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范文10篇

政府范文篇1

政府知识管理是以知识为载体，以人为中心，以信息技术为工具，以人力资本增值、流程知识创新等为导向，系统化、组织化地鉴别、获取、开发、共享、利用、存储组织内外部知识的一系列活动。

首先，知识管理是一种管理理念，属于“认知”和“精神”层次。其次，政府知识管理的施行需要其他硬件、软件因素的支持。最后，知识管理的过程是以知识为载体，这些知识在政府中有不同的分类。根据其应用范围可分为组织级、团队级和个人级；根据其种类可分为“信息资产”和“流程知识”，其中流程知识是“如何顺利完成任务”之类的细节，它存在于组织成员的头脑中。

二、政府绩效的内涵

从唯名的角度理解，政府绩效就是政府活动的“绩”与“效”之和，即“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和“获得了什么效用”，它与政府的使命、职能紧密相关。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组织绩效、流程绩效和个人绩效。个人绩效是个人工作产出与工作行为的结合；组织绩效是组织在数量、质量和效率等方面的完成情况；个人与组织绩效要靠流程来连接，流程绩效包括部门间协调、工作流程通畅、流程响应等情况及表现。

三、知识管理与政府绩效

知识管理能为政府绩效带来立竿见影的效益，如知识的共享、工作效率的提高等。另外它还将发挥长期作用，如使得基于知识共享的政府决策更加科学、透明等。以下将探讨如何实施知识管理以改进政府绩效。

1、实施知识管理，提升组织绩效

（1）重构组织战略

成功的知识管理战略，是通过那些可以带来组织变革、改进业务流程且与人力资本战略紧密联系的机制、方法、手段来实施的。一方面对组织自身使命、面临机遇、知识架构、人员结构等情况进行全面认识和把握，制定知识管理战略；另一方面通过配套机制的运行、组织资源的合理配置、知识库的建造、组织成员的培训及组织文化的引导等途径支持知识管理战略的执行。

（2）变革管理机制

知识经济时代，组织的管理必须要向以知识为中心的管理机制和组织方式转变。组织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不是其拥有的静态知识存量，而是组织促进知识有效转移、流动和共享的机制。这种机制可以使最佳的实践经验在组织内迅速扩散，使组织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得到加强。

（3）变革组织文化

知识管理的运行需要其它活动的配合，如组织文化的变革。在政府组织中，引导并建立一种认同信息、知识共享的组织文化对知识管理十分关键。组织文化作为组织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核心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组织及其成员所遵循的潜在规则和要求，其对于新事物的态度直接影响着知识共享、知识创新在组织中的应用和发展。

2、实施知识管理，提升流程绩效

（1）增进部门间协调

实施知识管理，增进部门间协调，应突出对矩阵型组织的知识管理。首先，应该改变以职能为导向的传统部门制，实行以任务为导向的矩阵型组织，强调政府的扁平化和部门间的协调。其次，还必须设计良好环境并创建一些活动，鼓励团队之间共享信息和知识，以及对未知知识的探索与发掘。由于大多“流程知识”就产生于这样的活动中，因此要注意对其进行发现及存储并作为集体财产共享。

（2）促进流程创新

现代政府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知识管理的实施要借助信息技术的应用为政府流程创新提供便利。一方面要打破政府组织内部的职能结构，促进了在各种环境下信息、知识的共享和交流；另一方面，要促进政府部门间的协同办公。因此政府知识管理的实施又可以看成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通过重组政府部门，完善公共服务流程，增加全员参与的途径，为公众提供快捷优质的服务。

3、实施知识管理，提升个人绩效

（1）促进智力资本增值。21世纪最重要的是“人才”，实施知识管理，应以人为本，注重对人的培养及其素质的提高。人力资本的开发、增值应纳入政府知识管理实施的战略规划中。

政府范文篇2

立，而政府干预的完美无缺同样也仅仅与“理想的政府”相联系。也就是说，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内在的缺陷和失灵、失败的客观可能，关键是寻求经济及社会发展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最佳结合点，使得政府干预在匡正和纠补市场失灵的同时，避免和克服政府失灵，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市场失灵使政府的积极干预成为必要

西方发达国家及一批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历程和政府职能的演化轨迹表明，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有其能，也有其不能。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是经济利益的刺激性。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形成～种强劲的动力，它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场决策的灵活性。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分散决策结构，对供求的变化能及时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较快地实现供需平衡，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决策的效率。三是市场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资源要求充分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而以价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结构能够使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简单、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此外，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还有利于避免和减少直接行政控制下的低效和腐败等。但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有其局限性，其功能缺陷是固有的，光靠市场自身是难以克服的，完全摒弃政府干预的市场调节会使其缺陷大于优势，导致“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因而必须借助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力量——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纠补市场失灵。

（－）市场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稳定协调的发展

市场调节实现的经济均衡是一种事后调节并通过分散决策而完成的均衡，它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由此产生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经济总量的失衡。在粮食生产、牲畜养殖等生产周期较长的产业部门更会发生典型的“蛛网波动”。此外，市场经济中个人的理性选择在个别产业、个别市场中可以有效地调节供求关系，但个人的理性选择的综合效果却可能导致集体性的非理性行为，如当经济发生通货膨胀时，作为理性的个人自然会作出理性的选择——增加支出购买商品，而每个人的理性选择所产生的效果便是集体的非理性选择

——维持乃至加剧通货膨胀；同样，经济萧条时，也会因每个个体的理性选择——减少支出而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行为——维持乃至加剧经济萧条。再者，市场主体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了谋求最大的利润，往往把资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风险小的产业，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这就需要政府运用计划，利用财政、货币、信贷、汇率、优惠、制裁等政策措施。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特别是采取“相机抉择”的宏观调节政策，适时改变市场运行的变量和参数，以减少经济波动的幅度和频率，同时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发展计划和产业政策，对若干重要领域进行投资来引导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与经济总量平衡。

（二）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最终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垄断

因为生产的边际成本决定市场价格，生产成本的水平使市场主体在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同地位，进而导致某些处于有利形势的企业逐渐占据垄断地位。同时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一些市场主体往往通过联合、合并、兼并的手段，形成对市场的垄断，从而导致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使其不能发挥自发而有效的调控功能，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um）即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也就成为纯粹的假设，因此垄断被视为市场经济的“阿基里斯之题”。这就需要政府充当公益人，对市场主体的竞争予以适当的引导、限制，如制定反垄断法或反托拉斯法、价格管制、控制垄断程度等。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百年来的经验教训多有可供我们借鉴之处。这对市场秩序不健全、转轨中的经济体制还带有某些行政垄断痕迹的我国来说，政府对于促进市场发育和建立市场公平竞争程序负有更加重大的责任。这突出表现在政府应立足制度创新，尽快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的规范体系和政策框架，加颁行全国性的反垄断法（近期北京、上海等地已先后制定出一批地方性的反垄断法规）与已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相配套，防止可能发生的并遏止已经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垄断。[NextPage]

（三）市场机制无法补偿和纠正经济外在效应

所谓外在效应（externality），按照经济学家贝格、费舍尔等人的看法，是指“单个的生产决策或消费决策直接地影响了他人的生产或消费，其过程不是通过市场”。也就是说，外在效应是独立于市场机制之外的客观存在，它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自动消弱或消除，往往需要借助市场机制之外的力量予以校正和弥补。显然，经济外在效应意味着有些市场主体可以无偿地取得外部经济性（external－economies），而有些当事人蒙受外部不经济性（externaldiseconmies）造成的损失却得不到补偿。前者常见于经济生活中的“搭便车”（freeride）现象，即消费公共教育、公用基础设施、国防建设等公共产品（publicgoods）而不分担其成本，后者如工厂排放污染物会对附近居民或者企业造成损失，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来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司空见惯的随处抽烟等。这类外在效应和搭便车一般不可能通过市场价格表现出来，当然也就无法通过市场交换的途径加以纠正。通过意识形态信念和道德教育固然能够使之弱化，但作用毕竟有限。只有通过国家税收或补贴政策或行政管制如特定的排污标准及征收污染费以及在公共场所不准吸烟等规定，使外部效应内在化，最大限度地减轻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过程的外在效应，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四）市场机制无力于组织与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

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车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如公共设施、环境保护、文化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外交、国防等。正是因为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它性和非对抗性特征，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的减少，于是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费。这样一方面公共产品的供给固然需要成本，这种费用理应由受益者分摊，但

另一方面，“它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策谁来得到它”，即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经形成，就无法排斥不为其付费的消费者，于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如前所述的经济外在世以及由此而出现的“搭便车者”。更严重的是．既然若此，人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坐享其成，其结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产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就不能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就需要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组织和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并对其使用进行监管。

（五）市场分配机制会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

一般说来．市场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自动带来社会分配结构的均衡和公正。奉行等价交换、公平竞争原则的市场分配机制却由于各地区、各部门（行业）、各单位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人的自然禀赋、教养素质及其所处社会骤条件的不同，造成其收入水平的差别，产生事实上学的不平等，而竞争规律往往具有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财富越来越集中的“马太效应”，导致收入在贫富之间、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此外，市场调节本身不能保障充分就业，而失业现象更加剧了贫富悬殊，这对经济持续增长是个极大的出协：少数巨富控制经济命脉；潜在的资金外流；众多的贫困者导致社会总消费的不足，从而市场难以发育等等。更严重的是，过度的贫富分化“不仅削弱了社会的内聚力，而且培养了不公正，因而不可避免地破坏了维系社会的政治纽带。民众……进而可能要求发生激烈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动”。经济比较落后、收入偏低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可能会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

（六）市场不能自发界定市场主体的产权边界和利益分界，实现经济秩序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个人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各种经济行为的方式及其目的的实现固然受到市场各种变量（原材料成本、价格、可用的劳动力、供求状况等）的支配，并且这些变量以其特有的规律（即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自发形成的市场运行规律，亦即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它通过主体的独立意志、自由选择、平等互利等一系列市场原则表现出来。）调整着他们的行为，自发地实现着某种程度的经济秩序；但是作为经济人以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又总是在密切、广泛、复杂、细致的经济联系中进行竞争，产生利益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事人自己以及市场本身否具备划分市场主体产权边界和利益界限的机制，更不具备化解冲突的能力。这就需要以社会公共权力为后盾的政府充当仲裁人，设定体现和保障市场原则的“游戏规划”，即以政策或法律的形式明晰界定和保护产权关系的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保证市场交易的效率和公正性。再进一步地说，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残酷性容易诱发人们铤而走险，产生非法侵犯他人权益的犯罪行为，扰乱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对此，市场主体更是无能为力。只有政府运用国家暴力作后盾才能防止和打击[NextPage]

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如通过资格认定、行政许可等制度预防经济违法犯罪的发生，并严格依法查处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确保市场机制运行的基本秩序及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此外，在制定适当的对外政策，争取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开拓本国商品市场和吸引外资，保护本国总体的和长远的经济利益等方面，政府无疑也具有市场所无法承担的而又为现代市场经济良性运行所必需的功能。

上述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失灵，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让出了空间，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所说；“当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市场来组织一个复杂的大型经济。问题是，市场既无心脏，也无头脑，它没有良心，也不会思考，没有什么顾忌。所以。要通过政府制定政策，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因此，“现代经济是市场和政府税收、支出和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混合体”。

二、政府失灵又决定了政府干预必须适度、有效

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基本依据，但是，政府干预也非万能，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governmentfailure）的可能性，用林德布洛姆的话说就是政府‘识有粗大的拇指，而无其他手指”。政府失灵一方面表现为政府的无效干预，即政府宏观调控的范围和力度不足或方式选择失当，不能够弥补“市场失灵”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比如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力．缺乏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和措施，对基础设施、公共产品投资不足，政策工具选择上失当，不能正确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等，结果也就不能弥补和纠正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政府的过度干预，即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超过了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预的方向不对路，形式选择失当，比如不合理的限制性规章制度过多过细，公共产品生产的比重过大，公共设施超前过度；对各种政策工具选择及搭配不适当，过多地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预市场内部运行秩序，结果非但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反而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

那么，为什么政府干预会失灵呢？或者说，导致政府失灵的根源是什么？

（一）政府干预的公正性并非必然。政府干预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它应该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化身对市场运行进行公正无私的调控，公共选择学派把政府官员视作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这一假设，固然有失之偏颇之处，但现实中的政府的确不总是那么高尚，政府机构谋求内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谓“内在效应”（interalities）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金元”政治中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在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政府机构的“内在效应”可能性，在实践中，少数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更时有发生。政府部门这种追求私利的“内在效应”必然极大地影响政府干预下的资源配置的优化，如同外在效应成为市场失灵的一个原因一样，“内在效应”则市政府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二）政府某些干预行为的效率较低。与市场机制不同，政府干预首先具有不以直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直接干预的领域往往是那些投资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产品，其供给一般是以非价格为特征的，即政府不能通过明确价格的交换从供给对象那里直接收取费用，而主要是依靠财政支出维持其生产和经营，很难计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驱动。

其次，政府干预还具有垄断性。政府所处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国防、警察、消防、公路）的垄断供给者的地位”决定着只有政府才拥有从外部对市场的整体运行进行干预或调控的职能和权力。这种没有竞争的垄断极易使政府丧失对效率、效益的追求。最后，政府干预还需要具有高度的协调性。政府实施调控的组织体系是由政府众多机构或部门构成的，这些机构部门间的职权划分、协调配合、部门观点，都影响着调控体系的运转效率。[NextPage]

（三）政府干预易引发政府规模的膨胀。政府要承担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职能，包括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等等，自然需要履行这一职能的相应机构和人员。柏林大学教授阿道夫·瓦格纳早在19世纪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种天然的扩张倾向，特别是其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公共部门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它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公共活动递增的瓦格纳定律”。政府的这种内在扩张性与社会对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更相契合，极易导致政府干预职能扩展和强化及其机构和人员的增长，由此而造成越来越大的预算规模和财政赤字，成为政府干预的昂贵成本。

（四）政府干预为寻租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寻租是个人或团体为了争取自身经济利益而对政府决策或政府施加影响，以争取有利于自身的再分配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即不增加任何社会财富和福利），如企业通过合法特别是非法的形式向政府争取优惠特惠，通过寻求政府对现有干预政策的改变而获得政府特许或其他政治庇护，垄断性地使用某种市场紧缺物资等。在这种情况下，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极有可能“受非法提供的金钱或其他报酬引诱，做出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从而损害公众和公众利益的行为”。可见寻租因政府干预成为可能（政府干预因此被称为“租之母腹”），又必然因这种干预的过度且缺乏规范和监督而成为现实。其主要危害在于“不仅使生产经营者提高经济效率的动力消失，而且还极易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地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大经济中的交易费用。”从而成为政府干预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政府范文篇3

立，而政府干预的完美无缺同样也仅仅与“理想的政府”相联系。也就是说，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内在的缺陷和失灵、失败的客观可能，关键是寻求经济及社会发展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最佳结合点，使得政府干预在匡正和纠补市场失灵的同时，避免和克服政府失灵，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市场失灵使政府的积极干预成为必要

西方发达国家及一批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历程和政府职能的演化轨迹表明，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有其能，也有其不能。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是经济利益的刺激性。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形成～种强劲的动力，它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场决策的灵活性。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分散决策结构，对供求的变化能及时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较快地实现供需平衡，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决策的效率。三是市场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资源要求充分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而以价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结构能够使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简单、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此外，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还有利于避免和减少直接行政控制下的低效和腐败等。但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有其局限性，其功能缺陷是固有的，光靠市场自身是难以克服的，完全摒弃政府干预的市场调节会使其缺陷大于优势，导致“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因而必须借助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力量——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纠补市场失灵。

（－）市场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稳定协调的发展

市场调节实现的经济均衡是一种事后调节并通过分散决策而完成的均衡，它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由此产生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经济总量的失衡。在粮食生产、牲畜养殖等生产周期较长的产业部门更会发生典型的“蛛网波动”。此外，市场经济中个人的理性选择在个别产业、个别市场中可以有效地调节供求关系，但个人的理性选择的综合效果却可能导致集体性的非理性行为，如当经济发生通货膨胀时，作为理性的个人自然会作出理性的选择——增加支出购买商品，而每个人的理性选择所产生的效果便是集体的非理性选择

——维持乃至加剧通货膨胀；同样，经济萧条时，也会因每个个体的理性选择——减少支出而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行为——维持乃至加剧经济萧条。再者，市场主体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了谋求最大的利润，往往把资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风险小的产业，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这就需要政府运用计划，利用财政、货币、信贷、汇率、优惠、制裁等政策措施。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特别是采取“相机抉择”的宏观调节政策，适时改变市场运行的变量和参数，以减少经济波动的幅度和频率，同时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发展计划和产业政策，对若干重要领域进行投资来引导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与经济总量平衡。

（二）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最终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垄断

因为生产的边际成本决定市场价格，生产成本的水平使市场主体在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同地位，进而导致某些处于有利形势的企业逐渐占据垄断地位。同时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一些市场主体往往通过联合、合并、兼并的手段，形成对市场的垄断，从而导致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使其不能发挥自发而有效的调控功能，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um）即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也就成为纯粹的假设，因此垄断被视为市场经济的“阿基里斯之题”。这就需要政府充当公益人，对市场主体的竞争予以适当的引导、限制，如制定反垄断法或反托拉斯法、价格管制、控制垄断程度等。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百年来的经验教训多有可供我们借鉴之处。这对市场秩序不健全、转轨中的经济体制还带有某些行政垄断痕迹的我国来说，政府对于促进市场发育和建立市场公平竞争程序负有更加重大的责任。这突出表现在政府应立足制度创新，尽快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的规范体系和政策框架，加颁行全国性的反垄断法（近期北京、上海等地已先后制定出一批地方性的反垄断法规）与已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相配套，防止可能发生的并遏止已经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垄断。

（三）市场机制无法补偿和纠正经济外在效应

所谓外在效应（externality），按照经济学家贝格、费舍尔等人的看法，是指“单个的生产决策或消费决策直接地影响了他人的生产或消费，其过程不是通过市场”。也就是说，外在效应是独立于市场机制之外的客观存在，它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自动消弱或消除，往往需要借助市场机制之外的力量予以校正和弥补。显然，经济外在效应意味着有些市场主体可以无偿地取得外部经济性（external－economies），而有些当事人蒙受外部不经济性（externaldiseconmies）造成的损失却得不到补偿。前者常见于经济生活中的“搭便车”（freeride）现象，即消费公共教育、公用基础设施、国防建设等公共产品（publicgoods）而不分担其成本，后者如工厂排放污染物会对附近居民或者企业造成损失，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来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司空见惯的随处抽烟等。这类外在效应和搭便车一般不可能通过市场价格表现出来，当然也就无法通过市场交换的途径加以纠正。通过意识形态信念和道德教育固然能够使之弱化，但作用毕竟有限。只有通过国家税收或补贴政策或行政管制如特定的排污标准及征收污染费以及在公共场所不准吸烟等规定，使外部效应内在化，最大限度地减轻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过程的外在效应，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四）市场机制无力于组织与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

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车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如公共设施、环境保护、文化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外交、国防等。正是因为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它性和非对抗性特征，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的减少，于是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费。这样一方面公共产品的供给固然需要成本，这种费用理应由受益者分摊，但

另一方面，“它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策谁来得到它”，即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经形成，就无法排斥不为其付费的消费者，于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如前所述的经济外在世以及由此而出现的“搭便车者”。更严重的是．既然若此，人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坐享其成，其结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产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就不能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就需要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组织和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并对其使用进行监管。

（五）市场分配机制会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

一般说来．市场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自动带来社会分配结构的均衡和公正。奉行等价交换、公平竞争原则的市场分配机制却由于各地区、各部门（行业）、各单位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人的自然禀赋、教养素质及其所处社会骤条件的不同，造成其收入水平的差别，产生事实上学的不平等，而竞争规律往往具有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财富越来越集中的“马太效应”，导致收入在贫富之间、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此外，市场调节本身不能保障充分就业，而失业现象更加剧了贫富悬殊，这对经济持续增长是个极大的出协：少数巨富控制经济命脉；潜在的资金外流；众多的贫困者导致社会总消费的不足，从而市场难以发育等等。更严重的是，过度的贫富分化“不仅削弱了社会的内聚力，而且培养了不公正，因而不可避免地破坏了维系社会的政治纽带。民众……进而可能要求发生激烈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动”。经济比较落后、收入偏低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可能会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

（六）市场不能自发界定市场主体的产权边界和利益分界，实现经济秩序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个人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各种经济行为的方式及其目的的实现固然受到市场各种变量（原材料成本、价格、可用的劳动力、供求状况等）的支配，并且这些变量以其特有的规律（即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自发形成的市场运行规律，亦即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它通过主体的独立意志、自由选择、平等互利等一系列市场原则表现出来。）调整着他们的行为，自发地实现着某种程度的经济秩序；但是作为经济人以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又总是在密切、广泛、复杂、细致的经济联系中进行竞争，产生利益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事人自己以及市场本身否具备划分市场主体产权边界和利益界限的机制，更不具备化解冲突的能力。这就需要以社会公共权力为后盾的政府充当仲裁人，设定体现和保障市场原则的“游戏规划”，即以政策或法律的形式明晰界定和保护产权关系的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保证市场交易的效率和公正性。再进一步地说，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残酷性容易诱发人们铤而走险，产生非法侵犯他人权益的犯罪行为，扰乱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对此，市场主体更是无能为力。只有政府运用国家暴力作后盾才能防止和打击

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如通过资格认定、行政许可等制度预防经济违法犯罪的发生，并严格依法查处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确保市场机制运行的基本秩序及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此外，在制定适当的对外政策，争取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开拓本国商品市场和吸引外资，保护本国总体的和长远的经济利益等方面，政府无疑也具有市场所无法承担的而又为现代市场经济良性运行所必需的功能。

上述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失灵，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让出了空间，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所说；“当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市场来组织一个复杂的大型经济。问题是，市场既无心脏，也无头脑，它没有良心，也不会思考，没有什么顾忌。所以。要通过政府制定政策，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因此，“现代经济是市场和政府税收、支出和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混合体”。

二、政府失灵又决定了政府干预必须适度、有效

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基本依据，但是，政府干预也非万能，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governmentfailure）的可能性，用林德布洛姆的话说就是政府‘识有粗大的拇指，而无其他手指”。政府失灵一方面表现为政府的无效干预，即政府宏观调控的范围和力度不足或方式选择失当，不能够弥补“市场失灵”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比如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力．缺乏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和措施，对基础设施、公共产品投资不足，政策工具选择上失当，不能正确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等，结果也就不能弥补和纠正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政府的过度干预，即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超过了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预的方向不对路，形式选择失当，比如不合理的限制性规章制度过多过细，公共产品生产的比重过大，公共设施超前过度；对各种政策工具选择及搭配不适当，过多地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预市场内部运行秩序，结果非但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反而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

那么，为什么政府干预会失灵呢？或者说，导致政府失灵的根源是什么？

（一）政府干预的公正性并非必然。政府干预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它应该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化身对市场运行进行公正无私的调控，公共选择学派把政府官员视作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这一假设，固然有失之偏颇之处，但现实中的政府的确不总是那么高尚，政府机构谋求内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谓“内在效应”（interalities）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金元”政治中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在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政府机构的“内在效应”可能性，在实践中，少数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更时有发生。政府部门这种追求私利的“内在效应”必然极大地影响政府干预下的资源配置的优化，如同外在效应成为市场失灵的一个原因一样，“内在效应”则市政府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二）政府某些干预行为的效率较低。与市场机制不同，政府干预首先具有不以直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直接干预的领域往往是那些投资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产品，其供给一般是以非价格为特征的，即政府不能通过明确价格的交换从供给对象那里直接收取费用，而主要是依靠财政支出维持其生产和经营，很难计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驱动。

其次，政府干预还具有垄断性。政府所处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国防、警察、消防、公路）的垄断供给者的地位”决定着只有政府才拥有从外部对市场的整体运行进行干预或调控的职能和权力。这种没有竞争的垄断极易使政府丧失对效率、效益的追求。最后，政府干预还需要具有高度的协调性。政府实施调控的组织体系是由政府众多机构或部门构成的，这些机构部门间的职权划分、协调配合、部门观点，都影响着调控体系的运转效率。

（三）政府干预易引发政府规模的膨胀。政府要承担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职能，包括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等等，自然需要履行这一职能的相应机构和人员。柏林大学教授阿道夫·瓦格纳早在19世纪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种天然的扩张倾向，特别是其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公共部门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它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公共活动递增的瓦格纳定律”。政府的这种内在扩张性与社会对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更相契合，极易导致政府干预职能扩展和强化及其机构和人员的增长，由此而造成越来越大的预算规模和财政赤字，成为政府干预的昂贵成本。

（四）政府干预为寻租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寻租是个人或团体为了争取自身经济利益而对政府决策或政府施加影响，以争取有利于自身的再分配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即不增加任何社会财富和福利），如企业通过合法特别是非法的形式向政府争取优惠特惠，通过寻求政府对现有干预政策的改变而获得政府特许或其他政治庇护，垄断性地使用某种市场紧缺物资等。在这种情况下，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极有可能“受非法提供的金钱或其他报酬引诱，做出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从而损害公众和公众利益的行为”。可见寻租因政府干预成为可能（政府干预因此被称为“租之母腹”），又必然因这种干预的过度且缺乏规范和监督而成为现实。其主要危害在于“不仅使生产经营者提高经济效率的动力消失，而且还极易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地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大经济中的交易费用。”从而成为政府干预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政府范文篇4

关键词：政府信用信用失范政府自觉政府文明

信用（credit），从一般意义上讲，指的是信守规则、遵守诺言、实践成约。孔子特别强调“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认为“人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于是信用作为公共伦理范式成为安身立命之本、社会交往准则、国家治理指南。而政府信用（governmentalcredit）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一个主要内容也同样强调言行的客观后果，考量政府行为对公众和社会的影响，同时又不得不顾及公众和社会对其看法和态度。政府信用需要政府的自觉，政府的良知与行为自主性能够提高政府能力、克服信任危机和提升政府形象。

一

关于什么是政府信用，目前学术界尚无明确的定义。政府信用与企业信用、个人信用相比，其内涵和外延都有不同。但政府信用的主体是政府，因此，就其主体本身而言，政府信用就是指政府及其部门作为公共权力机构或公共权力的者信守规则、遵守诺言、实践践约。同时，就政府的客体或对象来说，政府信用是社会组织、民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它是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映。［1］政府信用体现的是政府的德性，是政府的“言”与政府的“行”的有机统一，是政府的“自利性”屈从于“公共性”的必然要求，是政府的“主观”言行与社会的“客观”评价的和谐一致。

政府信用具有公共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示范意识，这些意识反映了政府信用具有公共性、规则性、责任性和示范性的特点。

——公共性。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者，必须为公众着想、为公众服务，必须体现公正、维护公平、服务公开，必须立足于公共领域基础之上反应公意、“公而忘私”。政府信用体现在公共事务管理当中就要求抛开政府官员的自利动机，一心一意为公众服务，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公共产品、维护公共利益，因此，政府信用体现的就是一种公共意识。

——规则性。政府作为公共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他首先必须身体力行，遵守法律规则和道德规则，恪守规则的愿望和意志，因为规则对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一视同仁。政府信用要求公共行为规则制定明确，特别是合乎规则的行为与违背规则的行为之间的界限必须明确，同时也必须明确外在的道德制裁机制，使得诚信之德产生约束力，因此，政府信用意识就是一种规则意识。

——责任性。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要勇于承担责任、要善于维护责任，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是懦弱的政府、是无所作为的政府。政府信用要求有能力、有责任为公众谋求福祉，兑现承诺，敢于对公共决策失误负责，因此，政府信用意识就是一种责任意识。

——示范性。政府作为社会公众观念与行为的指导者，作为国家管理的实体存在，其言行对于全社会来说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符号意义，“上梁不正下梁歪”，政府守信程度影响公众的守信程度，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的主要量标，因此，政府信用意识就是一种示范意识。

政府信用强调处理好与公众、企业、市场、社会等若干公共关系，建立良佳的行政生态或政治生态，从而树立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同时，政府的公信力也体现于这些公共关系当中，并由这些公共关系反映出来。

——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政府是公众的代言人、公众利益的分配者和维护者，公众是政府政策的动员者和实践者，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是“舟水”关系、“鱼水”关系还是“油水”关系、“水火”关系将说明政府的合法性程度［2］(P82)，政府公共政策的供给和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提供状况将反映政府的信用水平和公众的满意程度。由此可知，政府及其官员是公众的“勤务员”，政府信用状况影响政府与公众的关系。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企业是两个独立的平等主体，他们在经济领域的分工体现为间接生产领域和直接生产领域、垄断型领域和非垄断型领域、公共型领域和非公共型领域的分工，政府表现为宏观经济领域的主体地位，企业表现为微观经济领域的主体地位，政府为企业安排经济运行制度和引导企业发展方向，企业为政府提供有利的财政支持和微观经济运行状况。由此可知，政府是企业的“引航员”，政府的信用水平影响企业的信用程度，企业的信用状况反映政府的信用质量。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切经济活动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市场关系之中，市场机制是配置生产要素和分配经济利益的基本运行机制，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或公共服务的提供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市场，同时，政府既可以抑制或代替市场的功能，也可以扩张或补充市场的作用，也就是说，政府对于市场起着宏观调控的功用，如果说市场是交通要道，那么政府就是红绿灯。由此可知，政府是市场的“掌舵者”，政府的信用程度决定市场的信用水平。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其他要素的关系诸如政府与社区、政府与媒介、政府与国际关系等等，这些关系无不体现信用关系在他们之间的作用，比如政府信用影响社区公共服务的质量，政府信用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反映和测度的，政府信用影响国际形象……由此可知，政府是社会的“中流柱”，政府的信用效应能够创造社会信用环境。

综上所述，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基础和源头，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政府信用的水平决定着个人信用和企业信用的程度，政府信用是个人信用、企业信用和社会信用的灵魂和核心。政府信用是政治文明的要求和反映，是政府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主要维度。

二

无可否认，由于政府在社会生活当中居于强势和支配地位，政府的政治强权、经济强势、信息优势不可避免地存在，因而政府的主观随意性自然而然地出现，偏好行政、随意行政、政府不可治理性随之产生，信用缺失、信用贫困、信用滥用、信用危机也就伴生了。这些现象我们可以谓之为政府的“信用失范”（creditanomie）。我们认为，政府信用失范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国家法律的践踏。某些政府官员知法犯法、执法犯法，致使社会当中弥漫着一种十分浓重的不信任法律倾向。虽然法律制定当中存在着前瞻性不足、操作性不强、规范性不够等弊端，但是立法机制比较健全、立法形式较为完备，主要的问题是当前的执法基础相当脆弱，因而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导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后果，政府的法律信用大打折扣，司法公正遭到质疑；

——公共政策的扭曲。在公共政策的执行当中存在大量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政策博弈现象，诸如“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替换性执行、“曲解政策、为我所用”——选择性执行、“软拖硬抗、据不服从”——象征性执行、“搞土政策”——附加性执行等［3］(P298-299)。于是，在执行过程中公共政策低信任度运行，需要高昂的交易成本去维系，执行责任的不明确性和隐匿性，使得公共政策归于失效或失败，公众对于公共政策缺乏信任度；

——政府职能的滥用。一些政府机构不恰当地介入经济活动，搞不清哪些是政府部门的“有所为”，哪些是政府部门的“有所不为”，该管的没管，不该管的在管。

在一些地方老百姓的心目中，政府部门的职能就是“开开会、收收税、调调胃、搓搓背”。政府机构膨胀、冗员充斥，“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行政效率低下，政府形象受损严重，乃至政府信用荡然无存；

——官员权力的异化。由于某些政府官员自利动机的存在，使得生活中产生大量的寻租（rentseeking）活动，不断进行着创租（rentcreation）和抽租（rentextraction）。一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金钱的诱惑，把手中的权力当作交易的筹码，进行权钱交易，“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也难办事”的不正常现象随处可见。除了权钱交易之外，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权学交易等也大量存在。同时，掺水数字、“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虚假官宦作风也极大地损害了政府形象。

从类型学和发生学的视角来看，政府信用的失范可以划分为客观型信用失范和主观型信用失范。客观型信用失范又可划分为能力变故型信用失范和条件变故型信用失范。能力变故型信用失范主要由于政府所遇到一些不可抗力因素，如自然灾害、战争等，导致政府履约能力的完全丧失；条件变故型信用失范则是由于包括政府客体如公众的素养与能力未能兑现而导致政府失约。主观型信用失范也可以划分为随意型信用失范和故意型信用失范。随意型信用失范表现为政府的随意性行政行为，包括政府行政的不作为、行政裁量权的放大、政府官员的草率行为，不考虑自身的能力和受限条件，轻率许诺，最后因许诺的责任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而不能践约；故意型信用失范则是政府无视法律权威、契约规则和自身信誉，利用手中权力和信息不对称性故意践踏规约、恶意损人、欺上瞒下等。实际上，在政治生活中政府信用的失范主要表现为主观型信用失范，上述几种信用失范表现和本文所讨论的话题也主要针对这种随意型信用失范和故意型信用失范。

那么，政府信用失范现象存在的根源是什么呢？或者说，是哪些因素造成了政府信用的失范呢？敝人认为，政府的强势性、官员的自利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地方利益的可保护性、道德资源的短缺性、制度供给的不足性等方面原因是导致政府信用失范的主要根源。

——政府的强势性。政府始终居于社会的支配地位，享有各个方面的优先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等方面，也享有国家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的制导权，政府及其部门的监督显得极其脆弱，因而有些地方政府随意行政、出尔反尔、办事拖拉、推诿扯皮、不负责任就不足为怪了。政府政策的随机性越大，变化越大，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就越低。如果政府都可以说话不算数、言行不一致，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信用危机的恶性循环中。

——官员的自利性。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政府官员是理性的自利者，也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出于“经济人”的本性，政府官员的获利通过“创租”和“抽租”的方式实现。“创租”就是创设人为的稀缺性而诱使私人或企业向他们“进贡”；“抽租”就是故意提出某项会使私人或企业利益受损的政策作为威胁而迫使他们割让一部分既得利益给予政府官员。官员创租和抽租的存在，促进了寻租活动的普遍性和经常性，政府信用大为降低乃至沦为政府失败。

——信息的不对称性。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在质量、性能等方面享有充分的信息优势，而公众作为消费者处于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状态。由于公众本身所拥有的知识、信息相当有限，加之虚假失真信息泛滥，这样就会怀疑政府所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真实性。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复杂的领域，比如金融保险、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等，存在严重的信息鸿沟(informationgaps)和知识差距(knowledgegaps)。这种不对称最终导致信用危机的出现，致使社会交易成本增高和交易链的中断。

——地方利益的可保护性。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之间存在着某些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都可能因为在利益总量当中争取更大的份额而产生利益冲突。一些地方由于自身利益的驱使对国家政策产生对抗性反应，甚至制定了与中央政策相悖的“土政策”。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后果造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拉锯，公共政策文本及其执行的不一致性在公众心目当中形成了政府信用滥用的映象。事实证明，地方保护不但危害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也损害了地方政府的信誉。

——道德资源的短缺性。诚信应该是公共伦理的道德底线，是每个公民的道德守则，特别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显得尤为重要。但传统的“农本商末”、“无奸不商”、“无商不奸”、“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等非理性教条仍然残留于一些人头脑当中，对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的信用危机亦隐性地存留着。同时，由于诚信教育的缺席和某些政府官员本身的职业道德素养存在问题，禁不起各种诱惑，不能做到荣辱不惊、富贵不淫，因而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政府的信用形象受到损害。

——制度供给的不足性。当下中国的制度建设存在两大“软肋”：一是制度短缺即制度供给不足；二是制度执行失范。在信用制度建设方面，完善的信用管理法律制度、完备的信用信息披露制度、公正的信用评估体系、有效的信用监督惩戒机制等等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如果守信者和失信者享受“同等待遇”，那就会出现如古典经济学所言的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种集体行动的困境（thediemmaofcollectiveaction）［4］将会使公众“人人自危”、信用环境恶化，政府信用失范也在所难免。

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系统的核心和支柱，政府应该是遵守公共伦理的典范和表率。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如果政府部门和官员政策多变、信口开河、言行不一、政府采购合同随意变更，将加速信用体系的崩溃，加大信用制度建设的难度。［5］(P241)所以，有人说“中国最大的信用危机是政府信用危机”不无道理。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也认为，政府的非理性行为导致信用危机危害极大。他指出，一些地方政府不恰当地介入经济活动，自己给自己担保，最后说不管就不管；政府项目批了，但资金迟迟不按合同约定投入，而是钓银行或者外来投资者的钱；一些政府招商引资时热情周到，开出许多优惠条件，但等投资者资金到位后，却不兑现承诺甚至搞起吃、拿、卡、要的不光彩行为；政府政策没有连续性，说变就变，一个普遍的问题是“新官不理旧事”，今天张三当政搞张三的，明天李四当政又搞自己的一套，老百姓戏称，看看政府门前的牡丹变月季，就知道领导人换了，实行的总是否定再否定，一届政府一朝政策，常常是重打锣鼓再开张，影响政府的形象，对整个社会信用问题的负面影响极大。［6］在一个政府信用失范的社会，不可能建立起诚信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实现政府的有效职能，不可能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不可能建构政府文明和政治文明。

三

当下，中国的政府信用文明建设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市场经济的挑战。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面对市场政府要转变职能，对付信用危机必须尽快加大建立信用制度的力度和改革步伐；二是加入WTO的挑战。WTO的原则和透明条款要求政府服务化、绩效化、法治化，所建立的政府信用系统必须与国际接轨；三是信息时代的挑战。网络化、信息化要求政府必须建立电子政务，实行“一站式”服务、“窗口式”服务（“政务超市”），政府信用信息化、透明化、规范化。面对三大挑战及其要求，政府信用建设必须加强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而在目前政府主导型的体制形态下，政府的自律——道德建设和他律——制度建设显然需要依靠政府的行为自主性——政府自觉。

政府自觉是指政府有目的、有计划的行政意识、行政活动或行政作为，是政府认识并掌握行政规律、了解并熟悉公众现实和社会实践、能预见其行为后果的意识状态和行为过程。“政府自觉”概念的提出缘于公共管理学者乔耀章教授根据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概念而引申。费孝通先生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一文中明确提出“文化自觉”概念。费老认为“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他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7]乔耀章先生在《政府创新与政府自觉》一文中引申了“政府自觉”概念。乔先生认为，政府创新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对社会、国情发展规律能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的大小及其作用力的方向，取决于政府创新是自发还是自觉的及其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程度。所谓“自觉”是指人们认识并掌握一定客观规律时的一种活动，这是人们有计划的有远大目的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们一般能预见其活动的后果。［8］

政府创新需要政府自觉，同样，政府信用建设也需要政府自觉。以上分析可知，政府信用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市场经济、WTO、信息时代的挑战，政府信用建设需要使可能的“政府自觉”成为现实的“政府自觉”，需要在道德和制度两个方面采取政府推动型建设。

——加强政府信用道德建设，培养政府官员的诚信意识。政府要把“恪守信用”、“诚信为本”作为社会道德建设的基础工程来抓，把讲信用作为公共伦理的底线。要使公民做到诚实守信，政府首先要做到诚信。政府行政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良好的政府信用道德就不可能形成良好的行政作风，也不可能出现良好的政府行为。政府信用道德要求强调服务的理念、绩效的理念、伦理的自主性、公共精神、责任意识，要求行政机关和政府官员处理好权力与权位的关系，要求在思想、言论、行动、决策上对公众高度负责，忠实履行岗位职责，遵守行政伦理，不要被“自利性”淹没了“公共性”，树立良好的公仆形象和良好的政府信用形象，从而建构“道德型政府”。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新公共管理（NPM）要求公共管理的方向是从“政府主导型”转变为“社会主导型”，传统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注定会渐显极限，“多中心治道”（polycentricgovernance）的社会自治型模式会走向前台，为此政府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两大趋势［9］不可避免。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与加入WTO后的需要，必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要精简机构和人员、改革行政审批体制、推行电子政务、建立行政听证制度、实现行政程序公开等等。政府自身并非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着重要“为经济建设服务”，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经济行为的直接介入，政府的角色须转变为市场经济和社会公众的“裁判员”和“服务员”，从而建构“服务型政府”。

——强调依法行政，实施政府行为法定化。从法治的角度看，政府行为过程也是政府管彻、落实国家法律、法规的过程。要加强政府信用建设，必须实施政府行为法定化、改进行政执法作风、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努力实现依法行政。深圳市政府决定用3－5年时间完成政府机构和行政行为的“九个法定化”工作，包括政府机构组织、职能、编制法定化、行政程序法定化、行政审批法定化、行政收费法定化、行政处罚法定化、政府招标法定化、政府投资行为法定化、行政执法责任法定化、政府内部管理法定化等。［10］这样把权力、利益、责任、监督等各方面协调统一起来，明确权力与利益的边界，可以有效制止行政的随意性，也可以有效地克服政府权力部门化、政府权力地方化、地方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等不良现象，从而建构“法治型政府”。

——推行电子政务，开展政务公开和阳光行政。要加强政府信用建设，必须大力推行政务公开，要公开政府的行政内容和行政程序。行政内容的公开包括政府的职权范围、资格条件、办事标准、办事规范、危机处理、救济措施及其途径；行政程序的公开就是建立政府立法、执法的公开运行机制，消除“暗箱操作”，实现“阳光行政”。只要不是涉及国家机密，国家法令、公共政策、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结果都应通过传播媒介或者汇编文件及时告示或。要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公共服务，就必须推行电子政务，比如，美国把发展整合性的电子化取用信息服务作为重点，并提出，要按民众的方便来组织政府信息的提供，以帮助公民“一站式”访问现有的政府信息和服务。［11］通过电子政务和建立“政务超市”，有效地节约了公众的时间成本、费用成本和其他一些无法预料的成本，提高了政府行政的透明度，增强了政府的行政效率，从而建构“廉洁型政府”和“绩效型政府”。

——建立信用管理制度，完善政府信用管理体系。政府不但要加强自身的信用建设，而且要对全社会的信用建设承担责任，要塑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首先，政府应当制定并组织实施管彻信用原则的法律法规（如《社会信用法》、《公正信用报告法》等），规范企业、个人的行为，引导市场主体诚信交易、守法经营、有序竞争；其次，引导、推进建立信用的记录、评价、公开制度，为社会提供信用信息，使诚信者获得更多的交易机会，使失信者无机可乘；再次，政府要建立监督机制和惩戒机制，对失信者要追究其民事责任乃至刑事责任，使受害人得到补偿，形成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守法的良好社会氛围；最后，政府有必要大力扶植和监督信用中介服务行业的发展，引导他们加强行业自律，同时也要推动企业内部的信用管理制度建设以及完善个人信用制度。要加强政府信用建设，就必须优化“信用生态”；要塑造信用生态或信用环境，就必须需要借助制度，需要建构“制度型政府”。

［参考文献］

［1］王和平.论政府信用建设［J］.政治学研究，2003，1：73.

［2］参见陈潭.依法治省与依法行政［A］.见胡凯.依法治省若干问题研究［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3］参见陈振明.政策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4］参见陈潭.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非合作博弈下的公共管理危机及其克服［D］.待刊论文，2003.

［5］转引自李新庚.中国信用制度建设干部培训读本［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6］转引自胡梅娟.治理信用“污染”有何良策［J］.新华文摘，2002，2：174.

［7］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N］.光明日报，2000－11－07.

［8］乔耀章、芮国强.政府创新与政府自觉［J］.新华文摘，2003，2：16.

［9］参见张康之.论“新公共管理”［J］.新华文摘，2000，10：7.

［10］参见新华社.为入世后政府职能转变作准备深圳实施政府行为法定化［N］.扬子晚报，2001－11－04.

［11］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政府信息化建设课题组.中国电子政务发展研究报告［J］.新华文摘，2002，6：4.

GovernmentalCreditandGovernmentalConsciousness

政府范文篇5

立，而政府干预的完美无缺同样也仅仅与“理想的政府”相联系。也就是说，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内在的缺陷和失灵、失败的客观可能，关键是寻求经济及社会发展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最佳结合点，使得政府干预在匡正和纠补市场失灵的同时，避免和克服政府失灵，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市场失灵使政府的积极干预成为必要

西方发达国家及一批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历程和政府职能的演化轨迹表明，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有其能，也有其不能。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是经济利益的刺激性。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形成～种强劲的动力，它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场决策的灵活性。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分散决策结构，对供求的变化能及时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较快地实现供需平衡，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决策的效率。三是市场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资源要求充分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而以价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结构能够使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简单、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此外，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还有利于避免和减少直接行政控制下的低效和腐败等。但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有其局限性，其功能缺陷是固有的，光靠市场自身是难以克服的，完全摒弃政府干预的市场调节会使其缺陷大于优势，导致“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因而必须借助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力量――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纠补市场失灵。

（－）市场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稳定协调的发展

市场调节实现的经济均衡是一种事后调节并通过分散决策而完成的均衡，它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由此产生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经济总量的失衡。在粮食生产、牲畜养殖等生产周期较长的产业部门更会发生典型的“蛛网波动”。此外，市场经济中个人的理性选择在个别产业、个别市场中可以有效地调节供求关系，但个人的理性选择的综合效果却可能导致集体性的非理性行为，如当经济发生通货膨胀时，作为理性的个人自然会作出理性的选择――增加支出购买商品，而每个人的理性选择所产生的效果便是集体的非理性选择

――维持乃至加剧通货膨胀；同样，经济萧条时，也会因每个个体的理性选择――减少支出而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行为――维持乃至加剧经济萧条。再者，市场主体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了谋求最大的利润，往往把资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风险小的产业，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这就需要政府运用计划，利用财政、货币、信贷、汇率、优惠、制裁等政策措施。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特别是采取“相机抉择”的宏观调节政策，适时改变市场运行的变量和参数，以减少经济波动的幅度和频率，同时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发展计划和产业政策，对若干重要领域进行投资来引导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与经济总量平衡。

（二）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最终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垄断

因为生产的边际成本决定市场价格，生产成本的水平使市场主体在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同地位，进而导致某些处于有利形势的企业逐渐占据垄断地位。同时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一些市场主体往往通过联合、合并、兼并的手段，形成对市场的垄断，从而导致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使其不能发挥自发而有效的调控功能，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um）即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也就成为纯粹的假设，因此垄断被视为市场经济的“阿基里斯之题”。这就需要政府充当公益人，对市场主体的竞争予以适当的引导、限制，如制定反垄断法或反托拉斯法、价格管制、控制垄断程度等。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百年来的经验教训多有可供我们借鉴之处。这对市场秩序不健全、转轨中的经济体制还带有某些行政垄断痕迹的我国来说，政府对于促进市场发育和建立市场公平竞争程序负有更加重大的责任。这突出表现在政府应立足制度创新，尽快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的规范体系和政策框架，加颁行全国性的反垄断法（近期北京、上海等地已先后制定出一批地方性的反垄断法规）与已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相配套，防止可能发生的并遏止已经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垄断。

（三）市场机制无法补偿和纠正经济外在效应

所谓外在效应（externality），按照经济学家贝格、费舍尔等人的看法，是指“单个的生产决策或消费决策直接地影响了他人的生产或消费，其过程不是通过市场”。也就是说，外在效应是独立于市场机制之外的客观存在，它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自动消弱或消除，往往需要借助市场机制之外的力量予以校正和弥补。显然，经济外在效应意味着有些市场主体可以无偿地取得外部经济性（external－economies），而有些当事人蒙受外部不经济性（externaldiseconmies）造成的损失却得不到补偿。前者常见于经济生活中的“搭便车”（freeride）现象，即消费公共教育、公用基础设施、国防建设等公共产品（publicgoods）而不分担其成本，后者如工厂排放污染物会对附近居民或者企业造成损失，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来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司空见惯的随处抽烟等。这类外在效应和搭便车一般不可能通过市场价格表现出来，当然也就无法通过市场交换的途径加以纠正。通过意识形态信念和道德教育固然能够使之弱化，但作用毕竟有限。只有通过国家税收或补贴政策或行政管制如特定的排污标准及征收污染费以及在公共场所不准吸烟等规定，使外部效应内在化，最大限度地减轻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过程的外在效应，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四）市场机制无力于组织与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

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车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如公共设施、环境保护、文化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外交、国防等。正是因为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它性和非对抗性特征，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的减少，于是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费。这样一方面公共产品的供给固然需要成本，这种费用理应由受益者分摊，但

另一方面，“它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策谁来得到它”，即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经形成，就无法排斥不为其付费的消费者，于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如前所述的经济外在世以及由此而出现的“搭便车者”。更严重的是．既然若此，人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坐享其成，其结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产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就不能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就需要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组织和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并对其使用进行监管。

（五）市场分配机制会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

一般说来．市场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自动带来社会分配结构的均衡和公正。奉行等价交换、公平竞争原则的市场分配机制却由于各地区、各部门（行业）、各单位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人的自然禀赋、教养素质及其所处社会骤条件的不同，造成其收入水平的差别，产生事实上学的不平等，而竞争规律往往具有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财富越来越集中的“马太效应”，导致收入在贫富之间、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此外，市场调节本身不能保障充分就业，而失业现象更加剧了贫富悬殊，这对经济持续增长是个极大的出协：少数巨富控制经济命脉；潜在的资金外流；众多的贫困者导致社会总消费的不足，从而市场难以发育等等。更严重的是，过度的贫富分化“不仅削弱了社会的内聚力，而且培养了不公正，因而不可避免地破坏了维系社会的政治纽带。民众……进而可能要求发生激烈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动”。经济比较落后、收入偏低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可能会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

（六）市场不能自发界定市场主体的产权边界和利益分界，实现经济秩序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个人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各种经济行为的方式及其目的的实现固然受到市场各种变量（原材料成本、价格、可用的劳动力、供求状况等）的支配，并且这些变量以其特有的规律（即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自发形成的市场运行规律，亦即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它通过主体的独立意志、自由选择、平等互利等一系列市场原则表现出来。）调整着他们的行为，自发地实现着某种程度的经济秩序；但是作为经济人以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又总是在密切、广泛、复杂、细致的经济联系中进行竞争，产生利益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事人自己以及市场本身否具备划分市场主体产权边界和利益界限的机制，更不具备化解冲突的能力。这就需要以社会公共权力为后盾的政府充当仲裁人，设定体现和保障市场原则的“游戏规划”，即以政策或法律的形式明晰界定和保护产权关系的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保证市场交易的效率和公正性。再进一步地说，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残酷性容易诱发人们铤而走险，产生非法侵犯他人权益的犯罪行为，扰乱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对此，市场主体更是无能为力。只有政府运用国家暴力作后盾才能防止和打击

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如通过资格认定、行政许可等制度预防经济违法犯罪的发生，并严格依法查处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确保市场机制运行的基本秩序及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此外，在制定适当的对外政策，争取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开拓本国商品市场和吸引外资，保护本国总体的和长远的经济利益等方面，政府无疑也具有市场所无法承担的而又为现代市场经济良性运行所必需的功能。

上述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失灵，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让出了空间，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所说；“当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市场来组织一个复杂的大型经济。问题是，市场既无心脏，也无头脑，它没有良心，也不会思考，没有什么顾忌。所以。要通过政府制定政策，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因此，“现代经济是市场和政府税收、支出和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混合体”。

二、政府失灵又决定了政府干预必须适度、有效

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基本依据，但是，政府干预也非万能，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governmentfailure）的可能性，用林德布洛姆的话说就是政府‘识有粗大的拇指，而无其他手指”。政府失灵一方面表现为政府的无效干预，即政府宏观调控的范围和力度不足或方式选择失当，不能够弥补“市场失灵”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比如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力．缺乏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和措施，对基础设施、公共产品投资不足，政策工具选择上失当，不能正确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等，结果也就不能弥补和纠正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政府的过度干预，即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超过了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预的方向不对路，形式选择失当，比如不合理的限制性规章制度过多过细，公共产品生产的比重过大，公共设施超前过度；对各种政策工具选择及搭配不适当，过多地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预市场内部运行秩序，结果非但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反而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

那么，为什么政府干预会失灵呢？或者说，导致政府失灵的根源是什么？

（一）政府干预的公正性并非必然。政府干预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它应该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化身对市场运行进行公正无私的调控，公共选择学派把政府官员视作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这一假设，固然有失之偏颇之处，但现实中的政府的确不总是那么高尚，政府机构谋求内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谓“内在效应”（interalities）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金元”政治中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在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政府机构的“内在效应”可能性，在实践中，少数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更时有发生。政府部门这种追求私利的“内在效应”必然极大地影响政府干预下的资源配置的优化，如同外在效应成为市场失灵的一个原因一样，“内在效应”则市政府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二）政府某些干预行为的效率较低。与市场机制不同，政府干预首先具有不以直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直接干预的领域往往是那些投资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产品，其供给一般是以非价格为特征的，即政府不能通过明确价格的交换从供给对象那里直接收取费用，而主要是依靠财政支出维持其生产和经营，很难计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驱动。

其次，政府干预还具有垄断性。政府所处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国防、警察、消防、公路）的垄断供给者的地位”决定着只有政府才拥有从外部对市场的整体运行进行干预或调控的职能和权力。这种没有竞争的垄断极易使政府丧失对效率、效益的追求。最后，政府干预还需要具有高度的协调性。政府实施调控的组织体系是由政府众多机构或部门构成的，这些机构部门间的职权划分、协调配合、部门观点，都影响着调控体系的运转效率。

（三）政府干预易引发政府规模的膨胀。政府要承担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职能，包括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等等，自然需要履行这一职能的相应机构和人员。柏林大学教授阿道夫?瓦格纳早在19世纪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种天然的扩张倾向，特别是其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公共部门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它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公共活动递增的瓦格纳定律”。政府的这种内在扩张性与社会对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更相契合，极易导致政府干预职能扩展和强化及其机构和人员的增长，由此而造成越来越大的预算规模和财政赤字，成为政府干预的昂贵成本。

（四）政府干预为寻租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寻租是个人或团体为了争取自身经济利益而对政府决策或政府施加影响，以争取有利于自身的再分配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即不增加任何社会财富和福利），如企业通过合法特别是非法的形式向政府争取优惠特惠，通过寻求政府对现有干预政策的改变而获得政府特许或其他政治庇护，垄断性地使用某种市场紧缺物资等。在这种情况下，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极有可能“受非法提供的金钱或其他报酬引诱，做出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从而损害公众和公众利益的行为”。可见寻租因政府干预成为可能（政府干预因此被称为“租之母腹”），又必然因这种干预的过度且缺乏规范和监督而成为现实。其主要危害在于“不仅使生产经营者提高经济效率的动力消失，而且还极易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地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大经济中的交易费用。”从而成为政府干预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五）政府失灵还常源于政府决策的失误。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实际上是一个涉及面很广、错综复杂的决策过程（或者说是公共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过程）。正确的决策必须以充分可靠的信息为依据。但由于这种信息是在无数分散的个体行为者之间发生和传递，政府很难完全占有，加之现代社会化市场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增加了政府对信息的全面掌握和分析处理的难度。此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政府决策的失误，并必然对市场经济的运作产生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正确的决策还需要决策者具备很高的素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必须基于对市场运行状况的准确判断，制定调控政策，采取必要手段，这在实践中是有相当难度的。即使判断准确，政策工具选择和搭配适当，于预力度也很难确定。而于预不足与干预过度，均会造成“政府失灵”。而现实中的政府官员很多并不具备上述决策素质和能力，这必然影响政府于预的效率和效果。

政府范文篇6

政府治理——意味着对人们行使属于社会的权力。政府代表社会施政，从社会获取权力或力量以促使全体参加社会联盟的成员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并使他们服从法律，因为法律是公民意志的表现。同样，政府治理——也意味着治理者（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切实履行社会契约规定的条件。从实质意义上讲，一个政府只有其在能够保障社会利益，促进实现社会意志所提出的目的，即真正履行其责任时才是合乎理性、道理的，才是合法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政府必然是责任的政府。

如同其他政治理念一样，关于责任及责任政府的概念从来没有定于一宗。在公共行政科学发展的历史上，早期两位学者卡尔·弗瑞德里奇(CarlFrederick)和芬纳(HermanFiner)对于如何保证行政责任(administrativeresponsibility)的争论为我们提供了两种经典的可能选择的方法。芬纳坚持认为“将‘职责感’(asenseofduty)，即有效的责任(effectiveanswerability)加以区分的重要性。职责感或责任感意味着一个行政官员感觉或理解义务(anobligation)。这是责任的主观形态(subjectiveformofresponsibility)，相对应于一个人对其行为承担的法律责任(legalanswerability)。前者是对治理者内在的制约，后者是对行政行为的外在约束”（注：芬纳(HermanFiner).民主政府中的行政责任(AdministrativeResponsibilityinDemocraticGovernment)[M].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Vol.1.(summer,1941),335～350.）。弗瑞德里奇则坚持认为，行政功能的责任行为并不能像其宣称的那样强制实现。他认为，在现代大型的、复杂的政府体系之中，通过外在的约束，并没有保证客观责任(objectiveresponsibility)实现的有效途径，而且有证据表明大多数行政官员在大多数时间里，事实上遵循着主观的责任道德(subjectiveethicresponsibility)（注：弗瑞德里奇(CarlJoachimFrederick).公共政策和行政责任的实质(PublicPolicyandtheNatureofAdministrativeResponsiblity)[M].PublicPolicy,Cambride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40,3～24.）。

他们二人的争论实际上说明了行政责任的两种形式，即主观责任和客观责任。所谓主观责任(subjectiveresponsibility)，意指忠诚(loyalty)、良心(conscience)以及认同(identification)，它是行政者自己本身对责任的感受(feelingofresponsibility)。主观责任强调行政人员之所以去做某事，乃是源于内在趋力(innerdrive)。简而言之，所谓主观责任乃是行政人员伦理的自主性(ethicalautomation)。所谓客观责任，是指法令规章以及上级交付的客观应尽的义务责任，是另一种责任(accountability)和义务(obligation)。对行政人员而言，客观责任来自法律的、组织的与社会的需求。客观责任不是由个人所做的，相反，乃是由别人来决定在其位应该如何谋其政。

行政学者库普尔(T·Cooper)认为，行政责任实际上由客观上的责任行为和公务员个人伦理自主性两个方面构成。客观上的责任行为意味着：在现有规则及伦理、法律内的行为；维持及提高专业领域系统的知识；维持及发展组织政策领域的知识；将精力和时间致力于组织及其目的；决定要与组织合法指示的任务相互配合；对组织的层级结构责任要有所认知；做最好的技术判断；配合组织非正式的规范及程序；在专业化的组织中工作。个人伦理自主性的内涵包括：在政治团体的价值与个人良知范围内行为；维持及发展当前政治、经济社会系统的知识；维持及发展个人价值、信仰、信念、世界观及生活的顺序之知识；维持及塑造家庭及社会、团体关系；其于大众喜好、需求及利益，对组织任务、立法变迁提出建议；对不符合组织任务、专业守则及政治良知的价值加以质疑，基于大众喜好、需求利益及专业判断个人良知，来对规范、规则、约束及程序提出改变；鼓励与其他组织单位，民选官员及大众合作（注：TerryL·Cooper,TheResponsibleAdministratorAnApproachtoEthicsforAdiministrativeRole.SanFrancisco;Oxford,1990,228.）。

行政管理学者斯塔林(GroverStarling)认为，尽管很难界定政府的行政责任，但是政府责任或行政责任所涵盖的基本价值在于（注：关于斯塔林对行政责任的观点，详细可参见斯塔林(GraverStraling).管理公共部门(MangagingthePublicSector)[M].TheDorseyPress（美国多赛出版公司），1986,115～125.）：(1)回应(responsiveness)。意味着政府对民众对政策变革的接纳和对民众要求做出反应，并采取积极措施解决问题。(2)弹性(flexibility)。在政策形成和执行中，政府不能忽略不同群体，不同地域或对政策目标达成的情景差异(situationaldifference)。(3)能力(competence)。行政责任同样要求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受到恰当的、认可的目标标准(objectivestandards)的指引，政府的行为应是谨慎的，而非仓促的；应当关注结果，不应玩忽职守。同时政府的行为应当是有效率的和有效能的。(4)正当程序(dueprocess)。政府的行为应受到法律的约束，而非受到武断的意志的支配，非经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5)责任(accountability)。一个组织必须对其外部的某些人和某些事负责，在做错事情时，一些人必须承担责任。(6)诚实(honesty)。

现在，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分析政府责任的含义。从最广意义上来看，政府责任是指政府能够积极地对社会民众的需求做出回应，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公正、有效率地实现公众的需求和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责任意味着政府的社会回应。事实上，政府被划分为不同的部门和组织，正是来源于对不同层级和不同方面的组织回应(organizationalresponsiveness)的要求。正如企业要对消费者的需求做出反应一样，政府必须对民众的需求做出反应。政府必须是“市场”导向(marketingorientation)。从“市场”的观点来看，当一个政府回应并满足了“民众市场”的要求时，政府便是有责任的。

从广义的层面来看。政府责任意味着政府组织及其公职人员履行其在整个社会中的职能和义务，即法律和社会所要求的义务。在这里，行政的责任意味着政府的社会义务(socialobligation)。社会义务不仅仅意味着政府正确地做事(todothingrightly)，即不做法律禁止做的事情，而且意味着政府做正确的事情(todorightthing)，即促使社会变得更美好的事情，而不做有损社会的事情。从社个意义上讲，当一个政府组织在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时，我们可以说政府是有责任的。

从狭义的角度来看，政府责任意味着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违法行使职权时，所承担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即法律责任。这种责任与违法相联系，意味着国家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为的否定性反应和谴责。这是一种消极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政府机关对其违法行为承担法律后果时，政府责任便得以最低限度的保证。

在本论文中，我是从最广义的角度来界定行政责任或政府责任的，即把其视为政府社会回应力、政府的义务和法律责任的整体概念。

责任行政(responsibleadministration)这一观念的真正产生和发展是近代民主政治发展以后的事情。依民主政治的理念，政府的一切措施及官吏的一切行为须以民意为依据。因此，政府必须对民意负责，进而应对民选的代议机构负责。考虑到权力愈是集中于社会的任何一点，愈是要防止它被滥用。在民主政治体制下防止权力滥用所必须依赖的基本原则在于：假如主权者要想有效地掌握控制权力，则对于一个机构的任何授权，必须同时课以相应的责任。权力如果是广泛地予以分配，并保持较小的限度，那么便容易控制。但事实上，政府机构拥有较大的权力，假如这种趋势继续发展而越过了某种限度，致使民主控制失去了作用，那就可能鼓励独裁政治的出现。

责任行政或责任政府既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理念，又是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作为民主政治时代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它要求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要求并积极采取行动加以满足；政府必须积极地履行其社会义务和职责；必须承担道义上的、政治上的、法律上的责任；政府必须接受来自内部的和外部的控制以保证责任的实现。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责任政府意味着保证政府责任实现的责任控制机制，这种控制机制既包括内部的，也包括外部的。内部的政府责任机制或形式(internalformsofadministrativeresponsibility)至少包括职业主义的作用、代表性的重要性及其伦理道德的考虑。外部责任机制(externalmechanismofresponsibility)在现代政府体系中，至少包括组织的或监督的义务，行政控制、立法监督以及司法争议的解决。

二、道德责任

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生活与行为若不能适合人民及社会所要求的道德标准和规范，将会失去其统治之正当性，因此，即使在君主专制时代，皆对行政之道德规范有明确要求，通称之为官箴。中国古代以“清”、“慎”、“勤”为基本要求。在民主社会，一个高尚的官员，应先具有“良民”身份，再经由法定程序任命。他不仅应娴熟于政策执行技术，更应捍卫与坚持立国的精神(regimevalue)，并保障提高公民之道德。行政学者哈特(Hart)认为，政府公共行政人员应以下列几项原则作为行政道德责任的依据：

1.重视道德(moralsignificane)。必须站在道德立场，坚守立国精神与公众所托付的责任，如果政策违背立国精神或公众利益，可拒绝执行，并诉诸大众，且请求改进。

2.关爱公民(caring)。应尽量克服困难，真心关爱所服务的公民，并与公民之间建立信任关系。事实上，关爱是建立公平社会的要素之一，政府是否能够真正服务和照料公民权益，其成败关键在于官员是否真心关爱公民。

3.道德企业主义(moralentrepreneurism)。应建立官民之间的信任关系，承受公民爽约的道德风险(moralrisk)，就像企业家承担财务风险一样。如果公民与政府之间缺乏信任感，要保护公民之自由与培养公民之公德实有困难。

4.权责并重(noblesseoblige)。享有权利者应尽义务乃是最起码的高尚道德作风(moralnobility)。行政官员应发自内心启动公共服务的召唤、信守立国精神，并成为无私奉献的道德楷模（注：Hart,D·K·TheVirtuousCitizen,TheHonorableBureaucrat,andPublicAdministration.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Vol.44,SpecialIssue,1984.）。

美国公共行政学会于1985年发表十二条伦理法典，也揭示了公务人员之道德责任：(1)公务员执行公务，应表现出最高标准的清廉、真诚、正真、刚毅等特质，激发其民众对政府的信任。(2)公务员个人不能运用不当的方式，去执行职务而获得利益。(3)公务员不应有抵触职务行为的利益或实际行为。(4)公务员要支持、执行、提升功绩用人及弱势优先(affimativeaction)计划，确保社会各阶层适合人士，均能获得服务公职的平等任用及升迁机会。(5)公务员要消除所有歧视、欺诈、公款管理不善行为，并负责对主管此事的同仁，在困难时予以肯定支持。(6)公务员要以尊敬、关怀、谦恭、回应的态度，为民服务，公共服务要高于为自己服务。(7)公务员要努力充实个人的专业卓越，并鼓励各类公务员的专业发展和服务公职的意愿。(8)公务员要用积极的态度，及建设性的具有开放、创造、奉献、怜悯等精神，去推动行政组织及其运作的职责。(9)公务员要自尊并保守公务机密。(10)公务员在法律授权内进行行政裁量，增进公共利益。(11)公务员要有随时处理新问题，以专业能力、公正无私、效率及效能去管理公共企业的能力。(12)公务员要支持、研究有关行政机关、公务员、服务对象、全国民众四者相互之间关系的联邦和各州的宪法和法律（注：InternationalJournalofPublicAdministration,Vol.12No.6,(1989),Appendix"AmercanSocietyforPublicAdministrationCodeofEthics",971～972.）。

在政府管理领域如同其他领域一样，道德责任的实现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其困难之处在于道德责任本身。它是一个内在的约束机制，而非外在的强制机制。当然，这并不是说道德责任无法实现或不能实现。无论一个政府或组织是否存在制度化的道德准则(institutionalizedcodeofethics)，在改进和建立道德责任方面仍然大有可为。经验表明，致力于建设一个道德责任的气候(theethicalclimatmae)是重要的：承认道德努力对政府机构发展的重要性；在人事录用、晋升和福利等环节体现道德的因素；将道德评价纳入组织绩效的评价过程之中；建立有助于道德责任发展的组织文化；提高政府人员参与政策制定的机会；通过培训提高道德水准；为处于道德困境的人们提供咨询和帮助；高层领导以身作则，践行道德；在政府决策中，考虑社会道德的因素。

三、政治责任

在民主政治之下，政府的一切措施与政府官员的一切行为须以民意为归依，统治者的权力建筑在被统治者的同意基础上，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所在。民主政治与传统专制统治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政府要承担政治责任。所谓政治责任，是指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所作所为，必须合乎目的性（即合乎人民的利益、权利和福利），其决策（体现为政策与法规、规章、行政命令）必须合乎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如果政府决策失误或行为有损国家和人民利益，虽不受法律追究，却要承担政治责任。在代议制国家，议会是人民的权力机关，政治责任便表现为政府对议会的责任。从一定意义上讲，责任政府的确立是过去200多年社会政治变革的巨大成果之一。因为在封建专制社会，如马克思所言，封建官僚机构，不管就其实质而言，还是就其目的而言，都是作为“形式主义的国家”，即“国家的现实目的对官僚机构来说就成了反国家的目的”，“在官僚机构中，国家利益和特殊私人目的同一表现为以下的形式；国家利益成为一种同其他私人目的相对立的特殊的私人目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03.）。因此，在传统官僚政治下，是无政治责任可言的。

政府的政治责任，发端于英国，是由英国多年使用的弹劾程序演变而来。英国早在16世纪就出现了弹劾，一个大臣被众议院控告后然后由贵族院审判，用议会这种形式来反对那些依据普通法律对其不端行为不够判罪的奸佞之臣。随着议会权力的扩大，大臣们日益认识到在政治上同议会多数保持一致的重要性。在1742年，内阁首相渥尔波因得不到议会多数信任被击败而辞职，从而开创了政府向议会承担政治责任的先例。以后的实践表明，政府在重大政策问题、预算问题或重要国际条约的签订上得不到议会的批准也需辞职，政府承担政治责任的范围不断扩大。

政府承担政治责任，究竟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上也不一致。在有些国家，政府的责任通常是集体连带的责任，一旦议会对政府的政策或成员表示不信任，根据内阁一致性原则和集体责任原则由整个政府提出辞职。还有一些国家，政府的政治责任既包括集体责任，也包括政府成员个人的责任。每一个政府成员除了要对政府的总政策承担连带责任外，还必须对其所负责的部门推行的政策承担个人责任。

在民主宪政国家，政府政治责任主要是通过责任政治制度，或国会对政府的监督来实现的（注：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议会对政府的监督，权限是不一致的。一般来说，在实行总统制国家，议会对政府的监督权较小。在这类国家中，由选民选举总统和议会，然后由总统任命政府，或者总统本人就是政府首脑；内阁成员和政府各部门官员向总统负责，总统及其政府不向议会负责，而向选民直接负责。在议会制共和国，君主制立宪国家，议会的监督权限较大。）。议会对政府监督或者说保证政府政治责任实现的主要手段有：(1)询问和质询。议员可以书面或口头向政府总理（首相）、政府部长提出问题，要求答复。质询与询问不同，质询所涉及的问题一般较询问重要或深入，涉及较广泛的公共利益问题；质询往往导致一般性辩论；质询通常会带来政治后果，如不信任案或信任表决。(2)国政调查。国会对政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立法权的行使、选举、违法行为、侵犯公民权等，行使调查权，并以此来监督政府的行为。(3)倒阁权。议会如果不同意政府的政策和施政方针，有权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即所谓的倒阁权。议会若通过不信任案，那么政府就必须总辞职（注：议会对政府表示不信任，可以通过五种方式：议会拒绝通过政府提出的某一政策议案；议会否决政府就某一政策向议会提出的要求信任案；议会通过对政府的谴责决议案或弹劾案；议会通过对内阁或某一内阁成员的不信任案；议会通过一项反对政府提案的反提案。）。(4)弹劾。议会对政府的高级官员犯罪或严重失职进行控告或制裁。除此而外，议会还通过行政立法的审查，政府预算的审查来行使对政府的政治监督。

有学者曾言：“在中国当官是最少风险的”（注：郭道辉．政治责任与责任政治[J].学习，1995(7).），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政治责任制度的不完善。“在我国，政府官员承担政治责任，并无一套完备的制度。习惯做法是轻者受人民群众或者上级领导的批评，作出检讨，责成其更改政策或改正其行政行为；重者是自请辞职，或被免职、罢免。追究责任的形式，大多限于上级党政领导对下级人员作出行政处分，很少是由人大来监控”（注：郭道辉．政治责任与责任政治[J].学习，1995(7).）。

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府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西方体制的做法，我们不能照搬。但如何完善责任政府制度，真正建立政治责任的保障机制，则是需要真正加以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在我国人大制度中，对政府也有一定的政治监督制度，如质询、辞职、罢免等，只是这些规定尚不完善，主要问题是权力与程序虚置，很少适用，并不是说在我国不存在政治责任问题。近年来，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在加强对政府的监督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有了改进和发展，但是离宪法的规定和人们的期望尚有较大差距，普遍存在政治责任监督不力的情况。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核心是体制不顺、职权不清、缺乏完善的制度和程序。

四、行政责任

政府及其组成人员不仅要对社会、人民、政党承担政治责任、道义责任，在政府体系内部，对上下级行政机关、领导及职务更须任劳任怨地负行政责任或义务。政府各级行政部门一旦建立，经法定程序进入行政体系的公职人员，一俟确立行政职务关系，政府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应当遵守法定的权限，不越权行事。在层级控制体系中，对上有服从的责任和义务，对下有监督的权力。政府机关和公务人员执行职务，除司法人员依法审查的诉讼案不受上级的干涉外，一切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对上级的命令有忠实服从的义务和责任。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有保守秘密的责任和义务，无论是否主管事务，均不得泄漏；亦不得以私人或代表机关的名义任意发表有关职务的谈话。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行为自当符合法定的目的，不滥用职权，不容假借权力，以图本身的利益或图利他人或加害于人；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自当合理行使裁量权，避免行政失当。凡属诸端皆属于行政责任。

政府行政责任的实现，一方面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政治气候和环境以及公职人员的态度和修养，如狄马克(MarkallE·Dimock)所言，“如果行政者是来自一个尊重公共利益和诚实的社会环境，则他们大多数必然是有公益心和诚实感的，假如缺乏这种环境背景，那就难以对他们做这种期望”（注：可参阅狄马克(M·E·Dimock).公共行政(PublicAdministration)[M].台湾：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1974,600.）。另一方面，对于整个政府体系而言，可以凭借许多方法和措施来促使和加强行政责任的实现，在这其中行政体系的自律或自我控制(administrativeself-reg-ulation)是十分重要的。

所谓行政自律机制，是政府凭借自身的行政权力所建立起的一种内部控制机制。从历史上看，即使在简单的政府体系之中，都存在着不同程度或形式的内部约束的责任机制。这种内部的控制机制，是维护政府体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最低条件之一，可以称之为维护机制。政府自身的内部控制机制，与政府其他负责控制机制（立法或司法控制）相比，具有一定优势。这种优势在于，监控的广泛性，它贯穿于政府行政活动的全过程，包括事前的、事中的和事后的；监控的全面性，监控的范围覆盖所有的行政行为；监控的及时性和灵活性，政府对其自身的违法行为和不当行为发觉最快，反映最迅速、直接；经济性，所承担的监控成本较小。

在当代各国的政府体系内部，均建立了与自己国情相适应的政府内部的责任控制体系。这些控制体系在实现政府部门的行政责任方面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一般而言，政府体系内部的监控和责任体系包括：

一般监督与特别监督。一般监督系上级机关基于行政隶属关系对下级机关实行的全面监督，其内容涵盖下级职权的各个方面，具有综合性质。特别监督则为无隶属关系的监督，系由专业行政主管机关或单位，对相关机关或单位就特定专门业务范围内所做的业务监督，因此具有专业性质。

权限监督与质量监督。权限监督由监督机关针对被监督机关的行为是否超越职权范围所做的监督，其目的在于监督其合法性。而质量监督则系以监督行为者行为的合法适当为目的。

事前监督与事后监督。前者为使被监督者行为合法适当，在事前采取控制审查的措施，以防弊端的发生，故亦可称为预防监督。而事后监督则系在违法不当事情发生后，对违法不当行为的结果采取矫正、改进以及制裁的措施，以求减少损失，弥补行政相对人所受侵害，并对违法机关及人员予以惩处。

法规监督与非法规监督。前者系由上级机关颁布法规，以拘束力控制下级机关，以此产生的监督作用。此外，其他监督均属非法规监督。

尽管各国政府体系存在差异，但在谋求行政责任的内部机制上，在层级制内部，皆有许多共通的方式，如指挥、指示、认可、备案、审核、撤销、变更、废止、强制执行、代执行、奖惩、管理考核、行政复议等等。

五、政府的诉讼责任

在人类政治和行政的发展历史上，政府及其官员要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可以说自政府产生以来，自古有之。政府官员违法，须由行政者本人承担某种法律责任，在民主政治发展之前，已有不争的事实存在，因此有“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之说。然而政府承担诉讼责任，则是民主政治发展以后的事情。

在近现代民主政治发展之前，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此基础上，人们的政治关系、法律关系，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是不平等关系。国王或皇帝集立法、行政、司法权于一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是人身的依附关系，而非平等的契约关系。依据“国王不能为非”(TheKingCanDoNoWrong)这一古老的普通法原则，国王及其所代表的国家和政府，不承担任何实体法的责任。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关系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普遍的和最一般的关系。商品关系是平等者之间的关系。人们只有财产占有的多寡，没有其他诸如人身依附关系。而发生商品关系的途径和手段是契约和意思自治。正因如此，等价有偿、平等自愿、公平竞争成为商品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正是这种市场关系要求法律确认的所有者的独立的人格权、财产权和平等权，才产生出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人权、民主权、民主政治和法治的理论在思想上为政府承担诉讼责任提供了有力的理论证明。三权分立和法治理论的核心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实现责任政府。既然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人民、国家和政府均须受到法律的限制，而民主国家的目的在于保障人权，那么当政府机关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侵害人民自由和权益，人民有权起诉，司法机关有权通过司法程序处理。正是缘于此种经济、政治和思想的因素，从18世纪到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均不同程度地确立了适合自己国家特点的政府诉讼责任制度。

在不同的国家，政府的诉讼责任制度各有差异（注：关于各国行政诉讼责任制度的差别，详细可参阅皮纯协、胡锦光．行政诉讼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8～28.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22～36.），但其本质是一致的，即司法机关经法人、公民申请，依法审查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及适当性，从而追究政府机关违法责任的诉讼制度。在我国，依据《行政诉讼法》的基本精神，行政诉讼责任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并追究法律责任。在现代民主国家，政府承担诉讼责任，或者司法机关对政府行使行政权力进行审查，对违法活动通过司法活动予以纠正，并对由此给公民、法人权益造成的损害予以相应补偿，同时追究政府违法的法律责任，已成为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制度。它对于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促进政府责任实现，保证宪政完善均起了重大作用。

六、政府的侵权赔偿责任

在民主政治体制下，政府并非是超然于社会之上，享有特权的某种神物，而是作为为公共利益服务、为公民服务的法人。政府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法律关系上权利义务的主体之一，当政府机关的行为侵害人民权利时，应像其他法人组织一样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在现代法治国家，政府侵权赔偿责任均被不同程度地予以确立。我国《宪法》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第3款．）。《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有权请求赔偿”（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7条，第1款．）。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标志着我国正式全面实施政府侵权赔偿责任制度。

从历史上看，政府侵权赔偿责任的确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受国家绝对主权论、国家无过失论及不能违法论、国王不能为非的普通法的影响，政府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在此阶段，政府官员职务侵权行为侵害了人民的权利，由政府官员自己负责，受害人依据民事侵权法或普通法的规则，向有过错的政府官员索赔。由政府官员自己承担赔偿责任，无论是从理论上，还从现实中看，都是不公正的。因为普通公民为自己利益而活动，他是自己行为的得益人。政府官员为公共利益而活动，社会得益于他的行为。行政法学家施瓦茨认为“低级官员通常工资很低，要求他承担履行职责所固有的风险，用自己的钱赔偿受他的侵权行为损害的人，那也是不公正的。把政府官员的地位与普通公民的地位相提并论将会导致不公道的后果”（注：［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524.）。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由政府官员个人承担赔偿责任将无疑会严重损害政府官员从事公务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为政府官员履行职务越不积极，他本人就越安全；履行职务越积极，他面临的风险越大，如此产生的后果是“慑于这种责任的威胁，行政官员就不敢按公共利益的要求……果断地履行职责”（注：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第416卷）．232、240.）。事实上，由于政府公务活动过失所引起的损害往往比较严重，而公务员个人财力有限，令公务员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不但不公，而且公民（受害人）的权益也不能得到充分保障。

政府范文篇7

政府信用是指政府及其各级部门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信守规则，实现其对公众的承诺的诚意、能力及实现状况，是社会公众对政府能力和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1]。政府信用是政府的自利性屈从于公共性的必然要求，是政府的主观言行与社会的客观评价的和谐一致。政府信用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起着导向作用。政府讲信用，则可以给企业和社会带来良好的示范效应；反之，政府无信，社会主体也会加以效仿，客观上使违约失信行为在整个社会中得到蔓延。结果不仅仅导致政府形象的损坏，而且还导致全社会陷入信用危机的恶性循环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失信是产生全社会信用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守信不仅意味着政府必须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有效运行提供财政支持，而且意味着政府必须对社会的法律秩序和制度环境的权威性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从而使人们能够对周围的环境及未来作出合理的预期，更重要的是政府作为实施各种行政行为的主体，其自身行为必须格守信用，树立良好的政府信用形象。

二、政府信用的现状分析

目前的中国社会正遭遇着信用危机的严重困扰。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资料显示，全国每年因为信用缺失造成企业间的经济损失为5855亿人民币。据国家工商总局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全国的合同交易中，正常履约率只有60%。据国家审计署披露，有67%的国有企业做假账。其他相关部门的调查资料显示，偷税漏税、骗税现象屡禁不止，假文凭、假证书、假公证泛滥成灾。有舆论认为，信用危机是腐败之后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大原因。而政府对这样的信用危机及信用缺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在总体上的信用行为是良好的，我国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政府的信用度在国际社会及国内社会有一定的提升。但是，我们也更加意识到，政府信用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各种失信行为屡见不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法律的践踏。有一些政府官员知法犯法、执法犯法，致使社会中弥漫着一种不信任法律的倾向。虽然在某些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存在着前瞻性不足、操作性不强、规划性不够等弊端，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执法基础相对较弱，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直接后果就是政府的法律信用打了折扣，司法公正遭到人们的质疑。

第二，政府政策的非连续性。中国经济是政府主导下的经济，由于政府制定政策时没有太多的责任约束和利益约束，结果是决策的失误和政策的滥用。例如早期企业生产的资金需要的资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贷款而是行政拨款，后来拨改贷时企业的自有资金一下子变成了负债，破产还债使得有的企业明白了债务是可以逃避的，债转股使得另外一些企业明白了还有别的出路可以逃避债务。政府政策的频繁变动，最终使得市场主体的最后一点信用防线也荡然无存[3]。

第三，政府工作人员失职。一些掌握重要经济资源的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不断进行着寻租，利用自身所拥有的权力进行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权学交易等。同时还存在着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却为了一己之私，行政不作为，导致假冒伪劣产品盛行，股市黑幕触目惊心，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政府没有完全履行好经济管理职能，结果在更深层次上损害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第四，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市场经济要求市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但是行政壁垒、地区封锁、强制交易、歧视性待遇等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却人为地割裂市场、限制公平竞争、破坏市场秩序。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制造虚假政绩，强迫银企合作，迫使银行给无市场前景的企业项目贷款，换取所谓的GDP增长。有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开出很多优惠条件，而一旦项目投入就出尔反尔，甚至吃、拿、卡、要。凡此种种，都严重损害了政府的信用，也不利于地方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三、政府信用的构建设想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对政府信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信用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实施依法行政，树立政府信用观。将政府的行政行为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不仅有利于提高政府行政行为的透明度，而且有助于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同时在政府工作人员中树立必须履行法定的职责与义务的观念，没有履行或不适当履行法定职责的，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道义上的责任。对于公众提出的各种问题和要求需要政府作出及时、准确的处理或给予满意的回应，不得无故拖延。

第二，保持政策与法规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法规调节社会关系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给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这就需要政策与法规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如果政府政策变化无端，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心与信任度就会降低。同时，行政机关也不得无端撤销或变更已经生效的各种行政决定，如果由于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撤回或变更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并对相对人给予必要的补偿。

第三，推行政务公开，建立信用政府。政务公开要求国家行政机关的一切活动除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并有法律规定不得公开的以外，必须向公众公开。在很多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有政务公开方面的法律法规。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需要让社会公众了解国家和地方的各种情况。如上海市政府在政府上网和信息公开方面作了很多尝试，2001年1月创办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公报》之电子版，并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访问，而印刷版在上海市的各主要邮政所、书报亭、书店同步免费发放[4]。

政府范文篇8

今天，我们召开市政府五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主要任务是贯彻自治区党委七届四次全委会议、全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和市委四届五次全委会议精神，分析当前的形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的主要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任务目标。下面,我重点就贯彻市委全委会精神，进一步做好政府工作，讲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认清形势，提高认识，增强加快发展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近年来，我市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态势，特别是“九五”以来，经济发展在各个方面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为乌海市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入“**”以来，我们按照工业强市的思路，以提高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为目标，以结构调整为主线，集中力量上了一大批工业项目，进一步扩张了经济总量。20*年、2002年两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1.2亿元，相当于“八五”、“九五”期间固定资产投资总和的75.29%。可以说，“九五”以来的这几年，是我市历史上发展最快、老百姓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今年上半年，即使受到非典疫情的影响，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继续保持了良好势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2.2%，比全区平均增速高出6.5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1.4%；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06%，增速居全区第五位。同时社会各项事业特别是公共卫生事业也有了比较大的进步。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市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我市大力实施资源转换、结构调整战略的结果，是全市上下努力奋斗的结果。在此，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从纵向看，我市经济的增长势头确实令人鼓舞，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坚持和发扬。但是横向比较，尤其是同发达地区和周边的盟市相比，我市的经济总量偏小，发展速度还存在不小差距。从GDP总量看，我市GDP总量在全区一直排在倒数第二位；在总量偏小的情况下，今年我市GDP增速1-6月份仍比包头、呼市和鄂尔多斯分别低7.1、1.6和1.2个百分点。呼市、包头地方财政收入达到58.5%和42.7%的增长速度,我们的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为30.9%，仅排在全自治区第七位,比排在第一位的乌盟少了30个百分点。去年，按照储波书记提出的“两增两提”的发展要求，我们对“**”计划进行了调整，提出到20*年GDP达到90亿元，到2010年达到180亿元。而到20*年，呼市的GDP总量将达到550亿元，包头为520亿元，赤峰为320.1亿元，通辽为298亿元，鄂尔多斯市为300亿元，乌盟为190亿元。显然，这个目标还是比较低的。现在全自治区各盟市已形成你追我赶的竞争格局，各地都在谋发展、抓项目、抢资金。照我们现在的发展态势，我们与这些盟市的差距将越来越大，要实现自治区提出的跨越式发展目标，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还有很大困难。从周边地区的发展看，蒙西、棋盘井、乌素图，它们依托于我们的城市辐射功能，发展十分惊人。邻近的蒙西工业园区计划到20*年产值达到130亿元，棋盘井工业园区上个月开工建设了一个投资44.7亿元,年产70万吨硅铁的硅电联产项目。周边地区建材、硅铁等产业的发展，大有赶超我们的势头。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我们快速发展的同时,其它盟市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发展,抢占着市场先机。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增强紧迫感、责任感，破除陈腐观念，进一步完善发展思路，采取有力措施，才能实现真正的跨越式发展。

我市是一个资源型工业城市，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不能离开较为富集的自然资源这个基础。实践证明，市委、市政府发展煤-电-高载能一体化特色经济的重大决策和实施资源转化战略的方向符合我市实际，是实现加快发展的正确选择。今年6月份，储波书记视察我市时又提出了不要停留在人均指标上，“总量要做大，结构要优化”的要求。为此，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优化环境，紧紧围绕资源转换战略，以发展煤—电—特色产业及精细化工为主导，扶优扶强特色优势产业，做大工业经济总量。同时发展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少的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大生态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完善城市服务功能。努力把乌海建设成生态绿洲型工业城市和呼包银经济开发带中的一个重要的人流、物流、商流和信息流中心。

二、下半年重点抓好的工作

（一）深入学习贯彻“***”重要思想，努力用“***”重要思想指导实际工作

当前，全国正在兴起学习贯彻“***”重要思想的新高潮，刚刚结束的市委四届五次全委会议，就深入学习贯彻“***”重要思想做了安排部署，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发起的“大力解放思想，优化开放环境”学习教育活动，是贯彻“***”重要思想的新举措，旨在优化投资环境，加快经济发展。我们要把贯彻“***”重要思想和“大力解放思想，优化开放环境”学习教育活动，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工作抓紧抓好。政府全体组成人员要做学习贯彻“***”重要思想的表率，当好先行，带头学习，带头运用。贯彻“***”重要思想，本质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最根本的是要切实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把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落实到政府的全部工作之中。政府组成部门和全体工作人员在任何时候都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论是在制定政策，还是实施政策时，都要考虑到“群众”二字，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要通过学习贯彻“***”重要思想，抓紧研究解决事关我市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解决加快发展的实际问题。政府各部门要运用“***”重要思想，从全局的高度出发，重点研究解决各自管理的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发展战略、发展规划等重大问题，研究解决本单位、本部门、本系统有碍乌海发展的突出问题。

（二）认真贯彻市委四届五次全委会精神，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的各项任务目标。

市委四届五次全委会议经过认真研究测算，对我市今年及“**”期间各项经济指标进行了调整。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要力争达到25%以上，明后两年力争达到30%以上，到“**”期末，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分别达到120亿元和12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力争年均递增24%，农民人均纯收入力争年均递增14%。与年初确定的目标相比，今年的GDP总量要达到64.4亿元，财政收入要达6.5亿元，分别比原定目标调高了1.7亿元和2500万元。这是一个速度更快、质量更高的目标任务。做出这样的调整，是市委、市政府在充分分析形势、总结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是一个积极可行，经过努力完全可以实现的目标。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我们面临的困难和不确定因素还很多，完成这一目标，任务仍然非常艰巨。这就要求我们政府各组成部门一定要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全力抓好落实工作，确保完成各项任务目标。下半年要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继续举全市之力抓好重点项目建设，迅速扩张总量。目前，我市在建的项目有200个，同比增加83个，其中新开工的有155个，同比增加72个。近期已有海电三期、蒙华热电二期、海神2×13.5万千瓦和乌达发电公司2×15万千瓦四个电力项目开工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丹拉高速公路等几条大的公路工程已全面开工，污水处理工程、文体中心、滨河路、人民广场改造等市政建设项目进展顺利。各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年初确定的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0亿元力争完成46亿元的目标，把各自承担的目标任务细化分解，并列出时间进度，确保按时按质完成任务。要制定并落实重点项目推进责任制，从市领导到部门负责人，要一级对一级负责，保证重点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时，各区、各部门要抓好后续项目的前期论证、立项审批等工作，力争在今明两年再上一批重点项目。京海2×33万千瓦、神华2×33万千瓦、华电4×60万千瓦发电项目，要抓紧推进，跟踪落实。各部门从现在起，就要着手规划一批大项目，争取列入国家和自治区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当前，要继续积极争取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项目，并把它做为政府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毫不懈怠地长期坚持下去，直到项目立项开工。

二是做强支柱产业，培育一批有发展后劲的优势企业。目前我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有80户，但产值都较少，都没有超过5亿元，缺乏象伊利、蒙牛这样对地区经济有极强拉动作用的大企业。要把优势产业做强做大，必须培育大型骨干企业，象海吉氯碱、黄河工贸、众兴集团等企业都有强劲发展的势头，近期产值都有望突破10亿元。此外，两矿业公司经过破产重组，西水创业通过增资扩股，海晶玻璃、黄河化工通过与有实力的大企业嫁接重组，都有望在短期内做强做大，对这些企业一定要在电力供应、资金融通、运输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要注意延伸产业链条，象黄河工贸、众兴集团就已经初步形成了良性循环的产业链条。今后我们还要在电石、硅铁的深加工和煤的精细化工上下功夫，变高载能产品的输出为就地转化增值。如发展电石的下游产品聚氯乙烯、PVC型材及石灰氮、双氢胺等；发展硅铁的下游产品有机硅、多晶硅、单晶硅等；发展煤的精细化工产品煤焦油、炭黑等。力争在我市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高载能产业链条，提升产业层次，壮大产业规模。要切实抓好工业园区建设。海南区要重点解决园区内企业规模较小的问题，下力气引进大的项目，并尽快延伸现有的产业链条；海勃湾区要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要求，发展引进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小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乌达区要重点在园区的配套设施建设上下功夫，进一步使园区企业做大做强。从今年开始，三个工业园区各项指标要保持50％以上的增长速度，力争把园区建设成为经济发展的带动区和壮大经济总量的火车头。

三是努力扩大招商引资规模。要不断创新工作思路，积极扩大区域经济交流与合作，密切关注国内发达地区的产业战略转移动向，努力做好配套工作，吸引他们落户乌海。如乌达区最近从温州引进了5万吨PVC项目近期将开工建设，还有两个PVC项目正在洽谈；海勃湾区正在洽谈的京海电厂项目，海南区与呼铁局洽谈的西来峰工业园区铁路专用线和物流中心等项目，就是关注战略转移和以情招商的结果。要建立健全招商引资责任制。现在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往往一个大型招商活动搞得轰轰烈烈，签订协议不少，但活动结束后，到位资金大打折扣，很多项目不了了之。这与我们责任不落实、后续工作不扎实有一定关系。今后，各级领导干部出去考察要带着项目出去，带着成果回来。市政府将尽快制定完善招商引资的政策，将招商引资责任目标落实到具体部门和责任人。市区财政都要拿出一定资金，重奖招商引资有功人员，在全市各级干部中营造鼓励招商引资、人人都是招商主体、人人头上有指标的招商引资氛围。

四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调活做大服务业。我市第三产业存在总量不足、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等问题，第三产业在全市GDP中所占比重仅为28％左右，明显低于发达地区，第三产业的潜力还没有挖掘出来。当前，我市的第三产业发展正面临着非常好的时机。我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周边地区工业经济的突飞猛进，对配套服务业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大，高速公路建设和飞机场的通航也给第三产业发展带来无限商机。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一时机，树立“创业在周边，消费在乌海”的服务理念，吸纳周边地区人口到我市生活消费。要在继续丰富原有商贸、餐饮、休闲娱乐等传统服务业的基础上，积极运用现代服务技术和经营方式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通过、连锁、仓储、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营销方式，建立多元化的商贸流通体系，改造建设一批上规模、上档次的商贸市场、娱乐区、商务中心区等重点功能区，增加服务容量，提高服务水平。要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和文化产业，完善城市服务功能。在整合我市教育资源的基础上，尽快完成筹建内蒙古工业大学乌海学院的前期准备工作。以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为依托，重新整合、策划我市及邻近地区的旅游资源，以旅游业带动服务业。尤其是海勃湾区要充分发挥地域优势、交通优势，以发展第三产业为重点，尽快形成辐射周边的人流、物流、商流和信息流中心。

五是做好承办20*年全区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的各项准备工作。自治区党委、政府决定由我市承办20*年全区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现在距开会只有一年的时间，要按照市委的总体部署，抓紧进行“迎会”的各项工作。下力气改造建设高标准的社区，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完善社区服务功能。吸收社会各层面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加大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进社区公益服务和社会化服务。加强社区组织建设和文化建设，不断提高社区管理人员素质。民政部门和各区要尽快确定现场会要参观的社区，按标准加紧组织实施。集中力量抓好城市建设，促进城市扩容增质。要高质量地完成三街两路及与“迎会”有关街路、广场、公园的改造建设。加快城市给排水、文体中心等工程的建设进度，确保在现场会召开前完工。突出抓好城区改造，确保年内完成80万平方米的拆迁改造任务。加快滨河区建设，高质量完成滨河路改造、世纪广场建设和乌海学院教学大楼规划设计建设工作。做好滨河区详细规划，力争把这个区尽快建设成为集高等教育、观光旅游、高科技产业和生态农业为一体的新城区。要抓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围绕“迎会”、办会，全民动员，全社会参与，重点搞好绿化、美化、亮化、硬化、净化。明年要让整个城市绿起来、亮起来、美起来。全面推进拆墙透绿、拆房增绿、见缝插绿，不断扩大绿地面积。抓好城区的绿化、美化工作、营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景观。把城区绿化和周边绿化结合起来，重点抓好东山生态林建设，力争用几年的时间完成东山的绿化工程。今年秋季，要组织干部职工上山开挖鱼鳞坑，明年春季大面积植树种草，尽快改变“无雨旱、有雨涝”的局面。有关部门要尽快制定方案，抓紧组织实施。加快实施城市亮化工程，要对全市主要街路的沿街建筑物、广场、绿地的亮化工程进行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标准。有关部门要尽快做好前期工作，经过公开招标，引进有实力、有技术的大公司，整体布局，营造和谐景观。加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加大环卫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特别要改造建设一批公共厕所和垃圾转运站。严格实行“门前三包”，集中力量开展好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城市管理，充分发挥城市综合执法支队的作用，严格执法，文明执法，塑造文明城市新形象。

六是努力改善人民生活。高度重视就业、再就业工作，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鼓励就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在制定产业政策、工程招投标时优先考虑扩大就业、增加就业岗位。增加公益性岗位，优先安排“4050”人员和城镇低保对象等就业困难群体。做好社会保障工作，确保各项社保资金按时足额发放。认真执行全市农牧业税由市、区财政代缴的政策，积极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鼓励各部门通过降低行政成本增加工作人员收入。认真落实国家和自治区的增资政策，积极创造条件，努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

三、优化环境，转变职能，为加快发展提供保证

政府及政府组成部门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直接关系着投资环境的好坏。因此，政府一定要强化服务意识，淡化管理职能，把自身的角色定位为发展战略的制定者、发展环境的优化者和宏观服务的提供者，为加快发展保驾护航。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这些年来，呼市、包头、鄂尔多斯发展速度非常快，到处都是大投入、大开发、大建设的生动景象。而我们有些同志缺少大目标、大手笔、大发展的境界和气魄，甚至其它盟市已经实现的，自己连想都不敢想。只满足跟过去比，小成即满，小富即安，对竞争熟视无睹，对差距无动于衷，对落后麻木不仁。面对大竞争的格局，全市上下一定要有危机意识，有不甘落后的志气，奋力追赶的勇气，争创一流的锐气，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绝不能片面强调客观、强调困难。工作中，各区、各部门以及重点企业，要瞄准自治区先进，敢于跟强的比，跟快的赛，靠扎实的工作和辛勤的努力，尽快缩小与其它盟市的差距。我们要向先进盟市学习，就要动真的、来实的，各级干部就不能四平八稳、按部就班。对看准了的事就要先干起来，在发展中统一思想，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努力以超常的胆识和作为赢得超常的速度和发展。

要创造务实高效的服务环境。强化服务工作，就是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要千方百计地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不要抓权不放，雁过拔毛，条条文件至上，只讲上级部门要求，不讲地方实际情况。有的部门还存在管理就是收费的思想，导致市里确定的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甚至巧立明目、违规收费，严重损坏了政府形象，我们要下决心加以解决。监察、审计、财政、计划等部门要对收费单位的收费情况进行一次清理整顿，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部门，对违规收费的部门一定要严肃处理。要进一步完善政务服务大厅的功能，解决目前存在的办事效率低、服务意识差、审批时间长等问题。有些事情本来可以在大厅解决，但转来转去又转到了单位，投资者还得托人情、找关系，费尽周折，严重破坏了我们的投资环境。究其原因还是部门单位领导不放权，大厅只是个“二传手”的角色。今后一定要扭转这种现状，除法律规定的收费直接到银行缴纳外，其他行政性收费一律在政务服务中心缴纳，取消各收费单位收费帐户，并且要降低收费标准。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提高政府效能。政府各部门对企业、对外商、对群众，不要说“不能办”，只能说“怎样办”、“如何办”，让企业和投资者真正感到政府在主动为他们创业发展铺设道路、搭建平台，让投资者对我们要有信任感和安全感。要优化人文环境，解决我市存在着商气不足，官气太浓的问题，使广大干部群众要牢固树立投资者是上帝、引资者是功臣、贻误发展是罪人的思想，让亲商安商富商成为全市人民共同的行为规范。要优化法治环境，公正透明、依法办事，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坚决制止“三乱”现象，依法保护外来投资者、企业和个人的利益。

政府范文篇9

政协白山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今天隆重开幕了。这次会议，是在我市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和省委九届六次全会精神，正视挑战、把握机遇、众志成城、共谋发展的新形势下召开的。开好这次会议，对进一步做好新时期的人民政协工作，广泛团结和动员各方面力量，加快实现富民强市具有重要意义。在此，我代表中共白山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出会的各位委员和同志们致以亲切的问候！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解放思想，克难制胜，合力攻坚，基本实现了“34567”的奋斗目标。全市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在项目建设、对外开放、改善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等几个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与此同时，和谐白山建设稳步推进，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发展，党的建设得到全面加强。这些成绩的取得，是省委、省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的结果，也是各级政协组织和全体政协委员积极参与、大力支持的结果。一年来，各级政协组织团结带领政协委员，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开展了一系列政治协商活动，党委、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不断提高；积极畅通民主监督渠道，集中民智，反映民情，全市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深入；坚持创新思维，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政协参政议政质量和水平不断增强；突出团结与民主两大主题，广泛联系社会各界人士，主动做好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凝聚人心、增进共识工作，有效地维护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此，我代表中共白山市委向全市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各派、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一、坚持富民强市，增强加快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前不久召开的市委五届六次全会，明确提出了明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全市发展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总的要求是：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围绕大发展快发展这个主题，牢牢把握战略机遇，坚持生态立市、工业强市，打资源牌、走特色路，突出投资拉动、开放带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促进经济转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壮大八大特色产业，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着力关注民生民利，加强和谐社会建设，整体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向着富民强市的宏伟目标奋进。力争通过5年不懈努力，全市实现“五个领先、五个翻番”目标，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财政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全社会保障水平等五项指标全省领先，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总额等五项指标翻一番半以上。实现上述奋斗目标，必须对我们面临的形势保持清醒认识。从面临的挑战看，经过多年发展和积累，我市综合实力有了一定提升，但是经济欠发达的格局没有改变，总体上还是在“补课”；宏观形势趋紧，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日益加重，国内出口受阻及铁精粉、焦炭等资源价格下滑等都对我们发展经济带来了挑战。从面临的机遇看，国家综合性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国家循环经济试点、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可持续发展综合实验区等重大机遇，将使白山在衰退产业援助、接续替代产业培育、生态恢复及补偿等方面获得国家支持；最近，中央明确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系列政策措施，也将为白山新一轮发展提供机遇；同时，我市蕴藏丰富、特色突出的各类资源还没有充分开发利用，开发潜力巨大，完全可以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财富优势。在这种形势下，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保持清醒头脑，增强责任意识，面对危机不退缩，面对发展不松劲，化被动为主动，化危机为优势，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做好政协工作、发挥政协作用的有效途径，更好地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推动全市大发展、快发展做出新贡献。

二、坚持服务发展，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职能作用

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我们面临的发展任务对人民政协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政协工作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和更为广阔的舞台。要组织和引导各派、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最大限度地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白山发展上来，为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贡献才智、发挥作用。

第一，围绕推动大发展、快发展，积极献计出力。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第一要务。全市各级政协组织要紧紧围绕加快发展这个大局，发挥政协“人才库”、“智囊团”的优势，坚持用智慧协商，用优势参政，用专长服务，用奉献立业。要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和重大决策，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围绕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确定协商议题。特别要针对一些事关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多方位、多角度、多层面调查研究，广泛开展论证，向党委、政府提出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促进党委、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要找准履行政协职能与服务党政中心工作的最佳结合点，在服务中参政，在支持中议政。要把参政议政的重心放在对发展趋势的思考上，放在对矛盾问题的分析上，放在对发展对策的研究上，放在对发展制约因素的破解上，使参政参到点子上、议政议到关键处。要积极组织政协委员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在培育特色产业、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循环经济上发挥作用，大力支持政协委员中的民营企业家，迅速把企业做大做强。要充分发挥政协组织联系面广、人才济济优势，多形式开展联谊、交流、合作活动，积极推动招商引资和引进人才、智力等工作。

第二，围绕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大力开展民主监督。人民政协是我国民主监督的重要力量。发挥好政协的民主监督作用，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要本着对国家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切实加强对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党委、政府和各部门要主动接受监督，积极为政协民主监督提供必要的条件。要突出改革和建设的重大问题、法律法规的实施、党政重大决策、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廉洁勤政等方面，利用委员视察、提案、民主评议等形式，切实发挥好民主监督作用。要继续把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作为民主监督重点，通过民主评议等形式，及时发现经济软环境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治措施，努力营造亲商、安商、扶商、富商的发展氛围。

第三，围绕构建和谐社会，广泛调动积极因素。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党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举措。人民政协的基本属性、主要职能、组织构成、工作原则和活动方式，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完全一致。人民政协位置超脱、联系广泛，在沟通各界、协调各方、增进共识、团结群众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全市政协组织要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进一步加强与各派、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的联系，不断深化和扩大他们的政治参与，尊重和保护他们参政议政权利，搞好统一战线内部合作共事，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要积极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使政协成为党委、政府团结各派、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的重要桥梁和纽带。要协助党委、政府做好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凝聚人心工作，努力维护社会稳定。各级政协组织和全体政协委员要联系社会各界，深入基层和群众，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广大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形成推动发展、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强大合力。

三、坚持基本原则，加强和改善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

政协工作是党全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和改善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是做好政协工作的根本保证，也是各级党委的重大政治责任。各级党委要更深入地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发〔20*〕5号)文件精神，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切实加强和改善对政协工作的领导。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党的统一战线、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原则，做到思想重视、工作到位，把加强对政协工作的领导纳入党委工作总体布局，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在研究和部署全局工作时，对政协工作要提出建议和意见，并及时答复政协党组请示的问题。要认真执行重大事项通报、重要情况反馈、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注意听取和采纳政协组织意见。负责联系政协工作的领导同志，要与政协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发挥好联系、指导和帮助作用。

大力支持政协履行职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和省委《实施意见》，积极推进协商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对有关政协工作的制度和要求切实抓好落实。要维护政协委员的知情权、参政权和监督权，热情支持他们参加调查、视察、协商以及学习考察等活动，为他们更好地参政议政创造条件。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认真办理政协建议案、委员提案，提高办复率和满意率。要不断改善政协的工作条件，主动帮助政协委员解决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一步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切实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政协党组是党在人民政协中的派出机构，肩负着实现党对人民政协领导的重大责任。要认真履行党委赋予的职责，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党委决议、决定贯彻到政协全部工作中去，确保与党委在政治上同向、思想上同心、行动上同步。要引导和推动各派、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党的主张转化为各派、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的广泛共识和具体实践。政协组织中的中共党员要切实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牢记党的宗旨，遵守政协章程，热爱政协工作，认真履行职责，努力成为合作共事、发扬民主和廉洁奉公的表率。要引导全体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进一步加强学习、积极思考，不断提高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要重视和加强政协干部队伍建设，适时把一些政治坚定、作风民主、年富力强、熟悉统战政策、热爱政协工作的领导干部配备到各级政协领导班子中，同时把政协的优秀干部选配到党政领导岗位，使政协机关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政府范文篇10

关键词：政府采购；理论界；采购制度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都积极地参与了对政府采购问题的研究，现将近期的研究情况综述如下。

一、“政府采购”的特征

政府采购，也称公共采购，是指各级政府及所属实体为了开展日常政务活动和为公众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需要，在财政的监督下，以法定的方式、方法和程序（按国际规范一般应以竞争性招标采购为主要方式），从国内、国际市场上为政府部门或所属公共部门购买所需商品和劳务的行为。政府采购制度是指政府采购政策、采购程序、采购过程、采购管理等的总称。

与私人采购相比，政府采购具有以下明显的特征：（1）政府采购所支出的资金是公共资金，而不是公司业主或公司法人的资金，因此只能按法律的规定进行开支。为此，要实施严格的预算限制和公共审计程序。（2）政府采购和分配的物品是为了几个请购机关之用，通常不是用于制造或转售之目的。（3）从事和管理政府采购职能的人员没有公司雇员需要赢利的动机。（4）政府采购过程是或者应该是完全公开下进行的。（5）政府采购程序事先经过严格的规定，同私营领域不同，它没有多少灵活性，因此创新发生得相当缓慢。（6）公共官员、管理者受到公众和新闻媒介的监督，渎职、失误都要曝光。在私营领域，只有重大失误或欺诈才被曝光，其它则内部处理。（7）政府可以、而且确实具有至上的能力，政府采购承担着执行国家政策的使命。（8）政府采购对象十分广泛，采购数量巨大。政府始终是各国国内市场最大的用户。

有些同志论述到政府采购与控购（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区别：控购主要是通过直接的行政性的财政计划抑制社会集团对某些商品的需求，实现社会商品的供求平衡；政府采购制度是通过法律手段和竞争机制，规范公共采购部门的采购行为，以实现政府预期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控购针对的是某些具体的商品（品目是有选择的），而政府采购针对的是政府对所有商品、工程和服务的购买，没有品目的限制。

与财政供给制的区别在于：在实物供给制的条件下，财政是选购商品的主体，商品的使用者只能被动地接受商品。而实行政府采购制度，财政只是参与、监督商品的采购过程，保证采购过程的公平交易和资金的有效使用；商品的使用者是采购商品主体，所购商品的技术和物理指标都要满足商品使用者的要求。

二、我国现行采购办法的弊端

由于我国在理论上缺乏契约国家的观念，政府是纳税人的公共资金托管人的地位并没有确立，纳税人也缺乏参与对公共资金的监督管理意识。我国的国民经济也长期在计划体制下运行，根本没有公共市场和私人市场之分，更无政府采购与私人采购之别。在具体实施方式上，我国自建国以来一直采取财政以货币形式向各预算单位供给经费，再由各预算单位分散采购所需物品，进行自我组织服务和供给的办法。这种办法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下有其特别的适应性，然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很不适应，弊端颇多：

1、造成财政资源使用的非效率性。这种分散购买、自我服务、自给自足的办法，不仅与社会化生产不相适应，而且由于失去了规模效应，造成设备能力不能充分利用，加大了各行政、事业单位的业务成本，额外增加了财政资源的耗费，降低了财政资源使用效率，增加财政负担。

2、不能发挥规模购买优势，不利于运用市场竞争机制的好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供应商为扩大自己的市场占有份额，竞争十分激烈。政府采购完全可以充分运用这种竞争条件，降低购买成本，提高财政效益。而现行的采购办法，由于购买批量小、零星，不仅无法得到竞争的好处，而且难以从厂家直接进货；极大地提高了采购成本。

3、给以公谋私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厂商为了销售，常常采取各种利诱手段，诸如给回扣、送礼品等等，诱使采购者购买质低价高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依然由各单位分散实施，一些素质差的工作人员就有可能在“糖弹”面前落马，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损失，腐蚀了干部，毒化了社会。

4、财政分钱后由各单位自行采购的办法，也增加了支出控制的难度。财政只能在分钱时实施真正的控制，而钱分出去以后，常常购买什么、购买多少都无法控制，不得已只好采取控制集团购买力的办法确定什么能买、什么要审批等等，还得专门设立一个机构，造成人力、财力的额外耗费。

三、改进现行的预算管理和运行机制

一是改进预算监督。实行政府采购制度以后，财政监督将由价值形态向实物形态延伸，改变目前财政监督形同虚设、财政支出管理弱化的现状。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财政部门不仅要制定政府采购政策，而且要参与采购管理，这将意味着财政部门的工作领域将得到拓宽，财政部门干部的知识结构也要作相应的调整，他们既要懂技术，还要了解市场。只有财政干部具备这些能力，才能真正做到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的监督。有同志进一步强调了必须加快财政干部的业务培训，努力提高综合业务素质。也有同志从实践的角度提出：配合政府机构改革，从机关分流人员中挑选一批人员作财政监督联络员，对试点单位、定点单位进行日常监督。

二是改革现行的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管理体系和具体操作方法。现行的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管理体系和具体操作方法，是按国家机构的建制和经费领报关系确定的。每年预算一经批准，财政部门即按预算和各单位的用款进度层层下拨经费，年度终了后，又层层上报经费使用情况，汇编决算。实行政府采购制度后，财政部门不再简单按预算下拨经费，而是按批准的预算和采购合同的履约情况直接向供货商拨付货款（支出）。由于采取直接付款形式，支出的决算也不需再层层上报，财政总会计可以根据支出数直接办理决算了。考虑到实行政府采购制度的开始阶段和今后的相当时间内，各单位预算支出中，一部分如设备购置等将通过政府采购方式实现，另一部分如人员工资仍将由各部门（单位）办理，这样客观上预算经费的层层下拨和直接支付方式将长期并存。根据这一现状，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制度在不改变现行的核算方式的前提下，要明确允许直接支付方式并规范核算的具体方法。财政部门内的总预算会计帐户也要作相应的调整，即要设置一个专门明细帐或开设一个专门的帐户，用于核算各部门（单位）经核准用于政府采购的支出预算。

三是完善国家金库制度。按现行国家金库的有关规定，国家的一切预算支出，一律凭各级财政机关的拨款凭证，经国库统一办理拨付。目前，国库的拨款体系与预算会计管理体系是匹配的，即国库办理的财政拨款按会计管理体系在银行结算体系中层层拨至用款单位。实行政府采购制度以后，国家金库的有关办法中应明确允许财政办理直接拨款的方式并制定相应的具体操作方法。这种方式与正在探索改革的国库单一帐户的管理方式基本吻合。

四是建立政府采购的管理机制。政府采购制度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事务多，需要建立一整套管理机制来管理和协调。政府采购制度才能顺利运转，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要建立完善的政府采购管理机制，就必须建立明确的政府采购主管机构（可由财政部担任）、明确采购模式（可实行集中采购为主，分散采购为辅的模式），加强对招标机构或采购机构的管理，建立仲裁机构。

四、尽快制定《政府采购法》

鉴于政府采购对政府行为以及国民经济的重大影响，按照依法行政的原则，制定我国的政府采购以及相应的配套法规势在必行。

有同志论述到，仅有政府采购法是不够的，还需要制定大量的配套法规，如对供应商资格要求的规定、对评标标准和程序的规定、对采购从业人员资格要求的规定、对采购管理和经办人员行为规范的规定、对采购质疑和仲裁程序的规定，等等。

还有同志具体阐明了目前国内有关部委起草的招标投标法与政府采购法之间的区别，比如调整对象不同、法的类别不同、立法的目的不同、适用对象不同，等等。

「参考文献」

1、《财政研究资料》，1998年第7、14、22、31期，傅志华、刘运峰、周利国、安秀梅、杨雪芬、李亚珍、陆亨良等人文。

2、《中国财政》，1998年第1、5、6期，贾康、马海涛、何振一、曹富国、胡宇等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