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取向范文10篇

政策取向范文篇1

改造以来，我国财政出入绝大部门年份出现赤字，并越来越倚重国债本事，这是具有特定宏观经济背景的，其积极作用应予充实肯定。但与此同时，这么多年赤字和债务累积形成的标题也不容轻忽。

1、财政赤字长期化，不光增幅加快，而且现实财政赤字要比帐面财政赤字紧张；

2、国家债务范畴加快增长，当局的债务包袱日益綦重沉重；

3、当前我国的国债运行正在步入借新债还宿债的高度债务时期，大大低沉了当局未来的偿债本事。

对我国改造历程中分外是90年月以来财政赤字和债务范畴扩大的缘故原由举行分析，择其要者是：国家财力会集程度过低，而且呈长期降落趋向，这是赤字和债务范畴膨胀的重要缘故原由；财政付出总量增长缺乏有用控制，付出布局调解滞后，增长了财政平衡的压力；别的，还有别的一些因素的影响，如财政赤字补充要领的变革、我国国债的限期较短等，都在肯定步骤上推动清偿务的扩大。字串1

我们以为，近两年国家出台的适度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属于反经济周期的短期调治步骤，不克不及长期实验。由于长期扩张性的赤字、债务政策无疑加大了财政危害，增长了通货膨胀的潜伏压力，而且会引致经济增长的颠簸，归纳到一点，便是势必会加剧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的危害。别的，当前国际上一些国家财政调控实践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需引起我们的存眷，这便是议决完满税制，压缩付出，进而淘汰赤字和债务，寻求财政平衡目的。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鉴于上述分析，本文的底子看法和主张是：以后一个时期国家应把控制赤字和债务范畴作为财政政策的底子取向，这是从整个百姓经济宏观全局出发思量作出的一个重要刚强。

把控制赤字和债务范畴纳入中长期财政生长筹划

近两年国家采取的肯定程度上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特定政策，是对宏观经济运行调治的短期政策步骤。从以后的趋向看，我们必须实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控制赤字和债务范畴，并应议决纳入中长期财政生长筹划，分步实验，垂垂向财政平衡的方向开心。国表里经济理论和实践分析，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克不及长期太甚使用，财政赤字和债务范畴须要保持在一个公正范畴内，否则将会影响百姓经济的长期稳固生长。从西方财政理论的生长轨迹看，已在早期凯恩斯主义的底子上大猛前进了一步，即更看重夸大的是“周期动态性的财政平衡原则”大概“相机决议的财政政策”，而不是一味地主张赤字财政政策。从现实来看，西方一些产业化国家在已往相当永劫期内，极为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确曾带来过经济的短期繁荣，但终极的恶果是经济长期滞胀。拉美一些生长中国家70年月以来纷纷扩大赤字和债务，试图以此推动经济生长，但高赤字和高债务难以为继，到80年月初期引发了紧张的债务危急和恶性通货膨胀。正由于此，当前国际上无论是发达国家，照旧生长中国家，出现了一种寻求财政平衡的生长趋向，值得存眷。“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中国作为一个生长中国家，经济总体生长程度不高，国家财力会集程度又云云之低，财政赤字和债务范畴必须同我国百姓经济的较低遭受本事相顺应。当前和以后一个时期，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的不稳固因素增长，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重要组成部门的财政政策，必须分身当前和长远，长期高赤字高债务无疑会增长未来百姓经济的危害系数。因此，下一步财政政策取向面临着一个庞大转动，即应该把控制赤字和债务范畴作为一项中长期政策明确下来，这大概是一种较为岑寂的、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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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取向范文篇2

房产政策是政府公共管理政策的一部分，对房产政策进行分析是一种典型的实证研究。房产政策的经济学分析具有专业性、预测性和参谋性等特点，能够帮助政策决定者运用政策调节工具发现和解决公共政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决策的效率。

(1)主要政策调节工具——利率、土地供给和税收

①利率

西方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根据既定目标，通过中央银行运用其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给量和利率，以影响宏观经济活动的水平。在房产信贷领域，政府可以利用调节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将政府意愿通过市场化利率的变化引导房产价格回到合理的预期。利率的变化对居民的还款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它使购房者还款压力增大，提高了贷款成本的风险，使购房者的住房消费贷款行为更加谨慎。因此，利率的变化是政府通过调整资金价格杠杆，利用市场力量，引导房地产开发商合理定位、商业银行合理放贷、购房者形成对房产市场的合理预期，从而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②土地供给

在经济学分析中，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供给弹性为零，即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土地的供给量是固定的，但是从不同的时间段和不同地区对土地利用的差异上看，土地的供给就不是完全缺乏弹性。国家甚至是地方政府有条件通过控制土地供应量和土地开发节奏的办法实现对房产业的宏观调控。根据商品的供求规律，当房地产市场供大于求时，房产价格将会下降。从近几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施工和竣工面积的增长情况来看，房地产市场总体上是供大于求的态势，只是房产业内部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

③税收

税收是国家财政政策调节国民经济的一种手段，对房地产行业来说，目前税收对生产领域采取的调控措施要强于消费领域。在经济扩张和房产投机过热阶段，通过调整房地产相应税种和税率，让投机交易的速度减慢，就可以遏制经济过热和投机需求。在房产消费领域，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营业税、契税、印花税等相应税种，减少房产投机收益。我国规定2006年6月起，个人购买不足5年的住房对外销售，将全额征收营业税，2006年8月起，全国范围内统一强制性征收二手房转让个人所得税。可见，在房产政策调控上，各种政策调节工具虽控制领域和手段不同，但目的和作用是一致的。

(2)选择性控制政策工具——房地产信贷管制、优惠利率

选择性控制是国家着眼于对特殊市场的信贷供求进行控制，对信用活动加以调节和影响的一项货币政策，其调节工具主要包括消费者信用控制、不动产信用控制、优惠利率等。在房地产领域，消费者信用控制和不动产信用控制可以统称为房地产信贷管制，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管部门将通过对行业的分析和监测，加强信贷政策的前瞻性和实效性，不断提高风险管理的能力。1998年，由于当时国内住房制度改革刚刚起步，居民购房意愿不强，人民银行短期内对居民住房贷款实行了优惠利率。2004年以后，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主导地位发生转换，中央银行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了对住房信贷的管制，及时调整和传达货币信贷政策意图，引导社会预期。

(3)有效需求与投机需求

经济学领域的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是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个部分。由于个人消费的预算约束，对于住宅产品的实际有效需求是有限的，当消费需求获得满足，而投资需求因有利可图而加剧扩张时，超过一定限度就成为一种投机需求。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购房需求既包括有效需求，也包括投机需求。有效需求主要表现在居民自住房和各种以直接使用为主的需求上，例如，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房就属于典型的有效需求，而投机需求的目的是赚取差价，国家对房产信贷进行控制主要是压缩以投机为主的住房贷款需求。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满足对住房的消费需求，只有通过贷款购房才能实现。国家对个人住房贷款政策的调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住房消费需求，将住房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通过制度安排或政策调整，尽可能扩大住房有效需求的边界。截至2005年末，国内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达到20258亿元，而且从市场发展趋势来看，个人住房贷款市场的有效需求还将保持稳步增长。

2、宏观经济与住房贷款政策

(1)宏观经济背景下中国住房贷款政策的演变

1998年是我国取消福利分房，开展住房制度市场化改革的起步之年，此后，也是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房地产繁荣发展的一个时期。住房消费的增长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显现正相关的连带效应。

总体来看，国内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是稳步提升的，国家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会采取相机决策，特别是如前所述，房产政策是一种短期性政策，会按照经济发展态势和政府调控意图进行变化。1995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政策启动阶段(1995—1998年)，商业银行在这一时期开始办理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并从1998年下半年起，停止住房的实物分配，实行住房货币化，为住房金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扩张发展阶段(1999—2000年)，国家通过中央银行了多项鼓励政策，在优惠利率、贷款额度、贷款期限等方面尽可能地降低放贷门槛，支持个人消费信贷。三是规范调整阶段(2001～2006年)，针对个人住房贷款过程中出现的违规行为，人民银行为降低金融机构风险、规范房产金融市场秩序、抑制房产投机行为，及时收紧放贷条件，加强了对个人住房贷款的管理。

(2)房贷政策存在的问题及评价

住房问题是关平民生的大问题，近几年国家出台一系列的调控措施，但效果并不是非常明显。房贷政策虽已及时进行调整，但房地产市场仍然存在住房结构不合理、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过快、中低收入居民住房难以满足等问题。

①房贷政策的盲区——结构性矛盾

2004年以后，人民银行多次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但对房产的非合理需求缺乏有效控制，投机炒房快速增长，同时，中低档住宅供应比例下降，导致房地产供给结构严重不合理。此后，国家利用信贷、税收等经济手段，提高房产交易成本，抑制房产投机需求，但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中低价住房和经济适用房的比例偏低。2006年，国家在行使多种经济手段的同时，吸取了前两年的教训，通过出台《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弥补了房贷政策的不足，直接宏观调控住房结构，并有区别地调整住房消费信贷的首付比例，引导合理消费。②房贷政策的松动——大量空置房

2004年以前，在积极财政政策调控下，国内房地产市场具有典型“亮点经济”特征。“十五”期间，许多城市将房地产业列为支柱产业。同时，信贷政策也在影响和调控房地产的投资和需求，局部地区房地产投资过热，购买多套住房的投机需求增加，导致全国范围内越来越多的空置房难以消化，房贷政策出现松动迹象。2005年，国内商品房空置率达26%，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5%～10%的警戒区间。因此，从政策层面看，支持经济型住房发展、支持有效需求的房贷政策总体趋向不会改变，只是在刺激个人住房消费需求方面会有所收缩。

③房贷政策的风险——信用环境差

信用环境建设是国内大部分行业，包括房地产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软肋。近几年，国内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机构与咨询中介机构联合，建立了个人联合征信系统，为有效防范房地产信贷风险，特别是个人住房贷款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征信系统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金融机构之间的资源共享、平台合作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所以，市场环境下的信用建设与维护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3)应处理好几个关系

个人住房政策在应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调整的过程中，应处理好如下几个关系。一是处理好短期调整与连续性的关系。个人住房贷款政策，包括公积金贷款政策都属于短期性政策，与其它公共政策相比，更容易发生阶段性变化。因此，在政策调整时应充分考虑到政策的可行性和关联效应，增加政策的可操作性和稳定性。二是处理好独立性与协调性的关系。房贷政策既要体现权威性，又要做好与其它宏观政策的有效衔接，避免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相脱节，应形成比较健全的政策体系。三是处理好结构性与实效性的关系。房贷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消费者行为倾向进行引导，特别是近几年国家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政策不断出台，很多不确定因素使消费者对住房消费难以做出决策。因此，房贷政策应把握好时机，通过政策手段引导住房结构趋向合理，解决结构性矛盾，增强政策的实际效果。四是处理好市场机制与政策调控的关系。实践证明，市场机制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能够有效地实现市场调节。同时，“市场失灵”也是单一的市场调节所无能为力的，这正是公共政策存在的客观必要。市场秩序需要依靠政策的制约和维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要以市场为基础，尊重市场的客观规律。“市场+政府”的混合型经济已被国内外广泛接受，政府只需区分好哪些需要政策性约束，哪些可以放手由市场来决定，如果处理不好，必会导致政策失效。

3、新时期房贷政策的价值取向

(1)价值取向类型与政策定位

公共政策一经产生，就面对效率和公平两种价值取向的矛盾。效率是指政策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经济学领域把帕累托效率作为资源配置有效性的最高境界。公平是指对社会价值分配的合理性，在社会利益关系越发复杂的情况下，把握好现有的利益格局，满足不同利益主体多方面的需求，进而实现社会协调发展。公平对效率的影响，以及效率对公平的制约，贯穿着公共政策实践的全过程。

现代政府的公共政策总是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进行选择，不同的历史时期需要做出不同的选择。从理论上讲，市场主要解决效率问题，而住宅作为“准公共品”，又需要在社会的环境下，由政策机制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这就决定了政府应遵循以效率为基础，致力于公平的复合型价值取向。

(2)近期房贷政策的价值取向分析

①公平和效率的选择

学术界认为，公平是属于价值理性的范畴，效率是属于工具理性的范畴，二者是公共政策同一时点难以兼顾的两种价值目标。市场机制的竞争性为效率的实现提供了保障，而政策的干预又使社会增添了公平。我国中央银行政策本身具有统一性和融合性，在宏观价值取向上相对容易实现公平，但政策落实不力则容易影响效率。因此，笔者认为，政府对价值取向的选择应是以公平为基础，为市场机制实现高效率运行创造条件的同时，兼顾效率和效果的发挥。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宏观背景下，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对价值取向的倾斜力度有所区别。例如，在经济繁荣时期，为抑制经济膨胀而提高利率，约束过度的消费行为；在经济萧条时期，为防止经济再度萎缩而降低利率，鼓励居民消费。相应地，利率的变化会对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也带来影响。

②房贷政策的价值取向

如前所述，公共政策应以公平为基础，提倡根据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现实情况兼顾效率，具体讲，就是在横向区域间调控方面强调效率，在政策纵向管理方面强调公平。政府在宏观调控住宅金融体系上要建立完善的制度框架，使住宅产业具有一个稳定的发展基础，同时，利用各种宏观政策工具对住房贷款行为进行调节，使住宅产业的发展符合公共政策的目标。近期，根据房地产业的发展运行状况，房贷政策的价值取向应侧重公平，引导要素供给向实际有效需求转移，使资源更多地转向中低档住宅和以使用为主要需求的房地产市场建设。国家对房贷政策的倾向性会引导金融要素和相关产业转向房地产有效需求领域，使资源更合理、更公平地配置到经济领域中去。

③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一是要增强政策的实效性。要考虑到经济调节工具在实施过程中固有的滞后性特点，提高政策的实际效果和可信度，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二是要增强政策的针对性。要明确指向，分类指导，兼顾宏观调控政策的统一性与各地区房地产业发展的差异性，需要政策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控，提高政策的执行效果。三是要增强政策的规范性，避免政策的越位和缺位。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应特别注意防止公共政策对市场机制的有害干扰和对市场机制缺陷弥补不足的问题。要加大政策执行的工作力度，排除干扰政策实施的主要因素，防止和避免政策执行不到位等问题。

政策取向范文篇3

今年5月2日，英国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接替了保守党领袖约翰·梅杰，正式出任英国首相之职。至此，英国工党结束了长达18年的在野党地位，并以在下院659个席位中获得419个席位的压倒多数上台执政。经过如此长时期的反对党地位之后，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内政、外交上有何新举措，其内外政策同以往保守党政府的延续性和不同之处又是什么，成为各方关注的问题。本文拟围绕上述问题，就英国工党政府的内外政策取向作一分析。

一、国内政策

1.更多地关注社会问题。

长期以来，英国由工党和保守党两大政党轮流执政，两党间最大的差别之一，表现在工党历来突出强调社会政策，关心民众福利生活，“为多数人而非少数人”服务的政府〔1〕是其政策宣传的核心。这次大选工党之所以取胜，很大程度上源于民众对保守党长期执行的为有钱人谋利益的经济、社会政策，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社会保障的满足感降低等现状的不满。不仅如此，在教育、医疗卫生、犯罪和社会福利等一系列问题上，工党都提出了符合民心的许诺，同保守党政府在这些选民异常关注的问题上举措无力形成对比。

工党政府执政后，为兑现其竞选诺言，已开始着手进行“激进的”社会政策改革。5月14日英女王在上院宣布新政府法律上正式生效的盛大传统仪式中，宣读了一个内容广泛的“一揽子”立法方案，其中的“教育法案”、“犯罪和扰乱秩序法案”、“武器枪支法案”、“国家医疗卫生法案”等基本上囊括了工党竞选宣言中有关社会政策的5项主要承诺，反映了工党所称“人民政府”首要关注的问题。工党政府还计划向私有化的公用事业公司征收暴利税，用于“工作福利计划”，其中包括为25万名18—25岁的失业青年提供就业培训和创造就业机会。6月份的民意测验表明，由于工党政府“更贴近民众的果决的”改革行动，已使首相布莱尔的威信大为提高，民众信任率比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时高出40个百分点。

但是，工党政府一系列社会政策的实施仍有许多难题需要克服，主要矛盾集中在财政预算与公共开支的巨大赤字上。保守党政府实行的紧缩政策，在控制公共开支和削减预算赤字方面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然而面对庞大的财政开支需求，仍不得不频频加税，梅杰政府就先后22次加税，遭致民众反感。更糟的是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问题仍不见起色，并且留下200亿英镑的财政赤字。现在，工党已经许诺维持保守党1996／1997年度财政开支数额不变，在此范围内，如何保证足够的资金来实施其社会政策方面的改革措施，就成为新政府将要面临的巨大难题。仅以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财政支出为例，在维持预算开支不超额的条件下，公共开支只允许卫生部（NHS）预算在今后5年内平均每年实际递增0.6％，这个数额微不足道，因为1979年以来该部预算实际年增长率已达到3.1％。英国医药协会主席森迪·麦卡拉称，今后5年至少需要每年增加10亿英镑的开支，才能维持现有的医疗卫生服务费用。〔2〕尽管工党政府卫生大臣弗兰克·道伯森保证削减该部办事机构，将由此节约的10亿英镑用于医疗卫生事业，然而同该部每年花费420多亿英镑的巨额相比，这只是杯水车薪。归根结底，资金问题不解决，则英国民众迫切希望改善的漫长的候诊队伍、手术被长期推迟等现象将得不到彻底改善。事实上，工党政府所有社会政策改革都将遭遇类似上述财政支持不足的矛盾，如何妥善处理，既创造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形象，又保持财政平衡，是工党政府面临的挑战之一。

2.重视市场经济规律，减少政府干预，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经济政策。

5月6日，工党政府第一个经济政策出台。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宣布，将利率的日常变更决定权交给英格兰银行，政府只负责制定通货膨胀率的政策目标。英格兰银行的独立决策权意味着政府放松对货币经济杠杆的操纵，使决策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有利于抑制通膨，保持经济平稳发展。这一决断性行动立即引起积极反响，伦敦股市和债券市场再创新高；英国政府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德国的差距由1.68个百分点猛降至1.3个百分点，〔3〕而今年前四个月这一差距一直在1.55至1.82左右徘徊。这种趋势表明英镑的坚挺程度正向马克靠拢，从而充分显示了人们对政府反通膨政策信心的提高。

工党政府还将尊重经济与市场规律，顺应其发展趋势，实行适度从紧的经济政策。为缓解经济增长带来的通膨压力，工党政府在给予英格兰银行独立决定利率权的同时，已将利率提高了1／4个百分点。但是，仅仅单方面依靠货币调节政策显然不够，另一方面必须以财政政策相配套，即通过削减财政开支或增加税收，来减轻利率再次提高的巨大压力。工党政府放松对英格兰银行的控制以后，英镑利率在6月份再次提高1／4个百分点，达到6.5％，致使英镑升值，对外出口受到影响，制造业界的抱怨声已清晰可闻。这种情况下仅依靠独立的英格兰银行以货币调节政策来解决问题，会造成一定的麻烦，因此政府以紧缩的财政政策与之相配套看来已很有必要。工党政府的财政预算预计7月中旬之前出台，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已排除了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可能性，但并没有许诺不提高所有税收，因此工党政府提高税收已如箭在弦上。

事实证明，从保守党实施的结果来看，这种以货币政策调节经济为主的紧缩财政政策，在英国确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经济健康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环境。英国经济从1993年开始复苏以来，发展势头一直良好，1996年其增长率达到2.3％左右，高于欧洲大陆国家；此外实现了低通膨、低失业率，是目前欧盟中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工党正在接过保守党的经济接力棒，汲取其经济政策中的有利因素，积极引导英国经济政策的健康发展。

工党的经济政策更注重经济和市场规律并不是偶然现象，这是其锐意改革的结果。1994年布莱尔担任工党领袖后，排除强硬左派的反对势力，走一条中左路线，树立起“新工党”的形象。1995年工党特别代表大会正式修改党章第四条款，首次对混合经济、市场竞争及私营经济给予肯定，吸收撒切尔主义改造英国经济政策中某些行之有效的方面，获得工商界的好评。改革同时弱化了工党以往对工会过分依赖的形象，获得中产阶级的好感。因此，布莱尔政府在经济政策上必定保持着与保守党政府的延续性，继续施行财政偏紧的经济政策，适当减少政府对经济和市场的干预，改善经济环境。

然而，如前所述，工党无法全然摆脱注重社会福利的传统，不能象保守党那样，过分重市场经济而轻社会福利。经济增长，扩大就业，鼓励长期投资和更好的财政平衡，是布朗的经济政策目标。〔4〕但是实现财政平衡必然通过紧缩财政手段，则经济增长，就业和长期投资便受到限制，民众难以得到好处；而以放松财政的通膨手段刺激经济增长来实现对民众许诺的社会福利诺言，民众也得不到实质性的利益。工党政府面临着如何在紧缩财政和刺激经济增长之间寻求稳妥的平衡的难题。

英国政府面临的经济社会两难境地在西欧范围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根源在于存在结构性经济问题。九十年代以来，困扰欧洲的结构性经济问题没得到扭转，与美国迅速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带动经济迅猛发展相比，西欧各国在这方面投入明显不足；而传统产业结构又没有得到很好地调整，导致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此外，各国背着沉重的社会福利包袱，造成巨大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压力。各国为实现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所实行的紧缩政策，又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济发展，使本来就十分严重的失业问题更难以解决。广大民众对社会现状普遍不满，同政府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目前主要西欧国家的左翼政党抓住机会，以就业、教育等社会政策宣传争取选民，得以上台，如英国布莱尔的工党政府，法国若斯潘的左翼政府；德国社会也对基民党在明年大选构成很大威胁。但西欧右翼政党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有其行之有效的方面，左派政党正是接过了这些方面，修改了自己过左的政策，布莱尔的工党改革典型反映了上述现象。因而无论什么政府执政，西欧将要实行的都会是偏于中间的路线，稳中求进。

3.致力于“更开放政府”的宪法改革。中心是要下放政府权力，提高议会实效，显示其政治上更加民主开放。

工党政府计划实施的宪法改革方案十分引人注目，其中下放中央治理权是一个重要内容。政府拟议中的26项“一揽子”立法方案中，“全民公决法案”、“苏格兰法案”和“威尔士法案”宣称，政府将根据全民公决的结果决定在苏格兰设立具有征税权的议会，和在威尔士成立权力稍小的议会。“大伦敦法案”规定伦敦市民有权选举自己的市长。〔5〕

工党还准备草拟并通过一项“自由言论法案”，取消对投票时间的限制（GUILLOTINE），使法案在议会辩论时得到最充分的讨论。所谓“投票时间限制”始于1887年的“犯罪法修正案（爱尔兰）”，其目的是通过限时表决的方式来防止反对党拖延辩论时间阻止议案通过。这种议案方式施行以来，一直受到反对党的批评，但由于它对执政党有利而被延用至今。取消投票时间限制，无疑将是一大胆举动，工党“更开放政府”的声誉会因此而大振。

由于工党在下院占有很大优势，实现上述宪法改革方案的阻力相对较小。

二、对外政策

英国新一届工党政府对外政策将本着立足欧洲的原则，维持与美国的跨大西洋联系，以外交促外贸，从而提高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进而谋求在多极化世界新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

1.欧洲政策。

立足欧洲，力争“在欧盟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6〕是英工党政府对欧政策的核心。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新政府摈弃了上届政府的完全孤立于欧洲的“捣蛋鬼”角色，强调英国应同欧盟进行“建设性”的接触，改善冷淡僵化的关系，更加积极地参与欧洲事务。但在有关灵活条款，扩大有效多数表决权，欧洲经货联盟等关系到英国切身利益与重大问题上，仍然持反对或观望态度，与保守党无本质区别。

英国大选期间，同保守党在欧洲问题上的严重内部分歧，和在欧洲一体化方面的裹足不前形成鲜明对比，工党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一致主张以积极的建设性态度对待欧盟建设。布莱尔在1996年底工党年会上说，工党“将领导英国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意味着英国对欧洲的领导，……为了商业和为了英国我们将同欧洲建立起崭新的关系”〔7〕。5月初大选工党获胜，新政府上台组阁伊始，立即为摆脱孤立状态作出努力。新任外交大臣罗宾·库克，欧洲事务大臣道格·亨德森相继在欧盟政策上表态，希望有一个“新的开端”；“对新政府来说，欧洲是机会而非威胁”〔8〕。并且保证签署《社会宪章》。首相布莱尔5月23日参加了诺德韦克特别首脑会议，为6月中旬正式修改马约的阿姆斯特丹首脑会议作准备。会间，布莱尔反复强调，他是来“寻求对话，而非战斗，……解决办法，而非对抗，……进步，而非停滞不前”〔9〕。可见，工党政府同欧盟关系将会有所改善，避免完全孤立于欧洲之外，以增加在欧洲问题上的发言权。正如德国总理科尔所说“很清楚，英国希望合作，以及发挥影响和主导作用”〔10〕。由于今年以来欧洲，尤其是法国政局的变动，法国对欧盟提出关注失业，重新审查欧元稳定公约等要求，为欧盟“德法发动机”启动了警报噪音，因此在欧洲问题上英法有更加接近的机会，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英国在德，法，英三角关系中地位攀升的可能性。这对于英国置身于欧盟一体化进程领导者的行列，从而更好地按自己的意愿决定欧洲未来发展方向，有一定推动作用。

英国已不可避免地卷入欧洲，保持在欧洲建设中的发言权，才能影响欧盟朝于已有利的方向发展已成为英国朝野的共识。尽管如此，英国同时十分注重自身的历史传统、民族特性和国家主权，一旦欧洲一体化建设与这些利益相抵触，就会立即生出根深蒂固的疑欧情绪。因此，英工党政府对欧洲政策不可能摆脱维护国家主权，强调政府间合作性质这一根本原则。布莱尔的竞选纲领明确宣称，“欧洲不应成为一个超级联邦，而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联盟”〔11〕。从工党政府上台执政后的一系列对欧洲一体化有关政策问题的表态，以及6月中旬修改马约的阿姆斯特丹首脑会议的结果看来，其对欧政策强调欧盟的政府间合作的本质已然明确。

有关建设多速欧洲的灵活性条款，是修改马约的政府间会议的敏感议题，英国一直担心因灵活性条款的执行，使一部分国家在一体化进程中先行一步，使自己被排除在欧盟“核心国”之外，故在欧盟政府间会议诺德韦克特别首脑会议上，坚决阻挠将其列入新条约。在6月中旬的阿姆斯特丹首脑会议上，布莱尔则坚持此项条款写入《阿姆斯特丹条约》时适用全体一致表决通过的原则；只是到最后，才以灵活性条款适用多数表决制的同时，加入一种“紧急刹车机制”相妥协，亦即成员国可以“重大国家利益”为由，启动“紧急刹车机制”阻止有效多数表决结果的通过。〔12〕显然这种机制同欧盟成员国行使否决权没有太大区别，所以用于“灵活性条款”的多数表决制受到了很大的削弱。

有关扩大有效多数表决制的使用范围问题，也是英国与欧盟争论最多的问题。梅杰当政期间极力反对扩大使用多数表决，以保持英国在欧盟决策中的否决权。英国因疯牛病问题与欧盟对立时，曾利用一致通过原则，否决了欧盟的绝大多数提案，弄得关系极僵。布莱尔上台后态度明显缓和，但也只是表示同意在社会保障、工业及环境政策等非关键性问题上引入特定多数表决制，坚决反对放弃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否决权。〔13〕正是因为英国等国的坚持，欧盟第二根支柱的共同防务和外交构想的实施“仍然有一段漫漫长路”。〔14〕

英镑是否加入欧洲统一货币，是目前英国内关于欧洲问题辩论的核心，国内舆论普遍对欧元持怀疑态度。同保守党一样，工党也只是强调保持加入选择的开放态度，认为英国不会登上第一趟列车，并承诺作出决策时将举行公民投票表决。

英国虽然答应签署《社会宪章》，但坚决反对欧盟通过它来加入新的劳动市场法规，因为英国担心这会妨碍本国解决失业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国内灵活的劳动市场。布莱尔警告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说，“如果签署《社会宪章》导致更多的社会限制，英国就会有严重的政治麻烦。”〔15〕

工党政府在欧洲建设问题上较前政府积极，但英国传统上主张的政府间合作模式，和工党国内政策与保守党的延续性，决定了其欧洲政策与前政府没有本质的区别，英国一直并将会是欧盟的一个难以合作的伙伴。

2.英美关系。

英美在冷战时期的特殊关系已渐告淡化。今后，英国在与美国加强合作，强调其“跨大西洋”关系的同时，将更多地立足于欧洲，在欧洲发挥其大国作用，以此提高自身在英美关系中的分量。

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使英国越来越多地意识到立足于欧洲，倚重集团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另一方面，美国在欧洲“寻求一种针对整个大陆，而不是只注重个别一些国家的对外政策”〔16〕，它在国际交往中对英国的考虑有所削弱。因而库克阐述新政府对外政策的声明中明确说道：“我坚决认为，如果英国真正成为欧洲的一个重要伙伴国，那么它将成为美国的一个更有价值和更加受到重视的盟国”〔17〕。显然工党政府在其对外政策“三脚架”中更多地借重和依赖欧洲这条腿，以引起美国更多的重视。6月底克林顿访英时，布莱尔选择的词汇只局限于两国间“强大的历史和渊源的纽带”〔18〕。

英国仍将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军事上“跨大西洋合作”关系，坚决支持北约作为欧洲主要军事安全机构，反对德、法等国提出的分阶段将西欧联盟并入欧盟，使其成为独立的欧洲军事安全机构和防务支柱的主张。

在有关国内政治的问题上，尤其在社会经济政策问题上，布莱尔的工党政府和克林顿政府存在共同语言，如坚持以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放宽对国家银行的控制以实现货币稳定等。另外，布莱尔和克林顿同属于冷战后新一代年轻领导人，两人都强调“世界新一代领导人的新政治”，即更加务实和“讲求实效”，因而英美两国有着相互接近的广泛基础。

但是在涉及两国经济利益的竞争问题上，英国将同欧盟国家站在一起，反对美国单方面损人利己的行为，维护欧盟和自身的切身经济利益；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依托集团经济优势，站稳脚跟，谋求于己有利的经济环境。库克已经明确表示英国将继续反对“达马托法”和“赫—伯法”，反对美国一厢情愿的制裁行为。

总之，在多极化世界格局形成过程当中，国家之间相互制约的因素加强，各国在国际交往中都把本国利益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上来考虑，英国也不例外。因而它在处理同美国关系时，一方面强调两国间广泛的合作基础，另一方面立足于欧洲，以欧洲大国的身份提高在英美关系中的地位。

3.对华政策。

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和投资场所，对英国具有极大吸引力，并为发展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联系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和机会。中英之间有良好的经贸往来传统，英国历来为欧盟国家中最大的对华投资国；两国贸易额1996年达到50.84亿美元，在我国对欧盟国家贸易中仅次于德国（131.69亿美元），大体与意大利并列第二。〔19〕工党政府本着以外交促外贸，进而扩大其全球性政治经济影响的原则，将会继续加强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发展相互间的经贸往来。布莱尔1996年以工党领袖身份访华时也表达了这一愿望。

中英关系当中最重大的问题就是香港问题，随着7月1日香港回归日期的日益临近，香港主权的顺利过渡已成定局。工党政府过去与中国在香港问题上无正面冲突，对华关系上包袱少，更重要的是它看到中英关系顺利发展对英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重视改善中英关系，英国首相布莱尔和外交大臣库克都多次强调香港是中英关系的“一座桥梁，而不是障碍”。英国在香港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英国在香港有1000多家公司，投资总额达1110亿美元，占英国海外总投资的28％。香港还是英国在亚洲的第二大出口市场，1996年英港双边贸易额为100亿美元。香港又有助于英国通过它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因此在香港问题上持与中国合作的态度，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是工党政府的利益之所在。工党政府还敦促美国延长对中国最惠国待遇，声称“取消它将是对6百万香港人的巨大打击”〔20〕。“如果美国采取任何措施破坏香港经济，那将无助于保护香港”〔21〕。

但工党历来强调所谓人权外交，库克曾在议会上公开声称要“捍卫香港人权”。英国同时加强同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联系，旨在联手在香港人权问题上对华施压，并促我每4年向联合国提交“关于香港人权状况”报告书。5月底，布莱尔利用克林顿访英，直接与其讨论英美协调对华人权政策问题。英工党政府今后如继续寻机插手香港事务强调其“道义责任”，充当未来香港事务的“监督人”，就有可能阻碍未来中英关系的顺利发展。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都应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之上，中英两国关系在遵循这一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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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党政府的内外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一系列新的问题，趋于更加务实，以适应正经历着深刻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不难看出，工党政府正致力于国内经济的更健康平稳发展，实现社会政治的稳定安宁；争取在国力增强的基础上，发挥本国在国际事务中应有的作用，在国际关系新格局中占有相应的一席之地。当然，正如本文中已经指出的，工党政府在具体实施其一系列内外政策构想时，必将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和矛盾，这当中有的是已经客观存在的，有的来自其政策本身固有的矛盾因素，有的则源于执政者的主观方面和各方面力量的相互牵制作用，怎样充分协调方方面面的因素达到最佳效果，关键就看工党政府如何把握大的政策方向，一步步地谨慎运作。

注释

〔1〕TheIndependent,30May,1997

〔2〕TheEconomist,May17th—23rd,1997,P69

〔3〕TheEconomist,May10th—16th,1997,P55

〔4〕TheIndependent,12May,1997

〔5〕参见TheIndependent,15May,1997

〔6〕《人民日报》，1997年5月4日，新华社伦敦5月2日电

〔7〕ForeignAffairs,Vol.76,No.2,1996,P57,AnneApplebaum,"TonyBlairandtheNewLeft"

〔8〕TheIndependent,5May,1997

〔9〕TheIndependent,24May,1997

〔10〕FinancialTimes,May24—25,1997

〔11〕布莱尔1996年7月4日发表的“通往成功之路的宣言”竞选纲领

〔12〕TheEconomist,June21st—27th,1997,P54

〔13〕参见TheSundayTimes,25May,1997

〔14〕TheEconomist,June21st—27th,1997,P15

〔15〕TheIndependent,24May,1997

〔16〕路透社伦敦5月30日英文电

〔17〕美联社5月12日英文电

〔18〕TheIndependent,30May,1997

〔19〕《国际贸易》，1997年第4期，第32页，宋坚：“步入正轨的中英经贸”

政策取向范文篇4

沈舒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0031）

[摘要]中国入世至今已有快4个年头了，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影响深远。伴随着中国作为现今自由贸易体制下的一员，对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同时，应如何利用入世的契机，准确定位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从而真正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增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了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本文将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提出作者自己的思维视角，引起更多的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关键字]WTO的原则及其目标自由贸易对外贸易政策国家利益

一、WTO建立的背景及其价值目标

在全球贸易的大家庭中,每个国家都制定了自己的贸易政策,并且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心目中都有自己最佳的国家利益。这在过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中是最明显的。当各国都仅仅为了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尽可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把自己与世界隔离开的时候，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表明了采取这种贸易政策的后果。经济危机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高关税将外国商品拒之门外。美国1930年通过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更是加重了这一趋势，从而加剧了经济萧条。为了对外转嫁国内危机，以日本和德国为首的法西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二战劫难的余波中，许多国家在反思了近代史后，都试图避免再犯过去的错误。国家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更注重从一个更加国际化的角度来看世界经济。从大萧条和二战的经济和工业崩溃中，诞生了一种更新的自由贸易信念和处理一般经济问题的国际新方法。各国都认识到，如果它们能够找到鼓励商品自由贸易的方法，通过颁布自由贸易规则将贸易从高关税和其他非关税壁垒中解放出来，那么双方的利益都能得到最好的体现。自由贸易规则和减少商品自由流动壁垒的全球性框架，在二战后不久由《关贸总协定》（GATT）建立起来，现代化的全球贸易制度就此诞生了。近50年来，关贸总协定履行其职责，制定国际贸易的规则，并为解决国际争议提供了一个论坛。1994年，一项新的世界贸易协议达成，称作《1994年关贸总协定》，它增强了国际法律在管理贸易时的作用，并创建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一个以管理关贸总协定的世界贸易制度为职责的国际组织。

在美国的带动下，各个国家信奉了自由贸易和开放的市场政策，他们希望通过WTO继续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贸易壁垒。根据各成员国的要求，WTO提出了一个有组织的全球性结构，为贸易、投资、和发展以改善经济的、政治的和法律

的环境。其主要目标就是，通过减少政府为保护本国利益而设置的壁垒和限制，从而实现公平的贸易。为增加透明度和保证成员国遵守WTO的规则和义务，贸易

作者简介：

沈舒（1980—），男，四川人，西南政法大学2003级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政策审议机构定期审查各成员国的贸易政策和实施情况。成员国不但要承诺在WTO贸易分歧上相互商讨和尽力解决贸易纠纷，WTO还有四项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1、多边贸易谈判（国家之间应定期会面，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堡垒）；2、非歧视和无条件最惠国贸易（成员国不能对一个成员国比对另一个成员国提供更优惠的商品进口条件或待遇）；3、国民待遇；4、取消配额和其他非关税壁垒（国家首先要将非关税壁垒转化为关税，然后进行谈判以减低关税税率）。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清楚的看到，WTO的终极价值目标在于追求国际贸易买卖的零关税以及无壁垒的状态，从而实现全球贸易市场的完全自由化以及最充分的资本自由流动。从哲学角度来看，这一目标显然只具有应然层面的意义，任何一个成员国的努力最终只能使全球贸易市场无限接近这一目标，却永远不能达到。因为作为支撑自由贸易制度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之一的帕累托最优效应假定，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市场制度（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须具备的两个关键性前提，一是交易费用为零，二是市场充分竞争，没有任何政府阻碍。很显然，这种帕累托最优效应所预设的市场结构，就是在最发达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里，也从来没有实现过。在当今主要由国家构成的全球贸易体制当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整体利益（其中的国家政治利益有时要远胜于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要实现绝对的全球自由贸易，难上加难。并且，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科斯教授在他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关于产权问题的论述，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律”，也证明了现实世界不存在“零交易费用”，否则，研究制度便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但是WTO所设定的价值目标，作为每个愿意通过自由贸易来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成员国来说，仍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毕竟，全球贸易的一体化会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从而可以有效的遏制政治上的国家单边主义，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在下面的部分，我将探讨作为全球贸易活动的三个主要参与者（也是在WTO规则制定中最具分量的三个方）是否自觉有效地履行WTO的原则，并且真正仅以促进全球自由贸易为己任。

二、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贸易实践及其浅析

在关贸总协定及其作为代替其职能的WTO建立以后，各个国家开始在“消除贸易壁垒，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价值目标的指引下制定自己的国家贸易政策。美国作为世界上市场最开放、最少贸易壁垒的国家声称自己将全面履行WTO项下的各项义务，最终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的建立。但是，仔细分析美国近些年的国内贸易立法和国际贸易实践，我们很难将其奉为“捍卫WTO价值目标的楷模”。

政策取向范文篇5

一、财政政策调节投资总量的作用过程

从理论上说，当总需求不足时，一般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运用可以从收入和支出入手，通过二者的共同作用有效地影响消费、投资，扩大总需求，以达到供求平衡。可见，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调节是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两方面来实现的。收入方面对投资总量的调节主要是减税和税收优惠。通过减税和税收优惠可以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增强了他们的投资能力，扩大其投资需求，从而增加投资总量。支出方面对投资总量的影响首先表现为财政自身的投资支出，这项支出规模占总投资比重的大小决定了对投资总量的影响程度；其次财政投资的带动效应，通过财政投资带动其他投资主体的介入，进而引起其他经济主体的投资扩张来影响投资总量。可见，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作用过程如下：政投资支出增加财政支出带动社会投资增加财政政策的运用投资总量的扩大减税和税收优惠社会投资能力增强，投资增加当然，确保财政政策能够有效地影响投资总量需要满足一系列的约束条件，一是启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大规模的财政投资要有充裕的财力作保障且只能在短期内使用，不能指望长期通过无节制发债、大规模减税、扩大赤字规模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和国际经验一再表明，持续较大规模的财政赤字是引发通货膨胀和造成本币币值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二是在国家财力有限、财政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如果财政投资带动社会投资效应不明显，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影响效果必定大打折扣。当今各国财政支出主要集中于公共品的供给，财政直接投资的份额在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财政的直接投资关键在于带动社会投资，进而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三是财政投资扩张要避免对其他社会投资主体投资的“挤出效应”。

二、积极财政政策在影响投资总量中存在的问题

从1998年下半年我国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确保了近两年经济增长速度不至于大幅下滑。但与此同时，财政投资扩张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1.受国家财力约束，财政投资支出在总投资的比重过低，对投资总量影响作用甚微。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困境日益加重，满足了行政、科教等支出以后，直接用于建设的比重日益降低。近几年来，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在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在10％左右徘徊，基本建设支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只接近％。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分别为3.7%、3.9%、3.9%、4.0%？。1998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也只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3.5％。可见，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很低，即使在短期内可以通过增发国债、增收节支，增加一部分基建投资，但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不会很大。

2.财政投资扩张未能有效调动非国有投资的积极性。1998年增发1000亿元国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本不想财政包打天下，而是以此带动其他投资主体的介入，通过其他投资主体的扩张最终拉动经济增长。令人遗憾的是，财政投资扩张只带动了国有部门投资大幅增长，民间投资未作相应跟进。1998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9.6％，而城乡居民个人投资仅为6.1%，集体经济下降了3.5%？.从过去几年的状况看，在经济处于低谷时，国家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增长，非国有投资随后跟进，二者共同的投资扩张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比如1989年、1989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1％、3.8％，经济的低速增长迫使国家1991年下半年重新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增长，非国有投资随后跟进，1991年国有和非国有投资分别为14.8％、13.4％，1992年分别为32.8%、21.9%，1993年分别为17.5%、72.8%？。可见国有投资起着经济启动的先导作用，随后非国有投资大规模扩张，二者共同的合力作用推动那时的经济高速增长。反观1998年国家扩大财政投资启动经济时，只带动国有投资大幅增长，非国有投资没有明显跟进，在当前非国有投资占近“半壁江山”的格局中，单靠国有投资投资的增加来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不现实的，也正说明了财政投资率先扩张未能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从而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作用有限。

3.乘数效应递减导致利用投资扩张刺激经济的作用不明显。乘数效应说明了投资增加刺激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当投资增加时，经济扩张，国民收入增量大于投资增量，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倍数等于投资乘数；在投资减少时，经济收缩，国民收入减少量大于投资的减少量，投资减少导致经济收缩的倍数也等于乘数。具体表达式为：K＝1/（1-MPC）=1/MPS式中K表示乘数，MPC表示边际消费倾向，MPS表示边际储蓄倾向。乘数公式表明，投资乘数的大小与边际消费倾向或边际储蓄倾向有关。

从表1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投资乘数一直很低，最高的1996年也仅为1.70。也就是说，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1000亿元投资，最高只能形成1700亿元需求，说明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因此，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依靠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远远答不到人们原来乐观的设想。

4.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影响不可忽视。根据经济学中的“挤出效应”，如果政府靠借款支付公共投资，就会推动金融市场利率上升，通过发行债券形式筹集资金也会造成债券价格下跌，从而引起利率上升，进而使私人融资成本上升，导致私人投资萎缩。这样，公共投资扩张结果却引起整个社会投资支出的缩减。目前，我国公共投资扩张排挤私人投资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政府庞大的投资计划需要银行信贷的支持，在银行资金有限、风险约束增强的情况下，银行“惜贷”势必压缩其他企业或私人投资信贷，部分企业或私人只能寻求较高利息的资金来源，从而增加资本成本，降低盈利能力和再投资能力，还有相当部分企业则由于项目收益水平较低既无缘在银行内也不可能在银行外获得融资；另一方面还表现在政府部门及其下属机构把某一产业领域作为本单位的势力范围和领地，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其他投资主体的进入，即使进入也对其业务进行严格的限制。这种行政性垄断排挤了其他投资者的投资介入，减少了其他投资者的投资。同时，非国有经济原来准备对某一项目进行投资，后来因国家投资同样的项目，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被“挤出”，这在中央加大公共交通建设和基础投资之后，地方项目准备不足，但又不愿意放弃中央的无偿投资，便把原来与外资和私人投资合作的项目改为中央投资项目。这时，财政投资只是取代了原有的非国有投资，形成“挤出效应“。近一年多来，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降、货币供应量一直增加，银行的贷款能力应该说大副增强，但企业实际投资并未同步前进，从中可以看出财政投资”挤出“了私人投资。

三、我国实施的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作用有限的因素分析

1.财力不足、财政风险加剧制约了财政投资的全面扩张。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较高，财政分配是国民收入分配的主渠道和投资的主要来源。如今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1％左右，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明显偏低，在安排了“吃饭”之后，能够用于经济建设的投资极其有限。在目前“两个比重”仍没有改观的背景下，无论是通过减税还是增发国债都面临着国家财政承受能力的制约。其一是扩大国债规模进行财政投资面临着当前财政债务依存率和国债偿债率都偏高即国家财政的债务承担能力不足的影响。国债的财政承受能力主要通过债务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来反映。由于在中国国债的发行和偿还有中央政府承担，所以，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更能准确地反映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从我国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来看，自1994年以来均超过50％，1997年高达57.77％，这意味着中央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是靠举债来维持的。同时，国债偿债率也相当高，1997年财政债务的还本付息的支出高达1959亿元，国债偿债率达23.3％？，换句话说，当年财政收入近1/4要用来偿债。由于国债与税收在性质上有根本的不同，即国债的有偿性，到期必须偿还，因此目前过量增加国债的发行规模会加大财政运行风险。

2.全面减税的空间有限。减税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刺激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从宏观税负国际间比较看，目前发达国家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上都在30％以上，有的高达50％。发展中国家一般也在20％－25％之间。相对宽裕的税收收入为其实施减税政策提供了财力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减税让利的路子，“两个比重”不断下降。近年来，工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仅维持在11%左右，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明显偏低。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这样正在向工业化国家迈进、亟需资金积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减税来刺激经济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是不现实的。

3.去年税收增收1000亿对企业增加投资的抑制作用不能忽视。通常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增税是实行财政紧缩的重要措施之一，因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即使不能减税，至少也不应增税，从这个意义上说，1998年税收收入增加1000亿是与当前背景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意向背离的。虽然这些年来我国税收负担不是重而是轻的实证分析不时见诸报端，就现行税制规定的税负的确不重，但如果把各种税外收费纳入总体税负的计算范围，我国目前的总体税负约占25％（杨斌，1998年），这个比例与中等税负国家的基本水平持平，以致于企业负担过重的呼声不绝于耳。况且税收增收1000亿主要来自于效益较好的企业，在当前物价

连续下跌、经济景气预期看淡的情况下，这对效益好的企业无疑增加了额外负担。过重的企业负担意味着企业需求的萎缩，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意愿，尤其对硬预算约束的非国有企业更是如此。

4.“不安全预期”增强了居民的储蓄倾向，造成了投资乘数的下降，弱化了政府投资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各种投资主体在投资方面的责任意识明显增强，投资需求有原来的政府扩张机制逐步转变为市场调节机制，由于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较为严峻，因此除政府外的其他投资主体的投资意愿均减弱，从而导致投资乘数下降。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逐步推进、人员分流和国有企业改革下岗人员的增加，迅速改变了广大消费者的收入预期；而住房、医疗、教育等体制改革又大大改变了广大消费者的支出预期。因此，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的增强，形成了当前的“不安全预期”，造成居民储蓄倾向增强和消费预期降低，引起投资乘数偏低，政府投资扩张效应难以充分显现。

5.政府投资于产业链条较短的基础设施，引导社会投资的效果不明显。政府投资支出的增加，不仅会因投资拉动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而形成乘数效应，还有可能因投资于某一产业而引起关联投资，即投资的波及效应。投资的波及效应大小取决于产业链的长短。投资于产业链长的项目，虽然形成有效供给的时间跨度大，但在一定时序内，由投资波及效应所激发的投资需求乘数也相应较大，对于国民经济增长也相应较大。而投资于产业链条短的项目，则波及效应相对较小，就不可能激发更大的投资乘数。1998年和1999年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投资，主要用于水利工程设施、粮食仓库建设、公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这些投资的产业链条短、关联度小，所需要的投资品主要是钢材、木材、水泥，投入使用需要的相关零部件、配套件极其有限，只带动了相关部门和行业的投资。因此，它就不可能引起像前几年在发展轻纺工业、家电工业、汽车摩托车工业时所出现的波及效应。

四、当前我国的财政政策选择

为了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积极调节作用，缓解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同时确保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建议当前财政政策实施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财政支出政策的选择应遵循支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促进产业升级为原则，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需求的同时，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基础。我们知道，总量和结构问题是经济生活中两个最基本的方面，经济增长表现为总量问题，但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经济结构合理和协调的基础上，否则，增长就失去了坚实的基础，经济的大起大落难以避免，我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实践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当前的总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不简单地表现为总量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多年来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引起的供给不能有效地满足需求的结果。因此，财政投资的扩张如果不遵循优化产业结构的原则，很可能把本已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复制并放大出来，反而加剧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财政投资最能体现国家意志，它不仅可以直接集中社会资金进行重点配置来解决经济结构问题，而且能间接起到示范作用。199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不是简单地缓解需求不足的制约，国家更注重了结构优化这一原则，加大了对农业、能源、交通、水利设施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这对缓解我国多年来的基础设施“瓶颈”大有裨益。同时国家还应加大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企业、先进技术企业投入，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促进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加快费改税步伐，增强国家财力，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发挥企业的投资潜力。我国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和企业实际负担并不轻并存局面的出现，其中主要原因是当前政府收支不规范、税外收费现象严重。因此，加快费改税步伐，将某些行政性收费和基金纳入规范的税收轨道，坚决取缔一些不合理的收费。这样既可以保证我国国家财政收入有所提高，强化财政投资的财力保障，另一方面又可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的投资能力。

3.在全面减税不具备的情况下，可以尝试结构性减税和税制的完善来刺激企业的直接投资。虽说我国现阶段大规模减税既不可能，又不现实，但是，我们可以采取有选择的局部性减税措施。豁免中小企业的旧欠税款，采取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给高新企业减税的方式，以刺激企业直接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现增值税的转型，完善我国增值税制度；降低或取消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确保税制不应成为企业投资的障碍。

政策取向范文篇6

关键词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公平效率寻租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受政策主体价值选择的影响,表现出多元的形态,这种多元性表现为公平、效率、民主、秩序等。公平作为其中最为基本的价值,在现代公共行政中的地位越来越明显,现代公共行政越来越强调将公平作为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目标。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寻租活动使公共政策偏离了公平价值取向,导致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

1公共政策价值选择的多元性

对于“公共政策”(PublicPolicy)具体涵义的讨论,行政学界一直莫衷一是、众说纷纭。比较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的定义,我们不难发现,国内学者倾向于给出它的技术性定义。例如,张金马认为,“公共政策是党和政府用以规范、引导有关机构团体和个人的准则和指南,其表现形式有法律、规章、行政命令、政府首脑的书面或口头声明和指示以及行动计划与策略等。”陈庆云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而美国的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Eston)则从较为抽象和概括的角度,认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价值做出的权威性的分配。一般说来,行政学研究者倾向于从“政策过程”的角度来考察公共政策,认为这是一个包括“政策设计——政策抉择——政策实施——政策反馈——政策评估”的完整过程。同时,经历了实证主义的潮流之后,大家也普遍认识到,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都必然包含了政策主体依据特定的伦理标准来进行的价值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策主体的价值选择就意味着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公共政策倾向的认定,受时空条件的限制,它是动态的;受政策主体阶级倾向利益观念的影响,它是多元的。

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是最大的公共权力持有者,所以公共政策与一般政策的最大区别就体现在“公共”二字上。具体说来,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主要包括公平、效率、民主、秩序等。

公平是从属于价值理性范畴的概念。如前所述,公共性是公共政策最本质的属性,因此,在现代公共行政中,要求公共政策行为体现公平的结果,尽可能满足社会主体的公平要求,恰当地运用公平原则,统筹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微观和宏观等因素,兼顾个人、集体、国家等不同主体的利益主张,平衡与之相关的利益冲突。作为现代公共行政的一部分,现代公共政策也是如此,公平应体现在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上,寓于公共政策的全过程。

效率被定位于工具理性的界限之内。作为一项政治产品,公共政策不应仅仅只关注社会公平,还应注重效率的价值取向,把“蛋糕”做大。它要求行政主体在公共政策行为过程中,应当以经济有效的方式,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取尽可能大的“功效”。中外学者都重视公共政策的分配功能,强调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具体来说,公共政策的权威性根源于它以效率为前提,承认、维护并增进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因而得到了公众的普遍认同和支持。效率作为行政系统的基础目标,是现代公共行政的一项原则。

民主就是指个人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体现和保护,人民对政治权力的监督,政治权力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界限内行动,对个人隐私的保护等。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民主倾向不容置疑。公共政策除了体现公平和效率的价值取向之外,还应尽可能满足社会主体的民主要求,担负起维护民主的责任,这是公共政策的一项基本功能。

秩序是一个行政系统的稳定状况,包括公共秩序的维持、社会的稳定等,公共政策有责任保护整个行政系统的良性运行,有责任改革那些在制度上、功能上、效果上妨碍社会秩序的因素和影响实现秩序目标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2公平: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

2.1公平的涵义

什么是公平?古往今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不同时期以来,不同学派的不同学者对于公平的认识都不尽相同,观点各异,概括起来主要有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等。但是,总体来说,他们绝大多数都认识到公平涉及伦理价值判断。这些认识都从不同的侧面揭示出公平的基本内涵:公平在本质上是一种平等,一种有条件的平等,允许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别;并且反映出了某种利益倾向,这种利益倾向表现为一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评价公平与否的基本标准。

2.2公平与效率的对立统一

一方面,经济效率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果公共政策缺乏效率效应,则政府就不能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社会将陷入无序状态,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人民生活更加贫困,从而必将破坏并无法实现公平。另一方面,如果公共政策中贯彻公平理念,则可以博得公众的信任、支持、配合,从而提高政府的威信,取得良好的行政效应。不可否认,从一定意义上讲,公平理念虽然会给公共政策行为造成一定的障碍,看起来似乎影响行政效率,成为行政效率的羁绊,但实际上,公平价值观具有防止公共政策行为的专横,维护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良好关系,减少行政主体与公众之间的摩擦,有助于行政效率的最大化。

2.3公共政策的公平价值取向

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只是相对的,两者之间的冲突仍不可避免。有时公平与效率发生冲突,就像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尽管高效率的行政活动具有稳定社会、繁荣经济的作用,并能克服官僚主义“拖拉扯皮”的弊端,但是如果公共政策片面追求效率,则往往会侵犯公众的合法权益。因此,有人认为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的解决,需要根据社会客观的变化而不同,其理论基础在于:“价值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以多元形态存在的体系,在该体系内部多种价值要素的位阶是上下浮动的。在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和每个特定时期,总有一种价值处于首要地位,在进行价值评价和选择上,既不能没有重点,也不能顾此失彼。”基于此,行政主体在进行决策的过程时,必须做出权衡,在公平与效率的价值上不能千篇一律,而应根据公共政策特有的背景、情势以及轻重缓急来定夺。

3寻租: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

公共政策作为政治系统的输出物,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其基本功能在于能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以及对稀缺的社会资源进行及时有效的配置。在民主社会中,公共政策表现为集体选择的结果,因而在理论上,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具备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um),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基础和核心目标。因而,公平作为公共政策价值取向中最为核心的一项标准,在现代政策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在现实中,公共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中或多或少的偏离了此目标,因为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一种衍生物,那就是“租”。政府干预中广泛存在的寻租活动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使公共政策偏离了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准则和公平的价值取向。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时有发生。

在托里森的定义中,“寻租是为获取人为的收入转移而耗费的稀缺性资源。”这种人为的稀缺一旦产生,寻租活动的非经济性就难以避免。因为寻租作为一种非生产性活动,是对既得利益的重新分割与转移,它游离于生产过程之外,仅仅改变生产要素的产权关系,一般通过例如游说、奉承甚至贿赂等不正当手段来达到目的,并不能带来价值增值。寻租者们竞相通过寻租活动来影响政府的行为,使公共政策改变法律规定的权利,让价值分配的天平朝自己这一方倾斜,以社会公共利益的衰减为代价来增加自身特殊利益的攫取。寻租是有成本的,布坎南将寻租行为造成的社会成本分为三类:保持垄断地位的支出;政府部分对这类支出做出反应的努力;寻租行为所引起的第三方的各种扭曲行为。所以,寻租行为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和社会福利的损失。

由此可见,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实现的过程,作为交易双方的政府官员和利益集团都实现了各自的特殊利益。这正如布坎南所言,由于政府是由个人组成的,政府的各项职能只能是人去完成的,因此,组成政府的这些人不可避免的具有经济人的性质,以追求最大化的个人利益为行为准则。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就是他们为追求个人特殊利益而造成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的丧失。

综上所述,经济制度的变迁将政府卷入了经济生活,政府通过公共政策来调节市场经济的运行。寻租对特殊利益的争夺损害了公共利益,导致了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在“孤掌难鸣的现代化经济”(萨缪尔森语)中,人类陷入了自己设计的两难陷阱———市场的缺陷需要公共政策补救,但随之而来的寻租问题又难以遏制。

4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公共政策的主要价值取向

经济体制类型与公共政策的选择,尤其是公共政策价值目标的选择,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显然,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目前也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探讨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理论前提,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政策功能的重新定位是我们正确选择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理论依据。

实践证明,市场机制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通过合理的市场竞争能够有效的解决效率问题。但是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也会产生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成为公共政策形成的逻辑起点,即为弥补市场缺陷,纠正市场失败,客观上需要政府通过及时制定并有效实施公共政策来干预市场,保护经济效率,维护社会公平。因此现代各国的市场经济大多是“市场机制+公共政策”的混合经济,即一方面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同时又因市场缺陷的存在而不能缺少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干预。鉴于此,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公共政策,就具备以下的双重功能,即一方面政府要通过宏观经济调控,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克服和矫正市场的固有缺陷,解决那些市场不能解决或解决不好的问题;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政策必须保障、促进市场资源配置的充分、有效发挥,而不是人为地改变乃至扭曲这种作用。

当今世界各国尽管大多实行市场与政府的二元调节机制,但因各自的国情、经济发展模式及其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以及在公共政策的选择和运用上,又有一定的差别。然而,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都应该恪守下列共同原则:以弥补市场缺陷为出发点,以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有效发挥为归宿。换句话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始终是资源配置的基础,包括公共政策在内的政府活动,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而只能保障、促进市场配置作用的有效发挥,并针对具体情况对市场调节进行适当调节和补充。市场失灵为政府公共政策作用的发挥提供了需要和可能,但公共政策却不能代替市场的效率和功能。

从上述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政策功能的重新定位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共政策的主要价值取向应是效率基础上的公平。随着公共政策对市场经济调节作用的发挥,作为现代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和理念的公平也随之表露出来。因此可以说,公平不仅是市场经济的自然法则,而且也是公共政策自身发挥功能的基本条件,因此,在公共行政过程中,人们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公平理念来衡量某一公共政策,并根据这种公共要求的满足程度决定对公共政策行为的服从。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我们要以公平为导向,重构我国公共政策,重点是解决好公共政策的“越位”和“缺位”问题。所谓“越位”,就是公共政策超出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有的作用范围,给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带来了不利的干扰;所谓“缺位”既需要发挥公共政策作用的某些方面,又存在着政策真空或不到位之处。只有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前提下,解决好公共政策的“越位”和“缺位”问题,才能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陈振明主编.政策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政策取向范文篇7

关键词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公平效率寻租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受政策主体价值选择的影响，表现出多元的形态，这种多元性表现为公平、效率、民主、秩序等。公平作为其中最为基本的价值，在现代公共行政中的地位越来越明显，现代公共行政越来越强调将公平作为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目标。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寻租活动使公共政策偏离了公平价值取向，导致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

1公共政策价值选择的多元性

对于“公共政策”（PublicPolicy）具体涵义的讨论，行政学界一直莫衷一是、众说纷纭。比较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的定义，我们不难发现，国内学者倾向于给出它的技术性定义。例如，张金马认为，“公共政策是党和政府用以规范、引导有关机构团体和个人的准则和指南，其表现形式有法律、规章、行政命令、政府首脑的书面或口头声明和指示以及行动计划与策略等。”陈庆云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而美国的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Eston）则从较为抽象和概括的角度，认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价值做出的权威性的分配。一般说来，行政学研究者倾向于从“政策过程”的角度来考察公共政策，认为这是一个包括“政策设计——政策抉择——政策实施——政策反馈——政策评估”的完整过程。同时，经历了实证主义的潮流之后，大家也普遍认识到，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都必然包含了政策主体依据特定的伦理标准来进行的价值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策主体的价值选择就意味着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公共政策倾向的认定，受时空条件的限制，它是动态的；受政策主体阶级倾向利益观念的影响，它是多元的。

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是最大的公共权力持有者，所以公共政策与一般政策的最大区别就体现在“公共”二字上。具体说来，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主要包括公平、效率、民主、秩序等。

公平是从属于价值理性范畴的概念。如前所述，公共性是公共政策最本质的属性，因此，在现代公共行政中，要求公共政策行为体现公平的结果，尽可能满足社会主体的公平要求，恰当地运用公平原则，统筹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微观和宏观等因素，兼顾个人、集体、国家等不同主体的利益主张，平衡与之相关的利益冲突。作为现代公共行政的一部分，现代公共政策也是如此，公平应体现在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上，寓于公共政策的全过程。

效率被定位于工具理性的界限之内。作为一项政治产品，公共政策不应仅仅只关注社会公平，还应注重效率的价值取向，把“蛋糕”做大。它要求行政主体在公共政策行为过程中，应当以经济有效的方式，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取尽可能大的“功效”。中外学者都重视公共政策的分配功能，强调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具体来说，公共政策的权威性根源于它以效率为前提，承认、维护并增进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因而得到了公众的普遍认同和支持。效率作为行政系统的基础目标，是现代公共行政的一项原则。

民主就是指个人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体现和保护，人民对政治权力的监督，政治权力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界限内行动，对个人隐私的保护等。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民主倾向不容置疑。公共政策除了体现公平和效率的价值取向之外，还应尽可能满足社会主体的民主要求，担负起维护民主的责任，这是公共政策的一项基本功能。

秩序是一个行政系统的稳定状况，包括公共秩序的维持、社会的稳定等，公共政策有责任保护整个行政系统的良性运行，有责任改革那些在制度上、功能上、效果上妨碍社会秩序的因素和影响实现秩序目标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2公平：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

2.1公平的涵义

什么是公平？古往今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不同时期以来，不同学派的不同学者对于公平的认识都不尽相同，观点各异，概括起来主要有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等。但是，总体来说，他们绝大多数都认识到公平涉及伦理价值判断。这些认识都从不同的侧面揭示出公平的基本内涵：公平在本质上是一种平等，一种有条件的平等，允许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别；并且反映出了某种利益倾向，这种利益倾向表现为一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评价公平与否的基本标准。

2.2公平与效率的对立统一

一方面，经济效率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果公共政策缺乏效率效应，则政府就不能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社会将陷入无序状态，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人民生活更加贫困，从而必将破坏并无法实现公平。另一方面，如果公共政策中贯彻公平理念，则可以博得公众的信任、支持、配合，从而提高政府的威信，取得良好的行政效应。不可否认，从一定意义上讲，公平理念虽然会给公共政策行为造成一定的障碍，看起来似乎影响行政效率，成为行政效率的羁绊，但实际上，公平价值观具有防止公共政策行为的专横，维护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良好关系，减少行政主体与公众之间的摩擦，有助于行政效率的最大化。

2.3公共政策的公平价值取向

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只是相对的，两者之间的冲突仍不可避免。有时公平与效率发生冲突，就像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尽管高效率的行政活动具有稳定社会、繁荣经济的作用，并能克服官僚主义“拖拉扯皮”的弊端，但是如果公共政策片面追求效率，则往往会侵犯公众的合法权益。因此，有人认为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的解决，需要根据社会客观的变化而不同，其理论基础在于：“价值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以多元形态存在的体系，在该体系内部多种价值要素的位阶是上下浮动的。在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和每个特定时期，总有一种价值处于首要地位，在进行价值评价和选择上，既不能没有重点，也不能顾此失彼。”基于此，行政主体在进行决策的过程时，必须做出权衡，在公平与效率的价值上不能千篇一律，而应根据公共政策特有的背景、情势以及轻重缓急来定夺。3寻租：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

公共政策作为政治系统的输出物，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其基本功能在于能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以及对稀缺的社会资源进行及时有效的配置。在民主社会中，公共政策表现为集体选择的结果，因而在理论上，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具备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um），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基础和核心目标。因而，公平作为公共政策价值取向中最为核心的一项标准，在现代政策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在现实中，公共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中或多或少的偏离了此目标，因为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一种衍生物，那就是“租”。政府干预中广泛存在的寻租活动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使公共政策偏离了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准则和公平的价值取向。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时有发生。

在托里森的定义中，“寻租是为获取人为的收入转移而耗费的稀缺性资源。”这种人为的稀缺一旦产生，寻租活动的非经济性就难以避免。因为寻租作为一种非生产性活动，是对既得利益的重新分割与转移，它游离于生产过程之外，仅仅改变生产要素的产权关系，一般通过例如游说、奉承甚至贿赂等不正当手段来达到目的，并不能带来价值增值。寻租者们竞相通过寻租活动来影响政府的行为，使公共政策改变法律规定的权利，让价值分配的天平朝自己这一方倾斜，以社会公共利益的衰减为代价来增加自身特殊利益的攫取。寻租是有成本的，布坎南将寻租行为造成的社会成本分为三类：保持垄断地位的支出；政府部分对这类支出做出反应的努力；寻租行为所引起的第三方的各种扭曲行为。所以，寻租行为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和社会福利的损失。

由此可见，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实现的过程，作为交易双方的政府官员和利益集团都实现了各自的特殊利益。这正如布坎南所言，由于政府是由个人组成的，政府的各项职能只能是人去完成的，因此，组成政府的这些人不可避免的具有经济人的性质，以追求最大化的个人利益为行为准则。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就是他们为追求个人特殊利益而造成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的丧失。

综上所述，经济制度的变迁将政府卷入了经济生活，政府通过公共政策来调节市场经济的运行。寻租对特殊利益的争夺损害了公共利益，导致了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在“孤掌难鸣的现代化经济”（萨缪尔森语）中，人类陷入了自己设计的两难陷阱———市场的缺陷需要公共政策补救，但随之而来的寻租问题又难以遏制。

4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公共政策的主要价值取向

经济体制类型与公共政策的选择，尤其是公共政策价值目标的选择，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显然，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目前也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探讨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理论前提，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政策功能的重新定位是我们正确选择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理论依据。

实践证明，市场机制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通过合理的市场竞争能够有效的解决效率问题。但是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也会产生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成为公共政策形成的逻辑起点，即为弥补市场缺陷，纠正市场失败，客观上需要政府通过及时制定并有效实施公共政策来干预市场，保护经济效率，维护社会公平。因此现代各国的市场经济大多是“市场机制＋公共政策”的混合经济，即一方面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同时又因市场缺陷的存在而不能缺少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干预。鉴于此，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公共政策，就具备以下的双重功能，即一方面政府要通过宏观经济调控，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克服和矫正市场的固有缺陷，解决那些市场不能解决或解决不好的问题；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政策必须保障、促进市场资源配置的充分、有效发挥，而不是人为地改变乃至扭曲这种作用。

当今世界各国尽管大多实行市场与政府的二元调节机制，但因各自的国情、经济发展模式及其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以及在公共政策的选择和运用上，又有一定的差别。然而，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都应该恪守下列共同原则：以弥补市场缺陷为出发点，以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有效发挥为归宿。换句话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始终是资源配置的基础，包括公共政策在内的政府活动，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而只能保障、促进市场配置作用的有效发挥，并针对具体情况对市场调节进行适当调节和补充。市场失灵为政府公共政策作用的发挥提供了需要和可能，但公共政策却不能代替市场的效率和功能。

从上述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政策功能的重新定位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共政策的主要价值取向应是效率基础上的公平。随着公共政策对市场经济调节作用的发挥，作为现代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和理念的公平也随之表露出来。因此可以说，公平不仅是市场经济的自然法则，而且也是公共政策自身发挥功能的基本条件，因此，在公共行政过程中，人们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公平理念来衡量某一公共政策，并根据这种公共要求的满足程度决定对公共政策行为的服从。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我们要以公平为导向，重构我国公共政策，重点是解决好公共政策的“越位”和“缺位”问题。所谓“越位”，就是公共政策超出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有的作用范围，给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带来了不利的干扰；所谓“缺位”既需要发挥公共政策作用的某些方面，又存在着政策真空或不到位之处。只有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前提下，解决好公共政策的“越位”和“缺位”问题，才能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陈振明主编.政策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政策取向范文篇8

关键词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公平效率寻租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受政策主体价值选择的影响，表现出多元的形态，这种多元性表现为公平、效率、民主、秩序等。公平作为其中最为基本的价值，在现代公共行政中的地位越来越明显，现代公共行政越来越强调将公平作为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目标。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寻租活动使公共政策偏离了公平价值取向，导致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

1公共政策价值选择的多元性

对于“公共政策”（PublicPolicy）具体涵义的讨论，行政学界一直莫衷一是、众说纷纭。比较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的定义，我们不难发现，国内学者倾向于给出它的技术性定义。例如，张金马认为，“公共政策是党和政府用以规范、引导有关机构团体和个人的准则和指南，其表现形式有法律、规章、行政命令、政府首脑的书面或口头声明和指示以及行动计划与策略等。”陈庆云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而美国的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Eston）则从较为抽象和概括的角度，认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价值做出的权威性的分配。一般说来，行政学研究者倾向于从“政策过程”的角度来考察公共政策，认为这是一个包括“政策设计——政策抉择——政策实施——政策反馈——政策评估”的完整过程。同时，经历了实证主义的潮流之后，大家也普遍认识到，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都必然包含了政策主体依据特定的伦理标准来进行的价值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策主体的价值选择就意味着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公共政策倾向的认定，受时空条件的限制，它是动态的；受政策主体阶级倾向利益观念的影响，它是多元的。

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是最大的公共权力持有者，所以公共政策与一般政策的最大区别就体现在“公共”二字上。具体说来，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主要包括公平、效率、民主、秩序等。

公平是从属于价值理性范畴的概念。如前所述，公共性是公共政策最本质的属性，因此，在现代公共行政中，要求公共政策行为体现公平的结果，尽可能满足社会主体的公平要求，恰当地运用公平原则，统筹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微观和宏观等因素，兼顾个人、集体、国家等不同主体的利益主张，平衡与之相关的利益冲突。作为现代公共行政的一部分，现代公共政策也是如此，公平应体现在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上，寓于公共政策的全过程。

效率被定位于工具理性的界限之内。作为一项政治产品，公共政策不应仅仅只关注社会公平，还应注重效率的价值取向，把“蛋糕”做大。它要求行政主体在公共政策行为过程中，应当以经济有效的方式，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取尽可能大的“功效”。中外学者都重视公共政策的分配功能，强调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具体来说，公共政策的权威性根源于它以效率为前提，承认、维护并增进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因而得到了公众的普遍认同和支持。效率作为行政系统的基础目标，是现代公共行政的一项原则。

民主就是指个人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体现和保护，人民对政治权力的监督，政治权力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界限内行动，对个人隐私的保护等。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民主倾向不容置疑。公共政策除了体现公平和效率的价值取向之外，还应尽可能满足社会主体的民主要求，担负起维护民主的责任，这是公共政策的一项基本功能。

秩序是一个行政系统的稳定状况，包括公共秩序的维持、社会的稳定等，公共政策有责任保护整个行政系统的良性运行，有责任改革那些在制度上、功能上、效果上妨碍社会秩序的因素和影响实现秩序目标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2公平：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

2.1公平的涵义

什么是公平？古往今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不同时期以来，不同学派的不同学者对于公平的认识都不尽相同，观点各异，概括起来主要有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等。但是，总体来说，他们绝大多数都认识到公平涉及伦理价值判断。这些认识都从不同的侧面揭示出公平的基本内涵：公平在本质上是一种平等，一种有条件的平等，允许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别；并且反映出了某种利益倾向，这种利益倾向表现为一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评价公平与否的基本标准。

2.2公平与效率的对立统一

一方面，经济效率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果公共政策缺乏效率效应，则政府就不能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社会将陷入无序状态，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人民生活更加贫困，从而必将破坏并无法实现公平。另一方面，如果公共政策中贯彻公平理念，则可以博得公众的信任、支持、配合，从而提高政府的威信，取得良好的行政效应。不可否认，从一定意义上讲，公平理念虽然会给公共政策行为造成一定的障碍，看起来似乎影响行政效率，成为行政效率的羁绊，但实际上，公平价值观具有防止公共政策行为的专横，维护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良好关系，减少行政主体与公众之间的摩擦，有助于行政效率的最大化。

2.3公共政策的公平价值取向

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只是相对的，两者之间的冲突仍不可避免。有时公平与效率发生冲突，就像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尽管高效率的行政活动具有稳定社会、繁荣经济的作用，并能克服官僚主义“拖拉扯皮”的弊端，但是如果公共政策片面追求效率，则往往会侵犯公众的合法权益。因此，有人认为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的解决，需要根据社会客观的变化而不同，其理论基础在于：“价值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以多元形态存在的体系，在该体系内部多种价值要素的位阶是上下浮动的。在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和每个特定时期，总有一种价值处于首要地位，在进行价值评价和选择上，既不能没有重点，也不能顾此失彼。”基于此，行政主体在进行决策的过程时，必须做出权衡，在公平与效率的价值上不能千篇一律，而应根据公共政策特有的背景、情势以及轻重缓急来定夺。

3寻租：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

公共政策作为政治系统的输出物，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其基本功能在于能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以及对稀缺的社会资源进行及时有效的配置。在民主社会中，公共政策表现为集体选择的结果，因而在理论上，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具备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um），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基础和核心目标。因而，公平作为公共政策价值取向中最为核心的一项标准，在现代政策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在现实中，公共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中或多或少的偏离了此目标，因为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一种衍生物，那就是“租”。政府干预中广泛存在的寻租活动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使公共政策偏离了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准则和公平的价值取向。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时有发生。

在托里森的定义中，“寻租是为获取人为的收入转移而耗费的稀缺性资源。”这种人为的稀缺一旦产生，寻租活动的非经济性就难以避免。因为寻租作为一种非生产性活动，是对既得利益的重新分割与转移，它游离于生产过程之外，仅仅改变生产要素的产权关系，一般通过例如游说、奉承甚至贿赂等不正当手段来达到目的，并不能带来价值增值。寻租者们竞相通过寻租活动来影响政府的行为，使公共政策改变法律规定的权利，让价值分配的天平朝自己这一方倾斜，以社会公共利益的衰减为代价来增加自身特殊利益的攫取。寻租是有成本的，布坎南将寻租行为造成的社会成本分为三类：保持垄断地位的支出；政府部分对这类支出做出反应的努力；寻租行为所引起的第三方的各种扭曲行为。所以，寻租行为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和社会福利的损失。

由此可见，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实现的过程，作为交易双方的政府官员和利益集团都实现了各自的特殊利益。这正如布坎南所言，由于政府是由个人组成的，政府的各项职能只能是人去完成的，因此，组成政府的这些人不可避免的具有经济人的性质，以追求最大化的个人利益为行为准则。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就是他们为追求个人特殊利益而造成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的丧失。

综上所述，经济制度的变迁将政府卷入了经济生活，政府通过公共政策来调节市场经济的运行。寻租对特殊利益的争夺损害了公共利益，导致了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在“孤掌难鸣的现代化经济”（萨缪尔森语）中，人类陷入了自己设计的两难陷阱———市场的缺陷需要公共政策补救，但随之而来的寻租问题又难以遏制。

4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公共政策的主要价值取向

经济体制类型与公共政策的选择，尤其是公共政策价值目标的选择，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显然，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目前也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探讨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理论前提，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政策功能的重新定位是我们正确选择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理论依据。

实践证明，市场机制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通过合理的市场竞争能够有效的解决效率问题。但是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也会产生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成为公共政策形成的逻辑起点，即为弥补市场缺陷，纠正市场失败，客观上需要政府通过及时制定并有效实施公共政策来干预市场，保护经济效率，维护社会公平。因此现代各国的市场经济大多是“市场机制＋公共政策”的混合经济，即一方面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同时又因市场缺陷的存在而不能缺少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干预。鉴于此，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公共政策，就具备以下的双重功能，即一方面政府要通过宏观经济调控，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克服和矫正市场的固有缺陷，解决那些市场不能解决或解决不好的问题；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政策必须保障、促进市场资源配置的充分、有效发挥，而不是人为地改变乃至扭曲这种作用。

当今世界各国尽管大多实行市场与政府的二元调节机制，但因各自的国情、经济发展模式及其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以及在公共政策的选择和运用上，又有一定的差别。然而，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都应该恪守下列共同原则：以弥补市场缺陷为出发点，以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有效发挥为归宿。换句话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始终是资源配置的基础，包括公共政策在内的政府活动，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而只能保障、促进市场配置作用的有效发挥，并针对具体情况对市场调节进行适当调节和补充。市场失灵为政府公共政策作用的发挥提供了需要和可能，但公共政策却不能代替市场的效率和功能。

从上述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政策功能的重新定位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共政策的主要价值取向应是效率基础上的公平。随着公共政策对市场经济调节作用的发挥，作为现代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和理念的公平也随之表露出来。因此可以说，公平不仅是市场经济的自然法则，而且也是公共政策自身发挥功能的基本条件，因此，在公共行政过程中，人们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公平理念来衡量某一公共政策，并根据这种公共要求的满足程度决定对公共政策行为的服从。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我们要以公平为导向，重构我国公共政策，重点是解决好公共政策的“越位”和“缺位”问题。所谓“越位”，就是公共政策超出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有的作用范围，给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带来了不利的干扰；所谓“缺位”既需要发挥公共政策作用的某些方面，又存在着政策真空或不到位之处。只有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前提下，解决好公共政策的“越位”和“缺位”问题，才能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陈振明主编.政策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政策取向范文篇9

关键词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公平效率寻租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受政策主体价值选择的影响，表现出多元的形态，这种多元性表现为公平、效率、民主、秩序等。公平作为其中最为基本的价值，在现代公共行政中的地位越来越明显，现代公共行政越来越强调将公平作为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目标。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寻租活动使公共政策偏离了公平价值取向，导致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

1公共政策价值选择的多元性

对于“公共政策”（PublicPolicy）具体涵义的讨论，行政学界一直莫衷一是、众说纷纭。比较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的定义，我们不难发现，国内学者倾向于给出它的技术性定义。例如，张金马认为，“公共政策是党和政府用以规范、引导有关机构团体和个人的准则和指南，其表现形式有法律、规章、行政命令、政府首脑的书面或口头声明和指示以及行动计划与策略等。”陈庆云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而美国的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Eston）则从较为抽象和概括的角度，认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价值做出的权威性的分配。一般说来，行政学研究者倾向于从“政策过程”的角度来考察公共政策，认为这是一个包括“政策设计——政策抉择——政策实施——政策反馈——政策评估”的完整过程。同时，经历了实证主义的潮流之后，大家也普遍认识到，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都必然包含了政策主体依据特定的伦理标准来进行的价值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策主体的价值选择就意味着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公共政策倾向的认定，受时空条件的限制，它是动态的；受政策主体阶级倾向利益观念的影响，它是多元的。

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是最大的公共权力持有者，所以公共政策与一般政策的最大区别就体现在“公共”二字上。具体说来，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主要包括公平、效率、民主、秩序等。

公平是从属于价值理性范畴的概念。如前所述，公共性是公共政策最本质的属性，因此，在现代公共行政中，要求公共政策行为体现公平的结果，尽可能满足社会主体的公平要求，恰当地运用公平原则，统筹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微观和宏观等因素，兼顾个人、集体、国家等不同主体的利益主张，平衡与之相关的利益冲突。作为现代公共行政的一部分，现代公共政策也是如此，公平应体现在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上，寓于公共政策的全过程。

效率被定位于工具理性的界限之内。作为一项政治产品，公共政策不应仅仅只关注社会公平，还应注重效率的价值取向，把“蛋糕”做大。它要求行政主体在公共政策行为过程中，应当以经济有效的方式，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取尽可能大的“功效”。中外学者都重视公共政策的分配功能，强调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具体来说，公共政策的权威性根源于它以效率为前提，承认、维护并增进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因而得到了公众的普遍认同和支持。效率作为行政系统的基础目标，是现代公共行政的一项原则。

民主就是指个人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体现和保护，人民对政治权力的监督，政治权力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界限内行动，对个人隐私的保护等。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民主倾向不容置疑。公共政策除了体现公平和效率的价值取向之外，还应尽可能满足社会主体的民主要求，担负起维护民主的责任，这是公共政策的一项基本功能。

秩序是一个行政系统的稳定状况，包括公共秩序的维持、社会的稳定等，公共政策有责任保护整个行政系统的良性运行，有责任改革那些在制度上、功能上、效果上妨碍社会秩序的因素和影响实现秩序目标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2公平：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

2.1公平的涵义

什么是公平？古往今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不同时期以来，不同学派的不同学者对于公平的认识都不尽相同，观点各异，概括起来主要有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等。但是，总体来说，他们绝大多数都认识到公平涉及伦理价值判断。这些认识都从不同的侧面揭示出公平的基本内涵：公平在本质上是一种平等，一种有条件的平等，允许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别；并且反映出了某种利益倾向，这种利益倾向表现为一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评价公平与否的基本标准。

2.2公平与效率的对立统一

一方面，经济效率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果公共政策缺乏效率效应，则政府就不能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社会将陷入无序状态，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人民生活更加贫困，从而必将破坏并无法实现公平。另一方面，如果公共政策中贯彻公平理念，则可以博得公众的信任、支持、配合，从而提高政府的威信，取得良好的行政效应。不可否认，从一定意义上讲，公平理念虽然会给公共政策行为造成一定的障碍，看起来似乎影响行政效率，成为行政效率的羁绊，但实际上，公平价值观具有防止公共政策行为的专横，维护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良好关系，减少行政主体与公众之间的摩擦，有助于行政效率的最大化。

2.3公共政策的公平价值取向

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只是相对的，两者之间的冲突仍不可避免。有时公平与效率发生冲突，就像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尽管高效率的行政活动具有稳定社会、繁荣经济的作用，并能克服官僚主义“拖拉扯皮”的弊端，但是如果公共政策片面追求效率，则往往会侵犯公众的合法权益。因此，有人认为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的解决，需要根据社会客观的变化而不同，其理论基础在于：“价值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以多元形态存在的体系，在该体系内部多种价值要素的位阶是上下浮动的。在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和每个特定时期，总有一种价值处于首要地位，在进行价值评价和选择上，既不能没有重点，也不能顾此失彼。”基于此，行政主体在进行决策的过程时，必须做出权衡，在公平与效率的价值上不能千篇一律，而应根据公共政策特有的背景、情势以及轻重缓急来定夺。

3寻租：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

公共政策作为政治系统的输出物，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其基本功能在于能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以及对稀缺的社会资源进行及时有效的配置。在民主社会中，公共政策表现为集体选择的结果，因而在理论上，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具备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um），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基础和核心目标。因而，公平作为公共政策价值取向中最为核心的一项标准，在现代政策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在现实中，公共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中或多或少的偏离了此目标，因为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一种衍生物，那就是“租”。政府干预中广泛存在的寻租活动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使公共政策偏离了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准则和公平的价值取向。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时有发生。

在托里森的定义中，“寻租是为获取人为的收入转移而耗费的稀缺性资源。”这种人为的稀缺一旦产生，寻租活动的非经济性就难以避免。因为寻租作为一种非生产性活动，是对既得利益的重新分割与转移，它游离于生产过程之外，仅仅改变生产要素的产权关系，一般通过例如游说、奉承甚至贿赂等不正当手段来达到目的，并不能带来价值增值。寻租者们竞相通过寻租活动来影响政府的行为，使公共政策改变法律规定的权利，让价值分配的天平朝自己这一方倾斜，以社会公共利益的衰减为代价来增加自身特殊利益的攫取。寻租是有成本的，布坎南将寻租行为造成的社会成本分为三类：保持垄断地位的支出；政府部分对这类支出做出反应的努力；寻租行为所引起的第三方的各种扭曲行为。所以，寻租行为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和社会福利的损失。

由此可见，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实现的过程，作为交易双方的政府官员和利益集团都实现了各自的特殊利益。这正如布坎南所言，由于政府是由个人组成的，政府的各项职能只能是人去完成的，因此，组成政府的这些人不可避免的具有经济人的性质，以追求最大化的个人利益为行为准则。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就是他们为追求个人特殊利益而造成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的丧失。

综上所述，经济制度的变迁将政府卷入了经济生活，政府通过公共政策来调节市场经济的运行。寻租对特殊利益的争夺损害了公共利益，导致了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在“孤掌难鸣的现代化经济”（萨缪尔森语）中，人类陷入了自己设计的两难陷阱———市场的缺陷需要公共政策补救，但随之而来的寻租问题又难以遏制。

4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公共政策的主要价值取向

经济体制类型与公共政策的选择，尤其是公共政策价值目标的选择，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显然，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目前也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探讨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理论前提，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政策功能的重新定位是我们正确选择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理论依据。

实践证明，市场机制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通过合理的市场竞争能够有效的解决效率问题。但是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也会产生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成为公共政策形成的逻辑起点，即为弥补市场缺陷，纠正市场失败，客观上需要政府通过及时制定并有效实施公共政策来干预市场，保护经济效率，维护社会公平。因此现代各国的市场经济大多是“市场机制＋公共政策”的混合经济，即一方面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同时又因市场缺陷的存在而不能缺少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干预。鉴于此，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公共政策，就具备以下的双重功能，即一方面政府要通过宏观经济调控，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克服和矫正市场的固有缺陷，解决那些市场不能解决或解决不好的问题；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政策必须保障、促进市场资源配置的充分、有效发挥，而不是人为地改变乃至扭曲这种作用。

当今世界各国尽管大多实行市场与政府的二元调节机制，但因各自的国情、经济发展模式及其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以及在公共政策的选择和运用上，又有一定的差别。然而，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都应该恪守下列共同原则：以弥补市场缺陷为出发点，以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有效发挥为归宿。换句话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始终是资源配置的基础，包括公共政策在内的政府活动，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而只能保障、促进市场配置作用的有效发挥，并针对具体情况对市场调节进行适当调节和补充。市场失灵为政府公共政策作用的发挥提供了需要和可能，但公共政策却不能代替市场的效率和功能。

从上述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政策功能的重新定位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共政策的主要价值取向应是效率基础上的公平。随着公共政策对市场经济调节作用的发挥，作为现代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和理念的公平也随之表露出来。因此可以说，公平不仅是市场经济的自然法则，而且也是公共政策自身发挥功能的基本条件，因此，在公共行政过程中，人们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公平理念来衡量某一公共政策，并根据这种公共要求的满足程度决定对公共政策行为的服从。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我们要以公平为导向，重构我国公共政策，重点是解决好公共政策的“越位”和“缺位”问题。所谓“越位”，就是公共政策超出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有的作用范围，给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带来了不利的干扰；所谓“缺位”既需要发挥公共政策作用的某些方面，又存在着政策真空或不到位之处。只有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前提下，解决好公共政策的“越位”和“缺位”问题，才能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陈振明主编.政策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政策取向范文篇10

改革以来，我国财政收支绝大部分年份出现赤字，并越来越倚重国债手段，这是具有特定宏观经济背景的，其积极作用应予充分肯定。但与此同时，这么多年赤字和债务累积形成的问题也不容忽视。1、财政赤字长期化，不仅增幅加快，而且实际财政赤字要比帐面财政赤字严重；2、国家债务规模加速增长，政府的债务负担日益沉重；3、当前我国的国债运行正在步入借新债还旧债的高度债务时期，大大降低了政府未来的偿债能力。对我国改革进程中特别是90年代以来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扩大的原因进行分析，择其要者是：国家财力集中程度过低，而且呈长期下降趋势，这是赤字和债务规模膨胀的主要原因；财政支出总量增长缺乏有效控制，支出结构调整滞后，增加了财政平衡的压力；此外，还有其它一些因素的影响，如财政赤字弥补方式的变化、我国国债的期限较短等，都在一定程序上推动了债务的扩大。

我们认为，近两年国家出台的适度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属于反经济周期的短期调节措施，不能长期实行。因为长期扩张性的赤字、债务政策无疑加大了财政风险，增加了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而且会引致经济增长的波动，归纳到一点，就是势必会加剧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的风险。此外，当前国际上一些国家财政调控实践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需引起我们的关注，这就是通过完善税制，压缩支出，进而减少赤字和债务，追求财政平衡目标。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鉴于上述分析，本文的基本看法和主张是：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应把控制赤字和债务规模作为财政政策的基本取向，这是从整个国民经济宏观全局出发考虑作出的一个重要判断。

把控制赤字和债务规模纳入中长期财政发展规划

近两年国家采取的一定程度上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特定政策，是对宏观经济运行调节的短期政策措施。从今后的趋势看，我们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控制赤字和债务规模，并应通过纳入中长期财政发展规划，分步实施，逐步向财政平衡的方向努力。国内外经济理论和实践说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能长期过度使用，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需要保持在一个合理范围内，否则将会影响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从西方财政理论的发展轨迹看，已在早期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即更注重强调的是“周期动态性的财政平衡原则”或者“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而不是一味地主张赤字财政政策。从实际来看，西方一些工业化国家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极为奉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确曾带来过经济的短期繁荣，但最终的恶果是经济长期滞胀。拉美一些发展中国家70年代以来纷纷扩大赤字和债务，试图以此推动经济发展，但高赤字和高债务难以为继，到80年代初期引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正由于此，当前国际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一种追求财政平衡的发展趋势，值得关注。“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国家财力集中程度又如此之低，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必须同我国国民经济的较低承受能力相适应。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加，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财政政策，必须兼顾当前和长远，长期高赤字高债务无疑会增加未来国民经济的风险系数。因此，下一步财政政策取向面临着一个重大转折，即应该把控制赤字和债务规模作为一项中长期政策明确下来，这可能是一种较为冷静的、理性的选择。

提高国家财力集中度改变国家财政的弱势地位

当前我国财政收入比重过低，远远不适应国家宏观调控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近年来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扩大的重要原因。因此，今后为了实现缩减赤字、控制债务的目标，并能有效发挥财政调控经济的职能作用，至为关键的是要提高国家财力集中度，切实改变财政的弱势地位。从国外情况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及其财政活动范围不断拓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逐步提高的，以增强国家财政对经济增长的支持能力。如美国、法国、澳大利亚、泰国1979年财政收入比重分别为32％、41％、31％和15％，到1989年分别提高到35％、46％、37％和20％。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据世界银行统计，80年代各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平均水平大致为：低收入国家23％，中等收入国家27％，市场经济工业化国家40％。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进步，必须建立在坚实的财政基础之上。因此，从我国的情况看，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财政收入比重，已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摆脱财政过度依赖赤字债务局面、增强国家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促进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基本思路是：1、统一财权，在规范政府分配行为方面迈出较大的改革步伐。当前我国分配领域最大的问题是财权分散，各种基金、收费过多过滥，这既加重了企业和居民负担，又导致国家财力分散，而且也为一些腐败提供了方便。因此，强调统一财权，规范政府分配行为是治国安邦、振兴财政、理顺分配关系的重大举措。要下决心进一步清理整顿现行收费、基金项目，不合理的坚决取消；对体现政府职能的基金、收费项目要从预算外、体制外收入一律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理；加快“费改税”步伐，对有些基金和收费，如养路费、排污费、教育费附加、市政建设方面的各种收费、农村统筹提留费用等，要尽快由收费改为征税，这有利于从制度上理顺和规范政府分配体制。2、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税制。当前最紧迫的是要清理、规模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变按地区、按所有制优惠为按国家产业政策优惠。此外，要选择适当时机调整增值税、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完善地方税体系。3、加强税收征管，堵塞税收漏洞。重点是“坚持依法征税，依率计征”的原则，不允许任何地区和部门开减免税的口子，集中打击偷税、漏税、骗税等违法乱纪行为，认真清理退税、欠税，把税收流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完善财政支出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财政支出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实施有效和合理的支出政策，无疑也是控制赤字和债务的重要一环。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分析，当前和下一步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出政策面临的主要任务在于，按照市场经济要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我国现有的财政供给范围和支出格局是从建国初期的大财政、供给制发展而来的，它的最大特征是国家包揽的面过大，一些本应由市场解决的问题被纳入财政分配范畴，而应由财政供应的事业却得不到应有的资金保证。这种供给制的分配滞后于当前分配格局的变化，也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今后我国财政支出的供给范围和支出结构需要结合改革的进程和财政职能的转变进行相应调整，有的支出需要强化，有的支出需要弱化。首先，财政的基本职责是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提供财力保障，但这纯属消费性的开支，需要进行总量控制。目前中央一级的政府机构改革已经完成，下一步要全面在地方推开，并且要及早规划，对事业单位体制进行改革，这对于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减少国家财政开支，必将发挥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其次，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财政需要着力强化那些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社会公共性开支（如科技、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但传统的“由国家包下来”的方式也需要改变，这些社会公共性开支应以财政供给为主渠道，同时要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适当开辟一些新的资金来源渠道。再次，改革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个人分配所得比重也占到70％左右，在这种分配格局下，政府财政应弱化过去在低工资制度下长期实行的对全社会居民大量的普遍型补助的做法，而将政府补助重点向市场竞争中出现的贫困层面倾斜，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措施。关于财政投资，今后应着重用于国民经济的重点建设事业领域，而一般性的投资则应交给市场。在不同财政级次，财政投资还应根据投资规模和受益范围由各级财政分别供应。

此外，要对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支出管理涉及的内容较多，至为关键的是要坚持依法理财，硬化预算约束。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没有法制的强制约束，财政支出的主观随意性就难以避免，硬化预算约束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就必须坚持和确保依法理财，这也是关系到建立新型财政运行机制的一个重大问题。为此，首先要严格按照《预算法》的规定和各级人代会批准的预算办事。经过法定程序审批的政府预算，具有法律效力，是规范支出管理的最重要的法律依据，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必须严格按预算程序办事，预算一旦通过，不论是什么人，都不能凌驾于预算之上批条子，拨人情款，任意追加和变更预算，损害预算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再就是要加强财政执法检查力度，对违反财政法规、浪费国家资财的行为必须从严惩处，维护法律和法规的尊严。

优化国债结构完善国债运行机制

合理的国债结构及其国债运行机制，对于控制债务规模，提高国债资金效益，增强国家的偿债能力，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这主要需要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目前我国国债发行的期限较短，不利于有效发挥国债资金支持经济建设的作用，同时增加了政府的筹资成本和借新还旧的压力。可考虑借鉴国外的做法经验，适当增加长期国债的比重，以满足国家长期投资的需要，延缓政府财政的还债负担。2、国债品种可多样化，除了现在一般的财政债券、储蓄债券外，当前特别需要强调加大发行专项建设国债的比重。通过专项建设国债方式可以为国家的一些重点建设项目筹集资金，相应从项目建成后的投资回报中，解决或部分解决还本付息问题，这样做的好处是既有利于加强国家对重点建设的资金支持，也有利于加强建设项目的经济核算，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同时还可以减轻政府的还债压力。3、从整个国家债务的使用结构看，要优先将国债收入用于生产性建设项目，弥补国家建设资金的不足，为国债的回收和偿还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