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范文10篇

战争范文篇1

1．使学生了解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和所带来的灾难；

2．通过引导学生观察、思考和探究，培养学生综合、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3．使学生对战争的危害有较深刻的认识，培养起热爱和平，珍惜和平生活的观念。

教学重点：两次世界大战的危害和影响

教学难点：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和性质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教学导入：

出示图片

【提问】你知道这些武器最早是在哪次战争中被使用吗？

（氯气，坦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潜艇、导弹、原子弹──第二次世界大战。）

【叙述】一战和二战给人类带来空前的灾难，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要学习的主题。

（二）新课教学：

一、浩劫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

1．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源

【提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源是什么？

活动一：读图文，析原因。

【展示】图文材料。

材料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和德国工业总产值比较

材料二：教材上的漫画（图7-1）

【提问】通过对上述图文资料的分析，请说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引导学生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

【归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当时德国的统治者还宣称德国在“古老欧洲的狭窄地带边界有很多任务要完成”，还有人坚持认为，德国的工业化和海外征服“就像自然法则那样不可抗拒”。

英国和德国在激烈的竞争中，都在寻找自己的同盟，以壮大力量，压倒对方。于是，两大对立的帝国主义军事集团逐步形成了，战争一触即发。

2．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1914～1918）

活动二：小组竞赛──比比你的观察力

【出示】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形势图

【提问】仔细观察形势图，比比看哪一组的同学从中获得的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信息多？

学生可以从上图中获得的信息有：

（1）战争的爆发地是萨拉热窝（让学生在这幅地图上找出萨拉热窝的位置并简要叙述萨拉热窝事件）。

（2）交战的双方一方是同盟国，以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为首，一方是协约国，以英国、法国和俄国为首。

（3）在一战过程中，欧洲战场上始终保持中立的国家只有：西班牙、阿尔巴尼亚、瑞士、荷兰、丹麦、瑞典、挪威等国。（它们只占欧洲面积的少部分。这说明了欧洲面积的绝大部分和绝大多数国家都卷入了战争。）

（4）重大战役（可着重介绍凡尔登战役。）

可播放录像资料（如果缺乏录像资料，可出示相应图片），先让了解此次战役的学生介绍一下，教师在学生介绍的基础上做适当的补充。

【提问】通过观看录像，有关凡尔登战役你了解到什么？（每个同学限讲一点）

凡尔登战役

时间：1916年2月～12月

地点：法国的凡尔登

交战双方：德国和法国

结果：双方伤亡近百万人

别名：“凡尔登绞肉机”

【出示】

4．结果及其影响这场以重新瓜分殖民地为目的而进行的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和影响如何呢？

活动三：师生同阅读

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4年零3个月，有30个国家、占当时世界2/3的人口共15亿人卷入战争，人员死伤达3000万，直接经济损失1805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1516亿美元。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帝国主义各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德国战败，割地赔款；奥匈帝国彻底瓦解；英法虽取得了胜利，但在战争中元气大伤，受到削弱；美国在战争中牟取暴利，一跃成为经济强国。战后帝国主义奴役掠夺战败国和宰割弱小国家的《凡尔赛和约》等分赃条约，虽暂时调整了帝国主义战胜国之间的关系，但没有消除它们之间的根本矛盾，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祸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还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

阅读完上述材料以后，引导学生概括一战的结果和影响，特别突出一战给人类带来惨重的损失，使帝国主义各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以及苏俄的诞生。

活动四：唇枪舌战

在萨拉热窝事件中，19岁的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普从其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刺杀了奥国王斐迪南，引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世界大战，造成3000万人的死伤，300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对普林西普与一战的关系，人们有不同的看法：

观点一：普林西普是导致一战爆发的罪魁祸首；

观点二：普林西普无须承担一战爆发的责任；

【提问】你的观点是什么？说出你的观点并说明理由。

设置本活动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区别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教师应引导学生认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当时世界特别是欧洲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普林西普刺杀奥国王储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线而已。

【承转】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但人们并没有吸取这一教训，仅仅过了20年，又一次世界规模的战争爆发了，人类又一次经受了规模空前的战争浩劫的洗礼。

【出示】二、浩劫之二──第二次世界大战

1．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

活动五：阅读讨论

墨索里尼：意大利要重现罗马帝国昔日荣耀。

日本首相田中将军：在日本，粮食供应和原料同人口相比在减少。如果我们只希望发展贸易，最终必将被打败……最后，我们将一无所获……最好的政策在于采取积极措施，去获得日本在满洲和蒙古的权利和特权。

德国希特勒：如今，不能靠强烈的抗议，而是靠一把巨大的剑，使被蹂躏的地区回到共同的德意志帝国的怀抱。

讨论：上述三种观点有何共同之处？它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何联系？

学生小组讨论后派代表发言，师生共同得出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是──德意日法西斯妄图称霸世界。

2．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简况

活动六：七嘴八舌话二战

【出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示意图》

【提问】阅读二战形势示意图，结合你已有的知识储备，说说关于二战，你知道些什么？

引导学生重点介绍：

（1）时间：1939～1945年

（2）战争的发动者：德意日法西斯

（3）重要转折点：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展示图片或录像）（4）性质：一场法西斯侵略与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与邪恶的战斗

（5）结果：意德日法西斯相继投降，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但是战争让6000万人失去生命，交战双方物资总损失40000亿美元。

适时介绍第一颗原子弹的使用及其危害。

1945年8月6日，美机在广岛投下当量为2万吨TNT炸药的原子弹，日本居民死难78150人，受伤和失踪51408人。8月9日，美机在长崎投掷第二颗原子弹，居民死难23750人，受伤43020人。

（三）课堂小结

活动七：讨论为什么反法西斯战争能最终取得胜利？

一方面突出全世界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建立起反法西斯同盟，与法西斯进行殊死斗争；另一方面强调法西斯反人类的本质必然使它走向失败，而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必然取得胜利。

【承转】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进步，争取持久和平是亿万人民关心的头等大事。

3．联合国的创立

时间：1945年10月24日

目的：维护人类的持久和平

主要创立国：美、英、苏、中等

战争范文篇2

初看似乎讲述的是事实；继续似乎是小说，读到一半似乎是事实；当读到最后感觉是真理；回味反思后让我茫然。

开始，对现实很乐观、雄心勃勃；后来消极、低迷；往下是憧憬；似乎理解、领悟；最后是怀疑加上心情的凝重。

主要内容：书中主要讲述了，银行家们是如何编制和精心巧妙地设计每一场战争、每一次金融危机、每一次的谋杀总统、每一位经济学家的理论来攫取他们利润最大化的。其本质是每一次的战争、危机、总统不是自然规律，不是个人意志的决定，而是全世界中最富有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及其人的巧妙设计，而在这其中每个人包括经济学家：凯恩斯等的名流，每一位总统及政客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棋子，工具。

摘自《货币战争》的几句经典语录：

1.如果说战争是政治斗争的延续，那么政治斗争利益冲突的背后是经济利益的较量。

2.在一个商品社会里，没有人会对金钱具有“免疫力”。在战争中学会战争。

3.纯粹的私人友谊是不够的-----罗斯福

4.细节和操作层面完全透明化、科学化，几近无懈可击，而真正的阴谋在政策层面

5.凯恩斯摇旗呐喊、银行家推波助澜、罗斯福瞒天过海

6.货币的命运最终也将成为国家的命运。

7.萨缪尔森认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一本写的很糟、组织混乱、充满混淆的书，之所以流行，是因为银行家门喜欢。

当然里面还有太多的经典，仅记录下这么几句。

思考：

财富的乘数效应，同时让我看到权利的乘数效应和衍生延续：罗斯福除了拥有富有的财富外还与9位当过总统的人沾亲。而且每一位总统的背后都是财团和权力的支持。

战争范文篇3

于是等到这个假期之际，我问起看过这本书的室友，他说经过一学期的思考以及与课本知识的对照，这本书的确非常好，每每他对萨缪尔森书中描述的美国银行系统创造货币的过程与实质感到迷惑时（而的确美国的银行系统是很令人迷惑的），他就会去翻阅这本书，每次都会有新的体会。看来这本书起码经过了我这位博学的室友一年的考验，具有一定的含金量。于是我就借了这本书，开始研读之。

这是一本我一口气读完的好书，一连五天。但是我需要在这里说明的是，也许这本书会有些许偏颇，材料也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这本书至少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世界的经济与金融，我们应当关注这本书的大价值而忽略小错误，所以这样讲来这本书绝对是好书。

这本书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史料，描摹了国际金融集团及其各国人在世界金融市场呼风唤雨乃至兴风作浪的过程，简述了货币的发展史以及对于金钱与财富的角逐是如何引导了近现代西方经济与金融制度、货币制度的变化，最终作者还提出了在当前形势下如何看待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变动以及对于汇率如何进行管理、如何防范国际金融投机分子对中国经济的攻击等问题。

实际上看完这本书我就已经想马上动笔完成这本书的读书笔记，但是细想之余确实不敢贸然动笔。由于金融知识尚属匮乏，如若动笔必然会产生一篇言辞激昂但是内容空洞的东西。因此又取来考夫曼的《现代金融体系》一书，当作金融入门书本进行阅读，至此也开始对金融体系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若再深入则开始进入金融计算部分（写这本书的读书笔记我认为还是不要动用数学工具为好，只运用简单的逻辑推理即可），于是便决定停止深入阅读金融书本而开始写这篇或许会十分冗长的读书笔记。

看完这本书后我经过自己的总结与思考提出了以下的一些问题，而此读书笔记便旨在以我学到的经济与最近恶补的金融知识理解并且结合这本书给出自己的回答——这些答案不一定对，甚至可以被称作浅薄或者错误；但是我认为，只要认真去做就会有收获，在知识层面上就会有较大的提高。

先列举我的原材料问题如下，以作为本文的线索：

金本位制的实质是什么？为什么实行金本位制？金本位制的优势与局限分别是什么？

为什么黄金被称为被软禁的货币之王？

因为黄金白银的增速赶不上经济发展的增速，通货膨胀反而有理了？

银行家通过废除金本位，可以通过通货膨胀掠夺人民财富？

那么，什么是财富？

国际银行家们毕生追求的财富是什么？是黄金？白银？各类证券？还是没有实际兑换能力的纸质的美元或是各种货币？

为什么说债务化的货币靠不住，不能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

为什么中国提出超主权货币的概念？这样是否可视为在挑战美元霸主的地位？

正文：

首先我们先见识一下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智慧：

关于国际金融巨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发家史以及其如何取得欧洲各国金融货币霸主地位的故事我便不再赘述，我仅在此援引一个例子，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智慧或者狡诈，可见一斑。

“1815年6月1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近郊展开的滑铁卢战役,不仅是拿破仑和威灵顿两支大军之间的生死决斗，也是成千上万投资者的巨大，赢家将获得空前的财富，输家将损失惨重。伦敦股票交易市场的空气紧张到了极点，所有的人都在焦急地等待了滑铁卢战役的最终结果。如果英国败了，英国的公债（Consoles)的价格将跌进深渊；如果英国胜了，英国公债将冲上云霄。”…“当内森快步进入股票交易所时，正在等待战报的焦急和激动的人群立刻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内森那张毫无表情莫测高深的脸。这时的内森放慢了脚步，走到自己的被称为“罗斯柴尔德支柱”的宝座上。此时他的脸上的肌肉仿佛像是石雕一般没有丝毫情绪浮动。这时的交易大厅已经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喧嚣，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富贵荣辱寄托在内森的眼神上。稍事片刻，内森冲着环伺在身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交易员们递了一个深邃的眼色，大家立即一声不响地冲向交易台，开始抛售英国公债。大厅里立时就引起了一阵骚动，有些人开始交头接耳，更多的人仍然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这时，相当于数十万美元的英国公债被猛然抛向市场，公债价格开始下滑，然后更大的抛单像海潮一般一波比一波猛烈，公债的价格开始崩溃。”…“这时的内森依然毫无表情地靠在他的宝座上。交易大厅里终于有人发出惊叫“罗斯柴尔德知道了！”，“罗斯柴尔德知道了！”，“威灵顿战败了!”。所有的人立刻像触电一般醒过味来，抛售终于变成了恐慌。人在猛然失去理智的时候，跟随别人的行为成了一种自我强制性行为。每个人都想立刻抛掉手中的已经毫无价值的英国公债，尽可能地留住一些残余不多的财富。经过几个小时的狂抛，英国公债已成为一片垃圾，票面价值仅剩下5%。”…“此时的内森像一开始一样，仍然是漠然地看着这一切。他以一种不是经过长期训练绝不可能读懂的眼神轻微地闪动了一下，但这次的信号却完全不同。他身边的众多交易员立即扑向各自的交易台，开始买进市场上能见到的每一张英国公债。”…“6月21日晚11点，威灵顿勋爵的信使亨利.波西（HenryPercy)终于到达了伦敦，消息是拿破仑大军在8个小时的苦战后被彻底打败了，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士兵，法国完了！这个消息比内森的情报晚了整整一天！而内森在这一天之内，狂赚了20倍的金钱，超过拿破仑和威灵顿几十年战争中所得到的财富的总和！”

内森-罗斯柴尔德利用投资者普遍的对其情报系统的信任，先散布英国战败的假消息，引发抛售英国公债的狂潮，然后在价格谷底大量吃入英国公债，大发了一笔横财。

讲到金融方面，我们很有必要了解一下货币的发展史。

人类使用货币的历史产生于物物交换的时代。在原始社会，人们使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换自己所需要的物品。但是有时候受到用于交换的物资种类的限制，不得不寻找一种能够为交换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物品。这种物品就是最原始的货币。

之后，由于贵金属——以金为代表，由于具有体积小、不易磨损、方便携带与分割、不宜变质且难以取得与伪造等特点成为了广为接受的等价物，这就是现代货币的雏形。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金属货币同样显示出使用上的不便。此时，就出现了纸质的货币，这些纸币是以黄金为基础作抵押的，与黄金可以自由兑换，两者可以同时流通，纸币的发行量也比较少。到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速度空前的膨胀与发展，于是纸币逐渐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但是它们仍然有黄金作为发行的保障。

以黄金作为保障的货币制度就是金本位了。

那么金本位制度究竟有什么优势或者好处呢？

金本位制是比较稳定的货币制度，这种货币制度使货币的国内价值和国际价值相一致，外汇的汇率相对稳定（不同国家间的货币汇率由各自货币含金量决定；含金量：在金本位制下，每单位的货币价值等同于若干重量的黄金）；而且由于黄金供应相对稳定，受自然黄金资源制约，不会由于货币供给过剩产生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对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扩大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既然金本位制度看起来这么好，那为什么金本位最终会被废弃不用呢？金本位的存在触犯了谁的利益呢？

对于金本位崩溃的原因一般来讲的阐述是这样子的：第一，黄金生产量的增长幅度远远低于商品生产增长的幅度，黄金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商品流通需要，这就极大地削弱了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的流通的基础。第二，黄金存量在各国的分配不平衡。1913年末，美、英、德、法、俄五国占有世界黄金存量的三分之二。黄金存量大部分为少数强国所掌握，必然导致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的自由发行和自由流通受到破坏，削弱其他国家货币流通的基础。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黄金被参战国集中用于购买军火，并停止自由输出和银行券兑现，从而最终导致金本位制的崩溃。

但是，货币战争的作者却给出了不同的观点。就第一点而言，金本位下黄金供给量的不足是否会妨碍经济的发展呢？

众所周知，在金本位下，黄金供给量即等于货币供给量，若货币供给量增长速度跟不上商品生产的增长，就会产生通货紧缩——而根据现代经济观点与实证分析表明，轻微的通货膨胀最有利于刺激经济的发展，而强烈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都会妨碍经济的发展（见附图）

——但是作者却提出，经济增长率与是否通货膨胀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并且举出了例子：

1974年7月13日，《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一份令人震惊的英国整个工业革命时代的物价统计报告。从1664年到1914年的250年间，在金本位的运作下，英国的物价在长达250年的漫长岁月中保持着平稳而略微下降的趋势。当今世界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国家能够连续不间断地保持了这样长久的物价数据了。英镑的购买力保持了惊人的稳定性。如果1664年的物价指数被设定为100的话，除了在拿破仑战争期间（1813年），物价曾短暂地上涨到180之外，在绝大部分时间里，物价指数都低于1664年的标准。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的物价指数为91。换句话说说，在金本位的

体制下，1914年的一英镑比250年前的1664年的等值货币的购买力更强。

在金银本位之下的美国,情况也非常类似。1787年，美国宪法第一章第八节授权国会发行和定义货币。第十节明确规定，任何州不得规定除金银之外的任何货币用以支付债务，从而明确了美国的货币必须是以金银为基础。《1792年铸币法案》确立了一美元是美国货币的基本度量衡，一美元的精确定义为含纯银24.1克，10美元的定义为含纯金16克。白银作为美元货币体系的基石。金银比价为15：1。任何稀释美元纯度，使美元贬值的人都将面临死刑的处罚。

1800年，美国的物价指数约为102.2，到1913年时，物价下降到80.7。在整个美国工业化的巨变时代，物价波动幅度不超过26％，在1879年到1913年的金本位时代，物价波动幅度小于17％。美国在生产飞速发展，国家全面实现工业化的历史巨变的113年里，平均通货膨胀率几乎为零，年均价格波动不超过1.3％。

同样是在金本位之下，欧洲主要国家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经济空前发展的关键时代，它们的货币同样保持了高度的稳定性。

法国法郎，从1814年到1914年，保持了100年的货币稳定。

荷兰盾，从1816年到1914年，保持了98年的货币稳定。

瑞士法郎，从1850年到1936年，保持了86年货币稳定。

比利时法郎，从1832年到1914年，保持了82年货币稳定。

瑞典克朗，从1873年到1931年，保持了58年的货币稳定。

德国马克，从1875年到1914年，保持了39年的货币稳定。

意大利里拉，从1883年到1914年，保持了31年的货币稳定。

难怪奥地利学派的米赛斯将金本位高度评价为整个西方文明在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最高成就。没有一个稳定合理的货币度量衡，西方文明在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阶段所展示出来的巨大的财富创造力，将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

黄金与白银在市场的自然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高度稳定的价格体系，可以让所有20世纪以来的“天才”经济规划者们汗颜。黄金和白银作为货币是自然进化的产物，是真正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人类信赖的诚实的货币。

所谓货币度量衡，就是不以金融寡头的贪婪本性为转移，不以政府的好恶为转移，不以“天才”经济学家的利益投机为转移，历史上只有市场自然进化而来的黄金和白银货币做到了这一点，未来也只有黄金和白银才能担当这一历史重任,只有黄金和白银才能诚实地保护人民的财富和社会资源的合理分布。

当代的经济学家有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黄金和白银增加的速度赶不上财富增加的速度,在黄金和白银货币体系之下，将会导致通货紧缩，而通货紧缩则是所有经济体的大敌。这实际上是一种先入为主为主的错觉。“通货膨胀有理”的歪论完全是国际银行家与凯恩斯们共同炮制出来，用以废除金本位，从而通过通货膨胀的手段向人民“隐蔽征税”,不露痕迹地进行抢劫和偷窃人民财富的理论依据。英美等欧美主要国家从17世纪以来的社会实践，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了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并不会必然造成通货膨胀，事实上，英美两国都是在轻度通货紧缩状态下完成了工业革命。

那么，在这一点上，通货膨胀是否是必要的，废除金本位制是历史的必然的要求还是国际银行家们蓄意通过通货膨胀与经济波动剥夺人民财富，我们还是不得而知。

经济学从来就不是一个会有准确答案的学科。

那么，金本位废除以后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便是各国可以通过滥发没有兑换力的法币，实行货币贬值、推行通货膨胀政策——这是因为废除金本位制后，各国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或扩军备战，会滥发不兑换的纸币，加速经常性的通货膨胀，不仅使各国货币流通和信用制度遭到破坏，而且加剧了各国出口贸易的萎缩及国际收支的恶化。其次各国可以通过控制货币的发行量，“管理”汇率，设定对己方进出口有利的汇率，导致汇价的剧烈波动，冲击了世界汇率制度，对国际贸易造成一定影响，长此以往若引发汇率战，争相贬值货币，则会导致各国现行货币制度趋于崩溃。

最重要的是，币值不稳定则人民的财富价值长期处于波动之中，完全出于国家掌控之下，没有稳定的保障。失去黄金这一标准的度量物，在虚伪的货币面值之下，财富时常趋于虚幻。

这也许就是一些经济学家称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为诚实货币的原因。

列宁曾断言，不断地借助通货膨胀，政府可以秘而不宣地没收其公民的大部分财富。

讲了这么多，利益争夺的核心便是财富。我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是财富？国际银行家们不顾一切追求的财富是什么？是黄金？白银？各类证券？还是没有实际兑换能力的纸质的美元或是各种货币？

书中并没有给出准确的答案，而各经济教科书也从未下过定义。我想，没有实际价值的如今已经债务化的纸币不是；曾经被视为财富象征的黄金白银经过国际银行家的打压如今也没有了实际流通作用；各类资产性或是债务性的证券也不会是我们要找寻的答案。

我个人认为，回归到原始的观点上，财富便是实物资产，这一观点我认为可以通过阐述证实：银行家控制银行，通过大量发行货币与信贷，恶意制造通货膨胀，推高资产价格制造泡沫，继而以控制通货膨胀为名猛抽银根制造通货紧缩，通过货币传导机制影响汇率，迫使大批企业倒闭和人民破产，使经济陷入萧条，从而在此时以正常价格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来贱价收购核心资产。而这些资产便是地产、机器设备等可以争取未来现金流的资本，这些便是财富的现实化身。

那么，在全球范围内，金本位制的废除对于各个国家，包括我国，会有什么影响呢？这要从外汇储备谈起。

外汇储备（foreignexchangereserve），又称为外汇存底，指一国政府所持有的国际储备资产中的外汇部分，即一国政府保有的以外币表示的债权，也是一个国家货币当局持有并可以随时兑换外国货币的资产。狭义而言，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国用于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汇率，偿还对外债务的外汇积累；广义而言，外汇储备是指以外汇计价的资产，包括现钞、国外银行存款、国外有价证券等。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国际清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于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汇率有重要的影响。

外汇储备的具体形式是：政府在国外的短期存款或其他可以在国外兑现的支付手段，如外国有价证券，外国银行的支票、期票、外币汇票等。主要用于清偿国际收支逆差，以及干预外汇市场以维持本国货币的汇率。

据最新（2009年4月底）数据统计，目前大陆外汇储备排名世界经济体第一，日本居二，俄罗斯居三，中国台湾居四。

脱离了以黄金作为货币担保的货币即是债务化的货币。一般来讲，一个国家储备财富，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持有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而是持有全世界普遍接受的储备货币资产。而一般来讲，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必须有能力保持币值的稳定，维持国际正常的贸易情况。这样的货币需要是有实物如黄金作为担保，而不是以未来的收入作为担保——但如今的美元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成了没有实际价值的债务化的货币。从理论上讲，已经失去了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应具有的特性。

作者在书中提到：

人类有史以来的经验表明，崛起中的国家或地区总是以更加旺盛的生产力创造出巨大的财富，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在贸易中不被别人稀释的货币所窃取，这些地区有着保持高纯度货币的内在动力，恰如19世纪坚挺的黄金英镑和20世纪傲视全球的黄金白银美元，而世界的财富从来就是自动流向能够保护其价值的地方。坚挺稳定的货币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分工和市场资源的合理分布，从而形成更加有效率的经济结构，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反之，当强盛的国家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社会生产力不断萎缩，庞大的政府开销或战争费用逐渐掏空了从前的积蓄，政府总是从贬值货币开始，企图逃避高筑的债台和搜刮人民的财富，此时，财富将不可逆转地外流去寻找其它能够庇护它们的地方。

货币是否坚挺成为一个国家盛衰交替的最早出现的征兆。当1914年英格兰银行宣布停止英镑的黄金兑换时，大英帝国的雄风就一去不复返了。当尼克松1971年单方面关闭黄金窗口时，美利坚的辉煌业已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点。英国的国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迅速地消散，而美国幸运的是在一个没有重大战争的世界里，还能够保持一段时期的繁荣。但表面上鲜花著锦，烈火烹油的大宅门，里子却已逐渐被巨额债务所掏空了。

从历史上看，凡是操弄货币贬值来试图欺骗财富的国家，最终也必将被财富所抛弃。

中国外汇储备（不含港澳台）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美元资产，其主要持有形式是美国国债和机构债券，位居全球第一。

而由于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在近年来美国多次实行通过增大货币发行量推动通货膨胀降低汇率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下，我国账面资产损失严重。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开动印钞机”，运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救市，导致美元贬值，使得我国外汇储备遭受重大损失。因此，之后我国开始在国际上提出为了保障各国外汇储备安全，应当考虑使用超主权货币这一工具，我认为这可以视为中国已经对美元的霸主地位提出了试探性的挑战。

事实上，一种已经债务化的价值浮动化的已经无法保证币值坚挺的货币，是不够格充当世界储备性货币的。但是，为什么这一概念仍然只是处于口头上说说的阶段而不被世界各国迅速落实实施？

我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如果采用超主权货币，必然导致美国经济的崩溃。为什么美国走上“高消费，低储蓄”这条道路后，经济增长速度仍旧没有减速？原因是其具有美元这一世界霸主，美联储可以通过向全世界售卖以美国人民未来必须缴纳的税收作为担保的美元债券来融资获得资产投资，保住了经济的发展，美国必须每天继续从世界各国人民的身上“吸血”20亿美元的储蓄才能使美国这部“经济永动机”继续运转。而一旦美元失去其霸主地位，便意味着美国再也不能以“骗人的”美元证券得到外国的投资——“断粮”的美国经济会趋向崩溃，而为了维护其经济安全，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美元的霸主地位，所以，尝试以超主权货币替代美元绝对会遭到美国的强烈反抗，可能引起强烈的全球经济波动。

二是，若是超主权货币真的得以实施，美国便不再是最强大的经济体，更有可能的是美国一夜崩溃。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将重新洗牌，谁将主导未来的国际社会？谁将取得金融的制空权？这势必会带来一场不小的混乱，若是旷日持久，则全球经济陷于倒退与崩溃也是很有可能发生的，这无疑是所有利益集团都不愿看到的。所以，即便目前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难以让人满意，但是若改变它会伤筋动骨带来更大的伤害，根据成本-效益原则，还是不动为宜。

所以，我认为，中国提出超主权货币这一概念既可以视为对美元的试探性挑战，更多的应视为对美国的一种施压，警告美国不宜以牺牲他国利益换取本国利益而无节制地增大货币发行量救市，是美国不敢贸然再对美元进行贬值，短期来看可以保住我国外汇储备的账面价值。

但是，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了中国可以尝试用人民币夺取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恢复金本位制度等观点，我不敢苟同。

恢复金本位制度已经是不可行的想法，在信贷如此发达的今天，在人们接受债务化货币身在其中浑然不知的今天，恢复金本位制度带来的初期的经济痛苦远远大于后期的好处。作者将恢复金本位制度带来的通货紧缩与GDP的下降称为游冬泳与GDP减肥，想法是好的；但是，在目前情况看来，这场冬泳可能会使经济溺水身亡，而节食减肥最终可能导致经济消瘦致死。

我认为在今时今日现代金融体系已趋完全，纵使内中具有问题或者矛盾，始终是不可凭一时冲动就对其加以改造的。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阻力奇大，甚至可能造成全球经济崩溃的严重后果；因此我认为，认清形势，维持目前金融形势的微妙制衡，谨防国际金融投机者的攻击，健康化国民经济，方是正道。

战争范文篇4

一

按研究一门学科的规矩，必须首先解释这门学科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范围、方法和意义等等，似乎不如此，你所研究的东西就谈不上成体系、成气候。我不敢断言战争与文化研究是一门学科，但至少是一门学问，而且是一门重要的学问。这门学问在中国学术界泾渭分明、壁垒森严的条块划分中属“孤鬼游魂”，不知归属哪个学术“山头”。这种流浪者状态亦有其便利之处，可以独往独来，不受拘束，所以也就省去了许多概念游戏。尽管如此，现既已汇集成册，便还是要硬着头皮不得不对“战争”和“文化”这两个历来难以界定的概念斗胆作一番探讨。

象征派诗人瓦雷里（PaulValery）说过，任何词汇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语言就象两座悬崖之间勉强搁置的一块木板，你只能轻轻地快步走过，如果你在中间跳起来蹬几下，想试试有多牢靠，那么你将连同木板一块掉进万丈深渊。瓦雷里岂止是诗人？简直是一位真正窥破人类语言奥秘的大师。确确实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科学研究中存在着语义和概念经不起认真推敲的现象。像“战争”、“文化”这类概念的定义，近代以来到底有多少种恐怕难以统计，也无从判断哪一种定义比其他的更准确。这一现像本身就表明：语言是不可靠的、建立在抽像语言基础上的概念更是靠不住的。

语言、概念不可靠是因为人们以追求终极真理的态度对待它们，另一方面，语言、概念又是可靠的、有用的，君不见整个世界不是依赖它们在运作？所以一旦用追求永恒真理的执著精神对待概念时，我们立刻会在定义的密林里迷路，并且在研究一开始就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当我们用“有用”作寻找定义的引路人时，一切会变得简单而明朗。一切与人类有关的事物、包括界定概念的工作在内，只有对人类“有用”才具有意义。我们必须用我们所不信任的语言来表达我们对语言的不信任，这句话是语言、概念不可靠性同有用性高度统一的最精炼的表述。

所以，对一个概念下定义时的思维定位，与其放在追求永恒的真理上，不如放在如何有利于我们论述的展开上更为明智。这样，我们便可从容不迫面对“战争”、“文化”等概念的无数种定义，并且开始自己的工作。

人类的暴力行为是指人们为了利益，以直接危害他人生命体为手段，迫使他人无条件屈从于自己意志的一种行为。战争涵义同暴力的涵义不完全重叠，战争是人类共同体之间围绕生存为核心的各种具体利益，有目的、有组织、动用一切共同体社会内外资源，以暴力方式坚持自己意志，并将这种意志强加于冲突对方的行为，因此可以说：战争是人类暴力行为的最高表现形式。

尽管“文化”一词已有了许许多多种定义，但我这里想从两个角度考虑问题：从动态的历史而论，“文化”可以理解为文明化过程，即指人类摆脱原始野蛮的生活状况的过程；从静态的历史来，“文化”是人类的创造物，即人类在摆脱原始野蛮生活状态的过程所创造的一切东西。

因此，我对“文化”的定义表述为：人类不断摆脱原始野蛮状态的进化过程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

按这样的定义，文化研究的范围将包括人类的精神和物质两大领域。我在这里无意对此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只想指出的是，那些将文化研究只限于精神领域的观点是不妥的，精神领域只是文化研究关注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因为人类的物质产品虽是人类精神的物化，但也是精神证明自己存在的唯一场所，即便是在“形而上”的哲学层次，黑格尔之流的客观精神论者，亦将自然界看作是“绝对精神”能够显现自身的所在。可以说凡是人为的物质中，无一不存在人的精神，人类的物质世界是人类精神的表现形式。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可以社会生活范围的大小进行划分，不可在物质与精神之间划分。

人类的暴力行为完全继承了动物社会暴力行为的一切本质和特征。因此人类的战争现象中，有相当部分排斥在文化之外。但是，暴力现象始终伴随人类的文明化进程，并且在形式上发生着变化，所以人类战争现像中亦有相当部分内容属于文化的范围。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有史以来，战争在任何时候都是文明与野蛮的混合体。历史的直觉告诉我们，战争是人类的本能之一，是人类历史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战争与文化研究的任务就是要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的具体问题出发，解释人类的战争本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文明的进程，而文明进程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类的战争本能及其表现形式。

历史的单位是人类共同体，国家是人类共同体发展到现今为止的最高的形式。无论何种形式的人类共同体，从氏族到今天的国家都把“强盛”看作唯一的目标，东西方历史上有过许多哲人大师，他们的思想至今、并将继续放射着光辉，然而恕后生不恭，他们中有许多人不免书生气太重，都一厢情愿地将国家理想化，希望或主张国家的目的是伸张正义。无论是柏拉图（Plato）还是孟子（Mentius）都书生气十足地为国家设计着最终的道德目标，然而国家自古却是按照自身的逻辑追逐自己的终极目标走向强盛，根本不按实践道义的逻辑行事。尽管国家对内也积极提倡道德理想、建设道德秩序，但那是为了提高社会管理运作的效率，服务于“强盛”目标的手段而已，决不是国家的终极目标。

因此，德国的特莱希克（Treitschke，Heinrichvon）教授有惊人之语：战争不仅是人类现实的需要，也是逻辑的要求，因为国家这一概念就意味着战争。我们大可不必对特莱希克的坦率表示不满，事实上，他从逻辑上论证了战争必然是历史的主角。我们的先人也早已悟到这点，“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不仅是历史主题，也是国家的主题。所以，精通历史的一个重要前提之一是对人类战争现象的把握。研究历史必须研究战争，将历史等同于战争史是幼稚的，不研究战争现象的历史研究同样是肤浅的。要彻底了解一种文明、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须深入考察其中的战争行为，考察其中一切与战争有着直接、间接关系的事物。因为一种文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许多重要的特征和秘密隐藏在战争行为中，并且也往往只有在战争状态下才显现出来。

例如，古代希腊民族和文明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在波斯文明的威胁下，迅速领悟到海权和海军的重要意义，果断地挣脱传统陆权主义的束缚，毅然走向海权主义。雅典人把劳雷恩（Laureion）银矿的财富全部用于国防的选择，体现了作为一个优秀民族必然具备的高尚境界，而把银矿全部用于史无前例的海军创建则表明，希腊民族具有高度的智慧，以及对险恶复杂环境迅速的应变能力。由于萨拉米斯（TheSeabattleofSalamis）海战的胜利，古希腊文明获得发展壮大的机会。而世界上其他古文明，由于军事上不能迅速适应外部之变化，都早早地消失在历史深处。

再如，中华文明之所以伟大，也充分体现于军事上能够迅速领悟、适应外部战争形式之变化。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甲午战争，一个现代海权意识及其薄弱的传统农业大国，一个沉湎于陆权主义军事传统几千年的文明，能够在极短的50多年里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北洋海军，并同日本展开一场现代化海战。失败固然令人痛心，但中华民族在军事上具有迅速适应世界环境之变化的能力，却得到充分证明。这点至关重要，因为决定民族命运的不是一场具体的会战成败，而是通过具体会战所反映的该民族军事应变力的质量，而军事应变力的质量将决定一个民族的能否继续生存和发展。

“战争的精华，却不是在胜利，而是在于文化命运的展开。”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Spengler，Oswald）这句话可谓道出了战争与文化、与人类命运关系的实质，称得上至理名言。不过斯宾格勒只说对一半，在我看来，战争也是判别文化优劣的试金石，是文化选择时必须优先考虑的因素。

二

战争与文化研究虽然游离、穿梭于各传统学科之间，但毕竟有自己的关注范围。尽管它同军事学研究有重叠部分，但针对战争现象而言，两者之间主要区别在于各自切入点的不同，为说明战争与文化研究的特点，有必要将它和军事学作一详细的比较。

军事学主要在自己的范围解释战争现象，对战略、战术、战役、武器、编制、军种、兵种、战斗队形、后勤供应等等的考察一般不越出纯军事层面。战争与文化研究一般从文明特征、大历史、大社会背景出发，考察军事领域包括以上列举的一切现象。

军事学仅仅注意到古希腊以“方阵”作为步兵作战单位，并对其起源时间、战斗力的强弱进行考证和评估。战争与文化研究关心的是古希腊“方阵”贫富阶层的队列安排，解释何以最富有、最显赫的公民阶层站在“方阵”的最前列，最先接敌作战；而最贫困的公民阶层被安排在最后一列，还将指出这种兵力最佳化配置的社会文化因素，从而找到古希腊“方阵”战斗力之强的最终根源。以此类推，同样可解释早期古罗马军队战斗力强大以及后来罗马军队战斗力衰退的原因。

军事学常常罗列一些战例，来验证“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如何了得。战争与文化研究则要解释为何古代西方文明将合围歼灭战看作战争的最高境界，汉尼拔（Hannibal）创造的“坎尼战”（CannaeBattle）何以成为西方的战争经典；同时还要解释“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何以是中国古代东方文明追求的最高战争境界？

军事学研究不一定要解释某种军事思想为何产生于特定的文明圈内。然而，战争与文化研究一定要回答：“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为何产生于东方而不是西方？”“为何马汉的海权论产生在西方而不是在东方？”“中国的现代海权意识为何发育迟缓？”等等，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将研究过程中的每一个逻辑环节论证清楚。

军事学研究对奥林匹克运动同古希腊民族的尚武精神不会感兴趣，战争与文化研究则要指出古代奥林匹克大会的比赛项目几乎都是冷兵器时代的作战技能，并且提醒人们注意：一个把战斗技能作为日常生活娱乐消遣的民族，其尚武精神达到如何程度可想而知，其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波斯帝国的秘密由此可窥一斑。所以，仅仅从战略、战术等军事学层面解释希波战争的胜负显然是比较浅显的。只有从战争与文化关系切入，才能获得较为深刻的结论。

军事学研究一般不关心文学现像，对于“荷马史诗”中把阿喀琉斯（Achilles）等英雄塑造成具有嗜血本能的英雄以及赞美苍蝇的现像没有兴趣。战争与文化研究则对《伊利亚特》中赞美苍蝇的天然攻击精神给予特别的关注。因为至少在东方文明的艺术创作中是极为罕见的，这无疑可作为判别一个民族、一种文明对战争态度的标志。一个曾在古代仅仅因为天然的攻击精神就把苍蝇视为艺术审美对象，使之成为一种诗歌意象的民族，今天的表现与过去必然存在着某种继承性。鲁迅曾指出西方民族这一乖戾，但纯文学研究因看不出解释的意义，从来没有对此作过解释。似乎也只有从战争与文化的关系角度，才能作出较为深入的解释。

军事学一般不研究作战技巧的非军事化的社会功能，但战争与文化研究要说明作为军事作战技能的射箭派生而来的“射礼”，如何在中国古代社会成为“礼制”的重要内容，成为统治阶层政治生活中的一项规范；战争与文化研究还要关注奥林匹克运动各种项目竞赛的冠军是战时当然的指挥官现象，那些竞赛项目基本都属当时的作战技能，从而解释人们的社会道德、政治规范、包括具体的人材选拔制度曾经从军事领域获取资源的现象。不同的文明为管理和规范社会生活，从军事领域汲取资源的方式和对象都是不同的，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有助于加深对各种文明的深刻理解。

军事学研究只对“甲午海战”作出军事范围的技术性解释，即从战略战术，舰船的数量、吨位、航速、装甲厚度，火炮的数量、口径、射速，作战人员的素质，后勤保障等等方面进行分析并作出结论。战争与文化研究则要从大河流域灌溉型农业生存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指令性社会管理模式、内陆农耕文明强烈的土地意识、沿袭了几千年的陆权主义传统等等文明的主要因素出发，探讨这些文明因素同现代海权意识和现代海军在根本上的冲突，从而说明我们现代化军事建设在起步阶段和社会其它领域一样，只限于表层而无法进入深层的历史必然性。这样就能全面而公正地评价这场战争的得失，不会苛刻地把所有失败的责任强加于当时的军事领导人。海军与国家共命运是西方现代化重要特征，甲午海战的失败固然是我民族的一大耻辱，但也应看到这是我民族已不得不卷进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标志。

战争与文化研究也能帮助解释军事领域中的一些现象。自拿破仑以来，法国军事上就一直处于长期弱势。法国地理上东临欧洲内陆、西向大海面对英国的海上挑战，一方面要全力发展陆军，以对付欧洲内陆的普鲁斯、俄国等强大的陆权主义国家；另一方面，18世纪以后，海权优于陆权的情况日益明显，法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这就迫使它发展自己的海上力量以抗衡英国的海权。这样一来，法国财力和资源捉襟见肘，国防投资上，被迫兼顾陆、海两个方面，结果海陆军均不能达到世界一流程度。而英国、德国和俄国因良好的地理位置，可以倾其国力于海权或陆权，法国则因所处的独特地理，必须同时担负海权和陆权两副担子，这就注定了法国无力成为世界一流军事强国。在东方，中国西临亚洲内陆，承受俄国强大的陆权压力，东向大海面对日本的海上挑战，所处地理位置酷似法国。所以近代以来，中国军事状况与法国相似，因内外战争的需要，既不能放弃传统的陆军建设，又必须发展自己的海军以应付来自海上的威胁，也就说必须同时承担陆权和海权两副重担，加上近代化进步晚，这就注定近代以来中国军事力量难以振作的命运，而在古代，亚洲文明都属农业性质，在陆权主义占军事主导地位的时代，中国可以置漫长海岸线于不顾，因而能发挥自身优势，并常常成为古典世界中的一流军事强国。近代以来，中国的地理条件和法国一样，成为实现一流军事强国的天然缺陷、及先天不足的因素。

三

让我们用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一下，战争与文化研究的意义所在。诚然，我们要避免重蹈过去某些历史学家的覆辙，把人类历史仅仅看成一部战争史，但上述分析表明，从观察历史、解释历史而言，战争与文化的关系研究的确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角度，我们视野中出现了新奇的景观。不仅对历史研究而言，即使对当代和未来社会的观察而言，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审视点。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即是一种不错的尝试，尽管其某些结论有待商榷，但他从战争与文化关系的新角度，历史地分析国际关系未来趋势的新尝试，无疑值得肯定。从战争与文化的角度还可发现儒家思想对于当代世界的新价值，例如，孔子主张“礼制”，以及对战争看法，使他成为东西方历史上最早主张对战争暴力进行理性制约、用社会规范来约束战争暴力的思想家。孟子、荀子关于“仁义之师”的论述，使他们成为历史上最早系统地考虑战争与道义的大思想家，孟、荀的战争应该成为道义工具的观点至今尚未过时。尤其孟子，面对当今国际政治复杂之现象和众多理论学派，我们更感其学说慎密、深刻之伟力所在，他不仅在历史上最早提倡人道主义军事干预，同时也是历史上最早提倡对人道主义军事干预。

战争与文化研究使我们重新发现历史，发现文明遗产的价值。就象过去人们发现《蒹葭》、《采葛》是表现远古爱情的千古绝唱，《氓》、《我行其野》是弃妇咏叹的永恒经典，从战争与文化角度看《诗经》，同样会发掘出其中长期被人所忽略的重要意义。古典文学研究侧重比、兴、赋的艺术技巧的运用，关注社会生活诸方面情感的宣泄和抒发，然而，运用《诗经》提供的古代社会的生活信息，寻找汉民族对战争的基本态度，古典文学研究即不能胜任、也没有这方面的义务。战争与文化研究发现，《采薇》、《伯兮》是表现古代汉民族对战争暴力基本态度和感受的经典作品，它们反映了汉民族在现实生活、情感心理、理性认知三个层面对战争暴力的矛盾冲突，对于把握汉民族个性特征和社会特征来说，这两首诗的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军事学和心理学的价值远远超过其艺术价值。

同样，在“荷马史诗”中，我们发现阿迦门农（Agamemnen）的联军在特罗伊（Troy）城外海滩登陆后，把船只拖上陆地，构成几道连环防御工事。这表明当时的航海民族不仅把船只当作海上运输工具，也把它当作军事防御设施，从而提供了远古地中海军事艺术和军事技术的宝贵信息。这使人想起西汉霍去病远征匈奴时，用运输工具武刚车在草原上“环接连城”，组成防御工事以对付匈奴骑兵的冲击。这表明各民族的人们在从事军事活动时，都遵循将日常生活条件与军事作战条件尽可能结合的原则，这是人类社会追求效率时的规律，只是不同生活环境表现为各种具体的形式而已。所以“荷马史诗”在军事学、社会学方面的价值与艺术学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在战争与文化关系的视野里，我们发现明末清初东南沿海的郑氏集团是中国古代资本主义发育程度较高的典型事例。历史学一般只是将郑氏集团看成中国古代海商集团的代表，官方眼里是亡命趋利、杀人越货、通则为商、不通则为盗的一群海上亡命之辈，以后明朝式微，被招抚后成为合法之地方豪强。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观之，郑氏集团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经济成份。军事学则将郑氏集团的武装力量看成是中国古代海军的一个部分。战争与文化研究在经过东西方比较后认为：郑氏水师与以前历代水师有着本质的差异，它是中国古代唯一具有地中海文明性质的海军，即西方意义上的海军，因而，郑氏水师是近现代海权意识在古代中国的真正代表。而近现代海权意识在本土自发产生、旋即消失的现像，对于深入理解我们古代社会性质、儒家文明性质提供了重要依据。顺藤摸瓜，我们还会发现，郑氏集团所代表的正在形成的社会，其内部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的内容和运作于内陆王朝的传统社会具有本质的不同，前者以“商业军事复合体”为核心结构，后者以“农业军事复合体”为核心结构，又因为在社会整合方向上，前者所代表的市场原则向后者所代表的指令性原则发起强有利的挑战，因而郑氏集团所代表的东南海商社会比江南丝织业更接近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更能代表中国古代资本主义的萌芽。传统史学概括地认为：中国近代与西方较量失败的原因在于西方在军事上的优势-“船坚炮利”以及制度上的落后。战争与文化研究的结果概括为：近代中西两大文明的较量是“工业军事复合体社会”同古老的“农业军事复合体社会”之间力量悬殊的抗衡。由于“商业军事复合体社会”是“工业军事复合体社会”的前奏，从历史的逻辑出发，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毁灭很可能是中国近代化乃至现代化文明进程的一次令人遗憾的中断，我们民族和我们的文明在17世纪中叶，也许丧失过一次千载难逢的自我更新的历史良机！

也许，这样的机会至少在西汉和北宋时期还曾有过。传统史学中，人们一直把西汉的刘濞看成是一个不光采的主张分裂的地方叛逆者，但战争与文化研究的结果是：刘濞所代表的私营性质的煮盐、铸钱、冶铁工商业和他的“叛军”即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商业军事复合体”，刘濞是经济自由主义、即古代市场经济的代表，削番和反削番的斗争在经济方面是古代“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社会性质方面是“商业军事复合体”同“农业军事复合体”的对抗；社会整合方向上表现为市场原则同指令性原则的冲突。宋代的工商业已经相当的发达，华北的冶炼业在技术和产量上都相当或超过了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代，中央王朝在相当程度上已被市场原则所左右，社会生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市场化了，原始的指令性社会结构已处于瓦解的边缘，历史再一次走到十字路口，但是由于偶然的因素元朝的入侵，打破了历史的进程并改变了历史的方向。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唐、宋时期是开放式的，明、清是收敛式的，显然他的直觉已经也已经感受到这点。

把东西方战争对各自文明的影响加以比较，会产生一些很有意义的问题。作为西方文明的婴儿古希腊文明，其狭小的生存空间和海上贸易占重要地位的生存方式形成了特有的社会各方面的互动和协作，商业利润、殖民地开拓、军事征服相互配合，形成这一文明内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价值观念的良性循环，相互支撑，相互扩张。希波战争素来认为是波斯人入侵所致，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从文明性质而论，这场战争是由古希腊文明与生俱来的扩张性引起的，具体地说，希腊城邦向小亚细亚地区的商业扩张是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因为商业利润的追求具有无限性，所以商业扩张和殖民扩张也具备了无限的特征，波斯帝国的政治家们明显感到这种扩张的威胁，于是采取了主动进攻的姿态，企图一劳永逸解决问题。后来主客形势倒转，亚力山大大帝向东方掀起了远征狂潮，这就证明了当初波斯帝国对希腊半岛发动战争是具有远见的。在“丛林原则”主宰的世界里，是不能用道义来评价希波战争的。西方一些史学家极力把这场战争中的希腊人打扮成正义的一方，纯粹出于欧洲文明中心论的偏见。

但这场战争却显示出西方古典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持续至今的特征，那就是对外战争与市场原则为核心的商业经济互为因果，保持一致。反观中国，尽管西汉时期商业经济占据社会重要地位，甚至有人认为西汉初期，统一的中国第一次面临历史的十字路口，但为应付匈奴的长期战争，中央政府为有效调动中原农耕区域的一切人力、物力，实行了一系列大规模摧毁以市场原则为主导的商业势力的政策，并配合以相应的蔑视商业社会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对匈奴的百年战争中，从镇压代表商业势力的“吴楚七国叛乱”到汉武帝时期的“平准”、“均输”、“算缗令”、“告缗令”及“盐铁专营”，再辅之以儒家意识形态，强大的商业势力在政府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全方位扫荡下枝落叶败，一蹶不振。这和古希腊社会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对外战争与市场原则为核心的商业经济严重对立，而与原始的指令性原则为核心的“古典式”计划经济保持高度一致。因此可以初步认为：西汉时期因匈奴战争而被迫采取的铲除商业势力的做法，加强了指令性原则对于统一后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干预，是对古老却并不凝固的指令性社会结构的第一次“淬火”。西方一位学者曾极有见地的指出：西方文明近四百年来之所以远远超越东方文明，就在于市场原则最终突破了指令性社会结构并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宰。中国现代化滞后的关键不在于历史上不曾有过市场经济，而在于市场原则始终没有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并凌驾于后者之上。反思历史，当发现一种曾使我们辉煌无比的社会管理原则、一个曾使我们赢得历史上那场最伟大的战争胜利的社会整合之法宝，在近代魔术般地变成了衰败的根源。

古代思想史研究一般认为，先秦儒家提倡的“仁”涵盖孔、孟、荀三家，其中无太多的分歧，但把他们对战争暴力的基本态度进行比较后会发现，孔子（Confucius）的“仁”同孟子、荀子的“仁”有着极大的分歧甚至对立，孔子仅仅把战争暴力的合理性定位、局限于“礼制”，并不主张突破现实政治规范而进入属于理想境界的道德领域。在属于理想境界的“仁”的范围内，孔子反对一切战争与暴力现象。简言之，孔子在现实世界积极主张为“礼”而战，在“仁”的理想境界排斥一切暴力现象。孟子和荀子则不然，主张战争暴力不仅要为现实的“仁政”服务，而且还要进一步为实现理想境界服务。他们提出了“仁义之师”的思想，实际上突破了现实政治的范围，将战争暴力的功能扩展至孔子一直拒绝其进入的道理理想境界。这样，通过战争与文化研究，我们认识到孔子的“仁”并不接纳暴力，而孟、荀的“仁”却包含着暴力。所以，先秦儒家对“仁”的理解、以及道德理想与战争暴力之间关系的认识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有学者论及法国革命的影响时认为；“法兰西革命已进入中国文化的血液。”并认为现代中国革命根本上是由法国大革命带动起来的。我对“”后中国摒弃西方种种现代化学说，偏偏选择了马克思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学说曾感困惑，而对历来的解释又不敢苟同，通过战争与文化研究发现，将接受主义美学某些原理稍作改造，便可作出令人较为满意的解释。接受主义美学认为：“文本”的意义是接受者赋予的，接受者知识结构的差异产生一种接受定势，这一定势将决定接受者只接受文本一种意义而排斥其它意义。马克思要求穷人以暴力推翻残酷压榨他们的统治者，正如所简炼概括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句，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而传统儒家思想中，孟子曾大声疾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荀子亦主张用战争来“禁暴除乱”。可以说孟子、荀子的道理也有千条万句，归根结底也是一句话：统治者残酷压迫穷人，穷人造反有理，加上历史上数不清的造反实践，我们的传统决定了我们对西方的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情有独钟，我们千年文化结构中的暴力倾向早已决定了我们必然选择暴力革命，而排斥其它一切变革社会的途径。所以，与其说中国现代暴力革命是法国大革命渗透到中国文化血液的结果，不如说是中国文化中古老的暴力革命传统因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而被重新激活，并以“现代版”再次问世。

通过战争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可以发现民主制度致命的弊端，给人类造成史无前例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发生在黑暗的中世纪，而是产生于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深入人心的时代，产生于民主主义制度走向全面胜利的时代，这使得包括汤因比（ArnoldJ.Toynbee）在内的一些西方学者大为困惑：民主的原动力是爱，它所产生的巨大活力不仅不能阻止战争，反而全部转化成战争热情？汤因比的困惑在于不了解人类尚未摆脱国家的羁绊，在国家的范围内，民主的仅仅是调动一切成员、形成一致对外力量的有效手段。由于历史的局限，民主所产生的“爱”在现实中成了“恨”的手段。所以富勒（J.F.C.Fuller）说出了那句惊世骇俗的话：“民主的原动力不是对他人的爱，而是狠。”这也许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民主主义时代爆发的根本原因，近代民主制度使人类战争恢复了原始野蛮时期的总体战状况。

历史学的使命在于总结过去，避免曾经有过的灾难，以便在未来的历史十字路口帮助人们作出明智的选择，从而把握人类自身的命运。战争与文化研究不仅为了更好地解释过去发生事件，同时还分担着历史学交付的部分使命。如果说军事学研究更多地是为将来的战争作准备，那么战争与文化研究除了具有军事学同样的功能外，还将义不容辞地、更多地考虑如何营造人类永久和平的问题。

诚然，如果我们不深入地研究战争，我们又怎能去赢得永久的和平？但是，一谈到战争与和平，所有的学者都持谨慎态度，富勒认为，战争就象大海的潮汐一样，有规律地起伏着。虽然这是一个天才的比喻，但细加品味却令人沮丧不已。在我看来，战争的可能性就象人和自己的影子，只要存在着人类，战争的可能性就存在。因为激发战争的诸多根源是绝对不会消失的。战争爆发是战争的可能性同战争现实性之间的阀门失控，和平则仅仅意味着战争阀门的暂时关闭，战争可能性暂时被压抑着，而非永久性消失。战争阀门是由各种规则与不规则、可测和不可测、可控与不可控的、不断变化着的各种社会因素临时杂凑而成的，因此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一个时代的战争阀门总是脆弱的。因此在我看来，康德（Kant，Immanuelvon）所追求的“人类永久和平”很可能是一种海市蜃楼的幻觉。公务员之家:

战争范文篇5

一、认识论

人是武器装备发挥作用的决定因素人和武器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但在这个统一体中两者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对等的。认识论原理告诉我们,战争不是什么怪物,战争也是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在这一实践中,人始终是主体,起着主导的、决定的作用;而武器装备是客体,是进行战争的手段。武器是为人的目的服务的,是由人支配、控制和使用的。武器装备能否在战争中充分发挥作用,主要取决于使用它的人。武器装备没有人使用就是一堆死物,就无法体现武器装备本身的价值。恩格斯指出:“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使用它们。”[1]斯大林说:“没有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是死的东西。有了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能够而且一定能够创造出奇迹来。”[2]1982年叙以贝卡谷地的空战中,以色列空军一举摧毁叙利亚部署的19个苏制“萨姆-6”地空导弹连,并击毁了80多架苏制歼击机,使叙利亚在贝卡谷地惨淡经营10余年、耗资20多亿美元的防空体系毁于一旦,而以军只损失10架飞机,包括6架无人驾驶飞机和直升机。为什么双方的损失会如此悬殊呢?“萨姆-6”地空导弹是原苏联上世纪70年代生产的较为先进的野战防空武器,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曾经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叙军使用后没有经过任何改进,其制导频率已经被以军掌握,以军针对其制导频率研制了相应的电子对抗系统,并在这次空战中对“萨姆-6”地空导弹的制导系统成功地进行电子干扰,从而使其无法发挥作用。海湾战争中拥有近800架作战飞机的伊拉克空军,几乎没有同多国部队交手就败下阵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飞机是从国外购买的,飞行员训练不足,地勤维护技术也没能掌握,凡事都要依赖外国专家,战争到来时外国专家一撤走,伊拉克人就难免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因此,就人与武器装备的关系而言,人始终居于主导的、决定性的地位,这是被战争实践反复证明、不容置疑的真理。高技术战争条件下,虽然武器装备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大大提高,有些武器装备已具备了人的某种“活”性,但是,即便到了战争中大规模使用机器人时代,人与武器的关系也不可能改变。再先进的武器装备,也是人研发和生产出来的,在作战中仍要靠人的支配才能发挥作用。武器装备越先进,技术越复杂,对人的依赖性也就越大。人是战争实践的主体,是武器装备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因此,一般意义上说,提升军队人员的综合素质,比发展武器装备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正如指出的:宁可让人才等装备,也不要让装备等人才。

二、矛盾论

战斗力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人和武器在战争中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一切军队都是由人和武器的结合而形成的,人和武器是军队构成的两个必备要素,两者互为存在的前提和条件。一方面,战争中的人只有使用武器,才成为军队,战争才具有暴力特征;另一方面,武器也只有借助于人,才能被运用于战争,表现其作为暴力工具的本质。因此,在研究战争制胜问题时,我们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将人与武器对立起来,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找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从而得出“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或“武器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的结论,首先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思维错误。矛盾论的原理告诉我们,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是由主要矛盾决定的,战争的胜负同样是战争中各种矛盾运动的结果。孙子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有“道”、“天”、“地”、“将”、“法”,进而比较双方“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赏罚孰明?”在分析己方的基础上再与敌方的情况进行比较,就可“以此知胜负矣”。这是孙子对战争胜负因素的看法。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也指出:决定战争胜负的要素有军事、政治、经济、自然条件、主观指导和战争性质以及国际援助七个要素。这些要素是影响战争胜负最基本的因素,每一个基本的因素又可再分为许多具体因素,从而使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形成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有机系统。战争是一个对抗性的动态的矛盾运动过程。战争中,潜在因素和现实因素、偶然因素和经常因素、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人的因素和武器的因素都对战争的胜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这样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矛盾系统中,没有一种因素能够单独地、孤立地发挥作用。在军事对抗中,潜在因素只有转化为现实因素,才能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现实力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再强大,也不能保证一定能打赢现代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潜在的综合国力只有转化成军力;军力进一步转化成战场对抗中的现实作战力量,才会对战争的胜负产生直接影响。这种现实力量既可表现为偶然因素,又可表现为经常因素;既可区分为物质因素,又可区分为精神因素,但在最终的对抗中,都要表现为一定的力量来进行。因此,在影响战争胜负的诸多矛盾中,人和武器这一对矛盾才是战争中经常起作用的主要矛盾,其它一切矛盾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人和武器这一对矛盾之中。说过,战争是力量的竞赛,这里所说的力量不是别的,归根结底就是人和武器这两个基本的要素构成的现实战斗力。由此可见,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研究战争胜负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系统地考察影响战争胜负的诸多矛盾,并着力解决好影响战争胜负的主要矛盾。只有把人和武器有机结合形成强大的对敌战斗力优势,才能在力量对抗中取得胜利。现达国家特别重视通过建立快速的国防动员体制与平战结合的军工体制,将国家潜在力量迅速转化成军事力量,再通过前沿存在以及快速反应和快速投送,使军力快速转化成战场作战能力,道理就在于此。国力、军力、战斗力这三者当中,只有战斗力对战争的胜负结局才会产生直接影响。

三、运用战斗力制胜观指导新时期军事力量建设与作战

战争范文篇6

一、美国战争小说的起源

美国建国时，欧洲的启蒙运动已经完成。美国早期的文学思想家、贵族阶层受到欧洲启蒙运动主义思想的熏陶，倡导完全自由，写作、生活多表现为浪漫主义形式。具有美国本土思想的是美国战争小说的鼻祖詹姆斯•库珀，也是唯一一位。他的代表作《间谍》是美国第一部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开创了美国战争小说的历史。本书以美国大陆战争为背景，运用浪漫主义写作手法，展现了一位保守的英国军官、一位渴望独立的美国军官和纽约贵族两姐妹之间曲折、复杂的爱情故事。主人公们前一刻可能在同一个屋檐、同一个餐厅、同一个娱乐场所，毫不设防、几乎绝对信任对方的相互交流、共享娱乐，但是下一刻可能是相对于兵戎相见的战场上，为各自的国家，各自的国民奉献自己。虽为美国国民，但是在文学创作方面，库珀还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上，用一种浪漫的手法模糊化敌人与友人之间的界限，不偏重于哪个国家会取得胜利。库珀的这种不注重成败、模糊化的创作方式对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美国战争小说的自然主义浪潮

南北战争后，美国战争小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9世纪末，工业文明的进步，美国物质财富的剧增，美国社会财富分级，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为美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素材，美国文学创作由浪漫主义向自然主义发展。美国早期的自然主义作家是克莱恩，他通过战争小说的背景，再现了这个充满残酷和邪恶的现实。其代表作《红色的英勇勋章》中，主人公亨利•费来明在面对南北战争的残酷现实时复杂、矛盾的心态，就像红军长征时人民的反应一样，亨利在军队路过自家门前时，毫无畏惧、激情满怀地加入了军队。然而现实却是，当他看到漫天的枪林弹雨时，亨利想到的只是“我会当逃兵吗”。尽管在每次的战役中亨利的表现不错，但他时刻被这种无形的压力所逼迫，因此即使他成了英勇的旗手，但未来对他来说仍然不很明朗。战败了的亨利闯入一片丛林，身处迷宫一样的大自然的他还是想逃跑，却逃不脱，就像现实的生活一样。作者在文中表达了亨利自始至终都无法摆脱被大自然控制的命运。自然主义的代表人物还有马尔科姆•布拉德、欧文•肖、诺曼•梅勒。他们都以南北战争为题材来描绘社会生活，其中广为流传的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克莱恩的自然主义强调强大的自然外力对人类命运的决定作用，人们可以与大自然抗争，但也只是徒劳。

三、迷惘的现代主义时期

一战爆发时，很多文学青年参加了这次战役，他们认为这是一场结束战争的战争，因此热切渴望加入这场战争。然而，战争的残酷又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出现了“迷惘的一代”，他们希望通过新的方法来诠释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的这种想法进一步促进了美国文学的发展。很多文学思潮诸如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文学家们新的创作方式打破一般叙事风格，多以碎片式、多角度的意象展开情节，并且注重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厄内斯特•海明威是这个时代的杰出代表。他反映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老人与海》《丧钟为谁而鸣》等。海明威前期的作品仍以自然主义展现战争的残酷和人们对自然的无可奈何。海明威的作品都是以自身的经历为题材，描写自然对人类命运的控制性。《永别了，武器》就是对他受到爱情挫折后的反映，剧中充分展现了大自然的冷漠和个人永久的悲剧。《永别了，武器》很好地表达了海明威作为“迷惘的一代”的心境。而当海明威创作《丧钟为谁而鸣》时，一改前态，以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全方位地把握故事情节发展，灵活地运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彻底摆脱了“迷惘一代”的悲苦心态。海明威从悲伤的心态向乐观积极的转变，是他创作风格的转变，更是整个时代由自然主义向现代主义的发展。这一时期，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各具特色，平分秋色。除了海明威，《三个士兵》的作者约翰•多斯•帕索斯也是这一时期自然主义的权威，同时，在现代主义方面威廉•福克纳更是一朵奇葩，他的《寓言》还获得了1955年全国图书奖。现代派小说产生于19世纪末，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达到了高潮。它的发源地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法国的巴黎，当时许多欧美作家云集巴黎。英国的乔伊斯(JamesJoyce)和美国的斯坦因(Ger-tudeStein)便是典型代表。现代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艺术哲学，也不仅仅是第二代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先驱。它与许多以巴黎为中心的欧洲文化运动交织在一起，比如20世纪初法国的先锋派运动、1910年至1920年的达达主义运动、20年代至30年代的超现实主义运动和兴于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运动。发起这些运动的青年作家，发起传统文化艺术理性主义叙事模式，尤其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庄重的道德说教，对习以为常的艺术形式提出挑战，将人的意识和潜意识联系起来，揭示人们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精神冲击和心路历程。达达主义派将日常物品如报纸、照片、垃圾、破鞋和自行车零件构成戏剧性综合图画;超现实主义者把人们所熟悉的东西与梦幻的景色融为一体;未来主义者则寄希望于技术革新，注重速度、力量、空间、色彩的鲜明和视觉艺术，力图展示人类充满生机活力的未来。现代主义在文学、音乐、绘画、雕塑和建筑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表现，而以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更为突出。

四、现实主义的重回

就像以往一样，战争对于美国不仅是经济的转型，也是文学创作风格的巨大转变。二战的爆发，美国经济的大萧条又将人们从迷惘中拉回了现实，他们对二战期间的贫穷、黑暗等感到深恶痛绝，不断地用文字来抨击这样的社会。二战时期的战争小说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二战小说和后期二战小说。前期二战小说多把有权有势的军官比喻成商人，认为军事等级就和商界的条条框框一样森严，他们这些规矩束缚了人的个性发展，是对人性的不尊重，是对人性的毁灭。同时，作者们认为战争的军事组织就像是法西斯一样，为了维护组织的正常运行，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去摧残人性，机械化、僵化每一个组织内部人员，战争就像机器一样“磨炼”每一个军人，让他们“标准化”。著名的前期二战小说有诺尔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欧文•肖的《幼师》等。与前期二战小说不同，后期二战小说中面对战争显现出的人们的爱国情怀逐渐减淡。同时人们开始关心自己的需求，关心自己在战争中能做到什么。军人们不再想能为美国伟大的军事事业做贡献，而是开始厌恶战争、憎恨战争所带来的灾难。他们开始对战争进行反抗，设法脱离战争。在所有反叛小说中《第二十二条军规》广为学者、读友喜爱。“第二十二条军规”是这个战争机器中的法则。小说的主人公约瑟在面对军事化制度严厉的要求和与自己截然相反的价值观时，他选择以自己的价值观为主导行事，认为只有自由选择才是对工作的负责，是对飞行任务的负责。二战小说开始对人性的探讨，关注绝对服从中的自由选择、与自然命运的抗争，一扫前态，重新回到了对人们与自然命运关系探讨的层面。

五、新历史主义对历史的反思

战争范文篇7

一、美国战争小说的起源

美国建国时，欧洲的启蒙运动已经完成。美国早期的文学思想家、贵族阶层受到欧洲启蒙运动主义思想的熏陶，倡导完全自由，写作、生活多表现为浪漫主义形式。具有美国本土思想的是美国战争小说的鼻祖詹姆斯•库珀，也是唯一一位。他的代表作《间谍》是美国第一部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开创了美国战争小说的历史。本书以美国大陆战争为背景，运用浪漫主义写作手法，展现了一位保守的英国军官、一位渴望独立的美国军官和纽约贵族两姐妹之间曲折、复杂的爱情故事。主人公们前一刻可能在同一个屋檐、同一个餐厅、同一个娱乐场所，毫不设防、几乎绝对信任对方的相互交流、共享娱乐，但是下一刻可能是相对于兵戎相见的战场上，为各自的国家，各自的国民奉献自己。虽为美国国民，但是在文学创作方面，库珀还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上，用一种浪漫的手法模糊化敌人与友人之间的界限，不偏重于哪个国家会取得胜利。库珀的这种不注重成败、模糊化的创作方式对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美国战争小说的自然主义浪潮

南北战争后，美国战争小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9世纪末，工业文明的进步，美国物质财富的剧增，美国社会财富分级，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为美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素材，美国文学创作由浪漫主义向自然主义发展。美国早期的自然主义作家是克莱恩，他通过战争小说的背景，再现了这个充满残酷和邪恶的现实。其代表作《红色的英勇勋章》中，主人公亨利•费来明在面对南北战争的残酷现实时复杂、矛盾的心态，就像红军长征时人民的反应一样，亨利在军队路过自家门前时，毫无畏惧、激情满怀地加入了军队。然而现实却是，当他看到漫天的枪林弹雨时，亨利想到的只是“我会当逃兵吗”。尽管在每次的战役中亨利的表现不错，但他时刻被这种无形的压力所逼迫，因此即使他成了英勇的旗手，但未来对他来说仍然不很明朗。战败了的亨利闯入一片丛林，身处迷宫一样的大自然的他还是想逃跑，却逃不脱，就像现实的生活一样。作者在文中表达了亨利自始至终都无法摆脱被大自然控制的命运。自然主义的代表人物还有马尔科姆•布拉德、欧文•肖、诺曼•梅勒。他们都以南北战争为题材来描绘社会生活，其中广为流传的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克莱恩的自然主义强调强大的自然外力对人类命运的决定作用，人们可以与大自然抗争，但也只是徒劳。

三、迷惘的现代主义时期

一战爆发时，很多文学青年参加了这次战役，他们认为这是一场结束战争的战争，因此热切渴望加入这场战争。然而，战争的残酷又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出现了“迷惘的一代”，他们希望通过新的方法来诠释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的这种想法进一步促进了美国文学的发展。很多文学思潮诸如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文学家们新的创作方式打破一般叙事风格，多以碎片式、多角度的意象展开情节，并且注重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厄内斯特•海明威是这个时代的杰出代表。他反映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老人与海》《丧钟为谁而鸣》等。海明威前期的作品仍以自然主义展现战争的残酷和人们对自然的无可奈何。海明威的作品都是以自身的经历为题材，描写自然对人类命运的控制性。《永别了，武器》就是对他受到爱情挫折后的反映，剧中充分展现了大自然的冷漠和个人永久的悲剧。《永别了，武器》很好地表达了海明威作为“迷惘的一代”的心境。而当海明威创作《丧钟为谁而鸣》时，一改前态，以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全方位地把握故事情节发展，灵活地运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彻底摆脱了“迷惘一代”的悲苦心态。海明威从悲伤的心态向乐观积极的转变，是他创作风格的转变，更是整个时代由自然主义向现代主义的发展。这一时期，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各具特色，平分秋色。除了海明威，《三个士兵》的作者约翰•多斯•帕索斯也是这一时期自然主义的权威，同时，在现代主义方面威廉•福克纳更是一朵奇葩，他的《寓言》还获得了1955年全国图书奖。现代派小说产生于19世纪末，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达到了高潮。它的发源地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法国的巴黎，当时许多欧美作家云集巴黎。英国的乔伊斯(JamesJoyce)和美国的斯坦因(Ger-tudeStein)便是典型代表。现代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艺术哲学，也不仅仅是第二代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先驱。它与许多以巴黎为中心的欧洲文化运动交织在一起，比如20世纪初法国的先锋派运动、1910年至1920年的达达主义运动、20年代至30年代的超现实主义运动和兴于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运动。发起这些运动的青年作家，发起传统文化艺术理性主义叙事模式，尤其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庄重的道德说教，对习以为常的艺术形式提出挑战，将人的意识和潜意识联系起来，揭示人们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精神冲击和心路历程。达达主义派将日常物品如报纸、照片、垃圾、破鞋和自行车零件构成戏剧性综合图画;超现实主义者把人们所熟悉的东西与梦幻的景色融为一体;未来主义者则寄希望于技术革新，注重速度、力量、空间、色彩的鲜明和视觉艺术，力图展示人类充满生机活力的未来。现代主义在文学、音乐、绘画、雕塑和建筑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表现，而以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更为突出。

四、现实主义的重回

就像以往一样，战争对于美国不仅是经济的转型，也是文学创作风格的巨大转变。二战的爆发，美国经济的大萧条又将人们从迷惘中拉回了现实，他们对二战期间的贫穷、黑暗等感到深恶痛绝，不断地用文字来抨击这样的社会。二战时期的战争小说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二战小说和后期二战小说。前期二战小说多把有权有势的军官比喻成商人，认为军事等级就和商界的条条框框一样森严，他们这些规矩束缚了人的个性发展，是对人性的不尊重，是对人性的毁灭。同时，作者们认为战争的军事组织就像是法西斯一样，为了维护组织的正常运行，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去摧残人性，机械化、僵化每一个组织内部人员，战争就像机器一样“磨炼”每一个军人，让他们“标准化”。著名的前期二战小说有诺尔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欧文•肖的《幼师》等。与前期二战小说不同，后期二战小说中面对战争显现出的人们的爱国情怀逐渐减淡。同时人们开始关心自己的需求，关心自己在战争中能做到什么。军人们不再想能为美国伟大的军事事业做贡献，而是开始厌恶战争、憎恨战争所带来的灾难。他们开始对战争进行反抗，设法脱离战争。在所有反叛小说中《第二十二条军规》广为学者、读友喜爱。“第二十二条军规”是这个战争机器中的法则。小说的主人公约瑟在面对军事化制度严厉的要求和与自己截然相反的价值观时，他选择以自己的价值观为主导行事，认为只有自由选择才是对工作的负责，是对飞行任务的负责。二战小说开始对人性的探讨，关注绝对服从中的自由选择、与自然命运的抗争，一扫前态，重新回到了对人们与自然命运关系探讨的层面。

五、新历史主义对历史的反思

战争范文篇8

［关键词］媒介战争战争报道书报检查制公众国家军队记者主战反战

自农业革命深深介入到科技、文化、社会和政治结构的重大变革中以来，战争就一直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但是，本应成为重要研究课题的战争研究，却被排除在社会研究主流之外。在媒介研究中也是如此。尽管一战期间战争新闻的刺激，使得基于调查实验的媒介研究取得了更重大的扩展，但这方面的研究文献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思维范畴上都显得十分薄弱。现在情况有所改变。越战以后，学者的兴趣向“媒介与战争”这一研究主题转移，马岛战役（即马尔维纳斯群岛战役）促使这种趋势在英国加速发展，随着海湾战争的打响，更使之成为多国学者的思索范围。

本文将分3个部分对“媒介与战争”研究进行考察。

整体战争时代的媒介

从战地职业新闻报道来看，现代战争新闻起始于克里米亚半岛战争已被普遍认同。南北战争中产生的由书报检查制度和官方许可制构成的双重系统十分重要。这个体系在后来的战争中不断得到改进。“官方许可——书报检查体系”的存在与“整体战争”的发展紧密相连。在对战争与社会的综合性研究中，“整体战争”的概念是理解现代进程的关键。

整体战争时端于法国革命的人民起义及随之产生的全民武装的观念。法国革命在战争中实现了一场空前的社会总动员，并由此产生了一个国家全民参战的思想意识。其他欧洲国家不得不紧随法国模式而实现了一个意义重大的飞跃。美国南北战争对工业生产的动员则跨出了更大的一步，一战时达到其全盛期。投入此领域的人口比例是巨大的——相当于法国革命人口的20%。他们针对所需而进行了一场技术大战。这意味着，这条“内部战线”对军事胜利来说具有决定性作用，不能不被看作是军事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体战争需要经济上空前的统一调度，并与公民“士气”联系得空前紧密，因为公民作为这个代价昂贵的事业中的人力和政治选民资源，必须把他们动员起来为经济生产服务。公民士气也将成为敌方军事活动的打击目标，尤其是在空中力量得到发展的情况下。因此，军事指挥者必须要亲自介入到对舆论和媒体的系统管理之中。

整体战争时期，媒介与战争问题在美英出现的几个特点是值得关注的。

首先，控制舆论的战略得到发展，以塑造舆论的积极行动为宗旨，强调宣传更甚于书报检查制度。

其次，“内部战线”的动员还包括更重要的自愿行为——整体战争的外部文化是一种参与文化，而对整个国家的强烈情感能在相当程度上减轻政治多元化和民族感情的散淡这两个弱点，这一点在一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三，战争期间，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得到发展，它不再是最初的国家对人民的镇压而代之以合作。

二战以后，随着核武器的出现，整体战争显得不那么现实。局部战争的新时期到来了，并由朝鲜和苏伊士危机发端。尽管如此，从整体战争而来的对战争的认识，仍然延伸出一个广阔和空间。随后而至的战争在它们的前期，呈现的是二战的典型重演。来自于整体战争的文化和局部战争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冲突导致了战时传播的很多矛盾之处。

越战、马岛战役、海湾战争与媒体

越战标志着局部战争的转变。政治决策者们并不想为它动员全美社会。约翰逊政府确实尽了全力使这场战争免于对其他政治权利造成破坏，这在媒介与军队、媒介与国家关系上存在两个重要后果：

其一，它意味着书报检查制度并未实施。取而代之的是，作为委派的一个条件，记者必须接受一系列军事安全保护的指导。在越战中，记者第一次得到许可与军队同行而不必进行书报检查。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媒介与政府在政治上从未达成过一致，并最终两极分化。这就是说，记者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在二战期间持有的态度，即以国家战争力量的一部分的立场进行政治性报道，此时则大大不同了。

多年以来形成的一种惯性思维认为，公众放弃对战争的支持，媒介首当其冲要对此承担责任。这种观点在美国的政治圈内广泛传播：保守党人把媒介形容成战争中的罪人，导致了国家意志的崩溃；同时，开明人士，包括很多记者，把新闻界视为英雄，因为他们说出了政府意欲隐藏的真相。前者的观点在其他国家也很普遍。马岛战役时，很多英国军人认为，从越南战例可以看到媒体报道对军事行动存在内在的危害。电视常常被认为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越战是第一次通过电视展现的战争，争论由此产生。通过电视，人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看到了“战争真实的恐怖”，从而对战争的继续极为反感。

然而，一些研究者并不支持这种观点，认为媒介几乎没怎么影响到公众观点。早在战争开始时，公众就已逐渐放弃了对战争的支持。其他一些研究者坚持反对这种说法，认为媒介是持有反战态度的，并导致政策和民意向反战方向转变。

我是前一种观点的支持者。在考察1960—1965年《纽约时报》和1965—1973年3家电视网的新闻之后，我曾指出，战争初期，媒体把冷战思维等同于二战时的地缘政治学理论系统，大力支持美国卷入越战。其后，随着精英态度和大众观点的变化，及人们在撤退开始后士气的低落，媒介也更具批判性了。在我看来，电视不是反映了“战争真实的恐怖”，而只是作了相对的澄清。的确，二战中形成的对战争的浪漫主义思想在早期一直影响着人们。同时，电视更倾向于跟随而不是主导这场变化，它随着其他媒体或社会团体的转变而逐渐确立了批判性的立场。而且，大多数学者在此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广泛一致，即媒介在战争初期多持主战倾向，直到后来才跟随反战主流形成批判立场。

马岛战役也是一场局部战争，但它的某些特点使之有别于越战。一是独特的地理，它发生在地球上交通和通讯极度困难的地区。这意味着，媒介比以往更依赖军队的帮助以参与战事和传送新闻。其二，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大规模海战，致使记者处于军队的严密控制之下。第三，它历时短且获取胜利，所以在国内几乎没受到什么异议。针对战地新闻而设的书报检查制度，使得新闻在从战地发出和到达伦敦后都要经过审查。这些因素使此事件的新闻氛围在很多方面类似二战期间的情形。

作为媒介与马岛问题的重要研究者，默瑟（D.Mercer）、芒厄姆（G.Mungham）和威廉斯（K.Williams）详细描述了政府和军队的公共关系组织及其策略。他们重点讨论了战时公关活动必须平衡的重要性。一方面要求最大可能地减少信息流，以保护机密和避免潜在争端暴露出来；另一方面，官方宣传机构如果想左右公众观点，就必须具有可信度，这需要提供大量合理而准确的信息。即使是在马岛战役这样特殊的事件中，英国政府也不能垄断信息，而不得不经常参照由阿根廷或华盛顿发出的消息。在战争中，宣传既构成对政府的威胁，同时又是一个必要的政治工具，把握好这对矛盾是相当困难的。

总之，对此次战争的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

首先，来自战地的信息流总是被很多因素所限制，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军队和官方宣传部门的谨慎。最重要的限制因素是海战环境和技术问题，如地理环境、舰队的紧急出动和媒体报道的后勤缺乏计划等原因。

其次，国防部的公关政策在很多方面不协调，导致同新闻界关系紧张，有时战地指挥官和伦敦政府会在控制媒体和发送特殊信息的问题上相互指责埋怨。

第三，有特派组跟随的记者，尽管常常恼怒这种工作条件，但往往逐渐认同了他们所面临的军队人事安排，尤其当他们与岸上的陆军相处时还会对他们大加赞誉。

第四，媒介的新闻报道对英国的这次军事行动褒誉有加。无论是极端沙文主义的大众新闻界，还是略具分裂倾向的印刷媒介和电视都进行了支持性的报道。

许多研究者看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例：英国死难者的相片从来不曾在英国新闻媒介上出现过。新闻界所反映的战争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被高度净化了。这种情况似乎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如缺乏传送设备、参与战事的摄影记者很少，导致整个战争时期仅有202张相片从战地发回。或许国防部扣下了一些可能会引发事端的相片，但记者团也显然未能成功地传送部分遇难者相片，而编辑往往不去使用那些相片。

研究者更多地关注那些有特派组陪同的记者，却对国内的编辑甚少注意。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战地的记者反而没有在家里的编辑起到更关键的作用——这真是一个讽刺。

波斯湾战争延续了从马岛之战开始的一个策略，即对媒体的紧密控制。美军在海湾战争中建立并第一次实施了战地书报审查制度，并专门设置了一套系统用以控制记者的行动和去往战场的自由。同马岛战役一样，这场战争自身的特性也阻碍了媒体深入战争，同时加强了军队对信息的控制。战斗大多在空中进行，这意味着，虽然军事布置和发动空袭都是从基地和舰船上发动的，但除了亲身在伊拉克的记者有机会目睹战后余殃外，其余的人仅能通过二手资料进行转述报道。地面战展开后，军队对新闻的控制弱化了，很多记者自己单方面行动，致使控制系统趋于瓦解。然而，对于记者反控制的蚕食行为来说，地面战过短过快就以胜利告终，以至于来不及等到战争新闻的态度改变就结束了。海湾战争又是第一场通过全球电视进行现场报道的战争。因而大多有关它的论著都囊括了军队控制和全球实况电视报道这两个方面。在军队控制方面，菲亚尔卡（J.Fialka）提出了报道战争时记者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其中重点论述的是军队对记者进入前线部队所采取的控制。他认为这种控制在对报道的影响上远大于书报检查制，而且还描绘了这样一个景象：“记者们坐在高级宾馆的豪华房间里最好的位置上，或从设在五角大楼东环广播室里那灰色的金属椅子里观看这场战争。”

另一方面，海湾战争显然是一场国际战争，它发生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新闻环境中。这意味着新闻机构的国家性在某种程度上被弱化了。由于能从国家和国际的多重渠道获知新闻，这场战争拥有了全球的观众。不少学者已把海湾战争的全球性作为研究的焦点，而有些学者在对多国的电视新闻进行比较后发现，全球化并未使媒介超越国界而实现报道中的统一口径。

总之，研究发现，海湾战争报道与马岛战役一样，被官方的意见和要求过滤、净化和牢牢控制，对军事行动是大大有利的。海湾战争反应出的“媒介——军队”关系往何处去的问题——当然是老调重弹——仍是模棱两可。早期的一些文章曾认为，它标志着进入了一个对战争报道的高度军管时代。这个说法太简单，甚至准确地讲，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因为往往到了战争尾声阶段，军队对媒介的态度就似乎变了，转而与二战时期相似，把媒介当成了战争力量的有效组成部分。这时，军队的公关政策仿佛又达到了一个不需猜忌和拘束的积极时期，它成为这一个阶段战争的一个特征。

[page_break]媒介与战争研究的重要领域

对媒介与战争的研究总是由于涉及舆论的影响而进入一个更大的领域，尤其是媒介在激发或消解公众的支持立场上所产生的影响。

对战争和公众意见最广泛的引证工作可能是由米勒（Mueller）作出的，他考察了朝鲜和越南战争中美国公众的主战倾向。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初期支持战争而后逐渐降温。米勒认为，这种降温根本上来自人们对日益增多的美方伤亡人数的反应。米勒并未直接论及媒介角色，只是从零散的证据中观察到电视似乎是增强了而非削弱了人们对战争的支持，因而朝鲜和越南战争中类似的下滑模式与电视促使人们反战的观点互相抵触。但是，把支持率下滑解释为是累计死伤数造成的，恐怕并不足以令人满意。伤亡在随时间推移而增长，其他很多事情也一样。米勒却没有提及那些可能会改变舆论的其他因素，如意见领袖的作用、部队撤退的消息或公众对胜算的揣度等。他总结时指出，反战抗议示威并未造成支持率下滑，甚至产生了反效果，因为往往有些反战的人对反战抗议示威并无好感。

米勒提出了一个“集结效果”（rallyeffect）的概念。其内涵是指公众在集会中支持政治领导层介入国际危机的立场，它常常极违背公众对已有的政策成败所应有的反应态度。因此肯尼迪的声望战胜了后来的入侵猪湾的危机，尽管他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失误。布罗迪（R.A.Brody）和夏皮罗（C.R.Shapiro）以一种意见领袖的回应重新解释了这一概念：当意见领袖联合起来时，就会形成团结的群体，他们一致支持总统或削弱公开谴责的声音。意见领袖的这种行为使新闻报道极利于总统，而公众意见也会受到这个信息环境的影响。布罗迪把此模式试用于海湾战争，发现在战争早期，即从1998年8月至10月，媒介反映出的领袖意见导致民众观点明显向总统倾斜。

扎勒（J.R.Zaller）提出了有关观念形成的理论，基本上侧重于研究意见领袖和媒介在传播他们的观点中扮演的角色。他认为，很多公众都是由于受到他们所信赖的意见领袖的影响而形成观点的。媒介在其中的主要作用就是告诉公众意见领袖所持的是什么立场。因此，媒介对公众形成战争观点到底产生多大影响，这有赖于意见领袖是否团结。以越战为例，扎勒的研究显示，在其早期和晚期，媒体的曝光效果不同。早期，他们总的来说比较团结，媒介则形成一股“主流影响”；那些最常在媒体上曝光的人几乎一致对战争持支持态度。后期，以1968年为标志，媒介的曝光观点开始走向两极：保守主义者支持而自由主义者反对这场战争。在海湾危机中，扎勒概括了媒介的主流观点（即支持，例如在派兵去沙特阿拉伯的问题上）和分歧观点（即反对，例如在是否应该提前开战的问题上）。在他的模式里，媒介虽重要却也只是一个供协调的变量，在它的新闻含量中包含了更多的党派性，它对战争的态度就同对其他政治事件一样。

媒介与公众之间的影响是互动的。很多学者同时考查了海湾战争时期公众对媒介的态度，普遍显示出公众对媒介极高的满意程度，并表示出对书报检查制和报道伊拉克问题的支持以及对反战示威的敌视。不过也有资料显示，有相当数量的公众认为，在某些时期电视和报纸（尤其是小报）“过誉战争”了。

在“战争与舆论”问题之后，得到人们关注的是媒介社会学，它涉及媒介与战争的研究从何而来，有关媒介功能与结构的问题及媒介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例如，如果我们要说明美英在海湾战争报道中的强大主战势力，以下因素可能需要研究：

1.以书报检查制、通道控制、信息控制或施加压力来实现国家权力；

2.意见领袖可能会设置争论的主题或成为提供信息者；

3.记者的倾向和文化层次；

4.新闻业的操作规范；

5.媒体的经济压力，包括行业竞争和广告收益；

6.主管部门或业主；

7.舆论，前面我们曾把它看作一个“寻求依赖的变量”，但它对新闻生产可能有自身的影响，甚至影响战地新闻士气报道的基调。

显然，所有这些在对新闻内容进行考察时成了某种延伸。但大多研究只讨论一二，几乎无人试着从一个更宽的思路上思考问题，而这正是最重要的。例如，讨论海湾战争时期军队控制的重要性时，一些人称许这些控制行为果断地控制了新闻内容，另一些人则认为是由于国内意见领袖态度统一或新闻机构内部的过滤机制的作用，才使军队控制最终没有受到异议。又如，一些研究发现，即使是在战事有利时期，编辑和电视制作人也不愿使用附图的战争报道和照片。编辑的选择必须同受众、广告商、军事部门、人事机构及文化规范紧密相连。

记者和编辑们可不一样，尽管有一大堆条例、规则，他们还是在报道过程中多多少少加入了个人意志。

在莫里森（D.E.Morrison）和图伯（H.Tumber，1988）的一项关于战地通信情况研究中，他们发现，马岛战役中记者和军队之所以产生紧张关系，一方面由于在使用通讯工具、交通工具和采用信息上产生的矛盾，另一方面则由于文化差异。后者中的政治倾向因素并不重要，主要的是来自记者职业竞争中的个人主义和军队里的等级制度、集体主义之间的反差。他们还发现另一种显著现象，即无论记者的政治倾向如何，他们都要与他们所处的部队相认同，分担危险，并希望被军队接受，掌握他们的思考方式——简而言之，更多的是以一个参与者而不是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去报道战争。

同样，我对新闻操作中的3种不同规范进行了划分，即意见一致、合法论争和越轨行为3种情形。多数媒介社会学研究关注合法论争的情况，以显示媒介职业规范中的协调作用和“客观性”的普遍原则。但我看到，在战争及局部战争时期，另一种情形也会出现，记者们有时跨越了而有时则是极不情愿地配合着政治性报道的规范路线。他们不希望站在一边当个旁观者；而不顾一致规范的反复重申，积极地参与战争。

于是，莫里森和图伯就看到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战地的记者都面临着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一个记者真正的角色是应做一个旁观者还是一个爱国者呢？利布斯（T.Liebes，1992）注意到美国和以色列战争新闻中表现的爱国主义。当记者们在报道“他们自己”的战争或其他国家的战争时，就会按报道习惯突出显示出差异。例如，显示出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我们”这边而不是“他们”那边的态度倾向。研究马岛战役的文章很多都描述了这样的论争：BBC是否具备充分的爱国主义，是否执行了适当的协调行为。它的理事会主席说，要在我们国家和侵略者之间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同时他也强调应该保持行业独立以维护自己的国内和国际名声。

另一个引发大量分析文章的事件，是从海湾战争开始的新闻迈向实况电视报道的巨大变迁，讨论的主要问题在于这种形势对新闻这一行业意味着什么。卡茨（E.Katz，1992）认为，向实况报道的变迁意味着“新闻业的完结”。因为它给记者带来很多麻烦，如收集背景资料、深入思考并解释他们和观众都看到了什么。他们拥有“正在进行”所产生的威望，当他们戴上无形的面具或拒绝接收时，他们就将作为电视“剧本”中的重要角色进行“表演”；但他们除了那些观众能听见能看见的东西外，又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呢？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则成了多余的。当他们报道电视会议新闻时，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因为实际上，军队官员此时已接管了报道新闻的功能。

媒介与战争研究中最大的弱点之一，是缺少把战争本质作为一种文化体系来研究。也就是说，把战争作为重要的社会活动来分析，并把战争在媒介中的反映与社会意识的广泛构成联系起来。

把战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综合性论述既不够广泛又不能使之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对此领域的研究，尤其需要接受来自于对战争虚构反映的研究（往往在文学理论领域发展）和对媒介与战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那些积极有益的东西的影响。

在过去的几年里，大致从海湾战争开始，一些学者已经逐步把一种文化研究手段应用到媒介与战争的研究之中，并为未来的探索展开了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

吉特林（T.Gitlin，1980）和我把战争理解为大众文化的一种形式，认为，战争不同于其他政治事件，不但因为它极大地激发了文学想象，而且因为在战争时期，普通民众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这一历史舞台上的演员，在平时，这是不可能的。当然，他们生活在危机时刻，也面临着机遇——无论是士兵还是后方民众，都可能成为媒介的战争故事中的英雄。大众及大众媒介根本不把战争看作是一个政治上的策略，而看作是个体和国家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这种文化表达具有两个根本内涵：首先，人们对待战争，是把它作为个人和国家在显示优势、专业化、力量（即战胜敌人和完成任务的能力）上展开的一场竞争；第二，战争被看作是一个团结的仪式、一个平时见不到的社会大团结的庆典。根据吉特林和我的看法，战争的文化阐释根植于把战争作为一个社会活动的观念，而不需要政府和媒介宣传机构的东拼西凑。

泰勒（J.Taylor，1991）的研究中有关个体英雄和爱国主义表现的平民研究尤为重要。他把战时普通市民高尚的表现戏剧化为象征爱国主义的群塑。国家主义论著认为，它具有一个光荣显著的地位，而新闻报道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在英美传统中，新闻报道倡导平民化风格，通过把前线士兵和国内民众的感情牢牢维系在一起，并把战争描绘成普通人的活动，从而使民众感觉自己就是战争力量的一部分。泰勒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新闻界的报道多把家庭生活的形象彻底理想化了。家庭生活形象的描述，既有利于战争在感情上更贴近大众，又有利于把国家设计成一个家庭形象以利用关切的情感去支持战争。

另外，把一些女权主义和性别研究的方法运用于新的战争研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开始，女权主义文章在告诉人们战争的文化分析该是什么样子上提供了一个特别值得借鉴的样本。

结语

为推动媒介与战争研究，我在结尾提出几点综合性的建议，有的可能在上文已提及过。

1.应对本领域进行更完整的综合，对媒介与战争的研究方法的种类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介绍，因为它们往往是孤立的。

2.媒介与战争研究应与社会理论中更广泛的问题接轨：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形成、公众结构的形成中，战时传播扮演了哪些角色，包括新闻界的政治角色和对文化的广泛触及（包括公民观念、国家团结和性别问题等）。

3.对历史背景给予更多关注，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能超越媒介对具体战争的时事批评报道，而把研究目标更充分地指向社会理论问题。

4.在此领域达到思维深度的另一个方法，是介绍更多的比较研究结果。这一点并不是说，要对不同国家的战争报道进行简单的描绘性考察；而是要看到不同社会所具有的总体特征在战争报道中表现出的差异，包括：他们的政治结构，他们新闻业的传统和结构，他们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他们的政治文化状况和他们在战争方面的历史经验。

5.有一个明显的需要研究的课题，就是对冷战后国际军事行动的新方式的研究。国际维和行动，由多国指挥，极少表现出早期战争中的国家主义文化和出现一个“仇敌”。这种情况可能会为媒体新闻和观念结构的产生提供重要的并且是全新的动力。

参考书目：

Mercer,D.,Mungham,G.andWilliams,K.(1987)TheFogofWar:theMediaontheBattlefield,London:Heinemann.

Mueller,J.E.(1973)War,PresidentsandPublicOpinion,NewYork:Wiley.

Zaller,J.E.(1992)TheNatureandOriginsofMassOpini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Morrison,D.E.andTumber,H.(1988)JournalistsatWar:theDynamicsofNewsReportingDuringtheFalklandsConflict,London:Sage.

战争范文篇9

关键词：新闻传播;战争;CNN

从古以来，战争与信息的传播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传播的时候，战争与传播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传递战争的状况、结果等方面。古波斯人和雅典人于公元前490年9月12日在离雅典不远的马拉松海边发生“马拉松战争”。为了让故乡人民尽快知道胜利的喜讯，统帅米勒狄派一个叫菲迪皮得斯的士兵回去报信。菲迪皮得斯一直从马拉松跑至雅典中央广场，只说了一句“我们胜利了！”就体力衰竭倒地而亡。古雅典人的这次战况传递是新闻传播早期——口头新闻时代的典型代表。还有诸如中国古代的击鼓传讯、烽火报警等等都是口头新闻时期的比较典型的补充方式。

总的来说，由于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古代的新闻传播与现代意义上的新闻传播是有很大差别的，特别是远距离的传播，几乎都是“滞后传播”，所以，新闻传播及其所导致的大众舆论对战争的影响并不大。

进入现代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传播时代，新闻传播与战争的关系进一步强化。新闻传播并不仅仅只是用来报道战争的状况、结构，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争的胜负；另一方面，也有众多媒体因为报道战事而声名鹊起，一跃成为传媒界的大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广播网(U.S.CableNewsNetworks)，即我们通常所说的CNN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由战争成长起来的传媒界大腕儿。本文将就CNN的发迹史说明战争与传媒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特别是战争在促进媒体的发展方面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

一、CNN的发迹——海湾战争对CNN的促进

CNN的创办历史与美国其他三大传媒巨头NBC、ABC、CBS不可同日而语。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的美国传媒界，特别是广播电视界被NBC、ABC、CBS三大网络所垄断。1980年6月，特德·特纳买下一家小电视台开办了一个24小时电视新闻广播，取名CNN。CNN24小时连续不断播发全球新闻，没有截稿时间，每小时播出最新节目，通过5个卫星向全世界播发。它的宗旨：无论世界任何地方发生什么事，它都让人感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创办初期，由于美国其他大型电视网早已垄断天下，CNN连年亏损。

80年代中期，CNN开始扭亏为盈，但是，这个时候的CNN依然无法与三大广播电视巨头并肩。但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将CNN推向了事业的巅峰。

1991年1月17日—2月28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盟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为恢复科威特领土完整而对伊拉克进行了战争，即所谓的海湾战争。这场战争成就了CNN，它给了CNN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舞台，使得CNN一跃成为全球新闻传媒界的龙头老大。1月16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3时35分，海湾战争正式开始。美国几大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的格雷·谢泼德、全国广播公司的阿斯派尔以及CNN的记者霍利曼几乎同时出现的战争现场并通过卫星直播出现在屏幕上进行现场报道。但是，由于事前的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在直播开始没有多长时间，ABC和NBC等公司就相继铩羽而归：战事爆发后不久，伊拉克和科威特境内的国际电信线路全部被切断，世界各国派驻中东的记者只能依靠伊拉克通往约旦首都安曼的一条电话线路与外界联系。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众多的记者们失去了与外界联系的方式。美国广播公司的格雷·谢泼德正在解说着战事突然就没有了踪影；全国广播公司的阿斯派尔报道了几句也忽然没有了声音；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战事记者丹·拉瑟最为尴尬，他始终没有与驻守巴格达的记者皮赛取得联系，只得脸色铁青的对着镜头讪讪说道：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中东已经开战。与几大广播公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未雨绸缪的CNN。早在战争爆发的几个月前，CNN就反复与伊拉克当局进行交涉，最后以3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六台卫星电话，独家获得了卫星专线电话的使用权。因此，当其他广播公司的记者为了如何将新闻播送出去而束手无策时，CNN却利用事先准备好的卫星电话轻松地将战事播送出去，等于是间接的获得了对海湾战争的独家报道权，成为全世界唯一的消息来源。CNN进行了连续17个小时的直播，全球第一次同步观看了美国空袭巴格达的战争实况，CNN也由此首创了现场直播战况的当代战事报道的主导形式。

二、CNN对海湾战争的影响——新闻传播对战争的影响

在海湾战争成就了CNN的另面，是CNN对这场战争的影响。西方习惯将记者称为“无冕之王”，这个称呼在这场战争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印证。

海湾战争开始之后，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就是通过CNN的电视直播知道了巴格达已经遭到了多国部队的空袭。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在地下掩体中也将电视机调到了CNN频道。中东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大多下令助手们24小时轮番监视CNN的报道，一旦发现有价值的重大新闻，马上制定出相应的军事与外交对策。面对CNN所设置的众多独特又刁钻的问题，多国部队与伊拉克双方不由自主地也不得不紧随其后作出直接解释与相关表态，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控制局势发展，使舆论有利于自己这一方。各国的政治家与外交家也纷纷参与CNN的专题讨论与专访节目，借此舞台来阐述他们各自的观点，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说，此时的CNN已不仅仅是在进行单纯的新闻报道，它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交战双方的交流渠道，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整个海湾战争的状况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外交态度，甚至是国际关系的决策过程。

这种情况在现代的新闻传播中并不是独树一帜，早在几十年前的越南战争中，就有过新闻媒体的态度严重影响到战争发展方向的事件发生。出自CBS克朗凯特·盖洛普是越战时期美国电视界最有威望的记者，被美国人称为“克朗凯特大叔”。1956年，他在越南战场上进行空中电视直播。60年代后期，克朗凯特开始怀疑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并一改过去的新闻立场，向公众表明自己的反战态度。这一转变，促成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反战立场，随后波及其他媒体，全美反战浪潮此起彼伏，迫使美国撤出越南战场。

在这次海湾战争中，CNN当然也有其自身的立场，就是为美国加油呐喊。

在海湾战争中，美国军方与CNN联手，给CNN的热心观众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传递了错误的信息，是萨达姆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加速了战争的失败，另一方面，美国军方还通过CNN进行心理战术，对伊拉克实行战术威慑和心理威慑，美军安排CNN的记者参观美军先进武器装备并进行详尽的报道，着力渲染了美国方面强大的军事实力，一方面给多国部队的士兵打气，同时也是给伊拉克军队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从精神上瓦解伊拉克军队的战斗力。这一策略，也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正因为此，美国海军新闻局局长堪德尔·皮斯称赞CNN是“军事力量的放大器”。

CNN的辉煌并没有随着海湾战争结束而结束，而是继续向前。海湾战争使CNN的国际新闻报道享誉全球，CNN从此成为国际政治、外交和军事事件主要的观察者和重要的参与者。因为海湾战争，美国政府的决策部门就有了通过CNN的眼睛来观察世界的习惯。走到许多政府办公室去，CNN是成天开着的。这对整个国家的政策无疑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海湾战争以后的CNN，已经能够对美国政府政策施加压力和影响。据称无论是1992年美国对索马里的“出兵”还是日后又“撤军”，都是受CNN电视新闻报道的影响和压力。这些都是CNN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所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成就了BBC，BBC也给予了协约国极大的帮助，加速了战事的结束。

1991年海湾战争成就了CNN，CNN也在一定程度上辅助了美国的政治。

2003年美伊战争成就了半岛电视台，半岛电视台在这场战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这些都是因战争而成长壮大起来的媒体，反过来，这些媒体也在这些战争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战争和新闻传播本就是这样相互促进的。

参考文献：

[1]刘雪梅.CNN与电视战争[J].军事记者，2002，(12):33.

[2]李小川.解读CNN的神话效应[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4):231.

战争范文篇10

宋鸿兵写的《货币战争》购买时间不短了，但到前段时间才集中精力翻阅。读后整体感觉：作为一本学术著作，有些观点发人深省，有些观点似是而非;作为一本小说，有些情节引人入胜，有些情节催人入眠。下面谈谈几点感受。

《货币战争》讲的是从十九世纪欧洲银行家一步步发展壮大到操控政治、经济的走向，为自身利益服务的故事。比如这些财团与美官员串通成立了私有的美联储，使得美国政府没有发行货币的权力，当政府需要发行货币则必须将美国公民未来的税收抵押给美联署，向其贷款，而为此要支付庞大的利息。美联储要做的只是印钞票，再坐收利息。此外，几大财团还联合引爆两次世界大战，操控石油价格以获取石油美圆，操控各种国际组织如imf、世界银行，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和财富，乃至引发多次经济危机。几大财团就是通过合伙抬高一国的股市和房地产价格，制造巨大的金融泡沫，达到一定高度后再抽身出来打压价格，引发泡沫崩溃，导致此国公司和民众的大量破产，再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大量优质资产，从而控制一国的经济，获取巨大的利益的。

作者认为，打击这些金融财团最好的办法是恢复金本位的货币制度。所谓金本位，是指以黄金储备为货币发行的依据，并且持币人可以用固定的兑换率随时换取等值黄金。注意，在金本位制下，只有黄金的价格是固定的(即兑换率)，而非其他商品的价格也是固定的，其他商品价格的变化也就反映了它们相对于黄金的比价变化。不过，对于同样实行金本位的多个国家来说，由于其本币的单位含金量是固定的，因此相互间的汇率当然也就固定了。因此，金本位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及方便进行国际交易和结算。这样，国家才不会被迫的增大货币供应，引发流动性过剩，导致金融泡沫。这样的货币体系会导致货币具有更强的购买力，而对经济危机免疫，这样受益的还是广大的劳动人民，他们辛苦积攒的财富也不会被外国财团以低价轻易的掠夺。

按照作者的观点，重新确立金本位制就可以稳定货币价格，国际银行家就不能通过制造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来剪老百姓的羊毛了。这样看来，黄金的价格难道真的要像一些金融炒家说的要迈向2000美元了?但是按照作者的逻辑，很难相信这些金融炒家会希望确立金本位，减少他们炒作市场制造危机的空间。而且，即使确立金本位，贵金属市场本身会不会遭受炒作?存疑。所以黄金是万能的吗?我看未必。关键还是，要把以货币制定权为核心的经济决策权真正归于人民，归于占这个世界绝大多数的无产者和一般有产者，而不是极少数的极端有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