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措施十篇

时间:2023-03-28 20:49:52

政策措施

政策措施篇1

1.背景。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在土地和股市两大泡沫(一般称“资本泡沫”)的推动下,实现了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在当时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有所谓一枝独秀的美誉。然而,进入90年代后,以地价下降为导火索,资本泡沫逐步破灭,日本经济陷入长达10多年的徘徊或萧条期。1990年GDP增长率达5.1%,1993年下降到0.3%,其后除1996年增长5.0%外,其余年份增幅在1.6%以下,1998年为-2.5%,2001年为-0.5%。失业率由1990年的2.1%,2001年上升为5.3%,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高。而且,同期日本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其一是1995年以后物价连续下跌,批发物价1995年以后7年里,除1997年为0.6%外,其余年度均为负数;消费物价虽不象批发物价那样长期下跌,也有两个年度为负数,基本上在0值周边波动。其二是泡沫经济时期泡沫化了的资本严重缩水。股市缩水:日经平均指数由最高的1989年的38916日元,2000年跌破10000日元,与1989年相比缩水70%以上。其间,虽在1993年和1999年出现过反弹,但均在20000日元以下波动,目前为11500日元左右;土地缩水:土地价格从1991年开始连续11年下跌,2002年1月1日的政府公市地价(日本中央政府国土交通省调查的价格)与最高价格的1991年相比,住宅用地价格共下跌了36.0%,商业用地价格共下跌了62.0%,而且在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下跌幅度更大,同比下跌52.1%和76.1%。

2.政策基调。

针对国民经济出现的长期停滞,尤其是通货紧缩,日本政府采取了以扩大国内需求为主要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预算扩张。税收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由1990年的27.4%,下降到1999年的22.1%,参见表1)。同时,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中央财政预算的债务依存度由1990年的8.4%,上升到2000年的38.4%(参见表2)。另一方面,1992年至1999年,政府共采取了12次以扩大政府公共投资为中心的经济对策。采取经济政策,是在政府感觉到预算安排的扩张力度仍不够,需采取追加预算时的特殊措施,可以理解为对预算扩张的强化或补充。在1992年至1999年的8年里,除1996年和1997年未实施政府经济对策(这两年预算安排仍是扩张的)外,其余6年里每年两次,反映了日本政府对经济的担忧和“关心”程度。据估算,这些政府经济对策共动用资金(包括增发国债和减税等)130多万亿日元。

3.主要政策措施。

日本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措施是扩大国债发行、减税、扩大公共投资和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等。

(1)扩大国债发行。90年代初期日本公债规模不算大,1992年中央和地方公债余额(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债,下同),占GDP比重为61.4%。但在90年代国债规模迅速扩大,2002年公债余额占GDP比重上升为139.6%,约1.4倍。从绝对额上看,日本GDP约为500万亿日元(90年代用现价计算的GDP基本上没有扩大),1990年公债余额约为300万亿日元,2002年为700万亿日元(其中中央政府国债占70%以上),10年增加了400万亿日元,年平均增加40万亿日元,年均递增9%。公债余额增大速度快,无疑是大量发行公债的结果。

(2)减税。在90年代,日本政府除在每年实施一些临时性减税措施外,1994年进行了一次税制改革。其主要特点是提高消费税税率,决定从1997年4月1日起将消费税税率由3%提高到5%(在提高的两个百分点中一个百分点作为地方消费税),同时从1995年开始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1999年再次下调了个人所得税和法人税(公司所得税)的税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300万日元提高到330万日元,低税率(10%)的适用范围由300—600万日元,扩大到350—900万日元,最高税率由50%下调至37%。与此同时,以个人所得为税基的地方居民税(都道府县民税和市町村民税)也采取了减税措施。一般经营性法人的所得税(即法人税)税率也由37%下调至30%。在增税减税同时进行的税制改革中,减税的力度明显大于增税,税负呈不断下降趋势。日本税负1990年为27.4%,1999年下降为21.1%,其后略有上升,2002年为22.9%。1997年因提高消费税税率税负略有反弹,但总体上未能阻止税负下降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减税主要是针对国税的,地方税的税负在90年代保持了相对稳定,甚至稳中有升,1993年为9.0%,2002年上升为9.6%,国税下降幅度增大,1990年国税税负为17.9%,1999年下降为12.9%,2002年为14.0%。

(3)扩大公共投资。扩大公共投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点支出项目。在90年代,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公共投资支出保持了较快增长,每年比上年度增长5%左右(1997年为1.3%,1998年为-7.8%),其在中央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为10—15%。加上综合经济对策等追加预算,政府公共投资规模相当可观。如1998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公共投资比上年度下降7.8%,但是经过两次追加预算后,公共投资支出比上年度实际增长41.1%。日本中央政府公共投资除一般预算安排资金外,还通过财政投融资提供资金。在90年代财政投融资保持了较大规模。1990年财政投融资计划总规模为34.6万亿日元,1999年上升为52.9万亿日元,年平均递增4.8%。由于财政投融资是有偿资金,其投向与私人资本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进入90年代后受到批判和质疑,其增长受到了一定的抑制,近年下降幅度更大。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支出规模也较大,1999年都道府县和市町村政府预算中公共投资支出分别占22.5%和11.3%。日本公共投资主要用于交通、城乡基础设施,治山治水和社会福利设施建设等方面。由于日本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力度,政府固定资产形成规模也大,1998年政府总固定资产形成占GDP比重达6.2%,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平均2%左右的水平。

(4)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日本社会保障实行收费制,其运营原则上独立于财政,由社会福利部门管理。但这并非意味着财政不承担社会保障支出,相反财政资金在社会保障制度运营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除负责公共救助、公共卫生医疗等职责外,对于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医疗保险、年金保险和失业保险也提供资金援助。在90年代,政府资金占社会保险制度给付总额的20—30%。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期间,把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提高老年人群、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作为重要的措施。1998年,政府曾对低收入家庭提供7000亿日元购物券,这在发达国家中是罕见的。90年代各级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较快,以中央财政为例,1990年社会保障支出为11.63万亿日元,2000年上升为16.8万亿日元,10年增加5.2万亿日元,年平均递增3.8%。在中央财政支出中,除作为国债成本的国债费外,社会保障支出增长最快,其在中央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17.5%,2000年上升为19.7%。

二、财政政策效果及“微效”的原因分析

90年代以来日本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发了400多万亿日元的公债,相当于GDP总额的80%。目前公债余额已相当于GDP的1.4倍。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1995—1996年和2000年两次出现了恢复性增长。但是,90年代日本经济呈现出复苏短期化特点。1995年和1996年GDP增长率分别达到1.5%和5.0%后,1997年出现了下降(-2.5%);2000年实现了1.2%增长后,2001年又出现了下降(-0.5%)。长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虽然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两次暂短的复苏,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强化日本经济增长的基础,没有把日本经济推向正常的增长轨道。正因如此,在日本学术界,有人称90年代以后日本财政政策“微效”(即效果不大)。

众所周知,日本政府善于运用经济政策,在战后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项政策的运用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那么,为什么90年代以来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用效果不理想呢?根本原因在于财政政策运用缺乏针对性,而财政政策孤军作战,以及公共投资效率下降进一步影响了财政政策的效果。

90年代日本经济的问题主要发生在国内经济,其对外经济基本上保持了较好的态势。如进出口总额,1990年至2000年年平均递增3.7%,其中出口年平均递增4.3%。贸易顺差,除1994年和1995年两年稍有下降外,其余年度均有所扩大,1999年为1230.4亿美元,比1990年的635.3亿美元增长94%,年平均增长7.6%。由于对外经济势头良好,日元也处于升值状态之中,1990年美元对日元的平均汇率为144.88日元,1995年升为93.98日元(年中最高值为79.75日元),其后有所下降,1999年平均值为113.91日元,目前为130日元左右。

国内经济问题较多,最突出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90年代消费增长非常缓慢,基本上在2%左右,1998年为负数(-0.3%)。而且与政府消费相比,民间消费增长更加乏力。固定资产投资的情况则更糟。1992年至1999年的8年中有6年为负增长(即下降),1998年下降8.3%。同样,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民间投资下降。有5个年度里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虽有增长,有的年度增长幅度还相当大,如1992年和1993年分别增长16.0%和15.2%,仍没能改变总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格局。90年代后期,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减速,1997年和1998年甚至下降,主要是压缩财政投融资规模所至。

导致日本国内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体系遭到重创。金融体系的创伤不仅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预期和信心,而且弱化了金融机构的功能。在资本泡沫膨胀时期,金融机构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泡沫活动之中。一方面,金融机构资产泡沫化。在股市和土地价格飞涨时期,金融机构的资产也以股票等有价证券和土地为主。如1989年3月城市商业银行的有价证券账面收益曾高达34万亿日元。另一方面,在当时日本金融分业经营的框架下,金融机构通过向以证券交易和不动产买卖为主要经营内容的企业(包括金融、财务企业等)融资,实际上间接地将资金投入证券和土地市场。已经倒闭的7个住宅专业金融公司就是典型的例子。总之,在泡沫经济时期,日本金融机构资产也以严重泡沫化了的证券和土地为主。资本泡沫的破灭,不仅导致金融机构的资产严重贬值,而且由于贷款或融资对象的资产贬值,导致经营困难,甚至倒闭,不能还贷,致使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大幅度增加。日本政府关于不良债权的统计标准不断变化,其统计数字也不尽相同。1998年10月金融监督厅公布日本金融机构“有问题债权”为87万亿日元。2001年9月公布的金融机构不良债权为43.4万亿日元,其中银行32.5万亿日元。

金融资产贬值,不良债权增加,对日本经济的打击是破坏性的。一方面,由于消费者和投资者对金融机构的信心不足,出现了谨慎消费与谨慎投资,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日本居民资产以在金融机构的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为主,据统计,1996年底日本居民个人金融资产的52%是定期存款(美国为17%),11%为现金或活期存款(美国为2%)。金融机构的风险增大及其表面化,严重影响了居民对金融机构,乃至日本经济的信心和预期,出现了谨慎消费。90年代初以来日本法定利率多次下调,由1990年8月的6.00%,1999年实行零利率,同期居民消费并没有明显增长。尤其是居民消费贷款在90年代一路下滑。居民谨慎消费影响国内需求,加上生产经营性公司、企业本身资产贬值导致经营困难和负债增加,投资者也出现了谨慎投资倾向。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在大量不良债权和资产贬值的影响下,出现了惜贷行为,金融功能严重弱化。90年代,日本货币供应量(M1)增长率一直在5%左右,有的年度超过10%,而银行贷款增长率很低,仅1%左右,1998年利1999年为负数,

如上所述,日本经济的问题出在金融体系上,而日本政府的对策重点放在扩大公共投资和启动消费上(其中也有一些解决金融体系问题的对策,但成效不大),一定意义上讲是下错了药,政府措施缺乏针对性,这是日本90年代以来长期财政扩张政策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财政政策扩张缺乏必要的货币政策配合,由于金融机构惜贷,实际上形成了财政政策孤军作战的局面,这也是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外,公共投资效率下降也是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因素之一。日本90年代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扩大公共投资,试图以此来扩大内需。但是,公共投资扩大内需的效果与投资效率是有关系的。只有当投资能带动民间的投资或者区域、产业的发展时,其效果才大,这就是所谓乘数效应。众所周知,日本70年代末步入发达国家,其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已具有相当规模,在此基础上再过份扩大公共投资,往往是“奢侈”或浪费。

眼下,我国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政府在1997年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扑灭了日本经济复苏的势头,导致日本经济长期萧条。从而“洋为中用”,提出我国应吸取日本的“教训”,不得调整目前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取向。笔者不能苟同这一观点,认为,他们对日本“教训”的把握不够准确。日本经济在1995年开始恢复增长,1996年增长率达5%。政府针对这一情况对其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了调整。具体讲:(1)通过了《财政结构改革法案》,提出到2003年消除赤字公债(不包括建设公债)发行,并在1997年和1998年编制了相对紧缩的预算,财政预算规模增长幅度下降,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1997年比由年度的28.0%下降为21.6%。(2)1997年4月1日起,消费税税率由3%提高到5%(1994年通过的税制改革法律确定)。(3)1996年和1997年末实施特别的经济对策。但是,从结果看,1997年的财政政策并非紧缩,而是扩张减速。虽然1997年的税负比1996年仅上升0.2个百分点(提高消费税税率的影响),但债务余额继续扩大,1997年末公债余额占GDP比重为84.7%,比1996年上升4.1个百分点。

虽不能完全否认财政政策调整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但是,如前所述,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的根本原因,是金融体系遭重创。假定日本政府在1997年不调整政策取向,日本经济是否就会保持较好增长势头呢?回答是否定的。1997年日本经济出现再度下滑,除固有问题影响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不可忽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虽没有直接波及日本,但它影响了日本的出口,以及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合资企业的收益,同时还影响了日本投资者、消费者的信心和预期,从而影响日本经济的增长。1997年经济增长回落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决不是调整财政政策的“教训”。其后,1999年日本经济重又出现过复苏势头,但仅维持了几个月,2000年下半年开始就又转向下降,其间财政政策并未进行调整。总不能把这次下降的原因又归结为财政政策吧!日本经济在复苏与萧条之间挣扎,是其经济本身的症结决定的。此外,作为结论,认为财政政策取向不可调整,这在理论上也是存在问题的。作为景气调整财政政策,根据经济景气情况调整政策取向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调整就无政策可言。而且这一观点的理论前提也是值得商讨的。该观点认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取向不可调,意味着政府大量的国债和大规模投资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前提。我觉得,如果一国国民经济运行离不开政府的大规模投资,或者说离开政府大规模投资就要出现问题,那么这种经济就不是健康的经济。我认为,我国在实施财政政策时,要吸取日本政府投资效率低下,从而导致政策效果不大的教训,要随时注意财政政策的效果和财政政策取向的调整。

三、日本财政政策展望

1.日本经济社会面临的难题。

当前日本经济社会面临的最主要难题有经济增长依然乏力,人口老年化进程加快和财政能力低下等,它们是决定今后财政政策取向的基本因素。

首先,经济增长乏力。根据内阁府公布的《2001年度经济财政白皮书》,日本政府对当前日本经济增长的预测并不乐观。因出口的恢复,国内库存调整和资本存量调整的结束等,预计2002年度下半年经济会恢复增长,但增长率在1%左右,而且后劲明显不足。主要原因是金融体系问题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预期,制约投资和消费的扩大。而且政府推进的“结构改革”在近期内将增加企业倒闭和失业,加上美国经济的不透明性,经济恢复的动力明显不足。

其次,人口老年化进程加快对财政压力增大。1999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称为老年化比率)为16.7%,已进入高度老年化社会。不仅如此,日本人口老年化进程十分快速。据日本政府预测,老年化比率在2010年将超过20%,2020年将达25%以上,成为世界之最。人口老年化不仅意味着劳动人口减少,影响经济发展后劲,而且将加大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压力。据测算,70岁以上人口人均每年的医疗费为年轻人的5倍,加上现收现付制年金账户的高额赤字等,其对财政的压力是巨大的。

再次,财政债台高筑,能力弱化。90年代以来的长期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扩大,债务累积。2001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债余额相当于GDP的1.29倍,2002年预算通过后,则进一步上升为1.4倍。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十分突出的。根据内阁府的测算,假定社会保障水平及其他税制不变,2005年开始以提高消费税为主来实现长期财政平衡,则消费税税率应提高到23%,同样条件下,2020年开始运作,则消费税税率应提高到34%。日本目前的税制结构以所得税为主,在所得税税制不变的情况下,将消费税税率提高到20%以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日本政府认为调整财政政策取向已刻不容缓。

2.今后财政政策展望与小泉结构改革。

在日本理论界、产业界和政治家中,对今后财政政策取向的看法分歧较大。主流观点主张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他们认为经济复苏是基础,只有经济复苏了才能真正解决财政问题。小泉纯一郎在日本有“怪人”之称,在政治家圈内也属于非主流派。其能成为总理也是人们对主流派政策丧失信心的后果。小泉内阁诞生后,极力主张结构改革,结构改革的核心是压缩政府支出,缩小政府职能范围,加强竞争,活跃市场。从财政政策上讲,主张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他主持编制的中央财政第一个年度预算(2002年度预算)突出反映了这一特点。中央财政一般会计预算收支规模比上年度预算下降1.7%,与上年度决算相比下降5.9%。顶住各方压力,将国债发行规模控制在30万亿日元,公共投资规模压缩10.7%;同时,大幅度压缩财政投资规模(比上年度下降17.7%)。

政策措施篇2

印度是世界上第二人口大国,2001年总人口已超过10亿人,其中劳动人口超过4.05亿人。印度的人口年增长率1991年为2.03%,1998年为1.68%(注:(印)塔塔服务公司:《1998~1999年度印度统计年鉴》第45页。),这意味着每年新增劳动力700万人(劳动力参与率1997年为41.8%)(注:(印)塔塔服务公司:《1998~1999年度印度统计年鉴》第161页。)。因此,就业问题是印度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印度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作出了持续的努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印度经济发展与就业问题

独立50年来,印度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尽管如此,印度经济仍然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就业问题仍然未能较好解决。印度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是消除失业和向千百万无业者提供有报酬的就业机会。然而,50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如1951年印度的失业人数仅为330万,到1990年已上升为2800万(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10页。)。这意味着在这期间印度经济发展未能吸收同期正常增长的劳动力,更不用说减少积压的失业人数。印度未能在解决失业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起主导性作用的因素,一是人口及劳动力过快增长,超过了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新增就业机会;二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技术密集化趋势,导致经济增长加速而就业机会相对减少,进一步加重了就业压力,使印度的失业问题日益突出。失业问题的社会经济后果也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影响之一是加重了印度社会的贫困问题。贫困问题是印度经济社会发展中严重而又长期存在的问题。虽经独立后50年的发展,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全印度人口的比例仍然很大,例如,1992年这一比例为41.7%,即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总数达3.548亿(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18页。)。据有关资料分析,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失业或就业不充分。因此,解决就业问题与消除贫困问题是紧密相关的。虽然印度解决就业问题的效果并不理想,但50年来为解决这一问题而付出的持续努力却不能说没有作用。如果没有长期持续的努力以解决这一问题,今天印度的失业和贫困问题会更加严重。

(二)印度政府在解决就业问题中的作用

印度的就业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发展问题,它是由印度市场经济的欠发达所造成的。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加快发展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这方面仅仅依靠市场经济运行的自发性作用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主体的政府可以发挥极为重要的能动作用。独立以来,印度政府为解决就业问题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重视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宏观管理和控制作用,把国家置于引导经济发展的中心位置,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度政府一方面发挥“企业家”作用,直接参与并调节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发挥经济调控者作用,通过编制实施经济计划,颁布法令、政策,利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调节印度市场经济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实现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注:参见陈继东著:《独立后印度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43页。)。可以说,如果没有50年来印度政府的这种双重作用,印度经济是不能取得显著发展和进步的。换言之,印度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就业压力,印度政府的促进作用功不可没。

第二,印度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从印度这一人口大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走适合自己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从印度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口大国的国情出发,印度政府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十分强调发展中小企业,发挥中小企业劳动密集的特点,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印度大规模工业化进程从“二五”计划开始,也就在这个时候,印度政府颁布相关政策,为小型企业保留了部分行业领域,不许大型企业参与经营,有力地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所吸纳的就业人数亦显著增加,从1979~1980年度的670万人扩大为1997~1998年度的1670万人,增长约1.5倍(注:(印)塔塔服务公司:《1988~1989年度印度统计年鉴》第84页。《1998~1999年度印度统计年鉴》第91页。),有助于减缓就业压力。

第三,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强调控制人口增长规模,取得一定成效,有助于减缓就业压力。印度政府从“四五”计划开始重视人口问题和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经过近20年的努力,印度的出生率已从1961~1970年的平均41.2‰下降为1981~1990年的平均32.5‰。印度人口增长率也相应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从1971年的24.8‰下降为1991年的23.8‰,1998年估计人口年增长率为1.68%(注:(印)塔塔服务公司:《1998~1999年度印度统计年鉴》第45页。)。人口及劳动力增长规模控制,有助于减缓就业压力。

第四,大力推行各种就业计划,努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减轻就业压力和消除贫困。

二、印度的就业计划及其措施

大力推行各种就业计划,努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是印度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措施之一。尽管这些计划的实施结果与预期目标还有差距,但积极作用是应予肯定的。

(一)经济发展计划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

失业和就业不充分是印度贫困的重要因素。因此,从一开始起,印度的经济发展计划就把实现充分就业列为经济计划的重要目标。

“三五”计划明确规定经济计划的长远目标:“最大限度地增加生产,充分就业,实现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这些都是目前条件为人们所接受的计划目标。它们实际上并不是不同的概念,而是国家须致力实现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目标,这些目标没有哪一个能在排除其他目标的情况下实现,发展计划必须对所有目标给予均等的重视(注: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第一个五年计划》第28页。)。”印度经济计划的制订者认为,增加投资就会带来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增加,因为当国民收入随着投资的扩大而增加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自动提高,就业便会扩大。因此,在印度的第1个五年计划至第5个五年计划中,虽然增加就业一直是这些五年计划的目标之一,但在每一个计划里却找不到为每个经济部门和地区所专门拟定的就业计划,以便一方面促进就业,另一方面增加国民收入。之所以出现这一弱点,在于计划的制订者未认识到只有在选择了适当技术的情况下,投资和国民产值的增加才能相应创造出更大的就业。其结果就是五年计划关于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落空了,失业率随着一个计划接着一个计划持续增加。例如,“一五”计划结束时,失业率仅2.9%,失业人数为530万人;“二五”计划结束时失业率上升为3.6%,失业人数增加为710万;“三五”计划结束时失业率进一步上升为4.5%,失业人数达960万(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50页。)。

“六五”计划在就业政策的序言里承认:“在就业方面,情况远远不令人满意。过去10多年来,失业和就业不充分的人数大大增加。因此,我们的就业政策应当包括两个主要目标:通过提高有偿就业的增长率来减少就业不充分和减少通称为公开性失业的经常性失业。”“六五”计划开始时的失业总人数为1200万,“六五”计划预计在1980~1985年间将新增劳力3430万,计划新增就业3430万个,到该计划结束时的失业总人数仍为1200万。“六五”计划的就业目标总体上得到实现,到1985年3月第7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失业总人数为920万(注:但印度经济学家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失业总人数为1390万。见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52页。)。

“七五”计划改进了计划方法,在计划方案中列出了各部门设想的就业增长指标,并预计在该计划期内的4756万个标准人/年的就业总需求中,有4036万个可望得到满足,即就业年均增长率为3.99%,那么,到“七五”计划结束时的失业率将仅为2.1%,失业总人数为722万。但鉴于80年代期间,劳动力一直在以年均2.2%的速度增长,而就业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55%,因此,失业人数增加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

“八五”计划开始时印度的失业总人数为2800万左右。“八五”计划估计在1990~1995年间将新增劳动力3700万。因此,“八五”计划文件把该计划期间的就业增长率定为3%,以保证就业目标的实现。“八五”计划的前三年,就业人数增加了1878万人,这使1992~1995年的就业年增长达2%,但仍低于计划的年均增长率。“九五”计划把在增长过程中创造充分就业机会列为计划的一个基本目标,强调在高失业率和就业不足地区集中发展更多劳动密集型项目、部门和技术。同时,鉴于失业率很高和临时工不断增加,“九五”计划决定实施一个国家就业保障计划来增加穷人的就业机会。(注: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第九个五年计划建设报告》(1997~2002),转引自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8年英文版,第868~874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发展计划是印度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主要工具,在每个计划的文件中都把实现充分就业列为基本目标。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和政策上的问题,前5个五年计划未对各部门、行业的就业增长作具体规划,而依赖于经济增长自动增加就业机会,其结果是导致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从第6个五年计划开始,计划文件对总的扩大就业目标进行了按部门的分割性规划,并注意发展劳动密集型项目来增加就业,收到了一定效果,有助于减缓失业压力。但是“七五”计划和“八五”计划中都存在就业平均增长率高估的问题,实际就业年均增长率不仅低于计划指标,同时也低于新增劳动力的年增长率。这样,印度失业的总人数仍在不断扩大。尽管有这种问题,但总的失业率未出现明显上升,还略有下降,应该说经济计划对扩大就业所做的安排和相应的努力是有成效的。总的看来,解决就业问题仍将是印度经济发展计划的一个长期目标。

(二)乡村发展计划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

印度政府还通过实施各种乡村发展计划来增加就业,因为印度最主要的失业者分布在广大的农村。而要促进广大乡村的发展和消除贫困,给农村广大无业者或就业不充分者提供有偿就业机会是必不可少的措施之一。因此,印度从第4个五年计划开始,就陆续在不同地区,不同范围内实施了多种乡村发展计划,以促进增加就业。需要指出的是,乡村发展计划是一种综合性计划,它包括乡村和安全饮用水、道路设施建设等项目,还包括在乡村开展扫除文盲和进行技术培训、扩大医疗卫生保健网络等内容,而不仅仅是安排有偿就业。在此我们主要对乡村发展计划中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进行分析。

70年代初,印度政府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制定解决失业问题的措施。该委员会提出了农村电气化、修建公路和农舍及小型灌溉工程等方案,以缓解农村的失业和就业不充分。该委员会还建议,应当最优先实施农村服务中心的计划,因为该计划有助于向工科大学生和技术人员提供就业或自我就业的机会。在1973年该委员会的报告发表以后,印度政府为提供就业和缓解就业不充分而实施了以下措施:1.农村工程计划。该计划以修筑永久性民用工程为重点,以此来缓解实施该计划地区的落后状况。2.边际农和农村劳动力计划。该计划是对农村的边际农等贫困家庭发放专项贷款,使之用于饲养家禽、养鱼、养猪和从事园艺之类的辅行业,扩大自我就业。3.小农发展机构计划。该计划通过相应机构向小农提供专项贷款,帮助他们采用最新技术开发农业的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活动,以此减少季节性就业不充分。4.综合旱地农业开发计划。该计划开展土壤保护、土地开发和水利等永久性工程。这些计划项目是劳动密集型的,据估算,每投资1000万卢比,就可为大约1.5万人提供就业,因此可为计划项目实施地区提供大量就业机会。5.农村服务中心计划。该计划是向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和文凭持有者自谋就业提供援助,帮助他们在农村建立车间,从事农业机械的安装、维修、设备和零部件供应等等技术服务工作。援助对象主要是机械、农业、电机工程及其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6.地区发展计划。该计划带有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性质,它涉及到在10个大型灌溉工程地区建设足够的公路、综合市场等基础设施,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也相应增加就业。7.为农村就业的现金计划。该计划对包括治理水土流失、小水利、土壤保护、造林、防洪、垦荒、养鱼业、饮用水和道路建设等各种劳动密集性和生产性的农村发展项目提供资金,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该计划规定,在每个区设立的一个项目要向100人提供在一年里平均持续工作10个月的就业,同时,与当地发展计划相一致,每个项目要生产具有耐用性的商品或建立永久性的资产。上述各种农村就业计划在70年代中期(即“四五”计划期间),仅中央政府就耗资17亿卢比,但效果并不显著,因为这些计划的缺点是“应急”性的和地区性的,缺乏总体规划和持久性。它们可以暂时性提供一些就业机会,项目完后失业或就业不充分又恢复了。

1977年,印度政府所积累的缓冲储备粮达2000多万吨,印度的粮食自给基本实现。在经济学家建议下,印度政府制定了以工代赈计划,即用粮食来支付生活低于贫困线以下的人的劳动工资。该计划的目的在于:一是为农村地区的人们提供有偿就业的机会;二是增加生产和提高农村地区生活水平,新创社会财富,加强基础设施;三是利用过剩的粮食,开发国家的人力资源。该计划的实施方式是:政府用粮食来支付在该计划项目中就业的全部和部分人的工资。中央政府以粮食的形式分配给各帮政府,以资助邦政府承担的正在进行的计划项目或一些特殊项目的资金,并授权由乡村自治会之类的基层权力机构来具体实施该计划。

印度中央政府在1978~1980年间分配了270万吨粮食给以工代赈计划。计划实施的效果是:受益者中70%以上是劳动家庭和农村人口中的最贫困阶层;各受益家庭的收入增加了17.17%;就业总共增加约10.9%,每户就业的平均人日数从计划实施前的403个提高到实施后的447个;创造了一大批基础设施性的项目,以工代赈所占比重为60%。以工代赈计划的效果是明显的,因此,印度政府决定继续在更大范围实施。从1980年10月起,以工代赈计划更名为全国农村就业计划,由印度中央政府发起组织并提供50%的援助。该计划设想每年为失业者和就业不充分者新增30~40亿个人日的就业机会,计划所包括的项目有:饮水井、社区灌溉井、村储水池、小型水利工程、农村道路、学校和乡村评议会议事场等基础设施。在“六五计划期间,中央和邦政府实际支出资金183.4亿卢比,全国农村就业计划共创造就业17.75亿个人日,实现了162亿卢比的拨款指标和15~20亿个人日就业机会的预期目标。“七五”计划的拨款指标为248.7亿卢比,其中由中央政府支出125.1亿卢比,邦政府支出123.6亿卢比,预计总共创造14.45亿个就业人日。据“七五”计划前4年的资料,1985~1986年度至1988~1989年度共支出294.0亿卢比,已创造了14.77亿个就业人日(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58页。)。可以说该计划的实施是较为顺利的。

印度政府还于1983年8月15日开始实施一个称为“农村无地劳动者就业保证计划”的新计划作为全国农村就业计划的补充。农村无地劳动者就业计划的资金完全由印度中央政府筹集。“七五”计划由中央部门提供174.4亿卢比资金,其目标是在此期间创造就业10.13亿个人日。“七五”计划前4年实际支出了241.2亿个人日。“七五”计划前4年实际支出了241.2亿卢比,共创造就业机会11.54亿个人日。

1989年4月28日,拉·甘地总理宣布实施贾瓦哈尔就业计划。该计划是由现存所有农村工资性就业计划合并而来,这也就意味着全国农村就业计划和农村无地劳动者就业保证计划为贾瓦哈尔就业计划所取代。在1989~1990年度至1993~1994年度的5年间,该计划总支出共1107.2亿卢比,其中用于小水利278.6亿卢比,占25.2%;用于乡村道路247.8亿卢比,占22.4%;用于村落和房屋建设166.0亿卢比,占15.0%;用于学校和社区场所86.8亿卢比,占7.8%;用于人工造林48.0亿卢比,占4.3%,其他项目280.0亿卢比,占25.2%。其所取得的效果也是明显的,共建成水井44.7万个;村落49,478个:建房148万间;学校16.8993万所;乡村道路67.4万公里;饮水井48.9万个;村庄储水池32.9万个;人工造林65.5万公顷。(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版,第367页。)目前,贾瓦哈尔就业计划仍是印度政府所实施的主要的乡村就业计划。

(三)各种扶贫计划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

贫困是一种社会现象,指的是社会中一部分人甚至不能得到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在印度,贫穷被界定为生活在最低生活水平之下的状况。许多经济学家和组织对印度贫困范围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尽管他们据以进行分析的方法和衡量标准不同,因而得出的关于印度贫困状况的看法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印度社会,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存在大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即贫困是印度社会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同时也都承认,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和政府实施各种扶贫计划,低于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开始下降,但穷人的绝对数仍在继续扩大。造成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失业和就业不充分;穷人缺乏财产基础;穷人受教育程度低因而收入也相应低;个人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等等。因此,消除贫困是一项涉及各个方面、多领域的系统工程,其中,解决就业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在印度政府所实施的扶贫计划中,都包括有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

提高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历来是印度经济计划的目标之一。“二五”计划说要改变低层人民的“状况”,“四五”计划又说要提高普通人和社会贫弱阶层的生活条件,特别是保证“就业和教育”。该计划还强调要实施“全国最低需求计划”以便改善较低收入阶层的条件。尽管如此,印度穷人的数量仍继续增加。1971年提出了“消除贫困”的口号,从此把贫困问题提到了政府议事的中心位置。“五五”计划指出:“失业、半失业以及大量生产者缺少资源基础,特别在农业部门,是贫困的主要原因。”“五五”计划提出,“将对失业、半失业和大规模的贫困问题发动一场直接的进攻。”(注: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对“五五”计划一种有利的方法》,转引自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23页。)“六五”计划为此目的制定了一个反贫困计划即“农村综合发展计划”。农村综合发展计划的基本战略是,通过促进贫困家庭的自我就业,以便随着生产资料的转移,使他们得到收入,帮助他们跨过贫困线。该计划于1980年10月2日在全印5011个区开始实行,其主要措施是按逐级补贴的办法,即遵循穷者最先受益原则,对部落民补贴资本成本的50%,边际农、农业工人和农村手工业者占33.3%,小农占25%,通过对这些家庭的投资,帮助他们实现或增加自我就业。所需经费由中央和邦政府按50∶50的原则来分担。“六五”计划期间为该计划实际支出166.1亿卢比,受益者总人数1656万。

“七五”计划期间该计划使1820万户家庭得到援助,其使用经费331.6亿卢比。除此之外,由金融机构发放了537.2亿卢比定期贷款。这样,总共投入868.8亿卢比帮助1820万户受益者,其中45%的受益家庭属于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60页。)。1990~1991和1991~1992年度期间,该计划共支出391.9亿卢比,受益者为540万户,其中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占受益者的比重上升为51%(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60页。)。

“八五”计划期间,通过加大对每户援助力度,帮助受援家庭跨过贫困线。具体措施一是把对每户家庭的投资额从过去的6000~8000卢比提高为12000卢比,二是实施“家庭信贷计划”,把金融机构对受援户的贷款额扩大为2000卢比~25000卢比,使之能够跨进贫困线。“九五”计划为了重新调整乡村发展计划的方向并加大其贯彻力度以减少农村贫困,“农村综合发展计划”的战略重点从个人受益转向群体受益,同时延长高投资水平以确保项目的可行性。同时,援助的内容扩展为培训穷人的技能和技术改进以及提供适宜的基础设施(注: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第九个五年计划建议报告》(1997~2002),转引自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8年英文版,第868~874页。)。总的看来,扶贫计划中的扩大就业措施不同于就业计划,它是通过援助贫困户使之逐步具备自我发展能力,从而实现自我就业和最终脱贫。而就业计划则是为失业者安排就业机会从而使之得到收入。二者的区别在于,扶贫计划有“治本”的作用,而就业计划更侧重于“应急”。两类计划同时实施,可收相互补充之效。

三、印度的社会保障体系

市场机制具有巨大的能量,但也有先天的缺陷和不足,对于它带来的利益关系不平衡,必须由国家加以协调,这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社会保障体系就是国家利用自己的权力对国民收入进行宏观调控,为普通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印度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体系主要由公共分配系统、社会保险措施、对农业工人的保障措施等三方面内容构成。

(一)印度的公共分配系统

印度的公共分配系统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政府监督和指导下,由国家给予财政补贴,专门向低收入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零售商业系统,即平价商店。印度现有45万多个平价商店,遍布全国各地城乡,包括边远地区、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也都开设有平价商店。按照规定,当局向低收入居民发放购物卡,这些居民持卡可到平价商店购物。目前平价商店主要供应小麦、大米、白糖。食用油、布匹、煤炭和煤油等7种生活必需品,有的还供应茶叶、肥皂、火柴、食盐、豆类等重要生活品。为了保证这一系统的正常运转,印度政府每年拨出巨款进行补贴,仅粮食补贴一项,中央政府的支出已从1991~1992年度的285亿卢比增加为1997~1998年度的750亿卢比,1998~1999年度达900亿卢比(注:印度政府:《1998~1999年度经济调查》第67~68页。)。为了对公共分配系统进行监督,还专门成立了消费监督委员会。印度的公共分配系统在实现社会公正方面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深受低收入平民百姓的欢迎。它既有利于低收入的消费者,也有利于生产者。因为通过该系统,一方面使低收入消费者获得平价商品,另一方面使生产者获得政府的支持价格和稳定的国家市场。

(二)印度的社会保险措施

印度的社会保险措施目前主要包括疾病、事故和养老方面的社会保险制度,其受益者主要是对工厂工人(20人以上的企业)和国家雇员,不包括小企业的工人和农业工人。其具体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法令中:

《雇员国家保险法》。1948年通过,其目的是向工人提供强制和捐助相结合的健康保险,为病、孕、伤工人提供医疗帮助,现金补贴,为死亡工人的亲属提供抚恤金,为接受保险者在死亡时提供丧葬费。《雇员准备基金和其他专款法》,1952年通过,主要内容是向企业雇员提供准备金、家庭养老金和保证金相联系的保险。《煤矿准备基金和奖金计划法》(1948年),专门解决煤矿工人的保险。《养老金支付条例》,1972年通过,为企业雇员提供养老金。家属抚恤金方面主要有《1971年煤矿家属抚恤金计划》和《1971年雇员家属抚恤金计划》。在生育津贴方面主要有《1961年生育津贴条例》以及各邦的相关立法。此外,印度先后颁布了100多个劳动保护方面的法规,涉及工资待遇、工作时间、劳动环境及人格保障等诸多方面,也是社会保险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对农业工人的保障措施

政策措施篇3

在80年代至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德国政府在扩大内需方面所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

1、注重运用财政政策,充分发挥税收、国债和政府支出等财政政策工具在抑制经济衰退、促进社会有效需求增加的导向作用。

(2)在公债政策方面,德国在1967年制定的《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中,严格禁止政府在经济过热时期发行公债,但它不反对政府在经济衰退时期发行公债。

(3)在财政支出政策方面,90年代以来,德国政府在增加政府采购和扩大公共工程支出方面均有较大的举措。

2、积极培育市场主体,有效发挥微观经济机制在刺激经济增长、增加社会供给的基础作用。

(1)减轻企业负担,并积极扶持和帮助中小企业。德国政府于1997年元月取消了财产税。财产税的取消意味着减轻企业50多亿马克的负担。德国政府下一步的计划是取消营业资本税。与此同时,德国政府还积极鼓励并大力扶植中小企业发展。德国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小企业实行优惠政策,如制定并实施促进中小企业的创新计划,其资金来源于欧洲复兴计划,目的是为开发新产品、新工艺和为服务行业与市场营销工作提供资助。

(2)降低国有率,实行公共企业私有化。德国政府认为,降低国有率和实行公共企业私有化,可以为个人和企业开拓新的活动领域,并有助于经济效率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为此,德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私有化工作,许多航空、铁路部门如德国汉莎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德国铁路股份公司已成为私人掌管的企业。

3、不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注重发挥高新技术产业对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带动作用。德国政府清楚地认识到,仅靠现有的产业结构和已往发展道路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此作为契机或突破口,带动德国经济从低迷走向高涨。因此,所作的主要工作是:

(1)制定和实施“今后四年经济政策目标”。从1994年起,德国政府开始实行这项目标计划,其具体内容为,支持通讯、金融、服务、环保、卫生、保健等应增长的部门,以此创造新的大量的就业机会来对付传统工业结构性生产过剩所造成的失业问题;谋求削减银行在工业中的资本份额,以辣少企业在改革创新、采用先进技术及为此进行风险投资时的约束与限制;削减福利开支,使全部?福利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超过1/3.

(2)加大教育、科研和培训的投资,以推动包括作息技术在仙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培养更多的技术熟练的劳动者。德国政府专门提出一项法律草案,给全部或部分时间参与培训者以资助德国政府还致力于创设新职业工种工作,目前已初步拟设30个职业工种,并开始进行试点培训。

二、日本政府扩大内需的政策

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不振,最大的问题是内需严重不足。针对实体经济方面存在的“三过”,即设备过剩,债务过大和雇佣过多,日本政府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日本政府逐步放宽金融市场限制,诱导实行事实上的“零”利率政策,并制定新的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和综合性提高产业竞争力的规则。在具体政策方面,政府给低收入者直接发放现金地域振兴券,降低房地产交易收入所得税。地域振兴券不准流通,但可以作为现金代用券直接购物,是一种能够直接刺激最终消费的暂时性措施,主要解决低收入者消费能力下降的问题。政府降低不动产收入所得税,则减轻了购买住宅的负担,直接刺激了住宅产业的复苏。

日本在采取相应经济政策措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同时,正在制定并准备实施新的中长期振兴经济综合计划。当前的重点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开拓和发展新产业,创立新企业;制定综合雇佣对策,解决失业人员的救济和再就业问题。目前被确定并准备大力发展的新兴产业有高科技产业,特别是信息、通讯和与知识经济相关联的产业;环境保护和与环保相关联的产业;与高龄社会相关的老人的衣食住、保健、医疗、生活护理、文体娱乐等的三大新兴产业,促进日本经济的增长,而且可以使日本经济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比利时政府刺激消费的措施

在比利时,政府部门在促进消费方面行使三大重要间接职能:

第二,健全各种社会保障机制和规则,如退休金(包括养老保险)、失业金、医疗、教育、财产保险制度等,并监督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经营性机构的正常运行。这一职能的发挥需要政府进行长期的规划,采取国家福利与社会保险体系相结合的方式,使社会逐步建立起适合消费不断增长的宏观环境。

第三,通过不断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以税收和利率调节为杠杆刺激消费增长。利率的变动对消费最为敏感,降低利率会使相当一部分资金流向资本市场,增加再投资领域的资金总量,从而有利于促进生产活动,增加就业机会和就业者的收入。税收作为另一项有效措施对刺激消费增长同样重要。比利时的具体做法是,对创办新企业或雇佣失业者的企业予以不同程度的经济补贴和适当的税收减免,资金来源主要是从再就业者停止发放的失业金中提取,这样做不仅减少了政府、社会的负担,降低了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而且就业岗位的增加使有固定收入的人数增加,消费的总体水平也就相应地得到有效提高。

四、韩国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对策

韩国采取的根本对策是振作景气,改善总体经济环境。具体措施包括:加快企业结构调整和金融结构改造步伐,增强产业发展潜力和竞争能力,提高国内外对韩国经济的信心;及时采取刺激内需政策,扩大财政预算投资规模,提前执行预算计划,一季度基础设施和失业对策预算执行" 额达9.8亿韩元,将近全年的1/3;集中搞活住宅建设,年内投放住宅资金达9.4万亿韩元,其中提供居民购房、租房贷款4.5万亿韩元。同时,强化对企业的金融、税收扶持,促进生产和设备投资,降低并保持利率稳定。在此基础上,政府提出“健康消费是美德”的口号,鼓励居民扩大消费。

在韩国,数量众多、财力殷实的中产层成为消费的主导力量。然而,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大量中产层沦为低收入层,中产层所占比重由61.1%减为45.1%;相反,低收入层人口却由34.6%上升为54.3%.显然,中产层崩溃是消费冷淡的主要因素,韩国政府在消费政策上把扶持中产层放在重要位置。所采取的政策主要是:

1、扩大对中小风险投资企业和工商业者的创业支援。年内拟安排风险企业创业贷款7500亿韩元,扶持3万多家风险企业创业。同时将自营工商业者创业及经营支援资金由1000亿韩元增至3000亿韩元。

2、强化以中产层为重点的职业培训。适应中产层知识水平较高的特点,主要在金融、电脑网络、音像、信息通讯等知识产业和服务产业等部门,以中产层为对象实施专门职业培训,借以减少中产层失业,并借助其发挥活跃经济的作用。

3、实施综合税收优惠援助,包括对中产层存款给以利息免税及低税等优惠,对中小制造业实行特别税收减免,通过扩大非纳税部分减轻继承税负担,并设法减轻住宅及子女教育方面的纳税负担。

4、维持中产层家庭的生活安定。向中产层家庭失业者提供长期低息“家计资金贷款”,帮助其稳定生活和另谋生计。截止今年4月中旬,接受贷款支援者达17.6万名,援助金额为1.1万亿韩元。

五、越南扩大投资、刺激内需的措施

目前越南市场供求关系中存在着一些脱节的现象:一是商品尚不丰富,但却出现了剩余的现象,如钢铁、水泥、布匹等库存积压数量很大,消费缓慢。二是企业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生产出的产品却大量积压。三是投资资金严重缺乏,但居民和经济组织的大笔资金却又大量闲置。四是商品和生产价格下降,下降的原因并非由于生产成本和流通费有下降,而是因为购买力和偿还能力下降。

越南有关专家认为,以上问题可以用刺激需求的措施加以解决,但不应该鼓励进口商品的消费。因为这种消费不仅不能促进国内生产,还使得目前尚缺乏竞争力的国内产品受到冲击。现在刺激内需最有效的措施是扩大投资。目前越南国内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左右。有关专家指出,加快投资速度应该迅速落实优惠信用资金计划,尽快发放和促进今年的资金到位。

此外,刺激内需应增加企业投资,加大对水利工程、农村交通、居民住宅、电力系统、生活供水等领域的投资。对于企业,应采取降低税收的方式使之增加积累,提高投资能力;同时降低贷款利率,鼓励企业贷款进行投资;加快国有企业股份化的速度。

在消费方面,有关专家认为,应注意不同消费层次居民的需求,对中等收入以上的阶层,除了鼓励他们向生产经营直接投资外,还应鼓励他们进行合理消费。对于生活尚不富裕的普通消费者,则应以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参加工程建设的方式解决就业和提高收入;应该面向农村组织商品销售网络,同时建立消费信贷基金,实施分期付款的购货方式;部分商品价格应该下调,特别是积压商品;对货币贬值部分则应实行补贴。

六、马来西亚扩大内需的具体措施

马来西亚于去年9月实行“外汇管制”,在稳定汇率和金融市场的前提下,通过放松银根,大幅增加公共开支等措施设法拉动内需,使经济逐步走上复苏轨道。采取的具体措施主要有:

1、稳定金融、鼓励放贷。为扭转经济颓势,马哈蒂尔总理亲任财长,并宣布实行外汇管制的大胆措施,把汇率固定在1美元兑换3.8林吉特。同时,马政府还成立国家资产管理公司,通过该公司向10家金融机构注入61亿林吉特资金,使其资本充足率达到11.9%,给银行增加放贷提供保证。

2、大幅增加财政开支和基础设施投资,促进消费需求。在1999年预算案中马哈蒂尔开出了约占国民生产总值6%的166亿林吉特巨额预算赤字,通过公共开支和消费以及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私人投资和消费,重现经济活力,扭转经济滑坡的局面。

3、放松银根,鼓励银行放贷。央行从去年9月实行外汇管制后,多次调低利率,以鼓励银行放贷,央行法定储备金由今年初的8%逐步调至4%,商业银行流动资产对负债比率从17%降至15%.

4、实行振兴经济的税务措施。根据马预算案,原本到2000年应缴付的1999年的所有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将豁免。此外,政府还对一些企业实行税收优惠,如国际贸易公司实行70%的免税率等。

6、配合政府优惠政策促商机。在政府发起的“居者有其屋全国购买产业运动”中,大约200多家企业和银行及几乎所有保险公司参加了该促销活动,银行通过优惠贷款,企业通过降低成本来削减商品价格,保险公司则为产业购买者提供25%的产业保险优惠及10%的购买产业抵押险,同时个人只要象征性地交1林吉特就可获得1万林吉特的个人意外险。

7、企业、银行、商家等联合启动电子商务,用先进科技开发商机,刺激消费,取得良好效果。去年马电子商务交易为8000万林吉特,预计今年将达到3亿林吉特,此后两年将以每年4倍的速度递增。

七、智利刺激国内需求和措施

智利总统弗雷宣布了八项紧急经济措施,旨在刺激国内需求和促进经济恢复增长。其措施主要包括在财政预算范围内,通过有关部委和市政厅增加在道路、水利和农村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广开就业门路;振兴建筑业,通过减税鼓励住房销售,同时增加对劳动者住房的补贴;国家银行重新安排中小企业债务,特别免除小型企业、微型企业以及个体户所欠债务的利息和罚款;建立出口信贷保险,完善出口商保险基金;通过国家补贴的办法鼓励私人企业雇用大学、职业学校和技术学校的在校生;敦促议会尽早通过“失业工人保护法”;增加市政建设、社会基金和学校基础设施基金资金;提高铜产量,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资料来源:

《1》齐兰《德国政府扩大内需的政策及其借鉴意义》《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4期

《2》赵文斗《财政货币手段并用 刺激内需端倪渐显》《经济日报》1999年6月15日

《3》孙健《政府搭台 市场唱戏》《经济日报》1999年6月4日

政策措施篇4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大决策,指导和支持企业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开拓市场,增加有效生产,增强竞争能力,促进经济稳定较快增长,特制定如下意见。

一、正确把握形势,坚定发展信心

当前,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日趋严峻,对全国和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逐步显现。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国家果断调整宏观调控导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措施,特别是国务院公布的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为我们有效应对风险挑战,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支撑。各级、各部门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冷静地研判形势,辩证地看待困难,积极抢抓我市进入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的机遇,努力把握宏观政策调整蕴含的发展空间,推动全市又好又快发展。

二、加强信贷支持,做好要素保供

全市金融机构要抓住国家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有利时机,改进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加强与政府部门、担保机构的情况交流与协调配合,积极探索多种抵押质押贷款方式,切实加大对重点骨干企业、成长型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当前,要重点落实好对产品有市场、经营有效益、资金周转遇到暂时困难企业的信贷扶持。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确保今年工业贷款增幅高于去年,明年的工业贷款规模要有更大增长。从12月份开始,对各商业银行新增工业贷款情况进行按月通报,将新增工业贷款落实情况与财政性资金存款数额挂钩。政府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推进银企合作,为项目找资金,为资金找项目,努力缓解企业资金困难。要加强国有资金对担保机构的资本金投入,2010年前,市级国有控股的担保公司资本金增加到2亿元以上,*年底前先增加5000万元;2010年前,县区国有控股的担保公司资本金增加到1亿元以上。要进一步做好电力、煤炭、成品油供需衔接和应急保障工作,做好港口、铁路运输平衡工作,保障企业生产经营需要。

三、加强引导扶持,全力开拓市场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推动和鼓励企业加快调整产品结构,加强产销衔接,扩大市场份额。加快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实施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努力扩大农村需求。引导企业抢抓国家扩大内需的机遇,及时提供信息,搭建项目对接平台,组织开展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供货和重点企业配套对接活动。在同等条件下,政府采购项目优先使用本地工业产品。以增加信贷支持和资金扶持的方式,鼓励重点连锁企业和商贸企业增加地产工业品采购。对市政府组织参加的国内外重要展销活动,由财政资金对参展企业摊位费给予全额补贴。

四、加强项目扶持,推动企业发展

市各相关部门要抓住国家和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机遇,加强与国家和省有关部门的汇报沟通,争取有更多的项目进入国家和省计划盘子。引导和鼓励企业在国家的宏观政策框架内找项目,在区域经济规划内找项目,在本地具有优势的产业上找项目,在市场需求和高科技领域中找项目。按照产业导向和项目申报的要求标准,在全市范围内重点摸排、跟踪衔接在国内同行业有竞争优势的“单打冠军企业”,提前做好项目报批的各项准备工作,完善项目储备库。尽快实施一批带动性强、投资规模大、技术水平高、市场前景好的工业项目。自2009年起市财政每年安排500万元工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以后视财力情况逐年增加,用于做强做优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做强做大企业集团、淘汰落后产能等方面的重点技术引进、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项目的支持。

五、减轻企业负担,营造良好环境

市各有关部门要把面向企业的各项优惠措施真正落到实处,将优化投资发展软环境从关注日常工作、办事程序、服务态度等环节向重视创新思路、破解难题、推动发展转变。要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苏北地区加快发展的政策意见》、《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意见》、《关于取消和停止征收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的通知》等文件精神,进一步规范行政事业收费行为,降低涉企收费,减轻企业负担,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支持企业发展。对经营有困难的企业在房产税、土地使用税、水利建设资金等方面给予减免,对资金确有困难的企业,报经批准缓交税款。

政策措施篇5

一、政策措施的适用范围

(一)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和本实施意见的适用范围,包括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单列)和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上述地区以下统称:西部地区)。其他地区的民族自州(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土家族自治州、吉林省延边朝鲜自治州),在实际工作中比照有关政策措施予以照顾。

二、加大建设资金投入力度

(二)提高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包括中央基本建设投资资金、建设国债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的比例。国家政策性银行贷款、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优惠贷款,在坚持贷款原则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安排西部地区的项目,争取提高用于西部地区的比例。

(三)对国家新安排的西部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投资主要由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其他专项建设资金、银行贷款和利用外资以及企业自筹资金解决,不留资金缺口,地方政府在土地使用、收费减免等方面积极配合。要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关系西部开发全局的重大工程,如“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公路国道主干线、水资源合理开发和节约利用等。

(四)中央将采取多种方式,筹集西部开发的专项资金,支持西部开发的重点项目。铁道、交通、水利、农业、林业、信息产业等部门在安排建设资金时,要继续提高用于西部地区重点项目的比重。

三、优先安排建设项目

(五)以科学规划为指导,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在西部地区优先布局一些建设项目,包括:水利、公路、铁路、机场、管道、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特色农业发展、水电、优质煤炭、石油、天然气、铜、铝、钾、磷等优势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特色旅游业发展、特色高新技术及民技术产业化。

四、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六)加大对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指民族自治区、享受民族自治区同等待遇的省和非民族省份的民族自治州)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力度。随着中央财力的增加,中央财政逐步加大对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一般性转移支付以各地标准财政收支差额作为计算的依据,按科学合理的原则,根据客观因素计算标准收入和支出,采用统一公式,不受主观因素影响。在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方面,对民族地区给予适度倾斜。从*0年起,中央财政安排一部分财力,专项用于对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

(七)中央对地方专项资金补助向西部地区倾斜。加大对西部地区农业科技发展、旱作农业、节水农业、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农业病虫害防治和救助等方面的投入力度。支持在西北地区开展空中云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对水土条件和沙尘暴进行监测、预测。加大对西部地区农业综合开发的投入力度,以改造中低产田为重点,改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大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促进产业化经营;有选择地建设现代化农业示范区和科技示范区。从*1年起,根据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适当调减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资金地方配套比例,增加对土地治理的投入。对西部地区财政困难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因执行1999年出台的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城镇低收入居民收入政策而增加的支出,由中央财政给予适当补助,补助额根据各地机关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职工人数、月人均工资和离退休费增加额及转移支付补助系数确定。中央补助地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适当向西部地区倾斜。教育、科技、卫生、政法、文化、文物等专项资金补助的分配,也要向西部地区倾斜。

(八)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用于西部贫困地区。随着中央财力的增加,逐步加大对西部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的扶贫资金投入力度,主要用于贫困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种植和养殖业、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和先进适用技术推广与培训等。

(九)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国家在安排基建投资、财政专项补助资金和对地方财政减收补助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基建投资包括封山育林育草、飞播造林、人工造林和种苗设施建设补助等。财政专项补助资金包括森林管护事业费、国有林区森工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费、政策性社会性支出补助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费补助和下岗职工一次性安置费补助。对因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影响地方财政收入部分,中央财政在一定时期内给予适当补助。对森工企业因木材产量调减造成无力偿还的银行债务实行先停息挂帐,然后在清理核实的基础上,通过冲销呆坏帐等方式予以解决。

(十)开展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国家按长江上游地区每亩退耕地每年补助150公斤、黄河上中游地区每亩退耕地每年补助100公斤粮食(原粮)的标准,在一定时期内退耕户无偿提供粮食的价款(每公斤原粮1.4元),由中央财政承担,调运费用由地方财政承担。同时,国家给予退耕户适当的现金补助,补助标准按退耕面积每亩每年20元计算,所需资金由中央财政负担;国家向退耕户提供种苗费补助,补助标准按退耕还林还草和宜林荒山地种草面积每亩50元计划,所需资金由中央基建投资安排。对因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影响地方财政收入部分,由中央财政在一定时期内给予适当补助。另外,要积极支持防沙治沙工作。

(十一)对在实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过程中,因改革而造成乡镇财政困难,自身无法克服的,中央财政将按照规范的转移支付办法,适当给予补助。

五、加大金融信贷支持

(十二)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投入。重点支持铁路、主干线公路、电力、石油、天然气等大中型交通、能源项目建设。对投资大、建设期长的基础设施项目,根据项目建设周期和还贷能力,适当延长贷款期限。其中,国家开发银行对高速公路项目,在项目资金比例达到40%和统借统还的条件下,贷款期限可放宽至18年(含宽限期,下同);对水电项目,贷款期限可放宽至25年;对“西电东送”非水电项目,贷款额超过3亿元的,贷款期限一般可放宽至18年,最长可放宽至20年;对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贷款期限可放宽至10年;对其他基础设施项目,贷款期限最长可放宽至15年。

(十三)扩大以基础设施项目收益权或收费权为质押发放贷款的范围。继续办好农村电网收益权质押贷款业务,开展公路收费权质押贷款业务,创造条件逐步将收费权质押贷款范围扩大到城市供水、供热、公交、电信等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对具有一定还贷能力的水利开发项目和城市环保项目(如城市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等),探索逐步开办以项目收益权或收费权为质押发放贷款的业务。

(十四)增加农业、生态建设的信贷投入。对西部特色农业、节水农业、生态农业发展在信贷方面给予支持,扶持一批有发展前景、带动作用强、以公司加农户为经营方式的龙头企业。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要积极扩大农户小额贷款,对确无还贷能力的可以发放信用贷款。有选择地增加对生态环境建设项目的贷款投入。配合退耕还林还草、封山绿化等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对一些有还贷能力的速生丰产用材林、经济林、山野菜、中药材开发以及个体苗圃等项目,增加信贷投入。

(十五)运用信贷杠杆支持经济结构及产业结构调整。支持电力、天然气、旅游和生物资源合理开发等西部优势产业发展,对贷款金额较大的重点项目,可以由商业银行总行直贷解决,贷款不纳入当地分行存贷比或限额考核范围。西部地区农村电网改造贷款,由中国农业银行总行统一安排贷款计划和资金。同时,对西部地区企业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也要给予信贷支持。

六、大力改善投资软环境

(十六)认真贯彻落实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有关政策,深化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制度创新。除关系国家命脉和安全的企业由国家控股外,鼓励其他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和相互参股等多种形式,依法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改制企业要依法建立董事会、监事会,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各自的职责,做到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建立分工明确的国有资产管理、经营和监督体制使国有资产出资人尽快到位,强化国有资产经营主体的外部监督。进一步深化企业内部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新机制。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进一步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积极推进中小企业组织管理体系、政策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实际工作中加大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扭亏脱困、改组改造的支持力度。

(十七)积极引导西部地区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鼓励东、中部企业和个人到西部地区的投资。除法律有特殊规定外,凡对外商开放的投资领域,国内各种所有制企业均可进入。鼓励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以独资、合资、合作、特许权等多种方式进行投资。

(十八)简化投资项目审批程序。除关系国民经济全局和长远发展、对国家安全有重要影响的重大项目或有特殊规定的项目外,企业利用自有资金或国内银行贷款投资于国家非限制类产业的项目,需要政府平衡建设、经营条件的,政府主管部门只审批其项目建议书。企业在落实各项建设条件后,自主决定是否开工建设,并在开工后报政府主管部门备案。

(十九)认真遵照执行中央关于引进外资工作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努力优化外商投资的地区布局,鼓励外商向西部地区投资。合理简化外商投资项目的审批程序。除重大项目或有特殊规定的项目外,外商投资项目利用自有资金和商业银行贷款在西部地区投资于国家鼓励类产业及优势产业的,政府主管部门只审批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逐步简化对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的审批程序。

(二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在改善投资软环境上下功夫,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切实保护知识产权,维护经济法制,实行政企分开,减少审批事项,规范办事程序,清理和废止不符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要求的规章制度,确需各级政府审批的事项,应实行便捷服务,提高办事效率和透明度,加强仲裁机制建设,及时处理经济纠纷案件,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七、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二十一)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的内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在*1年到201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国家鼓励类的内资企业是指以《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0年修订)》中规定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其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70%以上的企业,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民族自治地方的内资企业可以定期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业可以减征或免征地方所得税。中央企业所得税减免的审批权限和程序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二十二)对在西部地区新办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企业,给予减免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其中:内资企业自生产经营之日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本条所称交通企业是指投资新办从事公路、铁路、航空、港口、码头运营和管道运输的企业;电力企业是指投资新办从事电力运营的企业;水利企业是指投资新办江河湖泊综合治理、防洪除涝、灌溉、供水、水资源保护、水力发电、水土保持、河道疏浚、河海堤坊建设等开发水利、防治水害的企业,邮政企业是指投资新办从事邮政运营的企业,广播电视企业是指投资新办从事广播电视运营的企业。除另有规定外,上述各类企业主营收入需占企业总收入70%以上。

(二十三)对保护生态环境,退耕还林(生态林应占80%以上)还草产出的农业特产收入,自取得收入年份起10年内免征农业特产税。

(二十四)西部地区公路国道、省道建设用地,比照铁路、民航建设用地,免征耕地占用税的范围限于公路线路、公路线路两侧边沟所占用的耕地,公路沿线的堆货场,养路道班、检查站、工程队、洗车场等所占用地不在免税之列。公路国道、省道以外其他公路建设用地是否免征耕地占用税,由省级人民政府决定。上述免税用地,凡改变用途,不再属于免税范围的,应当自改变用途之日起补缴耕地占用税。

(二十五)西部地区内资鼓励类产业、外商投资鼓励类产业的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自用设备,除《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0年修订)》和《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所列商品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符合《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的外商投资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自用设备,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其审批程序按照《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国发[1997]37号)的规定执行。

八、实行土地使用优惠政策

(二十六)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坡耕地退耕还林还草,鼓励利用宜林宜草荒山、荒地造林种草,实行谁退耕、谁造林、谁种草、谁经营、谁拥有土地使用权和林草所有权。国有荒山、荒地等未利用地依法出让给单位和个人进行造林、种草等生态建设的,可以减免土地出让金,实行土使用权50年不变,达到出让合同约定的投资金额并符合生态建设条件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出租、抵押;土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后,可以申请续期。利用农村集体所有的荒山、荒地等未利用地进行造林、种草等生态建设的,可以通过承包、租赁、拍卖等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实行土地使用权50年不变,土地使用权可以继承、转让(租)、抵押。

(二十七)对基本农田实行严格保护,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坡耕地较多的地区,为保护当地粮食生产能力,在不影响生态建设的前提下,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可以将部分已经过多年整治,有良好的水利与水土保持设施的坡度为15度至25度之间的耕地划定为基本农田,也可将部分配套设施较好的新开发整理的耕地划定为基本农田,也可按照有关规定,调整基本农田种植业生产格局,发展经济作物,但不能破坏耕作条件,土地整理项目应优先安排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使保护区内有效耕地面积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增加国家对西部地区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资金的投入。西部地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缴中央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原则上通过安排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金额下拨。把未利用土地开发成草地、园地,经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认定能调整为耕的,可折抵补充耕地指标,按耕地加以保护和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占用耕的,在保护耕地占补平衡的前提下,其耕地开垦可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定标准的下限收取。

(二十八)提高建设用地审批效率,减少审批环节,及时提供并保障经济建设用地。需报国务院批准的建设用地,在用地报批阶段,政府主管部门主要审查是否符合土地利用规划与计划、耕地占补平衡和征地补偿安置能否落实。报批资料可以根据审查的内容相应简化。征地补偿安置要符合《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定,防止各种搭车收费,同时切实保护农民利益。使用国有未利用地,可以免缴土地补偿费。建设项目用地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应依法有偿使用国有土地,鼓励以招标、拍卖等方式供地,外商投资项目用地,确属必需的,经批准,可以用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作价出资的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

九、实行矿产资源优惠政策

(二十九)在国土资源调查计划中,优先安排西部地区的调查评价项目,工作经费向西部地区倾斜。重点安排西部地区重要矿产资源集中区、国家紧缺矿产和地下水资源的调查评价工作,以及地质工作程度较低地区、地质灾害严重地区的基础地质工作。

(三十)在西部地区由国家出资勘察形成探矿权、采矿权价款、按有关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经批准,可以部分或者全部转为国有矿山企业或地勘单位的国家资本,勘察或开采石油、天然气、煤层气、富铁矿、优质锰矿、铬铁矿、铜、镍、金、银、钾盐、铂族金属、地下水等矿产资源的;在国家确定的扶贫开发重点地区和重点开发地区勘察、开采矿产资源的;大中型矿山企业因资源枯竭、勘察接替资源的;国有矿山企业经批准进行股份制改造或对外合营时,国有资本持单位以探矿权、采矿权价款入股的;国有矿山企业由于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的原因,缴纳探矿权、采矿权价款确有困难的。

(三十一)在西部地区勘察、开采矿产资源,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申请减缴或免缴探矿权使用费、采矿权使用费;石油、天然气、煤层气、铀、富铁矿、优质锰矿、铬铁矿、铜、钾盐、铂族金属、地下水等矿产资源的勘察、开发,大中型矿山企业为寻找接替资源申请的勘察、开发、运用新技术,新办法提高综合利用水平(包括低品位、难选冶的矿产资源开发及老矿区尾矿利用)的矿产资源开发,政府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情形,探矿权使用费,第一个勘察年度可以免缴,第二至第三个勘察年度可以减缴50%,第四至第七个勘察年度可以减缴25%。采矿权使用费,矿山基建期和矿山投产第一年可以免缴,矿山投产第二年至三年可以减缴50%,第四至第七年可以减缴25%,矿山闭坑当年可以免缴。

(三十二)探矿权人投资勘察获得具有开采价值的矿产地后,可依法获得采矿权。允许将勘察费用计入递延资产,在开采阶段分期摊销。

(三十三)积极培育矿业权市场,促进探矿权、采矿权依法出让和转让。出让矿业权的范围包括国家出资勘察并已经探明的矿产地、依法收归国有的矿产地和其他矿业权空白地。除采取依法申请批准方式外,可以采取招标、拍卖等其他方式出让矿业权。探矿权人、采矿人可以采取出售、作价出资、合作勘察或开采、上市等方式依法转让探矿权、采矿权也可以按有关规定出租、抵押探矿权、采矿权。

(三十四)对于外商从事非油气矿产资源勘察开采的,除享受国家已实行的有关优惠政策外,还可以享受免缴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1年,减半缴纳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2年的政策。对于外商从事《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鼓励类非油气矿产资源开采的,享受免缴矿产资源补偿费5年的政策。在中外合营方式中,中方以探矿权、采权入股的,其探矿权、采矿权应按规定依法评估确认,合理作价,由中方提供相关的地质成果资料。

十、运用价格和收费机制进行调节

(三十五)深化价格改革,进一步提高市场调节价格的比重。西部地区部分铁路运价由政府定价改为政府指导价。省(自治州、直辖市)内航空支线实行浮动票价政策。列入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范围的民族药价格,委托产地省级政府主管部门审批。

(三十六)调整电价和水价,推进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收费改革。积极疏导西部电网电价矛盾,单位核定西部地区各电网输配电费用,鼓励电力生产企业与用户直接签订购电合同,降低用户电费负担;适当降低东西部地区之间骨干电网联络线的输电费用,鼓励“西电东送”。在统筹考虑合理开发与承受能力的前提下,优先调整西北水资源短缺地区的水利工程供水价格,保证水利工程建设维护成本开支得到合理补偿。西部地区城市已建成污水处理厂而未征收污水处理费的,要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尽快开征污水处理费,已开征的可根据当地居民的承受能力,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逐步提高收费标准。西部地区可以根据当地情况出台垃圾收费政策,推行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三十七)对西部地区新建铁路和铁路支线实行特殊运价。根据国务院确定的新路新价政策,对西部地区新建铁路可按照偿还贷款本息、补偿合理经营成本的原则,核定新线特殊运价,以保证西部地区新建铁路按期还建项贷款,维持正常生产经营,促进西部地区铁路建设。进一步研究西部地区新建铁路特殊运价与全路统一运价之间差价的补偿方式。对西部地区铁路支线实行支线特殊运价。由国务院主管部门制定支线特殊运价的定价原则,具体价格水平由当地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确定;对具备条件的西部支线,实行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赋予铁路运输企业一定的价格自。

十一、扩大外商投资领域

(三十八)外商投资西部地区农业、林业、水利、交通、能源、市政公用、环保等基础产业或基础设施建设,矿产、旅游等资源开发,建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享受外商投资鼓励类产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国家将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情况和条件变化,及时补充、修订《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及有关措施,扩大西部地区对外开放。

(三十九)扩大西部地区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将外商对银行、商业零售企业投资的试点扩大到西部地区中心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自治区首府城市)。将中外合资外贸公司的试点扩大到西部地区中心城市,并在中外双方的资格条件上比东部地区适当放宽。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法律和有关协议的框架内,优先考虑西部地区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要求。对外资保险公司申请到西部地区设立经营机构的给予优先许可,对外商在西部地区设立保险公司和合资保险经纪公司予以优先考虑。对西部地区兴办中外合资旅行社,在资质审查与项目审批方面适当放宽标准。按照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承诺和有关规定,允许外国会计公司(事务所)在西部地区兴办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对于一时不具备设立条件的,允许其在西部地区设立成员所,鼓励现有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在西部地区设立分所。在条件成熟时,可以优先在西部地区兴办中外合作律师事务所。允许设立中外合资合作建筑与相关服务、设计服务企业并允许外商控股,逐步允许在建筑与相关服务、设计服务、工程服务、城市规划服务领域设立外资企业。逐步允许外商在中外合资铁路货运企业、中外合资道路货运企业中控股,在铁路货运、道路货运领域设立外资企业。

十二、拓宽利用外资渠道

(四十)要制定适用于西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外上市,内资企业通过转让经营权、出让股权、兼并重组等方式吸引外商投资,以中外合资产业基金,风险投资基金方式吸引外商投资等管理办法。

(四十一)用好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优惠贷款,用于西部地区教育、卫生、扶贫、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积极争取国际多边、双边赔款,优先安排西部地区项目。及时向西部地区介绍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政府对华提供优惠贷款和无偿援助的管理模式、申请程序及重点领域。帮助西部地区培养无偿援助项目管理人员,完善项目管理,增加项目管理的透明度,确保西部地区及时获得有关信息。优先支持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长远意义的环保、农业开发、基础教育、卫生、水利等领域的项目。

十三、放宽利用外资有关条件

(四十二)对外商投资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优势产业项目,视不同行业适当放宽对外商投资的比例限制。对外商投资西部地区商业项目,经营年限可放宽至40年,比东部地区延长10年。注册资本可放宽至3000万元,比东部地区降低*0万元。在华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向西部地区投资,被投资企业注册资本中外资比例不低于25%的,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

(四十三)对外商投资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优势产业项目,适当放宽国内银行提供固定资产投资人民币贷款的比例,中外合资合作项目一般放宽到中方出资比例的120%,外商独资项目扩大外方注册资本的100%。对属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的项目,外商具有良好信誉、贷款用于购买项目所需的国产设备材料及支付国内工程承包费用的,国内银行向其提供固定资产投资人民币贷款可不受上述比例限制,由银行独立评估,自主确定。允许外商投资项目开展包括人民币在内的项目融资。

(四十四)对西部地区利用国外优惠贷款建设的一些项目,允许适当提高项目总股资中利用国外优惠贷款的比例,对西部地区基础建设、生态环境建设、扶贫开发等领域的项目,根据项目的偿还能力,从一般要求国外优惠贷款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不超过50%,提高可达70%,有限制采购条件或贷款机构对贷款比例另有规定的除外。加强利用国外优惠贷款规划与国家西部地区投资计划的衔接,对西部开发的重点外资项目,国家在资金上给予支持。

十四、大力发展对外经济贸易

(四十五)进一步放宽西部地区企业对外贸易经营权、经济合作经营权的标准,降低西部地区生产企业申请自营进出口经营权的标准,注册资金由300万元调整到*万元,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和机电产品企业的注册资金由*万元调整到100万元。私营生产企业申请自营进出口经营权的标准,按国有、集体生产企业的条件、标准和办法办理。西部地区外贸企业申请对外劳务经营权的标准,调整为上年进出口总额达到5000美元或出口额达到3000万美元。在未设立外经窗口公司的地(市),可由该地(市)成立一家国有窗口公司,或指定一家国有外经贸公司申请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

(四十六)鼓励西部地区发展产品出口。建立有机农产品生产服务体系和质量认证体系,加快有机农业科研成果向生产转化,建设一批无规定疫病区的畜产品出口示范基地,扩大有机农产品、畜产品出品。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前提下,对西部地区出口产品逐步增加主产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营生产企业的出口配额比例,鼓励西部地区优势矿产品和农副产品向深加工、高附加值方向发展。

(四十七)鼓励西部地区企业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对西部地区有实力的大型专业工程企业,在申请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承接项目、获取信息、融资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推动中央大型企业在承揽项目、招聘劳务人员等方面与西部地区企业合作,带动其开拓国际市场。推动国内外大型企业与西部地区企业相互联合,共同承揽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四十八)鼓励西部地区企业到境外特别是周边国家和地区投资办厂。对于西部地区企业到周边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加工贸易企业或承接援外合资作项目,在同等条件给予优先办理。对于符合条件的西部地区企业申请中央外贸发展基金开办境外加工贸易企业,给予优先考虑。

(四十九)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急需的技术设备,在进口管理上给予适当照顾。民族地区生产急需的自用产品,适当放宽进口限制。对西部地区进口配额产品,视具体情况在数量安排上适当给予倾斜。

(五十)按照国际规则,对边境地区继续实行优惠的边境贸易政策。在出口退税、进出口商品经营范围、进出口商品配额、许可证管理、人员往来等方面,简化手续,放宽限制。对边贸企业的边境贸易经营权,根据国务院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由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和备案。对边境地区外经企业在毗邻国家边境地区承包工程和开展劳务合作,其项目合同由边境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自行审批。对边贸企业出口原于本地区且属于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商品除国家实行统一招标的商品、实行总量控制的重要工业品、实行主动配额管理的商品、配额有偿使用管理的商品、重点管理的边境贸易出口产品、军民通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和消耗臭氧层的物质外,免领出口许可证。对边贸企业出口原产于边境地区并属于实行配额有偿使用管理的商品,适当放宽经营资格,减免配额有偿使用费。对边境地区属国家重点管理的边境贸易出口商品,由国务院主管部门专项下达一定数量的出口配额。并尽量满足边贸与毗领国家边境地区经济技术合作所需带出设备材料和劳务人员自用生活物资的配额。除国家统一规定的行政机关执法收费外,取消口岸其他行政性收费,减轻边贸企业经营负担。

十五、推进地区协作与对口支援

(五十一)推进地区经济技术协作。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在充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鼓励东部和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开展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以互利为目的、以企业为主体的全方位经济技术协作。比照外商投资的有关优惠政策,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投资环境和提高服务水平,吸引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通过独资、控股、参股、收购、联合、兼并、租赁、托管和承包经营等多种方式,到西部地区投资设厂、合作开发。在开展合作的过程中,禁止把应予以淘汰的生产设备、落后的工艺技术和污染严重的项目向西部地区转移。

(五十二)加强对口支援和帮扶工作。东部地区有关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根据自身优势和对口支援地区的特点,在受援地区继续建设一批小学、中学、卫生所、文化站,组织巡回教学、巡回医疗、科技下乡活动。东部地区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可以根据条件,筹集对口支援的资金。继续开展小额信贷扶贫工作,向西部贫困地区农户提供信贷服务。有组织地推进“兴边富民”行动,重点支持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的边境县,抓好试点,把帮扶措施落实到基层。

十六、吸引和用好人才

(五十三)从*1年起,建立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负担。提高艰苦边远地区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水平,逐步使其达到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鼓励和吸引人才在艰苦边远地区工作。

(五十四)调动西部地区专业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已到退休年龄,但仍承担国家重大经济建设项目和在边远艰苦地区工作,属急需紧缺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经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可适当延聘,不占单位编制和专业技术职务岗位数额。加大对西部地区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选拔、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设置和留学人员科研经费资助等工作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改善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在科研经费、助手配备、项目申请等方面给予倾斜。

(五十五)加强西部地区人才培训。结合西部开发重点任务、重大建设项目和重要研究课题的实施,采取当地培训、到东部地区培训、出国培训等方式,培养西部地区紧缺人才。加强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中青年科技骨干培训和公务员培训的指导与支持。增加培训经费,对负责培训的机构和师资队伍建设提供支持。用好国家专项经费,争取国际援助项目,重点支持西部地区人才培训。

(五十六)鼓励人才和智力向西部地区流动,支持其他地区的人才兼职、短期服务、承担委托项目、合作研究、技术人股、承包经营等多种形式参加西部开发。组织国内高级专家、优秀博士后和海外留学人员分期分批到西部地区考察和进行咨询服务,运用现代通信手段和网络技术开展远程服务。支持在西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留学人员创业园,充分利用其技术密集、设施完备、政策优惠的有利条件,吸引留学人员创办高新技术企业或从事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工作。

(五十七)实行人才和智力对口支援。结合经济的对口支援,确定东西部地区之间人才开发的对口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重点支援项目。支持东西部地区之间开展科技人才相互挂职交流锻炼,实行人才、信息共享。进一步扩大东西部地区之间干部交流的规模。对口支援到西部地区工作的各类人才,在西部工作期间,原单位工资福利待遇保持不变,西部地区对口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生活补贴。

(五十八)对到西部地区工作的各类人才实行来去自由的政策。其人事档案可转到接收单位或由原单位保存,也可由接收单位或原单位所在地政府主管部门所属的人才交流机构保管。到西部地区工作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根据本人意愿,户口可转到工作地区,也可转回原籍,由政府主管部门所属的人才交流机构提供人事服务,5年内免收以上人员的档案管理费用,并负责提供档案工资调整、职称评定等社会化服务。到西部地区投资、兴办实业的人员以及开发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人才将户口迁入西部地区后,如果返回东部地区工作、生活,可以根据本人意愿将户口迁回原迁出地。经选派参加国家西部开发重点任务和重大建设项目的人才,可不迁户口,保留原单位工作关系,在职务晋升、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资调整等方面,与原单位同类人员享有同等待遇,优先解决其夫妻两地分居等生活困难,有条件的单位应为其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对到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可提前定级,对特别急需人才,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高定定级工资标准。西部地区要加快人事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允许保留原籍户口的其他地区公民到西部地区从事投资经营和参加开发建设。

(五十九)对到西部地区的外籍高科技人才、高层次管理人才和投资者提供出入境便利。提供入境、居留便利的人员范围是:执行中央或地方政府与国外签署的部级和省部级科技项目、重点工程协议的外籍高科技、高层次管理人才,在华任职的留学归来人员中的外籍高科技、高层次管理人才,执行政府间无偿援助协议的外籍人员,较大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及外籍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上述人员如需多次临时入境,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发给有效期一年以上、最长不超过五年的多次入境有效签证;对需在华常住人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发给一年以上、最长不超过五年外国人居留证,并对需多次出入境的,同时发给与外国人居留证相同期限的多次返回签证。

(六十)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凡在西部地区级以下城市(含地级市)和小城镇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人员,可以根据本人意愿办理城镇常住户口。西部地区的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可以根据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及综合承受能力,在城市规划和人口规划的指导下,以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放宽各类人才户口迁移限制。改革户口“农转非”计划管理体制。对到西部地区落户的人员,各部门均不得收取城镇增容费或其他类似费用。

十七、发挥科技主导作用

(六十一)国家设立的各项科技基金、科技计划经费等专项经费向西部地区倾斜。重点围绕西部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及产业化,加大倾斜支持力度。加强西部地区科技能力建设,加强对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野外观测台站等科研基础设施和基础数据库、生物种质(基因)资源库、科技信息网络等科技基础性建设的支持。

(六十二)鼓励西部地区企业提高技术开发经费的开支比重。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新产品设计费、工艺规程制定费、设备调整费、原材料和半成品试验费、技术图书资料费、未纳入国家计划的中间试验费、研究机构人员工资、研究设备折旧、与新产品试制和技术研究有关的其他经费,以及委托其他单位进行科研试制的费用,不受比例限制,计入管理费用。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各项费用应逐年增长,增长幅度在10%以上的企业,可以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应税所得额。

(六十三)加大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支持西部地区的力度。根据相关管理办法,对西部地区申报科技型小企业创新基金的项目,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

(六十四)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等部门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若干规定的通知》([1999]29号)的有关政策,对科技人员在西部地区实施科技成果转让和兴办科技型企业,在实际执行中,提高转让收入提成、科技成果入股等奖励的比例。

十八、增加教育投入

(六十五)增加资金投入。把西部民族地区、山区、牧区和边境地区列为“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重点地区,中央财政予以重点支持。“十五”期间安排专项资金,实施第二期“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主要用于支持西部地区发展义务教育,同时适当降低地方政府配套比例;安排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资金,向西部农村小学倾斜。以多种方式支持西部地区大力发展各具特色的职业教育,筹集资金,帮助西部地区国家确定的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建设好一批中等职业学校,支持西部地区办好一批示范性高等职业学校。采取国务院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共建的形式,帮助西部地区建设好一批重点高等学校。增加商业银行贷款,争取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贷款,支持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发展,帮助改善办学条件,扩大办学规模。认真落实“奖、助、贷、补、减、免”等各项资助经济困难学生的措施,落实国家助学贷款制度,保障家在西部地区、生活有困难的高校学生能够完成学业。

(六十六)扩大招生规模。增加西部地区高校招生特别是定向招生的数量,逐年增加中央部属高校在西部地区的招生数量,扩大东、中部地区商校在西部地区的招生规模,提高西部地区应届高中毕业生升学比例。在教材建设、学位点审批、重点学科建设、重点实验室建设等方面,向西部地区高校倾斜。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和扩大对西部地区教育行政领导干部、校长和教师的培训,对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定期进行培训。鼓励和支持西部地区发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办学。加强西部地区高校同东、中部地区高校、国外高校和港、澳、台高校的交流与合作,支持西部地区高校派出更多的留学人员。

(六十七)实行教育对口支援。实施东部地区对口支援西部贫困地区学校工程,组织东部发达省(直辖市)各选择一批条件较好的学校,对口支援西部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贫困地区学校,帮助受援地区的中小学。实施西部大中城市对口支援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贫困地区学校工程,促进西部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加强东、中部地区高校对西部地区高校的对口支援,帮助西部地区高校发展所需学校专业、培训师资、建设实验室,具备条件的合作办分校,提高西部地区高校人才培养水平。国家继续提供经费支持,利用内地教育资源,办好内地班、内地高校少数民族预科班、内地新疆高中班,直接帮助西部地区培养人才。

(六十八)加快教育信息化建设。逐步使中国教育科研网和中国教育宽带多媒体网络连接西部所有高等学校、具备条件的中等职业学校和中小学。“十五”期间,使西部地区中小学教师及师范学校在校生都能接受计算机基础知识技能培训。创造条件逐步在西部地区中小学推广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教育。通过多种方式,支持西部地区学校增加信息技术教育设备,建设西部地区远程教育体系,开发高质量的教育软件,制定教育软件标准,为西部远程教育提供高质量资源。中国教育科研网对西部地区所有大中小学国内上网实行优惠。

十九、加强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

(六十九)加强社会事业建设。中央卫生事业补助专款,向西部地区公共卫生事业发展薄弱的地区和领域倾斜。中央政法补助专款,按因素法分配,重点投向西部地区列入国家扶贫开发工程重点贫困县、部分省级确定的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及经费保障能力较低的其他贫困县,以帮助贫困地区提高政法机关经费保障程度。全国文化设施维修专项补助经费和全国“万里长廊”专项补助经费,向西部边疆地区县级以上(含县级)文化部门所管的文化馆、文化中心、群艺馆、图书馆、排演场(厅)、剧院(团)等文化单位倾斜。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经费,向西部地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重点博物馆、国家重点文物库房以及重要考古发掘项目倾斜,主要用于以上单位文物的抢救、维修、保护及发掘整理等。

政策措施篇6

一、重大政策措施跟踪审计存在五难

1.审计认识难适应。主要表现在三个误区:一是基层领导认为,国家重大政策措施和宏观调控部署内容多、范围广、跨度大,要审计部门督查落实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事情,需要有一个执行时间过程;二是基层单位认为,国家重大政策措施和宏观调控部署,落实执行是党委、政府督查部门的事情,项目监管是财政部门和业主单位的职责,对违纪违法的处理是执纪执法部门的义务,审计部门直接参与是否是“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三是基层审计部门认为,目前开展的国家重大政策措施和宏观调控部署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实际上是本县审计局审计本县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而县审计局“吃穿住行”都是县人民政府的,要当“黑包公”确实难出手。

2.审计机制难适应。开展重大政策措施跟踪审计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很多地方还存在不规范现象。一是标准不规范。从一定意义上说,审计就是事后监督,重大政策措施跟踪审计作为一种新常态下的新方式,具体跟踪什么、怎么跟踪,审计机关还没有一个规范标准;二是制度不规范。重大政策措施跟踪审计目前正处于推进阶段,审计机关跟踪介入的时机、跟踪组织方式程序、内容和重点仍需进一步探索,尚未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三是操程不规范。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是审计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审计机关如何由事后监督转变为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过程跟踪监管,没有一个具体细则,缺乏操作性。

3.审计人员难适应。人员的使用和管理存在三缺现象:一是缺乏审计力量。重大政策措施跟踪审计内容多、范围广、项目杂,要求审计人员提前介入,直接拉长了审计的现场工作时间,而目前基层审计机关普遍存在一线审计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如聘请社会中介机构参与跟踪审计,既要支付高额的审计费用,有时还存在审计风险;二是缺乏综合知识。重大政策措施跟踪审计既不是单一的财务收支审计,也不是单一的工程项目审计,审计人员不仅要懂得传统的财务知识,还需要具备掌握管理、法律、综合分析等方面的知识,这对基层审计机关人员的素质无疑是一大挑战。三是缺乏强制手段。审计机关虽是执法单位,但缺乏如纪检、监察、公、检、法等部门的强制约束力,基层审计机关在审计手段、审计效果等方面存在诸多限制因素。

4.审计方式难适应。由于重大政策措施跟踪审计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基层审计方式很难跟上上级审计机关节奏要求。一是时间上难跟上节奏。根据上级审计部门要求,跟踪审计从以一个自然年度为一个审计周期,每个审计周期按季度划分为四个阶段,变为从2015年第二季度开始每个月向上报一次审计情况,基层审计机关人员全部只做这一项工作时间都不够用。二是协调上难跟上节奏。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责任涉及方方面面,既包括各级政府,又包括发展改革、工业信息、环境保护、财政卫生、城市建设等部门,基层审计机关也只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要协调政府及综合部门的能力和精力都有限。三是内容上难跟上节奏。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其内涵深刻、外延丰富,既有各自目标任务要求,又彼此互为联系、相辅相成。同时,各地在重大政策措施落实上,目标任务千差万别,工作进度完成时间不是十分清晰,因此在跟踪审计内容和重点确定上难以一概而论,整齐划一,容易造成审计报告反映的普遍性、倾向性、代表性的问题较少。

5.审计质量难保证。由于受主客观条件限制,审计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一是审计取证难。现实中反映好的经验做法被审计单位积极配合,审计证据好取,但反映“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为”的审计证据,由于问题的“敏感性”许多被审计单位都以各种理由搪塞,迟迟不配合审计人员取证。二是问题报告难。按程序基层审计机关向上级审计机关反映问题必须征求当地政府和被审计单位意见,有些特殊性的问题和审计需移交的线索还未向上级审计部门反映就已经被删除。三是结果运用难。重大政策措施跟踪审计就事论事的多,反映普遍性、宏观性的少,浮光掠影的多,反映体制机制制度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少,围绕财政财务收支内容多,反映政策执行政策落地情况少,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重大政策措施跟踪审计结果运用的质量。

二、重大政策措施跟踪审计应采取六策

一要提高认识,确保跟踪理念常态性。要深刻认识到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审计工作,推动国家重大政策部署和有关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更好服务改革发展,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一要认识到开展重大政策措施跟踪审计是审计机关依法履职的需要。实现重大政策措施跟踪审计,一方面通过审计让职能部门更好履行监督执法职责,另一方面揭示存在的问题,为党委政府更好地筹谋献策。二要认识到开展重大政策措施跟踪审计是审计机关推进政令畅通的需要。实现重大政策措施跟踪审计常态化,有利于促进上级党委政府方针政策的及时贯彻落实,打破“中梗阻”,切实维护上级党委和政府的权威,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三要认识到开展重大政策措施跟踪审计是审计工作迈上新台阶的需要。实现重大政策措施跟踪审计常态化,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审计工作的高度信任,也是审计机关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探索路子、积累经验,为审计工作向新的发展阶段冲刺迈进了重要一步。

二要掌握政策,确保跟踪方案可行性。搞好重大政策措施跟踪审计,必须明确上情、摸清下情、注重实情,制定切实科学的审计方案。一是科学领会文件精神。深刻领会国务院出台重大政策措施的政治背景,领悟《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意见》发挥审计作用的内涵,从深层次领域发现国家政策措施执行、经济社会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风险。二是科学创新审计理念。摸清当地政府在执行上级政策措施方面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态度怎样、绩效怎样,拓宽重大政策措施跟踪审计视野,把握重大政策措施落实全程和重点,构建审计整体合力。三是科学制定审计方案。实施方案的总体思路应从宏观决策视角审视微观经济活动,从以监督为中心向服务保障与监督相互促进转变。

三要统筹谋划,确保跟踪方式科学性。要科学破解跟踪审计内容多、周期长与审计人员严重不足的矛盾。一是采取节能式方式。坚持统一组织领导、统一工作方案、统一标准口径、统一审计报告和统一对外公布的五统一原则,统筹审计资源、人力资源,打破业务科室分工界限,针对审计人员专业特长及不同时期审计工作重点,混合编组、合理搭配审计组人员,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二是采取复合式方式。将重大政策措施跟踪审计实施方案中的部分事项,合理地编入其他正在实施审计项目方案中,做到与保障性住房跟踪审计相结合、与经济责任审计相结合、与财务收支审计相结合、与政府投资项目审计相结合。三是采取交叉式方式。整合审计力量,从基层审计机关集中抽调人员,实现省与省、市与市、县与县之间交叉审计,确保审计工作的严肃性和审计结果的真实性。

四要关注重点,确保跟踪内容针对性。要在关注简政放权推进情况的同时,重点关注三个方面的跟踪审计情况。一是重大项目完成情况。对水利、铁路、城市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等重大项目进行全过程跟踪审计,关注规划、立项、审批、建设、竣工验收、运营等各环节任务分解和落实情况,促进项目科学规划、严格管理、有效推进。二是重点资金保障情况。对落实政策所需的财政资金、信贷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关注资金是否保障到位、是否及时投入使用并发挥效益、是否存在一方面承担信贷资金财务成本,另一方面形成新的沉淀资金等情况,确保资金安全运行。三是重大政策落实情况。关注促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减轻企业负担、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重大政策是否落实到位。

五要提高质量,确保跟踪管理严密性。加强跟踪审计管理,在三个提高上下功夫,努力提高审计质量。一是在提高跟踪审计组织质量上下功夫。上级审计机关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进一步加强对本地区跟踪审计的组织领导,通过召开推动会总结和交流开展跟踪审计的经验和做法,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同时要加强对跟踪审计工作的考核评比,在适当范围内公示各审计机关每一期的审计结果,以便进一步促进跟踪审计项目高质量地持续开展。二是在提高跟踪审计复核审理上下功夫。加强审计复核管理工作,坚持实行审计组长、审计组所在部门、项目复核审理机构分级复核审理制度,从制度和机制上,保证跟踪审计项目重点突出、实施准确、处理得当、程序合法。三是在提高跟踪审计报告质量上下功夫。对跟踪审计发现的问题,不能满足于“一报了之”,还要在综合分析问题产生的背景和主客观原因上下功夫,特别需要摸清影响重大政策措施落实的体制、机制、制度方面的原因,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举一反三,为根本上解决问题和矛盾提出建设性意见。

政策措施篇7

美国将高度关注中国经济改革的进展并积极施加影响

增强高级别对话效率,扩大美中之间对话的议题

美国将加强与其它贸易伙伴的协调,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加强合作

2月14日,就在美国总统布什向国会递交《2006年总统年度经济报告》后不久,美国贸易代表波特曼也向国会递交了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全面审查报告――《美中贸易关系:进入更大责任和执法新阶段》,称将采取措施加大力度,调整对华贸易政策。

波特曼表示,近年来美中双边贸易关系始终缺乏平等、持久和平衡。他在致国会的信中写道:“多年来中国从开放的美国市场获得了巨大利益,远远超过美国从中国获得的利益。美对华贸易逆差屡创新高,主要是由于中国未能切实履行世贸组织的义务: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支持和保护国内产业、在规定时限内没有履行开放市场的承诺”。波特曼称,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过渡期即将结束,美中贸易关系将进入一个新时期:中国作为一个成熟的贸易伙伴,应更加负责任地承担起应尽的义务。对美国而言,其对华贸易政策也需要进行适当调整,应当加大强制执法的力度:“我们将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达到这一目的”。

《美中贸易关系:进入更大责任和执法新阶段》报告是波特曼自担任贸易代表后主导的、对2002-2005年期间美中贸易情况进行“彻头彻尾”的审查(top-to-bottom review)的结果,汇集了国会议员、中国问题专家、产业界、政府部门和公众的意见。报告宣布将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一、增强贸易政策机构的信息收集、谈判和强制执行能力。报告宣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下简称USTR)不久将设立“中国履行世贸组织义务强制执法小组”,负责监督中国履行WTO协定的义务并强制执行――设立专门的国别工作小组在USTR是史无前例的:设立“中国贸易政策谈判咨询委员会”,负责就对华贸易政策和谈判提供技术支持,同时,报告宣布加强USTR中国司、USTR驻北京办公室的人员配备,以增强这些机构与美产业界、在华企业和美其他政府部门的协调,增进全面收集信息、应对和谈判的能力。

二、高度关注中国经济改革的进展并积极施加影响。报告宣布将密切监控多个出口增势迅猛的中国产品对美国相关产业造成的冲击,将在美中商贸联委会框架下举行钢材高级别对话,将就中国的补贴政策、进出口标准体系进行评估并与中国政府进行磋商,将审查中国履行WTO检验检疫措施协定(SPS协定)义务的情况和TBT/SPS措施的透明度;将评估中国《反垄断法》对美在华投资者产生的影响。

三、增强高级别对话效率,扩大美中之间对话的议题。报告表示有必要增进中美高级别领导人会晤的效果,建议尽可能地在两国最高领导人会晤前夕举行美中商贸联委会,并就美中商贸联委会成果的落实情况举行牛年一次的定期审查(副部长级)。

政策措施篇8

会展业相关政策措施和作用

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为我国一些大城市提供了发展会展经济的基础条件。许多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纷纷兴建现代化的大型展馆,着力培育会展经济。

汇总分析国内主要会展城市政策措施,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一、设立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

主要会展城市在地方财政的每年预算中安排一定数额的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自行主办及招揽申办的专业展览会给予资助和奖励,扶持自主品牌展会发展,促进专业性展会做大做强,同时提高招揽外来专业展会的积极性。

二、出台会展业管理办法,制定行业服务规范

很多城市已出台会展业管理办法,包括对展会进行登记备案,简化统一审批程序,公安、消防、卫生、市政等部门协调服务;规范招展、招商行为;对展会名称进行审核,严格规范以政府名义举办的展会等内容。

三、成立会展协调办公室,组建会展行业协会

目前主要会展城市都成立了会展协调办公室,组建了会展行业协会,完善行业自我约束机制,制定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实行行业管理、行业协调,依法维护行业和行业内单位的合法权益。同时开展会展业统计调查、组织评估、信息、价格协调、资格资质审核等多个方面的工作。

四、对展会进行等级划分评定,评定优秀品牌展会

部分城市已建立一套完善的会展评估体系,根据展览会的展览面积、参展商(国际性展会境外客商参展比例)、专业观众和普通观众的人数、展览的连续性、成交金额、参展商和媒体以及观众的满意度等相关要素为指标,对在当地举办的专业性展览会进行等级划分,同时评出优秀品牌展会。

五、出台品牌展会排期保护措施

部分城市如长沙、深圳等地出台政策,对品牌展会举办的前后一段时间内,各大展馆不得安排与其在名称、内容等方面相同或类似的展会。对品牌展会的排期进行保护,禁止重复办展、多头办展现象发生。

推动会展业发展应制定或调整的政策措施

在新世纪新阶段,面对国际国内的新形势,会展工作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

一、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会展业市场化发展。

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政府把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逐步退出对会展活动的直接参与,改为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完善配套设施和配套服务。通过中长期规划、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和市场规则等手段,引导、规范行业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会展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建立、健全会展业法律法规体系,创造良好的会展业发展环境。

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良好的发展环境是会展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应建立完善的会展业市场管理体制,明确会展市场的准入机制和办展主体的资质条件,规范行业主体的市场行为,对办展主体的资格认定从审批制转向登记或备案制。进一步理顺会展企业与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关系,强化会展行业协会的协调和服务职能,充分发挥协会在信息收集、行业自律管理、沟通政府、标准制定、咨询服务等方面的作用。

三、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进一步加大对会展活动资金扶持力度的政策支持,用于支持规模大、效益好、有发展潜力的展会。同时加大对会展企业的政策支持,培育一批实力雄厚、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专业展览公司,推动会展业市场化和国际化发展。

四、加强宣传推介。

政府应重视城市和会展业的宣传推介,以各种渠道、各种形式大力宣传推介城市形象,让国内外会议展览主承办单位了解其会展环境、旅游资源和主要会展项目,从而促进当地会展业的发展。

五、加强会展业的招商引资,积极开展国内国际交流合作。

加强与全球展览业协会、国际展览管理协会、国际展览局等国际组织的合作,改善会展业的投资环境。引进外资展览公司,组建中外合资展览公司,推进展览企业的并购重组。引进国外的品牌展会,发展中外合作办展,推进品牌展会的并购。

六、推进会展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根据各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有针对性地促进与旅游等相关产业的结合,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会展业和旅游业具有很强的产业关联性,举办会展不仅可以使当地的场馆、酒店、餐饮服务业受益,而且对相关的电信、交通、购物、旅游服务以及城市市政建设,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会展业与旅游业紧密相连、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政策措施篇9

关键词:运输业规模经济政策措施

1、运输规模经济内涵的界定及分类

在经济学中,规模经济意味着当固定成本可以分摊到较大的生产量时会产生的经济性,是指在一个给定的技术水平上,随着规模扩大和产出的增加则平均成本(单位产出成本)逐步下降。也可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其中:内部规模经济是指随着产量的增加,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下降;外部规模经济是指在同一个地方同行企业的增加,多个同行企业共享当地的辅生产、共同的基础设施与服务、劳动力供给与培训所带来的成本的节约。因此,运输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网络上运输总产出的扩大,平均运输成本不断下降的现象。

与运输活动有关的规模经济可以划分成多种不同的类型,即:运输网络幅员经济、线路通过密度经济、港站(或枢纽)处理能力经济、车(船、机)队规模经济、载运工具能力经济和运输距离经济等。运输业由多种运输方式组成,各种运输方式都既可分成基础设施与客货运营两部分,而根据客货流或服务对象的特点(如远途或近途,整车或零担,定点定线服务与否等)有可进一步划分为若干运输类别,这使得讨论运输业的规模经济问题平添了很大的难度,不可以简单地一概而论。可以在运输业中找到很多存在规模经济的例子(例如公路零担运输需要组织较大的车队和在较大的网络内通过沿途接卸和轴辐式中转的结合提供服务),同时也可以找到大量不具有规模经济的例证(如个体运货卡车和船户、个体出租车等)。

2、运输规模经济的分析

运输活动无疑存在着规模经济的现象,但由于运输业网络特性和运输产品本身及其计量方式的复杂性,使得对运输规模经济的把握变得十分困难。而运输生产过程又分别体现在可移动的载运设备和作为运输基础设施的固定网络、线路及各个节点上面,故运输规模经济问题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

(1)运输是地理空间上的活动,运输网络在空间幅员上的规模越大,线路越长,网点越多,其服务覆盖的区域范围就越大,因此从运输网络的幅员大小看,可以考察运输企业是否具有管辖线路越长或网络覆盖区域越大,单位运输成本越低的效果。

(2)从运输线路的通过密度上看,可以考察具体运输线路上是否具有运输量越大就导致该线路的单位运输成本越低的效果。

(3)从单个运输设备的载运能力(如列车牵引重量、车厢容积、飞机客座数或轮船载重吨位等)上看,则可以考察是否具有载运能力越大,其单位运输成本就越低的效果。

(4)从运输企业拥有车(船、机)队中车辆数的多少,可以考察是否车队的规模越大,经营效率越高或单位运输成本越低。例如机队的规模,既与在航线上所能提供的服务频率有关,又与保持合理的维修队伍及合理的零部件数量有关。我国目前拥有500余架民用客机,分别属于数十家航空公司,飞机总数还不如国外一家大公司拥有的数量,因此每一家公司的机队都很难达到应有的合理规模。

v5w还可以从运输距离角度考察是否具有单位运输成本会随着运距的不断延长而下降的效果。运输经济中一直有所谓“递远递减”的规律,特别是终点成本所占比例较高的铁路、水运和航空运输这一特点更为明显。

3、实现运输规模经济效应的政策措施

上述从多个角度对运输的规模经济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我们发现有必要针对运输规模经济问题提出一些合理的政策建议。

(1)加强政策引导,培植主导运输市场的大型运输企业,推进运输市场向有利于形成运输规模经济的方面发展。加快运输规模经济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各级政府和交通行业主管部门应加强对运输规模经济发展的政策研究,积极引导运输企业走规模化、集约化的道路,促进运输规模经济的发展。目前,主要是结合运输市场发展实际和发展趋势,研究制定市场结构转变的政策措施;在保持运输市场竞争活力的同时,培植大型运输企业,提高其主导运输市场发展的能力,鼓励企业之间开展合作与实施兼并;认真贯彻《道路运输条例》,强化运输市场准入管理,加大“扶优限劣”的力度,不断提高运输市场集中度;在当前市场竞争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劣汰优胜”手段,先行“劣汰”,结合较大规模、采用先进技术和经营方式的企业以更多的资源和市场,促其尽快发展壮大。

(2)创新经营理念,推进运输企业经营方式向以分工协作为主的集约经营转变。虽然经营方式是企业的经营自,但是,政府可以通过技术经济政策等手段,引导其转变经营方式。要加强对运输产业政策的研究,制定符合运输规模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如对经营资质管理、运输线路服务质量招投标、运输各项经营业务的分工协作问题等,积极促成企业创新运输组织方式、提高运输组织化程度、采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运营体系等,为形成运输规模经济奠定良好的基础。

(3)推进运输技术进步和现代技术应用。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大大提高经济规模点的规模水平,从而为不断形成和提高运输规模经济效应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应该出台有关推进运输新技术的政策措施,包括采用运输新设备,实施运输标准化、规范化,加大试验和应用“节点运输、”“无缝接驳”、“甩挂运输”等先进运营模式,积极发展集装箱运输、快速运输、集散配送运输等组织化程度高的运输项目等。有效实施以网络化带动规模化、以科技进步稳固网络化的发展思路,从根本上促进运输增长和发展模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发挥运输规模经济效益。

(4)加快运输向物流发展,推进运输范围经济效应。从主要矛盾来看,传统物流业在于实现“货畅其流”,因而运输业处于支柱的地位。而现代物流业是以发达便捷的交通运输系统为支撑的,其主要矛盾是通过专业化、规模化及现代管理技术尽可能减少物流整体(包括物流优化、产业优化因素)的耗费,挖掘物流业的利益源;从收入来看,传统物流业的营业收入中,运输收入至少占80%以上,其余少部分为围绕运输过程的装卸及仓储保管收入,而在现代物流业中,运输收入的比重不超过30%;从利益流向来看,由于传统运输业处于运输供给不足的环境下发展的,运输业通常有较高额的回报率,是物流业利润源,而现代物流业则是在运输供给充分的环境下发展的,运输的收益率普遍很少,成为微利的经营活动,而有技术特色、规模效益的其他物流服务业成为物流产业的主要利润源;从主要功能来看,传统运输业以实现物的流动或物的配给为主,而现代物流业则通过建立供应链管理系统,实现全方位的物流服务,可推进运输业范围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荣朝和.关于运输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问题的探讨[J].中国铁道科学,2001

[2]陈引社.我国道路运输的规模经济问题[J].综合运输,2004

[3]陈萌三,吴群琪.我国发展物流业切入点的思考[J].交通运输工程学报,2001

[4]丁海鹰.道路运输市场规模经济研究[D].长安大学,2006

政策措施篇10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全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半年形势分析会,主要是对上半年全市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进行认真总结,安排部署下半年的工作,确保将年初市委、市政府安排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6月上旬,*市长带领大家前往*市考察学习了兄弟市、县(区)人口计生工作的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6月29日到昨天,又集中利用3天时间对全市8个县区的人口计生工作进行了观摩,看到了许多特点和亮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今天上午,各县区对上半年工作开展情况分别进行了汇报,市人口委的分管领导从各自分管的工作出发,对下一步的重点工作做了具体安排。刚才,*市长对今年上半年全市人口计生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讲评,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总结分析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讲的很好,我完全同意,希望大家按照要求认真抓好落实。

今年以来,全市的人口计生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建立健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长效机制和强化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为重点,以深入推进“精细化规范化科学化管理年”活动为抓手,以“加强试点、培育典型,以点带面、推动全盘”为基本方法,坚持“农村夯基础、城市抓创新、整体促提升”的原则,不断解放思想,转变思路,科学发展,使全市的人口计生各项工作得到了健康有序的推进。特别是在建立健全长效机制、落实“以房管人”工作新模式、提升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水平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是,实事求是地讲,我们的工作与国家和省上的要求相比较,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仍然面临着不少困难。其中,既有共性问题,也有一些由于*特殊的地域性和城市规模效应所呈现的特殊问题。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思想上不能有丝毫懈怠,工作中不能有丝毫放松,力度上不能有丝毫减弱。为此,我重点就如何抓好今后几个月全市人口计生工作再讲几点意见,供大家工作中参考。

一、坚持机制先行,完善政策措施,切实抓好全市人口计生工作落到实处

通过学习考察,大家都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凡是工作做的好的地区,首先他们的各项政策规定、配套措施相对比较完善,各项任务落实起来也就相对比较得力。*年以来,市上陆续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人口计生工作的健康有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政策措施来之不易,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不折不扣地全力抓好落实。一是要继续抓好已出台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要在全市人口计生系统再次掀起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全面加强社会管理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意见》和《*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督查考核奖惩办法》的新高潮,尽快制定完善各项制度措施,加大督促检查力度,狠抓各项工作落实。二是要继续抓好计划生育各项优惠政策的落实。要继续坚持政府长期救助、社会捐助和个人结对帮扶相结合的救助机制,全面实施“1+1”生育关怀安居工程、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子女“成才工程”和对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患者的救治,做好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助、征地补偿等普惠政策与计划生育政策的衔接,公开公平公正地把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扶助、特困救助、特别扶助等各项优先优惠政策全面落实到位,不拖欠老百姓一分钱,真正让实行了计划生育的家庭优先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同时,各级各部门也绝不能因为资金投入不到位而导致工作滑坡,拖全市的后腿。三是要继续抓好各种制约性政策措施的落实。要一如既往地抓好城镇居民再生育审批、党员干部超生查处、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干部提拔任用中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情况审核、农村二女户结扎落实、社会抚养费征收、有奖举报等政策措施的落实,严肃政策纪律,坚决维护人口计生工作的正常秩序,保障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市人口计生委要进一步加大对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落实情况的经常性督促检查,对政策落实不到位、工作滞后或处在徘徊状态的,要予以重点指导帮助。对于有些县区在党员干部超生违育清查处理工作方面力度不够的,工作中要进一步积极主动,力争取得实质性进展,避免因为在人口计生工作方面不力,年终受到市委、市政府的处罚。

二、认真研究总结,切实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推进全市人口计生工作稳步健康发展

根据近两年上级视察反馈和市人口计生委工作分析,我市的人口计生工作总体发展态势良好,但仍存在很多问题,有的甚至是很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全市稳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增长的压力将会不断增大。一是要认真解决领导重视程度不够的问题。面对全市人口计生工作连续14年受到省政府表彰奖励的可喜成绩,部分领导对完成人口控制计划开始“沾沾自喜”,工作中有了松劲情绪,重视程度出现了滑坡,逐渐忽视了已经显现并且普遍存在的计生经费投入不足、服务设备陈旧落后、基层计生干部待遇落实不好、工作积极性不高、管理服务不到位等问题。因此,各级各部门必须要重新审视当前人口计生工作的形势和现况,以对党的事业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切实重视起人口计生工作,认真解决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把人口计生工作抓在手中,落到实处。二是要认真解决作风飘浮的问题。当前,仍有部分县区、乡街分管计生的领导和干部,工作不深入、不研究,只停留在听汇报、走过场上;有的县区、乡街热衷于“抓样板”,搞花架子;更有甚者,作风飘浮,欺上瞒下,玩数字“游戏”,严重贻误了解决问题的时间,影响了工作的进度。因此,各级党政领导要亲自带队深入一线走访调研,坚持“一村一策”,强化督促检查,真正把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真正做到让群众满意,让领导放心。

三是要认真解决职责不清的问题。中央和省、市先后已下发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条例、意见,都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以及人口计生部门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的职责任务。在实际工作中,要分清职责,不推诿扯皮。应该由政府解决和承担的,如经费投入、机构人员编制、奖励优待政策兑现、综合治理工作的领导协调等,政府应积极协调、不推卸责任;应该由各有关部门承担的综合治理职责,各部门要认真履行;人口计生部门在做好业务工作的同时,要积极为政府的领导、决策、协调当好参谋。要切实靠实责任,建立责任链,狠抓具体工作的落实。哪些县区、哪些部门、哪个环节出现问题,市委、市政府将在年终考核时,严格按照考核奖惩办法追究相关领导责任。四是要认真解决经常性管理服务不到位的问题。虽然*市在一些单项工作上,处于全省的领先地位,但经常性管理服务工作不到位、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还普遍存在。今后,各县区要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抓薄弱、促平衡上,认真解决边远乡村和城乡结合部等工作发展滞后、经常性管理服务不到位的问题。把工作检查和工作指导有机结合起来,对工作后进的地方要实行重点管理、重点检查,以指导为主,促使其尽快摆脱后进局面,与全市一道步入持续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三、学习先进经验,提升基层基础工作服务水平,不断开创全市人口计生工作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