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策略

摘要：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既拥有基本的人格属性，也具备巨大的经济价值。在此时代下信息传播范围越来越广，传播速度越来越快，而个人信息安全也因此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大数据时代也改变了个人信息的采集与利用方式，致使我国目前的行政法，无法良好保护公民个人信息。鉴于此，本文重点分析了大数据时代下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现状及问题，并据此探究了相应的保护策略。

关键词：个人信息；大数据；行政法；保护策略

一、引言

海量的个人信息，是大数据技术诞生与更新的关键，大数据是个人信息的集合体。个人信息在《民法典》中被列入人格权编，虽然个人信息是公民人格权益的重要体现之一，但在迈入大数据时代后，个人信息价值产生一定变化，具有了经济和公共利益价值。依托于个人信息，行政机关能为公民带去更好的服务，使社会得到更好治理，提升公共利益价值；企业能够利用个人信息实现商业利益的获取。然而凡事均有两面性，技术的发展让广大人群受益的同时，也将带来一些新型危机。其中最不容忽视的，便是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降低了公民个人信息的被获取难度，加上上网搜索留下的痕迹、App各种权限的获取等，都让人们变得愈加“透明”。这也是为何近些年个人信息被不法利用、泄露的事件越来越多，重则带给公民不可预估的财产损失、危害其身心，轻则打乱公民的日常生活。而反观我国行政法在保护个人信息上，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故此为使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得到有效保护，应加强该领域的相关研究。

二、大数据时代下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现状

有研究提出：大数据拥有快速的数据流转、海量的数据规模、多样数据类型和价值密度低等特征，属于在多个方面远远超过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的数据集合，如信息获取、管理、存储及分析等。大数据的来源与形成机制，都决定了其内部势必包含海量的个人信息。虽然当前关于个人信息的定义有所不同，但均认可其是以电子形式保存公民个人的各种身份信息，如身份证件号码、电话号码、住址、出生日期、公民姓名等。大数据时代公民借助网络就可完成酒店、车票及机票的预订，日常出行更为便捷，但由此也产生了新的隐患，即个人信息泄露或被不法使用。似乎越来越多人开始默认“大数据时代无个人隐私”。在此时代下，时常发生公民征信记录、身份证信息、酒店住宿记录等个人信息被非法出售、披露、获取的情况。例如，2016年山东临沂发生的徐玉玉事件，便是不法人员通过个人信息实施刑事犯罪的典型案例。犯罪嫌疑人黄进春、郑贤聪等人，通过利用徐玉玉的个人信息，将刚考上大学的徐玉玉学费骗光，年仅18岁的徐玉玉在此打击下心脏骤停，不幸离世。后经过相关部门调查，同年个人信息在网上被非法兜售的并非徐玉玉一人，共约有五万多名考生信息。虽然为了打击个人信息的侵犯行为，各级行政机关加大了监管力度，并且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也颁布了一些典型案例。然而客观来讲，个人信息的民事侵权行为、刑事犯罪行为与行政违法行为，依旧不断发生。因此，大数据背景下怎样使公民个人信息得到良好保护，显得愈加迫切。

三、大数据时代下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网络环境层面

大数据时代下人们的消费方式与消费认知均发生变化，由此也增加了个人信息的保护难度。因为在此时代下，各个社交平台均能快速分享公民个人信息，但因年龄、网名、职业或性别等信息存在不确定性，也较大程度阻碍了信息保护工作的开展。出现信息外流，常常不能及时找出外流源头，这会使得流散信息的团体或个人更为肆无忌惮。并且行政机关认定和划分责任时，也会受到虚假信息的影响，导致工作进程延长，进而降低个人信息的保护效果。另外，在网络平台上信息传播速度极快，若被有心人篡改和窃取信息，就可能进行不正当经济效益的谋取，加大行政法保护难度，降低个人信息补救效率。因此，需要进一步改善网络数据环境，为公民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提供助力。

（二）行政监管层面

落实行政监管，是规范公民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行为，完成良好社会风气营造的重要举措。首先，目前行政监督力度较弱,这主要体现在行业自律性监管体制较为单一，公众监督窗口局限性明显，因此，频频出现公民个人信息被盗取、不法利用的现象，导致信息行政法保护效果无法达到预期。其次，相对宽泛的监管标准。保护个人信息的主体多元，但主体之间并未形成较强合力，时常由于各自为政给信息保护质量形成负面影响，降低监管效率。在实际监管过程中，各个部门的标准与程序等具有差异，也一定弱化了监管质量，不利于行政机关公信力的提升。

（三）救济层面

赋予公民行政诉讼权利，是目前我国行政法关于公民个人信息受侵害的主要救济方式，但公民在进行诉讼维权时，常面临和行政机关的利益博弈。客观来讲，公民维权救济处在劣势地位，尤其在进行维权时，公民需完成证据采集。而相较于行政机关或企业，公民获取有利证据的难度较大，因此多数公民不具有和行政机关、企业博弈的能力，加之繁琐复杂的诉讼程序，致使很多公民在个人信息受侵害后，无法得到良好的救济。

四、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的改善策略

（一）优化网络环境

1.在净化网络环境，确保公民个人信息得到良好保护方面，政府应重视正面作用的发挥。相关部门应立足行政法保护予以政策支持，将自身职能优势发挥出来，有序净化市场环境。对于非法利用个人信息的行为，要加大惩处力度，结合相关法律予以制裁，以免重复出现类似行为。2.加强综合技术的应用。大数据时代下信息安全技术、大数据技术等发展迅猛，这些都能在技术层面予以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支持。相比于传统信息保护方法，综合技术无疑具有更强的适用性，与大数据时展趋势相符合，能让行政机关信息保护工作更具效率，以免由于人工环节导致种种失误。同时，以往单一技术的不足，能够通过结合式的技术应用得到良好补充，使公民个人信息得到全方位维护，以免信息安全漏洞的出现。3.注重人才支持。网络环境内的信息行政法保护工作，离不开人才的参与，如个人信息收集、信息对接、信息审核及实名认证等，需要有效辨别信息真假性。对此，政府应加大网络技术人才的培养力,搭建一支水平过硬的网络技术队伍，从而使行政机关工作更具效率，更好落实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

（二）加大行政监管力度

想要持续提升大数据时代下行政法保护效能，就应阶段性考核信息保护实践，然后根据考核结果对行政法保护策略展开适当调整。在这一过程中，需加强行政监管，使信息保护行为具有规范性，完成行政法权威性的良好凸显。推进行政监管工作的过程中，要想保证监管工作具有针对性，就不能忽视对公民个人信息受侵害的表现与原因的了解，如此才能够有序、规范开展个人信息处理工作，使负面影响大大减少。1.大力监管政府机构。在选拔监管人员、组建监管团队时，要明确分配权责，使之能够在履行责任时，做到信息收集行为规范，确保信息有效且完整。2.落实市场主体的监督。利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重要主体，便是市场主体，对此为了最大化体现监管效用，应注重全方位监督市场主体的信用使用行为。当前，我国行业自律性监管体制正处在持续完善阶段，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要求在近些年逐步提升，明显提高了建设实践速度，顺势形成了一些行业自律规则，对其展开监督时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健全自律监管体系。3.拓展公众监督渠道。政府应充分发挥公众的作用，通过拓宽监管渠道，使公众积极参与到这一过程中建言献策。进一步调动公众的参与积极性，开展相关宣传活动，大力宣传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引导公众完成个人信息保护理念的树立，使之能够在监管实践中积极发力，与市场主体、政府等形成监管合力，从而促使公民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工作更高效开展。

（三）积极开展公民网络安全教育工作

在大数据时代下，要想提高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成效，不可忽视公民的网络安全教育。就信息层面而言，当前公民具有多重身份，既是信息受害者、使用者，也是信息所有者。当前时代下，个人信息具有传播范围广泛、传播速度快的特征，所以更应落实好公民的网络安全教育工作。据相关统计显示，我国网民数量早在2018年时就已突破10亿大关，在全球位居首位，但其中80%以上的网民学历都在初中和高中。由此我们不难得知，开展公民网络安全教育的紧迫性。为了落实好这项工作，一方面我国可将公民网络安全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从小学开始就展开网络安全教育，并且对于老年人这一易受网络诈骗群体，可开展社区网络安全教育主题活动，采用易懂、通俗的语言进行讲解，以保证网络安全教育成效；另一方面，应重视技术手段的运用，以使广大网民具有更高的网络安全意识与信息素养。

（四）健全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的救济制度

目前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是我国对于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的主要救济方式，但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新形势，上述救济方式常难以发挥作用。所以，应进一步更新、完善行政法救济制度，跟上时展。例如网络安全法，通过对国际先进理念的借鉴，融入“数字遗忘权”这一内涵，使个人信息保护效果得以提升。其含义是信息主体在查阅个人信息时，如果出现信息不符合现实情况或信息失效的情况，就可主张数字遗忘权，要求行政主体删除信息。如果行政主体拒绝，就可采用行政诉讼或复议的方式，使自身合法权益得以维护，这无疑是进一步补充传统救济。其与我国的删除权相似，但差异也较为明显，同时倘若信息采集环节发生泄露问题，难以发挥删除权的作用。所以，为使个人信息得到更好保护，应对法律体系中的删除权范畴做进一步拓展，更好落实行政法保护。

五、结束语

在大数据时代下，个人信息安全也因此面临着更大的风险，为改善公民个人信息频频被泄露与非法使用的现状，需要明确当前行政法保护存在的不足，据此探索可行的改善策略，以良好发挥行政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作用，确保所有公民的财产安全与生命健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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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