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抉择范文10篇

政策抉择范文篇1

美国的次贷“飓风”,引发了国际性金融危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着复杂而严峻的形势。对国内外经济形势作出判断与预测,并在立足国内外实际的基础上作出科学的财政政策决策,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一、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从国际角度看,当前的金融危机对各主要经济体都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冲击。受其影响,世界经济已开始告别“高增长、低通胀、贸易流量大幅增长”的黄金时期,经济增长减速、就业压力加大与贸易保护抬头使世界各国步入“多事之秋”。美国第三季度GDP增长-0.3%,剔除贸易的贡献,内需增长率是-1.43%,个人消费、房地产投资以及企业设备投资等降幅都比较大。与美国相似,欧盟经济前景堪忧,日本经济也是内忧外患,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明显放缓。俄罗斯12月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正式登记的失业人数达130万人,实际失业人数可能高达460万人,而且拖欠工资现象也很严重。综合来看,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以及世界经济难以在短期内扭转结构性失衡,全球经济开始走向衰退,各主要经济体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被大为挤压。客观地讲,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远大于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任何一个开放的经济体都不可能置身其外。

从国内角度看,由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制造业规模巨大但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等,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出口企业困难、制造业产能过剩致使经济发展减速、失业率上升,加之近十年来形成的主要经济增长点(楼市、车市)形势也不容乐观,迫切需要政府与市场积极主动应对,共克时艰。

一个经济体如何以及何时走出危机或困境,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化解危机的“药方”是否“对症”,二是自身“机体”的综合素质。应该说,与十年前相比,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国有银行体系改革取得了历史性进步,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初步建成等,为我们成功应对此次危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我国财政政策决策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财政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政策决策时,应具备国际视野,又要立足于我国实际,兼顾近期与中长期的不同需要,充分发挥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各项调控目标。简言之,此轮积极财政政策决策至少需要考虑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1、美国何时能走出危机

金融危机对美国已不是新鲜事。从1857年至今,美国共经历了32次危机,从土地泡沫到铁路泡沫,从一个新兴产业泡沫到另一个新兴产业泡沫,一个泡沫破灭所带来的创伤总能迅速地由另一个新泡沫的兴起来修复,美国经济从一个失衡走向另一个失衡,开创出一条“创造性毁灭”之路。尽管如此,我们还应看到,美国数十次金融危机纵向联系起来呈现出一个共同的趋势,即经济周期微波化,经济周期波动变得越来越平缓。这主要是因为所得税自动稳定器作用的加强、社会保障功能的发挥、就业结构的高级化、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经济预测能力的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生产的全球化以及成熟的政府政策等因素,使得许多传统的金融和经济风险被淡化与减弱。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整体的资本化、金融化与反危机能力因金融危机而逐步得到增强。基于此,金融危机不可能一直恶化下去,但也很难走出“V”型反转之路,最大的可能是“L”型曲线,底部时间的长短取决于美国寻找到下一个新“泡沫”的时间长短。从美国当前的现实状况来看,房地产市场难以在短期内复苏,新能源、生物产业的鼎盛也尚需时日。这时,比较理性的选择是“以时间换空间”,在趋于狭窄的发展空间中可能发生的国际博弈与全方位竞争势必会愈演愈烈,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外部环境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外部竞争压力也更趋强烈,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2、积极财政政策要有长远打算

1998年2月,针对亚洲金融危机蔓延之势,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直持续到2004年,我国经济才开始进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7年间,除减税、收入分配、非税收入等政策调控以外,中央财政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安排国债项目资金8643亿元,拉动银行贷款和各方面配套资金等逾2万亿元。主要投向农林水利和生态建设、交通通信、城市、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农网改造,以及教育、文化、卫生、旅游等基础设施建设,较好地兼顾了城乡、区域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比较妥当地处理了短期困难与中长期发展之间的关系。当前,我们面临的考验比上一轮金融危机更严重,出口、消费与企业投资都受到明显削弱,培育与发展除房地产和汽车市场之外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此轮积极财政政策究竟要实行多久,恐怕不是两三年的事,我们要有长期“作战”的准备。

3、我国财政的回旋余地有多大

当前,全社会都在热议“4万亿元投资”之事,除此之外还有扩大消费与促进出口等一系列措施,所有政策的核心无非是减收增支。处处要钱,钱从何来?财政收入毕竟是有限的,而且首先要保吃饭与稳定,其次才是建设与发展。从名义上看,我们仍具备一定的发展空间,财政风险也处于可控状态之中,但从现实进一步深入考察,已存在的基层财政困难、多种变相的地方政府负债以及其他隐性的资金缺口等因素,缩小了我国财政的压力承载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出路到底在哪里?我们必须跳出常规思维,求变图新。要点在于:一是将现有的财力用在刀刃上,务求取得实效;二是千方百计地撬动社会资本;三是大力挖掘潜在财源,壮大财政基础;四是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与制度,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五是谨慎对待地方政府发债问题,绝对不能一哄而上。

4、全面准确地理解财政政策的内涵

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财政就是“收收支支”,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财政观。实际上,财政是治国理政的基础,“收收支支”只是外在表现。各级政府各部门的决策都包含着财政要素,其行为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最终的财政绩效。因此,我们应该树立大理财观,即政府财政管理每个机构与个人都有责任,而且要借助法律与制度予以贯彻和落实,并基于此实现业务管理创新与财政的良性循环。如果不具备这一视野或理念,很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困难或损失。

综合上述四方面考虑,面对国际经济环境与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我们应有长期准备与长远打算,对于由此给财政带来的压力需要通过多种渠道予以化解。让政府有效发挥作用,让各部门各单位有效发挥作用,让市场有效发挥作用,是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之所在。

三、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的财政政策选择

当前,经济增长下滑的威胁正一步步逼近我国。这一局面的形成,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原因;既有国际影响,也有国内因素,是综合因素叠加的结果。通过主动的政策选择,从需求、供给、制度改革等多个角度入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协调配合其他调控政策,我们一定可以成功应对当前的考验。

1、适时适度有针对性地扩大政府投资,对冲经济“发动机”的减速美国早期的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美国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度,政府极少直接干预某个行业的发展。但是,除教育和科技外,美国政府对交通建设一直情有独钟。1830年美国铁路总长37公里,1840年增至4800公里,1860年增至4.8万公里,超过世界上其他地区所有铁路长度的总和。在铁路建设中,虽以私营为主,但政府给予铁路公司资金、土地、债券担保、税收优惠等大量支持和帮助。20世纪初,美国政府又几乎完全承担了修建各类公路的重担。便利的交通工具与交通网络强化了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和合作,也促进了区域经济专业化分工的进一步扩大。随后,美国各地区起初较为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转换为多元化的发展模式。我国具备后发优势,基础设施建设仍有巨大的空间,在经济“发动机”面临减速的情况下,适时适度有针对性地扩大政府投资,完善关键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很明智的选择。

2、下大决心改善投资环境,撬动社会资本投资、激发市场活力

拉动经济增长,仅靠政府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撬动社会资本、带动银行贷款、激发市场活力。在当前困难时期,社会资本缺乏信心,银行贷款畏惧风险,市场活力缩藏起来。通过财政贴息等手段虽然也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但不是治本之策,根本所在是项目本身的可行性以及投资环境的易生长性。私人投资者在市场中选择项目面临的风险很多,部分是个人的,还有部分是准公共或公共的,如何避免那些不完全是个人的投资风险,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放宽社会资本投资限制,规范相关税费管理,简化行政管控,改善与强化政府服务,优化投资环境,从根本上吸引与撬动社会资本投资,激发起更大的市场活力。

3、实施促进产业升级、自主创新与延长产业链条的财税政策,培育与壮大民族工业和关键技术行业

通过结构性的财税政策,引导国内重要行业企业加快设备更新、技术升级与产业链延长,培育与壮大民族工业。通过增加科研投入,实现重大科学技术与关键机器设备的自主研发,重视并推动我国农业、粮食、生物等关键行业的研发与生产。除在全国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外,还要鼓励企业加大职工技术培训投入,允许更多的职工培训费在税前成本列支;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对新能源、新材料、突破性环保技术等研发加大优惠力度;鼓励与奖励国内企业不断延长产业链条,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与控制力;将文化创意产业等服务业中的研发投入,纳入允许抵扣的范围内,鼓励现代服务业升级;细化出口产品的税则分项,根据不同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含量,给予不同的出口退税率,支持出口结构升级。

4、树立科学的消费观,正确引导与促进国内消费

此次源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要树立科学的消费观,政府刺激消费的政策必须建立在现实的购买力基础之上,虚拟的购买力必然催生出虚假的繁荣,最终会适得其反。从促进消费角度看,应提高企业职工劳务报酬的税前列支标准,继续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所得,进一步加大对社会保障、公共医疗、教育的财政支出,推动与扩大国内消费;继续降低房地产市场虚高价格、降低部分交易环节税收,促进住宅消费回升;调整相关税费政策,鼓励经济型、小排量汽车消费;积极倡导旅游、文化、体育等服务性消费;等等。

5、稳妥有序地转换出口结构及外向型发展战略

在外贸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只要国际市场有需求,且出口有利可图,企业就具有扩大出口的动力,因此出口结构的优化调整不是政府单方面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的,需要坚持以企业和市场为出口结构调整的主体,政府可借助“市场倒逼”机制,给企业和市场适当加以引导,使政策引力和市场压力形成合力。在出口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出现群体性经营困难与大面积失业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和长期的经济发展,政府有责任予以干预与救助。

6、坚持公共资源公益化,反对泛市场化

我国的房地产物业税尚未开征,很多资源以市场化的形式运营管理,没有被市场化的资源行业的社会分红比重不高,垄断性的公共服务所固有的潜在财政性收入在大量流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财政的实力,也使得社会不和谐因素逐渐累加。总之,我们应坚持公共资源公益化,大力挖掘潜在财源,为解决民生问题提供物资基础,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公益化。

7、高度重视与有效发挥粮食、石油等重要物资的储备功能,积极应对国际博弈

美国之所以能在全世界建立霸权,主要依赖于四大支柱:军事与科技实力;美元本位制;对全球资源的控制;农业和粮食战略。近现代以来,围绕着石油、粮食等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与储备,国家之间上演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博弈。我国应不断增强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能力,掌控相关商品定价权,以防受制于人;应深入研究国际博弈背后的客观规律,为我所用,并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起伏开展不同类型的交易,稳定与增加粮食等重要物资的战略储备,严控进口型通货膨胀的输入,为改善政府宏观调控奠定良好的基础。

政策抉择范文篇2

关键词和谐财政政策内部和谐性外部功效和谐性抉择原则评价框架

1和谐财政政策的内涵

和谐财政政策，是指能够支撑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而财政体系自身又能够和谐循环的财政方针、准则和措施。和谐财政政策要求既能够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又不至于损害社会经济长远发展和财政自身的和谐循环，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

和谐财政政策至少应该从两个角度进行诠释：第一、内部和谐性。和谐财政政策的内部和谐是指各项财政收入政策之间具有和谐性，形成科学协调的财政收入体系；各项财政支出政策之间具有和谐性，形成科学协调的财政支出体系；财政收入政策与财政支出政策之间有效协调，实现和谐。第二、外部功效和谐性。财政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任何财政政策对社会都具有一定的调控功效。和谐财政政策的外部功效和谐是指各项财政政策的调控目的是统一协调的，在调控中发挥着配套作用，应该防止出现功效矛盾甚至完全抵消的情况；同时各项财政政策均应该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发展。

和谐财政政策的内部和谐性与外部和谐性是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和谐财政政策的内部和谐性是和谐财政政策的内在要求，是外部功效和谐性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内部和谐的财政政策体系，就不可能实现财政政策的外部功效和谐，也就不可能长久支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和谐财政政策的外部功效和谐性是和谐财政政策的本质内容和根本目的。和谐财政政策是构建和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甚至是主要手段，因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是和谐财政政策的根本目的。

2和谐财政政策的抉择原则

树立科学明确的抉择原则是和谐财政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前提要求，也是构建和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谐财政政策的抉择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为依据，以实情为基础，采用正确合理的方法对各项财政政策进行科学比较择优的过程。总体方向上和谐财政政策应该遵循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的原则，具体来说主要应该遵循以下根本性原则：

2.1遵循市场优先原则，实现“两只手”的和谐

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发展中必然存在“市场失灵”，因此政府应该注重发挥主导调控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发展。但是政府主导绝不是政府主宰，回到传统计划经济的老路而不依照市场规律办事；也不是政府主财或政府主干，不发挥市场活力；政府主导不是要求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进行全方位的干预，而是要求市场自身能够解决好的尽量由市场解决。总的来说就是要处理好政府调控（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调节（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关系，实现“两只手”的和谐。

2.2遵循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原则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我国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要求和原则。这些要求和原则在和谐财政政策中就是要注意处理好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树立正确合理的效益观价值观。国内外的历史经验表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和生态效益，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就不可能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财政政策应该注重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实现价值观的和谐。

2.3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注重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追求的是长期和谐。而一项具体的财政政策的外部功效相对来说具有时效性和短期性。如果为了追求短期的和谐而损失效率，实质是对长期和谐的损害。因此和谐财政政策必须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短期和谐必须服从长期和谐而实现统一。

2.4遵循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和谐财政政策的外部功效是相当广泛的，在抉择过程中必须根据科学的价值观对其在不同时段、不同产业、不同区域的外部功效进行判断权衡。只注重某一方面和谐而损害整体和谐并不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的。和谐财政政策应该综合考虑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实现局部和谐与整体和谐的统一。

2.5明确主次和先后

财政力量相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发展的需要是有限的，急功近利思想不仅不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发展，相反会危害财政政策的内部和谐性，从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和谐以及整体性和谐。和谐财政政策只有明确主次和先后，在实现内部和谐的基础上才能够最大程度的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发展。

3和谐财政政策的评价框架

构建和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和体现。为最大程度的发挥和谐财政政策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功效，对其和谐性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是客观要求。

3.1评价的价值取向

在和谐财政政策的评价中，首要环节是判断的价值标准，即要求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谐财政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因此在和谐财政政策的评价中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一切财政政策都要以其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功效判断其价值，并做出相应的取舍。

3.2评价方法

任何具体的评价方法都难免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为保证评价的科学性需要采用多种方法并从多个角度进行。和谐财政政策的评价方法至少要注意这样几个方面：第一，评价方法多样性。只注重量化指标的做法很可能导致南辕北辙的后果，只有把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结合起来才可以既保证准确的方向，又能够做出精确的判断。其次，评价时机全面化。既要注重事前评价（政策出台前的评价），还要注重事中和事后评价（即政策实施过程评价和政策实施后效果评价），加强对政策的跟踪监控才能持久保证其科学性。最后，评价角度多样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是多方面的，仅仅在某一方面进行评价，难以对财政政策的和谐性形成正确认识。

3.3和谐财政政策的评价框架

和谐财政政策的评价，需要一系列的量化指标。而具体指标的选择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同一指标体系评价不同具体政策是不科学的。但根据和谐财政政策的内在要求，可以构建统一的评价框架体系，如图1所示财政政策的内在要求。

4和谐财政政策的评价框架的应用

和谐财政政策的评价框架的建立，至少可以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方面通过该框架可以明确和谐财政政策的内在要求和基本内容，指导和谐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另一方面在该框架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设计出具体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下面将对后一方面进行说明。

4.1关于和谐财政政策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根据评价框架，指标体系首先分为三个一级指标体系，即内部和谐性评价指标体系、外部功效和谐性评价指标体系以及内外和谐性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对每个一级指标体系再次分为相应的二级子指标体系，如内部和谐性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再分为收入政策和谐性评价指标体系、支出政策和谐性评价指标体系以及收支和谐性评价指标体系；最后根据具体情况对每一个二级指标体系设计出具体的评价指标，如收入政策和谐性评价指标体系可以采用以下具体指标，具体包括财政收入的各种比例结构、财政收入依存度（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财政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弹性（财政收入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等。

4.2关于和谐财政政策评价模型的构建

根据评价框架以及和谐财政政策的内在本质，可以从多个角度采用多种方法建立多个可用评价模型。较为容易的是建立线性规划模型，通过对各项具体指标打分加权汇总，得出总的目标函数，同时根据一定的价值观设定出一些基本的约束条件。这种评价模型的优点是可操作性强，适用于多种评价要求且难度不大；缺陷在于评价结果受评价人员主观性影响较大，精确性不高，但通过人员素质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克服。

参考文献

1刘思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M].武汉：湖北人

民出版社，1997

2邓子基.现代西方财政学[M].北京：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1994

政策抉择范文篇3

1会计准则对会计政策选择定位存在的问题

1.1会计政策选择主体缺乏细化标准

我国《公司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应用指南规定，“企业应结合实际情况，确定会计政策，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经理(厂长)会议或类似机构批准，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报送有关各方备案”。上述会计准则的规定对煤炭上市公司而言，会计政策由谁来选择的规定过于集权，缺乏具体操作的细化标准。一方面，该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规定授权失当，导致煤炭上市公司对不同会计政策选择的差异性，但依据重要性原则，会计政策有重大会计政策选择与一般会计政策选择的区别，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另一方面，会计准则对会计政策选择的权属过于集权，会导致各类会计监督检查机构对财务报告出现的会计责任界定的困难。

1.2与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的规定不相协调

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财务报表审计的目标与一般原则》及指南规定，“在被审计单位治理层的监督下，按照适用的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是被审计单位管理层的责任”。治理层包括董事会和监事会，对财务报表过程承担监督的职责，即审核和监督公司的重大会计政策；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主要是选择适用的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选择和运用恰当的会计政策。这样，注册会计师执业审计时要求公司上报会计政策选择的相关资料，借以职业判断被审单位执行会计准则是否公允、合法，而会计准则对会计政策选择过于集权的规定，与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出现了制度性差异，难免会引起公司会计政策选择权属的混乱局面。

1.3公司自愿进行会计政策变更缺乏强制性

由于经济环境、客观环境的改变，煤炭上市公司原采用的会计政策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已不能恰当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情况，我国会计准则规定公司有权变更会计政策，但会计准则仅规定了一般原则，缺乏强制性。如符合《企业会计准则13号——或有事项》规定的弃

置费用会计政策，属于公司自愿进行会计政策变更的范畴，煤炭上市公司不执行弃置费用会计政策会导致虚增资产、虚减负债，“人为”虚增会计利润，所提供的会计信息与经济实质不符，违背了会计信息更可靠、更相关的基本要求。

1.4滥用会计政策监管不力

在会计实务操作中，有些煤炭上市公司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常常与会计准则进行博弈，为了进行盈余管理、粉饰会计报表，甚至操纵会计利润，导致公司对外提供的会计信息质量下降。如对金融资产的分类，公司将存在活跃市场、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范畴，在市场价格正常波动中，账面价值与市场价格的差额增减公司所有者权益，却与公司净利润无关，在较短的时间内，当公司需要释放或隐瞒利润时，处置这部分金融资产，原账面价值与市场价格的差额却形成当期会计利润。这说明政府对公司滥用会计政策、操纵会计利润的行为监管不力。

2完善会计政策选择的主要措施

2.1细化会计政策选择主体

为了解决会计准则中会计政策选择问题，与完善煤炭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思考《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财务报表审计的目标与一般原则》及指南的规定相协调，建议财政部应以解释公告或专家工作组意见的形式，按照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以及会计人员在财务报告中承担的职责大小，对会计政策的选择细化权属界定。一是公司股东大会审核和批准初次发生的新经济业务对会计信息影响较大的会计政策，以及重大会计政策变更。二是公司治理层审核和批准重大会计政策。三是公司管理层审核和批准一般会计政策，并恰当地运用重大会计政策。四是会计人员的角色定位，会计人员作为具体执行会计准则的“行为人”，在对可选择的会计政策进行相关性和可靠性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一种或多种备选方案提供给公司管理层，公司管理层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对会计人员提供的备选方案做出抉择，其中，对重大会计政策上报给公司治理层并获得批准，管理层以内部会计文件的形式下达给会计机构，由会计人员具体操作。因此，从制度上明确会计政策选择的主体，改变会计准则执行与注册会计师执业中对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双重标准的混乱局面，为公司正确执行会计准则打下良好基础。

2.2公司自愿进行会计政策变更应强制执行

我国会计准则规定，会计政策除了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等要求变更外，还赋予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权利。在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应依据经济业务的变化，对选择的会计政策进行复核，对不适用的会计政策做出清理，对于存在多项可选择的会计政策时，公司应以提供的会计信息更可靠、更相关为标准，即提供的会计信息需要满足相关性会计原则，同时，为了有效约束相关性会计原则，我国会计准则体系要求相关性会计原则必须以可靠性会计原则为基础。因此，为了能够进一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会计准则应规定，公司自愿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应强制执行。

2.3剔除不符合会计准则实质的会计政策

我国会计准则体系的实质体现资产负债表观，资产负债表观能够反映经济业务实质，注重资产、负债的质量，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应围绕提高资产、负债质量和会计信息质量为标准，对不符合资产负债表观的会计政策进行清理规范。建议财政部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修订，主要体现两个方面：一是对同一公司同一项业务存在可选择的会计政策进行清理。如存在活跃市场，公允价值能够取得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取消历史成本计量的会计政策，要求公司必须应用公允价值的计量属性，以保证会计政策选择符合资产负债表观。二是改变对公司绩效考核由侧重对净利润指标转向与公司所有者投入、利润分配无关的净资产指标。在实施会计准则的过程中，由于绩效考核指标和监管条件更多地侧重利润指标，导致一些企业为了短期绩效或者规避监管要求人为地操控盈余，滋生短期行为。究其原因，资产负债表观对公司净利润和净资产影响是不同的，公司与投资者投入、利润分配无关的净资产增减变动与净利润增减变动产生差异，甚至产生较大的差异。因此，有必要推动有关方面进一步完善绩效考核体系和监管规则，为新准则有效实施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2.4加大对滥用会计政策的监管力度

为了解决公司会计政策选择中滥用行为，加大对滥用会计政策选择的监管力度势在必行。一是在制度上强制要求公司年度终了，应逐项对公司选择的会计政策进行复核，经过相关性和可靠性会计原则的测试，重新确定公司新会计政策。二是改变对公司滥用会计政策视同重大会计差错的做法，在制度上取消未来适用法，采用追溯调整法，一律要求公司进行追溯调整，并制定相关账务调整和财务报表调整方法，从而遏制公司滥用会计政策的行为。三是明确滥用会计政策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修改我国《会计法》，明确细化规定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以及会计人员等在财务报告中承担的会计责任，以维护会计准则体系作为会计法律法规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权威性。

政策抉择范文篇4

关键词：政府农民专业合作社制约因素扶持

一、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面临的制约

自18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确认“罗虚代尔原则”以来，国际合作社运动经历了162年发展并已经走向突破性转型，在北美、欧洲业已出现了与普通股份制企业更为接近的“新一代合作社”。我国现处于合作社发展初级阶段，同发达国家的农业合作社相比，在服务功能、组织规范、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面对这一差距，与世界先进的农业合作社处在同一世界贸易体系之中，没有政府的支持很难有力地参与世界竞争，而且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现实发展仍面临较多的约束。

(一)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外部制约有：①专项法律缺位，配套法律建设需要跟进。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刚刚，在完成合作社的综合立法基础上构建合作社法群，对不同的合作社、不同的运行模式与环节分别立法规制，以及完成民法、商法内容中关于合作社内容的附属法律条款，对合作社运行中的销售、贷款、审计监督、赋税等问题的具体规范，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索。②政府扶持不利。有的政府服务意识淡漠，坐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而不引导、不规范；有的政府着重于在形式上组织合作社，不能帮助合作社解决资金、人才、技术、项目等实际问题；有的政府急于改变农民境遇，工作中情绪激进、干预过多；导致了政府扶持的虚位、错位、越位。③合作的文化基础薄弱。由于缺少合作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我国农民长期承受不公平的文化资源配置，使农民整体文化素质偏低而目前的合作教育培训还不能普及。④农业风险保护滞后。我国农村面积广大，灾害损失每年都有发生，农业保险薄弱，至今还没有开设鲜活农产品保险品种，导致合作社无法从外界获得帮助来规避风险，也因为独立承担风险而阻碍了投资力度和规模发展。

(二)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内部制约因素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内在限定因素包括：①人才约束。由于缺少农民带头人，当前，在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的专业合作组织中，农民牵头领办的占46.86%，而一半以上为龙头企业、技术部门、供销社和政府机构人员带动形成。[1]在人才素质方面，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还普遍面临着缺乏基本的内部管理知识、不具备基本的民主参与能力、不熟悉基本的应对外部市场竞争的经验等一系列更重要的制约因素。②资金约束。由于资金约束，我国合作社业务范围局限于种植业、养殖业，难以进入流通、加工领域，信息技术服务也局限于成本较低的技术和市场信息，资金约束也限制了合作社的规模；③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运行不规范。在一项对23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调查的报告中，被调查的176家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未注册的占33.5%，超过调查数的1/3，其中23.9%的组织没有合作社章程，37%的组织没有理事会，48%的组织没有监事会，5%的组织一年里没有召开成员大会；[2]④利益分配机制不够合理。合作社内部存在按照交易额以及按照资本分配等多种形式，分配管理不当使激励不足也隐藏着寻租的危险。

二、政府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政策选择

(一)加强财政支持

第一，提高对支持资金的投入总量，在坚持集中财力、保证重点原则基础上，扩大财政支持范围、支持对象，提高支持力度。要在培训，引进良种，推广技术、购置设备、建设生产基地、创建农产品品牌、开展信息服务与营销推介活动等方面予以资金支持。对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生产国家与社会急需的重要农产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给予优先扶持。[3]第二，改革资金分配方法，采取资金分配与项目效益及资金管理情况挂钩的办法，使财政支持的项目切实在农民专业组织的基础性、关键性环节上落实并取得效益。第三，加强对支持资金的监管。为避免地方和基层财政部门挤占、截留、挪用项目资金，要增强财政支农资金安排、使用过程的透明度，自觉接受专业审计和群众监督，杜绝违法乱纪现象。

(二)加强税收、信贷支持

①政府要通过减税、低税、免税、税收回扣等税收优惠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美国19世纪末政府豁免了合作社的全部税赋；意大利合作社免缴不动产税；德国对合作社用税后利润进行投资的部分免征所得税。我国可以参照国际经验依据本国国情考虑税收优惠的具体标准。[4]②开展信贷支持。各类金融单位应通过提供无息贷款、低息贷款、减息贷款、长期贷款等优惠贷款，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现在实行的政府、供销社等单位担保贷款以及农民连保贷款的办法就比较好。利用我国邮政储蓄网点分布广泛，拓展邮政储蓄职能为农业提供支持也是一个可取的选择。

(三)加强教育支持

目前应作好适应农村发展需求的各类培训班建设以及关系农村长远发展的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以及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在培训中，除进行实用技术教育外，要宣传产业政策、市场理论及法律法规、合作社基本理论、合作社精神。在基础教育上，可以参照美国基础教育形式，使农村基础教育区别于城市基础教育加入农业知识的内容。农业职业技术教育与农业高等教育则必须与地区资源特色、发展要求结合，并为我们农业大国走向现代农业培养高级农业技术、管理人才。

(四)建立风险化解机制

化解农业风险是所有发达国家促进农业发展的手段。国际农业保险主要有社会保障型模式、政策优惠模式、国家和私营、政府和民间相互联系的双轨制农业保险保障体系模式、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而由政府补贴和再保险扶持模式。无论何种农业保险，一般都是政府性保险，并实行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相结合。我国的农业保险仍然是政府指导下的商业行为，应适时将之纳入国家的农业政策支持体系。①建立地方性农业保险组织体系，结合商业保险，实行非盈利性的政策性经营。②引导建立农业互助保险组织。由农民、农村经济组织自愿出资形成的非盈利性合作保险组织，政府给予经济扶持；③建立农业保险风险补偿基金制度。为分散农业保险的经营风险，还应设立再保险公司，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商业性涉农保险，以及互助性保险实行与一般商业保险有区别的再保险。

(五)完善立法支持

①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没有给予金融合作社以法律地位。这是因为全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尚未完成，过早地涉及农村合作金融问题，有可能陷入被动。但是农民的资金互助是农民合作的重要一环，将来适时要增加。②基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根据合作社的发展实际制定有关《合作社登记条例》、《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合作社销售法》、《补偿法》等专项法律、法规。解释、修改相关的《合同法》、《税法》等法律、法规，增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必要规定。③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财务问题比较突出，应尽快增加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审计内容，保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及早纳入规范。④建立完善土地流转、农产品质量标准等涉及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相关法律制度，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解除障碍。

(六)规范政府介入

①明确政府的职责定位。政府应为合作社提供有利的外部法律、制度环境，公共物品供给、各涉农部门的协调等工作，而不应涉入合作社内部的经营活动，合作社领导的任免、合作社资金的控制。②政府扶持政策的实施要公开、公正、公平，防止权力寻租、抑制形象工程、规避权力与资本结合形成的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控制。③开通农民监督举报渠道，对运用监管权力命令合作经济组织，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摊派、索要等不法行为给予监督。④克服主观性，防止政府好心办坏事。规范政府介入，关键是扶持教育农民而不能代替农民决策。要引导农民参与。德国学者缪恩克勒从他多年对发展中国家合作社的研究发现，发展合作社的关键是社员的参与，即使这种参与相对较小。而官方主导下，人为地、不切实际地促成的合作社，从一开始就失去自我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这种合作社在许多国家均已失败。[4]

参考文献

[1]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课题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专题研究，2004-3

[2]孔祥智，郭艳芹.现阶段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状况、组织管理及政府作用[J].农业经济问题，2006；(1):56~57

政策抉择范文篇5

一、当前我国通胀压力的根源与财税政策介入的必要性

进入2007年，我国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增大，全年CPI上涨4.8%，经济呈现高位运行的特征。在此背景下，2007年12月7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十年以来首次提出2008年要执行“从紧”货币政策，并把防止物价上涨与防止经济过热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对于当前物价的全面上涨，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成本推动、需求拉动和通货膨胀预期因素的影响。

其一，从成本因素来看，2006年之前，由于资源价格、劳动力价格保持较低水平，土地价格尚未迅猛上涨，我国经济中存在的通胀压力是隐性的。进入2007年，这些隐性的通胀压力都得以显性化。首先，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开始加快，油价上调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公用事业改革也不断加速，这些都使得成本向最终产品价格传递，构成现实的物价上涨压力。其次，随着劳动者保护政策的不断出台，以及收入分配改革的展开，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据统计，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均工资的同比涨幅达18.8%，超过同期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长率18.5%。第三，再者，由于土地供应量减少等政策、市场结构原因，近几年土地价格出现爆发式上涨，加剧了成本压力。据统计，2007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土地交易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前三季度土地交易价格涨幅分别为9.8%、13.5%、1.5%，达到了2000年以来的最高涨幅。

其二，从需求因素来看，本轮物价上涨的特点之一，是以主副食品价格上涨作为导火索。近几年，政府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收入分配政策向低收入者倾斜，这最终会扩大食品消费需求，引发价格上涨。此外，投资和出口增长持续旺盛，也产生了较大的需求拉动作用。例如，2007的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增速强劲，房地产开发投资明显加快。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7239亿元，比上年增长24.8%，加快0.9个百分点。同时，虽然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调整出口结构的措施，但出口需求增长仍保持了强大动力。2007年的对外贸易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的历史高位，较2006年的1774.7亿美元增长了47.7%，位居世界第一。另外，从2004年下半年至2007年底，M1、M2和信贷增长都呈现趋势性上升。可以说，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样是促成总需求旺盛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当前货币政策需要从紧的原因。

其三，通胀预期也是加剧物价上涨的原因之一。目前影响通胀预期的根本要素有两个：资源价格改革和政府的政策姿态。一方面，未来中国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已是必改不可，加上与国际价格的接轨趋势，源于资源价格的通胀预期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在2007年CPI逐渐走高的过程中，政府对于通胀问题传递的政策信号不够清晰，客观上降低了公众对未来政府政策抑制通胀压力的信心，造成通胀预期的上升。

由此可见，要从根本上控制这些影响通胀率的因素，除了从紧货币政策之外，更需要财政政策等其他手段的充分介入。事实上，在面对通胀压力积累的情况下，所谓“稳健”的财政政策内涵应该有所变化，这还尚未引起决策部门和学界的真正关注。应该说，以财税政策应对通胀压力的重点，一方面在于努力缓解和控制影响物价的成本、需求和预期因素，另一方面则是努力缓解通胀给社会福利所带来的危害，避免普通公众利益过度受损，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二、针对物价上涨压力的财税政策思路

（一）稳步推进税制优化，为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保驾护航

从长远来看，市场化改革导致的资源价格上涨是对原有低效增长方式的矫正。但对财税政策来说，可以利用鼓励新能源和节能降耗来缓解企业成本压力，从而间接缓解资源价格上涨压力。例如，在消费税方面，可扩大消费税的覆盖范围、调整税率，增设含磷洗涤剂、臭氧损耗物质、塑料袋等污染产品为消费税税目，提高低标号汽油和含铅汽油的消费税税率。此外，将煤炭、焦炭和火电等高污染、高耗能产品纳入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对清洁能源如生物能源免征消费税。再比如，在新《企业所得税法》中，对“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所取得的收入，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的优惠规定，应进一步细化并增加对新能源、可再生资源运用的支持。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发展，降低对传统能源资源的过度需求，进而缓解资源价格上涨压力。

（二）保障劳动力价格的稳步上涨，控制工资向最终产品的成本传递

长期以来，在重生产、重出口的经济战略导向下，国内劳动力价格一直过低，这不仅使广大劳动者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损害了劳动力再生产的能力。对此，首先应促进工资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以弥补物价上涨带给普通职工的福利损失。这就要求财税政策逐渐转向就业优先的目标，积极支持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大力支持能够广泛吸纳就业人口的中小企业、社区服务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其次，要防止工资上涨的压力过多传递到物价上，并给居民生活带来实际不利影响，要从两方面强化政策职能。一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要采用“让利于民”的思路，促进职工收入的稳定增长。例如，在《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规定，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均准予扣除。在确定何谓“合理”工资的细则中，可以引入区域、行业、企业的差别因素，增加横向公平性，根据情况扩大工资增长空间。这在实质上，相当于在保证企业利润不变的情况下，把政府税收向职工进行初次分配的转移。另一方面，也要有利于企业利润向工资的适当转移，使职工在初次分配中获得更合理的份额，这也要求财税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充分配合。主要目的在于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逐步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例如，对小企业和季节性临时用工，应重在保障最低工资和防止工资拖欠，逐年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对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重在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地方工资与行业工资发表线制度等。

（三）促进地方财税体制改革，从源头上控制土地和房地产价格上涨

随着我国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建设需要巨额投资支持，而在当前财税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财力受到限制，“卖地生财”成了最佳选择，这种模式直接导致了高地价、高房价的现实。应该说，中央已经清醒认识到土地财政的危害，并通过规范土地出让金管理来约束地方政府卖地行为，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在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构架下，财产税成为地方政府主要资金来源，支撑地方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地方政府拥有财产税的部分立法权、全部执法权，并进行税款征收、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等一系列工作。而由于我国省以下分税制改革存在缺陷，使地方政府缺乏与事权相结合的财权，才不得不“卖地为生”。要真正隔断这一模式，就要为地方政府寻找可持续的财源，从而消除推动土地价格上涨的根源。

首先，要推进财产税改革，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税收权限。利用物业税改革的契机，取消土地出让金，将之纳入物业税改革的综合试点，这样一方面可增加业主对物业的持有成本，起到打击房地产投机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使地方财政有了长期稳定的财源，有利于保护土地资源。

此外，要真正替代土地出让金对地方政府的重要性，就需要为其建立财政、金融两大支柱。前者围绕物业税展开改革，后者则需要以市政债券改革为重点，这也是市场经济国家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困境的基本方式。虽然很多人还担心地方发债的风险，但考虑到地方政府已通过各种“准市政债”来筹集建设资金，使地方隐性负债走到阳光下显然利大于弊。

（四）采取相应的财税措施，扩大国内粮食的有效供给

猪肉等主副食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其背后客观反映了粮食供不应求的现实。当前全球都处于粮价上涨的周期，我国也不例外。这就要求着力增加粮食和食品供给，从源头上抑制食品价格上涨，其中很多方面都需要财税政策对症下药。其一，在城市化不断侵蚀耕地的情况下，保护耕地的意义需要再次被重视，对此，政府应该进一步优化包括耕地占用税在内的相关税收工具，不断提高征税范围和纳税标准，增加占用耕地的税收成本。其二，为了增加粮食供给，还应继续增加财政支持“三农”的力度，如重点支持粮食主产区加强中低产田改造，建设高标准农田，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各类农业补贴等，促进粮食产量稳定增长。其三，继续采取有效措施降低粮食出口，防止粮价上涨风险向国内传递。2007年12月18日，我国取消了众多粮食产品的出口退税，接着又规定在2008年对原粮及其制粉产品出口征收“暂定关税”，这正是为了弱化粮价上涨的预期，增加国内粮食供给。在粮食价格上涨压力未缓解的情况下，类似的措施要坚持运用。

（五）优化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避免财政季节性支出对总需求的冲击

由于国库现金管理改革尚未完成，当前财政自身的运行特点会导致财政存款在年度内的季节性变化，进而对货币政策与流动性产生较大冲击。具体来看，在同一个财政年度内，财政收支不会按照平稳的序列流入和流出国库单一账户，往往在某段时期出现较大的收入或支出净差额。在财政支出的高峰期，国库会有巨额净付款，商业银行存款和储备就会相应增加，从而引起货币供应量的乘数递增。2007年12月，央行连续进行了新的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对冲第四季度财政支出剧增所带来的扩张性效果。长远来看，建立国库现金最低余额管理模式，以及两大货币当局的定期协调机制，也都是抑制需求拉动型通胀压力所必需的。

（六）促进预算体制改革，控制财政支出的低效膨胀，稳定公众的通胀预期

在物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政府必须稳定公众的通胀预期，避免通胀的恶果被放大。各国的经验表明，影响通胀预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政府财政预算的状况。对此，最重要的是增强预算的规范性和严肃性。目前《预算法》的完整性还有所不足，虽然出台了一些具体规定，但土地出让金等众多预算外资金，还游离于预算监督之外。同时，预算调整不严肃，各级政府频繁的预算追加、修正，使人大通过的预算往往流于形式。还有，现行《预算法》规定预算超收收入可由政府自行使用，立法机关没有强制约束力，导致年度财政超收惊人，如2007年超收估计达7000亿元，这样的巨额资金在形式和实质上都脱离了预算监督，成为强化物价上涨压力的不确定因素。而这些现象，都使公众担心即使实施“稳健财政政策”，也会由于预算失控而成为通胀压力的新来源，从而增加了通胀预期。为此，要加快预算法律与制度改革，促进公共财政建设，从根本上改变这些不利影响。

三、针对通胀危害民生的财税政策思路

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由于存在经济结构和体制的多种缺陷，通胀对民生的负面影响更深远。其一，消费品价格的普遍上涨，侵蚀了中低收入者的货币购买力，使其实际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其二，通胀率的高企不下成为个人投资最大的敌人，使投资收益甚至可能为负数。其三，通胀会引起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从而加剧贫富分化和社会动荡。

必须注意的是，在通货膨胀环境下，多数普通人的利益会受到较大影响，同时，通胀风险作为系统性风险，不是个人所能完全避免的。有鉴于此，面对通胀压力，公众除了要求政府着力控制物价上涨，还需要获得用于弥补、减少损失的政策保障，这仍然需要财税政策来担当主角。

（一）实现财政支出的“结构性转换”，增强“内在稳定器”的功能

此前的“稳健财政政策”是强调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淡出，具有中性偏紧的含义。对2008年的“稳健”，则应重点放在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方面。换句话说，应该适度弱化政府直接或间接参与的建设性投资支出，而增加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消费性支出。由于后者对经济扩张的“乘数效应”要低于前者，因此相对来说，转换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会有紧缩性效应，同时也会保证公众利益不受通胀的过度损害，避免恐慌引起的通胀预期失控。

可以说，对社会保障等“隐性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不足，已经成为通胀压力下影响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最大阻碍。2003～2007年五年间，全国财政收入累计约17万亿元，年均增长22%；全国财政支出累计约17.4万亿元，年均增长16.1%。然而，仔细看一下财政对民生的贡献，许多方面并未出现明显改观。如1998年的教育、科技、医疗支出比重为19.95%，2006年变为18.37%；1998年支农支出占比5.8%，2006年只有5.4%。虽然社会保障支出从1998年的5.5%增加到了2006年的10.79%，但也不足以支撑失业、贫困和老龄化的福利需要，并远低于国际水平。

对此，应加强对低收入者的救济支出、扶贫支出及失业、养老、医疗保险、基本住房等支出，增加特定的财政补贴包括对种粮农民的“直补”、对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助学金支出等。这些支出对改善低收入阶层居民的生活、教育等方面，以提高或维持其实际收入、福利水平和基本的发展条件都非常重要，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的主要途径，客观上都是增强财政“内在稳定器”功能的重要选择。

（二）促进财税体制改革，保障社会公平，抵御通胀的危害

在通胀压力下，财税手段应更加发挥促进公平的作用，如通过加快所得税、物业税等创新和改革，来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由于政府可以无限发行货币，理论上说，通胀必然也反映为财富从民间向政府的再分配过程，相当于一种税收，自然会影响民间的购买力和需求。既然如此，如果政府重视民生，就应该降低这种“通货膨胀税”，并把财富还给民间。

对此，政府首先应采取具有对企业减税效应的政策，从而避免企业向最终消费者过多转嫁成本，把部分“通货膨胀税”返还给企业。在企业所得税的后续改革中，一种选择就是促进税收指数化，并把重点放在税率结构和税负减免这两个方面。第一，根据通胀率对所有收入级别实行指数化调整：第二，在税负减免上，对纳税扣除额等实行指数化并对受通胀影响较大的生计扣除等予以相应调整。

此外，应努力实现个人所得税的灵活性，使其能够事先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调整。例如，很多国家在个税征收中，都采取税收指数化原则，即经过立法程序，使税制中一些项目随物价变化进行指数化调整，以消除通货膨胀对实际应纳税额的影响。在我国物价上涨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也应根据通胀率变化情况，及时调整纳税档次和起征点、免征额等，从而避免中低收入者随名义货币收入增加，被迫按较高适用税率纳税。此外，按家庭工资水平、区域工资差异等来确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也是促进公平的改革措施。

政策抉择范文篇6

根据产业组织学的理论，流通组织就是商品流通企业市场关系的集合体。所谓流通组织结构，既是流通产业内部的资源配置结构及其关联性，也是流通产业内大中小企业间的相互关系格局。流通产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内容。流通产业组织结构一经确定，便具有相对稳定性，先进合理的组织结构将对企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落后的，不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将阻碍企业的发展。因此，组织结构将根据企业经营管理的要求适时调整，以适应发展的需要。不同类型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都将依据自身经营环境的变化而进行，有其特定的内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传统流通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调整流通产业所有制结构，打破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大力发展集体和个体商业，并允许工业自销、引进外资等，从而使流通产业组织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这无疑大大增强了中国流通企业的竞争活力，提高了社会流通能力。但就当前来看，传统体制下形成的“一、二、三、零”流通格局已经“网破线断”，而新的流通组织结构并没有形成，在流通产业组织中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在此我们沿用美国经济学家席勒的产业组织模式，即“结构——行为——效应”范式，对中国流通组织的现状进行分析。

（一）市场结构

市场结构是一国经济中市场和产业的特点及其构成要素，或者说，某个特定市场或产业中经营厂商所面临的环境，这种环境又可以通过产业集中、规模经济、进入退出壁垒等指标来反映。一般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从而决定产业组织的竞争性质及效果好坏的基本因素。我们从产业集中、规模经济、进入壁垒三个主要方面来考察当前中国流通产业组织的状况。

1.流通产业集中程度低。据资料表明，1996年我国GDP中商业所占比例为10％，零售商业50强在消费品零售总额以及占全国零售总额的百分比分别是499亿人民币和2.45％，而美国则分别是17％、4910亿美元和21.4％，差距是明显的。不仅如此，我国流通产业的集中度还呈下降的趋势。1993年全国最大的100家大型零售企业销售收入净额占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3.6％；1994年占3.3％；1995年占2.9％；1996年只占2.7％。

2.没有规模效应。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流通组织规模结构呈现非均衡发展的两种趋势。一种趋势是盲目扩张和片面追求大型化，造成重复建设和规模不经济。仅以大型零售商店为例，1995年营业收入超过10亿元的有10家，到1999年为22家。而效益普遍不佳，1998年，全国100家国有零售商业企业中只有50％—60％的企业收支基本持平，而30％的企业处于利润下滑状态。另一种趋势是，一些流通企业的规模呈小型化发展。流通业所具有技术要求低、投资少、进入门槛低等特点，促使下岗人员、竞争力差人员纷纷涌入流通领域。大量小商业资本盲目扩张趋势使商业企业过度竞争、不正当竞争难以避免，导致流通领域的低效率、高成本和对城市公共资源的严重破坏。小型企业成为经济生活供应系统的主体，这显然不能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相匹配。盲目扩张和小型化使商业的组织结构朝两极发展，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从下表可看出，中美最大的商业企业规模比较的差距。

3.流通产业的进入壁垒偏低。进入壁垒由规模经济壁垒、产品差异壁垒、相对费用壁垒这三种经济性壁垒构成。由于流通产业的特殊性和经济性，流通产业的进入壁垒较低。首先，与工业企业比较，流通企业开办容易，只要有几平方米的门店，选址合理、定位恰当，就能在市场上找到生存空间，可见，流通产业的规模经济壁垒并不显著。其次，在买方市场条件下，流通产业由于社会产品的相对丰富，企业一般都能采购到同行都经销的产品，这使企业产品差异小，新企业进入流通产业的产品壁垒是较低的。第三，相对费用壁垒也低，流通产业并非技术密集型产业，新企业开办时购进设备、引进技术、寻求供应商、培训人员等费用均不高。正是流通产业的这些特点决定了流通产业的经济性壁垒普遍较低。

（二）市场行为

市场行为是企业在既定的市场结构的具体形态下为赢得更高的市场占有率和更大利润而采取的行为。企业的市场行为是受市场结构的状况和特点所制约的。中国流通产业组织的市场行为有以下三个最突出的特点：

1.专业化分工协作水平低，各自为战，盲目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流通体系内的批发、储运、零售企业以行政指令为纽带形成了专业分工协作体系。流通体制改革后，传统的体系打破了，企业成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主体。在给企业带来了生机与活力的同时，在客观上又造成批、零、储各自分割的局面。加之小商人经营思想、行政条块管理的影响，分割状态下的批发、零售、储运企业无法走向联合，无法进行分工协作，各自为战，呈现了过大或过小的极端发展。仅盲目扩大规模行为而言，据内贸部的统计：全国100多个大、中城市营业面积在5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商场有700多家。近5年开业的数量是前40年的总和，而销售额又没有与营业面积扩张同步增长，利润水平还下降了。同时，家电、服装、汽车等产业的厂家自办销售，甚至自办延伸至最终消费者的销售网络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工业企业自办销售带来的是专业化分工效应的进一步萎缩，社会资源的浪费。

2.流通组织间的竞争仍停留在低水平的过度竞争。到目前为止，中国商业企业依赖的核心竞争力主要还是商业地理位置和低水平的价格战、广告战等，外国商业零售业在中国能够因企造市，而大部分中国企业还只是因市兴企。未来商战核心是消费者战略。在消费者看来，海尔也好，沃尔玛也罢，物美价廉、服务优良才是首要的。但是，流通产业的经营主体是在低水平上迅速膨胀的，为了争夺购买者，企业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低水平的过度竞争，许多企业没有在产品的质量和档次上下工夫，缺乏能服务意识、创新意识，在营销手段上互相模仿，各种商品削价大战、重奖大战连绵不断。广告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1999年全国广告支出相当61亿美元，增幅15％；2000年支出97亿美元，又较1999年增长36％；预计2001年广告营业额将超过1000亿人民币，成为仅决于美、日、德的世界第四大广告市场。据AC尼尔森的调查表明，2000年广告花费前10名的都是中国自己的本土品牌，仅保健品和维生素一个种类的广告费就近90亿元，占全部广告费的12.5％。价格恶性竞争也愈演愈烈，从彩电、空调、汽车到保暖内衣等，价格战打得天昏地暗，尽管许多商品已跌破了成本价，为了压倒竞争对手，强行让利，亏本经营，其结果是国家和企业利益严重损失。

3.地方行政性垄断、市场分割加剧，造成异地市场的高进入壁垒。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中国出现的垄断现象主要是地方行政性垄断。形成垄断的主要根源是地方与部门的权力。这些权力构成的行政性垄断，时常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通过行政手段，设置市场壁垒，垄断并阻碍了正常的市场交易。例如，一些地方及部门为排斥异地企业进入本地市场时常制造地方性垄断，在制造业、国内批发、零售商业、对外贸易、交通通讯、金融保险、建筑等行业，规定苛刻的准入政策。在一些大型项目的交易中，他们不采取市场经济通常的公开拍卖的方法，长期维持内部审批、小范围招标和行政分配，对异地企业竞相排斥等等。地方行政性垄断的危害是：排斥地区间的正常竞争，分割市场，形成了经济性、强制性和保守性的封闭环境，妨碍商业资源的合理配置。专业性流通企业跨省经营难，只限于地区内寻求规模，这必然形成商业流通普遍规模过小和进入异地市场的高的壁垒。

（三）市场绩效

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阶段与产业组织演变的特征来看，存在以下关系：（1）工业化前阶段。这一阶段，产业资源密集度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相应地，产业组织形式素质低，呈小型化、分散化的特点，小企业居主体地位，产业间关联作用弱，几乎不存在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2）工业化的实现和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在产业部门日益增多、交易复杂、产业技术关联趋紧的格局下，产业组织形式演进为以专业化协作为特征的托拉斯，大批量生产体系充分享有规模经济效益，保持了低成本的竞争优势，产业国际竞争力、国际市场占有率和国内经济增长速度迅速提高。（3）工业化后的经济稳定增长阶段。这一阶段以信息业、高科技制造业与其他新兴服务业为主导，相应地，产业组织形式向多样化方向演变，集中度与分散度适当，大中小企业关系协调，规模经济与有效竞争共存，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把中国流通产业组织放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组织结构的一般趋势中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流通产业组织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中小型企业并行发展，反映了企业对市场结构的适应和对各种市场机会的有效反应，推动了流通产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但是从中国流通产业组织结构变化的历程看，流通产业组织结构呈现出“小、散、乱、差”的根本性缺陷，即产业集中度低，规模经济偏小；众多流通企业被各个部门、各级行政区划分割，分散经营；低水平过度竞争造成市场秩序混乱，企业竞争力差，缺乏从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

世界各国新兴企业的发展演化过程无一例外地证明，企业的进入、退出或淘汰是市场竞争中一种带有规律性和普遍性的现象。由于中国处于市场经济发展初期，不健全的市场制度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流通组织结构优化水平的提高，并主要通过不合理的进入或退出壁垒对流通组织结构变化产生直接影响。流通业属于低进入壁垒的行业。现阶段中国不合理的市场壁垒主要表现为过低的壁垒和过高的壁垒并存，及缺乏形成合理壁垒的机制，造成重复建设、过度竞争问题，市场效率低下。据一项研究成果表明，1999年中国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流动资本周转速度仅为1.20次，国有商业也只有2.3次，而发达国家工业企业流动资本周转速度一般为6-8次，商业企业高达20多次。时至今日，全国各行各业因流通不畅，形成的资金短缺、巨额商品滞销，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不高，投入产出不对称，发展的缓慢迟滞，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梗阻于流通。

二、中国流通产业组织结构优化的目标

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从而向流通组织结构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一）中国流通产业组织结构优化调整的环境因素

1.WTO对中国流通产业组织演变的影响。入世后，有雄厚实力的外国商业资本将加快进入中国的步伐，中国流通产业将面临更严峻的竞争。中国流通产业结构调整必须按国际惯例进行，要求中国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建立起规范的竞争市场，合理利用资源，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为此，只有流通组织创新，才能促进技术进步与提高管理效率，实现规模化经营，内在地降低单位产品的经营成本，从而才能在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基础上，提高服务，创造世界名牌商品，进而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分工与贸易地位，由垂直分工为主向水平分工为主演进，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同时，流通产业只有建立起有效竞争的格局，才能外在地迫使国内产业为在国际竞争氛围中求生存和求发展，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换，达到降低成本，增加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优化结构的目标，并将竞争的努力由价格竞争扩展为更广泛的非价格竞争和市场外竞争，获取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

2.知识经济对流通产业组织演变的影响。随着知识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世界各国的政府都在加大力度积极开展其知识经济发展的对策与规划的研究与实施，以期在未来以知识经济为背景的世界经济分工格局中抢占有利地位。这必将引起企业经营与环境的变化，从而对产业组织结构的若干决定因素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产业组织的演变。知识经济时代对流通产业组织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流通组织形式提出更高的要求。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者已经不再满足于以往的市场购销渠道，制造商也已不满足于小规模、分散化、无组织的流通体系，迫切需要流通组织模式创新，提供专业化、大规模、高效率、低成本的流通组织体系。与此同时，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方式将发生较大的变化，而新型的消费方式完全取决于流通组织形式。流通组织可以从商业的品种和质量，服务的形式和方式、网点的布局和业态，从多层次、全方位反映人们生活素质和满足消费需求。流通组织还可通过消费信贷、分期付款、广告宣传，产品展示等形式，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拓宽服务领域、增加服务项目，为人们提供多种消费和生活方式。

（二）发达国家流通产业组织发展模式的启示

世界工业化历史表明，经济发达国家无一例外是从流通开始推进并加速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流通过程既是生产过程的继续和延伸，又是生产过程的前提。流通在社会经济中居于先导性的地位。据统计，国外商品的周转、库存、保管以及把商品向最终消费者运送的全部流通费用，一般要占商品总价值的50％以上。流通速度对全部资本的周转效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企业单纯从技术途径提高生产效率以获取更多利润的难度越来越大，而改进流通组织管理，提高流通效率则被比喻为“一块经济界的黑大陆”。因此，发达国家于1960年代以后，相继开始掀起“流通革命”，逐步发展起高度现代化、专业化、高效率的流通产业。当今，企业如果没有相应的流通能力，生产能力再强，也不能快速有效地组织商品交易活动，也不能转化为现实的、有效的竞争力。

现代流通组织模式有两种典型代表。一种是美国模式，即以大型生产企业为主要力量，形成了以生产企业为主导，大型分销批发商、连锁零售集团企业同步发展的流通组织形式。美国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在全社会商品流通中，生产企业的直接销售占主要部分。据估计，美国大约70％的生产资料是由生产企业直接销售，约30％是由独立的批发商销售。美国90％以上的出口贸易由200家大型工业公司直接控制。大型工业公司通过建立若干个现代化、高效率的销售中心、配送中心、新式仓库，现代信息技术贯穿于企业生产和销售全过程，实行电子订货，即时配送，实现了与高度发达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流通现代化，推动了全社会流通产业的发展。另一种是日本模式，即通过成功地发展大型综合商社，形成以专业流通企业为主导的流通组织模式。日本大型综合商社的特点是与金融、工业资本有机结合的流通产业组织形式，并以其融于庞大企业集团的实力，无所不包的经营范围，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从经营规模看，仅日本几大综合商社的经营额，就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1/3，占出口的50％，进口的60％以上，从而推动日本经济高度的社会化和高效率。许多中小企业的发展，就是依赖于综合商社有效地解决引进技术、确保原料和开辟销路这三大矛盾而发展起来的。尽管美日两国的流通模式各有不同，然而，两个国家都实现了流通产业的现代化，创造了突出的经济业绩。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一个国家的流通组织形式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是按照经济实力形成的。一般发达国家是在市场化体制完备、工业化生产高度发达、高度集中后，开始重视发展流通的，因而必然是金融、工业垄断资本进一步向流通领域延伸，形成以工业资本为主体的现代流通产业，商业资本尽管也有很大发展，但仍然要从属于工业资本。但是，日本却比较特殊，二战后，日本财阀被解散，工业资本一无资金，二无市场，正是利用这一契机，使当时还是农村杂货铺式的商社逐步发展成为经济起飞的核心力量。可以说，综合商社是日本所特有的政治、经济等诸因素的综合产物，很难为其他国家仿效。

2.发展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的流通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内在要求，是生产与流通在更高层次的分工协作，是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化大生产所带来的产销关系变化，这必然要求流通产业组织为之提供商品销售服务。因为只有大批发商、商才能大批进货，满足生产企业产品单一化、批量化生产与销售的特点和要求，使生产与消费很好的连接起来。这也与一、二、三产业顺序启动，相应发展的一般规律相一致。尽管美日两国代表的流通组织形式不同，但不同流通组织形式却都反映了流通社会化、专业化的共同规律。美国是通过大公司内部的高度专业化分工实现的，一方面发展庞大的专业流通产业，一方面发展专业化生产；日本则是通过发展大型综合商社，综合商社又与工业资本、金融资本组成巨型企业集团，从而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实现生产与流通的专业分工。

3.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流通组织发展的重要手段。一般流通组织形式的演变是与其科技背景相一致的。科技革命所引起的商品货币关系的深入发展，要求流通组织形式不断的演化和发展。随着现代科技在美国、日本流通领域的应用，百货商店、连锁超市、电子商务等流通业态的演进，从产销合一、产销分离到产销结合的演变，就表明了流通组织形式是随新技术应运而生，特别是当今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高新科学技术和科学的经营管理方式已能支持规模化、分工协作化的现代流通组织系统，使之在高效率、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和经营管理的轨道上运行。现代科技的发展使流通组织由小型化、分散化向规模化、集约化、组织化方向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

4.规模经济与有效竞争共存是产业组织结构优化的内在要求。发达国家的流通产业组织结构演变表明：在工业化前阶段，产业资源密集度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相应地，小企业居主体地位，产业间关联作用弱，产业组织形式是小型化和分散化，产业组织素质低，几乎没有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在工业化阶段，产业部门日益增多，交易复杂，产业技术关联不断提高，产业组织形式演进为以专业化协作为特征的大批量生产体系，托拉斯充分享有规模经济效益，保持低成本的竞争优势，迅速提高产业竞争力、市场占有率和经济增长速度；进入工业化后阶段，信息业、高科技制造业与其他新兴服务业成为主流，相应地，产业组织形式向多样化方向演变，集中度与分散度适当，大中小企业关系协调，规模经济与有效竞争共存，经济稳定发展。

5.不同流通组织形式体现不同的市场经济关系，反映商品流通各自的特点。生产资料流通具有销售批量大，用户相对集中，购销范围广等特点，商品的销售活动可以由专业流通企业完成，也可以由生产企业直接完成，由此可以产生不同的流通组织形式。与生产资料相比，在生活消费品的流通中，工商关系在总体上只能形成以专业流通企业为主导的流通组织形式，厂家直销不可能占主要部分，这是由消费品流通的特点所决定的。因此，研究流通组织形式问题，要根据不同商品的特点，解决好生产与流通的分工协作问题。

（三）中国流通产业组织结构优化的目标框架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中国流通企业组织结构中，不论是专业流通企业还是流通导向型企业，不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与发达国家有着很大的差距。如在生产资料流通中，生产企业直销虽已逐步占到主要部分，大约70％，从这一点看，与美国模式比较相近，但这种自销是一种分散的、初级的、低效的流通，还不是现代化的流通，而要发展现代化的大流通，像美国那样主要依靠生产企业，在中国可能难以办到。大型生产企业在规模与实力上远无法与国外的跨国大公司相比，加之长期受传统体制的影响，企业的历史包袱十分沉重，解决生产上的种种问题，已相当吃力，要进一步发展高效率的现代流通产业，就难以为继了。另外，中国中小企业数量相当大，这决定了必须更多地发展和利用专业流通企业，如果以生产企业自办流通作为发展流通产业的主要途径，不但生产企业的实力达不到，而且从宏观的角度看，也是对于社会资源再投入的一种浪费。

中国的专业流通企业，改革开放后逐步走向市场经营，通过市场经营的磨炼和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专业流通企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得了重要发展。从总体上讲，在资金、网点、渠道、信息、人员等方面，已经初步具备了流通产业的雏形。但从流通企业自身来看，还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即企业组织结构分散，经营规模偏小，众多的专业流通企业及经营网点被各个部门、各级行政区划纵横交错地分割，形成各自独立小而全的经营单位，受体制的制约，又很难通过大量兼并重新组成若干个大型集团。从外部环境来讲，流通企业要进一步向其他产业渗透、发展，余地并不大。因此，专业流通企业与国内的大型生产企业极不匹配，形成了“小马拉大车”的格局。要发展像日本那样的大型综合商社也不现实。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国情决定了发展中国现代流通产业的途径，无论通过生产企业还是专业流通企业，都难以成为中国流通组织的主导模式，无论美国模式还是日本模式，也都不是我们的方向。只能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吸收国外模式的合理部分，发展符合中国实际的商品流通组织形式。我国正处在不断加快发展的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迫切需要发展集约化的现代流通组织形式与之相适应。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流通组织结构调整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流通组织形式，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和市场法则，实施流通领域的大集团战略，加快流通组织的规划，加强立法工作，提高流通组织建设的规范程度，运用市场机制调整和完善流通组织和组织方式，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积极推进政企分开，使流通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的流通组织形式和营销方式，尤其要针对中国当前流通企业组织规模过小，低水平过度竞争，难以发挥规模经济优势，经济效益持续下降等问题，政府通过制定流通产业组织政策，避免过度竞争，追求规模经济为主要目标导向；以培育和发展一批创新能力强、主业突出、拥有知名品牌、核心竞争能力强的大型流通企业和企业集团，使之成为发展现代流通体系的骨干和依托，成为与国外流通企业相竞争的“主力军”和对外实行跨国经营的“先遣部队”，从而形成流通产业适度集中、企业间充分有效竞争、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组织结构。

三、促进流通组织结构优化的政策选择

为适应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并能引导、推动流通组织的健康发展，有必要通过政策对流通组织实施有效的集中、分散、兼并、融合、协作与联合，从而提高流通的组织化程度。

1.坚决打破行业垄断、部门分割和地区封锁。这有利益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也是实行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经营，催化和发展一批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的流通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条件和前提。为此，一是尽快制定反垄断法。反垄断法不仅针对垄断企业，而且针对形成垄断的行为。当前特别要对由地方保护和行业保护形成的垄断加以限制；二是清理现有行业法规。目前，由于政出多门，地方与中央、部门之间及新老法规之间存在冲突。因此，需要对现有法规进行一次大清理，特别要撤消和废除一些阻碍竞争和制造垄断的法规。三是为了促进形成全国统一市场，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市场准入规则，同时要有保证实施法规的执法和监管体系，司法部门和一些重要法规执行管理部门应实行平直领导，排除层层干预。

2.制定企业兼并、联合政策。对于中国流通产业来说企业兼并能减少流通企业数量，提高市场集中度，扩大企业规模，从而较好地发挥流通企业的规模经济效益。因此，政府制定流通企业兼并政策的重点是要促进流通企业间的兼并活动，并从税收、金融上支持流通产业的优势企业去兼并劣势企业，统筹解决和安排为被兼并企业的债务和职工。目前中国流通企业还受“条条”和“块块”的限制，造成分散经营、多头对外的过度竞争状况。考虑到上述实际情况，政府应重视制定和实施流通企业联合政策，通过组建跨地区、跨部门的大型流通企业集团，减少流通企业间的摩擦和矛盾，一致对外，以实现规模经济和活力相兼容的有效竞争。对于不具备组建企业集团这种紧密性联合方式的企业来说，也可以建立较为松散的联合关系，采取统一联网、信息共享、统一退换保修商品等合作。这有利于减少企业的无序竞争，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规模经济效益。

3.流通业国际化经营政策。流通产业的国际化经营是一个双向过程，可分为外向国际化经营和内向国际化经营，前者指中国流通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等形式，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后者指外国流通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与国内流通企业争夺市场份额。因此，流通产业国际化经营政策也相应地可分为外向国际化经营政策和内向国际化经营政策。鉴于中国目前在外向国际化经营中存在多头对外，国内企业间过度竞争，内部摩擦大等问题，需要政府通过制定外向国际化经营政策加以校正，通过设置必要的壁垒，对从事外向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实行资格审查，保证企业具有一定的经营规模和国际竞争实力，在优化市场结构的基础上，还要规范企业的市场行为，特别是要在同类企业间建立利益协调机制，以增强一致对外经营的合力。同时，根据中国当前的内向国际化经营政策的重点是维持一定的进入壁垒，对外商进入同时实行数量和质量控制，以保证中国内向国际化经营的有序性，避免流通企业的过度竞争现象。

4.流通产业有效竞争政策。流通产业竞争政策的目标导向就是要规范流通企业的竞争行为。由于近几年来，中国流通产业普遍存在过度竞争现象，同时又缺乏必要的竞争政策约束，致使各种不正当的价格竞争、促销竞争不断发生。一些企业甚至通过非法途径获取竞争对手的商业秘密。这意味着中国迫切需要制定流通产业竞争政策，就流通企业订价、促销、商业秘密等制定出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法规，使流通企业的竞争行为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和制度保障，从而抑制流通产业的无序竞争，实现有效竞争。

政策抉择范文篇7

1、对1999年的基本评价。

1999年中央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扩大内需，开拓国内外市场，增发国债，扩大财政赤字，增加投资，调整收入分配，刺激居民消费，保证了全年经济增长7%目标顺利实现。总的来看，1999年国民经济仍然保持了较快增长，运行基本情况是好的。但是，通货紧缩趋势仍在持续。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一方面要看到成绩，另一方面应该看到经济总体运行情况仍不容乐观。到今年10月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已持续下降了43个月，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持续下降了25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持续下降了18个月。

2、2000年经济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进入WTO，将给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与发展，特别对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结构性调整，以及改善贸易条件扩大进出口规模，都将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具体的因素还有：

有利因素：（1）物价水平的降幅有所缩小；（2）国有企业效益有所回升；（3）出口止跌回升。

不利因素：（1）影响金融正常运转的呆坏账问题并不可能短期内解决；（2）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迅速下降。特别是更新改造投资1一9月份累计同比下降1．7%。结构性调整，压缩过剩生产能力的任务仍然很重；（3）消费不足。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始终在低位徘徊；（4）国企改革人员下岗分流后再就业压力较大；（5）一系列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有待完善，如此等等都必然提高社会储蓄率，抑制消费，减少投资；（6）金融机构贷款和企业存款的增长率持续下降，这些因素都会在较长时期内对总需求产生不利的影响．形成通货紧缩的环境。这些不利条件，特别是长时间、大范围的物价下降，使企业开工严重不足、居民收入预期下降、国内需求不振、投资需求不断下降，形成通货紧缩型的有效需求不足。加之早几年消费体制没有及时改革，消费环境不好、消费政策限制、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原因，以及长期结构性矛盾形成的生产能力过大等原因，这些都助长了通货紧缩。

在这种情况下，今年要保持7%的GDP的增长还需进一步创造条件，进一步实行积极的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二、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是有限的

3、当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

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有效的。党中央一系列决策核心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人民币不贬值条件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这种决策不能半途而废，因为任何宏观经济政策通常都要持续一段时间才能充分见效。过去我们治理通货膨胀时也用了二至三年时间，现在仅用了一年多时间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其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形势已得到稳定，虽然还有许多问题和深层次矛盾还没有解决，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政策的效果才能充分体现出来，但是如果我们不正确的认识形势，对已经实施的政策产生怀疑有可能会使过去的政策半途而废，再重新启动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现在是要坚定信心，按照既定目标前进。

4、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是有限的。

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在经济周期的低谷时期，以其启动经济，但这种政策不能过分使用，搞不好很可能为以后的通货膨胀埋下祸根。我国目前中央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增加，综合债务负担率提高，扩大发行国债的余地越来越小，积极的财政政策空间受到一定的制约。先说中央财政赤字问题。据统计，1991年一1999年我国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情况，均在3％以内。虽然中央财政赤字GDP比重并不大，但由于中央财政收人占GDP的比重不高，目前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已经超过60％以上。再说财政潜在的债务风险问题。1998年我国预算债务负担率为9．9%，1999年为11．7％（不含增发的600亿元专项国债）。即使加上增发的国债，我国的债务负担率也不能算高，但应考虑国家财政可能出现的“或有”债务问题。我国的“或有”债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后的债务（包括企业债转股后形成国家承担的债务）；地方政府、国有企业违规举债、违法担保形成的债务；未纳入预算的，包括国家政策性贷款和指令性贷款事实上对国有企业财政补贴形成的不确定债务部分。如果把这些“或有”债务和账面上的债务加在一起，根据国家综合负债及金融风险指数的国际比较计算（综合负债指数=（全部外债+政府内债+银行坏账*%）。由于我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低，发债历史短，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财政潜在债务风险更不容忽视。

5、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考虑。

由于存在国家综合负债率较高的风险问题，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好地考虑使用效果，由扩大需求为主转向扩大需求与增加供给并重，因此，要更多地支持关系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和企业，在扩大有效需求的同时，更好地改善有效供给，加快结构调整；要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适当增加转移支付力度，更多地补充社会保障基金；要改进财政资金的使用办法，适当采用财政贴息的措施，引导民间投资投向，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

6、对两年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存在不足之处的分析。

在充分估计到困难的情况下，要看到治理通货紧缩和防范财政金融风险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因为目前我国经济战线正进行一场战略性的结构性调整和国有企业三年“脱困”，其力度和范围还会不断扩大；时间上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在这期间要彻底改变目前通货紧缩状况似乎不可能。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应该把困难想得多一些，这样才有利于我们正确制定政策。这种基本判断有助于我们对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全面的反省；当前经济形势的焦点仍然是通货紧缩趋势，如果还是只一味地采取积极财政政策而不注重货币政策的配合，很可能只取得事倍功半的效果。因此200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走向应该是以反通货紧缩为主、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

三、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

7、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问题，金融在经济增长中应发挥更大作用。要进一步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取得最大效率。

8、货币政策作用欠佳的主要原因。这中间形成欠佳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既有银行不良资产过重负担形成的过度防范金融风险的原因，也有因需求不足引起贷款不断下降使得货币供应量低位徘徊等原因。

9、金融风险不可等闲视之。

金融风险表现在：（1）近年来，部分金融机构的支付风险已经显现出来了，一些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兼并和破产；（2）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重较高。虽然目前已经成立了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专门处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但实施“债转股”后，短期内并不能从根本上降低银行不良资产比重，这些不良贷款的产生有旧体制的客观因素，也有银行内部的原因；（3）资本充足率达不到要求，虽然去年中央财政发行2700亿元国债补充资本金，但仍达不到巴塞尔协议的8%的要求；（4）国有银行经营效益较差，收息率下降，目前国有银行收息率不到60%，亏损加大，风险仍在增加；（5）特别要注意近来银行储蓄存款开始出现明显分流趋势，应重视储蓄资金向国有大银行集中带来的问题。存款向大银行集中，大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备付率不断下降，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要进一步防范金融风险，特别注意防范中小金融机构支付风险。

10、积极运用货币政策不能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对立起来。只有积极促进经济发展，壮大国家经济实力，才能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提供坚实有力的基础。当前，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向是明确的，但由于一些体制性的障碍还没有消除，一些政策措施还不到位，使得货币政策的效应不尽如人意。为此，必须进一步统一认识，扩大货币供给，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11、改善金融服务、推进金融改革。应进一步采取措施，更加有力地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外贸企业和出口产品生产企业，以及中小企业、非公有企业的发展，解决城乡金融组织如何满足城乡中小企业和农户资金需求的问题。要鼓励农村信用社开展对农户的小额生产贷款，满足有适销对路产品的企业资金。中央银行应适当增加对信誉好、资产质量高的地方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基础货币供给。

四、加强计划和预见性，加快市场化进程

12、关于加强计划和预见性的问题。去年和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国债拉动投资。在这过程中每次都由于对经济发展后劲估计不足，存在突破预算、增加发行国债问题。应该对2000年赤字有一个明确计划，一步到位算清楚，以免中途出现追加赤字情况发生。加强工作计划性和预见性，可以提高我们工作质量，保持工作主动性。

13、关于加快市场化进程问题，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要改变。过去我们只注重政府投资对刺激经济的作用，政府作为投资主休把投资搞上去，以此完成GDP的增长。但是这需要政府采取长期赤字政策，牺牲长期发展为代价的。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现在主要还得依靠财政政策，还是要多搞一些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但是要注意政府的财政政策对一些竞争性行业的投资，包括对企业技术改造的项目的投入，不应该由政府自己做，而是要由企业自己投入。投资主体一定要改变，要由政府投资置换到企业，这就涉及到怎样改革政府投融资体制问题。政府投融资体制现在存在的许多体制性弊端，投资领域存在诸多矛盾大多都是由于政府充当投资主体所带来的。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要进一步扩大内需，增加有效供给，带动民间投资。怎样改革，有些问题急需研究解决。（1）政府投资部分严格把握住投向，预算资金用于的项目一定是经过立项批准的基础设施；（2）尽快促进企业投资主体的形成，组建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3）制定一切可能的政策扶持民间投资，包括资本市场证券投资；（4）探索和试行高科技企业融资体制，发展风险投资基金，尽快建立中小型科技企业上市机制。

政策抉择范文篇8

关键词：和谐社会，绿色生态型社会，公平性社会，创新性社会，税收政策

引言

和谐社会，是指社会系统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良性互动的状态。和谐社会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及公共治理的和谐，是绿色生态性社会、公平性社会和创新性社会的综合。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我们拓宽视野，运用多种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在实现和谐社会的综合目标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建设绿色生态型社会的税收政策

1.通过税收调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指通过资源循环利用使社会生产投入自然资源最少、向环境中排放的废弃物最少、对环境的危害或破坏最小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从本质上改变了传统经济呈现的“资源—产品—废物”的线型增长方式特征，表现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发展模式特征，是以有限资源支撑人类社会无限增长的必然趋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为达此目的，一是开征原生材料税、生态税、填埋和焚烧税、开征垃圾税或垃圾收费，达到通过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再利用来发展经济。二是对销售工业余热、热电联产、煤气综合利用项目给予税收优惠，可以采取免征增值税和所得税形式。三是通过税收优惠大力推行节能产品，对循环经济的科研成果和技术转让可以通过免征营业税加以鼓励。四是继续执行对废旧物资回收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通过征税措施严格限制过度包装和一次性用品的使用数量和范围。五是改革现行的资源税，强调其惩罚性，对资源税的征收采用累进制方式，将资源的使用量划分档次，不同的档次适用不同的税率，税率逐级跳跃式增加。

2.建立绿色税制，保护生态环境和合理开发资源。（1）开征环境保护税。将现行的排污、水污染、大气污染等收费制度改为征收环境保护税，建立起独立的环境保护税种。（2）加大消费税的环境保护功能。首先，对资源消耗量大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如高档家具、高档一次性纸尿布、高档建筑装饰材料等，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其次，对导致环境污染严重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如大排量的小汽车、越野车、摩托艇，应征收较高的消费税。把煤炭、电池、一次性塑料包装物及会对臭氧层造成破坏的氟利昂产品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第三，对于资源消耗量小、循环利用资源生产的产品和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绿色产品、清洁产品，应征收较低的消费税。如对无铅汽油可实行较低税率，对达到高排放指标（欧Ⅲ）的小汽车可以给予一定优惠。（3）增强并完善资源税的环境保护功能。首先扩大征收范围。应该在现行对7种矿产品征收资源税的基础上，将那些必须加以保护性开发和利用的资源也列入征收范围，如土地、森林、草原、滩涂、海洋和淡水等自然资源。其次调整计税依据。把现行的以销售量和自用数量为计税依据，调整为以产量为计税依据，并提高单位计税税额。第三将现行其他资源性税种如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并入资源税，并将各类资源性收费，如矿产资源管理费、林业补偿费等也并入资源税。第四制定必要的鼓励资源回收利用、开发利用替代资源的税收优惠政策，提高资源的利用率。（4）完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推动环保产业发展。除继续保留我国原有的减税、免税和零税率等税收优惠形式外，还应针对不同优惠对象的具体情况，采取多种税收优惠形式。主要包括：在增值税中增加对企业生产用于消烟、除尘、污水处理等方面的环境保护设备给予减免增值税的优惠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制度中增加对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为治理污染而调整产品结构、改革工艺、改进生产设备发生的投资给予税收抵免的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制度中增加对实行企业化管理的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场）实行加速折旧的规定。这样可以增强税收优惠手段的针对性，便于灵活运用各种不同税收优惠形式激励企业采取措施保护环境，治理污染，提高税收优惠措施的实施效果。

二、建设公平型社会的税收政策

1、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税收政策。目前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实质上是一种地区间梯度发展战略，轮番给出发展重点，轮番进行政策倾斜，轮番推出区域优惠。这种被扭曲的区域发展战略从客观上加剧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要按行业来进行，相应地税收政策的调整也要根据行业来推进，建立税收政策的行业导向机制。

在企业所得税的调整上，要注重把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重心定位于支持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采取投资和资源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并实行加速折旧和再投资退税或给予投资税额抵免，以保证投资者较快收回资本和获得较高的利润。

在增值税的调整上，目前在东北地区推行的消费型增值税试点对东北地区内的八大行业有利，从全国范围来看，会出现同为冶金行业的鞍钢和武钢税负不均，同为汽车制造业的二汽比一汽的税负重，不利于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了全国范围内的公平竞争。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因此，要变区域性试点为行业性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对八大行业（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冶金工业、船舶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军品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统一先允许对当年新购进的机器设备应扣税款给予实际扣除，然后再逐步全面推行对所有行业的消费型增值税。

2、实现公平分配的税收政策。（1）完善个人所得税，体现税负公平。一是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税制模式。二是健全费用扣除制度。税制应该更多的考虑纳税人不同税收负担程度，根据纳税人的不同身份分别制定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级次和税率，并要综合考虑纳税人的家庭成员人数和子女教育费用等。应随着通货膨胀率和收入水平的变动对扣除标准进行相应调整，即实行“指数化”，消除物价变动对纳税人税收负担的影响。三是逐步拓宽税基。取消或减少某些特定的税负减免项目，把原来未列入应税项目的收入如个人证券交易所得、个人股票转让所得、资本利得等归入综合所得之中；对于附加福利有市场价格的按市价计算，无市场价格的按国家统一规定标准计算，严格管理予以课税；对个体工商户或个体专营种植业、养殖业、捕捞业的高收入者一并征收个人所得税。四是依法治税，加强征管。完善代扣代缴制度，建立双向申报纳税制度及交叉稽查处罚制度。尽快推进个人财产、存款实名登记制度。（2）统一内外资企业两套税制，体现环境公平。一是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公司（法人）所得税。统一税前扣除标准，并与现行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相衔接。二是将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合并为统一的房产税。三是将车船使用牌照税和车船使用税合并为统一的车船税。四是将土地使用费和土地使用税合并为统一的土地使用税。五是对外资企业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彻底实现内外资企业税制的统一。（3）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调节存量财产的公平。根据当前我国的情况，遗产税征收的起点应当高一点，把一般中低收入者排除在外，宜采取累进税制，建立向慈善机构或其他公益事业捐献免纳遗产税或扣除的制度，以鼓励人们捐献。同时为了防止遗产税应纳税人事先转移、分散财产，遗产税与赠与税应同时出台。（4）改革消费税制，体现消费公平。一是根据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变化，进一步将一些高档消费品列入征税范围。例如高级皮毛及裘皮制品、别墅、摩托艇、房车、沙滩车、高档家用电器等高档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并制定较高的税率。对某些高消费行为征收消费税。为充分发挥消费税引导消费、调节分配的作用，应对某些高消费行为在征收营业税的基础上再征收消费税。如高尔夫球、赛马、垂钓、射击等高档体育活动和休闲行为，高档夜总会等娱乐行为，高档美容美发、瘦身、洗浴、影楼等场所的消费行为。二是鉴于摩托车已成为大众化的交通运输工具，建议降低或取消对摩托车征收消费税。三可以考虑将更多地应税消费品和全部的应税消费行为，明确在零售环节或消费环节实行价外征收，突出消费税的特殊调节作用。（5）开征房地产税（物业税），调控房地产价格。住房制度改革使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拥有了私人住房。高收入群体也将购买住宅作为保值投资的手段。住房占有量的多寡，已经成为区分人们财富多寡和贫富差异的标准之一。将房地产保有环节征收的税种合并为房地产税，并同时设置起征点，实行累进税率，以照顾弱势群体的住房需求。一方面可以对富人的财产和收入起到调节作用，避免其多购房进行投机而造成房价的不正常上涨；另一方面也是转变地方政府职能的需要，地方政府只有去抓社会治安、环境保护和执法情况，改善居住条件，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这个地方的房价才会上升，政府收的房地产税也会越多，地方政府才有了一个良性的稳定财源。

3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涉农税收政策的调整。2006年全国范围内全面免征农业税后，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仍然应有纳税义务，这也是取得国家公共服务的前提和条件。涉农税制的改革的远期目标是构筑农工商业统一的财产税、流转税、所得税及社保税组成的一元复合税制。并以财产税作为地方基层政府的主要税收收入，彻底解决现行城乡二元税制的种种弊端。在现阶段，可以考虑的措施：

（1）对某些收入高的种植、养殖大户征收个人所得税，作为在农村开征个人所得税的试验。（2）在企业所得税的调整上，对农副产品链式产业化开发的企业给予减免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推进农村工业化的进程。（3）在增值税政策的调整上，一是提高农民销售农产品缴纳增值税的起征点；二是取消对农民同时销售农产品和其他非农产品时，农产品销售额要占整个销售额一半以上的限制，规定只要农民销售中含有农产品的，销售额达不到起征点的，也不缴纳增值税；三是提高收购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扣除比例；四是规定对农民购进的农资中，如机械设备、种子、肥料、农药等所包含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允许扣除。（4）城乡统一征收土地使用税。将现行耕地占用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并，城乡统一征收土地使用税，把农业用地作为土地使用税中的一个税目。税率可根据农业用地所处地区、肥沃程度等自然条件划分等级，实行差别比例税率，按年征收。

4、完善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目前就业难的问题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一方面要用税收政策大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形成新增就业能力。企业所得税按企业组织类型设置差别税率，对中小企业专门设置一档税率。可适当降低金融业的营业税税率，以增强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能力；一方面要用税收政策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强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对商贸、旅游、社区服务、餐饮、流通等投资少、就业成本低、就业容量大的行业，实施减免所得税、降低营业税率等优惠措施，加快其发展。发展多种所有制的服务业，采取减免税等政策支持、鼓励和引导个体、私营企业大力创办服务业，如对从事就业介绍、劳动者岗位能力培训的中介机构给予税收减免和政府资金支持，对对外输出劳务的中介给予税收补贴等。另外要用税收政策大力支持再就业，降低失业所造成的各种损失。放宽再就业安置企业范围的限制，各类企业不分性质，都可享受税收优惠，如可将适用对象放宽到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同时，取消对建筑业、娱乐业安置下岗失业人员的税收优惠限制。对现行仅给予下岗失业人员的优惠扩大到尚未获得就业机会的群体。如农村富余劳动力、高校毕业生和中专技校毕业生等。

三、建设创新型社会的税收政策

政策抉择范文篇9

1、对1999年的基本评价。

1999年中央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扩大内需，开拓国内外市场，增发国债，扩大财政赤字，增加投资，调整收入分配，刺激居民消费，保证了全年经济增长7%目标顺利实现。总的来看，1999年国民经济仍然保持了较快增长，运行基本情况是好的。但是，通货紧缩趋势仍在持续。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一方面要看到成绩，另一方面应该看到经济总体运行情况仍不容乐观。到今年10月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已持续下降了43个月，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持续下降了25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持续下降了18个月。

2、2000年经济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进入WTO，将给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与发展，特别对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结构性调整，以及改善贸易条件扩大进出口规模，都将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具体的因素还有：

有利因素：（1）物价水平的降幅有所缩小；（2）国有企业效益有所回升；（3）出口止跌回升。

不利因素：（1）影响金融正常运转的呆坏账问题并不可能短期内解决；（2）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迅速下降。特别是更新改造投资1一9月份累计同比下降1.7%.结构性调整，压缩过剩生产能力的任务仍然很重；（3）消费不足。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始终在低位徘徊；（4）国企改革人员下岗分流后再就业压力较大；（5）一系列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有待完善，如此等等都必然提高社会储蓄率，抑制消费，减少投资；（6）金融机构贷款和企业存款的增长率持续下降，这些因素都会在较长时期内对总需求产生不利的影响。形成通货紧缩的环境。这些不利条件，特别是长时间、大范围的物价下降，使企业开工严重不足、居民收入预期下降、国内需求不振、投资需求不断下降，形成通货紧缩型的有效需求不足。加之早几年消费体制没有及时改革，消费环境不好、消费政策限制、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原因，以及长期结构性矛盾形成的生产能力过大等原因，这些都助长了通货紧缩。

在这种情况下，今年要保持7%的GDP的增长还需进一步创造条件，进一步实行积极的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二、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是有限的

3、当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

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有效的。党中央一系列决策核心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人民币不贬值条件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这种决策不能半途而废，因为任何宏观经济政策通常都要持续一段时间才能充分见效。过去我们治理通货膨胀时也用了二至三年时间，现在仅用了一年多时间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其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形势已得到稳定，虽然还有许多问题和深层次矛盾还没有解决，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政策的效果才能充分体现出来，但是如果我们不正确的认识形势，对已经实施的政策产生怀疑有可能会使过去的政策半途而废，再重新启动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现在是要坚定信心，按照既定目标前进。

4、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是有限的。

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在经济周期的低谷时期，以其启动经济，但这种政策不能过分使用，搞不好很可能为以后的通货膨胀埋下祸根。我国目前中央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增加，综合债务负担率提高，扩大发行国债的余地越来越小，积极的财政政策空间受到一定的制约。先说中央财政赤字问题。据统计，1991年一1999年我国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情况，均在3％以内。虽然中央财政赤字GDP比重并不大，但由于中央财政收人占GDP的比重不高，目前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已经超过60％以上。再说财政潜在的债务风险问题。1998年我国预算债务负担率为9.9%，1999年为11.7％（不含增发的600亿元专项国债）。即使加上增发的国债，我国的债务负担率也不能算高，但应考虑国家财政可能出现的“或有”债务问题。我国的“或有”债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后的债务（包括企业债转股后形成国家承担的债务）；地方政府、国有企业违规举债、违法担保形成的债务；未纳入预算的，包括国家政策性贷款和指令性贷款事实上对国有企业财政补贴形成的不确定债务部分。如果把这些“或有”债务和账面上的债务加在一起，根据国家综合负债及金融风险指数的国际比较计算（综合负债指数=（全部外债+政府内债+银行坏账*%）。由于我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低，发债历史短，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财政潜在债务风险更不容忽视。

5、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考虑。

由于存在国家综合负债率较高的风险问题，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好地考虑使用效果，由扩大需求为主转向扩大需求与增加供给并重，因此，要更多地支持关系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和企业，在扩大有效需求的同时，更好地改善有效供给，加快结构调整；要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适当增加转移支付力度，更多地补充社会保障基金；要改进财政资金的使用办法，适当采用财政贴息的措施，引导民间投资投向，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

6、对两年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存在不足之处的分析。

在充分估计到困难的情况下，要看到治理通货紧缩和防范财政金融风险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因为目前我国经济战线正进行一场战略性的结构性调整和国有企业三年“脱困”，其力度和范围还会不断扩大；时间上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在这期间要彻底改变目前通货紧缩状况似乎不可能。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应该把困难想得多一些，这样才有利于我们正确制定政策。这种基本判断有助于我们对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全面的反省；当前经济形势的焦点仍然是通货紧缩趋势，如果还是只一味地采取积极财政政策而不注重货币政策的配合，很可能只取得事倍功半的效果。因此200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走向应该是以反通货紧缩为主、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

三、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

7、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问题，金融在经济增长中应发挥更大作用。

要进一步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取得最大效率。

8、货币政策作用欠佳的主要原因。

这中间形成欠佳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既有银行不良资产过重负担形成的过度防范金融风险的原因，也有因需求不足引起贷款不断下降使得货币供应量低位徘徊等原因。

9、金融风险不可等闲视之。

金融风险表现在：（1）近年来，部分金融机构的支付风险已经显现出来了，一些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兼并和破产；（2）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重较高。虽然目前已经成立了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专门处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但实施“债转股”后，短期内并不能从根本上降低银行不良资产比重，这些不良贷款的产生有旧体制的客观因素，也有银行内部的原因；（3）资本充足率达不到要求，虽然去年中央财政发行2700亿元国债补充资本金，但仍达不到巴塞尔协议的8%的要求；（4）国有银行经营效益较差，收息率下降，目前国有银行收息率不到60%，亏损加大，风险仍在增加；（5）特别要注意近来银行储蓄存款开始出现明显分流趋势，应重视储蓄资金向国有大银行集中带来的问题。存款向大银行集中，大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备付率不断下降，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要进一步防范金融风险，特别注意防范中小金融机构支付风险。

10、积极运用货币政策不能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对立起来。

只有积极促进经济发展，壮大国家经济实力，才能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提供坚实有力的基础。当前，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向是明确的，但由于一些体制性的障碍还没有消除，一些政策措施还不到位，使得货币政策的效应不尽如人意。为此，必须进一步统一认识，扩大货币供给，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11、改善金融服务、推进金融改革。

应进一步采取措施，更加有力地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外贸企业和出口产品生产企业，以及中小企业、非公有企业的发展，解决城乡金融组织如何满足城乡中小企业和农户资金需求的问题。要鼓励农村信用社开展对农户的小额生产贷款，满足有适销对路产品的企业资金。中央银行应适当增加对信誉好、资产质量高的地方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基础货币供给。

四、加强计划和预见性，加快市场化进程

12、关于加强计划和预见性的问题。

去年和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国债拉动投资。在这过程中每次都由于对经济发展后劲估计不足，存在突破预算、增加发行国债问题。应该对2000年赤字有一个明确计划，一步到位算清楚，以免中途出现追加赤字情况发生。加强工作计划性和预见性，可以提高我们工作质量，保持工作主动性。

13、关于加快市场化进程问题，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要改变。

过去我们只注重政府投资对刺激经济的作用，政府作为投资主休把投资搞上去，以此完成GDP的增长。但是这需要政府采取长期赤字政策，牺牲长期发展为代价的。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现在主要还得依靠财政政策，还是要多搞一些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但是要注意政府的财政政策对一些竞争性行业的投资，包括对企业技术改造的项目的投入，不应该由政府自己做，而是要由企业自己投入。投资主体一定要改变，要由政府投资置换到企业，这就涉及到怎样改革政府投融资体制问题。政府投融资体制现在存在的许多体制性弊端，投资领域存在诸多矛盾大多都是由于政府充当投资主体所带来的。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要进一步扩大内需，增加有效供给，带动民间投资。怎样改革，有些问题急需研究解决。（1）政府投资部分严格把握住投向，预算资金用于的项目一定是经过立项批准的基础设施；（2）尽快促进企业投资主体的形成，组建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3）制定一切可能的政策扶持民间投资，包括资本市场证券投资；（4）探索和试行高科技企业融资体制，发展风险投资基金，尽快建立中小型科技企业上市机制。

五、集中力量解决总量矛盾，加大结构调整，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项改革

政策抉择范文篇10

摘要：相机抉择的财政整策要求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形势变化情况，采用不同的财政整策，我国近年来的财政政策基本上都遵循了相机抉择的反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但是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调控差。

关键词：财政政策相机抉择市场体系

一、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概论

财政政策相机抉择，意味着某些财政政策没有自动稳定的作用，需要借助外力才能对经济产生调节作用，一般来说，需要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形势变化情况，采用不同的财政政策，以消除通货膨胀缺口或紧缩货币缺口，是政府利用本身财力有意识干预经济运行的行为。相机抉择的主要内容是：当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总需求，反经济衰退；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抑制总需求，反通货膨胀；在总供求基本平衡时，实行中性财政政策，主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根据财政政策早期理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包括汲水政策和补偿政策。“汲水政策”，从字面上看，这种政策就如同水泵里缺水不能吸进地下水，需要诸如少许引水，以恢复抽出地下水的功能。按照汉森的财政理论，汲水政策是对付经济波动的财政政策，是在经济萧条时靠付出一定数额的公共投资使经济自动恢复其活力的政策。汲水政策有四个特点：其一，汲水政策是一种诱导景气复苏的政策，是以经济本身所具有的自发恢复能力为前提的治理萧条政策；其二，汲水政策的载体是公共投资，以扩大公共投资规模作为启动民间投资活跃的手段；其三，财政支出规模是有限的，不进行超额的支出，只要使民间投资恢复活力即可；其四，汲水政策是一种短期的财政政策，随着经济萧条的消失而不复存在。补偿政策是政府有意识地从当时经济状态的反方向调节景气变动幅度的财政政策，以达到稳定经济波动的目的。补偿政策相对于汲水政策具有以下特点：其，补偿政策是一种全面的干预政策，它不仅在使经济从萧条走向繁荣中得到应用，而且还可用于控制经济过渡繁荣；其二，补偿政策的载体不仅包括公共投资，还有所得税、消费税、转移支付、财政补偿等；其三，补偿政策的财政收支可以超额增长，而汲水政策是不能超额的；其四，汲水政策的调节对象是社会经济的有效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多次经济波动，而每次经济波动，政府都实施了相机财政政策，交替使用“松”或“紧”的手段来作用于经济周期，这些财政政策起到了一定的稳定效果。但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实际国情、相机抉择原则自身特性、及运用相机抉择原则的艺术性和科学性还有待提高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了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实际效应呈现不同程度偏离预期路径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二、相机抉择产生调控效应偏差的原因

(一)要素市场体系尚不健全，调控手段难以有效运用

一是由于各种要素市场尚未真正建立和完善，尤其是资本、土地等市场发育滞后，价格形成机制过多地受到行政干预和管制，要素价格非市场化导致市场信息的不准确或扭曲；二是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尚未根本消除，为追求行业部门和地区发展而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分割加剧，价格杠杆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三是部分要素市场还处在初期阶段，运转尚不规范，对宏观调控反应迟缓。

(二)市场主体地位尚不清晰，调控对象难以理性反应

一是由于现代企业制度尚不健全，产权制度和退出机制不健全，部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规范，其中，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显现不够，作为宏观凋控的主要调控对象，企业的反应并非完全按理性预期“出牌”，例如，由于赖账机制的存在和许多国有企业的软约束，企业借贷需求对利率的弹性过低，导致利率政策失效。二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等配套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城镇居民作为市场主体显现也不够，由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就业制度、县乡管理体制等方面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尚未真正打破、农民也还没有真正成为平等的市场竞争主体、作为宏观调控的另一调控对象，公众也难以形成稳定的理性预期，例如，利率调低并未影响个人储蓄持续高速增长，政府赤字消费的示范并未有效引导和刺激公众的消费需求。

(三)我国实际国情的影响

运用相机抉择原则以实现预期凋控目标应更多地运用市场化方式进行，运用与改善市场化调控方式的前提是要符合中国特有的国情。目前，我国部分经济现象与一般经济理论相不一致，例如，在人均需求较低时，宏观经济就出现了产品过剩危机，当生产性投资日益高涨，却未能带动消费需求增长，储蓄持续高速增长。但在中国却出现银行惜贷现象，这一方面缘于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初步阶段；另一方面与我国实际国情相关联。我国长期存在区域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由于东西部之间经济水平与自然环境的差异，政府投入中西部的资金又通过市场渠道流回。资金运用效率较高的东部地区，导致东西部之间经济增长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导致城乡之间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差异。一方面是城市投资生产的消费品难以向购买力较弱的农村市场扩展；另一方面农村储蓄又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城镇，扩大城镇投资和总供给能力。因此，消费总量扩张和结构升级受到制约，导致我国在低水平收入条件下的消费产品过剩，显然，中央政府通过财政投资手段来平抑区域与城乡差异的有效性受到制约。

(四)相机抉择自身特性的影响

相机抉择在宏观调控中的运用一般描述为政府为追求给定的最终政策目标，可以不受任何固定程序或原则的约束，而是依据现实情况灵活取舍，最优地制定与经济运行态势相适应的调控政策与措施，并加以实施其自身特性决定了在运用过程中产生实际效应偏差的可能性。

一是滞后性。由于相机抉择是见机行事，缺乏预警机制无疑决定了调控时机把握、调控方向确定、调控目标选择等环节在时间r的滞后性。相机抉择是建立在对宏观经济形势准确判断的基础上经济波动到何程度需要调控，何时调控，如何选择调控方案和调控目标等都取决定于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准确判断，但是当经济运行形态比较清晰时往往调控时机已错过确定方向、选择目标、出台政策。采取措施需要一定的时间，加上调控效应的实际发挥也具有时滞性，因此，相机抉择的事后调控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容易导致调控效应偏差。另一种情况是当经济运行形态还不太清晰时就抢抓时机，无疑会导致调控方向与目标的不确定性。

二是振动性。由于相机抉择具有滞后性，一般是在经济过热或过冷情况比较严重时再调控，政策力度容易过大过猛，再加上调控政策的实际效应发挥也具有滞后性，容易导致调控过度，经济波动振幅过大，从而会对下一轮经济波动起负面影响。如此周而复始，不仅容易出现调控效应偏差，而且容易出现经济大起大落。以往几次宏观调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三是随机性。由于相机抉择是灵活取舍，具有随机性，能在公众中形成确定的预期，容易导致公众的观望和等待。进一步强化调控效应的实际发挥的时滞性。一旦公众停止观望，政策效应容易在短时间集中释放，经济会产生大起大落，因而可能导致政策效果不显著，“持币待购”和“群体抢购”现象在我国并不少见。

显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制度背景下，在我国特有的国情条件下，由于相机抉择固有的自身特性提高，相机抉择运用的科学性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从开始建立至今不过二十多年，宏观调控与经济预警体系还有待健全运用宏观调控政策工具和措施手段的熟练程度和准确程度还有待提高，地方政府、企业与公众的预期与反应也呈现较为复杂的局面等等。相机抉择在运用中产生偏差也是一种必然，实际上，要解决相机决择财政政策的科学合理运用问题，关键在于控制和压缩政府支出规模。我国的公共财政制度尚未真正建成，政府收支不受社会公众、不受市场和资本的约束、规范和监督。这也就需要加速深化财政公共化改革，建立真正的政府预算制度，使得政府的财政政策建立在健全的体制之上。

参考文献：

[1]童兆坤我国宏观经济形态分析[J]武汉工业学报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