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终结范文10篇

政策终结范文篇1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终结；伦理视角；组织视角

一、问题的提出

《南方周末》在2006年8月10日和8月17日两期报道中分别刊登了《无户口婴儿之死》《活人上户难死人不消户》文章，读罢一直不能平静。《无户口婴儿之死》讲述了一个父亲亲手摔死了出生仅43天的儿子。不管婴儿的死是因为其父的个人心理问题，还是周遭环境所迫，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婴儿是无辜的，生命是可贵的。《活人上户难死人不销户》一文是湖北一位警察给《南方周末》的去信，以其切身的管理体验，对户籍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作了分析。据他工作实践调查发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农村死人不销户现象比较普遍。原因一是销户需要10～20元的微机费；二是医学死亡证明的缺失，即派出所给居民办理销户手续需要以此为证，但农村居民大多数死在家里，没有医学死亡证明。第二，超生婴儿上户难。超生儿没户口，那就不能参加高考、参军、买房子，甚至没有办法结婚，当然对他们的管理也给公安机关和政府部门带来更大的麻烦。如果一个没有户口的少年参与偷盗摩托车，怎么处罚?确定真实年龄至为关键，因为法律规定对不满十四周岁的当事人可以免罚；年满十四周岁而未满十八岁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公安机关就只好检查骨质判断年龄，但检查骨质不是所有地方都有，需要去省会城市的公安机关，而且骨质检查也未必完全准确无误，这对行政执法的高效性和司法审判的准确性都是考验。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同时也处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许多不适合新体制的政策都应该予以终结。这里需要注明的是：政策终结并不仅是政策的终止、结束，而往往是伴随着新政策的开始。关于政策终结在政策过程中的地位，不同学者有不同的主张。政策终结是政策决策者通过对政策或项目进行慎重的评估后，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终止那些过时的、多余的、不必要的或无效的政策或项目的一种政治(或政策)行为。政策终结具有强制性，因为政策终结会遇到利益受损者的反抗，需要靠强制力来进行；政策终结具有更替性，是新代旧的过程；同时政策更替也具有灵活性。但也有学者认为政策终结是政策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如果把政策过程看作某种有序的活动的话，那么，它的最后一个阶段便是政策评价。政策终结位于政策过程的末端，对一项政策的终结意味着一项新的政策的开始，所以政策终结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政策终结是政策过程的最后一环，是理性化政策过程的最后结果，但也被认为是承上启下的一环，它不仅是对一项政策的了结，而且也意味着修正或调整。政策终结是政策运行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公共政策的最后一个阶段用“公共政策实现”这一概念为好，即是指人们通过政策实施，使政策目标和功能解化，使政策转化为现实社会存在的政策活动。

党和政府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也比较重视政策终结工作，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废止了一大批与WTO规则不符合的各种政策。事实上，类似户口政策(由于我国没有《户籍法》，公安机关实施的是1958年制定的《户口登记条例》)，我国还有很多政策都滞后现实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些不仅是学界探讨的焦点，也是实务界人士心思所在。

二、问题解决的分析角度

问题出现了，只要积极面对是可以缓解甚至避免产生不良后果的。当然要解决问题，首先需要理性、多角度地审视问题的特征、症结及其本质等要素。

(一)伦理的视角。从哲学意义上讲，人的关系本质上是种伦理关系，人与人时刻处在各种形式的交往中。而政府的出现就是为了寻求一条有效的过群体生活的道路；政府一直处于人与人的关系中心，是公共利益和公共意志的代表。在公共生活领域，法律和道德共同作用，因为仅有法律制度而没有道德支持，法制就会僵化，在灵活具体的公共生活和行政行为中就会无所适从。就如社会生活的任何领域一样，对道德力量的忽视在事实上就造成了对无道德行为的倡导。因此，所有公共领域中的一切公共权力的滥用和腐败，首先根源于道德的缺失。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行使过程中的产物，对其进行终结也需要公共权力的再次行使，但在这个过程中，有制度原因也有个人原因总使得政策终结比政策制定更显费力。

(二)组织的视角。组织视角将社会问题看作从一种组织状态到另外一种组织状态的有序进展(带有小的但暂时的危机)。组织视角重视标准化的操作程序、规则和惯例。简言之，组织本身倾向于更少的变化、更小的恐惧和更大的稳定，也即组织具有自然的维持生存的意识和保持以前状态的惯性。如果政策终结威胁到组织的生存时，它会设法延续政策终结的进程。组织机构的终结可能触犯业已确立的权力分配格局，权力的拥有者会把政策终结看作是对自身权力的一种威胁，从而对政策终结产生否定态度。例如，机构的撤销、合并或降级等就要使组织机构的权力拥有者至少会部分失去原有的权力和地位，如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就会坚决抵制政策终结。(三)政治领导者的视角。政治领导者往往是民选或委任的、具有一定领导力的精英，他们是社会变革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多数政治领导者集智慧、勇气和判断力于一身，具有超凡的特质和行为方式；他们人数虽少，但能量巨大。政治领导者的领导力越强，意味着其对形势的判断能力、对新事物新情况的分析能力以及创新能力越强。英明的政治领导善于采纳谏言，体贴民情，对过时政策的弊端有敏锐的觉察力，因而越有可能促成无效政策的终结。

(四)程序的视角。“政策终结如政策制定一样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完备的法律政策是政策合法化的前提，同样，政策和组织机构的废止也不得妄然行事。”政策采纳以后，还必须使政策合法化，也就是“通过法定程序，提交有关国家机关讨论通过，并以公报、决定、决议等形式向全社会公布，使政策取得公认的合法的地位和人民的认可、接受和遵照执行的效力”。法定程序要求政策终结按步骤进行而不能随意更改或省略步骤；而政策终结的程序是十分复杂的。如在一项政策终结的时机成熟时，政策终结由于法律程序的严格性和僵硬性而延误终结的时机。

(五)团体的视角。团体的视角认为政策是不同团体利益斗争、妥协的结果，是各个团体在利益、权力、价值上的平衡。我国利益团体和国外利益团体产生时间和背景都有很大区别，在公共政策中的影响作用也不同。我国利益团体在政策制定、执行、监控中发挥着不小作用，即在政策终结中会根据自己的自身利益作出相应选择。当某些势力强大的利益团体过分关注自身利益而忽视整体利益或他人利益时，就会使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出现不公正、不公平现象。这样，政府就需要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塑造良好的政治价值观，培育公共精神，使其成员在作利益选择时兼顾他人利益。

政策终结一旦危及到团体经济利益时，团体会产生空前的凝聚力，借助于组织的力量从各方面向政府施加压力，甚至会采取一些非法的途径如行贿以阻止政策终结。很多学者认为利益团体是理解确定决策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和采取相应政策的关键。然而，我们知道政治体系为大规模的、有良好组织的、富裕的、活动及既得利益集团提供和政府官员沟通的上佳机会。同时，政治体系却很少为无组织的、贫穷的、不及既得利益集团提供和政府沟通机会。

(六)媒体的视角。有些学者发现，公众对政府问题的大量关注从踪迹上来看是与媒体对那些问题的报道密切相关。媒体对政策的影响往往是始料不及的。之所以如此，其原因之一在于新闻报刊倾向于只用很短的一段时间突出报道某一件事情，然后便转向下一件事情，进而冲淡了其报道的影响。人们可能会厌烦长时间看，一个主题，新闻媒体不得不跟随时尚，从一次危机转入下一次危机。但媒体对政策相关人来说是充当着沟通人的角色，可以使他们在各自忙完自己的工作后了解到对方的情况。

三、问题解决的策略建议

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J·威尔逊总结了两条能够概括社会科学在政策效用领域研究的法则。第一法则是所有介入社会问题的政策都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如果研究是由执行政策的人或他们的朋友进行的话；第二法则是没有一个介入社会问题的政策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如果研究是由独立的第三方，特别是那些对政策持怀疑态度的人来主持的话。当然，威尔逊教授的观点有失偏颇，但他揭示出了由于评估方的身份差别，政策效果的评估在实践中会有很大出入。就政策终结而言，政策评估的效果是决定其必要性的先决条件；客观、公正的政策评估对政策终结的正确性、可行性举足轻重。

从政策均衡论的观点来看，政策终结意味着均衡格局的打破，即政策终结的支持力量强于政策现状的维持力量，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实现了政策终结。通常情况下，当推动力强于阻力时，政策终结会实现，反之不能实现；当两种力量相当时，相互抵消，组织维持原状；要改变这种力量对比，增加驱动力与销弱抑制力并举效果最好。

政策终结范文篇2

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政策过程作为政策领域研究的主要工具，但是在此之后，公共政策学者开始质疑其是否为一种典型的模式。Sabatier指出政策过程不能当作一种模式，甚至是一种架构，认为政策过程可以作为一种阶段论，但并不是一种因果理论，而是基于自上而下的过度简化的理想型理论。Sabatier和Jenkins-Smith提出政策过程的倡议联盟架构，认为应该以政策行动者的观点来观察政策变迁，政策终结是不同倡议联盟之间在对话过程中互动学习，导致其核心信念体系变化的结果。在此架构中，政策变迁的发生受到三种过程影响，即政策次级系统内相互竞争的倡议联盟的互动关系，这些倡议联盟的行动者是来自公、私部门不同阶层中持有相同的政策信念（包括价值观、因果假定和问题认知等）的人组成的各种群体，为实现目标或利益而确定各种行动策略，企图操纵政府机构的规则、预算和人事的安排，以影响与其相关的公共政策；社会经济条件的次级系统、系统治理联盟以及对相互竞争的联盟提供机会或障碍的其他次级系统等发生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对政策产生影响；涉及政策稳定的次级系统，诸如社会结构和宪政规则的安排、自然资源的配置以及社会基本价值信念的影响，对各个次级系统内部的行动者的行为提供资源或限制。这三种过程相互作用决定了政策变迁的过程，也决定了政策的命运。Sabatier和Jenkins-Smith认为，在倡议联盟架构中，不同倡议联盟之间对话过程中的相互学习，倡议联盟成员接受新的观念而改变旧有的观念，导致核心信念的改变，政策就会随着发生改变；如果核心信念差异过大，那么只有等到外在条件的改变或重大事件的发生，原来处于弱势地位的倡议联盟可能因为支持者或拥护者增加而扭转劣势，改变原有的权力和资源的分配方式，导致政府的行动方案必须依据其核心信念来重新规划，政策终结由此产生。然而，Sabatier和Jenkins-Smith的倡议联盟架构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在不同的政策领域中，倡议联盟的数量和影响力有所差异。有些政策领域内有一个势力独大的倡议联盟，垄断政策参与的机会；有些政策领域内存在两个势均力敌的倡议联盟；有些则是同时存在多个倡议联盟，联盟之间势力此消彼长对现有政策的影响力，自然影响政策终结的速度与形态。如果再加上时间序列的考虑，联盟的动态性将会更加复杂，这也是政策终结的重要因素。虽然如此，他们的倡议联盟分析架构对于探索政策终结是一个很好研究视角。它不仅包括了稳定的系统构成，而且也纳入动态的外在因素，尤其是政策次级系统内的行动者采取策略和方法，使自己的信念注入政策的决策中，以影响政策的产出，同时也可根据内外因素的影响，重新调整政策信念或资源配置，从而，政策终结过程展现出来。

二、政策机会论途径考夫曼

在1987年的著作《时间、机遇和组织：危机环境中的自然选择》中，阐述了时间、机遇和组织在政策终结过程中的关系。考夫曼假定组织死亡是因为保持组织正常运行和发挥作用必需的能量和其他资源流入已经枯竭。而且他进一步提出组织演化的概念，组织终结是系统维持的失败和组织发展不能适应新的环境条件，即组织不再适应它们的环境，丧失组织发展的能力，最终组织死亡。然而，考夫曼指出，机遇在组织终结中发挥重要作用，终结的时机并不是组织自身的死亡，似乎是随意的，由时机和碰巧的运气决定。金登在Cohen、March和Olsen提出“垃圾桶决策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政策流和政策视窗概念，并形成多源流分析框架。金登指出，政策的形成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它是由三个流程形成的，即问题流程、政策流程和政治流程。问题流程中，政策行动者利用其所关注问题的重要性、提供所偏好的问题界定方式、制造焦点事件、将信息和政策绩效反馈给决策者等方式，以影响政策议程；政策流程中，他们通过发表言论、动员舆论、游说等方式，推销其政策理念和政策方案；政治流程中，他们利用政治手段和策略，与其他行动者相互竞争和合作。三个流程在大部分时候彼此是相互独立发展的，各有其独特的行动和规则，当问题、政策和政治三个流程交织在一起时，政策行动者会将其所支持的政策或所关心的问题置于有利的地位，问题、政策和政治三个要素组合的时机，就是政策视窗，也是政策变化的时候。政策行动者被称为政策企业家，他们在政策过程中并不居于主导或决定的地位，但他们会影响政策议程。金登认为，政策议程并非自动的反应政策过程参与者的权力，政策形成不仅在于意图，还要依赖运气或机会。Jones和Baumgartner等提出的间断均衡理论，认为政策变化的模式是无规律可循，不单纯受稳定和渐进逻辑影响，政策变化大部分是渐进的方式，甚至是处于停止不变的状态，但有时会出现不连续的剧烈的变化，至于何时会出现难以预料。同时，当公共问题的新思考方式、新支持者的急剧动员、制度结构的改变等集聚在一起，都可能引起政策制定者关注现有问题的不同层面，改变原有渐进的政策调整方式，破坏政策均衡稳定发展，产生急剧和不可预测的政策变化。他们认为，问题界定和议程设定是政策过程的关键因素，问题在公共对话中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而问题在议程中是否出现，会对现行的政策产生促进或抑制作用，即与现行政策一致的论述处于优势时就会强化政策的正面意象，从而维持现行政策的稳定性；与现行政策不一致的论述处于劣势时，政策垄断就会遇到挑战，激烈的政策变化就有机会产生。由于政治的变化并不完全是外力所导致，而是内在和外在因素复杂的融合，所以下一次的断裂性决策的发生时间和范围是难以预测的。然而，把政策终结归因于机遇，很难具有预测性。也许是决策者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缺少对政策问题信息的准确掌握，缺乏对政策后果的精确预测能力，制定的政策可能导致社会公众对此问题的无知、漠视或恐惧，这也是政策终结难以发生的原因之一。另外，政策终结需要考虑错综复杂的因素，作为一定任期的决策者终结一项政策，需要具有一定观察和掌握终结时机的能力。

三、政策比较论途径

政策终结范文篇3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终结;原因分析

一、政策终结

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发展，公共政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会出现终结现象。政策终结是指公共政策决策者通过对政策进行审慎评估后，采取一些必要措施来终止那些错误的，过时的，多余的或无效的政策，政策功能，政策工具或政策组织的一种行为。正如最近我们大家热议的取消晚婚假政策一样，根据全面两孩政策的新形势，符合政策生育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同时，晚婚晚育假和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等规定被删除，也意味着“晚婚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等带有时代特色的公共政策也将走向终结。也就是说，我们的政策也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着。学者陈振明指出:“政策终结是政策决策者通过对政策进行慎重的评估后，采取必要措施以终止那些过时的、多余的、不必要的或无效政策的一种行为”。因此，政策的终结，既是一个政策的终点，也是一个政策的起点。政策终结过程是一个节约政策资源、优化政策资源结构、提高行政效率和政策质量的过程。政策终结既要剔除不合时宜、存有瑕疵的政策，也要对品质不高、不合时宜的政策资源进行淘汰。

二、政策终结原因分析

(一)政策主体间的利益博弈

在现代社会，公共政策已经成为从事公共管理和实现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公共政策对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一项公共政策的提出、制定、实施实际上就是相关利益主体相互之间博弈的结果。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各个政策行动主体由于自身所拥有的主体话语表达能力以及资源享赋差异的强弱等造成的政策主体力量此消彼长，这肯定会造成一部分群体受益、另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受损的现象。利益时代的到来，是市场经济机制和社会结构分化两个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当市场取代再分配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的时候，利益的分配已经主要不是取决于国家的意志，而是市场和社会中的利益博弈。同时，社会的分化在加深，不同的利益群体和利益群体在开始形成。如滴滴打车和快的打车几乎同时宣布与2014年5月17日零点开始暂停乘客端的现金补贴。滴滴与快的打车之争，二者之所以有如此底气持续较近“烧钱”，其背后无疑还是阿里巴巴和腾讯对各自阵营的大力支持。

(二)政策内容缺乏科学性

1、政策内容缺乏法律支撑政策过程的每一环程序都必须合乎法律程序和法律规定。任何一个公共政策，其制定和执行主体应该是合乎法律规定的，必须是在法律明确规定的具有相应权限的组织之中进行制定和执行。比如，我国对养老机构的规划及配套建设、对空巢失独孤寡等老年家庭的社会保障、对养老服务机构规范化建设、对养老服务评估等问题均没有法律法规，基层政府制定的相关养老服务政策文件等又因为缺乏法律的支持，导致政策效能不高。所以说，我国各地政府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把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纳入城市建设、社区建设规划中;明确各项建设标准;完善对特殊困难老人家庭的社会保障制度;鼓励加快建设养医结合型、康复护理型、居家照料型养老服务机构，政府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提高养老人员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规范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认证等。2、政策的公众认同度低我们所说政策科学与否，是表现在政策能否客观地反映客观实际情况、反映民众的需求和意愿并加以解决。政策所实行的计划措施以及所制定的行为规则必须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才能被公众所认可和接受。2015年公共政策密集出台，比如:养老金并轨和入市、足协改革等等。除了政策内容，政策何时被;政策如何被解读等一系列问题也会影响公众对政策的认同度。所以说，我们政府在制定政策的同时，应充分考虑公众的感受，并且应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这样也能够为公共政策起到正面宣传的作用。就拿2011年卫生部出台的“量化指标”政令政策来说，这个初衷很好但政令却没有让公众满意。看病要等很长时间，看病难这一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老百姓也一定不会认同这项政策的。可见，作为政策行动的主体力量，我们的政府必须要改善民生工程，而不应该是大搞形象工程来作秀，而应该为民办事，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恩惠。3、政策的操作性不足公共政策要得以顺利执行，不但要有明确的政策执行人和明确的政策目标，而且应当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但在实践中有些政策选择的弹性较大、政策目标也比较模糊，并且相关内容还比较笼统，导致不容易操作。所以政府要必须提高政策质量和可操作性。转型升级、破旧立新、防范风险，都要脚踏实地、精准发力，容不得半点“假大空”，要不得粗放浮躁的作风。一项政策好不好，要看是否切实管用。提高政策质量，一要注意分类指导，增强政策的针对性，不能一个药方治百病。二要便于理解，具有可操作性。制定政策多些换位思考，多站在执行者、实施者的角度考虑问题。三要多些小而实的政策措施，积小胜为大胜，贵在取得实效。

(三)政策运行过程还有待规范

当前我们国家有一些行政决策主体忽视决策程序，从而导致政策问题不明、方案粗糙、目标模糊、政策出现偏差。例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7〕92号)实施以来，较好地促进了残疾人就业，保障了残疾人的合法权益，但该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一些问题亟待改进与完善。按照上述文件规定，企业安置残疾人达到10人以上、高于总人数25%的纳税人，才能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一些企业反映，在考虑企业正常经营的前提下，无法安排如此众多的残疾人就业。建议取消企业安置残疾人人数与比例的条件限制，改按企业实际安置残疾人数享受增值税退税优惠政策，此举将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所以说，我们的公共政策都是在运行的过程中不断规范，不断完善的。只有充分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我们的政府才能制定出更好更符合人民意愿的好政策。这样不仅能够树立政府良好的形象，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又能给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四)政策执行力还有待提升

大部分的政策执行者采取事模棱两可的态度，有时甚至采取象征性的执行措施，投入有限的精力和时间，以此影响政策执行的效果。例如:2012年3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了一项新政策，就是根据最新修订的《保健食品命名指南》和《保健食品命名规定》，规定药品生产商不得使用天然、复方等夸张性词语对保健食品进行命名，但这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导致政策执行的阻滞，最终新政策只能是“空中楼阁”，从而不了了之。这样既耗费了人力物力也造成了政策直接作用对象一消费者，对该政策的不知情和不理解，阻碍了此项政策的顺利实施。影响政策执行力的因素有很多，有政策本身的科学性问题，有政策执行环境的匹配性问题，然而最具能动性的还是政策执行主体的能力素质问题。同样的政策，执行主体的能力素质不同，则落实效果千差万别。而且目前政策执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表明，政策执行主体的能力素质问题已经成为阻碍政策有效执行的最关键因素，亟待引起重视和解决。

(五)政策的责任追究机制缺乏

在对当前我国政策终结现象分析中发现，政策不能顺利执行下去并且变动频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相关政策制定、执行的行政问责缺失。问责纠错机制不健全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责任主体可以找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弹性空间，过去，有些领导干部随意决策、违法决策的事例时有发生，极大损害了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深刻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行政问责方面，虽然有不少地方法规涉及责任追究，但都比较混乱，缺乏统一的责任追究法律法规;关于问责程序也缺少严格、统一的标准。所以为了避免或者减少决策失误，特别是为了避免人为失误给国家、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我们国家建立了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将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六)政策环境的多变性

公共政策也受环境的影响。环境决定和制约政策，环境起主导作用。公共政策是随着社会发展由环境需要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必须要适应政策环境，有什么样的政策环境，就有什么样的公共政策;政策环境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导致公共政策的发展变化。从我国的政策环境来看，我国现阶段正处在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转轨以及社会阶层分化重构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城乡差距逐渐拉大，这使得政策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政策对环境变化的灵敏程度就决定了政策周期的长短，若忽视环境的多变，轻则政策失效，重则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所以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决不能忽视环境的因素。

三、结语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导致政策终结的因素很多，我们要正确认识政策终结这一现象，在实际制定政策过程中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科学地认识政策终结，进一步完善政策终结的责任制度。二是要进一步构建现行政策评估的相关制度，特别应重视政策评估的意义及其重要作用。公共政策终结之前应该征求民意，其他的政策终结之前也应该经过充分的协商和广泛的讨论。三是要进一步营造政策终结的舆论的环境，要力争社会公众舆论的支持。应该重视和社会公众的沟通以及交流，要加强对广大公众的宣传，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政策终结现象的思想认识，要进一步消除其抵触的情绪，进一步营造政策终结舆论的环境。

作者:王欢乐单位:新疆大学

参考文献:

［1］(美)萨巴蒂尔．政策过程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4．

［2］陈振明．政策科学一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政策终结范文篇4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终结；伦理视角；组织视角

一、问题的提出

《南方周末》在2006年8月10日和8月17日两期报道中分别刊登了《无户口婴儿之死》《活人上户难死人不消户》文章，读罢一直不能平静。《无户口婴儿之死》讲述了一个父亲亲手摔死了出生仅43天的儿子。不管婴儿的死是因为其父的个人心理问题，还是周遭环境所迫，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婴儿是无辜的，生命是可贵的。《活人上户难死人不销户》一文是湖北一位警察给《南方周末》的去信，以其切身的管理体验，对户籍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作了分析。据他工作实践调查发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农村死人不销户现象比较普遍。原因一是销户需要10～20元的微机费；二是医学死亡证明的缺失，即派出所给居民办理销户手续需要以此为证，但农村居民大多数死在家里，没有医学死亡证明。第二，超生婴儿上户难。超生儿没户口，那就不能参加高考、参军、买房子，甚至没有办法结婚，当然对他们的管理也给公安机关和政府部门带来更大的麻烦。如果一个没有户口的少年参与偷盗摩托车，怎么处罚?确定真实年龄至为关键，因为法律规定对不满十四周岁的当事人可以免罚；年满十四周岁而未满十八岁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公安机关就只好检查骨质判断年龄，但检查骨质不是所有地方都有，需要去省会城市的公安机关，而且骨质检查也未必完全准确无误，这对行政执法的高效性和司法审判的准确性都是考验。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同时也处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许多不适合新体制的政策都应该予以终结。这里需要注明的是：政策终结并不仅是政策的终止、结束，而往往是伴随着新政策的开始。关于政策终结在政策过程中的地位，不同学者有不同的主张。政策终结是政策决策者通过对政策或项目进行慎重的评估后，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终止那些过时的、多余的、不必要的或无效的政策或项目的一种政治(或政策)行为。政策终结具有强制性，因为政策终结会遇到利益受损者的反抗，需要靠强制力来进行；政策终结具有更替性，是新代旧的过程；同时政策更替也具有灵活性。但也有学者认为政策终结是政策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如果把政策过程看作某种有序的活动的话，那么，它的最后一个阶段便是政策评价。政策终结位于政策过程的末端，对一项政策的终结意味着一项新的政策的开始，所以政策终结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政策终结是政策过程的最后一环，是理性化政策过程的最后结果，但也被认为是承上启下的一环，它不仅是对一项政策的了结，而且也意味着修正或调整。政策终结是政策运行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公共政策的最后一个阶段用“公共政策实现”这一概念为好，即是指人们通过政策实施，使政策目标和功能解化，使政策转化为现实社会存在的政策活动。

党和政府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也比较重视政策终结工作，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废止了一大批与WTO规则不符合的各种政策。事实上，类似户口政策(由于我国没有《户籍法》，公安机关实施的是1958年制定的《户口登记条例》)，我国还有很多政策都滞后现实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些不仅是学界探讨的焦点，也是实务界人士心思所在。

二、问题解决的分析角度

问题出现了，只要积极面对是可以缓解甚至避免产生不良后果的。当然要解决问题，首先需要理性、多角度地审视问题的特征、症结及其本质等要素。

(一)伦理的视角。从哲学意义上讲，人的关系本质上是种伦理关系，人与人时刻处在各种形式的交往中。而政府的出现就是为了寻求一条有效的过群体生活的道路；政府一直处于人与人的关系中心，是公共利益和公共意志的代表。在公共生活领域，法律和道德共同作用，因为仅有法律制度而没有道德支持，法制就会僵化，在灵活具体的公共生活和行政行为中就会无所适从。就如社会生活的任何领域一样，对道德力量的忽视在事实上就造成了对无道德行为的倡导。因此，所有公共领域中的一切公共权力的滥用和腐败，首先根源于道德的缺失。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行使过程中的产物，对其进行终结也需要公共权力的再次行使，但在这个过程中，有制度原因也有个人原因总使得政策终结比政策制定更显费力。

(二)组织的视角。组织视角将社会问题看作从一种组织状态到另外一种组织状态的有序进展(带有小的但暂时的危机)。组织视角重视标准化的操作程序、规则和惯例。简言之，组织本身倾向于更少的变化、更小的恐惧和更大的稳定，也即组织具有自然的维持生存的意识和保持以前状态的惯性。如果政策终结威胁到组织的生存时，它会设法延续政策终结的进程。组织机构的终结可能触犯业已确立的权力分配格局，权力的拥有者会把政策终结看作是对自身权力的一种威胁，从而对政策终结产生否定态度。例如，机构的撤销、合并或降级等就要使组织机构的权力拥有者至少会部分失去原有的权力和地位，如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就会坚决抵制政策终结。(三)政治领导者的视角。政治领导者往往是民选或委任的、具有一定领导力的精英，他们是社会变革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多数政治领导者集智慧、勇气和判断力于一身，具有超凡的特质和行为方式；他们人数虽少，但能量巨大。政治领导者的领导力越强，意味着其对形势的判断能力、对新事物新情况的分析能力以及创新能力越强。英明的政治领导善于采纳谏言，体贴民情，对过时政策的弊端有敏锐的觉察力，因而越有可能促成无效政策的终结。

(四)程序的视角。“政策终结如政策制定一样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完备的法律政策是政策合法化的前提，同样，政策和组织机构的废止也不得妄然行事。”政策采纳以后，还必须使政策合法化，也就是“通过法定程序，提交有关国家机关讨论通过，并以公报、决定、决议等形式向全社会公布，使政策取得公认的合法的地位和人民的认可、接受和遵照执行的效力”。法定程序要求政策终结按步骤进行而不能随意更改或省略步骤；而政策终结的程序是十分复杂的。如在一项政策终结的时机成熟时，政策终结由于法律程序的严格性和僵硬性而延误终结的时机。

(五)团体的视角。团体的视角认为政策是不同团体利益斗争、妥协的结果，是各个团体在利益、权力、价值上的平衡。我国利益团体和国外利益团体产生时间和背景都有很大区别，在公共政策中的影响作用也不同。我国利益团体在政策制定、执行、监控中发挥着不小作用，即在政策终结中会根据自己的自身利益作出相应选择。当某些势力强大的利益团体过分关注自身利益而忽视整体利益或他人利益时，就会使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出现不公正、不公平现象。这样，政府就需要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塑造良好的政治价值观，培育公共精神，使其成员在作利益选择时兼顾他人利益。

政策终结一旦危及到团体经济利益时，团体会产生空前的凝聚力，借助于组织的力量从各方面向政府施加压力，甚至会采取一些非法的途径如行贿以阻止政策终结。很多学者认为利益团体是理解确定决策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和采取相应政策的关键。然而，我们知道政治体系为大规模的、有良好组织的、富裕的、活动及既得利益集团提供和政府官员沟通的上佳机会。同时，政治体系却很少为无组织的、贫穷的、不及既得利益集团提供和政府沟通机会。

(六)媒体的视角。有些学者发现，公众对政府问题的大量关注从踪迹上来看是与媒体对那些问题的报道密切相关。媒体对政策的影响往往是始料不及的。之所以如此，其原因之一在于新闻报刊倾向于只用很短的一段时间突出报道某一件事情，然后便转向下一件事情，进而冲淡了其报道的影响。人们可能会厌烦长时间看，一个主题，新闻媒体不得不跟随时尚，从一次危机转入下一次危机。但媒体对政策相关人来说是充当着沟通人的角色，可以使他们在各自忙完自己的工作后了解到对方的情况。

三、问题解决的策略建议

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J·威尔逊总结了两条能够概括社会科学在政策效用领域研究的法则。第一法则是所有介入社会问题的政策都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如果研究是由执行政策的人或他们的朋友进行的话；第二法则是没有一个介入社会问题的政策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如果研究是由独立的第三方，特别是那些对政策持怀疑态度的人来主持的话。当然，威尔逊教授的观点有失偏颇，但他揭示出了由于评估方的身份差别，政策效果的评估在实践中会有很大出入。就政策终结而言，政策评估的效果是决定其必要性的先决条件；客观、公正的政策评估对政策终结的正确性、可行性举足轻重。

从政策均衡论的观点来看，政策终结意味着均衡格局的打破，即政策终结的支持力量强于政策现状的维持力量，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实现了政策终结。通常情况下，当推动力强于阻力时，政策终结会实现，反之不能实现；当两种力量相当时，相互抵消，组织维持原状；要改变这种力量对比，增加驱动力与销弱抑制力并举效果最好。

政策终结范文篇5

行政权力推动型公共政策终结，是政府主动推动政策变迁的过程。政府推动型公共终结主要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传统的政策对公共利益维护不利或制约着公共利益的实现，这主要是由于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适应性导致；二是传统的政策制约着革新。出现这种可能主要是传统政策与即将推出新政策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一方面可能是“法理型”上的冲突，新政策的出台使得传统型政策失效或必然废止。另一方面则可能是新旧政策之间关于资源的配置之间的冲突。正如伊斯顿指出的那样：“公共政策是对社会价值作权威性分配。”资源的配置重心会随着政策的变更发生变化，这种政策冲突必然使得相关的政策发生变迁。当然政策终结也不可避免受到权力运行不当的影响。公共政策终结背景下的权力制约问题值得关注。

二、公共政策终结背景下行政权力制约的困境及其成因分析

公共政策背景下权力制约困境主要是表现为权力的功利取向、短视效应、护短倾向“、任人唯亲”取向、轻视成本取向。

1．为改革而改革的功利化逻辑演绎。改革是社会的必然，改革归根结底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为了改革而改革的倾向性就忽视了改革的工具理性，将改革当成了改革的结果。人们批评官僚制中对程序的崇拜高于对结果期待的弊病。在现实中改革难免也会出现这样的倾向，即模糊了改革与结果界限，仿佛发展是改革必然的结果。在转型期，改革似乎成为了一种时尚。改革必然建立在一系列的决策的基础上，即政策的终止或者新政策的创立。在某种程度上新政策的创立可能是对某些政策的终止，即使那些政策没有被终止，其也会因为政策资源的有限的情境使得其已经不能够被有效执行，从而失去资源支撑自动终止。

2．短视取向———“铁打的政府流水的官”。官员的任期短期化的倾向目前已经开始显现，任期的短期化的倾向不利领导对工作有一个全面的认识。领导所掌握的信息不全面，制约着决策的科学性。领导任期的短期化倾向强化了决策收益短期化。这种短视效应不利于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正如胡启繁在其文中阐述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任期内不稳定，会使领导干部产生不良的心理预期，助长其浮躁心态和短期行为”。这种短视效应和不健全的官员考核机制互动容易催生“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浪费资源，降低了行政效率。

3．护短取向———“搬石头砸自己脚”的禁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防卫型官僚的体现。政策制定者终结相关的政策的过程中难免也会出现这样一种怪异的现象，也可能热衷于对传统的政策的终结，而对自己所制定的政策有着一种护短的心理，即使其破绽百出。政策终结一方面造成了政策不连贯性，给人“一朝君，一朝臣”的感觉。官员护短倾向，提高了其对自己在任期间制定政策不足的容忍性，再加上任期短期化还可能造成官员对责任的规避。

4．“任人唯亲”取向。官员掌握着人事权，缺乏制约权力则可能导致腐败。受封建文化残留的影响，官本位、等级制思想的存在，容易造成独断专制、权力滥用和“尊卑有序”。“任人唯亲”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思想的产物。“任人唯亲”一方面不利于选贤任能，另一方面还容易造成腐败，“小圈子”成了敛财的金字塔和责任的避风港。2009年全国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439件41531人，件数比上年减少3.3%，人数增加0.9%。案件数量的减少和涉案人数的增加，标志着腐败案件中团伙犯罪的可能性增加。“任人唯亲”的危害增强了权力制约的必要性。5．轻视成本取向。公共政策终结成本一方面会成为公共政策终止的障碍，同时，轻视公共政策终结的成本则可能导致公共政策终结的泛滥。不难看出公共政策终结的成本也应当受到制约。不计成本的公共政策终止，无疑会浪费资源。柳祥认为公共政策终结成本包括政策沉没成本和终结行为本身的成本，这种观点只概括了公共政策终结的会计成本，没有将民众对政策终结的满意度，当这种满意度极低的时候，这种成本是不可忽视的，因为任何成本都是公民在买单。

三、公共政策终结背景下行政权力制约问题的出路展望

1．建立强有力的绩效管理体系。可以引入360度绩效评估方法，对官员进行综合的考核，而不拘泥于对官员“政绩”数字的推崇，有利于将群众对官员的评价纳入考核体系。同时加快官员的管理由绩效评估向绩效管理转变，改变“数字出官”的不良倾向。

2．强化政府部门的战略管理，改进政策决策系统，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政策的制定或终止都要要服务于政府战略的实现，确保官僚权威与政府权威的一致性。政策目标的选择上要考虑到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相结合，要体现一定的前瞻性。进而将其制度化，减少政策因为官员任期的短期化导致政策的频繁变更。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适应性的增强，可以制约着公共政策的不当终结，从而减少权力失范的发生。

3．发挥舆论媒体的监督作用，促进政府信息公开。政策的不当终结中显示出政策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可以通过发挥舆论媒体的作用，提高信息公开化的程度，为社会监督提供信息支撑。同时舆论媒体也可以通过对政策运行状态，为社会和政府提供决策信息反馈，从而减少政府终结公共政策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和预防政策盲目终止。网络作为一种新的平台的应用，为信息的公开和机制提供了新的途径。网络舆论的兴起，将可以作为一种新的力量来监督行政权力运行。

政策终结范文篇6

一、机构设置问题。目前各级信访机构都有内设机构或专人负责信访事项的复查复核工作，一些地方政府还成立了复查复核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就复查复核委员会而言，它是代表政府行使信访事项复查复核职权的机构，其规格较高，职责也清楚。但由于该机构组成人员都是兼职的，又不是独立的专门常设机构，无论从相关业务掌握上，还是时间和精力上，都难以保证发挥好作用。一个复查复核意见是代表政府作出的，如果不经委员会研究，实际上就是政府一个相关职能部门的意见，如果只向政府分管领导汇报后发出的意见能否代表政府也难说。而一个复查复核意见至少需要向分管领导汇报并由其签发两次以上。分管领导工作忙，常常找不到，排不上，召开委员会研究就更难。其间还有很多调查、协调、听证、研究、汇报、行文等工作，多数都要超过办理答复的规定期限，信访人意见大。而复查复核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信访机构内，或信访机构内设复查复核机构，其均是信访机构所属的办事机构，没有行政职权，工作力度不够。有的办理或复查意见是本级政府职能工作部门作出的，如果由本级政府复查或复核就不能再交由原办理或复查部门承办复查或复核工作，但交由相关综合部门或办事机构承办复查或复核工作，其主体资格和专业水平将受质疑或打折扣。

几方面建议：一是信访事项复查复核机构独立设置，或设在信访、法制等机构内，整合资源，增强实效。重要的是授予其代表政府行使复查复核职权，而不是由兼职人员组成的机构来承担此项工作；二是减少程序。如果设立复查复核委员会，其委员会主任可由政府领导担任，但平时的组织调查、听证、召集会议、协调督办和签发文书等工作可委托事涉的分管秘书长负责。对简单清楚，无争议的复查复核信访事项，由承办部门、办事机构和相关领导把关，不必再提交委员会讨论或向分管领导汇报。需要召开委员会会议的，一般由相关委员和承办部门负责人、经办人参加即可，必要时再请政府领导参加或向其汇报和请其签发文书；三是复查复核委员会可聘请相关专业人士为评审员，参谋指导；四是以行政职能部门作出“三级终结”处理意见为主（尤其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部门），减少向政府申请复查复核和以政府名义作出复查复核意见。信访人对行政职能部门办理、复查意见不服的向其系统上级主管部门提出复查复核申请，以发挥职能部门的专业优势，提高办理质量和效率。但职能部门作出的复查复核意见应由本级政府复查复核委员会或信访机构审核备案后发出。

二、把好受理和办理关问题。《信访条例》规定：“对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信访途径相对于法定途径处于从属地位，只有无法进入法定途径的，信访人才应选择信访程序。但是，现在一方面信访人倾向于走信访程序，愿意找党政机关及其领导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我们本身也没有把握好、引导好。应当或已经进入法定途径而又进入信访“三级终结”程序，往往显得很被动，影响效力和效率，浪费行政和社会资源。法定途径是能发生法律效力的程序，是具有强制力保障的程序。什么样的纠纷属于诉讼、仲裁（包括合同、劳动、人事仲裁）、行政复议的范围都有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如果信访“三级终结”受理时难以确定的，在终结前的哪个层级和环节都可以确定，然后信访程序终结。当然，有的信访事项虽然应当通过法定途径解决，但实体权利难以保障，案了事不了或情况又紧急和重大，而通过信访协调途径能够解决，也不能一推了之，要以减轻信访人负担和提高效率，息访稳定为原则，但不是进入“三级终结”程序处理。另外，对争议较大的、边缘的、虽有暇疵又不需要纠正，以及解决不了的问题，不宜进入“三级终结”程序，尽可能的通过协调和其他方式处理，否则会影响政府信誉。属于纪检、监察处理的也不宜受理。对无理访的可通过“三级终结”确认后不再受理。要注意除无理访外，不能因为无奈才进入“三级终结”程序，只是为了走形式，而不是为解决问题。否则，信访人仍不会息访。还应当注意，信访人在下一层级未提出的问题和请求，到上一层级提出的不予受理，上一层级不能代替下一层级对未作答复的问题复查复核。还有一种倾向，进入复查复核程序后，承办的主管行政部门先入为主，带着框框，开始就想在怎么维持原处理意见上作文章，应撤销、变更、退回的没去做。在下一层级应纠正又能纠正解决的不愿处理，以完成程序了事，矛盾上交，尤其是第一层级办理没把好关，信访人大都向上一层级提出复查复核申请。同时，承办部门是事涉和主管的牵头部门，应依其职权和专业优势保证复查复核意见的质量，但承办部门往往依赖信访部门的心理较强，不仅拖拉超期，拿出的意见不够认真细致，甚至未经部门领导把关，而部门领导也不愿参加调查和研究活动，只派科处长或一般的工作人员参与。有时信访部门不得不牵头和再下功夫研究事实、依据、行文等。这是与其职权和专业要求相违背的。还有办理中上下沟通不够，使作出的终结意见产生岐义，难以执行，信访人不断上访。

三、“三级终结”后的救济程序问题。《信访条例》规定：“信访人对复核意见不服，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投诉请求的，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再受理”。而对信访人仍不服如何进入下一个程序没作规定，案了事没了，表现为：一方面，“三级终结”对信访人有利，但因改变或纠正原意见，事涉部门或基层政府不愿执行终结意见，有抵触情绪。因终结意见没有法律效力，不能申请强制执行，影响终结意见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对终结意见不服不能再进入法定途径，使得信访人的申诉权利终止，仍缠访不断，也同样影响了政府公信力。既便复核机关可举行听证，并且经过听证的复核意见可以向社会公示，但其仍不具有强制力。如果能起动法定程序，对有理也好无理也好，都可以通过有法律效力的文书来定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终结。由于“三级终结”没有被赋予产生信访人权利义务的法律效果，使得“三级终结”制度显得底气不足。有人认为，信访“三级终结”既然是代表政府或其授权的职能部门作出的结论，就具备行政权利主体资格，其作出的结论应当是具体行政行为，如果信访人认为该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就可提起行政复议或可诉讼，但立法设置上还没明确这点。当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遵循授权行政原则，“三级终结”结论还不具有强制性行政指导行为。因此，有必要考虑《信访条例》上升到法律，或修改《信访条例》，使“三级终结”制度更加完善。

政策终结范文篇7

这次会议是国有企业兼并破产领导小组决定召开的。学仁同志按照省委的统一安排到白山市参加民主生活会，所以没能到会讲话。这次会议主要任务是加快做好全省工业企业政策性破产工作，推进全省国有企业改革。刚才，炳辉同志通报了全省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工作的有关情况。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政策性破产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第一，实施政策性破产是充分延用国家政策推进改革和发展的有效手段。国家自1994年实施政策性破产以来，我省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不断加大政策性破产工作力度，取得了一定成效。截止今年初，全省有145户企业列入政策性破产计划，破产终结131户，消除企业亏损76亿元，安置职工24万人，盘活资产残值21亿元。实施政策性破产在一些重点行业和地区已经取得明显成效。特别是一度陷入困境中的煤炭、军工和冶金企业，通过实施政策性破产，都于近两年实现扭亏为盈或大幅度增盈。

第二，作为一项阶段性政策，如不能抓紧时间利用，将失去解决问题的机遇。国家对国有企业实施政策性破产，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解决特定历史问题的一项阶段政策。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入，政策性破产要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从今年开始，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5省市已不再实施政策性破产，部分省市只安排1-2年时间，只有东北和西部地区按4年时间安排，到2008年全国将取消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的政策，国有企业也将与其它企业一样转向依法破产。在这4年时间里，我们要完成78户企业实施政策性破产，核销105.6亿元银行呆账和资产管理公司债权损失，还要完成未终结的14户和2003年未正式下达计划的21户。省政府对这项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尽量往前抢，四年规划按三年编制，两年基本完成。

第三，实施政策性破产，是解决改革成本的一个重要途径。今年省委省政府要求用一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国有工业企业改制任务。最大的困难就是筹措改革成本问题。据测算，全省纳入改制任务的816户企业，在册职工60.48万人，离退休人员19.3万人，账面资产负债率达到82.1%，涉及需要化解的国有商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不良债务270亿元，改革成本十分巨大。政策性破产最大的亮点是破产资产优先安排破产企业职工的安置费用，能够通过核呆政策和处置资产公司债权化解不良债务。在下步工作中我们还能实施政策性破产的企业有78户，拟核销银行呆账和资产管理公司债权损失105.6亿元，占816户改制企业不良债务的37%。从全省利用现有资源和通过吸引域外资金筹措改革成本的能力来看，如不能充分实施政策性破产，国有企业改革成本和职工安置问题无法解决，今年基本完成国企改制任务就很难实现。

二、明确任务，集中力量加快推进政策性破产工作

政策性破产工作既有抓落实的问题也有向国家积极争取的问题。据了解，对我省拟安排的78个政策性破产项目什么时间批准，分几批实施，规划并不是绝对的，关键在工作，主要看落实。我们要四年规划按三年编制，争取用两年时间基本完成，政策性破产工作与国有企业改革同步推进，协调进行。当前要突出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认真清理和抓紧实施已经批准下达的政策性破产项目，尽快破产终结。1994年以来，全省共有145户企业列入国家政策性破产计划，到目前为止，实施破产终结131户，还有14户企业未完成破产操作。其中，2000年下达项目有2户，2001年下达项目有2户，2002年下达有项目有2户，2003年下达的项目有3户，2004年下达的项目有5户。在这些未完成操作的企业中，有9户企业计划下达在一年以上，有6户企业下达计划在三年以上未破产终结。同时，在已经破产终结的企业中还有许多遗留问题没有解决。如资产没有变现，职工没有妥善安置等。这些问题，特别是久拖未结的破产企业、资产长期不能变现和职工长期得不到安置的问题，不仅影响了国企改革的推进步伐、增加了改革成本，甚至引发不稳定问题，还影响了全省申报新项目。

会后，各市州有关部门要对国家下达的政策性破产企业进行一次清理检查，逐户查清没有终结的问题和原因，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解决办法。目前14个未终结项目，已经进入破产程序的，要在上半年操作终结，未实施的抓紧进入操作程序。6月末省经委和省国资委要分别对所负责企业进行督导检查，通报进展情况。列入破产计划的企业都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职工数量多，积累的矛盾多，要把他们的问题列入国企改革重要议程，优先研究解决。特别是在产权转让和资产变现、筹措职工安置费用和分流安置职工就业上，要往前安排，拖的时间越长，成本越高，问题越难解决。今后凡是实施破产改制的企业，要按照规定力争在企业宣告破产后6个月完成破产操作，最长不能超过10个月。

按照政策性破产工作要求，破产企业同级政府的主管领导是企业破产的项目负责人。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要参加或负责破产清算组的工作。项目负责人和主管部门的同志要切实负起责任，及时组织企业制定好破产方案，协调和解决操作过程中的有关问题，防止遇到问题推诿扯皮，久拖不决。

（二）加强协调与衔接，抓好未下达项目的落实。2003年，除1户中直企业外，全省共有24户企业列入国家政策性破产建议项目。但在金融机构审核中遇到了难题。金融债权机构提出受偿要求，而企业已经处在破产状态，没有能力偿还部分债务，致使项目审核工作处于十分艰难的状态。到目前为止只有3个正式下达了计划，有4个项目最近通过银监会审核，意见反馈到了国务院国资委，10个项目通过省级金融债权机构审核上报中国银监会，6个项目由于银行将企业债权剥离到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需要重新进行沟通协调目前尚未上报审核意见，1户企业不再申报政策性破产。出现这种情况，是我国在深化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国有企业改革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协调。要落实责任制，特别是企业，都要有专人负责，包保到底。当务之急是要把情况搞清，摸准审核工作进展到什么地方，摸准审核中提出的问题和要求。没有通过省级金融债权机构审核的，省国资委、省经委要协助有关企业抓紧与金融机构沟通，尽快通过审核，涉及需要省政府解决的问题，要及时上报；滞留在总行或银监会的项目，省直有关部门和市州有关领导要专门赴京进行汇报和协调，想方设法争取尽快通过审核，不要使项目成为半截子工程。

（三）切实做好规划的核实和今年新增项目的申报工作。最近，国务院国资委要求对列入政策性破产规划的企业逐户核实，重点核实人员、资产和债务等情况，拟考虑将这些企业的金融债务作特殊处理，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有关具体办法。省国资委、省经委要进一步做好这78户企业的核实工作，保证不漏项，不错报。要区分轻重缓急，科学合理地安排各年度的项目，争取更多的企业往前安排。列入规划的企业，要根据国家有关要求做好申报破产的各项准备工作。被列入明后年的企业，今年改制工作不能停，不能等，可以先考虑职工的劳动关系转换和安置问题，资产的处置可以先租后售，具备条件的可以直接进行改制，不要因为等待实施政策性破产影响企业改制重组。

最近，经省国资委、省经委筛选审查，已向国务院国资委推荐报送了29户企业政策性破产项目，核呆规模51亿元，涉及职工7万人。根据全省国有企业改革任务的需要，按照政策性破产三年规划两年基本完成安排，今年要必保完成这29户企业、51亿元核呆额度。一是省国资委要加强与国务院国资委等有关部门的衔接，掌握政策动态，了解情况和信息，积极争取国家加大支持力度。省经委要积极配合，必要时市州和企业都要去做。二是加强与金融部门的沟通协调，掌握债权机构的工作动态，及时了解债务划转情况，使破产企业与债权机构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在做好申报今年政策性破产工作的同时，要超前谋划，科学组织，拟定明年和后年的申报工作。

三、落实责任，确保政策性破产工作顺利进行

政策性破产，任务繁重而艰巨，有关部门和各市州、各企业都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扎实推进，务求实效。

一要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各级财政、劳动、社保、国土、司法等部门都要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为推进全省政策性破产工作提供保障和服务。金融机构要站在全省经济发展的高度主动为企业破产创造条件，积极支持、全力配合企业开展政策性破产工作。要充分发挥法律、会计、审计等中介组织的作用，为破产企业规范操作出主意，想办法，千方百计解决政策性破产工作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从企业实际出发，用新思想、新办法研究企业在政策性破产工作中遇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要充分发挥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方方面面共同推进政策性破产的良好局面。

二要加强领导，明确责任。政策性破产机遇难得，时间紧迫，我们的目标已经确定，关键是要抓推进和抓落实。全省政策性破产工作分别由省国资委和省经委负责。省国资委负责所监管企业，省经委负责各市州的企业。各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切实履行各自的职责。省国资委成立后，为抓好破产工作，经省政府批准成立了企业破产长期清算组，责任落实到人。各市州也要由主要领导牵头，有关部门责任人参加，专门负责破产项目启动的具体组织工作。按三年规划两年基本完成步骤安排，把任务分解落实到每个企业、每个部门、每个人头，把各项措施落实到每个工作环节，务求政策性破产工作取得实效。省国资委要加强调度检查，加大推进落实力度，对责任不清、推诿扯皮、工作不利的要通报批评。

政策终结范文篇8

[关键词]官事诉讼调停和解完善

基于当事人对民商事纠纷本身享有自主解决的权利和对诉讼标的自由处分的权利，各国相等尊重当事人在官事诉讼中行使处分权所达到的和解，一般在官事诉讼法中都有对于诉讼和解的规定，诉讼和解在官事诉讼中的实用也是相等广泛而有效的。和此相对的，是本国官事诉讼中诉讼和解的缺位。本国现行《官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双方当事人象样自行和解”，这好似是赋予了诉讼当事人和解的权利。但是，当当事人想要行使这一权利时，却不得不面对一连串的题目：和解的环境、程序和效劳等必要的相干规范都无法从现行的《官事诉讼法》中找出，当事人行使这一权利缺乏妥当的保障。诉讼和解在我国变化了事实上的陈设，很多人甚至并不知道在法院调停之外还有和解这一说。本文拟就诉讼和解政策作一观察剖析，以期对树立和完善本国官事诉讼和解政策有所裨益。

一、诉讼和解的性质

（一）各国对于诉讼和解性质的学说

诉讼和解别称诉讼上的和解、裁判员上的和解，是指双方当事人把他们对诉讼恳求的觉得互相让步的原因在诉讼进步行一致陈述的行动。在国外，狭义上的诉讼和解既容纳在诉讼程序中进行的和解，也容纳诉讼提起前进行的“起诉前的和解”。一般认为，诉讼和解是双方当事人间达到的合意。在外国传统的官事诉讼中，受公安积极学说理论反应，法官对当事人达到诉讼上的和解一般持观察积极的态度，重要是为当事人需要一种对话、协商的沟渠，而不是自动地向当事人建议和解或者积极地促成当事人间的和解。第二次全球大战以后，各国的诉讼数目不断增多，新的诉讼类型不断呈现。为了革命诉讼频率，各国在本国的官事诉讼程序改造中，开端重视诉讼和解，法官在诉讼和解中演出的角色也趋势积极。

对于诉讼和解的性质，学界存有很多争议。重要有以下几种角度：

1、公法行动说。这种学说认为诉讼和解是纯粹公法上的法律行动，在实质上和诉讼外和解雷同，通过诉讼和解达到的和解协议归于公法上的和解约据，确定了诉讼和解和公法上和解约据的间断性。德国的埃乌斯（Eccius）、柯勒（Kohle）、罗森贝克（Rosenberg）以和日本的河本喜和之等均持此说，指出诉讼和解之因为呈现诉讼法上的后果，即呈现结束诉讼的法律后果，是由于对于诉讼标的的争执已经开端，本案诉讼已缺乏诉讼的事物，故而赋予和解行动和规定审讯同样的法律后果。各国法律规定应将和解协议记叙于思路之中，就是为了对和解协议加以明证。美国官事诉讼法学界亦多此说，但和德日学者不同，他们不认为和解协议象样直接终结诉讼。

2、诉讼行动说。这种学说是超出一度简略的逻辑推理所得出的，即按照发生何种法律上的后果，行动即愿望具备何种法律规定的急件的理论，得出了既然和解发生诉讼法上的法律后果，则表明和解具备诉讼上的急件，无疑就是诉讼行动的建议。德国的保罗（Palu）、比洛夫（Biilow）和日本的雉本朗造等持此说，认为诉讼和解是按照诉讼法规范来评论诉讼行动，是双方当事人超出互让而使诉讼终结的合意，或者说是对于终结诉讼的合同诉讼行动。内中，前端别称合意说，后者别称合同诉讼行动说。

3、两行动并存说。这种学说认为诉讼和解一范畴发生实体法上的后果，另一范畴也发生诉讼法上的后果。那样，证据发生何种法律上的后果，就必需是何种法律性质的行动的逻辑反推，发生两种并存的法律后果的法律行动也特定是两种呼应的法律行动的并存。诉讼和解从表盘上看来只管只存在一度行动，但是在法律上，却存在着作为公法行动的和解和作为诉讼行动的终结诉讼的合意两个行动，并且，这两个行动是并存的。德国的赫尔维希（Hellwig）和日本的山田博士即持此说，觉得诉讼和解是公法上的和解约据和终结诉讼合意的诉讼行动两者的并存。在该学说内部，针对诉讼和解中的公法行动和诉讼行动间是不是存在联专业，又分成不同的集团。

4、两行动竞合说。这种学说认为诉讼和解不论从景象或是法律上看，均但是一度行动，但这一度行动却是一度具有双重属性的特别行动，既具有在当事人之间存在的公法上的和解约据的性质，又具备在当事人之间以和当事人和法院之间存在的诉讼合意的性质。并且，这一学说完整确定了在诉讼和解的公法性质和诉讼性质之间存在交流和沟通。德国的施勒克（Schnke）、尼克逊（Nikisch）、莱特（Lent）和日本的加藤正治等撑持此说，把诉讼和解看成是同一行动中含两种行动的属性。目前，这一学说是诉讼法学界的暗流角度。

（二）本国对诉讼和解性质的选择

公法行动说夸张诉讼和解乃是一种公法上的和解，诉讼和解达到的和解协议是公法约据。这一角度是树立在约据法的高度繁荣的房基上的，这也是公法行动说为英美法专业国度广泛采用而被陆地法专业国度弃如敝履的重要原因。本国的法律政策，晚唐师德、民国师日，新我国初期取法苏联，改造后又以德、日和本国台湾地域法律为力点剖析学习事物，而合同法在本国的发展亦不过是十数年。显然，公法行动说并不合适本国国情。

诉讼行动说只把诉讼和解当做当事人间达到的终结诉讼的合意，而没有看到，在这一合意达到进程中，当事人对自身实体权利的处分以和和解成立后和解约据对当事人的桎梏力。这样的性质理论明显不合适归纳诉讼和解这一法律行动的全貌。

两行动并存说内部，对于作为公法行动的和解和作为诉讼行动的合意这两者是不是有联专业存在着分歧。暗流角度认为这两者是离别独立存在并且各自独立的施展作用的，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两者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专业。前一种角度割裂了诉讼法和实体法之间的联专业，难以让人尊重；而后一角度固然保持了诉讼法和实体法之间的当然联专业，但在一度法律事实中存在两个交错不可分的法律行动，始终令人费解。

两行动竞合说和并存说的不同之处就取决，在诉讼和解公法范畴和诉讼法范畴的互通和交流这小半上，竞合说内部不存在有分歧，也就是说，竞合说保持认为，假如诉讼和解存在公法上无效的原因，那样，在诉讼法上也必定引起该行动无效。并且，竞合说所提出的一度行动两种性质的说法，令人更易于接收；恰如人同时具有当然属性和全球属性、货物亦有应用价值和价值之两重性。

事实上，不论何种学说，均不能很好地说明在各国的公安实践中呈现的对于诉讼和解效劳的争议，并且，虽然是在各个学说的内部也都存在着分歧。更值得留心的是，不论从何种学说出发，通过适当的修正，都象样导入雷同的建议。这样一来，对于诉讼和解性质的争辩象样说仅仅是一种试图将其合理论进步行介绍的技能性的论争。因此，在构建本国的诉讼和解政策时，不应太过拘泥于现部分对于诉讼和解性质的理论，更应当着想的是目前本国公安实践对于这种政策的愿望，即现实为什么愿望这一政策，现实愿望这一政策为何。毕竟，法律之因为被制定，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愿望。并且，在法律发展史上，各种成文的法律概念都是在对现实存在的法律政策进行提炼的房基上发生的；而全球又是不断发展的，现在我们所提和的法律术语的含义和其生育之初相比，固然已经被大大增加了，但是，面对增加的法律实践，法哲理论仍然经常心有余而力不足。千万，就纯粹的理论探究而言，作者更偏向于两种性质竞合说。

诉讼本身，就不是单纯的由诉讼法便象样完成的活动，事实上，诉讼即是实体法和诉讼法共同作用的“场”。张卫平教授已经谈到：诉讼法学在剖析上将诉讼作为自己的剖析事物时，在剖析方法上也有必要从实体法和诉讼法两者的互相干专业来把握诉讼景象。宣传实体法和诉讼法相对的二元观时，更要希望当然科学的剖析方法。在现代法治体专业中，形成了实体法和诉讼法两种不同的法律体专业，因此，虽然是一度阅历事实，也象样从实体法和诉讼法这两个不同的范畴作价值上的判定。具体就诉讼和解来说，正是官事诉讼法规定了当事人象样在官事诉讼中进行和解，和解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之一；同时，官事诉讼法还以处分原则为基本原则之一，赋予当事人处分自己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权利，和解才得以在诉讼中进行。因此，当诉讼和解客观完成之时，便当然地具备了诉讼行动的性质。而官事诉讼中的处分原则又是官事实体法范畴内公法自治实质在诉讼范畴的体现，且当事人在诉讼和解中彼此让步所处分的乃是自己的官事好处，和解协议内容的正当和否应当以实体法为审查根据，这又使诉讼和解具备了一种实体行动的性质。在某种意义上，诉讼和解相等于一度官事约据，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表面上就是规定一度约据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和一般官事约据不同的是，和解约据是在诉讼中达到的，并由法院见证人，是诉讼约据中的一种。

诉讼和解的效劳，即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和解协议成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这里的“和解协议成立”是指和解协议由当事人处处确定的、且通过了法定程序而生效。理论界对于诉讼和解效劳的争议重要取决，诉讼和解是不是具有既判力，即是不是具有和规定审讯雷同的效劳，而内核心题目又取决诉讼和解在实体法上的瑕疵是不是反应其诉讼上的后果。对于该题目标学说象样分成三种：

1、既判力确定说。这种学说认为，诉讼和解是审讯的轮换，则规定无疑地拥有既判力，除了诉讼和解中存在复审情由，才可依复审程序否定原和解的效劳；除此之外，当事人不得以和解存在实体法上的瑕疵为由提出觉得。以日本的兼子一为专人的学者持此说。

2、既判力否定说。这种学说认为，规定审讯具有既判力，即是说审讯未经规定，当事人就不得以已裁判员的诉讼标的再行起诉或提出和审讯相相对的觉得，法院也不能再编成和之相相对的判定。因此，既判力表面上是一种国度权利，具有公权性质，而以诉讼和解确当事人之间公法上和解行动的性质而言，不可能性发生既判力。因此，当事人千万象样就诉讼和解实体法上的无效和撤销原因提出觉得。德国的罗森贝克（Rosenberg）、尼克逊（Nikisch）、赫尔维希（Hellwig）和日本的新堂幸司等学者确定此说。

3、限制的既判力说（调和说）。这种学说的重要角度取决，只要诉讼和解中不存在实体法上的无效和撤销原因，该和解就具有既判力；同时答应当事人就诉讼和解中实体法上的无效和撤销原因提出觉得。重要有日本的菊井维大等学者持此说。

在具体的公安实践中，陆地法专业国度和英美法专业国度对于诉讼和解效劳的规定多有不同。陆地法专业国度的诉讼和解政策大都规定，和解一旦成立，即具有和规定审讯同等的效劳。也就是说，诉讼和解成立后，诉讼终结，当事人间的权利任务得以规定、创设或转变；第一审达到的和解，当事人不得上告，上告审中达到和解协议的，原审审讯当然无用；并且，部分国度也赋予和解协议以可强迫履行力，在一方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事情下，另一方象样据此向法院申请强迫履行。

英美法专业国度的政策则略有不同，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并不因当事人间达到的和解约据而人造终结，终结诉讼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撤诉，撤诉后原告是不是能够再次起诉来源于和解约据的商定；二是“合意审讯”，随即当事人间达到的和解环境记载于法院裁决以上，形成“合意审讯”，合意审讯和一般审讯一样发生开端诉讼的效劳，并且具有既判力和强迫履行力。

（二）本国对诉讼和解效劳的选择

既然诉讼和解兼具两种性质，那样其效劳千万也同时体现于诉讼法和实体法上。在诉讼和解的效劳题目上，我们赞成限制的既判力说。这一学说重要是从既判力作用的两个范畴进手的。一般认为，既判力的作用象样分成两个范畴，一范畴作用取决禁止当事人提出和审讯内容相相对的觉得，另一作用则是不答应当事人对审讯于意义和陈述上存在的实体法瑕疵进行斥责。在审讯的事情下，既判力的作用重要体现于前端，后者通常寓于前端之中。但是，在诉讼和解的事情下，由于关专业到当事人的意义和陈述，后一作用也浮出水面。在着想诉讼和解的既判力题目时，首先应当留心到，既然已经选择了两种性质竞合说作为本国诉讼和解政策的房基理论，那样，出于答应当事人对实体法上的瑕疵提出觉得的着想，着眼于既判力的后一作用，就应当否定诉讼和解的既判力；但是，在诉讼和解中，既判力前一范畴的作用仍然存在，假如完整否定了它的既判力，就无法禁止当事人就原诉讼标的再行起诉，法院也不得不再次审理，这种事情不但不能减免法院和当事人的诉累，并且顺有利鼓励当事人进行诉讼和解，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对原告的这种再诉或者觉得必需予以遮断，即还应当对既判力的前一作用给予承认。简言之，就是在不存在实体法上无效和撤销原因的界线内，应当承认既判力。这样，诉讼和解一旦成立生效，便和规定审讯具有同等效劳，象样终结诉讼，并且禁止当事人就同一标的再行起诉；同时也可周济存在有实体法上无效和撤销原因的诉讼和解。

限制的既判力说超出对既判力作用的不同侧面进行区分，使得诉讼和解确当事人象样因实体法上的瑕疵获得周济，和和解的性质理论相连接；又决不会引起当事人滥用权利，就原诉讼标的再行起诉、增多法院压力，不失为本国官事诉讼和解政策构建合理论上的适当选择。由此引来的另一度题目是，当事人该如何就实体法上无效和撤销原因提出觉得？是另行起诉还是进行旧诉讼？我们建议，本国在政策构建时选择进行旧诉讼，即由异议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申请确认诉讼和解有效和否，和解有效则法院宣布诉讼终结；和解无效，则进行原部分诉讼程序。如此，该诉讼中原部分诉讼形状能够原封不动的进行进行，象样减少诉讼本钱；并且，原法官较之新案法官能更好地审查和解是不是无效。

三、诉讼和解政策的具体程序安装

（一）德国的尝试和解政策

1、诉讼和解的构成急件。重要容纳：（1）和解必需在这个德国法院前订立，重要是诉讼法院，也象样是任何其他的以竭力方法治理和解标的地普通法院。（2）应当是在已诉讼专业属程序中订立和解，但在其他合适程序（如独立的证据程序、同意诉讼费用救助的程序以和和解程序）也可进行。在程序开端呈现既判力以后不再可能性订立诉讼和解。（3）诉讼和解的订立人是诉讼的双方当事人，第三人也象样加进诉讼和解。（4）和解标的是本案诉讼标的的全部或部分，也象样连累和本诉讼没关于专业的争点。这使得从整体上混杂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专业变化可能性。（5）诉讼和解的内容特定是双方当事人互互让步的原因，虽然是相等小范畴内的让步。

2、诉讼和解满足诉讼行动有效急件的特别请求。它容纳：（1）和解的情势是在法院前的口头意味，在法院专业属的程序范畴内和其记载范畴内，后者为有效性所需。记叙了诉讼和解的诉讼记载必需向参和人宣读、出具或播放并由其允许，否则诉讼和解无效。（2）诉讼人有权订立和解。（3）法院对以和解方法开端的权利争议是不是有管辖权和法院职务任命是不是正当皆不反应诉讼和解的效劳。

3、诉讼和解合适实体法的有效急件。即：（1）假如实体法对和解内容规定了情势，则该情势被诉讼记载露面。（2）双方当事人必需具有和解才能，即必需有权对诉讼标的订立和解。（3）假如和解标的是一项处分，则作处分的和解当事人必需具有处分权限。公务员之家

4、诉讼和解的效劳。诉讼和解首先是一度诉讼行动，它的效劳千万首先表示于诉讼范畴。在和解充分有效的事情下，权利争议开端，还没有呈现既判力的审讯也被消灭。假如和解存在可履行的内容，则具有强迫履行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和解事例呈现表面既判力的确认，它但是审讯的露面。而诉讼和解在实体法上的效劳，通常除非在和解规定了双方当事人的实体法律关专业（有时也容纳第三人的实体法律关专业）时才呈现。

5、诉讼和解的无效。基于诉讼和解的双重性质，诉讼法上的原因和实体法的原因都可引起和解的无效。假如实体法范畴有自始无效的原因，则除实体法效劳外，和解的诉讼法效劳也被取消；假如诉讼法范畴有无效的原因，则和解的诉讼效劳不呈现（即不呈现诉讼终结），而实体范畴是不是无效，则归于少数事情，纯粹的实体法和解或可依《民法典》第779条保持。

7、诉讼和解的周济。对诉讼和解无效性的裁判员是在旧诉讼中进行的，即诉讼应当按照认为诉讼和解无效的一方当事人的申请而进行；若在进行的旧诉讼中可能性证明和解有效，则诉讼终结。此种事情类似于对诉之撤回的有效性有争议后又由法院在呼应的审查后确定其有效性的形状。假如法院认为和解无效，则可对之超出中间审讯或者在对诉编成的结局裁判员的理由中编成裁判员；假如法院认为和解有效，则应超出结局审讯（诉讼审讯）确认权利争议已经超出诉讼和解终结。

（二）美国的诉讼和解政策

美国的官事诉讼和德国同属当事人学说诉讼模式，但两者又有不同。在德国的官事诉讼中，法官在诉讼程序挺进范畴享有较大的自动权；美国的法官则深受公安积极学说理论反应，通常处于“超然”的裁判员者位置。因此，在相等长的历史时代内，美国法官对增进当事人和解抱持着一种积极态度。19百年中期，美国商事纠纷激增，为了缓解法院的职业压力，鼓励和解开端作为一种计划在实践中应用。20百年60时代，美国呈现了诉讼高峰，法院为了革命频率、节俭资源，尽可能性地在诉讼程序早期阶段促成当事人和解，不断在法院内部形成了以法官对事例进行积极治理为手腕的增进和解移动，还修正联邦官事诉讼规矩以增进和解。现在，美国官事诉讼事例中除非将近5%是终极进进审理程序。

在美国，“和解”一词被广泛应用，其涵义在事实上有狭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和解泛指通过各种轮换性纠纷解决机制（ADR）所达到的非正式审理的原因；而狭义的和解则是一种专门的诉讼和解政策。并且，虽然是狭义的诉讼和解政策，也具有多种情势。其重要内容有：

1、审理前会议。证据1983年对《联邦官事诉讼规矩》第16条所做的修正，初任何诉讼中，法院均可依职权命令双方当事人的辩护律师或未由辩护律师确当事人到庭从事审理前会议。该审理前会议重要基于以下目标履行：（1）增进事例的裁决；（2）尽早并且连续的克制事例进程以使事例不致因缺乏治理而被延误解决；（3）减少无心义的审前活动；（4）超出周到细密的准备革命事例审理的质量以和；（5）增进事例的和解。修正后的联邦官事诉讼规矩将增进和解作为审理前会议的一度公然目标，因此，也有学者将审理前会议称为诉讼和解会议。通常事情下，主持审理前会议的法官和从事庭审的法官是各自独立的，以防止对后续审理负面反应和干扰。部分法院还专门设有从事和解法官。

2、当事人建议审讯计划。《联邦官事诉讼规矩》第68条规定，在开庭审理前10日事先的任几时候，反对对手恳求确当事人象样向对手当事人提出一份包括答应法庭如此审讯内容的建议。假如该建议被对手当事人所接收，双方当事人即以容纳该建议和承诺命令在内的相干材料向法院申请审讯。假如被建议确当事人不接收建议中的审讯计划，则诉讼进行进行，但是，当通过开庭审理所取得的审讯金额和建议中审讯计划地金额等额或者不足其额时，拒尽建议确当事人愿望义务对手在提出建议后的费用，容纳对手当事人的辩护律师费。这一规定促使当事人在诉讼中苏醒正义地判定自己的诉讼前景、评估可能性呈现的原因，希望好处的最大化。

3、集团诉讼和解。美国《联邦官事诉讼规矩》规定，“一度集团诉讼除了通过法官允许不能被撤销或和解，并且集团和解协议必需以法官命令的方法将这种撤销或者和解的建议告诉集团的每一度成员”，并且给予集团每一度成员提出异议的机会。当事人自行和解，即一般官事诉讼诉讼专业属中的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达到和解协议后，向法院书提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撤回诉讼的书面申请书，终了正在专业属中的诉讼程序。

4、诉讼和解的效劳。当事人之间达到和解后，并错误然终结诉讼程序，而是愿望当事人递交撤诉申请，或者恳求法院以和解约据的内容为内容编成审讯。前端仅被视为当事人之间的普通约据；后者由于由法院以审讯的方法编成，所以具有既判力和可强迫履行力。

（三）本国诉讼和解政策的具体程序安装构想

1、诉讼和解的构成急件：（1）在法院审讯前，不问诉讼进行到何阶段，诉讼和解都应被答应。上告审中同样象样达到和解，和解协议生效后，原审审讯当然无用。（2）诉讼和解的订立人是诉讼双方确当事人，第三人也可参和。（3）诉讼和解可就诉讼标的的全部或部分甚至和本案无关的争议达到，力求厘清当事人间的权利任务关专业。（4）和解应当在法院的主持下达到；当事人象样私下协商，但必需在法院对所达到的和解协议进行确认。

2、诉讼和解在程序上的特别请求：（1）主持和解的法官应当和负责审理的法官互相独立，并且不得就各自的职业进行交流。（2）法官主持和解的职权仅只限为当事人需要对话的沟渠和作为当事人达到和解的见证人，以和对和解协议进行情势上的审查。（3）诉讼人在获适当事人授权后象样订立和解。（4）当事人在法院达到和解后，应将和解协议记叙于庭审记载上，始生效劳；当事人私下和解的，象样恳求法院制作和解书，在双方当事人、法官和书记员签字后生效。

3、诉讼和解应当符合公法上对于合同的规定：（1）官事诉讼中的好处是当事人有权处分的。（2）和解协议中当事公民权利任务的分摊，没有违背法律的强迫性规定且不违背全球公共好处。至于当事人之间是不是必需要互相让步，只要和解协议上列明的权利任务分摊符合全球公共好处，双方当事人是不是互相让步在所不问。（3）当事人具备诉讼才能。

4、诉讼和解的效劳：（1）诉讼和解具有终结诉讼的诉讼法上效劳。诉讼和解成立后，呈现争议的官事法律关专业为新的官事法律关专业代替，原诉讼标的不再存在，诉讼无进行进行的必要。这时，应当明白诉讼和解有终结诉讼的效劳，以防止实践中当事人再行撤诉的麻烦以和因不和时撤诉造成的题目。（2）诉讼和解在双方当事人间发生了一度新的和，这个合同对当事人有实体上的桎梏力。但是，和解协议毕竟是当事分治理诉讼事项或诉讼权利的合意，不同于治理实体内容的合同，不能独立地变化诉讼的标的。因此，当事人不得就该和解协议提起诉讼。（3）诉讼和解的目标是轮换性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官事争议，减免当事人和法院的诉累，因此，应当具有和生效审讯同等的法律效劳。和解协议生效后，当事人不得就原诉讼标的再行起诉。（4）有给付内容的诉讼和解具有强迫履行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时，另一方当事人得恳求法院履行。

政策终结范文篇9

区已通过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规划评审与中期评审的高级中学（含完中）。

二、评审目的

通过对创建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学校开展发展规划实施情况的终结评审，使学校认真总结创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成绩与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与困难，寻找并确立学校发展新的生长点，明确学校可持续发展的新目标；评选出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把创建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评审内容

依据《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终结评审方案》，围绕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发展规划、实验项目等，重点评审以下内容：

1、依法办学情况

学校严格遵守国家、市的有关教育方针、政策与法规，在依法办学方面发挥表率作用。

2、规划目标达成情况

学校发展规划所确定的目标达到的情况，以及为实现目标所采取的措施和基本经验。

3、实验成果

学校实验项目总体研究情况与实践行为效果，在创建过程中充分发挥推动作用和在区域范围内的影响力情况。

4、示范辐射情况

学校主动完成区域内的示范任务，积极带动和支持办学困难学校发展，在学校管理、师资队伍建设、课程改革等方面对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产生积极影响。

5、办学水平提高程度

学校在实施发展规划中所体现出来的自主发展能力，在原有基础上的提高程度，以及所享有的社会声誉。

6、学校后继发展的思考

在总结经验、分析问题的基础上，对学校后继发展新的生长点、主攻方向的认识程度，学校在后继发展中所确立的目标以及采取相应措施的整体性思考。

四．评审程序

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终结评审以学校自评为基础，主要是对学校近三年创建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情况进行自我评审。由学校向区教育局提交终结评审申请，经批准后进入评审程序。具体评审程序是：

1、采取学校自评与专家复评相结合的方法。在学校自评基础上，专家进入学校进行复评，验证学校自评结论的准确性。

2、在专家复评基础上，经区教育局审核、公示等程序，最终评选出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

五、学校自评

经区教育局批准后进入终结评审的学校，应围绕评审内容做好学校自评工作。

1、自评要求

⑴学校自评工作要发动教师、学生、家长、社区代表参与，激发他们的主体性和主动性，明确评审的目的与意义，把自评过程作为深化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建设的过程。

⑵依据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应达到的基本要求，围绕终结评审内容，突出依法办学、实验项目的先导作用和示范、辐射作用，进行三年工作的总结、回顾，

⑶在总结、回顾的过程中不断地分析、提炼成功的做法、经验，思考存在问题与不足的原因，提出进一步改进工作的对策思路。

⑷寻找与确立后继发展新的生长点和发展目标，思考并初步形成学校后继发展的整体性方案。

2、自评材料

⑴自评报告。一般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自评过程、主要成绩与经验、问题分析与发展思考。学校自评报告须经教代会审议通过，为全体教职工所了解，并形成共识。

⑵基础表格。学校办学规模、领导班子、师资队伍、学生、设施设备、近年学校在德育、教学、体卫艺科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等概况，可以通过表格形式简要地反映出来。

⑶专项报告。采取座谈会、个别访谈、问卷调查、查阅资料等方法，在对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归纳、综合基础上，根据学校发展领域、实验项目、示范任务撰写的自评报告。

⑷后继发展规划文本。学校依据校情，在对学校发展全面考察、分析思考基础上所撰写的新一轮发展规划初稿。

3、资料准备

专家评审期间，学校需提供符合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自评结论的佐证资料（档案资料），按照发展规划领域和专项进行陈列。资料要完整（能反映整个创建过程）、确切（与自评结论相符）、规范（符合档案管理要求）。并为专家查阅提供方便（提供资料目录，有专人接待查阅，能清楚地回答问题）。

六、专家复评

1、评审时间

现场评审时间为两到三天，由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评审工作小组与专家、学校协商后确定。

2、评审专家

由区教育局聘请市、区有关教育专家组成，一般为7至10人。

3、评审方法

一般采用阅读书面资料、听取汇报、实地考察、课堂听课、问卷调查、座谈会、个别访谈、查阅资料等方法。

4、评审结论

终结评审报告由专家组撰写，并给出明确的评审结论。评审结论分为“通过”、“暂缓通过”两类。

七、组织审核

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评审工作领导小组根据专家组提供的终结评审报告与评审结论进行审核，将审核意见提交区教育局审定。

政策终结范文篇10

一、扶贫济困，建立弱势信访群众帮扶制度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发生变化，城镇低保上访户、农村贫困上访户、残疾人上访户等弱势群体集访、缠访事件时有发生。为有效减少弱势群众上访量，开江县建立了弱势信访群众帮扶制度，要求各级信访部门认真搞好信访排查，对本地本部门排查出的弱势信访群众开展实实在在的帮扶活动，落实好信访“一帮一”的帮扶任务，拟定出详实的帮扶方案，每个单位至少联系*名以上弱势信访群众，每名信访干部至少联系*个弱势信访老户，从科技、法律、物资、项目上给予支持援助，帮助弱势信访群众解决生活、就业、子女上学等问题，使弱势信访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树立信心，走出困境，促其息诉息访。

二、主动下访，建立便民信访服务制度

县政府领导带头深入到乡镇、县级部门开展便民信访服务活动，定期接待群众信访，变群众上访为领导干部下访，变被动接访为主动出访，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帮助基层化解矛盾。在县级领导下访前，各地各部门要提前对本地本部门的信访问题进行“拉网式”排查，对能够解决的问题及时调处解决，一时不能解决的逐一分析研究，提出处理建议，为县政府领导接访做好准备。县政府领导在便民信访服务活动中，认真听取当地信访工作汇报，掌握信访动态，帮助基层解决重要信访问题和疑难信访案件，研究做好信访工作的具体措施。在县政府领导下访服务中，切实做到了“四个一批”，即:对群众反映合情合理合法应该解决而又能够解决的，当场解决一批；对一些合情但不合理或政策不允许的，宣传政策，讲清道理，解释疏导一批；对一些涉及全县政策性问题，带回来研究一批；对一些无理上访户，给予明确定性，进行严肃批评教育，息诉息访一批。

各地各部门通过建立便民信访服务制度，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干部下访活动，主动下基层帮助群众解难题、办实事，形成了上下贯通的便民信访服务网络体系和切实有效的领导干部下访机制，把群众信访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之中。

三、公开听证，建立群众信访问题听证制度

信访问题听证制度，就是各级行政机关对信访人提出的问题和有关单位提出的处理方案召开听证会，听证团成员进行公开评议后形成终结处理决定。建立群众信访问题听证制度，有利于增强各级党政部门处理群众信访问题的透明度，确保信访问题处理的公开、公平、公正，切实保证群众反映的问题得到及时处理，促使信访人息诉息访，从而提高信访案件结案率和办结案件质量合格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