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执行范文10篇

政策执行范文篇1

一、公共政策执行力存在的问题

1.政策执行中的趋利倾向导致选择性执行趋利避害作为人之共性，同样适用于政府组织，公共政策执行的过程也是对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利益团体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趋利倾向也就成为政府公共政策执行中的重要趋势，这一趋利倾向直接明显的表现为政策执行的选择性，即政策执行主体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对公共政策进行有选择性的取舍执行，只执行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其余部分则采取舍弃。这一现象在我国的基层政府中可以说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例如近年来地方政府在治理违法小煤矿事件中的选择性执行造成了层出不穷的矿难事故；在选择性地执行中央农民税费改革方案后出现的农民税费负担多次反弹的事实等相关报道都表明在我国确实存在着公共政策执行中的趋利倾向所导致的选择性执行，这样的执行必然会影响到政策制定机构的权威性和执行者的形象。2.“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对抗”歪曲执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间的利益博弈中，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对策对公共政策进行分解，对于对自己不利的部分，地方政府会制定表面上与上级政策一致，实际却是相违背的实施方案，或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曲解公共政策原有的精神和内容，做出符合本地实际利益的解释。这样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造成了公共政策的“对抗”歪曲性执行。例如近些年最为典型的房地产，为控制房价上涨过快的势头,中央政府连续几年要求对楼市进行严厉调控,然而每次都是在调控初期有所见效后,房价随后又强烈反弹，分析原因地方政府软性对抗中央房地产宏观调控的事件越来越频繁，歪曲执行中央房地产相关政策无疑是房价持续上涨的重要因素。3.政策执行形式化出现的象征性不作为现象公共政策经由上级政府反复推敲、不断思考制定后，被以会议及文件等形式向下传达要求下级政府贯彻执行，但往往地方政府在执行中重形式而轻时效，其实际效用很弱，有时甚至在某些公共政策的具体执行中出现了“有令不行，禁而不止”的象征性执行现象。如关于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问题，我国先后出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但广州市在每年都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同时，假冒伪劣商品却仍是层出不穷，如“瘦肉精”事件，分析原因主要在于广州市有关部门在政策执行中存在着象征性执行。另外公共政策执行形式化也导致了政策执行人员的不作为现象。

二、公共政策执行力不断提升的相关建议

1.在源头上确保公共政策制定时的利益均衡确保源头的利益均衡需遵循严谨的决策程序和健全的决策机制。严谨的决策程序主要取决于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政府组织，将公共政策问题认定中的政府行为纳入到严谨的法律轨道，依法限权。首先可加强公共政策问题认定过程中的程序和责任立法，使政府在对公共政策问题认定时能自觉严格依照程序进行，并在政府运行权力时明确其责任义务。其次完善听证程序，加大调查研究力度，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应通过召开听证会等形式让人民群众有充分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在公共政策制定时加大对问题的调查、研究力度，使政策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现实性。健全的决策机制实现则更多体现为公民的参与程度，公民的利益表达、保障。首先应加强对公民的教育和培训，增强公民对自身利益表达的能力及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能力。其次加强公民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建设，对于公民利益表达及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具体途径、权利等内容以法律等形式固定下来，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的运行。最后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和利益，让弱势群体在社会进步中也能享有社会福祉，得到社会关怀。总之，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做到既重视绝大多数利益群体的正当利益和合理意愿又体现对弱势群体人文关怀的利益均衡，才能保证政策的执行力。2.采用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策略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积极引入政策受众等利益相关者参与政策执行过程，使其与政策执行者进行平等协商、讨论和对话，在对话中增进理解和合作，从而增强政策执行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推进政策有效执行的一种政策执行模式。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强调公民的主体地位，强调政策执行中的平等、交流、合作等，是一种平等主体间的互动合作，它以信任和合作为基础主张各利益团体的相互尊重和理解，它为政策执行者同政策受众方提供了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这样可增强彼此的相互理解，增强公共政策执行的合法性和可接受性。首先完善对话机制，可通过座谈会、研讨会等方式，通过网络、电信等途径，了解政策受众意愿。可针对不同政策，相对应地组建一些常规组织和任务型组织，如针对一些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的公共政策组建常规组织，这样可有针对性的长期吸纳政策受众的意见和建议；针对一些短期具体的公共政策可建立相对灵活的任务型组织来专门进行政策执行的对话和协商。其次，积极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逐步推进对话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成熟的公民社会是实现公共对话的前提，因为只有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建立，公民才具有真正的话语权，才能真正地参与到对话中来，逐步推进对话合作的深度和广度。3.完善政策执行的内外监督机制内部监督首先要保障专门监督机构的独立地位，使其在真正独立的基础上发挥公正有效的监督作用；其次要明确监督机构的职能，理顺党、政、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制定监督机构的具体操作流程。外部监督主要在于扩大监督主体范围和渠道，监督主体可引入各派、各社会团体，特别是人民群众的监督。监督渠道可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网络等的舆论监督，将公共政策的执行置于社会舆论机构和各团体、人民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之中，将有益于公共政策执行中各种问题的解决。4.提升政策执行者的道德素养和服务能力库珀曾说：“当行政人员在处理具体伦理困境中或大或小地界定自己责任的界限和内容时，他们使自己具有了‘伦理身份’，这种伦理身份认同形成了他们的道德品性”官德不彰，民风难淳，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策执行者的道德素养体现于政策执行的全程之中，对于政策执行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开展持续有效的道德教育，如公共精神的道德理念教育；通过建立完善的道德规范体系，如制定对于正确的行政道德的评价判断标准等，加强政策执行者的道德义务感和责任意识，使政策执行者首先明德明理，具有良好的道德素养。提升政策执行者的服务能力，加强政策执行主体的学习，使其在具体的政策执行中具有较高的管理技能。通过对政策执行者的继续教育体系，提升其对公共政策的认知能力，使其能快速的理解政策，从而高效率的执行；通过以服务能力的认定和提升来统领行政人员的各项管理制度，完善行政人员的分类制度、选聘、流动、绩效考核等，以此增强政策执行者的危机、竞争意识，从而提升其服务能力。

作者：王婷婷鲁大鹏单位：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政策执行范文篇2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执行偏差；路径选择

公共政策执行是公共政策执行者通过建立组织机构，调动政策资源，进行科学配置，采取行动，将政策观念形态由设想到落地，达到实现政策目标的动态过程。政策方案的落地生根，有赖于科学高效的政策执行。

一、政策过程与执行偏差分析

（一）公共政策过程分析。公共政策分析模式就是从公共政策的由推行到终结的各阶段的环节出发，将公共政策视为多环节紧密衔接的动态系统，通过对各环节的分析与提炼，探索其内在规律。一般来说，从政策过程角度出发，包括制定、执行、评估、监控、终结，每个环节都有其特定的意义和功能并产生一定的活动效果。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紧密衔接的，离开科学高效的执行，终归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无法发挥其强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正是因为影响政策执行的原因复杂多变，经常会出现政策执行结果与目标背离的情况，导致政策执行偏差。（二）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表现与危害。政策执行偏差，一般是指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政策效果偏离实际目标，出现执行与目标之间出现差距，甚至偏离原目标，并产生不良社会结果的政策现象。在传统的公共行政实践中，学者们一般都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公共政策上，假设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一定会符合既定目标。然而，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效果不佳。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公共政策随意、机械执行政策频繁调整，稳定性得不到保证。政策执行缺乏大局观念破坏了政策的稳定性。2.公共政策的执行者可能会根据个体的风险偏好与利益需求对政策内容进行取舍，影响公共政策的完整性。3.公共政策替代执行，对原有政策进行关键部分的替换，实际执行中的政策与原有政策严重不一致。公共政策执行偏差不仅降低了公权力的权威性，同时导致了政府公信力与形象受损，甚至危及政府统治的合法性，造成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无序和混乱，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成因

（一）政策本身的因素。在公共管理领域，政策效果不如预期大多是政策设计本身的缺陷有关。因此，分析对政策本身各项要素进行全面分析，有助于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促进政策有效执行。1.政策的正确性政策的正确性，首先要求其内容和引领方向不能偏离国家总体治理目标，同时要求在政策的各阶段均应有科学理论的支持、阶段间逻辑衔接严密，实施步骤科学有序。2.政策的具体明确性政策目标的具体明确性是政策执行有效的关键所在，是执行者行动的参考与依据，同时政策的具体明确性也可作为执行效果与标准的评估和控制。政策的科学性体现在有明确的目标指向，明确指出改进的目标，同时在执行的方法、形式上做出具体明确的要求。3.政策资源的充足性在明确的目标的前提下，相应的执行部门与人员的支撑也必不可少。行之有效的政策有赖于社会各部分、各行为主体的积极配合和支撑，在执行过程中将调动大量的社会资源，如果资源配置不佳，那么，政策执行的结果也不能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二）执行机构管理缺陷以及执行人员素质和态度。1.执行机构的管理缺陷。管理的缺陷主要表现为：（1）组织结构不合理。组织结构说明了政策执行过程中各机构的设置和关系，设置职能分配与功能属性；（2）执行机构中沟通和协调困难。不良的沟通将阻碍政策落地实行，思想不统一或是执行方式、内容、标准不一；（3）政策关系处理不当。政策执行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实践，涉及主体众多，一旦某些关系处理不当，会影响政策整体实施的效果。2.政策执行者的政策水平和管理水平。如果执行者尤其是领导者没有对政策实质的把握能力，一方面将难以争取政策相关的资源，另一方面将无法做好前期的宣传指导与执行方案的设计，这将导致后期执行过程中不能沟通和协调各种关系，从而难以有效地执行政策实现目标。（三）目标团体对政策执行的影响。目标团体是指政策直接作用、影响的对象。政策是否能实现既定目标，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政策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标团体的态度。如果政策目标对于执行主体与政策高度认同，能够积极配合政策的执行，那么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阻力就小，反之，阻力就大，政策将难以得到贯彻和落实。目标团体的配合度是影响政策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四）政策环境的制约。政策的制定存在一定的延后性，因此在推行时往往社会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尽管在政策制定时对社会、经济、公众的发展和反应已做了预测和应对方案，但由于政策执行的复杂性，其精度其实是有限的。

三、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路径选择

在政策过程视角下研究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治理对策，要从政策制定到执行整个过程来考察。只有将这些相关联的环节做好，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最终实现公共政策有效实施。（一）科学合理地制定公共政策。政策内容的科学性是政策有效执行的前提。1、政策制定过程的科学性，首先，注重调查研究。只有以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的态度制定政策，其次，运用群众的智慧、集思广益，广泛征求意见，对政策内容不断加以完善；最后，要注重政策执行实验。通过实验发现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为科学合理地制定政策提供例证和参考。2、政策内容的科学性，政策内容的制定必须坚持大局观，从宏观的角度把握政策整体计调，确保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同时具备合理的弹性。（二）全面提高政策执行者素质，提供对政策的认知水平。政策的执行主体是人，作为政策执行的关键因素从政策执行主体自身来看，首先要提高认知，充分学习理解政策。当政策制定和颁布后，政策执行者只有通过对政策深入学习，才能真正理解其执行目标、价值导向、资源配置，为政策执行成功打下基础。（三）协调各方利益，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公共政策执行应实现公共利益与组织的共同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和谐与均衡。构建合理的利益结构，尽可能地满足公民合理的利益需求，提高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积极性。在科学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四）优化政策执行的环境。政策的执行受到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为此就必须优化政策的执行环境。首先，优化政治经济环境。安定、和谐的政治社会环境，既能保证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有助于政府各项政策的顺利推行。同时利用公共舆论的导向性，进行政策宣传，为政策的有效执行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其次，深耕公众心理。从政策相关主体来看，无论是政策执行者，还是民众对政策的认同度与接受度，均对政策执行效果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通过宣传政策，明确政策的目标和意义，加强政策执行者与目标群体的认同感与配合度，激发主观能动性，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增强执行者和民众的心理承受力。

参考文献：

[1]黄冬梅,陈星林.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研究综述[J].法制与社会,2012(02)

[2]宁骚.公共政策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3]钱再见.论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偏差行为[J].探索,2001(04)

[4]王骞.论公共政策执行偏离的成因与对策[J].黑龙江史志,2009(17)

政策执行范文篇3

[关键词]地方政府；中央政策；有效执行

政策是国家、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任务和目标而规定的行动准则和行动方向。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均离不开政策的指导和调控，离不开政策的有效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实现预期目标，关键在于是否在实践中得到了切实的贯彻执行，在于地方政府能否把中央政策千方百计地落到实处。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对提高地方政府的政策水平，有效执行中央政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的重要性

所谓政策执行，就是指政策方案被采纳以后，政策执行者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运用各种政策资源，经解释、实施、服务和宣传等行动方式将政策观念形式的内容转化为现实效果，从而使既定的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过程。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是中央政府治理国家的关键。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构成复杂、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其独特的特点，中央政府不可能对全国各地大小事务都进行亲力亲为的治理。所以就需要各级地方政府来协助和分担中央政府管理国家的职责，发挥地方政府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地方政府不但要采取措施把中央政策在自己的管辖区域内贯彻执行好，而且还要及时把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问题反馈给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从而使它们及时地了解政策在各地实施的实际情况，以便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全面衡量政策的科学性、正确性，从而促进各地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地方政府能否忠实、有效地执行中央政策，是中央政府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个关键。

第二，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是地方政府职能的重要体现。由于地方政府权力来源及其职能的双重性，这就要求地方政府不仅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和上级政府制定的政策，而且更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在执行中央和上级政策时，将政策创造性地灵活运用，服务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当地人民群众的利益。首先，地方政府要对上级政府尽职。中国作为一个单一制的国家，地方政府必须对中央政府尽职，忠实地执行中央和上级政府的政策，这是维护中央权威、实现政策目标的一种重要手段。其次，地方政府要为所辖区域负责。地方政府权力的另一个来源是所辖区域的民众，为此地方政府必须对本地区的百姓负责，这也是地方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体现。因此，地方政府肩负着双重职能，在贯彻执行政策时必须处理好国家与地方等各种利益关系，有效地将中央和上级的政策落到实处。

第三，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是实现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政策作为党和国家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任务而制定的行动准财，对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地方政府的作为与不作为，地方政府能否把中央的意图和政策理解透彻进而坚决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对一个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改革开放之前，广东在全国的地位并不显眼，可是改革开放之后，广东一跃跨进全国发展的先进行列。关键就在于广东省委省政府抓住了发展的机遇，密切结合当地的区域优势，将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从而使本地区的发展能在全国同类地区中处于领先地位。

二、当前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存在的问题

第二，忽视政策宣传，导致政策对象的消极参与。公共政策总要表现为对一部分个人、群体或组织的利益进行分配或调整，表现为对一部分个人、群体或组织行为的指导、制约或改变。这些个体、群体或组织就是公共政策的对象。政策的执行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对象的态度。如果政策对象对政策有足够的了解，并认同政策，那么政策的执行就会得到公民的支持，取得预期的效果。反之，该项政策执行的难度就会增加，风险就会增大，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为减小。例如，加强社区建设、安排下岗职工再就业是中央的一项重要政策。广州市黄埔区转制社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帮助所在社区的居民进行再就业，可是居民对此却反应冷谈，对该项政策的执行漠不关心，此项工作在一开始就受到了冷遇。原因就在于政府对该项政策宣传不够，居民对该项政策的认知不足，从而严重影响了该项政策的贯彻执行。

第二，注重本位利益，影响政策执行的公平公正。地方政府是国家行政权力在地方上的载体，是国家方针政策在地方上的执行者。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往往难以做到公平公正。例如广东省的一些地市政府在执行中央或上级政府的相关政策、指示时，往往把执行政策的重心放在地方行政中心所属的区域，而忽视下面所属的乡镇。乡镇部门在执行上级相关政策、指示时往往也是这样，重点关注经济发展较好、政策收益较大的地区，而对那些自然条件较差、经济状况落后的贫困地区有时是不理不问。第三，喜欢相互攀比，政策执行存在盲目的仿效性。虽然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执行中央或上级政府的命令和政策，但这种执行应该是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来执行的。可是我们在现实中却常常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时要么不动，要么蜂拥而上，执行政策存在严重的效仿性。例如，广东省政府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政策，决定在“十五”期间建设100所部级示范性普通高中、200所省一级重点高中，简称“1512”工程，扩大优质普通高中规模，全面提升普通高中水平。这本来是一项好政策，但问题是号角吹，四方响应，盲目跟风，随后引起各地争建教育城的风潮。

第四，法制意识不强，政策执行存在明显的随意性。地方政府职能的双重性要求它不但要维护国家利益，也要维护所辖区域的地方利益。也正是由于这样，它在执行政策时常常由于地方利益的驱使而忽视法律的规定，做出一些明显不合乎法律的规定和行动。例如，在广东省信宜市高中教育改革政策的执行中就曾出现过这种奇怪的现象。2005年秋季，由于学校师资和其他方面的原因，相当一部分成绩优秀的中考学生不愿意到市教育局分配的学校就读，而自主选择到对他们有优惠政策的乡镇高中就读，从而导致某些学校生源流失。鉴于这一情况，市有关部门却背离中央的教育公平政策，突发命令，要求这些乡镇高中不得继续以优惠政策招收优秀中考学生。然而，在考生及其家长和乡镇高中的联合反对之下，几天过后，该项政策又不了了之。显然，该项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均缺乏应有的严肃性。

三、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的对策建议

第一，加强政策认知，引导政策对象积极参与。中国实行的是单一制的政府体制，这一体制决定了各级地方政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加强对中央政策的宣传和认知尤为重要。认知中央政策，是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的基本前提，也是地方政府有效履行职责的基本前提。“只有认知中央政策，地方政府才能实现执行中央政策的坚定性；只有认知中央政策，地方政府才能实现执行中央政策的创造性；只有认知中央政策，地方政府才能在执行中央政策过程中实现坚定性与创造性相结合，进而有效地执行中央政策。”有效执行政策不仅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活动。因此，地方政府仅自身认知政策还不行，还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政策，让人民群众了解政策，不断扩大公民的参与度，增强公民的知情权，引导政策对象理解中央政策，认知中央政策，在实践中积极执行中央政策，从而推动政策的有效执行。

第二，规范执行程序，明确政策执行机构的权力边界。规范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程序就是要实现政策执行程序的公开化、法制化。“公开、公平、公正”是人们一直要求的民主权利，而“公开”则是人们实现民主权利的首要前提。人们不仅要求公开结果，而且要求公开过程，即对实现结果的每个程序都需要有所了解。程序公开化是对公民权利的一种维护和尊重。政策执行程序的公开更有利于公民了解政策，参与政策的制定，促使政策的有效执行。程序法制化是指地方政府执行政策时必须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严格依法依规进行。要求政策执行机关和执行人员必须在法律和政策的范围内行事，并且执行政策的整个过程和各个环节都应该符合正当、合法的程序。另外，现代地方政府责任的一个趋势就是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化，地方政府不可能承担地方全部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服务，而只能对其中的一部分提供管理和服务。因此，为了让地方政府执行政策更有效、更集中，就必须对其执行机构的权力边界进行界定，明确地方政府在何种范围、何种程度以及通过何种程序来行使行政权力，从而建立一个高效的政府，以确保中央政策的有效执行。

政策执行范文篇4

关键词：公共政策执行；现实状况；公共理性；公共性

公共政策作为一个完整的动态的过程，包括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监控、终结等多个环节，其中公共政策的执行是公共政策过程的中介环节，起着尤为关键的作用。对公共政策执行这一环节的深入理解和有效实施是实现国家目标，管理社会事务，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举措。

一、公共政策执行的基础概念

公共政策的执行是政策执行者借助一定的机构和人员，采取各种行动将公共政策观念形态的内容转化为实际的效果，以实现既定的公共政策目标的完整过程，公共政策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公共性。常见的公共政策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有过程模式、互动理论模式、循环模式、博弈模式、综合模式等，在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理解与合理灵活运用多种政策执行的理论框架，以求全面深入的解决公共政策执行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促使公共政策执行的高效进行。

二、公共政策执行的现实状况

（一）各方利益相互博弈，难以进行有效协调。一项公共政策的产生和执行,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利益群体,通过竞争、博弈与合作,而达到相对均衡的结果。在现实情况下，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一般考虑的是整体利益，而公共政策执行有可能是由各地方政府分散进行的,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策执行者作为理性经济人,很难保持绝对的“价值中立”,往往要考虑其局部利益,特别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现阶段,整体利益、局部利益、群体利益、个人利益等多元化的利益就难以整合一致，随之就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比如公共责任的危机、社会价值观的导向、公众的信任等。

（二）执行机制不尽完善，未能更好解决问题。在权力配置机制方面，表现为纵向与横向上执行权的配置不合理与不明确；在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机制方面，政策评估机制不科学，比如政策评估倾向于用价值判断替代事实分析，用定性结论取代定量结论，责任追究制度缺损；在公共政策执行的公众参与机制方面，公众参与环境政策执行的意识相对薄弱，一般不直接涉及到自己利益的公共政策执行，公众就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政府也没有很好的为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来保证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与正当性。

（三）公共政策执行主体混乱，执行技术与手段仍需改进。由于公共政策直接涉及到人民的生产生活，管理部门的权责不明确就会使得管理职能的交叉，有收益的争相要管，没有收益的互相推诿。在现实状况中，公共政策的执行一般是由政府部门直接操作的，多以行政手段为主,较少运用其他经济手段、技术手段、教育手段等，就有可能忽视了公共问题的时效性与复杂多变性，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效果。

（四）公共政策的执行偏差。在现实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有可能采取拖延执行的方法，不采取积极的甚至不采取措施对的公共政策进行有效的执行。在与执行主体自身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也有可能根据自身对公共政策的偏好，制定出与需要执行的公共政策表面上相一致、但实质相违背的替代性执行方案或措施，或另搞一套，使得执行的效果偏离既定目标，还有的公共政策主体进行变通执行或有选择性的执行，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以及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

三、从公共理性的角度思考公共政策的执行

在这里引用学者史云贵在《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及其对我国政治现代化的启示》对公共理性的界定：“现代公共理性不是国家理性，不是政党、政府理性，更不是大众理性，而是横跨国家(政府)、政党、利益集团和个人之间，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1]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共理性研究述评》一文中认为，“现代公共政策应该是在以政府为主导，政党、利益集团、个人等各方利益主体有效参与和平等互动的基础之上,通过沟通、协商、妥协和平衡而形成一种契约意识。”现代公共政策的执行在于实现公共利益，这正与公共理性的核心内涵相一致，因此运用公共理性来理解以及实施公共政策更能体现公共政策的本质，更有利于实现公共利益。结语：现代公共政策不仅仅是要解决问题，同时也体现着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人民群众的意志与利益。曾讲过，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而不去付诸实践，那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而公共政策的执行就决定着是否能将政策理想转化为实际效果，同时，以公共理性的角度来思考现代公共政策的执行，更有利于把握公共政策目标的精髓，更能体现现代公共政策———公共性———这一根本特征。

作者:左晓男 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政策执行范文篇5

我国煤矿安全政策执行不力，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敷衍，象征性政策执行

象征性政策执行主要是指在煤矿安全政策实施过程中只做表面应付或象征性执行，并未采取实际具体措施。执行起来阳奉阴违、虎头蛇尾、敷衍塞责，使煤炭安全生产政策沦为一纸空文。例如《煤矿安全生产基本条例》明确要求所有煤矿都必须证照齐全才能生产，要求各煤矿监管部门严格控制证照审批，加大检查力度，坚决取缔无照开采。可发生事故的煤矿，特别是一些中小煤矿，大都证照不全、无照经营或者一证多井，或依法应予关闭却以资源整合的名义继续从事非法生产。

2政策偏离，附加式政策执行

附加式政策执行主要是指煤炭安全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添加了新的目标或塞进了原本不具有的内容，致使执行结果偏离预定目标。表面上是将政策原则与灵活性相结合，实际上是自立一套。“土政策”是附加式政策执行的典型形式［2］。例如在煤炭证照审批过程中，除国家规定的相关手续费外，一些地方监管机构为谋私利，加重煤矿主负担，导致煤矿主通过行贿等非法手段达到开采煤矿的目的，形成官煤同盟的无良互助。

3政策缺损，选择式政策执行

选择式政策执行主要是指煤炭安全政策执行部门对上级政策只贯彻落实部分而不是全部，使政策效力被削弱。某些地方政府在执行煤矿安全生产政策时，为了煤矿开采给当地财政的贡献以及自己的政绩，对这部分政策执行很到位。而对煤矿安全生产政策中要求合理利用矿产资源、防止乱采滥挖、保护环境、加大煤炭安全投入、对人员进行安全培训等直接经济利益不显著的不给予足够重视。

4政策曲解，歪曲式政策执行

歪曲式政策执行主要是指煤矿安全政策的执行者在政策传达和执行过程中利用政策的抽象性，借口本地区或部门的特殊性做出不同解释，进而歪曲政策的实质。其特点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挂羊头，卖狗肉”，是一种极为严重的政策偏差。例如国务院多次下发文件规定，矿井生产能力低于3万t的小煤矿一律关闭。但有的地方超标核定生产能力。中央政策的本意是减少煤炭安全生产隐患，地方政府的对策却加大了安全生产隐患，致使一些煤矿为隐瞒事实只能超量开采。

5政策抵制，观望式政策执行

观望式政策执行主要是指在煤炭安全生产政策实施过程中，执行主体被动地观望拖延，不履行或变相不履行上级或中央政策，严重损害了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如国务院《关于清理纠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煤矿工作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等撤资政策规定政府官员要在2005年9月22日前撤出投资，其目的是给深涉其中的官员以机会，但最后期限一拖再拖，更有甚者在最后期限内竟无一人主动退资。

我国煤矿安全生产政策执行现存问题的原因分析

煤矿安全生产政策执行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实践，导致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比较复杂。除宏观经济和资源条件方面的原因外，从政策执行的视角看，存在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政策执行监控不力、政策适用对象不配合等方面的原因。

1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致使煤矿安全生产政策执行失效

政策执行是一个围绕利益再分配的博弈过程。煤矿安全生产政策的执行，其本质是对煤炭行业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调整。煤炭行业相关利益主体都有不同的利益取向，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相关利益主体的博弈使得煤矿安全生产政策执行发生异化，这是我国煤矿安全生产政策执行失效的最根本原因。我国煤炭行业的相关利益主体既包括中央政府，也包括地方政府，同时也包括政府官员和大小煤矿主以及煤矿职工。地方政府作为利益主体之一，其利益博弈是指地方政府在本地利益和大局利益间的考量与抉择，即通常所说的“地方保护主义”。如地方政府出于GDP和财政收入等利益考虑，纵容私挖滥采、贱卖资源的行为，甚至对手续不全的小煤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既影响了整个煤炭行业的资源整合，也构成了事故多发的原因［3］。“官煤勾结”是政府官员利益博弈的主要形式。在煤矿安全生产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官员以权力寻租，官煤双方形成利益同盟，扭曲了政策执行过程，破坏了政策执行效果。

2煤矿安全生产政策执行的监督效果不佳

在我国现行的煤炭管理体制中，国家对煤矿的安全监察职能由国家安监总局和煤矿安全监察局行使，最低一级的煤矿安全监督管理机构设在各地市级的煤矿安全监察办事处。国家各级所有权煤矿数量多、分布广，使得相关监察部门难以有效监控。按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编制，全国总共才2800人，各办事处一般为20人左右，业务量较大的也就是30人左右。去掉必要的内勤人员，每名煤矿安全监察员所面对的煤矿数量众多。去除节假日、休息日、病事假日，检查每个矿山的时间仅仅是几小时甚至几分钟［4］。面对庞大的煤矿群，我国煤矿安全监察人员捉襟见肘，对所有煤矿的全方位检查是不可能的。结果往往是意外发生了，煤矿安监机构才会出现，扮演处理善后的角色。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同时还采取“一人感冒，全体吃药”的管理方式，给煤矿行业的正常生产带来一定困扰［5］。与此同时，我国的舆论监督作用未能有效发挥，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一定程度上失范，难以形成煤矿安全生产政策执行的外部监督。

3煤炭行业从业人员素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煤矿安全生产政策执行的效果

据国家安监总局的调查，全国近40个年产500万t的大中型煤炭企业中，大专以上的工程技术人员不足两千人，而发达国家的比例在60％以上，全国94％的煤矿缺乏机电专业人才，88％的煤矿缺乏采矿专业人才，通防人才更是匮乏，井下采煤工人80％是农民工［6］。据有关部门对64家国有煤矿农民工的调查统计，28．3％的农民工仅有小学以下文化，其中7％是文盲或半文盲，高中及以上文化的仅有13％［7］。农民工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对于煤矿生产的高危性没有清醒的认识，甚至没能力学习煤矿安全知识，不仅安全意识淡薄，违章严重，而且自我保护能力差。

促进我国煤矿安全生产政策有效执行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煤矿安全生产政策的有效执行，以达到保障煤炭安全生产的目的，本文认为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确立以预防煤矿安全事故为目标的价值追求，完善和细化煤炭行业法律法规

从目前我国煤炭行业的情况来看，煤矿安全监管涉及面广，必须依法对煤矿安全政策执行主体的价值体系加以确定，协调不同执法主体的价值追求，防止各执法主体相互扯皮从而影响政策执行。今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的修订中应明确煤矿安全各执法主体在保障正常生产的前提下，以防止煤矿安全事故发生为主要目标，严肃问责制，违反价值目标的政策执行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同时在立法层面上，通过法律对权力边界进行严格界定，确保各项安全生产标准的严格执行。在司法层面上，由独立的司法部门对矿难进行调查并依法惩处责任人，严格依法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并逐渐将矿难伤亡矿工的赔偿纳入民事赔偿程序。

2加大科技投入，为煤炭安全政策执行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科技是煤矿安全生产的有力保障，世界各煤炭主产国一般都设有专业的技术科研机构，并不遗余力地投入。我国煤炭安全政策的执行同样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持。依托现有煤炭科学

研究总院为中心，以各煤炭院校为支撑，建立和完善煤炭安全生产科研机构。使得这些机构在政府财政的支持下，开展独立的事故分析鉴定、现场验证以及煤炭事故预防的基础研究并建立起用于宏观管理的数据库和事故模拟仿真的软、硬件设施［8］。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改变传统管理方法，促进安全监管的技术进步与效果提升。

3理顺行业监管体制，完善政策执行的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

重塑煤炭行业管理体制，确立煤矿安全政策执法主体是解决煤矿安全政策执行低效的首要因素。在赋予现有煤矿安监局更大执法权限的同时，逐步取消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的主体资格，将市场准入、全程监管权集中于各级煤矿安监机构，将审批从业资格权限集中于各级劳动部门，将爆炸物等特殊物品的管理权集中于各级公安机关，从而形成以煤矿安监局为核心的，权责明确的煤矿安全政策执行主体体系。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公开招聘选拔人才等方式逐步建立专业化的安全生产监察队伍，同时积极引导新闻媒体参与，扩大煤矿安全的外部监督。

4加强安全培训，提高煤炭从业人员素质

政策执行范文篇6

关键词: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矫正

1引言

公共政策执行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组成人员通过运用各种手段,将公共政策的内容转化为现实,从而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一种行为。公共政策执行是公共管理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实现政策目标,解决政策问题以及实现社会公共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主要途径。对此,美国公共行政学者艾利森指出:“在达到政府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1]。这表明公共政策执行在公共政策活动及其生命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常常导致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公共目标不能预期实现。在国内外的政策实践中,政策执行出现偏误的问题普遍存在。由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等方面的原因,当前我国这一问题尤为严重。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误,不但会直接影响政策问题的解决,导致预定政策目标落空,而且会损害政府形象,削弱政府权威和公信力。在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研究解决我国的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问题,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十分紧迫的重大现实问题,对于提高我国公共政策执行效率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2我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表现

作为政治系统输出的主要内容,公共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然而,公共政策在付诸实施之前仍然只是一种具有观念形态的分配方案,其效能必须经过实际的执行过程才能得以发挥,再好的公共政策也只有通过有效的执行才能保证其目标的实现。然而,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具体来说,公共政策在执行中出现的偏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敷衍

指公共政策执行者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只做表面文章,并未采取可操作的具体措施来贯彻执行政策,而是将政策束之高阁,阳奉阴违,敷衍塞责,从而使严肃的政策在形形色色的花架子下变成了一纸空文,根本谈不上解决具体问题,实现具体目标[2]。

(2)政策选择执行

现实中运行的政策往往由相互依存的、有着共同政策目标的小政策组成,一些政策执行主体往往对政策“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只执行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不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就不执行,“见了黄灯赶快走,见了红灯绕道走”,他们“耍小聪明”,“打小算盘”,置国家政策原则于不顾。这种选择性执行使完整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得残缺不全,政策的整体功能难以发挥,政策目标的实现也必然大打折扣。

(3)政策附加

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加进原来政策所没有的内容,使政策的调控对象、范围、目标、力度超出了原来的要求,从而使原政策不能到位,导致政策扩大化。政策附加的主要特点是执行者在原政策的基础上自行设置“土政策”,打着结合地方实际的旗号另搞一套,自行其是,谋取私利,从而导致政策执行变形。以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例,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来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但在一些地方,计划生育罚款却是乡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有些地方竟把生育第二胎的指标公开拍卖,偏离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根本目的。

(4)政策歪曲

公共政策执行者在传达和执行中对政策精神实质或部分内容有意曲解,利用政策的某些抽象性,借口本地区或部门的特殊性做出不同的解释,从而导致政策失真,甚至被替换为与原政策完全不同的“新”政策。

(5)政策抵制

公共政策执行者对现有的政策不认同、不接受,从而产生抵制情绪,使公共政策不能够执行到位,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例如,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政府过分强调自身的情况,找各种原因让中央“法外施恩”,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一再置若罔闻,甚至逆风而行,“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抵制心态异常顽固。

(6)野蛮执行公共政策

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政策执行应更注重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思想教育手段的运用。然而目前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滥用行政手段的现象,有的公共政策执行人员对执行对象动辄命令、强制,使执行对象从心理上和行为上难以接受。行政手段在执行中扭曲变形,演变成野蛮执行,导致干群关系紧张,极大地影响了执行效果。还有一些政策执行人员向执行对象解释政策不够,宣传不到位,忽视了思想教育手段的运用,一旦执行对象对政策不理解,出现为难和抵触情绪,执行人员就采取制裁、经济处罚等方式,野蛮执行公共政策。更有一些政策执行人员采取极端手段,背离工作程序,甚至采用违法违纪的方法执行公共政策[3]。

3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原因

当前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有着主观或者客观等多方面的原因:

(1)政策本身的原因

政策本身的质量问题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首要因素。一项政策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往往取决于政策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政策执行偏误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政策本身存在着缺陷,有漏洞可钻。一般说来,政策是否存在缺陷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考虑:一是政策是否合理。如果一项政策规定的各项内容没有反映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政策所规定的各项行为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那么政策本身便缺乏合理性,导致其在执行过程中将表现出政策行为规范与客观实际的强烈冲突,使政策执行失去了实践基础。政策执行机关在执行这种缺乏合理性的政策时,理所当然地会选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来敷衍。二是政策本身是否明晰。政策的明晰性,要求政策方案要有严格的执行界限、科学的操作程序、准确的评估标准等。缺乏明晰性的政策将使政策的可操作性减弱,使政策执行者与政策目标群体无所适从,同时,缺乏明晰性的政策会引起政策的界限不清,导致执行者有空子可钻,对政策随意变通,同时也为有关领导化解“风险”提供了口实。三是政策是否“前后左右”协调一致。现在,有许多政策是政出多门,莫衷一是。面对众多相互冲突的政策时,政策执行者不得不采取“优选法”———顶头上司的优先,其他领导的靠后;经济监督、杠杠部门的优先,其他部门乃至党政机关的靠后;领导个人交办的优先,集体名义布置的靠后。这种做法违背了“政策面前人人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原则,必然导致国家受损,群众吃亏,正确的政策难以执行。四是政策是否多变。今天制定一个政策,时隔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又匆忙出台一个新政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政策多变,朝令夕改,法无常规,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就无法建立起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也就很难使人遵从。

(2)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

任何一项政策最终要靠执行主体来实施,现实中政策执行偏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造成的,这表现在:

1)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不高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公务员与发达国家公务员比较起来,素质普遍不高,从而,文化水平低导致行政决策水平低;职业道德差导致行政道德滑坡;行政责任观念淡薄导致争荣誉而避责任;理论水平低导致官本位思想严重。少数领导干部没有系统接受现代政策、科学知识的训练,很难形成科学行政必备的系统观念、战略远见、迎接挑战的心理素质以及自觉接受监督的民主意识。这些弱点难免对政策执行产生不良影响。

政策执行范文篇7

[关键词]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差别

一、关于区域性差异影响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理论分析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宏观调控政策面临的一个问题，财政政策通过国债资金、转移支付等多种方式体现对区域差异的关注。货币政策也是一项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而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主要以总量调节为主，采取全国一盘棋的做法。这样做的主要好处是，国家可以从总量上对社会总供求进行调控并促成二者的基本平衡，保障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但由于各地区经济环境、金融发展水平、传导途径等方面的差距，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各地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之间的矛盾势必影响到货币政策最终的执行效果。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统一的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应适当考虑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这一因素。

目前国内很多理论研究一直关注这个问题，认为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与央行高度统一、具有相对独立性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导致货币政策目标与实际效果非一致性，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该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有针对性地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和落后地区的货币支持力度。国际上有关这个问题研究成果最多的是欧元区。欧洲中央银行运用多国家---多宏观经济模型，分析货币政策变化对整个欧元区及不同国家产出和物价的影响，并着重研究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在各个国家传导途径的差异。美国在区域性差别的存在对货币政策执行效果方面的研究也比较有代表性。国内已有相关文章讨论货币政策的统一性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之间存在的矛盾，还有一些专家学者进一步提出了货币政策的区域化问题。但从目前研究情况看，对于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在各地的差别性，还缺乏系统深入地分析研究。因此，在统一的货币政策框架下，如何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理解货币政策各项措施的内涵，深入分析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差别原因，从而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作用，是当前金融研究领域需要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通过对N省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以及主要发达省份经济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对比，找出差别。具体来说，这种差别性可通过一系列经济、金融指标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可通过总量指标（包括GDP、工农业增加值、投资、消费、各种物价指数等）、人均指标（包括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速度指标（包括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物价波动速度等）、结构指标（包括三次产业结构指标、所有制结构的指标、开放度的指标等）来反映；金融发展方面的差异性可通过金融业务量（包括各层次货币供应量余额及增长率、各项存贷余额及增长率等）、金融机构发展情况（包括金融机构数量、业务量及所占的市场份额等）、金融市场状况（包括金融资产质量、交易价格、企业融资渠道中之间融资和间接融资所占的比重等）、资金流量情况（包括本省与其他省及国外之间的资金流入/流出数量等）等指标反映。以上指标对货币政策传导过程的影响十分重要，本课题研究过程将尽量充分反映，有些不能完全通过数据反映的，也要尽可能作定性分析，并以此作为分析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基础。

二、区域经济金融差异性与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差异性分析

（一）经济发展的差异。

1、从总量上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1998年至2004年的七年间，N省的国内生产总值由438.9亿元，上升到769.4亿元，每年以9.3%的速度发展，比全国平均增长快0.8个百分点。从横向比较来看，2004年末，N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769.4亿元，仅占全国GDP的0.56%，在东部地区排名最后。通过回归分析，N省经济周期与全国有一定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55，我国整体经济对海南经济的影响因素为0.312。

2、从人均指标上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1998年至2004年的七年间，N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6022元，上升到9420亿元，平均每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429，比全国平均每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495元，在东部地区排名最后。

3、从产业结构和工业化程度上比较。N省的产业结构与全国相比存在较大的失衡。统计显示，全国从1998年到2004年7年间，第一产业比重在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在上升。而海南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004年仍高达36.8%，与1998年的占比基本持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3.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0个百分点。

4、从开放程度上比较。1998—2004年，N省外贸依存度依次为：3.9％、2.6％、2.5％、3.2％，3.1%，3.4%，4.4%，平均徘徊在3%左右，只相当于全国(除港、澳、台外，以下同)平均水平的0.06，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排名最后。而全国外贸依存度从1998年的27%上升到2004年的70%。由此可见，N省的对外开放程度远远落后全国平均水平。

5、从财力上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1998-2004年N省财政收入占GDP的比值分别为：7.7%，7.7%，7.6%，8.0%，7.7%，7.6%，7.4%。说明近7年来，N省的财政综合实力并没有得到提高，反而有下降的势头。从横向比较来看，1998-2004年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值分别为：12.6%，13.9%，15%，16.8%，18%，18.5%，19.3%。从以上两组数据可以看出：一是近7年来全国的财政综合实力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而N省反而在下降；二是N省财政综合实力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金融发展的差异。

1、从金融主体上比较。N省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很难想象目前竟然没有一家外资银行、没有一家城市商业银行和没有一家信托投资公司经营业务，连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只有光大和深发行两家，且网点少。金融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再保险公司、农村信用合作银行等严重缺位，担保公司、评估机构也只有几家，保险公估行还处于空白，金融市场主体边缘化特征十分明显。

2、从金融服务上比较。目前由于N省金融机构种类单一,体制僵化,因而导致金融服务功能不断缺失现象相当明显。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国有商业银行金融服务功能的淡化。主要表现在县域金融服务网点的萎缩，造成了部分客户难以享受到及时、便捷的金融服务和贷款审批权限的上收限制了新增贷款的发放。二是农村金融服务功能不断弱化。国有商业银行的淡出，造成农村信用社“一社难支三农”的局面，金融支农的效应降低，农村经济金融发展受阻。三是邮政储蓄金融服务功能的异化。大量农村资金通过邮政储蓄机构这一“抽血机”完全脱离了农村金融市场，造成农村经济发展“失血”过多。

3、从金融资源上比较。一方面从1998-2004年N省存款占GDP比值与贷款占GDP的数据来看，我们发现存款占GDP比值逐步加大而贷款占GDP比值在下降。这说明海南地方汲取金融能力在逐步增强，而本地实际掌控金融资源的能力在下降。对这种现象的一种合理解释就是本地银行大量汲取本地资金，通过上拆借总行，从而使资金流向富裕地区。另一方面，N省金融机构存差在持续扩大。1995年末，全省贷存比为100.1％；到2005年6月末，全省贷存比降到74.2％，比1995年低26个百分点。另外，2005年1-6月全省新增贷款占新增存款之比仅为19.2％，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34个百分点。以上数据分析显示:近年来N省金融资源在不断流失。

4、从金融功能上比较。当前N省金融功能逐步弱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来

面：一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不适当，2004年全省通过银行信贷融资的比例高达95%以上；二是金融资源在地域上占有不均衡，A、B两中心城市占有的金融资源高达85%以上，各市县特别是广大农村占有金融资源甚少；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差距大，“二元金融”现象客观存在。三是金融支持地方经济的力度不断减弱。从1998-2004年统计数据显示：贷款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说明金融对经济的支撑力度在不断减弱。四是金融产业贡献度逐年递减。近几年来，N省金融产业贡献率呈下降的趋势：从纵向比较来看，2004年N省金融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和GDP的比重分别为13.5%和5.2%，比1996年分别下降10.1和4.5个百分点；另外，N省金融保险业上缴的营业税自1996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这都说明了N省金融业的产业地位在走下坡路。从横向比较来看，2004年N省金融业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是偏低的，比全国平均低3个百分点。

（三）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差异

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如何，最终反映在物价与产出上。在分析过程中，要从货币政策传导的途径考虑。目前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主要有信贷传导途径、利率传导途径、汇率传导途径等。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必将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产生一定的影响，结合N省的具体情况，分析本省货币政策主要的传导途径，并分析货币政策传导对投资、消费、进出口、居民收入与储蓄、产业结构、就业等方面的影响，最终考虑对物价和产出的影响。本部分分析的目的，是要研究不同的货币政策措施对本地物价与产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主要包括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的影响，利率调整的影响，再贴现率与再贴现额度调整的影响，再贷款的影响，公开市场操作的影响、汇率变化的影响以及一些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等。本文着重对1998－2004年的货币政策在区域经济层面的传导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对政策工具调整较为频繁的1998－2000年进行重点剖析。

（一）样本选择与分析方法

货币政策工具选样：1998年以来，我们主要运用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信贷政策等货币政策工具，考虑信贷政策货币政策工具不能量化，因而，我们货币政策工具选样忽略了信贷政策工具。

存款准备金样本区间从1998年1月至2000年12月，共36个样本。贷款利率样本区间从1998年4月至2000年12月，共33个样本，最大滞后时段为36个月。

再贷款率、再贷款额、再贴现率、再贴现额的本区间从1998年10月至2004年10月，共72个样本。

中介目标选样：我们选取贷款总量作为中介目标，贷款总量数据为对应的当月贷款余额以及往后第1，2，…，33个月的贷款余额。

最终目标选样：我们选取GDP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最终目标，GDP选样区间为1998年至2004年第四季度，以季度为单位共28个样本。物价指数选样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样本区间为1998年至2004年第四季度，以季度为单位共28个样本。

分析方法：采用spss软件计算各项货币政策工具指标与中介目标（当期贷款余额或若干个月后的贷款余额），以及中介目标（贷款余额）与当期的GDP，以及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通过对相关系数的变化趋势的分析来评价各项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注：Pearson相关系数是度量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程度。相关系数前面的符号表征相关关系的方向，其绝对值的大小表示相关程度，相关系数越大，则相关性越强。变量x和y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可用下式进行计算：

Significance(2-tailed):双侧显著性检验概率。）对货币政策工具变量A(包括1、一年期贷款率，2、一年期再贷款率，3、一年期再贴现率，4、法定准备金率)单向量变动对贷款总量B的影响以及贷款总量B对最终目标向量C(GDP)与向量D（物价）指标水平的影响等进行分析。

（二）研究假设

根据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具体包括以下假设

假设1：贷款利率与贷款总量负相关。理论上讲，贷款利率下调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刺激投资，拉动消费，进而增加企业贷款意愿。因此，贷款利率水平越低，银行贷款总量将会越多。

假设2：再贷款利率与贷款总量负相关。再贷款利率下调地增加了商业银行到中央银行申请贷款的意愿，因而再贷款总额增加，相应地增加了商业银行资金的供给总量，进而将增加商业银行对企业的贷款意愿。

假设3：再贴现率与贷款总量负相关。再贴现率下调地增加了商业银行到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的意愿，因而再贴现量增加，相应增加了商业银行对企业增加贴现意愿，进而将增加商业银行对企业的贷款总量。

假设4：存款准备金率与贷款总量负相关。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将会增大货币乘数，进而增加货币供应量和社会信用总量，因此，存款准备金率与贷款总量负相关。

假设5：贷款总量与GDP正相关。贷款总量增加直接刺激投资增长和支出的增加，导致经济的快速扩张。

假设6：贷款总量与物价指数正相关。贷款总量的增加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投资和产出的增加，收入也将随之增加，并进而导致物价的上涨。

（三）实证检验

检验显示

1、贷款利率对贷款额相关系数在当月就达到-0.846，往后各月的相关系数依次是：-0.849、-0.860、-0.869、-0.881、-0.893、-0.885、-0.882、-0.886、-0.904、-0.924、-0.929、-0.917、-0.909、-0.917、-0.925、-0.931、-0.942、-0.921、-0.901、-0.886、-0.881、-0.867、-0.853、-0.823、-0.791、-0.767、-0.732、-0.688、--0.644、-0.601、-0.589、-0.589、-0.606、-0.626、0.619、0.624。其中在第十七个月达到最高：-0.942，在第二十四个月回落到-0.823。结果表明：贷款利率与贷款额在0.01水平下显著,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从而强有力地支持了我们假设1。对贷款利率与第十七个月的贷款余额作线性回归(见图一)，得线性模型：y=-56.097x+1284.465y，y表示第十七个月的贷款余额，x表示贷款利率。

2、再贷款利率对贷款额的相关系数在当月就达到-0.839，往后各月的相关系数依次是：-0.843、-0.854、-0.861、-0.872、-0.888、-0.880、-0.877、-0.881、-0.899、-0.920、-0.922、-0.912、-0.904、-0.910、-0.917、-0.921、-0.930、-0.899、-0.874、-0.856、-0.854、-0.847、-0.843、-0.824、-0.800、-0.781、-0.748、-0.704、-0.656、-0.608、-0.595、-0.593、-0.610、-0.630、0.624、0.609，其中在第十七个月达到最高：-0.930，在第二十三个月回落到-0.843。结果表明：再贷款利率与贷款额在0.01水平下显著,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从而强有力地支持了我们假设2。对再贷款利率与第十七个月的贷款余额作线性回归(见图二)，得线性模型y=-28.363x+1063.999，y表示第十七个月的贷款余额，x表示再贷款利率。

3、对再贷款额，再贴现额与贷款余额作相关分析：再贷款额，再贴现额的样本区间为从1998年10月至2001年2月共38个样本，贷款余额为对应的当月贷款余额及往后32个月的贷款余额。

经分析发现再贷款额与当月贷款余额及往后各月贷款余额之间的相关系数依次是：0.2420.2690.3010.2990.2810.2690.2570.2440.2660.2870.2740.2760.2850.2990.3290.3450.3700.3960.4170.4110.4040.3920.3520.3170.2760.2500.2460.2380.2200.2100.2100.2100.2030.175。其中在划线有月份下有显著相关关系。最大相关系数出现在第19个月（0.417）。对再贷款额与第19个月的贷款余额作线性回归，得线性模型：y=14.136x+917.589

再贴现额与当月贷款余额及往后各月贷款余额之间的相关系数都为强相关，最大相关系数出现在第30个月（0.815）。对再贴现额与第30个月的贷款余额作线性回归，得线性模型：y=163.826x+921.252

如果再贷款额，再贴[现额的样本区间为从1998年10月至2004年10月共72个样本，贷款余额为对应的当月贷款余额，对他们作相关分析，则发现再贷款额与贷款余额的相关系数为：-0.124，再贴现额与贷款余额的相关系数为：0.147。都没有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

如果再贷款额，再贴现额的样本区间为从2000年7月至2003年12月共42个样本，贷款余额为对应的当月贷款余额，对他们作相关分析，则发现再贷款额与贷款余额的相关系数为：-0.090，再贴现额与贷款余额的相关系数为：-0.536。前者没有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后者具有强负相关关系。

如果再贷款额，再贴现额的样本区间为从1999年6月至2002年5月共36个样本，贷款余额为对应的当月贷款余额，对他们作相关分析，则发现再贷款额与贷款余额的相关系数为：-0.513，再贴现额与贷款余额的相关系数为：0.684，都为强的线性相关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对于不同的样本区间，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很不一致，所以笔者认为再贷款额，再贴现额这两个变量与贷款额这期间没有线性相关关系。

4、存款准备金率对贷款额的相关系数在当月就达到-0.734。往后各月的相关系数依次是：-0.746、-0.764、-0.771、-0.780、-0.798、-0.803、-0.812、-0.827、-0.827、-0.828、-0.828、-0.840、-0.848、-0.830、-0.799、-0.774、-0.771、-0.782、-0.797、-0.821、-0.801、-0.784、-0.777、-0.782、-0.793、-0.798、-0.794、-0.768、-0.728、-0.678、-0.642、-0.619、-0.603、-0.607。其中在第十三个月达到最高：-0.848，在第二十九个月回落到-0.728。结果表明：存款准备金率与贷款额在0.01水平下显著,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从而强有力地支持了我们假设4。对存款准备金率与第十三个月的贷款余额作线性回归(见图四)，得线性模型:y=-2275.577x+1077.086，y表示第十三个月的贷款余额，x表示存款准备金率。

5、GDP—各项贷款余额相关分析：贷款余额样本区间为1998年第一季度至2004年第四季度，共28个样本，GDP样本为对应的当季GDP值。结果表明：相关系数在当季为0.784，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强正相关，从而强有力地支持了我们假设5。对贷款余额与当季度的GDP作线性回归(见图五)，得线性模型：y=0.212-60.548，y表示当季度的GDP，x表示贷款余额。

6、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各项贷款余额相关分析：贷款余额样本区间为1998年第一季度至2004年第四季度，共28个样本。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样本为对应的当季居民消费物价指数。相关系数为0.447，在0.0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进而有力地支持了我们假设6。对贷款余额与当季度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作线性回归(见图六)，得线性模型：y=0.008x+91.960，y表示当季度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x表示贷款余额。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1、分析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与存款准备金率对中介目标在0.01的水平下具有强的负相关性，而再贷款率与再贴现率和中介目标没有相关性；中介目标对最终目标GDP在0.01的水平下具有强的正相关性，对物价指数在0.05的水平下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据此我们认为，在新兴市场的国家中，由于利率尚未市场化，因而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信贷总量在分析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再贷款率、再贴现率对票据市场比较落后的N省来看，作用不大。

2、在考虑单变量自我影响的前提下,存款准备金率在当期就具有强负相关性，在第13个月相关系数达到最大，并持续16个月后效用开始减小；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具有很强的相似性，都是在当期具有强负相关性，在第17个月相关系数达到最大，持续期分别为24个月；中介目标与最终政策目标GDP的强相关则出现在当季,对物价指数显著相关也出现在当季。毫无疑问，我国货币政策在N省实施的效果比较显著，对实际产出和物价变动都具有重大影响。

3、在不考虑交互影响的前提下，在向中间目标传导的过程中，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时滞最短（13个月），比全国（8个月）滞后4个月，贷款利率（17个月），比全国分别）滞后3个月；从持续期看则相反，贷款利率为24个月，与全国相比持续期短4个月，法定准备金率为29个月，与全国一样（29个月）。为什么N省货币政策工具与全国相比会出现滞后期长，持续期短的现象呢？主要原因在于N省经济货币化程度相对较低，资本市场发育比较落后造成的。

4、再贷款率与再贴现率在N省实施效果不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N省的货币化程度低，特别是票据市场相对落后，导致再贷款率与再贴现率两大政策工具失灵。因而考虑我国经济金融地区差别明显、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为了使货币政策更符合区域经济金融的实际情况，适当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区域性货币政策，进而增强货币政策传导的实效性和地区差别性。

（二）政策建议

第一，建议在全国统一性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适当考虑地区性差异性。实行全国分层次的货币政策，或差别货币政策，或区域性货币政策。如何划分，一是按地域划分，如东部、西部、或东、中、西部划分。二是或者按人均经济指标划分，如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城乡人均可支配纯收入等划分。三是或者按经济指标占全国平均的比重划分。如GDP占全国平均的比重，财政收入占全国平均的比重，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全国平均的比重划分。

第二，建议利用分层次货币政策去调节资金、项目和技术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配置。一是调高西部地区存款利率，而东部地区不变，从而调节发达地区的资金向贫困地区流动；二是调低西部地区的贷款利率，而东部地区不变，从而鼓励东部地区的企业项目和技术向西部转移；三是存款准备金同样可以按上述方法进行变动，从而达到区别对待，抑富扶贫的目的；四是还可利用信贷政策的调节功能进行合理调节。

第三，建议协调发展货币市场和资金市场，增强两市场间的互动性，对提高货币政策金融市场传导效率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而，要进一步加大对金融市场的引导，促进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共同发展，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

政策执行范文篇8

（一）学校体育政策形式执行

学校体育政策的形式执行是指政策出台后，政策执行主体（各级教育）在执行过程中只是象征性地宣传一番，或根据学校体育政策框架拟定了具体的操作化标准但却流于形式。在学校体育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或只对学校体育政策稍作宣传以表示口头上的支持，或只是蜻蜓点水、一点而过，或仅做出书面表态而无具体操作化举措，致使学校体育政策停留在政策构想层面，成为一纸空文。如《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中明确规定：“普通中小学校、农业中学、职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各年级和普通高等学校的一、二年级必须开设体育课；“普通中小学、农业中学、职业中学每天应当安排课间操，每周安排三次以上课外体育活动，保证学生每天有一小时体育活动的时间（含体育课）”。但有调查显示，各级各类学校公示的课程表中均按照规定设置了每周2次的体育课和课外活动时间，虽然有60-70%的学校能够按照课程表的计划执行，但有的学校因升学压力大、学习任务重，体育课被挤占或取消的情况非常严重；虽然各级各类学校的作息时间表都留有课外体育活动的时间，但高等学校的课外体育活动除了体育训练和比赛外基本处于无组织的自发状态，中小学的课外体育活动亦处于放羊状态，且走读生的课外体育活动时间用在了放学回家的途中，课外体育活动名存实亡。学校体育政策执行的形式化现象颇为普遍。

（二）学校体育政策的曲解执行

学校体育政策执行的曲解指执行主体在执行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对学校体育政策的部分内容和精神实质错误的理解行为，包括政策歪曲和政策误解两种情况。政策歪曲是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主体对政策的有意歪曲，《教育部关于加强学校体育活动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中对学校体育工作中的安全保证作出规定，并明确在体育活动中加强安全教育工作，重视学生的生命安全，消除学校体育活动场所、设施、器材和环境中的安全隐患，保障学生人身安全。然而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主体不注重排查体育场地、设施、器材以及环境的安全隐患，却为了逃避学校体育增强学生体质的责任，因个别学生在某些体育项目中出现意外伤害事故索性取消了相关体育项目。政策的误解则是由于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主体受综合业务素质所限，而对学校体育政策精神实质理解不透彻，把原本正确的学校体育政策理解偏了方向，对政策进行了错误的执行。2011年新版《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在学习领域的内容标准中规定了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五个方面的内容，体现了学校体育课对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的社会价值。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很多教师虽然在体育课教学方案设计中有上述五个领域的教学目标，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认为运动参与、心理健康、社会适应是虚无的、无法在实践中把握的目标，课堂教学只注重运动技能、技术和知识的传授，缺乏其他领域素质的养成干预，从而造成学生综合素质的片面发展；另外《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还强调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加大课程内容的选择性，很多体育教师对课程标准的规定产生误解，认为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就是给予学生上体育课的充分自由，相当一部分体育课因《课程标准》中有了加大课程内容的选择性的规定，在课堂教学管理和课堂内容选择上均显得无所适从，久而久之形成了“放羊式”体育课的现象。

（三）学校体育政策的缩水执行

学校体育政策缩水执行是指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主体对政策选择性的部分执行，或对政策标准执行不到位的现象。政策的部分执行是指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主体由于自身能力或政策执行资源有限，对学校体育政策并不能全面执行，只是有选择性的执行政策的部分内容，如2007年颁布的《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规定了开展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最基本要求，是中小学办学应达到的最基本标准，对中小学体育师资配备、体育场地、器材配备基本标准作出明确的量化规定，然而根据各地对《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实施工作的专项督查结果显示，不少学校由于条件有限、经费不足等原因，仅仅执行了《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实行的基本标准》的部分内容，体育教师、场地器材配备达标率不高现象较为普遍，如2013年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团对6个州12个县72所中小学体育卫生艺术教育工作进行了专项督导检查，结果显示：6个地州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体育、艺术教师结构性短缺的情况，体育、艺术专任教师和专职卫生人员配备不足的现象比较普遍，体卫艺设施设备条件不足的情况依然存在。政策执行不到位是指政策执行主体虽然对学校体育政策的内容进行了执行，但执行结果尚未达到政策内容的标准或目标，如《教育部关于保证中小学体育课课时的通知》及《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均对中小学体育课的课时比例做出规定：1-2年级每周4课时，3-6年级和7-9年级每周3课时。然而通过走访发现，当前绝大多数中小学虽然开设了体育课，但每周只有2课时，有的甚至连2课时都保证不了，远未达到学校体育政策的要求。《体育与健康标准》对学生每一阶段的不同学业水平都作出具体的目标、内容要求，但事实证明中小学体育课教学效果多未达到上述目标。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不到位，直接影响到学校体育工作目标和任务的实现。

（四）学校体育政策滞后执行

学校体育政策滞后执行是指在学校体育政策文本正确的前提下，执行主体在学校体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因各种因素导致学校体育政策未按照学校体育政策目标按时实施，并由此导致教育政策问题的加剧、延续或失控等状况。众所周知学校体育政策都是依据学校体育工作的客观形势制定的，具有即时性和时限性，学校体育政策方案一旦出台，需要及时付诸实施。如果错过时机或耽误时限，使学校体育政策滞后执行，从而影响甚至破坏学校体育政策的效果，致使学校体育政策失去应有的意义。当前学校体育政策执行过程中，执行主体在学校体育政策执行过程中持观望态度。如2012年转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规定：“实施学校体育三年行动计划。各地要结合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找准学校体育的突出问题、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以县为单位编制加强学校体育三年行动计划。2013年3月底前，各省（区、市）行动计划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然而《意见》出台后，各地制定实施学校体育三年工作计划的进度不一，大多数执行主体能够在2013年3月底前完成计划的制定任务，但部分政策执行主体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学校体育三年行动计划的制定任务，延误了学校体育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

二、学校体育政策执行阻滞的归因分析

（一）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主体

从学校体育政策执行系统来看，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主体因素导致政策执行阻滞的原因表现为3个方面。第一，执行主体不重视。作为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主体之一的各级各类学校，除各级业余体校和体育项目传统学校对学校体育政策执行比较重视外，其他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主体，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往往受各类考试如小升初、中考、高考政策导向和政绩工程的影响。学校领导和体育教师利益偏好的选择，使学校在执行教育政策的过程中更注重文化教育政策的执行，而忽视学校体育政策的执行，导致学校体育政策执行阻滞现象的出现。第二，执行主体权责分配不对称。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主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往往缺乏足够的权力去调动政策执行资源保障政策的实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学校体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往往扮演政策制定和传达的角色，只有少数情况下会扮演政策执行主体的角色，学校才是政策执行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学校常常因为权力的不足导致体育政策执行的阻滞。第三，执行人员能力不足。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主体中的执行人员以学校负责体育工作的领导和体育教师为主，能力不足是导致学校体育政策执行阻滞的重要原因之一。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人员由于知识素养不高，对政策文本缺乏了解或理解、执行尺度把握失当，导致学校体育政策执行过程偏离政策执行应有的角度和方向，无法将政策转化为实效性强的具体操作过程，造成资源浪费，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

（二）学校体育政策文本的品质

学校体育政策文本的品质主要表现为政策文本的明晰性、可操作性、现实性与稳定性。当前我国学校体育政策涉及7个领域，分别为学生体质健康、学校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学校体育竞赛、高水平运动队、体育场地设施和学校体育安全，是一套较为完备的政策法规体系。当前我国学校体育政策文本总体上表现除了良好的品质，政策内容明晰、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现实性。不可否认，部分现行的学校体育政策文本内容存在着过于抽象、笼统、重复多头规定以及内容陈旧等现象，很多政策文本对学校体育工作作出方向性引导，需要各级执行主体根据地域、经济发展情况和学校体育工作的特色，制定更为具体的学校体育政策文本，这对于学校体育政策执行者的执行力而言将面临严峻的考验，一旦执行力不足，将造成学校体育政策执行的阻滞问题。

（三）学校体育政策执行资源

执行资源是指学校体育政策有效执行的所有物质和条件的总称，主要包括物力资源、人力资源、经费资源、信息资源等，是学校体育政策目标实现的基本保障。当前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体育资源不足现象依然较为普遍，根据201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国小学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学校比例51.44%，体育器械配备达标学校比例52.13%，初中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学校比例69.68%，体育器械配备达标学校比例72.84%，高中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学校比例82.86%，体育器械配备达标学校比例84.67%，虽然我国学校体育场地器材设施资源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但依然有相当部分学校的体育场地器材设施资源难以满足学校体育工作的需要，阻碍学校体育政策目标的实现。另外2012年，教育部统计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体育教师缺编30万人，作为学校体育政策执行的主体，体育教师数量不足直接影响到学校体育工作的实施，使很多学校体育活动无法正常开展，学校体育政策目标难以实现。可见执行资源不足是导致学校体育政策执行阻滞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学校体育政策执行监督

学校体育政策执行监督是指学校体育政策主体或社会各界对学校体育政策执行过程和效果进行监督、核查和调控的过程。健全的监督机制是保障学校体育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前提。当前我国虽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学校体育政策检查体系和学校督导制度，但实践中效果欠佳。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未赋予学校体育监督机构实际权力，无法启动对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主体的行政问责，难以强化执行主体的责任感和学校体育政策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学校体育政策执行监督机构本身的科学性、民主性、创新性和专业化程度不高使其没有能力行使权力。在对学校体育政策执行监督检查过程中只看文件等书面材料，缺少实际调研，使学校体育政策执行监督流于形式，最终对学校体育政策执行阻滞问题起不到相应的调控作用。

三、学校体育政策执行阻滞应对策略

（一）发展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主体特性，规范主体行为方式

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主体特性包括执行人的特性和执行组织的特性，执行人特性主要表现为执行者的知识与能力素养、职业道德修养、价值偏好等。执行组织的特性表现为组织机构的层级与幅度、组织机构的人事构成等。发展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主体的特性、规范主体行为方式是为了提高执行力。首先树立政策执行者正确的政策价值观念，引导其价值偏好的均衡发展，保证政策执行人学校体育政策在其执行的政策体系中处于应有的甚至更重要的地位，从而做出正确的学校体育政策执行选择，避免政策执行人受应试教育、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忽视学校体育政策，进而出现敷衍、应付、片面学校体育政策执行现象。其次加强政策执行者的职业道德修养，做到在其位谋其政、在其岗行其责。政策执行者的职业道德修养，决定着其在学校体育政策执行过程中是否能够认真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政策执行能否到位，因此要强化政策执行者岗位责任意识，规范岗位职责和制度，培养政策执行者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行为，使其在学校体育政策实施过程中高度重视，规范执行，避免学校体育政策执行过程中渎职行为的发生。再次优化政策执行者知识、能力结构。学校体育政策执行者的知识和能力素养是决定学校体育政策能否顺利执行的基础和保障。在学校体育政策执行过程中能否透彻理解政策文本的本质和意图、能否将政策要求和执行环境、资源有机结合，做到上指下达取决于政策执行者的知识和能力修养。为优化学校体育政策执行者的知识、能力结构，应加强学校体育政策宣传，建立健全政策教育体系，完善政策执行能力养成机制，定期对政策执行者进行政策培训，增强学校体育政策执行者的执行力。最后明确政策执行组织的权责范围，赋予足够的政策执行权力。要求学校体育政策执行组织权责一致，对各级执行组织的执行权力和责任作出明确划分，尤其是基层政策执行组织要赋予其足够的执行权力，使学校体育政策执行组织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政策执行组织则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力，在正确理解政策文本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政策执行环境和执行资源情况，在规定的职责范围内，保障政策执行渠道畅通，严格、有序地执行学校体育政策，做到不折不扣，确保学校体育政策执行到位。

（二）提高学校体育政策文本质量，保障政策灵活性和稳定性的统一

我国学校体育政策总体而言具有较高的质量，且体系较为完整。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其对学校体育工作要求的不断变化，学校体育政策应及时更新补充。同时当前部分学校体育政策存在内容要求比较模糊、抽象，对政策执行没有具体的期限规定，弹性过大等问题，给政策执行主体的执行带来困惑。因此提高学校体育政策文本质量也是应对政策执行阻滞的策略之一。建议将学校体育政策纳入教育政策体系中并对学校体育和其他教育政策间的关系作出阐释和规定，学校体育政策应对实施的有效期限作出明确说明，较为宏观的学校体育政策内容中应对其后续的操作化工作作出明确要求，给予政策灵活的执行自由度，在保证学校体育政策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及时更新政策内容，并处理好新旧内容之间的关系，避免政策执行主体在执行过程中产生歧义。

（三）学校体育投入，拓宽学校体育政策执行资源

当前执行资源不足依然是困扰学校体育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学校体育经费充足、体育场馆器材设施健全、体育教师配备合理是保障学校体育政策执行通畅的重要保障。在学校体育政策执行过程中首先要加大对学校体育的经费投入，扩大学校体育经费的来源渠道，除在教育经费中保证一定比例的学校体育经费外，体育、教育创收等资金中都要划出一部分支持学校体育，同时可尝试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其次健全学校体育场馆设施器材，提高学校体育场馆设施器材达标率，场馆器材设施建设适当向农村学校倾斜，可采取校地共建共享的策略强化学校体育场馆器材设施建设，既有统一规划，又具有区域和学校特色，满足学校体育活动开展的需要；最后加强体育教师队伍建设，建立体育教师轮训制度不断优化体育教师知识结构，要进一步增加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农村学校体育教师编制，健全体育教师工作激励机制，采取有效措施促使体育教师以饱满的热情开展学校体育各项工作，以实现学校体育政策目标。

（四）建立学校体育政策长效监督机制，启动政策执行问责制度

政策执行范文篇9

论文摘要：影响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主要有公共政策本身的因素、政策执行者的因素、政策目标群体的影响力因素。相应的对策：制定良好的公共政策、调整政策执行者的利益倾向、加强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提高公共政策执行者的素质、从多角度调节目标群体等等

“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中介环节，是将政策目标（理想）转化为政策现实的唯一途径。政策执行的有效与否事关政策的成败。”[1]公共政策执行是公共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政策执行的好坏决定了政策实施的程度和范围。同时，公共政策执行是检验质量好坏的重要途径和进行再决策的重要依据。公共政策的实现有赖于公共权威系统制定出正确的公共政策，更有赖于政策的有效执行。美国著名行政学者G·艾利森指出：“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2]但是,公共政策执行是在复杂社会系统中进行的复杂活动，其有效性经常会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使得公共政策付诸实施后，并不尽然取得预期的政策效果，反而造成政策执行走样，甚至导致政策执行失败，因而，只有找出并分析影响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才能克服其不利影响，促进政策有效执行。

1.影响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分析

1.1公共政策本身的因素

1.1.1公共政策合法化程度。从一定意义上讲，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主要是指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程序必须符合一切适用的法规范。任何公共政策内容都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破坏政策执行的环境。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置于法律和公众的监督之下，才能避免公共政策的盲目性和不规范性，保证政策本身的合法性“政策合法，就能直接获得合法地位和权威”。事实上，只有合法的公共政策才具有约束力。

1.1.2公共政策科学化程度。政策的科学性即公共权威系统做出的决策，内容必须是合理的，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体现决策对环境的要求。政策制定者必须是科学理性的，而非主观武断地进行决策。政策方案的科学性能保证政策的一致性、客观性和全面性。政策方案的科学性越强，执行的可行性和政策所获得的支持也就越高。否则，政策执行无论如何科学合理，其结果将事与愿违，甚至同初衷背道而驰，可以说，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前提和基础在于政策内在的科学性。

1.1.3公共政策目标的弹性程度。政策执行目标的弹性来源于政策本身的灵活性，实际上,即使政策量化目标规定的再科学合理，也总会有超过者和不及者，因而政策目标在一定范围内和某些条件下具有可调性和变通性。否则，执行者就可能被限定于原定政策目标框架之中，只能照本宣科，无法结合具体情况灵活执行政策,导致政策执行的低效。然而，公共政策作为社会行动的规范，具有原则性和刚性，所以公共政策的弹性必须有个度，以防止政策目标弹性空间过大和目标模糊多变，避免执行者因不能深刻理解、消化政策而曲解政策所导致的政策执行低效。

1.2政策执行者的因素

1.2.1政策执行者的利益倾向性。公共政策最终靠人（主要是官僚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去执行和实施。“一项政策得以贯彻到什么程度,通常取决于官僚对它的解释以及取决于他们实施各项政策的兴致和效率”。[3]然而，政府机构及其人员事实上都存在着一种作为“经济人”的自利倾向，政策执行者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进行着成本和收益预期，如果在政策执行中其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之间，或者其本人收益与他人收益之间存在差距，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这种利益受损的心理直接导致执行中政策规避的产生。他们当然不会漠视任何决策对自己的实质损害，特别是当政策执行者身兼政策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双重身份,自身利益被其执行的政策所调整时,他们就处于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二难选择之中，这时要让执行者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绝对的价值中立，事实上是难以做到的。因为“当官僚的职业（目的）与他们自身目的相矛盾时，官僚自身利益就可能在某种因素的刺激下，恶性的膨胀发展起来，出现了官僚的腐败行为”。[4]同样，对于行政机构来说，如果决策与它所期望的东西不相符或在它看来是无法实施时,它将反对这种毫无活力的东西或者试图改变既定措施的内容。当执行者千方百计使政策的执行效果偏向自己的利益取向时,就可能使原有的决策达不到既定的目标,直接影响政策的有效执行。

1.2.2执行者的素质高低程度。任何一项公共政策最终总是要由一定的执行人员去贯彻实施，公共政策执行者的政策水平、行为意向、工作态度、知识结构、和组织能力等构成了影响和制约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在科技与信息量突飞猛进的现代社会，公共政策系统所要处理的社会事务迅速增多，公共政策执行的专业和技术化要求朝不断细化深化的方向发展，给公共政策执行者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因此，公共政策执行者的素质要是低下，必然影响和阻碍公共政策的执行。公共政策执行的素质障碍主要表现为：一是对政策精神理解不透，学习不够，领会不准，因知识水平有限，对中央和上级的有关政策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要么凭经验主观片面理解和执行政策，使政策执行不能正确的体现政策目标；要么对上级政策作僵化的教条式的理解，使政策执行不能与实际情况相适应；二是对政策贯彻不及时，行动迟缓，消极待命，思想道德素质低下，以权谋私，弄虚作假，地方保护主义思想严重；三是业务素质低下，对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公共政策不能有效的贯彻执行，从而产生公共政策执行者的行为近视，思维滞后，执行僵化。

1.3政策目标群体的影响力因素

政策目标群体泛指由于特定的公共政策决定而必须调整其行为的个人或群体，是公共政策直接作用的对象。目标群体对待既定的公共政策在态度和行为上是否服从和接受，是政策能否得以有效执行的关键。一般而言，目标群体在公共政策实施中，有两种选择：接受政策或不接受政策。目标群体服从和接受公共政策，政策执行就会顺利进行，取得预期政策效果。反之，该项公共政策执行会遭遇极大的阻力,执行过程困难重重，执行的有效性必然降低。

2.相应对策

2.1制定良好的公共政策。首先，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合法化。政策制定的制度程序规范化是政策制定过程合法化的保证，公共政策只有产生于严密的制度安排下，才能保证公共政策制定的确定性和规范性。其次，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公开化（不过公开是相对的，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特殊利益的公共政策不能公开或只能在一定范围公开）。这是政策制定规范化的内在要求。公共选择决策模式指出：国家和政府中的决策人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既不会更好，也不会更坏，都一样会犯错误。所以，必须限制公共政策制定者的特权，建立内外部约束和监督机制,实现公共政策的透明制定，杜绝“黑箱操作”现象。第三，增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民主化。现代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就是决策民主化，它追求社会平等，强调公众参与，广泛集中民智，从而避免决策权力滥用和寡头决策，减少公共决策制定和执行中的风险因素。最后，要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的成本与收益分析。这有利于提高效益，尤其是经济效益。如果一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难度很大，那么其预期障碍就大。

2.2调整政策执行者的利益倾向。公共政策执行者的利益倾向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政策制定者制定政策方案时，起码要有如下的考虑。首先，要充分利用政策执行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全力推动对其自身有利的政策执行。其次，要尽量避免依靠那些受到政策不利影响的执行者去执行政策。事实上，由于公共政策的执行者常常是无法选择的，就特别需要用思想教育和纪律约束两种手段来调整他们的利益倾向，但根本上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通过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从原来的复杂利益关系中脱离出来，真正置身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的位置。另一方面，不断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公务员管理机制，形成有关公共政策执行者的独立完整的管理体制，避免他们受到某些不当利益因素的干扰。

2.3加强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公共政策合法化为政策的有效执行奠定了基础，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合法化的公共政策并不能自动得到有效执行，所以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责任机制。首先，增强政策执行活动的透明度。政策执行活动应依据法律和规章制度，在一定范围内公布于众，置于公众的关注和监督之下，为政策执行过程中公共权力接受监督提供前提条件，防治因权力错位而导致政策执行低效。其次，强化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当前，要通过健全体制，从制度上保证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各级人大不仅形式上有职而且实质上有权，进一步落实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人大有效地履行其监督政府的职能提供更为完善的法律保障。第三，保证专门监督机构的独立地位。为此，必须将监督机构现行的所谓双重领导体制真正变为垂直领导体制，改变作为监督主体的监督机构实际上受制于作为监督客体的同级党政部门的状况，使监督机构真正获得超然地位，从根本上建立独立运行的监督机制，独立行使监督权。第四，落实和完善各项社会监督制度。社会监督是政策执行中最经常使用且容易做到的民主监督形式，必须加强社会监督方面的立法，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确保社会监督权力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充分运用和社会监督行为的规范化。

2.4提高公共政策执行者的素质。公共政策执行是一项涉及广泛的行为，其行为后果即政策效果与公共政策执行水平密切相关，而公共政策执行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公共政策执行者的素质所决定的。公共政策执行者是政策实施中的能动因素，他们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和知识能力素质的优劣决定着能动性发挥的大小。这就要求提高公共政策执行者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大局观念，强化自律精神，规范执行行为，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袭；这就要求提高公共政策执行者的专业技术水平，提高准确理解和把握政策规定的能力，提高制定执行计划的能力，提高政策执行的实践能力；这就要求增强实际工作的经验尤其是处理公共关系的经验，增强吃苦耐劳，不怕挫折，不怕失败的心理素质，能正确地预测“危机”，随机应变和积极进取地执行公共政策。

2.5从多角度调节目标群体。目标群体也是利益群体，也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政策有利于目标群体，就容易被他们接受，因此，要想让目标群体接受政策，顺畅执行政策，一方面加大进行适当补偿和强制之外，更重要的是进行政策宣传、解释，使合法化的、科学化的政策的可接受性高。同时，强化目标群体的政治社会化程度。任何国家都要通过家庭、学校教育、大众传媒等渠道使人们完成有利于该社会制度的社会化过程。成功的政治社会化能扩大对公众的政策宣传，增强公众的政治参与性和政策认同感，自动倾向于接受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积极配合政策的执行。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74.

[2]王福生.政策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P167.

政策执行范文篇10

政策科学的研究表明，包括教育政策在内的公共政策系统的运行表现为各个阶段或环节，或者说它是由一系列的功能活动所组成的一个过程，教育政策实践也充分证明，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教育政策最基本、最核心的环节。一定的教育政策都是为了解决特定的政策问题而制定和实施的。一项教育政策制定出台之后，只有教育政策的精神得到了较好贯彻，政策目标才有可能实现，教育发展中的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所以，教育政策的执行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特定教育政策方案付诸实践、将教育政策理想变为现实的过程。离开了政策执行，教育政策就成了一个只具象征意义“文件”；进而言之，如果教育政策执行出现问题，不仅会影响教育政策问题的解决效果，有时甚至会使问题更加恶化，直至导致教育政策行为的失败。

教育政策执行既涉及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按照上级教育政策精神结合本地教育发展实际进行的政策“再制定”环节，也关系到教育政策资源配置的筹备落实，还关系到政策执行人员积极性有效调动的政策宣传以及全面实施中的政策协调与监督问题。因此，教育政策的执行本身也是下个涉及到多个因素、经历诸多环节同时要经过一个时期的过程，这个复杂的过程需要教育政策执行管理的环节来组织、协调和监督。

教育政策的执行管理就是在特定教育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对政策执行过程及其涉及的因素进行有效的协调，提高教育政策执行效果，提升政策效益，从而实现教育政策目标的相关行为活动。

以下我们结合素质教育政策的执行过程从理论和现实层面对教育政策执行管理进行分析。

二

素质教育政策是一个由多个单项政策、多层次具体政策组成，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中的政策体系，其中三大政策构建了素质教育政策体系的基本构架。虽然素质教育政策已经推行多年，但从政策过程的角度来看，相当一部分地区实施素质教育的状况并不乐观，甚至有分析认为，“短时期内素质教育还难于在全国范围完全落实”。全国范围实施素质教育的现状与教育决策层的要求以及社会的期望还有相当的差距。综而观之，导致素质教育政策得不到有效执行的原因错综复杂，不一而足。2005年暑期，笔者曾参与教育部组织实施的“素质教育理论与政策”调研活动，并从政策理论的角度对素质教育政策运行过程进行了初步研究，其中也有机会考察了部分省市落实素质教育的现状，发现素质教育政策运行过程中政策执行管理不力的问题已经构成了素质教育政策难于实施的瓶颈之一，而对具体教育政策缺乏必要的管理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情况，加强和改善教育政策执行过程的管理已成为各级数直主管部门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

1.教育政策执行管理：协调教育政策对象的必要手段

任何教育政策的实施都会涉及到各方面利益的调整，而利益受损的个体或群体（组织）会以各种不同理由、以各种可能的方式阻碍教育政策的顺利实施，以尽量维护其既得利益。在素质教育政策落实的过程中，政策涉及的所有人员——无论政策对象还是政策执行者，都已经形成了经年不变的“传统”教育行为和认识，社会甚至许多地方政府价值取向都在不断强化“应试”，学校教育也不得不把“追求升学串”作为主导的价值取向，学生家长更是将素质教育视为影响其子女顺利升学的对立面。以上诸团体（组织）为了维护由升学而获取的利益，在现实中汇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这种强大的合力与素质教育要求的“面向全体学生、使学生全面发展”政策目标必然会形成强大的对抗性。

毋庸置疑，如果不能消除各种教育政策执行的阻力，教育政策就无法得到有效贯彻。显而易见，教育政策执行中遇到阻力越大，教育政策执行的代价就会越大；而政策执行的代价的高低，又会进而影响到政策相关人员的信心和决心。素质教育政策的执行就是如此，在很多中小学校长、教师看来，素质教育只是一种难于实现的美好理想，与中小学实际还有相当的距离，否则政策执行不会遇到如此之大的压力和阻力。因此，很多学校在屡试屡败后，就只能选择无奈的“超脱”态度，扎扎实实地按着经年不变的办学思路原地踏步。由此可见。包括素质教育政策在内的教育政策的落实都需要政策执行过程中管理环节的参与，任何教育政策都不可能被自动执行。可以说，在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对政策执行过程进行管理，准确预测和消除教育政策执行的种种阻力，是确保教育政策目标实现的必要手段。

2.政策执行管理：防止和纠正政策过程偏差的必需环节

从严格意义上说，任何教育政策执行都会产生一定的偏差。首先，从教育政策的执行者的主观原因方面分析，人们对于政策精神和内容的理解往往存在误差，或者理解不到位的情况，从而引发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现象。—对于素质教育的理解就产生如此境况。中小学教师普遍存在着将素质教育神圣化的倾向，不同的执行人员对素质教育政策及其要达到的目标都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素质教育已经一定程度上成为万能的神圣化的标签。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绝对地使素质教育政策不能执行下去，但是政策执行者理解的偏差必然对政策执行过程或结果产生消极影响。其次，从教育政策执行的客观结果来看，以教育政策的目标标准衡量教育政策执行的情况，评价教育政策执行过程，就会发现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也还存在着种种过错行为。如有的地区在制定素质教育政策的时候，不考虑本地开展素质教育的客观条件，生搬硬套国家素质教育政策，或盲目照搬其它地区的“经验”，效仿“城区”的做法，使素质教育的执行失去针对性，降低了执行效力。

另外，教育政策环境和其它条件都是多变的。这种变化的结果是，教育政策原来的目标需要调整和原来设计方案会被一定程度上打破。应该说，教育政策执行者为了适应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对政策进行必要调整，既是政策科学原理所提倡的也是客观实际所要求的。有的地区在执行素质教育政策的过程中。对素质教育政策动态发展性预料不足，对政策不断调整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知之甚少，仍然固守原有的政策，有的则一味坐等上级决策而丧失解决政策问题的最佳时机。虽然政策执行者也高喊着“素质教育”的口号，但素质教育政策却没有得到真正落实。素质教育政策执行中就普遍出现了“延缓”现象。不能达到政策目标要求就必然地说明了教育政策运行过程出现了政策执行的偏差，反映了教育政策执行存在着过错或不尽合理之处，就必须通过加强教育政策执行的过程管理予以解决。因此，问题的出现甚至恶化与各教芒主管部门缺乏必要的管理有着直接关系。实际上，素质教育政策执行多年，但“……到现在为止，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基础教育还没有从‘应试教育’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冈的结果也说明了教育政策过程中不能缺乏必要的管理，政策执行的管理也因此成为理论上防止和纠正政策过程偏差的必不可少的环节。

3.加强和改善政策执行管理是有效杜绝不规范现象的必然选择

在现实教育活动中，还存在着对教育政策执行管理的不规范现象。其中最突出的当属被称为教育政策“架空”的现象——教育政策决策部门只顾不停地“制造”教育政策，而对具体教育政策的落实过程与结果却极少问津。很多人都认为教育政策出台就意味着会被“不折不扣”的执行，既未对教育政策的落实施以要的追踪管理，事实上也缺乏必要进行管理的有效机制。在素质教育落实的过程中，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甚至在相关的政策文件中也到了“言必素质教育”的地步，而实际上素质教育政策在很多地方执行过程中往往流于形式，政策未被忠实执行；在更多情况下，“素质教育政策只是为下级提供了一些口号”，政策也未得到及时地执行。从而出现素质教育政策被普遍“架空”的状态。很明显，这种“政令不通，有令不行”的情况与必要管理机制的缺乏有着直接的关系。

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管理不规范述表现为教育主管部门对下级政策执行情况管理还停留在宏观层面，对特定的教育政策执行过程缺乏有效的调控。我们知道，具体的教育政策都是要解决特定的教育问题的，也就是说不同的教育政策的作用对象，领域和要达到的目标都是不尽相同的。教育政策执行强调的是要把问题的解决落到实处，追求效果，追求成功。这就要求教育主管部门对具体教育政策的落实过程环节要尽管理、引导之责。这样就不会出现或尽可能减少各地在落实素质教育中，走样的执行和只做表面文章的“表层”落实的情况。严格地说，政策执行管理的不当必然会带来政策执行过程中效率低下、政绩工程等政策不落实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