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文化范文10篇

政法文化范文篇1

然而，究竟什么是政法文化？本人在动笔之前，查阅了许多资料，但都难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和范围。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文化”有三种涵义：一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二是指考古学用语；三是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另外，在现实生活中，“文化”通常会被视为一种教育程度和意识形态。很显然，在这里我们所要探讨的主要是第一种。在归纳了各方的见解之后，我们更倾向于下面这种看法：政法文化是政法组织群体在长期的职务活动中形成的意识形态，它是政法思想、政法精神、政法职业道德和政法价值观的总和，其核心是政法精神和价值观，政法精神和价值观的培育要通过日常组织管理工作和任务来体现，要通过各种文化活动来构建。结合政法工作实际，我们认为,“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爱岗敬业、高效廉明、公平公正、文明热情”可基本涵盖政法精神。

“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是当前党和国家的基本治国理念，也是全国人民的根本诉求。“爱岗敬业”，是从事政法工作乃至所有从业人员的基本工作要求，无需多论。“高效廉明、公平公正、文明热情”，是最强的民愿，也是政法工作最基本的职业自律。

尽管政法文化不可能直接替代实际的业务工作，但它对于提高政法人员素质、塑造政法人员形象、加强政法工作、改善干群关系都将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必然对政法工作人员及社会各界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基于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强化政法文化建设。但如何才能加强？怎样才能取得实效？我们认为，在工作中应该坚持“文化主导、重在建设”的原则，着力在“五立”上下功夫。

一、加强素质建设以立本。这里所说的素质，既包括先天具有的人的自然属性，又包括后天经过学习和锻炼形成的人的社会属性。政法人员的素质是指从事政法工作的人员所应该具备的政治思想、业务能力、文化水平、科技技能的心理素质、纪律作风和身体状况等多方面的条件。政法人员素质是政法人员文化形象塑造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在政法人员形象塑造中，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首先要围绕着“五心”（即：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人民、热心献给社会、诚心献给朋友、孝心献给父母）为内容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做人基本准则的教育，从而塑造政法人员健康的人格和积极向上的精神；其次是围绕着“三张合格证”（学业合格证、岗位技能合格证和做人合格证），狠抓政法人员的文化素质、业务素质和心理素质的提高，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补习和自修等不断提高政法人员的综合素质，提高其为人民服务、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能力，以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时代需求。

二、发挥典型示范以立标。如果说政法人员价值观是政法文化的灵魂和核心内容，那么政法机关的功臣模范、标兵等典型便是政法队伍总体价值观的化身、组织力量的缩影和政法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功臣模范和标兵是振奋人心、鼓舞队伍士气的导师，是政法人员信赖的偶像。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能够体现政法人员群体的价值观念，所以他们才能够为人所不足，行人所不及。他们也许在政法组织中不担任一定的职务，也许算不上高级人才，但他们德高望重，倍受人们的尊重。他们身上体现出社会和政法队伍追求的真谛，处于政法文化的中心位置，对政法文化的形成和强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英模、标兵是一种象征，是政法人员心目中有形的精神支柱，是对外展示政法人员形象的名牌。如果没有政法系统的英模，政法文化就会因缺乏感召力和凝聚力而支离涣散。因此，在政法人员形象塑造过程中，要大力挖掘、树立一批模范、标兵等各类先进典型。在树立和发现典型时，首先要善于挖掘典型的“时代美”，要使典型能够紧跟时代步伐，散发出强烈的时代气息，能够概括代表政法队伍的时代潮流。其次，要提高捕捉典型的“大众美”。政法工作是平凡的，我们在发现培养典型时要注意他们捕捉朴实无华的美，给人们以亲切之感。再次，我们要注意保持和维护典型的“自然美”。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确定典型，辩证真实地宣传塑造典型，以展示给人们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中的政法人员和政法群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是我们树立和宣传政法人员典型的根本要求，也是人们乐于向典型学习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加强规章建设以立制。规章是政法文化建设的有力保障，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因此我们在政法文化构建中要切实加以重视。一是要严格遵守《公务员法》等法律制度，用制度引导行为，强化服从意识，确保政令畅通。二是要进一步理顺工作程序，简化业务手续，拓宽文明服务功能。当前，各级政法机关应该建立健全主要领导接待群众日制度，面对面地倾听群众的意见，为群众解决问题。各“窗口”单位应该普遍设置便民留言台、便民椅、便民办事指南和方便群众咨询有关业务的便民电话。对权力集中的热点部门和岗位，必须制定相应的制度，采取相应的措施，构建权力分散、职能交叉的“隔离带”，并实行轮岗和竞争上岗、末位淘汰制度，防范在先、堵漏在前。三是要继续健全和完善各项内外监督机制，突出重点，抓好纪律监督、法律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增强政法文化建设的透明度和广大公众的参与度，提升政法人员形象。

四、加强环境建设以立形。环境是政法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政法文化环境是指一定时期内影响某一政法群体和个体的文化背景。政法人员所处的周围环境，会影响他们的各种行为。如果把政法人员引向某一方向，就必须使政法人员与环境间的关系有相应的变化和调整，不是改变环境，就是让政法人员去适应环境。如果政法人员与环境经常处于不适应的状态，不仅影响他们的行为，而且会导致他们心理上的变化。因此，在政法文化构建中，要大力抓好环境的优化工作。一是优化礼仪环境，大力推行文明服务用语；二是优化办公环境，要本着量入而出的原则，美化、绿化、净化、优化各单位的内外环境；三是要营造政法文化环境氛围，各级政法机关在政法文化建设中要建立具有浓郁政治气息的政法文化环境。在大环境的感染下，广大政法人员更加深刻地领会了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内涵和重要意义。公务员之家:

政法文化范文篇2

一、关于政法文化建设

政法文化不同于单纯的法治文化，认为。更多地是指一种职业文化、职业精神，一种行业性的文化。比如，近年来治安状况明显进步，政法战线不断涌现出先进人物，身上所展现的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和执法公正等素质，实际上就是政法文化价值取向和与时俱进精神的良好体现。作为山东精神的基石，政法文化理应成为塑造山东精神的准则、判断标准和发展导向。政法文化反映了人类现代文明的一些理念或精髓，比如法治、平等、人权等，与公正、民主、自由、秩序等内涵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抓好政法文化对于塑造山东精神十分重要。塑造山东精神，不单单是要求人们具备一些基本的行为操守，更重要的要思考山东精神的基本内核是什么。从人类现代文明演进的角度来看，塑造山东精神，关键是提倡一种好的政法文化氛围，从制度建设高度加强对政法文化的培育，并在全社会逐步培养起一种现代的民主和法制精神。

以政法机关、政法人员、政法行为作为主要载体，政法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依法执政。实践中。而且渗透到政法规则的设计者、执行者、监督者中，泛化到各个社会群体之中，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平安和谐山东，没有一种现代的政法文化渗透于其中，不可想象的政法文化的内容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个方面，主要是指政法干警在长期履行法定职责、执行党的政策，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过程中所积淀的共同群体意识、行为方式，指导、约束政法各机关整体行为及政法干警、法律服务人员行为的价值理念。政法文化主要反映在政法各机关的建设发展理念、规章制度、协作精神、创新意识、外在形象，法官、检察官、警官等工作作风和精神面貌等方面。政法文化作为一种政治价值理论，不仅作用于政法机关的整体作为，而且作用于每名干警、法律工作者行为，对政法机关及其所有工作人员具有强力的指导作用和约束作用。

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物质文化建设方面，政法文化是当代政法机关规范化建设和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表层文化，即党委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机关的外在形象，包括执法和法律服务机构的名称、办公（执法）场所形象、执法人员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工作形象、知名度、美誉度、满意度等。第二是规章制度建设方面，属于浅层文化即党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赋予政法机关的行为规范。包括政法各机关的机构设置、工作职责（管辖权、业务范围）机关管理、执法程序、终端结果的处置和运用等，执法理念、法治理念和团队精神。第三是精神文化建设方面，属于深层文化，包括政法机关每一名干警、法律服务人员的工作态度、责任感、使命感，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政法机关的整体工作目标的追求。上述三个方面文化建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高度的和谐性，同步发展，不可分割。

也是和政法文化的建设成就分不开的县拥有目前这样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近年来我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有赖于政法战线的努力，另一方面也与近几年着力抓政法文化的建设不无关系。一个地方的安全问题相当重要，对于提升综合竞争力作用非同小可。近年来县政法文化建设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应该看到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政法文化还没有取得广泛的信任，距离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这些问题的产生，与我自身的政法文化建设还不到位有关。判断一个地方是否发达，除了看它经济发展水平如何，还要看它社会文化观念怎么样。一般来说，一个不发达国家的普通老百姓对法律往往不会有亲切感。因为法有时候会有些威慑力，老百姓对法律理解更多的刑法。而在发达国家，法，尤其是民法的渗透力非常强大，老百姓通常把法看成是自己的行为规范，甚至于邻里之间、朋友之间有什么扯不清的问题也常常通过法律的手段加以解决。所以，有了文本的法律，有了司法行为，不见得就具有我所理解的政法文化。塑造政法文化的时候，应该考虑怎样使老百姓和法律亲近起来，使他树立一种法律意识，这一点很重要。这就要求我要进一步加大普法工作的力度，要发挥群众力量，用民主的手段来加强社会治安，要从理念、制度、行为、物质和形象五个层面着手，建设一支清正、廉洁、公道、高效的政法干警队伍，体现出平安和谐精神，体现出山东的特点。

二、关于县级政法委建设

其中机关配备书记1名

一）基本情况。县委政法委机关（含县综治办）行政编制9人。副书记3名；县综治办配主任1名，副主任2名；股级领导职数2名。内设综合科、政工科。目前，现有在职人员10人，其中书记1人，副书记3人（其中1人兼任综治办主任）综治办副主任2人，主任科员1人，科员1人，司机1人，离岗待退1人。

统一政法各部门的思想和行动。对一定时期内的政法工作作出全局性的部署并督促贯彻落实。组织协调指导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检查政法部门执行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情况

二）主要职能。县委政法委是县委领导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其主要职责是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县委的部署。结合实际，研究制定严肃执法，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具体措施。大力支持和严格监督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指导和协调政法各部门在依法相互制约的同时密切配合，督促、推动大要案的查处工作，研究、协调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组织协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推动各项措施的落实。组织、推动政法战线的调查研究工作，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探索政法工作改革的路子，通过改革进一步加强政法工作。研究和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的措施，协助党委及组织部门考察、管理政法部门的领导干部。组织协调对政法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宣传工作。指导下级综治办的工作。完成县委和上级政法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任务。

三）近年来的主要工作

提升整体素质。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1加强班子建设。政法队伍建设的关键环节，不断提高政法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几年来，全县政法机关狠抓班子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一是加强班子的思想政治建设。全县政法机关领导班子高度重视理论学习，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着力在研究解决重大问题上下功夫。二是加强班子的组织建设。政法机关在选拔班子成员上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严格按程序办事，防止违规违纪问题的发生。使班子形成了年龄结构科学合理、知识结构博采众长、能力结构优势互补的新型领导班子。三是加强班子的作风建设。政法机关利用民主生活会为载体，认真坚持和实行民主集中制，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决定，让班子成员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了班子的整体作用。政法委及政法各部门每年召开多次民主生活会，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了党内团结，改进了领导方式和方法，提高了班子的凝聚力、战斗力。四是加强班子的业务建设。政法机关领导班子成员采取有计划参加业务培训的方法，提高了班子的整体业务素质。先后举办了领导科学培训班，后备干部理论学习班，素质考试等培训教育形式，以培促学，以考促学，切实促进了领导干部业务水平的提高。

政法文化范文篇3

一、主要措施

（一）加强学习教育。要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在区司法行政队伍中营造勤于学习、善于学习、乐于学习的浓厚氛围，真正使学习成为一种需要、一种境界,实现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努力造就一支有学识、有经验、能创新的司法行政队伍。要积极参加上级举办的各种培训班、研修班，学习借鉴先进经验，不断开拓工作思路，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二）提高职业素质。区全体司法行政人员要围绕“精通业务，胜任本职”的要求，熟练掌握各种司法行政业务知识与技能，不断提高说理释法、做群众工作、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讲究司法行政艺术、服务工作大局、保障经济发展的能力，处置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真正做能文能武、能胜任各种不同岗位、高水平履行职责、人民满意的司法行政工作者。

（三）加强廉政建设。要落实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述职述廉等制度。大力开展警示教育，充分运用反面教材，剖析典型案件，做到警钟长鸣、防微杜渐。及时对有违法违纪苗头的司法行政干部进行警示。全面掌握司法行政干部的思想动向，通过司法行政队伍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错误思想倾向，有针对性进行教育和诫勉。

（四）增强团队意识。要用团队目标、集体精神、拼搏干劲把司法行政干部团结在一起，使全区司法行政干部认同团队目标、珍惜集体荣誉、善于合作共事，形成同心同德的凝聚力、众志成城的向心力、群策群力的创造力、无往不胜的战斗力，不断推动我区司法行政工作取得新的发展和进步。

（五）培树典型和创建品牌。要积极开展争先创优活动，大力宣传在区司法行政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形成弘扬正气、褒扬先进、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形成“比学赶帮超”的生动局面。努力培养挖掘先进典型，为区司法行政工作争光添彩。

（六）积极参加各项文化活动。积极响应区委政法委关于开展岗位练兵和业务竞赛活动的指示，不断提高司法行政干部依法行政，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证社会大局稳定的能力。积极参加区委政法委开展的业务标兵和技术能手评选活动。认真组织征文比赛、网上论坛及各项文体活动。不断总结区政法文化建设新经验、新做法，推动区司法行政工作再上新水平。

二、几点要求

（一）要高度重视政法文化建设。各部门要真正认识到，加强政法文化建设，是认真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加强党对政法意识形态领域领导的有力措施，是新时期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政法文化建设，对政法队伍内聚力量、外树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法文化范文篇4

也是和政法文化的建设成就分不开的县拥有目前这样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近年来我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有赖于政法战线的努力，另一方面也与近几年着力抓政法文化的建设不无关系。一个地方的安全问题相当重要，对于提升综合竞争力作用非同小可。近年来县政法文化建设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应该看到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政法文化还没有取得广泛的信任，距离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这些问题的产生，与我自身的政法文化建设还不到位有关。判断一个地方是否发达，除了看它经济发展水平如何，还要看它社会文化观念怎么样。一般来说，一个不发达国家的普通老百姓对法律往往不会有亲切感。因为法有时候会有些威慑力，老百姓对法律理解更多的刑法。而在发达国家，法，尤其是民法的渗透力非常强大，老百姓通常把法看成是自己的行为规范，甚至于邻里之间、朋友之间有什么扯不清的问题也常常通过法律的手段加以解决。所以，有了文本的法律，有了司法行为，不见得就具有我所理解的政法文化。塑造政法文化的时候，应该考虑怎样使老百姓和法律亲近起来，使他树立一种法律意识，这一点很重要。这就要求我要进一步加大普法工作的力度，要发挥群众力量，用民主的手段来加强社会治安，要从理念、制度、行为、物质和形象五个层面着手，建设一支清正、廉洁、公道、高效的政法干警队伍，体现出平安和谐精神，体现出山东的特点。

政法文化不同于单纯的法治文化，认为。更多地是指一种职业文化、职业精神，一种行业性的文化。比如，近年来治安状况明显进步，政法战线不断涌现出先进人物，身上所展现的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和执法公正等素质，实际上就是政法文化价值取向和与时俱进精神的良好体现。作为山东精神的基石，政法文化理应成为塑造山东精神的准则、判断标准和发展导向。政法文化反映了人类现代文明的一些理念或精髓，比如法治、平等、人权等，与公正、民主、自由、秩序等内涵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抓好政法文化对于塑造山东精神十分重要。塑造山东精神，不单单是要求人们具备一些基本的行为操守，更重要的要思考山东精神的基本内核是什么。从人类现代文明演进的角度来看，塑造山东精神，关键是提倡一种好的政法文化氛围，从制度建设高度加强对政法文化的培育，并在全社会逐步培养起一种现代的民主和法制精神。

以政法机关、政法人员、政法行为作为主要载体，政法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依法执政。实践中。而且渗透到政法规则的设计者、执行者、监督者中，泛化到各个社会群体之中，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平安和谐山东，没有一种现代的政法文化渗透于其中，不可想象的政法文化的内容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个方面，主要是指政法干警在长期履行法定职责、执行党的政策，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过程中所积淀的共同群体意识、行为方式，指导、约束政法各机关整体行为及政法干警、法律服务人员行为的价值理念。政法文化主要反映在政法各机关的建设发展理念、规章制度、协作精神、创新意识、外在形象，法官、检察官、警官等工作作风和精神面貌等方面。政法文化作为一种政治价值理论，不仅作用于政法机关的整体作为，而且作用于每名干警、法律工作者行为，对政法机关及其所有工作人员具有强力的指导作用和约束作用。

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物质文化建设方面，政法文化是当代政法机关规范化建设和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表层文化，即党委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机关的外在形象，包括执法和法律服务机构的名称、办公（执法）场所形象、执法人员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工作形象、知名度、美誉度、满意度等。第二是规章制度建设方面，属于浅层文化即党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赋予政法机关的行为规范。包括政法各机关的机构设置、工作职责（管辖权、业务范围）机关管理、执法程序、终端结果的处置和运用等，执法理念、法治理念和团队精神。第三是精神文化建设方面，属于深层文化，包括政法机关每一名干警、法律服务人员的工作态度、责任感、使命感，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政法机关的整体工作目标的追求。上述三个方面文化建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高度的和谐性，同步发展，不可分割。

二、关于县级政法委建设

（一）基本情况。县委政法委机关（含县综治办）行政编制9人，其中机关配备书记1名，副书记3名；县综治办配主任1名，副主任2名；股级领导职数2名。内设综合科、政工科。目前，现有在职人员10人，其中书记1人，副书记3人（其中1人兼任综治办主任），综治办副主任2人，主任科员1人，科员1人，司机1人，离岗待退1人。

（二）主要职能。县委政法委是县委领导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其主要职责是：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县委的部署，统一政法各部门的思想和行动。对一定时期内的政法工作作出全局性的部署并督促贯彻落实。组织协调指导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检查政法部门执行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情况，结合实际，研究制定严肃执法，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具体措施。大力支持和严格监督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指导和协调政法各部门在依法相互制约的同时密切配合，督促、推动大要案的查处工作，研究、协调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组织协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推动各项措施的落实。组织、推动政法战线的调查研究工作，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探索政法工作改革的路子，通过改革进一步加强政法工作。研究和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的措施，协助党委及组织部门考察、管理政法部门的领导干部。组织协调对政法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宣传工作。指导下级综治办的工作。完成县委和上级政法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任务。

（三）近年来的主要工作

建立长效机制。树立典型模范。为了激发政法队伍的活力，4坚持从严治警。全县政法机关下大力气抓典型教育。开展了争创人民满意单位及干警、优秀执法官等系列活动，开展了公正执法、司法为民，树立政法干警良好形象活动以及学习先进典型人物活动。通过树立干警身边的先进人物来激励干警自觉培养崇高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倡导一种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忠于事实、大公无私、廉洁奉公、以身殉法的精神。

提升整体素质。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1加强班子建设。政法队伍建设的关键环节，不断提高政法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几年来，全县政法机关狠抓班子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一是加强班子的思想政治建设。全县政法机关领导班子高度重视理论学习，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着力在研究解决重大问题上下功夫。二是加强班子的组织建设。政法机关在选拔班子成员上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严格按程序办事，防止违规违纪问题的发生。使班子形成了年龄结构科学合理、知识结构博采众长、能力结构优势互补的新型领导班子。三是加强班子的作风建设。政法机关利用民主生活会为载体，认真坚持和实行民主集中制，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决定，让班子成员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了班子的整体作用。政法委及政法各部门每年召开多次民主生活会，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了党内团结，改进了领导方式和方法，提高了班子的凝聚力、战斗力。四是加强班子的业务建设。政法机关领导班子成员采取有计划参加业务培训的方法，提高了班子的整体业务素质。先后举办了领导科学培训班，后备干部理论学习班，素质考试等培训教育形式，以培促学，以考促学，切实促进了领导干部业务水平的提高。

政法文化范文篇5

1.行政法的概念

行政观念的现代转变必然要求行政与法的结合,即行政法的产生是行政与法结合的一种结果。法治主义价值确立为国家观,是行政法的概念获得现实基础的思想条件。当行政活动贯彻法治主义原则时,才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概念。由于各国行政法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不同,各国行政法理论对行政法的概念表述也不尽相同。

英美法系国家中,最早给行政法下定义的是英国著名法学家奥斯丁。他在《法律学》一书中认为,公法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宪法,另一部分是行政法,行政法是规定主权行使之限度与方式的法。

两大法系在行政法概念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第一,英美法系的学者更注意从控制、防止行政权力膨胀、保护私人利益的角度分析行政法概念;而大陆法系国家更侧重从国家管理的角度确立行政法概念。第二,英美法系行政法学者侧重以法的支配原理为基础构建行政法的概念;而大陆法系国家侧重于从权力的需求与公共利益的角度思考行政法的概念。第三,英美法系的学者们通常是从狭义的角度理解行政法的概念,其内容比较狭窄,如美国的行政法概念就不包括试题法和内部行政法;而大陆法系的学者们理解行政法侧重于其广义内容,既包括实体法又包括程序法,既包括外部行政法又包括内部行政法。

2.行政法的地位:作为宪法组成部分的行政法与独立的部门法

在英美法系国家,宪法是“静态的法”,行政法是“动态的法”,行政法是宪法的组成部分。首先,行政法是行政程序法,是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委任立法等进行监督,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进行司法审查,以及通过立法和判例建立起来的约束行政机关的程序规则。其次,在“议会至上”或者“司法至上”的宪政体制下,行政程序在实质上是实现权力分立或者职能分立的工具,这也与宪法的基本属性相一致。

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是独立于宪法的一个基本部门法。学者们认为,宪法是将公权力做出确定的分配的法,处于司法和行政及其权力之上,而行政法则是对行政加以规定之法,是在人民与行政之关系上,设定人民之权利及义务,规定人民与行政之法律关系,包括行政机关的组织形式,行政权及其行使的程序和原则,公民在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的救济措施,以及行政责任等内容。

3.行政法的性质:控权法与自律法

在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是以司法审查和行政程序为中心的控权机制,是一种控制行政权的程序和方法的法。也就是说,行政法是控权法,是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用来控制行政权,防止行政权滥用和行政专横,防止其侵犯立法权和司法权,以及当行政权被滥用时予以补救,从而保障个人自由的程序和方法的法。行政机关及其享有的行政权,对公民及其享有权利并不具有固有的优越性。总之,行政法是管理行政机关的法,而不是由行政机关制定的法。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是一种自律法,是以行政权和效率为中心的自我约束体系。

4.行政法的形式:成文法与判例法

按照传统的法源理论,成文法在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法在大陆法系国家都被认为不是正式意义上的行政法渊源。对此,国内学者尚有争议。但是,判例法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形成和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体系以成文法为显著特点,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

5.行政法学的研究重心:行为法与程序法

大陆法系的行政法学是以行政行为为核心的。在大陆法系国家,法通常被视为是赋予主体实现自己权利和利益的行为规则,是一种权利法。因而,行政法上关注的是能沟通主体的权利和利益的桥梁——行政行为,以及与之相关的行政组织法和行政救济法,行政程序被认为是对权利的一种保障。

在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学中虽有行政行为的概念,却没有相应的理论。在法学家眼中,法是为主体提供的,在其利益受到侵害时可能采用的补救机制。他们并不关心主体的意思表示能否实现其利益,相反却更加关注其在利益受损时可能获得的救济机制。以自然正义或者正当程序观念为基础的行政程序,包括委任立法的程序和制定规章的程序,调查、听证、裁决的程序,司法审查的程序等,构成了行政法学的基本框架。

二、行政法差异成因的分析

1.历史因素

行政观念的产生与发展只是为行政法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行政与法的结合是在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综合因素影响下进行的。在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行政法产生与发展的过程是不尽相同的。历史背景与历史发展过程的不同,是形成各国行政法自身特点和相互差异性的主要原因。

2.行政法文化

不同历史条件下行政法的发展以及行政法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是行政法文化的体现。行政法产生与发展的不同历史背景,实际上是行政法文化的差异。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之间的差异,是两种不同法文化的差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法文化,制约着特定行政法制度。因此,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讲行政法文化分为不同类型,如按行政法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可以将行政法分为西方行政法文化与非西方法文化。当代社会中,行政法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的差异性造成不同类型以及同一类型不同国家行政法的特殊性。

3.理论基础

英国的行政法是一种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其宗旨在于防止权力的滥用。因此,就其理论基础而言,英国行政法是有效的控制行政权力组织与具体运行过程的规范体系,并以控制权力、保障社会主体权利与自由为其思想基础。美国行政法在基本观念上接近英国行政法,强调控权的价值和意义,以控制行政活动来达到行政与公民之间的平衡。法国行政法源自特殊的历史条件,强调行政机关及其组织活动的调整,采取二元化的司法体制。德国行政法发展的起点是警察行政,即在权力运行中突出公权力的优越地位。

由此可见,各国在行政法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积累了总结其实践的理论成果或理论基础,并通过理论的归纳与概括表明了其行政法的时代与民族特色。

三、当代行政法的发展趋势

1.传统行政法观念的转变

当代行政法的发展首先在观念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各国普遍强调行政的积极性,出现了给付行政、服务行政等新的行政观念。在传统行政法体制下,行政法的主要功能限于行政立法、行政行为、行政权力等权力作用,非权力作用限定在非常有限的范围,所有的行政作用以行政行为概念为基本原则。其致命缺陷在于它无法保证行政机关有效的履行法律义务。本世纪以来,社会发展要求行政机关提高效率,增进整个社会福利,同时,议会以越来越多的模糊的规定对行政机关授权,使传统行政法无法解决日益膨胀的行政立法所带来的种种问题。这样各国不得不超越传统来寻找答案,从而刺激了行政法的变化,并使当代行政法的原则、内容、范围和体制等方面均大大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法。具体表现在:第一,行政权作用范围的有限缩小。第二,行政强制的弱化。第三,实质行政法观念的深入。第四,行政程序法理念的增强。所有这些变化,必然会促使行政效率提高,公共利益的实现。为此,开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行政程序法典化浪潮一直到八十年代以后仍然方兴未艾。

2.行政法的法典化趋势

过去,行政法学者们普遍认为,由于行政法处于不断的变化的过程,而且调整范围比较广,难以制定统一的法典。但是,没有统一的行政法典经常出现行政法规之间的矛盾与重复。从各国的行政法规与法律体系的现实来看,有一半以上是调整行政关系的内容。由于没有统一的行政法典,其功能的发挥会自然受到限制。从历史上看,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法典一直是行政学者们追求的目标。如果从行政法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发挥的基本功能看,行政法的法典化将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3.行政法的国际化趋势

传统行政法调整的范围只限于国内,因而被理解为国内公法的一部分。但是随着法律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发展,传统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得到扩大,内容及其调整方式出现了国际化趋势,法规的内容更多的涉及到涉外方面。本世纪30年代出现了国际行政法的概念,国际法因素以不同的形式影响着国内行政事务与行政作用。国际行政法的调整范围远不止国际公务员制度,它包括一系列的国际行政管理制度。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涉外行政法必将在行政法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并直接影响一国行政法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威廉·韦德.行政法[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2]王名杨.美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3]王名杨.法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

[4]于安.德国行政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5]盐野宏.行政法[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1999.

政法文化范文篇6

今年12月4日是第十一个全国法制宣传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推动执法规范化建设，是我们司法部门的一项光荣而神圣的职责使命。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和市委政法委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坚持“三个至上”的原则，加强司法文化建设。在实践中，坚持把司法工作放在全市工作大局中去谋划、推动、实施，顺利完成了“五五”普法规划明确的各项任务，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至目前，全市共创建市级以上执法示范窗口单位11个、法治校园11个、诚信守法企业8个、民主法治示范村12个、民主法治社区8个。2010年12月，宜君县被全国普法办授予全国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先进单位。今年5月份，宜君县被、司法部评为2006-2010年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县，宜君县司法局局长孙宏伟、煤业集团公司宣传部干部张战军两位同志被评为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先进个人，受到、司法部的表彰。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推动国家、民族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司法文化建设是推动司法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司法工作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司法队伍建设的精神血脉。我们要以学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为契机，深入开展“忠诚、为民、公正、廉洁”政法系统核心价值观教育，进一步创新司法文化建设，努力打造一批高素质的司法队伍，促进我市经济社会事业科学发展。

一、把党放在心中，保持政治上坚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我们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司法文化建设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要全面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坚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和精髓。只有全面把握这一核心理念，才能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内涵，才能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提供强有力的保证。要自觉地把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统一起来，把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严格执法统一起来，把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与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统一起来，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二、把宪法和法律放在心中，坚持依法办事

一个良好法治国家得以建立和发展的有效基础除了有良好的社会制度、完善的法律法规、高度的精神文明外，必定有一批精良的司法官员和先进的司法文化理念。我国已经初步建立健全了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我们一定要把宪法和法律放在心中，坚持依法办事。1、法治创建是全面加强司法文化建设的前提。要认真贯彻落实全省、全市司法行政工作会议精神，在全面总结“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按照全省“六五”普法规划的要求，继续推进法治城市、法治县区创建工作的深入开展。2、依法治理是全面加强司法文化建设的基础。要以“法律六进”为载体，以宣传宪法和法律法规为抓手，丰富和创新法制宣传教育形式，狠抓全民学法用法，不断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3、执法规范化建设是全面加强司法文化建设的基石。要认真贯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加强司法文化建设，就是要以创建行政执法示范单位为载体，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在法治建设中，既要注重实体公正，更要注重程序公正，切实增强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科学性和实效性。4、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加强司法文化建设的归宿。要把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要积极探索依法有效管理城市和农村、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新途径、新方法，营造良好的法制氛围，为我市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打下坚实的法制基础。

三、把人民放在心中，真心做到为民服务

政法文化范文篇7

关键词:中国古代;民法文化;形成原因

中国古代有无民法,自清末变法修律至今一直多有争论,但肯定者也极少论及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本文试图勾勒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并简要分析一下形成这些特征的经济、政治、文化原因,以期了解我国民法的文化底蕴,也能对我们现今的民法典进程有所启示。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法律文化更是独树一帜。自然经济的禁锢,等级制度的藩篱,使得传统民事制度处于夹缝之中,高度发达的刑事法律制度,更使其显得苍白无力。以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以刑法为中心的法律模式,民事法律是一个空白。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确实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民法,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不论从客观存在的需要调整的民事关系,还是保存下来的法律文本,我们都可以窥见民法之一斑。而中国传统社会的保守性与封闭性、宗法性与伦理性也深深烙印于民事制度之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

一、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

发达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独特气质。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透过多样的法律形式,我们仍可以发现隐于其中的民法精神和独特之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简单化

与罗马法以及后来的大陆法系相比,中国古代的民法极不发达。民事法律制度调整的权利义务内容多集中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而有关物权制度、法人制度、诉讼制度这些在罗马法上发达的制度内容却很少涉及。

中国古代还没有现代民法中的自然人、法人的观念。在民事活动中,多不以自然人为民事主体,而是将宗族团体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家庭事务多以家长为代表,“在家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没有民事主体地位。有尊长在,子孙不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变法修律。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被打破,国家开始承认土地的私有现象。但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得物权的规定仅涉及所有权、典权,并且极不发达。《清稗类钞》:“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为典,次曰质,又次曰押。”[1]这说明当时仅以典质物的大小区分不同的物权现象。

与中国古代的刑法、行政法相比,民事法律制度的内容也极其简单。中国古代刑法的发达程度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从战国李悝著《法经》起,到《大清律例》都以刑法为主。中国古代自夏朝建立即开始制定行政法律规范。现存的《周官》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行政法性质的法典。《唐六典》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典。明清《会典》,内容涉及行政体制、官僚机构、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而民事关系一直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细故”,国家很少干预。

(二)私法公法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客观上存在着财产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然而传统法律对上述私法关系的调整却采取了公法的制裁手段,即违法违制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刑法性后果———刑罚。以契约法为例,古代法典中虽也不乏有关合同的条文,但制裁手段几乎只限于刑罚。至于合同本身的效力问题,则长期以来听任习惯法支配。例如,唐律关于“行滥短狭而卖者,杖六十”的规定,就“行滥短狭而卖”而言,无疑是有关商品买卖关系中的合同履行问题,因而该规范是民事规范,但是,对这样一种“行滥短狭”行为给予杖六十的刑罚处罚,则显然属于刑法性后果,故而该规范又完全是刑事规范[2]。再如,《唐律疏议·杂律》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契约,违契不偿、负债不还的,要受笞二十至杖六十的处理,债权人向债务人索取财物超出契约规定数量,或债务人向债权人给付数量不足的,均应以“坐赃论”。

民事规范的刑法化也充分表现在婚姻家庭关系领域。《唐律疏议·户婚》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若卑幼不依家长而私自婚娶者,要受杖一百的处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明律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二十贯笞二十,每二十贯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又规定:“立嫡子违法者,杖八十。”[3]很显然,这些纯属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违法行为,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却被认定为犯罪,并处以较为苛重的刑罚。

(三)法律伦理化

纵观中国历代封建法典,可以发现,法所调整的社会各个领域和各种社会关系,都被笼罩上了一层纲常伦理关系,伦理关系代表古代中国人身关系的全部,一切的人身关系都被纳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伦之中,并以纲常伦理为出罪入罪、轻重缓急的准则,民事领域也不例外。古代中国,贵贱、上下决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尊卑、长幼、亲疏则决定每个人在家族以内的地位和行为。个人地位不同,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一致。在君臣关系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居家杂仪》有关于父子关系的内容:“凡诸卑幼,事大小,勿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家长有家庭财产的最高支配权,有家政的最高决策权,同时,父又有将子女作为财产出卖之权,父还有主婚权。在夫妻关系中,是一家之主,有决策之全权,妇只可顺从,《礼记·郊特性》:“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妻之间是极为不平等的。如《大清律例》规定:妻没有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必须从夫,妻不得有私财,甚至改嫁时不但不能带走夫之财产部分,并且连其从娘家带来的嫁妆亦由夫家作主[4]。

(四)均衡观

中国古代有大量关于均衡的议论。如《尚书·洪范》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老子》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5]“尚中庸,求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并成为传统价值体系中最高的价值原则。在民事领域,更是主张公允适应、不偏不倚、崇尚稳定,注重调和,反对走极端。

例如,中国古代在债权关系方面相当注重对于债务人的保护。很早就有明确限制债务利息的法律,唐宋时法律原则上不保护计息借贷债权。均衡观在财产继承方面反映的尤为显著。自秦汉以后,在财产继承方面一直贯彻“诸子均分”的原则,无论嫡庶、长幼,在继承财产方面一律平等。遗嘱继承在中国民法史上一直被忽视,在被继承人有子女时,遗嘱尤其是份额不均的遗嘱完全不被认可。

(五)多种形式间的脱节

在中国古代社会,习惯法是有适用余地的。习惯法具有属人、属地的特性,而且反映了历史的延续性和浓厚的亲情、乡情,因此,中国古代历代对习惯法都采取默认的态度[6]38。但错杂而不统一的各种民法渊源必然存在矛盾之处,两者若即若离。例如,古代社会主张“同姓不婚”。《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凡同姓为婚者(主婚与男女)各仗六十,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但在山西清源,陕西长安、直隶、甘肃、湖北等地都流行同姓为婚,以至迫使官府认可其合法。再如,“尊卑为婚”,按规定“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也迫于民间禁而不止,最后在附例中不得不规定:“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在清代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除上述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存在矛盾外,由于立法技术不高和法理上的疏漏,即使在制定法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冲突。例如,为养父母服丧问题,《大清律例》与《大清会典》规定为“斩衰三年”,《礼部则例》则规定为“齐衰不杖期”[6]39。

二、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原因分析

中国古代民法忽视个人,不讲平等,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那就是“不发达”。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文化的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一)经济上:商品经济的落后

古今中外,凡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民法也较发达,凡是商品经济落后地区,其民法也较落后。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土壤和前提条件。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朝以来,一直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产仅用于自我消费,消费也基本上可以从自然经济中得到满足,个别物品的交换往往以物物相易的方式实现,货币交换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对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农民被迫依附于地主的土地忍受剥削、压迫,双方根本没有平等、交换可言。自然经济具有封闭性、孤立性、单一性和自足性的特点,它造成了生产者之间的隔离,而不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交往,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于市场,因此,以交换为纽带的商品经济也就无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落后,束缚了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的发展。

(二)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束缚

中国古代的政体是专制主义政体。从秦统一天下建立皇帝制度起,两千年来专制皇权不断膨胀。为了维护专制制度,封建统治者极力维护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基础,严厉打击一切危及国家统治和皇帝安全的行为。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能直接产出生活或战争所需物质的农业,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根本”,而把发展商品生产认为是本末倒置。如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富,主待农战而尊”。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凡事皆须务农,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历代统治者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多方加以限制,阻碍了民事关系的产生。一方面,对有利可图的盐、铁、丝稠、瓷器、茶叶、酒、矿山等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和贸易实行国家垄断,还颁布《盐法》、《茶律》限制私人经营;另一方面,对于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给予种种限制和打击。如汉高祖刘邦对富商课以重税,不允许其子孙为吏,唐朝时将工商之人列为百工杂流,同巫师相提并论,宋朝时定商税以比较,明代禁止出境营商,禁止官宦家庭经营商业,否则子孙累世不得为吏,对宦官经商者处罪[7]。

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家国一体”。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到处充斥着君权、父权、夫权,强调家族主义,向来忽视“个人”。在家族时代,家族组织在社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职能,包括宗教、教育、经济以及现在专属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方面的职能。个人被束缚在家族的身份网络之中。一个人最基本的身份首先是某个家的成员,在家这样一个伦理实体中,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文化上:重义轻利的观念

儒家传统文化历来推崇“重义轻利”的思想。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秦代以后,董仲舒又进一步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的反功利主义观点。“贵义贱利”的价值观,肯定了“义”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首要准则。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把义作为与仁等同的概念处理。义的概念,就孟子看来,其实是宗亲关系的引申。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义”成为普遍的道德要求,是儒家学说中人之所以为人的准则而加于人们的职责和义务。“重义轻利”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历经两千年而不衰。由于传统文化强调重义轻利,法律自然就排拒个人对私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追求,进而不断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这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正好契合。

近些年来,民法学界将较多的精力放在对大陆法系民法典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为中国民法的继受性法文化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但关于中国民法如何与民族传统文化沟通连接、继承认同这一重要理论区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法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8]每一个民族的法律文化,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征,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地域性风格。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变革总是取决于自身特定文化背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民法法典化的社会基础,在完善民事立法和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在研究移植罗马法时,应注意到对传统文化的吸收,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来把握。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否定了自由、平等、权利,中国民法文化先天不足,后天不良;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中华民族长期社会实践的成果之一,其中诸如集体本位观念、德法并重的思想、和谐观念、善良风俗等内容在中国民法法典化的进程中仍然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和古为今用的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法学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80.

[2]孔庆明.中国民法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255.

[3]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82.

[4]大清律例[M].田涛,郑秦,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775.

[5]韩延龙.法律史论集:第2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51.

[6]张晋藩.清代民法综述[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38.

政法文化范文篇8

关键词:中国古代；民法文化；形成原因

中国古代有无民法，自清末变法修律至今一直多有争论，但肯定者也极少论及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本文试图勾勒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并简要分析一下形成这些特征的经济、政治、文化原因，以期了解我国民法的文化底蕴，也能对我们现今的民法典进程有所启示。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法律文化更是独树一帜。自然经济的禁锢，等级制度的藩篱，使得传统民事制度处于夹缝之中，高度发达的刑事法律制度，更使其显得苍白无力。以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以刑法为中心的法律模式，民事法律是一个空白。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确实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民法，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不论从客观存在的需要调整的民事关系，还是保存下来的法律文本，我们都可以窥见民法之一斑。而中国传统社会的保守性与封闭性、宗法性与伦理性也深深烙印于民事制度之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

一、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

发达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独特气质。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透过多样的法律形式，我们仍可以发现隐于其中的民法精神和独特之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简单化

与罗马法以及后来的大陆法系相比，中国古代的民法极不发达。民事法律制度调整的权利义务内容多集中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而有关物权制度、法人制度、诉讼制度这些在罗马法上发达的制度内容却很少涉及。

中国古代还没有现代民法中的自然人、法人的观念。在民事活动中，多不以自然人为民事主体，而是将宗族团体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家庭事务多以家长为代表，“在家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没有民事主体地位。有尊长在，子孙不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变法修律。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被打破，国家开始承认土地的私有现象。但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得物权的规定仅涉及所有权、典权，并且极不发达。《清稗类钞》:“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为典，次曰质，又次曰押。”这说明当时仅以典质物的大小区分不同的物权现象。

与中国古代的刑法、行政法相比，民事法律制度的内容也极其简单。中国古代刑法的发达程度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从战国李悝著《法经》起，到《大清律例》都以刑法为主。中国古代自夏朝建立即开始制定行政法律规范。现存的《周官》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行政法性质的法典。《唐六典》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典。明清《会典》，内容涉及行政体制、官僚机构、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而民事关系一直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细故”，国家很少干预。

(二)私法公法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客观上存在着财产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然而传统法律对上述私法关系的调整却采取了公法的制裁手段，即违法违制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刑法性后果———刑罚。以契约法为例，古代法典中虽也不乏有关合同的条文，但制裁手段几乎只限于刑罚。至于合同本身的效力问题，则长期以来听任习惯法支配。例如，唐律关于“行滥短狭而卖者，杖六十”的规定，就“行滥短狭而卖”而言，无疑是有关商品买卖关系中的合同履行问题，因而该规范是民事规范，但是，对这样一种“行滥短狭”行为给予杖六十的刑罚处罚，则显然属于刑法性后果，故而该规范又完全是刑事规范。再如，《唐律疏议·杂律》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契约，违契不偿、负债不还的，要受笞二十至杖六十的处理，债权人向债务人索取财物超出契约规定数量，或债务人向债权人给付数量不足的，均应以“坐赃论”。

民事规范的刑法化也充分表现在婚姻家庭关系领域。《唐律疏议·户婚》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若卑幼不依家长而私自婚娶者，要受杖一百的处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明律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二十贯笞二十，每二十贯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又规定:“立嫡子违法者，杖八十。”很显然，这些纯属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违法行为，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却被认定为犯罪，并处以较为苛重的刑罚。

(三)法律伦理化

纵观中国历代封建法典，可以发现，法所调整的社会各个领域和各种社会关系，都被笼罩上了一层纲常伦理关系，伦理关系代表古代中国人身关系的全部，一切的人身关系都被纳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伦之中，并以纲常伦理为出罪入罪、轻重缓急的准则，民事领域也不例外。古代中国，贵贱、上下决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尊卑、长幼、亲疏则决定每个人在家族以内的地位和行为。个人地位不同，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一致。在君臣关系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居家杂仪》有关于父子关系的内容:“凡诸卑幼，事大小，勿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家长有家庭财产的最高支配权，有家政的最高决策权，同时，父又有将子女作为财产出卖之权，父还有主婚权。在夫妻关系中，是一家之主，有决策之全权，妇只可顺从，《礼记·郊特性》:“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妻之间是极为不平等的。如《大清律例》规定:妻没有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必须从夫，妻不得有私财，甚至改嫁时不但不能带走夫之财产部分，并且连其从娘家带来的嫁妆亦由夫家作主。

(四)均衡观

中国古代有大量关于均衡的议论。如《尚书·洪范》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老子》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尚中庸，求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并成为传统价值体系中最高的价值原则。在民事领域，更是主张公允适应、不偏不倚、崇尚稳定，注重调和，反对走极端。

例如，中国古代在债权关系方面相当注重对于债务人的保护。很早就有明确限制债务利息的法律，唐宋时法律原则上不保护计息借贷债权。均衡观在财产继承方面反映的尤为显著。自秦汉以后，在财产继承方面一直贯彻“诸子均分”的原则，无论嫡庶、长幼，在继承财产方面一律平等。遗嘱继承在中国民法史上一直被忽视，在被继承人有子女时，遗嘱尤其是份额不均的遗嘱完全不被认可。

(五)多种形式间的脱节

在中国古代社会，习惯法是有适用余地的。习惯法具有属人、属地的特性，而且反映了历史的延续性和浓厚的亲情、乡情，因此，中国古代历代对习惯法都采取默认的态度。但错杂而不统一的各种民法渊源必然存在矛盾之处，两者若即若离。例如，古代社会主张“同姓不婚”。《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凡同姓为婚者(主婚与男女)各仗六十，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但在山西清源，陕西长安、直隶、甘肃、湖北等地都流行同姓为婚，以至迫使官府认可其合法。再如，“尊卑为婚”，按规定“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也迫于民间禁而不止，最后在附例中不得不规定:“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在清代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除上述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存在矛盾外，由于立法技术不高和法理上的疏漏，即使在制定法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冲突。例如，为养父母服丧问题，《大清律例》与《大清会典》规定为“斩衰三年”，《礼部则例》则规定为“齐衰不杖期”。

二、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原因分析

中国古代民法忽视个人，不讲平等，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那就是“不发达”。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文化的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一)经济上:商品经济的落后

古今中外，凡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民法也较发达，凡是商品经济落后地区，其民法也较落后。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土壤和前提条件。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朝以来，一直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产仅用于自我消费，消费也基本上可以从自然经济中得到满足，个别物品的交换往往以物物相易的方式实现，货币交换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对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农民被迫依附于地主的土地忍受剥削、压迫，双方根本没有平等、交换可言。自然经济具有封闭性、孤立性、单一性和自足性的特点，它造成了生产者之间的隔离，而不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交往，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于市场，因此，以交换为纽带的商品经济也就无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落后，束缚了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的发展。

(二)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束缚

中国古代的政体是专制主义政体。从秦统一天下建立皇帝制度起，两千年来专制皇权不断膨胀。为了维护专制制度，封建统治者极力维护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基础，严厉打击一切危及国家统治和皇帝安全的行为。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能直接产出生活或战争所需物质的农业，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根本”，而把发展商品生产认为是本末倒置。如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富，主待农战而尊”。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凡事皆须务农，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历代统治者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多方加以限制，阻碍了民事关系的产生。一方面，对有利可图的盐、铁、丝稠、瓷器、茶叶、酒、矿山等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和贸易实行国家垄断，还颁布《盐法》、《茶律》限制私人经营；另一方面，对于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给予种种限制和打击。如汉高祖刘邦对富商课以重税，不允许其子孙为吏，唐朝时将工商之人列为百工杂流，同巫师相提并论，宋朝时定商税以比较，明代禁止出境营商，禁止官宦家庭经营商业，否则子孙累世不得为吏，对宦官经商者处罪。

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家国一体”。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到处充斥着君权、父权、夫权，强调家族主义，向来忽视“个人”。在家族时代，家族组织在社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职能，包括宗教、教育、经济以及现在专属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方面的职能。个人被束缚在家族的身份网络之中。一个人最基本的身份首先是某个家的成员，在家这样一个伦理实体中，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公务员之家

(三)文化上:重义轻利的观念

儒家传统文化历来推崇“重义轻利”的思想。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秦代以后，董仲舒又进一步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的反功利主义观点。“贵义贱利”的价值观，肯定了“义”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首要准则。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把义作为与仁等同的概念处理。义的概念，就孟子看来，其实是宗亲关系的引申。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义”成为普遍的道德要求，是儒家学说中人之所以为人的准则而加于人们的职责和义务。“重义轻利”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历经两千年而不衰。由于传统文化强调重义轻利，法律自然就排拒个人对私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追求，进而不断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这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正好契合。

近些年来，民法学界将较多的精力放在对大陆法系民法典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为中国民法的继受性法文化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但关于中国民法如何与民族传统文化沟通连接、继承认同这一重要理论区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法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每一个民族的法律文化，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征，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地域性风格。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变革总是取决于自身特定文化背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民法法典化的社会基础，在完善民事立法和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在研究移植罗马法时，应注意到对传统文化的吸收，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来把握。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否定了自由、平等、权利，中国民法文化先天不足，后天不良；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中华民族长期社会实践的成果之一，其中诸如集体本位观念、德法并重的思想、和谐观念、善良风俗等内容在中国民法法典化的进程中仍然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和古为今用的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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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晋藩.清代民法综述[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38.

政法文化范文篇9

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社会变迁与新中国宪法之路”征文颁奖典礼，同时举行了由基金和研究中心创办的首届“全国研究生宪法论坛”。与会者以“推动宪法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为主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大家一致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主导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基本的目标，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实现与保障成为国家生活的主旋律；在中国宪法之治的伟大实践中，宪法理念日益丰满，宪法制度日渐成熟，这将有助于推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

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

有学者选取了“人权”入宪的历史意义的研究视角，认为“人权”入宪是我国宪法建设历史的积淀，也为我国今后的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一条款仍然存在着适用性的问题。在公共权力对于私权利的干涉方面，有学者认为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前提是公共权力必须有合法合理的依据、方式以及程度，三个环节缺一不可。而目前我国有些地方城市拟推行“禁讨令”则是公共权力对私权利的过分干预。更有学者从反向提出“基本权利直接拘束审判权”的论断，认为审判权应负有对其适用的法律进行违宪审查的义务；适用法律时应作宪法取向的解释；当法律缺位时要求法院直接适用宪法。

还有学者对迁徙自由进行法经济学的分析，认为迁徙自由是人类社会经济规律运行的结果，经济发展环境与经济发展模式决定着我国迁徙自由法律制度的调整变化。因而，迁徙自由权的立法保障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将迁徙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写入宪法；第二，改革集体土地制度，把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转变为真正的个人土地财产权；第三，积极推动户籍改革。另有学者认为，迁徙自由是一个包容性的综合性的权利，包括入籍、就业、工作、住房、教育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和迁徙自由不可分割的权利。

宪法文化与宪法变迁

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宪法文化的真正源头。中西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儒家社群主义和自律意识却可以成为两者的契合点。而传统儒学的“中庸”思想正是行政法平衡理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永不枯竭的理论源泉，它对“平衡论”的产生、立论方法、发展趋势都提供着强大的理论支持。

对此，有学者认为，宪法上更应当讲平衡理论，然而宪法上没有实现平衡状态；若宪法上已经实现平衡，那么行政法的首要价值应当是效率。还有学者认为，行政法的平衡论、管理论、控权论在理论上各有优缺点，不可片面强调其一。另有学者将我国五四宪法的精神定位于社会主义，认为这一宪法精神对我国的宪法建设有着积极的影响，但也有消极的方面。还有学者认为，到目前为止，我国宪法的功能仍然局限在赋予社会的制度变革以合法性，我国宪法还处在制度性建设的初期阶段。因此，今后应进一步完善宪法的内容，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培育法治土壤，培育具有现代法精神的宪法文化，健全以宪法为首的法律体系。

有学者以权力和权利之间的关系为标准，将立宪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权力居于主导地位；权利保障和有限政府的辩证统一，即法治国家阶段；权利主导，权力服务于权利，即后法治国家时代。有学者认为，我国宪法文本在制定之初的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存在一些缺陷，必须通过宪法文本的变迁予以改进。针对中国宪法事业的曲折历程，有学者认为未来中国宪法变迁的理性选择应定位于进化理性主义，并通过宪法修正案、宪法解释、宪法判例、宪法条文的法律化、具体化和宪法教育等方式使中国宪法以渐进式的方式得以实施和实现。对于当下中国同时面对的宪法的“近代化”和宪法的“现代化”的叠加难题，有学者认为，应该尽可能的运用能动的宪法解释方式整合规范内部不同的价值，并使规范的变动程序开放化。相应地，有学者建议将宪法解释权定位于一种附属性的权力形态，在横向上使立法、执法和司法都内含宪法解释的权力，在纵向上将宪法解释控制在省级以上的国家权力机关。

推动宪法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

在宪法理念方面，学者们认为应当在宪法下构建和谐社会。一方面，将“和谐社会”的理念引入宪法学的研究中，为我们评价宪法价值、权衡各种利益提供了一种新工具；另一方面，宪法学者也应立足于本学科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有特色的贡献。有的认为，宪法作为一门科学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应有的贡献主要在于宪法的连接功能、建设功能、统一功能和裁判功能。还有的认为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就应该考虑公权与私权之间、公权与公权之间、私权与私权之间、基本权利与义务之间、实体性规范与程序性规范之间的和谐，而这些正是宪法学研究的问题。

政法文化范文篇10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法律文化更是独树一帜。自然经济的禁锢，等级制度的藩篱，使得传统民事制度处于夹缝之中，高度发达的刑事法律制度，更使其显得苍白无力。以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以刑法为中心的法律模式，民事法律是一个空白。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确实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民法，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不论从客观存在的需要调整的民事关系，还是保存下来的法律文本，我们都可以窥见民法之一斑。而中国传统社会的保守性与封闭性、宗法性与伦理性也深深烙印于民事制度之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

一、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

发达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独特气质。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透过多样的法律形式，我们仍可以发现隐于其中的民法精神和独特之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简单化

与罗马法以及后来的大陆法系相比，中国古代的民法极不发达。民事法律制度调整的权利义务内容多集中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而有关物权制度、法人制度、诉讼制度这些在罗马法上发达的制度内容却很少涉及。

中国古代还没有现代民法中的自然人、法人的观念。在民事活动中，多不以自然人为民事主体，而是将宗族团体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家庭事务多以家长为代表，“在家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没有民事主体地位。有尊长在，子孙不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变法修律。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被打破，国家开始承认土地的私有现象。但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得物权的规定仅涉及所有权、典权，并且极不发达。《清稗类钞》:“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为典，次曰质，又次曰押。”这说明当时仅以典质物的大小区分不同的物权现象。

与中国古代的刑法、行政法相比，民事法律制度的内容也极其简单。中国古代刑法的发达程度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从战国李悝著《法经》起，到《大清律例》都以刑法为主。中国古代自夏朝建立即开始制定行政法律规范。现存的《周官》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行政法性质的法典。《唐六典》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典。明清《会典》，内容涉及行政体制、官僚机构、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而民事关系一直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细故”，国家很少干预。

(二)私法公法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客观上存在着财产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然而传统法律对上述私法关系的调整却采取了公法的制裁手段，即违法违制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刑法性后果———刑罚。以契约法为例，古代法典中虽也不乏有关合同的条文，但制裁手段几乎只限于刑罚。至于合同本身的效力问题，则长期以来听任习惯法支配。例如，唐律关于“行滥短狭而卖者，杖六十”的规定，就“行滥短狭而卖”而言，无疑是有关商品买卖关系中的合同履行问题，因而该规范是民事规范，但是，对这样一种“行滥短狭”行为给予杖六十的刑罚处罚，则显然属于刑法性后果，故而该规范又完全是刑事规范。再如，《唐律疏议·杂律》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契约，违契不偿、负债不还的，要受笞二十至杖六十的处理，债权人向债务人索取财物超出契约规定数量，或债务人向债权人给付数量不足的，均应以“坐赃论”。

民事规范的刑法化也充分表现在婚姻家庭关系领域。《唐律疏议·户婚》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若卑幼不依家长而私自婚娶者，要受杖一百的处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明律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二十贯笞二十，每二十贯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又规定:“立嫡子违法者，杖八十。”很显然，这些纯属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违法行为，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却被认定为犯罪，并处以较为苛重的刑罚。

(三)法律伦理化

纵观中国历代封建法典，可以发现，法所调整的社会各个领域和各种社会关系，都被笼罩上了一层纲常伦理关系，伦理关系代表古代中国人身关系的全部，一切的人身关系都被纳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伦之中，并以纲常伦理为出罪入罪、轻重缓急的准则，民事领域也不例外。古代中国，贵贱、上下决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尊卑、长幼、亲疏则决定每个人在家族以内的地位和行为。个人地位不同，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一致。在君臣关系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居家杂仪》有关于父子关系的内容:“凡诸卑幼，事大小，勿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家长有家庭财产的最高支配权，有家政的最高决策权，同时，父又有将子女作为财产出卖之权，父还有主婚权。在夫妻关系中，是一家之主，有决策之全权，妇只可顺从，《礼记·郊特性》:“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妻之间是极为不平等的。如《大清律例》规定:妻没有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必须从夫，妻不得有私财，甚至改嫁时不但不能带走夫之财产部分，并且连其从娘家带来的嫁妆亦由夫家作主。

(四)均衡观

中国古代有大量关于均衡的议论。如《尚书·洪范》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老子》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尚中庸，求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并成为传统价值体系中最高的价值原则。在民事领域，更是主张公允适应、不偏不倚、崇尚稳定，注重调和，反对走极端。

例如，中国古代在债权关系方面相当注重对于债务人的保护。很早就有明确限制债务利息的法律，唐宋时法律原则上不保护计息借贷债权。均衡观在财产继承方面反映的尤为显著。自秦汉以后，在财产继承方面一直贯彻“诸子均分”的原则，无论嫡庶、长幼，在继承财产方面一律平等。遗嘱继承在中国民法史上一直被忽视，在被继承人有子女时，遗嘱尤其是份额不均的遗嘱完全不被认可。

(五)多种形式间的脱节

在中国古代社会，习惯法是有适用余地的。习惯法具有属人、属地的特性，而且反映了历史的延续性和浓厚的亲情、乡情，因此，中国古代历代对习惯法都采取默认的态度。但错杂而不统一的各种民法渊源必然存在矛盾之处，两者若即若离。例如，古代社会主张“同姓不婚”。《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凡同姓为婚者(主婚与男女)各仗六十，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但在山西清源，陕西长安、直隶、甘肃、湖北等地都流行同姓为婚，以至迫使官府认可其合法。再如，“尊卑为婚”，按规定“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也迫于民间禁而不止，最后在附例中不得不规定:“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在清代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除上述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存在矛盾外，由于立法技术不高和法理上的疏漏，即使在制定法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冲突。例如，为养父母服丧问题，《大清律例》与《大清会典》规定为“斩衰三年”，《礼部则例》则规定为“齐衰不杖期”。

二、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原因分析

中国古代民法忽视个人，不讲平等，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那就是“不发达”。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文化的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一)经济上:商品经济的落后

古今中外，凡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民法也较发达，凡是商品经济落后地区，其民法也较落后。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土壤和前提条件。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朝以来，一直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产仅用于自我消费，消费也基本上可以从自然经济中得到满足，个别物品的交换往往以物物相易的方式实现，货币交换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对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农民被迫依附于地主的土地忍受剥削、压迫，双方根本没有平等、交换可言。自然经济具有封闭性、孤立性、单一性和自足性的特点，它造成了生产者之间的隔离，而不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交往，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于市场，因此，以交换为纽带的商品经济也就无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落后，束缚了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的发展。

(二)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束缚

中国古代的政体是专制主义政体。从秦统一天下建立皇帝制度起，两千年来专制皇权不断膨胀。为了维护专制制度，封建统治者极力维护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基础，严厉打击一切危及国家统治和皇帝安全的行为。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能直接产出生活或战争所需物质的农业，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根本”，而把发展商品生产认为是本末倒置。如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富，主待农战而尊”。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凡事皆须务农，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历代统治者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多方加以限制，阻碍了民事关系的产生。一方面，对有利可图的盐、铁、丝稠、瓷器、茶叶、酒、矿山等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和贸易实行国家垄断，还颁布《盐法》、《茶律》限制私人经营；另一方面，对于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给予种种限制和打击。如汉高祖刘邦对富商课以重税，不允许其子孙为吏，唐朝时将工商之人列为百工杂流，同巫师相提并论，宋朝时定商税以比较，明代禁止出境营商，禁止官宦家庭经营商业，否则子孙累世不得为吏，对宦官经商者处罪。

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家国一体”。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到处充斥着君权、父权、夫权，强调家族主义，向来忽视“个人”。在家族时代，家族组织在社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职能，包括宗教、教育、经济以及现在专属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方面的职能。个人被束缚在家族的身份网络之中。一个人最基本的身份首先是某个家的成员，在家这样一个伦理实体中，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