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需求范文10篇

政策需求范文篇1

论文摘要：本文利用对昆明市41家民营科技企业的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对昆明市民营科技企业在不同时期对政策的需求状况进行研究分析，从中得出了技术扶持、税收优惠和资金扶持等是当前昆明市民营科技企业成长中最需要的政策支持。

近年来，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研究已经受到人们普遍关注。相应的理论研究成果在实践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应用。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对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科技政策与政策体系的研究仍显不足。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制订与实施体现出某种不一致性、局限性和不平衡性，从而使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应有的实效性、导向性、系统性未能得以充分发挥，因此，有必要研究和探讨建立完善的、可操作性强的高技术产业发展政策和政策体系的新途径。

一、相关理论回顾

1．国内高科技产业政策研究概述

中国企业联合会发表的《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报告》指出：政府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中的主要职责应是：制定有利于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公平竞争的发展规划与规则；推动和构造有利于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社会化保障体系，特别是信用体系和担保体系；引导和鼓励社会对中小企业的中介服务；加大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财税支持力度；完善对中小企业的行政和司法监督。

周彩红、李廉水在《政策供给与我国中小高科技企业的发展》一文中对我国政策供给的现状作了分析认为，第一，投融资政策未能有效解决中小高科技企业投人不足的问题，致使广大中小企业在从导人期进人成长期、成熟期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摆脱不了融资渠道不畅、资金投人不足的障碍。第二，我国政府采购未能发挥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扶植作用，政府采购对技术创新导向很不明显。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九条虽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目标，但缺乏具体目标和计划，缺乏相关的配套法规，也使得中小高新技术企业被排除在政府采购锁定的范围之外。第三，税收政策对中小高科技企业的激励力度不够。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收政策的规定》规定：“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新办的高新技术企业，自投产年度起免征所得税两年”。然而，72．4％的企业因为没有盈利而不能从中受益，因此，这条政策对中小高科技企业的激励作用较弱。第四，信息网络的覆盖范围不够。中小企业一般因其规模小、实力弱，难以拥有稳定的信息渠道，明显处于劣势。

李杏、丁振国在《华中地区民营中小企业发展中的政府职能分析》一文中认为，政府是民营中小企业发展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之一。它不仅仅通过直接的政策支持及相关法案起作用，更主要的是通过它对企业发展外部环境的影响来促进或阻碍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是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政府应注重完善技术创新的环境和机制，重点为在竞争环境中的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其二是出台创新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政府承担，政府购买，即对于某些处于产品生命周期早期的产品，政府可以通过这一政策对其进行扶持；政府导向，即政府通过自身具有获得市场信息的优势向技术市场、投资市场提供供求、应用等方面的引导。

刘海燕认为当前我国民营科技企业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第一，社会舆论不公，有些政府部门对民营科技企业的扶持和服务意识淡薄。第二，政策法规没有使所有的企业在同一地位上公平竞争，至使民营科技企业缺乏法律保护。第三，目前民营科技企业无主管部门，说是科委管，实际上科委只能协调服务，没有决定权。由于管理体制不顺，民营科技企业在用人、评职称、晋级、专利评审等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第四，金融支持不足，民营科技企业创业初期融资渠道狭窄、融资能力弱小，资金短缺成为限制了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瓶颈。

2．国外高科技产业政策研究概述

范秋芳对美国科技政策的研究认为，第一，政府通过制定创新的政策，减少在新技术开发和商业化过程中不必要的法律、制度和经济的障碍。第二，建立有效的、高性能的运输基础设施；建立拥有紧跟技术创新潮流的国家水平的研究、测试和计量能力。此外，政府还在研究与开发工厂设备和工人培训方面加大投资。第三，不断推出大型科技发展计划，促进政府与企业及研究机构之间的互动。第四，加强研究开发的投人。

李奇明等探讨了日本高新技术发展的政策，认为其主要特点，一是确立“科技创新立国”的战略，明确规定了日本将依靠科技创新面发展为“高度信息化大国”。二是提供巨额资金对生物、人工智能等重要高新技术领域的研究开发，使日本在该领域中具有竞争优势。三是制定整体科技发展及其重点领域的总方针、总计划；加强对科技发展的导向，运用经济杠杆对民间企业的科技活动进行指导，把国有实验室的研究设备低价转给企业使用，把国有基础技术专利无偿或低价提供给民间企业。

黎贯才、周东杰总结了科技政策国际趋势的一般特点发现，首先，发达国家在研发上的投入都有大副度的增加，R＆D与GNP之比在2．5％--3．4％之间。其次，政府从总体上对科学技术知识的生产、扩散及其应用进行规划和指导，亲自参与到科技创新中。再次，发达国家更加注重创新系统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重视知识的生产、转移和应用之间的协调。

英国罗纳德?阿曼和朱利安?库伯在考察了英国和其他西方工业化国家的重大技术创新成果后得出，需求拉动对于高技术产业生产的激励作用，比技术、发明的推力更为普遍。全部高技术成果的2／3到3／4都是需求拉动的结果，而且政府部门的需求在其中占很大的比例。因此，政府采购是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如美国《购买美国货法案》规定，美国中小企业的报价只要高于不超过外国供应商报价的12％和本国大企业报价的6％。即可获得政府采购合同订单，这对增加中小企业在政府采购市场中的竞争力是十分明显的。在美国硅谷创业初期，定单中有1／4来自政府。

二、昆明市民营科技企业成长的政策需求分析

政策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施、办法、方法、条例等的总称。政府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过程中，政策行为是其最基本、最重要的行为方式和行为手段，绝大多数的政府活动可以归结为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政府通过政策对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的分配，来实现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调整社会中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以便维系社会的正常和稳定的发展，并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

政策需求研究是因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经过一段时间后，政策逐步老化，效力逐步递减。为此，有必要分析和了解民营科技企业在不同时期对政策的不同需求，并以此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依据，使政策增效期发挥最优的效果。

1．政策需求调查结果

民营科技企业产生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其成长是一个客观的连续过程。为研究的需要，我们把政策演变的时间划分为二个阶段。

经对昆明市民营科技企业的调查表明(见表1)，第一阶段民营科技企业政策需求程度的排序是资金扶持、法律保障、税收优惠、技术扶持和人才引进政策；第二阶段企业政策需求程度的排序是技术扶持、税收优惠、资金扶持、人才引进政策和法律保障。可见，随着时代变迁民营科技企业政策需求由资金扶持转向对技术扶持和优惠的税收政策。这种政策需求的转变反映了改革的时代特征，民营经济早期由于没有合法地位，其发展需要资金和法律的保护，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和人才成为民营科技企业成长的重要因素。

2．政策需求因素分析

企业成长的政策需求研究是从企业成长的政策环境因素出发，分析企业与政策环境因素的逻辑关系，回答企业需要什么政策，政策如何满足创业者的需求，可为政府制定促进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1)技术扶持政策。企业不同历史时期“政府科技扶持政策的需求”调查结果表明(见表2)，政策第一阶段，民营科技企业最需要政府为企业产品、工艺开发营造良好环境；政策第二阶段，企业最需要政府支持企业“产、学、研”技术开发和通过长期计划为企业技术发展提供指导。说明企业已认识到技术是民营科技企业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民营科技企业要在竞争中取胜，就要掌握和发展核心技术，不断进行技术积累，整合科技资源，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开发体系，培育企业持续技术创新能力。

(2)税收优惠。税收是政府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对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尤其重要。税收优惠意味着企业纳税义务的减少，企业利润的增加。“这一利益让渡将引导企业的投资行为按税收优惠的方向进行，这便是税收这个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之一”。对企业实施税收优惠，实际上是政府将应收而未收的税款让渡给企业，意味着政府将税款交给企业进行科技投人。因此，税收优惠不仅是政府科技投人的重要渠道，而且是政府引导民营企业加大科技投人的手段。税收政策对企业科技成本、科技投资风险、应用新成果、高素质人才引进等产生直接影响，而税收政策不足会加大民营科技企业在创立和成长过程中的困难。

(3)资金扶持政策。企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政府资金扶持政策”的需求调查结果表明(见表3)，政策第一阶段，68％的民营科技企业最需要贷款，36％的企业需要政府科技资金的支持；政策第二阶段，60％的企业最需要政府科技资金支持，29％的企业需要贷款。值得思考的是作为风险投资无论是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或在今天，均位居企业第三位的选择，说明企业缺乏对风险投资的认识。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权益投资，不同于银行的贷款行为，它注重的不是企业当前的盈亏，而是注重其长远的权益回报。因此，风险投资的性质决定了它与科技型企业有着密切的关系。

民营科技企业大多成立较晚，资信不如老企业，也不象有些国有企业有政府、相关部门的扶持，服务，因而不易获得银行贷款，表现为发展中常因资金紧缺而阻碍企业发展。在政策执行上，虽然各级政府都制定一些鼓励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但由于心存疑虑，对民营科技企业落实相关政策上打了折扣。

(4)人才引进政策。企业不同历史时期“政府人才引进环境”调查结果表明(见表4)，政策环境第一阶段，43％的企业认为有良好的引进人才环境；政策环境第二阶段，约65％的企业认为有良好的引进人才环境。可见，随着时代的变迁昆明市人才环境有了较大地改善，为民营科技企业引进人才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人才资源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是所有资源中最宝贵、最重要的“第一性”资源。人才队伍的建设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内外竞争中的地位。对科技企业发展而言，主要应从体制、政策、机制和文化等方面着手，加强环境建设，形成人才辈出的局面。

(5)法律保障。从当今世界各国和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来看，具备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是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新加坡、日本在科技园、技术城建立之前就订立了相关法规。在美国的硅谷，除了有支撑起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基本法律外，还通过大量判例法来规范当地市场主体所拥有的经济行为。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通过有关法规确保民营科技企业的社会地位、权利、义务、财产、知识产权和正当活动受法律保护，使民营科技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得到公平竞争的法律环境。

三、简要评价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的结论和建议：

1．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成长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尤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备的转轨时期，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不利于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成长。因此，良好的政策环境是民营科技企业成长重要的外部条件。

2．昆明市民营科技企业随着时代的转变，对政府政策需求主要有三点：一是由原来的资金扶持转变为对技术扶持和税收优惠政策需求。二是企业对资金需求方式已由原来的国家贷款转变为政府的科技预算。三是企业希望政府积极支持企业开展“产、学、研”技术开发和为企业技术发展提供指导。以上三点变化说明在新的市场环境下，昆明市民营科技企业已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经济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演化为智力的竞争。

政策需求范文篇2

关键词：农业保险国家政策扶持

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同时农业生产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又具有特殊性，所以，许多国家政府都将农业保险作为政府的经济政策来推行，把农业保险纳入社会福利政策之中，通过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间接实施对农业、农户的政策扶持与利益保护。我国是农业大国，我国农业的基础性和高风险性表现更突出一些，也就更需要农业保险对其进行保障和支持，而中国的农业保险相对于人身险来说比较薄弱。要想尽快建立起比较健全的农业保险体系，还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持。

一、国家政策扶持农业保险的必要性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决定农业保险需要国家政策扶持

我国农业保险一直是我国保险业的薄弱环节。1982年，我国恢复农业保险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农业保险实行纯商业化运作方式，其效果并不理想。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农业保险出现了萎缩现象。2003年，保监会开始着手研究现代农业保险并进行理论创新，于当年年底制订了《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的初步方案》。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2004年，保监会在上海、吉林、黑龙江分别批设了3家不同经营模式的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在江苏、四川、辽宁等地开展了农业保险试点工作。但是，最近国务院组织有关部委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保险业服务“三农”的情况进行了调研。调研结果表明，农业保险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能否得以解决，取决于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扶持力度，主要表现为：

1缺乏农业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我国现行的《保险法》对农业保险尚未涉及，其他方面的条例法规对农业保险规定也很少，导致农业保险无法可依，而一部完善的农业保险法的出台，需要国家来制定。所以，从此角度来说，农业保险急需国家政策的扶持。

2缺乏国家财政政策扶持。目前，国家对农业保险除了免征税外没有其他更多的财政政策扶持，并且我国也只免征种养两业险的营业税。由于缺乏政府的直接扶持，结果是农民受经济条件的约束，无力投保高保险费的农业险，而保险公司受高赔付率的影响，无法承保低保险费的农业保险。因此，我国农业保险处于两难境界。要想更好地解决此难题，国家应对农业保险进行政策扶持。

3缺乏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体系，我国虽有部分省已搞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组织了政府扶持农业保险的活动，但大多数地区还是靠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并且随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推进，其政策性业务日益剥落和减少。所以，此时需要政府建立农业保险组织体系来扶持农业保险。

（二）国家政策扶持农业保险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解决“三农”问题。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农业作为基础产业，由于其自身的弱质性和生产过程的特殊性，因而面临许多风险，包括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如果风险处理得当，农业将得到发展；反之，将给“三农”带来灾难性后果。农业保险作为农业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器”和“减震器”，对农业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所以，发展农业保险可以更加直接有效地帮助国家落实好“三农”政策。作为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农民，在充分享有利益的同时，也承担着很大的生产经营风险，他们需要一种风险转移的方法，以确保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和家庭生活的安定。农业保险参与农业生产、防灾、销售各个环节的风险管理和灾后的经济补偿管理，可以帮助农民迅速恢复生产和生活，有利于灾后社会的管理与稳定，可以保证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可以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抗灾害或疫情的透明度，从而直接影响农业产业政策的实施。政策扶持农业保险，是变政府对农业灾害损失的事后救济为事前防范与灾后经济补偿，政府和广大农民以较少投入获取较高保障，更好地体现政府对“三农”的支持政策。所以，国家应对农业保险给予大力的政策性扶持，以便更好地发挥农业保险的作用，让农业保险更好地为国家解决“三农”问题保驾护航。

（三）国家政策扶持农业保险，是我国更好地适应WTO的需要

中国已加入WTO，这意味着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应削减一些国家对农业的补贴政策和措施。按照国际惯例，国家政府不应对某项经济给予大量的直接财政补贴，但是，可以采取相应的政策性扶持，这对我国薄弱的农村经济产生诸多的负面影响。而农业保险属于WTO规则许可的“绿箱政策”，在绿箱政策范围内的财政对农业的补贴规模不受WTO农业协议条款限制。因而各国政府将扶持农业保险作为促进农业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农业保险比较发达的国家，政府都给予较多的保险费补贴。我们国家也应利用这一规则，加快建立对农业保险的财政金融支持机制，通过支持农业保险来促进我国农业的健康发展和持续发展，从另一个角度发挥我国政策对农村经济的保护作用，从而提高中国农业的生产经营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四）国家扶持农业保险，是解决农业保险高费率与农民购买力水平较低矛盾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据民政部统计，截至7月22日，2006年全国26个省（区、市）不同程度遭受洪涝灾害，农作物受灾面积1076.3万公顷，绝收211.4万公顷。重庆遭遇了50年以来的最大旱灾，据重庆市政府统计，全市直接经济损失77.7亿元人民币。巨大的经济损失缺口大部分是由农民自己来承担的，而原本是灾害“减震器”的保险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我国，有80%以上的农民没有加入农业保险，据统计，2005年，中国保险业保费收入达4127亿元，而农业保险费收入仅5.2亿元，户均投保费用仅2元多。面对如此大的风险威胁，我国农民为什么不投保农业保险呢？究其原因主要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农民无力投保，这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年农民的人均收入为3255元，农民必须用这些收入去购买生活必需品、赡养老人、为子女提供教育费用等，最后所剩无几，因此，他们很难拿出更多的钱去购买农业保险。二是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意承保农业保险，农业保险的赔付率很高，据调查数据显示，农业保险的赔付率高达88%，有的地区竟高达250%，这大大高于保险界公认的70%的临界点。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率使得经营农业险的保险公司往往亏损。于是，保险公司就要提高费率，费率越高，农民越无力投保，因此，我国农业保险出现了一种现象，即商业保险公司从根本上讲不愿意放弃农业保险业务，想发展农业保险，但低廉的保费和极高的赔付率导致保险公司赔付不起，只好提高费率；而农民也意识到农业保险的保障功能，对农业保险有很大的需求，但是较低的收入和高费率，导致农民保不起农业保险，消费不起农业保险这个“备用轮胎”。目前，二者之间的保费高低方面的矛盾靠他们自己已无法得到妥善的解决。要想更好地解决这一矛盾，需要政府出面，加大对农业保险的资金投入，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使保费维持在二者都能接受的程度上，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和商业保险公司之间的这一矛盾。公务员之家:

二、国家政策扶持农业保险的几点建议

（一）完善农业保险法律体系，用法律规范农业保险业务

市场经济，法制先行，任何一项政策经济活动都需要法律来规范。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有其本身的政策性，所以对相关法律的依赖程度更高。一些农业保险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为弥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缺陷，都是通过立法来增加政府干预农业保险能力的。美国发达的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业保险制度的完善，而美国农业保险能稳步发展，又得益于有专门的法律对其进行规范。美国早在1938年就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对农作物保险的性质，开展农作物保险的目的、办法、经办机构等进行了规定，为农作物保险业务开展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完善的“农业保险法”，使得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在具体运营时有很大的随意性。同时，由于没有法律约束行政部门，这样，国家行政部门有时可能越权去过分干预农业保险的正常运行。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保险法”，把农业保险纳入法制化轨道，用法规形式明确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属性、政府的管理职能和具体的支持方式、经营主体应享受的具体优惠政策，明确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性质、经营原则、组织形式、承保范围、保险费率、农业再保险办法等。制定农业保险法律法规，有利于规范农业保险市场，能够避免政府扶持农业保险的随意性，或因国家财政的一时困难而忽视对农业保险的必要支持。完善的农业保险法，能保证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同时，为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配套的法律保障，以确保农业保险有法可依，沿着法律轨道健康发展。

（二）完善与农业保险密切相关的配套制度

农业保险在国家经济中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和其他相关的经济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发展和壮大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以，要想发展和壮大农业保险，需要国家制定一些相关的配套制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制定相应的信贷扶持政策，对农业保险给予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对于参加保险的农户，可优先为其提供信贷，对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出现流动性资金不足时，允许其申请一定额度的无息或低息贷款。第二，制定相应的税收扶持政策，国家给予经营农业保险公司免征部分税赋的优惠，有利于保险公司积累总准备金，保证其长期稳定经营。第三，制定各级有关政策管理职能部门扶持农业保险的政策，以确保各级职能部门真正为农业保险服务。这些配套制度能否较好地对农业保险加以支持，国家意志将起到关键作用。所以，各级政府应真正为农业保险服务，尽快制定和完善与农业保险密切相关的配套制度，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促使农业保险渐入佳境。

（三）建立多元化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增强农业保险的供给能力

实践证明，农业保险不能完全依靠商业保险，但是，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完全依靠政府组织承办农业保险也不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建立多元化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国务院2006年6月15日的《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发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农业保险，探索发展相互制、合作制等农业保险组织，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所以，我国政府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起完善的多元化农业保险经营体系，以适应农业保险的需要。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将大大缓解我国农业保险供给能力受制于单一经营主体的状况，同时在国家给足农业保险保护政策和财政支持力度的前提下，多种形式的经营主体之间还可以形成有效竞争，增加农业保险供给能力。

（四）加大对农业保险财政补贴

财政给予农业保险补贴是开展农业保险的重要保障。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成本、高价格、低收益的特点，决定了农业保险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单一依靠市场机制的配置会造成市场的失灵。我国农业保险二十多年实践证明，纯商业化经营的路子是走不通的。这就客观要求政府履行其宏观调控和公共管理职责对农业保险这个准公共性产品给予财政补贴。国外政府很重视对农业保险进行财政补贴，美国、加拿大日本、菲律宾等国家政府都给予农业保险较多的保费补贴，日本有些农作物保费的补贴比比率达到70%.我国对农业保险进行的政府补贴，可重点在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对投保农民提供保费补贴，主要针对大宗农产品，即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以提高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购买力，但对保费补贴的比率应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一般平均补贴率不应高于50%.二是对保险公司提供费用补贴，减轻保险公司的费用压力，补贴数额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三是对农业保险的再保险提供资助，为农业保险建立巨灾补偿基金，用于发生巨灾时的大额保险赔付。农业稳定发展的受益者并不只是农民而且包括农业生产者、农产品经营者、农产品消费者以及政府在内的整个社会。所以，各级政府财政每年拨出一定资金设立农业保险基金，以备补偿农业的巨灾损失。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补赔，会促进中国农业保险迅速发展，并将吸引更多的保险公司加入到农业保险竞争中去，从而把中国农业保险做大做强。

（五）政府应加强对农业保险的正面宣传，积极稳妥地开展农业保险试点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面貌有所改观，农民的思想也开放了，但相对而言，他们的观念还很保守，对保险不信任，无法理解农业保险“花钱买平安，居万家之财，补若干户损失”的内涵，而把农业保险与乱摊派，乱收费和加重农民负担相提并论，能免则免。长期实践也表明，广大农民对商业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抱有怀疑态度，甚至有些地区的农民对农业保险有一些抵触情绪，此时就需要政府去加大宣传力度，帮助农民解开心中的结，因为农民还是比较相信政府的。同时针对农民的心理特点———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各级政府可以按照“先起步、后完善，先试点、后推广”的原则，在必要的政策扶持下，在条件允许的地区开展相关的农业保险试点，让农民看到其益处，这样农民才能放心大胆地去参加农业保险。全国农民都参加了农业保险则相应地降低了农业保险的赔付率，从而促进了农业保险的发展。我国已在浙江、江苏、四川、新疆等省市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并且对这些试点进行跟踪，及时总结试点经验，现已取得了一定效果，为我国农业保险的推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政策需求范文篇3

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3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走向及其调控，我们发现：在1993年开始的以抑制经济过热和反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在缺乏财政政策有效配合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起到了主导作用且政策效果非常显著。1997年以后，我国宏观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长期的社会供给不足和有效需求相对旺盛转向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给的相对过剩。这种转变在货币层面上表现为周期性通货膨胀转向持续性通货紧缩趋势。由此也带来了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根本性转变，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增发国债、增加离退休及行政事业单位工资等的配合下，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自1996年起先后七次调低存贷款利率；1998年1月1日起，取消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长期实行的贷款规模限额控制；1998年3月大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1999年将消费信贷业务放宽到所有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种类放宽到所有大件消费品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支持农业、投资、消费、进出口的信贷指导意见……。然而，近几年的经济运行状况表明，货币政策在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实际效果不太理想。为什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抑制社会需求时政策效应非常显著，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时却效果欠佳呢？笔者认为其内在原因在于货币政策在刺激需求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国当前宏观调控中存在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正是这些局限性的必然体现。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货币政策是狭义的，即指中央银行为达到一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给、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

一、从货币结构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建立在扩张货币供给总量和提高货币流动性的基础之上的。而一般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实现的货币供给量的增长是仅就广义货币而言的，在消费及投资需求不振，市场低迷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企业和居民会减少现金及活期存款持有量而更多地以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及外币存款等广义货币的形式持有其资产，由此在货币总量增长的同时却引起货币流动性的减弱，如1994年底M1占M2的比率为43．8％，1999年则降为35％，致使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大打折扣。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1997年以来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有效需求的拉动作用效微力乏的原因了。

政策建议：(1)在继续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础上，要缓解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货币政策方面必须改变一味增加货币供应总量的做法，在维持广义货币M2增长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将工作重点转向调控货币供给结构即提高货币流动性方面，鼓励储蓄存款、定期存款等准货币转化为现金及活期存款，使M1的增长率相对高于M2的增长率。(2)通过鼓励消费和投资，对高达6亿多的储蓄存款进行分流，而鼓励消费的基础性工作在于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化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而鼓励投资，一方面要加强我国的金融工具创新以增加金融投资的渠道，另一方面必须进一步降低投资限制以鼓励实业投资。

二、从货币供给的影响因素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当中央银行为刺激社会需求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主要是通过基础货币的投放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来实现的。但是，在微观经济主体消费和投资意愿低下的经济背景中：(1)由于物价水平持续下跌情况下“买涨不买跌”的消费心理及名义利率水平尤其是名义储蓄存款利率水平相对低下，居民的经济行为往往表现为持币待购，由此导致社会现金流通量的增加和现金漏损率的提高，客观上起到了降低货币乘数和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2)因为销售不畅和生产经营的萎缩，企业对于活期存款的交易性需求减少，加上其投资行为受到遏制，企业活期存款在一定程度上会转化为定期存款，如上所述，定期存款比率的上升同样起到降低货币乘数、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3)商业银行在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和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增加的情况下，可用资金大量增加，与此同时其贷放规模并未随之相应增长，原因有二：第一，企业和居民贷款意愿低下使得全社会贷款需求不振；第二，贷放风险尤其是信用风险增加，商业银行出于风险控制和资产安全性的需要严格控制资金贷放，出现银行“惜贷”现象。最终体现出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变化，即超额存款准备金的超常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降低货币乘数，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中央银行为刺激社会需求而试图扩张货币供给的过程中，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客观上却与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向背道而驰，进而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货币政策效应的实现。

政策建议：(1)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中的制定和实施中注重中央银行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将调控重点放在引导商业银行、工商企业及居民的经济行为上，使之“顺对货币政策的风向”，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2)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注重诸多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投资政策及产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的综合协调运用，过度依赖于少数经济政策如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行的。(3)加快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这是走出通货紧缩，推动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

三、从货币政策的传导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货币供给，影响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从而对全社会的投资水平和消费支出规模产生影响，并最终影响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使之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由此，从中央银行具体制定和实施货币调控到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间，必然有一个相关的传导过程。以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传导为例，这一过程可分为三个层次：

1、中央银行根据刺激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既定货币政策目标，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提高商业银行派生存款创造能力，并降低利率水平。这是扩张性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基础。但是，在现阶段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有相当一部分并未进入多倍存款货币的创造过程，其原因在于银行资金的内部短路现象，它是指银行体系增加的准备金没有最终用于向工商企业和居民的放款，而是滞留在了银行体系内部，或是用于银行之间的资金拆借和证券买卖，或是以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形式存在。这种现象在客观上起到了减少基础货币的作用，基础货币的减少又通过多倍存款货币的紧缩进一步缩减了货币的实际供给，导致社会资金相对减少。

2、商业银行在接受中央银行提供的基础货币，超额存款准备金大量增加的基础上，对中央银行的具体调控做出反应，即根据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给的意向相应调整其业务，动用超额准备金扩大向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放款的规模并调低放款的利率水平，同时通过派生存款创造机制影响货币供应总量的增加。作为在中央银行和工商企业及居民之间充当传导媒介的商业银行，在利益驱动的基础上，能否对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意图做出“顺对政策风向”的迅速反应，是货币政策顺利传导的基本保证。但是，由于现阶段商业银行资产的单一化以及现存的银行信贷配给机制自身抑制需求和减少流通中货币的作用，加上银行出于风险控制的目的，在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放松银根时，出现了日益普遍的“惜贷”和前文提及的银行资金内部短路现象，大量资金滞留于银行体系内部而未形成对投资和消费的拉动效应。

3、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根据中央银行发出的放松银根的政策意向，在商业银行扩大放款规模，金融市场上资金供给充裕、利率水平下降的情况下，相应扩大其投资和消费支出，最终实现货币政策刺激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目标。这一层次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关键，近年我国宏观金融调控的实际效应业已证明，现阶段，即使在积极财政政策的配合下，无论是社会消费支出，还是投资支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均无法有效拉动。应该说，当前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其实质是体制性的，是我国现行经济包括金融体制中诸多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

政策需求范文篇4

关键词：信息政策政策制定政策需求

国家信息政策是近几十年来许多国家都颇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国国家信息政策的研究源于对科技情报政策的研究。迄今为止，这一领域的研究仍以科技情报政策为主要对象。首先。研究者多是科技情报领域的专家学者；其次。在术语运用方面，“科技情报政策”的使用频率比“国家信息政策”要高得多。尽管如此，目前从宏观上对国家信息政策的研究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笔者以为，国家信息政策过程与所有政策过程一样．都是以政策需求为起点的．因此，在研究国家信息政策时．信息政策需求的分析应该受到足够重视。只有弄清了实际的政策需求背景。才有可能准确地界定国家信息政策问题，也才有可能使制定出来的国家信息政策真正落到实处，从而真正解决国家信息活动中的实际问题。基于此。本文从信息资源管理、信息产业发展和信息技术发展三个方面对我国当前的信息政策需求做一简要分析。

一、信息资源管理、开发和利用所产生的政策需求

在当今中国，“信息是一种资源”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与此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量的剧增．人们也开始认识到，信息并不是简单地等同于资源。信息也不是简单的“越多越好”。据有人估计。全世界每年约产生720亿条各种介质的信息，如果一条信息按100字节估算．则全世界每年生产的信息量约为72万亿字节。要从如此数量巨大、内容繁杂的信息中筛选出所需要的信息确非易事。这就需要对信息实施有效管理，有效的管理是使信息成为资源的前提条件。信息资源管理的目的就是使人们从纷繁复杂的各类信息源中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查找出自己所需的最准确、最完整的信息，从而促进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中国自实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普通公众对法律信息、娱乐信息、医疗保健等El常生活信息的需求与El俱增。而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各级领导对各种决策信息亦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国家更是将信息视为一种战略资源。邓小平同志早在1984年就号召“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国家通过各种传媒和舆论工具，大力宣传信息的重要作用。所有这些都使社会信息意识大大增强，社会信息需求大幅度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加强信息资源管理，促进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就显得十分迫切。而信息资源管理的关键就在于制定国家信息、政策。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信息资源的管理、开发和利用所产生的政策需求主要包括：

(一)如何完整地收集文献信息资源。资源的积累是开发利用的基础．文献信息资源收集得完备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的信息资源管理水平。在中国，文献信息资源的收集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首先。就一个国家而言，国内正式出版的文献的收集工作．在所有信息收集工作中，应该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中国的呈缴本制度实施的时间不可说不长．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令人乐观，以国家图书馆为例．1992年该馆只收到呈缴本3．3万种，离应收藏的数目尚差2万种左右。这说明呈缴本制度尚欠完善。其次．非正式出版物的收集在中国一直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大量的会议文献、学位论文、产品报告等长期处于散乱无序的状态，在这方面。国家也一直未有系统的政策出台。许多非正式出版物所蕴含的信息，正好符合人们快、新、准的要求。因此系统地收集非正式出版物已刻不容缓。再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科研、经济、贸易、文化等各领域均增加了对国外文献信息的需求，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不可能收集所有国外出版物，这里就存在如何选择高质量的国外出版物、国内文献信息机构如何合理地分工等问题。以上所有文献信息收集方面的问题，都对信息政策提出了新的需求。

(二)如何促进信息资源的共享和交流。信息资源具有共享性，它不会因为使用而贬值，相反，会因为被有效利用而增值，而信息的交流则为信息资源的增值提供了前提和条件。在信息资源共享和交流方面，中国也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长期以来，由于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原因，信息机构或部门之问缺乏合作，部门分割，门户林立，该交流的信息不交流，该公开的信息不公开。信息资源的闲置与短缺两个极端并存，用户得不到必要的信息，而一些生产和提供信息的部门却将宝贵的资源束之高阁，任凭其随时间的消逝而丧失价值。如何打破这种局面，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这对信息政策提出了一系列的需求。其次，为了促进信息交流，目前．我国信息系统的建设正以较大规模、较快速度铺开。“八五”期间，中国政府投资250亿元．建设了国家经济信息系统等12个大型信息系统，为促进信息交流提供了条件，但这些信息系统的建设，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组织、一定的标准和规范，较难相互兼容、横向联网，为信息在更大范围内的交流造成了障碍。消除这些障碍，促进信息交流也对信息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另外，随着人们日常生活中对信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开始注意增加信息栏目的比重，如报纸、广播、电视等经常传播各种娱乐、招聘、广告和商品供需等方面的信息。如何使这种信息报道标准化、规范化，如何减少其中的伪信息成分．增加其可靠性和合法性，这些问题也对信息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如何在信息管理和开发利用中正确选择和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现代信息技术在信息管理和开发利用过程中．极大地提高了人脑对信息进行处理、存储和传递的能力与效率，使现代化大生产方式开发和利用信息成为可能．从而革命性地提高了获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效率，创造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先进、潜力无穷的生产力。然而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快、更新快、复杂多样化的发展，往往使人眼花缭乱，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把握技术、选择技术，如何正确地评估技术，及时地认识新技术的潜力以及决定技术的开发方向．尤其是如何结合本国的国情引进和利用技术等问题，对于信息政策提出了一系列的需求。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方面的政策需求由于资金等条件的限制往往显得更为迫切。

二、信息产业的发展所形成的政策需求

从2O世纪5O年代起，信息产业从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兴起，并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基础结构中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据美国信息经济产业协会第26届年会报道，世界信息产业在2000年的市场销售额超过90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由于信息产业是一种知识、智力密集型产业，具有高增值、高投入、低损耗、无公害、先导性等特征，因而容易受到各国政策的高度重视，其发展前景是相当光明的。

中国的信息产业发展起步较晚，从几个主要行业来看，其发展规模和速度还很不够。计算机产业方面，“七五”期间，计算机产值年均增长19．4，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为世界计算机产值的3‰。中国的计算机产业虽在零部件产品方面有局部优势，但总的来说，基础技术落后，还是一种内向型产业．尚未形成规模经济。软件产业方面，“七五”期间取得了一批攻关成果，但生产工程化的产品商品化程度低，软件人员力量分散，软件水平低．对软件管理差．大型软件主要依赖进VI，这种状况亟待改变。通讯产业在“七五”期间有很大发展，通讯与信息服务相结合．正在成为通讯业发展的一大特点。数据库产业方面，我国刚刚起步，数值型、事实型数据库的比重在提高．而文献型数据库的比重在下降，且数据库规模小，水平低．需求不足．服务落后。有关调查显示，自建数据库的利用率只有3左右。总的来说．中国的信息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水平很低，有待进一步发展。而进一步发展信息产业，必然会对信息政策提出一系列的要求。

(一)如何改革现行的信息产业管理体制和信息企业的经营机制。首先，中国现行的信息产业管理体制存在着“一死二散三乱”的弊病，这在信息服务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以咨询业为例，中国现有的咨询机构中，既有隶属于党政部门的，也有由派和群众团体兴办的。既有独立的咨询企业，又有事业型的附属机构，但至今仍没有全国性的归口领导部门和行业管理组织。国家对咨询业缺少规划和计划指导，没有明确的咨询业发展规划、发展步骤和目标．没有将咨询业纳入计划指导的范围制定政策和措施，任其自生自长。咨询业缺乏管理制度，包括市场管理制度、机构与人员资格审查制度等。国家缺乏对咨询人员职业道德标准确定的管理。所有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咨询业的健康发展。其次，中国信息企业的数量不多，虽然比政策机关的信息部门有活力，但也存在着经营机制方面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对信息政策提出了迫切的需求。

(二)国家应该如何扶植信息产业。世界各国发展信息产业的经验显示，信息产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从技术上讲，信息产业通过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会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还会导致其他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从管理上讲，信息产业通过决策的科学化和现代化会使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大大提高，从而解放和促进生产力．从经济上讲，信息产业通过产业结构的改变会把工业化经济引向信息化经济，并通过经济信息化的发展促进经济现代化的实现。在中国．发展信息产业将有利于缩小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信息产业又是一种新兴产业，其发展需要国家扶植。政策应如何向信息产业方面倾斜，如何从投资上扶植信息产业，如何在信息产业各行业部门之间合理分配投资总额等等，这些问题也是需要信息政策给予解决的。

(三)如何推进信息商品化和信息社会化的发展。在信息服务业中，有事业型的，也有经营型的。长期以来我们的信息服务业大多以事业型为主。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信息的商品性质的确认，使得“信息是商品”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如何在信息服务业中提高经营型信息服务业的比重，如何提高事业型信息服务业中有偿服务的比重，这也对信息政策提出了一系列的需求。

(四)如何促进信息产业的均衡发展。信息产业能否均衡发展，不仅影响到信息产业自身的发展与经济效益．还将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信息产业的均衡发展有利于充分发挥各地的信息资源与物质资源的作用，有利于合理使用与节约国家对信息产业的有限投资，有利于建立最优的信息产业地区结构。然而，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很大．各部门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发展有迟有早、有快有慢。如何促进信息产业的均衡发展，如何协调城市与农村、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的信息产业的发展，如何协调各信息产业部门、行业之间的关系，这都对信息政策提出了新的需求。

三、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推广运用产生的政策需求

1964年数字计算机的问世和第一颗通讯卫星的升空是现代信息技术的两个代表性事件，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结合构成了现代信息技术的核心，以C+C(Computer+Communication)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从2O世纪下半叶开始，对整个社会文明带来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和非常广泛的变革后果。信息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为更深更广地开发信息资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不断产生出许许多多的新问题和新难题。

在中国，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起步较晚，但发展并不慢。2O年前甚至10年前，对一般中国人而言还相当陌生和神秘的计算机和复印机等，现在已被频繁而广泛地运用，而且中国现在已有不少的国际联机检索终端，光盘、多媒体技术、可视图文等最先进的信息技术也已逐步介绍到国内并开始被运用。在这种情况下，信息技术给许多国家造成过的问题，也同样是中国所要面对的。信息技术所导致的政策需求是强烈的和多方面的。而且新的政策需求还会不断产生出来。

(-)如何正确处理信息活动中的利益分配和知识产权问题。信息技术已经完全突破了传统的信息获取方式，轻而易举的复印、录像、复制和套录等技术手段，带来了大规模的侵权事件和令人震惊的纠纷，知识产权问题变得格外复杂和尖锐。首先，由于拷贝技术的发展，印刷体形式、磁存储形式和电子存储形式的信息都极容易被多次复制和扩散，使得知识产权、软件产权、数据库产权的保护难度上升，知识生产者和数据库生产者的利益受到侵害和威胁。信息领域中经济利益的合理分配问题，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其次，在联机检索系统的运用中，“套录”方式的运用意味着联机数据库有可能被分批“偷”出来。再次，在国际贸易中．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跨国数据流已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所有这些现象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合理分配信息生产者、信息传播者和信息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如何合理地保护知识产权?这些方面对信息法律和信息政策均提出了需求。

政策需求范文篇5

关键词：政策需求；政策供给；政策保障；生态建设

一、生态建设支持保障现状及原因

生态建设政策存在许多缺陷和问题，导致生态建设政策保障不力，政策功能特性不当。禁止性、限制性强，而激励性、补偿性、扶持性偏弱，激励与约束不对称，未能有效地发挥政策功能，实现政策目标。政策工具过于简单，品种少，缺乏选择余地；政策工具(措施)设计开发不科学，使用不方便，费时费力，操作性差。政策投入严重不足，致使政策软化和变形，政策难以正常运转。政策角色不当，经常越位或缺位，致使政策功能模糊，政策对象、政策范围泛化和失控。政策多变，政策预期差，政策信用低，广大群众对政策反应不良，戒备心理强，经常抵制政策，政策难以有效实施和遵守。政策体系严重不健全，政策不仅空白多，遗漏多，而且重复多，经常打架(冲突)，例如生态补尝政策、生态融资政策规定严重空白，生态建设资金严重缺乏，生态建设难以有效执行。诸如此类，政策缺陷还很多，严重困扰或干扰生态建设。

造成生态建设政策支持保障不力有两个重要原因：①对生态建设规律、生态建设政策需求规律认识理解过于肤浅，未能有效地认识政策需求，对生态建设政策需求内容、需求规律特征理解不透，难以准确地指导政策供给(制订)。②政策制订缺乏前瞻性宏观视野，缺乏创新意识能力；政策制订的理念、技术和方法落后，对政策作用机制，作用过程、作用动态等规律缺乏深入研究。例如，众多政策科学教科书未明确说明政策的功能，因而，无法科学地设计开发针对性强的政策工具、政策手段，无法制定功能强大而操作简便的生态建设政策。

二、深刻理解生态建设规律，准确把握生态建设政策需求和政策需求特征

建立强大生态建设政策保障，首先要准确及时地认识生态建设政策需求、政策需求规律、需求动态，然后生态建设政策制订才可能准确地进行。

2．1识别和确定生态建设需求的方法

除了从政府部门、人大政协、立法机构了解生态建设政策需求外，还要注重生态建设政策需求的实际调查和理论研究。要经常到生态建设一线，真实地倾听生态建设者和管理者的呼声和愿望，掌握丰富的感性材料，准确把握感性需求。同时加强生态建设政策需求的理论研究分析，预测政策需求动态和演变趋势，增强政策需求理性认识；从而能够分析出生态建设者需求的合理部分和不合理部分；从而既能满足，也能引导和转化政策需求，使目前需求与未来需求协调统一。

2．2生态建设政策需求内容

生态建设所需的思维、心理、意识、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精神状态、环境、背景、运行机制、社会秩序、社会关系、利益格局、物质分配方式等等，都需政策作调节和改善。因而生态建设政策需求丰富，内容广泛，科技政策、组织(经营)管理政策、产品与市场价格政策等都属于政策需求的内容和对象。这些政策构成完整的生态建设政策保障体系。

2．3生态建设政策需求重点

目前我国生态建设是初始阶段，也是低级阶段，需要提高生态建设的吸引力，号召动员广大群众参与生态建设，扩大生态建设活动的资源要素总量，提高生态建设的收益和利润，因而经济政策成为生态建设的重点和核心。

2．3．1资金政策(金融政策、融资机制)

生态建设是新兴的经济活动，资金严重缺乏，需要高频率地融资，筹集生产要素，需要融资的政策激励和扶持，尤其需要通过融资的政策扶持扩大资金数量和流量。市场经济时代，市场化融资成为主流，许多融资工具、技术、方式广泛应用，有些是政策认定，有些是政策尚未认定；尚未认定的融资顺利开展。融资引导和规范的内容至少包括：①融资主体规范；②融资市场关系的规范；③融资竞争秩序的规范。

2．3．2财政支持政策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援助制度

我国生态建设模式是政府推动型的模式，政府承担生态建设主要重任；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转移支付制度向生态建设地区输入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增强受援助地区生态建设能力。由于生态建设行业投资期长、风险大、收益低，生态建设者十分贫穷，缺乏市场吸引力，难以通过市场筹集大量生产要素；而且财政政策援助、转移支付制度存在许多缺陷，财政支持政策力度严重不足，急待加以改善。

2．3．3补偿政策与补偿制度机制

生态建设活动的一个特性是建设者往往不是受益者；生态建设者不一定能够享受到生态建设收益；同时，生态建设往往要造成暂时性经济损失及各种困难和不便，影响正常的生活、生产。只有给生态建设者一定补偿和补助，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生态建设的积极性。目前，生态补偿存在三大问题：①补偿空白多，许多生态建设活动没有补偿；②补偿标准低，补偿的数量少，补偿力度不足；③补偿不科学，补偿的数量、等级、强度、范围、对象、期限等设置不合理，生态补偿难以顺利展开。

2．3．4扶贫与生态移民政策

打破“贫穷一环境退化一贫穷”恶性循环是生态建设的前提和根本条件，扶贫与生态移民是打破这一恶性循环的重要措施。但是这些生态扶贫措施，例如封山育林、退牧还草、轮特休等生态扶贫措施，需要大量政策投入，也需要政策引导和规范。

2．3．5生态经营管理和产业化政策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经营管理方式、机制和手段发生很大变化，大量市场化的经营管理、组织方式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广泛应用，这些新的经营管理方式、组织动作机制需要政策引导和规范。同时，生态建设走向市场化、企业化和产业化道路，生态建设成为一种产业活动，需要相应地完善产业政策，明确产业导向、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扶持等，以促进生态建设产业迅速发展。

2．3．6税费政策(税费减免优待政策)

生态建设收益比较低，往往低于生产企业平均利润水平；不合理的税费使生态建设收益和利润大幅降低，严重制约生态建设者物质利益的实现，削弱生态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规范各种税费行为，减轻生态建设者负担，实行政策减免和优待，增加生态建设收益和利润成为生态建设政策需求的热点问题。

2．3．7利益分配和保障政策(产权政策)

生态建设成果不仅分配方式、分配过程、分配数量、分配格局等各种问题，而且涉及成果的维护和保障的各种问题。生态建设成果分配关系不稳定，经常变化，生态建设产权缺陷多，经常引起纠纷和矛盾。例如，乡村政府时常随意变更产权关系和合同，收回经营权，生态建设合法权益被随意侵害。建立明确稳定产权关系和健康产权运行环境是生态建设政策的重要内容。

2．4生态建设政策需求特征

生态建设政策需求偏重于分散转移风险、降低成本、节省费用、提高收益，更多地涉及资金筹集、资源要素流通配置、产品流通、利益分配等；更注重创业激励和失业保障，关注生态建设者能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确保生态建设自由进入一退出机制的建立；因而生态建设政策需求经济性和利益性强，需要较多地使用经济手段。

三、提高政策制定水平，建立完善政策保障，完善政策供给，满足生态建设需求，促进生态建设

政策的需求能及时得到有效满足，需要政策需求动态与政策供给动态匹配一致，需要防止供给一需求脱节现象；供给不符合需求的特性，再多的供给也是无效供给，政策的需求依然得不到满足；同样应防止供给的稀缺，供不应求，则政策供给不能满足政策需求。

3．1功能强大，操作简便的生态建设政策

一个功能强大，操作简便的政策要有效满足生态建设需要，必须具备几个特征：预见性(前瞻性)、适当超前性、可接受性、操作性和连续性；必须能够正确处理眼前需求与长远利益的矛盾，着眼于生态建设能力和实力的提高，保障生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这需要优化政策的指导思想、价值观、伦理道德、导向、目标、手段、内容、结构等。

(1)端正对生态建设的认识和态度

错误的认识和态度影响政策的制订、执行和遵守。政策制订人员在错误认识和价值观指导下，未能正确确定政策的性质、地位和角色，从而影响政策功能的特性和政策目标，使政策未能有效地体现历史使命。政策执行人员在利益驱动下，将政策异化为谋利的工具，进行政策寻租。政策对象在错误认识影响下，对政策反应不良，要么麻木迟钝，要么恐惧不安，要么抵制反抗，使政策未能得到有效遵守。端正对生态建设的认识和态度，强化政策伦理，加强政策伦理道德建设是十分关键的。

(2)深刻认识生态建设政策功能和作用

生态建设政策基本功能有5个：①激励功能；②约束功能；③信息导向功能；④伦理教化功能；⑤保障支持功能。政策作用是指政策投入一定的资金、信息、物质后，通过政策功能，改变政策对象的“权、责、利”，改变政策对象的意识、心理、思维、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等，改变交往方式和政策对象活动的组织管理方式，形成生态建设所需的社会关系、经济秩序、生产方式。

(3)科学设计政策工具，优化政策手段组合

政策工县，手段分为两大类，即政策标准和政策调控手段及组合。政策标准是衡量政策效应的尺子，也是政策指南，指明奋斗方向，努力目标；政策标准较多地应用定量手段和定量工具。政策工具(手段)是在一定政策背景下，为实现特定政策目标所使用的措施和手段。政策工具的设计、开发、选择和组合应符合几个特征和要求：①多样性，有选择的余地和机会；②替代性，政策工具应有相应的替代措施或工具；③经济性，注意成本核算和经济效益；④可操作性；⑤动态性，政策手段应能新陈代谢，及时淘汰过时的政策手段，更新已有的政策手段，及时补充新的政策手段；优化政策手段的组合。

3．2协调和谐的政策体系

生态建设政策需求的多样化，需要多个政策，多个不同的政策构成政策体系。政策体系可能会遗漏、重复和冲突；要避免政策空白、政策重复、政策打架，需要建立协调机制。

(1)政策体系的规划设计

必须有科学的规划思想、价值观、艺术和方法论，必须有良好的政策体系结构与关系，才可能建立良好的协调的政策体系。建立协调和谐的政策体系的基本策略和措施：①繁荣我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吸收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丰富深化政策科学的思想理论基础；②加强政府的咨询研究部门，重大政策决策要经过咨询研究部门的论证；加强政策前期研究，提供备选政策方案，供讨论研究和决策用；③建立审议会制度；④在政府部门设立有真才实学和审议实权的顾问委员会；⑤建立公开听证制度；⑥发挥民间组织的积极性，使其参与决策；⑦政协的参政议政要进一步制度化；⑧发挥大众传媒反映群众意愿，执行社会监督的重要功能。公务员之家:

(2)政策运行机制和监督管理体制

政策体制有效实施和高效运行，必须依赖于流畅便捷的政策执行体制和运行机制。政策执行主体应规范、统一、协调，避免条块分割、各自为政、互相冲突和扯皮。政策体系高效运行，还应建立完善而协调的监督管理体制，监督管理应相对集中，应能综合监督，应当由一个相对稳定的监督管理主体来监督政策的执行和遵守状况及运行。

政策需求范文篇6

内容摘要：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在二战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直都处于主流经济学的重要位置，该理论主张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刺激消费、扩大出口等方式来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凯恩斯理论在实践上有其局限性，只有把凯恩斯需求理论与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使积极财政政策达到理想的效果。

凯恩斯需求理论产生的背景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是20世纪最具有破坏性的经济事件。在这次经济危机中，美国工业产值下降30%，股票价值缩水88%，近50%的银行倒闭，失业率高达25%，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根据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的调节机制，“供给创造出自己的需求”，经济长期背离均衡是不可能的。正如凯恩斯所说：“结果是理论与事实不符，应用起来越来越糟糕。”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大萧条的原因，计划的、非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欧美大学校园风靡一时，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以拯救资本主义守护神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

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他的革命性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在他的书中宣称，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它没有向充分就业发展的自然趋势。凯恩斯认为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就业倾向于均衡只是少数的偶然现象，而小于充分就业的非均衡经常存在，解决萧条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国家干预，增加有效需求来解决就业问题。他认为不是“供给创造出自己的需求”，而是“需求创造出了自己的供给”，凯恩斯认为引起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他主张通过扩大政府公共支出来摆脱经济衰退。凯恩斯认为政府的作用在于控制任性的资本主义的方向盘，使资本主义这辆高速运行的车不要偏离繁荣的轨道。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在经济思想史上有重大的意义，他的理论是对古典经济学的背叛与偏离，是对亚当•斯密“天赋自由”的市场理论具有威胁力的攻击。凯恩斯不同于马克思，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失业是由其固有的矛盾所决定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的，而凯恩斯想努力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的拯救者。凯恩斯反对经济国有化，反对实行价格-工资管制，他主张在微观层面实行自由竞争，在宏观层面进行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

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局限性

凯恩斯的需求理论是建立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三大定律基础之上。边际消费倾向是指消费占收入的比例，消费者的收入增加，会引起消费者的消费也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跟收入成比例增加，而是消费增量小于收入增量，凯恩斯认为这是由人天生就有爱好储蓄的偏好心理所决定的。根据这一规律，收入越多，社会越富裕，收入与消费的差值就越大，储蓄得越多，由此可以推论：随着社会产出增加，在消费边际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必然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导致消费与生产脱节，从而形成生产萎缩和失业现象；凯恩斯认为，消费倾向是由社会习惯等因素决定的，在短期内很难改变，为了弥补消费不足，增加投资就是重要的手段了，但凯恩斯认为由于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的作用，也将引起私人投资不足。

凯恩斯的需求理论很快成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他的理论在二战后一直到70年代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陷入“滞胀”，凯恩斯的需求理论走下“神坛”，逐渐被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学派所取代。凯恩斯的理论有其进步的一面，但也有巨大的缺陷，其具体表现在：

首先，凯恩斯没有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根本矛盾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大萧条和失业，而是从维护资本主义体制的角度出发，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缺陷，因此他的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在政策的制定方面表现出“失灵”的状况。

其次，凯恩斯没有看到储蓄的作用。凯恩斯认为储蓄的增加会减少消费，但是凯恩斯没有注意到当前的储蓄就是未来的消费，今天储蓄增加也就是未来消费的增加，当前消费的增加，而未来的消费就会减少。凯恩斯的模型中的消费只指当前的消费，而没有未来消费的含义。如果按照凯恩斯的意思，当前增加消费会引起经济的繁荣和就业的增加，而当前储蓄的减少引起未来消费的减少，那么当前经济的繁荣岂不是以未来的萧条为代价的吗？凯恩斯鼓吹“节约的悖论”，没看到节约的积极意义，当前储蓄的增加除了增加未来的消费外，还引起当前固定资本投资的增加，增加未来可消费的品种和数量。节约的美德这正是古典模型的基本前提之一，凯恩斯没有看到储蓄的积极意义，在他的模型中，储蓄除了是引致萧条的原因外，没有其他任何效果。

最后，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在政策上的失灵。凯恩斯强调政府扩大公共支出，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与高失业局面共存的“滞涨”现象。政府的支出挤出了私人投资，而相对市场敏感的私人企业来说，政府的投资是缺乏效率的。政府的支出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双赤字”的重要原因。凯恩斯片面强调需求方面的因素，而忽视供给方面因素，最终失去作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理论基础的地位。

凯恩斯理论在中国的应用效果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末期，也曾经用凯恩斯的理论作为中国财政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但效果不太显著。1997年中国市场需求不足，央行连续几次降息后，并没有刺激投资的增长。于是很多经济学家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找解决办法，正如书中说：在萧条时期，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加有效，因为你只能“用绳子拉动，却不能用绳子推动”。于是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公共财政政策，采取所谓的积极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增长。虽然政府的支出为稳定经济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政府支出的增加并没有带动民间投资，中国从经济紧缩走向经济局部过热，物价上涨压力加大。

在西方可行的凯恩斯需求理论，为什么在我国效果不明显呢？这固然与凯恩斯理论本身的缺陷有关，但更主要在于凯恩斯理论在制定政策上的大环境有着巨大的差别。凯恩斯理论在中国的失效，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与欧美不一样，欧美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健全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自由市场体系，而凯恩斯理论也是在西方成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物，但中国的市场体系很不完善，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不健全。

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政府大规模的基建设施的建设，会迅速带动相应的私人资本跟进。虽然在硬环境方面由政府主导，但政府在完成引导过程后迅速退出，后续工作由私人企业完成。政府在繁荣经济的过程中仅仅起了领头羊的作用。但在我国政府支出增加的同时，虽然由于基础施舍等投资环境得以改善，但并没有带动民间资本的大规模进入，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政府支出的增加，提高了稀缺的货币资本利率，“挤出”了私人投资，而资本市场不发达，银行融资难度重重，地下钱庄成本高昂使得民营企业融资成本较高；二是，国内民营企业税负较重，不能与国有企业享有同等的待遇。政府给予民营企业非国民待遇导致民营企业的预期利润不乐观，企业不愿意投资。

在发达国家，80%-90%的就业者在私营企业中就业，私人企业是吸引就业的主要载体，而我国这一比例大约在40%左右。因此中国公共财政支出的增加，除了本身的低效率外，在一定程度上还抑制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引发了就业难题，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不利于改变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政府支出的增加，主要是流向了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比如大修高速公路，大搞面子工程等。中国的财政政策是典型的建设财政，而西方政府在运用凯恩斯理论时，除了加大公共建设投资外，财政支出的很大一部分还用于转移支付，提高民众的消费水平。我国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小，难以启动消费。即使小部分的转移支付，老百姓也不会拿出来消费，而是储蓄起来以备急需。

第三，西方政府的公共支出虽然没有私人投资有效率，但他们体制完善，监管得力，政治体制也比较完善，在实施公共财政政策前，论证充分，注意公共投资的效益，从而使公共投资相对有效率和前瞻性。我国公共财政支出效率低下，存在大规模的重复建设等现象，主要是地方政府主导，以眼前利益为重，政府支出的扩大带来的却是低水平、低效率的投资，从而使财政政策的效果不佳。

最后，西方政府在应用凯恩斯理论时，总是各种政策措施配套使用，而中国要么是单独的财政政策，要么是单独的货币政策，或者二者的配合不协调。中国在大规模的增发国债的同时，货币供给也增加了很多。比如，到2002年低，我国在国债6000亿的情况下，货币供给也大幅度增加，这使得中国经济摆脱了1998年来的通货紧缩后，又迎来了通货膨胀。这都是政府在使用政策方面，没有协调使用各种政策的结果。这说明政府在宏观调控时，手段还不够成熟。

结论

诞生于资本主义危难之际的凯恩斯理论拯救了资本主义制度，在二战后也为西方经济的长达近30年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使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从自由放任的制度过度到国家对经济宏观调控。产生于成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凯恩斯理论，在应用于中国经济时，一定要注意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不一样，一定要将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与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否则不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只会适得其反。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2007

2.马克.斯考森，马文春译.现代经济学的历程[M].长春出版社，2006

政策需求范文篇7

一、当前税收政策中不利于总需求增长的因素分析

（一）抑制投资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投资（非国家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突出。从80年代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看，国家投资逐年减少，1981年国家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占28.1％，到了1997年就只占2．8%；国内贷款多数年份在20％左右，最多的一年（1992年）也只占27．4%；引用的外资虽然不断增加，但少有超过10％的年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60％以上的资金是靠自筹和其他途径。显然，刺激投资的着力点在于启动民间投资。但是，当前的税收政策还不能充分有效地引导投资方向、增强投资动力、提高投资效率，具体表现为：

1．税和费的总体负担重，降低了投资的收益率。一是政出多门的各种收费泛滥，大大加重了投资者的负担。二是一些税种的负担比较重，具体讲有以下几方面：

（1）增值税。增值税是我国实施新税制后的第一大税种，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但几年来的运行已暴露出不少不利于投资的弊端：一是我国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企业购进固定资产所含税款不允许抵扣，加重了企业（特别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负担。二是起征点太低，税率太高。对于小规模纳税人，税法规定，销售货物的起征点为月销售额600--2000元，销售应税劳务的起征点为月销售额200--800元。这样，除非销售额很高，否则小规模纳税人是赚不到什么钱的。以销售货物为例，即使毛利率高达30％--40％，月销售额2000元，毛利也只有600--800元，再扣除店租、各种费用和税款，余下的收入难以维持基本生活。另外，目前对小规模纳税人实行4％和6%的征收率看来还是太高。

（2）消费税。开征消费税的主要目的是限制高档奢侈品、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等有害的特殊消费品及确实需要限制的其他消费品（如不可再生的石油类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去不少"高档奢侈品"现在已成了日常的普通消费品，在当前消费需求不旺的情况下，若再继续对其征收消费税，显然是不合理的。虽然1994年后在实施中降低了部分消费品的法定税率，但税负仍然不轻。

（3）企业所得税。对于国家鼓励发展的重点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优惠力度不够，优惠办法比较单一。一是允许税前列支的范围窄。标准低。如对实际工资支出远远高于一般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艰苦行业，按一般的计税工资标准列支，明显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二是目前主要采用直接减免税的办法（如"两免三减半），缺少国际上行之有效的间接减免税办法，如研究和开发费用的加倍扣除、加速折就、再投资税收抵免等。

（4）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是在投资需求过热的背景下于1991年开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投资规模、引导投资方向。但经过几年来的运行，已暴露出征收范围过宽（覆盖三大产业14大类行业）、税率过高（最高达30%）、源泉控管难到位。企业欠税、偷逃税严重等弊端，特别是在当前投资需求持续不振的情况下仍开征此税，严重阻碍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再从收入数额看，全国该税收入每年只有几十亿元，在税收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到l％，即使在地方税收入中的比重也仅约2%，财政意义并不大。

2.目前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引导投资方向、优化产业结构、稳定资本来源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不足。民间投资热不起来，除了同上述直接的税费负担有关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和政府积极的产业政策引导。

（1）税收优惠政策引导投资方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力度明显不足。目前以区域性优惠为主（即以对外资、沿海开放地区、特区和经济开发区的优惠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已不适应国家产业发展的需要，对于当前国家急需发展的基础和支柱产业（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等基础产业、国民教育事业、高新技术产业），由于其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预期利润不确定等原因，在政策支持乏力的情况下，民间往往缺少投资意愿。

在对外资的优惠上，目前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是1991年制订颁布的，其中不少内容已不适应当前的经济形势。如优惠对象主要限定于设在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放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经济不发达的边远地区的外资企业，一些给予优惠的生产行业（如轻工、纺织、包装工业）目前生产能力已经过剩，再给予优惠势必加剧我国经济结构的供求矛盾。

（2）在建立稳定的投资基金上，缺乏税收鼓励政策。非公有制民营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是我国经济的新增长点，但民营经济中绝大多数是自有资本比较薄弱的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又是高投入、高风险的产业，上述这些企业在初创期往往难以从金融机构获得法定利息的贷款，更无法上市筹资，资金不足问题始终成为制约它们发展的"瓶颈"。从国际上看，为了给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比较充足的资金来源，许多国家不仅通过信贷担保、财政贴息、政府采购等形式扶持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甚至直接出资组建或参与组建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同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上述投资基金特别是风险投资的发展。

（二）影响消费需求增长

从国际上看，在拉动GDP增长?quot;三驾马车"中，消费占主导地位，一般在70%--80％之间。再从三大需求的相互关系看，由于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没有消费的持续增长，投资与进出口的增长也难以持久。因此，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动力和最大潜力是消费需求。而在消费需求中，居民消费又占主导地位。从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特别是在1997年以前，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的比例看，居民消费每年都占总消费的80％左右。但是，如前所述，1998年以来，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广大居民的消费需求相对萎缩。从税收政策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税收支持农业产业化的力度小，农民的税费负担比较重。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针对城市企业，缺乏对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村乡镇企业的扶持。税收政策在促进传统落后的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向现代先进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转变方面缺乏有力的激励措施。二是农民的税费负担仍然比较重。据统计，1994--1997年，农民向国家提供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提统费以及各项社会负担等已由1242．9亿元上升至2317．8亿元，人均税费由135．8元上升至253．3元，年均增长23%，大大高于年均6%的收入增长速度。从对农民征收的主要税种--农（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来看，农（牧）业税实行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的政策，有利于农村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但农业特产税政策存在的问题却不容忽视：一是名义税率不高，但实际税负偏重。由于农业特产税的计税依据是农业特产品的实际收入（即实际产量×收购价格），不扣除生产成本费用，所以，即使按农特产品最低税率8％征收，其应纳税额占纯收益的比重也是很大的。二是相当部分农业特产品实行双重征税：既对生产者征税，又对收购者征税。

2．在保障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特别是下岗、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以及鼓励他们自谋职业和再就业方面，税收政策的扶持力度不足。一是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还没有像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那样采取税收形式征缴、纳入国家财政预算，致使保障面仍然不广、筹集效果仍不理想，根本无法保证社会保障基金的正常支出。二是鼓励下岗失业人员创业和再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待改进。1999年3月国家税务总局了一项新政策（国税发[1999]43号），规定：对下岗职工从事社区居民服务业3年内免征个人所得税、营业税、教育费附加和城建税。但对于下岗职工从事其他行业却没有这些优惠。

3．税收杠杆调节个人收入分配不公的作用还有待加强。从衡量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国际标准--基尼系数来看，我国的基尼系数1981年为0．288，1995年为0．388，不平等程度已达到中等水平。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中，80％存款掌握在20％高收入阶层的手里。收入分配不公也是造成我国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因为一般说来，收入水平越高，消费需求越饱和，边际消费倾向越低。作为调节收入再分配主要手段的税收杠杆还没有充分发挥公平收入分配、阻止贫富分化的职能，特别是对富裕阶层的过高个人所得和巨额财产的继承、赠与还不能进行有效的调节。

4．一些"消费热点"（如住房、汽车）的税、费负担太高，使消费价格难以降下来。

（三）不利于出口

1．在外贸商品的出口方面，尽管1998年以来多次调高出口退税率，但至今还有不少产品的退税率大大低于征收率，"免、抵、退"政策还有待完善，税务机关办理退税的时效性还有待加强。

2．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目前对外经企业的税收政策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在营业税方面，由于全国性的营业税政策对外经企业如何征收没有具体规定，地方制定的政策不尽相同。目前福建省对从事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征收营业税的政策规定为：对劳务公司从境外取得的各项收入允许其扣除实际代支付给劳工的工资及劳工向保险公司投保的保险费后，依"服务业"计征营业税，并巨将劳工在出境前向劳务公司交纳的履约保证金（在合同期满劳工回国后退还本人）也并入当期营业额中征税。企业反映营业税负担重。有些"精明"的外经企业通过设立多个个人账户，让外方将款分别汇到各个个人账户上，达到偷逃税的目的。

3．在对外投资上，目前还缺乏有力的鼓励政策。我国长期以来资金短缺，实行的是限制资本外流的政策，随着结构性供求矛盾的突出和产品相对过剩的加剧，应当鼓励输出我国许多领域的过剩生产能力。

二、促进总需求有效增长的税收政策建议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一）鼓励社会投资需求

1．降低税收负担。

（1）增值税方面。一是在目前客观条件还不允许全面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的情况下，先在高新技术产业试行"消费型"增值税，准许企业抵扣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待条件成熟后再向其他行业推开。二是在重新调查测算的基础上调高小规模纳税人的起征点，并将适当降低征收率。

（2）消费税方面。一是降低部分税目的税率，如将化妆品的税率由30%降到20％以下。二是取消部分税目，如护肤护发品类、废旧轮胎翻新等。

（3）企业所得税方面。应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等基础产业的优惠力度，增加优惠办法。一是加大直接减免税的幅度。对高新技术企业可借鉴新加坡、韩国等的做法，延长减免税期限，由"免二减三"至少延长为"免三减五"；或者，将从获利年度第3年至第5年适用15%的减半税率降为7.5%。二是提高必要费用的扣除标准，扩大税前扣除范围。包括：提高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艰苦行业的企业的计税工资标准；对有突出贡献的决策者和科技人员的专项奖励基金可允许在一定比例（如按计税工资总额的5％--10%）内扣除；允许高新计术企业提取风险投资准备金；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的扣除标准等。三是允许加速折旧。对于用于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生产的仪器、设备，经批准后予以加速折旧。四是实施再投资税收抵免。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用税后利润再投资于经认定的新的高新技术项目、产品和企业，其已缴的企业所得税允许冲抵当年企业应纳的所得税额，超过当年应纳所得税额的，可向后结转。

2.改革对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将以区域性为主的税收优惠改为以产业为主兼顾落后地区的税收优惠。

（1）在投资导向上，应充分利用税收手段，引导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包括外资）投向国家急需发展的产业、产品、技术以及落后地区，鼓励企业促进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的投资，包括研究开发、技术改造和技术设备的引进、消化和创新的投资，对这些投资不分内外资、不分所有制性质，给予最大程度的税收优惠。如为了鼓励民间投资于高等教育，对于国家承认学历的民办高校应允许其在创建之初的5--10年内免缴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在国有投资方面，为支持国家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壮大，增强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对其在创建之初的2--3年内给予税收优惠。在外商投资方面，应逐步贯彻统一的产业税收优惠政策，原则上对中外投资者一律实行国民待遇。并取消对外商在生产能力已经过剩的产业和产品上的投资优惠，减缓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

（2）在资金来源上，支持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为了促进我国民营经济和高科技产业等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迅速发展，政府应鼓励金融机构、企业团体和个人参与设立多种形式的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并对这些投资基金（公司）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

3.必须清除各种不合理的收费、摊派、罚款、赞助等额外负担，建议制定《国家收费法》并加快清费立税步伐，杜绝一切"三乱"，从法制上斩断伸向企业的权力"黑手"。

（二）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通过税收杠杆的调节使广大中低收入居民增收减负，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

1．支持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进程，鼓励乡镇企业发展，使农民增收减负。

（1）鼓励内、外资流向农村乡镇。对于投资于农业（特别是高科技农业）、农村基础识施的企业以及一半以上的产品出口的农村企业，3年内免除一切地方性税费，其他税种的优惠办法比照高新技术企业。

（2）降低农民的税费负担。一是取消农村名目繁多的收费，改征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税，降低税负，根据各级地方政府的事权制定地方分成比例。二是降低农业特产税负担。在税目、税率上，大幅降低获利不多的多数农特产品的税率，降到6％以下（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相同），维持甚至提高少数获利多、贵重或需要限制生产的农特产品的税率（如烟叶、贵重食品）；在征税环节上，消除对生产和收购的双重征税，实行源泉扣缴。

2．加大对下岗、失业职工创业和再就业的税收支持力度。建议对下岗职工从事社区居民服务业3年内免征个人所得税、营业税、教育费附加和城建税的优惠政策扩大到其他行业和税种，不仅包括社区民服务业，还应包括国家鼓励发展的其他行业、产业；不仅包括上述地方税种，还应包括增值税等中央税种。

3．开征社会保障税，加大扶贫攻坚、社会保障的力度。鉴于我国长期以来预算外收费管理混乱、低效的教训和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建议将目前征收的社会保障基金改为征收社会保障税，由税务机关征收，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理，这样将大大提高缴纳比率。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广大居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业有保障。保障基金可以很快转化为即期消费。并且一旦居民没有了这些担心，即期消费的步子也加快了。

4．取消屠宰税、筵席税。根据当前的经济形势，在全国完全取消这两个税种，有利于农民增收，有利于促进消费。

5．完善个人所得税，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促进收入的公平分配。

（1）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建议调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和最高边际税率，加强税源监控。若继续按800元起征（尽管不少经济较发达地区早已提高起征点），可能会使一般的工薪阶层尤其是单职工家庭难以维持生计。根据目前的经济形势，为使广大中低收入居民增收，全国的最低起征点可定在1000元，并可将45％的边际税率进一步提高到50％以上，以调节过高收入。同时加强源泉控管，如加强对代扣代缴者的责任追究；要求支付报酬给个人的单位定期向税务机关报送支出表；规定国内公民在出境工作之前，先向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登记，预交纳税保证金，再由公安部门审发护照等等。

（2）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时机已成熟。可先按占人口10％的最高收入阶层的财产的平均值为起征点。

6．降低住房、汽车等消费"热点"的税费负担，减税与减费并举。

（1）在房地产方面，一是要在贯彻调整后的房地产税收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税负，如为了鼓励"居者有其屋"，对于个人贷款购房每月支付的本息允许其冲抵个人所得税的应税所得额；可借鉴许多国家的经验将转让房产的所得按照房屋拥有年限（居住期）的长短，划分不同档的所得税（利得税）税率，拥有期越长税率越低，居住达10年左右的实行零税率，若将转让所得用于再购置类似性质的房产，还可延期纳税或免税。二是较大幅度地降低地价、建筑成本和市政设施费用负担，通过取消一部分收费（如资源建设费、供电增容费，城市增容费等），降低标准等方式降低房产成本中所含的各类费负，从而降低房产的过高价格。

（2）在汽车消费方面，应尽快开征燃油税，降低汽车消费的各类税费负担。

（三）支持对外经济合作

政策需求范文篇8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总需求由三部分构成：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为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我国应该坚持走通过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发展道路。

投资与消费的矛盾，最直接的宏观后果是，GDP中能够用于国民分配的数量长期相对压缩。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扩大内需的政策很多，效果却并不明显。一旦投资形成的供给不能被消费所吸收，产品的积压和生产过剩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就潜在着大起大落的风险。因此，只有成功地扩大消费需求，才能扩大投资需求和提高投资效率。

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直接或间接的拉动作用可以从我国十多年的经济运行得到验证，消费需求始终是我国经济增长最根本和最稳定的推动力。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已经由短缺时代的资源供给约束转变为市场需求约束，决定生产规模和投资规模的主要因素变为市场需求规模。从社会再生产来看，投资需求不过是中间需求，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真正的最后需求，消费需求的规模扩大和结构升级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从下表可以看出，消费需求对我国GDP的贡献率（即最终消费年新增加领占GDP年新增加额的比重）一般占到55%以上，是三大需求（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中份额最大的部分。它虽然没有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变化那样活跃，但它是对经济增长影响惯性最大的部分，也是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大需求因素对GDP的贡献率(单位：%)

消费

投资

净出口

1991

61.8

35.3

2.9

1992

61.7

37.3

1.1

1993

58.5

43.5

-2.0

1994

57.4

41.3

1.4

1995

57.5

40.8

1.7

1996

58.5

39.3

2.1

1997

58.2

38.0

3.8

1998

58.7

37.4

3.9

1999

60.1

37.1

2.7

2000

61.1

36.4

2.5

2001

59.8

38.0

2.2

2002

58.2

39.2

2.6

2003

55.5

42.3

2.2

2004

53.0

44.2

2.8

资料来源：根据《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

二、我国依然面临消费需求不足的状况

从消费规模看，在按支出法计算的GDP中，2004年为75440亿元，比1978年的2239亿元扩大33.7倍，但这期间的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反而从62.1%下降到53%，成为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2003年全球平均固定资本形成率约为23%，最终消费率约为77%，中国要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2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率水平低，说明在GDP的分配和使用中消费的扩张力低，尤其是居民消费的扩张力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来自投资，但同时投资又消耗掉了大部分经济增长的成果，消费增长在两大需求增长中明显处于滞后状态。

从人均消费水平看，2003年，全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为现价4058元，按当年汇率计算，只有490美元，比1978年提高了4.4倍，而同期人均GDP提高6倍。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明显慢于人均GDP提高的速度。与国际水平比，目前中国人均消费水平大概只相当于欧美发达国家的1／20到1／30左右，我国的人均消费处于偏低水平。在人均消费水平的城乡对比中，城镇提高，农村降低。城乡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比，1978年为2.68：1，2004年提高到3.29：1，城乡生活差距呈扩大趋势。2004年，农民消费随就业和收入增长有所提高，但基础还不牢固，还未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从消费结构看，2004年，全国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食品开支占总消费开支的比重）平均为42.45%，其中，城镇为37.7%，农村为47.2%.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对贫富国家生活水平的评价标准，恩格尔系数大于59%为贫困型，50-59%为温饱型，40-50%为小康型，30-40%为富裕型，30%以下为最富裕型。中国目前整体上处于小康型阶段，老百姓的生活开支更多用于生存型消费上，发展型、享乐型和娱乐型的消费所占比例还较小。

总体来看，我国消费需求处于滞后状态，消费需求不足的状况亟待改善。

三、影响消费需求的财政因素

（一）税收变量。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社会总需求（AD）是由非财政部门的消费需求（c）、投资需求（1）与政府部门支出（G）三部分组成，即AD=C+I+G.其中消费需求C是国民收入Y和税收T的函数，即C=C（Y，T）；投资需求是真实利率的函数，即I=I（R），因此，社会总需求的公式又可以进一步表示为：AD=C（Y，T）+I（R）+G.在这里，假设I和G都不变，只改变税收T，在C是T的减函数的情况下，减少税收可以使非政府部门的消费需求扩大；反之，则缩小。不同的税种对其影响的方式与程度是不尽相同的。（1）个人所得税。增减个人所得税，是调节居民收入水平、从而调节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最直接的手段。提高个人所得税，减少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削减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抑制消费需求的效应；反之，则具有扩张消费需求之效应。（2）公司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增税，减少可利用的内部资金，投资的预期收益下降，具有抑制民间投资的效果。而且，公司所得税增税，通过减少股利所得而具有抑制居民消费支出的作用。在公司所得税可以转嫁的情况下，产品价格上升，导致实际收入下降，因而具有抑制消费需求的作用；反之，则具有扩张消费需求之效应。（3）消费税。消费税增税，使产品的含税价格上升，导致消费者实际可支配收入减少，造成民间消费支出减少。消费税增加对低收入阶层的课税负担加重，由于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一般较高，故消费税的增加将会降低消费者需求总量；反之，则能较大程度地扩张消费需求。

（二）收入分配政策。

我国的消费增长整体上慢于投资增长，表现为消费需求长期不足，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大的收入差距造成过大的消费差距。

从城乡看，城乡收入比从1978年的2.58：1提高到2004年的3.21：1，城乡消费比也从2.68：1提高到3.29：1，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城乡消费差距扩大。在城乡各自内部，收入差距也很明显。1998年，城镇居民最高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的收入相差4.4倍，2003年扩大为8.5倍；农村居民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收入2000年相差5.5倍，到2003年扩大为7.3倍

.

从行业看，2000年平均劳动报酬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报酬之比为2.62倍，2003年扩大为3.98倍，2004年进一步扩大为4.25倍。

要扩大全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应当在完善收入分配体制、缩小收入差距的基础上，建立公平消费模式，促进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协调增长。

（三）社会保障政策。

扩大居民消费，不仅需要政策方面的鼓励、刺激和引导，而且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首先是要建立一个让居民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或后顾之忧较少的制度，这就是社会保障制度。

1992年以后我国的改革战略从补贴和福利转向市场，这直接触及了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制度因素，如公费医疗、义务教育、全面就业、退休福利等都面临着解体的危胁，不断地给人们以风险信息，社会福利制度解体和社会保障制度不确定，既强化了居民对收入的低预期，又直接要求规避风险内生化，人们必须调整收支结构及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上的比例，可能推迟消费而增加储蓄。1978年末，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占GDP的比重为5.8%，2004年超过9.0%.在庞大的社会储蓄压力下，即使企业和政府加快投资，也难以改变银行的巨额存贷差。

三、稳健财政政策刺激消费需求的对策

在当前投资持续高增长和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优化投资消费结构，刺激消费需求是保持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要优化投资消费结构，扩大消费，稳健财政政策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努力增加居民收入，尤其要重视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

增加城镇居民收入：一是加强对城镇困难群体和低收入者的补助，完善城镇“低保”制度，落实最低工资制度，根据物价上涨情况，适时调整和提高“低保”与“最低工资”的补助标准。二是调整和完善企业分配制度。鼓励企业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增加职工工资性收入，规范国有企业管理层的收入，合理控制垄断行业职工收入的过快增长。三是改革和完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分配制度。目前，公务员工资水平在社会不同行业工薪收入中排位中等或偏下，与公务员的整体素质及所承扭的职责和工作任务不相适应。通过改革，建立正常的公务员工资水平决定机制和工资增长机制，实现公务员工资分配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事业单位工资分配制度可参考公务员工资分配制度改革的原则来进行。

农民增收的根本出路在于“非农化”。一方面，要延长农产品加工链条，实现生产产品的“非农化”；另一方面，要加快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行政区划体制的改革步伐，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推进城镇化，方便和鼓励农村居民外出打工和定居，实现农村居民的“非农化”。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农村税费等项制度，取消农业税后，要推进有关配套改革措施，进一步健全县乡财政体制。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和水利设施的投入，实行对农民种粮和购买化肥的直补政策。要加强农村商品流通设施和商业网点、水电路以及通讯设施等建设，进一步改善农民的居住和消费环境，为农村居民扩大消费创造良好条件。

（二）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加强对个人收入的税收调节。

当前我国个人收入差距比较大，收入差距的扩大相对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扩张。这种情形对消费极为不利，同时也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要加快改革和完善有关税制，加强税收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作用。

1.调整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要求个人所得超过一定数额的高收入者，必须依法自行申报。税务机关可以按。熙（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对不申报或申报不实的纳税人处以不同程度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将来条件成熟时，应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2.调整和完善消费税。适当调整征收范围，将普通消费品逐步从税目中剔除，将一些高档消费品、资源消耗品、不利于环保的产品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同时，要优化税率结构水平，根据经济发展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对税率明显偏高的部分应税品目适当降低税率，对需要加大调节力度的适当提高税率。

3.研究设立物业税。目前房地产开发建设环节的税种有城市房地产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应当合并后统一设立物业税；税负水平依据现行房地产税收和房地产开发建设环节收费负担测算确定。

总之，要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缓解社会贫富悬殊矛盾，体现社会公平。

（三）加强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等工作，进一步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1.坚持以人为本，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由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其受益对象应是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全体公民，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点是要构建覆盖城乡贫困人口的全国统一的社会救助制度，将社会保障制度覆盖到全体社会成员。

2.完善以社会救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构建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更应重视社会救助。一是要完善城乡社会救助制度。目前，多数城市已基本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许可的范围内，可以进一步完善城市社会救助制度。而农村社会救助目前大多只限于对五保户、特困户的救助和灾害救助。完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也应着手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二是要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对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要探索基金保值增值的办法和途径；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按照“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政府给予政策”的原则，建立个人账户积累式的养老保险。

3.加大财政对科技、教育事业的支出比重。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严格控制经济建设费支出比重，通过精简机构、裁撤冗员，减少行政事业费支出比重，将压缩出采的经费重点用于科技、教育事业。加大财政对基础教育和研究、义务教育的支出比重，要完善义务教育的免费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学生的资助制度。从国际社会来看，许多国家对学生免费提供基础教育，并对贫困学生的高等教育提供资助，这样有利于消除贫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当前我国财政收入有了很大的增长，应该而且有能力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

4.尽快构建覆盖全社会成员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制度，解决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问题。稳步推进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医疗卫生系统，加强管理，提高医疗服务。在农村，可以探索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患病的农村困难群众进行医疗救助。此外，建立重大公共传染疾病的防治保障制度，也是完善医疗保障制度急需解决的问题。

（四）优化产业结构，协调产业发展，实现产需之间的互动，促进消费。

政策需求范文篇9

【论文摘要】文章利用764份问卷调查袁的数据，具体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和未迁移者对政府政策的需求。结果显示，他们的最大期望，一方面是在城市中得到稳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希望农村土地的承包权得到保障。

因此，进一步规划解决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的战略思路：其一，统筹城乡就业，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其二，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减少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风险。

(一)统筹城乡就业，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

统筹城乡就业，解决好农民的就业问题，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关键之一。统筹城乡就业要求把解决好农村的就业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改变和摈弃重城市、轻农村的传统观念和做法，必须把城乡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作为一个整体，通盘考虑，统筹安排。尽快打破城乡就业壁垒，实行城乡劳动者公平的就业制度是统筹城乡改革的切入点。各级政府应把促进农民就业作为就业工作的重要目标，把增加农民就业纳入国家和各地区的就业规划。在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不仅要把扩大城镇就业、降低城镇失业率作为重要任务，而且要把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现农民充分就业作为重要目标。

1．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建立保护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劳动力迁移者是一个容易遭受贫困与社会排斥的群体。近年来，虽然国家出台了不少保护其权益的政策，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农民工合法权益屡受侵害的现象仍继续存在。如农民工劳动合同签约率很低，工资边清欠、边拖欠，农民工超时间劳动，休息、休假权利受侵犯比较普遍，一些企业任意加班加点的行为没有得到遏制。距离公平就业，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不可否认，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受到严重侵害与劳动力供过于求有关，但作者认为，其深层原因仍是劳动力市场制度不健全所导致，因制度原因使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从而遭受资方侵害。保障农民工权益是社会公正的体现，更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所在。短期内的劳动用工整治行动只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举措，最终需要建立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包括工资形成的市场机制和集体谈判制度，工会作用发挥方式和程度以及保护劳动者的政府劳动立法等方面。

2．公平对待农村劳动力迁移者，逐步形成惠及农村劳动力迁移者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当前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实行的实际上是“经济接纳、社会排斥”的做法。主要表现在：允许农民进城打工(经济上进入)，但不承认他们在城市的社会成员资格，进城农民工不能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社会排斥)；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妇幼保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遭受歧视等。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不可避免地会给城市管理带来新的问题，在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应有新的理念和措施。首先，应当转变观念，对农民工要由排斥到容纳，由管制为主转向服务为主，改变农民工“边缘化”的社会地位。要以开放和包容的胸襟，把进城农民工作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统一管理，逐步做到权利平等。其次，在住房、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考虑农村劳动力迁移者的需要，使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逐步覆盖到农民工。统筹考虑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涉及城市公共服务资源重新分配的问题，城市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需要作相应的调整。进行这种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对促进城市社会的安定和谐、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3．引导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合理、有序流动，努力开拓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渠道。我国城乡将长时期面临沉重的就业压力，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情。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必须广开门路，多渠道并举，多形式并存，多层次展开，努力实现合理、有序流动。(1)在地域流向上，引导农民异地转移与就地、就近转移相结合。加快城镇化进程，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是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根本出路。

同时，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仍是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不可忽视的一条重要途径。不断壮大县域经济，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近年来，随着土地供求矛盾趋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沿海发达地区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中西部转移。要因势利导，在继续鼓励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流动的同时，推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鼓励沿海发达地区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创造条件。(2)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充分利用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特别是农村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生产环节的竞争优势。在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空间的同时，要重视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潜力，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4．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技能和就业培训是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业部门就业，新的工作岗位对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有新的要求。如果劳动力的知识技能不能满足岗位要求，劳动者就容易面临着失业的威胁。而且，劳动力的整体技能较低，也对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构成了制约。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技能，全面提高农民的素质。一是要建立完善的就业培训体系，大力提倡订单培养模式。走先培训后输出、以培训促输出和定向培训、定向输出的路子。农村劳动力的培训纳入各级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建立“政府主导、多方筹集”的投入机制。二是在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有条件的地区鼓励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长期以来，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教学内容与农村发展需求严重脱节。由于经费短缺，农村职业教育机构萎缩，人员大量流失。要有效整合教育资源，把发展中等职业学校的重点放到农村。这对有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意义重大，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减少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风险

进城务工的农民，大多处于不稳定状态。只要还没有稳定职业并且在外定居，土地仍然是农民最终的退路和保障。土地对广大农民来说，既是基本的生产资料，又是基本的生存保障。进城务工农民即使不从事农业生产，土地不再具有生产资料功能，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也不会消失。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情况看，大量的农民将会长期亦工亦农，相当部分的农民工将是年轻时进城务工，年老时返乡务农。在农民到城镇未取得稳定的就业、收入保障以前，保障他们的土地承包权，使他们进退有路，不失去土地这一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有助于防止农民因丧失土地而沦为流民大量集中于城市，对保持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稳定关系重大。

因此，在没有别的手段可以替代土地作为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之前，必须依法保障流动就业农民土地承包权的稳定。将所有农村劳动力逐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留在农村不能进行农业生产的老年劳动力来说，土地难以起到生存保障的作用，他们往往成为农村贫困人口。在他们不能也不愿从事农业生产时，如果愿意退出农村集体的土地承包，可将他们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对那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劳动力，赋予他们对农地承包具有选择性的退出权，根据自身条件在保持农村的承包地和获得不同的社会保障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他们有稳定的非农收入也愿意放弃土地，可以以农地换取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障基金，将他们纳入城镇社会保障系统；而那些不愿放弃农地的转移劳动力，则将他们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对那些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如果他们愿意承包上述两部分劳动力退出的承包地，那么根据其意愿承包的土地面积和承包年限支付一定的土地承包费，而这部分承包费则纳入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等到他们到了退出农业生产的年龄时将他们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参保单位，以社区或渔业公司作为社保的工作点。其次，为鼓励渔民参保，在政策资金上予以支持，在缴费比例上以“低门槛进入，低标准享受”政策执行。同时，从渔民转产转业资金中划出一部分，给予每个参保渔民一定数额的补助。

3．建立渔民下岗失业救济金制度。渔民在弃船上岸失去“工作”后既没有市场经济下的商业保险，又没有计划经济下的各种资助待遇，致使下岗失业渔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处于“体制真空”状态，基本生活陷入困境。为确保渔民基本的生活，应给予下岗失业且仍处于中壮年的渔民如城镇下岗失业职工一样的待遇。救济的金额和期限，可参照目前国家推行的城镇下岗职工有关规定以及广州市的标准给予适当的救济，以体现国家对达不到基本生活水平的人群及特殊人群应尽的救助责任，体现社会公正原则。

4．建立新型的渔民基本生活保障管理体制。要建立和维持渔民基本生活保障体系，关键是能提供这一体系或制度运行所需要的资金，而新型的渔民基本生活保障管理体制则是筹集和管理这笔资金所必需的。首先，在保证一定的政府拨款前提下，可由政府出面，通过财税部门统一负责渔民社会保障所需要资金的筹集、征缴，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税务机关的人力和物力，采取广泛吸收社会捐款，适当征收企业事业税收，按比例提取城镇建设项目费以及购买基金、稳定投资等办法来保证渔民社保资金的充足；其次，统一渔民基本生活保障管理机构，把渔民的基本生活保障纳入财政预算的管理范畴，并通过渔民基本生活保障预算的编制和审批，加强对其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管理；再次，建立由劳动保障、财政、审计等政府部门有关人员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对筹集和征缴机构的征收行为、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的支付行为、财政专户的管理行为以及基金运营情况实施全程监督。

改革开放以来，限制劳动力迁移的许多旧的体制已经基本消失，其中包括居住限制、食品供给限制以及大部分就业限制，同时教育水平的提高降低了人们的迁移心理成本，增加了就业成功机会，也大大提高了人口的流动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力迁移的增加，移民网络已经起到提供就业信息、降低心理成本的作用，还有交通和通讯费用的降低以及高校扩招和收费的增加，‘都是中国国内迁移规模有可能增长的理由。剩余的限制劳动力迁移的因素，更多可能体现在一些较难改变的体制上，如城市就业体制和农村土地制度等。

为更好的了解农村劳动力对政策的需求，以便政策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2007年春节期间笔者在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县廊田镇11个村，共发放问卷调查表6O4份，其中A卷(迁移者)194份，B卷(未迁移者)410份，回收有效问卷552份，其中A卷181份，B卷371份。另外，2007年上半年在城市中进行了调查，所有调查对象均为广东省城市中外来务工人员，共发放问卷调查表(全部是A卷)263份，回收有效问卷212份。两次调查共获取764份有效样本，调查目的主要是了解迁移者的个人特征和迁移动机，以及未迁移的可能原因，其中对政策的需求是调查的重点内容之一。

一、迁移者对政府政策的期望

农村劳动力迁移绝大多数人是依靠自身努力所实现的，但并不表明这种纯市场经济行为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因为迁移对于农村劳动力来说毕竟是有风险的行为选择，他们需要政府的帮助，尤其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在现阶段，他们对于政府政策的期望有哪些，哪些对于他们目前最迫切，作者利用A卷(迁移者)调查数据做了一个统计。

在调查中发现，在选择政策期望时，由于个体特征的差异，存在明显的地区偏好、性别偏好、年龄偏好和文化(教育程度)偏好。例如，乐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迁移者更注重社会保障，男性相对于女性来说，对农地承包权更为留恋，年轻者考虑计划生育问题更多，而对各项社会保障并不太感兴趣。但统计分析时，看到他们对政策期望的核心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只是选择的先后顺序不同而已。公务员之家:

在城市生活中，他们担心更多的是失业和居住问题。前者，迁移的根本目的是挣取更高的收入，只要有份工作(或有份不拖欠工资的工作)，就会有一定的收入。出乎意料的是，迁移者对住房的要求比较迫切，迁移者向定居者过渡时强烈要求的具体诉求。另外，迁移者对于社会保障的要求并不太高，表面上看，由于他们从未得到过社会保障，所以觉得那只不过是城里人“天生”的待遇，甚至有不少人还不知道有社会保障这一说。况且进入社保还要求他交纳一笔费用，这将减少其现期收入，所以他们对纳入社会保障的要求并不迫切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农民的保障只是原在农村的土地承包权，所以，迁移者无一例外的希望享有原有在农村的一些政策，固他们特别希望保留自己的宅基地。如果一下子剥夺了他们的土地承包、使用权，他们将很难适应，结果可能是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局面。

二、未迁移者原因

为了更好的了解迁移者的个体特征，调查B卷专门针对在家务农的农村劳动力，希望能做比较分析。未迁移者的原因，作为一个多选问题，在回收的373份有效问卷中，其选择未迁移的原因统计结果。

同样在选择不迁移的原因上，也存在着区域偏好、性别偏好、年龄偏好和文化偏好等因素。其中，年龄大的和文化程度低的主要是缺乏相应技能，而女性未迁移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家人拖累，那些回迁者则比较满足于农村的生活状况。问卷调查中，绝大多数人并未选择“在打工地受到一些政策限制或歧视待遇”这一项，由于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和长期二元结构的政策影响，农民已经养成了逆来顺受的“品德”。

根据上述对迁移者和未迁移者分别对政策期望的系列分析，政策改革思路已经比较清晰，在户籍制度改革不能一蹴而就约束的前提下，在城市中健全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是改革必须先行的一步。关于农地制度改革，其基本思路，通过土地的合理集中实现家庭规模经营扩大，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通过制度的变革能够给迁移者提供一笔较大的到城市谋职和生活的原始资金。

政策需求范文篇10

关键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目标政策需求

农村社会保障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占总人口约70％的农民目前或将来的生活质量，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则是其中的关键内容之一。随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二元对立的格局必将被逐步消除，农村养老保障的社会化程度也会不断提高、范围会不断扩展，逐步建立国民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该成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最终目标。本文结合国内外建设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成功经验，分析了为实现国民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政策需求，即法制先行、明确政府主导地位、因地制宜采取多层次原则、规范基金管理以提高基金收益率。

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战略目标：国民一体化

从国外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史看，都经历了由城市逐步向农村覆盖的过程。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国民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是社会保障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国民一体化的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非意味着所有社会成员享受一模一样的保障待遇，而是指城镇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理论体系、政策制度应一脉相承，保障项目大体一致，保障水平相对合理，基金管理办法原则一体化以及相互之间可以自由选择与转换。长远来讲，就是要改变农民远离以国家和政府为责任主体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状况，使农民能够有效化解风险、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格局决定了城市社会保障和农村社会保障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完全意义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一体化，于是往往设计出一些过渡性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些主张都暗含一个共同假设前提，即农村应该实行与城镇一样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统一模式。从价值取向上看，这些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实际的制度设计和技术操作中，各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可谓“花样百出”，管理口径的不一致本身就限制了城乡统筹及接轨。因此，在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中，我们必须持战略性、前瞻性、可持续性的角度去重视和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过渡性模式，以在全国层面构建一个由中央和省级政府共同负责的统一的国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计划为导向，限制或控制城乡及各地农村之间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差异，尽可能确立统一的制度框架和缴费标准，同时允许实施方式有别及有限化的待遇差异。一方面，逐步削减政府在城镇养老金的财政投入，逐步将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制度与城镇企业职工并轨，以减少财政负担；另一方面，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城轻乡的政策，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投入力度，提高农村已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以前政府采取的“挖农补工”的政策，以“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村抽走的大量利润，应适当返回给农村和农民，把该资金作为建立农村保障机制的基金，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同时，国家应当在政策、资金上向农村、农民倾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以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保障的建立奠定经济基础。

二、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政策需求分析

2．1依法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法制先行

通过法律来明确政府、社会和个人的责、权、利使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是农村养老保险良性运行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国际通行做法。如德国的农民养老保险制度是根据1957年颁布的《农民老年救济法》建立起来的；瑞典的公民基本养老金是根据瑞典全国退休金法案规定来实施的。通过有效的法律监督和制约机制、详尽具体的法律条文，可以保证养老保险的制度性、规范性和统一性。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制度建设明显相对滞后农村养老保险一直是依靠各级政府的政策、文件进行引导，不仅没有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相应法律，而且已经制定出来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法规普遍存在缺乏法律责任的现象。这样就容易造成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基金管理缺乏约束性。

但是，经过多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立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截止2005年底，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人数为5442万人，普遍建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机构，农村养老保险有了相当大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已经出台了一些部门规章或管理暂行办法。如上海市早在1996年就已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该办法从有利于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衔接与转化的角度出发，参照城镇职工基本保险的缴费模式和制度框架对1992年民政部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以下简称《基本方案》)作了较大调整，主要体现在改原来的个人帐户制为个人帐户与统筹帐户相结合的模式，调整了缴费标准和办法，规定了最低缴费额和补贴比例。2003年l0月推出了《上海市小城镇社会保险暂行办法》，并以此为契机，提出了加快推行小城镇社会保险，逐步淡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战略思路，逐步探索并实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向小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转换。这种农保制度的创新与转换，既保证农民的养老水平，又适应了新的“三农”形势，向城乡统筹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而处于苏南地区的常熟市以其发达的乡镇企业为突破点，于2001年出台了《常熟市农村养老保险暂行规定》，建立起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相接轨的统帐结合模式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其中明确规定了农村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缴费比例与市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一致为25％，并加强了对乡镇企业职工参保的强制性。

上述这些地区所出台的并经实践证明有效的一些部门规章或管理暂行办法，都为我国农村养老保险法律、法规的制定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应尽快建立《农民养老保险法》，从法律上确认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农村社会保障应遵循的原则、主要内容及形式、管理体制、资金筹集与支付、社会保障的监督、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规范农村社会保障执行者的职责和参保者的权利和义务，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农村养老保险条例》，就账户模式、筹资标准、政府责任程度、待遇计发方法及基金运作模式等内容具体化、详细化。此外，各地方可根据本地农村实际情况，在全国性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以便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顺利推行。

2．2确立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的供给主体地位

在农村养老保险中，农民个人、家庭成员、村集体、政府都承担养老责任。但其中政府尤其应发挥主导作用，成为制度供给的主体。从理论角度看，农村养老保险是整个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公共财政职能的要求，理应由政府提供；从现实需要看，建立以政府为供给主体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市场经济发展以及人口老龄化加速、传统的“家庭供养加土地保障”养老方式受到当前社会结构转型的强烈冲击，所引致的迫切要求。社会养老保险在农村的发展历程也表明，政府角色不明、职能缺位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政府的主导作用首先体现在财力上的支持。原制度方案在全国大面积的试点和典型地区制度创新的实践表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如果实行完全的个人储蓄积累制模式是很难行得通的，恰恰是集体和政府的大量保险费补贴才使得典型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获得了持续发展和不断壮大的生命力。以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最早试点的地方——山东省为例，由于经济基础好，山东省基本上坚持按1992年民政部颁布的《基本方案》展开工作，也是投保绝对人数最多的省区。其成效的取得除经济条件的因素外，还在于对原制度进行了创新。如在2006年，山东省招远市政府下发了《关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采取“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财政给予适当补贴”，实行储蓄积累的模式。明确规定市级财政每年补贴200万元，每年增长10％，补贴额按投保人数测算确定，有条件的镇、村也应对投保农民给予适当方式、适当数额的补贴，个人缴纳的保险费及市(镇、村)财政补贴一并记人个人帐户。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标准以高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20％一40％的基础确定。

从国际经验看，许多国家农民养老保险资金来自于个人和雇主缴纳的保险费以及政府的补贴(或政府承担最低保证金)。如德国和日本都是来自个人和政府供款，其中政府补贴的比例较大，德国政府补贴占到总保险费的70％，日本政府补贴占到总保险费的1／3。韩国相比较，由于制度建立较晚，在吸收和借鉴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政府实行有限性补贴，旨在引导农民参加保险，不过其补贴额度也较大，占到了总保险费的2／3。在新加坡和智利，政府虽然不负担保险费，但政府承担了最低养老金和养老金投资最低回报率补贴。因此无论从国内一些地区的成功实践还是国际经验角度出发，都应该加大各级政府的财政扶持，可以参照农村合作医疗的做法，建立以农民缴费为主，财政补一点、集体贴一点的多元缴费机制，并规定农民的最低缴费基数和缴费年限，努力提高农民的养老保险水平。公务员之家:

另一方面，是发挥政策优势。针对农民养老保险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制定相关措施，出台扶持政策。如力争获得同商业保险资金同等的“协议存款”或高于商业保险资金“协议存款”的优惠政策；发行国债时，给予农民养老保险基金优先认购权，确保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对基金收益或购买的企业债券实行免税；出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规范基金管理行为；对农民养老保险实行全部免税政策等。

2．3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坚持多层次性的原则

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规模、结构及社会化程度。由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呈现东、中、西部由高到低的趋势，而且区域内部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试图让城乡两种不同水平的保障制度马上并轨，实行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要因地制宜，建立多层次、相互补充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多层次原则既包括家庭保障、社区保障、社会保险、商业保险、国家救济、社会互助以及其他的多层次，还包括保障水平起点高低的多层次性。多层次的改革取向也是发达国家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如德国为减轻财政负担，将养老金给付水平降下来，其改革设想就是通过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农场主购买商业年金保险。这样就可以成功构建一个由社会保险、终老财产和自我保障“三根支柱”组成的更为安全可靠的保障体系。法国也鼓励农场主自愿购买补充养老保险，以弥补社会养老保障的不足。

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应加大地方政府的投资力度，继续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适时与城市养老保险制度进行衔接，即实行统一的“统帐结合”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从而在发达地区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制度；在经济落后地区，应采取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社会养老保险相结合的模式，逐步提高社会化养老的水平。随着贫困地区经济条件的逐渐改善，可以引导和鼓励其适当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逐步实现与城市社会养老保险的衔接，向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制度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