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赔偿范文10篇

战争赔偿范文篇1

就一般意义来讲，战争指的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为了解决阶级与阶级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同的国家集团之间的矛盾所采取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战争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不过是政治的延续，是战争的发起者为了达到其所追求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比较极端的手段。发生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战争不管持续多久，总得有一个结束，此时，战胜的一方就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战败的一方。通常情况下，处于战胜一方的国家要向战败方提出各种各样的赔款或赔偿要求。这种做法，首先是在有关国家结束战争的和谈实践中得到体现，继而，这种惯例便渐渐地成为人类战争规则中的成文规定。

战争赔偿的事实很早就有。就中国而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征战中，就有了失败方向胜利方支付“赔偿”的现象。秦统一中国后的数千年里，总的来讲中原王朝多处于强势状态。不过在中原王朝比较衰弱的时候，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往往趁虚而入，即使不能入主中原取而代之，也常诉诸战争的形式，通过达成条约或协议，改变着强弱关系。如到南宋时期，宋金开战，最后南宋被迫讲和，在被史称为“绍兴和议”的协议中，南宋除了向金称臣、割让土地外，也有向金“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的赔偿规定，这种赔偿已接近近代意义上的战争赔偿了。

在欧洲，连绵不断的战争也导致了种种战争赔偿的形式。除了一般意义上战败方向胜利方所作的实物或金钱赔偿外，有时是势力较弱的一方在尚未失败的情况下，为了不至于进一步引火烧身，便自动做出赔偿。发生于1475年的英法战争便是这种情况，当时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为了反对法国干涉其国内的王位之争，便出兵法国。双方虽未曾交战，但法国方面为了避免战争，还是以爱德华撤军作为前提，向英国做出巨额赔款。

古代中国和西方世界虽然有关于战争赔偿的事实存在，但这与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后的战争赔偿是有所不同的。

近代意义上的战争赔偿属于国际公法的范畴。国际公法的产生是以1618～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各国通过谈判所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标志。也正是这个条约才标志着近代意义上国家主权观念的确立，并在真正意义上产生了近代的国际关系以及调整国际关系间的一系列准则。

国际法在其形成过程中，就把解决战争及其相关问题作为其重要的内容。在欧洲“三十年战争”中所出现的最有影响的国际法著作，便是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发表于1625年的《战争与和平法》。此书虽然是以规范战争行为作为主线，但却一直被视为是把国际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的奠基之作。此后，有关国际法的论著大量问世，经过漫长岁月的不断充实，到18世纪末，“国际法”的概念渐渐被接受。

由于国际法是区别于国内法的普遍规则，因此，在国际法被接受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对国际法地位的不同认识，出现了“二元主义”和“一元主义”之争。“二元主义”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两个分离的、相互独立的法律秩序，其所调整的事项极不相同。而“一元主义”认为，国内法和国际法是属于同一法律体系的，只不过在整个法律体系内有层次之分而已，即契约决定于立法，立法决定于宪法，宪法决定于国际法，国内法律秩序决定于国际法律秩序，国际法明显处于优越地位。而且，国际法的大部分规范是不完全的规范，需要国内法规范加以补充，因此，国际法秩序只有作为包括一切国内法律秩序在内的一种普遍性法律秩序的一部分，才是有意义的。国际法的秩序决定各国法律秩序的属地、属人和属时效力范围，从而使许多国家的共存成为可能。①

由于对国际法地位的不同理解，近代以来各国对于国际法的认同与接受也就因国而异，因时而异。但针对解决战争问题而言，不论是从“二元主义”的角度来解读，还是从“一元主义”的角度来解读，国际法的规则对国家的部分责任行为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当然，问题的另一面是，由于国家力量有强有弱，国际法哪怕是形式上的理性，也往往容易变异为强国对弱国的理直气壮的勒索和支配。

战争与战争赔偿是国际法规范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18世纪末以来形成的国际法概念，战争主要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敌对国家，以武力推行国家政策而引起的冲突和由此引起的法律状态。②而战争赔偿是国际法里关于“战争法”（或称“武装冲突法”）中的一个法律概念，它的内涵是战败国由于战争原因，根据和约规定付给战胜国的一定数量的实物或现款（如外汇、黄金或白银）等，它是国家承担国际法义务的一种形式。

近代意义上战争赔偿的法源主要是国际习惯和国际条约。③从18世纪以来，民族国家间的战争频繁，战争赔偿问题成为当时国际法所要解决的重要议题之一，差不多在所有结束战争的和平条约中，几乎都会有关于赔偿的条款，并有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则：只要是战败国就应该向战胜国交付一笔战争赔款。在当时的条件下，战争赔款本身不存在对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界定，完全成为胜利方对失败方的一种罚金，而且这种罚金数量的多少也是没有参照的，完全凭胜利方的主观意志加以决定。

到了19世纪，上述情形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变，最早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以及这些国家同被压迫民族之间战争不断加剧，战争结束后的赔偿条款差不多都有变成任意性的趋势，仅仅由战胜国的自由决定的愿望限定赔款数额。在1871年《法兰克福条约》中，法国对德国的战争赔款被确定为50亿金法郎，此外法国还得承担德国占领军的一切费用（根据条约规定，后者留驻法国的领土上，直到赔款支付完毕为止）。

法德间关于战争赔偿问题的规定在当时颇具有典型性：第一，赔款数量的确定本身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第二，胜利一方为了保证拿到战败方的赔款，以驻军作为压力，而且要对方承担驻军费（在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效法了这一作法）；第三，战争赔偿对失败方导致了两个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是巨额赔款使国内经济力量严重受损，另一方面是两个民族间的仇视心理增加，形成了长期的民族隔阂。因此，正是由于普法战争中所表现的对于战争赔偿的过分要求，国际法学界在学理上开始了新的反思，战争赔偿逐步考虑到了如下一些原则：如把赔款限定在战争费用总额之内；考虑战败国的实际支付能力等等。但这也仅仅是在法理上的认识而已，在实践中却很难得到体现。普法战争二十多年后发生于中日间的甲午战争后的赔偿以及八国联军战败清政府后所订的《辛丑条约》中所规定的巨额赔款，对失败方的处罚远远超过了普法战争的程度。

20世纪之初，也有人一度倾向于把赔款制度完全取消。日俄战争结束后的《朴次茅斯条约》和结束巴尔干战争的《伦敦和约》以及《布加勒斯特和约》等，均没有关于战争赔偿的规定，这使得取消战争赔款的趋势暂时在实在法中得到了体现。不过这也并非预示着公理从此将取代强权，也不意味着战争赔偿问题将会成为过时的东西，它仅仅是国际法学者的美好愿望而已。就日俄战争而言，在战争结束之际，日本方面最初的确是想从俄国方面索取12亿日元的战争赔偿，但在谈判过程中，一方面是俄国方面拒绝这一要求，另一方面是美国等方面对日本的规劝。此外，由于此次战争也涉及多个中立国家，美国曾向这些国家发出过同文照会，要求各国约定，关于在缔和或在其他方面为交战国所作的任何效劳，各国相约不为自己索取任何形式的报酬，对此，英、德、意、法等国均表示接受。④可见，是多种因素的作用才导致了日俄战争后日本未向俄国索取战争赔偿这一结果。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赔偿的新概念

第一次世界大战揭开了人类战争史上新的一页，当然也是最可怕的一页。据统计，这场战争至少使860万军人阵亡，因重伤或疾病至死1000多万人，另有2122万多人受伤。⑤就损失而言，这场战争大约耗费了3380亿美元。⑥战争的残酷性以及战争损失的空前程度给战争赔偿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新的挑战。

大战结束后，协约国集团对德国的战争赔偿问题要求大致基于两个方面的目标：第一，通过向德国索取战争赔偿起到对德国的惩罚作用；第二，通过索偿，削弱德国的经济能力，加强协约国各国自身的经济力量。协约国把其在战争中所欠美国的债务以及他们相互之间产生的约200亿美元债务的偿还也多寄托在德国赔偿上，甚至协约国各成员国连恢复自身经济的各项计划也想依赖德国的赔偿。这种巨大的期望值，必然会加重战胜方对失败方处罚的力度，进而导致战后战争赔偿问题的复杂化。

就协约国的第一个目标而言，虽然我们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两大帝国主义阵营所进行的非正义战争，但从惩罚德国发起战争这个角度来看，在法理上来讲有其进步的一面，它也丰富了国际法中关于战争赔偿的内容，并成为以后关于战争赔偿的重要法源。

旨在结束战争的《凡尔赛和约》中关于战争赔偿的规定与以往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对德国赔偿责任的追究是以德国及其盟国的开战责任为依据的，这与以往只追究失败的责任形成了区别，也就是说，它排除了根据唯一的强权法则把战争赔款强加于战败国的传统原则。第二，用简单的补偿造成的损失的方法取代了传统的战争赔偿原则。第三，它既把赔偿范围明确限定在由侵略国家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之内，同时也鉴于战争费用数额巨大，基本上排除了战争费用的偿还。第四，关于赔偿的范围比以往有了更为具体的规定，特别重要的是，它规定德国应对交战期间由于德国及其盟国的陆海空进攻，而加之于协约国普通人民的一切损害承担赔偿义务。对于损害的各种项目在《凡尔赛和约》第八部第一篇的附件中被详细地罗列出来，这其中既包括了对一般性的违反战争法规行为的赔偿，也有一些新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十个方面：（1）由于陆上、海上、空中的攻击和军事行动等战争行为，致使平民及其负责瞻养者的伤害和死亡所受之损害；（2）由于残暴、侵害或虐待行为，而使所有被害之平民及其负责赡养者所受之损害；（3）对于卫生上或对于荣誉上所有被害之平民及其负责赡养者所受之损害；（4）战俘因被虐待所受之损害；（5）由于战争被害，不论残废、受伤、患病或残废之军人及其负责赡养者的抚恤金；（6）协约国政府对战俘及其家属或被抚养之救助费用；（7）协约国政府对被动员或随军服务者家属及其抚养者的供给金；（8）被强迫劳动而无公正报酬而使平民所受之损害，以及作为敌对行为或军事行动的直接结果而遭受的损害；（10）对平民征收与罚款或其他类似之勒索形式所受之损害。⑦

上述十项具体的战争赔偿条款，如果仅仅从惩罚德国发起战争的法理层面上来看，的确是有了比以往较为理性的规定，它比较充分地考虑到了加害国对被害方的国家和人民所施之侵害，而不仅仅限于对违反一般战争法规的处罚。这些原则在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问题中也得到了延续。

从协约国集团要求德国赔偿的第二个目标来看，情况要复杂得多。由于协约国集团内部各打各的主意，很难形成一致意见。法国曾经饱尝过对德战争赔偿的苦头，此次战后，自然想借赔款削弱德国，以雪普法战争之耻。英国从当时的现实利益出发，害怕法国过于强大，进而称霸欧洲，构成对自己新的威胁，于是便采取了扶德抑法的政策；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跃成为各国的债主，其对德政策更多的着眼点是扶持德国，欲将德国变成其在欧洲的重要基地。于是，英国同美国一起主张适当地放宽对德国的赔偿要求。协约国内部各自的不同利益诉求，是导致一战后德国赔偿问题不断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凡尔赛和约》本身并没有规定德国赔款的具体数字，只是决定要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负责此项事务。1920年7月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也没有明确规定德国应付赔款的总额，只是确定了德国向各协约国赔款的比例，另外德国同意每月向战胜国供应200万吨煤作为赔偿实物。到第二年，赔款委员会在法国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把德国的赔款总额定为2260亿金马克，在42年之内还清，德国的全部财富作为赔款的保证。但德国方面对这种赔款安排表示强烈抗议，而协约国方面又不肯让步，以至于演出了法、比军队占领德国三个城市的军事行动。1921年4月，在美国的出面斡旋下，重开赔偿会议，确定德国应付的赔偿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在66年之内还清，从1921年5月1日起，德国每年必须支付20亿金马克。德国虽然接受了这个赔偿数额，但由于巨额的赔偿导致了国内经济和财政的严重危机，赔偿的继续履行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

虽然赔偿委员会此时把赔偿金额定为1320亿金马克，但在后来的实践中，这个数字接连被1924年8月16日的《伦敦协定》和1930年1月20日的《海牙协定》减少了。伦敦协定使“道威斯计划”生效，根据这个计划，暂不规定德国赔款的总额和支付年限，只规定在该计划生效的第一年，德国赔偿10亿金马克，以后逐年增加，从第五年起每年支付25亿金马克。为了便于德国支付赔偿，德国被允许向美英等国贷款。后来的《海牙协定》把法国的债权又缩减三分之二。最后，1932年7月9日的《洛桑协定》要求德国象征性地支付30亿金马克，以此方式解除其全部赔偿债务，事实上德国最后并未偿付这笔赔款。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关德国的赔偿问题实际上变得不了了之，而最初的预计则一直算到1988年3月31日付清。尽管如此，德国从1919年到1932年间还是支付了大约36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偿，其中法国从德国的赔偿中得到95亿。⑧

事实证明，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赔偿原则有了一些比过去较为进步的方面，但各协约国的成员国通过对德索赔来削弱德国的意图也未能如愿以偿。相反，由于德国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导致了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兴起，所以普遍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重负是德国后来走上法西斯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赔偿的若干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更为复杂。一方面，它体现了人类对正义和理性的新考量，另一方面，它的解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花去了更长的时间。一战后围绕着战争赔偿问题，有关国家前后交涉了13年的时间，而二战后此项问题到战争过去60多年了，仍然尚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制度所表现的进步性而言，其表现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赔偿制度的进步性，这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对战争责任的追究是以发动侵略战争为依据的，它的内涵是指发动侵略战争本身是违法的，从国际犯罪这一法理来看，即使军事行动本身是按战争法规合法进行的，其发动侵略战争或非法战争一方，就应当对一切战争损害（不论合法与违法）负法律责任。⑨其次，赔偿的法律完全不同。要求赔偿的权利，不仅仅根据遭受的损失，而且根据在实现共同的胜利的过程中肩负的重担和所承担的份额。这项原则实际上是1945年2月11日的雅尔塔会议提出的。根据这项原则，赔偿首先应该给予那些担负了战争主要重担的国家、遭受了最严重损失的国家和组织了对敌作战并取得胜利的国家。再次，关于赔偿的经济制度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的制度也大不相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制度包括黄金和外汇的划拨（现金赔偿），同时辅之以实物。而根据在雅尔塔说明的原则，二战后的战争赔偿则基本上是建立了以实物赔偿的制度。实物赔偿主要是战胜国通过它们在各自占领区内取得的先取财产来实现的。这种赔偿制度使用的技术方式包括设备转让、工厂拆除，交出商船，扣押轴心国在国外的财产等等，其具体的处理方式在不同的索赔国和赔偿国之间各有不同。这些规定，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赔偿原则相比，明显少了勒索的成份。

二战后战争赔偿规定的进步性也体现了赔偿尽可能减少的原则。由于轴心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造成的损失巨大，各受害国得到全部赔偿根本是无法保证的，于是便有了各种形式的削减。削减赔偿的办法包括如下几种：第一，通过说明债务原则的文件本身来确认责任国对这笔债务不能清偿（如1951年9月8日《旧金山对日和约》第14条）。第二，通过协定，将战败国的赔偿总额规定为一个仅具有象征意义的极小数字。如意大利与法国之间，早在1948年时法国认为意大利应支付其4000亿法郎，而根据1950年11月28日签订了一项法意协定，法国把意大利向其支付的损失赔偿总额确定为35700万法郎。此外，根据相关的协定，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欠苏联的赔偿总额也被减少了达50%。第三，由债权国明确宣布放弃战争赔偿要求，如英国放弃对意大利的赔偿要求，印度放弃了对日本的赔偿要求，中国放弃了对日本的国家求偿权等等。

二战后关于赔偿问题的另一个变化是，根据传统的战争赔偿办法，只承认那些在战争行动开始时就存在的国家才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赔偿就把波兰和捷克斯洛克从赔偿制度中排除了。但二战后，经过长期艰难谈判之后，战争期间尚无国家权力的以色列在战后从联邦德国获得了345000万马克的赔款，根据1952年9月10日在卢森堡签订的条款，这笔赔款应在12年内全部分期缴付。⑩

二战后的战争赔偿中，最具有进步意义的地方是它更突出了加害国对被加害方人民所造成伤害的追究，也就是习惯上所讲的加害方对受害方人民的“民间赔偿”问题。

事实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法中就有了这样的规定：战败国除了对战胜国进行赔偿外，还要对其加害国民间所遭受的损失加以赔偿。为了严格区别二者的定性，法学界有的学者将前者称“战争赔偿”，后者称“受害赔偿”，前者赔偿的对象主要是战胜国国家，而后者赔偿的对象除了战胜国国家外，还有战争期间遭受损失和损害的受害国的国民和法人。从法律上来讲，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同属战败国对发动战争所应承担的国家责任的法定形式。B11也有学者认为，战争赔偿本身就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国家主权、军人、国有财产、历史文化等所遭受的损害赔偿，另一部分是受害国国民在战争期间因遭到敌国军队、军人、不分皂白地屠杀、强暴妇女及施放细菌武器等所受到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受纳粹德国侵害过的国家的国民对德国提起的民间索赔要求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而遭受日本法西斯侵害国家的国民特别是中国国民的对日索赔则一直未能得到妥善的解决。B12

中国国民以个人身份提起对日本的民事赔偿要求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此后，劳工问题、慰安妇问题、细菌战问题等一系列的诉讼相继而起，它所涉及的法律概念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者因实施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原则而进行的战争犯罪行为，由遭受过人身、财产精神等方面重大损失的各受害国的受害者及其遗属，对作为加害主体的日本政府或日本企业等提起并要求其赔偿并承担其它民事法律责任的民事诉讼。B13

但就目前为止的法律诉讼实践来看，上述诉讼遇到了日本方面以法律为借口的抗辩，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战争赔偿问题已通过政府的层面得到了解决；第二，国家无答责原则；第三，受害诉讼时效已过；第四，个人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B14

认真分析这四个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不难看到，从法律上来讲，这其实是不存在问题的。关于政府层面解决了战争赔偿的问题一说，中国政府早有所表示，即中国所放弃的只是传统的战争赔偿中国家对国家的赔偿部分，根本不涉及到民间赔偿的问题。B15关于国家无责答的这一原则，这也是站不住脚的，根据1947年日本的新宪法中第17条的规定：“任何人因公务员之不法行为，而受损害时，得依法律规定，向国家或公共团体请求赔偿。”B16而且根据1949年联合国通过的《联合国大会关于通过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的决议》中第14条的规定，“各国有责遵照国际法及国际法高于主权的原则，处理其与他国之关系”。B17虽然在事实上各国并不一定严格按此条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至少这不成为法理障碍。关于受害者诉讼时效的问题，早在196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中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B18而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早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已经明确对其反人道和战争罪行作了界定。B19至于个人是否具有国际法主体的问题，虽然在国际法学界也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由于民间受害者个人的求偿是个人向被请求国的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的是被请求国的国内法即国家赔偿法来进行的。B20由此观之，日本方面所持的这一条也是经不住检验的。事实上，日本方面所持的几条中，连日本的一些学者也并不普遍认同，日本学者金子道雄就认为，战争赔偿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国家对国家的赔偿，二是国家对受害个人的补偿。从法律上看，对不法行为要同时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责任，因此，即使国家对国家的赔偿责任消失了，但受害者个人对于加害者的民事请求权则应另当别论。不论是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的国家还是接受了战争赔偿的国家，一般市民或其遗族都应保有对日本之不法行为要求赔偿补偿之请求权，而且这种请求权与国内法不同，它没有时效。进而他还认为，日本只作国家赔偿而不对受害者个人补偿的做法，是置世界发展趋势于不顾的恶意的反时代行为。B21

不过在司法实践中，日本方面于2000年11月通过司法程序中的和解方式解决了花冈劳工受害者的提诉，但明确表示其被诉的鹿岛株式会社所捐出的基金并不具有补偿和赔偿的性质。对此举，法学界中有人认为是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一种可行的方式，也有人认为这是日本方面推卸战争赔偿责任的表现，根本无助于民间赔偿问题的解决。

日本政府能否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以正确的态度解读国际法的有关原则，妥善解决中日间长期未决的战争赔偿问题，这不仅是对历史的一个交待，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态度。

结语

从人类战争赔偿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发展的大致方向：它从简单的战胜方对失败方的随意处罚和勒索，发展为战败方对战胜方的军费补偿，使得战争赔偿本身有了一个可以参照的标准，这是一个进步；从不问青红皂白地只追究失败方的责任，发展到了考虑战争的性质，并要求负有发动侵略战争责任的一方加以赔偿；从赔偿的主体和被赔偿的对象来说，它从单一的国家对国家的赔偿，发展到了国家对受害者个人的受害补偿以及侵略方其他法人团体对受害者作出相应补偿的趋势。所以这些，昭示的是人类理性的进步和对个体生命的尊重。

注释：

①［美］汉斯•凯尔森著，王铁崖译：《国际法原理》，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35页。

②盛红生、杨泽伟、秦小轩：《武力的边界——21世纪前期武装冲突中的国际法问题研究》，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③高智华、于泓主编：《国际法学》，工商出版社2002年版，第455页。

④［美］马士、宓亨利著，姚曾泽：《远东国际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91页。

⑤［美］汉森•W•鲍德温著，陈月娥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1页。

⑥吴友法、黄正柏：《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

⑦⑨［日］寺泽一、山本草二主编，朱奇武等译：《国际法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70、471页。

⑧由于德国支付一战后的赔偿前后时间长，情况复杂，对于德国实际支付的总数各种说法相差较大，一说230亿金法朗，参见［法］夏•卢梭：《武装冲突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3页。一般常见的说法是在1924年之前德国支付赔偿数为250～260亿金马克，从1924年到1932年，即从道威斯计划的实施到洛桑会议德国支付110亿金马克，参见郝志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实际赔款有多少》，载《历史教学》，1994年第3期。

⑩［法］夏•卢梭：《武装冲突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155页。

B11参见丁伟：《日本侵华战争的民间受害者对日索偿问题研究》，载《法学》，1999年第10期。

B12姜维久：《日本与德国战后国家赔偿及个人受害赔偿比较研究》，载《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

B13刘波等：《国内起诉：民间对日索赔的可行性》，载《中国律师》，2002年第3期。

战争赔偿范文篇2

关键词：国际法战争赔偿历史演变

一、国际法的诞生与战争赔偿

就一般意义来讲，战争指的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为了解决阶级与阶级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同的国家集团之间的矛盾所采取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战争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不过是政治的延续，是战争的发起者为了达到其所追求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比较极端的手段。发生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战争不管持续多久，总得有一个结束，此时，战胜的一方就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战败的一方。通常情况下，处于战胜一方的国家要向战败方提出各种各样的赔款或赔偿要求。这种做法，首先是在有关国家结束战争的和谈实践中得到体现，继而，这种惯例便渐渐地成为人类战争规则中的成文规定。

战争赔偿的事实很早就有。就中国而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征战中，就有了失败方向胜利方支付“赔偿”的现象。秦统一中国后的数千年里，总的来讲中原王朝多处于强势状态。不过在中原王朝比较衰弱的时候，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往往趁虚而入，即使不能入主中原取而代之，也常诉诸战争的形式，通过达成条约或协议，改变着强弱关系。如到南宋时期，宋金开战，最后南宋被迫讲和，在被史称为“绍兴和议”的协议中，南宋除了向金称臣、割让土地外，也有向金“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的赔偿规定，这种赔偿已接近近代意义上的战争赔偿了。

在欧洲，连绵不断的战争也导致了种种战争赔偿的形式。除了一般意义上战败方向胜利方所作的实物或金钱赔偿外，有时是势力较弱的一方在尚未失败的情况下，为了不至于进一步引火烧身，便自动做出赔偿。发生于1475年的英法战争便是这种情况，当时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为了反对法国干涉其国内的王位之争，便出兵法国。双方虽未曾交战，但法国方面为了避免战争，还是以爱德华撤军作为前提，向英国做出巨额赔款。

古代中国和西方世界虽然有关于战争赔偿的事实存在，但这与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后的战争赔偿是有所不同的。

近代意义上的战争赔偿属于国际公法的范畴。国际公法的产生是以1618～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各国通过谈判所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标志。也正是这个条约才标志着近代意义上国家主权观念的确立，并在真正意义上产生了近代的国际关系以及调整国际关系间的一系列准则。

国际法在其形成过程中，就把解决战争及其相关问题作为其重要的内容。在欧洲“三十年战争”中所出现的最有影响的国际法著作，便是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发表于1625年的《战争与和平法》。此书虽然是以规范战争行为作为主线，但却一直被视为是把国际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的奠基之作。此后，有关国际法的论著大量问世，经过漫长岁月的不断充实，到18世纪末，“国际法”的概念渐渐被接受。

由于国际法是区别于国内法的普遍规则，因此，在国际法被接受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对国际法地位的不同认识，出现了“二元主义”和“一元主义”之争。“二元主义”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两个分离的、相互独立的法律秩序，其所调整的事项极不相同。而“一元主义”认为，国内法和国际法是属于同一法律体系的，只不过在整个法律体系内有层次之分而已，即契约决定于立法，立法决定于宪法，宪法决定于国际法，国内法律秩序决定于国际法律秩序，国际法明显处于优越地位。而且，国际法的大部分规范是不完全的规范，需要国内法规范加以补充，因此，国际法秩序只有作为包括一切国内法律秩序在内的一种普遍性法律秩序的一部分，才是有意义的。国际法的秩序决定各国法律秩序的属地、属人和属时效力范围，从而使许多国家的共存成为可能。

由于对国际法地位的不同理解，近代以来各国对于国际法的认同与接受也就因国而异，因时而异。但针对解决战争问题而言，不论是从“二元主义”的角度来解读，还是从“一元主义”的角度来解读，国际法的规则对国家的部分责任行为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当然，问题的另一面是，由于国家力量有强有弱，国际法哪怕是形式上的理性，也往往容易变异为强国对弱国的理直气壮的勒索和支配。

战争与战争赔偿是国际法规范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18世纪末以来形成的国际法概念，战争主要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敌对国家，以武力推行国家政策而引起的冲突和由此引起的法律状态。而战争赔偿是国际法里关于“战争法”（或称“武装冲突法”）中的一个法律概念，它的内涵是战败国由于战争原因，根据和约规定付给战胜国的一定数量的实物或现款（如外汇、黄金或白银）等，它是国家承担国际法义务的一种形式。

近代意义上战争赔偿的法源主要是国际习惯和国际条约。从18世纪以来，民族国家间的战争频繁，战争赔偿问题成为当时国际法所要解决的重要议题之一，差不多在所有结束战争的和平条约中，几乎都会有关于赔偿的条款，并有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则：只要是战败国就应该向战胜国交付一笔战争赔款。在当时的条件下，战争赔款本身不存在对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界定，完全成为胜利方对失败方的一种罚金，而且这种罚金数量的多少也是没有参照的，完全凭胜利方的主观意志加以决定。

到了19世纪，上述情形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变，最早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以及这些国家同被压迫民族之间战争不断加剧，战争结束后的赔偿条款差不多都有变成任意性的趋势，仅仅由战胜国的自由决定的愿望限定赔款数额。在1871年《法兰克福条约》中，法国对德国的战争赔款被确定为50亿金法郎，此外法国还得承担德国占领军的一切费用（根据条约规定，后者留驻法国的领土上，直到赔款支付完毕为止）。

法德间关于战争赔偿问题的规定在当时颇具有典型性：第一，赔款数量的确定本身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第二，胜利一方为了保证拿到战败方的赔款，以驻军作为压力，而且要对方承担驻军费（在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效法了这一作法）；第三，战争赔偿对失败方导致了两个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是巨额赔款使国内经济力量严重受损，另一方面是两个民族间的仇视心理增加，形成了长期的民族隔阂。因此，正是由于普法战争中所表现的对于战争赔偿的过分要求，国际法学界在学理上开始了新的反思，战争赔偿逐步考虑到了如下一些原则：如把赔款限定在战争费用总额之内；考虑战败国的实际支付能力等等。但这也仅仅是在法理上的认识而已，在实践中却很难得到体现。普法战争二十多年后发生于中日间的甲午战争后的赔偿以及八国联军战败清政府后所订的《辛丑条约》中所规定的巨额赔款，对失败方的处罚远远超过了普法战争的程度。

20世纪之初，也有人一度倾向于把赔款制度完全取消。日俄战争结束后的《朴次茅斯条约》和结束巴尔干战争的《伦敦和约》以及《布加勒斯特和约》等，均没有关于战争赔偿的规定，这使得取消战争赔款的趋势暂时在实在法中得到了体现。不过这也并非预示着公理从此将取代强权，也不意味着战争赔偿问题将会成为过时的东西，它仅仅是国际法学者的美好愿望而已。就日俄战争而言，在战争结束之际，日本方面最初的确是想从俄国方面索取12亿日元的战争赔偿，但在谈判过程中，一方面是俄国方面拒绝这一要求，另一方面是美国等方面对日本的规劝。此外，由于此次战争也涉及多个中立国家，美国曾向这些国家发出过同文照会，要求各国约定，关于在缔和或在其他方面为交战国所作的任何效劳，各国相约不为自己索取任何形式的报酬，对此，英、德、意、法等国均表示接受。可见，是多种因素的作用才导致了日俄战争后日本未向俄国索取战争赔偿这一结果。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赔偿的新概念

第一次世界大战揭开了人类战争史上新的一页，当然也是最可怕的一页。据统计，这场战争至少使860万军人阵亡，因重伤或疾病至死1000多万人，另有2122万多人受伤。就损失而言，这场战争大约耗费了3380亿美元。战争的残酷性以及战争损失的空前程度给战争赔偿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新的挑战。

大战结束后，协约国集团对德国的战争赔偿问题要求大致基于两个方面的目标：第一，通过向德国索取战争赔偿起到对德国的惩罚作用；第二，通过索偿，削弱德国的经济能力，加强协约国各国自身的经济力量。协约国把其在战争中所欠美国的债务以及他们相互之间产生的约200亿美元债务的偿还也多寄托在德国赔偿上，甚至协约国各成员国连恢复自身经济的各项计划也想依赖德国的赔偿。这种巨大的期望值，必然会加重战胜方对失败方处罚的力度，进而导致战后战争赔偿问题的复杂化。

就协约国的第一个目标而言，虽然我们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两大帝国主义阵营所进行的非正义战争，但从惩罚德国发起战争这个角度来看，在法理上来讲有其进步的一面，它也丰富了国际法中关于战争赔偿的内容，并成为以后关于战争赔偿的重要法源。

旨在结束战争的《凡尔赛和约》中关于战争赔偿的规定与以往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对德国赔偿责任的追究是以德国及其盟国的开战责任为依据的，这与以往只追究失败的责任形成了区别，也就是说，它排除了根据唯一的强权法则把战争赔款强加于战败国的传统原则。第二，用简单的补偿造成的损失的方法取代了传统的战争赔偿原则。第三，它既把赔偿范围明确限定在由侵略国家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之内，同时也鉴于战争费用数额巨大，基本上排除了战争费用的偿还。第四，关于赔偿的范围比以往有了更为具体的规定，特别重要的是，它规定德国应对交战期间由于德国及其盟国的陆海空进攻，而加之于协约国普通人民的一切损害承担赔偿义务。对于损害的各种项目在《凡尔赛和约》第八部第一篇的附件中被详细地罗列出来，这其中既包括了对一般性的违反战争法规行为的赔偿，也有一些新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十个方面：（1）由于陆上、海上、空中的攻击和军事行动等战争行为，致使平民及其负责瞻养者的伤害和死亡所受之损害；（2）由于残暴、侵害或虐待行为，而使所有被害之平民及其负责赡养者所受之损害；（3）对于卫生上或对于荣誉上所有被害之平民及其负责赡养者所受之损害；（4）战俘因被虐待所受之损害；（5）由于战争被害，不论残废、受伤、患病或残废之军人及其负责赡养者的抚恤金；（6）协约国政府对战俘及其家属或被抚养之救助费用；（7）协约国政府对被动员或随军服务者家属及其抚养者的供给金；（8）被强迫劳动而无公正报酬而使平民所受之损害，以及作为敌对行为或军事行动的直接结果而遭受的损害；（10）对平民征收与罚款或其他类似之勒索形式所受之损害。

上述十项具体的战争赔偿条款，如果仅仅从惩罚德国发起战争的法理层面上来看，的确是有了比以往较为理性的规定，它比较充分地考虑到了加害国对被害方的国家和人民所施之侵害，而不仅仅限于对违反一般战争法规的处罚。这些原则在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问题中也得到了延续。

从协约国集团要求德国赔偿的第二个目标来看，情况要复杂得多。由于协约国集团内部各打各的主意，很难形成一致意见。法国曾经饱尝过对德战争赔偿的苦头，此次战后，自然想借赔款削弱德国，以雪普法战争之耻。英国从当时的现实利益出发，害怕法国过于强大，进而称霸欧洲，构成对自己新的威胁，于是便采取了扶德抑法的政策；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跃成为各国的债主，其对德政策更多的着眼点是扶持德国，欲将德国变成其在欧洲的重要基地。于是，英国同美国一起主张适当地放宽对德国的赔偿要求。协约国内部各自的不同利益诉求，是导致一战后德国赔偿问题不断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凡尔赛和约》本身并没有规定德国赔款的具体数字，只是决定要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负责此项事务。1920年7月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也没有明确规定德国应付赔款的总额，只是确定了德国向各协约国赔款的比例，另外德国同意每月向战胜国供应200万吨煤作为赔偿实物。到第二年，赔款委员会在法国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把德国的赔款总额定为2260亿金马克，在42年之内还清，德国的全部财富作为赔款的保证。但德国方面对这种赔款安排表示强烈抗议，而协约国方面又不肯让步，以至于演出了法、比军队占领德国三个城市的军事行动。1921年4月，在美国的出面斡旋下，重开赔偿会议，确定德国应付的赔偿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在66年之内还清，从1921年5月1日起，德国每年必须支付20亿金马克。德国虽然接受了这个赔偿数额，但由于巨额的赔偿导致了国内经济和财政的严重危机，赔偿的继续履行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

虽然赔偿委员会此时把赔偿金额定为1320亿金马克，但在后来的实践中，这个数字接连被1924年8月16日的《伦敦协定》和1930年1月20日的《海牙协定》减少了。伦敦协定使“道威斯计划”生效，根据这个计划，暂不规定德国赔款的总额和支付年限，只规定在该计划生效的第一年，德国赔偿10亿金马克，以后逐年增加，从第五年起每年支付25亿金马克。为了便于德国支付赔偿，德国被允许向美英等国贷款。后来的《海牙协定》把法国的债权又缩减三分之二。最后，1932年7月9日的《洛桑协定》要求德国象征性地支付30亿金马克，以此方式解除其全部赔偿债务，事实上德国最后并未偿付这笔赔款。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关德国的赔偿问题实际上变得不了了之，而最初的预计则一直算到1988年3月31日付清。尽管如此，德国从1919年到1932年间还是支付了大约36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偿，其中法国从德国的赔偿中得到95亿。

事实证明，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赔偿原则有了一些比过去较为进步的方面，但各协约国的成员国通过对德索赔来削弱德国的意图也未能如愿以偿。相反，由于德国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导致了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兴起，所以普遍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重负是德国后来走上法西斯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赔偿的若干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更为复杂。一方面，它体现了人类对正义和理性的新考量，另一方面，它的解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花去了更长的时间。一战后围绕着战争赔偿问题，有关国家前后交涉了13年的时间，而二战后此项问题到战争过去60多年了，仍然尚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制度所表现的进步性而言，其表现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赔偿制度的进步性，这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对战争责任的追究是以发动侵略战争为依据的，它的内涵是指发动侵略战争本身是违法的，从国际犯罪这一法理来看，即使军事行动本身是按战争法规合法进行的，其发动侵略战争或非法战争一方，就应当对一切战争损害（不论合法与违法）负法律责任。其次，赔偿的法律完全不同。要求赔偿的权利，不仅仅根据遭受的损失，而且根据在实现共同的胜利的过程中肩负的重担和所承担的份额。这项原则实际上是1945年2月11日的雅尔塔会议提出的。根据这项原则，赔偿首先应该给予那些担负了战争主要重担的国家、遭受了最严重损失的国家和组织了对敌作战并取得胜利的国家。再次，关于赔偿的经济制度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的制度也大不相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制度包括黄金和外汇的划拨（现金赔偿），同时辅之以实物。而根据在雅尔塔说明的原则，二战后的战争赔偿则基本上是建立了以实物赔偿的制度。实物赔偿主要是战胜国通过它们在各自占领区内取得的先取财产来实现的。这种赔偿制度使用的技术方式包括设备转让、工厂拆除，交出商船，扣押轴心国在国外的财产等等，其具体的处理方式在不同的索赔国和赔偿国之间各有不同。这些规定，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赔偿原则相比，明显少了勒索的成份。

二战后战争赔偿规定的进步性也体现了赔偿尽可能减少的原则。由于轴心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造成的损失巨大，各受害国得到全部赔偿根本是无法保证的，于是便有了各种形式的削减。削减赔偿的办法包括如下几种：第一，通过说明债务原则的文件本身来确认责任国对这笔债务不能清偿（如1951年9月8日《旧金山对日和约》第14条）。第二，通过协定，将战败国的赔偿总额规定为一个仅具有象征意义的极小数字。如意大利与法国之间，早在1948年时法国认为意大利应支付其4000亿法郎，而根据1950年11月28日签订了一项法意协定，法国把意大利向其支付的损失赔偿总额确定为35700万法郎。此外，根据相关的协定，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欠苏联的赔偿总额也被减少了达50%。第三，由债权国明确宣布放弃战争赔偿要求，如英国放弃对意大利的赔偿要求，印度放弃了对日本的赔偿要求，中国放弃了对日本的国家求偿权等等。

二战后关于赔偿问题的另一个变化是，根据传统的战争赔偿办法，只承认那些在战争行动开始时就存在的国家才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赔偿就把波兰和捷克斯洛克从赔偿制度中排除了。但二战后，经过长期艰难谈判之后，战争期间尚无国家权力的以色列在战后从联邦德国获得了345000万马克的赔款，根据1952年9月10日在卢森堡签订的条款，这笔赔款应在12年内全部分期缴付。

二战后的战争赔偿中，最具有进步意义的地方是它更突出了加害国对被加害方人民所造成伤害的追究，也就是习惯上所讲的加害方对受害方人民的“民间赔偿”问题。

事实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法中就有了这样的规定：战败国除了对战胜国进行赔偿外，还要对其加害国民间所遭受的损失加以赔偿。为了严格区别二者的定性，法学界有的学者将前者称“战争赔偿”，后者称“受害赔偿”，前者赔偿的对象主要是战胜国国家，而后者赔偿的对象除了战胜国国家外，还有战争期间遭受损失和损害的受害国的国民和法人。从法律上来讲，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同属战败国对发动战争所应承担的国家责任的法定形式。也有学者认为，战争赔偿本身就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国家主权、军人、国有财产、历史文化等所遭受的损害赔偿，另一部分是受害国国民在战争期间因遭到敌国军队、军人、不分皂白地屠杀、强暴妇女及施放细菌武器等所受到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受纳粹德国侵害过的国家的国民对德国提起的民间索赔要求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而遭受日本法西斯侵害国家的国民特别是中国国民的对日索赔则一直未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中国国民以个人身份提起对日本的民事赔偿要求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此后，劳工问题、慰安妇问题、细菌战问题等一系列的诉讼相继而起，它所涉及的法律概念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者因实施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原则而进行的战争犯罪行为，由遭受过人身、财产精神等方面重大损失的各受害国的受害者及其遗属，对作为加害主体的日本政府或日本企业等提起并要求其赔偿并承担其它民事法律责任的民事诉讼。

但就目前为止的法律诉讼实践来看，上述诉讼遇到了日本方面以法律为借口的抗辩，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战争赔偿问题已通过政府的层面得到了解决；第二，国家无答责原则；第三，受害诉讼时效已过；第四，个人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

认真分析这四个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不难看到，从法律上来讲，这其实是不存在问题的。关于政府层面解决了战争赔偿的问题一说，中国政府早有所表示，即中国所放弃的只是传统的战争赔偿中国家对国家的赔偿部分，根本不涉及到民间赔偿的问题。关于国家无责答的这一原则，这也是站不住脚的，根据1947年日本的新宪法中第17条的规定：“任何人因公务员之不法行为，而受损害时，得依法律规定，向国家或公共团体请求赔偿。”而且根据1949年联合国通过的《联合国大会关于通过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的决议》中第14条的规定，“各国有责遵照国际法及国际法高于主权的原则，处理其与他国之关系”。虽然在事实上各国并不一定严格按此条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至少这不成为法理障碍。关于受害者诉讼时效的问题，早在196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中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而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早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已经明确对其反人道和战争罪行作了界定。至于个人是否具有国际法主体的问题，虽然在国际法学界也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由于民间受害者个人的求偿是个人向被请求国的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的是被请求国的国内法即国家赔偿法来进行的。由此观之，日本方面所持的这一条也是经不住检验的。事实上，日本方面所持的几条中，连日本的一些学者也并不普遍认同，日本学者金子道雄就认为，战争赔偿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国家对国家的赔偿，二是国家对受害个人的补偿。从法律上看，对不法行为要同时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责任，因此，即使国家对国家的赔偿责任消失了，但受害者个人对于加害者的民事请求权则应另当别论。不论是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的国家还是接受了战争赔偿的国家，一般市民或其遗族都应保有对日本之不法行为要求赔偿补偿之请求权，而且这种请求权与国内法不同，它没有时效。进而他还认为，日本只作国家赔偿而不对受害者个人补偿的做法，是置世界发展趋势于不顾的恶意的反时代行为。

不过在司法实践中，日本方面于2000年11月通过司法程序中的和解方式解决了花冈劳工受害者的提诉，但明确表示其被诉的鹿岛株式会社所捐出的基金并不具有补偿和赔偿的性质。对此举，法学界中有人认为是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一种可行的方式，也有人认为这是日本方面推卸战争赔偿责任的表现，根本无助于民间赔偿问题的解决。

日本政府能否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以正确的态度解读国际法的有关原则，妥善解决中日间长期未决的战争赔偿问题，这不仅是对历史的一个交待，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态度。公务员之家

结语：

从人类战争赔偿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发展的大致方向：它从简单的战胜方对失败方的随意处罚和勒索，发展为战败方对战胜方的军费补偿，使得战争赔偿本身有了一个可以参照的标准，这是一个进步；从不问青红皂白地只追究失败方的责任，发展到了考虑战争的性质，并要求负有发动侵略战争责任的一方加以赔偿；从赔偿的主体和被赔偿的对象来说，它从单一的国家对国家的赔偿，发展到了国家对受害者个人的受害补偿以及侵略方其他法人团体对受害者作出相应补偿的趋势。所以这些，昭示的是人类理性的进步和对个体生命的尊重。

注释：

①［美］汉斯•凯尔森著，王铁崖译：《国际法原理》，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35页。

②盛红生、杨泽伟、秦小轩：《武力的边界——21世纪前期武装冲突中的国际法问题研究》，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③高智华、于泓主编：《国际法学》，工商出版社2002年版，第455页。

战争赔偿范文篇3

关键词：国际法战争赔偿历史演变

一、国际法的诞生与战争赔偿

就一般意义来讲，战争指的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为了解决阶级与阶级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同的国家集团之间的矛盾所采取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战争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不过是政治的延续，是战争的发起者为了达到其所追求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比较极端的手段。发生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战争不管持续多久，总得有一个结束，此时，战胜的一方就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战败的一方。通常情况下，处于战胜一方的国家要向战败方提出各种各样的赔款或赔偿要求。这种做法，首先是在有关国家结束战争的和谈实践中得到体现，继而，这种惯例便渐渐地成为人类战争规则中的成文规定。

战争赔偿的事实很早就有。就中国而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征战中，就有了失败方向胜利方支付“赔偿”的现象。秦统一中国后的数千年里，总的来讲中原王朝多处于强势状态。不过在中原王朝比较衰弱的时候，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往往趁虚而入，即使不能入主中原取而代之，也常诉诸战争的形式，通过达成条约或协议，改变着强弱关系。如到南宋时期，宋金开战，最后南宋被迫讲和，在被史称为“绍兴和议”的协议中，南宋除了向金称臣、割让土地外，也有向金“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的赔偿规定，这种赔偿已接近近代意义上的战争赔偿了。

在欧洲，连绵不断的战争也导致了种种战争赔偿的形式。除了一般意义上战败方向胜利方所作的实物或金钱赔偿外，有时是势力较弱的一方在尚未失败的情况下，为了不至于进一步引火烧身，便自动做出赔偿。发生于1475年的英法战争便是这种情况，当时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为了反对法国干涉其国内的王位之争，便出兵法国。双方虽未曾交战，但法国方面为了避免战争，还是以爱德华撤军作为前提，向英国做出巨额赔款。

古代中国和西方世界虽然有关于战争赔偿的事实存在，但这与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后的战争赔偿是有所不同的。

近代意义上的战争赔偿属于国际公法的范畴。国际公法的产生是以1618～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各国通过谈判所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标志。也正是这个条约才标志着近代意义上国家主权观念的确立，并在真正意义上产生了近代的国际关系以及调整国际关系间的一系列准则。

国际法在其形成过程中，就把解决战争及其相关问题作为其重要的内容。在欧洲“三十年战争”中所出现的最有影响的国际法著作，便是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发表于1625年的《战争与和平法》。此书虽然是以规范战争行为作为主线，但却一直被视为是把国际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的奠基之作。此后，有关国际法的论著大量问世，经过漫长岁月的不断充实，到18世纪末，“国际法”的概念渐渐被接受。

由于国际法是区别于国内法的普遍规则，因此，在国际法被接受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对国际法地位的不同认识，出现了“二元主义”和“一元主义”之争。“二元主义”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两个分离的、相互独立的法律秩序，其所调整的事项极不相同。而“一元主义”认为，国内法和国际法是属于同一法律体系的，只不过在整个法律体系内有层次之分而已，即契约决定于立法，立法决定于宪法，宪法决定于国际法，国内法律秩序决定于国际法律秩序，国际法明显处于优越地位。而且，国际法的大部分规范是不完全的规范，需要国内法规范加以补充，因此，国际法秩序只有作为包括一切国内法律秩序在内的一种普遍性法律秩序的一部分，才是有意义的。国际法的秩序决定各国法律秩序的属地、属人和属时效力范围，从而使许多国家的共存成为可能。

由于对国际法地位的不同理解，近代以来各国对于国际法的认同与接受也就因国而异，因时而异。但针对解决战争问题而言，不论是从“二元主义”的角度来解读，还是从“一元主义”的角度来解读，国际法的规则对国家的部分责任行为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当然，问题的另一面是，由于国家力量有强有弱，国际法哪怕是形式上的理性，也往往容易变异为强国对弱国的理直气壮的勒索和支配。

战争与战争赔偿是国际法规范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18世纪末以来形成的国际法概念，战争主要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敌对国家，以武力推行国家政策而引起的冲突和由此引起的法律状态。而战争赔偿是国际法里关于“战争法”（或称“武装冲突法”）中的一个法律概念，它的内涵是战败国由于战争原因，根据和约规定付给战胜国的一定数量的实物或现款（如外汇、黄金或白银）等，它是国家承担国际法义务的一种形式。

近代意义上战争赔偿的法源主要是国际习惯和国际条约。从18世纪以来，民族国家间的战争频繁，战争赔偿问题成为当时国际法所要解决的重要议题之一，差不多在所有结束战争的和平条约中，几乎都会有关于赔偿的条款，并有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则：只要是战败国就应该向战胜国交付一笔战争赔款。在当时的条件下，战争赔款本身不存在对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界定，完全成为胜利方对失败方的一种罚金，而且这种罚金数量的多少也是没有参照的，完全凭胜利方的主观意志加以决定。

到了19世纪，上述情形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变，最早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以及这些国家同被压迫民族之间战争不断加剧，战争结束后的赔偿条款差不多都有变成任意性的趋势，仅仅由战胜国的自由决定的愿望限定赔款数额。在1871年《法兰克福条约》中，法国对德国的战争赔款被确定为50亿金法郎，此外法国还得承担德国占领军的一切费用（根据条约规定，后者留驻法国的领土上，直到赔款支付完毕为止）。

法德间关于战争赔偿问题的规定在当时颇具有典型性：第一，赔款数量的确定本身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第二，胜利一方为了保证拿到战败方的赔款，以驻军作为压力，而且要对方承担驻军费（在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效法了这一作法）；第三，战争赔偿对失败方导致了两个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是巨额赔款使国内经济力量严重受损，另一方面是两个民族间的仇视心理增加，形成了长期的民族隔阂。因此，正是由于普法战争中所表现的对于战争赔偿的过分要求，国际法学界在学理上开始了新的反思，战争赔偿逐步考虑到了如下一些原则：如把赔款限定在战争费用总额之内；考虑战败国的实际支付能力等等。但这也仅仅是在法理上的认识而已，在实践中却很难得到体现。普法战争二十多年后发生于中日间的甲午战争后的赔偿以及八国联军战败清政府后所订的《辛丑条约》中所规定的巨额赔款，对失败方的处罚远远超过了普法战争的程度。

20世纪之初，也有人一度倾向于把赔款制度完全取消。日俄战争结束后的《朴次茅斯条约》和结束巴尔干战争的《伦敦和约》以及《布加勒斯特和约》等，均没有关于战争赔偿的规定，这使得取消战争赔款的趋势暂时在实在法中得到了体现。不过这也并非预示着公理从此将取代强权，也不意味着战争赔偿问题将会成为过时的东西，它仅仅是国际法学者的美好愿望而已。就日俄战争而言，在战争结束之际，日本方面最初的确是想从俄国方面索取12亿日元的战争赔偿，但在谈判过程中，一方面是俄国方面拒绝这一要求，另一方面是美国等方面对日本的规劝。此外，由于此次战争也涉及多个中立国家，美国曾向这些国家发出过同文照会，要求各国约定，关于在缔和或在其他方面为交战国所作的任何效劳，各国相约不为自己索取任何形式的报酬，对此，英、德、意、法等国均表示接受。可见，是多种因素的作用才导致了日俄战争后日本未向俄国索取战争赔偿这一结果。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赔偿的新概念

第一次世界大战揭开了人类战争史上新的一页，当然也是最可怕的一页。据统计，这场战争至少使860万军人阵亡，因重伤或疾病至死1000多万人，另有2122万多人受伤。就损失而言，这场战争大约耗费了3380亿美元。战争的残酷性以及战争损失的空前程度给战争赔偿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新的挑战。

大战结束后，协约国集团对德国的战争赔偿问题要求大致基于两个方面的目标：第一，通过向德国索取战争赔偿起到对德国的惩罚作用；第二，通过索偿，削弱德国的经济能力，加强协约国各国自身的经济力量。协约国把其在战争中所欠美国的债务以及他们相互之间产生的约200亿美元债务的偿还也多寄托在德国赔偿上，甚至协约国各成员国连恢复自身经济的各项计划也想依赖德国的赔偿。这种巨大的期望值，必然会加重战胜方对失败方处罚的力度，进而导致战后战争赔偿问题的复杂化。

就协约国的第一个目标而言，虽然我们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两大帝国主义阵营所进行的非正义战争，但从惩罚德国发起战争这个角度来看，在法理上来讲有其进步的一面，它也丰富了国际法中关于战争赔偿的内容，并成为以后关于战争赔偿的重要法源。

旨在结束战争的《凡尔赛和约》中关于战争赔偿的规定与以往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对德国赔偿责任的追究是以德国及其盟国的开战责任为依据的，这与以往只追究失败的责任形成了区别，也就是说，它排除了根据唯一的强权法则把战争赔款强加于战败国的传统原则。第二，用简单的补偿造成的损失的方法取代了传统的战争赔偿原则。第三，它既把赔偿范围明确限定在由侵略国家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之内，同时也鉴于战争费用数额巨大，基本上排除了战争费用的偿还。第四，关于赔偿的范围比以往有了更为具体的规定，特别重要的是，它规定德国应对交战期间由于德国及其盟国的陆海空进攻，而加之于协约国普通人民的一切损害承担赔偿义务。对于损害的各种项目在《凡尔赛和约》第八部第一篇的附件中被详细地罗列出来，这其中既包括了对一般性的违反战争法规行为的赔偿，也有一些新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十个方面：（1）由于陆上、海上、空中的攻击和军事行动等战争行为，致使平民及其负责瞻养者的伤害和死亡所受之损害；（2）由于残暴、侵害或虐待行为，而使所有被害之平民及其负责赡养者所受之损害；（3）对于卫生上或对于荣誉上所有被害之平民及其负责赡养者所受之损害；（4）战俘因被虐待所受之损害；（5）由于战争被害，不论残废、受伤、患病或残废之军人及其负责赡养者的抚恤金；（6）协约国政府对战俘及其家属或被抚养之救助费用；（7）协约国政府对被动员或随军服务者家属及其抚养者的供给金；（8）被强迫劳动而无公正报酬而使平民所受之损害，以及作为敌对行为或军事行动的直接结果而遭受的损害；（10）对平民征收与罚款或其他类似之勒索形式所受之损害。

上述十项具体的战争赔偿条款，如果仅仅从惩罚德国发起战争的法理层面上来看，的确是有了比以往较为理性的规定，它比较充分地考虑到了加害国对被害方的国家和人民所施之侵害，而不仅仅限于对违反一般战争法规的处罚。这些原则在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问题中也得到了延续。

从协约国集团要求德国赔偿的第二个目标来看，情况要复杂得多。由于协约国集团内部各打各的主意，很难形成一致意见。法国曾经饱尝过对德战争赔偿的苦头，此次战后，自然想借赔款削弱德国，以雪普法战争之耻。英国从当时的现实利益出发，害怕法国过于强大，进而称霸欧洲，构成对自己新的威胁，于是便采取了扶德抑法的政策；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跃成为各国的债主，其对德政策更多的着眼点是扶持德国，欲将德国变成其在欧洲的重要基地。于是，英国同美国一起主张适当地放宽对德国的赔偿要求。协约国内部各自的不同利益诉求，是导致一战后德国赔偿问题不断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凡尔赛和约》本身并没有规定德国赔款的具体数字，只是决定要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负责此项事务。1920年7月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也没有明确规定德国应付赔款的总额，只是确定了德国向各协约国赔款的比例，另外德国同意每月向战胜国供应200万吨煤作为赔偿实物。到第二年，赔款委员会在法国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把德国的赔款总额定为2260亿金马克，在42年之内还清，德国的全部财富作为赔款的保证。但德国方面对这种赔款安排表示强烈抗议，而协约国方面又不肯让步，以至于演出了法、比军队占领德国三个城市的军事行动。1921年4月，在美国的出面斡旋下，重开赔偿会议，确定德国应付的赔偿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在66年之内还清，从1921年5月1日起，德国每年必须支付20亿金马克。德国虽然接受了这个赔偿数额，但由于巨额的赔偿导致了国内经济和财政的严重危机，赔偿的继续履行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

虽然赔偿委员会此时把赔偿金额定为1320亿金马克，但在后来的实践中，这个数字接连被1924年8月16日的《伦敦协定》和1930年1月20日的《海牙协定》减少了。伦敦协定使“道威斯计划”生效，根据这个计划，暂不规定德国赔款的总额和支付年限，只规定在该计划生效的第一年，德国赔偿10亿金马克，以后逐年增加，从第五年起每年支付25亿金马克。为了便于德国支付赔偿，德国被允许向美英等国贷款。后来的《海牙协定》把法国的债权又缩减三分之二。最后，1932年7月9日的《洛桑协定》要求德国象征性地支付30亿金马克，以此方式解除其全部赔偿债务，事实上德国最后并未偿付这笔赔款。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关德国的赔偿问题实际上变得不了了之，而最初的预计则一直算到1988年3月31日付清。尽管如此，德国从1919年到1932年间还是支付了大约36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偿，其中法国从德国的赔偿中得到95亿。

事实证明，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赔偿原则有了一些比过去较为进步的方面，但各协约国的成员国通过对德索赔来削弱德国的意图也未能如愿以偿。相反，由于德国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导致了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兴起，所以普遍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重负是德国后来走上法西斯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赔偿的若干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更为复杂。一方面，它体现了人类对正义和理性的新考量，另一方面，它的解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花去了更长的时间。一战后围绕着战争赔偿问题，有关国家前后交涉了13年的时间，而二战后此项问题到战争过去60多年了，仍然尚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制度所表现的进步性而言，其表现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赔偿制度的进步性，这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对战争责任的追究是以发动侵略战争为依据的，它的内涵是指发动侵略战争本身是违法的，从国际犯罪这一法理来看，即使军事行动本身是按战争法规合法进行的，其发动侵略战争或非法战争一方，就应当对一切战争损害（不论合法与违法）负法律责任。其次，赔偿的法律完全不同。要求赔偿的权利，不仅仅根据遭受的损失，而且根据在实现共同的胜利的过程中肩负的重担和所承担的份额。这项原则实际上是1945年2月11日的雅尔塔会议提出的。根据这项原则，赔偿首先应该给予那些担负了战争主要重担的国家、遭受了最严重损失的国家和组织了对敌作战并取得胜利的国家。再次，关于赔偿的经济制度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的制度也大不相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制度包括黄金和外汇的划拨（现金赔偿），同时辅之以实物。而根据在雅尔塔说明的原则，二战后的战争赔偿则基本上是建立了以实物赔偿的制度。实物赔偿主要是战胜国通过它们在各自占领区内取得的先取财产来实现的。这种赔偿制度使用的技术方式包括设备转让、工厂拆除，交出商船，扣押轴心国在国外的财产等等，其具体的处理方式在不同的索赔国和赔偿国之间各有不同。这些规定，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赔偿原则相比，明显少了勒索的成份。

二战后战争赔偿规定的进步性也体现了赔偿尽可能减少的原则。由于轴心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造成的损失巨大，各受害国得到全部赔偿根本是无法保证的，于是便有了各种形式的削减。削减赔偿的办法包括如下几种：第一，通过说明债务原则的文件本身来确认责任国对这笔债务不能清偿（如1951年9月8日《旧金山对日和约》第14条）。第二，通过协定，将战败国的赔偿总额规定为一个仅具有象征意义的极小数字。如意大利与法国之间，早在1948年时法国认为意大利应支付其4000亿法郎，而根据1950年11月28日签订了一项法意协定，法国把意大利向其支付的损失赔偿总额确定为35700万法郎。此外，根据相关的协定，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欠苏联的赔偿总额也被减少了达50%。第三，由债权国明确宣布放弃战争赔偿要求，如英国放弃对意大利的赔偿要求，印度放弃了对日本的赔偿要求，中国放弃了对日本的国家求偿权等等。

二战后关于赔偿问题的另一个变化是，根据传统的战争赔偿办法，只承认那些在战争行动开始时就存在的国家才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赔偿就把波兰和捷克斯洛克从赔偿制度中排除了。但二战后，经过长期艰难谈判之后，战争期间尚无国家权力的以色列在战后从联邦德国获得了345000万马克的赔款，根据1952年9月10日在卢森堡签订的条款，这笔赔款应在12年内全部分期缴付。

二战后的战争赔偿中，最具有进步意义的地方是它更突出了加害国对被加害方人民所造成伤害的追究，也就是习惯上所讲的加害方对受害方人民的“民间赔偿”问题。

事实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法中就有了这样的规定：战败国除了对战胜国进行赔偿外，还要对其加害国民间所遭受的损失加以赔偿。为了严格区别二者的定性，法学界有的学者将前者称“战争赔偿”，后者称“受害赔偿”，前者赔偿的对象主要是战胜国国家，而后者赔偿的对象除了战胜国国家外，还有战争期间遭受损失和损害的受害国的国民和法人。从法律上来讲，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同属战败国对发动战争所应承担的国家责任的法定形式。也有学者认为，战争赔偿本身就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国家主权、军人、国有财产、历史文化等所遭受的损害赔偿，另一部分是受害国国民在战争期间因遭到敌国军队、军人、不分皂白地屠杀、强暴妇女及施放细菌武器等所受到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受纳粹德国侵害过的国家的国民对德国提起的民间索赔要求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而遭受日本法西斯侵害国家的国民特别是中国国民的对日索赔则一直未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中国国民以个人身份提起对日本的民事赔偿要求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此后，劳工问题、慰安妇问题、细菌战问题等一系列的诉讼相继而起，它所涉及的法律概念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者因实施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原则而进行的战争犯罪行为，由遭受过人身、财产精神等方面重大损失的各受害国的受害者及其遗属，对作为加害主体的日本政府或日本企业等提起并要求其赔偿并承担其它民事法律责任的民事诉讼。

但就目前为止的法律诉讼实践来看，上述诉讼遇到了日本方面以法律为借口的抗辩，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战争赔偿问题已通过政府的层面得到了解决；第二，国家无答责原则；第三，受害诉讼时效已过；第四，个人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

认真分析这四个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不难看到，从法律上来讲，这其实是不存在问题的。关于政府层面解决了战争赔偿的问题一说，中国政府早有所表示，即中国所放弃的只是传统的战争赔偿中国家对国家的赔偿部分，根本不涉及到民间赔偿的问题。关于国家无责答的这一原则，这也是站不住脚的，根据1947年日本的新宪法中第17条的规定：“任何人因公务员之不法行为，而受损害时，得依法律规定，向国家或公共团体请求赔偿。”而且根据1949年联合国通过的《联合国大会关于通过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的决议》中第14条的规定，“各国有责遵照国际法及国际法高于主权的原则，处理其与他国之关系”。虽然在事实上各国并不一定严格按此条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至少这不成为法理障碍。关于受害者诉讼时效的问题，早在196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中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而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早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已经明确对其反人道和战争罪行作了界定。至于个人是否具有国际法主体的问题，虽然在国际法学界也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由于民间受害者个人的求偿是个人向被请求国的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的是被请求国的国内法即国家赔偿法来进行的。由此观之，日本方面所持的这一条也是经不住检验的。事实上，日本方面所持的几条中，连日本的一些学者也并不普遍认同，日本学者金子道雄就认为，战争赔偿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国家对国家的赔偿，二是国家对受害个人的补偿。从法律上看，对不法行为要同时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责任，因此，即使国家对国家的赔偿责任消失了，但受害者个人对于加害者的民事请求权则应另当别论。不论是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的国家还是接受了战争赔偿的国家，一般市民或其遗族都应保有对日本之不法行为要求赔偿补偿之请求权，而且这种请求权与国内法不同，它没有时效。进而他还认为，日本只作国家赔偿而不对受害者个人补偿的做法，是置世界发展趋势于不顾的恶意的反时代行为。

不过在司法实践中，日本方面于2000年11月通过司法程序中的和解方式解决了花冈劳工受害者的提诉，但明确表示其被诉的鹿岛株式会社所捐出的基金并不具有补偿和赔偿的性质。对此举，法学界中有人认为是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一种可行的方式，也有人认为这是日本方面推卸战争赔偿责任的表现，根本无助于民间赔偿问题的解决。

日本政府能否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以正确的态度解读国际法的有关原则，妥善解决中日间长期未决的战争赔偿问题，这不仅是对历史的一个交待，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态度。公务员之家

结语

从人类战争赔偿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发展的大致方向：它从简单的战胜方对失败方的随意处罚和勒索，发展为战败方对战胜方的军费补偿，使得战争赔偿本身有了一个可以参照的标准，这是一个进步；从不问青红皂白地只追究失败方的责任，发展到了考虑战争的性质，并要求负有发动侵略战争责任的一方加以赔偿；从赔偿的主体和被赔偿的对象来说，它从单一的国家对国家的赔偿，发展到了国家对受害者个人的受害补偿以及侵略方其他法人团体对受害者作出相应补偿的趋势。所以这些，昭示的是人类理性的进步和对个体生命的尊重。

注释：

①［美］汉斯•凯尔森著，王铁崖译：《国际法原理》，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35页。

②盛红生、杨泽伟、秦小轩：《武力的边界——21世纪前期武装冲突中的国际法问题研究》，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③高智华、于泓主编：《国际法学》，工商出版社2002年版，第455页。

战争赔偿范文篇4

关键词：侵华战争；战争赔偿；政府赔偿；民间赔偿；国家赔偿法

1999年9月2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人提起的索赔诉讼首次作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尽管日本司法部门对其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理由”作了详尽的阐释，但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其所谓“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本文将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如下：

一、侵华战争的性质和战争损害赔偿的范围

日本法院一方面对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极大的损害这一历史事实及原告受到的悲惨遭遇予以承认：另一方面却认为战争导致的个人损害应通过国家间的和平条约及其他外交途径解决，甚至说和平条约缔结后受害人提起诉讼会扰乱和平条约确立的友好关系。为了避免两国回到战争状态，否定个人的诉讼权利是合乎情理的①。以上由东京司法部门作出的判决书中的理由表面上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从国际法的角度仔细分析，其理由是明显站不住脚的，驳回中国受害人的个人诉讼请求是滥用法律，显失公允的。日本政府发动这场反人道的侵略战争行为的性质早有定论，就连在上述的驳回中国受害人诉讼的判决书中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对中国人民的这场战争是毫无辩解理由的，只能是基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图的侵略行为而己。”②

一国违反国际法对他国进行侵略，违反战争法对他国施行反人道暴行，必须承担国家责任，这早己为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所确认。现代国际法规定，实施侵略战争的国家承担国家责任主要形式有惩罚战争罪犯、限制国家主权、赔偿、道歉等。对于战争罪犯除了按国际法予以严惩外，其所属的发动侵略的国家还应当对受害国及受害国民给予战争赔偿。战争赔偿的范围包括两部分：其一是对国家主权、军队、国有财产、历史文物等所受损害的赔偿，即政府赔偿；其二是对受害国国民在战争期间因遭到敌军不分皂白地屠杀所受到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赔偿，即民间赔偿。战争赔偿的范围划分为政府赔偿和民间赔偿两个部分，这是国际法确定无疑的准则。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不仅要对受害国政府给予赔偿，还应对受害国国民给予赔偿。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规定：“日本政府对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中国国家领导人对于《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问题的声明曾作过深入的解释和阐述。1992年原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公开表示：民间赔偿和政府赔偿不是一回事，遭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通过正常渠道，提出他们的索赔要求是完全正当的。1995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再一次明确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中日联合声明》并没有放弃中国人民以个人名义行使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权利。”③因此，所谓放弃战争赔偿是指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并不包括中国民间受害个人对日本政府侵华暴行造成损害的求偿权。总之，中国政府己明确解释了放弃战争赔偿的范围不包括民间受害个人的损害赔偿部分。

二、解决民间战争赔偿的法律途径

如上所述，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范围包括两部分，即政府的损害赔偿和民间的损害赔偿。《中日联合声明》中，中方承诺的仅仅是“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显然并不包括放弃民间的损害赔偿。作为受害的中国民间个人有向日本政府求偿的权利。然而，民间索偿途径与国家索偿途径是不同的。作为国际法主要主体的国家向他国求偿，可以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如求偿国可以与被求偿国进行国家间的谈判、协商，可以有第三国的斡旋、调停，可以进行国际调查、调解，也可以通过法律方法来解决问题，如进行国际仲裁或诉讼至国际法院。但是民间个人为求得因战争而导致的损害赔偿所采用的索偿途径不同于国家，这主要是因为民间个人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国际法院只受理政府之间的争端，而无权受理一方为政府另一方为个人的诉讼。民间受害人的求偿只能向被请求国法院提起诉讼，依照被请求国国内法即国家赔偿法进行处理。

法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民间受害人向被请求国法院提起诉讼，应适用该国的民事法律规范而不是国家赔偿法。其实，起诉所适用的法律是日本的民事法规还是国家赔偿法，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有明确的具体的被告，且被告的侵权行为不是出自政府授权（即公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只能基于管辖国的民事法规来追究被告的民事赔偿责任。但中国民间个人的起诉对象不是自然人或企业法人，而是日本政府的授权行为，且日本国已经设立了国家赔偿制度，原告就应该以日本的国家赔偿法为依据，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解决为妥。

国家的国家赔偿法或行政诉讼法从本质上说没有理由剥替因其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而造成外国国民损害所引起的起诉权的。被请求国对外国受害国民根据其国家赔偿法提起的诉讼，按国际惯例，应以国民待遇原则来处理。

日本于1947年颁布实施的《国家赔偿法》第1条规定：“因公权力的行使所造成的损害，受害人有求偿权。”第6条还规定了相互保证的义务：“受害人是外国人的情况下，在相互保证的限度内适用本法。”即日本依照其本国与外国在互惠对等原则的条件下适用本法。而我国的国家赔偿法第33条规定：“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的，适用本法。”因此，中日两国的受害民间个人均有权利向对方的国家提起以国家赔偿法为依据的诉讼。

根据国际惯例和日本国内法，中国的战争受害个人享有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的权利。由于中国的战争受害个人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是依据日本国内法，所以根本无须以具备国际法上的主体资格为前提，而东京地方法院强调个人没有国际法主体资格因而就没有起诉权的作法是错误的，它故意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诉讼，东京地方法院判决书非法剥夺了中国民间受害者的起诉权利。二战期间，日本军队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滥杀当地无辜民众的行为是服从于日本政府的决策和指导的，他们的不法行为是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发生的，日本政府必须对日本的暴行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三、关于日本的《国家赔偿法》的溯及力与外交途径解决

日本的《国家赔偿法》是战后于1947年颁布并实施的。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从时间效力上来说，对1947年以前因公权力的行使而导致的侵权行为，该法有溯及力吗？

按照国际法上的政府继承原则，新政府对旧政府遗留的合理债务应当承担。现行的日本政府是二战结束后建立的新政府，对旧政府的不法行为而造成的损害赔偿之债有继承的义

务，既然根据国际法新政府有责任继承旧政府所遗留的侵权债务，所以该法对旧政府的不法侵权行为有溯及力，这是无庸置疑的。二战后的《日本国宪法》第98条规定，“日本国家所缔结的条约及确立的国际法规则，必须诚实遵守。”它清楚地表明了国际法规则在日本国内法上的效力。如果日本国内法与国际法规则发生冲突时，日本应不得违背“诚实履行国际法”的承诺。所以日本政府不得拒绝受害国个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东京地方法院剥夺中国受害者个人的起诉权是违反国际法的。

日本司法部门不受理中国受害人提起的诉讼而认为该问题的解决，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也是没有根据的，是在故意推卸责任。退而言之，即便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也首先是日本政府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的规定，日本政府有义务对过去所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深刻反省。笔者认为，“反省”不仅仅是过程，更应该有结果。所谓的结果就是指日本政府必须以真诚的态度认识到：这场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莫大损害，日本政府对此应该公开地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谢罪，并对中国受害者个人进行合理赔偿。事实上仍持有军国主义情绪的日本政府至今没有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谢罪，更未对中国受害人民作出赔偿。按《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60条第一款的规定：“双边条约当事国一方有重大违约情势时，他方有权援引违约理由终止条约，或全部或局部停止其施行。”既然日本政府违反约定不履行“反省”之义务，则中国政府方面也有权拒绝履行“放弃战争赔偿请求”的承诺。这是国际法公认的“对抗措施”判决要旨书还暗示，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基础。笔者认为这更是本末倒置，完全是一厢情愿的胡言。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正式的公开的谢罪并对中国受害个人给予赔偿才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按国际法和国际公认的惯例，只有战败的侵略国家向受害的战胜国家承担战争赔偿、道歉等义务，却从未有反其道而要求受害国或战胜国承担国家责任为前提的。

总之，从国际法来看，日本法院驳回中国受害者个人提出的战争损害求偿权是完全错误的。从中日两国发展的关系上来说，日本政府和有关方面只有向中国作公开、真诚的谢罪，公平合理地向中国战争受害者个人进行赔偿，才是明智之举，才能使中日两国关系走向健康、正常、友好的发展方向。

注释

战争赔偿范文篇5

关键词：侵华战争；战争赔偿；政府赔偿；民间赔偿；国家赔偿法

1999年9月2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人提起的索赔诉讼首次作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尽管日本司法部门对其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理由”作了详尽的阐释，但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其所谓“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本文将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如下：

一、侵华战争的性质和战争损害赔偿的范围

日本法院一方面对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极大的损害这一历史事实及原告受到的悲惨遭遇予以承认：另一方面却认为战争导致的个人损害应通过国家间的和平条约及其他外交途径解决，甚至说和平条约缔结后受害人提起诉讼会扰乱和平条约确立的友好关系。为了避免两国回到战争状态，否定个人的诉讼权利是合乎情理的①。以上由东京司法部门作出的判决书中的理由表面上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从国际法的角度仔细分析，其理由是明显站不住脚的，驳回中国受害人的个人诉讼请求是滥用法律，显失公允的。日本政府发动这场反人道的侵略战争行为的性质早有定论，就连在上述的驳回中国受害人诉讼的判决书中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对中国人民的这场战争是毫无辩解理由的，只能是基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图的侵略行为而己。”②

一国违反国际法对他国进行侵略，违反战争法对他国施行反人道暴行，必须承担国家责任，这早己为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所确认。现代国际法规定，实施侵略战争的国家承担国家责任主要形式有惩罚战争罪犯、限制国家主权、赔偿、道歉等。对于战争罪犯除了按国际法予以严惩外，其所属的发动侵略的国家还应当对受害国及受害国民给予战争赔偿。战争赔偿的范围包括两部分：其一是对国家主权、军队、国有财产、历史文物等所受损害的赔偿，即政府赔偿；其二是对受害国国民在战争期间因遭到敌军不分皂白地屠杀所受到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赔偿，即民间赔偿。战争赔偿的范围划分为政府赔偿和民间赔偿两个部分，这是国际法确定无疑的准则。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不仅要对受害国政府给予赔偿，还应对受害国国民给予赔偿。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规定：“日本政府对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中国国家领导人对于《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问题的声明曾作过深入的解释和阐述。1992年原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公开表示：民间赔偿和政府赔偿不是一回事，遭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通过正常渠道，提出他们的索赔要求是完全正当的。1995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再一次明确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中日联合声明》并没有放弃中国人民以个人名义行使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权利。”③因此，所谓放弃战争赔偿是指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并不包括中国民间受害个人对日本政府侵华暴行造成损害的求偿权。总之，中国政府己明确解释了放弃战争赔偿的范围不包括民间受害个人的损害赔偿部分。

二、解决民间战争赔偿的法律途径

如上所述，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范围包括两部分，即政府的损害赔偿和民间的损害赔偿。《中日联合声明》中，中方承诺的仅仅是“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显然并不包括放弃民间的损害赔偿。作为受害的中国民间个人有向日本政府求偿的权利。然而，民间索偿途径与国家索偿途径是不同的。作为国际法主要主体的国家向他国求偿，可以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如求偿国可以与被求偿国进行国家间的谈判、协商，可以有第三国的斡旋、调停，可以进行国际调查、调解，也可以通过法律方法来解决问题，如进行国际仲裁或诉讼至国际法院。但是民间个人为求得因战争而导致的损害赔偿所采用的索偿途径不同于国家，这主要是因为民间个人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国际法院只受理政府之间的争端，而无权受理一方为政府另一方为个人的诉讼。民间受害人的求偿只能向被请求国法院提起诉讼，依照被请求国国内法即国家赔偿法进行处理。

法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民间受害人向被请求国法院提起诉讼，应适用该国的民事法律规范而不是国家赔偿法。其实，起诉所适用的法律是日本的民事法规还是国家赔偿法，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有明确的具体的被告，且被告的侵权行为不是出自政府授权（即公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只能基于管辖国的民事法规来追究被告的民事赔偿责任。但中国民间个人的起诉对象不是自然人或企业法人，而是日本政府的授权行为，且日本国已经设立了国家赔偿制度，原告就应该以日本的国家赔偿法为依据，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解决为妥。

国家的国家赔偿法或行政诉讼法从本质上说没有理由剥替因其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而造成外国国民损害所引起的起诉权的。被请求国对外国受害国民根据其国家赔偿法提起的诉讼，按国际惯例，应以国民待遇原则来处理。

日本于1947年颁布实施的《国家赔偿法》第1条规定：“因公权力的行使所造成的损害，受害人有求偿权。”第6条还规定了相互保证的义务：“受害人是外国人的情况下，在相互保证的限度内适用本法。”即日本依照其本国与外国在互惠对等原则的条件下适用本法。而我国的国家赔偿法第33条规定：“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的，适用本法。”因此，中日两国的受害民间个人均有权利向对方的国家提起以国家赔偿法为依据的诉讼。

根据国际惯例和日本国内法，中国的战争受害个人享有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的权利。由于中国的战争受害个人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是依据日本国内法，所以根本无须以具备国际法上的主体资格为前提，而东京地方法院强调个人没有国际法主体资格因而就没有起诉权的作法是错误的，它故意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诉讼，东京地方法院判决书非法剥夺了中国民间受害者的起诉权利。二战期间，日本军队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滥杀当地无辜民众的行为是服从于日本政府的决策和指导的，他们的不法行为是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发生的，日本政府必须对日本的暴行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三、关于日本的《国家赔偿法》的溯及力与外交途径解决

日本的《国家赔偿法》是战后于1947年颁布并实施的。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从时间效力上来说，对1947年以前因公权力的行使而导致的侵权行为，该法有溯及力吗？

按照国际法上的政府继承原则，新政府对旧政府遗留的合理债务应当承担。现行的日本政府是二战结束后建立的新政府，对旧政府的不法行为而造成的损害赔偿之债有继承的义务，既然根据国际法新政府有责任继承旧政府所遗留的侵权债务，所以该法对旧政府的不法侵权行为有溯及力，这是无庸置疑的。二战后的《日本国宪法》第98条规定，“日本国家所缔结的条约及确立的国际法规则，必须诚实遵守。”它清楚地表明了国际法规则在日本国内法上的效力。如果日本国内法与国际法规则发生冲突时，日本应不得违背“诚实履行国际法”的承诺。所以日本政府不得拒绝受害国个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东京地方法院剥夺中国受害者个人的起诉权是违反国际法的。

日本司法部门不受理中国受害人提起的诉讼而认为该问题的解决，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也是没有根据的，是在故意推卸责任。退而言之，即便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也首先是日本政府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的规定，日本政府有义务对过去所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深刻反省。笔者认为，“反省”不仅仅是过程，更应该有结果。所谓的结果就是指日本政府必须以真诚的态度认识到：这场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莫大损害，日本政府对此应该公开地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谢罪，并对中国受害者个人进行合理赔偿。事实上仍持有军国主义情绪的日本政府至今没有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谢罪，更未对中国受害人民作出赔偿。按《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60条第一款的规定：“双边条约当事国一方有重大违约情势时，他方有权援引违约理由终止条约，或全部或局部停止其施行。”既然日本政府违反约定不履行“反省”之义务，则中国政府方面也有权拒绝履行“放弃战争赔偿请求”的承诺。这是国际法公认的“对抗措施”判决要旨书还暗示，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基础。笔者认为这更是本末倒置，完全是一厢情愿的胡言。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正式的公开的谢罪并对中国受害个人给予赔偿才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按国际法和国际公认的惯例，只有战败的侵略国家向受害的战胜国家承担战争赔偿、道歉等义务，却从未有反其道而要求受害国或战胜国承担国家责任为前提的。

总之，从国际法来看，日本法院驳回中国受害者个人提出的战争损害求偿权是完全错误的。从中日两国发展的关系上来说，日本政府和有关方面只有向中国作公开、真诚的谢罪，公平合理地向中国战争受害者个人进行赔偿，才是明智之举，才能使中日两国关系走向健康、正常、友好的发展方向。

注释

战争赔偿范文篇6

「关键词」对日民间索偿；法律性质；个人请求权；法律途径；诉讼时效

1999年9月2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三起侵华战争导致的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的索偿诉讼作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近年来，中国民间受害者接连依照法律程序向日本政府索偿，这一正义行动得到了我国政府的支持及社会各界的声援。据有关史料记载，在长达八年的那场亘古未有的浩劫中，中国军民的伤亡总数达二千一百万人（其中一千万人是被日本侵略军直接屠杀的）；中国蒙受的损失达三千亿美元，其中属于政府间的战争赔偿为一千二百亿美元，属于民间受害赔偿的为一千八百亿美元。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仍然不散，一小撮日本极右势力竭力篡改历史，否认侵华战争的性质和事实。而对于这场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的日本政府，至今没有勇气向中国人民作出公开道歉，对于饱受侵华日军蹂躏的中国受难者的民间索偿更是置若罔闻。作为被告的日本政府所指定的人更是公然漠视国际法的准则，为逃避中国的民间索偿寻找“法律依据”。而日本法院判决的“依据”与被告人的意见如出一辙，一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作为国际私法学的理论工作者，应该正视实践中出现的这一新问题，并且有责任在理论上澄清这些诉讼涉及的法律问题，帮助中国民间受害者争取胜诉。与此同时，因战争罪行引起的民间赔偿涉及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及国内法众多领域的法律问题，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价值，反映了国际私法与国际公公法相互交叉、相互渗透这一当代国际法学发展的趋势。笔者不揣浅陋，拟针对上述东京法院的判决及被告人的“答辩理由”，就对日民间索偿的法律性质、受害者个人的请求权、民间索偿的法律途径以及诉讼时效等问题作一学理探讨，以求教于同行专家。

一、对日民间索偿概况及争执焦点

据最新资料透露，目前日本各法院审理的与战后赔偿有关的案件约六十件，原告系来自韩国、中国、中国台湾地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地区、荷兰、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的民间受害者。这些案件涉及下列战争罪行：（1）从军性奴隶（慰安妇）；（2）强制劳工；（3）虐待俘虏；（4）南京大屠杀；（5）731部队（人体试验与细菌战）；（6）遗弃毒气弹；（7）军票；（8）其他战争罪行。

中国民间对日提出赔偿诉求起始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在1972年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中郑重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从法律上讲，中国政府的这一声明只是放弃政府间的战争赔偿，并不意味着放弃受害国民就战争导致的损失和损害索取受害赔偿的权利。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受害者耐心等待着日本政府的良知醒悟，但面对日本政府的冷漠态度，法律和人权意识不断增强的中国受害者毅然拿起了法律武器，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据报刊披露，从八十年代开始，在日军侵华战争中受害惨烈的江苏、山东、浙江等地的一些受害者表达了向日本政府索偿的强烈要求。1988年，被日寇屠杀三百余人、烧毁全村房屋的山东省仕平县张家楼村的村民，通过日本驻华使馆，率先向日本政府发出了索赔书，就“私人财产的损失和人员死亡”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要求。1994年，在侵华日军细菌战中遭受深重灾难的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的村民主任吴利琴等三人，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三人联合诉状，就日军使用细菌武器、进行细菌人体实验、焚烧民房等人身与财产损失，要求日本政府赔偿1551万美元。联合诉状递交后如石沉大海，崇山村的村民又联合五地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108人，起草了状告日本政府的《108人联合诉状》。1997年8月，崇山村村民王锦悌等人跨海赴日，向日本东京法院递交《108人联合诉状》。除此之外，在日军侵华战争中被抓去当慰安妇、被掳去日本当劳工以及南京大屠杀的中国受害者也纷纷提出诉讼，向日本政府索偿。

从目前日本各法院审理的民间索偿案来看，原告几乎都是以侵权行为为由提起诉讼。以731部队的细菌战一案为例，主要追究日本政府的三种侵权责任：第一，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对平民造成的伤害；第二，战后日本政府持续隐瞒事实真相，使原告无法索偿，精神痛苦进一步加剧；第三，事实真相公开后日本政府的立法懈怠，即不制定相应的法律对受害者进行赔偿，构成立法不作为。然而，迄今为止，日本各法院对此类案件所作的判决，几乎全部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而且判决所持的理由相同。唯有1998年4月，日本山口地方法院下关支部在慰安妇一案中判决被告日本政府败诉。

在中国受害者提起的细菌战一案的审理过程中，日本政府指定的人川口泰司、前泽功、近藤秀夫、渡部义雄、川上忠良于1998年2月16日签署了向法院和原告递交的《答辩书》，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一切请求，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该《答辩书》反映了日本政府对中国民间索偿的正式立场。日本政府的被告律师团设置了五道防线：第一，战争赔偿的性质属于公法性质，个人不是国际法上的主体；第二，原告作为索偿根据的是1907年订于海牙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第3条，该条文不承认战争受害者的个人请求权；第三，即使根据海牙公约第3条个人具有请求权，该公约在日本国内不具有效力；第四，即使海牙公约在日本具有国内法的效力，在日本不存在个人对国家行使请求权的程序法；第五，即使根据实体法和程序法个人具有请求权，但根据日本民法第724条有关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消灭时效为二十年的规定，原告的请求权已消灭。

原告律师团则针锋相对地反驳；第一，国家赔偿的法律关系属于私法性质，日本国对于国际法的理解基于19世纪欧洲国际法理论，它与20世纪后半叶的国际法理论不相吻合，现代国际法出现了承认个人具有国际法主体的倾向。因此，原告可以作为主体，依照日本《法例》第11条的规定提起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之诉；第二，海牙公约明确规定了加害国的赔偿责任，在公约制定的过程中对于个人的请求权没有异议；第三，海牙公约第3条具有自动执行的性质，在日本当然具有国内法的效力；第四，以缺乏程序法为由否认原告的请求权毫无道理，这种特定的程序法是不必要的，现有的程序制度足以应付。与此同时，不承认个人对国家的请求权是以天皇与“臣民”的关系为前提的，是旧时代的遗物，这一理论显然不适用于中国原告；第五，提出时效问题是一种滥用权力的行为，对非常残酷的战争罪行不能适用时效制度。即使适用时效制度，由于战后日本政府隐瞒事实真相，应从原告有可能了解请求权时起算。

此外，在这类案件的法律适用方面也存在争论，原告律师团认为国家赔偿的法律关系属国际私法关系，依照日本《法例》第11条第1项的规定，应适用侵权行为事实发生当时中华民国民法的有关

规定。被告律师团则认为，即使适用《法例》第11条的规定，根据该条第2项的规定，对发生在国外的侵权行为应重叠适用日本法，而根据该条第3项的规定，该类案件必须适用日本法的时效规定，原告请求权已消灭。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日本有关法院原封不动地采纳了被告律师团的意见，使得这类诉讼无法走出原告屡屡败诉的怪圈。对于上述《答辩书》中的“答辩理由”以及1999年9月22日东京地方法院裁判长官伊滕刚、裁判官本多知成、林润对三起侵华战争引起的中国民间索偿所作的判决，本文将在探讨下列有关问题时予以评析。

二、有关战争罪行引起的民间赔偿的法律性质探讨

战争罪行引起的民间赔偿究竟属于国际公法性质还是国际私法性质，这一问题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受害者个人能否作为诉讼主体对日本政府行使请求权，因而是民间赔偿诉讼的争执焦点。《答辩书》声称：按照中国法律，日本细菌战是战争行为，是国家权利的作用，公法色彩很浓，不适用于私法上的问题，两者是抵触的。此处，《答辩书》故意混淆了具有公法性质的战争赔偿和兼具私法性质的受害赔偿的区别，这一“答辩理由”毫无法律依据。笔者认为，在确定民间赔偿的法律性质时，首先必须区分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之间的不同之处。

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一国的行为违反国际法的义务，必须承担国际法上的责任。国家的国际责任包括侵犯他国主权、从事侵略战争、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等严重国际罪行的责任，也包括损害外国人的人身和财产等一般国际不法行为所产生的责任。1907年10月18日订于海牙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第3条规定：违反规则的交战当事者，在造成损害时，负有赔偿损害的责任。交战当事者对组成其军队的人员的一切行为负责。国家因其国际罪行与国际不法行为而引起别国物质上的损害，应以物质上的赔偿作为其应负担的国家责任的主要形式。

国际法意义上战争赔偿的概念始见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但二十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赔偿（indemnity）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战败国除了对战胜国作出传统意义上的战争赔偿外，还须对因战争直接导致参战国平民及其财产遭受的损失作出赔偿，前者称为“战争赔偿”，后者称为“受害赔偿”。由于战争赔偿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原先的indemnity一词被reparation（赔偿）一词所代替。从法律上讲，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同属战败国对发动战争所应承担的国家责任的法定形式，但两者的法律性质有所不同。战争赔偿是战败国依照国际法对其发动侵略战争的国际罪行应承担的国家责任的法定形式，从性质上讲属于纯粹的国际公法范畴的赔偿。受害赔偿的性质则较为复杂，从法律上讲，国家违反其承担的国际义务的行为通称为国际不当行为，又称为国际侵权行为。国际侵权行为既违反了国际法的规定，同时也违反了有关国家的国内法规定，前者导致的受害赔偿属于国际公法范畴的赔偿，后者酿成的受害赔偿属于国际私法范畴的民事赔偿，因而兼具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双重性质。除此之外，两者还存在以下不同之处：

第一，赔偿对象不同。战争赔偿的对象主要是战胜国国家。受害赔偿的对象除了战胜国国家外，还有战争期间遭受损失和损害的受害国的国民和法人。

第二，赔偿原因不同。战争赔偿基于战败国发动侵略战争直接造成战胜国在军事上、经济上的损失。受害赔偿则基于战败国发动的侵略战争间接造成战胜国的财产损失及侵略行为造成战胜国国民的人身及财产损失与损害、法人的财产损失。如战败国违反战争法规和人道主义原则，掠夺占领国的财产、破坏政府机构、屠杀平民、战俘等。国外有的学者主张将国家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分为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国内也有人主张将受害赔偿视为侵略战争间接造成的损害赔偿，笔者对此难于苟同。因为战争行为可以直接造成受害国平民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第三，赔偿方式不同。战争赔偿所采用的方式有恢复原状、归还原物、实物赔偿以及金钱赔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采用了劳役赔偿这一特殊的战争赔偿方法。受害赔偿则以货币支付方式进行。

第四，索偿途径不同。由于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的性质不同，有关的索偿途径也各异。战争赔偿的内容和方式通常是由战后签订的和约规定的，索偿者可通过专门的赔偿委员会向战败国索偿。如就战争赔偿问题出现争议，可以诉请国际法院或常设仲裁法院解决。对于国际公法范畴的受害赔偿，索偿途径与战争赔偿相同。对于国际私法范畴的受害赔偿，索偿者可以依循国际私法的有关制度，通过国际民事诉讼程序向战败国索偿。

由此可见，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同属战败国承担国家责任的法定形式，两者各自独立，性质各异。中国政府只是放弃战争赔偿，日本作为战败国无法逃避其应承担的受害赔偿的国家责任，中国的民间受害者完全有权依照国际私法的途径向日本政府索偿。

三、有关个人是否具有请求权问题的探讨

个人在对日民间索偿中是否具有请求权，这是又一个争执焦点，这一问题与赔偿性质直接相关。对于属于国际私法范畴的受害赔偿，受害者个人具有请求权是毫无疑问的。对于属于国际公法范畴的战争赔偿，受害者个人是否具有请求权是一个尚有争论的问题。不少学者认为，个人只有通过所属国才能有关国家提起诉讼，而受害人本人不能直接提起诉讼。然而，也有学者认为，通过条约也可以赋予个人对违反特定义务的国家提起诉讼的权利。可见传统理论对这一问题尚无定论。但上述《答辩书》认为：原告所依据的1907年《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第3条虽然规定了“违反规则条项的交战当事人，在有损害行为时，应负赔偿的责任”，但这只不过是明确了交战当事国的国家之间的责任，并没有国家对交战当事国的被害个人直接赔偿损失的意思，不能作为索取个人受害赔偿的法律依据。上述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也认定：从传统古典的国际法来看，海牙陆战规则对于个人的损害赔偿以及个人直接向违反海牙陆战规则的行为者所属的交战国行使请求权没有规定。这一“答辩”与判决无视国家作为索偿主体的战争赔偿与个人可作为索偿主体的受害赔偿之间的区别，将两者混为一谈，以此来否定个人的请求权。

笔者认为，尽管海牙陆战规则没有直接规定受害者个人可以索偿，但也没有否定受害个人的索偿权利，反之，却明确规定了战败国的赔偿义务。与此同时，两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的发展以及在战争赔偿领域所形成的国际习惯法表明，受害个人有权要求战败国作出赔偿。国际法中有关战败国对受害国国民作出赔偿的制度，肇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该《和约》第231条首次规定了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及其盟国必须对参战各国及其国民的一切损失和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和约》第八部第一篇附件一还列举了赔偿的十项内容，其中包括：由于陆、海、空的攻击和军事行动等战争行为，致使平民及其赡养者的伤害和死亡所受之损害；由于残暴、侵害或虐待行为，而使所有被害之平民及其负责赡养者所受之损害，以及作为敌对行为或军事行动的直接结果而遭受之损害；对平民征收罚款或其他类似勒索形式所受之损害等。其受害赔偿的范围既包括受害平民的物质损害，也包括精

神损害。从国际司法实践来看，1926年美墨一般求偿委员会在得克萨斯北美疏浚公司一案的仲裁裁决中“否定国际公法的规则只适用于国家，而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在国际公法之下有其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向受害国个人赔偿的制度广为流行。1951年在旧金山签订的《对日和平条约》第14条规定：“日本应对其在战争中所引起的损害和痛苦……给予赔偿……”。1953年西方盟国与联邦德国签订的《伦敦债务协定》规定，联邦德国必须从1953年起支付600亿马克作为纳粹德国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的赔偿。在二战期间遭受纳粹德国残酷迫害的犹太人在战后并非以战争赔偿为由向德国索偿，而是以犹太人受纳粹迫害为由索偿，获得34亿多马克的赔偿。原民主德国也于1968年第一次承认犹太人的索偿权，同意向犹太人幸存者赔偿620万西德马克。此外，法国虽未向联邦德国提出战争赔偿要求，但联邦德国却向受纳粹迫害的法国人履行了3亿马克的受害赔偿义务。从司法实践来看，联邦德国战后在国内外面临着数不清的索赔和诉讼，都是外国国民直接向联邦德国提出索偿的。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国家还从公法或自然法及人道法规则中抽出一些原则，并以国内法的形式规定赔偿的性质和范围及有关的司法程序。如同样作为二战战败国的联邦德国于1950年制订了《联邦照管法》，规定外国求偿者有资格提出个人战争损害的赔偿。

进入本世纪九十年代，战败国负责向受害国个人赔偿的制度在现代国际法有关国家责任和国际赔偿的立法和实践中进一步得到体现。举世瞩目的海湾战争结束后，联合国安理会于1991年4月1日通过的关于在海湾地区正式停火的第687（1991）号决议规定：伊拉克“应负责赔偿因伊拉克非法入侵和占领科威特而对外国政府、国民和公司造成的任何直接损失、损害（包括环境的损害和自然资源的损耗）和伤害。”安理会为此还设立了专门基金，并成立了负责管理该基金的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伊拉克对有关国家及其国民和公司的赔偿工作。

此外，有些区域性条约规定个人在国际法庭中具有出诉权。如《欧洲人权公约》规定，如公约所保护的人权受到侵害，任何缔约国以及受害的私人都可以向人权委员会提出抗告。反映了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有所加强的趋势。

由此可见，即使是国际公法范畴的战争赔偿，个人直接向战败国提出索偿具有现代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的依据。东京地方法院的上述判决也不得不承认：80年代至90年代，国际法学者对海牙陆战规则起草的详细过程研究后作出了重新认识，认为可以解释该规则赋予个人有直接向交战当事国起诉的权利。但该判决继而又声称，这仅仅是解释而已，在欧美国家，根据海牙陆战规则而承认个人起诉权的例子基本上是没有的。可见日本法院在这一问题上遮遮掩掩，闪烁其辞。

四、对日民间索偿的法律途径探讨

如前所述，因战争罪行引起的受害赔偿的法律性质较为复杂，这就决定了其索偿途径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从目前我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个人对日索偿来看，基本上都属于国际私法范畴的民事赔偿，受害人都是以日本政府作为被告在被告所在地法院进行诉讼，这在国际民事诉讼程序中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当然，从法律角度来看，受害国个人亦可就受害赔偿在本国（侵权行为地）法院提起诉讼，这在法理上是没有问题的。美国的一些受害者就是在美国法院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但是，受害人本国法院以国际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作为案由，将日本国或日本政府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会涉及包括豁免权在内的复杂的法律问题，更难达到诉讼目的。有鉴于此，受害者几乎都选择在日本法院进行诉讼，以避开那些复杂的法律问题。

迄今为止，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尚未就日军细菌战一案作出判决。倘若日本法院拒绝司法、执法不公或限制我国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我国当事人在用尽当地司法救济的情况下，可以请求中国政府行使外交保护权。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可以根据国家属人优越权原则，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向日本政府交涉。倘若两国政府无法解决有关纷争，理论上还存在通过国际仲裁或国际法院解决争端的可能，但从中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实践来看，对通过国际仲裁、国际法院解决争端持非常慎重的态度，在中国签署、批准或参加的多边条约、国际公约中，对以国际仲裁解决争端的条款几乎都作出保留。在国际法院的诉讼方面，中国1972年撤销了原国民党政府对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承认，对中国签署、批准或参加的多边条约、国际公约中带有提交国际法院解决争端的条款，以往几乎无例外地作出保留，但自从中国籍法官进入国际法院后，中国的态度有所变化，除对涉及中国重大国家利益的国际争端仍坚持通过谈判解决外，改变以往一概保留国际法院诉讼的做法，对有关专业性、技术性的公约一般不作保留。为此，能否认为通过国际法院解决此类争端尚存一丝希望。

笔者认为，在解决中国受害者对日民间索偿的方法上，可以仿中英两国政府1987年6月5日在北京签署的两国政府关于解决历史遗留的相互资产要求的协定，由日本政府一次性向中国政府支付一笔款项，而中国政府在此条件下承诺不代表中国公民就赔偿问题向日本政府追究，也不支持任何此类资产的要求，这样可以一揽子解决历史遗留的赔偿问题。中国政府将根据中国法律负责解决中国受害者的资产要求，并负责分配根据协定所得到的款项。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日本政府对民间赔偿拒不承认的顽固立场，1997年7月，美国加州州议会通过了由州议会参议员Hayden等人提出的加州法案SB1245号，即Hayden法案，该法案赋予任何二战期间遭受日本强制劳役的各国受害者在加州法院对位于美国并在二战期间参与强制劳役的日本企业提起诉讼。2000年8月22日，多名二战时遭受强制劳役的中国受害者在美国加州洛杉矶法院对在美国的16家三井公司、4家三菱公司提出集团诉讼，受到了世人的关注。

五、对日民间索偿诉讼时效问题探讨

日本民法第724条规定：“对于因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损害赔偿的请求权，自受害人或其法定人知悉损害或加害人时起，三年间不行使时。因时效而消灭。自侵权行为时起，经过二十年时，亦同。”据此，上述《答辩书》认为，日军在二次大战中细菌战的违反行为已超过二十年，损害赔偿权已消灭。这一“答辩”将细菌战争的受害赔偿与一般民事赔偿的诉讼时效混为一谈，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首先，战争罪行的危害性远远超过一般的民事损害，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全估计其实际损害。据了解，遭受日军细菌战的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直到1996年仍然发现鼠疫F1抗体阳性血清。因此，即使按日本民法二十年的除斥期间，时效也尚未起算。

其次，从法律上讲，时效制度旨在稳定长久存在的事实状态和法律关系，应该在平等的主体间适用。在对日民间索偿的诉讼中，原被告的诉讼地位相差悬殊，对处于弱者地位的原告适用时效制度，显然有失公允。

再次，日本最高法院最近的判决显示，二十年除斥期间不是绝对的。日本政府持续隐瞒细菌战等战争罪行的真相

，使受害人无法知悉所受的损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受害者及时行使请求权。

最后，有关国际不法行为的损害赔偿是否采用诉讼时效制度，国际法理论上尚无定论。联合国大会1968年11月26日通过的《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明确规定：对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规约和保护战争受害者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战争罪，对无论发生于战时或平时的危害人类罪，以及由于武装攻击或此种情势迫使迁离及因种族隔离和灭绝种族政策造成的不人道行为，一律不适用法定时效。凡以正犯或从犯身份犯有上述各罪的国家当局代表及私人，不论其犯罪日期，均须承担责任。现代国际法并未禁止在对战争罪犯提起刑事诉讼时附带提起民事诉讼。

上述日本东京地方的一审判决只表明对日民间索偿刚刚拉开帷幕，随着这类诉讼的进一步深入，将有更多的法律问题等待我们去研究、挖掘。加强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对依法维护中国民间受害者的合法权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同时也将进一步繁荣和促进我国国际私法的理论研究。

注释：

[1]1992年，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会上明确表示：抗日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损失。1992年4月1日，正在日本访问的总书记在回答日本记者有关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偿的提问时明确回答：“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害。对于一些战争遗留的问题，我们历来主张应该本着实事求是、严肃对待的原则，通过相互协商，使这些问题合情合理妥善解决”。同年9月，原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公开表示：民间赔偿和政府赔偿不是一回事，遭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通过正常渠道，提出他们的要求，是完全正当的。1995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再一次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中日联合声明》并没有放弃中国人民以个人名义行使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权利。”1999年9月东京法院的判决作出后，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回答：“中国希望日本方面，特别是日本政府能够正确认识侵华战争的后果，在涉及中国人民身心健康和切身利益的问题上，能够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敦促日本有关方面严肃对待中国公民所提出的要求。”

[2]引自1987年7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以史为鉴》。

[3]参见张世欣编著：《浙江省崇山村侵华日军细菌战争罪行史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2月出版，第69页。

[4]参见「日」一濑敬一郎：《战争被害人民间赔偿问题概观》，2000年8月举行于上海的《中日民间索偿法律问题研讨会》论文。作者系日军细菌战赔偿案中中国受害者的律师，担任原告律师团秘书长。

[5]转引自张世欣前书，第70－96页。

[6]参见「日」鬼束忠则：《细菌战诉讼的过程与现状》，2000年8月举行于上海的《中日民间索偿法律问题研讨会》论文。作者系日军细菌战赔偿案中中国受害者的律师。

[7]该判决所持的依据是：在慰安妇的事实公开后，日本政府有义务通过立法对受害者予以赔偿。这一判决认定日本政府应对其“立法不作为”承担责任。

[8]参见「日」西村正治：《关于战后赔偿方面的的国家主张与对此的批判》，2000年8月举行于上海的《中日民间索偿法律问题研讨会》论文。作者系日军细菌战赔偿案中中国受害人的律师。

[9]参见「日」西村正治上文。

[10]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7月出版，第123页。

[11]同上，第131页。

[12]参见「日」寺泽一山本草二主编：《国际法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2月出版，第469页。

[13]根据1919年《凡尔赛和约》第231条规定，德国本身并代表其同盟国接受了“因德国及其同盟国用侵略方法将战争强加于协约及参加国政府而致使它们和它们的人民受到损失和损害”的责任。

[14]参见德国马普研究所主编《国际公法百科全书》第四专辑《使用武力、战争、中立、和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第538页；日本国际法学会编《国际法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5月出版，第868页。

[15]参见周鲠生：：《国际法》上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3月出版，第233－235页；等主编：《国际公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第162页。

[16]引自丁伟：《日本侵华战争的民间受害者对日索偿问题研究》，载《法学》1999年第10期

[17]参见关键《论国际不法行为的损害赔偿制度》，载1993年《中国国际法年刊》，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9月出版，第127页。

[18]参见童增《国际法上的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载1991年5月20日《法制日报》。

[19]参见「日」寺泽一山本草二前书，第470页。

[20]参见「奥」菲德罗斯：《国际法》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第447页。

[21]见《美国国际法杂志》，第20卷，1926年，第802页。

[22]参见童增前文。

[23]参见「奥」菲德罗斯前书，第544页。

[24]参见德国马普研究所主编前书，第543页。

[25]参见S/RES/687（1991），英文版，第7页。

[26]参见高燕平：《国际赔偿的最新理论和实践》，载1992年《中国国际法年刊》，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12月出版，第112页。

战争赔偿范文篇7

「关键词」对日民间索偿；法律性质；个人请求权；法律途径；诉讼时效

1999年9月2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三起侵华战争导致的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的索偿诉讼作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近年来，中国民间受害者接连依照法律程序向日本政府索偿，这一正义行动得到了我国政府的支持及社会各界的声援。据有关史料记载，在长达八年的那场亘古未有的浩劫中，中国军民的伤亡总数达二千一百万人（其中一千万人是被日本侵略军直接屠杀的）；中国蒙受的损失达三千亿美元，其中属于政府间的战争赔偿为一千二百亿美元，属于民间受害赔偿的为一千八百亿美元。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仍然不散，一小撮日本极右势力竭力篡改历史，否认侵华战争的性质和事实。而对于这场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的日本政府，至今没有勇气向中国人民作出公开道歉，对于饱受侵华日军蹂躏的中国受难者的民间索偿更是置若罔闻。作为被告的日本政府所指定的人更是公然漠视国际法的准则，为逃避中国的民间索偿寻找“法律依据”。而日本法院判决的“依据”与被告人的意见如出一辙，一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作为国际私法学的理论工作者，应该正视实践中出现的这一新问题，并且有责任在理论上澄清这些诉讼涉及的法律问题，帮助中国民间受害者争取胜诉。与此同时，因战争罪行引起的民间赔偿涉及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及国内法众多领域的法律问题，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价值，反映了国际私法与国际公公法相互交叉、相互渗透这一当代国际法学发展的趋势。笔者不揣浅陋，拟针对上述东京法院的判决及被告人的“答辩理由”，就对日民间索偿的法律性质、受害者个人的请求权、民间索偿的法律途径以及诉讼时效等问题作一学理探讨，以求教于同行专家。

一、对日民间索偿概况及争执焦点

据最新资料透露，目前日本各法院审理的与战后赔偿有关的案件约六十件，原告系来自韩国、中国、中国台湾地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地区、荷兰、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的民间受害者。这些案件涉及下列战争罪行：（1）从军性奴隶（慰安妇）；（2）强制劳工；（3）虐待俘虏；（4）南京大屠杀；（5）731部队（人体试验与细菌战）；（6）遗弃毒气弹；（7）军票；（8）其他战争罪行。

中国民间对日提出赔偿诉求起始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在1972年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中郑重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从法律上讲，中国政府的这一声明只是放弃政府间的战争赔偿，并不意味着放弃受害国民就战争导致的损失和损害索取受害赔偿的权利。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受害者耐心等待着日本政府的良知醒悟，但面对日本政府的冷漠态度，法律和人权意识不断增强的中国受害者毅然拿起了法律武器，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据报刊披露，从八十年代开始，在日军侵华战争中受害惨烈的江苏、山东、浙江等地的一些受害者表达了向日本政府索偿的强烈要求。1988年，被日寇屠杀三百余人、烧毁全村房屋的山东省仕平县张家楼村的村民，通过日本驻华使馆，率先向日本政府发出了索赔书，就“私人财产的损失和人员死亡”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要求。1994年，在侵华日军细菌战中遭受深重灾难的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的村民主任吴利琴等三人，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三人联合诉状，就日军使用细菌武器、进行细菌人体实验、焚烧民房等人身与财产损失，要求日本政府赔偿1551万美元。联合诉状递交后如石沉大海，崇山村的村民又联合五地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108人，起草了状告日本政府的《108人联合诉状》。1997年8月，崇山村村民王锦悌等人跨海赴日，向日本东京法院递交《108人联合诉状》。除此之外，在日军侵华战争中被抓去当慰安妇、被掳去日本当劳工以及南京大屠杀的中国受害者也纷纷提出诉讼，向日本政府索偿。

从目前日本各法院审理的民间索偿案来看，原告几乎都是以侵权行为为由提起诉讼。以731部队的细菌战一案为例，主要追究日本政府的三种侵权责任：第一，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对平民造成的伤害；第二，战后日本政府持续隐瞒事实真相，使原告无法索偿，精神痛苦进一步加剧；第三，事实真相公开后日本政府的立法懈怠，即不制定相应的法律对受害者进行赔偿，构成立法不作为。然而，迄今为止，日本各法院对此类案件所作的判决，几乎全部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而且判决所持的理由相同。唯有1998年4月，日本山口地方法院下关支部在慰安妇一案中判决被告日本政府败诉。

在中国受害者提起的细菌战一案的审理过程中，日本政府指定的人川口泰司、前泽功、近藤秀夫、渡部义雄、川上忠良于1998年2月16日签署了向法院和原告递交的《答辩书》，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一切请求，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该《答辩书》反映了日本政府对中国民间索偿的正式立场。日本政府的被告律师团设置了五道防线：第一，战争赔偿的性质属于公法性质，个人不是国际法上的主体；第二，原告作为索偿根据的是1907年订于海牙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第3条，该条文不承认战争受害者的个人请求权；第三，即使根据海牙公约第3条个人具有请求权，该公约在日本国内不具有效力；第四，即使海牙公约在日本具有国内法的效力，在日本不存在个人对国家行使请求权的程序法；第五，即使根据实体法和程序法个人具有请求权，但根据日本民法第724条有关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消灭时效为二十年的规定，原告的请求权已消灭。

原告律师团则针锋相对地反驳；第一，国家赔偿的法律关系属于私法性质，日本国对于国际法的理解基于19世纪欧洲国际法理论，它与20世纪后半叶的国际法理论不相吻合，现代国际法出现了承认个人具有国际法主体的倾向。因此，原告可以作为主体，依照日本《法例》第11条的规定提起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之诉；第二，海牙公约明确规定了加害国的赔偿责任，在公约制定的过程中对于个人的请求权没有异议；第三，海牙公约第3条具有自动执行的性质，在日本当然具有国内法的效力；第四，以缺乏程序法为由否认原告的请求权毫无道理，这种特定的程序法是不必要的，现有的程序制度足以应付。与此同时，不承认个人对国家的请求权是以天皇与“臣民”的关系为前提的，是旧时代的遗物，这一理论显然不适用于中国原告；第五，提出时效问题是一种滥用权力的行为，对非常残酷的战争罪行不能适用时效制度。即使适用时效制度，由于战后日本政府隐瞒事实真相，应从原告有可能了解请求权时起算。

此外，在这类案件的法律适用方面也存在争论，原告律师团认为国家赔偿的法律关系属国际私法关系，依照日本《法例》第11条第1项的规定，应适用侵权行为事实发生当时中华民国民法的有关规定。被告律师团则认为，即使适用《法例》第11条的规定，根据该条第2项的规定，对发生在国外的侵权行为应重叠适用日本法，而根据该条第3项的规定，该类案件必须适用日本法的时效规定，原告请求权已消灭。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日本有关法院原封不动地采纳了被告律师团的意见，使得这类诉讼无法走出原告屡屡败诉的怪圈。对于上述《答辩书》中的“答辩理由”以及1999年9月22日东京地方法院裁判长官伊滕刚、裁判官本多知成、林润对三起侵华战争引起的中国民间索偿所作的判决，本文将在探讨下列有关问题时予以评析。

二、有关战争罪行引起的民间赔偿的法律性质探讨

战争罪行引起的民间赔偿究竟属于国际公法性质还是国际私法性质，这一问题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受害者个人能否作为诉讼主体对日本政府行使请求权，因而是民间赔偿诉讼的争执焦点。《答辩书》声称：按照中国法律，日本细菌战是战争行为，是国家权利的作用，公法色彩很浓，不适用于私法上的问题，两者是抵触的。此处，《答辩书》故意混淆了具有公法性质的战争赔偿和兼具私法性质的受害赔偿的区别，这一“答辩理由”毫无法律依据。笔者认为，在确定民间赔偿的法律性质时，首先必须区分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之间的不同之处。

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一国的行为违反国际法的义务，必须承担国际法上的责任。国家的国际责任包括侵犯他国主权、从事侵略战争、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等严重国际罪行的责任，也包括损害外国人的人身和财产等一般国际不法行为所产生的责任。1907年10月18日订于海牙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第3条规定：违反规则的交战当事者，在造成损害时，负有赔偿损害的责任。交战当事者对组成其军队的人员的一切行为负责。国家因其国际罪行与国际不法行为而引起别国物质上的损害，应以物质上的赔偿作为其应负担的国家责任的主要形式。

国际法意义上战争赔偿的概念始见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但二十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赔偿（indemnity）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战败国除了对战胜国作出传统意义上的战争赔偿外，还须对因战争直接导致参战国平民及其财产遭受的损失作出赔偿，前者称为“战争赔偿”，后者称为“受害赔偿”。由于战争赔偿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原先的indemnity一词被reparation（赔偿）一词所代替。从法律上讲，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同属战败国对发动战争所应承担的国家责任的法定形式，但两者的法律性质有所不同。战争赔偿是战败国依照国际法对其发动侵略战争的国际罪行应承担的国家责任的法定形式，从性质上讲属于纯粹的国际公法范畴的赔偿。受害赔偿的性质则较为复杂，从法律上讲，国家违反其承担的国际义务的行为通称为国际不当行为，又称为国际侵权行为。国际侵权行为既违反了国际法的规定，同时也违反了有关国家的国内法规定，前者导致的受害赔偿属于国际公法范畴的赔偿，后者酿成的受害赔偿属于国际私法范畴的民事赔偿，因而兼具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双重性质。除此之外，两者还存在以下不同之处：

第一，赔偿对象不同。战争赔偿的对象主要是战胜国国家。受害赔偿的对象除了战胜国国家外，还有战争期间遭受损失和损害的受害国的国民和法人。

第二，赔偿原因不同。战争赔偿基于战败国发动侵略战争直接造成战胜国在军事上、经济上的损失。受害赔偿则基于战败国发动的侵略战争间接造成战胜国的财产损失及侵略行为造成战胜国国民的人身及财产损失与损害、法人的财产损失。如战败国违反战争法规和人道主义原则，掠夺占领国的财产、破坏政府机构、屠杀平民、战俘等。国外有的学者主张将国家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分为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国内也有人主张将受害赔偿视为侵略战争间接造成的损害赔偿，笔者对此难于苟同。因为战争行为可以直接造成受害国平民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第三，赔偿方式不同。战争赔偿所采用的方式有恢复原状、归还原物、实物赔偿以及金钱赔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采用了劳役赔偿这一特殊的战争赔偿方法。受害赔偿则以货币支付方式进行。

第四，索偿途径不同。由于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的性质不同，有关的索偿途径也各异。战争赔偿的内容和方式通常是由战后签订的和约规定的，索偿者可通过专门的赔偿委员会向战败国索偿。如就战争赔偿问题出现争议，可以诉请国际法院或常设仲裁法院解决。对于国际公法范畴的受害赔偿，索偿途径与战争赔偿相同。对于国际私法范畴的受害赔偿，索偿者可以依循国际私法的有关制度，通过国际民事诉讼程序向战败国索偿。

由此可见，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同属战败国承担国家责任的法定形式，两者各自独立，性质各异。中国政府只是放弃战争赔偿，日本作为战败国无法逃避其应承担的受害赔偿的国家责任，中国的民间受害者完全有权依照国际私法的途径向日本政府索偿。

三、有关个人是否具有请求权问题的探讨

个人在对日民间索偿中是否具有请求权，这是又一个争执焦点，这一问题与赔偿性质直接相关。对于属于国际私法范畴的受害赔偿，受害者个人具有请求权是毫无疑问的。对于属于国际公法范畴的战争赔偿，受害者个人是否具有请求权是一个尚有争论的问题。不少学者认为，个人只有通过所属国才能有关国家提起诉讼，而受害人本人不能直接提起诉讼。然而，也有学者认为，通过条约也可以赋予个人对违反特定义务的国家提起诉讼的权利。可见传统理论对这一问题尚无定论。但上述《答辩书》认为：原告所依据的1907年《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第3条虽然规定了“违反规则条项的交战当事人，在有损害行为时，应负赔偿的责任”，但这只不过是明确了交战当事国的国家之间的责任，并没有国家对交战当事国的被害个人直接赔偿损失的意思，不能作为索取个人受害赔偿的法律依据。上述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也认定：从传统古典的国际法来看，海牙陆战规则对于个人的损害赔偿以及个人直接向违反海牙陆战规则的行为者所属的交战国行使请求权没有规定。这一“答辩”与判决无视国家作为索偿主体的战争赔偿与个人可作为索偿主体的受害赔偿之间的区别，将两者混为一谈，以此来否定个人的请求权。

笔者认为，尽管海牙陆战规则没有直接规定受害者个人可以索偿，但也没有否定受害个人的索偿权利，反之，却明确规定了战败国的赔偿义务。与此同时，两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的发展以及在战争赔偿领域所形成的国际习惯法表明，受害个人有权要求战败国作出赔偿。国际法中有关战败国对受害国国民作出赔偿的制度，肇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该《和约》第231条首次规定了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及其盟国必须对参战各国及其国民的一切损失和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和约》第八部第一篇附件一还列举了赔偿的十项内容，其中包括：由于陆、海、空的攻击和军事行动等战争行为，致使平民及其赡养者的伤害和死亡所受之损害；由于残暴、侵害或虐待行为，而使所有被害之平民及其负责赡养者所受之损害，以及作为敌对行为或军事行动的直接结果而遭受之损害；对平民征收罚款或其他类似勒索形式所受之损害等。其受害赔偿的范围既包括受害平民的物质损害，也包括精神损害。从国际司法实践来看，1926年美墨一般求偿委员会在得克萨斯北美疏浚公司一案的仲裁裁决中“否定国际公法的规则只适用于国家，而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在国际公法之下有其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向受害国个人赔偿的制度广为流行。1951年在旧金山签订的《对日和平条约》第14条规定：“日本应对其在战争中所引起的损害和痛苦……给予赔偿……”。1953年西方盟国与联邦德国签订的《伦敦债务协定》规定，联邦德国必须从1953年起支付600亿马克作为纳粹德国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的赔偿。在二战期间遭受纳粹德国残酷迫害的犹太人在战后并非以战争赔偿为由向德国索偿，而是以犹太人受纳粹迫害为由索偿，获得34亿多马克的赔偿。原民主德国也于1968年第一次承认犹太人的索偿权，同意向犹太人幸存者赔偿620万西德马克。此外，法国虽未向联邦德国提出战争赔偿要求，但联邦德国却向受纳粹迫害的法国人履行了3亿马克的受害赔偿义务。从司法实践来看，联邦德国战后在国内外面临着数不清的索赔和诉讼，都是外国国民直接向联邦德国提出索偿的。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国家还从公法或自然法及人道法规则中抽出一些原则，并以国内法的形式规定赔偿的性质和范围及有关的司法程序。如同样作为二战战败国的联邦德国于1950年制订了《联邦照管法》，规定外国求偿者有资格提出个人战争损害的赔偿。

进入本世纪九十年代，战败国负责向受害国个人赔偿的制度在现代国际法有关国家责任和国际赔偿的立法和实践中进一步得到体现。举世瞩目的海湾战争结束后，联合国安理会于1991年4月1日通过的关于在海湾地区正式停火的第687（1991）号决议规定：伊拉克“应负责赔偿因伊拉克非法入侵和占领科威特而对外国政府、国民和公司造成的任何直接损失、损害（包括环境的损害和自然资源的损耗）和伤害。”安理会为此还设立了专门基金，并成立了负责管理该基金的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伊拉克对有关国家及其国民和公司的赔偿工作。

此外，有些区域性条约规定个人在国际法庭中具有出诉权。如《欧洲人权公约》规定，如公约所保护的人权受到侵害，任何缔约国以及受害的私人都可以向人权委员会提出抗告。反映了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有所加强的趋势。

由此可见，即使是国际公法范畴的战争赔偿，个人直接向战败国提出索偿具有现代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的依据。东京地方法院的上述判决也不得不承认：80年代至90年代，国际法学者对海牙陆战规则起草的详细过程研究后作出了重新认识，认为可以解释该规则赋予个人有直接向交战当事国起诉的权利。但该判决继而又声称，这仅仅是解释而已，在欧美国家，根据海牙陆战规则而承认个人起诉权的例子基本上是没有的。可见日本法院在这一问题上遮遮掩掩，闪烁其辞。

四、对日民间索偿的法律途径探讨

如前所述，因战争罪行引起的受害赔偿的法律性质较为复杂，这就决定了其索偿途径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从目前我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个人对日索偿来看，基本上都属于国际私法范畴的民事赔偿，受害人都是以日本政府作为被告在被告所在地法院进行诉讼，这在国际民事诉讼程序中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当然，从法律角度来看，受害国个人亦可就受害赔偿在本国（侵权行为地）法院提起诉讼，这在法理上是没有问题的。美国的一些受害者就是在美国法院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但是，受害人本国法院以国际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作为案由，将日本国或日本政府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会涉及包括豁免权在内的复杂的法律问题，更难达到诉讼目的。有鉴于此，受害者几乎都选择在日本法院进行诉讼，以避开那些复杂的法律问题。

迄今为止，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尚未就日军细菌战一案作出判决。倘若日本法院拒绝司法、执法不公或限制我国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我国当事人在用尽当地司法救济的情况下，可以请求中国政府行使外交保护权。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可以根据国家属人优越权原则，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向日本政府交涉。倘若两国政府无法解决有关纷争，理论上还存在通过国际仲裁或国际法院解决争端的可能，但从中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实践来看，对通过国际仲裁、国际法院解决争端持非常慎重的态度，在中国签署、批准或参加的多边条约、国际公约中，对以国际仲裁解决争端的条款几乎都作出保留。在国际法院的诉讼方面，中国1972年撤销了原国民党政府对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承认，对中国签署、批准或参加的多边条约、国际公约中带有提交国际法院解决争端的条款，以往几乎无例外地作出保留，但自从中国籍法官进入国际法院后，中国的态度有所变化，除对涉及中国重大国家利益的国际争端仍坚持通过谈判解决外，改变以往一概保留国际法院诉讼的做法，对有关专业性、技术性的公约一般不作保留。为此，能否认为通过国际法院解决此类争端尚存一丝希望。

笔者认为，在解决中国受害者对日民间索偿的方法上，可以仿中英两国政府1987年6月5日在北京签署的两国政府关于解决历史遗留的相互资产要求的协定，由日本政府一次性向中国政府支付一笔款项，而中国政府在此条件下承诺不代表中国公民就赔偿问题向日本政府追究，也不支持任何此类资产的要求，这样可以一揽子解决历史遗留的赔偿问题。中国政府将根据中国法律负责解决中国受害者的资产要求，并负责分配根据协定所得到的款项。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日本政府对民间赔偿拒不承认的顽固立场，1997年7月，美国加州州议会通过了由州议会参议员Hayden等人提出的加州法案SB1245号，即Hayden法案，该法案赋予任何二战期间遭受日本强制劳役的各国受害者在加州法院对位于美国并在二战期间参与强制劳役的日本企业提起诉讼。2000年8月22日，多名二战时遭受强制劳役的中国受害者在美国加州洛杉矶法院对在美国的16家三井公司、4家三菱公司提出集团诉讼，受到了世人的关注。

五、对日民间索偿诉讼时效问题探讨

日本民法第724条规定：“对于因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损害赔偿的请求权，自受害人或其法定人知悉损害或加害人时起，三年间不行使时。因时效而消灭。自侵权行为时起，经过二十年时，亦同。”据此，上述《答辩书》认为，日军在二次大战中细菌战的违反行为已超过二十年，损害赔偿权已消灭。这一“答辩”将细菌战争的受害赔偿与一般民事赔偿的诉讼时效混为一谈，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首先，战争罪行的危害性远远超过一般的民事损害，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全估计其实际损害。据了解，遭受日军细菌战的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直到1996年仍然发现鼠疫F1抗体阳性血清。因此，即使按日本民法二十年的除斥期间，时效也尚未起算。

其次，从法律上讲，时效制度旨在稳定长久存在的事实状态和法律关系，应该在平等的主体间适用。在对日民间索偿的诉讼中，原被告的诉讼地位相差悬殊，对处于弱者地位的原告适用时效制度，显然有失公允。

再次，日本最高法院最近的判决显示，二十年除斥期间不是绝对的。日本政府持续隐瞒细菌战等战争罪行的真相，使受害人无法知悉所受的损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受害者及时行使请求权。

战争赔偿范文篇8

[关键词]中国日本邦交正常化战略

中日两国于1972年9月实现邦交正常化，其重大意义不仅在于结束了两国间长达35年的战争和敌对状态，还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自1894年以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所形成的敌对历史，使中日两国重新恢复友好关系。中日之所以能够实现邦交正常化，与美国尼克松政府基于冷战形势谋求与中国接近以及日本政府的政策转向不无关系，但中国政府自建国初期开始实施的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研究较多地侧重于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日领导人个人的作用，就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还缺乏全面而客观的认识。事实上，中国自建国初期就已明确了对日邦交正常化的战略原则和战略方针，并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逐步调整，为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起到了关键作用。本文拟对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前的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进行历史考察，以期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确立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战略原则

国内关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开始的中国对日总方针基本已经形成共识，即“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孤立美国，间接地影响日本人民，给日本政府以压力，迫使日本改变对中国的关系，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这表明，当时的中国政府从重视中日关系发展、谋求长期和平相处的地缘政治思想出发，将发展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放在优先位置。然而，通过对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中国领导人始终对日本的未来发展心存疑虑。鉴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历史以及美国对日本的扶植政策，中国政府在积极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同时，事实上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作为对日邦交正常化的首要原则。

曾经指出：“如果日本军国主义再起，我们是怕的。”他认为，中国并不是怕日本本身，而是怕美日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因为美国扶植日本的军国主义。……美国在东方的主要基地是日本。……日本在国会中强行通过了同美国的军事同盟条约”，该条约已经“把中国沿海地区，也包括在日本所解释的远东范围之内”。可见，新中国领导人在当时对日本未来的发展趋向并没有太大的把握，对中日关系的未来也并不是特别有信心。尤其是1965年日本社会党众议员冈田春夫揭露了日本防卫厅的“三矢计划”，更是引起新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警觉。该计划是日本防卫厅于1963年秘密研究的一项军事作战计划，它以爆发第二次朝鲜战争并波及日本为假想前提，计划与美军实行联合行动并进行战时国家总动员，成立“临时国会”以迅速通过“有事法制”、“有事预算”等相关法案，使日本陆上、海上和空中自卫队能够自由行使武力。因此，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是对日思想的一个基本立场。直到晚年，在1974年回答中国是否能对日本放心的问题时，仍表示“在可以估计到的一段时间内是信的。将来很难说”。

在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形成过程中，也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作为首要的战略原则。他将日本人分为两种势力，认为广大的日本人民是争取走和平、独立、中立和民主的道路的，而有一小部分人则想复活军国主义，走日本的老路。前一条道路对日本人民有利，对远东和世界和平也有利；后一条道路对远东和亚洲的安全是个威胁，对中国也是个威胁，不能不引起中国政府的关注。还指出，如果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将引起五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一是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的矛盾；二是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就会制造新的矛盾，会与中国发生冲突和矛盾，同新中国不但不能友好，反而变成对立，这样对日本也不利；三是如果日本向南侵略，必然遇到东南亚人民的抵抗；四是日本与美帝国主义的矛盾会加深，美国会加紧控制日本；五是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经济界之间的矛盾也会发生，军费增加，对军工生产暂时有利，但会给日本带来经济危机，不利于广大的经济界。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在制定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时，抓住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积极发展对日友好关系，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给予了高度警惕，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作为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首要原则贯穿始终。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批评日美条约把中国沿海地区包括在日本的防卫范围之内时发出的关于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警告，就好像是针对今天的日本所说的一样。对此，表示：“我们支持独立、和平、民主、中立、繁荣的新日本，反对日本由经济大国走上军事大国，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把日本人民带到新的战争灾难中去。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谁阻挠日本人民实现这个目标，谁就是敌人。”

二、首倡“以民促官”及“官民并举”的基本方针

在中日关系的发展史上，民间外交为中日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所起的作用尤为突出。中日尚未实现邦交正常化时，两国之间包括经贸在内的许多事务都不得不依靠民间交往的方式解决。

日本与中国的首次民间交往是1952年由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等日本人士提出的，他们冲破日本政府的阻挠来到北京，与中国有关方面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第二年，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团再次访问中国，双方以1952年的贸易协定为基础，签订了第二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此次访问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民间交往，日本政府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参与。然而，在当时日本政府内部以及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就开展中日之间的民间交往等仍存在着严重分歧。据解密的日本外交史料记载，以1955年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邀请中国通商使节代表团访日为例，日本首相鸠山一郎和通产大臣石桥湛山等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而外务大臣重光葵等人则以推进中日关系会损害日美关系为由，对中国代表团访日的人数、考察地点、活动形式以及逗留期限等进行诸多限制，试图削弱此次访问的影响。这清楚地表明，与中国相比，日本政府更加顾忌美国的态度及台湾“国民政府”的反应。因此，日本政府在开展民间交往上顾虑重重，希望尽可能地完全由民间组织来进行与中方的谈判和接待工作，更不愿意显露出政府参与的迹象。

在日本开展民间交往极受束缚的情况下，中国则显得比较主动，并将民间外交作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战略步骤之一。中方派出访日的人员几乎都具有很深的政府背景，如1954年首次访问日本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就是由时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李德全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廖承志率领的。1954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确定了“以民促官、以经济促政治”的对日基本方针，首倡开展民间外交，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方针的确定，首先是基于推动发展两国贸易关系的考虑，指出，“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购买力大了，他们就不能只在国内解决问题”，“日本是我们的近邻，你们对我们的市场和人民的需要，比任何外国都清楚……今天，中日之间在贸易上虽然有障碍，贸易量很小，但是只要两国关系友好地发展起来，前途一定是广阔的”；其次是为了发展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中国政府相信，“日本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是和中国人民愿意互相友好的。而中日两国人民和平友好关系的建立，不仅对中日两国有利，而且对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都将发生重大影响”；最后是为了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中国政府指出，中日两国关系的障碍在于“美国好战分子的封锁禁运政策”，“由于美国好战分子毫无理由地执行这种政策，中日两国之间的船舶不能畅通，使中日两国人民间的接触受到阻碍，使两国在文化和贸易方面的相互往来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有种种步骤，我们相信开展两国之间的文化和贸易关系也是一个重要步骤”。

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中日民间外交在20世纪50年代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岸信介政府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许多民间贸易协定难以实现。为此，中国政府于1960年进一步提出了“官民并举”的思想，指出中日贸易应遵循三个原则，即政府协定、民间合同和个别照顾，要求中日两国今后的一切协定应由双方政府缔结。中国政府认为，政府协定的缔结“总要在两国政府向着友好方向发展，并且建立起正常关系的情况下，否则不可能签订”，因而中日两国政府的关系还是要坚持政治三原则：第一，日本政府不能敌视中国；第二，不能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第三，不要阻挠中日两国关系向正常化发展。此外，这些原则在具体贯彻时，中国政府还进行了最大限度的现实主义处理，1962年两国签订的《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就是将政治经济关系灵活处理的结果。

可以说，中国首倡的“以民促官”以及“官民并举”的基本方针，为两国在未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情况下发展友好关系开辟了道路，并为国际关系中未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国家开展交流提供了新的范例。正是靠着民间交往和经济车轮的推动，中日两国逐渐开辟了民间外交与半官方交往并行的渠道，使中日邦交正常化最终得以实现。

三、提出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并放弃战争赔偿

为加速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政府的外交战略更趋于现实主义，这主要表现在历史问题上：一方面，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给予批判；另一方面，从发展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表示宽恕，并宣布放弃战争赔偿。

1972年9月25日，在致田中角荣的欢迎辞中指出，“自从一八九四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日本军国主义在近代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对中国人民伤害至深。然而在日本，这些罪行一直未能得到彻底清算，特别是自1963年林房雄提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后，各阶层迅速传播着否认或美化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言论和意识，许多人把当年被处死的军国主义分子看成“为国捐躯”，甚至树碑立传为其招魂。因此，中国政府有必要对日本的侵略罪行给予批判和关注，并不能因为“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就完全否认斗争。事实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这种对日本侵略罪行的批判，对于教育两国人民、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也认识到，两国关系的历史经验表明，中日两国若能和平相处，则双方都能从中受益，共同繁荣发展；如果武装对抗，则双方都会受到损害，发展受到影响，即使是正义的一方，也要为最终的胜利付出沉重的代价。基于这种认识，、等从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提出了对待历史问题要“向前看”的外交战略。1955年10月，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表示，“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应该忘记，因为那是不愉快的事情，记在我们脑子里干什么呢?”“对你们过去欠的帐再要来讨帐，这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是不是?一个民族成天呕气是不好的，这一点，我们很可以谅解。”认为日本有很多东西值得中国学习，主张中日“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在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中也表示，日本“不要讲什么谢罪的话了。现在日本新政府离过去发动侵略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相当远了。现在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应该向后看，要解决今后的问题”。他还特别提出，“中国需要向一切技术先进的国家学习科学技术，日本技术比中国先进，我们又是近邻，学习起来将更方便。”、等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这种现实主义的外交战略，总结了两国交往的历史教训和经验，真正树立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历史观。据此，中国政府在外交实践上采取了相应的步骤，突出表现就是于1972年7月宣布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关于战争赔偿问题，是由日本社会党亲善使节团于1957年访华时向率先提出的，询问能否像处理战犯那样，对战争赔偿问题也采取宽大政策。当时，表示还不能确定赔偿问题的方针，称要到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才能决定。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才初步确定了可以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之所以决定放弃赔偿要求，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中国政府将放弃战争赔偿作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战略步骤之一，认为如果要求战争赔偿，就会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也无法表明中国愿与日本人民发展友好关系的真诚愿望；二是当时一些国家已经放弃了赔偿要求，使中国政府较早地就赔偿问题进行讨论，最终决定放弃赔偿；三是中国政府曾多次表示，不想用日本的赔偿来搞社会主义建设；四是中国政府担心日本民众可能产生的复仇心理，因为德国为支付《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巨额赔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极大的困难和痛苦，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德国的复仇心理，并促使希特勒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事例使中国领导人在赔偿问题上采取谨慎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宣布放弃赔偿要求后，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以在签订“日华条约”时已经宣布放弃赔偿为由，提出毋须将赔偿条款写入《中日联合声明》。中国政府给予有力驳斥，指出中国放弃赔偿是从两国友好出发，而日台签订条约时已经逃到台湾，并不能代表中国，说放弃赔偿是慷他人之慨。根据历史资料记载，事实上从日本得到过军需机械等赔偿，而中国政府则既未主动要求赔偿，也从未得到过任何赔偿。在《中日联合声明》中的关于赔偿问题的条款，从表述上也比《日苏共同宣言》更为简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而《日苏共同宣言》中则详细地写上苏联放弃对日本国的一切赔偿请求权以及日苏双方互相放弃对对方国家、团体、民间的一切请求权。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曾掠夺、逼迫大量日本俘虏做苦工等，苏联为了杜绝日本方面要求赔偿，所以写上了双方都放弃民间赔偿的条款。而中国对日本在华老百姓和日本俘虏确实是采取了宽大的政策，日本也绝不可能向中国提出赔偿或补偿要求。以上两点，都充分表明了新中国的外交战略是以和谐的政治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政府宽大仁爱的态度使日本人民深受感动，对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战略举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霸权地位及其对日政策是日本决定采取对美一边倒战略和敌视中国的重要因素。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首相吉田茂于1951年12月致信杜勒斯，表示日本无意与新中国媾和。这封“吉田书简”基本确定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前20年两国关系的基本格局，即日本政府在外交上推行对美追随的路线，在对华政策上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导致中日两国长期无法实现邦交正常化，甚至两国间的民间经贸往来也遭到美国的干涉，1952年9月，为达到阻碍中日发展经贸关系的目的，美国与日本秘密签署了《对共产党中国出口贸易管制协定》，日本被迫接受了较西欧更为严格的对华贸易管制标准。根据该协定，中日缔结的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根本无法顺利实施，仅实现了协议金额的5.05％。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越战的升级，美国又开始鼓吹“中国威胁论”，并要求日本积极配合美国。肯尼迪总统在1962年的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表示，“我希望今后可以考虑我们作为伙伴能发挥什么作用，……以图防止共产主义运动支配亚洲。”对此，日本代表积极作出回应，表示“继古巴事件之后，东西方较量的地点不是柏林，而是东南亚，对手不是苏联，而是中国”。

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虽然认识到改善中美关系是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首要条件，但无法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态度及日美同盟的现状，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空间备受美苏冷战关系的制约，曾经对苏“一边倒”的中国想要争取对美一边倒的日本，在冷战条件下几乎很难实现。此外，当时的中共也认为中美开战不可避免。中美关系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才开始有所转变，美国迫于应对苏联的冷战形势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开始主动寻求改善对华关系。而中国因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和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与苏联的同盟关系彻底破裂，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外交战略。1969年，在尼克松政府主动向中国传达了改善关系信息的情况下，中国迅速、及时地作出反应，并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外交举措，不失时机地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0年2月，尼克松表示，中国不应继续孤立在国际大家庭之外；3月，宣布放宽美国人到中国的旅行限制；4月，美国宣布进一步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允许美国船只和飞机运送中国货物以及向中国出口指定的非战略性物资等。面对中美缓和的迹象，当时的日本佐藤政府仍仅满足于继续对美追随，并未主动改善对华关系。直至1971年7月16日中美两国同时宣布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才使日本政府遭到强烈冲击。日本国内舆论开始对佐藤政府在对华关系上的重大失策表示强烈不满。要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声占据上风。中国政府抓住时机，因势利导，加强了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努力。在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派出长期负责中日友好工作的王晓云担任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副团长，积极开展活动。同年8月，亲自指派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国权赴日参加对华友好人士松村谦三先生的葬礼。这些外交举措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是中国在改善中美关系后开展对日外交的及时之举，意义深远。

战争赔偿范文篇9

老实说珀格勒尔教授的这篇文章也没有太多惊人的东西，还是用了这么些材料编织起来的。而首先令我感兴趣的是他的一个结论，或者说一个判断。他在文章结尾处说：德国哲学家与日本方面的交流已经不是一个“单行道”了，年轻一代的德国哲学家中也有不少掌握了日文，因此两方面可以进行真正的对话了；而“与中国的对话还需要时间”。[4]我想，这应该是一个有一定事实依据的判断。近代以来，日本人一直十分虚心、极其用功地向欧洲学习，不但把许多欧洲的东西介绍到日本，而且也把日本的东西推介到欧洲；他们甚至于干脆就邀请欧洲学者去日本做研究、当教授。据我所知，日本人二十年代就邀请过海德格尔（时为弗莱堡大学私人讲师）去日本当教授，海氏一时心动，最后在雅斯贝尔斯的劝阻下才未接受这个邀请；但后来海德格尔的一位弟子，哲学家卡尔·洛维特却是在日本当了一阵子教授的。至于中国，虽然我们也做了一点工作，但由于所谓“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在这些个方面做得就比较差了，与日本相比差得太远了，所以现在差不多还在珀格勒尔所说的“单行道”上跑——莘莘学子跑欧洲、美洲去学习，而且如今更多的是学技术和工商的，愿意学哲学、学人文科学者还是稀罕。

这些都是大家了解的情况。所以我说珀格勒尔教授的这个判断也没什么。不过，珀格勒尔得出这个结论，似乎还与他在文章中对已故中国学者萧师毅先生的一篇回忆文章的批评有着一点关联。在这篇题为“我们在木材市场会面”的文章中，萧师毅先生描写了他与海德格尔共译老子《道德经》的经过。我这里说“批评”似乎也还不够确切，实际上珀格勒尔更多地只是用德语的第一虚拟式（用于转述他人的话）对萧师毅的文章作了摘要的陈述。不过，珀格勒尔的口气中明显地透露出一个意思：萧师毅的文章是有一些疑点的。

萧师毅的文章我以前读过英文本，题目有所不同，叫“海德格尔和我们的《道德经》翻译”，内容是大致一样的。记得读的时候对萧先生恭敬有加，虽然没有念过他的其他作品，对他的学问和思想没有了解，但光是他与海德格尔共译老子《道德经》这个故事，也已经令我肃然了。所以，当时并没有留意他的文章本身到底怎么样，只是惊奇地、感动地读过一遍而已。现在看了珀格勒尔的文章，我赶紧去图书馆里把萧文的德文本找来，再细读一下。这个德文本刊于《回忆马丁·海德格尔》一书中，此书由贡特·纳斯克编辑，由纳斯克出版社出版于海德格尔去世后第二年。[5]这书是海德格尔的弟子们、朋友们以及相关的人们写的一些纪念文章的汇编。据珀格勒尔的看法，这本书中的回忆文章总体是好的，但也有几篇文章是道听途说的东西，往往混淆了一些材料和事实。

萧师毅的文章到底有什么疑点呢？我们这里先把他的文章综述一下（参考了珀格勒尔文章中的指示）。萧师毅先谈了事情的起因。他与海德格尔相识于1942年。他在北平完成心理学和中国哲学的学习后，到意大利米兰继续学业，在那里习得了“学院的严谨”。然后到了弗莱堡，参加海德格尔的讨论班。其间他把自己的《道德经》意大利文译本送给海德格尔。萧也描述了他对弗莱堡城的印象，特别记录了1944年11月27日弗莱堡的一次空袭。空袭前十二个小时，城里许多动物和一些人变得焦躁不安。特别奇怪的是城市公园里的一只大鸭子，它在近十二个小时里嘎嘎叫着，发疯地扑打着翅膀。一般人们以为，动物们对自然灾难有预感反应，但空袭却不是自然事件，而是人类行为。萧说：“弗莱堡城市公园入口处为这只鸭子竖立的纪念碑不仅令启示灵学家们困惑，也给哲学家们一个谜团”。[6]

战后萧师毅与海德格尔在木材市场（按：弗莱堡城内一地名）碰面。当时海德格尔正在忍受“非纳粹化”（肃清纳粹影响）的审查。海德格尔向萧抱怨自己受到了误解和不公正的待遇。萧说他作为“半同盟者”（按：当时中国为战胜国之一）站在海德格尔面前，带着某种“胜利者的骄傲”，同时也难以“心安理得”，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海德格尔受到了人们多么不公和荒谬的待遇”。所以，“为反对不公而斗争的精神和力量”在他心里油然而生了。萧说对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是很正常的态度；他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在青年时代就读了许多侠义小说和英雄传奇。劫富济贫、反抗不公乃是侠客和英雄的本色。所以中国人通常都需要、并且乐于为他人的利益而反抗不公。不过，萧当时也看到了自己的限制：虽然他是“半同盟者”，但“他不能像对待小学生那样对待当地负责的法国官员，尽管他们中有许多人像其他占领区的官员一样应该得到这样的对待”。于是，萧就想到用孟子的一句话去安慰海德格尔：“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指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海德格尔听了这话似乎受了“感动”，遂要求与萧合译老子《道德经》；萧欣然应允了。

1946年夏季学期结束后，萧师毅与海德格尔每周六定期在后者的托特瑙堡小屋里会面。萧骑着摩托车，为海氏带去当时他作为“半同盟者”才能得到的咖啡、可可、面条、香肠、黄油、香烟等等。关于他们的合作，萧报告说：“起先，我们的翻译是从蒋锡昌（ChiangHsi-Chang）的老子版本着手的，它是通过对多于八十四个古代文本的比较而编纂而成的，暂时可被视为最好的校勘本。我们没有理会其他译本和评注。我们首先翻译了显然最难也最重要的关于道的几章。由于海德格尔思想方式的彻底性，至1946年夏季末我们只翻译了八十一章中的八章。也许再用十年时间就可以完成全部工作了，或许也会更早一些，因为其他章节没有这样晦涩了”。

萧师毅继续写道，他们原希望在第二个夏季继续工作。但后来萧被邀请在德国各地作演讲，他一时难以决定：是继续与海德格尔合作呢，还是到各地做演讲去。他知道他与海氏的合作翻译将在哲学界引起轰动；而他的演讲能为承受了多重不公和贫乏的德国听众带去安慰，尤其是通过最高司令的讲话（按：这个讲话题为《和平的责任》，由萧师毅译成德文，刊于《当代》1946年1/2期）。因为与德国土地上的反德同盟国不同，认为日本人民是无辜的，甚至反对战争赔款，只要日本人真心悔过、拥护和平就行了。他与海氏的合作终于没有再继续下去（按：看来萧最后还是决定做演讲去了）。

另外，萧师毅还写到，海德格尔曾让他用中文书写了老子第十五章（按：珀格勒尔误引为第二十五章）的两句：“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还有一次，萧带一位实业界朋友去见海德格尔，在一起谈到“大道废，有仁义”（第十八章）、“圣人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无私欤？故能成其私”（第七章）等老子语句。当时海氏说，其实老子后面这个格言就接近于奥古斯丁的话：“随心所欲地爱和行”。

萧师毅先生所描述的情况大致就是上面这些。珀格勒尔的行文也算“油滑”了，在文章中没有对萧文提出明确的疑问和责难，而是转而去讨论海德格尔论述老子的情况。但我们还是希望能把事情说得更直接和更明白一些。

这里还须申明一下：萧师毅先生是我们的前辈，我们并不想、也不该对他有什么不敬。况且，凭借记忆的描述总难免有落实不了的地方。比如萧师毅在文中所说的公园里一只大鸭子在空袭前持续十二个小时的预感反应，就比较难以令人置信。我想也未必确有其事的。但这些都不怎么要紧。至于弗莱堡城市公园有没有为这只鸭子树一块纪念碑，也不是特别应该认真的事。事关宏旨的地方只有两点：一是事实，二是立场。事实却是相当清楚的。我想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如下几点：

首先，萧师毅与海德格尔合作翻译老子《道德经》这件事情是确凿无疑的。这也就是说，萧师毅在文章中所描述的故事大体上是可信的。在海德格尔方面，我们也见到了相关的证词。在1949年致雅斯贝尔斯的一封信中，海德格尔就谈到一个中国人以及他与这位中国人合译老子的事：“你关于亚洲所说的话是令人激动的；有一个中国人，曾在1943-1944年间听过我关于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的讲座，同样在东方思想中见出了相似的东西。凡我对语言没有亲切在家之感的地方，我总是感到怀疑的；而当这个中国人（他本身是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与我一起翻译老子的几个句子时，我就更加怀疑了；通过追问我才经验到，整个语言本质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生疏；然后我们就放弃了这个努力”。[7]

第二，两人合作的译稿至今下落不明。这也是事实。海德格尔遗稿保管人（海氏之子海尔曼·海德格尔）说他父亲遗稿中未见有老子译稿。这里不外乎有三种可能性：其一，可能海氏自己把译稿销毁了。比如珀格勒尔就持着这种解释，他在文中说：“海德格尔很快就认识到，语言上的障碍即使有一位中国教师的帮助也是克服不了的。显然他销毁了自己的工作笔记”。[8]其二，可能是在海氏本人手上遗失了。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海德格尔是善于收藏的。其三，可能是遗稿保管人把译稿藏匿起来或者销毁了。这甚至是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尤其是几位关注海氏与老子之交道的东方学者持此观点）。人们以为，海氏家人蓄意把译稿藏起来或者毁掉了，目的是为了掩盖海氏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但种种迹象表明，这第三种可能性也很小，只是一种没有依据的猜测而已。再说，老子译稿与海氏那段经历又有什么关系，有多少关系呢？最近刚刚出版的《全集》第十六卷公布了许多新材料，并且特别集中地公布了海氏在1933年的政治错误方面的细节材料。[9]这也表明身为历史学家的海尔曼·海德格尔是有严肃的历史感的。就我个人看来，上面第一种可能性最大，也即珀格勒尔做的那个解释是比较可信的。而不管怎么说，海德格尔与萧师毅合作翻译老子的成果，我们迄今为止尚未得一见。[10]

第三，两人的合作翻译对于海德格尔是有相当影响的。虽然不能说海德格尔此前没有关注过老子思想，但特别从四十年代后期开始，海氏在演讲、文章中对于老子的引述是比较多了。这肯定与海氏与萧师毅的这次合作有一定的关系。萧在文章中也说：他们的合作虽然未能完成，但对海德格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萧这话应该是合乎实情的。我们看到，尤其是五、六十年代，而且主要在对技术问题和语言问题的探讨语境中，海德格尔对老子有不少引证，老子对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方面的文本和事实已经被讨论得很多了，这里可以不赘。[11]

第四、同样可以确定的是，海德格尔并不认为这次合作翻译是成功的，更没有因为这次合作而皈依老子或者东方思想。相反，如上所引，海德格尔说他由此更多地体会到了无法克服的语言障碍，从而放弃了这个尝试。在1953年，海氏在与一位日本学者的对话中也表示了这种无奈，他认识到对东亚语言的无知限制了自己对于语言本质的探讨。他也期望着一种未来的东-西方对话。[12]但他决没有认为东方思想文化是现代技术世界的救星。他倒是更倾向于返回到欧洲文化传统的源头。在同年做的“科学与沉思”一文中，海德格尔也明言：与希腊思想家及其语言的对话“始终是那种不可避免的与东亚世界的对话的先决条件”。[13]在1966年《明镜》杂志记者的采访谈话中，海德格尔期待技术世界里出现一种“转变”，并且说这种“转变”“不可能通过接受禅宗佛教或其他东方世界观来发生。思想的转变需要求助于欧洲传统及其革新。思想只有通过具有同一渊源和使命的思想来改变”。[14]凡此种种都表明，我们需要全面、客观地评价海德格尔与东方思想的接触（包括他译老子《道德经》这一事件在内），避免对有关事件作出“过度解释”。

这也就涉及到立场问题。就萧师毅的文章而言，若要说有什么问题的话，我看恐怕就有一个立场问题。立场也影响了事实描写的效果。读者诸君也已经看出，萧师毅对当时因为在纳粹时期任弗莱堡大学校长一职而受到政治审查的海德格尔采取了同情的态度，认为海德格尔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所以决定用所谓中国人固有的侠义心肠来为海氏主持公道，并且动用了孟子的话来安慰落难的海德格尔。萧在文章中传达了一个意思：喏，当时是我拉了海德格尔一把。我们固然不能怀疑萧师毅这种侠义心肠的真诚性，相反，我们甚至完全可以相信，萧是仁义之士，的确是出于真心的同情，希望给予当时身处逆境的海德格尔以某种抚慰。路见不平，拨刀相助，救人于危难中，这也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况且萧曾参加过海德格尔的课程，也可以说与后者有师生之谊。

然而，这里大成问题的是：萧师毅有什么理由认定海德格尔当时受到了“不公和荒谬”的待遇呢？而萧所谓的“公正”又是何种“公正”、谁的“公正”呢？或者，我们可以换一种问法：侠义心肠能不能代替政治正义性？道德同情能不能取代社会正义？

但这显然还不仅仅是萧师毅的问题。如他在文中引述了的主张，即所谓反对战争赔款，只要日本人真心悔过之类，在今天看来也是大成问题的（当然这是以及政府的问题了）。在这里，貌似宽宏大量，代价却是国民受害受苦，正义没有得到应有的申张——因为战争赔偿本来就是申张正义的一个方式和手段，而且现在看来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和手段。害人者赔偿受害者，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最基本的公正。德国人在二战以后一直在进行战争赔偿，赔完了犹太人，赔完了受害国，直到今天（2000年）还在赔偿战时强制劳工。这种赔偿无疑就是反省、认错、悔过的行动。再来看看日本吧，由于中国方面的所谓“仁义”，日本人逃过了战争赔偿，然而是不是就因此认错悔过了呢？并不！众所周知他们现在居然连战争事实都要否认了，反过来弄得当年的受害诸国一天到晚要为证明曾经有过侵略战争而费尽心机。虽然这里面有着复杂的原因，但我以为，我们现在必须反思一下我们的历史悠久的“道德政治”了。“道德政治”的后果往往就是丧失社会公正尺度，走向假仁假义。在我看来，也只有当我们脱掉道德假面，建立起社会政治的公正性原则之际，我们才可能拥有健康的道德。

如上所见，萧师毅当时就是带着一种博大的仁义之心在德国各地作报告，安慰受难中的德国人。我仍旧要说作为个体的萧先生诚心可鉴，也是无可指责的。然而，我们在这里不得不承认一点：好在先生的主张和萧师毅先生的仁义之心没有成功地被推广到欧洲大陆，要不然，欧洲的战争受害者和受害国连一点补偿苦难的机会都将被剥夺掉了。

实际上，就思想态度而论，萧师毅在文章中透露出来的恐怕仍旧是一种“中国文化优越论”或者“中国文化救世论”（但愿我这不是乱扣帽子）。前述的萧师毅的侠义心肠显然也是与这种救世态度相关联的。在他这篇短文中，萧师毅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这种态度。他说他之所以与海德格尔合译老子，是因为他坚信老子思想有利于战后西方世界的反思。他甚至费心设计了弗莱堡城市公园里一只对空袭有预感反应的神奇的鸭子，并且说这种在我们东方人看来十分自然的神奇现象，西方人是理解不了的。他设定：海德格尔的思想对许多西方人来说是多么怪异，多么难以理解，而对东方人却是不成问题的了。到文章的最后，萧师毅殷切地“希望西方人能从海德格尔身上学到一点：如此真诚、如此开放和如此毫无保留地去探究我们亚洲人身上传承下来的那种真理”。号召欧洲人学习东方文化，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但前提是：不要预先摆出一副救世姿态，设定西方文化已经没有出路，而东方文化是世界之最，是世界文化的归宿。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话势在必然，而且实际上早已经在展开中了。海德格尔说这种对话的先决条件是欧洲传统对自身的深入理解。这从海氏角度来讲固然不错，特别是因为今日世界文化的主流和主体是西方工业技术文化，而这种文化的源头在古希腊，所以实施“返回步伐”（回到希腊去）便成为海德格尔对思想的一个基本要求。但我在这里想补充的一点是，这种对话若要获得成功，除了对话者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深入理解外，还需要的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平等和公正观念的建立。具体一些讲，首先，对话双方（或者多方）应当努力摆脱掉“种族中心主义”的陈旧立场（无论是欧洲中心主义还是亚洲或东方中心主义），构造一种平等的交往和商谈秩序；其次，应当确立一个非情绪的、基于共同人性的、合乎人类共同利益要求的、因而具有普世意义的公正观念。若没有这两点，则对话仍旧难免成为一种事实上的独白。

令人遗憾的是，事至今日，在中国学界，我们能听到的声音一仍其旧，不是“西方中心主义”（所谓“全盘西化”）的呼声，就是“东方中心主义”（“中国文化救世论”）的主张，而且更多地似乎仍旧是后一种主张。“中国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急着忙着要去解决“世界问题”，要为全世界指出出路和方向，要去“解放全人类”了。这些年来不断涌现出来的弘扬“孔子仁学结构”的主张、“河东河西”的预言、“新世纪呼唤新孔子”的要求，在我看来都还是四海之内以我为大、你有物质我有精神之类的阿Q精神的发扬广大。就学理面而言，令人伤心丧气的是，我们在一个半世纪以来居然没有什么长进，仍旧是一派洋务姿态！

注释：

[1]本文未发表过。

[2]载G.帕克斯编：《海德格尔与亚洲思想》，檀香山1987年，第47页以下。

[3]参看张祥龙：《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北京1996年。也可参看拙著《说不可说之神秘》，上海1994年；另见本书中的“道·道说·道路”一文。

[4]珀格勒尔：“再谈海德格尔与老子”，载《自然现象学》（《现象学研究》特刊），弗莱堡1999年，第113-114页。

[5]贡特·纳斯克编：《回忆马丁·海德格尔》，弗林根1977年。

[6]萧师毅：“我们在木材市场会面”，载纳斯克编：《回忆马丁·海德格尔》，弗林根1977年，第119-129页。

[7]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通信集（1920-1963年）》，美茵法兰克福1990年，第181页。

[8]珀格勒尔：“再谈海德格尔与老子”，载《自然现象学》（《现象学研究》特刊），弗莱堡1999年，第112页。

[9]海德格尔：《讲话与生平见证》，《全集》第十六卷，海尔曼·海德格尔编，美茵法兰克福2000年。该卷按照时间顺序收录了二百九十篇海氏毕生（1910-1976年间）的讲话、致词、文章、书信、诗作、谈话等材料。

[10]根据H.W.彼茨特的报告，当作家恩斯特·荣格尔1966年准备赴远东旅行时，海德格尔曾以老子第四十七章（“不出于户，以知天下……”）的德译文相赠；彼茨特认为这个译文是海德格尔自己做的。但显然，这也仅仅是彼茨特的一个假定和猜测而已。参看彼茨特：《迎向一颗星——与海德格尔的交往和对话》，法兰克福1983年，第191页。

[11]参看张详龙：《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北京1996年。

[12]参看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全集》第十二卷，美茵法兰克福1985年，第89页。

战争赔偿范文篇10

一、主权风险及防范

主权风险从广义上来讲，它是指国家的主权问题。从狭义上来讲，仅指企业的所有权问题。

（一）主权风险的神类

l、宏观主权风险。主要是指资本流动引起的对国家主权的危害，这其中包括了直接和间接的方面，直接的就是将资金大量地输入到国内反对派的手中，生产和购买军火，对执政党进行直接的威胁。间接的表现为输入资金的同时附带其他条件，而这些条件中有些明显地对输入国主权构成威胁。如甲国向乙国提供大量的贷款，但条件是必须购买中国的军火，其安装、发射及使用必须经中国允许。

2、微观主权风险。主要是指某些国家向另一些国家的重要领域进行投资，其目的就是为了操纵和控制该国的经济，如跨国公司通过进行各种形式的直接投资，占有拉丁美洲、中东、非洲、东南亚的油田、矿山和种植园，控制着咖啡、可可、香蕉、橡胶、黄麻等农业资源。对企业进行投资时具体表现为尽可能地占有多数股权，以达到对该企业的操纵和控制，这方面在中外合资企业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主权风险的防范

l、宏观主权风险的防范。对于这类风险的研究似乎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它涉及政治领域，但研究国际资本不可能避开这个问题。各国往往采取合法措施切断国外资金的供应来源，便其无法生产和采购军火。另一方面要要利用合法的外交途径和国际社会的舆论来加以谴责。对于那些不平等的合约或协议应当坚决拒绝。我国在《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第五条规定：中请设立中外合资企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以批准：①有损中国主权的；②违反中国法律的；③不符合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的；造成环境污染的；⑤签订的协议、合同、章程明显不公平、损害合营一方的权益的。同时也应特别警惕那些毫无获利目的的投资行为和资金输入。

2、微观主权风险防范。对于企图以投资形式来操纵和控制本国经济的情况。各国都应制定相应的法规和法律来防止这类情况的出现。如禁止或限制外国投资于基础设施、重要生产部门，禁止外资经营传媒和军工生产部门，禁止能造成垄断和吞并危险的外国投资，不允许外资投资于金融、贸易消费品生产及工业利润高的部门。我国在中外合资企业法中也规定了外资允许投资的范围。采取限制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的主权，保护民族经济，有意识地控制外国投资的方向，使其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另外，从合资企业中股权比例安排来看，发展中国家一般规定本国合营者占股权的51%以上，这样可以便本国合营者掌握企业较多的控制权和决策权。

二、政治风险及防范

在国际资本流动面临的风险中，政治风险是最具威胁性的，它不仅对投资方的经营活动产生重要影响，有时还直接危及投资方海外企业的生俘。

（一）政治风险的种类

政治风险也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宏观风险，或称环境风险。这类风险会影响到道国国家内几乎所有的外国企业的经营活动，它包括东道国国内政局动荡、武装冲突、暴力事件、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等等。另一类是微观风险，它仅仅影响到某个行业、某个企业，有时甚至只是针对某个具体投资项目。这类风险往往因东道国某项具体的政策、法规变动而引起的。

国际资本流动中的政治风险通常表现为东道国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可分为：

1、非歧视性干预。这类干预对外国企业来说影响不大，如：要求在管理层中使用当地人员；制订有利于本国税收的转移价格；规定来料加工产品中本国部件或原料所占的最低比例；要求企业支付某些附加费用；暂时性的货币管制等。

2、歧视性干预。这类干预是要削弱外国企业对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如：限制外国企业在合资企业中所占比例的大小；对外国企业征收附加税；公开或半公开地支持本国公民抵制外国企业或其生产的产品；制定有关歧视外国企业的法规、规定和制度。

3、歧视性惩罚。这类措施使外国企业难以生俘下去。如“东道国政府冻结外国企业的资金汇出并逐渐蚕食其资产；全部或部分不承认前届政府与外国企业签订的有关合约、协议；征收高额税收或其他费用等。

4、剥夺财产。这类干预形式就是对外国企业的资产实行征用或国有化。国有化是指资本输入国基于国家公共利益的需要面对外国投资的全部或一部分实行征用、收归国有的一种措施。

（二）政治风险的防范

l、宏观风险的防范。这类风险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①政府政局不稳定或局部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不投入资金才是最好的防范。

②资本投入后发现有政变或战争的前兆。在这种情况下，最有效的方法是尽快地将资金、设备和产品转移到较为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或者是本国；蹲一种方法就是申请政治风险保险，将政治风险转嫁到保险机构。

③资金投入后发生战争或政变，如果是发生战争，最好的方法是申请战争赔偿。如发生政变，那么，运用灵活的谈判技巧也能将损失减轻到最低限度，东道国政变后不将外国企业征用或国有化是最好的结局，如果被政府征用或国有化，就应立即同政府进行联系展开谈判，必要时可对东道国政府施加压力，如争取反对党的支持，寻求友好邻邦的调停和本国的干预等。如谈判破裂，投资方应诉诸法律解决，首先是向东道国的法院起诉，因为它的判决在东道国有更大的法律效力，但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可向国际仲裁法庭起诉。

2、微观风险的防范。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事前的风险防范，如与东道国签订一系列的特许协定，为投资方的经营提供一些法律保证，这些特许协定通常包括：征税方法、税率和税基的规定；当地资本参股的条款；管理人员国籍的规定；进入东道国资本市场的许可；在东道国进行销售的定价权；关于转移价格的规定；向第三国出口的权力；原材料和零售部件来源比例的限制；是否需支付额外的费用，如社会保险费、盈利费等；允许资金汇回的规定，包括股息、贷款本息、管理合同收入，专利使用费等；禁止外国公司寻求母国政府干预它与东道国之间纠纷的条款；关于争端仲裁的条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