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金融范文10篇

政策金融范文篇1

(一)韩国政策金融的内容、作用及特点

韩国的政策金融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控制金融系统；二是政府控制利率；三是通过金融机构向特定产业以优惠条件贷出资金。

1.韩国政策金融的内容及作用

韩国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始于朴正熙政权的建立，朴正熙高度重视国家对金融部门的控制，认为金融应该作为政府手中的得力工具推动经济增长，于是通过一系列措施建立了“官治”金融体系，政府不但控制了政策制定权及金融监管权，而且在实际上控制了大部分的储蓄存款，这使政府在实施政策金融时具备了雄厚的物质实力，见表1。

利率是重要的金融杠杆，韩国政府自然要将它控制在手中。政府不但把利率作为一般的货币政策工具，而且作为政策金融的有力杠杆去刺激经济的开发，其调控范围、调整幅度都相当的大，甚至不惜形成“逆利率”、“差别利率(歧视性利率)”等典型的管制利率形态。

韩国的政策金融是与其产业政策密切配合的。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执行出口导向战略，政策金融向出口部门倾斜。用于支持出口的政策性资金占银行信贷总量的比例不断增加。在强有力的金融支援下，韩国的出口迅速扩张，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73年，韩国政府正式提出“重化学工业”立国的方针，把经济建设的重点转向重化学工业部门。政策金融的重点也由此转向重化工业。商业银行贷款大量向重化工业部门倾斜，至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用于推动重化学工业发展的银行贷款共有298种，其中政策金融占221种。用于重化工业的政策性贷款有力地推动了韩国的产业升级，使韩国这个资本匮乏、技术落后的国家迅速实现了高质量的工业化。

2.韩国政策金融的特点

(1)在政策金融运作过程中，政府与民间部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协商机制，并且对政策金融贷款对象进行密切的监督与管理。

韩国总统每月都要主持召开“外贸促进会”和“经济趋势碰头会”，参加人员有政府部门高级官员、产业界领导、银行家以及工会领导。这样，在政府、银行与企业之间便建立了一个紧密有效的协调机制，共同促成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实现。政府、银行、企业三者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系统，共担风险、共谋发展、互相支持，成为韩国政策金融，也是经济发展模式的一大特色。政策金融只支持那些完成产业政策目标出色的大企业，这样必然要加强对这些企业的监督与管理，加强对贷款使用的监督，这无疑增强了政策贷款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2)政策金融的范围广、程度深、规模大、时间长，可以说它不但支撑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而且塑造了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这与日本以及其他新兴工业经济体相比，都是非常特殊的。

(3)政策金融对中央银行依赖很大。通过商业银行贷出的政策性资金中，来自中央银行贷款的资金高达35%左右。中央银行——韩国银行的倾斜性利率比一般利率低得多，比如，出口票据贴现率只有3.5%，而一般银行是9.0%；1974年商业票据再贴现率是11.0%，比一般商业银行低4.5%。这使得政策金融中，中央银行的利率补贴比重很大，容易引发通货膨胀，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起飞一直到80年代初，韩国的通货膨胀率几乎年年都是两位数，1964年和1974年甚至达到30%以上。

(4)外资也被置于产业政策之下，成为政策金融的一部分。

(二)韩国政策金融的弊病及改革

韩国的政策金融虽然对制造“汉江奇迹”功不可没，但是也逐渐暴露了它的弊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韩国政府就开始了渐进的金融改革，但是由于体制惰性，大量的政策性贷款依然没有取消，政策金融的核心依然没有改变，终于酿成了1997年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使人们把目光投向韩国式政策金融的负面作用，而此前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

1.政策金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政策金融使企业的负债率过高，增加了财务风险，助长了不合理的企业扩张，使企业家养成了依赖政府、依赖银行的不良经营习惯，阻碍了企业家经营能力的提高。

2.政策金融阻碍了金融体系的发展，造成了一个非市场化的、效益低下、管理落后、缺乏风险防范机制和能力的脆弱的金融体系，在金融危机中显得不堪一击。

3.政策金融恶化了宏观经济环境。政府控股银行，特别是管理利率，这使得金融市场上信号扭曲，不能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置，政策性贷款更是一种直接的人为干预，是一种根本上反市场的行为。政策金融造成了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长期对出口产业、重化工业的倾斜政策，造成了内需产业、农业、轻工业的相对落后，在部门之间造成了严重的不均衡。长期支持大企业集团，歧视中小企业的政策，造成了企业规模结构的失衡，降低了整个经济结构的弹性，增大了风险。

4.政策金融以歧视性为特征，损害了公平原则。它人为地阻碍了市场主体(包括企业，也，包括银行)间的平等竞争，造成了垄断，在长期中肯定不利于经济发展，同时也扩大了收入差距，使社会动荡日益加剧。

5.政策金融使政府权力过大，官员寻租的可能性增加，助长了腐败。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再加上国内的政治动荡，韩国经济大幅滑坡，在1980年出现了负增长，政策金融的弊端也随之暴露。从全斗焕政府开始，韩国进行了渐进式的金融改革，与政策金融相关的许多做法都发生了改变，经过十几年的改革，韩国的政策金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长期形成的金融体制积重难返，很难在本质上有所改变。畸形的产业结构、企业规模结构，负债率过高而又盲目扩张的大企业集团，脆弱的金融体系，仍然延续了下来而没有质的改变，这些经济深层结构中蕴藏的体制性矛盾终于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发生了总爆发，使韩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在“亚洲四小龙”中，韩国的损失最大，危机最严重，应该说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特殊的发展道路密切相关。

金融危机中产生的金大中政府，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和建议，推行了一条市场化、民主化的改革路线。其四大措施(分别针对企业、金融业、劳工制度和政府机构)动作之大、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这次改革对整个企业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系以及政府机构都动了大手术，原来的政策金融体系看来很难再存在下去了。这些重大措施取得的效果也是令人振奋的，韩国仅用了两年就走出了低谷，成为最先摆脱危机的东亚国家(包括东南亚)。这说明韩国式的政策金融只能是一个暂时性的措施，它在一个落后经济的起飞阶段是卓有成效的，但是“祸根”也从此埋下，当经济进一步成长、成熟起来之后，其弊端也暴露得日益明显，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否则就避免不了经济危机。从韩国的发展史中我们看到的是政府与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复杂作用，看来最终是政府向市场的复归。

二、韩国的政策金融带给我们的启示

政策金融本质上是政府对市场的一种干预，而韩国的政策金融在政府干预度上甚至超过许多政策金融失败的国家，为什么却取得了成功呢?答案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政策金融必须是对市场效果的一种逼近。也就是说，政策金融手段要达成的目标必须是市场同样要达成的目标，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只不过依靠政府的力量可以缩短时间，而依靠市场的力量更加耗时罢了。反过来，如果政策金融从本质上变成了一种反市场的行为，那么它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所以，对市场效果的逼近是政策金融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一)考察韩国的政策金融我们可以发现，它实现了对市场效果的逼近

1.虽然金融机构为政府所控股，但贷款对象却基本上都是私营企业。公营企业因其产权的公有性质，不能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易，不是合格的市场主体，同时因为公有企业缺乏利润动机和激励机制，难以避免效率低下。向公有企业提供大量政策性贷款，无疑会造成资源的非效益使用，同时也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效率，引起宏观经济的一系列问题。我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土耳其、印度、墨西哥及一些拉美国家)长期用政策金融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绩效始终不尽人意，其根源就在于此。国有企业是人为建立的，大规模支持国有企业的政策金融是对市场的背离，与市场所要达到的目标南辕北辙，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

2.韩国政策金融在运作上逼近了市场效果。首先，政策金融的实施以经营状况作为标准，出口多、效益好的企业能够继续得到贷款支持，而不成功的企业便不能再得到贷款，这就依据客观经营状况人为地实现了优胜劣汰，逼近了市场机制所能达到的效果。其次，这种做法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政府所依据的标准是市场化的。出口工业市场在国外，经营实绩由国际市场的竞争决定，因此反馈的信息是真实有效的市场信息。发展重化工业也从一开始就是面向出口的，因此作用机理是相似的。要想达成此种效果，经济体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经济，关起门来搞进口替代，市场信号不可避免地是扭曲的，政策。金融所依据的标准也不可能是客观的。

3.高效、廉洁的发展型政府是韩国政策金融成功的有力保证。政策金融的执行者——政府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韩国的朴正熙政权是一个务实的军人政权，其反腐败措施非常有力，机构精简、运转高效，满足了成功的政策金融对政府的苛刻要求，保障了政策金融在逼近市场的轨道上运行良好。

(二)我国能否模仿韩国，通过政策金融推动经济发展呢?答案是否定的

1.我国的国情与韩国不同。虽然我国与韩国在50年前处于几乎相同的低发展水平，但是此后却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模式，韩国融入了所谓资本主义阵营，而我国则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一整套体制所带来的弊病都是韩国在经济起飞之初所不曾遇到的，这也就是说，韩国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崭新的政策金融体系，而我国则扛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每前进一步都步履维艰。我国首先面临的是深化改革的问题，从改革中脱胎出来的各方面体制与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颇为不同，因而不可能简单地模仿韩国的政策金融。

2.韩国的政策金融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我们不可能对之进行模仿。想达到那样的效果而又不建立那样的体制是很难的，但是建立类似韩国的金融体系和企业制度必然重蹈韩国的覆辙。

3.韩国的体制性弊端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而在20世纪60-70年代之所以未遇到严重的问题，原因就在于韩国处于半保护状态下，尤其是资本市场处于关闭状态。今天，世界市场变得更加开放，经济一体化程度与60年代相比大大加深了，金融深化已是各国都普遍认同的一个趋势，对利率进行大范围的、长期的管制已经不可能，对某些产业、企业倾力支持而忽视其他产业、企业的歧视性做法也已不再是明智之举，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必须打破，因此我国不可能再去模仿韩国的政策金融了。韩国的政策金融无疑是一种金融压抑，而我国长期形成的金融体制是与韩国类似的金融压抑，需要的是金融深化，需要一个更加市场化的金融体系和竞争机制。

4.韩国政变上台的务实军人政府是实施政策金融的有力保障，而我国的文官政府是不适合韩国式政策金融的。即使在韩国，那样的军人政府也只能是—种历史的过渡。

但是，政策金融也不光是韩国一种，世界各国都存在着政策金融，而韩国政策金融由于贴近市场运行效果取得了成功，这是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良好示范。我国虽然不能模仿韩国的政策金融，但是可以学习借鉴它的许多东西，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使政府干预逼近市场效果。为此，我们在体制层面上应该做到：第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放弃对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转而支持私营企业，把私营经济提高到战略地位；第二，建立真正的产权保护，彻底打破超经济权力的压制，实现财产权的解放；第三，扩大经济开放度，不再把进口替代战略作为基本的发展战略；第四，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政策金融的具体实施上，有这样几个要点：第一，控制政策金融规模，比例不宜过大；第二，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金融机构完全分开，商业银行的政策性贷款要全部取消；第三，政策金融的主要支持对象应转向私营企业、中小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第四，政策金融的针对性要加强，力度也要加强而不是减弱，手段多样化，可以更多地采取政府担保等間接手段。

由于我国在许多方面仍然落后，所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之一，政策金融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国的政策金融将与韩国大不相同，它一方面要彻底从旧体制中摆脱出来，一方面又要适应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我们相信，这样的政策金融能够逼近市场运行效果，同时又能够避免韩国政策金融的各种弊端，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摘要】韩国的政策金融对制造“汉江奇迹”功不可没，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弊端。本文在介绍、分析韩国政策金融的基础上，总结了韩国实施政策金融的经验和教训，并通过我国与韩国的比较，对我国的政策金融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参考文献：

[1]瞿强.经济发展中的政策金融——若干案例研究[N].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张晓轩，于洋，王丽娟.韩国金融制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

[3]张蕴岭.韩国市场经济模式——发展、政策与体制[N].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

[4]徐剑峰，朴姬福.韩国中小企业[M].东方出版社，1995.

政策金融范文篇2

关键词：雾霾防治；金融政策；优化策略

一、长三角雾霾防治金融政策存在的问题

1.长三角雾霾防治金融政策体系不完善。长三角地区的雾霾防治金融政策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与雾霾防治金融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太少。由于长三角地区金融政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还有不少金融管理方面的政策内容没有在相关法律法规上明确规定，致使长三角地区一些大气污染企业投机取巧，利用法律的漏洞，导致大气污染事件时有发生。二是长三角多地区信息政策措施不健全。雾霾防治部门和金融机构在信息处理上存在问题，雾霾防治部门没有及时本地区企业大气污染信息，造成金融机构不能及时得到企业的大气污染信息。三是长三角地区相关的雾霾防治评价政策体系不健全，在评价工作中没有认真对企业大气污染风险进行科学地评价[1]。2.长三角雾霾防治金融政策实施的监管不足。目前长三角地区相关部门对雾霾防治金融政策实施的监管工作存在的问题有：一是金融机构没有对企业大气污染现象进行有效的监管，不少企业在借贷申请、投资等方面存在信息不实等现象，企业大气污染风险不能及时发现。二是不少企业在投资时不注重优化投资结构，而是盲目地投资到有可能造成大气污染的领域，以赚取更大的利润。三是金融机构各部们之间存在相互推脱，违规操作等现象，监管效率低下，缺乏专业监管人才，执法不严，制度缺失，严重影响了金融政策的顺利实施[2]。四是由于我国金融机构实行分离式监管方式，再加上受到管理权限、信息沟通等方面因素的影响，长三角各地区金融监管机构只对本区域内的金融业进行监管，没有形成区域性联合监管机制。3.雾霾防治风险投资体系规范化程度较低。长三角风险投资体制方面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雾霾防治风险投资渠道单一。长三角雾霾防治风险投资机构主要是依靠政府、银行以及一些大型的企业，投资渠道单一，没有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二是缺乏充足的资金投入，由于投资渠道单一，资金来源渠道少，影响了雾霾防治风险投资体系的发展。三是没有专业性的雾霾防治风险投资人才，无法发挥雾霾防治风险投资体系的强大作用。四是雾霾防治风险投资过程中，隐藏着很大的风险，雾霾防治风险投资评价机构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3]。4.银行信贷缺乏长效机制。目前长三角区域内银行在金融服务领域中存在信贷业务的评价、审查、操作流程不规范，严重影响了信贷平稳安全地发展。主要问题有：一是银行在受理企业贷款时，没有对企业的业务领域进行实质性调查，企业贷款资金所投入的领域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支持政策，企业生产对环境是否造成风险，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是否安全等都不清楚。二是对企业雾霾防治风险管理信息掌握不到位，没有严格控制信贷准入。一些高污染的企业即使对雾霾防治产生负面影响，仍有可能得到贷款。三是银行审批工作不合理，审批部门没有认真履行职责，对企业贷款项目进行再审批。审批流程过于简单，审批人员素质不高，没有认真对待审批业务工作。四是在贷款发放以后，银行没对企业和相关的业务进行跟踪、调查评价，使企业把资金投入到其他领域中去违规生产等[4]。5.银行储蓄存款偏高，投资转化效率较低。当前，长三角地区银行储蓄率偏高，且近年来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下表是近几年长三角主要省会或市辖区的金融机构存贷款年末余额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长三角地区主要经济发达城市的金融机构储蓄存款年末余额逐年上升，存贷比高居不下，从另一角度来说，投资的比例就相对下降。大量的存款积压在银行金融机构里，资金没有得到利用，对于雾霾防治企业的投资就相对减少，雾霾防治企业本身的借贷问题也受到影响，不利于长三角地区雾霾防治企业的发展和防治雾霾工作。6.雾霾防治企业投资不足，直接融资能力差。一方面，雾霾防治企业资金投入不足，导致雾霾防治企业在生产技术和结构得不到改善，处理大气污染事件时得不到相应的技术支持，无法达到雾霾防治工作的要求；另一方面，投资结构不合理，雾霾防治企业在投资项目建设时没有合理优化投资结构，盲目投资，往往会向高收益项目投资，而真正需要投资的雾霾防治企业得到的资金就相对较少，影响企业的雾霾防治工作[5]。7.相关责任保险制度和评价机制不健全虽然我国已建立了大气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但目前长三角地区大气污染责任保险制度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有：一是责任保险对象单一。目前的责任保险对象简单来说是人，如在爆发大气污染性事件时，公众生活受到严重危害，保险公司只会对公众进行赔偿，而没有对区域造成大气污染危害事件进行赔偿。二是没有明确赔偿的额度。在保险制度中没有明确规定当发生大气污染性事件时相关赔偿的幅度范围，企业在发生环境污染事件时，赔偿金额较少，这不利于引起企业对大气污染责任的重视。三是缺少相关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相关责任保险制度缺乏一套完整的法规体系，法律法规不完善，保险制度无法有效实施，在爆发大气污染事件时，无法可依，相关的保险赔偿问题也就无法合理得到解决[6]。

二、长三角雾霾防治金融政策的优化对策

政策金融范文篇3

长久以来，以大摩和高盛为代表的一批从事证券买卖、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同时比从事储蓄和贷款业务的传统银行受到更少监管的独立投行，一直是华尔街的“形象代言人”。他们以少量资金投入，通过杠杆作用，对各种衍生证券进行炒作，以小博大，极短时间内实现牟取暴利。在这样的模式下，风险也随着一次次交易进行而累计、扩大，最终爆发出来。

金融衍生产品主要的积极作用是“对冲”投资损失，或者说规避风险，但并不是消除风险，只不过把一部分人的风险转移到另一部分人头上。比如商业银行为居民提供住房贷款，就面临着居民违约的风险；为了转移风险，商业银行将这些贷款合同卖给房地美、房利美和投资银行等机构；投资银行当然不能成为最终的风险承担者，它一方面将贷款处理成债务抵押债券CDO（CollateralizedDebtObligation），卖给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对冲基金等在内的全球投资者，让债券持有者来分担房贷的风险；另一方面，投行创造出“信用违约保险”CDS（CreditDefaultSwap），让保险公司如AIG等为这种次债提供担保。

金融衍生产品的另一个作用是投机和套利，炒家除了会投机升跌，还会投机波幅。在1995年时，衍生金融工具投机得到臭名远播。尼克·李森，巴林银行的一名交易员，造成13亿美元的损失，导致这家有数百年历史的金融机构破产。

“次级抵押贷款”是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无法还贷的风险很高。随着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次贷购房者的还贷负担不断加重，同时美国房价下跌，使次贷购房者难以通过出售或抵押住房来获得融资，这样，越来越多的次贷购房者无力还贷。于是，房贷机构（商业银行）形成了大量的次贷坏账；“两房”、投资银行、全球各类投资者手中的大批次债由于失去偿付来源而大幅贬值，金融危机从此汹涌袭来。

“把钱借给能还钱的人。”是人类第一间银行大门柱上刻的唯一一句话。可是今天这些世界顶尖的银行家们竟集体把钱借给低收入者，投资银行给把贷款做成债券并且给予很高的等级，保险公司甚至为这种债券担保，为什么？

追逐利益固然是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则可以用心理学的一个规律解释：群体在做同一件事情时，个体容易丧失自我。于是人们相信：只要美国地位不变，全世界的人就都想去美国定居，美国的土地有限，那么房子价格总是要上升的，只要住房还在，我的贷款就不会收不回来。

次贷危机之所以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金融衍生市场的高杠杆性。衍生产品的交易采用保证金制度(margin)，即交易所需的最低资金只需满足基础资产价值的某个百分比。以雷曼兄弟为例，从2004年到2007年，雷曼炒作的资产负债表高达3000亿美元，主要是通过购买住宅和商业房地产贷款证券作支撑的后盾。而同一期间，雷曼只增加了60亿美元的股本--相对3000亿，可说微乎其微。所以，雷曼的资产从极高位的24倍资本，增加到了更高位的31倍。反过来，如果投资总价值下降3%，那股东的权益便完全被销除一空。[2]

二、新自由主义--格林斯潘拒绝监管衍生金融市场

既然认识到了衍生金融市场本身的高风险，以及银行家及投资精英可能利用专业知识和影响对其他投资者作出不当引导，那么首先想到遏制危机的重要办法就是加强市场监管。然而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强调减少政府对金融、劳动力市场的干预，从而埋下了危机的祸根。

20世纪90年代，有些人声称，衍生品市场已变得如此庞大，并且难以理解。为了金融系统的整体安全，他们要求联邦政府介入，加强衍生品监管。无论是会见政府官员、出席国会听证会，还是在听众云集的场合发表演讲，格林斯潘一直坚决反对限制衍生品交易。他希望这一问题由华尔街自行解决。[3]格林斯潘一方面信奉市场的力量，相信华尔街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行为是可靠的，因为他们都应该是自己机构利益的最佳代表；另一方面，他认为与个人私利相比，政府的干预会是“邪恶的”。1998年，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因衍生品投资而陷入破产境地，引起一场金融风暴。但在格林斯潘施压下，美国国会仍然宣布冻结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6个月监管权力。

格林斯潘对华尔街的信任并非毫无理由--经济学基本假设之一就是“理性人”：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知道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不利的，并且总是趋利避害。所以华尔街精英们应该珍惜自己的声誉，把握好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然而，他低估了市场扩张的力量，一个人冒险固然不是明智之举，拉上其他人一起“摊薄”风险之后，人们的行为就要大胆得多。正是有投行的分析、金融创新作为支撑，商业银行才一再扩大次贷业务；而投行有了保险公司、商业银行以及其他投资者作为客户，金融创新之举也越来越多。当经济不再增长，资金链断裂，自然是一损俱损。

在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的政策下，政府放弃了对市场的有效监管，金融市场的高风险性也无法得到有效控制。高度自由最终导致金融风险爆发，对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三、政策导向的变化--金融危机的影响

金融危机的影响不仅仅是大量金融机构的倒闭、危及实体经济，还将改变经济政策导向。从格林斯潘“认错”来看，金融危机将促使人们重视金融监管，背离自由导向的市场原则。

自现代经济学产生的三百年间，西方国家一直强调自由市场的力量，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曾频频指责其他国家比如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市场的优点非常明显，能够促进效率，而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以自我为中心的盲目扩张容易导致危机。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是一例，这次金融危机也是。

理论在现实面前总是虚弱的，尽管美国一再推销“让金融体系自己寻找平衡点”的自由主义金融政策，但是自由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拉美债务危机；美国储蓄和贷款危机；斯堪的纳维亚银行业危机；美国房地产危机；日本房地产泡沫和随后的金融危机；墨西哥龙舌兰危机；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CapitalManagement)破产；“网络泡沫”；以及现在的“次贷危机”。金融自由化的好处明显：让很多人变得格外富有，但坏处也是明显的：危机频繁并且代价高昂。

于是在金融危机面前，白宫毫不犹豫的举起了干预大旗：10月14日，美国政府宣布向银行注资2500亿美元，同时为银行新债提供担保；10月21日，美联储表示，将动用多至5400亿美元，用于向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购买短期债务，以扶持美国金融体系的一大关键支柱；推行从陷于困境的金融企业买入问题资产的7000亿美元计划；[4]等等。

美国政府这次市场干预的政策力度堪称历史之最，对我们也有重要启示。首先，市场自由是相对的，比信奉自由主义更重要的是把握好国家在经济中的职责，那就是维持经济稳定，尤其注重行业监管的力度，预防危机的发生--多数人相信，如果美国政府重视金融市场的风险，对金融衍生品加以管制，那么次贷危机不会扩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第二，金融危机的关键是如何恢复信用，政府注资私人银行最主要的作用不在于提供资金，而在于给出一个信号：政府将对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美元本位制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的困扰乃至灾难的风险急剧增加，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传递效应，这已是关系到我国金融战略和中国整体发展战略的问题。尤其是我国正处于金融市场改革的重要时期，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制订政策、如何对待衍生金融市场，都需要更加谨慎的考虑。

参考文献

[1]引自《格林斯潘“认错”》，FT中文网，2008-10-24

[2]引自《希望，华尔街模式的消失》，扬子正如

政策金融范文篇4

关键词：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投资

一、政策性金融产生的理论基础和经济基础

政策性金融，是在一国政府支持下，以国家信用为基础，运用各种特殊的融资手段，严格按照国家法规限定的业务范围、经营对象，以优惠性存贷利率，直接或间接为贯彻、配合国家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而进行的一种特殊性资金融通行为。它是一切规范意义上的政策性贷款，一切带有特定政策性意向的存款、投资、担保、贴现、信用保险、存款保险、利息补贴等一系列特殊性资金融通行为的总称。

政策性金融在当今世界各国的普遍存在有其深刻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中，市场机制和原则虽然构成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协调的基础，但却不能解决经济社会中的所有问题。这不仅因为市场机制本身有其作用的边界，而且若干非经济因素也使市场机制产生许多失效的现象，即所谓的“市场失灵”。作为现代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主要途径之一的金融市场在调节金融资源的配置中，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充分竞争和金融机构本身的特性，导致不能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源，即亦存在着“金融市场失灵”。对于金融资源配置中市场机制失灵的问题，就需要政府通过创立政策性金融机构来校正，以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经济有效性和社会合理性的有机统一。因此，政策性金融机制并不是完全同市场机制相反的行政机制，它具有财政“无偿拨付”和金融“有偿借贷”的双重性，是两者的巧妙结合而不是简单加总。尽管随着各国经济与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政策性金融的种类、业务方式和运行范围与领域可能有种种变化，但它的基本机制与功能将长久存在并发挥作用。市场经济金融最发达的美国，将其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法定为永久性机构，正是从长期实践中深思熟虑的结果。

二、我国政策性金融的功能评价

我国政策性银行几年来的实践表在国务院的领导下，按照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及区域发展政策，逐步完善了筹融资机制，加大了对国家基本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资本性货物出口的贷款支持，合理调整了信贷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防范和化解了金融风险，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例如国家开发银行自1994年4月开始运行到现在已经7年多了，成立时间不长，而贷款的余额已达数千亿元，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政策性金融机构不以国家权力代表的身份出现，在法律地位上没有任何操纵、干预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特权，而是作为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一样的平等主体参与产业融资活动。它不以盈利或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经营风险大、资产流动性差的特点使其具有不同于商业银行的多种功能：

(一)政策性功能

主要表现在政策性银行是以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为基本出发点，通常以优惠的利率水平、贷款期限和融资条件对国家政策支持发展的产业和地区提供资金支持。这特别表现在基础产业和农业方面，农业是任何国家的基础性产业，更是弱质性产业，因而需要政府直接的财政补贴和政策性金融的大力支持，但由于发展中国家财力所限，支持力度有限，只有发达国家的政策性金融可以给农业以直接的强有力的扶植与推进。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则通过开发性的政策性金融对其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和战略性产业给予巨额的、持续性的、强大的直接信贷扶植。在这些领域，政策性金融就发挥主体或主导性功能，而不仅是补充商业性金融的不足或纠正某些偏差。

(二)诱导性功能

指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投放，导致间接地吸引商业性金融机构从事符合政策意图或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目标的高风险新兴产业或重点产业的放款，充分发挥其首倡性、引导性功能，从而对政策扶植项目的投资形成一种乘数效应，达到以较少的资金推动更多的资金投入需要扶持的领域和项目的目的。一般说来，政策性金融机构对处于成长前期、发展前途不明的重点产业先行投资，表明了政府对这些部门的扶持意向，从而增强了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投资信心。当商业性金融机构对某一产业的投资热情高涨后，政策性金融机构就逐渐减少其投资份额，把该投资领域让给商业性金融机构，转而扶持别的行业，形成一种政策性金融对商业性金融投资取向的倡导和诱导机制。政策性金融机构通过发挥这种“领头羊”的作用，促进了国家产业政策的顺利实施，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投资效益。在一般情况下，某一项目政策性投资只占20％-30％，并且大部分行业对政策性资金的依存度会随时间的推移而由高向低逐渐下降，这就形成一种政策性金融对商业性金融资金运用方向和规模的诱导机制。

(三)区域经济梯度整合的功能

政策性金融以政府赋予的区域调控职能为“天职”，根据生产力的梯度分布，把区域信贷政策和产业倾斜政策结合起来，配合政府进行梯度整合，从而有效调动经济资源，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这主要是在商业性金融完全按照市场机制将金融资源从低利产业、地区配置到高利产业、地区的情形下，从微观和效率的角度看，这种逐利是合理或有效的。但从宏观经济运行和社会合理性角度看则会带来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失衡。而政策性金融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贯彻政府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战略等宏观经济调控措施的必要工具。政策性金融的主要活动领域，例如农业、中小企业、某些基础性产业以及边远落后的地区和行业，正是商业性金融不愿或不予选择的领域，政策性融资活动对这些领域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产业结构调整、地区均衡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也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政策性银行的主要功能之一。

(四)补充性功能

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承担商业性金融机构无力或不愿承担的长期资金信贷业务，主要是补充完善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功能。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对技术、市场风险较高的领域进行引导补充性投资，对投资回收期过长的项目及低收益的基础设施补充投资；另一方面，直接对风险企业、低收益企业、低资信企业融资，间接地对企业信用形成担保，以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对其融资。

三、我国政策性金融的现状、问题与完善思路

我国的政策性银行运行以来，较好地完成了原定目标，政策性银行的贷款余额占全国金融机构贷款额的比例稳定在10％以上，达万亿元。这对我国国有专业银行转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调节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乃至适应“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加入WTO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其成立时间短、经验不足，在自身经营管理和外部经营环境方面都还存在许多问题，影响其功能的有效发挥。

(一)我国政策性银行目前存在的问题

1．内部经营机制不健全，资产质量差，潜在风险严重。

政策性银行一方面强调资金的来源与运用都是有偿的，需要实现自我循环；另一方面，还要体现政策性功能，其贷款投向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扶持那些商业性金融不愿贷款、经济效益差而社会效益好、贷款回收期长的项目。这种天然的矛盾性导致政策性银行不得不倾向于政策性贷款一边，忽视了盈利性。加之与政府及其部门的关系不规范，缺乏经营经验，对放出的款项监管力度不够，而且因为有财政的支持，责权利不明确，贷款随意性较大，对款项回收的力度不强。这些都不可避免地造成政策性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的低下、潜在的金融风险日趋严重的现实。如农发行在1997年净亏损25亿元，1998年在财政补贴156亿元的情况下仅盈利1亿元。

2．资产负债关系失衡，资金来源渠道单一，期限结构、利率结构不合理，成本较高。

在中央财政财力有限，资本金迟迟不能到位的情况下，政策性银行主要是通过向中央银行融资和发行金融债券来满足其资金需求。有关数字表明，我国三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主要的单一融资渠道筹资占其全部资金来源的80％以上，并有逐步扩大的趋势，这加大了对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倒逼机制，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效性；金融债券的大规模发行不但增加了筹资成本，而且严重制约了资金的长期使用，最终不得不陷入发新债还旧债的境地。

3．委托制度弊端颇多。

从我国政策性银行业务运营的现状看，由于没有分支机构或分支机构尚未建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其业务将委托商业性金融机构代办。但这种委托制度由于双方在经营目标、经营宗旨、核算体系、财务管理制度上都存在根本的区别，而双方间的具体职责、权限、违约的法律责任等方面又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结果无法形成直接的信贷经济约束，致使信贷资产质量难以保证，形成较大的体制性风险。主要表现在：委托关系缺乏竞争性和选择性，客观上存在行“漫不经心”，轻率放贷等现象，使政策性银行信贷资产的质量大受影响；政策性银行的资金严重漏损，时常被行和其他相关单位挤占挪用；由于结算传递渠道梗阻，各政策性银行总行对系统内各地区之间资金的调度能力较低，资金闲置和资金匮乏并存、拆入资金与拆出资金并存，使政策性银行资金流动性较差，利用效率较低。

4．从外部经营环境来看，政策性银行的经营缺乏法律保障。

由于政策性银行业务活动的特殊性，许多国家都通过立法的形式对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来源渠道、资金运用方式和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做出明确规定，而我国至今连一般性的政策性银行法规都没有，使得政策性银行的经营活动缺乏法律依据。无论是内部经营管理，还是外部关系的协调，都处于一种进退失据的状态。随意干预、变更政策性银行经营活动的事情时有发生，政策性银行自身的“寻租”、逐利等异化行为也屡见不鲜。

(二)我国政策性银行改革和完善思路

1．明确定位政策性金融，完善其内部经营机制。

政策性金融既具有财政的特性，又具有金融的特征。其财政性表现为，财政必须为其提供资金或是为其寻求资金创造条件，政府必须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政策性银行必须按国家的产业政策从事业务活动，不以盈利为目的；其金融性表现为，资金来源中负债较多，资金运用是有偿的，须还本付息，并有一定收益。因此，既不能把政策性银行当作第二财政，随意扩大业务范围，不计成本，不求效益，又不能允许其经营商业性业务，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争市场、争业务。只有从理论上明确政策性金融的实质，才能在实践中把握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和财政投资的界限，避免相互串位，为政策性金融的运行造就一个良好的理论基础。

2．拓宽筹资渠道，优化负债结构。

财政部门要量力而行，根据每年实际拨付给政策性银行的资本金或补贴退税额来确定政府对政策性银行的核定任务数，给政策性银行一定的自主权，增加其筹资渠道。如借鉴日本经验，开发邮政储蓄存款、基金融资等渠道，加大向国外筹集政府优惠贷款的力度，研究面向社会公众发债的可行性。提高政策性银行内部或行际之间调拨资金的流动性，挖掘内部资金潜力，减小利息负担。由于财政拨付资本金数额巨大、稳定、且无偿付红利或股息的后顾之忧，因此要建立财政拨付资本金的固定化、合法化机制，这是最主要的低成本资金来源。

3．完善既有政策性银行的组织机构体系，改革委托制度。

政策性银行要能有效运转，需要具备完善的组织机构体系。一是改变过去那种认为政策性银行无需设立分支机构的想法，要明确是否设立分支机构，应视业务发展的情况和需要而定，本着精简、高效的原则设立或撤并。二是改变由政府指定行的做法，引入竞争、择优机制，通过竞标决定行，同时制定相应的规则，严格规定行的资格和条件以及授受双方的权利、责任等事项。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委托质量，降低委托费用，消除“寻租”现象。

4．尽快组建国民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新的政策性金融机构。

目前我国一些急需政策性金融介入的领域和部门尚没有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如中小企业金融机构，环境银行，政策性保险公司，政策性住宅金融机构，科技开发银行等等。对于这些极具开发价值、风险较大、期限较长、经济发展必需的项目，政策性金融应积极承担起政策性的义务，在这些领域内建立政策性银行，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

政策金融范文篇5

（一）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具有内生的不确定性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中有四个重要角色：（1）中央银行；（2）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及信用社；（3）资金供给者；（4）资金需求者。在这四大角色中，每个角色又由无数个体所组成，每个个体在不同时点有着不同的行为模式，因此，从数理角度来分析，四大角色具有多种行为模式组合，而且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各种组合模式又会相互替代，具有多重均衡的特点，不可能找到最优均衡点，在多重均衡的运行过程中，往往潜伏巨大的制度变迁风险，原因在于每个个体追逐单个利益的理性行动很有可能造成集体的非理性后果。因此，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具有内生的不确定性，它决定了金融风险与货币政策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

（二）金融风险会加大货币政策的执行难度

货币政策的真正实施，通常要求在货币工具、操作目标、中期目标或指标变量以及最终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相对稳定的关系。扰乱金融体系，会影响这些关系。当一个银行体系越来越资不抵债（即金融风险越来越大），操作目标（如利率）、中间目标（如货币或信贷总量）和政策目标（如稳定物价）之间的联系就会改变。也就是说，金融风险会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会影响货币政策的目标，会加大货币政策的执行难度。当金融风险程度越来越高时，政策工具与目标之间的正常关系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例如通过货币供应和利率来传导货币政策，会受到银行流动性不足或资不抵债的影响（有问题银行的风险表现），因为这些银行不能根据货币政策措施调整储备或贷款，还会降低对利率反应的敏感性和预见性。不会对市场力量作出反应的银行是不能靠它们来传导利率变化的。

在那些有风险的银行体系中，各种货币工具被用来执行货币政策时均会受到不稳健银行亦即有问题银行的极大影响。例如，货币市场不会拆借资金给不稳健的银行用来弥补准备金的不足，由此造成的市场分化会进一步阻碍央行对整个银行体系的货币管理，最终扰乱金融市场的运行。而货币政策正是通过金融市场传导的，当银行体系中有很大一部分银行无法依靠时，同业拆借市场会发出极端的信号，或迅速瓦解。

当银行体系不稳健时，通过公开市场来进行流动性管理也会受挫。在公开市场央行售出其持有的证券来降低信贷扩张，可是该影响会被高风险的借款人对利率的非弹性需求而减弱，他们会提出更高的利率来谋求同额贷款。当银行极为脆弱时，执行货币政策的工具会变得不对称，货币政策的放松比紧缩容易。

市场力量脆弱的银行体系，尤其是那些国有银行为主的体系，传导政策效率相对较低。在金融风险高的银行体系中，信贷供应不会受资本或利率的限制，因为银行为了创造收益而可能无视风险因素。当银行允许借款人将应该支付的利息资本化（即以贷收息，将应收的贷款利息转为新贷款的本金），或当借款人根本就不打算归还贷款时，信贷需求和银行贷款对利率变得不太敏感。企业之间、企业与银行之间普遍存在信用观念淡薄，赖帐现象屡见不鲜。这是地地道道的道德风险，目前的债转股工作要谨防道德风险的发生。

（三）不适当的货币政策会放大金融风险

货币政策会影响银行体制，放松银根的宽松政策可以提高银行的盈利，但是当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时，银行可能会很难调整经营策略。因为尽管稳健的银行会有足够的灵活性资产来调整流动性状况，但银根突然抽紧会在不稳健的银行中引发流动性危机。经验表明，放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在短期内给银行带来好处，但是长久会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扰乱银行的经营，侵蚀银行资本的真实价值，导致银行出现有问题贷款，形成风险。

用来执行货币政策的工具也会对银行体系产生影响。没有运行良好的“最后贷款人”的信贷便利，会打乱支付系统的正常运转；通过抛售资产增强流动性会使流动性不足的银行变得资不抵债；信贷或利率控制会迫使银行过多的持有不产生利润的准备金；限制银行的流动性管理，会导致银行中介功能的丧失，减小银行的客户基础和盈利水平。法定准备金不能按市场利率获取利息，实际上是对银行体系征收的一种税。例如，我国以前的存款准备金率（加上备付金率）高达18％－23％。国家一边采取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一边又采取高的存款准备金制度，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的效果被高的存款准备金制度所抵消，同时削弱了银行的获利能力。

由此可以看出，严重的金融风险会损害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导致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到影响，甚至会导致货币政策的完全失效。同时不适当的货币政策又会影响银行体系的稳定，导致银行出现问题，放大金融风险。

二、金融监管对货币政策的支撑与抑制

金融监管的主要目的就是化解金融风险，建立稳健的金融体系，确保货币政策的实施。

金融监管作为一种不同于政府宏观调控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介于自由市场和法律之间的特殊的政府管制行为，具有特定的内涵和特征：（1）有效管理和控制货币供给，为经济增长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2）保证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健全性和生存能力，以提高金融市场运行的内在稳定性；（3）保护存款者利益，约束债务人行为，以维持正常的信用秩序；（4）改善金融体系中资金流动的微观和宏观效率，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公平。

金融监管有积极监管与消极监管之分。积极监管是指金融监管当局通过对金融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进行正面引导所实现的市场控制；而消极监管是指金融监管当局通过对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各种偏离行为进行限制所实现的市场控制。当前应改变金融监管的传统做法，变单一的“消极监管”为“积极监管”与“消极监管”并举的监管模式。要实现积极监管首先要对金融机构进行主动道德化过程；其次是正确地进行市场协调；最后是对社会公德进行影响。也就是由以前的对金融机构违规行为进行批评、训斥、处分、处罚转变为对金融机构的合法有益的行为进行表扬、奖励，由处罚变为激励，引导金融机构树立合法经营、公平竞争的道德观念。同时帮助金融机构建立完善的内控制度，增强其内部控制的能力。通过央行的正确监管，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培育充满活力的金融机构，为货币政策的良好实施提供先决条件。

然而，监管法规缺陷、监管宽容以及监管时机选择不当和过于严厉的监管都会导致金融机构要么肆意妄为，要么死气沉沉、缺少金融创新的动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抑制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增加货币政策实施的社会成本。监管法规缺陷和监管宽容问题可以从许多国家找到例证。更为可怕的是，与二者相伴随的往往是银行危机以及货币政策失灵。阿根廷在1980－1982年银行危机期间，金融法规框架的调整滞后于金融监管的放松，尽管审慎管理规定比较全面，但监管机构缺乏适应金融业发展变化的应变能力。监管者检查的是规定是否得到执行，而不是检查贷款的质量，在金融危机出现的前几年就停止了现场稽核检查，而且缺少有问题银行市场退出的机制。

这里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监管宽容问题。对监管当局来讲，在银行出现危机（如支付危机、资不抵债）以后，往往采取一种“等等看”的态度，希望困难是暂时的，没有对金融体系产生严重威胁，而且认为问题自身会得到解决或者将问题掩盖下来直到其他人接任。结果是监管当局对采取有争议的行动非常审慎，好大喜功和缺乏可靠性，可能会造成对问题的推倭、拖延和掩盖。在比较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和日本已发生过类似的问题，美国和日本的监管当局变得更关心

其监管工作的荣誉和不出现明显问题，而不是解决银行体系存在的问题。存款保险制度可能使问题进一步恶化，因为它消除了存款人潜在敦促银行采取正确行动的压力。而推迟处理有问题银行的行为几乎都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因为，有问题银行可能会采取风险更大的做法，如高息揽存、高风险投资等，它不仅会最终增加解决问题的成本，而且使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载体商业银行面临巨大的外部不确定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变得困难甚至导致货币政策失灵。

监管时机选择不当也会对被监管对象特别是银行机构产生负面影响，从而抑制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这里可以从法国、日本和中国找到例证。法国虽然金融法律、规定和实施权力都很充分，而且监管当局（银行委员会）也拥有所需的权威、技能和管理资源，但在监管的时效性上存在问题。监管者早在1991年就了解里昂信贷银行的问题，但在1993年第一次援救工作之前没有披露任何情况，而是继续听之任之，以至于在1995年需要进行第二次援救工作。其错误在于，没有及时对里昂信贷银行实施有效监管，而是默许其迅速发展和持有高风险的不动产以及贷款集中于少数几个大的借款人身上。日本进入1990年代以后，泡沫经济崩溃，银行的巨额房地产贷款变成了不良资产。1992年，银行不良资产高达20万亿日元。但在1993年，日本银行机构有能力处理全部不良资产。因为日本银行机构持有大量的1955年左右陆续买进的低价格股票，尽管此时股票价格下跌，但银行仍有庞大的帐外利润。如果此时抛出这些股票，用以冲销不良资产，就不会出现1995年银行陆续倒闭事件。但是，银行担心公开不良资产问题会降低银行信用，也害怕因此而被追究经营者的责任。作为监管当局日本大藏省也担心银行丧失信用，造成存款外流，引起金融体系崩溃，因此而承担全部责任，故此也抱着侥幸心理，一再拖延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1998年，日本又有三家大银行破产，金融秩序濒临崩溃。从中国来看，中国人民银行为配合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不良资产、进行债转股的实施工作，1999年下半年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信贷质量、贷款投向、贷款利率的全面检查，这是非常必要的。但在监管时机选择上值得商榷。因为信贷质量检查与央行启动内需、增加信贷投放的货币政策的出台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信贷质量检查使得处于“信贷权利与责任不对称、收益与风险不对称”机制下的商业银行信贷人员更为谨慎，他们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不会轻易发放贷款，以免因此遭受经济和行政处罚，这无疑加剧了我国信贷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其结果是央行货币政策难以贯彻落实，这就意味着央行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失灵。

三、强化金融监管，为货币政策的实施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一）尽快创立积极监管与消极监管相结合、激励相容的监管制度

1．建立金融评先制度。其形式是由当地的央行组织该地区的金融机构参加该活动，每年按照一定的比例评选出合规经营、发展态势良好、获利能力强的金融机构，予以表扬，并在业务与机构发展方面给与一定的鼓励措施。

2．建立金融监管季度联席会议制度。该制度的参与者是各地区央行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以及该地区各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人员包括人事部门、机构管理部门和稽核检查部门的负责人。具体形式是由当地的央行监管部门组织，当地金融机构内部控制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于每季度初召开一次金融监管季度联席会议。实施此项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1）将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与其自身的内部控制相结合，使两种力量形成合力，更加有利于对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2）便于监管者与被监管对象沟通交流信息，解决金融监管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3）便于监管者与被监管对象交流感情，融洽彼此的关系，为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

3．建立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考试制度。该制度的形式是由当地的央行组织考试，参加考试的人员是要获得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只有考试合格后，这些人员才能获得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才能到金融机构担任主要负责人。

4.建立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上任报告制度。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上任后应按照以下内容要求，以书面报告并签名盖章的形式向当地央行监管部门报告：一是要求各行在收到央行关于被审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批复十日内，将被审查对象职务聘任的文件报送给当地央行监管部门；二是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资格审查上任后，2个月内就其分管事项从“基本情况”、“存在的问题”、“改进措施”等三个方面形成书面材料，报送当地央行监管部门。通过实行该制度，控制金融机构擅自变更各级负责人的现象，便于对金融机构的违规情况划清责任，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跟踪监管。该制度的突出功能在于防范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道德风险。

至于消极监管，它是我国金融监管的传统方式，其制度基础主要是一些金融法律法规，例如《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金融机构管理规定》、《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和《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规定》等。当然，这些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二）适当鼓励金融创新

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创新是为了逃避或者绕过金融法规的限制和监管当局的监管，可以说是与金融监管相矛盾的。但是金融创新对金融机构如此重要，监管当局应适当鼓励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并促使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与积极监管相适应。

1．金融创新的前提条件是健全金融法律制度，规范央行的监管行为。对待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原则上要持宽容态度，不搞事后追究。对于法律所禁止的事项坚决不能违反，违反了就按照违法违规来处理；对于法律未明确规定禁止的事项，可以允许金融机构进行操作，监管部门不要对其作违规处罚。但是金融创新必须在注意风险防范的基础上进行。

2．金融创新所带来的收益必须大于其新增成本，这样的金融创新才能充满活力，才能由单个金融机构内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转为整个金融系统的诱制性制度变迁，从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产生“正外部性”（即收益外溢）。

3．鼓励金融创新的目的在于最终为我国银行业由分离银行制向全能银行制过渡作准备。目前要特别鼓励银行业进行中间业务的创新。

（三）解决金融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信息不对称就是金融合约的不同当事人不能拥有相同信息的事实。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金融体系产生重要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给金融市场带来巨大风险。解决金融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具体措施是：（l）健全金融法规体系，对违反法律法规的交易活动严加惩处，尤其对提供虚假信息牟利的交易者严惩，净化金融市场环境，理顺金融市场秩序。（2）将金融机构会计标准与国际接轨，使会计信息能全面反映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金融机构的会计制度必须坚持客观、严谨、审慎的原则，必须能真实、全面反映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潜在风险。（3）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的信息公开披露制度，促使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对流动性、安全性给予充分的重视，同时也可以减少“内部人控制”现象。（4）加强会计、审计、企业信用评级等社会中介机构的建设和发展，借用社会中介机构的力量强化金融监管。（5）加大央行对金融机构的现场监管力度，注重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监管，对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给予严惩，提高违法违规经营的成本。（6）采取相应措施消除或减少银企金融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包括：银行贷款专业化，签订限制性契约，与企业保持长期联系，向企业提供贷款承诺，办理抵押和补偿余额，对企业进行信用配给等。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行，可以有效地解决金融市场中的四大信息不对称问题：（1）中央银行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2）金融机构与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3）金融机构与存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4）金融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四）构筑有问题金融机构特别是有问题银行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

政策金融范文篇6

1、近年来，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信贷类金融创新产品不断增加，资产业务产品创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提高信贷业务服务质量成为金融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实现了信贷结构优化，也改善了客户结构。当然，一些金融机构在创新过程中，过于盲目，给企业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因此对于我国金融企业来说，实现金融创新是必要的，同时也要根据机构的现状，严格控制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

2、保险、基金等理财产品成为金融创新产品中的新亮点，为企业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理财产品是金融机构负债业务产品中的一部分。能够确保本金不受损失的基础上获得一定收益成为客户投资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样也给银行带来了一定的压力，银行需要承担一部分金融风险。并且对于我国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来说，缺乏个性化的服务是其需要突破的瓶颈。

3、另外，中间产品业务质量的提升是我国金融机构获取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就目前各大金融机构的现状来说，中间业务产品较多但是技术含量并不高。机构之间的竞争较激烈，很多金融机构在产品开发过程中不能实现真正的创新。这些现状都对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造成一定的影响。

二．金融创新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

金融创新对我国货币传导政策的影响主要包括对货币供给变动以及货币传导渠道的影响两个方面。其中货币供给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货币层次界定、外汇存款、融资贷款以及基金等业务办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货币传导渠道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1．货币的供给受到金融创新的影响明显

(1)金融创新产品的增多降低货币供应的可预测性。金融创新产品的增多使货币层次变得复杂，加速了不同层次货币之间的转换，提高了其流通速度，因此必须对货币及其分层进行重新定义明确货币层次之间的界限，尤其是对流通中的准货币，如活期存款与准货币之间的界限等，以提高货币供应和流通的稳定性，提高政府以及央行对其的控制力度，使其及时准确的了解金融数据。在现实金融创新中，活期存款与流通资金之间的界限不明确，银行等金融机构常将其作为结算甚至支付工具。金融机构在进行创新的同时对其负债状况的计算方式不明确，如信用卡的大量出现导致一些银行的金融风险增加，但是金融机构并未降低列入资产负债表，这样很容易导致无法区分投机性货币与交易性货币，导致货币供应层次之间的划分较为混乱。(2)外汇存款的增加改变了货币供给结构。随着国家政策的开放，外汇存款的数量明显增加。同时外汇存款的优势在于可以随时兑换为人民币进行流通，这样给金融创新带来了方便，拓宽了其途径。但是就目前我国关于外汇存款的法律法规来说，其尚不属于货币统计范畴，因此造成了货币供给结构的改变，为金融机构的创新带来了较大的挑战。(3)票据融资业务的出现。票据融资业务是金融机构获得资金的主要来源，也是影响货币传导的重要因素。其在货币供给和传导渠道两个方面都对货币政策传导造成影响。此外，票据本身的流通性和支付性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流通性与支付性，如贴现或再贴现等方式。这样对我国的货币流通统计造成一定的影响。(4)贷款融资业务改变了资金供给结构。近年来，银行系统拓宽了业务范围，融资范围扩大，如个人公积金贷款、中小企业融资贷款等方式。但是，这个过程中的所产生的存款尚未纳入货币供应范围之内，影响货币供给计算。(5)债券的发行改变了资金核算范围。在广义货币流通统计中，常由于无法进行合理的统计而造成货币供给量的重复计算，同时对于短期债券来说，政策性银行向金融机构发行的期限低于1一年的金融债券，并不能全部纳入广义货币的统计，这样也造成了广义资金统计的重复计算。而对于企业短期融资债券应作为一种银行存款，但是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尚不能将其列入货币供给。总之，在债券发行过程中，资金核算的方式尚不明确，导致许多货币资金计算不准确，出现重复计算和没有计算的情况。

2．金融创新与货币乘数、货币供给量和基础货币的关系

货币乘数的公式为K=Dd/B=1/(h+r+e+f+p)(Dd、B、h、r、e、f、p分别代表活期存款额、基础货币、实际提现率、法定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率、财政性存款占活期存款的比率和邮政储蓄占活期存款的比率)而货币供给公式为M=K*B(M、K、B分别代表货币供给量、货币乘数、基础货币)通过公式我们可以分析金融创新对货币乘数的具体影响:①由于金融创新对货币的流动性有所提高，所以现金的持有量明显减少，那么提现率就将随之下降，货币乘数被放大了②法定存款准备金由于金融创新的影响提取次数以及金额逐渐减少，法定准备金比率就会降低，货币乘数被放大了③金融创新会产生强流通性的金融工具，直接减少货币的交易性、预防性需求，相反增大了投机性货币的需求，所以货币市场是资金补充的理想平台，金融机构也就没有必要再中国银行存放超额准备金，降低了超额准备金比率，货币乘数被放大了④金融衍生工具的推广使货币流通性更强，银行类似活期存款的货币量增大，所以财政性存款占活期存款的比率以及邮政储蓄占活期存款的比率都会下降，货币乘数被放大了。货币供给量以及货币乘数都存在不确定性，所以金融创新间接影响了货币当局对基础货币的控制。

三．金融创新对货币供给传导的影响

1．金融创新改变了货币需求结构，降低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不断增加，一些金融工具的创新导致了货币供给的不稳定，改变了货币需求的结构，尤其是一些信用卡产品的出现，增加了货币的功能，提高了其投机需求，使银行存在一定的金融风险。同时，金融创新使利率的弹性降低，金融行业之间的竞争激烈，这使得金融工具不断趋于同质化，没有实现真正的创新。金融产品不具有不可替代性，利率就不能成为评价银行客户的唯一准则。资产的调整要通过收益以及结构利率的上升或下降的现状决定，利率不再起到绝对的决定作用，这无疑影响了货币供给的稳定性。最后，金融创新使货币需求本身与价格以及银行利率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货币的稳定性得不到保证，银行的利率弹性也受到影响。

2．金融创新导致货币当局的调控难度增大随着基金、债券等理财产品的发行，其对货币市场的影响也逐渐体现出来。首先:基金等理财产品并没有纳入银行的存款范围，因此无法受到存款准备金率的保护。在没有更加合理的理财产品相关法律法规出台的情况下，很多银行投资者就会放弃银行存款而选择购买理财产品。同时，存款利率的上升以与理财产品所获得的收益不成正比，且通常低于其收益。而相对于银行系统来说。理财产品变相增加了投资成本，提高了市场利率，同时无法实现对客户投资的有效控制。大部分银行存款被转化为投资理财产品，这样使银行的资金结构发生变化，理财产品无法受到存款准备金率的影响。理财产品也抑制了金融机构其他业务的发展，如理财产品的增加降低了企业用于企业贷款的资金，使货币结构发生变化。也就是说，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对银行最大的影响就是改变了其资金供给结构，使其不稳定因素增加。同时理财产品不属于银行存款范畴，无法受到存款准备金率的包括，银行虽然对利率等做出了适当的调整，但是对于理财产品业务来说，却不能构成有效地影响。与基金等理财产品相比，票据业务也对货币供给结构造成一定的影响。这是由于与票据业务相关的保证金存款同样不能计入存款准备金，这样以存款为主要业务的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的基数就会受到影响而改变，通常会降低。票据业务拓宽了金融企业获取资金的途径，一方面维持了其经营，另一方面也使其对再贴现的相关业务依赖性降低，市场公开化程度明显得到提高，促进了货币政策传导。

3．金融创新给传导机制带来的负面影响与传统的金融市场相比，金融创新增加了金融市场的复杂性，改变了资金流通结构，也增大了其流通速度，但是这样也给货币当局的调控带来了影响，使其无法进行正确的决策，无法实现对其变化的正确把握。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使银行系统创新产品同质化，传统的银行利率和货币政策无法对其进行合理的控制，不稳定因素增多。这样货币的传导时间就无法确定，甚至形成时滞。

四．关于降低我国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的几点思考

金融创新是金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我国的金融创新处在初级阶段，创新动机不明确，创新手段较单一，使企业的经济效益无法提高。这与金融机构的制度不健全，金融市场发展不稳定等有很大的关系，同时，大量的国外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给国内金融机构创新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了减小其对货币传导的影响，促进我国的金融创新，政府应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规范金融市场的相关制度，扩大金融产品创新范围的同时要严格控制产品或工具的质量。同时，应逐渐完善准备金制度，实现公开化的货币流通政策以提高央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力度。提高金融创新技术，这要求以央行为核心的政府金融部门时刻关注金融产品创新过程及其变化，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建立合理规范化的金融创新制度，促进货币政策传导。

五．总结

政策金融范文篇7

一、国外财政对农村金融扶植政策的借鉴

(一)各国把合作金融作为农业金融制度的基础

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合作经济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工商户及中小企业发展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合作金融的参加者多是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和贫困阶层，是市场竞争中的弱者。美国、日本、德国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明确信用社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法人，免征税收。

信贷决策以基层信用社为主，资金清算以上层信用社为主。最基层的信用社是信贷决策的主体，上一层次的合作银行或联合社不进行干预，中央合作银行或中间层次的合作银行则发挥“信用社的信用社”作用，为基层信用社提供资金清算和融资服务，主要是解决“小”信用社普遍面临的两大问题：一是单个信用社法人主体没有像大商业银行一样庞大的分支机构，缺乏自己的结算网络，业务受到限制；二是单个信用社规模小，如果备付金过多，影响信用社的盈利水平；备付金过少，容易发生资金流动性不足问题。这样，基层信用社和上一层次的信用社就形成了有效的业务合作关系。

(二)财政扶植农村金融进而间接补偿农业成为重要通道

各国政府制定了一整套扶持农村经济、发展农村金融的政策和措施。由于财政的力量是有限的，各国政府制定农业金融法规，建立农村金融制度，对公营的农村金融机构进行直接管理和监督，并通过他们贯彻农村金融政策。同时，为了保障农业信贷资金的投入，许多国家都建立了比较发达的农村金融体系，除了政府的银行，也有私人银行、农村信贷协会和农村信用合作社，还有非正式金融组织。政府通过税收、补贴、担雹基金、信贷政策和利率等手段进行调控，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农业信贷的资金总量，支持农业开发项目和农业现代化。

各国政府通过对农村金融的支持，其目的是以农村金融为渠道，把财政的补偿输导给农村经济。通常采取的方法有税收优惠、利差补贴、提供低息和无息贷款资金、提供担保等等。例如，财政贴息后，银行执行低利率的政策，目的是降低农业发展的融资成本。那些坚持合作金融组织基本特点和性质的国家仍然维持了对合作金融组织的优惠扶持政策。为了吸引金融机构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各国政府还对那些向农民提供优惠贷款服务的银行直接给予财政资助和补贴，并随着贷款的增加，补贴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1．美国信用社享受免征联邦收入所得税的待遇

美国只有3％的农业人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是与其高度发达的农村金融制度分不开的。美国拥有强大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也是政府对农业保护度极强的国家，粮食生产过剩在美国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问题，为了保护国内的粮食生产能力和粮农利益，美国政府一方面在粮食压库和销路不畅时，就组织农民休耕和粮食出口，由政府出资补贴农民的损失；另一方面通过健全的金融制度对农业进行间接补贴。

美国的信用社是发放个人贷款，向社员特别是同一个公司的雇员提供消费信贷的非盈利性组织。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法规放宽，允许信用社提供类似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一样的金融服务。联邦注册的信用社能够发放信用卡和住房抵押信贷。许多信用社也提供生息的结算账户(ShareDraftAccount)。信用社免除联邦和州的税收，能够高于市场利率吸收存款，并低于市场利率发放贷款。1984年对信用社会员资格的管理放松了，允许吸纳新的会员，并通过缴纳股金增加信用社的营运资金。目前美国拥有信用社11000多个，有社员7600多万人，约占美国人口的1／3。自愿入社的人只要填一份表格，交5美元股金，即可成为信用社的社员，享有存贷款、获利分红和选举的权利。

美国合作金融的核心是把非盈利性作为其发展的基本宗旨，其主要目的为通过传授金融知识，帮助无力获得商业银行的正规金融服务的工薪阶层和低收入家庭培育良好的金融意识和理财能力，提高生活水平，促进社区合作和经济发展。美国的第一家信用社是1909年成立的圣玛丽教区居民信用社。由于当时正规的商业银行既不愿意接受小额存款，又不愿意发放小额贷款，这些“小存款人和小借款人”就自发地联合起来，以互助合作精神为宗旨，吸纳社员的存款，服务对象主要是工薪阶层和低收入家庭，为这部分特殊群体提供小额消费性贷款。美国信用社对社员有一个基本要求——共同联合要求，规定信用社必须建立在某种共同联合关系的基础上，例如，同属一个雇主，同属一个组织，同属一个社区。美国信用社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为社员提供各种便捷廉价的服务，这些服务是其他商业银行所不愿或无法提供的，目的是互助合作，改善社员生活，促进社区发展。关于是否保留信用社特点的问题，在美国有很大争议。1998年4月美国众议院以411比8票通过HRll51法案，允许信用社接收新会员，维护信用社的合作性质和会员扩展计划。

美国信用社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建立起一套较完整的法规体系。最主要的法律是1934年通过的《联邦信用社法案》，法律规定了联邦信用社管理局的职能与作用、信用社股份保险以及中央流动性安排等具体内容，信用社管理局1998年修订的《准则与规章》对信用社的具体运作做了十分详尽的规定。1937年美国国会决定信用社享受免征联邦收入所得税的待遇，并在《联邦信用社法案》中作了明确规定。后来当此项政策受到银行业的普遍反对时，国会多次审查信用社的免税资格，以“信用社是一个非盈利性的合作互助组织，其收入均用于帮助社员提高生活水平和促进社区的协调与发展，因此它的收入不构成利润”为由，也就可以免征联邦收入所得税。美国信用社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其社员的储蓄性股份，作为一种长期负债，所有者权益由储备、公积金和未分配的盈余这三部分组成，不包括储蓄性股份。社员存放在信用社的资金在名义上仍被称为“股份”，所以社员来自股份的收益也就称为“红利”，而不是“利息”，从而得以免征个人利息所得税。这两大免税特点使信用社迅速成为最受欢迎的金融机构，而社员规模的不断庞大又进一步增强了信用社的政治影响力，使信用社在与商业银行关于税收待遇的长期斗争中，能避免储蓄与贷款协会及储蓄银行的结局，而始终保持着它的税收优惠。

2．法国通过贴息贷款扶植农业

法国对符合政府政策要求及国家发展规划的贷款项目，都实行低息优惠政策。向农业经营者直接发放贴息贷款，鼓励农业经营者积极向农业投资，而优惠贷款利息与金融市场利率差额部分由政府补贴。农业信贷互助银行是法国惟一一家享受政府贴息的银行。贴息资金，一直固定由农业部从政府拨给的农业年度预算中统一支付给农业信贷互助银行。贴息贷款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借款者的利息负担，很受农业经营者的欢迎。此外，也增强了农业信贷互助银行的竞争能力，扩大了信贷业务，提高了收益。贴息贷款，在期限上只限于中、长期贷款，在放款用途上，主要用于生产开支和生产设备投资，在行业上主要是对各种农业合作组织、农村市镇小手工业等放款及住房放款。贴息放款的用途、期限和数量均由农业部按信贷原则确定，具体放款办法则由银行根据农业部制定的基本原则和该行放款章程确定。每年的放款指标由总行逐级分配给省行及基层行，至于贷给谁、贷多少、贷款期限长短、贴息期限长短、贴息幅度大小，则由经办行自主确定。贴息贷款并非整个贷款期限内享受贴息，而只是在一定贷款期限内享受贴息。比如，购买土地的贴息放款，对年轻农民的贷款期限最长为25年，享受贴息期限10年，对一般农户贷款期限最长为20年，享受贴息期限7年；对扩大经营的农场主贷款期限最长为20年，享受贴息期限只有5年。

二、建立以农信为载体、扶持三农的通道

“金融体制缺乏效率的问题，不可能只由金融机构和金融政策的改善而得到解决。金融体制的改革应与其他非金融政策的改革配套进行。在改革金融制度时如不同时采取正确的国内税收刺激政策和财政政策等，仅仅改革金融制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爱得华·S．肖)扭曲的财政政策将减少社会的金融资产，制造金融业内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建立财政政策补偿金融、金融扶植农村经济的渠道，就是国家把扶植农业经济发展的补贴和保护政策，更多地通过对农村金融的扶植和补贴，改善金融业的融资环境，增强农村金融抵抗风险的能力和信用创造功能，发挥对经济的亲和力和推动力，以及对经济资源的组织和调节能力，并把对金融的补贴，以降低利率、改善贷款条件、增加信贷额度、扩大贷款范围等方式，输导给需要扶植的农村经济部门，达到反哺农村经济的目的。这是一种直接补贴金融，间接补贴农业的方式。

(一)补偿金融优化财政补农政策效果

财政政策给予金融机构的补偿，同样的财政资金，效用是不同的。财政补偿银行，银行支持经济的方式，其目的是财政能够利用较少的补贴支出推动数倍的农业贷款的投入。下面举两个例子：

一种是财政直接投资与间接补偿的效用比较。例如，有5个农业项目，需要投资的资金总额都是100万元，共需500万元。由于项目的投资周期长，前期的现金流量不足以偿还贷款利息(但项目完成后可收回本金)，商业银行因现金流量不足“不情愿”贷款。假如财政资金只有100万元，由财政单独用于直接投资，只能投资其中一个项目。现在财政用100万元分别对5个农业项目进行贴息，则商业银行看到收回利息和本金有了保障，愿意给这5个农业项目分别贷款100万元，那么5个项目共500万元的筹资完成了。

另一种是对金融机构补贴的效果。假设某县有10家农村信用社，其中5家亏损，原因是存款都只有800万元，均达不到盈亏点最低存款1000万元的限额。在无人弥补亏损的情况下，只有把5家农村信用社全部撤销，以降低金融风险，则该县农村信用社可能减少存款4000万元。现在通过减免农村信用社税收措施，使农村信用社经营成本下降，盈亏点降到了存款800万元的水平，这5家农村信用社能够盈亏持平了，可以继续营业。那么该县就有了这4000万元的信贷资金，用于支持经济发展。

以上举例省略了其他因素的干扰，但可以说明利息补贴有利于增加金融机构的信贷意愿、改善贷款条件，从而增加信贷资金供给；减免税收，有利于降低银行营业费用、扶植偏远和落后地区金融机构的发展，也能够起到增加信贷资金供给的效果。

(二)财政多渠道支持金融实现对弱势农业的扶植

笔者认为目前主要可以采取以下财政对金融的补偿渠道，以恢复和提高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功能，并增强对农村经济的贷款意愿。

1．适当的税收补贴

1996年8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城乡信用社财务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把城乡信用社当作城镇集体企业来对待，征收所得税、营业税和其他各种税赋的规定对农村信用社是不公平的，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公益法人与非公益法人不分的继续，是把合作制等同于集体制错误观念的继续。应该借鉴国外发展合作金融的成功经验，对合作金融必须明确其为公益法人，非纳税团体，免征税赋。可行的方式有：(1)给予支农贷款税收政策优惠，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牺牲的利润和承担的风险进行合理补偿；(2)根据农村信用社是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合作金融组织的特点，加之其服务的对象与部门本身需要政策补贴，信用社应当免除营业税，减免或降低所得税税率，或返还所得税；(3)农村信用社存款作为社员存款，视同股金，免缴利息税，减少农民的税收负担，增强信用社的竞争力。

2．合理的收入补偿

目前农业投入机制的致命弱点之一是缺乏投入补偿机制，通常是投入高、产出低，这与农业的高风险、低收益的产业特征密切相关。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业经济的市场化程度都较低，农业的自我积累功能低下，积累效益差，造成投入的资金不能较快地形成投资收益，投资主体投入的积极性遭到打击。由于投入补偿机制缺乏，尽管有政策约束，也容易造成资金对农业的假投入，虽然统计在农贷科目中，实际上投入到其他方面。因此，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和制度，维护农村资金的完整性，调动投资主体的积极性，保证农业投资的连续性、有效性，降低投资的风险，使有些项目投资的回报率能够基本达到全社会平均利润率水平，吸引商业银行直接投资。(1)建立农业贷款的保障机制，例如，建立农业贷款担保基金、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2)建立向农业倾斜的信贷激励机制，主要是国家对积极支持农业发展而使经济效益受到影响的农业金融部门给予必要的奖励，从利益上鼓励金融部门增加农业信贷投入的有效供给；(3)建立贷款项目的配套机制，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一些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农业项目贷款贴息和资金配套，降低单独由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支持的项目风险；(4)对农村信用社历年垫付的保值补贴利息支出给予补偿；(5)对一些明显带有政策性扶贫功能的贷款，要界定合理的政策性亏损空间，其政策性亏损由财政拨补。对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农民确实需要，又达不到规模效益的经营亏损，可由地方财政弥补；(6)财政补贴除了补贴金融机构外，还要继续运用财政补贴杠杆对农产品市场进行调控和管理，对边远地区、山区等实行特定的补贴政策，改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经营环境。

3．贷款利息补贴和免缴存款利息税

存贷款利率是金融资产的相对价格，政府通过干预利率的结构，把它作为征税和作为补贴的一种途径。如存款利率的补贴，在金融机构储蓄短缺的情况下，对储蓄补贴有利于增加储蓄总量，“使储蓄可以从现金窖藏中提取出来”(爱得华·S·肖)；存款利息税的免税；对贷款利率的补贴等等。这样，利率由金融手段转变为财政金融综合手段。

商业银行支农贷款的利率安排比法定利率低一些；农村信用社可对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项目，降低贷款利率上浮的幅度，以降低融资成本，达到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民减负的目的。给予信用社财政政策优惠的目的，不是提高信用社的利润率，而是通过降低融资费用，从而降低贷款利率水平，反哺农村经济，发挥政策的杠杆效应。

存款利息税是利用利率环节征税的一种形式。我国征收存款利息税，在农村刺激消费的正效应不够明显，反而带来抑制农村经济的负效应。由于农民对金融工具的选择就是存款和现金，其他方面的投资农民得不到，征收利息税不会发生投资的转移，等于增加了财政预算收入，减少了农民的现金收入，同时抵消了贷款利率补贴的作用。免缴利息税可减轻农民的负担，同时也可以作为扶植农村信用社的措施。巩义、新密农村信用社化解风险过程中采取了利息税由当地政府代缴的办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4．剥离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

下决心解决农村信用社由于体制、历史等因素形成的当前信用社存在的大量不良资产问题，补偿其为农村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鉴于财政有困难，可首先解决有支付风险的信用社。第一步，农村信用社在账务方面把与农行分家前(含展期)形成的不良资产进行剥离。第二步，由省一级政府成立地方性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农村信用社剥离的不良资产。其中，财政部门收购资金的来源：一是把从金融机构取得的税收，返还给农村信用社，作为收购资金的一部分；二是从财政支出中切出一块专项资金；三是经中央政府批准发行地方财政债券；四是直接向中央财政借款。第三步，把不良资产的清理责任按属地划分落实给各级政府，清理收回的现金作为当地农业贷款的担保基金。

5．建立信贷担保基金

地方政府牵头，在县(市)和乡(镇)一级，由地方财政拿出一部分资金成立信贷担保基金，其余可在当地企业中募集，作为以工补农的渠道。盈利的信用社可把部分盈利用于认购担保基金。担保难问题也是农民贷款难的主要问题之一。通过贷款担保基金，解决农民贷款条件不足的问题。

通过金融渠道，把对金融的补偿转变为以间接补偿方式为主的对农业的补偿，由经济主体对国家政策的被动依赖，转变为市场主体能够清醒地判断和把握市场规律，自主做出经营决策，主动进行投资选择，这是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政研室赴美农业考察组．美国的农场主合作社[J]．中国农村经济，1998,(12)．

[2]张贵乐．合作金融论[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6)．

[3]谢安等．德、美、日三国农村信用合作制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0,(4)．

政策金融范文篇8

[论文摘要]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其影响不仅仅局限于金融业和集体经济，还对人们的理论体系产生冲击，使自由主义政策受到挑战。金融危机的产生主要由次级贷款业务的扩张和美国房价下跌的现实引起，但从制度上来说，根本原因在于金融衍生品的本质特征和衍生金融市场缺乏监管导致的投机泛滥。无论是当前的救市政策，还是未来的风险防范，政府干预都将是必然选择。

2008年9月集中爆发了被称为“华尔街风暴”的金融危机，其影响之大、范围之广，使得人们将之与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

9月7日，曾占据美国房贷市场半壁江山的房利美和房地美被美国政府接管；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第三大投行美林被美国银行收购；9月21日，美国第一大投行高盛和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加上今年3月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至此，美国前五大投行已“全军覆没”。其它的金融巨头也未能幸免：9月16日，世界最大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告急；9月25日，美国最大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被美国联邦监管机构接管；9月29日，美联银行被花旗银行收购……金融机构纷纷倒闭不仅意味着“华尔街模式”的覆灭，而且引发了人们对于金融市场的深刻反思。

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10月23日表示，信贷危机“与我所能想象的任何情形相比，涉及面都要大得多”。在回答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沃克斯曼(HenryWaxman)的问题时，美联储前主席表示，他从自己的思路中“发现了一个缺陷”。格林斯潘说：“当时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假定各机构(具体来讲就是银行和其它企业)的自我利益决定了，它们是保护自己股东利益的最佳方面。”[1]

格林斯潘曾经是神话般的人物，他1987年8月开始担任美联储主席，并且史无前例的四次连任，历经四位总统。他导引下的美国经济经历过两次衰退、一次股市泡沫和一次历史上最长的增长期，在克林顿时代创造出了“零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奇迹。美国媒体曾经毫不掩饰的宣称：“谁当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艾伦当联储主席就行。”

由于格林斯潘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力，人们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清算”到他头上也不奇怪，那么格林斯潘错在何处？他的错误对今天的危机应当负多大的责任？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理解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投机与扩张--华尔街模式的本质

长久以来，以大摩和高盛为代表的一批从事证券买卖、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同时比从事储蓄和贷款业务的传统银行受到更少监管的独立投行，一直是华尔街的“形象代言人”。他们以少量资金投入，通过杠杆作用，对各种衍生证券进行炒作，以小博大，极短时间内实现牟取暴利。在这样的模式下，风险也随着一次次交易进行而累计、扩大，最终爆发出来。

金融衍生产品主要的积极作用是“对冲”投资损失，或者说规避风险，但并不是消除风险，只不过把一部分人的风险转移到另一部分人头上。比如商业银行为居民提供住房贷款，就面临着居民违约的风险；为了转移风险，商业银行将这些贷款合同卖给房地美、房利美和投资银行等机构；投资银行当然不能成为最终的风险承担者，它一方面将贷款处理成债务抵押债券CDO（CollateralizedDebtObligation），卖给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对冲基金等在内的全球投资者，让债券持有者来分担房贷的风险；另一方面，投行创造出“信用违约保险”CDS（CreditDefaultSwap），让保险公司如AIG等为这种次债提供担保。

金融衍生产品的另一个作用是投机和套利，炒家除了会投机升跌，还会投机波幅。在1995年时，衍生金融工具投机得到臭名远播。尼克·李森，巴林银行的一名交易员，造成13亿美元的损失，导致这家有数百年历史的金融机构破产。

“次级抵押贷款”是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无法还贷的风险很高。随着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次贷购房者的还贷负担不断加重，同时美国房价下跌，使次贷购房者难以通过出售或抵押住房来获得融资，这样，越来越多的次贷购房者无力还贷。于是，房贷机构（商业银行）形成了大量的次贷坏账；“两房”、投资银行、全球各类投资者手中的大批次债由于失去偿付来源而大幅贬值，金融危机从此汹涌袭来。

“把钱借给能还钱的人。”是人类第一间银行大门柱上刻的唯一一句话。可是今天这些世界顶尖的银行家们竟集体把钱借给低收入者，投资银行给把贷款做成债券并且给予很高的等级，保险公司甚至为这种债券担保，为什么？

追逐利益固然是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则可以用心理学的一个规律解释：群体在做同一件事情时，个体容易丧失自我。于是人们相信：只要美国地位不变，全世界的人就都想去美国定居，美国的土地有限，那么房子价格总是要上升的，只要住房还在，我的贷款就不会收不回来。

次贷危机之所以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金融衍生市场的高杠杆性。衍生产品的交易采用保证金制度(margin)，即交易所需的最低资金只需满足基础资产价值的某个百分比。以雷曼兄弟为例，从2004年到2007年，雷曼炒作的资产负债表高达3000亿美元，主要是通过购买住宅和商业房地产贷款证券作支撑的后盾。而同一期间，雷曼只增加了60亿美元的股本--相对3000亿，可说微乎其微。所以，雷曼的资产从极高位的24倍资本，增加到了更高位的31倍。反过来，如果投资总价值下降3%，那股东的权益便完全被销除一空。[2]

二、新自由主义--格林斯潘拒绝监管衍生金融市场

既然认识到了衍生金融市场本身的高风险，以及银行家及投资精英可能利用专业知识和影响对其他投资者作出不当引导，那么首先想到遏制危机的重要办法就是加强市场监管。然而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强调减少政府对金融、劳动力市场的干预，从而埋下了危机的祸根。

20世纪90年代，有些人声称，衍生品市场已变得如此庞大，并且难以理解。为了金融系统的整体安全，他们要求联邦政府介入，加强衍生品监管。无论是会见政府官员、出席国会听证会，还是在听众云集的场合发表演讲，格林斯潘一直坚决反对限制衍生品交易。他希望这一问题由华尔街自行解决。[3]格林斯潘一方面信奉市场的力量，相信华尔街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行为是可靠的，因为他们都应该是自己机构利益的最佳代表；另一方面，他认为与个人私利相比，政府的干预会是“邪恶的”。1998年，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因衍生品投资而陷入破产境地，引起一场金融风暴。但在格林斯潘施压下，美国国会仍然宣布冻结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6个月监管权力。

格林斯潘对华尔街的信任并非毫无理由--经济学基本假设之一就是“理性人”：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知道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不利的，并且总是趋利避害。所以华尔街精英们应该珍惜自己的声誉，把握好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然而，他低估了市场扩张的力量，一个人冒险固然不是明智之举，拉上其他人一起“摊薄”风险之后，人们的行为就要大胆得多。正是有投行的分析、金融创新作为支撑，商业银行才一再扩大次贷业务；而投行有了保险公司、商业银行以及其他投资者作为客户，金融创新之举也越来越多。当经济不再增长，资金链断裂，自然是一损俱损。

在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的政策下，政府放弃了对市场的有效监管，金融市场的高风险性也无法得到有效控制。高度自由最终导致金融风险爆发，对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三、政策导向的变化--金融危机的影响

金融危机的影响不仅仅是大量金融机构的倒闭、危及实体经济，还将改变经济政策导向。从格林斯潘“认错”来看，金融危机将促使人们重视金融监管，背离自由导向的市场原则。

自现代经济学产生的三百年间，西方国家一直强调自由市场的力量，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曾频频指责其他国家比如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市场的优点非常明显，能够促进效率，而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以自我为中心的盲目扩张容易导致危机。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是一例，这次金融危机也是。

理论在现实面前总是虚弱的，尽管美国一再推销“让金融体系自己寻找平衡点”的自由主义金融政策，但是自由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拉美债务危机；美国储蓄和贷款危机；斯堪的纳维亚银行业危机；美国房地产危机；日本房地产泡沫和随后的金融危机；墨西哥龙舌兰危机；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CapitalManagement)破产；“网络泡沫”；以及现在的“次贷危机”。金融自由化的好处明显：让很多人变得格外富有，但坏处也是明显的：危机频繁并且代价高昂。

于是在金融危机面前，白宫毫不犹豫的举起了干预大旗：10月14日，美国政府宣布向银行注资2500亿美元，同时为银行新债提供担保；10月21日，美联储表示，将动用多至5400亿美元，用于向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购买短期债务，以扶持美国金融体系的一大关键支柱；推行从陷于困境的金融企业买入问题资产的7000亿美元计划；[4]等等。

美国政府这次市场干预的政策力度堪称历史之最，对我们也有重要启示。首先，市场自由是相对的，比信奉自由主义更重要的是把握好国家在经济中的职责，那就是维持经济稳定，尤其注重行业监管的力度，预防危机的发生--多数人相信，如果美国政府重视金融市场的风险，对金融衍生品加以管制，那么次贷危机不会扩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第二，金融危机的关键是如何恢复信用，政府注资私人银行最主要的作用不在于提供资金，而在于给出一个信号：政府将对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美元本位制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的困扰乃至灾难的风险急剧增加，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传递效应，这已是关系到我国金融战略和中国整体发展战略的问题。尤其是我国正处于金融市场改革的重要时期，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制订政策、如何对待衍生金融市场，都需要更加谨慎的考虑。

参考文献

[1]引自《格林斯潘“认错”》，FT中文网，2008-10-24

[2]引自《希望，华尔街模式的消失》，扬子正如

政策金融范文篇9

关键词：金融发展；金融功能；政策性金融；改革和定位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初，基于功能观点(functionalperspective)的视角分析金融体系和金融中介，是相对于传统的机构观点(institutionalperspective)的金融分析范式的重大转换。传统的机构观点将现存的机构和组织结构作为既定的前提，金融体系的调整与改革一般是在这个既定的前提下进行；功能观点则认为，在长期内，金融中介机构所履行的功能，远比它们在某个具体的经济中采取的形式和开展的业务要稳定得多，而且机构形式的变迁将最终由它们所履行的功能决定。因此应该把金融中介研究的视角定位在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上，然后根据不同的经济金融功能，建立能最好地实现这些功能效应的机构与组织。作为总体金融功能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政策性金融功能，不仅是政策性金融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的一个基础性课题，而且在当前我国政策性银行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从功能观视角研究政策性金融，能够科学而正确地认识政策性金融，从根本上澄清对政策性金融的误解、错解乃至曲解，也有助于决策层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政策性银行改革方案。

在政策性金融功能的研究方面，白钦先、曲昭光(1993)早期对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的分析，实际上是对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初步研究。白钦先(1998)将政策性金融功能概括为直接扶植与强力推进功能、逆向性选择功能、倡导与诱导性功能、虹吸与扩张性功能、补充与辅助性功能、服务与协调功能。谭庆华(2005)认为，政策性金融具有中介功能、服务功能(基础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核心功能)，在扩展功能上侧重于经济调节功能，在衍生功能上侧重于宏观调节功能。国外对政策性金融功能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小椋·吉野等(1984)认为政策性金融的主要功能是结构调整功能；日向野(1986)在国内最早提出政策性金融的诱导(功能)效应。此外，W．G．谢波德(W．G．Shephard,1975)从产业组织论的角度分析了在金融业寡占的情况下，设立与民间金融机构相竞争的政策性银行可以提高金融业的整体效率。井手和林(1992)则通过建立同为金融中介组织的政府金融机构与民间银行之间的竞争模型证明，在存在斯塔克尔伯格(Stackelberg)竞争均衡的情况下，经营方针与商业性银行不同的政府金融机构，作为领导方，引导民间金融机构行动，能促进社会福利的增加。

二、基于市场原则的政策性金融特有功能观内容及效用

基于市场原则或市场经济金融体制下的政策性金融功能观，是在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功能和金融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以政策性金融的首倡诱导与虹吸扩张性功能为主导，包括基本功能、核心功能和衍生功能不同分类在内的政策性金融特有功能观。

(一)基本功能。是指各种专业性政策性金融组织形式所共有的、且不同于商业性金融功能的特有的基础性或一般性功能，包括：

1．政策性导向与扶持功能。这是政策性金融首要的、最基本的因而也最能体现其本性的功能，即政策性金融执行政府不同时期的经济产业政策、宏观调控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社会稳定政策，对强位弱势特殊群体和地区、领域等所义不容辞地承担的信用引导和扶助支持的责任和义务。例如，欠发达地区以及农业和中小企业等强位弱势产业和群体，由于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和收益不确定性，商业性金融至少不愿先期主动涉足其中，而政策性金融的政策性导向与扶持功能，则要求利用专门的政策性金融组织来承担这一特殊的历史使命。

2．补充与辅助性功能。即政策性金融的存在和发展，只是对商业性金融的诱导补充和对融资对象在不易从商业银行融资时的扶持辅助，而非完全替代、包揽一切金融活动和业务，并从信贷额度、期限、风险、信用、收益等方面，起到补充与完善以商业性金融为主体的金融体系的整体功能。

3．有限金融性功能。政策性金融也是一种金融制度安排，具有信用性、有偿性和一定盈利性的基本要求，以提高稀缺而有限的政策性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否则，既有悖于其金融的一般属性、进而无异于财政融资职能，也难以保证这种制度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同时，政策性金融的金融属性又完全不同于商业性金融的金融属性，而是一种对金融业务行为有所限制与约束的金融属性，如不能只追逐利润最大化，不能主动竞争抢客户而有损于商业性金融的利益，因而是一种非主动竞争性的自然盈利，否则就无异于商业性金融，也没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二)核心功能。核心性功能体现了维护市场机制的基本原则和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既是政策性金融总体功能的基础和主体，也是处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之间业务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而，核心性功能也可以说是政策性金融机构开展所有具体业务的导向性功能。核心性功能主要包括倡导和诱导基础上的虹吸扩张性功能，逆向选择与择机而退性功能。

1．逆向选择与择机而退性功能。只有在商业性金融依市场机制不予选择或滞后选择或无力选择的融资领域、行业或部门，方能真正显现政策性金融的价值所在和逆向性选择的客观必要性。在这里，政策性金融的市场逆向性选择是结果，商业性金融依市场机制的正向性选择是前提，并且是一个不断变化和调整的动态性过程。在市场逆向性选择的项目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和具备自我发展的能力后，政策性金融就要在适当时机并通过一定的方式，如资产转让、减少或停止继续投入等，尽快退出这一融资领域并转而扶持其他行业，以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和市场性融资的主导作用，否则，就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规则和政策性金融制度设计的初衷及其本质要求。

2．首倡诱导与虹吸扩张性功能，或者说是首倡诱导基础上的虹吸与扩张性功能，简称诱导性功能。即政策性金融机构通过其特别拥有的信息优势、政策优势等有利条件，不断率先开创性发掘和引领新的投资机会和项目，并以较少的政策性资金直接作倡导性投资，然后在此基础上以小搏大，引致更多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免费乘车地跟随投资，从而间接地虹吸和引发更多的民间商业性资金的功能。一旦商业性金融对某一产业和项目的投资热情高涨起来，政策性金融机构再转移投资方向，并开始新的另一轮循环。这就形成一种政策性金融对商业性金融投资取向的首倡诱导与虹吸扩张机制。由此也可看出，政策性金融作为商业性金融项目资源、风险收益的“勘探”先锋，对于有效开发利用所有的(包括现实的和潜在的)金融资源，补充完善金融整体功能机制具有很大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作用。

(三)衍生功能。即针对不同政策性金融组织形式并由政策性金融基本功能派生而出的具体功能，主要包括开发性政策性金融功能、农业政策性金融功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功能等。

1．开发性政策性金融功能。即对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等投资量大、融资期限长、风险性高、收益不确定的产业项目，所从事的开创与发掘性投资和直接的强力推进功能，以及对贫穷落后地区的区域经济梯度整合的功能。

2．农业政策性金融功能。即对农业生产的直接扶植、对农产品价格支持的功能。前者是通过发放大量的低息贷款和财政扶持的农业生产保险及其相应的专业性辅助和服务，增强农业发展后劲，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分散和化解农业巨灾风险，提高农业的综合竞争力；后者是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通过发放大量的低息贷款，支持农产品收购和储备，以平衡农产品市场供求，稳定市场价格，防止“谷贱伤农”，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3．进出口政策性金融功能。即为了促进本国的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和实现对外经济金融战略和政治与外交战略目标，维护国家资源安全、经济金融安全和提高国家国际竞争力，所从事的进出口信贷、出口信用保险和对外援助的功能。

此外，在政策性金融衍生功能中，还包括社会保障保险功能、民族金融功能、就业金融功能、住房金融功能、军事金融功能(如战时融资、随军银行、军人保险)等等。

据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有商业性金融，就会相伴而生政策性金融，尽管有些政策性金融业务也可以由商业性金融机构兼营和，但基于政策性金融功能观并已由实践所证明，成立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专营政策性业务，并由其组织和委托商业性金融机构其部分政策性业务，效果会更直接、更明显、更有效。在这方面，国际领域最大的政策性银行即世界银行曾一度认为，基础设施建设应当更多利用私人资本，私人部门投资将在基础设施领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从自身战略上逐渐忽视公共部门投资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作用。然而，超乎世行意料的是，由于市场风险和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周期较长的特点等因素，私人部门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积极性大大低于预期，投资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目前，国内外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所出现的业务摩擦和竞争，只是在于二者的关系没有协调理顺，但不能由此而否定政策性金融的独特功能和作用及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所以，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共生共存，不仅是一个经济金融规律，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规律；不仅有其一般的经济理论基础，而且金融功能观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佐证视角。

根据政策性金融的特有功能，在建立健全市场经济金融体制和大力发展市场经济金融的历史进程中，自始至终都不能否定乃至取消政策性金融；在与商业性金融共生并存的相互协调发展中，政策性金融可以针对商业性金融功能实现的状况和程度，围绕自身特有的功能要求来建立相应的政策性金融组织制度结构(包括机构类型、法律法规等)，开展具体的金融业务。因此，政策性金融的业务行为不能有悖于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要求，即使在开发不发达地区和某些特殊产业政策领域和项目，在商业性金融不予选择或滞后选择而需要政策性金融开始唱主角时，也要尽可能地注重发挥政策性金融对商业性金融的首倡诱导与虹吸扩张性功能。

三、诱导性功能是政策性金融的主导性核心功能

政策性金融的首倡诱导与虹吸扩张性功能即诱导性功能，更能体现政策性金融制度的精髓所在，也更为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基本要求，因而是政策性金融诸多特殊功能中最基本、最核心、最重要的主导性功能，也是协调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互关系的基石和主导性功能。这是因为，一方面，受政府财力资源的限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本和资金规模相对于商业性金融机构而言极为有限，而超过其现有实力的对政策性金融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如超贷和资产超量扩张，不仅会影响或限制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资金配置总量，而且会造成政策性金融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而利用其自身优势先期优选政府支持的产业项目并投入少量资金以小搏大，可以虹吸更多的商业性或民间社会资金积极参与政策性投融资领域；另一方面，现代经济金融是以商业性金融为主要载体的市场经济金融体制，强调诱导性功能，可以充分调动和激励商业性金融的融资积极性，扩大其融资规模，增加其盈利机会，降低政策性金融对金融市场的过度介入和不必要的、过多的政府干预，因而诱导性功能更为符合和顺应现代经济金融制度的趋势要求，也深受商业性金融的拥护和支持，便于协调二者的关系。同时，由于政策性金融机构一般在信息生产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对于政策信息往往处于垄断地位，能够利用信息生产优势，筛选优良企业，审查企业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和经营管理是否稳健，并实施贷后管理，因而其信息溢出效应和信贷决策活动提高了企业在融资市场上的声誉，对于商业性金融机构也具有诱导效应，使商业性金融机构能够利用政策性金融机构审查能力(即信息生产能力)强的信息，免费乘车，参与融资，从而有利于降低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平均水平。

在政策性金融诱导性功能方面，国内外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也都有一些成功的实践。据日本《经济白皮书》披露的情况，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开发银行向基干产业贷款时，已普遍实行先导性协调融资方式，出现了城市银行追随政府开发银行向特定企业贷款的情况，两者所提供的融资大体保持1：1的比例。进入60年代后，日本开发银行进一步改变了其量的直接补充方式，将重点放在质的提高方面，其贷款在整个金融机构融资中比重有所降低，主要是发挥着以小搏大的倡导与诱导性功能，其诱导功能的作用更显突出。有些日本企业之所以自豪地在本公司文件袋上印上“日本开发银行客户”字样，无非是借以宣示本身的实力和信赖性，期待获得更多民间贷款的广告效果。在日本2000年中小企业得到的307万亿日元贷款中，政策性金融机构只占9．5％，商业性金融机构占90．5％。主要是以政策性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的融资和提供信用保证，来带动商业银行贷款，使其愿意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目前，约三分之一的中小企业利用这一制度从金融机构取得了’信贷资金。

在我国，国家开发银行对三峡工程的金融支持，也是一个发挥政策性金融诱导性功能的典型案例：三峡工程在1994年建设的初期急需资金，却得不到商业银行贷款。当时，刚刚成立的开发银行履行政策性银行的职责，通过合理的测算和安排，决定向三峡工程提供每年30亿元、总额为300亿元的贷款，确保了工程的顺利启动和建设。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开行与各方面共同积极推进治理结构、法人、现金流和信用建设，以自身业绩和信用，提供包括承销三峡债券在内的多种金融服务，促进工程建设和企业发展。1997年，大江截流，三峡工程进入二期建设，三峡总公司也具备条件到债券市场直接融资，此后商业银行纷纷介入，三峡工程多渠道融资方案得以实现。三峡总公司负责人在回顾这段历程时还不禁感慨：当初如果没有开行提供巨额资金鼎力支持，三峡工程多渠道融资就不可能打开局面。

为了进一步量化政策性金融的诱导性功能，我国的学者白钦先教授等(2002)还借鉴宏观经济学中财政投资乘数原理，提出了诱导乘数计算公式，即根据政策性资金额倡导商业性金融投资额的数量比计算出倡导与诱导的倍数。这个诱导乘数的大小直接反映了政策性金融对商业性金融诱导能力的大小。假设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了Q数量的先行投资(或其他形式的资金安排)，然后带动了数量为M的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资金，诱导乘数为R，则诱导乘数的计算公式为：R=M／Q。

例如，非洲进出口银行就曾计算过其资金的诱导乘数。在2000年非洲银行进出易金额19．67亿美元中，非洲进出口银行仅仅提供了1．81亿美元的资金，占8％左右。该银行的测算结果显示，非洲进出口银行每提供1美元的资金就可以吸引10．9美元的国际性资金，所以其诱导乘数为10．9，而在1999年．其诱导乘数为8．7，这说明其诱导国际性资金的功能在增强，也说明其杠杆作用增强。

四、功能、职能与我国政策性银行的改革发展和定位

对政策性银行的定位，实际上应该是指基于政策性金融功能基础上的机构性质定位和职能定位的有机统一，而非功能定位，主要体现为对不同类型政策性银行的性质、业务职责及其作用范围的界定。其中，性质定位即“定性”表明了银行的政策性金融属性，职能定位是对不同类型政策性银行的业务职责及其作用范围所进行的具体划分和界定。机构定性是职能定位的前提，职能定位是机构性质的具体体现。前者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后者具有动态调整性，即随着不同时期和阶段经济金融运行环境的变化和政府政策的调整，政策性银行的职能定位也需要作相应的局部调整和改变。

目前，对我国三大政策性银行首先进行定位非常重要和迫切，是保证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协调发展的前提条件。作为商业银行的对称和补充，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的职能定位协调问题，首先是在一般意义上，前者在“政策性”(定性)的定义域内从事其金融业务活动，后者是在“商业性”(定性)的定义域内从事金融业务，但是也不排斥而且欢迎后者也兼营一些政策性金融业务，因而二者的职能定位协调，主要是依据专门的立法对政策性银行进行职能定位并在不同时期予以重新调整的问题，以尽量避免其业务行为的越位或缺位或既越位又缺位，达到既能实现政府政策目标、又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原则的目的。由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种类较多，专业性较强，而且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政府的政策目标不同，经济金融运行环境不同，加之商业性金融机构业务的随机渗透性和不断的扩展性，使得对不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不仅有所区别和复杂多样，而且呈现出与时俱进的动态调整性的特征。所以，对政策性银行进行职能定位的总体的、一般的原则，应该是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外贸外交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不断进步的项目领域和欠发达地区提供贷款、保险和担保等政策性金融(保险)业务，而且这些支持的对象必须符合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无力或不愿先期介入和支持的根本条件和先决条件。

国内在政策性银行改革发展问题的研究上，一般可归纳为三种理论观点及政策倾向：第一种是在陈元(2004)提出的开发性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张涛(2005)等人主张三家政策性银行都应当转型为主动竞争性盈利的综合性开发金融机构，并采取“分账管理”模式进行运作。第二种是李扬(2005)等人把开发性金融作为政策性金融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认为政策性金融在短期内不仅不应弱化，还应从国家目标、政府信用、市场运作方面进一步加以发展和寻求创新，并以此作为政策性银行的改革方向。第三种是白钦先、王伟(2004)，曾康霖(2004)，秦池江(2005)等人基于政策性金融理论，认为政策性银行要坚持政策性为主的方向，在实现政策性金融“六大协调均衡”基础上，建立健全政策性银行运作机制，实现政策性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在2006年初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提出了政策性银行“分类指导、‘一行一策”’的改革原则，但目前学术界对于我国政策性银行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总体思路仍未达成共识。

政策金融范文篇10

关键词：金融控制政策；金融发展；经济增长

根据金融发展状况，很多的金融界专家都对其展开了系统的分析和判断，但是在金融控制政策下，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已成为大多数人研究的目标。在金融控制政策与理论充分结合的情况下，让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处在更加合理的范围内，这一课题已成为大多数研究者的研究重心。研究可以给金融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运行空间，还可以避免金融危机出现的层层风险，提高金融体系的防御系统。虽然经济增长可以体现出国家的综合实力，但也是在政策的约束下，没了政策的引导，经济将会全面崩盘，出现负增长的状况。

一、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宏观经济政策将物价的稳定、就业的充分、经济增长、国际收入与支出的平衡作为主要目标，但实际证明，实现这几个目标非常困难，这几个目标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关联与互相排斥的。通货膨胀率决定着物价的稳定，只有使其处在一个较低的数值，才能确保物价的稳定；充分就业对应失业率，失业率的较低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国家汇率和利率的稳定决定了国际收入与支出的平衡。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物价、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都与本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关联，因此，金融控制政策与其息息相关，也和国家金融发展进程相关联。由于以上几个目标都与经济增长之间既是存在联系又是互相排斥，因此，我们可以得知不同的经济研究学者在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的关系时总是得出不一致结论的原因。研究显示，大多数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都存在着双向关系，少数国家存在单向关系，我国就在其中。此前，即便是采取金融抑制的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不太相同。有些国家能够根据金融发展促进经济的增长，有的国家却做不到。和世界各国之间相比较，金融控制政策是具有强弱之分的；和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相比较，金融控制政策的强度也不尽相同。

二、金融政策下如何促进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

（一）限制资金的流动。金融控制政策可以对金融企业进行政策控制，实现限制金融资金的流动。例如我国的人民银行，通过执行“央行”的职能来控制资金的流动。由于人民银行是发行银行，所以对货币供应量的调节，以及货币币值稳定等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人民银行的特殊性，它将会集中保存各大银行的现金或存款准备金，并发行债务和贷款；此外，人民银行又是人民政府的银行，职务是帮助国家制定与实施货币政策，进行政府债券和筹集资金等工作。为了促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政府以及银行需要共同制定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例如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政府就应该适当的减少税收，增加支出，从而降低失业率；而出现通货膨胀时，政府就应该增加税收，减少整体支出，使通货膨胀不再出现。（二）强化民众对金融的认识。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民众也在逐渐的了解金融。因此，民生金融就成为了金融市场业务领域中的重心，不仅能够通过金融手段给民众带来财富，还可以提高金融经济市场的需求能力。因此，金融市场的完善也促进了民生金融的发展，让民众深入了解了金融的知识。国家为了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合理运用金融控制政策来提高金融业务的能力，引导金融企业对自身的业务方式进行不断的创新，满足民众对金融知识与金融产品的要求。在此过程中，国家首先要做到强化民众对金融知识的理解，这样才能确保民众能够掌握金融投资理财的形式，也能正确看待金融理财风险。另外，金融控制政策能够保障民众的基本利益，帮助民众正视金融，拉近民众与金融之间的联系。金融控制政策的实施，可以促进民众加入金融市场，实现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金融体系的完善。（三）有效的控制市场的环境。科技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增长，金融体系也逐渐全球化，大多数国家的金融市场都在国家化，但由于金融体系的混合，相互之间会造成影响，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各个国家都会制定出相关政策制约金融市场的发展，控制金融市场的环境，引导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达到金融市场的净化。另外，金融控制政策可以提高主体竞争能力，减少金融风险出现，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与顺利发展，从而促进了金融企业在金融市场中的运营。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金融的发展能够带动经济的增长，二者之间的联系反映了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发展程度，金融控制政策下国家的金融体系发展程度决定了经济的增长程度。若是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不够完善，就无法实现经济增长的稳定。因此，为了保障金融市场的健康运行，一定要制定出完善的金融控制政策，只有在金融控制政策的约束下，才能确保经济稳定增长，促进地区经济逐渐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1]王晋斌.金融控制政策下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10):96-105.

[2]严太华,魏荣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控制因果关系研究[J].经济评论,2009(03):5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