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承担范文10篇

责任承担范文篇1

紧急避险制度作为我国法律明文规定的阻却违法事由，刑法和民法中均有规定，在紧急避险行为的基本构成要素上两法的规定并无原则区别，仅在紧急避险过当的后果承担上，前者需负刑事责任，后者则负民事赔偿责任。在日常生活中，因紧急避险而引发的相关民事纠纷并不鲜见，其核心即为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细究现行民事紧急避险制度，有时亦不免生出一些疑问。本文拟就紧急避险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完善这一制度有所添益。

一、责任人引起危险的责任承担

1、问题的提出

先来看一则案例。*年3月9日*驾驶小汽车在街道上正常行驶，忽然一辆摩托车从一小巷钻出飞速横穿路面向对面街道驶去，*急踩刹车并往右打方向盘，车辆由于惯性的作用将在街道右边行走的黄玲撞伤，花去医药费6000余元。摩托车驾驶员见发生交通事故迅速逃离现场。后经交警部门调查，认定摩托车驾驶员应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和黄玲均无责任。但摩托车驾驶员已逃逸，虽经交警部门全力追查，仍不知其姓甚名谁，是何身份，更不用说追究其肇事责任。黄玲遂以自己被*致伤为由要求*赔偿其损失，*则据理力辩，称自己既无责任何需赔偿。双方争执不下，矛盾一度非常尖锐。后经交警部门和双方单位领导出面协调，由*支付黄玲3000元了结此事。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因紧急避险而引发的民事纠纷。由于引起险情发生人摩托车驾驶员的逃逸，直接导致了采取避险措施人*和受害人黄玲间就损失承担问题的争执。依据现行《民法通则》第129条之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责任。”毫无疑问，本案的赔偿责任应由摩托车驾驶员承担，受害方无权追究避险人的民事责任。但仔细思量起来，该貌似公正的责任承担机制实则有着极不合理的弊端。

首先，绝对强调由引起险情发生人承担责任的规定弱化了对受害人权益的保护，为受害人谋求法律救济设置了障碍。在整个事件当中，受害人一般都是非常无辜的。引起险情发生人是通过主动的行为导致了险情的发生，避险人则通过对利弊的权衡作出了避险的措施，唯独受害人，对于事件的发生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既无法逃避，也无从选择，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状态。一旦引起险情发生的人逃逸或其赔偿能力不足则受害人将自行承担后果，甚至失去维护自身权益的机会。受害人因无端受害在精神上已经遭受了打击，如经济上的损失亦无法得以弥补显然对其是极为不公的。

其次，过分强调由引起险情发生人承担责任的规定强化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从而加大了受害人维护自身权益的成本和难度。受害人不仅要证明自己的受损后果和自己被避险人采取避险措施导致自己受损的事实，还需证明引发险情人具有过错行为的事实，若其中任一环节有失，则受害人很有可能只得忍气吞下因紧急避险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受害人作为弱者的客观地位非但没有通过法律的途径加以改观，反而陷入更加不利之境地。

2、方案的选择

基于上文所述问题的担忧，有必要重新建构责任人引起危险的责任承担机制。“解铃还需系铃人”，属于立法的失误，理应通过立法途径予以解决。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有三种：一是由紧急避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二是由引发险情人负赔偿责任，避险人或受益人负连带赔偿责任；三是由引发险情人负赔偿责任，避险人或受益人在引发险情人下落不明或暂无能力赔偿时负垫付责任。

就第一种方案而言，将引发险情人与受害人间的关系隔断，仅考虑避险人因其避险行为直接导致受害人损害的事实，从而要求避险人就其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这实质上打破了紧急避险在民法上作为合法的抗辩事由的传统理论。仅从侵权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来看，这一主张似乎可以成立。首先，受害人的损害事实客观存在；其次，避险人主观上有通过侵犯受害人利益的行为规避更大风险的故意；再次，避险人对受害方具有直接的侵权行为；最后，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显而易见的因果关系。该种责任承担方式有美国立法可作印证。在美国，紧急避险人应对受害人进行全额赔偿。①第二种方案对受害人的保护最为有利，受害人不仅可向引发险情人主张权利，还可要求避险人或受益人承担连带责任。其理论依据可参照“共同结果说”，即认为“共同造成损害的概念要求损害是数人行为的共同结果，……但不一定要求几个参加人有共同的目的和统一的行为。”引发险情人与避险人之间虽无共同侵害受害人之故意，也无统一的侵权行为，但由于两方先前行为的结合则共同造成了受害人损害的结果，这是从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权益的角度出发所确定的一种方案。

综合比较起来，第三种方案更为合理，更具有可行性，可以作为优先考虑的方案。理由如下：

首先，该方案既避免了第一种方案的武断，又克服了第二种方案的冒进，实现了引发险情人、避险人、受益人和受害人各方利益的相对平衡。

第一种方案仅由避险人承担受害方的责任，却放纵了真正的肇事者，这对受害人的损害弥补来说也许无关大雅，但对于人们所孜孜以求的社会公正理念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伤害。尽管避险人承担责任后可能通过向引发险情人追偿的方式挽回自己损失，但将一个事件中的几方全都割裂开来加以对待，终不免落入武断的嫌疑，这与民众的思维习惯相距甚远，难以被社会公众所普遍接受。失去了大众支持的法律，注定要成为无源之水，最终将归于枯涸。

“共同结果说”对行为具体在何种态势下作出并不关注，只注重于数个行为共同导致的结果，并从结果推导责任。在紧急避险事件中，依照该理论，则对引发险情人和避险人的主观状况不加区分，无疑在保护受害人利益的同时，也加重了避险人的责任，将避险人应承担的责任等同于引发险情人的责任，这对避险人而言明显有失公正。同时，这一方案在实践执行中也不无问题，过于苛刻于避险人的责任，反而易导致其在险情发生时持漠然态度或迟疑不采取避险减损措施，从而扩大危险后果，无端消耗社会资源，造成更大的损失，故第二种方案也不足取。

第三种方案既框定了引发险情人的第一位责任主体地位，又为受害方权利的保护设置了可靠的保证，同时避险人或受益人的权益也有一定程度的保障，其仅在引发险情人下落不明或暂无能力赔偿的条件下承担垫付责任，一旦引发险情人出现或恢复赔偿能力，避险人或受益人可即时主张权利。

其次，该方案有利于充分保护受害人权益，迅速消除纷争，防止出现损害救济上的空页。现代民法的着力点就在于维护弱者权益，使受害方的损失得以迅速、充分的弥补。而现实生活中由于引发险情人逃逸现象较为严重，现行立法又赋予避险人完全免责、受益人适当担责的权利，致使受害人的损害后果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纠纷久拖不决的另一后果是，受害人经常长时间上访告状，当投诉无门时甚至引发一些刑事案件，给社会秩序带来了危害。如果我们承认受害人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现行法律规定是有缺陷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努力为受害人寻求法律救济开辟畅通的渠道。这对受害人是至关重要的，对我们每个人也一样重要。谁又敢保证，受害人的遭遇不会在某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刻突然光顾到我们自身头上？方案三的运用可以使受害人处于相对优越的地位，使其合法权利更好地得到保护。同时，受害人据此主张权利时在举证责任分担上也能够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如果他经过必要的努力仍然不知道引发险情人尊姓大名家居何处，他完全可以引发险情人下落不明为由要求避险人或受益人直接承担垫付责任。于是，找到引发险情人并证明其行为导致了险情的发生的举证责任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避险人或受益人的身上，而这也更加吻合实际情况，因为面对险情并对之进行判断从而采取避险措施的人是避险人，他对引发险情人所掌握的信息肯定要比受害人多，如果避险人对引发险情人的身份状况和引起险情行为都无法举证，却一定要求受害人对此举证，仅从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而且受益人作为因避险措施而直接获益的人，享受了利益就当承担风险，这完全是一笔公平的交易。

再次，该方案更有利于追究引起险情人的民事责任。按现行法律规定，受害人在无法找到引起险情人的情况下自身权益很难得到有效保障。如果对避险人和受益人科以垫付责任，有利于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找出真正的责任人，并利用法律武器追究其赔偿责任。

最后，该方案的理论依据可借鉴台湾学者欧阳宇经主张的“关连共同说”，他认为：“所谓行为关连共同，即各个侵权行为所引起之结果，有客观的关连共同行为已足，各行为人间，不必有意思之联络。……数人为侵权行为之时间或地点，虽无须为统一，然损害则必然不可分离，始克成立关连共同。”③如无引发险情人的引发险情之举动，则无避险人避险之行为，两者一前一后相互关连，共同导致了受损后果的发生。另外，正是通过牺牲受损人利益的方式才保全了受益人更大的利益，故从法律上责成避险人或受益人在特定情况下承担垫付责任于理并无不当之处，避险人或受益人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予以理解。

二、自然原因引起危险的责任承担

1、法条的困惑

我国《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如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或者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对此，有学者予以解释为“在一般情况下，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对造成的损失不予赔偿。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这一规定是《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公平原则的体现，即在当事人双方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担民事责任。这里的‘实际情况’，主要指当事人双方的经济情况。这里的‘适当’，主要依双方的经济状况适当确定，……以体现社会主义公平原则和团结互助精神”。④读后感觉仍有些糊涂，该法条以紧急避险人负责为常态，以承担适当责任为特殊情况，对于受害人权益的保护言之不详，措词上也有失周全。或许是意识到这个条文的歧义或者说确实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不必要混乱，《民法通则》施行一年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司法解释出台了。该《意见》的第156条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他人损失的，如果险情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行为人采取的措施又无不当，则行为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要求补偿的，可以责令受益人适当补偿。”从《民法通则》法条到该司法解释的条文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在司法解释中出现了受益人的字眼，至此问题似乎清楚了，受益人或当避险人同时是受益人时，对于因避险行为致受害人的损失承担适当补偿责任。这是典型的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但是在此种情况下适用公平原则真的那么公平吗？受益人对受害人的损失仅仅负担补偿责任就真的那么理直气壮吗？

2、理性的回答

鉴于自然原因引起危险的特殊性，显然受害方无从对自然因素追究什么责任，这对受害方权益的保护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另外，应注意到危险的发生有时是不可避免的，如在法律上对紧急避险人苛之以较严格的责任则将对应付突发险情，排险减损带来严重影响。如何实现保护受害方权益和避险人避险积极性两者间的平衡，是在责任承担的制度设计时需统筹兼顾的。我认为，自然原因引起危险的，因紧急避险造成的损害应由受益人负责赔偿，避险人在受益人无力赔偿的范围内承担适当补偿责任。

首先，紧急避险的实质是两种利益不能并存时保全更大利益而牺牲较小利益，避险人在实施避险行为时所要考虑的也就是利益的取舍，当其权衡利弊后采取的行为实际上是将自己或他人处于危险中的较大利益所将遭受的风险和伤害转嫁到了受害人较小利益身上。所损失的利益相较于保全的利益而言固然要小，但对于受害方而言也许损害并不算小。正是受害方付出的损失换来了受益人利益的存在。大的利益既然得以保全，却对于受害方相对较小的利益损失的弥补持如此计较的态度，不是很令人费解吗？或者我们可以说避险人的行为保全了更多的有价值的资源，法律对于社会财富的积存当然要持肯定态度，但不要忘了，这些所谓的有价值的资源本来也许将毁于一旦，即使在全部赔偿受害方损失后受益人所剩利益无多，也仍然应该感激受害方的付出。罗马法关于“不幸事件只能落在被击中者身上”的法谚是最好的注解。自然因素引起危险本身就是针对受益人（有时还包括避险人），理应由其负担不幸所带来的风险，而不应将不幸的后果通过外力强行过渡给受害方。这才是受害方所需的真正的公平。

其次，当险情来临时，避险人自身或他人利益遭到严重的威胁，而受害人本可置身事外，但避险人选择了将危险转到他的头上，对受害者来说，避险人无疑成了这场危险的制造者。在整个事件的发生中，受害人毫无疑问不存在任何过错，而避险人因其目的的正当性、行为的合理性亦不能认定其有过错，故可考虑在避险人和受害人间适用公平原则分担受害人未能获赔的损失。在具体适用时应斟酌实际情况，作出合乎情理的分担裁决。需要考虑的因素有：个人经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社会舆论的同情度等。在分担损失时，如一方状况好于对方，则可由一方负担大部分而另一方负担小部分；如双方状况相近似，可以平均分担；如一方状况与另一方状况相距十分悬殊，也可由一方承担责任。在操作中，应注重调解，力求使当事人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协议。

三、法律救济程序的设计

当事人寻求法律救济必定要有一定的载体，合适的程序设计对保障受害人、避险人、受益人和引起险情人各方的利益均有积极意义，同时有利于审判机关公正司法。

受害方提起赔偿给付之诉时，其对被告有选择权。在责任人引起危险的情况下，受害方可同时起诉引起险情人和受益人、避险人，也可在寻求引起险情人赔偿未果而又符合引起险情人下落不明或暂无赔偿能力条件的情况下，直接要求受益人、避险人承担垫付责任。受益人、避险人承担垫付责任后即获得向引起险情人的追偿权。在自然原因引起危险的情况下，受害方有权同时起诉受益人和避险人，由两被告按上文所述原则各负其责。受害方还可单独起诉受益人，当受益人经法院审判且强制执行后仍有不能弥补的损失，受害方可再行起诉避险人分担损失，避险人承担了分担责任后，可向受益人行使追索权，受害方在避险人已承担分担责任的范围内不得再行向受益人要求赔偿。

责任承担范文篇2

一、内幕交易行为的主体

证券市场上可能实施内幕交易行为的人可分为三类：一是法定的内幕人员；二是利用职务之便窃取内幕信息的非内幕人员；三是通过其它便利条件知悉内幕信息的非内幕人员。我国新《证券法》第七十四条将内幕人员大致分为七类。非内幕人员能否成为内幕交易的主体，理论界一直存有争议，笔者认为，应将非内幕人员纳入内幕交易的主体范畴。因为可能知悉内幕信息的人，并不仅仅是那些公司关系人，其他人如公司关系人的朋友、客户等，均可从其它渠道有意或无意获悉一些内幕信息。如果他们在交易中利用了该信息，其行为动机与危害程度实质上与内幕人员实施的内幕交易并无二致，因此非内幕人员同样也能进行内幕交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证券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禁止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从而把非内幕人员利用或者指使他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也纳入法律禁止之列，严密了法律规定。

二、内幕交易信息的界定字串4

内幕信息的判别源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有效市场理论，该理论认为，一旦信息被相当数量的投资者知悉，会影响他们的投资判断，相关公司的股价会很快发生波动，即可以此反证该信息是内幕信息。根据该理论及其发展，内幕信息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该信息为与公司有某种特定关系的内幕人员所掌握；（2）信息持有人所知悉的信息，尚未被市场上广大投资者所公知；（3）该信息本身具有重要性，足以对该证券的市场价格产生实质性影响。

我国新《证券法》在这三个条件基础上，对内幕信息的外延作了进一步界定。新《证券法》第七十五条列举了八项属于内幕信息的重大信息。司法实践中应注意这样两个问题：（1）一些股评家和学者对证券市场作出的预测和分析，往往也能造成对股价走势的实质性影响，是否也应归属为内幕信息？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对此应作具体分析，凡是依据归属内部不为他人知悉的重大决定或重大事实而作出的预测和分析，应认定为内幕信息，而不能以“调查数据”等草率定性；对于那些确是运用公开信息资料而作出的股评和预测，对发行人和投资者不负保密责任，不应归属于内幕信息。（2）股市上的传言是否构成内幕信息？从表面上看，传言也是一种信息，而且是非经合法渠道公开的信息，甚至有些传言也能对股票价格构成实质性影响。但是，传言未被证实之前，不足以判断其真伪，谈不上具有重要性，且传言持有人未必是与公司有某种特殊关系的内幕人员。因此，笔者认为，不宜将传言认定为内幕信息。传言如事后证实是虚构事实，企图以讹传讹，影响股市，从股价跌宕中牟取暴利，虽然它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实质性影响，但这已属于证券法禁止的另一类证券欺诈行为——操纵市场，而与内幕交易无关。传播谣言者除应承担民事责任外，还可能受到刑法的追究。字串9

三、内幕交易民事责任承担

内幕交易的民事责任主要是指，由于内幕交易行为而给一般投资者及上市公司造成财产损失，内幕交易者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民事责任的承担，不但可以救济内幕交易受害人的民事权利，即以补偿、赔偿损失等手段使其恢复到原始状态，而且还可以通过追究财产责任的方式，达到惩戒和教育内幕交易者的目的，新《证券法》第七十六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

（一）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

以下几个问题须加以重视：（1）请求权的主体应当是因从事内幕交易的行为而遭受损害的反向交易投资者，并非所有与内幕交易者同时从事反向交易受损失的投资者都是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请求权主体，都能成为合格的原告。只有那些善意地从事反向买卖的投资者，才能成为请求权的主体。如果他们应当获利而没有获利，不应当受损而招致了损害，就可以要求从事内幕交易的人赔偿损失。（2）因内幕交易受损的公司亦可提出赔偿之诉。内幕信息实际上也是一种公司财产，所以董事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泄露内幕信息，获取不正当利益，公司也可以以其违反了诚信义务，侵害了公司财产为由，要求董事等从事内幕交易的人员承担赔偿责任。（3）准确界定“同期交易”的“期间”。适用同期交易原则，最大的难题是如何确定同“期”之“期间”。同期交易原则的理论逻辑在于，一旦内幕信息公开后，就决策信息的掌握而言，所有的投资者都处在了同一水平线上，以后的投资者因此无权再主张因被人为地剥夺了信息知情权而遭受了意料之外的损失。沿着这一思路，将该“期间”界定为自第一笔交易发生之时开始计算，直至内幕信息被市场完全吸收时止，是容易理解的。当然，内幕信息何时已被市场完全吸收，仍无法武断地规定一个固定的日期，而只能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件情况自由裁量，确定一个合理的期间。

（二）损害因果关系的确定

内幕交易中因果关系的认定，要求受害人证明因果关系的成立，除直接与内幕交易者进行证券买卖的相反交易受害人能够举证外，其他受害人举证极为困难。根据证券交易的特殊性，只要证明内幕交易者未披露内幕信息，法律就应当推定因果关系成立。

在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件中可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但应注意：（1）原告所负的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倒置并不是说原告不负任何证明责任。受害人起诉内幕交易者必须举证证明自己符合起诉条件，主要是证明自己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具体而言要证明：被告在进行交易时知道相关公司的内幕信息；原告的交易行为与被告的交易行为同时发生；原告的交易行为是与被告反方向的交易行为；原告在此交易行为中确实遭受了损失等。（2）内幕交易者可以提出反证。应允许内幕交易者提出反证，推翻信赖推定。

（三）损害赔偿方法

责任承担范文篇3

笔者认为，根据现有的国际法规则和国际法实践，国际法学界关于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学说，均不能完整地阐明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问题以及国家在国际犯罪中的主体地位。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根据国际法习惯规则，当然也能够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并承担国家责任，从而成为国家责任的主体。但是，国家作为无意识的抽象实体，其本身不能承受刑罚处罚，因此，国家无法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只能是实施了国际犯罪的个人。

一、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渊源及其评价

关于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可以追溯到《奥本海国际法》和巴西奥尼的《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这是西方学者主张国家刑事责任的代表作。

（一）劳特派特的国家刑事责任理论

英国国际法学家劳特派特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主张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认为，国家的责任是不限于恢复原状或惩罚性的损害赔偿的。如果国家及其代表国家作行为的人作了违法国际法的行为，而这种行为由于其严重性、残忍性及其对人类生命的蔑视而被列入文明国家的法律公认的犯罪行为一类，国家以及代表国家作行为的人就担负刑事责任。例如，如果一国政府命令将居住于其领土内的外国人全部杀尽，这个国家以及负责命令和执行这种暴行的个人所担负的责任，就将是刑事性质的责任。该学说还认为，对于违反战争法的行为负责的个人所犯的战争罪应受惩罚的规则，已经普遍地被承认为国际法的一部分，而这就是承认国家刑事责任的另一个例子。因为，战争罪犯的犯罪行为通常并不是为了实现私人的利益和欲望，而是代表国家并作为国家机关而作的。

根据劳特派特的理论，国家以及代表国家实施国际犯罪的个人都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然而，这一理论试图阐述的国家刑事责任，实际上仍然还是一般的国际责任，即国家责任。因为：其一，“恢复原状或惩罚性的损害赔偿”，并不是国际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而是国家责任的承担方式。国际刑事责任的形式应当表现为刑罚处罚。当然，劳特派特不可能完整地阐述国家责任及其形式，因为，早在1979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拟定《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之前，他所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已经出版。其二，劳特派特在阐述中，虽然认为国家的责任是“不限于”恢复原状或惩罚性的损害赔偿的，并设定了二种特定的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情况：一是国家以及代表国家实施国际犯罪的个人实施了被列入文明国家的法律公认的犯罪行为；二是实施了违反战争法的行为。但是，他并没有接着阐明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制裁方式。既然是“不限于”，那么，“超出”国家责任形式的国际刑事责任形式又是什么呢？劳特派特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此，其所谓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并没有突破一般国际责任的范围。

（二）巴西奥尼的国家刑事责任理论

美国国际刑法学家巴西奥尼出版的《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国家的刑事责任。他在其自己拟定的《国际刑法典草案》中论述了国家的犯罪行为及其国家的刑事责任。

其一，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表现为：（1）代表、支持或以国家名义的权威人士实施任何犯罪，不管这类行为按其国内法是否合法，国家应为此负刑事责任。（2）由个人或团体以官方资格所实施的行为应归咎于国家。

其二，不作为的国家责任。表现为：（1）国家不履行国际刑法规定的责任的行为应构成国际犯罪。（2）当新国家、新政府负有责任，起诉或引渡违反国际刑法的团体中的个人或已被团体开除的犯罪个人时，国家的不作为则构成国家刑事责任的根据。

事实上，巴西奥尼在其《国际刑法典草案》中所主张的国家的犯罪行为及其国家的刑事责任，并没有被国际法实践所证实，也没有为国际立法所采纳。首先，直至今日，国际社会从未有过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实践；其次，1998年7月17日，罗马外交大会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于今年7月1日生效），根本没有规定任何有关国家犯罪和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而只是规定了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

（三）詹宁斯爵士的国家刑事责任理论

英国国际法学家罗伯特·詹宁斯爵士和阿瑟·瓦茨爵士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重述并强调了劳特派特主张的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理论。认为，国家的责任是不限于恢复原状或惩罚性的损害赔偿的。某些国际不法行为，由于所违反的义务的内容具有特别重要性，引起了特殊的和更为严重的国际责任。……国家以及代表国家作行为的人就担负刑事责任。

应当指出，詹宁斯爵士在其论述中，也注意到了国际法委员会于1954年通过的《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规定。他认为，国际法委员会对《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审议，是与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有关的，而不是与国家的刑事责任有关的。当然，他同时也认为，国际法委员会的讨论倾向于在治罪法草案中只涉及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而不妨害以后考虑国家的刑事责任。可见，詹宁斯爵士对国家刑事责任的制裁性质和管辖权提出了疑问并陷入困惑。他认为，在国际法上归类为罪行而产生的不同于国家责任的国际刑事责任制度，其国家行为有什么法律后果，尤其是对这种行为所可能采取的制裁属于什么性质，是不明确的。没有一个对国家有适当的国际刑事管辖权的法庭。也没有任何国际司法判决规定和适用国家的刑事责任原则。

可见，詹宁斯爵士虽然主张国家可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但是，在其阐述中，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国家到底能否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疑问，并陷入了理论上的困境。因为，他无法阐明对国家的制裁方式及其性质。他只能寄希望于对国家具有国际刑事管辖权的法庭来证实其理论观点，希望用国际法实践来解决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问题。可是，他当然没有看到此类的国际法实践，也不可能看到，《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只是规定了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而根本没有涉及任何国家犯罪和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

综上所述，追溯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起源，从其理论的提出到理论的发展来看，西方学者虽然主张国家可以构成国际犯罪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但是，这种理论并没有解决对国家的制裁方式，就连詹宁斯爵士自己也承认“国家行为有什么法律后果，尤其是对这种行为所可能采取的制裁属于什么性质，是不明确的。”这一理论学说最终为国际法实践和国际立法所摒弃。

1954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第1条规定：“本治罪法所定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之罪，系依照国际法应行论处之罪，犯此罪行之个人应予处罚。”显然，该草案只是规定了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根本没有涉及所谓的国家刑事责任。1998年7月17日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及其据此将要建立的国际刑事法院并不管辖国家的国际犯罪，也不涉及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国际刑法的审判实践也从未有过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先例。

二、我国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述评

我国关于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学说，深受西方学说的影响。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国家因为实施了国际犯罪行为而构成国际犯罪，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从而使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笔者将这种学说称为“国家刑事责任承担说”。目前，这种学说在我国国际法学界占主导地位。这种理论学说，根据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特定场合，又分离出另一种学说，笔者称之为“国家刑事责任特定场合承担说”。此外，也有部分学者主张，国家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笔者称之为“国家刑事责任否定说”。

（一）国家刑事责任承担说

这种学说主张，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譬如，有的学者认为，国际犯罪主体应包括实施危害国际社会行为的国家、组织、机构、国家代表、组织或机构的成员以及任何人。据此认为，国家可以构成国际犯罪，也可以追究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也有的学者认为，国际法上所说的刑事责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刑事责任，二是个人的刑事责任。国家刑事责任是国家责任的一种特殊形态，国家应负国家刑事责任已经为国际司法实践和学者的意见所证实。也有的学者认为，根据现代国际法，国家不仅可以成为一般违法行为的主体，也可以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而且，国家必须为其所犯的国际罪行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国家刑事责任的形式有：限制主权，包括军事占领、军事管制、限制国家武装力量等；赔偿；国际制裁，即联合国安理会根据宪章第41条和第42条采取的武力和非武力的制裁措施。还有的学者认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979年提出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中，规定了国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因此，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

综上观点，简言之，就是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但是，这种学说却同样不能阐明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方式，也无法阐明对国家应当如何适用刑罚。应当指出，上述学者错误地认为，国家刑事责任是国家责任的一种特殊形态，国家应负国家刑事责任已经为国际司法实践和学者的意见所证实。事实并非如此，其一，国家刑事责任不是国家责任的一种特殊形态，因为，国家责任的承担方式与国际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其二，至今为止，尚无国际司法实践证实，国家刑事责任是国家责任的一种特殊形态，更没有证实国家能够承担国家刑事责任；其三，综观当代国际法，没有一项条约和习惯法规则规定国家可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还有的学者错误地认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979年拟定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中，规定了国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事实恰恰相反，该草案仅仅规定了国家因其国际不当行为而构成国际犯罪的问题，在该草案的全部50个条文中，没有一个条款规定或涉及到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至于有的学者所列举的国家刑事责任形式，根本没有刑罚处罚的性质，实际上都不是国家刑事责任的形式，也不全是国家责任的形式。

（二）国家刑事责任特定场合承担说

“国家刑事责任特定场合承担说”，与上述“国家刑事责任全部承担说”的观点基本相同，无非是强调了“在一定场合”作为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条件。这种学说主张，国家因为实施了特定的国际犯罪行为而构成国际犯罪，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从而使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譬如，有的学者认为，国际刑事责任分为个人刑事责任和国家刑事责任两大类。当一个国家犯了从事侵略战争的国际罪行时，这个国家就应负国际刑事责任。也有的学者认为，国家在两种情况下可能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一种是在战争犯罪的场合；另一种是在国家不履行公约规定的国际义务从而以其不作为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据此，国家在一定场合下可能成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

这里的“一定场合”或“特定场合”，是指国家实施了特定的国际犯罪的场合，特指最严重的侵略战争犯罪，以及不作为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这种观点与上述《奥本海国际法》的观点非常相似。然而，这种学说同样不能阐明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方式，也无法解释对国家应当如何适用刑罚。还应当指出，所谓“一定场合”或“特定场合”，即国家可以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并不是理论上随意特定的，而必须根据国际公约的规定来衡量其犯罪构成，必须具有国际法上的依据。因为，国际犯罪的认定同样也适用“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一般法律原则和国际法习惯。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以上关于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理论观点，之所以认为国家能够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或在一定场合下能够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是因为基于这样的一个推理：因为，国家可以构成国际犯罪，所以，国家就是国际犯罪的主体；既然国家是国际犯罪的主体，那么，国家当然也是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因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其实不然，首先，国家能否构成国际犯罪，应当根据国际法来确定，应当有国际公约的明文规定。因为，国际犯罪具有构成要件，在没有国际公约规定的情况下，国家又何以能够构成国际犯罪呢？其次，上述学说最终仍然不能阐明对国家如何适用刑罚的问题。因为，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国家是不能承受任何刑事制裁的。可见，上述推理并没有最终得出结论，该推理是不完整的。再次，国家责任的习惯法规则已经为国家设定了其犯罪行为的一般国际责任。对于国家而言，即使构成犯罪，其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是国家责任，

而不是国际刑事责任。这二种法律责任及其承担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三）国家刑事责任否定说

这种学说主张，国家不能构成国际犯罪，也不能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更不能追究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国家不能承受国际刑事责任，只有个人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譬如，有的学者认为，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但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国家是抽象的实体，没有意识，根本不存在故意或过失的问题，所以，它不具备国际犯罪构成的要件，因此，国家不能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由此论断，国家不能承受国际刑事责任。有的学者也认为，国家是国际法上的主体，但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国家无法具备犯罪构成要件，而且，国家缺乏刑事责任能力，只有个人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还有的学者认为，国家作为由其全体人民组成的社会，根据“社会不能犯罪”的格言，指控包括整体意义上的人民在内的国家犯罪并承担刑事责任是令人怀疑的；而且，即使国家罪行的概念成立，国际社会也尚无审判和惩罚犯罪国家所必需的基本机制。在这样的现实下，国际刑事法院不应该也不能够把国家作为国际罪行的刑事责任主体来行使管辖权和进行审判。

综上所述，这种学说，不仅否定了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资格；而且还否定了国家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资格。该理论学说的基础是：因为国家不具备犯罪构成的要件，所以，国家不能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因为国家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所以，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

应当指出，该学说否定国家刑事责任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阐述这一结论的理论基础却有失偏颇，与现有的国际法习惯规则相悖，因为，国际法习惯已经证实，国家可以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1979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拟定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虽然不是一项国际法条约，但是，这个草案创设了国家责任的国际法习惯规则，并为世界各国所接受。该草案第19条第2项规定：“一国所违背的国际义务对于保护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至关紧要，以致整个国际社会公认违背该项义务是一种罪行时，其因而产生的国际不当行为构成国际犯罪”。可见，国家可以构成国际犯罪而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否定国家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资格，并不符合现有的国际法习惯规则。但是，必须指出，即使在国家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按照草案的规定，国家应当承担的是国家责任，而不是国际刑事责任。国家责任也是一种法律责任，但是，国家责任根本不同于国际刑事责任。

三、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

笔者认为，西方学者和我国学者关于国家刑事责任的学说，均不能完整地阐明国家能否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以及国家能否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问题。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应当能够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反之，国家作为国家责任的主体，却无法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因为，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刑罚处罚。

（一）国家不能承受刑罚而缺乏刑事责任能力

各国刑事立法的一般法律原则表明，刑罚处罚是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所谓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对其犯罪行为引起的法律后果的承担，这种承担从国家方面来看，表现为主要有国家审判机关依据刑法及其他刑事法律规范对犯罪人及犯罪行为的制裁。关于刑事责任的概念，我国学者各有不同的表述。有的认为，刑事责任是对违反刑事法律义务的行为（犯罪）所引起的刑事法律后果（刑罚）的一种应有的承担。从国家方面来说，刑事责任就是对实施违法行为的人即犯罪行为的人的一种否定评价。在我国，所谓刑事责任，就是国家司法机关依照刑事法律规定，对实施犯罪的人所作的一种否定的道德政治评价。也有的认为，刑事责任是国家依据刑事法律对实施犯罪的人判处的刑罚。

刑事责任与犯罪和刑罚的关系是紧密联系的。刑事责任介于犯罪和刑罚之间，对犯罪和刑罚的关系起着调节作用。用公式来表示：犯罪→刑事责任→刑罚处罚。犯罪行为是负刑事责任的基础和前提，当犯罪行为负有刑事责任的时候，就应当处以刑罚。刑罚是以行为人负刑事责任为前提的，受刑罚处罚的人，没有不负刑事责任的；而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就是刑罚。具体来讲，其一，刑事责任的存在决定刑罚的存在。刑事责任是刑罚的前提，刑罚是刑事责任的后果。其二，刑事责任的大小是处以刑罚轻重的标准，以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其三，刑罚是刑事责任的主要体现形式，即刑事责任主要是通过刑罚来实现的。当然，在我国，刑事责任也并不是绝对地伴随以刑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处以刑罚的，也可以免于刑罚处罚。

在前苏联，关于刑事责任的原理，普遍的结论是：就其本质来说，刑事责任归根结底是一种表现为刑罚的法律关系。刑事责任就是刑罚。所谓刑事责任，即透过这种现象看到的主要东西，应当说刑事责任就是适用和实现刑罚的过程。就其实质而言，正是适用和实现刑罚而体现了刑事责任。刑罚就是刑事责任的体现。有的学者认为，刑罚和刑事责任是二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刑事责任主要在刑罚中得到实际体现。刑事责任和刑罚之间的关系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刑罚是实现刑事责任的最终形式，表示刑事责任的以前各阶段的结果。甚至还有许多学者认为，“刑事责任”和“刑罚”这两个概念是同义词，二者之间没有差别。

综观世界各国的一般法律原则和已有的国际法实践，作为刑事责任表现形式的刑罚，具体表现为：剥夺生命刑（死刑）、剥夺自由刑（无期徒刑和有其徒刑，或称终生监禁和监禁）以及罚金。其中，剥夺生命刑和剥夺自由刑是最主要的刑罚方法，在许多国家，罚金则是作为附加刑适用的。如此而言，作为国家，除了罚金以外，又如何能够承受剥夺生命和剥夺自由的刑法处罚呢？国家作为抽象的实体，其本身没有意识，根本不可能承担剥夺生命刑（死刑）、剥夺自由刑（终生监禁和监禁）的刑罚处罚。

根据刑事责任的一般原则，假设国家可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那么，所谓国家的刑事责任，应当是指当国家构成国际犯罪时，国际社会对该国所作的否定评价。具体来说，国家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也应当承受刑罚处罚。但是，国家既然不可能承担剥夺生命刑（死刑）、剥夺自由刑（终生监禁和监禁）的刑罚处罚，那么，国家唯一能够承受的刑罚处罚就是罚金。有的者以此认为，这是国家能够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但是，众所周知，在国家构成了严重国际犯罪的场合，例如，战争犯罪，罚金的刑罚处罚根本就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是各国法律体系中普遍规定的国际法的一般法律原则，具有国际法渊源的性质。对国家在构成严重国际犯罪的场合仅处以罚金，根本无法体现这一刑法原则。因此，对国家而言，显然不具备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能力。反之，在国家因构成国际犯罪而承担国家责任的场合，赔偿损失是国家承担国家责任的形式，而“赔偿损失”作为一种国家的法律责任形式，其本身已经足以替代罚金刑。

（二）国家责任与国际刑事责任的区别

在国际法上，国家责任和国际刑事责任都是国际法律责任。但是，二者具有本质的区别。首先，从国际法渊源来看，国家责任的国际法规则，虽然已经具有了国际法实践，但是，至今仍然还是国际法习惯规则。而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制度，是国际条约明文规定的成文法，在国际法上具有明确的犯罪构成要件及其承担方式，是有法可依的。其二，从行为方式来看，国家责任的前提是实施了二种行为：违背国际义务的国际不当行为或不行为可归因于国家，或者，国家实施的国际罪行构成了国际犯罪。而国际刑事责任，则是以单一的国际犯罪为前提，必须具有国际法明文规定的国际犯罪行为。其三，从责任的性质和方式来看，国家责任，在国际法上不具有刑事制裁性质，其责任形式表现为：限制主权，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和道歉等。而国际刑事责任则具有刑事制裁的性质，是一种刑罚惩罚，表现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罚金。最后，从承担责任的主体来看，承担国家责任的主体必须是国家。而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只能是个人。在国家因其国际罪行而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由于规定国际犯罪的任何国际刑法条约没有规定对国家的刑罚方法，该国家也不可能因为其国际犯罪而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而国际刑事责任，在现有的国际刑法条约或条款中均规定是由个人承担其责任的。

主张国家可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观点，总是将国家刑事责任混同于国家责任。有的学者将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方式混同与国际责任的形式。例如，有的将国家刑事责任的方式表述为：终止国际犯罪行为，赔礼道歉并保证不再重犯，赔偿，罚金、没收财产，国际制裁，剥夺国际社会成员身份以及限制主权。有的学者认为，国家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包括刑罚处罚：罚金，限制主权和撤销联合国席位；也包括非刑罚处罚方式：经济制裁，命令终止犯罪行为，赔偿和道歉。还有的学者认为，国家刑事责任的形式有：限制主权，包括军事占领、军事管制、限制国家武装力量等；赔偿；国际制裁，即联合国安理会根据宪章第41条和第42条采取的武力和非武力的制裁措施。

以上所谓的刑事责任的方式，除了罚金之外，都不具有刑事制裁性质，都不是刑罚处罚，根本就不是国际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可见，这种随意扩大国际刑事责任范围的观点，混淆了国家刑事责任与国家责任的本质区别。

（三）国家是国家责任的承担者

国际犯罪由个人承担刑事责任，国家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国际法并不免除国家的一般国际责任。国家承担国际责任的国际法规则，从19世纪后期开始，通过许多国际仲裁裁决而形成了习惯国际法，但是，至今仍然处于习惯法的支配之下。当然，国家的国际责任，作为国际法上的一项制度，它也是一种国际法律责任。为了与国际刑事责任相区别，笔者将这种国家责任称为一般国际责任。在国际法上，“国家责任”，“国际责任”和“国际法律责任”是经常通用的，并无特别的不同之处。

根据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979年拟定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规定，笔者认为，所谓国家责任，是指一国因其违背国际义务的国际不当行为或不行为可归因于国家，或者，国家实施了国际罪行所应当承担的国际法律责任。

国家责任的行为，包括二个方面：其一，是国际不当行为或不行为。这种行为不一定直接以国家的名义作出，符合草案规定的其它机关或代表国家的个人的行为，均可以归因于国家而成为“国家行为”（草案第2章）。其二，是国际罪行，即必须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的国际犯罪（草案第19条）。国家由于以上行为而承担国际法律责任。

国际责任的形式，草案第1条规定：“一国对于该国的每一国际不当行为需负国际责任”，但是，草案并没有具体规定“国际责任”的表现形式，更没有规定所谓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因此，国际责任的形式，只能从国际法实践中加以归纳。具体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限制主权。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盟军对德国和日本所实行的军事占领和管制。其二，恢复原状。例如，1977年1月19日，关于利比亚政府与外国公司得克萨克－卡拉西亚斯蒂克争端案的仲裁裁决。该裁决称，恢复原状是对不履行合同的正常制裁。其三，赔偿损失。例如，1927年，常设国际法院关于霍佐夫工厂案的判决指出，责任形式以恢复原状为原则，如不能恢复原状，则以金钱赔偿代替。补偿的义务是未遵守公约的不可或缺的后果，这无需在公约中作出明确规定。其四，道歉。作为最轻的一种国家责任形式，道歉，在国家之间经常发生。

综上所述，国际法发展到今天，在国家刑事责任与国家责任的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世界各国所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国家及其代表国家的个人，在实施了国际犯罪的场合，该国家及其代表国家的个人均可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但是，代表国家的个人对其国际犯罪行为直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具体表现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罚金等刑罚处罚；同时，该个人的国际犯罪行为还可以归因于国家，而被视为是国家的行为，使国家承担国家责任。但是，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国家承担国家责任的方式，具体表现为限制主权、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和道歉等责任形式。

四、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原则及其国际法实践

虽然，国家和个人都是国际犯罪的主体，然而，无论是国际法实践还是国际法立法均已证实，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而只有个人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因为，只有个人才有能力承受刑罚处罚。

（一）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原则的确立

在传统的国际法上，国家在国际法上不负国际刑事责任，对于代表国家行事的个人所作的国际犯罪行为，个人是不为国家行为承担责任的。如果，个人服从或执行国家的政策或命令而实施了国际犯罪，该个人并不承担刑事责任，而是由该国家承担国家责任。

最早规定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规范和实践，可以追溯到《凡尔赛和约》。1919年1月，五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外交部长在凡尔赛召开会议，准备起草对德和约（《凡尔赛和约》）。同时，还任命了若干个委员会以处理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第二委员会负责处理战争发动者的责任和刑法问题。该委员会建议对战争负有责任的任何个人，无论其官居何位，包括国家元首，都应该承担刑事责任。

根据《凡尔赛和约》第227条的规定，协约国及其参战各国公开控诉前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破坏国际道义和条约尊严的严重罪行，并成立了一个由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等五国组成的特别法庭。特别法庭有权决定其应当适用的刑罚。《凡尔赛和约》第228条和第229条还规定，德国承认协约国有权以战争罪审判德国国民并承担将罪犯交给由协约国组成的军事法庭的义务。然而，由于威廉二世逃亡荷兰，并得到荷兰政府的庇护，致使对战争罪犯的审判最终没有实现。但是，《凡尔赛和约》正式确立了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原则，即，个人作为国际罪行的实施者，在实施国际犯罪行为时，无论其身份如何，也无论是以国家的名义或以国家代表的名义所作的行为，都应当承担与其犯罪行为相适应的刑事责任。

（二）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实践

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建立和审判实践，再次重申并证实了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原则。

1943年10月30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发表了关于严惩战争罪犯的《莫斯科宣言》，决定起诉并追究德国战争罪犯的刑事责任。1945年8月8日，美国、前苏联、英国和法国签署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及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在德国纽纶堡设立了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并对德国法西斯战争罪犯进行审判。

根据宪章第6条的规定，法庭有权审判及惩罚一切为轴心国利益以个人身份或团体成员身份犯有罪行的个人。犯罪人应负个人责任。同年10月18日，国际军事法庭受理了对戈林、赫斯等24名战犯的起诉。1946年10月1日，国际军事法庭作出判决，其中，12名战犯被判处绞刑，3名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4名战犯被判处10年至20年有期徒刑。有3人被宣告无罪，另有2人在审判中死亡。

1945年7月26日，中国、美国和英国了“促使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随后，前苏联也作了附署。波茨坦公告规定了日本投降时必须接受的各项条件，并决定对日本战争罪犯处以严厉的法律制裁。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总部了《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特别通告》（以下简称“通告”）及其附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法西斯战争罪犯进行审判。上述特别通告和宪章是在盟国的授权下拟定的，而且，其国际军事法庭是由中国、前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印度、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11个国家的法官组成。实际上，这是盟国之间的国际协定，具有条约的效力。根据宪章第5条规定，法庭有权审判及惩罚以个人身份或团体成员身份犯有的各种罪行，犯罪个人应单独承担责任。

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受理了对东条英机等28名战犯的起诉，并于同年5月3日开始审判。结果，在受审的28人中，除2人在审判期间死亡，1人丧失行为能力外，其余25人中，有7人被判处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2人被分别判处20年和7年有期徒刑。

上述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其判决书中认为，个人因违反国际法而受到惩罚。违反国际法的罪行是由个人而不是由抽象的实体实施的，因此，只有惩罚实施这些犯罪的个人，才能使国际法的规定得到执行。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确立了许多原则。但是，这些原则的确立并非因为判例本身的作用，而是由联合国决议及有关的条约加以确立的。1946年1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95（1）号决议，确认了《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所包括的国际法原则。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于1950年编篡了《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及其判决书中所包含的原则。其中有一项就是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原则。

（三）当代国际法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最新实践

当代国际法的审判实践和国际立法，再一次重申了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原则。《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规约》第7条第1款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规约》第6条第1款都明确规定，凡计划、教唆、命令、犯有或协助或煽动他人计划、准备或进行规约所涉犯罪的个人，应该为其犯罪行为承担个人责任。

1991年6月，在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境内爆发了一场民族间的武装冲突。为此，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宣布国际人道主义法对各参战方均有拘束力，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个人应承担刑事责任。1993年2月22日，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建立一个“起诉对1991年以来，在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人员的国际法庭”，简称“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1993年6月，安理会通过决议，宣告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正式成立，并通过了法庭规约。根据规约第7条第1款的规定，对人的管辖权范围是自然人；排除了对法人、实体和国家的管辖权。

1962年7月1日卢旺达宣告独立后，图西族和胡图族多次发生民族冲突。卢旺达国内爆发了全面内战。在这场内战中共有50多万人死亡，200多万人逃亡国外。1994年11月8日，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设立一个国际法庭，负责起诉1994年1月1日至1994年12月31日期间，卢旺达境内灭绝种族和其它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责任者，以及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灭绝种族和其它这类犯罪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该法庭简称“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根据法庭规约的规定，对人的管辖权范围是自然人，即卢旺达公民；个人负担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

1998年7月17日，国际社会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外交大会上通过了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以下简称“规约”）。规约第25条明确规定，法院对实施了法院管辖权范围内的国际犯罪的自然人有管辖权；犯罪的个人根据规约的规定承担个人责任，并受到处罚…。规约同时还规定，关于个人责任的任何规定，并不影响国家根据国际法所承担的责任。可见，《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明确规定了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原则，而没有涉及任何国家犯罪和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

综上所述，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也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国家的行为总是由其代表人物策划并具体实施的，在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但是，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因其代表国家的个人构成国际犯罪的，其个人的行为应归因于国家。据此，国家应当承担国家责任；国家因为不能承受刑罚而没有能力承受国际刑事责任。个人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在其构成国际犯罪的情况下，应当由其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但是，个人只能作为国际犯罪和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而并不能成为国际法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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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承担范文篇4

关键词：法律责任;经济法法律责任;社会责任

一、我国现行的法律责任体系

(一)法律责任概述

1.“责任”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有双重含义:一是分内应做的事;二是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而应承担的过失。前者表示积极方面,具有肯定性;后者则表示消极方面,具有否定性。两者也是相互联系的。哈特认为,责任至少应当包括:(1)角色责任;(2)因果责任;(3)应负责任;(4)能力责任。也就是说,责任范围是很大的。法律责任是由特定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亦即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这种传统的法律责任概念只强调了责任的消极后果,使得“有限责任”、“证明责任”和责任制之“责任”等概念无法解释。经济法学者却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提出要考虑责任的积极功能,扩张责任的含义,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的含义包括:角色责任、能力责任、公共责任、财产责任、组织责任、道德责任。

2.法律责任是指因违反了法定义务或契约义务,或不当行使法律权利、权力所产生的,由行为人承担的不利后果。法律责任的特点在于:(1)法律责任首先表示一种因违反法律上的义务(包括违约等)关系而形成的责任关系,它是以法律义务的存在为前提的;(2)法律责任还表示为一种责任方式,即承担不利后果;(3)法律责任具有内在逻辑性,即存在前因与后果的逻辑关系;(4)法律责任的追究是由国家强制力实施或者潜在保证的。

3.根据违法行为所违反的法律的性质,可以把法律责任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违宪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

(1)民事责任是民事主体因违反民事义务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它主要是一种民事救济手段,旨在使受害人,被侵犯的权益得以恢复。

(2)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因其犯罪行为所必须承受的,由司法机关代表国家所确定的否定性法律后果。

(3)行政责任是指因违反行政法规定或因行政法规定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4)违宪责任是指由于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某种法律和法规、规章,或有关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公民从事了与宪法规定相抵触的活动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5)国家赔偿责任是指在国家机关行使公权力时由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所引起的由国家作为承担主体的赔偿责任。

(二)对现有法律责任的分析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另一种说法是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国际法,经济法,环境法,军事法这八大部门法。那么,是否每一个法律部门都应该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是否需要在现有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基础上增加经济法责任、社会法责任或者环境法律责任呢?首先,违法经济法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并且,这种责任是具有独立性的。目前,关于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主要观点分为三类,即固有与援引说,综合责任说和彻底独立性说。经济法的责任形式我认为不应该是民法、刑法、行政法法律责任形式的简单综合,但是,仅基于此就设立一个经济法法律责任,这种观点是否妥当呢?这是令笔者感到疑惑的。

其次,我认为,将法律责任划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是出于对违法行为或者不合法行为进行纠正时法律所代表的主体以及其法益目标两者进行衡量而产生的:民事责任是法律站在平等主体之间的立场上,其法益目标是维护公平、平等,因此大多为补偿性措施,比如恢复原状、赔偿损失、道歉等等;刑事责任我认为是法律以国家的名义,在强制力的保障下,法益目标是对公正、正义的追求,通过惩罚犯罪而达到预防犯罪,所以大多是惩罚性手段,比如罚金、有期徒刑等等;行政责任则是政府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目的是政府管理职能的实现,所以一般是吊销营业执照、查封等行政行为。而经济法的法益目标是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代表的经济法主体是生产和再生产领域的消费者、经营者和管理者。

第三,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往往不是单一的,在接受刑事责任的惩罚的同时,还要承担民事上的赔偿责任,如交通肇事逃逸的法律后果。因此,违反经济法后,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应该是包括刑事、民事、行政责任在内的综合性责任。

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必然存在

(一)经济法律责任的学界观点

国内学者对经济法责任的认识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其含义大致有法律后果说、应付代价说、强制义务说、义务后果双重说、后果义务措施说等。

责任承担范文篇5

关键词：政府责任；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公众评议政府

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责任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有着直接的关系，政府责任是指政府及其官员因其享有国家行政权而相应承担的遵循宪法原则、维护国家法律制度、保卫国家安全、发展公共事业、维护公民生命和财产不受侵犯等方面的责任。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行政干预的力度加大，行政责任也就加强了。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自由主义国家也成为经济发展的机关，成为社会均衡的保证人，承担起对整个社会实施规制的全面责任。在现代国家，一方面维护和强化了关于秩序和安全的责任；另一方面，国家又干预经济社会关系，行政必须监视经济的运作，保证经济的发展，防止经济的危机，行政保证个人的福利，在所有方面充分保障个人的发展。政府权力不断扩张要求政府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探讨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是民主和法治的需要。

一、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性质

（一）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民主政治性

在民主的社会里，政府组织是由大众所创立的，为了大众而设立，以及需要对大众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法治政治，因此，民主政治更是责任政治。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责任，体现了民主制度的发展。政府从不负责任，到负完全的责任，是由于民主政治发展的结果。

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种委托-之间的关系来概括。委托-理论是伴随着现代股份制公司的出现和发展而逐步成熟起来的，其核心是通过明确委托人与人特定的责、权、利关系，建立相应机制，处理公司结构中所有者与经营者以及各层组织之间的关系。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委托-关系可以广泛地发生于一切组织、一切合作性的活动中。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公民的委托，公民委托的前提是政府必须为公民的利益而行使公共管理权力，同时，不允许政府滥用公共权力，并且行使权力者必须因使用了公共权力来承担相关的责任。

但是，在现代社会，从权力的运作方式来看，政府权力在不断扩张。社会发展也要求政府扩张权力，而权力的扩张如果缺少了边界，那么权力总会越过边界而发生滥用权力的现象。当今世界，各个国家的政府在发展的过程中，总会碰到政府权力扩张的现象，政府自身也有不断扩张权力的动力，如果缺少对于权力的控制的方式，政府权力仍将继续增长。

公共部门权力的增长具有两面性，由于国家权力的存在，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国家权力的存在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正如诺思所说：“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1］政府权力运用适当可以让经济取得快速发展，乃至出现超越常规速度的发展，但是，一旦政府权力使用不当，将会严重危害到民主政治前途。在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上，最好的解决之途就是：“授予政府多少权力，必须课以相等的责任。”

（二）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义务性

对于公共管理主体来说，承担政府管理责任的过程，是一个为公民服务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政府的义务性。从理论上说，公共管理的责任和义务是一致的，乃至是同一个概念，只是在一般的伦理学中，为了向近代以来的政治学和法学原则妥协，把责任和义务分开。其实，“责任和义务是同一个东西，在人的某种社会关系中，是以外在规定的形式存在的，而在另一种社会关系中，就成了人的内在规定，在本质上，责任和义务是统一的，都是人与他人、与社会的一种特殊关系，只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些特定的阶段，责任义务才出现了分离的状态。”［3］

近代社会，虽然在政治理念上提出了平等的要求，而在事实上人们之间的社会等级差别并没有真正取消，所以，关于责任和义务的概念区分也依然存在。由于近代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造成了对社会等级的痛恨，进而这种情感在人们的心理结构中所产生的作用总表现为极力去模糊那些具有等级社会特征的概念的质，更多地赋予其形式化的内涵。所以，公共管理责任和义务越来越不趋于同一。

 政府公共管理的责任，也就是政府公共管理的义务。这种义务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行为向国家权力主体承担尽责效力、谋取利益、提供公共服务和遵法执行的义务。我国的公共管理责任体现为政府要向产生它的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最终体现为向主权的所有者--公民尽义务；二是与政府层级节制的行政权力的下授权相一致，下级官员对于上级官员负责，承担忠于职守、努力工作、提高效率和遵纪守法的义务，这种义务具有行政法规的性质。

（三）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制度性

政府公共管理责任是政府整体政治法律制度的一部分，又自成体系。

首先，公共管理责任在国家整体政治制度中，政府机关和行政官员的行为受到法律、法规的制约，在现实中与政治法律过程中的其它国家机关及其官员发生相互制约的关系。当公共管理主体的行为违法乱纪时，就会被追究责任，这种内在机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政治制度发生作用的结果。

其次，公共管理主体的责任都是通过行政法规的形式制度化、固定化和合法化，并以此作为追究政府行为责任的依据。这样既便于政府尽自己的义务来负责，又可以以此来规定政府的行为，使政府的行为做到行之有据。

再次，公共管理责任是一个制度化了的控权体系。在民主政治的社会里，公共管理责任，主要依靠外在的控权体系来约束政府权力，为了确保公共的意志和法律得以执行，就需要依据控权的程序来防止和反对政府权力用来追求自身的利益，防止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建立和健全政府责任的控权体系，以政府的制度化责任来规范政府的行为。

二、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承担责任的重要性

（一）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是民主政治的体现从政府合法性角度上看，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当然应对人民负责。政府公共管理责任作为民主政治时代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它要求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要求并积极采取行动加以满足；政府必须积极地履行其社会义务和职责；必须承担道义上的、政治上的和法律上的责任；政府必须接受来自内部的和外部的控制以保证责任的实现。政府必须对民意负责，进而应对民选的代议机构负责。因此主权的拥有者要想有效地掌握控制权力，则对于一个机构的任何授权，必须同时课以相应的责任。权力如果分散并有边界，那就容易控制。但政府机构拥有较大的权力，并且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权力呈不断扩张的趋势，假如这种趋势继续发展而越过了某种边界，致使民主控制失去了作用，那就可能鼓励独裁政治的出现。

从西方国家政府无责到政府负有限责任，直至负全责，这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体现。责任型政府职能的确立是西方国家控权理论在公共管理理论上运用的结果，而权力制衡正是我们所缺少的。西方国家责任型政府理论，就是强调政府应承担的责任，然后控制政府的责任，追究政府的不负责任行为。这是对政府有效的监督方式之一，因为，处置权的实现，才能让政府行使权力时能够慎重，否则会被追究责任，政府官员由此而承担失职责任。建立责任追究制，使政府不敢轻易滥用权力。

（二）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是依法治国的体现

以制约国家权力和保障自由人权为核心的现代法治，是与民主政治和商品经济相伴生的伟大制度化运动。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对“国家”进行治理，这里的“国家”是包括政府在内的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政权机关，是法治的客体，而公民和社会是法治的主体。当然，依法治国必然要求国家机关依法立法、依法行政和依法审判，也就是要求国家行为法制化。不过，这是依法治国对国家运行机制的具体要求，是社会对国家进行限制这一法治原则的具体体现，而不是依法治国的本质本身。法治下的政府必须对法律负责，受法律监督。对政府而言，政府责任不仅意味着政府要对公民负责，而且要对法律负责。政府的行政行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法定程序实施，严格依法行政；行政权不得滥用，必须接受法律的制约；滥用行政权力造成的损害必须能够经过法定程序予以救济，并对行政违法责任人追究责任。

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法治之下的政府必然是责任政府，必须对公民和社会负责，而不是凌驾于公民和社会之上的官僚机构。在法治国家，政府的行政权是人民赋予的，并通过法律予以明确规定，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有权依法对政府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

;（三）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是政府廉洁的体现

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政府高效廉洁的基本前提。实现高效行政是实现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基本目标和应有之义。如果一个政府管理缺乏效率，不能为公民和社会提供优良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不能有效地推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就是政府的失职。因此，政府履行职责也体现在效率上，体现在为公民和社会提供高效的组织管理和社会服务上，也体现为有效地利用各种公共资源造福人类，总之，体现在有效地推动社会生活的全面发展上。

同样，廉政也必然要求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廉政意味着政府及其官员坚持公共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如果政府官员为政不廉，政府中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泛滥，实质上是政府官员以渎职为前提谋取个人私利，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这样的政府显然不会是负责任的政府。责任政府与行政效率具有内在的互动关系，一个政府有效率才能切实地履行政府责任，同时负责任的政府才能有效率。责任政府与廉政也是相辅相成的。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与廉政具有共同的制度基础和人格基础，贪污腐败官员在人格上的堕落表明已经失去了对公民、对社会的负责精神，一个不廉洁的政府不可能把公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全心全意对公民负责。因此，公民对政府高效廉洁的诉求，最终转化为建构政府公共管理责任机制，只有负责任的政府才能实现高效廉洁。

（四）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是政府能力的体现

依据官僚层级制建立起来的政府，在实际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存在着效率低下、相互推诿和争夺权力等多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和现象。在公众合法权益不断受到侵害，国家资产也不断遭受损失的今天，人民呼吁责任政府的出现。如果不负责任的状况严重发展下去就会使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进一步下降，甚至会影响到政府的合法性，使政府的管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必须建构责任政府。

确立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责任，可以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很难说是一个管理能力强、管理效能高的政府。政府只有时刻对自己的行为向公众负责，才有利于自身的发展，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管理水平。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要求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有效性。这种全面的小康社会是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要求政府对社会各领域的管理负起更加重要的责任，而不是仅仅关注经济增长和发展，更重要的还有社会公平发展。“只有权衡各方面利益的政策策略才能够同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公平发展的目标。”［4］这对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水平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解决社会稳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迫切要求建立责任政府。

三、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承担责任的方式

（一）让公众来评议政府

从制度设计上看，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承担责任，应该有公众的广泛参与，因为公众是政府行政行为的直接对象，他们对于政府行为的好坏，最有权力作出判断。让公众来评议政府，更为有效和准确，并在正确评价的基础上，追究相关政府部门的责任。从实践上看，兴起于江浙一带的公众评议政府制度，得到了全国各地政府广泛的认同。让公众来评判政府的优劣，已成为让政府部门承担相关责任的重要手段，这一手段大大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有效行政。

首先，要让公众评价政府行为的宪法责任。我国的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一规定揭示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宪法也是应该承担违宪责任的。可以这样说，宪法责任是政府公共管理的最核心的责任，离开了宪法责任，其他任何责任都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宪法是国家的母法，任何行为只要是与宪法相违背，就肯定是不合法的，是应该追究宪法责任的。所以，在现代民主国家，违宪行为是可诉的，有的国家甚至有专门的宪法法院，以审查公共管理过程中的政府的宪法责任。宪法权威的关键不在于公民是否服从，而在于政府自身是否服从。我们制订宪法的目的，不是为了以宪法来管制公民，而是以之规制国家的权力、配置国家的权力。宪法不是为无限制的最高国家权威辩护，而是为人权神圣与有限政府立言。因此，政府的任何行为（包括行政立法行为）都不能与宪法相抵触，宪法责任是公共管理过程的所应承担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责任。由于我国的法制建设还不够健全，还没有违宪责任追究机制，也没有宪法法院，因此，往往出现违反了具体的法律（如刑法）可以追究责任，但是违反了宪法却无法追究政府责任的局面。让公众来评判政府的宪法责任，这是维护人民主权所必需的；让公众对政府的行为从宪法的角度来评判，是保护政府行为不违宪的重要手段；让公众从宪法的角度来评价政府行为的责任，可以抓住要领，从最高层次的宪法精神上评判政府应承担的责任。

其次，要让公众评价政府行为的政治责任。在民主政治之下，政府的一切行为、政府官员的一切行为须以民意为归依，统治者的权力建筑在被统治者的同意基础上，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所在，民主政治与传统专制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政府要承担政治责任。政府的政治责任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所作所为必须合乎目的性，即合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政府的决策必须依据人民的利益而制定，不可与人民的利益相违抗。如果政府决策失误或者行为有损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虽然政府不承担法律责任，但要承担公共管理过程中的政治责任；二是行政机关的首长要负责决策得到有效的执行。行政首长不一定非要亲自去执行不可，但他有责任拿出有效的措施，推动其下属按既定的目标行事，以确保决策得到有效的执行。如果行政首长所管辖的部门用人不当、管理不力、工作失察或在发现问题后又没有采取补救措施，从而造成重大损失，那就是失职，就要承担政治责任。追究政府的政治责任，要求我们应把评判政府政治责任的权力交给公众，因为政府的政治责任是围绕公众的利益进行的，公众对于政府是否执行了为人民的宗旨，最为关心。再次，要让公众评价政府行为的行政责任。政府是一个依据层级节制原则建立起来的组织，依据官僚层级制的要求，在政府体系内部，对上下级行政机关、领导及职务须任劳任怨地负行政责任和义务。政府机关一旦建立，经过合法程序进入行政体系的公职人员应当遵守法定的权限，不越权行事。政府是按官僚（层级）制构成的国家组织，政府官员们“个人是自由的，仅仅在事务上服从官职的义务”、“处于固定的职务等级制度之中”、“接受严格的、统一的职务纪律和监督”。

我国的政府行政组织具有严格的等级制，每一个公务员要严格地执行权力机关的决定和命令。在层级节制的体系中，对上有服从的责任和义务，对下有监督的义务。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除了司法人员依法审查的诉讼案件不受上级的干涉外，一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上级的命令有忠实服从的义务和责任。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有保守秘密的责任和义务，无论是否主管事务，均不得泄露；也不能以私人或代表机关的名义任意发表有关职务的谈话。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自当符合法定的目的，不滥用职权，不容假借权力，以图本身的利益或图利他人或加害于人；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自当合理行使裁量权，避免行政失当。上述内容都属于政府公共管理的行政责任。最后，要让公众评价政府行为的道德责任。如果政府行为明显与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相背，就应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生活与行为若不能适合人民及社会要求的道德标准和规范，将会失去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一个口碑不好的官员的形象必然会影响政府的形象。所以，在现代社会对于官员首先要求他是一个合格的“公民”，然后在此基础上被选拔为担当公共事务管理者，并由法定程序任命，最终从法律上和道义上获得人们的认同。一个官员不仅要有娴熟的政策执行技术，更要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公共管理的道德责任对于公共管理事务来说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公共管理来说，法律责任是一种被动的责任，而道德责任则是主动的责任。道德责任具有主动性和自觉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只有具有了充分的道德责任，才能在法律对于他的岗位责任存在空缺的时候，更充分地履行其岗位责任。把评判政府行为的道德责任交给公众，是促进政府行为具有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公众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评价政府的道德责任：一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这是社会主义公共管理道德责任的核心内容；二是必须遵守公务员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三是必须有工作责任心和尽职尽责的思想意识。

（二）让政府回应公众

让公众评议政府只有追究政府责任的基础和前提，要实现政府因行政行为失范而承担责任，要求政府必须回应公众的评价和请求，否则政府责任承担就成了空话。

“从最广意义上来看，政府责任是指政府能够积极地对社会民众的需求做出回应，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公正、有效率地实现公众的需求和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责任意味着政府的社会回应。”［6］政府必须是“市场”导向（marketingorientation）。从“市场”的观点来看，当一个政府回应并满足了“民众市场”的要求时，政府便是有责任的。在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给过程中，强调和树立“顾客”（clients）的观念和价值，倡导“顾客至上”（clientsfirst）、“顾客取向”（consumer-oriented）。

其目的是使政府回应社会的需要、公民（顾客）的需求，即要求政府具有“回应性”（responsiveness）的能力。政府回应公众的核心，是使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统一在一定的公共服务生产模式之中，通过减少中间环节和扩大社会参与，在保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正常供应的同时，努力去满足人们多样性的个性需求和价值期望。实现政府对公众的回应是现代行政的重要标志，它与传统公共行政的责任价值存在根本的区别：传统公共行政的责任在方向上更多的是向上的，是对中央机构、选举性官员负责任，责任对象是政治决策者和行政上级机关；推行政府向公众回应后，政府责任的方向是向下的，是对机构所要实现的目的和所要服务的社会群体即顾客负责。

政府回应公众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政府回应公众是以政府服务的对象为目的，政府回应公众可以避免政府行政过程中，因循守旧，脱离现实，只知执行，不知变通等弊病。政府回应公众反对形式主义和对结果的忽视，认为负责任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目的既是机构的使命所在，又是机构存身的根基，因而献身于规则不再足以保护官员免于批评和指责。负责任的政府是以公众为本的政府，政府行政的目的成为政府行为灵活性的一个主要源泉，利用目的来指导行政机构和行政官员，一方面可强化公共服务生产的针对性和适应性，满足社会中真正需要服务的那部分成员；另一方面通过扩大行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赋予其自主选择更有效率、更经济的供应公共服务的生产方式，在效率的基础上实现公众的需求。

（三）让公众追究政府责任

政府承担责任的方式有很多，其中让政府接受公众追究责任的方式最为有效和持久，因为，公众是政府施政的对象。政府如果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让政府自身纠偏，远没有让公众来纠偏更有动力。

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公民的委托，要让政府恪守这一原则，需要公众督促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自觉”遵循。既然人非天使，绝大多数人在多数时候就得自愿遵守对其行为的众多约束。一般来说，政府管理人员之所以会自愿服从，是因为“出于从伦理标准、中立默认至自利的种种原因。出于对自利的默认，出于不同的原因和伦理，大多数人都会自愿遵守。或者，正如马克斯·韦伯强调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深信权威系统的合法性。”［7］我国政府是按照社会主义制度来建立的，其工作人员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我们从没有放弃过对于公务员政治思想上的教育。我们对于公务员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公务员就是人民的公仆，这种公仆精神需要做到自愿地投身到为公众服务的行业中去，政府的公共权力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权力，而绝不是相反。至于公务员是否真的为人民服务了，是否真的当好了“公仆”，政府及公务员自己说不能算数，公众说了才能算数。

让公众督促政府遵循公共责任，前提是要有明确的公共追究责任机制。这就需要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至少明确个体哪种行为是合适的，哪些行为是不合适的，如果做了不合适的行为就要追究责任。有了这个“明确”，公众就能很方便地督促政府负责任。在政府管理过程中，有些标准是十分明确的，一个机构能正常运转往往就是依靠这些标准来进行的结果。如不可运用公车办私事、不准将办公用品带回家私用，这样一些标准往往不需要任何教育，工作人员都应该知晓。对于不需要教育就可尽知的标准，公众亦能知晓，因此，只要具备了公众追究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责任的机制，就可以促使政府负起责任。当前，我们缺少这种机制，如公车改革难以彻底进行，就是因为公车私用不是公众不知晓，而是知晓后没有追究政府责任的机制。如果完备了追究的机制，让公众来追究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无疑是最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

因为在民主政治的社会里主要依靠外在的控权体系来约束政府权力，所以还要求将公众追究政府责任制度化。由于政府是按照官僚层级制建立起来的组织，这种组织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层级节制，在其组织系统内，上级对下级基于隶属关系，具有强烈的控制关系，以维系下级对上级的命令-服从关系，最终达到责任的目的。上级机关对于下级机关、上级领导对于下级就有很大的监督权，下级最怕上级的监督。这种监督往往是最有效最直接的，但是这种责任监督的机制有一定的缺陷。这一缺陷主要在于上级领导、上级机关是否有兴趣监督，是否会对腐败的人和事“拍案而起”。实践证明，由于上级与下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是认为监督出下级的问题等于自身管理有问题，或是由于监督与不监督一个样，或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总之，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往往不到位，因此，也就出现行政监督往往难以真正追究到违法乱纪的下级，最终使监督权力成为虚设。作为最有监督热情的公众，在追究政府责任方面往往处于弱势，因为，责任追究往往是一种行使权力的行为，虽然公众理论上是权力的拥有者，但是公众不能靠自己去行使权力，只能依靠自己的代议机构来行使。根据我国的政治体制，代行人民权力的人大，选择产生“一府两院”，政府责任得靠代议机关来监督落实。而在政党政治体制下，代议机关又是接受执政党领导的。这样一来，公众要行使监督政府、追究政府责任的权力，往往要绕上很多个圈子，公众权力落实的圈子越多，公众权力越流于形式。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创造一种政治技术，以便于公众最直接最简便地追究政府责任。

笔者认为，让公众问责政府就是一种简便的政治技术。现在政府问责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官员依法行政，但这种政府责任追究制仍然是内容追究责任制度，其制度性的缺陷是靠政府“自觉”来进行，而政府不可能永远或在每一件需要承担责任的事务上都自觉。只有公众追究政府责任才是最有动力和持久的，因此，需要制度化公众问责政府机制。公众问责政府机制可以通过在公众公正评价政府的基础上，“一票否决”政府。公众对政府部门不满意，就问责政府部门领导，建立“不满意就撤换”制度。政府是为公众服务的，服务的质量不够好，完全可以做到让能够提供良好服务的人员来提供服务。“随时撤换”政府部门的相关人员，这是马克思主义原则的群众路线，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就已告诉了我们这一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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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承担范文篇6

一、当事人滥用起诉权之典型案例介绍

案例一：2003年6月份某日，北京市的一居民李某和朋友开车去山西省五台山旅游，途径山西省某县一偏僻路段时，发现有一人被过往车辆撞倒在地上，且昏迷不醒。李某当时没来得及细想，急忙和朋友把伤者抬到自己车上送往附近医院抢救，并打电话报告了110.后伤者经医院抢救后脱离生命危险并诊断为严重脑震荡。正当李某为自己做了一件善事而自得时，没想到几天后收到山西省某县法院传票，告之其出庭应诉。原来，伤者的亲属把李某当成肇事司机给告上了法庭，要求其承担伤者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各类赔偿费用20余万元。这突如其来的官司一下子就把李某给整晕了。但无奈之下，李某也只好聘请律师帮着应诉。

尽管伤者的亲属无法提供李某就是肇事司机的有效证据，而李某已收集和提供了大量的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但一审法院却判李某败诉。后李某通过上诉程序将此案改判，总算没有让其再掏20万元的冤枉钱。但李某为打这场官司而聘请律师、调查取证、来回差旅费等总计花费了5万余元。后来据说真正的肇事司机也给找着了。

案例二：2001年7月份，我国东北地区某市一家医药企业（以下称“破产企业”）因严重资不抵债被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2002年12月12日，破产企业清算组委托该市拍卖行对破产企业的有形（包括厂房、机器设备等）和无形资产（包括知识产权、药品批号等）进行了公开拍卖，列入拍卖的资产中还包括破产企业的部分债权（约一百余万元）。上述被拍卖破产资产（实际应称“破产财产”）被该市另外一家医药企业（以下称“A公司”）购得。2003年2月13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该破产清算程序终结。

2005年7月份，也就是在破产企业宣布清算程序终结两年以后，A公司突然将已破产企业的原股东B公司（在南方某省注册的一家内资企业）和C公司（在北京注册的一家内资企业）在破产企业所在地告上法庭，要求B公司和C公司对其已购买的破产企业一百余万元债权承担偿还责任。需要说明的是：破产企业一百余万元债权是破产企业在破产整顿期间因对外销售药品形成的债权（债务人也不是B公司和C公司），而且该破产债权已经破产企业清算组选定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过合法有效的审计确认，与破产企业股东B公司和C公司无任何法律上的关系。在破产整顿和清算期间，破产企业股东B公司和C公司无任何违反股东义务或责任之情形。

此案法院已开庭三次，至今未结案，给被告当事人已造成为应付诉讼而聘请律师、调查取证、来回差旅费等5万余元损失（因此案件未审结，有关费用损失还可能继续增加）。

二、关于滥用起诉权行为的法律构成要素

通过对上述两个当事人滥用起诉权行为典型案例介绍，我们不难发现上述案件就表现形式或法律构成而言存在如下一些共性要素：

（一）涉案被告与被诉之案由不存在法律上的牵连关系，即作为案件的诉讼依据来说，不具备起诉的“讼因”。在案例一中，被告没有涉及交通肇事，原告不能证明被告就是实施侵害的肇事司机，而仅是依据被告把伤者送往医院的事实来提出诉讼；在案例二中，被告与破产企业没有债权或债务关系，原告也无法证明其所购买的破产企业债权与破产企业股东（被告）之间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而只是依据被告曾是破产企业股东之事实来提出诉讼。如果涉案被告与被诉案由有法律上的牵连，则不属于不具备起诉“讼因”的情况。

（二）针对被起诉案由，涉案被告“不适格”。在案例一中，如果原告以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为由提起诉讼，那么适格的被告应是肇事车辆司机或肇事车辆主人，而不应该是无关的第三方；在案例二中，如果原告以欠款或买卖合同纠纷为由提起诉讼，那么适格的被告应是具体的欠款方或合同债务人，而不应该是破产企业的股东。如果是被告与被诉案由有法律上的牵连，而只是原告不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那么不符合被告“不适格”的条件。

（三）原告方具有通过滥用起诉权达到某种不正当目的的主观过错，且已经实施了起诉行为。在案例一中，原告方因暂时找不到真正的侵权责任人，试图通过起诉李某的方式让其承担法律赔偿责任；在案例二中，原告方因超过了诉讼期限，难以去找真正的债务人（债务人有几十户）求偿，所以试图通过诉讼的形式达到让破产企业股东承担该笔债务的目的。上述原告方的行为有点类似诈骗（讹诈）的性质。

（四）法院已经对有关的案件进行了立案受理和开庭审理，且被告方当事人已到庭应诉，并为此遭受了相当数额的经济损失。在上述两个案件中，被告方当事人为了应对诉讼事件，都花费了相当数额的费用（若直接诈骗或毁坏5万元的公私财物是应该追究刑事责任的），而且该等费用损失与原告方当事人滥用起诉权行为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综上，需要明确说明的是：关于滥用起诉权行为的法律构成是有条件的，并不是在诉讼过程中原告一方败诉就一定构成起诉权滥用之情形。因为原告方败诉的理由可能是多方面的，如原告不具备起诉主体资格、提供证据不充分、超过诉讼时效等都有可能导致其承担败诉结果，而滥用起诉权只是导致其败诉的一种情形而已。本人以为，对滥用起诉权行为的法律构成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在程序法上被告与被诉案由没有法律上的牵连关系或者说被告“不适格”。

三、关于滥用起诉权的法律责任问题

上述案例是我们所选取的关于当事一方人滥用起诉权行为损害另一方当事人利益的典型案例，其实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案例在是否符合起诉权滥用法律构成上还是具有相当的模糊性的，其间所涉及的问题可能要复杂得多。对一些模糊性的非典型案例，我们暂且不去讨论，现在需要先行讨论的是滥用起诉权的法律责任问题。

（一）只要有了损害，是否就一定需要有人承担责任？大家都非常清楚，并不是对所有的产生损害结果的行为都会有人来承担法律上的责任的。比如因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因素介入所产生的损害后果；另外，当事人对其正当行使诉权行为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也不承担责任。但是在一方当事人完全没有过错，而另一方当事人却故意滥用法律上的诉讼权利使无过错一方当事人陷入到诉讼中来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不仅给另一方当事人带来了讼累，制造了经济上的损失，有时甚至还要遭受精神上的痛苦或名誉上的损害，且浪费国家宝贵的司法审判资源不说，甚至还促成腐败案件的产生。所以，我们只有要求滥用起诉权的当事人对其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法律上的赔偿责任才符合公平和正义的法治原则。

（二）是当事人责任，还是法院责任？关于滥用起诉权的行为，如果只认为是当事人一方的过错，恐怕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不符合案件的真实情况。因为当事人滥用起诉权必须借助于司法机关（法院）才能实现，如果法院对滥用起诉权的行为进行严格的程序审核且不给予立案受理的话，想必是不会轻易把“不适格”的被告牵涉到案件中来的，也不会让被告一次又一次地出庭，徒增相关应对诉讼的成本和费用。所以，对当事人滥用起诉权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当事人另一方是否直接有权要求法院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或提出国家损害赔偿）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探讨的问题。

（三）是一种补偿性责任，还是惩罚性责任？从法律性质进行分析，滥用起诉权的行为有点类似诈骗的性质（用比较通俗的话说就是“讹诈”或“坑人”）。这种行为对社会显然是有一定的危害性的，至少不可能是法律或道德所提倡的行为。如果只是让行为人承担一定的损失补偿责任的话，恐怕不利于制止或打击滥用起诉权的行为，也不利于实现受害一方的损失赔偿或心理平衡。我们认为：法律应该对滥用起诉权给他人造成损害后果的行为要求承担惩罚性的加倍赔偿责任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制止和杜绝起诉权滥用的情形；而且，行为人所承担的赔偿额应当包括对方律师费在内。

以上关于滥用起诉权行为之法律责任承担的分析只是笔者个人目前的一些粗浅想法，它的可行性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论证。

四、处理滥用起诉权案件所应遵从的基本法律原则探析

司法实践中所实际发生的滥用起诉权案例可能还是不少，但是真正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恐怕是少之又少。因为我们目前尚无追究滥用起诉权责任方面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定作依据；而且即便是真正出了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的当事人总是先从司法腐败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很少从滥用起诉权角度去思考问题或解决问题，并且对起诉权滥用之行为所产生社会危害性也存在认识上的不足。但是发现问题后，我们还是要必须处理和解决的，并且一定要按照法治的原则和精神来进行解决。下面我们就对处理起诉权滥用案件所应遵从的一些基本法律原则再做些简要探析。

（一）处理此类案件首先应遵从“比照本诉和反诉案件处理方式实行合并审理”的原则。依据《民诉法》相关规定，针对原告一方当事人的起诉，被告一方有权提起旨在抵消或吞并原告诉讼请求的独立的反请求，即反诉。反诉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它基于诉权的基本理论，旨在为了避免被告处于被动地位，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节省时间、人力和物力，同时也避免法院就同一事实或法律问题作出多次判决。对传统的反诉请求，还必须要求反诉标的与本诉标的有事实上和法律上的牵连关系。而被告方对原告方滥用起诉权的诉讼标的与原告方对被告方的诉讼标的在事实和法律上是没有牵连关系的，是不符合传统反诉标的条件要求的，但是如果不将此两案按处理反诉的方式进行合并审理，必然会进一步增加被告方的诉讼成本，达不到方便诉讼、节省诉讼成本和审判资源的目的。

（二）其次应采用“滥用起诉权先行确认”原则和“合议庭审判”原则。因为原告一方一旦被确认滥用起诉权，则必须向被告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审判机关为审慎处理此类案件，防止审判过程中出现过大的偏差，对涉及起诉权滥用的案件应当在诉讼答辩期或证据交换期限内对是否滥用起诉权问题依照被告的请求先行进行确认（超期不申请则视为放弃此项权利）。如果确认原告有滥用起诉权的可能性的，应当告之原告（原告可申请撤销或变更原诉讼）；若原告坚持起诉的，审判机关应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而不能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

责任承担范文篇7

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国际上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浪潮，这股浪潮也随之对我国企业和社会各界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简称CSR）指的是企业对社会合乎道德的行为，其要求是企业或组织在赚取利润的同时，必须主动承担对环境、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有学者将企业社会责任归纳为企业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

一、我国地方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中监督滞后、监管不力

从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说明，由于企业的逐利特点，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企业自身无法克服自己的固有毛病，就需要由相关中间机构来监督和管理，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和外界的压力，从外部强制企业改变自己的经营观念，从不愿接受到被动接受最后到主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在我国，这个监管责任就落在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头上。

（一）地方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中监管职能缺失

近年来，大矿难、毒奶粉、水污染、特氟龙、苏丹红……使我国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开始关注和重视，可是就在企业社会责任正在被大书特书的时候，最近又不断有媒体报道，2007年6月6日《潇湘晨报》中的《无锡蓝藻暴发有天灾也有人祸》一文中：“这些年太湖治理使太湖水质局部有所改善，但是这个改善的指标主要是COD，氮磷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2007年6月13日《潇湘晨报》的《“环保先进”单位直排污水40年》一文中：“该公司会议室墙壁上悬挂了30多个奖牌，其中有一块是2005年该县环保局颁发的环保先进单位奖牌”。2007年6月14日《潇湘晨报》《千名孩子被卖山西做苦工》一文中：“记者认为在解救中，面对的最大的阻力是，当地执法部门不配合”……

可见我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中不但监督滞后、监管不力，而且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及国际社会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对政府的要求还很不协调。

1、地方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知识知之甚少，社会责任意识淡薄。根据调查，很多地方政府官员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了解甚少，或者根本没有概念，对其利害也没有清醒的认识，对企业里存在的很多情况也不了解，甚至明知企业存在问题，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助长了部分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之风。

2、地方政府管理部门过分追求政绩和地方经济发展，追求GDP目标。地方政府只注重企业的利润和税收，注重经济发展和地方政绩，这种以牺牲劳动者利益而换取经济高速增长的行为模式，对企业守法行为的监督力度不够、执法力度不严。即使有些地方政府了解相关情况，也没有从整体上采取措施积极推进。

3、地方政府过分注重企业经济项目引进，忽略环境保护或很少考虑环境保护，将利润建立在破坏和污染环境的基础之上，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与企业是利益共同体,地方政府仅仅是看到了与企业目前经济利益的关系，而没有看到企业发展与地方经济长期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利害关系。

4、在员工权益保障方面，地方政府只注重不出或少出安全事故，不注重保护职业健康和员工权益保障，造成相当一部分企业中职工职业病严重，或者职工权益严重收到损害，部分企业降低职工的收入和福利、雇用童工、随意克扣工资、超时和超强度工作以追求利润最大化。

5、社会责任审计不完善、不健全。从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来看，现有的关于社会责任的法规仍以环境管理法规为主，而且没有制定关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规则、准则和指南。没有强制性法规的约束，地方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审计和企业信息披露不透明，没有完全对外公开。

6、缺乏可执行和可操作的企业社会责任认证标准和执行标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从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企业自发层面上，国家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标注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标准，地方政府也没有根据地方经济和地方企业发展制定相应的社会责任评价机制和评价体系。

二、强化我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中的监管行为的对策

1、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社会制度

（1）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既不让企业办社会，也不让社会来办企业。

（2）维护劳动者的权利，完善工会制度。发挥工会在保护劳动者权利保障、企业行使社会责任内部监督机制和平衡劳资力量的组织保障作用。

（3）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监督制度。利用社会审计机构和市场评议机构，及时批露企业行为，发挥消费者“用脚投票”的权利，引导全社会对企业进行监督。

（4）政府应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地方政府要主动为企业发展提供服务，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法制环境、政务环境和舆论环境。

（5）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应与国际接轨，建立企业社会责任评估体系，建立第三方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机构。我国政府应该尽快建立起第三方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机构和评价标准体系，定期向外公开，监督企业行为。地方政府则更多的是监管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的执行力度。

2、完善立法，严格执法

（1）制定和完善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法规。将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转化为详尽的可执行的成文法律，规范企业行为，使企业在法律面前，在地方正等国家机关的监控之下自觉履行其社会责任。

（2）地方政府严格执法，加大打击力度。地方政府应该严格执法，加大对企业的不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尤其是要重点打击侵害员工权益、偷税漏税、污染环境和浪费资源等现象。

（3）地方政府要依法行政，将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地方政府自身应该依法强化自己的行政管理职能，规范自身行为，减少地方行政命令，更要杜绝地方政府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借口，强行向企业摊派，要求企业捐赠、赞助，增加企业的额外负担。

（4）强化法律实施和监控。地方政府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劳动法》、《环境保护法》、《安全生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提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自觉性。

3、确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增强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增强员工和消费者的维权意识

（1）地方政府应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培训，提高政府管理部门的官员和企业经营者、管理者对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发展和地方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帮助企业树立社会责任的理念。

（2）地方政府应加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力度。让全社会都来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参与到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运动中来，营造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氛围。从环境促使企业认识到，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如若不然，就会给企业的长远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3）地方政府应鼓励员工、消费者的维权行为。政府应加强对员工和消费者的法律知识教育，简化维权的程序，降低维权的成本，同时提高地方政府的办事效率，对员工和消费者所反映的问题及时进行处理，维护其权益。

（4）地方政府要发挥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倡议和引导消费者从自身做起，带头消费企业社会责任的产品，抵制消费不负责任的企业产品，将企业社会责任转化为商机，让企业意识到追求利润与履行社会责任并不矛盾，企业的长期生存有赖于其对社会的责任，而社会福利又有赖于企业的盈利和责任心。

4、建立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和监督机制

（1）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和审计制度，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首先要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和审计制度，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其次，要求企业每年提供自己的社会责任报告，对自己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首先进行自我评价和自我监督。再次，要完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审计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检查，更好的促使企业承担其社会责任。

（2）建立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督机制。①地方政府应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督，对企业的经营行为应充分了解，并做出定期评估。利用法律、社会舆论、行政管理手段表彰认真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对那些严重违反劳动法、生产安全法和环境保护法的企业提出批评或惩罚，从而引导企业转变观念，朝着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向发展。②政府要建立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督机制，依靠媒体的舆论导向和宣传媒介作用。政府要发动社会公众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状况进行监督，建立起广泛的社会基础，号召社会公众的集体参与，各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要通过媒介的“曝光台”，促使企业在全社会的关注下规范其行为，更好地履行其社会责任。③建立推进企业公民建设的政府机构和协调机制。建立专门负责企业公民建设的政府机构和协调机制。该机构主要负责协调三层面的内容：一是协调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政策和措施；二是组织各种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活动；三是在国际上注重企业在所在国履行社会责任。

（3）建立政府奖惩制度。将企业公民建设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涵，设立政府奖。对履行社会责任，在改善员工工作和生活条件、加强环境保护、捐助公益和慈善事业等方面成绩突出的企业公民，予以政府奖励，而对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则给予重罚。

责任承担范文篇8

摘要：政府公共管理责任具有民主政治性、义务性和制度性三个特点。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承担责任具有重要的意义，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是民主政治的体现，是依法治国的体现，是政府廉洁的体现，也是政府能力的体现。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承担责任的方式包括让公众来评议政府、让政府回应公众及让公众追究政府责任三个方面。

关键词：政府责任；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公众评议政府

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责任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有着直接的关系，政府责任是指政府及其官员因其享有国家行政权而相应承担的遵循宪法原则、维护国家法律制度、保卫国家安全、发展公共事业、维护公民生命和财产不受侵犯等方面的责任。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行政干预的力度加大，行政责任也就加强了。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自由主义国家也成为经济发展的机关，成为社会均衡的保证人，承担起对整个社会实施规制的全面责任。在现代国家，一方面维护和强化了关于秩序和安全的责任；另一方面，国家又干预经济社会关系，行政必须监视经济的运作，保证经济的发展，防止经济的危机，行政保证个人的福利，在所有方面充分保障个人的发展。政府权力不断扩张要求政府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探讨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是民主和法治的需要。

一、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性质

（一）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民主政治性

在民主的社会里，政府组织是由大众所创立的，为了大众而设立，以及需要对大众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法治政治，因此，民主政治更是责任政治。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责任，体现了民主制度的发展。政府从不负责任，到负完全的责任，是由于民主政治发展的结果。

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种委托-之间的关系来概括。委托-理论是伴随着现代股份制公司的出现和发展而逐步成熟起来的，其核心是通过明确委托人与人特定的责、权、利关系，建立相应机制，处理公司结构中所有者与经营者以及各层组织之间的关系。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委托-关系可以广泛地发生于一切组织、一切合作性的活动中。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公民的委托，公民委托的前提是政府必须为公民的利益而行使公共管理权力，同时，不允许政府滥用公共权力，并且行使权力者必须因使用了公共权力来承担相关的责任。

但是，在现代社会，从权力的运作方式来看，政府权力在不断扩张。社会发展也要求政府扩张权力，而权力的扩张如果缺少了边界，那么权力总会越过边界而发生滥用权力的现象。当今世界，各个国家的政府在发展的过程中，总会碰到政府权力扩张的现象，政府自身也有不断扩张权力的动力，如果缺少对于权力的控制的方式，政府权力仍将继续增长。

公共部门权力的增长具有两面性，由于国家权力的存在，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国家权力的存在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正如诺思所说：“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1］政府权力运用适当可以让经济取得快速发展，乃至出现超越常规速度的发展，但是，一旦政府权力使用不当，将会严重危害到民主政治前途。在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上，最好的解决之途就是：“授予政府多少权力，必须课以相等的责任。”

（二）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义务性

对于公共管理主体来说，承担政府管理责任的过程，是一个为公民服务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政府的义务性。从理论上说，公共管理的责任和义务是一致的，乃至是同一个概念，只是在一般的伦理学中，为了向近代以来的政治学和法学原则妥协，把责任和义务分开。其实，“责任和义务是同一个东西，在人的某种社会关系中，是以外在规定的形式存在的，而在另一种社会关系中，就成了人的内在规定，在本质上，责任和义务是统一的，都是人与他人、与社会的一种特殊关系，只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些特定的阶段，责任义务才出现了分离的状态。”［3］

近代社会，虽然在政治理念上提出了平等的要求，而在事实上人们之间的社会等级差别并没有真正取消，所以，关于责任和义务的概念区分也依然存在。由于近代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造成了对社会等级的痛恨，进而这种情感在人们的心理结构中所产生的作用总表现为极力去模糊那些具有等级社会特征的概念的质，更多地赋予其形式化的内涵。所以，公共管理责任和义务越来越不趋于同一。

政府公共管理的责任，也就是政府公共管理的义务。这种义务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行为向国家权力主体承担尽责效力、谋取利益、提供公共服务和遵法执行的义务。我国的公共管理责任体现为政府要向产生它的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最终体现为向主权的所有者--公民尽义务；二是与政府层级节制的行政权力的下授权相一致，下级官员对于上级官员负责，承担忠于职守、努力工作、提高效率和遵纪守法的义务，这种义务具有行政法规的性质。

（三）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制度性

政府公共管理责任是政府整体政治法律制度的一部分，又自成体系。

首先，公共管理责任在国家整体政治制度中，政府机关和行政官员的行为受到法律、法规的制约，在现实中与政治法律过程中的其它国家机关及其官员发生相互制约的关系。当公共管理主体的行为违法乱纪时，就会被追究责任，这种内在机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政治制度发生作用的结果。

其次，公共管理主体的责任都是通过行政法规的形式制度化、固定化和合法化，并以此作为追究政府行为责任的依据。这样既便于政府尽自己的义务来负责，又可以以此来规定政府的行为，使政府的行为做到行之有据。

再次，公共管理责任是一个制度化了的控权体系。在民主政治的社会里，公共管理责任，主要依靠外在的控权体系来约束政府权力，为了确保公共的意志和法律得以执行，就需要依据控权的程序来防止和反对政府权力用来追求自身的利益，防止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建立和健全政府责任的控权体系，以政府的制度化责任来规范政府的行为。

二、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承担责任的重要性

（一）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是民主政治的体现从政府合法性角度上看，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当然应对人民负责。政府公共管理责任作为民主政治时代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它要求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要求并积极采取行动加以满足；政府必须积极地履行其社会义务和职责；必须承担道义上的、政治上的和法律上的责任；政府必须接受来自内部的和外部的控制以保证责任的实现。政府必须对民意负责，进而应对民选的代议机构负责。因此主权的拥有者要想有效地掌握控制权力，则对于一个机构的任何授权，必须同时课以相应的责任。权力如果分散并有边界，那就容易控制。但政府机构拥有较大的权力，并且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权力呈不断扩张的趋势，假如这种趋势继续发展而越过了某种边界，致使民主控制失去了作用，那就可能鼓励独裁政治的出现。

从西方国家政府无责到政府负有限责任，直至负全责，这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体现。责任型政府职能的确立是西方国家控权理论在公共管理理论上运用的结果，而权力制衡正是我们所缺少的。西方国家责任型政府理论，就是强调政府应承担的责任，然后控制政府的责任，追究政府的不负责任行为。这是对政府有效的监督方式之一，因为，处置权的实现，才能让政府行使权力时能够慎重，否则会被追究责任，政府官员由此而承担失职责任。建立责任追究制，使政府不敢轻易滥用权力。

（二）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是依法治国的体现

以制约国家权力和保障自由人权为核心的现代法治，是与民主政治和商品经济相伴生的伟大制度化运动。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对“国家”进行治理，这里的“国家”是包括政府在内的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政权机关，是法治的客体，而公民和社会是法治的主体。当然，依法治国必然要求国家机关依法立法、依法行政和依法审判，也就是要求国家行为法制化。不过，这是依法治国对国家运行机制的具体要求，是社会对国家进行限制这一法治原则的具体体现，而不是依法治国的本质本身。法治下的政府必须对法律负责，受法律监督。对政府而言，政府责任不仅意味着政府要对公民负责，而且要对法律负责。政府的行政行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法定程序实施，严格依法行政；行政权不得滥用，必须接受法律的制约；滥用行政权力造成的损害必须能够经过法定程序予以救济，并对行政违法责任人追究责任。

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法治之下的政府必然是责任政府，必须对公民和社会负责，而不是凌驾于公民和社会之上的官僚机构。在法治国家，政府的行政权是人民赋予的，并通过法律予以明确规定，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有权依法对政府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

（三）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是政府廉洁的体现

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政府高效廉洁的基本前提。实现高效行政是实现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基本目标和应有之义。如果一个政府管理缺乏效率，不能为公民和社会提供优良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不能有效地推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就是政府的失职。因此，政府履行职责也体现在效率上，体现在为公民和社会提供高效的组织管理和社会服务上，也体现为有效地利用各种公共资源造福人类，总之，体现在有效地推动社会生活的全面发展上。

同样，廉政也必然要求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廉政意味着政府及其官员坚持公共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如果政府官员为政不廉，政府中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泛滥，实质上是政府官员以渎职为前提谋取个人私利，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这样的政府显然不会是负责任的政府。责任政府与行政效率具有内在的互动关系，一个政府有效率才能切实地履行政府责任，同时负责任的政府才能有效率。责任政府与廉政也是相辅相成的。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与廉政具有共同的制度基础和人格基础，贪污腐败官员在人格上的堕落表明已经失去了对公民、对社会的负责精神，一个不廉洁的政府不可能把公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全心全意对公民负责。因此，公民对政府高效廉洁的诉求，最终转化为建构政府公共管理责任机制，只有负责任的政府才能实现高效廉洁。

（四）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是政府能力的体现

依据官僚层级制建立起来的政府，在实际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存在着效率低下、相互推诿和争夺权力等多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和现象。在公众合法权益不断受到侵害，国家资产也不断遭受损失的今天，人民呼吁责任政府的出现。如果不负责任的状况严重发展下去就会使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进一步下降，甚至会影响到政府的合法性，使政府的管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必须建构责任政府。

确立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责任，可以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很难说是一个管理能力强、管理效能高的政府。政府只有时刻对自己的行为向公众负责，才有利于自身的发展，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管理水平。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要求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有效性。这种全面的小康社会是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要求政府对社会各领域的管理负起更加重要的责任，而不是仅仅关注经济增长和发展，更重要的还有社会公平发展。“只有权衡各方面利益的政策策略才能够同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公平发展的目标。”［4］这对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水平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解决社会稳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迫切要求建立责任政府。

三、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承担责任的方式

（一）让公众来评议政府

从制度设计上看，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承担责任，应该有公众的广泛参与，因为公众是政府行政行为的直接对象，他们对于政府行为的好坏，最有权力作出判断。让公众来评议政府，更为有效和准确，并在正确评价的基础上，追究相关政府部门的责任。从实践上看，兴起于江浙一带的公众评议政府制度，得到了全国各地政府广泛的认同。让公众来评判政府的优劣，已成为让政府部门承担相关责任的重要手段，这一手段大大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有效行政。

首先，要让公众评价政府行为的宪法责任。我国的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一规定揭示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宪法也是应该承担违宪责任的。可以这样说，宪法责任是政府公共管理的最核心的责任，离开了宪法责任，其他任何责任都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宪法是国家的母法，任何行为只要是与宪法相违背，就肯定是不合法的，是应该追究宪法责任的。所以，在现代民主国家，违宪行为是可诉的，有的国家甚至有专门的宪法法院，以审查公共管理过程中的政府的宪法责任。宪法权威的关键不在于公民是否服从，而在于政府自身是否服从。我们制订宪法的目的，不是为了以宪法来管制公民，而是以之规制国家的权力、配置国家的权力。宪法不是为无限制的最高国家权威辩护，而是为人权神圣与有限政府立言。因此，政府的任何行为（包括行政立法行为）都不能与宪法相抵触，宪法责任是公共管理过程的所应承担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责任。由于我国的法制建设还不够健全，还没有违宪责任追究机制，也没有宪法法院，因此，往往出现违反了具体的法律（如刑法）可以追究责任，但是违反了宪法却无法追究政府责任的局面。让公众来评判政府的宪法责任，这是维护人民主权所必需的；让公众对政府的行为从宪法的角度来评判，是保护政府行为不违宪的重要手段；让公众从宪法的角度来评价政府行为的责任，可以抓住要领，从最高层次的宪法精神上评判政府应承担的责任。

其次，要让公众评价政府行为的政治责任。在民主政治之下，政府的一切行为、政府官员的一切行为须以民意为归依，统治者的权力建筑在被统治者的同意基础上，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所在，民主政治与传统专制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政府要承担政治责任。政府的政治责任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所作所为必须合乎目的性，即合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政府的决策必须依据人民的利益而制定，不可与人民的利益相违抗。如果政府决策失误或者行为有损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虽然政府不承担法律责任，但要承担公共管理过程中的政治责任；二是行政机关的首长要负责决策得到有效的执行。行政首长不一定非要亲自去执行不可，但他有责任拿出有效的措施，推动其下属按既定的目标行事，以确保决策得到有效的执行。如果行政首长所管辖的部门用人不当、管理不力、工作失察或在发现问题后又没有采取补救措施，从而造成重大损失，那就是失职，就要承担政治责任。追究政府的政治责任，要求我们应把评判政府政治责任的权力交给公众，因为政府的政治责任是围绕公众的利益进行的，公众对于政府是否执行了为人民的宗旨，最为关心。

再次，要让公众评价政府行为的行政责任。政府是一个依据层级节制原则建立起来的组织，依据官僚层级制的要求，在政府体系内部，对上下级行政机关、领导及职务须任劳任怨地负行政责任和义务。政府机关一旦建立，经过合法程序进入行政体系的公职人员应当遵守法定的权限，不越权行事。政府是按官僚（层级）制构成的国家组织，政府官员们“个人是自由的，仅仅在事务上服从官职的义务”、“处于固定的职务等级制度之中”、“接受严格的、统一的职务纪律和监督”。

我国的政府行政组织具有严格的等级制，每一个公务员要严格地执行权力机关的决定和命令。在层级节制的体系中，对上有服从的责任和义务，对下有监督的义务。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除了司法人员依法审查的诉讼案件不受上级的干涉外，一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上级的命令有忠实服从的义务和责任。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有保守秘密的责任和义务，无论是否主管事务，均不得泄露；也不能以私人或代表机关的名义任意发表有关职务的谈话。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自当符合法定的目的，不滥用职权，不容假借权力，以图本身的利益或图利他人或加害于人；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自当合理行使裁量权，避免行政失当。上述内容都属于政府公共管理的行政责任。最后，要让公众评价政府行为的道德责任。如果政府行为明显与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相背，就应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生活与行为若不能适合人民及社会要求的道德标准和规范，将会失去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一个口碑不好的官员的形象必然会影响政府的形象。所以，在现代社会对于官员首先要求他是一个合格的“公民”，然后在此基础上被选拔为担当公共事务管理者，并由法定程序任命，最终从法律上和道义上获得人们的认同。一个官员不仅要有娴熟的政策执行技术，更要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公共管理的道德责任对于公共管理事务来说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公共管理来说，法律责任是一种被动的责任，而道德责任则是主动的责任。道德责任具有主动性和自觉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只有具有了充分的道德责任，才能在法律对于他的岗位责任存在空缺的时候，更充分地履行其岗位责任。把评判政府行为的道德责任交给公众，是促进政府行为具有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公众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评价政府的道德责任：一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这是社会主义公共管理道德责任的核心内容；二是必须遵守公务员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三是必须有工作责任心和尽职尽责的思想意识。

（二）让政府回应公众

让公众评议政府只有追究政府责任的基础和前提，要实现政府因行政行为失范而承担责任，要求政府必须回应公众的评价和请求，否则政府责任承担就成了空话。

“从最广意义上来看，政府责任是指政府能够积极地对社会民众的需求做出回应，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公正、有效率地实现公众的需求和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责任意味着政府的社会回应。”［6］政府必须是“市场”导向（marketingorientation）。从“市场”的观点来看，当一个政府回应并满足了“民众市场”的要求时，政府便是有责任的。在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给过程中，强调和树立“顾客”（clients）的观念和价值，倡导“顾客至上”（clientsfirst）、“顾客取向”（consumer-oriented）。

其目的是使政府回应社会的需要、公民（顾客）的需求，即要求政府具有“回应性”（responsiveness）的能力。政府回应公众的核心，是使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统一在一定的公共服务生产模式之中，通过减少中间环节和扩大社会参与，在保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正常供应的同时，努力去满足人们多样性的个性需求和价值期望。实现政府对公众的回应是现代行政的重要标志，它与传统公共行政的责任价值存在根本的区别：传统公共行政的责任在方向上更多的是向上的，是对中央机构、选举性官员负责任，责任对象是政治决策者和行政上级机关；推行政府向公众回应后，政府责任的方向是向下的，是对机构所要实现的目的和所要服务的社会群体即顾客负责。

政府回应公众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政府回应公众是以政府服务的对象为目的，政府回应公众可以避免政府行政过程中，因循守旧，脱离现实，只知执行，不知变通等弊病。政府回应公众反对形式主义和对结果的忽视，认为负责任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目的既是机构的使命所在，又是机构存身的根基，因而献身于规则不再足以保护官员免于批评和指责。负责任的政府是以公众为本的政府，政府行政的目的成为政府行为灵活性的一个主要源泉，利用目的来指导行政机构和行政官员，一方面可强化公共服务生产的针对性和适应性，满足社会中真正需要服务的那部分成员；另一方面通过扩大行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赋予其自主选择更有效率、更经济的供应公共服务的生产方式，在效率的基础上实现公众的需求。

（三）让公众追究政府责任

政府承担责任的方式有很多，其中让政府接受公众追究责任的方式最为有效和持久，因为，公众是政府施政的对象。政府如果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让政府自身纠偏，远没有让公众来纠偏更有动力。

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公民的委托，要让政府恪守这一原则，需要公众督促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自觉”遵循。既然人非天使，绝大多数人在多数时候就得自愿遵守对其行为的众多约束。一般来说，政府管理人员之所以会自愿服从，是因为“出于从伦理标准、中立默认至自利的种种原因。出于对自利的默认，出于不同的原因和伦理，大多数人都会自愿遵守。或者，正如马克斯·韦伯强调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深信权威系统的合法性。”［7］我国政府是按照社会主义制度来建立的，其工作人员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我们从没有放弃过对于公务员政治思想上的教育。我们对于公务员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公务员就是人民的公仆，这种公仆精神需要做到自愿地投身到为公众服务的行业中去，政府的公共权力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权力，而绝不是相反。至于公务员是否真的为人民服务了，是否真的当好了“公仆”，政府及公务员自己说不能算数，公众说了才能算数。

让公众督促政府遵循公共责任，前提是要有明确的公共追究责任机制。这就需要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至少明确个体哪种行为是合适的，哪些行为是不合适的，如果做了不合适的行为就要追究责任。有了这个“明确”，公众就能很方便地督促政府负责任。在政府管理过程中，有些标准是十分明确的，一个机构能正常运转往往就是依靠这些标准来进行的结果。如不可运用公车办私事、不准将办公用品带回家私用，这样一些标准往往不需要任何教育，工作人员都应该知晓。对于不需要教育就可尽知的标准，公众亦能知晓，因此，只要具备了公众追究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责任的机制，就可以促使政府负起责任。当前，我们缺少这种机制，如公车改革难以彻底进行，就是因为公车私用不是公众不知晓，而是知晓后没有追究政府责任的机制。如果完备了追究的机制，让公众来追究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无疑是最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

因为在民主政治的社会里主要依靠外在的控权体系来约束政府权力，所以还要求将公众追究政府责任制度化。由于政府是按照官僚层级制建立起来的组织，这种组织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层级节制，在其组织系统内，上级对下级基于隶属关系，具有强烈的控制关系，以维系下级对上级的命令-服从关系，最终达到责任的目的。上级机关对于下级机关、上级领导对于下级就有很大的监督权，下级最怕上级的监督。这种监督往往是最有效最直接的，但是这种责任监督的机制有一定的缺陷。这一缺陷主要在于上级领导、上级机关是否有兴趣监督，是否会对腐败的人和事“拍案而起”。实践证明，由于上级与下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是认为监督出下级的问题等于自身管理有问题，或是由于监督与不监督一个样，或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总之，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往往不到位，因此，也就出现行政监督往往难以真正追究到违法乱纪的下级，最终使监督权力成为虚设。作为最有监督热情的公众，在追究政府责任方面往往处于弱势，因为，责任追究往往是一种行使权力的行为，虽然公众理论上是权力的拥有者，但是公众不能靠自己去行使权力，只能依靠自己的代议机构来行使。根据我国的政治体制，代行人民权力的人大，选择产生“一府两院”，政府责任得靠代议机关来监督落实。而在政党政治体制下，代议机关又是接受执政党领导的。这样一来，公众要行使监督政府、追究政府责任的权力，往往要绕上很多个圈子，公众权力落实的圈子越多，公众权力越流于形式。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创造一种政治技术，以便于公众最直接最简便地追究政府责任。

笔者认为，让公众问责政府就是一种简便的政治技术。现在政府问责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官员依法行政，但这种政府责任追究制仍然是内容追究责任制度，其制度性的缺陷是靠政府“自觉”来进行，而政府不可能永远或在每一件需要承担责任的事务上都自觉。只有公众追究政府责任才是最有动力和持久的，因此，需要制度化公众问责政府机制。公众问责政府机制可以通过在公众公正评价政府的基础上，“一票否决”政府。公众对政府部门不满意，就问责政府部门领导，建立“不满意就撤换”制度。政府是为公众服务的，服务的质量不够好，完全可以做到让能够提供良好服务的人员来提供服务。“随时撤换”政府部门的相关人员，这是马克思主义原则的群众路线，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就已告诉了我们这一原则。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20.

［2］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325.

［3］张康之.公共管理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84.

［4］世界银行.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57.

［5］［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46.

责任承担范文篇9

同志在报告中提出，和谐社会要靠全社会共同建设。实现企业与社会和谐发展是企业之本。企业只有重视并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才能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促进社会效益的增长。

抚顺石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注重积极支持和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我们的“千万吨炼油、百万吨乙烯”工程，通过企地协作、项目配套、科技转化等工作，协助地方安排了70个配套工程项目，解决15万人就业。企业在发展的同时也要努力把改革发展的成果回报社会。抚顺石化关心社会公益事业，广泛开展向社会献爱心活动。今后我们还会继续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人民日报》(2007-10-19第07版)

责任承担范文篇10

中国人民银行颁布施行的《支付结算办法》第14条第4款规定：“本条所称的伪造是指无权限人假冒他人或虚构他人名义签章的行为。签章的变造属于伪造”。据此可知，所谓票据伪造是指无权限人为了行使票据权利，假冒他人名义或者虚构他人名义签章的行为。最常用的分类是将票据伪造分为出票伪造和背书伪造。下面分析风险承担问题时就将以出票伪造和背书伪造分别展开。

二、两大法系下票据伪造的风险承担

由于伪造的票据并不是被伪造人的真实签章，因此通常情况下被伪造人绝对免责，而此时持票人或者承兑人如果发现了票据伪造的事实，该由谁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呢？如果持票人可以追索到伪造人，显然可以要求伪造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伪造人在取得不法利益后往往会携款潜逃或者已经将不法利益挥霍殆尽无法归还他人所受损失，因此此种情况下产生了由谁承担风险的问题。

下面就将结合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规定具体对出票伪造和背书伪造两种情况下的风险责任承担进行分析。

(一)出票伪造的风险分担

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法系国家关于出票伪造风险责任负担的原则非常相近，都主张由持票人或付款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公务员之家（）人负担风险责任。

1.持票人负担风险责任

持票人负担风险责任的时点主要在出票伪造的票据未获承兑或付款之时。根据各国票据法的规定，当票据在提示承兑或提示付款时，如果付款人发现了出票伪造事实，则可以拒绝承兑或拒绝付款，因为出票伪造的票据是无效票据，付款人自无付款之责。在无法查找伪造人或伪造人无力赔偿的情况下由持票人负担风险责任。

2.付款人承担风险责任

由付款人负担出票伪造的风险责任具体分为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付款人对于票据已经付款的情形。对于出票伪造的票据，持票人如果提示付款的，付款人虽进行了审查但是未发现伪造的事实而善意地付款给持票人，付款行为有效，付款人不得要求被付款人偿还所付款项，而只能向伪造人追偿。但是，如果持票人明知出票人的签名系伪造仍提示付款，付款人善意地予以支付的，则持票人应将取得的款项返还给善意付款人。

第二种情形是付款人对伪造的出票已经承兑的情形。在汇票制度中，汇票到期前，持票人一般都会根据票据提示请求付款人承兑。若付款人未能发现出票伪造的事实而予以承兑，并且承兑之后才发现伪造的事实，则他对承兑后已付对价的善意持票人不得以该汇票系伪造为由撤销承兑或拒绝付款，而仍应向承兑后的持票人履行付款义务。付款人此时若要挽回损失只能要求伪造者赔偿损害。

3.出票伪造风险责任负担的例外

如果将出票伪造的风险责任全部归由付款人承担显然可能会导致不公平的情形，因此各国规定了出票伪造风险责任负担的例外规定，也就是由出票人负担出票伪造的风险责任。在大陆法系国家，这种例外主要是通过是允许双方约定将原由付款人负担的风险责任转嫁给被伪造人(出票人)。在英美法系国家，关于出票伪造风险责任的例外规定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⑴适用禁反言原则。此种情况主要指如果被伪造人明知票据上出票人的签名是伪造他的签名，他却以行为或沉默方式有意使别人相信该签名为其真实签名，之后他就不能对善意购买人或其他善意第三人否认签名的真实性，以签名伪造为抗辩拒绝承担票据责任。⑵出票人对伪造签名的追认。出票人一经追认，即应承担票据上的责任。⑶被伪造人有过失。显然此种情况下出票伪造的风险责任就应由被伪造人负担。⑷支票客户违反审查、通知义务。客户如不履行审查义务，或发现伪造事实不及时通知银行，银行错误付款的损失就将由客户承担。

(二)背书伪造的风险责任

1.付款人的风险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形：第一，伪造人伪造了出票人的签章并且以收款人的身份取得票款。因为受委托的付款人是基于委托关系对票据持票人(此时为伪造人)为付款业务，而在背书伪造中被伪造人并未进行真正授权，因此最终的风险应该落在付款人身上；第二，伪造人伪造了出票人的签章并且以自己为收款人，却以收款人的身份将票据转让给第三人，由第三人取得票款。因为第三人属善意取得票款并支付了对价，此时付款人没有审查出出票的伪造，进行了错误的付款，责任理所应当自己承担，因此最终的风险仍然由付款人承担；第三，出票人的签章是真实的，但是伪造人伪造了原合法持票人的背书将票据转让给第三人，付款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第三人付了款，此时的风险仍由付款人承担。

2.持票人的风险持票的风险有以下两种情形：第一，伪造人伪造出票人的签章，以自己作为收款人并将票据转让给善意第三人，到第三人提示付款时，如果付款人发现出票伪造而拒绝付款，相对于付款人而言，由于持票人更容易发现票据伪造的事实，因此应由持票人承担风险；第二，出票人的签章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公务员之家（）是真实的，伪造人伪造了原合法持票人的背书并将票据转让给第三人，此时付款人如果审查出票据上有背书伪造的存在，同时拒绝付款的，此时应当由持票人承担风险。原因在于持票人最易防范和发现票据背书伪造，因此其只能依民法原理向伪造人请求赔偿或追回损失，如果无法实现此项请求权，最终的风险由善意持票人承担。

3.被背书人的承担风险的情形主要有两种：第一，伪造人伪造了出票人的签章并以自己为收款人，并将票据背书转让给被背书的第三人，第三人又将票据背书转让给最后持票人，最后持票人为善意，而付款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最后持票人付了款。此时真实签章人应就其在票据上的任何记载事项承担票据责任；第二，出票人的签章是真实的，但是伪造人伪造了原合法持票人的签章并将其背书转让给被背书的第三人，随之第三人又将票据背书转让给善意的最后持票人，付款人在不知伪造背书的情况下向最后持票人付了款，此时最终的风险落在从伪造人手中取得票据的被背书人(也就是真实签章人)身上。

三、我国票据伪造风险承担的完善

我国现行票据法中对票据伪造并未明确区分出票伪造与背书伪造。在票据伪造的法律效力上，也基本上是采纳大陆法系国家的规定，即坚持“无签名无责任”原则，因而伪造人和被伪造人都不承担票据责任。但在实践中，最终风险落在付款人身上的要多一些。并且票据法的相关规定也不够直接、细致，因而使得法律在适用过程中缺乏可操作性，导致实践中出现很多的纠纷，因此很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来对票据伪造进行系统的规定。

(一)出票伪造风险承担的完善

在出票伪造的风险承担上，我国应坚持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原则上应当由付款人承担，此外可以进行司法解释，规定以下几点，以完善出票伪造的风险承担：

1.允许出票人与付款人之间以事前约定方式风险责任由出票人承担。根据我国票据法的规定，出票人与付款人之间须有资金关系，且资金关系的性质为委托关系，因而出票人与付款人(主要是银行)之间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那么双方可以通过协议的方式就票据伪造的风险承担问题进行约定。但是由于实务中都是付款人为了规避风险往往约定风险责任由出票人承担，因此应当结合合同中免责条款的规定。也就是，应当规定，协议约定可以免除付款人的一般过失，而对付款人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免除责任的条款无效。

2.承认被伪造人追认的效力。基于被人对于无权人的无权行为的追认的理论，可以规定，对票据上的伪造签章，被伪造人可以追认，即伪造的票据经出票人追认后就成为有效票据出票人(也即被伪造人)应承担出票责任。

3.采纳英美法上的禁反言原则。也就是说如果被伪造人对票据伪造明知并且以明示或默示的方法向他人表示票据上的出票签章并非伪造，那么对于善意第三人，被伪造人应当承担票据责任。

4.被伪造人管理不严等自身失误造成票据被伪造的，应承担风险。比方说被伪造人对于票据管理不严、曾经公开表示授权伪造人某项权利等过错，此类情况下显然票据伪造的风险归由被伪造人承担。

5.被伪造人未尽通知义务的，应当由被伪造人承担风险。也就是说被伪造人在知道其签章被伪造后，应负有通知付款人的义务。因为被伪造人往往是最先知道票据可能被伪造的人，如果他及时将此情况告知付款人，他们将会对提示付款的票据更加认真地审查，尽量避免错误付款。至于未尽通知义务的举证责任，应由付款人承担。

6.被伪造人违反审查通知的义务。按照银行工作流程，银行应向客户按时发送票据付款对账单，在银行向客户发送已作废票据及对账单一定时间之后，如该客户未提出异议，客户便无权再要求将银行错误划出的账款划回。

(二)背书伪造风险承担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