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采购法范文10篇

政府采购法范文篇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于2003年1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这标志着我国从1995年开始试点的政府采购制度步入了法制化的轨道。这一年，据我国财政部统计，全国政府采购规模超过了预定目标，达到1659.4亿元，比2002年增加650亿元，节约预算资金196.6亿元，资金节约率为10.6％，采购规模比上年同期增长64.4％，分别占当年财政支出和GDP的6.7％和1.4％，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2个百分点和0.4个百分点。政府采购法实施的第二年，我国政府采购规模达到了2000亿元，2005年的既定目标是2500亿元。

政府采购问题多多

随着全国政府采购规模逐年不断扩大发展，关于政府采购方面的争议也普遍增多，法律和制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也日渐显现，例如：政府采购法中没有公开招标的具体操作规程，虽然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些规章，但由于所处的法律位阶和效力层次较低，且与法律规定内容相冲突，实际上不具有可操作性，下位法与上位法相矛盾的规范普遍存在，造成当事人不知依据何部法律提出诉讼；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采购等非主要采购方式实践中广泛应用，但却无相应的监管和制约机制；采购主体所选择的采购方式具有较大的随意性，陪标、围标、串标等暗箱操作的违法现象随处可见；采购监管机关与政府采购中心职能不分，虽名义上脱钩，实际上还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中介机构招标采购公司几乎享有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权力”，为所欲为、随意侵害供应商合法权益的现象普遍存在，致使许多供应商敢怒而不敢言；采购主体确定中标或成交结果带有巨大的主观任意性，虽然有质疑和投诉机制，但实际执行效果却微乎其微；法律虽赋予供应商这些弱势群体多元救济途径，但相关的救济渠道并不畅通；全国各地财政执法部门对于政府采购与相关法律等专业方面的知识普遍欠缺，从而导致实际的执法案例也是五花八门，造成当事人无所适从的局面。

缘何诉讼少之又少

然而，尽管政府采购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存在，涉政府采购的诉讼却少之又少。原因何在？有专家分析存在五大因素，即：政府采购的证据具有较大的隐蔽性、前置程序限制了供应商多元救济权、供应商畏惧采购主体进行打击报复、供应商自身存在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政府采购法本身所存在的严重缺位论文。

首先，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主体所控制的证据具有较大的隐蔽性。由于这些证据都在采购主体内部，不在第三者手中，变更和毁灭相当方便，而且不易被他人所察觉。这对于供应商或其律师收集证据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而侵权的采购主体也不会如实承认其实施侵权行为或主动披露侵权证据。而判断采购活动是否合法，有无侵害供应商的合法权益，首先必须审查采购过程中的原始证据材料。由于这些材料全部为采购主体所控制，供应商及其律师无法进行查阅和复制，而采购主体对己不利的证据，肯定不会主动向质疑供应商提供。这样一来，受到侵权的供应商往往只是在主观上感觉到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采购主体的侵害，但却无法发现或获得受到“伤害”的证据线索，也无法或很难获取具有证明力的有效证据，只能徘徊在法院的大门之外。

其次，自政府采购法实施后，政府采购活动往往将质疑程序作为质疑供应商提起投诉之前不得不经过的阶段，即政府采购救济机制前置程序。实践中，质疑供应商如果未经过这一前置程序，财政部门一般就不受理投诉。

由于有了质疑程序这一前置阶段，无形中增加了投诉供应商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时间长度和累赘。因为在质疑程序前置的情况下，行政主体受理投诉案件以质疑程序的经过为前提条件。采购人或采购机构若不受理质疑申请，或在法定期限内不作出答复意见，就表明争议没有获得解决，从而限制当事人诉讼。第三，供应商畏惧采购主体进行打击报复。虽然政府采购当事人作为民事主体，在采购活动中的地位都是完全平等的。但采购主体尤其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社会中介采购机构，由于依附于公共权力机关，往往享有一种准司法行政权，对采购过程中的许多事项享有完全自由的裁量权。采购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侵害供应商合法权益时，供应商只能忍气吞声。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供应商道出了难言之隐。他说，实践中，采购主体的每次政府采购活动，在符合条件的三五家供应商之间进行，倘若供应商不符合条件，采购主体或者供应商帮助找几家合格的供应商来陪一下标。虽然政府采购的信息是公开的，参加的供应商也是无数的，但能够中标、成交的只有这三五家供应商中的一位。其他的供应商，基本上都是属于绿叶，用来衬托的。只要供应商不打破游戏规则，在三五家固定供应商之间，采购主体又是经常性会给予轮标机会的。这次给三五家中之一机会，下回再来轮流。这种情形常常发生于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中介机构，也就是采购主体之一。这些采购主体常年在三五家之内的供应商之间轮换着给予中标、成交机会，社会上的其他供应商，有些是知情的，有些是不知情的，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常年不断地在陪标，有些始终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有的供应商参与多了，持之以恒，几个月下来，也就渐渐地摸索出政府采购的规律和其中的奥妙，也就渐渐地跟进，之后与采购主体慢慢地有了些“感情”，也成为其中固定的三五家供应商，之后，中标、成交的机会也就渐渐地多起来了。有的供应商参加了几次，一直未能如愿以偿，想打官司，却苦于没有证据，无法证明采购主体的违法行为。也有的一些供应商却永远也无法领悟采购过程中的“操作规程”，最终只能远离政府采购的交易市场。而熟悉政府采购市场交易规则的供应商，尽管有时感觉自己非常冤枉，想讨个说法，但又惟恐失去更多的中标机会，所以只能忍气吞声。如若不然，采购主体一旦打击报复，则将永远也进入不了政府采购市场。

政府采购法范文篇2

第一条为加强东城区政府采购预算管理，规范政府采购运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和北京市有关政府采购管理规定，结合东城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区属行政事业单位（以下简称“采购人”）。

第三条政府采购预算纳入部门预算编审范围，采购人在编制年度部门预算时，凡符合年度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的项目，均应具体编报政府采购预算的相关内容，最终汇总形成政府采购预算。

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及执行遵循部门预算的统一布置、统一编制、统一审核、统一汇总、统一批复的原则。

第二章政府采购预算编制

第四条采购人在编制部门预算时，须对照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具体填报政府采购项目和资金预算。政府采购预算作为部门预算的组成部分，待部门预算提交区人大审议后，政府采购预算随之确定。

采购人在年度综合财政预算执行过程中，经批准追加、追减预算，其中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的，财政部门应同时追加、追减采购人的政府采购预算。

第五条东城区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在编制下一年度部门预算前公布。集中采购目录按照东城区年度政府集中采购目录执行，限额标准由区财政局根据市财政局有关规定和东城区政府采购项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在政府采购预算表中予以明示。

第六条政府采购预算编报的主要内容：

（一）采购项目。符合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的项目，分项目、类别填报，含基本支出预算和项目支出预算。

（二）采购目录。政府采购实行目录管理。采购人依据东城区年度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填写具体品目。

（三）采购形式。纳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范围内的采购项目，填报集中采购。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外、限额标准以上的采购项目，填报分散采购。

（四）采购方式。分为公开（邀请）招标方式和非招标方式。

（五）资金支付方式。分为财政直接支付和非财政直接支付。

（六）项目实施时间。指采购人预计实施该采购项目的时间。

（七）规格要求。指采购项目中货物类的具体品牌、型号。

工程、服务类项目有具体规格标准的，要明确填制。

（八）数量、单价、总价。货物类填写数量、单价，工程、服务类不填写数量、单价。整体项目中应明确具体项目和数量。

（九）资金来源。指政府采购项目的资金来源渠道。政府采购资金是采购人进行采购时支付的资金，包括财政拨款、预算外资金和其他资金。

第七条采购人根据区财政局安排的项目支出预算，在填报项目申报书时，应按照东城区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中的品目和限额标准详细列示政府采购预算项目。

第八条区财政局对部门预算中编报的政府采购预算，依据项目申报书进行审核，审核的主要内容：

（一）形式审核：是否符合规定的填报要求，采购项目是否齐全等。

（二）内容审核：项目资金来源是否清楚，项目预算是否合理等。

第九条政府采购预算编审工作按照当年部门预算编审工作的具体要求及编审程序执行。

第三章政府采购预算执行

第十条年度政府采购预算一经核定，原则上不再调整。预算执行过程中，采购项目发生终止、撤消、变更、追加预算的，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报批。

第十一条列入年度政府采购预算的采购项目,采购人进行采购时，通过区财政专网进行申报。区财政局根据年度政府采购预算及实际采购需要进行审核。

第十二条未列入年度政府采购预算的采购项目，采购人进行采购时，通过区财政专网进行申报。区财政局对下述内容进行审核后，方可实施采购。

（一）采购项目的可行性；

（二）采购项目的资金来源；

（三）采购项目的采购形式和采购方式。

第十三条政府采购流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北京市有关政府采购规定和《东城区政府采购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四条政府采购预算财政直接支付范围为：

（一）品目：新购公务用车及保险；以协议定点采购方式单项采购金额达到20万元以上的计算机、办公家具、空调设备等采购项目。

（二）额度：采购资金在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符合财政直接支付条件的政府采购项目。

政府采购法范文篇3

所谓政府采购制度，也称公共采购，是指包括政府在内的公法主体将其在日常公务活动中、介入和干预市场经济活动中需要签订的各类有偿合同公诸于众，以公开招标等方式从国内外市场择优选择合同对方当事人的法律制度。

政府采购合同与普通的民事合同，虽然都强调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对等和等价有偿原则，但区别甚大，不宜混淆。这一区别主要表现在，普通的民事合同遵循传统的意思自治原则和契约自由原则。而政府采购制度的核心是确保政府采购合同签订过程的公开性、公正性和竞争性。这就大大突破了传统的意思自治原则和契约自由原则，是对传统合同法的一种制度创新。按照契约自由原则，当事人有选择对方合同当事人的自由，愿意与谁签订合同，就与谁签订合同，缔约的过程可以是隐蔽、密而不宣的；而按照政府采购制度，采购方必须与投标条件最佳的中标人签订，缔约的过程原则上必须公开、透明。此外，政府采购合同的一方是政府等公法主体，而普通民事合同的双方都是普通的民事主体。因此，普通民事合同是私法上的合同，而政府采购合同是公法上的合同。

从各国的实践和我国政府采购的试点来看，把政府需要的各种商品和服务纳入政府采购制度的轨道，具有以下积极的社会经济作用：

1、大大节约政府的预算开支。据测算，河北省仅省直机关事业单位通过推行政府采购招标改革，每年可节约财政支出1500万元以上。

1997年，深圳市政府第一次招标采购车辆27部，虽然经验不足，却已节约财政支出7.1％，达70多万元。而深圳市1996年全年行政事业单位公用物料采购费用达5.5亿元。按照7.1％的节省比率计算，政府采购制度每年可以节约深圳市政府数千万元开支。又如，1999年6月民政部组织的救灾专用帐篷采购，节约资金1600万元，节支率达32％。据了解，不少项目的资金节约率在20％左右。1998年地方的政府采购规模为31亿元，共节约资金四亿多元，平均资金节约率为13.38％。目前，我国平均每天的政府采购标的额为20亿元人民币的。按照国际上通行的10％的比例计算，政府采购制度可以使我国每天节约政府支出2亿元，1年节约730亿元，10年节约7300亿元。

2、提高政府采购办公用品的透明度，把黑箱采购变成公开采购，强化社会公众和纳税人对政府采购行为和公告支出的监督，极大地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民主。政府采购制度相对于人大代表每年一度地审议政府财政预决算报告来说，是一种更为实在化、经常化、规范化的监督机制。

3、在我国当前强调反腐倡廉、推进廉政建设的形势下，政府采购制度有利于把好公共支出的廉政关，预防和消除“权钱交易”、“吃回扣”、“崽卖爷田不心疼”等违法违纪行为。

4、政府采购制度可以从根本上消除政府机关与某些企业不正当结盟的现象，拆除地方保护主义的“篱笆墙”，从而强化企业之间公平、公正、公开、自由的竞争机制。

5、政府采购是政府为了推动整体社会经济利益（如保护环境、鼓励开发中西部地区、鼓励开发高科技产品、鼓励产品出口创汇、鼓励民间投资、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而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之一。建立健全政府采购制度，无疑会改善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方式和效果。

6、政府采购制度可以极大地扩大我国对外开放的范围。政府采购协议是世界贸易组织多边协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步伐日益加快。而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必须签署《政府采购协议》，导入政府采购制度。这不仅意味着我国政府签订公共支出的合同要向国内外的企业发出要约邀请，而且意味着我国企业也有权利就外国政府的招标采购行为投标，与外国同行企业一决雌雄。

我国从9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采购工作试点，各地首先加强政府采购法制化建设。上海市于1995年制定了我国第一个政府采购试行办法，深圳市在1998年制定了我国第一个政府采购的地方性法规。目前，全国已有近30个地区制定和了政府采购的规章或制度。但我国目前的政府采购制试点也存在着立法不统一、招标的公开范围有限、招标采购的对象范围有限、招投标程序不规范等缺点。为了进一步规范当前的政府采购行为，早日把政府采购行为纳入规范化、法治化轨道，必须大胆借鉴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以及先进的外国立法例、判例与学说，总结我国有关政府采购的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以及我国近年来政府采购试点的成功经验与反面教训，抓紧制定一部既合乎中国国情、又与现代国际惯例接轨的《政府采购法》。

二、政府采购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

政府采购制度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政府管理公务开支的有效机制。早在100多年前，欧美国家即在政府采购中实行招标制。从效果看，平均可节省资金10％以上。目前，美国、日本、加拿大、瑞士、以色列、新加坡、欧盟和欧洲经济区（欧盟成员国外，包括挪威、冰岛和列支敦士登）的成员国等都建立了自己的政府采购制度。

欧盟有关政府采购的指令和规则周详严密，如火如荼。1992年欧盟出台了《协调公共服务合同签订程序的92/50号指令》，1993年欧盟出台了《协调公共产品合同签订程序的93/36号指令》，1993年欧盟出台了《协调公共工程合同签订程序的93/36号指令》，1993年欧盟出台了《协调向自来水、能源、交通与电信企业开展采购活动的93/38号指令》。此外，还有《89/665号指令》与《92/13号指令》等。成员国有义务把这些指令的内容在其国内法中体现出来。但是，截至1996年，只有3个成员国完全把欧盟指令转化成为本国法。欧盟以对未遵守欧盟指令的成员国提起了39项诉讼。而且，在适用欧盟公共采购指令的110，000个实体和采购者中间，有85％的实体和采购者、尤其是地方政府，不遵守自己的广告和透明度要求。为解决这些问题，欧盟委员会于1996年11月27日发表了以《欧盟的公共采购：探索前进路线》为题的绿皮书。除了欧盟的区域性政府采购政策，1992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也在第4部分第10章专门规定了政府采购。

为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政府采购制度，关税及易总协定在七十年代东京回合谈判中，达成了政府采购公开招标的协议，并于1979年4月12日在日内瓦签字，自1981年1月1日起开始生效。目前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依然把1994年的《政府采购协议》列为成员国必须签署的一项重要多边协议，该协议已于1996年1月1日起生效。1994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还通过了《货物、工程与服务采购样板法》，供各成员国制定《政府采购法》时参考。1985年世界银行专门出台了《使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贷款和国际开发协会的信贷的项目实行公开采购的指南》。《指南》作为贷款协议的一部分，调整贷款项目中有关产品和工程建设采购的法律关系，对借款人和银行具有拘束力。《指南》先后于1986年、1

988年、1992年、1995年和1996年被修订。

我国香港从1938年开始实行政府采购招标制，专门成立了香港政府物料供应处，对所有政府使用物资，大至工程设备，小到纸张铅笔，均实行招标竞价采购。据统计，累计采购价格平均较市面价便宜达40％。

我国台湾省1988年也通过了《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的采购行为统一由采购暨公共工程委员会统一负责。该法明文禁止党营事业参与投标，军事机关的采购案，除机密性的以外，一并适用该法。该法通过后，台湾省政府宣布，从1988年7月1日开始，大幅降低政府工程的采购公告金额，凡是超过一百万元的工程，都必须采购公告。1999年5月21日，台湾省行政院还公布了《政府采购法实施细则》，自1999年5月27日起施行。

三、《政府采购法》的调整对象不宜过窄

政府采购法的调整对象可以从主体、客体和行为三个方面予以界定。

就政府采购的主体而言，有义务实行公开招标采购的主体是否局限于政府，还是应当囊括各类国家机关以及国有的企业事业单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1994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通过的《货物、工程与服务采购样板法》对于各国的政府采购立法的采购主体提供了两种备选方案：（1）任何从事采购的政府的部门、机构、机关、其他单位或分支机构；（2）任何从事采购的政府的部门、机构、机关、其他单位或分支机构；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实体和企业。财政部1999年4月17日制定的《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第2条将采购机关界定为使用财政性资金（包括财政预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办理政府采购的各级国家机关、实行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而不包括使用财政拨款的国有企业。笔者认为，《政府采购法》应当规制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各类公法主体，即掌握公权力或者支配、运用公共财政资金的社会组织。不仅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各级党政机关（含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事机关）应当是《政府采购法》调整对象，而且使用财政性资金、不具备破产能力或者破产能力受限制的国有企业法人（含国有独资公司以及国家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尤其是电信、铁路、石油、电力等公用企业）、国有事业法人和人民团体也是《政府采购法》调整对象。在近年来的政府采购试点中试行政府采购制度的大多是政府部门，至于各级党委、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相比之下尚未没有彻底行动起来。只有把涉及公共财政支出活动的各类主体纳入进来，才能减少立法调整的死角、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立法的规制作用。

就政府采购的客体而言，凡是总标的价值在一定数额（比如10万元）以上的产品、工程或者的服务都应纳入《政府采购法》调整对象。我国目前政府采购试点大多把政府公务用车、定点加油站纳入公开招标采购的范围，至于标的价值更高的其他产品、工程或者服务的公共支出（如办公楼建设工程发包、电信服务公司的选择等），还游离于公开招标采购的范围之外。因此，进一步扩大政府采购制度对于公共支出的适用范围势在必行。既要把公法主体自身的正常运转所需的商品、服务和工程的采购活动纳入《政府采购法》的调整范围，也要把政府为了推动整体社会经济利益（如鼓励开发中西部地区、鼓励开发高科技产品、鼓励产品出口创汇、鼓励民间投资、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而向企业提供适当经济利益给付的采购活动纳入《政府采购法》的调整范围。当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是过热，而是偏冷。为确保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与快速增长，政府应当加大对科教、环保、农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从而拉动市场内需，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政府采购合同将会愈来愈成为国家为实现特定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而主动干预市场经济的重要有效形式。

就政府采购行为而言，应当作广义解释，不应拘泥于以公法主体为买方的买卖合同。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第1条将政府采购协议的适用范围界定为“任何以合同方式开展的采购活动，包括购买、租赁或者租买等方式，而不问是否负有购买选择权，还包括产品与服务一同被采购的情形（procurementbyanycontractualmeans，includingthroughsuchmethodsaspurchaseoraslease，rentalorhirepurchase，withorwithoutanoptiontobuy，includinganycombinationofproductsandservices）。财政部1999年4月17日制定的《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第3条将政府采购界定为采购机关以购买、租赁、委托或雇用等方式获取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此种广义界定的思路值得称道。当然，既然”货物“是采购的对象，是交易对象之一种，似宜改称”商品“。未来的《政府采购法》应当规定，凡是由公法主体承担对价支付义务的合同，都是政府采购行为。如因特网服务合同，工程建设合同，电力、自来水、热力、燃气供应合同，经营特许权授予合同（如地铁经营特许权授予合同）、专用产品或服务指定合同、承揽合同，运输合同，租赁合同，委托合同，行纪合同，居间合同，雇佣合同、保管合同，仓储合同，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合同，咨询合同，服务合同等，均属此类。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政府采购行为（Governmentprocurement）或公共合同（Publiccontract）的真意。

四、《政府采购法》应当贯彻公开、公平、公正、效益原则

我国的《政府采购法》应当始终贯穿以下政策目标：

（一）公开原则

近年来，政府公共工程与商品、服务的采购领域，屡屡出现规划设计不周、预算约束不强、串通投标、施工进度拖拉、层层转包、偷工减料、“豆腐渣”工程、官商勾结等经济丑闻，严重玷污了人民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良好形象。“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灯泡是最好的警察”。要增强社会公众对政府采购过程的信任感，必须在《政府采购法》中充分落实公开原则，确保政府采购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消除黑箱采购酿生的营私舞弊和贪污腐败等丑恶现象。

所谓公开原则，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公开原则，是指与政府采购立法、以及政府采购活动有关的所有信息原则上都应当公诸于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的序言要求，关于政府采购的法律、规章、程序与实践应予透明化。狭义的公开原则是指政府采购机关或其委托的政府采购业务机构应当依据法定的条件和要求，向作为投标人与潜在投标人的供应商及社会公众真实、全面、充分、及时地披露与政府采购行为有重大关系的有关信息。此处所称的公开原则，仅限于狭义的信息公开，即政府采购活动的信息公开。

公开原则应当贯穿于整部《政府采购法》之中，既包括实体性规范，也包括程序性规范；既适用于公开招标的政府采购活动，也适用于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等方式的政府采购活动。为贯彻公开原则

，确保政府采购市场的透明度与竞争度，立法应当依次严格限制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等采购方式的适用范围，扩张公开招标的适用范围。当然，在以下例外情形下，立法应当允许使用个别磋商方式签订合同：（1）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特殊军需产品；（2）无法在政府采购招标中特定化的知识服务；（3）由于工程性质特殊、无法在政府采购招标过程中定价的工程项目；（3）在国内只有一家企业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别无他人，且采购对象不具有可替代性；（4）情况十分紧急，如果采用公开招标程序将会造成严重损失，或者此种紧急情况是由原供应企业或承揽企业的过错造成的。在上述例外情形下，无法通过公开招标的渠道压低合同价款，而且不利于提高政府采购市场的透明度，因此必须严格限定其适用范围，避免个别磋商方式的滥用。具体说来，立法应当采取列举方式规定上述例外情形，不宜采用概括方式。在实践中，对于上述四种情形应当作严格解释，而且应当由主张适用个别磋商方式签订合同的采购方承担举证责任。

就公开招标领域而言，至少应当在立法中规定政府采购信息的以下公开规则：（1）政府采购预先信息的公开规则。该规则旨在确保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在事先了解采购方的要求，为更好地投标做好准备工作。（2）招标通知的公开规则。该规则旨在确保企业获得充足的信息，以决定是否就某个特定的合同投标，以及如何投标。（3）开标阶段的公开规则。该规则旨在确保采购方与供应商都有机会在招标文件载明的时间和地点亲自或委托其代表人或人参与开标活动。（4）决标阶段的公开规则。该规则旨在确保中标的企业有机会确认自己已经中标，落标的企业有机会了解自己的权利是否受到了侵害，并从中发现市场走向的有用信息。此外，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第17条有关透明度的规定、第18条有关采购方的信息与评价义务的规定，也应在我国立法中得到适当体现。

为使信息公开制度得以贯彻到底，确保信息公开制度的可操作性，《政府采购法》应当要求政府采购信息的公开符合全面性、真实性、合法性、最新性、易得性和易解性标准，并规定违反公开原则的法律责任。

（1）所谓信息公开的全面性标准，是指采购方应当将与采购合同招标有关的信息完全记载于公开文件，并公之于众。所谓“全面”、“完全”是百分之百的意思。实话只说一半等于撒谎。如同没有无原则的例外，也没有无例外的原则。为了确保政府采购活动的公平性与公正性，立法应当规定与政府采购有关的特定信息应予保密。例如，除非经政府采购监管机关批准，政府采购招标的标底在开标之前应予保密；开标之前对领标和投标供应商的名称和数量应予保密；为了国家军事安全而开展的国防采购活动应予保密等。例外的保密规定有利于保护和维持供应商之间的竞争，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而，依法保守秘密与信息公开制度所追求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二者并不矛盾。就广大供应商而言，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会理解并拥护采购方的保密措施。

（2）所谓信息公开的真实性标准，是指采购方所披露的信息必须是真实、准确的，不得存有虚假、遗漏、诈欺或误导的内容。如果采购方披露的信息不真实，则其披露的信息越多，对广大供应商的危害愈深。可见信息公开的真实性标准在政府采购立法中的应有地位。为确保信息公开的真实性标准得到落实，由于采购方披露的信息和文件存有虚假、误导或重大遗漏致使供应商蒙受损失的，有权向有过错的采购方提起损害赔偿之诉。

（3）所谓信息公开的最新性标准，是指采购方必须保证其所披露的信息是最新的，能够随时反映出政府采购活动的现实变动和变化情况。例如，政府在招标采购的过程中变更招标条件时，也要及时公诸于众。如果招标条件的变更是实性的变更（如变更工程施工地点、取消部分产品的订购、变更原有的投融资渠道等），采购方应当依法终止正在进行中的招标投标程序，并立即重新启动招标投标程序。如果在某一特定的事实发生之后，采购方未能在一定的合理期限内予以披露，或者怠于履行信息持续披露义务，致使其披露的信息不具有最新性，则应对因此而蒙受损害的供应商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4）所谓信息公开的易得性标准，又称供应商接近采购方真实信息的容易性，是指采购方所公开的信息能够比较容易地为一般供应商所接近或者获得。采购方公开有关事实的方式有二：一是由采购方或其人直接向供应商交付采购活动文件等公开资料；二是将有关采购文件备置于采购方或其人等处所，以供广大供应商和社会公众查询；三是将有关公开资料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因特网等大众传媒予以公开。其中，第一种方式较为直接，但公开的范围较有局限性；第二种方式扩大了公开的范围，但由于局限于一定的处所，因此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三种方式则大大拓宽了公开信息的渠道，尽管有时采购方人须向大众传媒支付一定的费用。但这种费用的承担对于保护采购方和供应商的利益来说则是十分必要的。

（5）所谓信息公开的易解性标准，是指披露的信息应当使一般供应商能够较为容易地理解和利用，从而合理地作出是否参与投标、是否与采购方缔约的判断。根据这一标准，公开的资料和文件应当内容完整而又明晰，语言尽量平实、易懂，不得使用过于冗长、专业化、复杂化的用语。

（6）所谓信息公开的合法性标准，是指采购方在履行其应尽的信息公开义务时，应当遵守《政府采购法》有关信息公开内容、格式、程序的规定，不得有违。

目前，各级政府公布招标信息的大众传媒零乱、分散，企业要随时了解政府采购信息，就必须同时购买几份、甚至几十份报纸，信息查找非常不便。有鉴于此，为便于企业和社会公众从大众传媒上查询政府采购信息，建议创办一张全国性的《政府采购报》或《政府采购信息报》。顺应电脑和信息技术在我国的普及和推广，《政府采购报》的电子版应当与纸面版同时推出。采购方也可以设立自己的政府采购网站，但网站的地址应当在《政府采购报》上予以公布。为方便投标企业在因特网上查询政府采购信息，政府采购信息中的词汇、代码和分类方法应当尽快统一起来。政府采购信息除了在专项出版的报纸上刊登，还应置备于采购方的住所，供社会公众查阅。任何公众都有权在办公时间内前往查询、抄录、复印。

（二）公平原则

政府采购法中的公平原则是指，政府采购活动中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内容应当是大致对等的，不能一方只享有权利，而另一方只负有义务；也不能一方享有权利过多，而另一方负担义务过重。公平原则既适用于采购方与供应商之间的合同关系，也适用于采购方与采购方人之间的关系。

立法者应当尽量在《政府采购法》中把公平原则外化为若干具有强制性、引导性的具体行为规则。例如，《政府采购法》应当规定招标投标的合理期限。招标、投标、决标的期限应当合理，既不能过长，也不能过短。招标投标的期限过短，极易剥夺外地企业的投标权。投标企业准备标书的时间、标书的在途时间、投标企业和社会公众对招标投标程序提出异议的时间等应当得到立法者的充分考虑。为避免采

购方擅自缩短招标投标的期限，建议我国政府采购立法不规定招标投标的加速程序。在立法中，涉及政府采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又无法具体叙明时，可以慎重地使用“合理”二字（如“合理期限”，“合理数额”等），以求得实质性公平。

又如，情势变更制度是一项先进的立法成果，在国际商事活动中获得普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曾是《合同法》起草过程中争议颇大的一个问题。最后出台的《合同法》没有规定该原则。主要原因在于，从当前我国企业的商业信用、法官的业务水平出发，该原则容易被恶意滥用。一些人会制造借口把商业风险视为情势变更，推卸责任；还可能出现因在执行中对情势变更理解不一而影响合同履行的情况。但是，鉴于政府采购合同的特殊性，为取得采购方与供应商之间的实质性公平，立法者应当在《政府采购法》中规定1情势变更制度，即：由于国家经济政策、社会经济形势等客观情势发生巨大变化，致使履行政府采购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或者造成重大损害，而这种变化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并且不能克服的，该当事人可以要求对方就合同的内容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违反公平原则的行为，应当发生一定的法律效果。根据新《合同法》第54条之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根据新《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之规定，属于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建议在《政府采购法》中重申这两条规定，也可以规定政府采购合同的订立与履行援引这两条规定。

（三）公正原则

政府采购立法中的公正原则，主要是指采购方及其人相对于作为投标人、潜在投标人的若干供应商而言，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部门相对于作为被监督人的若干当事人而言，应当站在中庸、公允、超然的立场上，对于每一位相对人都应当不偏不倚、一视同仁；而不得厚此薄彼，随意为某些当事人开小灶、开旁门左道，不得因其身份不同而施行差别对待。

强调公正原则，也是政府采购活动走向法治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原因在于，政府开展采购活动的法律基础是供应商之间的法律地位平等原则和采购方与供应商之间的等价交换原则。此外，为了增强我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中的竞争力，必须强调政府采购行为的竞争性和开放性，鼓励企业踊跃参与政府采购程序。只有这样，才能使供应商自由地加入充满商业机会的政府采购市场，使采购者得以从众多的充满竞争力的投标者中间挑选最佳的合同当事人。因此，政府在开展采购活动时，对于所有供应商都要一碗水端平，平等对待，一视同仁，不得厚此薄彼。

长期以来，政府采购的供应商主要限于本市、本县、本区、本省之内。这样一来，不仅遏制了本地与外地企业之间的竞争，也限制了本地企业之间的竞争。政府采购市场是我国社会主义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决打破政府采购市场中的地区封锁。我国的政府采购市场在向外国开放之前，应当首先向全国开放。各级政府在这方面应当率先垂范，努力克服习惯势力和地方保护意识，学会依法与来自其他城市、省份的陌生企业打交道。政府不得为了增进自己由于私利而偏爱的某些供应商的利益，而去剥夺、限制其他供应商的合法权益。既不能在投资者所有制性质上有所偏袒，也不能在贫富企业间、大小企业间、内资与外资企业间、本地与外地企业间有所歧视。

公正原则有别于公平原则之处在于，公平原则调整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公正原则调整一方当事人与其余多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强调的是一方当事人与其余多方当事人之间保持等边距离。

根据公正原则，立法应当全面界定采购方遴选候选人的标准和决定中标人的标准。这两个不同的标准，不宜混淆。因此，在决标阶段，不宜再使用遴选候选人的标准，否则就会让经验丰富或财力雄厚的企业中标，而让特定采购合同的最佳投标人落标；在遴选候选人阶段，也不宜使用决定中标人的标准，否则会武断地把许多具备候选人条件的企业拒于门外。遴选候选人的标准和决定中标人的标准主要是效益性标准，如最低的报价、最好的质量和最优的服务。但社会政策的要求也应当得到充分体现。首先，采购方应当在招标信息时提出自己对社会政策的要求。其次，决标评审委员会有权把那些侵害消费者和劳动者权益、破坏环境的供应企业和承揽企业淘汰出局，有权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履行社会责任、尊重社会政策的企业作中标人。其三，采购方有权在其与中标企业签订的采购合同中，要求中标企业承担保护劳动权、消费者权利和自然环境的社会责任。

为了落实公正原则，对决标具有最终决定权的不应是采购方的某个领导，而应是合议制的招标评审委员会或评标委员会负责。根据《招标投标法》第37条和《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第32之规定，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的代表和有关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为5人以上单数，其中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其美中不足是，评标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没有包括社会公众代表。建议政府采购的招标评审委员会由采购方代表、专家和社会公众代表组成，而且每个政府采购项目更换成员一次，以杜绝腐败。社会公众代表可以是商人、工人、农民、军人、记者、医生等社会各界人士。招标评审应当实行无记名投票制和多数票决定制。采购方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也可以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

为确保政府采购活动的公正性，消除投标企业由于所有制、注册地、隶属关系等因素的不同而导致的歧视待遇，立法中应当明文禁止采购方与投标企业在决标程序终结之前私下谈判。如果其他投标企业证实，采购方曾经与中标企业进行过私下磋商，那么采购方与中标企业之间的合同应当视为无效。采购方应当重新启动招标程序，并赔偿由此给第一次投标企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四）效益原则

过去，我国各级政府按照传统方式从事采购时，往往缺乏商业头脑，很少进行成本核算和比较。结果，极易滋生低效率，浪费极大。这不仅直接加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且间接损害了纳税人和消费者的利益。因为，低效率和高成本的苦果，最终只能由社会公众承担。政府采购立法要充分体现效益原则，确保政府采购过程自身的微观效益与政府采购效果的社会效益，最大限度地节约政府和纳税人的资金、用好纳税人的钱、减轻纳税人负担、增进纳税人的福利、让纳税人和消费者享受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

公开原则、公平原则、公正原则与效益原则是我国政府采购市场具有生机活力与创新机制的根本特征，是确保公法主体高效运转、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就业机会增加的关键，也是我国在封建社会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缺乏的。当然，在努力追求上述政府采购政策目标的同时，《政府采购法》还要兼顾社会政策与社会立法，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充分体现保护劳动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环境与自然资源，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立法精神。这些政策目标，都应当在政府采购立法中的具体制度中得到充分体现。

五、建立健全政府采购的监督机制与法律责任体系

确保采购程序的公平性、非歧视性、透明性有助于减少政府采购中的欺诈、腐败行为；但透明的程序自身不足以彻底根除欺诈、腐败行为。这就需要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与法律责任体系。

以监督的时间为准，政府采购监督可分为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与事后监督。以监督对象为准，政府采购监督可以分为对采购方的监督和对投标企业的监督。以监督主体为准，政府采购监督可以分为自身监督和外部监督。外部监督又可分为公权力的监督和权利的监督。

立法中应当规范国家公权力对政府采购行为的监督。公权力的监督可分为权力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和司法机关（含法院和检察院）的监督。要切实加大权力机关对政府采购的监督力度，克服权力机关监督权威的虚置现象。当然，权力机关在行使监督权时，也应“抓大放小”，注意改进监督的工作方式，既要敢于、善于监督下级政府的采购活动，也要敢于、善于监督同级政府的采购活动。为确保政府采购监督机关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建议在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下设“政府采购监督委员会”，专门负责对同级和下级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检查。该委员会应当被赋予充分的调查权、纠正权与处罚权。行政机关的监督在政府采购监督体系中举足轻重，依其职能可分为：（1）宏观调控型监督，即由宏观调控部门实施的监督。例如，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的监督、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的监督、财政部的监督（含预算监督）和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督；（2）执法型监督，即由经济执法监管部门（含审计机关）实施的监督。（3）产业型监督，即由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实施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包括人民法院的监督和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与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的监督不同，具有一定的被动性。法院应当及时审理投标企业针对采购方的违法行为提起的确认之诉、变更之诉和给付之诉。为更加有效地发挥司法监督的作用，有必要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杜绝司法腐败与司法专横现象。

立法要大胆鼓励与保护社会监督。社会监督可分为：（1）公民个人（含投资者、劳动者、消费者、社会公众）的监督；（2）投标企业的监督；（3）社会经济团体的监督，如行业协会、工会、消费者协会、投资者协会、质量监督协会的监督；（4）新闻舆论的监督。强化政府采购监督必须坚持专门机关的监督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方针，必须注意充分发挥投标企业在监督活动中的积极性。尤其是在当前专门监督机关人员、财力、装备和技术手段不足的情况下，鼓励投标企业的监督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舆论监督成本低、覆盖面广、社会影响快而深远，是社会监督的重心。为确保新闻监督的有效性，新闻监督最好与公权力的监督和投标企业的监督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也要恪守新闻监督的真实性、客观性、中立性和公正性原则，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外部监督虽然必要，但并非万能。如果缺乏公司的自身监督，一旦外部监督机制无法发挥作用，政府采购必然走向失控、无序、低效和腐败。因此，加强采购方的自身监督势在必行，在外部人不敢监督、不愿监督、无力监督的场合，尤为如此。

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是对付政府非法采购的克星。采购方违反了其向投标企业承担的民事义务，应当对投标企业承担民事责任。例如，采购方违反了《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政府采购程序，就应向遭受损失的投标企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采购方违反了其向国家承担的行政义务，应当对国家承担行政责任，包括行政处罚。采购方违反了其向投标企业承担的民事义务也罢，违反了其向国家承担的行政义务也罢，如果违反义务的情节严重，其违法行为就会向刑事犯罪转化，采购方就应对其所作所为承担刑事责任。应当指出的是，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在许多具体情况下，是同时适用、并行不悖的。所谓“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的说法是十分错误的。

政府采购法范文篇4

「关键词」政府采购，政府采购法，立法原则

1996年我国政府向亚太经合组织（APEC）提交单边计划中承诺，最迟于2020年与APEC成员对等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但以下诸因素协同作用，以致于构建我国政府采购制度日程必须大大提前：首先我国政府虽尚未签署《政府采购协议》（以下简称GPA）①，但必须恪守在加入WTO谈判中关于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若干承诺及其遵从《服务贸易总协定》中对政府服务采购的相关条款约束，进一步规范、开放政府采购国内市场；其次我国政府采购市场已经形成相当规模，通常政府采购占GDP的10-15%，即使按GDP的10%计算我国1999年政府采购达1万亿之巨，此外，相当数量的项目因依靠外国政府或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而遵循国际惯例进行国际性竞争投标，致使我国政府采购市场已实际部分开放，据测算市场开放度可达15%，且电梯、照明、灯具、彩色胶卷、橡胶、轿车、碳酸饮料以及部分家用电器行业已经被外国供应商所垄断②；最后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是相互的，目前我国企业在国际招标中标率不断上升，1996年中国企业签订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同2.5万份，合同金额达102亿美元，其中中建公司等23家中国企业正跻身于世界225家国际承包商之列，参与国际政府采购已成为对外经贸的新增长点，我国采购市场也不能不遵循对等原则而进一步开放，并且建立公共财政，政府机构改革等一系列体制变革也必须以公平、公正、公开的政府采购制度为支撑。“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府采购制度必须纳入到严格法制轨道，1998年深圳率先制定我国政府采购第一部地方法规《深圳特区政府采购条例》，之后上海、河北、辽宁等10多个省、市政府采购的地方法规规章陆续出台。中央机关的试点工作也从1998年初开始启动，国务院机关事务局、民政部、卫生部等部委也相继制定部门规章，1999年财政部颁布制定重要规章《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政府采购合同监督暂行办法》，2000年1月1日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简称《招标投标法》）将部分运用公共资金的采购纳入强制招标范围，因而成为现在政府采购领域的唯一法律规范。全国人大九届常委会正式成立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和国务院、军委等有关部门组成《政府采购法》》起草领导小组、工作小组和顾问小组，按照立法规划将于2001年该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2002年8月之前力争通过。③总结国内外政府采购立法经验，可预见我国政府采购的法律框架必然是以《政府采购法》为核心，且包括招标投标程序，采购合同监督，资金划拨，供应商准入资格，采购资格，申诉救济制度等一系列配套的法律法规庞大的法律体系。因此研究贯串政府采购全领域，彰显现代行政精神，指引实践工作的政府采购基本原则是立法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应包括下列原则：透明化原则、公平竞争原则、效益原则、保护民族工业原则。

一、透明化原则

透明化原则，又称公开原则是现代行政的基本特征，行政过程的规范公开，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等透明化要求是激励公众参政议政，防止暗箱操作，避免权力寻租，促进行政效率的重要措施。在国外，公职人员申报财产法、行政程序法（特别是听政制度）、游说法等法律法规一般统称阳光法案，而素有“采购阳光法案”之称的政府采购法则运用制度安排将政府运用公共资金（PubicFund）实现政府职能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采购程式至于公众监督之下，政府采购因此成为“阳光下的交易”。笔者认为透明化原则应体现于资讯透明和程序透明两个方面。

（一）资讯透明，即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政策和具体采购项目、方式、条件等资讯广而告之，让每一个潜在的供货商都有平等机会获取、处理相关信息。国外政府采购业已形成一套卓有成效的资讯公开措施，例如借助报纸等传统媒介及政府公报等多种载体公布，或者成立一些旨在协助企业收集处理采购信息的中介机构，并且随着互联网等信息通讯技术迅猛发展，政府采购网站成为采购信息进出重要渠道，而且网上投标，网上采购咨询等更为新经济时代政府采购的发展趋势。财政部的《暂行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采用公开招标的政府采购信息应通过财政部与省级人民政府指定报刊、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介公布”，而且细化了公告的内容与范围。2000年7月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根据《招标投标法》制订的《招标公告暂行办法》进一步要求招标公告必须在计委按照“相对集中，适度竞争，受众合理”的原则确定的报纸、信息网络（指定媒体）免费公开，以保证潜在投标人平等、快捷、准确获取招标信息。近年来通过政府上网工程，各省、市和中央部委几乎都建立本部门本系统的政府采购网站，但是普遍存在维护不及时，内容不统一，影响范围小等亟待进一步规范的问题。

（二）程序透明，GPA中规定公开招标程序、选择性招标程序、限制性招标程序三种采购方式，而《暂行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五种方式，其中公开招标采购，即指政府采购机关或者受委托政府采购的业务机构以招标公告方式邀请不特定的供应商投标，是程序透明度大，适用范围最广的采购方式。公开招标采购不仅要注意以上论述的采购项目，技术特征等资讯公开透明，而且在投标、议标、决标诸环节透明化以及采购机构履行真实明确记载采购纪录的义务，定期公开基本统计数据等并对投标方的质疑询问提供及时、准确答复。

二、公平竞争原则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激励、约束经济主体的有效机制是竞争，而实现竞争，防止竞争异化则要求公平，为实现政府采购目标与效益，就必须制定以下体现公平竞争的内容：

（一）促进竞争，通过供应商之间竞争，形成有利于采购机关的买方市场，扩大采购回旋空间，优中选优，获得质量价格比最佳的货物、工程和服务，促使供应商降低成本提供高质高效的商品、服务、技术。如前述，《暂行办法》中公开招标、邀请招标因透明度较高，竞争也较激烈，而被普遍采用，对于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暂行办法》则在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条以列举范围的形式限制其适用空间且要求采购机关进行竞争性谈判、询价应与三家以上供应商接触，维护价格竞争性。

（二）供应商资格（QualificationofSuppliers），即为保证公共商品与服务的质量和时间而对参加竞标的供应商的技术条件、资历状况、信用程度的限制性规定。资格标准应在符合政府采购效率的前提下，

给予每个有能力的潜在供应商充分机会。采购机关利用对采购标的技术、材料、设备等规格限制达到为特立人谋取不当利益的行为，俗称绑规招标，《暂行办法》针对此规定，“招标文件不得要求或者标明特定供应商，以及含有倾向或排除潜在投标人的内容。”政府采购立法必须周详设计独立公正资格评审机构、客观公平的标准与科学透明规范的程序，在GPA第三条、第八条要求政府采购基于商业考虑对国外供应商实行国民待遇和非歧视原则（NationalTreatmentandNon-discrimination）是供应商资格平等的国际表达。

（三）扶持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蓬勃发展不但成为地区经济主导力量，也是国民经济不可不或缺的重要支柱，但中小企业的人力、资金特别是资讯收集能力制约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在一般商事活动，法律不可能强制要求强者一定照顾弱者；但政府采购不然，公平竞争应理解为机会平等基础上竞争，即采购机关在追求经济效益目标同时，兼顾社会共同进步、富足、繁荣的公共利益目标，对中小企业适度倾斜。台湾地区的相应立法颇值借鉴，其政府采购法规定“主管机关得参配相关法律规定，采取措施扶助中小企业承包或分包一定比列以上政府采购”，并有相应实施细则《扶助中小企业与政府采购办法》。④

三、效益原则

效益原则，也有学者表述为物有所值原则（ValueforMoney）⑤，但笔者认为物有所值原则侧于价格效益之比，仅着眼于采购标的效用和功能的价值取向，作为政府采购的立法原则而言，效益原则应包涵更广泛的内容：

（一）资金效益，现代公共财政支出由政府采购支出和转移支出构成，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硬化预算约束一直是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目标，但旧的控制集团购买力、严格行政审批等行政措施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而据有关数据反映，政府采购的资金节约率可达10%，1998年全国29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31.6亿元采购规模，节约资金4.16亿元，平均资金节约率为13.3%.⑥资金节约来源于以下：⑴政府采购规模效应节约的成本；⑵政府采购目标明确，合理配置，避免盲目分配和重复分配的资金浪费；⑶政府采购公开、公平、公正操作，促使供应商适应需方要求，改变价格质量比，提高竞争实力。

（二）行政效率，满足行政管理与公用事业资源需求有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进行低成本高效益供给机制设计也是效益原则要求。依据此原则可思考立法上采购模式的选择，集中采购具有规模效应，利于公众监督等优势，⑦但我国地域辽阔，地区经济发展失衡，集中采购的较长时间、计划性的缺点决定必须辅之以分散采购，因此立法中应以保障行政效率为要求，对集中采购与分散采购适用领域作成符合国情的规定。

（三）减少腐败与寻租行为引致效益外溢。政府采购制度是“阳光下的交易”，采购官员是在“金鱼缸”中，来自供应商、社会公众以及有关部门全方位监督，抑制了公共采购活动中各种腐败与特权寻租，利于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促进党风政风廉政建设和实现财经秩序根本好转，但政府采购立法应避免由分散设租转为集中设租行为，稽查、约束机制的构建是不可豁缺的内容，例如采用信息公开，专家库设立，责任划分等以充分体现政府采购制度的效益强势。

（四）兼顾公共利益（PublicInterest），效益原则应包括公共利益的内容，即边泌所称的“追求最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政府采购法塑造的法律主体，有异于追求的“最大利益为终极目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等民事、商事法律主体，而应定位于有责任心、有民族感，时时考虑纳税人利益，处处着眼于全社会共同富足的政府机构。⑧兼顾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应体现于立法中，譬如供应商评价标准量化中加入残废人就业、环境保护、劳动安全保障等硬性要求。

四、护民族工业原则

保护民族工业原则在我国现有政府采购立法中鲜有体现，有学者认为其有悖于GPA的国民待遇与不歧视原则而持反对主张，其实不然GDA中也规定向发展中国提供特别或差别待遇原则的内容，即使一些发达国也在国内立法中规定了对本国商品、劳务、技术、工程的优先条款。美国最为典型，1933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购买美国产品法案》中规定，美国政府基于公共使用之目的只能采购在美国采掘或生产的物品、材料或供应品，所采购已制成的物品、材料或供应品，只能是实质上全部由在美国国内采掘、生产或制造的物品、材料或供应品制成，并且应在美国国内制造。除非有关部门或独立机关的负责人断定购买美国产品在成本上不合理或者不符合美国利益。1998年美国修改《购买美国产品法案》，增加了对在政府采购中对美国歧视的国家实施年度报告审查制度和对这些国家实施“采购禁令”的规定，依据法案，一旦某国家被“年度报告”认立为在政府采购中对美国企业实施歧视，将对该国家实行“采购禁令”，即政府不得从该国采购货物、服务或工程。实际上，美国政府采购中外国所仅占比例9%之低。

政府采购法范文篇5

2004年4月28日，深圳市财政局经过调查取证后，认定创博公司、盈力公司、朗逊公司三家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有多处相同，其中的打印错误有雷同，三公司行为构成串标；投标供应商亚能公司在该次招标中，投标文件部分关键技术参数表述不真实，对评标工作产生了误导。为此，深圳市财政局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分别作出深财购「2004」9号、10号、11号、12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分别对上述四家投标供应商处以在一年或六个月内禁止参加深圳市政府采购活动的行政处罚。

事情至此似乎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律师在研究后发现，深圳市财政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存在着种种缺陷，而这些缺陷在国内的政府采购行政处罚中屡见不鲜。这些缺陷已经让政府采购行政处罚本身游走在违法的边缘。

对供应商的违法行为给予应有的惩处是非常必要的。但作为政府采购的行政执法机关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对于违法事实的认定、所适用的法律、所实施的行政处罚程序等方面，都必须符合我国《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本案所存在的缺陷值得我们重视。

本案适用什么法律？

本案是属于公开招投标引起的政府采购案件。从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来看，政府采购的行政主管机关没有适用我国相关的法律规范，而是援引地方性的法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这是本案的缺陷之首。

我们知道，政府采购对象的资金来源于国家财政，所以法律将公开招标的采购方式作为政府采购的主要方式。因此，政府采购活动中的当事人和行政主体，不仅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还需要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明确，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法规、规章与宪法或法律抵触者无效。落实到本案中，我们就可以发现，行政主体援引地方性法规对供应商进行处罚，其依据与法律所规定的内容相抵触。

我们以其引用的《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来分析，根据该条例规定，供应商如果存在本案所述的违法情形，投标无效，给采购人、招标机构或者其他供应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采购主管部门“可以”对其处以投标金额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禁止其三年内参加政府招标采购的投标。可见，该条例赋予了政府采购主管部门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和权力：“可以”处罚或不予处罚，从轻处罚或从重处罚，决定权完全在于行政主体。此外，该条例罚款的幅度和禁止交易的年限也与国家法律——《政府采购法》所规定的内容相悖。如该条例规定的罚款幅度是处以投标金额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十以下，而《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是“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又如，该条例规定的禁止交易的年限是三年内，低于一年都是被允许的；而《政府采购法》所规定的是“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2003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就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进行了专题座谈。之后，2004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该纪要对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和适用，作了明确的解释，其中规定：调整同一对象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法律规范因规定不同的法律后果而产生冲突的，一般情况下应当按照立法法规定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以及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等法律适用规则，判断和选择所应适用的法律规范。

显然，本案的行政机构进行行政处罚时应该依据国家法律，而不是地方条例。

法律对政府采购行政处罚的规定究竟如何？

这起政府采购案例，行政主体认定相对人的违法行为是属于“串标”行为，但实施的处罚却远远少于法定内容，严重违反了羁束裁量范围。

“串标”行为在我国政府采购市场和招投标活动中都是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一直是被从严禁止的。但本案件中的供应商却仅仅受到在一年或六个月内禁止参加深圳市政府采购活动的行政处罚。这显然有悖于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根据《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的规定，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只是供应商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之一。

《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对供应商与采购人、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机构恶意串通所存在的违法情形，应该同时承担的法律责任有：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行为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我国《招标投标法》对“串标”行为也有严厉的处罚规定，但相对于《政府采购法》来说，还是较轻的。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政府采购法》有规定的，应该优先适用。

本案中，采购主管部门认定供应商的行为已经构成串标，应该给予行政处罚。那么依照什么样的程序，适用什么样的法律，给予什么样的处罚，都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设定的处罚种类、实施的处罚依据进行，否则就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无效行政行为。

行政主体的权自何来？

目前，在我国的政府采购行政执法实践中，违反处罚法定原则的现象普遍存在。许多具体行政行为是依据下位法作出的，并未援引和适用上位法。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护法制统一，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应当对下位法是否符合上位法一并进行判断。经判断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应当依据上位法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所以，深圳这部政府采购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如果需要继续适用，相关内容亟需修改。在尚未修改完善之前，对于政府采购行政执法案件，只能按我国政府采购法、相关的法律以及行政规章所规定的内容执行。

处罚法定原则是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行政处罚的最重要的原则。处罚法定原则包括三层含义：

其一，实施处罚的主体是法定的。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十三条赋予财政主管部门对政府采购案件行使主管权和处罚权。

其二，行政处罚的依据是法定的。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法律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的，行政法规只能在法律规定的种类和幅度内作具体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处的行政处罚

，但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的，地方性法规只能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种类和幅度内作具体规定。

其三，行政处罚程序是法定的。违反程序的行政处罚行为无效。

隐藏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根据一般程序实施的行政处罚，其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二）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三）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四）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五）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六）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名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盖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的印章。

政府采购法范文篇6

政府采购法所规范的采购主体范围主要是指公共部门，既有政府机构又有公用事业单位。我国《政府采购法》所明确规范的主体范围是在我国境内的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在这三类主体范围中，还看不到占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而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凡是用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项目，无论采购主体是政府单位、公共机关还是国有企业或者民营企业，都要纳入政府采购法所规范的主体范围。但我国《政府采购法》没有将企业等市场主体的采购行为纳入政府采购范围。立法上的这一缺憾，不仅在理论和实践上造成了严重障碍，而且与国际惯例也严重脱轨。

根据我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都必须进行招标采购。我们的招标投标法最初源于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与国际上政府采购惯例一致的是，不论采购主体是谁，不管是不是企业，只要是公共资金采购，就将公开招标作为强制内容。这样一来，我国的前后两部法律在调整同一采购对象时，采购主体范围自然就发生了冲突。如果遵守新法优于旧法的立法原则进行适用和执行，那么只要不是政府采购法所规范的采购主体，尽管使用了财政性资金，也都可以合法地完全避开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其实践结果必然会造成法律秩序的混乱。

政府采购法所规范的采购对象既有货物和服务，也包括工程。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二条规定，政府采购的客体范围包括货物、工程和服务。所称的货物，是指各种形态和种类的物品，包括原材料、燃料、设备、产品等。所称的工程，是指建设工程，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改建、扩建、装修、拆除、修缮等。所称的服务，是指除货物和工程以外的其他政府采购对象。

在政府采购法中所规定的三类采购对象中，同样存在适用法律方面的冲突。由于采购对象中的工程，法律明确指示为建设工程，这也就意味着排除了政府采购法对环保工程、机械工程等采购对象的适用。由于《政府采购法》第四条明确指示：“政府采购工程进行招标投标的，适用招标投标法”。这样一来，政府采购的客体范围中必然要减去“工程”这一项内容，因为工程采购已经排除了政府采购法的适用，但这与政府采购法第二条所规范的三类采购对象又相矛盾。法律明确规定工程采购适用《招标投标法》，意味着采购主体和供应商的权利义务、招投标采购的全部程序、法律责任、救济途径等方面的内容都应该适用《招标投标法》的内容。倘若这样，《政府采购法》第二条的适用范围和调整对象应该进行相应的修改。否则，必然会造成法律适用方面的冲突和矛盾。其现实的危害后果是，即使采购主体在采购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现行的政府采购法也无法予以规范和制裁。因为两部法律中的监督机制与法律责任截然不同。

政府采购法中的财政性资金如何界定？世界上实行政府采购制度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判断是否属于政府采购，无须界定资金来源。因为采购人主要是公共部门，而公共部门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政府担保借款、特许权转让所得等等，法律不需要对资金来源进行规定。因此，国际惯例中不强调资金来源，只对使用公共资金的采购主体作出规范。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二条规定，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都要进行政府采购，除非法律存在特别规定。但采购目录、限额标准、财政性资金都包括哪些内容，现行法律却没有任何规定。

政府采购法范文篇7

一、政府采购法成本的意义结构

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是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行为准则，同时也是解决社会冲突的工具。与自然规律不同，法律的这种功能无法依托其自身而自行成就，它必须借助一定组织和个体予以确认。正如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一位以“经济分析”研究“非经济问题”著称于世的加里·贝克尔所说：“首先，法律的遵守不是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通常用来防止犯罪和逮捕罪犯。其次，法律的执行需要作用于一定规模的资源和惩罚。”所以，法律的制定、遵守和执行都是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然后达到一定的效益。基于此，政府采购法成本的意义结构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1古典经济学讲“投入生产活动中的全部生产要素耗费即为成本”，成本通常是以产品总价格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生产、制定和实施法律也是需要成本投入的，因此便产生了政府采购法成本的概念。从法经济学角度看，对法律成本的内涵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成本应界定为法律在向社会提供“公正”、“效益”、“秩序”等公共产品的运作过程中，国家和社会主体投入的各项费用的总称(物质和非物质形态)。笔者通过综合考虑成本概念的既有内涵和法律活动的特殊性，认为政府采购法成本就是指政府采购法系统运作的全部费用支出。它广义上包括政府采购法的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各法治环节中当事人实现权利、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资源的总和(本文主要指立法、司法和执法成本)。

2政府采购法成本的高低是人们作出政府采购法供给(特别是法律修改和废除)决策的主要依据。依照法经济学的观点，市场体制的有效运行主要依赖法律制度的有效安排。在市场体制下，法律制度的功用就在于以整个宏观社会作为考察背景，将一切现有的社会资源作最优化配置，以尽可能地降低交易成本，这就是制度效益。诚如美国经济分析法学家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所说的那样：“所有的制度和规则(包括法律)在履行中都会给当事人或行为人带来收益或成本。”如财产法，“它是把一组关于资源的权利分配给人们”，其最终的目的是“把私人在资源配置上的意见分歧所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以及将阻碍私人在资源配置上达成一致的障碍减少到最小”。因此。要想提高政府采购法的效益就必须降低政府采购法成本，保持政府采购法成本最小化，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即在政府采购法律的供给量既定时，基于政府采购法的公共物品的属性，在消费法律的守法过程中，增加的消费并不需要增加供给进而增加成本表现出边际成本为零的特殊现象。换言之，政府采购法消费量越大，政府采购法适用范围越广，适用频率越高，平均成本就越低。反之，只有那些同经济活动具有一致性，符合政府采购法主体的理性选择，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的政府采购法，才会被人们所自觉遵守，在实践中得到人们的认同。

二、政府采购法成本的构成

政府采购法成本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即政府采购法立法成本和政府采购法实施成本。

(一)政府采购法立法成本

1政府采购法的立法成本构成。政府采购法的立法成本是指政府采购法立法过程中的全部支出，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主要有：为政府采购法立法者所支付的全部费用，即政府采购法立法者的工资、福利、办公以及其他费用；为收集资料、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所支出的全部费用；政府采购法律文本的费用等。间接成本主要有：为预备政府采购法立法的实施所支付的全部费用；为实施政府采购法而相应制定的配合法律、法规、规章所需的费用；为宣传、解释政府采购法有关观点而支付的全部费用；政府采购法的教育费用；政府采购法的传播费用；等。

2影响政府采购法立法成本的因素。政府采购法立法成本是指政府采购法立法过程中的全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耗费。影响我国政府采购法立法成本的因素主要体现如下：

(1)政府采购法产生的机制。在自发情况下产生的法律规范往往节省了发现政府采购法律问题的实证分析、对策研究的专门费用，因此其发现成本低。但由于我国正处于政治、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及长期形成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惯性作用，使得政府的行政干预仍比较强。而且，政府采购法的客观性、科学性也往往易受立法者偏好、立法者的有限理性、意识形态的刚性，以及部门和地方利益冲突等问题的困扰，因此中国的政府采购法规范不可能是由市场自发产生的。这样就导致了以政府为主导的中国政府采购法立法的机会成本太高的问题。

(2)政府采购法的立法技术也直接关系到政府采购法立法的成本。立法技术熟练，则一项具体的政府采购法律从起草、审议到实行的时间会大量减少，节省人力、物力、财力，而且能完整准确地表达政府采购法的内在精神实质和立法意图。如《政府采购法》从起草、审议到实行，历时四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总装备部等单位以及众多专家学者参与。此外，作为政府采购法立法基础的社会条件的成熟程度、社会需求强度和实践积累的程度对降低政府采购法立法成本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3)政府采购立法层次和主体过多。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可以概括为“一元两级三个层次”。“一元”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两级”是指中央和地方。“三个层次”是指在中央和地方每一级中都有三类立法主体，在中央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门制定部门规章；在地方有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和批准地方性法规、省级人民政府制定政府规章、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制定政府规章。除此之外，还有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以及经济特区的授权立法等。在这个层次过多、主体过多的立法体制下，政府采购体制成本被不适当地加大，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实践中，各地政府用地方性政府采购法规取代中央政府采购立法，地方政府出台的一些具体细则并没有联系本地实际，没有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下功夫，没有对中央政府采购立法进行消化吸收，而是不适当地把政府采购执行政策中那种转发文件的做法带到地方政府采购立法工作中，这不仅降低了上位法(政府采购法)的权威，而且加大了政府采购立法体制成本，也相应地增加了政府采购立法程序成本、政府采购监督成本及其实施成本的投入。

(二)政府采购法实施成本

1政府采购法的实施成本构成。政府采购法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对现存政府采购法律关系的某种肯定或维持。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政府采购法的实施包括政府采购执法、司法、守法，就是能够经济合理地将政府采购法运用于社会生活中，调整现实的政府采购法律关系，达到立法者制定政府采购法的目的。然则“徒法不足以自行”，政府采购法的实施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种代价就是人、财、物的消耗。如果把上述因素纳入我们对政府采购法实施成本的研究视野，政府采购法的实施成本便可界定为具体适用国家构建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结构或利益格局而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其涉及的内容有：(1)国家为维持政府采购法实施机关的正常运转而投入的费用，如财政部门、采购实体、政府采购中心的办公费及其工作人员的报酬等。(2)消除旧政府采购制度以及变革阻力的费用。新的政府采购法的实施作为对政府采购法律关系当事人利益关系的改变或重构，总会有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绝对或相对的影响，他们便可能利用自己的地位或权势来阻挠该法律的实施，国家为清除这部分人的影响，而对他们进行各种形式的宣传、劝导甚至补偿有所投人。(3)来自社会公众和个人方面的投入。如政府采购人、财政部门(政府采购监管机关)、政府集中采购机关(采购中心)、政府采购其他机构、供应商以及社会公众学习新政府采购法的费用等，以及违反该法强制性规定者所支付的违法成本如支付的赔偿金、缴纳的罚款以及守法的成本等。尚须指出的是，人们在遵循新的政府采购法中所确定的新制度的安排并非毫无成本支出或利益放弃，于是这些支出或利益放弃就构成了政府采购法的守法成本，或日政府采购法的机会成本。

2影响政府采购法实施成本的因素。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政府采购法实施成本是指国家在实施政府采购法的过程中，借助这种新的制度结构或利益格局而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影响我国的政府采购法实施成本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采购法内容的客观性和形式的合理性。作为重要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政府采购法必须反映客观规律，符合客观需要，才易于实施。而目前我国的政府采购法的内容往往具有滞后性，不能反映客观的经济生活，操作性差，这也是政府采购法实施的一大障碍。如现行的《政府采购法》，其内容缺陷表现为：采购主体和采购客体范围规定过窄；供应商资格标准、资格瑕疵及资格预审程序未做规定；公共政策执行方面、保护性采购政策方面、服务采购方面的规定很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政府采购合同中的技术规格的编制和确定、单方解除合同及债权债务的特殊处理等方面未做规定；等标期、BOT(建筑、经营、运输)、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构、竞争性谈判、两阶段招标等方面操作性差。此外，我国的政府采购法在形式上庞杂混乱，在政府采购法体系内部和其他部门法之间无法很好地衔接。如《政府采购法》与《招标投标法》的关系不明确且有重复规定。

(2)社会公众对政府采购法的认同和感知的程度。政府采购法坚持“规制和自由相统一”的原则，既要保证市场主体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又要对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进行规制。这就决定了政府采购法必须要约束和限制政府采购法主体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将其制造的损失转嫁给其他人负担的产出最大化的行为。如果政府采购主体对政府采购法的认同和感知程度高的话，则政府采购主体就会主动遵守政府采购法，减少了因违法行为所支出的成本，这就是守法激励机制对政府采购法实施成本的影响，即当个人的守法的结果与其私人利益相一致时，政府采购法因为具有内在的利益驱动性而顺利推行。而另一方面，这也减少了有关专门执法机关主动推行政府采购法而相应增加的机构设置、人员设置、监督查处等的一系列实施成本。

(3)权利寻租(权力商品化)对政府采购法实施的影响。在政府采购法实施过程中，如果借助政府采购机关(政府集中采购机关、政府采购其他机构和政府采购监管机关)的权力来不平等地对待商品供应商就会产生因执法不公所造成的优惠，同时政府采购权力的行使者也往往为了自身的利益，通过不平等的活动为其利益关系人谋求不平等的竞争利益，这种关系在经济学上称为设租(卖法律)和寻租(买法律)关系。而为追求这种额外利益而向政府采购执法者或司法者所支付的代价则为寻租成本。只要存在政府采购法律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间的差额，只要存在着政府采购行政权力泛化和双重经济体制并存的局面，寻租现象、钱权交易和以权谋私的行为就不可能消失，这也是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

三、政府采购法成本的降低途径

如何以最少的成本支出，换取最佳的运行效果，需要探讨政府采购法运行的最佳成本边际，而通过上述对政府采购法成本构成以及影响因素的具体分析，笔者认为降低政府采购法成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改善政府采购立法体制

1在政府采购法立法方面，坚持政府采购法立法与社会经济需求相适应的原则。首先，立法机关必须加强政府采购法立法前的调查研究工作，明确立法主体的权限和范围，提高立法技术和立法人员的素质，注意协调好职权立法与授权立法的关系、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同时要保证《政府采购法》与其他基本法之间的衔接。而且在政府采购法立法过程中，我们可以引入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每项政府采购法律规范的立法成本，在实施中对社会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实施中的直接支出和收益进行预先比较。其次，政府采购法立法必须与社会需求相适应。判断这种供需协调情况的标准一是社会经济生活是否具有通过立法来实现一定利益的要求，这表明政府采购法立法的必要性；二是社会是否具有足够支付政府采购法运作的成本，这是政府采购法立法的可能性。一个国家在一定阶段的政府采购法立法的数量以其政府采购法立法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必须符合上述两标准，这是政府采购法立法的基础和原动力。

2改革政府采购法建设的指导思想，改革政府采购法规制的方式，优化市场管理，引入市场机制。政府在干预活动中引入与成本收益相关的价格约束机制在立法和实施中适当的引入竞争机制。这有利于扭转法律服务长期由国家机关垄断供给带来的低质量和高成本的状况。有的学者提倡“非国家机关的组织，诸如商会、律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会计事务所之类的社会中介机构更多的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这样有利于中国法律成本的节约”。同理，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日后的修订和完善也可以适当引入竞争机制。

(二)改善当前的法制环境

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保障政府采购机关依法行使权力，提高公众对政府采购法的认同水平和感知能力。对于政府采购机关来说，必须克服寻租行为和搭便车行为，“亲手割断社会经济主体附庸于行政的权力的脐带”。在政府采购法领域，我们可将授权与控权相结合，通过对市场主体的基本权利的法律保障来约束政府采购机关的权力；通过政府采购机关自身的义务和责任来约束其权力；通过上级政府采购机关的行政权力来约束其权力；通过政府采购机关所在地的党委、政协、社会舆论、检察机关、司法机关的监督来约束其权力，从而从根本上克服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对于社会公众来说，必须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这意味着不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政府采购法就能顺利贯彻实施，有利于节约政府采购法成本，促进政府采购法运行。其方式主要是建立有效的法律传播途径，加强普法教育。这有利于公众尊重他人权利且自觉守法。

政府采购法范文篇8

关键词：政府采购政府采购法监督制度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下简称政府采购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02年6月29日颁布，自2003年1月1日起实施。该法的颁布，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对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信心和高度重视。这是我国财政法制建设所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标志着我国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将进入一个全面发展时期。深刻认识《政府采购法》颁布的重要意义，对于落实十五届六中全会决议有关决定和中央纪委反腐倡廉措施，促进廉政建设，树立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全面提高财政依法行政水平，促进财政改革目标的实现，以及广泛发挥政府采购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其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一、政府采购法的作用和意义

(一)有利于规范政府采购行为，促进依法行政目标的实现。

在政府采购制度运行中，政府行为具有双重性。政府从事管理时，是代表国家履行管理职责，而在采购交易时，政府作为采购的一方，又是市场的参与者。如果缺乏法制规范和约束，则这种双重性在实际采购中常常被混淆，所以出现了一些部门凭借手中的权力，凌驾于市场规则之上，从而损害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和政府采购制度。正因如此，政府的采购行为对市场和宏观经济运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与单纯的商业行为是有本质区别的。《政府采购法》的建立，可以明确管理职能与采购职能，一方面要使政府采购受市场规则和法律的约束，交易行为平等，另一方面又要保证政府通过采购政策调控经济，维护市场秩序，真正形成管理职能与采购职能相分离的管理机制。

(二)有利于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财政支出管理水平。

在传统财政支出管理体制和政府采购模式下，由于采购的决策程序不科学，采购行为不规范，操作程序不透明，势必影响政府采购资金的有效使用。建立健全政府采购法制，将政府采购程序和方式，以及资金拨付办法法律化，就可以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积极效应，有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三)有利于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从1999年开始，中纪委就把推行政府采购制度作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要措施之一，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推行政府采购制度是党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政府采购工作纳入法律化管理后，强化了对采购行为的约束力，进而有助于上述措施和决定的落实，并为惩处腐败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手段。

(四)有利于保护民族产业。根据WTO的有关规定，我国在加入WTO有关政府采购协定之前，政府采购将是WTO所能够接受的合法的壁垒，也就是说国家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政府采购这个领域里设立非关税贸易壁垒、限制进口商品、保护国内商品。《政府采购法》的颁布实施，为在全面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之前，实施扶持国内企业发展等政策提供了法律保护。我们可以充分发挥政府采购非关税贸易壁垒作用，保护和支持民族企业的发展，增强国内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这意味着“自主创新”已由理念上升至运筹层面。总理在不久前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所说的：“必须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在引进技术基础上的消化吸收，在关键领域掌握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在科学前沿和战略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更是提出了明确要

二、我国现行政府采购法存在的缺陷

由于我国《政府采购法》尚有诸多缺漏，致使《政府采购法》未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保护政府采购当事人合法权益，遏阻违法行为、规范政府采购市场发展的功能与目的，我国政府采购市场的完善也因此缺乏一套自我发展、自我改良的机制。可以肯定地认为，当前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法》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一)政府采购法适用范围狭窄

我国现行的《政府采购法》虽然厘定了其适用范围，但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所确定的适用范围相比，显得狭窄。我国《政府采购法》所明确规范的主体范围是在我国境内的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在这三类主体范围中，还看不到占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很显然，我国主张将采购主体公共性、采购所适用的资金的公共性与从事活动的非竟争性结合起来，并按照采购主体的公共性采购资金公共性及从事活动的非竞争性三者并举这一原则来确定政府采购的事实主体，而将国有企业尤其是公用事业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而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凡是用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项目，无论采购主体是政府单位、公共机关还是国有企业或者民营企业，都要纳入政府采购法所规范的主体范围。但我国《政府采购法》没有将企业等市场主体的采购行为纳入政府采购范围。立法上的这一缺憾，无疑缩小了《政府采购法》的适用范围。在我国与WTO成员国对等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时，很难获得扩大国际贸易份额及增进我国供应商出口机会的益处。不仅在理论和实践上造成了严重障碍，而且与国际惯例也严重脱轨。

(二)政府采购方式规范的不完善

政府采购方式是政府采购的主体在进行采购时所使用的方法和依据的程序。但由于公共资金的花费需承担管理责任，所以在政府采购和商业采购实践中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采购方法或程序美国在政府采购法中规定了许多采购方法，但各种采购方法各具特点，互相补充，相得益彰，适应了不同的采购要求和采购情势。其一，密封投标，也可称为公开招标。该方法是美国传统的采购方法，其适用的条件为:一是时间容许密封投标的招标，投标和评标;二是合同授予的判定基础为价格或其他在与价格有关的因素;三是没有必要与投标人进行有关他们的投标的商谈;四是按合同的估计，会收到一个以上的密封投标。往往在大额采购(采购金额超过25000美元，但合同中不规定订货数量的采购除外)中适用。其二，协商采购，也可称为谈判采购方法。其适用条件为:一是如果适用密封投标条件不具备，订约官员可要求竞争报价;二是由于地方差别，例如法律、法规和贸易结合的差别。间该方法仍在大额采购中适用。其三，单一来源采购。当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时，需要写出书面说明，即必须包括有关政府寻找可能的替代供应商的努力的信息、以及适合于完全公开竞争程序的技术规格无法确定的理由说明。其四，询价采购。该方法只有在采购金额在2500-25000美元之间时才适用，适用时，各级政府机构均可以采取“货比三家”式程序，使合同签约各方展开激烈的商业竞争，最后才决定订货。其五，征求建议书。征求建议书是一种比较新的采购方法，八十年代才在美国的政府采购法中确立。要求采购主体与少数的供应商或承包商接洽，征求提出建议，再与他们谈判有无可能对其建议书的实质内容作出更改，再从中要求提出“最佳和最后建议”。而我国在《政府采购法》中规定了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等采购方式。且对公开招标方式的适用条件规定得最为宽泛即除采用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单而我国在《政府采购法》中规定了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等采购方式。且对公开招标方式的适用条件规定得最为宽泛即除采用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等采购方式外，且达到国务院及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限额标准以上的，均应实行公开招标方式。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在《政府采购法》中对政府采购方式的规定比较薄弱，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并没有对各种方式的配合适用做出规定。如就公开招标而言，《政府采购法》确立了其优先适用的地位，并且对公开招标以外的采购方式做出了规定。但未就公开招标与其他方式配合适用作出规定。第二，对某些采购方式的适用条件规定得过于苛刻。如单一来源方式。第三，已有的规定不明确或不严密。如对采用公开招标以外的采购方式的批准，以什么方式提出申请则没有做出规定。第四，对某些采购方式的程序规定过于简单。如单一来源方式。

(三)政府采购监督制度的不完善

虽然现行《政府采购法》对政府采购监督制度有专章的规定，但不可否认，主要存在以下不足：其一，确定的监督范围狭窄。《政府采购法》只限于对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执行情况；采购范围、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的执行情况；政府采购人员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等内容的监督，而对政府采购之前计划的编制，政府采购合同的履行情况等未能实施监督，没有实现对政府采购的“立体”的监督，给政府采购监督留下死角，造成了监督乏力。其二，缺乏独立的监督主体。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十三条虽然统一了政府采购市场中的监督主体，明确规定各级财政部门为政府采购对象的主管机关，但由于还存在着另一部法律《招标投标法》，故公共采购市场中的监督主体实际上尚未统一，各级发改委和相关的行政机关还在兼任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角色，各自制定相应的公共采购行政规章，分别管辖属于自己的公共采购项目。公共采购市场中的货物、工程、服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供水、供电、供热等政府公用事业的采购项目，涉及到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采购项目，涉及到国家稀缺资源和国家利益的公共采购项目等等。这些公共采购项目在我国现行的公共采购法律体系下，还存在着多元的监督主体，大部分都还没有进入各级财政部门的监督视野。其三，缺乏统一的监督规则。现行法律虽然赋予我国各级财政部门对政府采购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权力，但《政府采购法》各个章节和条款中，没有详细规定各级财政部门进行监督的实体规则和程序性规则，我们在监督检查的专门章节中也没有发现一些具体的、有效的、强制的监督措施。

(四)国内产业保护的乏力

目前，许多国家对国内政府采购市场的保护政策并非因加人WTO《政府采购协议》而彻底放弃，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甚至强化了产业保护措施，把对本国政府采购市场的保护作为一项政策目标，即就是国家开放了政府采购市场，但将之与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相结合，利用政府采购手段扶持国内中小企业迅速发展。这也是国际上实施政府采购制度的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在《政府采购法》中对国内产业保护也有一定的制度设计，如第九条规定，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第十条规定，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但规定中相当原则，措施非常单薄，远远没有形成保护国内产业的网络，当然不能很好的使我国企业从对外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中获得合理的利益。例如，2004年11月，北京市政府采购“微软”产品案遭致强烈谴责。最终“微软”无奈出局，持续了十余天的采购微软产品风波最后以各大国产软件商的“胜诉”而告终。之前，也有同样的事件即河北省政府采购“思科”产品案，类似的“保护国货”事件还有许多。这些案件虽然都在强大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给“国货”争取到了政府采购的机会，但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探讨和深思的法律问题。

(五)保护高技术产品自主创新法律政策的不完善

利用政府采购推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维护国家信息安全这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政府采购要不以单纯节约资金为目的，要着重体现促进自主创新，推进结构调整，维护国家信息安全。虽然我国《政府采购法》，确定了原则上购买本国货物的规定，在实际上我国政府采购中国品牌产品占了90％，但从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和采购数量的统计数据分析，目前政府采购的“本国”或“国产”商品，多限于较为低端的日常用品，在高端产品方面，没有一个硬性的比例。这样，不能很好的将一些萌芽的新技术变成产品以及产业化，在政府采购法中，应该再明确一些可实施的条例和细则,以充分体现出对自主创新的高技术产业的倾斜。

三、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法的构想

针对我国《政府采购法》存在的上述缺陷，笔者认为，应当作出如下完善：(一)扩大《政府采购法》的适用范围

“采购之根本目标在于确定所需要材料的来源，并在需要的时候以尽可能经济的方式按可接受的质量标准获得这些商品。”因此，促进政府采购的经济有效性是各国政府采购法所确立的首要目标。那采购资金来源的公共性无疑是确定政府采购法适用主体的一个首要和根本的标准。但这是一个扩张性的标准，在立法实践中有可能扩大政府采购法适用主体的范畴，因而还需确立其他标准。另外一个标准就是竞争性标准。因为随着公司化或私有化进程以及世界经济和竞争的全球化，原来政府采购法的一些主体正在发生变化，其中一些实体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商业性或竞争性的活动，而一旦这些实体从事的活动具有竟争性，那么其业绩则可以通过市场来检验。如果政府要对其进行补贴或管制，则可能会造成竞争扭曲。因此，竞争性应该是确定政府采购法适用主体的另一个重要标准。此标准不仅可以确定处于不断变革中的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而且在这些企业从事竞争性活动时，也可以依据这一标准将其排除适用，从而保证公平的竞争环境。但随着现代政府管理改革和采购理念的现代化又使得第三个标准显得越来越必要。在现代政府改革中，政府大量地利用私人融资的方法来完成一些传统上由政府完成的活动。就这些活动的性质而言，它们仍然具有公共性质。同因此，反映在政府采购法中，就是以采购活动的公益性标准来确定一些私营企业的政府采购法主体地位。由此可见，我国在《政府采购法》中，应将采购所适用的资金的公共性与采购主体从事活动的非竞争性以及公共性结合起来，并按照采购资金公共性为主，兼顾采购主体从事活动的非竞争性以及公共性这样一个原则来确定政府采购的事实主体采购，也就是使用公共资金的组织就可能成为政府采购主体，而无论其形式上是否为公共机构。这无疑扩大了（政府采购法）适用范围。

(二)增强对政府采购方式的规范。

首先，形成完善的政府采购方式体系。一个完善的政府采购法中所包含的采购方式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种采购方式是有机结合，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因此，我国应对《政府采购法》中各种采购方式的适用条件进行必要梳理与调整，形成相互融洽与配合的关系。如对公开招标设计其他采购方式予以补充的适用条件。因为尽管公开招标具有公开采购需求，并且也正好符合政府采购公开、公正和竞争的基本原则的特点，但并非完美无瑕。这种采购方式突出的适用条件为:第一，是否明显存在适当的竞争;第二，需要对技术规格和其它的技术说明进行适当的说明;第三，采购的时间要求。如果采购时间紧迫，则这种方法不能适用;第四，要求以价格为基础作出授予合同决策。因此，需要其他采购方式予以补充。其次，必须就采购方式适用条件做出明确合理的规定，以指导和要求采购人在政府采购中根据特定的采购要求和市场条件选择适用特定的采购方式。否则采购人就可能不能选择适当的采购方式，甚至还会为采购人规避公开招标提供条件，使他们采用其“偏爱”的方式，从而为政府采购中的腐败和不正当交易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和机会。采购方式的适用问题，其核心是保证公开招标方式的尽可能适用。只有在公开招标方式不能适用，符合法定的条件时，才能适用其他方式。如果规定的适用条件不严密或过于苛刻，均可能损害整个政府采购制度的完整性。目前主要对某些采购方式的适用条件进行修订，使其符合现实采购条件。如对单一来源方式适用条件予以扩大，增加招标失败、研究、实验或开发合同、重复合同以及设计竞赛等情形。另外对采购人就适用公开招标以外采购方式报批的方式做出规定。最后，必须对采购程序做出详尽合理的规定。从一定的意义上讲，采购方式与采购程序是密不可分的，互为表里的。选择了特定的采购方式，也就意味着选择了特定的采购程序。但在政府采购法的实态上，却并非尽然。比如，如果政府采购法指明了采购所采用的方式，但对在采用此方式时应该遵循的程序没有详尽合理的规定，则采购方式的适用也将有其名无其实。所以采购程序乃是政府采购法中有关采购方式的进一步深化，并且较之采购方式的适用更加重要。故我国应借鉴国际上政府采购立法与实践的经验对采购程序做出详尽合理的规定，尤其是单一来源采购的程序。

(三)健全政府采购监督制度

首先，扩大监督的范围。监督范围的扩大不应是盲目的，应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特定性（必须是由政府采购监督对象所实施的行为、）非政府采购监督的对象，如公民实施的行为不能纳人政府采购监督的范围。第二，公共管理性。政府采购监督范中的内容是一种职责行为，是一国政府部门及政府机构或其他直接或间接接受政府控制的企事业单位，为实现政府职能和公共利益而作出的非私人行为。第三，法律性。政府采购监督范围中的内容将产生法律后果。政府采购监督对象的行为应该是一种法律行为，它或是应履行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或变更法律关系、不能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如资料性行为、纯技术性行为等不属于政府采购监督的范围。只有满足上述条件，才能有的放矢地将政府采购之前计划的编制，政府采购合同的履行情况等内容纳人监督的范围，避免监督的范围无限扩大，而使监督因其不集中更为乏力。

其次，要构建完备的政府采购监督的法律体系。政府采购监督制度的完善,首先要有完善的政府采购监督的法律体系。因为只有具备了完善的监督法律体系,监督主体在行使监督权时有充足的法律依据。《政府采购法》对政府采购活动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虽然财政部、监察部于2003年12月17日联合颁布了《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和《集中采购机构监督管理办法》,以及先前财政部颁发的《政府采购信息管理办法》和《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但与完善政府采购监督的实际需要相比,还很不健全。因此,应尽快制定《政府采购法的实施细则》、《政府采购货物与服务招标采购办法》、《政府采购咨询专家管理办法》、《政府采购质疑与投诉办法》、《政府采购人员考核与资格认证》等等,同时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对各种采购方式制订相应的标准采购程序,使《政府采购法》中有关政府采购的监督机制进一步完善。各级地方人大和政府,要根据《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制定与当地政府采购相适应的、具有特色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规范本地区各级政府的政府采购。

再次，要建立完善的政府采购监督的程序机制。日本著名的程序法学家谷口安平指出:“在正当程序得到实施的前提下,程序过程本身确实能够发挥给结果以正当性的重要作用”。政府采购的规范化操作离不开严格的制度约束,政府采购的推进正是建立在一套严格的制度约束基础上的,即以制度的约束为基础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同时,政府采购程序越详细、越严密,政府采购监督管理越具有针对性,越易到位。要完善的政府监督机制,必须以完善的政府采购机制作为前提的,政府采购监督,本质上就是对政府采购程序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同时进行合理性审查。笔者认为应从政府采购程序和政府采购资金流转方向上,在政府采购的纵向层面,完善政府采购的监督机制。

最后，要建立分工明晰、责任明确的政府采购监督管理体系。时下“以人为本”的口号,在政府采购监督机制中,也应加以提倡。虽然我国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安排了多种方式,但任何法律、法规都是通过人具体执行的。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不健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执法主体责任心不强,执法缺位行为更是比比皆是。加强监督主体的责任控制,增强他们的责任感非常必要。我国政府采购监督主体在采购活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职能部门、机构监督严重缺位,有时媒体好像成了主要的监督机构;权力机关对财政预算的监督和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在理论上是很完善的,只是有时被虚置了;司法监督是被动监督,它奉行不告不理的中立政策,对政府采购不能进行主动地监督。因此,行政监督的责任非常重大。根据《政府采购法》规定,各级财政部门是政府采购的监督主管部门,行使管理和监督职责,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对政府采购活动进行专项监督,这些部门与政府采购关系最为密切,监督更为直接、高效。强化这些行政监督主体的职责,防范监督主体的缺位,就变得十分的重要和必须。

(四)强化对国内产业的保护

可以预料，随着我国政府采购市场对外的进一步开放，国内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际竞争压力。不利的竞争地位还会加强，严重威胁其生存和发展。保护民族工业，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将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为了有效解决此问题，我国应在《政府采购法》中增加保护的措施，还可做如下规定：第一，规定政府采购的本地含量，即规定国际采购中本地产品和劳动的含量。这是世界各国较为通川的做法。如美国《购买美国产品法》规定，所进行的国际采购至少购买50％美国国内原材料和产品〔此项条款的作用在于保证国外进口产品中我国劳动力和原材料的含量，从而间接的促进了我国劳动力和原材料的出口，保证了国内工业的发展。第二，给予本国企业以优惠，即在国际招标中允许国内投标人报较高的价格。如美国《购买美国产品法》规定，给予国内投标商10％一30％的价格优惠。我国在进行政府采购过程中，也应在同等条件下，给予国内产品以适当的价格优惠，使我国企业有更多的机会得到更多的资金来充实、发展和壮大自己，从而起到保护国内工业的作用。第三，在某些领域限制或禁止国外企业的进人。本国市场的对外开放是有限度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涉及国家安全的产品上，往往也未开放其国内市场。因此，我国可以用国家安全、保护环境及外汇平衡等的正当理由，禁止或限制外国供应商进人本国政府采购市场的某些领域，最大限度地购买本国产已实现保护国内工业的目的。

(五)完善政府采购在自主创新方面的措施

要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法》、《预算法》及其配套法规文件。建立财政资金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制度，形成自主创新产品认证制度、认定标准、评价体系等保证财政资金折光府采购向高技术产品倾斜；对于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及其他财政性资金做出优先采购自主创新产品规定。通过制定有关信息安全政府采购办法，支持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产品。比如，将支持自主创新解释为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以便于政府采购合同在履行中面对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时，有关部门依法终止合同。另外可以考虑在法律中明确，将支持自主创新产品作为任何一份政府采购合同的必备条款。再比如，评标标准应该有所修订，把自主创新的产品在达到使用标准的前提下优先采购纳入评标的标准，使新产品不受价格最低的限制，这是支持自主创新的一个必备条款。关于供应商资格的问题，也应明确规定对有自主创新产品的企业实行优惠待遇不属于差别待遇、歧视性待遇，是合理的条件。并建立以下配套的政策关照。

(一)建立财政性资金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制度。建立自主创新产品认证制度，建立认定标准和评价体系。由科技部门会同综合经济部门按照公开、公正的程序对自主创新产品进行认定，并向全社会公告。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在获得认定的自主创新产品范围内，确定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实行动态管理。

加强预算控制，优先安排自主创新项目。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以下统称采购人)用财政性资金进行采购的，必须优先购买列入目录的产品。采购人在编制年度部门预算时，应当标明自主创新产品。财政部门在预算审批过程中，在采购支出项目已确定的情况下，优先安排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预算。发挥财政、审计与监察部门的监督作用，督促采购人自觉采购自主创新产品。

国家重大建设项目以及其他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重大装备和产品的项目，有关部门应将承诺采购自主创新产品作为申报立项的条件，并明确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具体要求。在国家和地方政府投资的重点工程中，国产设备采购比例一般不得低于总价值的60%。不按要求采购自主创新产品，财政部门不予支付资金。

(二)改进政府采购评审方法，给予自主创新产品优先待遇。在政府采购评审方法中，须考虑自主创新因素。以价格为主的招标项目评标，在满足采购需求的条件下，优先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其中，自主创新产品价格高于一般产品的，要根据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程度等因素，对自主创新产品给予一定幅度的价格扣除。自主创新产品企业报价不高于排序第一的一般产品企业报价一定比例的，将优先获得采购合同。以综合评标为主的招标项目，要增加自主创新评分因素并合理设置分值比重。

(三)建立激励自主创新的政府首购和订购制度。国内企业或科研机构生产或开发的试制品和首次投向市场的产品，且符合国民经济发展要求和先进技术发展方向，具有较大市场潜力并需要重点扶持的，经认定，政府进行首购，由采购人直接购买或政府出资购买。

(四)建立本国货物认定制度和购买外国产品审核制度。采购人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优先购买本国产品。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本国货物认定标准。采购人需要的产品在中国境内无法获取或者无法以合理的商业条件获取的(在中国境外使用除外)，在采购活动开始前，需由国家权威认证机构予以确认并出具证明。采购外国产品时，坚持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或消化吸收核心技术的原则，优先购买向我转让技术的产品。

(五)发挥国防采购扶持自主创新的作用。国防采购应立足于国内自主创新产品和技术。自主创新产品和技术满足国防或国家安全需求的，应优先采购。政府部门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采购项目，应首先采购国内自主创新产品，采购合同应优先授予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或科研机构。

尾语

对我国《政府采购法》在实际执行中所存在的问题，需要修改和完善的条款，希望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修订，从而在我国真正建立起高效、先进、健全、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财政资金分配、使用、管理制度，使我国的政府采购得以有效运行和迅速发展。总而言之，我国的政府采购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曹富国．政府采购方法的选择、适用与程序设计田．中国法学，2000.（4）

2、曹富国，何景成．政府采购管理国际规范实务［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

3、联邦采购条例：第6.401（a）部分［Z］．

4、联邦采购条例：第6.401（b）部分［Z］．

5、朱建元，全林．政府采购的招标与投标[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

政府采购法范文篇9

关键词：政府采购政府采购法监督制度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下简称政府采购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02年6月29日颁布，自2003年1月1日起实施。该法的颁布，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对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信心和高度重视。这是我国财政法制建设所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标志着我国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将进入一个全面发展时期。深刻认识《政府采购法》颁布的重要意义，对于落实十五届六中全会决议有关决定和中央纪委反腐倡廉措施，促进廉政建设，树立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全面提高财政依法行政水平，促进财政改革目标的实现，以及广泛发挥政府采购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其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一、政府采购法的作用和意义

(一)有利于规范政府采购行为，促进依法行政目标的实现。

在政府采购制度运行中，政府行为具有双重性。政府从事管理时，是代表国家履行管理职责，而在采购交易时，政府作为采购的一方，又是市场的参与者。如果缺乏法制规范和约束，则这种双重性在实际采购中常常被混淆，所以出现了一些部门凭借手中的权力，凌驾于市场规则之上，从而损害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和政府采购制度。正因如此，政府的采购行为对市场和宏观经济运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与单纯的商业行为是有本质区别的。《政府采购法》的建立，可以明确管理职能与采购职能，一方面要使政府采购受市场规则和法律的约束，交易行为平等，另一方面又要保证政府通过采购政策调控经济，维护市场秩序，真正形成管理职能与采购职能相分离的管理机制。

(二)有利于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财政支出管理水平。

在传统财政支出管理体制和政府采购模式下，由于采购的决策程序不科学，采购行为不规范，操作程序不透明，势必影响政府采购资金的有效使用。建立健全政府采购法制，将政府采购程序和方式，以及资金拨付办法法律化，就可以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积极效应，有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三)有利于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从1999年开始，中纪委就把推行政府采购制度作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要措施之一，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推行政府采购制度是党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政府采购工作纳入法律化管理后，强化了对采购行为的约束力，进而有助于上述措施和决定的落实，并为惩处腐败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手段。

(四)有利于保护民族产业。根据WTO的有关规定，我国在加入WTO有关政府采购协定之前，政府采购将是WTO所能够接受的合法的壁垒，也就是说国家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政府采购这个领域里设立非关税贸易壁垒、限制进口商品、保护国内商品。《政府采购法》的颁布实施，为在全面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之前，实施扶持国内企业发展等政策提供了法律保护。我们可以充分发挥政府采购非关税贸易壁垒作用，保护和支持民族企业的发展，增强国内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这意味着“自主创新”已由理念上升至运筹层面。总理在不久前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所说的：“必须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在引进技术基础上的消化吸收，在关键领域掌握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在科学前沿和战略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更是提出了明确要

二、我国现行政府采购法存在的缺陷

由于我国《政府采购法》尚有诸多缺漏，致使《政府采购法》未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保护政府采购当事人合法权益，遏阻违法行为、规范政府采购市场发展的功能与目的，我国政府采购市场的完善也因此缺乏一套自我发展、自我改良的机制。可以肯定地认为，当前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法》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一)政府采购法适用范围狭窄

我国现行的《政府采购法》虽然厘定了其适用范围，但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所确定的适用范围相比，显得狭窄。我国《政府采购法》所明确规范的主体范围是在我国境内的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在这三类主体范围中，还看不到占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很显然，我国主张将采购主体公共性、采购所适用的资金的公共性与从事活动的非竟争性结合起来，并按照采购主体的公共性采购资金公共性及从事活动的非竞争性三者并举这一原则来确定政府采购的事实主体，而将国有企业尤其是公用事业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而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凡是用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项目，无论采购主体是政府单位、公共机关还是国有企业或者民营企业，都要纳入政府采购法所规范的主体范围。但我国《政府采购法》没有将企业等市场主体的采购行为纳入政府采购范围。立法上的这一缺憾，无疑缩小了《政府采购法》的适用范围。在我国与WTO成员国对等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时，很难获得扩大国际贸易份额及增进我国供应商出口机会的益处。不仅在理论和实践上造成了严重障碍，而且与国际惯例也严重脱轨。

(二)政府采购方式规范的不完善

政府采购方式是政府采购的主体在进行采购时所使用的方法和依据的程序。但由于公共资金的花费需承担管理责任，所以在政府采购和商业采购实践中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采购方法或程序美国在政府采购法中规定了许多采购方法，但各种采购方法各具特点，互相补充，相得益彰，适应了不同的采购要求和采购情势。其一，密封投标，也可称为公开招标。该方法是美国传统的采购方法，其适用的条件为:一是时间容许密封投标的招标，投标和评标;二是合同授予的判定基础为价格或其他在与价格有关的因素;三是没有必要与投标人进行有关他们的投标的商谈;四是按合同的估计，会收到一个以上的密封投标。往往在大额采购(采购金额超过25000美元，但合同中不规定订货数量的采购除外)中适用。其二，协商采购，也可称为谈判采购方法。其适用条件为:一是如果适用密封投标条件不具备，订约官员可要求竞争报价;二是由于地方差别，例如法律、法规和贸易结合的差别。间该方法仍在大额采购中适用。其三，单一来源采购。当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时，需要写出书面说明，即必须包括有关政府寻找可能的替代供应商的努力的信息、以及适合于完全公开竞争程序的技术规格无法确定的理由说明。其四，询价采购。该方法只有在采购金额在2500-25000美元之间时才适用，适用时，各级政府机构均可以采取“货比三家”式程序，使合同签约各方展开激烈的商业竞争，最后才决定订货。其五，征求建议书。征求建议书是一种比较新的采购方法，八十年代才在美国的政府采购法中确立。要求采购主体与少数的供应商或承包商接洽，征求提出建议，再与他们谈判有无可能对其建议书的实质内容作出更改，再从中要求提出“最佳和最后建议”。而我国在《政府采购法》中规定了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等采购方式。且对公开招标方式的适用条件规定得最为宽泛即除采用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单而我国在《政府采购法》中规定了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等采购方式。且对公开招标方式的适用条件规定得最为宽泛即除采用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等采购方式外，且达到国务院及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限额标准以上的，均应实行公开招标方式。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在《政府采购法》中对政府采购方式的规定比较薄弱，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并没有对各种方式的配合适用做出规定。如就公开招标而言，《政府采购法》确立了其优先适用的地位，并且对公开招标以外的采购方式做出了规定。但未就公开招标与其他方式配合适用作出规定。第二，对某些采购方式的适用条件规定得过于苛刻。如单一来源方式。第三，已有的规定不明确或不严密。如对采用公开招标以外的采购方式的批准，以什么方式提出申请则没有做出规定。第四，对某些采购方式的程序规定过于简单。如单一来源方式。

(三)政府采购监督制度的不完善

虽然现行《政府采购法》对政府采购监督制度有专章的规定，但不可否认，主要存在以下不足：其一，确定的监督范围狭窄。《政府采购法》只限于对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执行情况；采购范围、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的执行情况；政府采购人员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等内容的监督，而对政府采购之前计划的编制，政府采购合同的履行情况等未能实施监督，没有实现对政府采购的“立体”的监督，给政府采购监督留下死角，造成了监督乏力。其二，缺乏独立的监督主体。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十三条虽然统一了政府采购市场中的监督主体，明确规定各级财政部门为政府采购对象的主管机关，但由于还存在着另一部法律《招标投标法》，故公共采购市场中的监督主体实际上尚未统一，各级发改委和相关的行政机关还在兼任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角色，各自制定相应的公共采购行政规章，分别管辖属于自己的公共采购项目。公共采购市场中的货物、工程、服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供水、供电、供热等政府公用事业的采购项目，涉及到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采购项目，涉及到国家稀缺资源和国家利益的公共采购项目等等。这些公共采购项目在我国现行的公共采购法律体系下，还存在着多元的监督主体，大部分都还没有进入各级财政部门的监督视野。其三，缺乏统一的监督规则。现行法律虽然赋予我国各级财政部门对政府采购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权力，但《政府采购法》各个章节和条款中，没有详细规定各级财政部门进行监督的实体规则和程序性规则，我们在监督检查的专门章节中也没有发现一些具体的、有效的、强制的监督措施。

(四)国内产业保护的乏力

目前，许多国家对国内政府采购市场的保护政策并非因加人WTO《政府采购协议》而彻底放弃，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甚至强化了产业保护措施，把对本国政府采购市场的保护作为一项政策目标，即就是国家开放了政府采购市场，但将之与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相结合，利用政府采购手段扶持国内中小企业迅速发展。这也是国际上实施政府采购制度的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在《政府采购法》中对国内产业保护也有一定的制度设计，如第九条规定，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第十条规定，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但规定中相当原则，措施非常单薄，远远没有形成保护国内产业的网络，当然不能很好的使我国企业从对外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中获得合理的利益。例如，2004年11月，北京市政府采购“微软”产品案遭致强烈谴责。最终“微软”无奈出局，持续了十余天的采购微软产品风波最后以各大国产软件商的“胜诉”而告终。之前，也有同样的事件即河北省政府采购“思科”产品案，类似的“保护国货”事件还有许多。这些案件虽然都在强大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给“国货”争取到了政府采购的机会，但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探讨和深思的法律问题。

(五)保护高技术产品自主创新法律政策的不完善

利用政府采购推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维护国家信息安全这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政府采购要不以单纯节约资金为目的，要着重体现促进自主创新，推进结构调整，维护国家信息安全。虽然我国《政府采购法》，确定了原则上购买本国货物的规定，在实际上我国政府采购中国品牌产品占了90％，但从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和采购数量的统计数据分析，目前政府采购的“本国”或“国产”商品，多限于较为低端的日常用品，在高端产品方面，没有一个硬性的比例。这样，不能很好的将一些萌芽的新技术变成产品以及产业化，在政府采购法中，应该再明确一些可实施的条例和细则,以充分体现出对自主创新的高技术产业的倾斜。

三、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法的构想

针对我国《政府采购法》存在的上述缺陷，笔者认为，应当作出如下完善：(一)扩大《政府采购法》的适用范围

“采购之根本目标在于确定所需要材料的来源，并在需要的时候以尽可能经济的方式按可接受的质量标准获得这些商品。”因此，促进政府采购的经济有效性是各国政府采购法所确立的首要目标。那采购资金来源的公共性无疑是确定政府采购法适用主体的一个首要和根本的标准。但这是一个扩张性的标准，在立法实践中有可能扩大政府采购法适用主体的范畴，因而还需确立其他标准。另外一个标准就是竞争性标准。因为随着公司化或私有化进程以及世界经济和竞争的全球化，原来政府采购法的一些主体正在发生变化，其中一些实体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商业性或竞争性的活动，而一旦这些实体从事的活动具有竟争性，那么其业绩则可以通过市场来检验。如果政府要对其进行补贴或管制，则可能会造成竞争扭曲。因此，竞争性应该是确定政府采购法适用主体的另一个重要标准。此标准不仅可以确定处于不断变革中的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而且在这些企业从事竞争性活动时，也可以依据这一标准将其排除适用，从而保证公平的竞争环境。但随着现代政府管理改革和采购理念的现代化又使得第三个标准显得越来越必要。在现代政府改革中，政府大量地利用私人融资的方法来完成一些传统上由政府完成的活动。就这些活动的性质而言，它们仍然具有公共性质。同因此，反映在政府采购法中，就是以采购活动的公益性标准来确定一些私营企业的政府采购法主体地位。由此可见，我国在《政府采购法》中，应将采购所适用的资金的公共性与采购主体从事活动的非竞争性以及公共性结合起来，并按照采购资金公共性为主，兼顾采购主体从事活动的非竞争性以及公共性这样一个原则来确定政府采购的事实主体采购，也就是使用公共资金的组织就可能成为政府采购主体，而无论其形式上是否为公共机构。这无疑扩大了（政府采购法）适用范围。

(二)增强对政府采购方式的规范。

首先，形成完善的政府采购方式体系。一个完善的政府采购法中所包含的采购方式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种采购方式是有机结合，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因此，我国应对《政府采购法》中各种采购方式的适用条件进行必要梳理与调整，形成相互融洽与配合的关系。如对公开招标设计其他采购方式予以补充的适用条件。因为尽管公开招标具有公开采购需求，并且也正好符合政府采购公开、公正和竞争的基本原则的特点，但并非完美无瑕。这种采购方式突出的适用条件为:第一，是否明显存在适当的竞争;第二，需要对技术规格和其它的技术说明进行适当的说明;第三，采购的时间要求。如果采购时间紧迫，则这种方法不能适用;第四，要求以价格为基础作出授予合同决策。因此，需要其他采购方式予以补充。其次，必须就采购方式适用条件做出明确合理的规定，以指导和要求采购人在政府采购中根据特定的采购要求和市场条件选择适用特定的采购方式。否则采购人就可能不能选择适当的采购方式，甚至还会为采购人规避公开招标提供条件，使他们采用其“偏爱”的方式，从而为政府采购中的腐败和不正当交易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和机会。采购方式的适用问题，其核心是保证公开招标方式的尽可能适用。只有在公开招标方式不能适用，符合法定的条件时，才能适用其他方式。如果规定的适用条件不严密或过于苛刻，均可能损害整个政府采购制度的完整性。目前主要对某些采购方式的适用条件进行修订，使其符合现实采购条件。如对单一来源方式适用条件予以扩大，增加招标失败、研究、实验或开发合同、重复合同以及设计竞赛等情形。另外对采购人就适用公开招标以外采购方式报批的方式做出规定。最后，必须对采购程序做出详尽合理的规定。从一定的意义上讲，采购方式与采购程序是密不可分的，互为表里的。选择了特定的采购方式，也就意味着选择了特定的采购程序。但在政府采购法的实态上，却并非尽然。比如，如果政府采购法指明了采购所采用的方式，但对在采用此方式时应该遵循的程序没有详尽合理的规定，则采购方式的适用也将有其名无其实。所以采购程序乃是政府采购法中有关采购方式的进一步深化，并且较之采购方式的适用更加重要。故我国应借鉴国际上政府采购立法与实践的经验对采购程序做出详尽合理的规定，尤其是单一来源采购的程序。

(三)健全政府采购监督制度

首先，扩大监督的范围。监督范围的扩大不应是盲目的，应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特定性（必须是由政府采购监督对象所实施的行为、）非政府采购监督的对象，如公民实施的行为不能纳人政府采购监督的范围。第二，公共管理性。政府采购监督范中的内容是一种职责行为，是一国政府部门及政府机构或其他直接或间接接受政府控制的企事业单位，为实现政府职能和公共利益而作出的非私人行为。第三，法律性。政府采购监督范围中的内容将产生法律后果。政府采购监督对象的行为应该是一种法律行为，它或是应履行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或变更法律关系、不能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如资料性行为、纯技术性行为等不属于政府采购监督的范围。只有满足上述条件，才能有的放矢地将政府采购之前计划的编制，政府采购合同的履行情况等内容纳人监督的范围，避免监督的范围无限扩大，而使监督因其不集中更为乏力。

其次，要构建完备的政府采购监督的法律体系。政府采购监督制度的完善,首先要有完善的政府采购监督的法律体系。因为只有具备了完善的监督法律体系,监督主体在行使监督权时有充足的法律依据。《政府采购法》对政府采购活动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虽然财政部、监察部于2003年12月17日联合颁布了《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和《集中采购机构监督管理办法》,以及先前财政部颁发的《政府采购信息管理办法》和《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但与完善政府采购监督的实际需要相比,还很不健全。因此,应尽快制定《政府采购法的实施细则》、《政府采购货物与服务招标采购办法》、《政府采购咨询专家管理办法》、《政府采购质疑与投诉办法》、《政府采购人员考核与资格认证》等等,同时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对各种采购方式制订相应的标准采购程序,使《政府采购法》中有关政府采购的监督机制进一步完善。各级地方人大和政府,要根据《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制定与当地政府采购相适应的、具有特色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规范本地区各级政府的政府采购。

再次，要建立完善的政府采购监督的程序机制。日本著名的程序法学家谷口安平指出:“在正当程序得到实施的前提下,程序过程本身确实能够发挥给结果以正当性的重要作用”。政府采购的规范化操作离不开严格的制度约束,政府采购的推进正是建立在一套严格的制度约束基础上的,即以制度的约束为基础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同时,政府采购程序越详细、越严密,政府采购监督管理越具有针对性,越易到位。要完善的政府监督机制,必须以完善的政府采购机制作为前提的,政府采购监督,本质上就是对政府采购程序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同时进行合理性审查。笔者认为应从政府采购程序和政府采购资金流转方向上,在政府采购的纵向层面,完善政府采购的监督机制。

最后，要建立分工明晰、责任明确的政府采购监督管理体系。时下“以人为本”的口号,在政府采购监督机制中,也应加以提倡。虽然我国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安排了多种方式,但任何法律、法规都是通过人具体执行的。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不健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执法主体责任心不强,执法缺位行为更是比比皆是。加强监督主体的责任控制,增强他们的责任感非常必要。我国政府采购监督主体在采购活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职能部门、机构监督严重缺位,有时媒体好像成了主要的监督机构;权力机关对财政预算的监督和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在理论上是很完善的,只是有时被虚置了;司法监督是被动监督,它奉行不告不理的中立政策,对政府采购不能进行主动地监督。因此,行政监督的责任非常重大。根据《政府采购法》规定,各级财政部门是政府采购的监督主管部门,行使管理和监督职责,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对政府采购活动进行专项监督,这些部门与政府采购关系最为密切,监督更为直接、高效。强化这些行政监督主体的职责,防范监督主体的缺位,就变得十分的重要和必须。

(四)强化对国内产业的保护

可以预料，随着我国政府采购市场对外的进一步开放，国内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际竞争压力。不利的竞争地位还会加强，严重威胁其生存和发展。保护民族工业，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将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为了有效解决此问题，我国应在《政府采购法》中增加保护的措施，还可做如下规定：第一，规定政府采购的本地含量，即规定国际采购中本地产品和劳动的含量。这是世界各国较为通川的做法。如美国《购买美国产品法》规定，所进行的国际采购至少购买50％美国国内原材料和产品〔此项条款的作用在于保证国外进口产品中我国劳动力和原材料的含量，从而间接的促进了我国劳动力和原材料的出口，保证了国内工业的发展。第二，给予本国企业以优惠，即在国际招标中允许国内投标人报较高的价格。如美国《购买美国产品法》规定，给予国内投标商10％一30％的价格优惠。我国在进行政府采购过程中，也应在同等条件下，给予国内产品以适当的价格优惠，使我国企业有更多的机会得到更多的资金来充实、发展和壮大自己，从而起到保护国内工业的作用。第三，在某些领域限制或禁止国外企业的进人。本国市场的对外开放是有限度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涉及国家安全的产品上，往往也未开放其国内市场。因此，我国可以用国家安全、保护环境及外汇平衡等的正当理由，禁止或限制外国供应商进人本国政府采购市场的某些领域，最大限度地购买本国产已实现保护国内工业的目的。

(五)完善政府采购在自主创新方面的措施

要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法》、《预算法》及其配套法规文件。建立财政资金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制度，形成自主创新产品认证制度、认定标准、评价体系等保证财政资金折光府采购向高技术产品倾斜；对于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及其他财政性资金做出优先采购自主创新产品规定。通过制定有关信息安全政府采购办法，支持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产品。比如，将支持自主创新解释为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以便于政府采购合同在履行中面对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时，有关部门依法终止合同。另外可以考虑在法律中明确，将支持自主创新产品作为任何一份政府采购合同的必备条款。再比如，评标标准应该有所修订，把自主创新的产品在达到使用标准的前提下优先采购纳入评标的标准，使新产品不受价格最低的限制，这是支持自主创新的一个必备条款。关于供应商资格的问题，也应明确规定对有自主创新产品的企业实行优惠待遇不属于差别待遇、歧视性待遇，是合理的条件。并建立以下配套的政策关照。

(一)建立财政性资金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制度。建立自主创新产品认证制度，建立认定标准和评价体系。由科技部门会同综合经济部门按照公开、公正的程序对自主创新产品进行认定，并向全社会公告。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在获得认定的自主创新产品范围内，确定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实行动态管理。

加强预算控制，优先安排自主创新项目。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以下统称采购人)用财政性资金进行采购的，必须优先购买列入目录的产品。采购人在编制年度部门预算时，应当标明自主创新产品。财政部门在预算审批过程中，在采购支出项目已确定的情况下，优先安排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预算。发挥财政、审计与监察部门的监督作用，督促采购人自觉采购自主创新产品。

国家重大建设项目以及其他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重大装备和产品的项目，有关部门应将承诺采购自主创新产品作为申报立项的条件，并明确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具体要求。在国家和地方政府投资的重点工程中，国产设备采购比例一般不得低于总价值的60%。不按要求采购自主创新产品，财政部门不予支付资金。

(二)改进政府采购评审方法，给予自主创新产品优先待遇。在政府采购评审方法中，须考虑自主创新因素。以价格为主的招标项目评标，在满足采购需求的条件下，优先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其中，自主创新产品价格高于一般产品的，要根据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程度等因素，对自主创新产品给予一定幅度的价格扣除。自主创新产品企业报价不高于排序第一的一般产品企业报价一定比例的，将优先获得采购合同。以综合评标为主的招标项目，要增加自主创新评分因素并合理设置分值比重。

(三)建立激励自主创新的政府首购和订购制度。国内企业或科研机构生产或开发的试制品和首次投向市场的产品，且符合国民经济发展要求和先进技术发展方向，具有较大市场潜力并需要重点扶持的，经认定，政府进行首购，由采购人直接购买或政府出资购买。

(四)建立本国货物认定制度和购买外国产品审核制度。采购人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优先购买本国产品。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本国货物认定标准。采购人需要的产品在中国境内无法获取或者无法以合理的商业条件获取的(在中国境外使用除外)，在采购活动开始前，需由国家权威认证机构予以确认并出具证明。采购外国产品时，坚持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或消化吸收核心技术的原则，优先购买向我转让技术的产品。

(五)发挥国防采购扶持自主创新的作用。国防采购应立足于国内自主创新产品和技术。自主创新产品和技术满足国防或国家安全需求的，应优先采购。政府部门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采购项目，应首先采购国内自主创新产品，采购合同应优先授予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或科研机构。

尾语

对我国《政府采购法》在实际执行中所存在的问题，需要修改和完善的条款，希望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修订，从而在我国真正建立起高效、先进、健全、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财政资金分配、使用、管理制度，使我国的政府采购得以有效运行和迅速发展。总而言之，我国的政府采购任重而道远。参考文献:

1、曹富国．政府采购方法的选择、适用与程序设计田．中国法学，2000.（4）

2、曹富国，何景成．政府采购管理国际规范实务［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

3、联邦采购条例：第6.401（a）部分［Z］．

4、联邦采购条例：第6.401（b）部分［Z］．

5、朱建元，全林．政府采购的招标与投标[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

政府采购法范文篇10

[关键词]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方式；采购理论

[中图分类号]F25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7-0191-05

林翰文(1989—)，女，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学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会计；(江西南昌330013)林火平(1964—)，男，江西省财政厅行政政法处处长，高级会计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财政管理。(江西南昌330003)

建立规范的政府采购制度是我国公共财政支出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适应经济全球化、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建立廉洁政府的需要。由于政府采购制度在我国发展的时间不长，法律体系还不健全，因而，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加入WTO后政府采购市场需要进一步开放的实际，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具有现实意义。

一、国外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比较

国际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是伴随国际贸易一体化的形成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在国际政府采购法律规范的推动下，一些发达国家纷纷修订或制定符合国际惯例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

(一)国际组织采购法律制度

1.《WTO政府采购协定》(简称GPA)。GPA的内容包括24条正文、4个附录和5个附件，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指参加国之间就政府采购法律、规定和惯例等所达成的框架协议，仅适用于签字国家。基本目标是通过建立一个有效的关于政府采购的法律、规则、程序和措施方面的权利与义务的多边框架，实现世界贸易的扩大和更大程度的自由化。通过扩大政府采购的竞争，促进政府采购透明、客观、经济和高效。GPA对缔约方政府采购实行三大基本原则:第一，非歧视原则；第二，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原则；第三，透明度原则。GPA的采购范围是由采购实体和采购标的两方面来确定的，每一个缔约方均需在协定附件中以清单列举其境内拟按照GPA的要求给予境外供应商国民待遇的政府采购实体和采购标的及其最低限额。GPA规定的采购方式包括公开招标采购、选择性招标采购、限制性招标采购、谈判式采购。GPA的质疑程序是各项质疑应由一家法院或与采购结果无关的独立公正的审议机构进行审理。

2.《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以下简称《示范法》)。它是联合国关于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方面制定的较为完善的法律文件，它包含了几乎所有的政府采购活动，反映了在政府采购领域内较为合理、易为各国接受的实践性做法，内容凝聚了通行于世界大多数国家政府采购立法的精华。

《示范法》是一部框架法律，有待以采购条例做补充。对正在进行采购立法和使其采购立法现代化的国家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示范法》的目标是尽量节省开支和提高效率；促进和鼓励供应商和承包商参与采购过程和竞争；给予所有投标人以公平、平等待遇；促使采购过程诚实、公平，提高公众对采购过程的信任。《示范法》只规定适用的采购实体的最低限度，采购实体系本国从事采购的任何政府部门、机构或其他单位。适用于以任何形式进行的货物、租赁、租购甚至易货采购。《示范法》的采购方法有招标方法、两阶段招标、征求建议书和竞争性谈判、限制性招标、邀请报价、单一来源采购；对于服务采购规定其主要方法是征求建议书。《示范法》的审查程序为采购实体自我审查、上级行政机关审查和司法审查。它向投标商提供一条审查途径，使采购法律和制度具有相当程度的自我监督和自我实施功能。

3.欧盟《公共采购指令》(以下简称《指令》)。它规定了一个法律框架，成员国必须使政府机构和公用事业公司的合同授予程序符合这一法律框架，并把它上升为国家法律。《指令》的目标是:在欧盟范围内增加采购程序的透明度；促进成员国之间货物和服务的自由流动；改善公共供应和服务合同有效竞争的条件。《指令》的原则是透明度原则、非歧视原则和公平竞争性原则。《指令》的适用范围为中央、地方和地区政府机构以及公法所管理的或由《指令》所规定的其他公共机关。《指令》规定了公共采购程序:包括公告、招标公告、合同文件的提供、技术规格、授予合同的标准。《指令》规定的救济程序是复议程序。同时还创设了两种供当事人选择的程序:证实程序和调解程序。

(二)各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

本文选取英国、美国、韩国作为政府采购国别立法代表，其原因在于:英国是最早开始政府采购的国家；美国政府采购的发展较完善，其政府采购份额也十分巨大；韩国是我国的近邻，同为亚洲国家可以为我国提供借鉴。

1.英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英国有比较完备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形成了以《英国公共工程合同规则》、《英国公共设施供应的公用事业工程合同规则》、《英国公共服务合约法规》、《采购政策指南》、《采购实施指南》为核心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内容涵盖政府采购的各个方面。其政府采购的政策及核心分别是“物有所值”和竞争，通过竞争实现政府采购“物有所值”。

英国政府采购实行比较松散的管理体制。从政府采购的机构看，中央各部的预算部门和地方政府都拥有自行采购权力，独立承担本部门、本地区采购事务。财政部是政府采购的协调和牵头机构，起到管理作用。另外，英国还有许多采购机构和采购行业协会，协助政府采购的实施。采购方式主要有:竞争性投标、公开招标、协商和竞争投标相结合、竞争性协商谈判、单方投标以及投标后再协商的方式。政府采购的法定程序主要包括:制定采购计划、指定采购总负责人、在指定刊物采购信息、采购信息的咨询、供应商资格的审查、招标或者是直接采购、采购的履行、采购的审计。

2.美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美国是较早建立政府采购制度的国家之一，具有完备的法律体系。美国先后颁布了《合同竞争法案》、《购买美国产品法》、《武装部队采购法》、《服务合同法案》、《贸易协定法案》、《联邦采购政策办公室法案》、《小额采购业务法案》、《合同纠纷法案》、《1993年联邦采购程序合理化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法制原则、竞争原则和申诉原则是美国政府采购法律三大基本原则，其中竞争原则是最基本的原则。采购方式主要有小额采购、大额采购和电子贸易。小额采购一般采用货比三家的程序，而大额采购一般采用公开招标采购和协商采购的方式。有效保护政府采购市场，是美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最具特色的地方。《购买美国产品法》规定必须优先购买美国产品。

3.韩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韩国先后颁布了《政府作为采购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法令》(也叫《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法令》、《关于特定采购的(政府采购法)的特殊实施规则》、《地方政府财政采购法》和《政府投资企业会计规则》。韩国政府采购管理手段较为先进，采用电子招标方式，制定有《电子交易基本法》和《电子签名法》。这样，韩国有较完备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韩国政府采购原则包括透明公正原则、诚实和信用原则。采购方式有公开竞争合同、有限竞争合同、指名竞争合同、随意合同，即采购金额在2000万韩元以下，按规定可以用直接洽谈的方式签约。采购厅是韩国财政经济院政府采购的专门机构。韩国政府采购基本上按照国际惯例并依照本国法律规定进行。

(三)国际组织及各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1.国际组织及各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特点

第一是明确的政府采购目标及原则。国际组织及各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皆以促进政府采购经济有效性目标的实现作为其使命。遵循透明、竞争、公平、公开原则，并贯穿于整个采购过程，成为管理政府采购活动的灵魂。第二是完善的政府采购程序。国际组织及各国政府采购法律都对采购的主要方式作了明确规定，将招标采购作为政府采购的首选方法，规定在一般情况下采购机构必须采用。同时考虑到采购环境的复杂性及公开招标的不完全适用性，又设计了适用于其他采购环境的一系列程序，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适用各种采购环境的采购程序，既保证了政府采购的竞争、公开、公平、公正，又最大限度地促进了政府采购经济有效目标的实现。第三是完善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国际经济组织和各国都制定了完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由于政府采购数额巨大，许多国家政府采购规模一般占年度GDP的10%～15%，政府采购法相应的在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1]第四是完善而有效的救济程序。各国政府都在其政府采购法律中规定了救济程序，允许双方通过司法、行政手段对不当采购行为提出异议，为法律制度健康运行提供了重要保障。第五是受国际或区域政府采购立法影响越来越大。如欧盟的政府采购政策对成员国政府采购约束越来越大，而欧盟成员国的政策影响力越来越小。在各国的立法中，还注重与政府采购国际规则衔接。

2.各国同国际组织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接轨与差异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国家能够及时根据国内与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调整本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积极与国际规则接轨。但由于国际经济组织与各国政府在政府采购上的价值取向不同，因而不同国家立法的目的也有所不同。如欧盟与世贸组织是以“自由市场”为本位的“经济理性论”为其立法的价值取向，强调政府采购必须绝对地适用商业标准，其目的是促成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消除歧视措施，推进国际贸易发展。相反，各国政府则以“干预主义”理念的“工具性或再配置使用论”为立法的价值取向，注重政府采购的工具性使用，目的是为了极力保护本国政府采购市场，以更好地实施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各国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实现与全球(区域性)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真正接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同类型国家对待政府采购的国际规制采取不同态度。发达国家愿意加入GPA，其主要原因是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水平还不具备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条件，他们认为加入GPA会大大减弱政府为促进本国产业发展而使用政府采购政策的灵活性，若全面开放将造成巨大冲击，因而对参加GPA不积极。这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是政府采购的国际规制发展遇到的最大挑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国际贸易自由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这种立法价值理论的对立会渐渐缓和并最终消除。

二、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一)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现状

自1998年起，我国的政府采购开始进入大众视野，到2008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达到了5990.9亿元。[2]我国《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分别于2000年1月1日和2003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已逐步进入法制化轨道。同时，我国已形成报纸(《中国财经报》)、网络(中国政府采购网)和杂志(《中国政府采购》)三位一体的政府采购信息体系。在政府采购规则国际化方面，我国在1996年承诺最迟于2020年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成员对等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并在加入WTO时承诺，要在入世后尽快开始加入GPA的谈判。

我国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按性质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法律类。包括《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以及《行政复议法》、《合同法》、《行政诉讼法》中有关政府采购合同、政府采购活动质疑与诉讼的规定都属于政府采购法律体系的内容。第二层次是法规类。包括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和地方人大颁布的地方性法规。第三层次是规章类。包括国务院部委和地方政府颁布的规章。第四层次是规范性文件，是我国数量最多的政府采购制度，规范着大多数的政府采购行为。

(二)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在西方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与国外相比，我国政府采购开展的时间太短，实践与立法经验不足。与WTO框架下成熟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相比，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显现出许多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在:

1.政府采购法律体系尚不健全。《政府采购法》出台近8年，尚未出台细则，可操作性不强。部分地区根据自身实际制定了一些规章和制度，但很不完善。此外，政府采购的法律体系存在法律真空，例如:面对电子化政府采购的发展，缺乏相应的电子政府采购的法制环境，《政府采购法》、《合同法》、《招标投标法》都需要做相应的修订。

2.适用范围不广。一是我国将政府采购适用客体范围定位于货物、工程和服务，并用“集中采购目录”予以限定，而集中采购目录范围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并公布。可见，《政府采购法》适用客体范围具有不确定性。它的不确定性与政府采购国际规则的适用客体范围的确定性相悖。二是在适用客体范围排除方面，《政府采购法》除了对涉及国家安全和秘密的采购、军事采购、利用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采购予以规定外，对其他情况的排除缺乏规定。三是政府采购的主体偏窄。如从事公用事业的交通、电力、电信等国有企业没有纳入采购单位。四是采购的客体与国际规则相比显得不宽。

3.采购方式的规定存在不足。《政府采购法》规定的采购方式包括: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国务院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其他采购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相应的适用条件。但从采购方式的选用排序来看，除对公开招标规定为政府采购的主要方式外，对其他方式的主次选用未作具体规定，为采购实体有意避让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寻求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留下潜在的操作空间。我国《投标招标法》规定的招标方式包括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与GPA规定的四种招标方式相比，选择余地小，对政府采购市场不利。

4.采购程序规定简单或缺乏规定。一是公开招标程序规定过于简单；二是对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等招标文件应载明的内容未作规定，导致招投标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三是缺乏对中标原则的一般性规定和中标的详细商业标准，可能导致采购实体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四是对采购合同授予程序规定过于简单，绝非“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一个简单条文所能解决的；五是没有投标及履约担保的规定，忽视了采购实体权益保障；六是缺乏年度招标预告程序规定，不能使供应商较早地了解政府采购信息，难以形成广泛有效的竞争。

5.质疑和投诉机制不健全。《政府采购法》也专门设立了质疑投诉程序，但与国际规则相距甚远。GPA质疑程序要求缔约方以书面形式规定一套保障供应商获得采购活动中期待利益的“非歧视的、及时、透明且有效的程序”，并由法院或其他公平、独立的审查实体来确保程序实现。《政府采购法》将质疑作为审议的前置程序，并且在中间还添加了投诉，就使得供应商对质疑不服必须先进行投诉，投诉不服方可提起诉讼，这大大延长了政府采购救济程序。同时，受理投诉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在性质上与GPA所要求设立的独立审查实体完全不同，供应商的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

6.政府采购监督机制不健全。《政府采购法》规定各级财政部门是政府采购的监管部门，《招标投标法》规定监管主体是各级发改委，造成我国政府采购监管主体不统一。此外，法律尽管赋予政府采购主管机关享有政府采购的监督检查权、集中采购机构的考核权及投诉的处理权等，但与有效履行职能的要求相比仍较窄，需要扩充和完善。

7.法律条款模糊，难以操作。《政府采购法》有多处规定模糊:一是“财政性资金”的概念及范围模糊不清；二是“国货”的概念和标准不明；三是《政府采购法》规定属于地方预算的政府采购项目，其集中采购目录由省一级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机构确定并公布，但“其授权的机构”没有明确规定，致使各地集中采购目录的管理机构不统一；四是机构概念不清，《政府采购法》对机构使用了“集中采购机构”和“采购机构”两个概念，他们的关系无法区分。

三、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思考

进一步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为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有利于国家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公务员之家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要加快制定《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配套法规。针对电子政府采购的发展，加快制定电子政府采购程序、合同管理、信息、电子认证、安全保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各地应以《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细则为主要依据，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具体办法，构建较完备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

(二)完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政策功能。一是完善政府采购竞争、公开、公平的原则。坚持竞争性原则，通过竞争，才能形成政府采购的买方市场，从而形成对政府购买更有利的竞争局面。坚持公开性原则，包括采购程序、采购标的公开，接受投标方的质疑和申诉，接受公众和监督机构的审查和监督。坚持公平性原则，促进政府采购经济、有效目标的实现。包括为所有竞争者提供均等的机会；资格预审和投标评价使用同一标准；对所有投标者提供应该提供的全部信息等。二是应更好地体现我国政府采购政策。首先，丰富优先采购本国产品的内容。其次，充分考虑未来加入GPA所带来的影响，利用GPA中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规定，逐步调整国内政府采购政策，保证在加入GPA后，既能够履行加入义务和利用GPA所带来的机遇，又能够继续实现通过政府采购扶持国内产业发展等政策功能。

(三)完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适用范围。一是完善适用主体范围。首先，完善采购单位的相关制度。界定采购单位应从资金性质和财政性资金使用的数量上进行规定，避免采购单位规避《政府采购法》。其次，从事公用事业交通、电力、电信等国有企业，其经营涉及公共利益，可借鉴国际经验纳入政府采购制度调整范围。二是扩大适用客体范围。首先，扩大我国政府采购范围。根据我国的法律，除了通过采购获得货物、工程、服务外，还可以通过征用、征收、继承等方式获得。GPA规定，政府采购客体包括任何契约方式进行的采购。《示范法》也规定，采购是指以任何方式获得货物、工程和服务。GPA和《示范法》规定的采购客体都比我国的广泛，这样的规定有利于杜绝采购单位表面上利用其他方式获得货物、工程和服务，实际上却是使用有偿方式以规避政府采购法律制度适用的做法。通过规定采购单位以任何方式获得货物、工程和服务都使用政府采购规则，来扩大采购法律制度的适用范围。其次，科学界定货物、工程和服务范围。借鉴《示范法》，将货物的附属服务归属于货物采购的制度规则之内，因为将附属于货物的服务排除在政府采购规则之外，会对采购货物的质量造成损害，也会破坏采购的效果。对于“工程”，《政府采购法》的规定与国际规则和我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都不一致，具体表现为将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排除在工程的范围之外。因此，对于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应该在重新规定工程的范围中予以完善。

(四)完善政府采购方式。采购方式对于采购目的的实现非常重要。《示范法》和《指令》的采购方式值得我国修订《政府采购法》借鉴，重点应对公开招标以外的采购方式详细规范完善，形成以公开招标为主要形式的采购机制。同时，也要针对不同采购需求，发挥其他采购方式的效用，包括电子采购、框架协议采购等采购方式。

(五)完善政府采购法律程序。借鉴国际组织政府采购法律程序规定，结合我国采购实践，构筑科学的招标程序规范体系。包括详细规定供应商资格预审程序；构建招标文件内容确定、提供、澄清和修改程序；增加年度招标预告程序；规范投标的提交、修改、撤回和担保程序；规范投标的评审程序；规范采购合同授予程序等。

(六)完善政府采购监督机制。一是统一监管主体。招标投标是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应当从立法和司法上做好《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的衔接工作，将政府采购的监管主体确定为财政部门。二是应赋予政府采购主管机关更多的监督权，包括事前审查权、特别调查权等。三是建立多层次的外部监督体系。可考虑设置三重监督机制:各级财政部门的监督，各级监察、审计的监督，社会、舆论监督。

(七)完善政府采购救济机制。《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这样就将政府采购合同纠纷纳入民事诉讼范畴，排除了行政诉讼救济。在美国，解决采购合同纠纷由政府机构内部设立的合同申诉委员会受理，且对合同申诉委员会的决定还可以请求司法审查。GPA要求成员国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对政府采购及政府采购合同纠纷进行司法审查。可见，我国行政诉讼将政府采购合同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与行政法治发展趋势不符，应将政府采购合同纠纷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同时应设立政府采购质疑、投诉独立审查机构，确保质疑、投诉程序的实现。

(八)完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立法技术。相关法律条文的含义应该明确、具体。一是建议将“财政性资金”的内涵界定为财政预算资金、纳入财政管理的其他资金，以及以财政性资金作为还款来源的借贷资金和以国有资产作担保的借贷资金。二是明确“本国货物”的概念和标准。它指在中国境内生产、且国内生产成本超过一定比例的最终产品；国内生产成本比例=(产品出厂价格-进口价格)/产品出厂价格。三是《政府采购法》规定:属于地方预算的集中采购目录由省一级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机构确定并公布，其中的“其授权的机构”需要明确规定。四是厘清《政府采购法》中“集中采购机构”和“采购机构”的概念，避免采购机构概念用语上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