政府规模的行政生态分析

里格斯认为，各国不同所特有的社会文化以及历史等诸因素影响并塑造了该国的公共行政，反过来公共行政又影响了该国的社会变迁与发展。政府规模作为公共行政的一个方面，他同样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应该有不同的规模；在不同的生态环境的下的政府规模又可能会从正反两个方面影响着政府的内外环境。

政府规模是指以政府职能和权力配置为基础，按照一定的组织原则所组成的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之总和。它包括内在规模和外在规模，前者是由政府职能、政府权力等无形要素构成的规模，后者是由政府机构、公务人员、政府支出、公共事务等有形要素构成的规模。无形要素的规模决定有形要素的规模，有形要素是无形要素的物质载体。政府规模的大小的确定在政府这个内在系统内是由政府的职能与政府的权力决定的，而政府的权力是由政府职能所赋予的，所以，政府规模的内在影响因素应该是政府的职能。

政府职能是指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承担的职责和功能。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和后现化社会转变进程中，政府职能的重心转移和内涵扩张致使政府的行政边界不断外扩，从而导致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大。

政府规模增长是指在政府职能行政生态变化的基础上,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数量增加。由于增长的原因和效果不同,政府规模增长具有合理性与非合理性之分,具体分析如下:

(1)政府规模增长的合理性。

政府规模增长的合理性是指,由于社会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随时都会对政府提出许许多多新的要求,加上人口规模的不断增长,政府规模的增长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同时,这种增长又是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大体相适应。

①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消除外部性引起的政府规模增长。政府是为提供公共物品并减轻或消除外部性而存在的。由于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大多数具有服务性,那么,公共物品的数量及其价格的相对增加必然促使政府规模也相应地增长。

②政府作为社会再分配的调节者引起的政府规模增长。调节社会再分配,提供社会保障,是政府实现政治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从世界范围来看,政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西方国家政府转移支出开支已经占到政府支出高达50%以上“,以美国为例,1996年社会保障开支占联邦支出的53%”。

③利益集团的存在和行动引起的政府规模增长。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往往要受到社会组织各阶层和各利益集团的影响。“社团变成一个‘媒介’,通过它的作用,许多特殊的利益都可以从公民转迁到政府。”利益集团通过对政府施压,以便获取公共物品和社会再分配收入,并且降低自己在日益增长的专业化社会中所承担的交易成本。这样,政府只有增加机构和人员,通过向利益集团提供各种形式的“偏袒溢出”来换取利益集团的支持。

(2)政府规模增长的非合理性及其危害。

政府规模增长的非合理性,是指政府规模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不协调一致而导致的过度增长,其结果损害到社会的公共利益,带来许多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

①官僚体制导致的政府规模无限增长,造成政府行为的非效率。不论是官僚个人还是整个官僚机构,都天生地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官僚无止境地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最终导致政府规模无限增长。从官僚体制来看,它缺乏竞争,鼓励浪费与低效,容易诱发财政赤字、官僚主义等政治弊端。

②政府权力扩张导致的政府规模无限增长,造成寻租行为泛滥。权力本身是一种资源,它可以成为谋利的资本。历史表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完全保证公共权力的公共性,能够完全维护公共利益不被侵蚀。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权力的扩张就意味着政府规模的增长。政府权力的非制度性扩张,将导致政府官员以偏离甚至侵害公共利益为代价,在特定领域设租并且同既得利益集团勾结,以此来谋求自身的特殊利益,最终结果是严重破坏了政府的合理性基础。

③政府职能垄断性导致的政府规模无限增长,造成社会与市场的萎缩。政府职能的垄断性,是指政府扮演全能的角色,统包统管一切社会事务。政府在不断扩大其规模,成为与社会相对立的存在物的同时,对社会生活的过分干预以及对市场竞争的过度限制,严重束缚了社会组织与市场主体的自主性,使社会与市场丧失自治能力,从而消极地依附于国家,最终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停滞。

总之，从纵向进行比较，现在的社会应该较原来的社会环境更为复杂，政府的职能应该更为明晰。政府规模应该是由政府行政环境各种因素构成的变量综合作用而最终决定的一个因变量，即最合适的政府规模应该是在考虑社会总的环境的大前提下，考虑社会最需要的政府职能，摒弃对社会发展不利的政府职能之后的一个均衡态。

3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政府规模的界定并不是象瓦格拉假说那样，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应当缩减；也不是象凯恩斯主义那样，主张用大政府来治理社会。从行政生态学的角度，政府规模的界定应该是在充分考虑政府内外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经过调整后的一个均衡态。

正如政治经济学中“商品的价格总是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一样，商品的价格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最终形成，这种均衡是偶然的，也是短暂的，政府的规模正好能达到社会所需要的程度也绝对是偶然的，一旦行政环境发生了改变，政府规模也应该相应地做出调整，政府改革应是进行这方面的纠偏。

参考文献

［1］姚静.对政府规模问题的研究［J］.兰州学刊，2005,（2）.

［2］刘霖.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J］.社会科学研究，2005，（1）.

［3］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政府规模范文篇4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政府规模；原因

一、对政府机构改革中“怪圈循环”现象的剖析

所谓“怪圈循环”，是系统论中的一个术语，是指事物在特定的等级系统中逐渐上升或者逐渐下降，结果却意外发现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根据有关资料的统计，我国的政府规模膨胀经过了四个“怪圈循环”：第一个怪圈：1949—1959年的循环。1949年确立（35个）机构→1952年小膨胀（42个）机构→1954年较大膨胀（64个）机构→1956年的大膨胀（81个）机构→1959年的精简（60个）机构；第二个怪圈：1960～1970年的循环。1960年初（60个）机构→1965年底大膨胀（79个）机构→1970年裁减（32个）机构；第三个怪圈：1971～1982年的循环。1971年恢复，1975年增加（52个）机构→1981年大膨胀（100个）机构→1987年精简（61个）机构；第四个怪圈：1983～1993年的循环。1982年开始精简（61个）机构→1986年膨胀（72个）机构→1988年精简（68个）机构→1992年膨胀（86个）机构→1993年精简（59个）机构。

政府规模是政府履行其职能的活动范围及其质与量，它既指政府职能与权力范围，又指政府机构与人员。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作为指标；另一种是以财政支出比率作为指标。一般说来，政府规模过大或者过小都是有害的，都不利于政府发挥正常的职能和效率。所以对于现代国家的政府来说，保持适度的政府规模，抑制政府规模增长是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和内容。

二、政府规模膨胀的原因：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

公共选择理论，在英语文献中被称为“公共选择”（publicchoice），“公共选择经济学”(economicsofpublicchoice)。”新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介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新的交叉学科。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市场上，个人受利己心的支配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在政治市场上，个人的动机和目标是利他主义的、超个人利益的。公共选择理论则认为，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没有理由认为同一个人会根据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和动机进行活动；同一个人在两种场合之下受不同的动机支配并追求不同的目标，是不可理喻的，在逻辑上是矛盾的；这种政治、经济截然对立的“善恶二元论”是不能成立的，公共选择理论试图把人的行为的这两个方面重新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或者理论模式，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基本假设来同一分析人的行为的这两个方面，从而撤除了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樊篱。

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有以下特点：（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明确的定义是，“一切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后，就不会有社会团体的存在”。（2）政治活动中的经济人范式：个人参与政治活动的目的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根据。

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把二战以来政府规模增长归因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和福利国家发展的结果，而公共选择理论则主要考察了政治制度的特征、政府预算决策过程中政治家与官员的行为、关系来阐释政府预算不断膨胀的原因。其中可以用来分析中国政府规模膨胀和增长原因的理论工具有：（1）官员预算最大化和官员效用最大化理论。（2）政治活动中的经济人范式理论。（3）宪法经济学理论。

三、公共选择理论对控制政府规模增长的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有关约束政府规模的思想，对于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具有启示意义。因此，在我国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践过程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致力于合理界定政府规模，稳步推进政府改革。

（一）实现党的领导的制度化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对党如何领导国家以及如何领导社会提出了新的要求。决定了新时期党的建设不仅需要理论创新，而且需要制度创新。诚然，我国党政关系的调整，在经历了以职能分开为中心的改革之后，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来看，仅仅进行职能分开是不够的，关键是如何使党对国家的领导在职能分开的前提下做到制度化。所谓制度化，就是在充分保证国家政权依法运作，一切政府和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的前提条件下，通过党内严格的切实可行的制度设计实现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也就是说，要使党对国家的领导，从党的领导体制直接作用于国家领导体制的过程转变为制度化运作的过程，加强和改善党的政治领导。

（二）科学界定和约束政府权力

政府权力和职能的扩张是导致政府规模扩大的主要源泉，所以，合理界定并约束政府权力是防止政府规模无限增长的有效途径。关键在于处理好下面三个关系：（1）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应将权力限制在维护统治和管理社会的范围之内，把社会自身能够解决的管理事务交付社会，培养其应有的自制能力，激发其潜在的活力和责任，使政府权力。政府职能与政府有限管理能力相当，保证政府权力运行的畅通以及行政（下转第23页）（上接第15页）效率的提高。（2）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权力应退出属于市场的有效领域，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把主要职能放在维护市场秩序和国有资产管理上。（3）是政府间的关系。在合理划分事权的基础上，重塑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做到既不简单放权又不随意收回，中央对地方拥有宏观调控权和监督权，地方则主要履行公共服务职能。

（三）加强财政预算管理，约束政府开支

对政府开支进行必要的约束，是防止政府规模无限增长的重要手段。（1）要使政府财政开支与国力相协调；（2）要确定政府消费、政府投资以及转移支付的科学比例；（3）要规范财政税收制度，杜绝政府各种形式的税外乱收费；（4）引入行政成本收益分析概念，努力降低行政成本，讲究行政效果。

（四）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政府效率

引入竞争机制，促进各种类型的竞争，以此打破长久以来的行政垄断，是振兴公共机构，防止政府规模无限增长的重大举措。具体地说：（1）是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使部分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社会化，改变过去一切社会事务由政府独家垄断的状况。（2）是在政府内部建立竞争机制，以便在市场竞争和私人承包都不可行的领域改进政府服务质量，提高政府效率。例如：实施分权化管理，推行竞争性人事制度，实行政务公开，推动公民参与管理以及舆论监督等等。

只要我们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扎扎实实地做好上述工作，以新的举措深化政府改革，以新的思路加快政治发展，那么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会取得新的突破和新的成绩。

参考文献

[1]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M].太原，华夏出版社，1999．

[2]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3].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政府规模范文篇5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政府规模；原因

一、对政府机构改革中“怪圈循环”现象的剖析

所谓“怪圈循环”，是系统论中的一个术语，是指事物在特定的等级系统中逐渐上升或者逐渐下降，结果却意外发现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根据有关资料的统计，我国的政府规模膨胀经过了四个“怪圈循环”：第一个怪圈：1949—1959年的循环。1949年确立（35个）机构→1952年小膨胀（42个）机构→1954年较大膨胀（64个）机构→1956年的大膨胀（81个）机构→1959年的精简（60个）机构；第二个怪圈：1960～1970年的循环。1960年初（60个）机构→1965年底大膨胀（79个）机构→1970年裁减（32个）机构；第三个怪圈：1971～1982年的循环。1971年恢复，1975年增加（52个）机构→1981年大膨胀（100个）机构→1987年精简（61个）机构；第四个怪圈：1983～1993年的循环。1982年开始精简（61个）机构→1986年膨胀（72个）机构→1988年精简（68个）机构→1992年膨胀（86个）机构→1993年精简（59个）机构。

政府规模是政府履行其职能的活动范围及其质与量，它既指政府职能与权力范围，又指政府机构与人员。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作为指标；另一种是以财政支出比率作为指标。一般说来，政府规模过大或者过小都是有害的，都不利于政府发挥正常的职能和效率。所以对于现代国家的政府来说，保持适度的政府规模，抑制政府规模增长是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和内容。

二、政府规模膨胀的原因：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

公共选择理论，在英语文献中被称为“公共选择”（publicchoice），“公共选择经济学”(economicsofpublicchoice)。”新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介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新的交叉学科。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市场上，个人受利己心的支配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在政治市场上，个人的动机和目标是利他主义的、超个人利益的。公共选择理论则认为，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没有理由认为同一个人会根据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和动机进行活动；同一个人在两种场合之下受不同的动机支配并追求不同的目标，是不可理喻的，在逻辑上是矛盾的；这种政治、经济截然对立的“善恶二元论”是不能成立的，公共选择理论试图把人的行为的这两个方面重新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或者理论模式，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基本假设来同一分析人的行为的这两个方面，从而撤除了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樊篱。

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有以下特点：（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明确的定义是，“一切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后，就不会有社会团体的存在”。（2）政治活动中的经济人范式：个人参与政治活动的目的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根据。

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把二战以来政府规模增长归因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和福利国家发展的结果，而公共选择理论则主要考察了政治制度的特征、政府预算决策过程中政治家与官员的行为、关系来阐释政府预算不断膨胀的原因。其中可以用来分析中国政府规模膨胀和增长原因的理论工具有：（1）官员预算最大化和官员效用最大化理论。（2）政治活动中的经济人范式理论。（3）宪法经济学理论。

三、公共选择理论对控制政府规模增长的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有关约束政府规模的思想，对于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具有启示意义。因此，在我国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践过程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致力于合理界定政府规模，稳步推进政府改革。

（一）实现党的领导的制度化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对党如何领导国家以及如何领导社会提出了新的要求。决定了新时期党的建设不仅需要理论创新，而且需要制度创新。诚然，我国党政关系的调整，在经历了以职能分开为中心的改革之后，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来看，仅仅进行职能分开是不够的，关键是如何使党对国家的领导在职能分开的前提下做到制度化。所谓制度化，就是在充分保证国家政权依法运作，一切政府和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的前提条件下，通过党内严格的切实可行的制度设计实现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也就是说，要使党对国家的领导，从党的领导体制直接作用于国家领导体制的过程转变为制度化运作的过程，加强和改善党的政治领导。

（二）科学界定和约束政府权力

政府权力和职能的扩张是导致政府规模扩大的主要源泉，所以，合理界定并约束政府权力是防止政府规模无限增长的有效途径。关键在于处理好下面三个关系：（1）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应将权力限制在维护统治和管理社会的范围之内，把社会自身能够解决的管理事务交付社会，培养其应有的自制能力，激发其潜在的活力和责任，使政府权力。政府职能与政府有限管理能力相当，保证政府权力运行的畅通以及行政（下转第23页）（上接第15页）效率的提高。（2）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权力应退出属于市场的有效领域，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把主要职能放在维护市场秩序和国有资产管理上。（3）是政府间的关系。在合理划分事权的基础上，重塑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做到既不简单放权又不随意收回，中央对地方拥有宏观调控权和监督权，地方则主要履行公共服务职能。

（三）加强财政预算管理，约束政府开支

对政府开支进行必要的约束，是防止政府规模无限增长的重要手段。（1）要使政府财政开支与国力相协调；（2）要确定政府消费、政府投资以及转移支付的科学比例；（3）要规范财政税收制度，杜绝政府各种形式的税外乱收费；（4）引入行政成本收益分析概念，努力降低行政成本，讲究行政效果。

（四）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政府效率

引入竞争机制，促进各种类型的竞争，以此打破长久以来的行政垄断，是振兴公共机构，防止政府规模无限增长的重大举措。具体地说：（1）是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使部分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社会化，改变过去一切社会事务由政府独家垄断的状况。（2）是在政府内部建立竞争机制，以便在市场竞争和私人承包都不可行的领域改进政府服务质量，提高政府效率。例如：实施分权化管理，推行竞争性人事制度，实行政务公开，推动公民参与管理以及舆论监督等等。

只要我们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扎扎实实地做好上述工作，以新的举措深化政府改革，以新的思路加快政治发展，那么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会取得新的突破和新的成绩。

参考文献

[1]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M].太原，华夏出版社，1999．

[2]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3].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政府规模范文篇6

关键词：政府规模；行政生态

1对瓦格拉假说与凯恩斯主义对政府规模的解读

长期以来,对于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理论解释。早在1890年,瓦格拉(Wagnerian)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说——国民收入的增长会提高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即经济增长会推动政府支出规模扩大,这一观点被后人称为“瓦格拉假说”。而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则正好倒过来,他们认为,政府扩大支出能扩大总需求,并通过乘数效应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简而言之,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能推动经济增长。

所以，瓦格拉假说的支持者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会影响经济的增长，进而影响国民福利的提高，主张削减政府规模；而凯恩斯主义的继承者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扩大了总需求的规模，促进了GDP的增长，推动了经济增长，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应该扩大政府的规模。

尤其是自凯恩斯理论产生以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有了理论依据,政府通过财政、货币等多方面的政策来调控经济,以求实现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在这一背景下,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张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社会产出中被政府所消耗的部分越来越大，有些学者和政府官员便提出了政府规模过于庞大了，应该削减政府规模。国内外的学者对此问题做了实证研究，得到的却是不同的结论，这也是瓦格拉假说与凯恩斯主义根本争论所在。

2政府规模的行政生态分析

里格斯认为，各国不同所特有的社会文化以及历史等诸因素影响并塑造了该国的公共行政，反过来公共行政又影响了该国的社会变迁与发展。政府规模作为公共行政的一个方面，他同样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应该有不同的规模；在不同的生态环境的下的政府规模又可能会从正反两个方面影响着政府的内外环境。

政府规模是指以政府职能和权力配置为基础，按照一定的组织原则所组成的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之总和。它包括内在规模和外在规模，前者是由政府职能、政府权力等无形要素构成的规模，后者是由政府机构、公务人员、政府支出、公共事务等有形要素构成的规模。无形要素的规模决定有形要素的规模，有形要素是无形要素的物质载体。政府规模的大小的确定在政府这个内在系统内是由政府的职能与政府的权力决定的，而政府的权力是由政府职能所赋予的，所以，政府规模的内在影响因素应该是政府的职能。

政府职能是指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承担的职责和功能。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和后现化社会转变进程中，政府职能的重心转移和内涵扩张致使政府的行政边界不断外扩，从而导致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大。

政府规模增长是指在政府职能行政生态变化的基础上,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数量增加。由于增长的原因和效果不同,政府规模增长具有合理性与非合理性之分,具体分析如下:

(1)政府规模增长的合理性。

政府规模增长的合理性是指,由于社会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随时都会对政府提出许许多多新的要求,加上人口规模的不断增长,政府规模的增长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同时,这种增长又是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大体相适应。

①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消除外部性引起的政府规模增长。政府是为提供公共物品并减轻或消除外部性而存在的。由于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大多数具有服务性,那么,公共物品的数量及其价格的相对增加必然促使政府规模也相应地增长。

②政府作为社会再分配的调节者引起的政府规模增长。调节社会再分配,提供社会保障,是政府实现政治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从世界范围来看,政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西方国家政府转移支出开支已经占到政府支出高达50%以上“,以美国为例,1996年社会保障开支占联邦支出的53%”。

③利益集团的存在和行动引起的政府规模增长。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往往要受到社会组织各阶层和各利益集团的影响。“社团变成一个‘媒介’,通过它的作用,许多特殊的利益都可以从公民转迁到政府。”利益集团通过对政府施压,以便获取公共物品和社会再分配收入,并且降低自己在日益增长的专业化社会中所承担的交易成本。这样,政府只有增加机构和人员,通过向利益集团提供各种形式的“偏袒溢出”来换取利益集团的支持。

(2)政府规模增长的非合理性及其危害。

政府规模增长的非合理性,是指政府规模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不协调一致而导致的过度增长,其结果损害到社会的公共利益,带来许多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

①官僚体制导致的政府规模无限增长,造成政府行为的非效率。不论是官僚个人还是整个官僚机构,都天生地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官僚无止境地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最终导致政府规模无限增长。从官僚体制来看,它缺乏竞争,鼓励浪费与低效,容易诱发财政赤字、官僚主义等政治弊端。

②政府权力扩张导致的政府规模无限增长,造成寻租行为泛滥。权力本身是一种资源,它可以成为谋利的资本。历史表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完全保证公共权力的公共性,能够完全维护公共利益不被侵蚀。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权力的扩张就意味着政府规模的增长。政府权力的非制度性扩张,将导致政府官员以偏离甚至侵害公共利益为代价,在特定领域设租并且同既得利益集团勾结,以此来谋求自身的特殊利益,最终结果是严重破坏了政府的合理性基础。

③政府职能垄断性导致的政府规模无限增长,造成社会与市场的萎缩。政府职能的垄断性,是指政府扮演全能的角色,统包统管一切社会事务。政府在不断扩大其规模,成为与社会相对立的存在物的同时,对社会生活的过分干预以及对市场竞争的过度限制,严重束缚了社会组织与市场主体的自主性,使社会与市场丧失自治能力,从而消极地依附于国家,最终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停滞。

总之，从纵向进行比较，现在的社会应该较原来的社会环境更为复杂，政府的职能应该更为明晰。政府规模应该是由政府行政环境各种因素构成的变量综合作用而最终决定的一个因变量，即最合适的政府规模应该是在考虑社会总的环境的大前提下，考虑社会最需要的政府职能，摒弃对社会发展不利的政府职能之后的一个均衡态。

3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政府规模的界定并不是象瓦格拉假说那样，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应当缩减；也不是象凯恩斯主义那样，主张用大政府来治理社会。从行政生态学的角度，政府规模的界定应该是在充分考虑政府内外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经过调整后的一个均衡态。

正如政治经济学中“商品的价格总是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一样，商品的价格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最终形成，这种均衡是偶然的，也是短暂的，政府的规模正好能达到社会所需要的程度也绝对是偶然的，一旦行政环境发生了改变，政府规模也应该相应地做出调整，政府改革应是进行这方面的纠偏。

参考文献

［1］姚静.对政府规模问题的研究［J］.兰州学刊，2005,（2）.

［2］刘霖.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J］.社会科学研究，2005，（1）.

［3］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政府规模范文篇7

关键词：政府适度规模；政府总体效率；政府技术效率；政府规模效率

引言

国内学者对政府规模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政府规模的衡量指标及适度规模的分析等方面(王玉明，1998；毛寿龙。2000；刘博逸，2000；孙亚忠，2005)，但对如何确定政府适度规模，或评价政府规模的影响，基本还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探讨，对于政府规模效率的实证分析，主要讨论中央和省市一级政府是否达到适度规模，所评价的也主要是政府规模与经济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认为，单纯讨论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规模，掩盖了各地方、各城市的问题，同时，随着和谐社会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日益深入，建立良好的社会和生态环境等公共服务越来越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基于此，我们拟将政府规模细化到城市一级的政府，并把政府的社会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职能纳入进来，以更为合理地确定政府适度规模。

一、文献综述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规模一直是许多国家的争论焦点。“奥茨分权化定理”(Oares1972)曾指出，和中央政府相比，两个地方政府可以为不同偏好的本地居民提供差别化的公共物品，由此改进分配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奥茨并未说明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应当是多大。1985年欧洲委员会制定的《欧洲地方自治政府章程》虽明确提出地方政府的规模应当尽可能小的原则，但从现有的研究看，对多大规模的政府更有效率并无定论。从规模经济来看，地方政府的最优(产出)规模应当是能够使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的规模。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确切地知道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大小，从而无法清晰地确定规模经济或是不经济的程度，政府提供的某些公共服务(如治安保卫、老弱病残幼等)也并不总是规模经济型的产品，并非规模越大越具有效率。

在实证研究中，人们往往采用规模经济模型中一些非常总括的定义和指标来衡量政府规模，如总产出、单位产出、单位成本等。最常见的实证研究是用财政支出等指标来表示政府规模，研究其对经济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既有政府规模促进经济增长的(Rubbinson，1977；Ram，1986；马拴友，2000；欧阳志刚，2004；刘霖，2005)，也有阻碍经济增长的(Landau，1983；Barro，1991；郭庆旺等，2003；张海星，2003)，也有二者没有关系或存在不确定关系的(Kormendi和Meguire1985；Grier和Tulloek1989；Evan，1997)。也有学者用政府所服务的人口规模来表示政府规模，认为人口规模与人均支出需求是正相关关系，人口规模越大，人均支出需求越高，从而对政府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就越高。金(King，1996)构建了一个最优人口规模模型，认为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动，需要定期对其调整。但地方居民只是服务产出的接受者而不是产出本身，一定总人口规模所产生的支出需求可能会由于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有些研究采用相对指标来表示政府规模，如刘霖(2005)用政府部门的人均消费与全国的人均GDP之比来表示政府规模，指出从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来看，中国农村与中国城市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就公务员占总人口的比例而言，城市政府的规模要大于农村。实际上，地方政府负有多种责任和功能，所提供的产出和服务是多元的，单一的综合性的产出指标并不能够较好地衡量地方政府规模。

有关地方政府规模对区域经济影响的研究，曹阳(2002)用行政管理人员占用社会人力资源的比重和行政管理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两个指标，比较了1997年各省的政府规模，发现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政府规模有极为紧密的逆相关关系。金玉国等(2006)认为我国财政支出的分类口径前后差别较大，缺乏历史可比性，因此采用政府部门的就业和工资加权计算的办法(权重分别定为0.6和0.4)，回归分析了2004年省级政府规模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结论是地区政府规模过大，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国内各区域差别很大，特别是城市和乡村对于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需求差异较大，城市有着更加昂贵的土地、房产、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配套等公共品及向城市腹地提供服务等特性，城市人口对于政府的需求也更为强烈和集中，省级政府的数据往往掩盖了内部各地区、特别是各城市的千差万别。同时，人为设定指标权重容易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可能会产生较大误差。此外，对于政府规模效率高低的判断，也不应仅仅停留在财政和经济角度。随着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日益推进，政府对于公共服务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日益突出，因此，在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设计上，不仅仅要包括经济产出和财政支出，也应包括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为避免上述问题。本文拟采用DEA方法，来横向地比较城市政府间的规模效率。

二、分析工具和指标的选取

(一)数据包络分析(DEA)

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是一种线性规划模型，1978年ChamesA.，CooperW.W.，RhodesE.首次提出了CCR模型，用以评价具有多项投入和多项产出的决策单元间的相对有效性，并正式命名为DEA方法。此后，研究者们对模型不断进行扩充和完善，将DEA方法运用到许多领域，对决策单位的效率进行比较，迄今已发展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方法，这里就不再就其原理展开说明(参见，CooUi,1998，T.etal.)。DEA的基本模型主要可分为CCR模型与BCC模型两种，CCR模型的假设是分析主体在固定规模报酬下运营，但实际上并非每一分析主体都在固定规模报酬下生产，若存在变动规模报酬，则导致在衡量技术效率时规模效率亦混杂其中。因此必须考虑变动规模报酬(vaffableReturnstoScale)的情况，BCC模型将CCR模型中的固定规模报酬的假设剔除，以衡量处于不同规模报酬状态下的相对效率值。BCC模型引进Shephard(1970)距离函数的概念，把技术效率(technologyefficiency：TE)分解成纯技术效率(puretechnologyefficiency：PTE)和规模效率(scaleefficiency：sE)。也就是说，技术无效率除了来自资源配置(投入产出)不当的因素外，也可能是源于决策单位(DMU)的不适度规模，因此我们就可以通过调整DMU的规模以改进其无效率的状态。

采用DEA方法对各个城市政府的规模效率进行比较具有如下优点：(1)DEA方法可以处理多投入、多产出的决策单元(DMU)的运转效率，且不必确定投入和产出间的生产函数关系。在本研究中，每一城市政府就是一个决策单元，它的投入和产出都是多元的。投入产出间关系也较为复杂，例如我们很难判定1单位的财政支出或人员投入就能产生多少单位的GDP或社会收益。(2)决策单元中投入产出变量的权重，是由DEA这种线性规划模型内定的，无需人为主观设定。例如本研究中，就无需人为设定从业人员在城市政府的总投入中所占比重或环境保护在产出中的比重。(3)具有单位不变性的特点，即是说，DEA衡量的决策单元的效率不受投入产出的数据单位的影响。城市公务员从业人员比重、工资与财政支出的比例，或人均绿地面积、医疗保险覆盖率等产出均可放人决策单元来进行效率比较，而无需考虑各衡量指标的单位；(4)可以进行敏感性分析、差异分析和效率分析，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各个城市政府的投入产出情况，以供城市管理者参考。

DEA方法的缺点在于，效率比较是在所有决策单元(本文是指城市)中进行的，因此它容易受到极值的影响。另外，它衡量的生产函数边界是确定性的，难以把随机因素和测量误差的影响分离出来。

从DEA方法的特点来看，运用DEA方法进行政府规模效率的比较研究是可行的。

(二)指标的选取

目前的研究主要使用两种测度指标来衡量政府规模：一是根据国民账户体系的测算，即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二是基于人力资源的测算，即将政府公务人员(或从业人员)数量占所有全社会就业人数(或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政府相对规模的指标。这两类指标尽管从数量上说明了政府的规模大小，但并未从质量上反映政府的规模(这可以称之为政府能力)，更未反映政府的效率，特别是人民生活、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产出效率。

为便于数据的收集整理和与世界银行2006年所作的调查数据相一致，我们收集了非农人口在50万以上、2005年GDP排名在前的88个城市的数据。同时。为能更便利地对比分析，我们选取两组数据来比较城市政府的规模效率。

第一组数据，只考虑政府投入的数量指标，即政府公务员人数和公务员工资。在各城市的统计年鉴中。只有公共管理和社会团体的从业人员和工资，可以用来表示公务员人数和工资，为更为准确地对比，我们用2005年“公共管理和社会团体”(即旧行业分类中的“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从业人员占整个城市非农人口的比例来表示政府服务的城市人口(当然政府还服务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但为数据收集方便，我们予以忽略不计)，用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工资与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表示政府投入的行政成本。关于政府产出，我们从世界银行的调查报告中选取对法庭的信心、工业废物无害化处理率、人均绿地面积、医疗保险覆盖率、就业率五项指标，得到有效数据704个。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些文献专门研究了GDP与政府规模的关系。我们认为，GDP是整个城市的企业、居民和政府共同生产的，因而计入政府的产出是不恰当的。众多学者也认为，今天，政府最大的产出是公共服务，不再是GDP。在实际计算中，按照DEA的原理。加入一列产出数据也不会影响对各城市政府效率的排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不再考虑GDP。

第二组数据我们考虑加入政府规模的质量指标，即在公务员人数比重和公务员工资比重之外，加人税费、娱乐支出、与政府打交道的天数、进出口通关天数、因电力和运输不足所造成的损失作为衡量政府投入规模的质量指标(这些指标可以看作政府的行政能力或办事效率)。仍用对法庭的信心、工业废物无害化处理率、人均绿地面积、医疗保险覆盖率和就业率五项指标来比较政府的社会及环境产出，得到有效数据1056个。

三、城市政府规模效率的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采用BCC模型，从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方面分析。

(一)城市政府的总体效率

我们把88座城市政府的两组投入产出数据输入DEA的软件Deap2.1，运行计算后得到城市政府各效率平均值的结果，整理见表1所示。

表1中，TE、FIE和sE分别表示综合技术效率值、纯技术效率值和规模效率值，三者之间的关系式是TE=PTE×sE。TE值为1时，综合技术效率为最优。从表1可见，第一组数据中，城市政府的综合技术效率仅为0.436，第二组数据的综合技术效率超过了0.75。两组数据相比较可见，在考虑政府行政能力的质量指标条件下，政府效率有较大提高，这说明，从行政能力或办事效率来看，我国的地方政府规模还是保持了较好的效率水平。从人员和工资投入来看，2005年有许多城市的公务员工资都有大幅增加，这对政府效率的数值有一定影响。由此来看，仅从数量指标来衡量城市政府的规模是不充分的。对综合技术效率进行分解，可以发现技术无效率主要源于纯技术效率。第一组数据中，纯技术效率为0.604，低于规模效率0.784，第二组数据纯技术效率为0.805，规模效率达到0.953。说明城市政府投入的人力资源和工资配置不尽合理。

从政府人员和工资的比重看(见表2)，政府综合技术效率为1的城市在第一组数据中只有上海、汕头和东莞3个城市，政府公务员人数比重平均为1.1％，工资与财政支出比重平均为8.88％。第二组数据中20个城市，政府公务员人数比重平均为4.41％，工资与财政支出比重平均为22.78％。这也说明，与第一组相比较，政府的高效率一定程度上来自更大的人员和工资投入。

(二)分地区城市政府效率比较

单纯计算城市政府的总体效率掩盖了各地区及各城市的差别。按照地域分布，我们可以把这88座城市分为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两组数据的计算结果整理见表3和表4。

表3是第一组数据的计算结果，各地区政府的总体效率都不高，均在0.6以下。东南、东北地区的效率相对较高，也只是超过50％，西北地区的相对效率最低，仅为0.2620

表4对应的是第二组数据，7项投入，5项产出，以环渤海和东南的效率最高，东北地区的政府效率也在0.8以上，中部地区为0.745，西南和西北效率最低。这一结果说明，环渤海和东南及东北地区的城市政府在向企业收取隐性和显性税费、为企业提供服务、进出口通关效率、电力和运输等基础设施供应等方面要好于其他地区。

(三)按城市规模分的城市政府效率

按城市规模，我们可以把88座城市分为四类，非农人口500万以上、200万～500万、100万～200万和5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对各类城市政府的技术效率计算结果整理见表5、表6、表7。

第一组数据中(表5)，各个规模的城市政府效率都不高，规模效率最高的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政府，综合技术效率也不过为0.684，效率较高的是200万～500万和100万～200万人口的城市政府，分别为0.556和0.410，5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政府效率最差，仅为0.375。对5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进行细分，可以发现。政府效率以东南和东北地区效率最高，环渤海和西南地区居中，中部和西北地区效率最低。

第二组数据，即考虑质量指标的政府规模(见表6)，规模效率最高的仍是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政府，100万～200万人口的城市政府效率最低，为0.747，200万～500万人口和5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政府效率居中。对5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进行细分，可以发现。政府效率以东南地区效率最高，环渤海地区紧随其后，中部和东北居中，西南和西北效率最低。对技术效率进行分解，可以发现，西南地区的城市政府效率，主要是规模效率较低，仅为0.863。

(四)各地区城市政府效率改进分析

比较以上两组数据可见，依不同的评价指标，政府效率也有所不同，考虑质量指标的政府效率更高。这也说明，要想提高政府规模效率，不但要从政府投入的数量规模看，还应进一步提高政府的投入质量。运用Deap2.1软件，得到政府效率改进的目标值，见表7和表8。

政府效率的改进可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来看。表7是针对第二组数据建立投入导向的BCC模型，运行Deap2.1软件整理得到的计算结果。投入导向的模型是假定产出不变，要得到最优效率而需要达到的各项投入目标。表7中的目标值是根据有效率的城市政府设定的效率前沿标准(效率为1)计算出来的各项投入目标值，从表中可见，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目标值明显小于实际值，西南地区的各项投入差值甚至高达90％以上，存在明显的投入过量和资源浪费。

表8是建立产出导向模型整理得到的计算结果。输出导向模型是假定投入不变，所能得到的产出目标值。表8中，西北和东北地区对法庭的信心相对不足，实际值与目标值分别相差55％和32％，人均绿地面积分别相差44％和140％。

综合表7和表8可以看出，我国的城市政府尚未达到规模效率，无论是投入，还是产出。均有改进空间。尤其是在投入方面，即使是发达的东南地区，在进出口通关、电力和运输等方面仍与目标值有近1／4的差距。

四、结论

我们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法对88座城市的政府规模效率进行了分析计算，得到的结果与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的感觉是基本吻合的。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资料收集和数据调查方面还存在诸多困难，如世界银行所作的调查仅有一年，还没有积累历史数据，难以作动态的政府效率变动评价；所选择的指标不同也可能会使评价结果产生一些偏离，有些指标如人均绿地面积可能会使西北地区的政府效率指数降低等等。此外，严格地说，我们很难找出具有完全相同环境的城市政府，来对其运行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比较。由于各个城市的居民对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偏好、区位环境差异、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规模大小差异等因素存在，可能导致即使是相同指标、相同数据的不同城市政府，表现出不同的效率，因此，我们并不能就此断定哪一城市政府就没有达到规模效率。尽管如此，通过上述计算我们仍能大致得到以下结论：

1总体上看，城市政府是否达到适度规模，仅仅考察其投入规模是不充分的，还应看政府的行政效率和产出效率。两组数据的计算结果表明，政府的高效率一定程度上来自更大的人员和工资投入。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效率不仅仅取决于组织的正式结构，精简人员之类的组织结构变革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政府效率。

2从地区看，两组数据的计算结果均表明，东部沿海的城市政府要好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东南、环渤海和东北地区的城市政府在向企业收取隐性和显性税费、为企业提供服务、进出口通关效率、电力和运输等基础设施供应方面都要好于中部、西南和西北地区。

政府规模范文篇8

一、文献综述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规模一直是许多国家的争论焦点。“奥茨分权化定理”(Oares1972)曾指出，和中央政府相比，两个地方政府可以为不同偏好的本地居民提供差别化的公共物品，由此改进分配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奥茨并未说明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应当是多大。1985年欧洲委员会制定的《欧洲地方自治政府章程》虽明确提出地方政府的规模应当尽可能小的原则，但从现有的研究看，对多大规模的政府更有效率并无定论。从规模经济来看，地方政府的最优(产出)规模应当是能够使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的规模。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确切地知道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大小，从而无法清晰地确定规模经济或是不经济的程度，政府提供的某些公共服务(如治安保卫、老弱病残幼等)也并不总是规模经济型的产品，并非规模越大越具有效率。

在实证研究中，人们往往采用规模经济模型中一些非常总括的定义和指标来衡量政府规模，如总产出、单位产出、单位成本等。最常见的实证研究是用财政支出等指标来表示政府规模，研究其对经济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既有政府规模促进经济增长的(Rubbinson，1977；Ram，1986；马拴友，2000；欧阳志刚，2004；刘霖，*)，也有阻碍经济增长的(Landau，1983；Barro，1991；郭庆旺等，2003；张海星，2003)，也有二者没有关系或存在不确定关系的(Kormendi和Meguire1985；Grier和Tulloek1989；Evan，1997)。也有学者用政府所服务的人口规模来表示政府规模，认为人口规模与人均支出需求是正相关关系，人口规模越大，人均支出需求越高，从而对政府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就越高。金(King，1996)构建了一个最优人口规模模型，认为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动，需要定期对其调整。但地方居民只是服务产出的接受者而不是产出本身，一定总人口规模所产生的支出需求可能会由于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有些研究采用相对指标来表示政府规模，如刘霖(*)用政府部门的人均消费与全国的人均GDP之比来表示政府规模，指出从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来看，中国农村与中国城市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就公务员占总人口的比例而言，城市政府的规模要大于农村。实际上，地方政府负有多种责任和功能，所提供的产出和服务是多元的，单一的综合性的产出指标并不能够较好地衡量地方政府规模。

有关地方政府规模对区域经济影响的研究，曹阳(2002)用行政管理人员占用社会人力资源的比重和行政管理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两个指标，比较了1997年各省的政府规模，发现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政府规模有极为紧密的逆相关关系。金玉国等(2006)认为我国财政支出的分类口径前后差别较大，缺乏历史可比性，因此采用政府部门的就业和工资加权计算的办法(权重分别定为0.6和0.4)，回归分析了2004年省级政府规模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结论是地区政府规模过大，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国内各区域差别很大，特别是城市和乡村对于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需求差异较大，城市有着更加昂贵的土地、房产、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配套等公共品及向城市腹地提供服务等特性，城市人口对于政府的需求也更为强烈和集中，省级政府的数据往往掩盖了内部各地区、特别是各城市的千差万别。同时，人为设定指标权重容易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可能会产生较大误差。此外，对于政府规模效率高低的判断，也不应仅仅停留在财政和经济角度。随着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日益推进，政府对于公共服务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日益突出，因此，在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设计上，不仅仅要包括经济产出和财政支出，也应包括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为避免上述问题。本文拟采用DEA方法，来横向地比较城市政府间的规模效率。

二、分析工具和指标的选取

(一)数据包络分析(DEA)

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是一种线性规划模型，1978年ChamesA.，CooperW.W.，RhodesE.首次提出了CCR模型，用以评价具有多项投入和多项产出的决策单元间的相对有效性，并正式命名为DEA方法。此后，研究者们对模型不断进行扩充和完善，将DEA方法运用到许多领域，对决策单位的效率进行比较，迄今已发展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方法，这里就不再就其原理展开说明(参见，CooUi,1998，T.etal.)。DEA的基本模型主要可分为CCR模型与BCC模型两种，CCR模型的假设是分析主体在固定规模报酬下运营，但实际上并非每一分析主体都在固定规模报酬下生产，若存在变动规模报酬，则导致在衡量技术效率时规模效率亦混杂其中。因此必须考虑变动规模报酬(vaffableReturnstoScale)的情况，BCC模型将CCR模型中的固定规模报酬的假设剔除，以衡量处于不同规模报酬状态下的相对效率值。BCC模型引进Shephard(1970)距离函数的概念，把技术效率(technologyefficiency：TE)分解成纯技术效率(puretechnologyefficiency：PTE)和规模效率(scaleefficiency：sE)。也就是说，技术无效率除了来自资源配置(投入产出)不当的因素外，也可能是源于决策单位(DMU)的不适度规模，因此我们就可以通过调整DMU的规模以改进其无效率的状态。

采用DEA方法对各个城市政府的规模效率进行比较具有如下优点：(1)DEA方法可以处理多投入、多产出的决策单元(DMU)的运转效率，且不必确定投入和产出间的生产函数关系。在本研究中，每一城市政府就是一个决策单元，它的投入和产出都是多元的。投入产出间关系也较为复杂，例如我们很难判定1单位的财政支出或人员投入就能产生多少单位的GDP或社会收益。(2)决策单元中投入产出变量的权重，是由DEA这种线性规划模型内定的，无需人为主观设定。例如本研究中，就无需人为设定从业人员在城市政府的总投入中所占比重或环境保护在产出中的比重。(3)具有单位不变性的特点，即是说，DEA衡量的决策单元的效率不受投入产出的数据单位的影响。城市公务员从业人员比重、工资与财政支出的比例，或人均绿地面积、医疗保险覆盖率等产出均可放人决策单元来进行效率比较，而无需考虑各衡量指标的单位；(4)可以进行敏感性分析、差异分析和效率分析，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各个城市政府的投入产出情况，以供城市管理者参考。

DEA方法的缺点在于，效率比较是在所有决策单元(本文是指城市)中进行的，因此它容易受到极值的影响。另外，它衡量的生产函数边界是确定性的，难以把随机因素和测量误差的影响分离出来。

从DEA方法的特点来看，运用DEA方法进行政府规模效率的比较研究是可行的。

(二)指标的选取

目前的研究主要使用两种测度指标来衡量政府规模：一是根据国民账户体系的测算，即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二是基于人力资源的测算，即将政府公务人员(或从业人员)数量占所有全社会就业人数(或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政府相对规模的指标。这两类指标尽管从数量上说明了政府的规模大小，但并未从质量上反映政府的规模(这可以称之为政府能力)，更未反映政府的效率，特别是人民生活、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产出效率。

为便于数据的收集整理和与世界银行2006年所作的调查数据相一致，我们收集了非农人口在50万以上、*年GDP排名在前的88个城市的数据。同时。为能更便利地对比分析，我们选取两组数据来比较城市政府的规模效率。

第一组数据，只考虑政府投入的数量指标，即政府公务员人数和公务员工资。在各城市的统计年鉴中。只有公共管理和社会团体的从业人员和工资，可以用来表示公务员人数和工资，为更为准确地对比，我们用*年“公共管理和社会团体”(即旧行业分类中的“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从业人员占整个城市非农人口的比例来表示政府服务的城市人口(当然政府还服务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但为数据收集方便，我们予以忽略不计)，用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工资与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表示政府投入的行政成本。关于政府产出，我们从世界银行的调查报告中选取对法庭的信心、工业废物无害化处理率、人均绿地面积、医疗保险覆盖率、就业率五项指标，得到有效数据704个。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些文献专门研究了GDP与政府规模的关系。我们认为，GDP是整个城市的企业、居民和政府共同生产的，因而计入政府的产出是不恰当的。众多学者也认为，今天，政府最大的产出是公共服务，不再是GDP。在实际计算中，按照DEA的原理。加入一列产出数据也不会影响对各城市政府效率的排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不再考虑GDP。

第二组数据我们考虑加入政府规模的质量指标，即在公务员人数比重和公务员工资比重之外，加人税费、娱乐支出、与政府打交道的天数、进出口通关天数、因电力和运输不足所造成的损失作为衡量政府投入规模的质量指标(这些指标可以看作政府的行政能力或办事效率)。仍用对法庭的信心、工业废物无害化处理率、人均绿地面积、医疗保险覆盖率和就业率五项指标来比较政府的社会及环境产出，得到有效数据1056个。

三、城市政府规模效率的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采用BCC模型，从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方面分析。

(一)城市政府的总体效率

我们把88座城市政府的两组投入产出数据输入DEA的软件Deap2.1，运行计算后得到城市政府各效率平均值的结果，整理见表1所示。表1中，TE、FIE和sE分别表示综合技术效率值、纯技术效率值和规模效率值，三者之间的关系式是TE=PTE×sE。TE值为1时，综合技术效率为最优。从表1可见，第一组数据中，城市政府的综合技术效率仅为0.436，第二组数据的综合技术效率超过了0.75。两组数据相比较可见，在考虑政府行政能力的质量指标条件下，政府效率有较大提高，这说明，从行政能力或办事效率来看，我国的地方政府规模还是保持了较好的效率水平。从人员和工资投入来看，*年有许多城市的公务员工资都有大幅增加，这对政府效率的数值有一定影响。由此来看，仅从数量指标来衡量城市政府的规模是不充分的。对综合技术效率进行分解，可以发现技术无效率主要源于纯技术效率。第一组数据中，纯技术效率为0.604，低于规模效率0.784，第二组数据纯技术效率为0.805，规模效率达到0.953。说明城市政府投入的人力资源和工资配置不尽合理。

从政府人员和工资的比重看(见表2)，政府综合技术效率为1的城市在第一组数据中只有上海、汕头和东莞3个城市，政府公务员人数比重平均为1.1％，工资与财政支出比重平均为8.88％。第二组数据中20个城市，政府公务员人数比重平均为4.41％，工资与财政支出比重平均为22.78％。这也说明，与第一组相比较，政府的高效率一定程度上来自更大的人员和工资投入。

(二)分地区城市政府效率比较

单纯计算城市政府的总体效率掩盖了各地区及各城市的差别。按照地域分布，我们可以把这88座城市分为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两组数据的计算结果整理见表3和表4。

表3是第一组数据的计算结果，各地区政府的总体效率都不高，均在0.6以下。东南、东北地区的效率相对较高，也只是超过50％，西北地区的相对效率最低，仅为0.2620

表4对应的是第二组数据，7项投入，5项产出，以环渤海和东南的效率最高，东北地区的政府效率也在0.8以上，中部地区为0.745，西南和西北效率最低。这一结果说明，环渤海和东南及东北地区的城市政府在向企业收取隐性和显性税费、为企业提供服务、进出口通关效率、电力和运输等基础设施供应等方面要好于其他地区。

(三)按城市规模分的城市政府效率

按城市规模，我们可以把88座城市分为四类，非农人口500万以上、200万～500万、100万～200万和5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对各类城市政府的技术效率计算结果整理见表5、表6、表7。第一组数据中(表5)，各个规模的城市政府效率都不高，规模效率最高的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政府，综合技术效率也不过为0.684，效率较高的是200万～500万和100万～200万人口的城市政府，分别为0.556和0.410，5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政府效率最差，仅为0.375。对5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进行细分，可以发现。政府效率以东南和东北地区效率最高，环渤海和西南地区居中，中部和西北地区效率最低。

第二组数据，即考虑质量指标的政府规模(见表6)，规模效率最高的仍是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政府，100万～200万人口的城市政府效率最低，为0.747，200万～500万人口和5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政府效率居中。对5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进行细分，可以发现。政府效率以东南地区效率最高，环渤海地区紧随其后，中部和东北居中，西南和西北效率最低。对技术效率进行分解，可以发现，西南地区的城市政府效率，主要是规模效率较低，仅为0.863。

(四)各地区城市政府效率改进分析

比较以上两组数据可见，依不同的评价指标，政府效率也有所不同，考虑质量指标的政府效率更高。这也说明，要想提高政府规模效率，不但要从政府投入的数量规模看，还应进一步提高政府的投入质量。运用Deap2.1软件，得到政府效率改进的目标值，见表7和表8。

政府效率的改进可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来看。表7是针对第二组数据建立投入导向的BCC模型，运行Deap2.1软件整理得到的计算结果。投入导向的模型是假定产出不变，要得到最优效率而需要达到的各项投入目标。表7中的目标值是根据有效率的城市政府设定的效率前沿标准(效率为1)计算出来的各项投入目标值，从表中可见，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目标值明显小于实际值，西南地区的各项投入差值甚至高达90％以上，存在明显的投入过量和资源浪费。

表8是建立产出导向模型整理得到的计算结果。输出导向模型是假定投入不变，所能得到的产出目标值。表8中，西北和东北地区对法庭的信心相对不足，实际值与目标值分别相差55％和32％，人均绿地面积分别相差44％和140％。

综合表7和表8可以看出，我国的城市政府尚未达到规模效率，无论是投入，还是产出。均有改进空间。尤其是在投入方面，即使是发达的东南地区，在进出口通关、电力和运输等方面仍与目标值有近1／4的差距。

四、结论

我们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法对88座城市的政府规模效率进行了分析计算，得到的结果与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的感觉是基本吻合的。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资料收集和数据调查方面还存在诸多困难，如世界银行所作的调查仅有一年，还没有积累历史数据，难以作动态的政府效率变动评价；所选择的指标不同也可能会使评价结果产生一些偏离，有些指标如人均绿地面积可能会使西北地区的政府效率指数降低等等。此外，严格地说，我们很难找出具有完全相同环境的城市政府，来对其运行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比较。由于各个城市的居民对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偏好、区位环境差异、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规模大小差异等因素存在，可能导致即使是相同指标、相同数据的不同城市政府，表现出不同的效率，因此，我们并不能就此断定哪一城市政府就没有达到规模效率。尽管如此，通过上述计算我们仍能大致得到以下结论：

1总体上看，城市政府是否达到适度规模，仅仅考察其投入规模是不充分的，还应看政府的行政效率和产出效率。两组数据的计算结果表明，政府的高效率一定程度上来自更大的人员和工资投入。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效率不仅仅取决于组织的正式结构，精简人员之类的组织结构变革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政府效率。

2从地区看，两组数据的计算结果均表明，东部沿海的城市政府要好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东南、环渤海和东北地区的城市政府在向企业收取隐性和显性税费、为企业提供服务、进出口通关效率、电力和运输等基础设施供应方面都要好于中部、西南和西北地区。

政府规模范文篇9

随着我国政府采购规模的逐渐扩大，政府采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是政府采购范围有限、规模较小。从发达国家看，一般国家政府采购的市场规模通常相当于其年度GDP的10％～15％。而我国政府采购规模占年度GDP的份额仍显过少，采购项目单一，结构比例不合理。我国目前政府采购的项目主要集中在财政专项拨款的办公设备购置、车辆购置及少数工程及房屋修缮，而对货物工程及劳务等项目，仍未完全实行规范的政府采购，这使得政府采购节约财政资金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二是政府采购程序不完善，效率不高。我国的政府采购程序十分繁琐复杂，导致整个政府采购的效率低下。一方面是采购资金的申请、拨付环节不够顺畅。虽然有的地方采购资金实行财政直接支付，但在资金申请环节的时间周期长，同样影响了采购项目的执行周期。另一方面是对政府采购程序的认识不全面。大多数人认为，政府采购就是开标和评标的过程，而一个完整的政府采购过程包括项目的预算和计划的制定，采购项目的实施方案，信息公告，供应商资格审查，专家的选择，评审委员会的确定，评标标准的制定，开标、评标、定标，中标通知书，签订合同，履行合同，验收以及资金支付等一整套过程，每一个环节在操作时都要力求严谨、规范。三是规章制度体系不完善。各地在政府采购实际操作中还存在着较大的不规范和随意性，特别是管理体制还不顺，操作上也是各行其是。这样既影响政府采购的质量和效率，又不利于企业的公平竞争，也容易滋生腐败行为。有违实施政府采购的初衷，最终影响政府采购的质量和信誉。四是政府采购人员素质亟待提高。五是政府采购信息沟通渠道不畅。

1我国政府采购部门绩效评价目标与指标设立

1.1客户角度

在绩效指标体系中，将客户角度的绩效目标放在指标体系的首位。体现了政府采购制度是以客户为导向的。只有及时回应客户需求、提高采购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加强与客户合作和沟通才是政府采购的绩效内容的集中体现。同时，衡量客户角度各个目标的绩效指标也是指标体系的核心。

(1)客户满意度指标主要衡量采购当事人(包括采购人和供应商等)对政府采购的满意程度。客户满意度可以分三个指标进行考察：一是客户对及时反应的满意度；二是客户对质量的满意度；三是政府采购的投诉率(包括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2)有效服务指标主要衡量客户对采购服务的有效性的满意程度，主要考察客户对政府采购中心的响应速度、合作和沟通的满意度。

1.2财务角度

把财务角度指标放在第二位，这主要从我国政府采购的初衷是节约财政支出考虑的。政府采购资金节约率、政府采购规模效率和政府采购成本费用率等指标，是衡量采购部门绩效水平最基本的指标，它要求采购部门提高服务质量，改进业务流程，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扩大政府采购规模，来驱动采购成本的最小化，改变以往政府机构提供服务不计成本的弊端。

(1)政府采购资金节约率指标主要是用于衡量政府采购的节支情况，是指政府采购的资金节约额(政府采购预算金额与实际采购金额之差)与政府采购预算金额的比率，它是评价政府采购绩效的最基本的指标。资金节约率可以从三个层次上进行考察，①某个具体采购项目的资金节约率，用于考察某次采购的节支情况；②某类采购对象的节约率，用于考察不同采购对象的节支情况；③当年全部政府采购的节约率，用于考察政府采购的年度节支效果以及政府采购对财政管理和经济总量的影响。一般来说，政府采购资金节约率越高，表明政府采购的节支效果越明显。但较高的节约率并不是政府采购的惟一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高节约率并不完全意味着政府采购的高效。

(2)政府采购规模效率指标主要是用于衡量政府采购的规模效益。政府采购规模是实现经济效率的基础，有规模才能发挥效益，才能节约更多的采购资金。政府采购规模效率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政府采购整体规模效率，二是政府采购批量规模效率。三是政府采购规模年均增长率。政府采购整体规模效率是指全部政府采购金额占财政支出或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这一比重越高，说明政府采购对财政与经济的影响越大，从而带动财政管理以及经济效率的提高。

(3)政府采购成本费用率主要用于衡量政府采购中心的成本费用情况，即要求政府采购中心以最小的采购成本费用完成尽可能多的采购量。

1.3管理过程角度

政府采购政策的制定是否科学、是否适用、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和机制设计得是否科学、是否能够有效运作、政府采购周期是否合理等指标，是为了加强对采购过程的控制，确保政府采购的程序合法性与合理性，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提高政府采购的办事效率。

(1)政策效率主要用于评价政府采购政策的制定是否科学、是否适用、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政府采购的战略使命不仅是为了节约财政支出，而且也是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工具，是政府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2)管理效率是用于衡量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和机制设计得是否科学、是否能够有效运作。政府采购管理包括预算管理、法律监督、政府采购方式、招投标管理以及投诉质疑管理等多个方面，政府采购管理效率是综合管理的结果。管理制度健全与否以及管理水平的高低是影响政府采购管理效率的重要因素。

(3)政府采购周期指标主要衡量政府采购的及时性。政府采购周期是指从上报需求计划，政府采购中心接受委托。财政部门进行需求核对及下达任务单，媒体政府采购需求信息到签订政府采购合同为止的时间。以公开招标采购方式为例，一个完整的政府采购周期通常由以下几个环节组成；媒体收到信息并刊登所需的时期；采购信息公告期；投标人编制投标书的期间；中标公示期；采购中心运作、审批、流转等所耗费的时间；合同履行期间；合同履行完毕后付款期间。

1.4学习、成长角度

设置了人均采购额指标、员工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和员工对专业、文化、价值和授权的满意度等指标，体现了政府管理的人本主义精神。只有促使组织文化、人事管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才能使政府采购部门工作人员更清楚自己的使命。并专注于完成主要绩效目标。

(1)人均采购额指标是政府采购人员每个采购人员所分担的采购额的大小。人均采购额越大，说明效率越高，相反，人均采购额越小，说明效率越低。人员效率主要受政府采购人员素质的影响，一般地，如果采购人员素质较高、办事效率较高，那么，就能用较少的经费完成较高的人均采购额。

(2)员工满意度指标主要衡量员工对工作环境和对专业、文化、价值和授权的满意程度。

(3)组织的学习和创新能力指标主要考察组织的信息化水平、对新信息的反映速度、利用新信息的有效性以及工作方式的创新周期等。

2我国政府采购部门绩效评价标准制定

我国政府采购部门绩效指标可以分为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两大类。评价标准一般分“优、良、中、低、差”五个档次。

定性指标有：客户对及时反应的满意度、客户对质量的满意度、客户对政府采购中心的响应速度、合作和沟通的满意度、管理效率、员工满意度组织的学习和创新能力等。

定量指标有；政府采购的投诉率、政府采购资金节约率、政府采购规模效率(政府采购整体规模效率、政府采购批量规模效率、政府采购规模年均增长率)、政府采购成本费用率、政府采购政策效率、政府采购周期、人均采购额等。

2.1定性指标的评价标准

定性指标中涉及“满意度”的指标，一般运用问卷调查法，通过公众评判的方式确定评价标准。如为：90～100分为“优”，80～90分为“良”，70～80分为“中”，60～70分为“低”，0～60分为“差”。对其中的管理效率、组织的学习和创新能力等指标一般根据制度要求、专家经验或横向比较的方法确定其评价标准。

2.2定量指标的评价标准

政府规模范文篇10

关键词：政府规模政府行为交易费用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揭示了“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并强调政府对有效需求不足、收入分配不均、就业不充分等市场失灵问题具有纠偏功能。自此，面对日趋动荡的国际经济形势以及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了对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但以布坎南(1998)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却逆势提出了“政府失灵论”，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认为市场的缺陷并不是把问题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条件，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一样严重。本文试图从交易费用理论的视角对政府在现代经济中的定位进行探讨。

一、交易费用理论及其启示

交易费用的概念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Coase)于1937年率先提出的，之后，阿罗、威廉姆森、张五常等陆续做出了不同的补充和完善。依照新制度经济学的一般解释，通常把交易费用理解为搜寻信息、谈判、签约等所发生的费用。事实上，交易费用可细分为必要的交易费用与不必要的交易费用。前者是指在给定的科技发展水平下，对应于给定的分工水平所必须的最低交易费用，是为生产和消费服务的，是人类为达到更富裕状态而必须支付的代价；后者是指超过这一数额的交易费用，是由人类失误造成的、原本可节约的那部分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最小化的思想，在产业结构分析和微观主体的市场交易决策等诸多方面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分工和专业化是交易费用增加的根源，社会越来越复杂，交易费用也就越来越大。随着市场分工的扩展和深化，在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人们之间的联系和依存日益紧密，由此增加了主体之间的摩擦和矛盾，交易费用必然上升。对此，以杨小凯(1999)为代表的超边际经济学认为，劳动分工内生演进的基础是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选择。新制度经济学也指出，制度作为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在经济生活中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交换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因而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企业组织理论则认为，企业存在的理由就在于节约市场交易费用，企业的最佳规模取决于企业节约的市场交易费用与企业组织增加的费用在边际上的比较。综合而言，以上基于交易费用工具而进行的拓展研究采用的是“成本-收益分析法”。

应用交易费用理论考察政府的行为与效率，可视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比较政府的参与所引致的分工收益和交易费用两方面的效应。若通过政府进行制度变迁能节约交易费用和提升交易效率，或者其带来的分工利益减去交易费用增加后的差值为正值，则可认为政府的参与是适宜的。

二、交易费用与政府规模和行为的选择

(一)政府规模：“大政府”还是“小政府”

政府是代表国家履行公共权力的专门机构，诺斯(North)认为，政府要协调两个目标：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以使全社会的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税收。然而，“政府的行政机制本身并非不要成本，实际上有时它的成本大得惊人”，可见，理论上应存在一个适度规模，使政府的存在具有成本效率。

此外，社会对公共品的需求与日俱增，这使政府既要对社会信用、网络和社会组织等方面进行维护，又要对社会保障、社会公平、社会安全等方面做出投入，以弥补市场配置的有限性，因此政府规模势必加大。相对而言，倘若处于“老死不相往来”自然经济中，“村规民约”即可处理大部分事务，则此时政府因管理内容少而必然应为“小政府”。

从交易费用视角看，若不考虑政府职员的工作效率变化，则有效政府规模的合理边界，就在其引起的政府组织管理增加的边际成本和对应降低的市场交易边际成本的均衡点E上。

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政府”，还是当下的“小政府、大市场”，都不符合政府理性规模的要求。市场经济时代我国政府的规模应该符合市场经济的需求且与之相称。

(二)职能定位：“有所为”与“有所不为”

政治统治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亚当•斯密认为政府最好的经济政策是让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自由调节经济的运行。在他看来，政府的职能仅限于维护国家安全、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建立司法行政机构、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等五个方面。杨小凯(1999)进一步证明了市场不仅能有效配置资源，还能寻求有效率的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并发现有效率的市场结构和制度安排。然而，凯恩斯却主张把加强市场调节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职能，将政府的作为范围从公共领域扩大到社会经济领域，包括国家直接进行投资，增加公共开支，扩大政府采购，调整财富分配，对资本家进行补贴、减税，降低银行利率，鼓励私人投资，减弱竞争，赤字财政，发展公共福利事业，用内需拉动经济，消除经济活动带来的负“外部性”等等。但凯恩斯的观点遭到了公共选择学派的批判，该学派认为政府也具有“经济人”的自利性，同样会导致“政府失灵”。这是因为政府部门之间缺乏竞争活力，政府官员对个人目标的追求使得政府具有自我扩张的倾向，并且又缺乏可靠的信息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最终必将导致政府官员利用公共权力为个人谋取最大化效应的腐败行为。

新制度经济学基于交易费用理论对政府职能进行了分析，强调政府具有进行制度变迁而降低交易成本优势，认为政府最重要的职能就是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各种制度安排。在各种制度供给中，诺斯尤其重视产权制度安排，指出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它为产权提供保护，从而节约交易成本，使经济顺利发展。由此看来，政府除了具有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国家统治职能外，还在一定程度上肩负着对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及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问题进行弥补的任务。政府的经济职能应定位于“市场失灵”领域，定位于对市场的有限补充，并以能否降低单位产出的交易费用为标准，全面核查其“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具体范围。同时，政府对国家经济事务的参与、干预和宏观调控，需要制衡机制确保其不损害他人利益，否则政府也可能成为“洪水猛兽”，如出现集体腐败等问题，而使事与愿违。

处于转轨时期的我国政府，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WTO的规则要求主动放权，把部分职能和权力交还给市场。同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市场有能力承接政府的部分职能和权力。因此，政府应将那些管不了、管不好，也不应该管的事从政府机关中分离出去。将不应该拥有的权力下放或转移，尽量减少政府干预的范围和程度。正如社会经济理论主张的那样，政府应有的作用，应该是通过立法等手段为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创造一种良好的秩序，即政府管秩序，企业搞经济。政府应该在维持秩序上作最大的努力，而不应从事具体的经济事务，尤其是不要对企业的经济活动横加干涉。当前我国政府主要应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体制转轨时期的主导作用；市场所做不到的事情；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问题。

(三)提高干预效率的手段：市场替代还是市场深化

针对市场失灵进行的政府干预，主要有两种观点。观点一主张，市场失灵必须通过政府的行动消除，即在一个完全市场上由市场配置资源，而在一个不完全市场上则由政府替代市场配置资源。观点二认为，市场失灵的许多情况也可以通过市场的力量加以矫正，纠正市场失灵的方向应该从建立和发展交易费用最小化的经济组织入手。罗伯茨指出，重要的是市场的深度，这种深度体现在经济组织形式的不断完善。科斯认为，市场失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完善的市场结构，市场失灵只有通过市场的深化才能解决(吴玲，2007)。

从效率考虑，政府和市场作用的范围和领域应该保持有效边界，一旦超出范围，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都会带来低效率。“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多”。其重要原因是，政府行为目标与市场行为目标不完全一致。前者追求社会目标，追求社会得益最大化；后者则是为进入市场的行为者提供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平台。因此，界定政府职能，明确政府的干预方式和干预范围，划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无论是对提高市场调节效率还是提高政府效率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提高政府效率的重要方面是改革政府规制。政府规制包括政府干预市场，遵守市场规则。政府也不能随心所欲，政府干预必须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首先，政府干预必须以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为前提。政府干预一旦破坏了市场机制的发挥，即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不再对经济生活中的主体发生强制性作用，那么经济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激励机制和外在约束力就会被弱化，资源的使用效益就无从保证，经济活力将被逐步窒息。从这一意义上说，政府干预必须是中性的。其次，政府干预是通过市场的间接调控。与传统体制下的计划调节直接作用于企业不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干预则是通过市场间接作用于企业。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机构根据宏观调控目标，通过统一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等，对国民经济活动进行总体管理。其作用对象是宏观经济变量，如货币供应量、利率等，把经济参数输入经济体系，引导市场主体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对市场条件的变化作出反应，从而调节市场供求状况。间接宏观调控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而是通过各种经济变量使企业面临的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从而促使企业改变其行为，并因此使宏观经济状况达到既定的调控目标。公务员之家

相对而言，传统的市场替代手段对政府的能力要求更高一些。但无论采用那种手段，干预效率的提升均要求通过社会制度的改革，不断优化和规范政府干预的范围、内容、方式及力度，并借助于市场的力量改进政府效率。事实上，市场深化手段现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譬如，针对外部性问题，当交易费用高昂时，采用一种替代性的经济组织形式，比如企业，可能比由政府直接操盘更具成本效率；而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也是利用市场工具解决“环境市场失灵”问题的又一典型范例。当然，两种方案干预效率的高低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实践中，应充分考虑特定市场发育的渐进阶段以及政府行为和制度的规范程度而做出选择。

三、结论

综上所述，首先，从交易费用角度看，政府合理规模的确定在于政府组织管理增加的边际成本和对应降低的市场交易边际成本的均衡点上，既要使政府能弥补“市场失灵”，又不至出现“政府失灵”。其次，由于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是规则和秩序而非市场，因此政府应该规范自身的行为，形成一种能够调动和发挥每个人积极性的“竞争秩序”，做理性的“经济人”，履行社会公共管理的职能，而不是直接管理经济，甚至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最后，为提高政府干预效率，应根据我国目前经济转型阶段的特征，将市场深化与市场替代(政府控制)有机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2.张计划.论交易费用的涵义、功能与理论启示.当代财经，2007(3)

3.江怡.论政府理性经济行为的制度基础.江汉论坛，2007(12)

4.臧传琴.从“经济人”假设到“政府失灵”.江汉论坛，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