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法范文10篇

责任法范文篇1

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的法律地位。与民事、刑事和行政三种责任比较起来，宪法背后的责任更应该得到重视。否则，理论上探讨得再多，宪政也无法落到实处。当然，与其它三种责任相比，宪法责任有着自身的与众不同之处。

一、宪法责任概述

(一)宪法责任概念理论界一般把法律责任分为民事、刑事、行政和违宪责任四种。其他三种，学术界都有比较系统的研究，而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责任问题并未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那么，何为宪法责任?莫纪宏先生认为:“法律责任首先是一定法律关系主体的责任。宪法责任毫无疑问应当是宪法关系主体依据宪法规定应当承担的责任。”［1］虽然宪法有着浓厚的政治意味，但其首先是法律责任，就是因违反宪法的规定所应当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

(二)宪法责任的构成要件关于民事责任构成要件，各种民法论著中几乎一致认为是“四要件”:第一，行为的违法性;第二，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第三，存在着比较明确的损害事实;第四，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先后的因果联系。从这方面来看，宪法责任与民法责任区别不大，主要由下列要素构成:第一，违宪事实。指主体违反宪法规范、惯例和本国加入的国际公约等情况。只有客观上出现了违宪的事实，之后才有可能引起宪法责任，也就是说，违宪事实的存在是追究宪法责任的前提条件。第二，损害。指宪政秩序或与宪法相关的利益遭受到了的损失或不利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损害并不一定非要限定于客观存在的损害事实，也可以是预期的损害。第三，过错。指宪法责任的承担主体主观上存在过错，损害行为的实施是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第四，存在因果关系。指违宪事实与实际损害之间存在逻辑上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系，即损害是违宪事实所造成的或将要造成的。

二、宪法责任的主体

综观民事法律关系，其违法主体和法律责任承担的主体是划等号的，即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就是违法的主体，具体再进一步说，就是法律责任的承担主体。当然，也存在例外的情形，但这并不与前面提到的等号两方的主体相矛盾。当然，学界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不过，我个人认为，等值应该是原则，不等值应该是例外，否则，宪法责任依旧会被继续放纵脱离实践。宪法责任的追究主体和承担主体主要有:第一，国家立法机关。近代以来，多数国家都设立了间接民主的形式。议员当选后，即不再受制于选民。由于各个议会团体都代表着某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占多数的议会团体当然也不例外，这样就难免做出侵害占非主导地位社会阶层利益的行为。因此，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立法机关出现违宪行为，是理所当然的。第二，国家元首。大部分世界范围的宪法都规定了国家领导人的宪法责任，主要是由于国家领导人都是具有强大实质权力的机构，成为宪法责任的主体是理所当然的。第三，政府。政府权力膨胀已不是新鲜事，尤其是近几年来，中国行政机关滥用职权、以权代法等现象频发，行政法规、规章和命令等往往扮演了比议会立法更重要的角色。因此，国家行政机关成为宪法责任的承担主体也是理所当然的。第四，司法机关。在部分国家，这样的主体是要承担一定的宪法责任的。比如，德国的《联邦宪法法院组织法》的规定，美国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判决后出现的情况。第五，个人和社会团体。这样的主体能否成为承担宪法责任的主体，各国莫衷一是。对此，美国规定，本国公民可以要求在相关的案件中附带提起宪法审查;德国是以宪法法院为依托，规定公民可以直接提起宪法诉讼;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机制。

责任法范文篇2

如果将执行上级命令作为完全的辩护理由，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对所有普通士兵实施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最终只能追究最高统帅甚至是国家元首的责任，这显然并不合法。所以，在国际法理论上就出现了“下级责任”(Subordinates’Responsibility)的概念，专指下级执行上级违法命令所应当承担的责任。针对执行上级命令能否免责的问题，国内法和国际法在历史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规范轨迹，一种是条件责任原则(ConditionalLiability)，一种是绝对责任原则(AbsoluteLiability)。两种责任形式能否相互融合，或者何种责任形式才是国际社会所应当采取的?近代以来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案例是如何影响执行上级命令能否免责这一问题的发展的?这些正是本文所要一一回答的问题。

一、条件责任原则的发展历史及其理论基础

条件责任是指执行上级命令在一般情况下可以作为免除刑事责任的辩护理由，但是如果下级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命令是违法的，或者命令是明显违法的，那么下级不能以执行上级命令为由而主张免责的抗辩。条件责任的含义包含两层，一方面，执行上级命令可以作为下级免除由于执行上级命令而产生的违法的刑事责任的抗辩理由;另一方面，在下级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上级命令违法或者明显违法时，不能以执行上级命令为由而主张免责。条件责任原则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理念支撑。军事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最大不同在于其任务和目的的特定性。与平民社会不同，军事社会的存在目的在于通过实施作战行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并最终服务于国家的政治利益。而战争胜利与否的关键则在于指挥官决策的正确与否以及这种决策能否顺利地被贯彻实施，因此，军事社会必须要有一套比平民社会更加严厉的纪律体系来加以保障，“令行禁止”是最简洁也是最直接的纪律要求，而这其中，下级服从上级的命令是首当其冲的纪律规范。

正是由于军队社会的特殊性，在条件责任原则中，一般认为执行上级命令可以作为免除责任的抗辩理由。但是，随着文明社会的进步以及人们对战争受难者和受损财产的关注程度逐渐提高，如果将执行上级命令作为完全的辩护理由排除责任的承担，则会造成对于下级实施的违法行为只能追溯到命令的最高统帅甚至国家元首的情形，而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实施的。同时，士兵个人作为有独立思想的个体，对于上级的命令具有区分正确与否的能力。正是基于以上理由，各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逐渐确立了两项排除规则，即下级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命令是违法的或者明显违法的情况下，不能以执行上级命令为由免责。条件责任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与完善的过程。19世纪下半叶，一些国家通过国内法追究某些情况下执行上级命令的下级责任。例如，在1872年德国《军法典》第47条规定:“如果士兵执行命令的行为触犯了刑律，那么该命令的上级单独承担刑事责任。但是，服从该命令的士兵在(a)其行为超越命令的范围，或者(b)知道上级命令涉及的行为构成普通犯罪或者军事犯罪时，将与上级一起承担共犯的刑事责任。”

在国际判例当中，条件责任原则最早是在1915年奥匈帝国的一个军事法庭的审判中被提出。法庭在判决中指出，下级执行上级命令的行为不仅明显触犯了刑法，而且也与文明社会的战争习惯相悖时，就不能免除下级的刑事责任。一战之后的莱比锡审判巩固了条件责任原则，其中最著名的是DoverCastile案和LlandoveryCastle案。“DoverCastle”是一艘医用船，被用来从马耳他运送伤病人员到直布罗陀。德国海军上尉KarlNeumann下令用鱼雷攻击该船，并导致船上的6名船员遇难。KarlNeu-mann之所以下命令，是因为其上级告诉他该船已被敌军征用，并用于军事目的，是一条战船。莱比锡法庭根据其德国的国内法，认为下级应当执行上级长官的所有命令，因此判决Neumann无罪。

LlandoveryCastle一案的情况与DoverCastle案有所不同。在LlandoveryCastle案中，法官认为，当一个人在执行上级命令时，如果知道该命令违反了普通法或者军事法，那么其就应当承担责任。军队下属没有义务质疑其上级的命令，他们可以信赖上级命令的合法性。但是，如果该命令对于包括被告在内的所有人来说，已经毫无疑问地违法了法律，那么，这种对于上级命令的合法性的信赖就不存在了。在该情况下，下属如果还执行违法的命令，就要承担刑事责任。所以，同一个法庭在相同性质问题的两个案子中的结论就正好相反。

二、绝对责任原则在当代国际法的发展

责任法范文篇3

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私法中的侵权行为法律适用原则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在一些特殊侵权行为领域－如产品责任―新的理论和规则受到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视。原因是，随着国与国之间经济贸易的频繁，产品的跨国性日益普遍，产品责任问题也随之增加。一些国家在处理这类跨国产品责任案件时主张司法管辖权，而与该产品相关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也提出类似的要求；进而对这类涉外产品责任应适用的法律，即准据法，也存在较大的分歧。如何解决这种跨国产品责任诉讼，成为各国国际私法领域又一个新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的扩大也带来了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问题，尤其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碰到一些棘手问题无法可依。例如：（1）当该产品责任侵权行为发生在外国，依行为地法和中国法均构成侵权时，应适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来确定当事人的赔偿责任？（2）当中国消费者购买一外国产品而导致损害时，中国法院是否可以根据行为地法而适用外国法，使中国的受害人获得较高的赔偿？（3）如果产品责任案件中的双方当事人均是外国人，中国法院在审理该案时适用中国法是否有充分理由？诸如此类的问题对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

本文以此为切入点，通过比较分析对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祺对我国加入WTO后面临的诸多产品责任诉讼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供与会专家学者讨论。

二、欧美国家关于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原则的最新发展

一般认为，产品责任属于一种侵权行为。按照传统的国际私法，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即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受到伤害的行为地法。20世纪60年代以前，欧美国家大多采用对产品责任案件适用损害发生地的法律；7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贸易的全球化，产品责任引起的侵权行为地往往带有偶然性，且产品责任侵权与一般的侵权又有区别，最主要的不同是，其侵权行为地与受害人往往没有什么联系。因此，适用传统意义上的加害行为地法和损害发生地法，对一个受害人来说起不到应有的赔偿作用。基于这种特殊性，欧美国家首先放弃了侵权行为地法原则，引入一些新的、富有创建的规则。

第一，允许原告选择适用对其有利的法律。由于产品责任的特殊性，原告要证明被告的责任具有一定的难度，而被告在承担责任方面处于比原告更有利的地位。为了更好地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利，有的学者提出由原告（受害人）在所涉国家的法律中选择适用某一法律作为准据法。例如，美国的卡维斯教授提出了“优先原则”，认为原告有权从以下4种法律中作出选择：1、产品生产地法；2、原告惯常居所地法；3、取得产品地法；4、损害发生地法。1982年美国法院在“辛得尔诉阿伯特化工厂”一案中以“最有利于原告的法律”原则审理了该案，充分体现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这一原则很快被美国各州的产品责任法接受，并运用到具体的个案中，即在产品责任诉讼中，如果各州对原告的利益规定不一致时，原告可以选择适用其中最有利于他的那个州的法律。

在欧洲一些国家的国际私法中，如1978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1979年《匈牙利国际私法》中，尽管没有如此明确规定法律选择的条件、顺序，但其确立的基本原则都倾向于有利于消费者和受害人，给消费者和受害人以最大限度的民事保护。

第二，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这一原则是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确立的。最初在合同法律适用问题上得到突破，以后又运用到侵权领域。1971年，美国的《冲突法重述（第二次）》明确肯定了这项原则，并规定了一些“联系”因素供选择。如：1、损害发生地法；2、导致损害发生的行为地法；3、双方当事人的住所、国藉、法人所在地及营业地所在地法；4、双方当事人最集中的地方的法律。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最大特点是灵活性，法院在处理复杂的产品责任案件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地选择最适合解决这类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在欧洲一些国家中，最密切联系原则很快被立法采纳，并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运用。如英国、奥地利、比利时、荷兰、瑞士等国家，以及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定的有关侵权行为国际公约中都采纳了这一原则。事实上，在产品责任案件中，与产品责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往往是对原告比较有利的法律，这对保护原告的利益、保护消费者和受害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正是当代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发展趋势。

第三，适用多项连接点、灵活选择法律适用原则。从80年代起，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已不同于一般的侵权行为法律适用。一些国家已对产品责任单独立法，制定特殊的法律适用原则；有的国家在冲突规范中采用多种连接因素以确定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如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35条规定：涉外产品责任的原告可以在以下法律中选择：1、加害人营业地或习惯居所地法律；2、取得产品所在地国家的法律，除非加害人能证明其产品通过商业渠道进入该国未经他的同意。这样，原告可以通过多项连接点、而不是单一的连接因素选择法律。对于法律中列出的三个连接点，即加害人的营业机构所在地、惯常居所地或产品取得地，在产品责任案件中都比较容易确定，也方便审理案件的法院能及时、有效地保护受害者的利益。可以说，瑞士国际私法对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规定比较合理，具有较大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除了在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方面放弃了单一的侵权行为地法以外，欧美国家还注重产品责任方面的国际立法，强调国际公约的调整作用。目前，欧洲有两个关于产品责任实体法的国际公约：一是1976年通过的《斯达拉斯堡公约》，这是欧洲理事会为统一成员国的产品责任法而制定的。该公约对产品责任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并规定损害赔偿只限于人身伤害及死亡，不包括财产所造成的损失。公约最大的特点是，允许各缔约国继续保留有关产品责任的国内法，公约则作为对受害者提供更多救济手段的有效补充；二是1985年通过的《欧洲共同体产品责任指令》。“指令”也采取了严格责任原则，其赔偿范围包括了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害，并对赔偿数额规定了最高限额。

由于上述两个公约都是区域性的，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欧洲一些国家。因此，制定一个普遍接受的国际公约已成为当代产品责任法发展的一个新课题。1973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公约》，试图通过统一冲突规范来调和各国在实体法方面的冲突，这为国际上统一产品责任法律适用作了有益的尝试。该公约既保留了与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基本一致的法律选择原则，又采纳了新的、多项选择的法律适用规则，不拘于单一的联系因素。公约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充分考虑到受害者与损害发生地国的利益，具有合理、灵活的解决问题的特点，已受到许多国家的关注。

三、中国现行涉外产品责任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中国现行的产品责任主要以《民法通则》中的侵权行为规定为基本原则。1993年颁布的《产品质量法》虽然也规定了“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承担赔偿责任”（第29条第1款），但其侧重点是“产品质量责任”，即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不履行法律规定的产品质量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我国的“产品责任”制度往往与产品质量责任相混淆；其次，由于《产品质量法》第34条关于产品缺陷的认定、以及产品质量标准的规定不明确，致使国内学者对此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上述规定属于产品责任中的严格责任原则；另一种则认为该条规定不属于国际上普遍采用的严格责任原则。笔者认为，产品质量法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产品责任法。从现有的法律、法规来看，我国至今尚未建立系统的产品责任法律制度，涉外产品责任法律则更不健全，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在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方面十分混乱，没有专门的规定。现行立法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关于适用《民法通则》中的侵权责任规定。

《民法通则》第122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据此，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的产品责任也适用严格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因涉外侵权行为引起的产品责任，我们还援用《民法通则》第146条的规定，即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侵权行为处理。显然，这是一条涉外侵权行为之债的冲突规则，但它并没有进一步规定涉外产品责任这一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原则。即如果在一起具体的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中，我们无法确定一个发生在中国境外的产品责任侵权行为，依行为地法和中国法均构成侵权时，应适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来确定当事人的赔偿责任？又如，当产品责任的受害方为中国人（即原告）时，我国法院是否可以根据行为地法（外国法）来确定赔偿的数额？显然，根据《民法通则》中关于一般涉外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原则，并不能推导出对涉外产品责任这一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

第二，关于《产品质量法》中对责任主体的规定。

93年的《产品质量法》第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产品生产、销售活动，必须遵守本法”。这一条款将产品责任义务主体的范围限制在中国境内，而对外国产品可能在我国境内引起的产品责任没有包括在内。这一规定显然不利于我国消费者向外国生产者或出口商提起产品责任诉讼，也不利于我国法院对涉外产品责任案件行使管辖权。

第三，关于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规定。

现行产品质量法对损害赔偿的规定只有补偿性赔偿。根据《产品责量法》第32条规定，对造成伤害的，应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的生活补助费等；对造成死亡的，规定了丧葬费、抚恤费等。赔偿范围很窄，赔偿数额较低，且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这在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中，对中方消费者的保护十分不利。随着大量进口商品投放到中国市场，由外国商品引起的产品责任问题也将随之增加。按照现行法律的损害赔偿规定，对生产者和销售者根本起不到惩罚和威慑作用，更不利于保护中国的消费者。

以上所举仅仅是立法上的不足。从法理上看，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需要实体法和冲突法来共同调整。对内国而言，这二部分法缺一不可。现在的问题是，现有的调整产品责任方面的法律大多是实体法，且主要考虑的是国内的情况，对涉外因素的法律规定很少或根本就没有规定；在冲突法领域，仅有的几条法律条款又过于原则、简单，缺乏可操作性。立法上的滞后必然导致司法上的矛盾和困惑，因为《民法通则》的原则规定留给司法的余地太大，而原本零星的国际私法又没有对针下药的规定，直接调整产品责任法律关系的产品质量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又缺乏互相协调，……这些问题都是涉外产品责任立法中必须考虑的一些重要因素。

四、思考与建议

综上所述，中国现行的产品责任法律已滞后于社会的发展。由于国内立法阙如，国际立法又被拒之门外（我国至今没有参加有关这方面的国际公约），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落后的产品生产，阻碍了我国对外贸易，影响了中国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在国人心目中“洋货”比“国货”好，大量外国产品充斥中国市场，导致中国产品在国内也找不到市场。其后果是，产品大量积压，工厂无法正常运作，工人也没有产品生产，这种不良循环已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目前，我国正在为加入WTO作最后的准备工作，各方面的政策导向和法律制度正在完善。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产品责任法律制度应列为首要任务，这对我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和外国产品进入我国市场都是不可或缺的。

鉴于此，笔者从本文论述的角度对完善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提出自己的看法。在修改、制定相应的法律时，我们应首先考虑以下二个问题：

其一，与国际“接轨”问题。

所谓“接轨”，一般是指我国的国内法如何与国际上的保护水平和保护标准相当。法律上的接轨不比其他物质领域，可以引进或购买。即使制定一部高水平的法律，也不一定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因此，笼统地讲接轨是不准确的。就产品责任法而言，“接轨”主要应考虑二方面因素：一是可能性。我国现行的产品责任法律对有关产品责任的规定过于原则、抽象，且至今还没有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专门规则，与发达国家相比距离太大，难以接轨。如关于损害赔偿的数额，发达国家的高额赔偿与我国较低的赔偿标准相差很大。这些距离主要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在现有条件下，这些领域“接轨”的可能性不大；二是必要性。由于产品责任已不再是国内法所能解决的问题，各国都十分重视这一领域的国际做法，采纳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这个问题涉及到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即怎样使国际公约或惯例纳入本国法中。例如，关于产品责任的概念。目前国际上较为通行的观点是，产品责任是指产品因存在缺陷，导致消费者、使用者或其他第三人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而应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可见，产品缺陷是承担责任的基本条件。一般认为，产品缺陷主要指产品安全性方面的缺陷。判断“缺陷”的标准并不仅仅以有关行业标准为依据，而是看该产品是否安全，是否对使用者造成危害。这里，“安全”是首要因素。我国对产品责任的看法与上述观点不同。比较权威的意见有二种：一是产品责任是指产品质量责任，即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质量标准等要求，给消费者或使用者造成损失后应承担的责任。如行政、民事和刑事责任等；二是产品责任是指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应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比较我国与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其分歧是明显的。我国的产品责任概念主要以产品质量为中心，质量不合格或不符合特定要求是承担产品责任的基本条件。这里，产品“合格”与否是首要指标。“不合格”与“缺陷”是衡量产品的二种方法。因此，我们应在观念上、法律界定上将“产品”、“产品

缺陷”的定义、标准与国际接轨，这也是适用国际公约或国际惯例的前提。

其二，关于国际保护与涉外保护问题

产品责任的国际保护有二方面含义。一方面是指内国通过国家的“公”行为（如立法）去履行自己参加或缔结国际公约的义务；另一方面是指国际间（或地区）对产品责任问题所制定的统一规则。前者要求内国在制定有关国内法时考虑到国际公约的“最低要求”，至少不能与参加的公约相冲突。大多数国家都通过修改或制定法律的形式来协调与公约的关系，使本国法达到国际保护标准。如欧共体一些国家为了执行“产品责任指令”，纷纷修改或制定本国的产品责任法。

对于产品责任的涉外保护，我们认为它与国际保护不同。“涉外”，是指内国对含有外国因素（Foreignelements）的民事关系的总称。本质上它是内国法的规定，不涉及国际法问题。内国一般在国际私法领域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作出规定。如有关涉外的物权、债权、婚姻家庭关系、财产继承、以及涉外的产品责任和知识产权等。就此而言，产品责任的涉外保护是一国国内的民法问题，属于私法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完善内国的涉外法律制度，才能提高内国的国际保护水平。

鉴于以上思考，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快涉外产品责任的冲突法立法。

从国内立法的角度，与涉外产品责任法关系最密切的是国际私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强我国的涉外产品责任立法，其首要任务是制定涉外产品责任的管辖权原则和调整涉外产品责任的冲突规则。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国际私法典，现行调整国际私法方面的法律、法规大多规定在不同的法律、法规里（如前所述）；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有18条20款，以及关于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解答中有11条24款。可以说，这些条款包括了我国国际私法的主要内容。从现有的法律来看，我国国际私法的特点是：立法少而司法解释多；实体法多而诉讼法少；基本原则多而具体规定少。

就涉外产品责任法律而言，现行国际私法主要根据民法通则中关于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规则和民事诉讼法中有关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来处理。由于法律本身规定得比较简单、原则，或根本就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中也就无法可依，或无法正确适用法律。有关涉外产品责任的管辖权与法律适用问题，至今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因此，在完善我国国际私法时应增加以下内容：

1、关于涉外产品责任案件的管辖权

管辖权是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在确定涉外产品责任案件的管辖权，应遵守两个基本原则：一是维护我国法院对涉外产品案件的管辖权；二是便于我国消费者和使用者对外国生产者和销售者起诉。

根据我国现行民法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伤害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2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人民法院管辖。”以侵权行为地确定管辖，便于法院调查证据，并可节省诉讼费用。对于什么是侵权行为地，按照一般立法通例，侵权行为地应包括行为实施地和损害发生地。我国审判实践也对侵权行为地作扩大解释，即行为实施地和损害发生地均包括在内。在制定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规时还应具体明确以下原则：

行为实施地，即把加害者采取导致损害行为的所在地视作侵权行为地。如在法律条文上可表述为：凡是在中国境内制造、销售、装配和修理的产品，其产品责任诉讼应由中国法院管辖；

损害发生地，即把受害者受损害的地方视作侵权行为地。在法律上可表述为：凡损害结果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其产品责任诉讼应由中国法院管辖；

此外，作为例外规则，应允许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即允许法官根据具体案件，作出灵活的裁定。如，对我国法律没有规定的诉讼，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认为案件与之有一定的联系，且行使管辖权是合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可以对该案件行使管辖权；反之，如果法律规定我国法院对该案享有管辖权，但法院认为行使管辖权对当事人及案件的审理均不方便，而其他法院对该案的审理更方便时，法院也可以决定不行使管辖权；或者，法院对享有管辖权的案件，认为其不能提供适当的救济，也可以决定不行使管辖权。

在司法实践中，涉外产品责任案件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因进出口产品的缺陷而引起的侵权行为的产品责任。对有合同关系的产品责任，一般按照与合同有关的法律进行调整。如果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发生竟合，受害人既可以根据合同要求被告承担违反合同中有关产品品质规定的违约责任，也可以要求被告承担致人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侵权责任。究竟以何种理由为依据提起诉讼，法律应明确规定，允许原告选择对其最为有利的管辖地提起诉讼。

2、关于涉外产品责任案件的法律适用。

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中的法适用问题，一是本国法的规定，二是该法律关系所涉及的外国法的规定与处理该关系的法院地法对同一问题规定不一致而产生的法律冲突。适用何国法律，直接牵涉到能否有效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对受害人的合理保护。我国现行法律有关法律适用原则的规定主要在《民法通则》第8章、以及最高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民法通则》第142条）

――关于产品责任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为侵权行为处理。（《民法通则》第146条）

上述规定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建议在修改法律时，确立以下具体原则：

1、最密切联系原则。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发生时与侵权行为及当事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对最密切联系的推定，应具体规定一些因素。如，对因产品缺陷导致身体和财产的损害，适用损害时受伤者或财产所在地国家的法律；因产品缺陷导致受害人死亡的，应适用死者遭到致命伤害时的所在国法律。

2、原告选择法律原则。对于因产品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财产损失的，允许原告选择以下法律：如侵权行为人的营业地、或习惯居所地国家的法律；或者是获得产品所在地国家的法律，除非该侵权行为人能证明该产品未经其同意而在该国出售。

3、补充原则。如适用上述规则而推定的法律与当事人及侵权行为没有密切联系，而与另一国家或地区有实质性联系时，可以适用另一国家或地区的法律。

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又增加了适当的限制条件，使法律适用更趋灵活、合理，这

也是当代侵权行为法的发展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国际私法学会有关专家起草了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草案，其中对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作了专门规定。“示范法”第126条规定：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当侵权行为地同时又是直接受害人的住所或惯常居所地或者被请求人承担责任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或营业所所在地，或者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的地方时，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如直接受害人的住所或惯常居所地，同时又是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或营业所所在地，或者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的地方时，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也可以适用直接受害人的住所地法或者惯常居所地法。这条规则吸收了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对完善我国的涉外产品责任法律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遵守并适用“国际惯例”

一般认为，“国际惯例”（internationalcustom）是国际法最古老而重要的渊源，是国家间对于某种特定情形采用的某种特定的行为，并由此形成的习惯。这种习惯为国际社会共同遵守，经过相当长时期后，各国以明示或默示的方法承认该习惯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成为国际法的不成文法规。可以说，大多数国家都承认或接受国际惯例，并将它纳入本国法范围，甚至高于本国法。我国在80年代立法中已明文规定，对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在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时，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在90年代一些立法中，尤其是一些专门领域的法律，更体现出尊重国际惯例原则。如1993年的《海商法》、1996年的《票据法》和1996年的《民用航空法》等。

就涉外产品责任法而言，我们所谈的国际惯例主要是指，作为通例并被接受为法律的那部分国际习惯法，它已成为国际私法的一种“法源”或“法的渊源”。例如，关于法院管辖权或程序法规则方面的惯例，虽无直接的肯定性规范，但却存在这样一个限制性规定，即国家在行使立法或司法管辖权时不能超越一定的界限，如果超越了，其立法或司法行为或判决都不可能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和执行。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未经其他国家的明示或默示，一国不得审理以外国国家为被告或以外国国家财产为诉讼标的的案件。在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中，管辖权与程序法规则的重要性已不必重复。我们要强调的是，在这些领域尊重国际惯例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与国际“接轨”必不可少的内容。

我国现行法律对适用“国际惯例”的规定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可以适用的情况。在我国法律和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如《民法通则》第142条、《海商法》第268条、《票据法》第96条、《民用航空法》第184条都有类似的规定）其二，不能适用的情况。对违反我国社会公共利益的，则一概不能适用。其三，在诉讼程序方面，至今未规定在必要时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我们认为，这个空白应予填补。在修改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时应增加这方面的规定，同时，在国际私法立法中，对涉外民事诉讼规则应加以具体规定，增加在必要时可适用国际惯例的规定。

第三，应加入《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

1972年的《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的一个重要公约，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国际性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我国至今还没有参加。学术界大多数的观点是，我国现阶段加入公约的条件还不具备，主要理由是：我国产品质量法与发达国家的法律差距太大，而公约的规定对发达国家较有利。如公约对法律适用问题规定为适用被害人的惯常居所地及损害发生地法。在因中国产品质量问题而引起的诉讼中，适用被害人国家法，往往就是发达国家的法律，而这些国家的法律对产品责任者的处罚又十分严厉，如此将会加重我方的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上述理由在我国尚未加入WTO阶段可能成立，但加入WTO后客观上要求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符合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传统的观点和做法，至少存在以下两个不利因素。其一，不利于我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产品的生命力来自质量，受市场竞争考验。没有压力和刺激（包括对产品质量的惩罚机制），很难有效地提高产品质量，更不用说具有国际竞争力。产品不过关，最终仍然影响对外经济贸易。靠法律上或政治上的保护，只能在短时期内有效，并不是长久之计；其二，不利于我国健全市场经济机制、推进市场经济法治。从各国立法来看，有关调整经济领域的法律，尤其是反应市场经济特征的法律，比较容易统一或大多趋向一致，这是经济规律使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已陆续加入了一些保护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尽管目前我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水平与国际公约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这也反应了我们对经济规律的重新认识。中国要加入WTO，进入世界市场是势在必行的。因此，在经济领域引进市场经济法律，推行竞争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加入公约可以促使我国的产品尽早进入国际市场，提高国际竞争力。

责任法范文篇4

现今，责任政府已经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趋向。政府承担责任有以下前提。首先，社会契约。社会契约的意思是政府及其政府行为存在于社会公众的期望中，它就必须遵守一定的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是政府与社会之间契约的结果[1]也就是国家与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与公民间的契约，或者是公民与政府间的委托。社会契约意味着政府在承诺维护公共利益的基础上拥有了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权力。其次，人民主权。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作为社会整体利益在政治地位上的代表，享有“主权”。政府向人民负责，也就是向社会整体利益负责。第三，道德施动。道德施动是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有义务引导社会道德向健康方向发展，做社会道德的引导者。一旦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行为违背社会契约，损害社会公益，造成社会诚信道义水准的下降，满足上述前提，就必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经济法责任之特性

根据传统的责任理论，法律责任的形态基本以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三大责任”或是加以违宪责任的“四大责任”为主。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是学界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它是指经济法责任作为经济法有机构成，在内涵、功能、目的和价值方面符合经济法独立体系的要求，并因之与传统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相区别、相并列[2]。经济法是随着生产力发展，为解决市场经济诸类现代问题应允而生的部门法。现代多元化社会，早已打破了泾渭分明的公、私法二元机构，而出现了公权干预私权的复杂的法律现象。作为一种现代法，它从传统部门法中汲取发展的力量，它的责任形式，不是公私法上责任的简单相加，也非单纯几种责任的竞合，而应该是一种对民、行、刑三种责任综合化提升后，具有自身特点的独立责任。

另外，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的立足点在于个人本位和国家本位，而经济法立足于社会本位。经济法责任的社会性在于它的设置、体系构建以及制度创设方面等是基于社会公共性考虑，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宗旨，兼容多种原则、方式、制度而体现的一种全局性而非局部性、公众性而非私人性、公平性而非独享性、多元性而非单一性的整合特征[3]。经济违法行为侵犯的不仅仅是相关个体受害人的利益，更多的是对社会共同经济利益的损害，所以经济法责任的承担对象不仅仅是个人或者国家，而应是全社会。因此我们可以说，经济法责任具有了独立性和社会性的特点。

三、政府在市场经济领域中的角色

国家是经济法的一个主体。经济法的本质和属性问题就是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来发展经济，稳定市场[4]。在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里，政府时常代表着国家，并且大部分的经济调节职能是由政府的行政机关来行使。此时行政机关的身份已不单纯是行政法的主体，而具有了经济管理职能，自然地成了经济法的一个重要主体。政府作为经济行政主体，本身具有多重的角色，既是规制主体，又可能是立法主体、执法主体等等[5]。政府行政规制机构是整个规制过程的起点和源头。

同时，规制机构自身又处于利益冲突的巨大旋涡里，规制过程涉及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行政机构必须中立、不偏不倚地对待任何一个市场主体。但每个利益集团均渴望自身利益最大化，在竞争力相当的情况下，它们很可能希望这位中立者的天平向对其有利的一方倾斜。就此，一些侥幸者利用某些利益手段，加重中立者对其的砝码。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规制机构内部一些成员，将自身利益放之社会利益之上，与某些市场主体形成一个小型利益圈，以手中职权推动这个利益圈扩大，不断挤占社会整体利益的位置。就其他市场主体而言，他们所处的市场环境已非完整的诚信经济环境，尤其在某些权力寻租事件东窗事发之后，人们对于整个市场秩序的信赖程度，对政府公信力的信赖程度将大大减退，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更多、程度更恶劣的权力腐败行为。这样，行政审批部门等规制机构，它们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变成了侵害者，身份的改变，义务的违反，必然导致责任的承担。

四、政府经济法责任承担的必要性

责任法范文篇5

在宪政主义者看来,宪法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协议,人民通过宪法授予政府以权力即宪法权力,政府要利用从人民那里获得的权力为人民服务,向人民尽义务。换言之,宪法是用来约束政府的,就像有的学者所言:宪法是唯一一个直接制定用来约束政府的法律[1]。政府在从人民那里得到权力的同时,也要承担起宪法义务,违反宪法义务将受到宪法上的制裁即承担宪法责任。政府宪法责任的理论逻辑就是对政府宪法责任产生和存在的理解与认识,它试图回答宪法责任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等问题。

一、宪法权力所有者和行使者的分离:政府宪法责任的合理性

无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家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认为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一切权力的本源在于人民,这是展开全部宪法问题包括宪法责任问题的逻辑前提,当然,资产阶级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民为什么拥有主权的分析路径是不同的。一般认为,近代意义的主权观念的首创者是法国古典法学家让#博丹。博丹从反封建领主的割据状态出发认为,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主权应该属于君主,主权是公民和臣民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最高权力。在他看来,主权的权威是绝对的、不可分割的和永久的,主权的统治权和绝对权力在于不经臣民的同意而向他们颁布法律,一个握有主权的君主就得把法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以便根据环境对它们进行变革和修正。对君主的权力不存在程序性和实质性的约束,而他的法令必须被国家官员执行,必须被公民服从。总之,在博丹那里,主权是属于君主的。主权学说到启蒙思想家那里发展为人民主权的思想。人民主权的提出是主权观念的革命性改变,它是由卢梭在前人主权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卢梭认为,人生来自由,具有自然权利,处于没有国家或政府的自然状态,为了解决自然状态的困难和不方便,人民通过协商,形成共识,达成契约:每个人都让渡一部分自然权利,把大家让渡的这部分权利交给一个后来称之为国家或政府的组织手里,交给政府的权利就成为权力,因此权力来源于人民;政府权力的正当性就在于人民公意的认同及人民主权的赐予。尽管人民主权学说所依据的自然状态、社会契约、自然权利并非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一种政治假说,但据此而得出的主权在民的结论却是意义巨大,可以说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革命。从此以后,人民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就成为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共识,人民是一切正当政治权力的基础这个命题在当时简直就没有争论,由于一切人生来都有同样的天赋权利,一切合法性政府必须以个人同意为依据,因此,人民大众显然是国家的基础。无论何种主权,非经人民同意和批准,都无法存在或继续存在。因此,人民所固有的和不可剥夺的主权就被认为是一个有效性无可争辩的政治原则一个无懈可击的前提。尽管这个学说经常被引用,但很少有人对它进行科学的探讨;确实,它被一致公认到这个地步,以致再对这个问题苦心论证似乎是多余的了[2]29。人民主权并非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专利,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也得出了人民主权的结论。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君主主权思想时,就曾以人民主权思想作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武器。他指出:人民的主权不是从国王的王权中派生出来的,相反地,国王的主权倒是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3]马克思在谈到德国国民议会的权力时说:国民议会本身没有任何权力人民委托给它的只是维护人民自己的权利。如果它不根据交给它的委托来行动这一委托就失去效力。[4]当然,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权理论和资产阶级的人民主权学说有很多不同,其根本的区别在于两者立论的基础截然不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人民主权学说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因为其立论基础是无法证实的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得出了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进而得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结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国家权力产生于人民的意志,是人民斗争和革命的结果,而不是什么契约的结果。人民主权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论证了国家的合法性,解决了国家的权力来源问题即人民是真正的权力的所有者。如果作为权力所有者的人民能够事必躬亲,始终做到由自己来直接行使权力,做到权力所有者和权力行使者的统一,自己对自己负责,是一幅人民真正自己治理自己的民治的政治图景,那么,这种直接民主的美妙的政治图景至今仍被人们所怀念。然而,这种直接民主的政治实践是有条件限制的:只能在小国寡民的城邦社会里。随着城邦社会的瓦解,在疆域拓展、人口庞大的现代民族国家里,人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就很难适用,在此情况下,应该怎样体现人民主权的原则呢?对此,西方政治思想家阵营内就发生了关于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分歧和争论。卢梭把人民直接参与公共事务视为真正自由的前提,他应是近代倡导直接民主、反对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的坚定的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竭力主张并论证直接民主制,他认为: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里,公民都应直接参与政治,决定公共事务,他还说:一旦公共服务不再为公民的主要事情,并且公民宁愿掏自己的钱口袋而不愿本人亲自来服务的时候,国家就已经是濒临毁灭了[5]123。卢梭从人民主权的不可分割和不可代表的立场出发指出:代议制起源于封建政府,起源于那种使人类屈辱并使-人.这个名称丧失尊严的、既罪恶而又荒谬的政府制度,所以,在代议制下人民的议员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们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罢了。他说:英国人民自己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只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等于零了,在他们那短促的自由时刻里,他们运用自由的办法,也确乎是值得他们丧失自由的[5]125。但是卢梭也认为,要实行直接民主制,需要具备许多条件,因而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事实上,他还是等于承认了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直接民主制是不可能的。既然以个人参与为基础的民主即直接民主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一旦这些条件不存在,那么代议制民主就是必然的合乎逻辑的选择。代议制原则的逻辑与现代民族国家所奉行的人民主权原则的逻辑是统一的,代议制民主是人民主权在现代民主国家的体现。但是,不可回避的问题随之而来,那就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人民)和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政府)是分离的,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就不能不考虑:公共权力的行使者能否按照人民授权的目的去行使公共权力?行使公共权力的人是否会用手中的权力追求自己的利益呢?怎样防止和避免公共权力的异化呢?诸如此类的问题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开始就在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一是德治,一是法治。到了近代以后,与法治紧密相联的宪法和宪政大兴其道,人们试图通过宪法的制度性安排来保证权力行使者谨慎地运用手中的权力,并且运用权力为人民服务。而在宪法的制度性设计中,就包括了以宪法责任为核心的宪法监督制度。罢免、创制、复决这些制度的建立就是为了保证当选后的代表更好更忠实地尽职尽责。宪法责任的存在就如同权力行使者头上的紧箍咒,时刻提醒着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不要辜负人民的重托,否则,人民就会运用宪法设定的程序让行使宪法权力者承担否定性的后果。

二、人性和权力的二重性:政府宪法责任的必要性

人民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需要一种独立于自己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出现确实为人民的利益发挥了作用,显示其善的一面。但不可否认,权力有作恶的滥用的自然本性:这一原则由西方人士所信奉,最迟同文字、文明一样古老[6]。人性恶的观念对西方政治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虽有少数思想家(比如柏拉图),把治理国家解决政治问提的途径归结到追求一个完美的人格哲学家,希望执掌权力的人,透过内在的道德培养,由一个完美的人格去净化权力,但绝大多数思想家都是把制度设计如何防恶、抑恶放在首位。在探讨制度的必要性和功能设计时,英国思想家大卫#休谟提出了著名的无赖原则。在休谟那里,制度设计要求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必须假定人一旦进入政治生活,掌握公共权力后,由于人的恶性使然就可能成为无赖。他说:政治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自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7]既然人是理性的谋利动物,制度设计就必须达到如下目的:不论行使权力的人多么利欲熏心,通过完善的制度机制功能,使人规规矩矩地服务于公益。当然,这种制度设计主要通过宪法来体现。休谟的无赖假定,目的不在于追寻人性的真相,而是先设定一种最坏的情形以求防患于未然。这种制度设计的人性恶预设在美国开国先贤那里形成了共识,并且成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的重要思想源泉。麦迪逊在费城制宪会议上忠告人们: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权力问题上,请别再奢谈对人类的信心,让宪法的绳索约束人类的罪恶行为吧。[8]针对美国开国先贤的这些言论,美国学者梅里亚姆指出,对于当时的思想家来说,政府不只是人民的仆人,而且是一个不能信赖的靠不住的仆人。不能让政府自由地掌握它主人的事务,相反,必须对它施加限制;必须在每一个可能的要点上对它约束,随时对它抱有戒心。否则,它就不再是仆人,并且反仆为主。政府永远倾向于成为压制的,因而是个人自由的大敌。[2]41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人性,科学地揭示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且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是有其阶级性的、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公共权力负面作用的存在和权力异化的可能。恩格斯曾指出: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种情形不但在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也可以看到,而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之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巴黎公社引者注)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9]。既然人性是恶的,权力也是必要的恶,随之而来的问题理所当然的是如何抑制恶性,怎样制约权力和行使权力的人。思想家们不约而同地给出了答案:分权制衡。分权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就认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议事职能、行政职能和审判职能[1],它们构成整体的基础。古罗马思想家波利比阿继承了上述思想,并结合罗马混合政体的政治实践,初步提出了分权制衡的主张。他把政府分为人民大会、元老院和执政官三部分,认为执政官是君主政体的因素,元老院具有贵族政治的因素,人民大会是民主政体的因素。国家权力的这三个方面要相互配合、彼此合作,才能保证一个均衡、正常、稳定的国家结构。当权力系统某一部分暴露出过分揽权的倾向时,就应受到其他部门的抗拒和抵制。任何越权的行为都必然会被制止,而且每个部门自始就得担心受到其他部门的干涉[11]。到了近代,分权学说在孟德斯鸠那里得到发展和完善。孟德斯鸠将国家权力一分为三,即立法权、关于国际法事项的行政权力和关于司法权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力。他认为第三种权力可称为司法权,而第二种权力可简称为国家的行政权。国家权力是不能掌握在一个人或一个机关手中的,否则,公民的权力没有保障。他说: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12]美国的开国先贤不仅继承了前人的分权思想,更主要的是他们将分权理论具体运用到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和国家机构创建的实践中,从而使三权分立由理论变成了现实。权力分立的宪政安排的直接目的是权力之间的制衡,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实现作为宪法权力所有者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由于人性恶的存在,权力行使者不会那么循规蹈矩,如果被授予宪法权力的机关和个人超越宪法厘定的权力边疆,不履行宪法职权,或怠于行使宪法权力,从而辜负了人民的托付,违背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应该怎么办呢?按照洛克、卢梭的设想,人民就拥有革命的权力,用强力对付强力,当人民发现政府的行为与他们的委托相抵触时,人民仍享有最高的权力来变更和罢免政府。为了防止政府违背人民的意志而篡权,他认为应当定期举行集会,由人民讨论并表决两个问题:第一,主权者愿意保存现有的政府形式吗?第二,人民愿意让那些目前实际在担负行政责任的人们继续当政吗[5]134?美国的宪政精英们在起草美国宪法时,则把弹劾写进宪法,成为制约总统、副总统、法官及其他联邦官员的重要的宪法责任形式,其后以美国宪法为模式的国家的宪法都毫无例外地包含了弹劾条款,而那些议会制国家的内阁也可以因不信任投票而倒阁。就社会主义而言,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前,马克思恩格斯曾对巴黎公社的选举制和随时罢免、撤换制给予了很高评价,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颁布的宪法里,罢免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责任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不论是西方宪政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宪法规定了宪法责任的形式外,同时还规定了宪法责任的实现机制。

责任法范文篇6

（一）严格责任的概念。严格责任（Strictliability、liabilitywithoutfault）主要是英美法系中的概念。关于严格责任的相关定义，我国学者持有不同的意见，其更多的认为严格责任就是指“法律许可对于部分缺乏主观形式的犯罪构成要件的特殊行为或者其实际结果的责任追究。”而另一部分人认为“某些特定的行为的一种或是多种行动要件的制定过程中不要求故意、轻率或是疏忽的犯罪，就被称作是严格责任犯罪”。在此过程中就会出现将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之间的关系不明的状况，认为其是在缺乏有许可形式的绝对责任。由于考虑到严格责任其自身性质已经开始逐渐趋于非绝对化的特点，因此就对其进行规定：“责任范畴是严格的，但此过程并不是绝对的。”从语言的准确性上对其进行规定，可以将其定义为一种不问主观过错的刑事责任，这种说法在当前讨论的过程中具有极强的合理性。（二）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在最开始出现严格责任定义之初，其基本的概念性定义与绝对责任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因此就可以将其看做是另一种形式上的绝对责任。但是在绝对责任仅仅是处于一种极端的环境之下。其现实的情况就是，在当前发展过程中，若是特定行为的要素中并不需要考虑到其实际的意图，就会将此最新认作是适当的严格责任。这从另一个角度来进行说明，就是由于其存在的不要求犯意的状况下，对于其他各种要件都进行要求，但是由于其现实中存在有一定的不要求犯意的状况。因此其责任也被相应的看做是一种严格责任，在实际生活中此种情况较为常见。（三）严格责任的来源。严格责任就其本源形式进行观察来看，其主要是在制定法的基础上进行产生以及发展。在普通法的发展过程中，只有在英国对于公共妨碍以及相应的刑事诽谤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而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中，由于其各个州之间都以法典的形式进行法律建设以及相关内容的完善，因此就不存在除去法典规定形式以外的各种严格责任。制定法中规定对于严格责任的存在有两种主要的方式：第一，就是在制定法明确规定了某一犯罪是无过错犯罪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实际生活中较为少见；第二，就是“空白条法”，就是在对犯罪成立条件的规定过程中，其相应的省去了关于罪过的词句，因此将此罪名是否成立并需要过错指责就留给了法官进行审判。但是由于法官对于严格责任的理解不同，因此就会导致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出现滥用和误用的状况发生，其合理性也就存在着一定的质疑。

二、刑事立法方面的实践意义

(一)我国刑法中严格责任的特点。上面列出的关于严格责任的立法规定不可避免地被省略，但它们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总之，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条款具有以下特点：首先，这些物品数量有限，不到20个，相对集中于危害公共安全，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阻碍了企业和企业的管理秩序。破坏财务管理秩序，危害公共健康，破坏环境资源保护。它们是危害公众利益的罪行，涉及许多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和人类生活环境，这一点与外国刑事立法中的严格责任范围相一致。其次，严格责任犯罪的形式尚不清楚，即行为本身是故意的，但犯罪者的后果是疏忽或故意不清楚。但是，这不应与故意犯罪的结果相混淆，例如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的作品。只有在其后续产生较为不好的影响之下才会构成犯罪，但是从其本质上进行探究，其就已经构成了蓄意犯罪。(二)刑事立法确定。严格责任应遵循严格责任原则作为有罪责任的特殊情况，其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其范围应该是刑法规定的一小部分，其内容只是局限于危害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影响公共秩序，破坏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建设，对公共健康产生不良影响，严重破坏自然环境状况等形式的犯罪。严格责任的法定刑罚不应太大，严重责任的罪恶形式兼容疏忽和意向性，疏忽和意图的主观恶意是不同的。当采用同样的法定刑罚时，只有一小部分容易保证司法公正。

三、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

关于中国刑法是否有严格的责任，有肯定，消极和妥协的立场。但本文认为，由于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所谓严格责任“是否存在”。（一）违反责任主义的情况是存在的。在形式界定的过程中，主要是由于其对于严格责任的概念性理解尚存误区，因此学者对于严格责任在中国法律中的实行具有不同的观点。英国的威廉姆斯教授其认为，任何国家的法律或是其事实都会相应的对罪恶的存在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在其刑法的规定下并没有及时减轻犯罪者的罪恶感。可以在此过程中将其看作是严格责任的一种，因此任何国家的刑法就都相应的具有一定的严格责任效果。而这显然就是对严格责任的一种责任范围的扩大，也可将其延伸到违反责任的范畴中去。在这个意义上，所有违反责任的嫌疑人都被视为“严格责任”，应予以反对。（二）不存在绝对责任。若是严格责任在执行和使用的过程中被看做是一种绝对责任，那么我国的刑法在制定的过程中就不应当对此类责任进行考量。在《刑法》第14条、15条以及16条的相关法规中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行为人只有在故意或是疏忽的情况下，就不会相应的构成犯罪，只是造成了一种客观伤害的事实。而在对于基本责任和法律原则的基础上，从保护人权的角度去看待此类问题，就不应当在刑法中设置“绝对责任”的存在。这是由于对于一个履行注意义务的人来说其较不公平，在一定程度上这也不利于个人预防和一般性预防效果的存在。（三）推定责任的类型。若是此时，将严格责任理解为“推定责任”，那么就可以将其看做是我国刑法中的一部分。但是本文中的观点认为，我国刑法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具有两种不同类型和新时代严格责任。首先来说，就是其对公害造成了一定的严格责任，或是推定责任；其次，就是对传统形式下的严重责任或是推定责任的界定，例如下文中要阐述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确的问题。第一种“推定责任”的主要内涵就是在通过向被告进行相应的举证以及责任署名的状况下，有效增强对被告人的出发程度，因此其实际的责任原则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执行。在此过程中，责任原则以及其自身的基本立场得到了保障，因此在此过程中若是被告能够在一定时间限制之内证明其没有确切的责任，那么在刑罚定量的过程中就可以将其看做是无罪处理。这种和解的背景主要是基于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和解意识逐渐增强所造成的。就现代化社会的实际发展来看，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实际活动的影响效果也随着增加，一个人的实际行为对于周围大部分人都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风险因素。同时在工业社会发展的条件下，其自身系统的限制已经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因此从某种情况下来说，就成了一个风险需要型的社会形式。这种风险型社会的出现就使得人类社会的基本利益模式处于一种不确定的危险之中。为了能够保障现代化人类社会的基本安全，就需要在社会生活过程中，不断控制自身的风险行为，防止具有一定危险因素的人发生各种公共危害性事件。经过本文的实际研究认为，应当在当前公害行为自身特殊性的基础上来有效实现其推定责任的合理性，并基于此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根据一定的标准来制定出人的实际责任。通过英美法的实际经验和教训，还能够推定出责任可能存在的严重后果以及其对于公共安全或是公共秩序产生的确定性的影响效果。因此可以说在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中，适用严格责任的相关概念进行合理的解释，并对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模糊结果进行明确。例如在《刑法》第135条中对于劳动安全事故罪的规定中，由于其主观条件并没有进行认定，因此就可以通过严格责任的相关概念或是以日推定责任的立场对此类问题进行解决，以此来确定行为人的证明责任。对于第二类严格责任或是其基本责任界定的过程中，部分人认为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时，其也是属于刑法中的严格责任。而经过本文的具体探究不难得出，将此种行为归纳于严格责任的范畴，并将其作为责任证明或是规则方面的论证是具有一定的真实性的。由于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的严格责任难以评定其处罚标准，同时又不能不处罚的状况，刑事诉讼法中对于无罪推定的原则存在松动和不明确的问题，就使得该犯罪形式是适例。但是此种最新和罪罚主要还是在举证责任的基础上进行倒置，因此其并不是属于责任主义自身的现象和问题所导致的，因此其根源经过实际探索之后确定属于刑法范畴之外。

四、结语

责任法范文篇7

近年来，我们税务机关围绕如何建立和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一）建立了制度体系，构筑了严密规范的权力运行机制。明确工作职责，规范工作流程，加强执法考核，严格责任追究，这四个因素相互衔接，实现了制度、机构、岗位、人员、责任的有机结合，建立起一种“齿轮传动式”的工作机制。

（二）增强了法治观念，税务干部的执法能力稳步提高。税务干部对法治有了基本正确的认识，初步形成了法律思维模式，能始终注意执法行为的合法性，提高了执法能力和法律素质，随意执法现象得到根本扭转。

（三）提升了执法水平，税收收入连年高速增长。税收执法责任制的实施促使执法人员严格依法办事，执法过错呈下降趋势，保证了“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原则的贯彻落实，税收管理质量全面提升，有效保障了组织收入中心任务的完成。

（四）加强了队伍建设，税务机关的党风廉政建设走上新台阶。税收执法责任制的推行，促使税务干部从先关注纳税人责任转变为先关注自身责任，逐步树立起“只有学得好，才能罚得少”的观念。而且“治权”、“治官”思想得到深化，有力防止了以税谋私等不良行为的发生，维护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也使预防职务犯罪的关口前移，促进了廉政建设和行风建设，70%以上的税务部门在当地行风评议中位居前三名，树立了税务机关的良好形象。

二、过错责任追究失衡问题阻碍了税收执法责任制的深入推行

但是，目前在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过程中，也存在着过错责任追究失衡问题：对个人责任追究多，对集体追究少；对基层追究多，对机关追究少；对一线执法人员追究多，对内勤人员一般追究少；对作为的追究多，对不作为的追究少，甚至出现重复处罚或者不予追究的现象等。

诸多制约因素的存在，造成税收执法责任制最终“落脚点”少。一是现行的税收执法岗位职责规范考核的点分得太多、太散，几乎每件事都被分为受理岗、审核岗、审批岗，每个岗又分很多考核点，造成了责任分散虚化，致使涉及到具体责任人时，出现谁都有责任，可谁都不负主要责任的问题。二是在过错追究上，抓得不够严，一般是“限期改正”和“提出批评”，经济追究少，即使有也是象征性的，雷声大，雨点小，使执法违法者不痛不痒，难以受到教育。三是有些地方追求不切实际的“时髦”，机械要求执行统一的追究标准，没考虑到因各地的具体经济条件、执法环境、被追究的几率等不同，导致被追究者的实际承受能力各不相同，从而影响了税收执法责任制的深入推行。

“岗位陷阱”的存在，致使不同岗位之间的责任追究“平衡点”少。一是在考核扣分时，执法和行政没有单独区分，使得非执法岗位人员不仅不必承担风险，而且还有加分机会。而被追究者大多是征管、稽查一线执法人员，导致不同岗位上责任追究的不平衡，造成“岗位陷阱”。同时因人员问题，基层税务机关“一人多岗”现象依然很严重，业务水平高的税务干部工作量非常大，导致“做事的媳妇砸碗多”。二是岗位系数设置不很合理，没有体现不同岗位的风险大小，存在苦乐不均现象。这种责权利脱节、奖惩失衡的现象严重挫伤了税务干部的积极性，容易产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情绪，阻碍了税收执法责任制的深入推行。

考核制度之间的“两张皮”，导致执法责任制考核追究“着力点”少。目前虽对税收执法建立了评议考核制度，但与责任制管理考核、文明创建考核、公务员年终考核等缺乏有机结合，责任人感受不到其努力带来的回报与尊重。在一些评定中，又掺入了较多人为因素，感情分、印象分冲淡了税收执法的严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同时，已有的行政、经济等一些惩戒处罚措施不够协调，使得在执法过错责任追究中出现多种制度同时处罚同一个执法过错行为的现象，违背了过罚相当的责任追究原则。

三、努力实现过错责任追究的公正、公平，深入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

正确处理过错责任追究中的不公平、不公正问题，这已成为税收执法责任制深入推行的关键。

（一）积极优化制度设计，从源头上防患于未然

首先，综合考虑风险大小、业务多少、难易程度、从业素质高低等因素，把执法岗位划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然后分别确定奖金津贴系数，体现“多劳多得”。鉴于基层“一人多岗”问题目前尚难彻底解决，故应变“以人计酬”为“以岗计酬”，以鼓励素质较高、能力较强者承担多个执法岗位的职责，彻底解决“干的越多，追究的越多”问题，力求公平合理。基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性，宜按岗位计酬的一定比例来设置经济惩戒的标准，与当地的人均生活水平相适应，充分考虑被追究者的实际承受能力，加快税收执法责任制的推行步伐。

其次，应按细化的工作规程，对有可能出现的过错行为进行梳理、归纳，根据过错的性质、严重程度、社会影响、发生频率等情况划分为若干档次，各扣不同分值，再相应规定责任追究形式，实现量化管理。要注意区分税务机关的责任和工作人员的责任，领导责任和一般干部的责任。注意区别执法不到位与越权执法、无意过错与主观故意、一般工作过失与严重失职、渎职等不同情况，明确直接责任、连带责任、主要责任等区分标准，确保责任追究得到真正落实。

再次，处罚设定应严格遵循过罚相当的追究原则公平对待当事人，避免“一事二罚”。要进一步划清各个岗位责任之间的界限，对过错责任的轻重、大小进行量化，以便操作，真正做到过罚一致。

此外，要从权力制衡原理出发，对关键执法权、执法岗位应导入制衡机制，使执法权、执法岗位在权力、义务上相对平衡，避免失衡，为深入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创造有利条件。

（二）努力完善激励机制，在动力上添油加力

首先，根据学识水平、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以及能级考试结果等情况综合评定税务干部的能级，可大体划分为初、中、高三个等次。

其次，全面引入竞争机制，进行竞岗竞聘。建立干部“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选人用人制度，通过竞争、考试考核，结合能级进行岗职配置。

再次，建立奖惩结合的激励机制，根据工作量、执法质量、岗位责任等因素综合考虑分配系数，向工作量大、责任重、质量优的一线人员倾斜，可设立创新奖、成就奖、奉献奖等，从物质和精神上同时奖励，并将考核结果作为评优选任的主要依据，实现优岗优级，优岗优酬。坚持有错必究原则，对一般干部和领导要一视同仁，不能以经济惩戒来代替行政处理，从而保证该制度能得到真正落实，使一线执法人员既有有过错而被重罚的风险，又有无过错而获重奖的好处，做到奖罚分明，切实解决多干多追究、少干少追究、不干不追究的问题，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切实加强统一领导，在追究上“严”字当头

首先，领导要高度重视，引导干部提高思想认识。“一把手”负总责，将税收执法责任制的深入推行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切实做好思想认识工作，使考核人员克服“走形式、走过场”的错误观念，认真对待责任追究，从不敢进行追究转变为敢于大胆追究；使一线执法人员消除侥幸心理，正确看待责任追究，从不愿接受责任追究转变为“只有严格执法、才能不被追究”。

其次，要采取有效措施，严格落实责任追究。要抽调具备较高法律素养和道德素质的税务干部，参加由“一把手”挂帅的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工作领导小组，做好组织保障。对发现的执法问题，要加大执行力度，敢动真格，敢于碰硬，决不姑息迁就。同时，要注意把握从轻、从重的度，保证追究到位而不缺位，从而使税收执法责任制的深入推行工作能真正落到实处。积极构建环节监督、层级监督、过程监督和外部监督组成的监督体系，实现全过程、全方位和多视角的监督，并将落实情况列入各单位的目标考核。

责任法范文篇8

【关键词】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竞合

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会是民法责任体系中两个最主要的责任板块，侵权责任的定义是某一行为人因为某些原因侵害了别人的权利，要依法受到惩罚，承担起与自己违法行为相对应的民事责任。违约责任的定义是指双方的当事人已经签订了合同，有一方违反合同的规定，给另一方造成了损失，违反合同的一方要根据规定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我国《合同法》规定如果当事人一方发生违约现象，侵害另一方的财产权益人身安全，遭受损害的一方可以要求加害者承担违约责任。或者是依据其他法律，对加害者提出承担侵权责任的要求，在两种或者多个责任竞合的状况下，受害者只能选择一种方式，不能同时使用两个请求权。侵权与违约责任的竞合一种行为导致两种法律责任产生，然后两个责任之间出现了相互冲突。本文将会对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竞合问题进行介绍，并介绍其特征及其产生这类问题的原因，然后介绍处理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竞合问题的原则，并提出一些合理的解决相关问题的建议。

一、竞合问题的概述和特征

（一）责任竞合问题的概述。竞合是指某一项具体的行为同时满足了两个概念的情形。在民法的规定上，竞合是指某一种法律行为导致产生了多项民事责任，然后多个民事责任中又存在着交叉或者存在冲突，只能从众多责任之中选择一个对受害者最有力的方式来对侵害人进行追究。其实就是二选一的过程。受害者只能要求其中一种的责任权利补偿，只能从中选取一种对自己比较有利的方式。民事责任的重心就是损失补偿，并不是指受到侵害的一方得到超过其受到损失的补偿，这是民法的基本精神。请求权是指受害者有权要求对方做出行为或者不做出行为的权利，行使合同行为的请求权。但是如果发生责任竞合，受害者只能要求其中一种的责任权利补偿。常见竞合有三种，第一种是合同与侵权请求权竞合，这就造成了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竞合，这种责任竞合在生活中较为常见。第二种侵权行为请求权与竞合不当得利的竞合。举例如侵权人在不具有某一物品的所有权时，通常是借别人的东西，擅自转给第三人牟利。最后一种就是与不当得利的请求权竞合。（二）责任竞合的特征。就是一个行为只能承担一种责任。有某一个行为引发了多种责任的产生，这个多种责任就是竞合责任。与刑法里的想象竞合犯相似，如果犯人触犯了多种法律，选择最重的承担。不能因为一次违法犯罪行为承担多种罪名造成承担责任过于重，竞合责任与竞合犯相似。一个民事主体来实施，反之就不属于竞合问题。这个行为必须同时符合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要求，违反了合同规定就是违约。侵权责任由侵权行为产生，这两种都不能有违法阻却事由。二者承担责任内容存在冲突。损害给付的内容相同。这样才能够形成竞合责任问题，受害者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责任承担。

二、责任竞合的原因

不管是违约责任或者是侵权责任，均属民事责任管理范畴。若行为人违反了民法，就要承担起民法中相应的惩罚。违约在生活中比较常见，它是指行为人违反了合同上的约定。侵权是指损害了别人的权益。二种责任承担表现形式不同，但二者本质上全属于民事责任。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形式不同的两种责任在概念上出现重合。法律也做出规定，权利人可以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来承担责任，积极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有点类似篮球比赛中，上篮得分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不管怎样，最终只能选择一种上篮方式进行得分。这种方式结合当时具体的处境进行选择，选择的方式一定是当时的情景中对自己最有利的。突破别人的阻拦的本质是相同的，实现得分任务的方法却可以多种多样。由于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二者错误处理的目标中存在重合，也导致双方在责任中存在竞合问题。

三、处理违约责任侵权责任问题注意事项

（一）要尊重双方行为人的意愿。由于民法责任管理体系包含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而民法的主旨思想是在尊重的基础之上鼓励自治。问题解决方式和方法这些决定性的因素还是由当事人决定。所以，受害者有权选择对自己比较有利的追责方式，由于不同的诉讼类型可能会给当事人带来不同的承担责任，而且权利人在不同的诉讼种类下可获得的赔偿金额天差地别。违约责任的话通常不能超过合同约定的130%。这就意味着如果在实际中，遭受了非常大的损失获得的补偿非常小。侵权责任要求加害人要根据规定赔偿受害人的巨大损失。但是赔偿数额也不一定是都高于违约责任的赔偿数额。也可能要求赔偿义务人要弥补当事人的巨大损失。不能因赔偿额度大小一概认为侵权责任比违约责任更能使受害人保障自身权益，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二）要为权利人节省诉讼成本。由于民法对于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规定不同，而不同条件也存在很大的差距。如果判决不合理可能会加重当事人的负担，所以在判决过程中要注意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为当事人选择效率最高的解决方法。

四、相关的问题的制度完

（一）我国最高法院公告通知了很多的指示性案件和案例。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大陆的法律体系，许许多多的案件和案例都是通过依靠制定的法律体系完成的，而对于英国和美国的传统法系来说，判例法是一直存在的，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大陆的法律体系和英美两国的法律体系竟然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迹象和趋势，具体的细节是在判例法的使用上，由于制定法太过于笼统，而且各个地方的法官的修养和素质教育相对来说是不同的，这样就造成了对法律的理解形成了一定的误差，而判例法优秀的地方就是能够把比较笼统的法律细节化，用已经有过的案件和细节化的办法来处理并且解释法律，就可以让国家的法律让每个人能够简单易懂。在我们国家，最高检察院将很多的典型的例子加以总结并细节化处理，然后制成有指示性的例子，这样就可以让审查和判决的工作得到理想的观摩和参考。我认为，我国最高检察院应该关于侵权的案例，以此能够让人们了解和更好的处理法律精神。（二）法制权限上的完善。我国应该通过法律的建立来说明这些问题：用一个绝对的章节列出合作竞争的问题解决方式。因为合作竞争的问题牵连到法律的适用性效果，所以应该制定一个专门的规制来制定。确定正事主应该有选择的抉择对立方需要承受的责任形式，这样可以有效的对有权利的人进行指示。确信如果有权利的人遭受到的损失没有责任承担额度大的趋势下的方法。这样可以有效的保护权利人的有效合法权益。

五、结语

我国的法律体系还在不断的完善中，对于如何处理责任竞合问题，学术界的学者们也在不断地进行思考。我国《合同法》对于责任竞合进行了规定，如何选择诉讼方式也做出了一些规定。在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指向的利益碰撞冲突时，尽可能地给当事人比较最大程度的救济。但是，对于民事责任的竞合这类问题，我国学者提出的对于加害人没有必要局限于侵权或者违约的概念划分的观点得到了社会上很多人的认同。在处理民事纠纷时不能因为概念不同，就剥夺了受害人获得赔偿的权利。《合同法的第二次重述》扩大了某些部分违约行为赔偿范围，这样的做法更加合理，更加接近周全救济的目标。在处理相关问题中要充分的保证双方的权利义务的平衡，严格的遵循公平的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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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扬．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D］．西南政法大学，2015．

责任法范文篇9

内容提要: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了第三人侵权时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补充责任，以及校园事故中第三人侵权时学校等教育机构的补充责任。在侵权责任中适用补充责任这一新的类型，无疑是我国侵权法领域的一大创新。补充责任制度的确立，不仅能够解决第三人侵权情况下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所面临的法理困境，而且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原则，同时也发挥了法律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的社会功能。本文由中国论文范文收集整理。

我国《侵权责任法》在侵权责任的承担中确立了补充责任制度。具体规定在第37条第2款“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第40条也有关于补充责任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本文将结合《侵权责任法》上述两个条款的规定，对侵权责任法中补充责任的基本理论进行讨论，并对这两条法律规定的含义进行分析。

一、我国侵权法中补充责任的确立及演变过程

我国侵权法领域关于补充责任的确立及演变经历了一个通过学者的理论研究推动相关立法的过程。

（一）理论探讨

关于补充责任的理论探讨，始自对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中第三人的介入行为与经营者责任的研究。对于如何解决第三人介入时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责任承担问题，学者提出补充责任的构想。其后，学界开始接受并研究补充责任。但是，对于补充责任的性质、适用范围等理论问题仍有不同的观点。本文认为补充责任是一种与连带责任、按份责任相对应的新型责任，适用于第三人介入时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及校园事故两种情形。杨立新教授认为补充责任是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一种特殊情形，除适用于上述两种情形外，还适用于被帮工人的补充责任和见义勇为受益人的补充责任。

（二）立法演变

尽管学术界对于补充责任的探讨见仁见智，并无完全统一的观点，甚至也有学者反对补充责任的适用。但正是理论界对于补充责任的研究和探讨，以及实务界对于补充责任的尝试性应用，逐步推动了补充责任制度在侵权法领域的确立。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号）第6条第2款规定“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第7条第2款“第三人侵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这是我国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补充责任引入侵权法领域。在此之前，我国法律对于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并无补充责任的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8条关于展销、租赁柜台经营的损害赔偿和《产品质量法》第42条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时德责任虽有补充责任的萌芽，但仍适用连带责任解决了相关的问题。

《侵权责任法》基本上沿用了上述司法解释的立法思想，在第三人介入时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和校园事故中继续适用补充责任，将补充责任这一独立的责任形态予以确认。

二、补充责任的含义及其合理性

补充的侵权责任，是多个责任主体对同一损害后果承担共同责任时的一种侵权赔偿责任，简称为补充责任或补充赔偿责任。补充责任，主要发生在一个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事实产生了两个相重合的赔偿请求权的情况下，法律规定权利人必须按照先后顺序行使赔偿请求权。只有排在前位的赔偿义务人的赔偿不足以弥补损害时，才能请求排在后位的赔偿义务人赔偿。在这样的案件中，后位赔偿义务人承担的侵权责任为补充的侵权责任。我国《担保法》所规定的一般保证的责任也可以认为是补充责任。

在侵权责任法中，补充责任制度的确立，解决了在第三人侵权的情况下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时的责任承担问题。即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补充责任的含义是：在能够确定加害人时，由加害人或其他负有责任的人（如加害人的雇主、监护人）承担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不承担责任；只有在加害人无法确定时，由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全部责任；假如能够确认加害人，但是加害人或者对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人的资力不足以承担全部责任时，则先由加害人或者对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尽力承担责任，剩余部分由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人对此承担的是推定的过错责任：假如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则不承担责任。

在传统的侵权法领域，多个责任主体对于同一损害后果承担侵权责任的责任承担方式，主要有数人承担连带的侵权责任和数人承担按份的侵权责任两种。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危害事故的剧增，各种新型侵权行为的涌现，侵权责任理论显然应当不断发展。作为安全保障义务这种在法典之外发展起来的理论，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理论中对于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以及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责任的性质尚无统一的答案。我国侵权责任法中适用补充责任解决第三人介入时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其合理性在于：

（一）解决了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的适用困境

1、非共同侵权情况下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数人承担连带的侵权责任，是指数个责任主体作为一个整体对损害共同承担责任；其中的任何一个责任主体对全部损害有义务承担侵权责任；在责任主体之一人（或者部分人）对全部损害承担了侵权责任之后，他有权向其他未承担责任的其他责任主体追偿，请求偿付其承担应当的赔偿数额。而从受害人一方的请求权角度看，他既可以向全部责任主体主张权利，请求他们承担对全部损害的赔偿责任；他也可以向部分责任主体主张权利，请求他（或他们）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一旦责任主体中的一人（或者部分人）赔偿了全部损害，也就履行了全部赔偿义务，受害人一方不得再对其他责任主体提出请求；反之，假如受害人一方的请求没有得到实现或者没有完全得到实现，他则可以向其他责任主体请求赔偿全部损害或者赔偿剩余的部分损害。

适用连带责任的责任的前提是数人作为一个整体对受害人实施了共同侵权行为或者共同危险行为。也就是说，各侵权责任主体构成共同侵权。而第三人介入情况下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中，安全保障义务人与实施直接加害行为的第三人并未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在大多数的第三人介入案件中，安全保障义务人只是消极地不作为，为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损害后果的发生是由于第三人故意或者过失违反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义务。安全保障义务人与实施加害行为的第三人直接并无共同的故意或者过失的内容，而且一个积极的加害行为与一个消极的不作为行为也无法构成一个具有关联性的共同行为。因此，从民法理论上，由于第三人介入情况下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中，安全保障义务人和实施加害行为的第三人因不构成共同侵权而不适用连带责任。从实践的角度，假如要求安全保障义务人与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则容易因侵权第三人无力承担赔偿责任而使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了全部或者最终的赔偿责任。这无疑对安全保障义务人施以过于严苛的义务，与其管理人或者组织者的身份与义务不相符，也不符合民法公平的原则。

2、难以分析原因力导致无法适用按份责任。

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各侵权行为人应承当按份责任。数人承担按份的侵权责任，是指在数个责任主体在无过错联系的情况下各自实施的行为结合在一起，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过错和原因力，承担自己的责任份额的侵权责任形态。适用按份责任的情形下，每一个责任主体人只对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份额负清偿义务，不与其他责任主体发生连带关系的侵权责任，即不存在追偿问题。任何一个责任主体在承担了自己份额的赔偿责任后，即从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关系中解脱出来。从受害人一方来看，于数人承担按份的侵权责任之情形，他只能分别向各责任主体主张不同份额的损害赔偿，这些主张的总合等于其全部损害。

适用按份责任的前提是数人共同侵权以及能够确定各侵权行为人的原因力。而第三人介入情况下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情况下，有些案件可以分析原因力，有相当一部分案件无法分析原因力。尤其是在该类案件中，安全保障义务人主要是因其不作为而承担侵权责任。对其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从“假如尽到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否可以避免或者减轻损害后果”的角度予以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分析出第三人的直接侵权行为与安全保障义务人的消极不作为行为哪一个是导致损害后果发生的主要原因。因为，假如没有第三人的直接加害行为，损害后果就不会发生；假如安全保障义务人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损害后果也可以避免。在此情况下，利用分析原因力的大小来确定侵权各方责任是否承担侵权责任以及承担多大责任的方法显然难以适用。也就是说，在第三人介入情况下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无法适用按份责任来确定各自的责任份额，因此在实践中不具有操作性。

3、不真正连带责任无法彻底解决侵权责任人的顺位问题。

有学者主张补充责任在性质上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是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一种特殊情况。本文认为：补充责任与不真正连带责任有相似之处，但补充责任不同于不真正连带责任，而是与其相对应的一种新型责任形态。

不真正连带责任也称为不真正连带债务，是指多数债务人就基于不同发生原因而偶然发生的同一内容的给付，各付全部履行之债务，并因债务人之一的履行而使全体债务人的债务归于消灭的债务。具体到侵权法领域，不真正连带责任就是两个以上的行为人因违反了法定义务而对一个受害人实施了加害行为，或者不同的行为人因各自不同的行为而使受害人的权利受到损害，各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各负全部的赔偿责任，并因行为人之一的履行而使全体责任人的责任归于消灭的一种侵权责任形态。不真正连带责任一直没有被我国法律所采用。相反，对于上述这种无意思联络的数人分别侵权行为且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情形，我国侵权法则规定为连带责任。

不真正连带责任制度下，受害人无需确定最终的责任人，即可起诉要求任一责任人行使其赔偿请求权。而补充责任制度下，存在直接责任人和补充责任人两个不同的责任主体。直接责任人应当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而补充责任人不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对受害人而言，其赔偿请求权具有一定的顺位问题。也就是说，受害人只能先请求直接责任人承担侵权责任，只有直接责任人不明确或者不能够承担完全的赔偿责任时，才能要求补充责任人承担补充的赔偿责任。补充责任制度的设计兼顾了受害人的利益要求与补充责任人最终份额的承担问题，既避免了受害人的赔偿请求得不到支持，同时利用追偿权的设计避免加重补充责任人的最终负担。

（二）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是民法贯彻始终的一个重要原则。传统的侵权法，对于不作为行为是不得要求赔偿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危险度的增加，源自德国的“交往安全义务”得到各国民法的认可，并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安全保障义务人因其消极不作为而承担侵权责任的做法也普遍应用。但是对于侵权责任的扩张与受害人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成为一个是否体现民法公平原则的难题。补充责任制度的创设既使受害人的损害得到了填补，又通过求偿顺位的设置合理限制了受害人的求偿选择权，同时赋予补充责任人对直接责任人的追偿权。较之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补充责任制度较好地平衡了受害人利益的保护和侵权责任的最终承担问题，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原则。

（三）有利于发挥法律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

司法实践中，适用补充责任的案件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法确定直接加害人，或者虽然能够确定直接加害人但其无力赔偿或者赔偿能力有限。而补充责任人往往是具有一定赔偿能力的机构。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补充责任人先行承担侵权责任，使受害人的损害得到填补，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三、适用范围：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补充责任

（一）立法变迁

法释20号首次使用“安全保障义务”和“补充责任”的规定，第6条第2款规定“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该条规定了第三人介入时安全保障义务人要承担补充责任，并且将其补充责任的范围限定在过错范围内；同时也赋予安全保障义务人在承担赔偿责任之后对实际侵权的第三人享有追偿权。

《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2款规定“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该规定继续采用了补充责任的形态解决第三人介入时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但未规定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补充责任的承担方式及限额。

（二）法条分析

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在“安全保障义务人的消极不作为+第三人的积极加害行为”的情况下，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

1、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原则上是法定义务

我国侵权责任法将安全保障义务规定为一项法定义务，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主要是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上述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要承担侵权责任。

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包括硬件方面的义务和软件方面的义务。硬件方面的义务包括物的方面之安全保障和人的方面之安全保障。软件方面的安全保障义务包括消除内部的不安全因素，创造安全的活动环境；对于外部不安全因素的防范，制止来自第三方的侵害；不安全因素的提示、说明、劝告和协助义务。

2、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的法理依据是其存在过错，即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主体主要是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上述主体在其在管理和组织活动中应到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在第三人实施加害行为的情况下，安全保障义务人假如能够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则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其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往往表现为消极的不作为行为，如提供的硬件设施不符合有关的安全规范、经营和活动的场所存在安全隐患、没有及时制止来自第三人的侵害等。公务员之家:

3、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的赔偿范围是补充性的

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的大小取决于直接责任人承担的责任的大小。由实施加害行为的第三人或其他负有责任的人（如加害人的雇主、监护人）承担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不承担责任；只有在直接加害人无法确定时，由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全部责任；假如能够确认加害人，但是加害人或者对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人的资力不足以承担全部责任时，则先由加害人或者对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尽力承担责任，剩余部分由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承担。

责任法范文篇10

关键词:理性经济人;错案责任追究制;司法责任制

一旦出了错案，就必须要去追究当初办案人员责任的错案责任追究制，所引发的后果有二，避开案子或者轻办案子。这两种现象产生的原因都在于，害怕办错了案所招致的日后追责。司法机关中的工作人员的这两种行为都可以在理性经济人处得到解释。

一、理性经济人理论

理性经济人理论假设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从使自己获取利益的角度出发，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所需付出的成本是其考虑和关心的重点，目标是以最小的付出收获最可观的回报。错案责任追究制下的司法追责只讲求结果错误这一客观标准，一旦案件处理错误，无论结案时间长短，当初的办案人员都要为其担责。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会选择避开案子或者轻办案子。所以，追责中从错案责任追究制走向司法责任制是必然的。

二、错案责任追究制与司法责任制的利弊分析

(一)错案责任追究制的弊端

错案责任追究制的建立，最初也确实在对办案人员认真办案上产生了督促作用，对冤假错案的降低也作出了贡献，但错案责任追究制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现如今的要求了。首先，错案责任追究制有其自身的产生背景。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确立开始于司法人员职业化、精英化培育远未成熟的阶段;与此同时，司法腐败现象也是不时发生。可是如今我们面对的现实已经改变，我国的法学教育日益完善，法律行业以其较好的发展前景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加入了法律从业大军。其次，错案责任追究制的错案界定标准不统一。错案追究制推行之初并未明确其在判断时的标准，因此各地法院的实际做法是不一样的。实践中，有的法院是以损害后果为导向来确定错案的;有的法院是以裁判结果为导向的。最后，错案责任制的关注重点有偏差。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产生之初的目的在于约束办案人员的行为，从而减少错案的发生。但错案责任追究在实际操作中，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产生错案这一点上。只关注案件结果会使得案件办理过程中的违法操作被忽视，这与制度确立的初衷在于约束办案人员的行为是相违背的。

(二)司法责任制确立的益处

司法责任制概念的提出，是在遵循司法规律的前提下，为体现责任与权力相统一的原则，明确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职责，及其违法行使司法权力导致冤假错案时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

首先，理清了司法责任制建立的逻辑起点，即权力与责任是相统一的。司法责任制是一个复合概念，包含着权力与责任两个方面。在传统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之下，强调的只是办错案之后办案人员所要承担的责任。作为“理性经济人”，在传统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下，司法工作人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宁愿放弃独立判断的权力，而沦为一切依赖审批的司法机器。在司法责任制的建构中，办案人员独立行使职权，是日后司法责任认定和追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没有无责任的权力。

其次，司法责任制顺应了制度建立时所始于的出发点，即建立司法工作人员责任追究制度的目的在于约束司法工作人员办案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处理案件是一个企图提供事后救济的过程，案件发生的时间空间无法回复、案件发生的条件难以复制、案件证据的保存程度也有完整与不完整的差异;同时，处理案件的办案人员还有个人主观条件上的差异。由于这些主观客观的条件限制，很难杜绝错案的发生。以结果论英雄的错案责任追究制，显得太过严苛。

最后，司法责任制的建立要求，一是保障司法人员独立行使职权，享有充分的职业自豪感，其在行使职权时仅依据法律办事;二是强调司法机关内部和外部相互监督、相互合作，其中更重要的是相互之间的监督制约;三是为司法工作人员提供行使职权的物质，精神等各方面的保障，重点在于司法工作人员的司法豁免权的确立;最后便是责任的追究与认定。

三、结语

传统的错案责任追究制，虽然它在强化办案人员责任，保证办案质量，提高办案水平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已无法满足法治现今的发展要求了。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之下，我们应该顺势而为，积极推动司法责任制的确立，促使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将我国的法制建设不断向前推进。

［参考文献］

［1］沈德咏．论疑罪从无［J］．中国法学，2013(5)．

［2］姜保忠．司法责任制视角下的错案刑事追责机制构建［J］．法治研究，20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