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趋势范文10篇

研究趋势范文篇1

【关键词】新媒体;文创产品;设计趋势

一新媒体发展现状

新媒体泛指区别于以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为主要传播媒介的传统传播载体的新型传播手段总称，简单地说，新媒体是一种媒介环境。一般来说，新媒体具备以下特点。第一，价值化。媒体本身具备的价值与所传播内容的价值性是新媒体发展的重要评价内容，媒体作为信息载体本身具备其价值。而在其载体上进行传递、扩散的内容信息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两者价值有效融合，共同推进新媒体向前发展，二者缺一不可，弱一不可。第二，原创性。新媒体在传播手段和传播内容上的创造性共同表现为一种原创性，是手段和内容相互影响和促进形成的结果，这种原创性是新媒体创新能力的核心动力。第三，影响力。影响力是评价媒体效果的重要标准，新媒体的发展将当今的媒体影响力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各种媒介终端设备、表现手段几乎将每一个人带入到新媒体环境中，目不暇接的热门话题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极大地影响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的相互关系。新媒体在这样的影响力下不断调整，发展出适合未来媒体发展的形式和内容。第四，可持续性。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应变性和可持续性。新媒体是基于传统媒体发展出来的，在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中不断自我迭代，不断调整以适应更具创新力、效率的现代媒体环境。

二文创产品设计现状

中国文创产业起步较晚，但是基于我国悠久的历史传承、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巨大的消费市场和快速增长的文创消费热情，文创产业发展已经纳入国家战略层面，高附加值的文创产业已经成为国内经济增长中的亮点。然而作为文创产业的主要载体，文创产品的发展却远落后于行业的整体发展，文创产品设计现状呈现以下几种状态：第一，“IP搬运工”。“IP”是新媒体环境下关注度极高的一个词，这里的“IP”指知识产权，大量的文化周边产品便是“IP”的直接载体，如日本经典卡通形象之一“哆啦A梦”，是动漫周边产品中炙手可热的大“IP”，目前为数不少的中国文创企业，正在通过不断购买知名“IP”的方式开发文创产品，此类文创产品可以迅速被市场接受，被消费者认可。但从根本上说，此类文创产品的共性是重产品弱创意，处处受制于版权方，更有甚者因为版权方的频繁授权，而导致文创行业内部同类型产品间恶意竞争，进入低价低质的恶性循环。第二，“到此一游”。“到此一游”是我们熟知的一种旅游生态，和在标志性旅游景点合影留念的习惯一样，中国游客的传统消费习惯之一就是购买当地“土特产”，也就是旅游纪念品。传统旅游纪念品都给人一种“鸡肋”的感觉，放之无用，弃之可惜。究其原因，主要是同质化现象极为严重，在泰山买到的旅游纪念品，到了庐山一样可以买到，唯一的区别是把“泰山”两字换成“庐山”；在海南三亚销售的贝壳纪念品也许和北戴河销售的一样产自浙江地区。旅游纪念品市场的粗放型发展，缺乏基本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原创意识，过度商业开发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第三，“贴图”设计。中国传统文化极其深厚，其中大量的符号蕴含了先辈的智慧和审美，如寓意喜庆和睦的“双喜”，寓意时来运转吉祥如意的“回纹”，更有蕴含着深厚哲学思想的太极“阴阳鱼”等，无一例外都是代表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然而当下文创产品设计呈现出一种滥用中式传统符号的现象，为了文化而文化的产品设计并不鲜见，大量的文创产品设计表里不一，对传统图形符号的滥用更多的是因为对传统文化的不解，缺乏最基本的尊重和敬畏感，误导消费者。

三充分运用新媒体的文创产品设计趋势

利用新媒体手段，文化传播和创意产品设计可以更加科学、精准、有效地结合，消费者对个性化、符号化文创产品的需求日益迫切，未来文创产品设计会着力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品牌优先原则。从“IP”热中，不难看出消费者对于目标消费的热衷程度。未来文创产品设计首先要着眼于品牌建设，品牌是最大的“IP”，对于品牌的理解有助于设计师和消费者相互沟通。品牌是设计师和消费者之间的纽带，品牌是文创产品设计的灵魂，是消费者对产品所产生的价值观体现，打造中国市场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文创产品品牌是未来文创产品设计的当务之急。这一点北京故宫博物院走在了前面，以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以及故宫文化的文创产品设计被广泛认可，这个“IP”已经深入人心。第二，差异化原则。我国幅员辽阔，地理气候千差万别，各民族大融合，文化习俗差异迥然，文创产品设计应该更接地气，深挖不同文化习俗间真正吸引人的内容，利用新媒体的高效传播能力，通过文创产品设计吸引更多的人对当地的文化习俗、风土人情产生浓厚的兴趣，把旅游纪念品升级成地域文化创意产品，不仅有线下文创产品，更要打造线上文创产品，推陈出新，在市场的管理方面可以借鉴日本的原产地限定措施，即哪里的文创产品只能在哪里卖，最大程度保证专属性和不同地区文化间的差异性。第三，传承性原则。充分发挥新媒体环境的多层次、多样化传播手段，将文化、知识点更高效地传播出去，让更多的受众对传统文化、传统符号、传统知识等有更清晰和全面的了解，提升大众对中国传统审美的理解，只有基于对传统美的认识和理解，才能对现代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有着更为丰富和综合的理解，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需要积极的引导和传承；文创产品设计从业者更加需要利用新媒体从更丰富更深层次的角度发掘文化符号背后的故事，将文化内涵用通俗易懂并且符合现代人审美的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提高文化归属感。综上所述，充分运用新媒体环境所带来的便利性，将文创产品设计与新媒体充分融合，顺应时展需要，力争打造有着中国金字招牌的现代文创产品。

参考文献

［1］樊幸，张道海．论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文化创意产品的创新设计研究［J］．包装世界，2016（3）

［2］杨淳．系列化在旅游纪念品设计中的应用［J］．艺术与设计（理论），2008（2）

研究趋势范文篇2

“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趋势，是从关注大脑神经生物活动到关注大脑的高级认知功能;从关注部分层面到关注全脑层面;从关注脑活动与行为的关系开始到关注动态考察脑结构和功能的发育;从关注脑和外在行为开始到关注‘基因和环境———脑———行为’。”［2］因此，由于认知神经科学本身所具有的研究复杂性，使得对其的哲学研究也从一开始表现出差异。神经哲学(Neurophilosophy)和神经科学哲学(PhilosophyofNeuroscience)就成为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研究的两类不同称谓，而这个领域中的工作也常常因为关注焦点和研究兴趣不同而被划分至两个不同的研究范式之中。神经哲学，顾名思义，是以哲学的视野来审视神经科学学科内部的概念和主题，或者说对神经科学的研究内容给予哲学式的解读和讨论。按照这样的理解，传统的哲学研究方法和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渗透进这种研究范式之中。比如一方面，它尝试使用来自神经科学中的信息来探讨宽泛的哲学问题，包括传统上属于心灵哲学研究视域下的身心(mind－body)问题等研究主题。另一方面，神经哲学研究范式的出现也从客观上深化了哲学与神经科学二者研究之间的关联。基于神经哲学中的理论往往建立在神经科学的发现基础上，这些理论往往内在地表现出唯物的特征，也就是诉诸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去解释感觉、知觉、记忆等精神现象以及语言的脑机制问题。通过肯定身体与行为的联系就将思想、情感等精神现象与物理性质的身体连接起来，与此同时，包括fMRI(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以及脑损伤研究方法等实证研究就进一步地将认识论中的传统问题(如感觉、直觉、记忆、推理等)脑认知化，从而使神经哲学显现出自然主义的研究态度。这样一来，在研究基点上包括在观点和立场上自然地对立于试图依据心灵和思想去解释精神的唯心论、二元论以及功能论中的部分理论。当然，神经哲学的关注点仍然在于传统的主流哲学问题上，比如什么是情感、什么是愿望的本质、什么是道德认知的神经基础，类似这样的问题依然构成了神经哲学的主要内容，但是毫无疑问，这些传统的哲学问题被赋予了更多的有关神经科学的经验发现，而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受到了相关神经系统研究成果的支持与限制。神经科学哲学，科学哲学的新兴研究领域，它更多地使用了源自于科学哲学的严格概念和研究方法去分析和解释神经科学的内容和成果，也因此在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上相比神经哲学来说要更加集中和收敛。随着神经科学最近20年来获取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成就，特别是受到最近有关脑认知发现的显著增加的鼓励，神经科学哲学开始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研究领域在整个科学哲学研究当中凸显出来，并受到越来越多的科学哲学家的关注和介入。这一情景出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方面，“过去的30年当中科学哲学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局域性，关注点从科学行为的一般特征转换到具体的特定学科的概念、问题和难点上。”［3］另一方面，“认知和计算神经科学持续地关涉和影响了人文学科传统上所强调的问题，包括意识的本质、行为、知识和规范性，特别是有关大脑结构和功能的经验发现表明自然主义的方法可以在传统的哲学命题上得到详细的应用，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哲学思考”［3］，这就为神经科学哲学的出现打开了大门。由此，尽管传统的哲学包括心灵哲学的分析方法，相当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对精神和主体自我存在的抽象思考之上，但新兴的神经科学哲学则更多地借鉴了来自于神经科学的实证研究，从而表征出了自然主义的研究特征，或者说是一种自然化的哲学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神经科学哲学”与“神经哲学”之间的区分还可以由两个范式内探讨的问题加以区分。“如果说神经科学哲学关注了神经科学中的基本问题，那么神经哲学则关注了神经科学的概念对传统哲学问题的应用。这样，探索神经科学理论中使用的不同的表征概念就是前者的适用范围，而检查神经逻辑综合症的应用就是后者的例子。”［3］具体来看，与神经哲学主要关注于什么是情感和什么是愿望以及什么是道德认知的神经基础相比，神经科学哲学则主要倾向于从有关神经科学内部提问传统的哲学问题，并就这些问题进行形而上学的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包括:什么是神经科学的发现与解释?什么是神经科学的表征和解释机制?对此，既可以用描述的方式加以回答又可以用规范的方式给予分析。依照前者，神经科学哲学就演化为一种对认识机制的自然主义的说明，它将对传统的心理学研究给予支撑;依照后者，神经科学哲学就过渡为一种认识论的替代，尽管并非所有的认识机理都能够获得有效的建构。综上所述，当代神经科学与脑认知研究的蓬勃兴起在回答和解决人类认知功能机制的同时也从客观上充实和支持了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以神经元和脑组织结构为研究对象的神经科学就与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联系起来，成为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前沿领域。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两种范式尽管在研究方法和关注问题上存在差异，但是其研究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点毫无疑问是相同的。从哲学特别是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探讨人类认识机制的必然过程，毕竟相较于传统的拷问内心的心灵反思，认知神经科学哲学“使得我们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能够直接看到大脑的认知活动，即大脑在进行各种认知加工时的功能定位和动态过程”［4］，而这显然就成为认知神经科学出现在哲学领域的直接推动力。这样，以心理加工的神经机制研究为基础、以思维和大脑结合的神经研究为目标、以心理和认知功能在大脑中实现为核心问题，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出现和繁盛就成为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关注问题

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出现明显受到了认知神经科学的鼓励和支持，而后者的出现则源于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成功，正是在二者共同作用的基础上，人类探索认知活动的脑机制成为可能。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对智能信息系统越来越高的需求，认知科学的诸多核心学科分支，如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和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都意识到在各自研究领域内出现的难点需要在统一的脑认知平台上加以解决。由此诞生出的认知神经科学在充分汲取认知科学营养的同时，也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特问题和理论，而对这些理论的形而上学思考就构筑起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思考的主要问题。1．认知功能定位。认知功能定位理论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凸显源自于最近20年来的神经影像技术的突飞猛进，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手段和方法就是fMRI和PET技术。但是与此前的脑损伤研究相类似，神经影像研究同样遇到了挑战和质疑。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大脑皮层中有许多不同的细胞群负责和控制不同的肌体，然而无论是脑损伤还是神经影像研究都暗含一种假设，即存在着单一的皮层区域和细胞结构控制和负责了有机体的某一种构成性功能。但这一假设受到了诸多神经科学哲学家的质疑，认为其过分依赖于单一区域控制前提。他们认为脑处理过程行为应该是一个整体过程，大脑的绝大多数区域都涉及认知行为过程本身，而绝不仅仅只是局部区域，此前的定位理论不过是将功能与效果相混淆。应该说，这一解释实际上是符合复杂论和整体论原则的，大脑的复杂认知过程绝不仅仅是各部位的简单堆积和组合，因此从这一观点来看，定位理论确实先在地表现出了还原论和物理主义的思想，但是鉴于大脑研究的特殊性，在实际研究中确实又需要将大脑进行适当的还原和定位，因此有关认知功能定位理论的争论也将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中长期存在下去。2．意识解释。意识问题是心灵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但最近开始频繁出现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和脑认知研究中，特别是有关意识的本质以及意识等同理论。一些哲学家认为意识经验是主观的，永远不可能等同于客观的科学理解。但是这样一来，意识就成为一种无法得到解释的主观现象，而这显然就脱离了科学的讨论范围，甚至是哲学的。更多的哲学家则主张一种等同理论，即意识等同于一种可解释的神经物理属性，而心理状态可以被视为特殊的物理状态。但如此一来意识的大脑处理解释将在大脑处理和意识经验之间留下“解释鸿沟(Ex-planatoryGap)”。也就是说，尽管心物相互作用问题得到解释，但是将意识等同于物理状态，并不能让人理解为什么大脑皮层的处理过程能够产生人的意识复杂性与意识经验问题。由此，如何看待意识的本质?是否意识来源于大脑中细胞分子的神经机制?意识仅仅是人的心灵产物还是一种综合神经反馈?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成为有关意识研究的重要议题并受到越来越多哲学家的关注。比如塞尔就指出，“意识问题研究首先需要探索与意识相关的神经活动，并去证实意识活动与神经事件间的必然因果关系，最后需要发展出包含若干法则的理论来说明神经活动与意识之间的因果转化。”［5］3．大脑的计算与表征。有关将大脑与计算机对比联系的思想实际上在神经科学研究当中早有出处，20世纪30年代起计算神经科学就与人工智能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沃尔特•皮茨(WalterPitts)和沃伦•麦卡鲁(WarrenMcChulloch)为代表的研究人员则发展出了最初的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皮茨和麦卡鲁的工作建立在神经元可以执行解释认知的逻辑计算的假设基础上，并使用神经元发展出用于计算的逻辑门(LogicGate)。其后，人工智能的认知主义和联结主义范式成为科学哲学家研究和反思的对象。最近，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对神经计算与表征的研究方式大多采纳了根据表征转换来假定计算定义的方式。因此，大多数关注计算与表征的问题实际上都是有关表征分析与看待的问题。尽管在谈论问题上有所区别，但是可以将这些问题的关涉内容划分至三类:即，关注表征结构的问题、关注表征句法的问题以及关注表征语义的问题。具体来看，“关注表征结构的问题就是指一个具有句法和语义学的神经系统如何得到建构?关注表征句法的问题就是指该系统中表征的形式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以其形式为基础各种表征如何相互作用?关注表征语义的问题就是指表征如何能够表征，表征如何具有内容及意义?”［6］4．神经科学的解释机制。有关神经科学的解释机制问题目前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研究中逐渐引发了争议。通常来说，这一解释机制主要分为两类:机械论与还原论。神经科学的机械论解释往往具有因果性，其目的在于论述构成部分及其行为如何因果性地解释了某一特定现象。与机械论的解释机制相比，还原论的解释机制就是神经科学中的另一个主要解释模式。神经科学中的还原论主要体现在高低层次间的理论与实体解释上，例如，用低层次理论解释高层次理论，主张高层次的“实体”只不过是低层次实体的组合等等。与机械论的因果性相比，还原论则更加强调了层次性，特别是强调了在高层次与低层次之间的转换与递归。但无论是机械论抑或是还原论，本质上都具有无法回避的缺陷，前者过分地强调了因果关系，因而忽视了导致行为的其他事实上的复杂性与非决定性，而后者则突出了层次性和决定性，忽视了高层次与低层次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还原过程中的遗失现象，因此如何理解当代神经科学的解释机制，如何定位机械论、还原论以及新兴的动态系统理论，就成为认知神经科学哲学趋待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论题。综上所述，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对认知功能定位、意识解释、大脑的计算与表征以及解释机制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重点关注了包括感觉、知觉、记忆、语言、意识在内的一系列神经科学中的核心概念，相继运用了诸多来自认知心理学、计算建模、动物实验技术、脑损伤定位、神经病学中的实证方法，深入地分析了传统认识论所回避的“大脑－心灵”的关系问题，因而在当代科学哲学研究中获取了巨大的成功。当然，除了上面提到的关注问题之外，事实上还存在着其他的研究议题。比如，有关“解释”所引发的问题(即什么样的现象可以在神经科学中得到解释?什么构成了神经科学的充分解释?)、有关“理论结构”所引发的问题(神经科学理论的结构是什么?神经科学理论如何表征?)、有关计算、模拟与神经网络问题(计算机多大程度上可以模拟大脑?模拟和解释之间的区别是什么?)，类似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讨论中不绝于耳，它们在丰富该学科的理论议题的同时也对学科的建构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研究趋势范文篇3

广告媒介（AdvertisingMedia），是指在广告主与广告受众之间实现信息传播的物质工具。广告媒介相关研究一直是传播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尤其是2004年“媒介融合”概念引入中国[1]后的15年间，学界对新媒介环境下广告媒介特点分析、广告媒体策略选择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究。由于广告媒介形态众多，相关研究涉及的主题、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的相对庞杂，近年来，以梳理广告媒介相关研究成果为目的，学者分别从公益广告视角[2]、数字媒体视角[3]、平面媒体视角[4]、社交媒体视角[5]、“反广告”视角[6]等多维度视角进行了归纳和评述。然而，上述研究都局限于从特定角度对广告媒介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性梳理回顾，所归纳文献的范围较窄、数量相对有限，难以更为全面地对广告媒介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全局分析，对研究演进趋势的把握也有待进一步延伸。因此，对广告媒介研究热点及知识基础进行深入分析、把握对该领域研究近年来的演进趋势显得尤为紧迫重要。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交叉结合的研究方法，相关文献数据来源于WebofScience（WOS）数据库以及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利用检索式进行文献检索（“TI=AdvertisingMediaORAK=AdvertisingMedia”、“TI=广告媒介ORKY=广告媒介ORAB=广告媒介ANDJN=核心期刊”）并进行人工筛查，排除征稿通知、期刊声明及不相关文献等无效记录共获得有效数据725条，时间跨度为2005年至2019年，检索日期为2019年4月13日；利用CitespaceV软件作为文献可视化分析工具，量化分析广告媒介研究领域的高频词汇，并绘制clusterviews（聚焦视图）网络、authorviews（关键作者）网络、timelineviews（分布时序）图谱[7]，同时通过对相关领域研究文献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分析其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及影响，由此进一步对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性整理分析与脉络梳理，把握其研究现状以及趋势，以期为广告媒介相关领域研究与实践提供相关建议。

三、中外广告媒介研究热点现状分析

对文章关键词出现频率高低进行分析，可以确定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8]。选取Citespace软件中的“Keyword”和“Term”作为图谱分析节点，分别绘制国内外的热点聚焦视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对比分析，如图3-1、图3-2所示。绘制所得国外热点图谱中共有网络节点127个，国内热点图谱含网络节点83个，关键词出现频率及中心度见表3-1、表3-2。（一）国外广告媒介研究热点。分析图谱及关键词表格得出，综合来看，国外广告媒介研究领域的各高频词出现的频次分布广泛，研究方向以及涉及内容宽广，既包含对经典传播学理论在当今广告媒介环境中的创新研究，亦有具体化的广告媒介效果实证研究分析。从“internet”“model”“socialmedia”“attitude”等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以及相关领域高被引频次的知识基础文献可得知，国外研究热点集中于以下领域：1.消费者对广告的态度研究。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媒介应用领域的发展与延伸[9]，国外学者对社交媒体用户的广告接受态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消费者对具有娱乐性或信息价值的广告反应最为积极[10]。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对社交媒体（如Facebook、LinkedIn及Twitter）中的广告投送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相似结论[11]；在特定广告主的社交网络广告投放研究方面，学界认为，广告主可以考虑使用社交网络广告来补充他们现有的营销措施[12]。2.社交媒体广告策略。有鉴于人们对于“社交媒体”这个词的确切含义的理解有限，国外学者对社交媒体的概念进行了定义，并提出了社交媒体的分类，将当前包含在这个广义术语下的应用程序按其特征分为更具体的类别：协作项目、博客、内容社区、社交网站、虚拟游戏世界和虚拟社交世界[13]，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确定用于从广告角度研究社交媒体广告的三个关键理论基础：网络能力、图像可转让性以及个人的可扩展性[14]。部分学者认为，社交媒体中信息传播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容的关联性和社会关系的亲密性。他们结合用户偏好、网络影响、传播能力等因素，提出了一种通过微博传播广告信息的扩散机制，并为广告主提供合适的广告投放目标，有效提高广告投放效果[15]。3.媒介市场模型构建。国外部分学者构建了两种被广泛认可的媒介市场竞争模型：（1）媒体竞争模型：媒体平台同时由广告收入和用户订阅两部分提供资金，建立均衡价格水平、广告和进入、福利最大化水平和广告技术之间的关系[16]；（2）在线广告展示市场模型：不断增加的广告切换会导致广告客户更倾向于选择覆盖范围而不是频率，并会刺激签约和技术改进，从而确保给广告客户留下印象。同时，广告切换量的增加会导致广告容量的更大均衡和价格的更低[17]。这两种市场模型为大量学者的实证分析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亦为广告主市场化的媒介策略选择提供理论指导，对市场分析以及媒介策略制定具有重要意义。4.广播电视广告投放策略。相关研究以广播电视市场供给理论为知识基础。该理论认为，市场中的均衡广告水平高低取决于观众的反感成本、广播电视节目可替代性，以及广告主从观众接触中所获得的预期收益[18]。在该理论指导下对商业媒体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商业媒体通过选择节目种类来争夺观众，以吸引广告主的广告投放。消费者可以获得较低水平的产品信息，从而使生产者获得较高的产品销售利润[19]。进一步比较免费电视以及付费电视的广告强度和节目内容发现，如果观众非常不喜欢广告，那么免费电视下的广告强度比付费电视更大，且免费电视提供的内容差异较小，而付费电视台的内容差异较大[20]。5.原生广告的媒介策略。随着新兴媒介的快速发展，广告形态亦在不断发生演变。部分学者同时关注于原生广告披露的理论、实践和监管意义。研究显示，使用“广告”或“赞助”的中、下定位和措辞增加了广告认知度，而广告认知度通常会导致更多的负面评价。同时，受众的视觉注意在广告披露位置与广告认知之间呈现中介关系[21]。基于此，学界进一步通过实证研究对赞助新闻——原生广告的一种形式进行讨论：将文章视为广告会降低对文章质量的认知、对赞助商的态度以及分享文章的意图[22]。相关研究拓展了不同类型广告的媒介选择策略以及效果研究，为广告媒介研究领域提供新的破题思路。（二）国内广告媒介研究热点。相较而言，国内研究领域部分关键词的复现频率较高，研究领域与国外相比具有更高的前瞻性，但研究类型主要局限于实证研究分析，尤其是现今媒介环境下的广告媒介具体策略研究，缺乏对基础理论以及宏观环境的把握。分析“广告主”、“媒介”、“消费者”、“网络广告”等相对突出的关键词组以及被引频次较高的基础性文献发现，国内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1.媒介优化传播。以旅游广告的媒介优化传播研究为例，国内学者主要从信息传播的范围、速度、影响等方面对旅游广告的媒介进行简要分析，继而对旅游广告在旅游产业链上纵向外部性和横向外部性加以分析，揭示旅游电子商务企业广告媒体组合的可行性、互补性、效应性等原则[23]。网络媒体的充分利用是商业媒体组合策略最凸显的部分，各种丰富的品牌合作活动拓宽了媒体宣传渠道，接触更多的目标消费者，并以杂志培养受众的阅读和消费习惯，与电子媒体进行功能上的互补[24]。2.媒介融合环境下广告媒介特性研究。国内学者着重关注于媒介融合对广告主体、广告媒介、广告信息以及广告客体的影响，以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更好搭乘传播致效以及提高成本效益为具体目标，对广告传播生态链的各个环节所面临的调整与改变进行探析，并进一步探究媒介融合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广告媒介传播的具体影响[25]。相关研究表明，广告信息的组织和传播者，不仅要给予新媒体形式充分的关注，同时也必须加大对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广告传播规律和特点研究的力度，才能在积极吸取不同媒介形式特点的基础上，掌握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广告传播规律，从而将广告传播与消费者受众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为媒介融合环境下的广告传播效率的不断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础[26]。同时，部分学者提出，如何迎接新兴媒体的挑战，使自身能够继续发展，是广告媒介必须解决的问题，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对新媒体环境下广告传播的具体特征以及广告媒介的传播选择策略进行了具体分析与探究[27]。3.新媒体时代广告媒介发展分析。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高速发展，媒介的种类亦在不断地发展演变，对新兴种类媒介的传播特征、传播效果以及传播策略的研究是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以博客为例，作为广告媒介的博客，具有分众传播、互动体验的特征，充分迎合线下广告形式的广告传播策略。以博客作为广告载体，就是运用互联网来实现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直接的、一对一的沟通。随着资讯信息的爆炸，博客在成为人气急剧膨胀的媒体的同时，也潜在着巨大的作为广告媒介的眼球商机[28]。部分学者则从自媒体概念的提出入手，详述了企业自媒体在国内研究的萌芽阶段、隐没成长阶段、稳步成熟阶段、蓬勃发展阶段，并总结出国内学者对企业自媒体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为未来企业自媒体的研究提供参考借鉴[29]；涉及以微博作为广告媒介的分析研究则从平台所具有的多级传播属性、便捷投递特性以及实时互动性进行阐述，进一步分析微博广告的传播价值，提出具体的广告投放应用策[30]。4.大数据营销。国内学者关注于大数据时代下的广告媒介策略选择与运作体系研究，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以大数据营销视角从调研方式、广告信息设计、媒介渠道设计以及广告效果评价四个层面，结合案例探讨了大数据给广告运作体系带来的嬗变，构建起以精准化广告投放为核心的新的运作模式[31]。学者认为，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力量，产业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两个方面。在大数据时代，基于数据驱动的产业协同运行机制促使广告产业结构合理化，大数据则引发广告技术创新，进而推动广告产业结构高度化[32]。互联网企业与数字广告商是中国数字广告产业制度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而定向技术是中国数字广告产业制度化进程的核心驱动[33]；学界亦关注于大数据时代下广告的新形态——行为定向广告，对其含义、类型、发展进行了梳理，指出行为定向广告与传统广告相比存在的价值，探讨该广告形态所存在的争议，进一步从技术与人的关系的角度出发，对行为定向广告的发展进行了思考与展望[34]。与此同时，亦有部分学者对互联网时代的大数据技术对品牌视觉识别系统（VIS）设计与开发的影响进行探究[35]，进一步拓展了相关学术研究范围。

四、中外广告媒介研究演进趋势分析

从研究演进趋势来看，国内外广告媒介研究发展轨迹相似，均遵循理论研究过渡至应用研究、从单一宏观视角到多元化视角再到媒介环境视角的轨迹，呈现出多样化、系统化的趋势。根据检索所得文献数据，以“keyword”作为分析节点，分别绘制国内外广告媒介研究领域的高频突现关键词时序图，如图4-1、图4-2所示。对图谱进行比对分析得出：国外广告媒介研究开展时间较早，相关理论基础较为扎实，研究涉及范围广泛、研究对象多样。2005年—2007年是相关研究的萌芽时期，主要以“attitude”，即受众对广告的接受态度为核心展开综合研究；由“Internet”、“WebAdvertisement”、“advertisingmedia”等其中突现的大量关键词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基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对网络时代新出现的广告媒介载体以及广告形式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关建议。2007-2010年是广告媒介研究的爆发期，突现多个新的研究关键词，例如“MarketModel”、“consumer”、“Impact”等，研究范围覆盖宏观层面的广告媒介运作机制、媒介传播效果，以及微观层面的针对具体的、单一的广告媒介的分析。2010-2019年，大部分原有聚类仍然为各界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说明研究领域持续多元化发展，突现“PersuasionKnowledge”、“Privacy”、“Context”、“ChildrenRespon-se”等关键词，显示出广告媒介的传播效果研究开始在该领域研究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更加值得关注的是，2013年左右突现了“SocialMedia”、“Facebook”等大量与社交媒体有关的新的关键词，意味着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与壮大，学者们开始重视对这一新兴广告媒介进行相关研究，拓展了广告媒介的研究领域。与之相比，尽管国内广告媒介研究的开展时间较晚，但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系统化的趋势，研究方向由理论研究逐渐过渡到应用研究，研究视角由单一媒介视角到多元媒介复合视角再扩展到媒介融合化视角，在研究前沿性方面略胜一筹。2005年到2007年广告媒介研究比较单一且偏向宏观化，这一时期广告媒介研究的关键词集中在了“受众”、“消费者”、“广告主”、“企业”上，对人这一主体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同时互联网的发展也带动了网络广告研究的小高潮。2007年到2013年是广告媒介研究的蓬勃发展时期，广告媒介研究进一步细化，这一时期的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较少但数量较多，广告媒介研究的交叉性、多样性充分显现，广告媒介研究在人与传播媒介结合起来研究的基础上，对广告媒介的类型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逐渐针对广告媒介研究的某一点，而非从宏观层面上的广告媒介展开研究；广告媒介效果研究兴起，“到达率”、“消费观念”、“目标顾客”等关键词凸显。2013年到2019年广告媒介研究的研究者们视角从媒介本体转向了媒介融合的传播环境，表明国内广告媒介研究进一步系统化，这一时期媒介融合以及整个广告行业成为了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媒介作业需求变化、扩散动态则是国内广告媒介研究动态化的表现，2018年互联网创意思维这一关键词意味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不仅冲击着传统广告媒介，也给国内广告媒介研究带来了新视角，如对比传统媒介与互联网媒介的特性，丰富了广告媒介研究的内涵。

五、结语

研究趋势范文篇4

法国政党学者迪维尔热（Duverger）将政党分为权贵型政党（cadreparty）和大众型政党（massparty），权贵型政党逐渐向大众型政党转型或者说吸收了大众型政党的组织特性。权贵型政党和大众型政党的区别不在于成员的多少和政党规模，而在于政党的结构。大众型政党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例如法国社会主义政党，吸收党员是他们的基础性活动，一方面，通过吸收党员来进行阶级政治教育，并选拔具有参政能力和执政能力的人才；另一方面，通过党员交纳党费来维持政党日常活动和支付竞选的费用。党员对于大众型政党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们构成了政党的基础和内容，如果按照大众型政党的成员标准，那么权贵型政党就没有党员，他们既没有入党手续，也不需要交纳党费。通常，权贵型政党由一些权贵人物为了竞选而组成，少数富人提供了活动资金，不需要成员定期交纳党费。权贵型政党往往依赖个人之间的交往联络起来，组织形式很松散，大众型政党组织相对严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比较明确。大众型政党出现的原因是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随着普选权的出现，选举权不再局限于少数人，政党成了规模巨大的人口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普选权实现之后，社会主义政党越来越多，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使得政党动员和团结阶级的力量成为可能，由于大众型政党的组织形式在动员选民和进行竞选活动方面的优势，使得许多非社会主义政党也逐渐采用了这一组织形式。

美籍德裔政党研究学者基希海默尔（kircheimer）在考察二战后西欧政党变革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全方位型政党（catch-allparty）的新模式，认为大众型政党普遍向全方位型政党转型。国内也有学者把catch-allparty翻译成兼容型政党。全方位型政党出现的背景是西欧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首先是经济的不断发展打破了工业化初期形成的以资本—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分化，传统的社会集团的集体认同不断减弱，传统阶级对立不断缓和，福利政策的普遍实施更加模糊了阶级立场，一般选民的投票方向并不简单地取决于人们的集团或者阶级归属，政党有可能制定主张为大多数甚至全体选民利益服务的政策纲领，而不仅仅是代表某一特定阶级或者阶层；其次，战后大众媒体迅速发展，政党领导人可以通过媒体与选民或者支持者沟通，直接传达他们的呼吁和号召，而不必跟以前一样依靠政党的选区组织，同时，选民也可以象消费者一样在政治市场上采取选择性的行动。基希海默尔认为，全方位型政党的主要特征在于，政党的阶级意识形态不断弱化；政党之间在原则问题上的对立和分歧逐渐消失；政党为了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而不断减少对特定集团或阶级的依赖，政策纲领对各阶级和阶层的包容性逐渐扩大；政党领导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而基层党员个人的作用不断下降。

20世纪90年代，政党研究学者梅尔（mair）和卡茨（katz）驳斥了政党衰落论，在总结分析大众性政党和全方位型政党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政党组织形态——卡特尔型政党（KartelParty）。随着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社会政治领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不再出现，政治本身越来越朝着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在选举竞争中，政党之间不再为争夺选民支持而争斗，而是有意将竞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保证相互之间组织生存，共同分享自己的份额，以排斥新的政党或者政治力量的介入。在卡特尔型政党模式里，国家和政党相互渗透和融合，政党逐渐脱离公民社会而融入国家，实际上已经变为国家的组成部分，成为“准”国家机构。政党之间不存在根本的政策差别，政党竞选更多地在于选择更合适的公共管理者或者候选人，而非政策取向不同的政党。政党活动和功能不再依赖于党员个人的人力和经费支持，不再建立自己的政治宣传工具和手段，而是通过获得国家补助进行资本密集型政治活动，通过国家所认可的特权运用大众媒体进行政治沟通和宣传。

研究趋势范文篇5

关键词：标志；动态化趋势；信息传达

标志是一种信息传播的视觉符号，具有象征性的图形设计，传达特定的集团、活动、事物、产品等的特定信息。标志设计涉及美学、广告学、符号学、社会学、心理学、语意学等方面的相关知识，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设计分类。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类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如何使标志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海洋中显示出独特的个性，如何使标志更加准确、快速的传递信息成为标志设计的一个重要课题。目前，通过对该课题的实践与研究，标志设计呈现出了众多新趋势，动态化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

一、标志设计动态化的具体表现

信息时代标志设计动态化的表现首先在于，标志设计不再局限于在任何场合的运用都必须尽量保持其所有面貌，不能轻易改变所谓的“设计原则”。在设计实践中，设计师开始大胆尝试突破标志单一、静态、固定的外形与色彩，更加注重利用标志内部结构的韵律和动态平衡来表现视觉形象的本质，根据相应的视觉原理，赋予作品外在形态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使标志在视觉上产生极具趣味性的动态变化，显现出具有无穷生命力的视觉意象，并使蕴含于其中的深层含义在视觉的时空延展中得到准确、有效的识别。

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的标志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动态化的特征。德国汉诺威世博会以“人－自然—技术：一个诞生中的世界”为主题，旨在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社会与生态方面为未来有可能实施的应对方案提供全球性的展示和交流平台。在标志征集活动中，主办方要求标志必须充分反映主题，具有独特性，能与“Exp02000Harmover”的标题字样协调结合；标志造型必须简洁而不乏深意，除适用于印刷、网络之外，还必须适合动画制作。最终，大会选用了奎恩工作室设计的外观看似有机生物结构的作品。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是，该标志并没有固定的结构，其外形和色彩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需要而形成多达456种变化样式，展示给人们的是一种难以捕捉的，充满了灵气、未知和不确定性的动态延展的视觉效果。正如主设计师MichaelGds所阐释的那样：“它包含了促使其保持运动和活力的元素，一种永恒的能量。这也是21世纪发展对人类的要求：保持运动、思维灵活、勇于创新，运用智慧推动世界向前发展。”

又如，韩国一民美术馆的标志设计。设计师对“一民”的韩文辅音字母进行了几何化处理，并利用“田”字形的构图形式对其进行组合，标志的整体形象在稳定中富于变化。在标志的实际应用中，这种组合形式并不是始终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根据背景、媒介、环境等因素的不同而重新分解、组合。将上述标志设计案例聚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标志的识别性并没有因为造型的动态变化而受到影响或减损，恰恰相反，正因为设计师在创意过程中抓住了视觉形态的本质，才使得标志的不同组合、变化显现出相同或相近的视觉感受，从而强化了标志的识别性。实际上，这也正体现了格式塔的“变调性”理论，即“一个格式塔，即使在它的各构成成分(如大小、方向、位置等)均改变的情况下，格式塔仍然存在或不变”。因此，设计师在进行动态化标志的设计过程中，要灵活运用对称、平衡、对比、统一、节奏、韵律等形式美法则，充分展现标志造型、色彩等方面的内在特征。唯有这样，才能使标志在动态变化中准确地传达信息。

除外在形式以外，动态化还表现在标志与其他视觉设计要素的相互关系之中。

标志在视觉系统构架中通常占有绝对主导的作用。其他相关要素如标准字体、辅助图形等都是为了发挥标志的这种绝对中心地位而服务，标志与其他视觉设计要素之间也因之而产生一种静态的、主次性的关系。本文作者认为，这种静态关系的维持虽然可以突出企业的主体视觉形象，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却限制了视觉设计各要素的能动性，弱化了视觉系统的创新性与可持续发展性，这实际上也造成了对视觉资源的一种浪费。令人欣慰的是，随着设计理论及实践的不断深入，在当代视觉设计中已经可以看到标志与其他视觉设计要素之间逐渐显现出的动态化趋势。比如说，标志和辅助图形之间并不一定是主次关系，而有可能是一种互相补充、互为拓展的动态关系。美国奥睿律师事务所(OrrickHer-rington&Sutcliffe)的标志是一个绿色圆环状图形，辅助图形则是一系列与标志环状外形相似的圆形实物(如齿轮、唱片、纽扣等)。实际运用当中辅助图形在很大意义上拓展了标志的概念，通过对人们相似或相近联想和想像的引发，使标志形象突破了原有的环状外形，其意义也变得更为深远。

由此可见，在标志与其他视觉设计要素关系的动态化趋势中，我们已经不能想当然地将标志界定为视觉设计的唯一中心，其他诸元素或元素组合也有可能取得与标志相同甚至超越标志本身意义的地位。当然，标志与其他视觉设计要素之间的这种动态关系也并不是毫无标准可言，在标志设计的过程中，设计师们要在保持突出产品、企业、团体或是活动的整体视觉印象的前提下，合理调控各要素之间的互动作用，使各要素充分发挥作用，从而使视觉信息得到准确地传达。

二、标志设计动态化的意义与价值

从信息传达的角度看，标志设计的动态化符合受众的认知规律，符合新媒介发展要求以及视觉传达设计的总趋势，对于提高信息传达的效率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首先，标志设计动态化符合人的视觉特点。视觉信息的传达包含生产、创造信息的一方，也包含接收信息的一方，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受众”。受众在图形信息传达中虽然处于非主动地位，但却对信息传达的最终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设计师在进行标志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受众阅读图形时视觉在生理、心理乃至审美层面的需求和规律，才能将预先设定的信息顺利、准确地传达给受众。

动态化的标志图形与静态化的标志图形相比更符合人的视觉特点。通常来说，人在其视域范围内观察事物时，往往会对他们所关注的事物产生与其他事物相比更为清晰的认识，对于司空见惯、平淡无奇的形象或是杂乱无序的对象都容易产生厌腻和感知疲劳。在现代社会纷繁的信息面前，人不是对图形所有的细节信息都能关注，而是会有选择地把重要信息安排在视觉焦点上，将注意力投向那些富于动感和变化或是与周围环境中其他普通可见物有着显著区别的形状和色彩上去。受众对新奇事物通常会有天生的好奇心，正如宋代画家郭熙所说：“人之耳目喜新厌故，天下之同情也”。

信息传播的起点从人们对信息载体的注意开始，没有对图形必要的关注就不能实现信息“消费”。动态化标志图形充满了奇形异构、空间纠错、梦幻矛盾的大胆创想，它以主动出击的视觉形式，为其成为视觉选择的重点提供了机会，从而增强了对观者视觉生理和心理的刺激程度，为在繁杂的图形信息海洋中实现快速传播创造了前提和条件。

其次，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新媒介的广泛应用对标志设计提出了动态化的要求。自1981年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推出第一台个人计算机以来，计算机的处理能力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发展，网络与数码技术的成熟更是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直接影响到受众的观念与行为。数码照相机、数码摄像机、各种数码编辑软件的出现为设计师提供了更为便捷的信息摄取、存储和编辑的方式。互联网、互动电视、数字手机等新兴的传播媒介，更是集合了电视、报纸(杂志)、广播等传统媒介的传播优点。它们利用多信息通道的优势，将文字、图画、影像、音响等信息元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打破了传统的文字媒介、声音媒介和视觉媒介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充分调动了人的听觉器官和视觉器官，缩短了视觉传达的周期，增强了视觉传达的时效性，同时也为交互式的信息传达提供了有利条件。在互联网络上，受众可以通过单击某文本中加以标注的一些特殊的关键单词或图像，打开另一个文本，激活一段声音、一组图形或是播放一段视频动画。不同的信息阅读者可以在同一时空和网络媒体或者是相关的信息编码者进行交流，甚至交流的本身也可以成为网络媒体实时的信息的一部分。简而言之，以数字式信息符号传播技术为核心的新媒介及多媒体技术的出现，为信息传播提供了全新的载体，为设计师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表现手段，同时又对设计者在视觉传达设计中信息传播的视觉符号化提出了新的挑战。

研究趋势范文篇6

关键词：钢琴艺术；民族化；发展趋势

钢琴艺术虽然是舶来品，但历经上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现代中国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表现出了极为明显的民族化特点。准确地把握钢琴艺术的民族化发展趋势，是发展钢琴艺术的根本要求。

一、钢琴艺术民族化发展历程

我国钢琴艺术的民族化进程，自钢琴传入我国便已开始，而真正取得实质性进展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建国初期，得益于民国时期音乐人的探索与积累以及中央文艺政策中的“民族化”要求，钢琴艺术的民族化发展欣欣向荣，涌现了大量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作品。时期，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钢琴艺术的发展颇为曲折，一方面，作为资产阶级贵族的产物，钢琴艺术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另一方面，作为文艺宣传的有效载体，钢琴艺术又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比如1968年创作了钢琴伴唱《红灯记》，1974年改编的《绣金匾》，两部作品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时期的钢琴艺术总体上沿着艺术服务于政治的路径前行，走的是革命化的发展道路，但仍有大量民间元素被融入钢琴创作中，变相地为钢琴艺术的民族化发展做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向好，钢琴艺术的民族化迈向了新的台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并出现了许多多乐章的大型钢琴音乐作品，比如刘敦南1979年创作的大型钢琴协奏曲《山林》。此一时期的钢琴创作由于摆脱了政治的束缚，创作者的个人意识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彰显，且在创作技法上也日益成熟并多元。受此影响，钢琴艺术的民族化逐渐从简单民族音乐技巧的呈现演变为民族钢琴风格的塑造，钢琴艺术的民族化发展逐步从自发走向自觉。

二、钢琴艺术民族化的意义

（一）拓展钢琴艺术的边界。钢琴艺术起源于西方，经由古典钢琴改造而来，因其音域宽广、音色丰富而深受西方观众的欢迎。早在明朝中晚期，钢琴便经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传入我国，但仅在宫中流传，并未对我国音乐发展产生很大影响。西学东渐以来，随着中外交流的不断深入，钢琴艺术逐渐在我国普及开来，民国时期，钢琴已经成为音乐舞台最为重要的器乐之一，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了许多民族传统器乐。钢琴艺术虽然是舶来品，但在其传入中国以后，便深受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影响，呈现出鲜明的民族化发展态势。比如第一代民族钢琴家赵元任结合天津快板的伴奏音调创作了《偶成》，而萧友梅则在新《霓裳羽衣舞》中大量采用了民族五声性旋律，使得中国钢琴艺术在早期阶段便具有了迥异于西方钢琴的艺术特点。中国钢琴艺术的民族化突破了西方钢琴理论对钢琴艺术的限制，拓展了钢琴艺术的边界。（二）繁荣现代音乐艺术。作为人类最为重要的艺术样式，音乐艺术的发展与繁荣能够推动整个文化艺术发展与繁荣。对当前我国现代音乐而言，融会贯通古今中外的音乐艺术，走一条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音乐发展道路是最为科学、最具文化意义的路径，它是我国现代音乐艺术持续繁荣的前提条件与必然要求，而钢琴艺术的民族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钢琴作为世界范围内最为流行的乐器，也是当前我国拥趸最多的乐器之一，钢琴艺术的民族化改造，不仅对钢琴艺术本身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价值，对增强我国现代音乐民族性也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钢琴艺术作为舶来品，受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深刻，以我国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资源来重构钢琴艺术，有助于深化东西方音乐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世界钢琴音乐艺术的发展。（三）传承民族音乐文化。我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与极为灿烂的文化，民族音乐文化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民族音乐都在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对不同的群体而言，均有与其审美需求与文化理念相对应的音乐样式，比如，社会大众偏爱的民间小曲小调、文人雅士偏爱的雅乐等，至于戏曲音乐，无论男女老幼均非常喜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民族音乐的生存环境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乡土社会的解构与消退，使得大量民族音乐濒临失传。如何有效解决此一问题成为我国文化保护中的重点与难点，而钢琴艺术的民族化也许会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路径。钢琴艺术的民族化进程需要从民族音乐资源中汲取养分，这可以推动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三、钢琴艺术民族化的发展态势

（一）钢琴创作的民族化。钢琴创作的民族化是钢琴艺术民族化进程中的关键。钢琴艺术自传入我国以来，便开始了民族化进程，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表现形式、题材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总体而言民族化水平是在不断提升的。对钢琴创作的民族化而言，改编传统乐器的经典作品是最为常见的方式，我国大量古典名曲，比如筝曲《夕阳箫鼓》、二胡曲《二泉映月》、唢呐曲《百鸟朝凤》均被改编为现代钢琴曲。《百鸟朝凤》作为我国钢琴艺术创作民族化的范本，改编自我国民间同名的唢呐曲。唢呐是我国最具民族性的乐器之一，具有音色明亮、音量洪大等特点，常被用于民俗活动，如红白喜事等。钢琴曲以唢呐曲作为改编对象，本身就是民族化创作的一种尝试。钢琴曲《百鸟朝凤》是典型的多段体结构，创作者在结构设置中借鉴了传统音乐结构的特点，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整体性布局，使乐曲从宏观层面就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在微观层面，创作者高度重视民族旋律、民族和声在乐曲中的应用，使得乐曲的民族特点更加鲜明。例如，四五度叠置以及五声纵向结合在乐曲中出现了多次，而纵向结构在横向展开的同时，则会伴有大量的平行四五度进行，这些都是民族音乐创作技法在钢琴艺术创作中的具体表现。（二）钢琴演奏的民族化。钢琴艺术的民族化，在钢琴作品的创作上表现为两个层次。钢琴作品的创作有一次创作与二次创作之分，一次创作指乐曲的编曲，二次创作者是乐曲的演奏，因此，钢琴艺术的民族化，既是作曲环节中的民族化，也是演奏过程中的民族化。首先，在演奏曲目的选择中，以中国民族钢琴作品为主体。历经百余年的发展，我国民族钢琴作品已经完成了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历程，各种不同类型的经典钢琴民族作品为数不少，比如早期的《牧童短期》以及当前广为流行的《第三新疆组曲》《京剧瞬间》等，并且中国民族钢琴作品占演奏曲目占比不断上升，目前已经不低于50%。其次，在演奏技巧上，更重视民族化演奏技巧的运用。一方面，演奏人员都很重视民族化演奏指法、触键法的练习，使中国民族钢琴作品在演奏中与西方钢琴作品逐渐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借助钢琴音色特点来模拟不同民族乐器的音色，比如古琴的音色、琵琶的音色等，这些都是钢琴演奏民族化的表现。最后，在演奏情感上，更重视民族情感的传递，这也是钢琴艺术民族化的重要方面。演奏者努力把握钢琴作品中的民族文化底蕴以及民族情感，借助演奏以及综合性的表演，来完成民族情感的传递。（三）钢琴风格的民族化。与国外钢琴艺术相比，我国钢琴艺术的发展受民族民间音乐的影响较大，在艺术风格上具有鲜明的民族化特点。与创作技巧、演奏方式等相比，艺术风格更具整体性特征，它是钢琴艺术由内而外表现出来的。钢琴艺术的民族化风格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首先，五声调式。五声调式是我国民族音乐的基础，与西方的大小调式相比，我国的五声调式无论在音级数目还是在音响效果上，均非常独特，反映到钢琴艺术中，便是复调性与和声性中的民族色彩。就复调性而言，贺绿汀先生的《牧童短笛》最具代表性。该曲子巧妙地将民间的支声复调与西洋对比复调技法进行了融合，借助自由对位形态来处理五声化旋律，使得乐曲的旋律色彩更具民族色彩，进而形成钢琴艺术的民族风格。其次，戏曲风格。戏曲音乐是我国民族音乐的瑰宝，除了京剧、黄梅等在全国范围内有巨大影响力的剧种外，我国可考的地方剧种在300种以上，戏曲艺术的方言与唱腔对钢琴艺术民族化风格的塑造都有着重要意义。以《戏曲组曲•京剧小段》为例，为了更好地表现出京剧的京剧西皮腔的特点，创作者在第一主题中采用了轻巧的颗粒性声音效果。第三，民歌风格。民歌是我国民族音乐资源中具有生命力的内容，也是民族音乐文化的精华所在。钢琴艺术在民族化的进程中高度重视民歌资源的开发与应用，以《黄河》为例，作为经典的钢琴协作曲，该曲子以民间劳动中常见的号子音调为素材，借助船夫的搏击风浪的情节，展现了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精神。（四）钢琴教育的民族化。钢琴教育是钢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钢琴艺术持续发展的关键。我国现代钢琴教育起源于民国时期，1927年成立的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便设立了键盘系（钢琴系的前身）。但早期的钢琴教育存在着严重的西化现象，无论是教育理论，还是练习曲目，均以西方为主，民族特点不明显。新中国成立以来，受“民族化”“群众化”文艺方针的影响，我国钢琴艺术民族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钢琴教育民族化趋势也日益明显。就当前我国钢琴教育现状而言，民族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民族钢琴曲目在学生练习曲目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在传统的钢琴教育中，钢琴曲目的练习，无论是练习曲还是钢琴曲，均以西方经典曲目为主，比如车尔尼钢琴练习曲、席特钢琴小品等。而在当前的学生钢琴练习中，诸如《夕阳箫鼓》《二泉映月》等民族气息浓厚的钢琴艺术作品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其次，传统音乐理论教育得到了重视。中国有着悠久的音乐发展史，并且形成了丰富的音乐理论。与西方音乐理论相比，我国音乐理论紧扣民族音乐的实际特点，具有很强的民族性。目前，高校在音乐教育中越来越重视民族音乐理论的传授，努力提升学生的民族音乐素养，夯实学生的民族音乐文化底蕴。唯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对我国现代钢琴艺术而言，民族化是钢琴艺术繁荣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打造具有中国特色钢琴音乐的关键。我国钢琴艺术自诞生之日，便深受钢琴民族化理念的影响，并且，随着这一进程不断推进，创作、演奏、风格、教育中的民族化趋势日趋显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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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姜雪柔.我国钢琴创作民族化问题研究[J].音乐时空，2015,（24）：81.

〔3〕崔雪花.钢琴教学民族化中钢琴演奏民族化问题探微[J].音乐大观，2014,（05）：99.

〔4〕邓毅志.中国钢琴作品中的民族化风格[J].大舞台，2014,（11）：189-190.

〔5〕周君.中国钢琴作品中的民族音乐元素和戏曲音乐元素[J].音乐时空，2016,（01）：94,105.

研究趋势范文篇7

关键词：视频设计平面设计构成符号

视频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在视频媒介上的扩展，囊括了电影片头、电视剧片头、电视频道和栏目片头等等。根据它的设计对象、设计目的以及传达效果，可以粗略地定义为是针对电影电视形象推广的动态视觉传达设计。

虽然视频设计不及平面设计发展的历史长远，但是它自诞生开始就与平面设计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上世纪50年代美国平面设计师索尔·巴斯为电影《金臂人》设计的片头，被奉为平面设计与视频设计结合的经典之作。在《007》电影片头中，美国设计师罗伯特·布朗约翰将幻灯、电影剪辑、平面设计混合在一起，形成了形象鲜明、对比强烈的风格。全球音乐电视频道MTV更是从来不掩饰它对平面元素的偏爱，个性鲜明的图形、文字以及色彩无一不彰显着它与众不同的特殊定位。这些令人过目难忘的经典设计作品提示着我们，视频设计的平面化趋势并不是昙花一现，而是带着深厚的底蕴日益蔓延开来。

一、视频设计平面化的原因

视频设计的平面化为何能够形成一种风格趋势，这并不是一种机缘巧合，也不是某人的突发奇想，而是视觉传达设计发展壮大的必然结果。

从信息媒介发展的外在环境来看，在信息膨胀、图像逐渐取代文字的读图时代，人们对“图”有着多维化的需求，使得平面媒介与以电视电影为代表的视频媒介不可能再各行其是。信息在策划、执行、传达与实现的过程中，难免引起不同媒介在信息组织方式上的相互渗透，而这种渗透恰恰为视频设计的平面化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从视频设计与平面设计的内在联系上看，一方面视频设计与平面设计都属于视觉传达设计的范畴。视觉传达设计是对特定信息传达进行视觉化形式表达的设想、策划、处理、过程、实现。视频设计与平面设计都需要借助对视觉元素的调动与控制达到视觉的感知，从而引发心理的认同，最终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二者在信息传达方式上的一致性，是视频设计平面化的基本实现条件。

另一方面，虽然视频设计与平面设计各自实现于屏幕和平面介质，但二者同是二维界面上的展开和调度，在空间规划方式以及图像处理方式等方面的相似性，使视频设计平面化在表现形式上的对接具有了可行性。

此外，视频媒介对各种视听信息的包容性与集成性，平面元素在表达上的灵活性与易操作性，都为视频设计的平面化创造了不可缺少的条件。

二、视频设计平面化的形式表现

视频设计以视频媒介为载体，它的实现原理就是一切动态影像形成的基本原理——“视觉残留”：人的眼睛在观看运动形象时，每个形象在消失后，在视网膜上滞留0.1秒的时间，前一形象尚未消失，后一形象已经产生，并与前一形象重合在一起，从而在视网膜上形成运动的影像。可见动态影像其实是由多个静止的画面连续切换而形成的，抽取其中的任何一个画面都具备平面设计的性质，所以对于视频设计的画面结构、视觉元素与风格走向，平面设计都有许多可以借鉴的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视频设计的平面化并不是对平面设计形式的照搬照套，而是根据自身的形式特点对其进行有效的吸纳与再造。

1．平面构成方式的介入

平面构成方式在视频设计中的介入是比较隐晦的，虽然在视觉上不能立刻被感知，但它不仅可以调度元素之间的节奏比例关系，甚至可以控制镜头之间的切换关系。比较典型的有特异构成、发射构成等等。

特异是指在相同的大多数形体中出现的特殊状态,是个性与共性形成的对比。在视频设计中，特异构成方式能够使元素在形态质感与动态节奏等方面呈现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视觉关系，起到夸张与强调的作用。笔者曾经看过一个电视频道的形象推广片，综合运用了二维动画的人物与实拍人物。二维动画人物数量众多，排列有序，形态与动态一致，单独的实拍人物被插放在二维人物群中，在动态关系、造型特点上与之形成特异的构成关系，配合动感的音乐体现出很强的趣味性。

发射是指多个基本形围绕一个中心点，犹如从光源发出的光芒向外放射所呈现的视觉形象。在视频设计中，发射构成方式的运用不仅是画面元素的编排结构，而是常常作为元素运动的轨迹走向，形成扩张力极强的聚散视觉效果。在央视经济频道旧版的推广片中，运用红色小方块从各个方向向画面中的一个点聚集，并最终组成频道标志。这种发射的运动方式经过规范性重复使用，与小红方块一起成为了频道形象的识别符号。

由此，视频设计对平面构成方式的借鉴，是结合了视频设计作为声画动态影像的特性创造出的、区别于原有形式的新的构成方法。

2．平面元素的介入

平面元素在视频设计中其实一直都默默地扮演着无关紧要的角色，但在这场平面化的运动中它不仅作为装饰性的元素得到强化，更重要的是它的视觉识别作用开始受到广泛的重视和运用。可以看到在众多的电影电视片头，电视频道推广片中文字、符号、图等平面元素已经占有了很大的份额。

文字是平面设计中最为精髓的部分，它既作为表意的符号也作为表形的图像，在视频设计中文字不再是平面的、静止的，而是立体的、动态的。在央视国际中文频道的形象推广片中，就大胆运用汉字作为主要元素，将部首抽取出来，通过镜头的移动与实拍场景的结合表现文字的体积感与空间感，带来了阐释文字形象的新方式。

符号是将具体信息经过提炼归纳而形成的抽象视觉形象，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标志——平面设计中最直观的视觉识别符号。在视频设计中标志一方面作为固定化的视觉形象，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形态的延伸、空间的变化成为推动整个作品发展的贯穿性元素。在国家地理频道（NATIONALGEOGRAPHICCHANNLE）的推广片中，著名的黄色长方框标志既是主要的视觉形象，又作为各个场景之间的切换道具，使整个推广片既整体统一又富于变化。(转第131页）(接第128页）此外，符号的另一个群体是那些没有特指象征性的抽象形象，比如方形、圆形、箭头等等。正是这种身份的模糊性使它们具有了更强的适应性，能够巧妙和谐地与其他元素相契合，常常作为视频设计中辅助性的识别符号。前面提到的央视经济频道旧版推广片中的红色小方块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图是指直接反映现实的具象视觉形象，与文字、符号相比更加感性，因此在视频设计中的出现也更为灵活。它既可以作为重要的视觉主体，也可以作为辅助的装饰元素，凭借静态形象具有的稳定性，在纷繁的动态影像中显得格外独特，从而引人注目。CCTV－5在2006都灵冬奥会期间的宣传片中，非常恰当地使用了大量的运动项目图片作为主要元素，配合冬奥会标志的空间变形，通过镜头的纵深运动，巧妙地表现出了冬季运动的轻盈感与速度感。

平面元素作为最直观的平面化表现，最容易被视频设计所吸取，但这并不意味着是纯粹的“拿来主义”。它与动态影像独有的声音、运动相互融合，制造出全新的视频设计形式。

3．平面风格的介入

平面设计从原始社会的萌芽状态到如今的百花齐放，经历了无数次的斗争与变革，产生了众多的风格流派：新艺术运动、立体主义、风格派、后现代设计等等。这些平面风格在潜移默化之间影响着视频设计的同时，也在新的媒介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新诠释。

荷兰“风格派”以蒙德里安的系列作品为代表，它完全拒绝使用任何的具象元素,主张用抽象的几何形与最单纯的色彩来获得人类共通的纯粹精神表现。在电影《蜘蛛侠Ⅱ》的片头设计中就借鉴了这一经典手法与蜘蛛网的形状相融合，黑色的线条，红白蓝的色块，并且通过镜头运动制造线条之间的空间感，营造出一个抽象魔幻的视觉氛围。

拼贴手法是最能代表反对秩序化、崇尚多样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品格的一种设计表现形式，它力求打破时空关系与逻辑关系而得到一种看似随机偶然的视觉状态。3FMSeriousRadio的推广片中，通过实景拍摄的人物与二维动画环境进行拼贴重组，实现两种不同时空关系的视觉形象的对接，产生强烈的视觉对比，以此突出3FMSeriousRadio的活力个性。

平面风格对视频设计的介入是平面设计多种代表性面貌的入侵，它使视频设计的平面化不仅是对外在平面形式的吸取，更能对内在的平面精神进行领会。

三、视频设计平面化的意义

从视频设计自身发展的角度看，视频设计的平面化不仅发掘出了自由多元的表现语言，更是为视频设计开辟了新的创作走向。设计者能够不受约束地对影像进行解构重组，随心所欲地挪用置换，制造无限可能的创意空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视频设计的平面化同时也为平面设计的继续延伸与扩展提供了新的突破点。

今天，平面化的趋势已经深深地扎入了整个视频设计行业，分量之重，已经不能把它看作是单纯的视觉风格走向，而是在进一步地影响着创意构思的方式，成为视频设计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曹方主编.视觉传达设计原理，江西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引言第2页.

研究趋势范文篇8

一

当代西方以“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定向的政府改革往往被人们描述为一场追求“三E”（Economy,EfficiencyandEffectiveness，即经济、效率和效益）目标的管理改革运动。它起源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逐步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有如著名公共管理学者胡德(C.Hood)所说，新公共管理并不是由英国单位发展起来的，而是70年代中期以后公共管理领域中出现的一种显著的国际性趋势。[1](P3-19)可以说，政府改革浪潮席卷西方乃至全世界。“代表这一股潮流、全面推进行政改革的既有君主立宪制国家，也有民主共和制国家；既有单一制国家，也有联邦制国家；在政府制度上，既有内阁制政府，也有总统制政府；在市场体制上，既有自由型市场经济，也有政府导向型经济；高举改革旗帜的，既有右翼政党，也有左翼政党。”[2]（序P4）

英国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源地之一。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以后，英国保守党政府推行了西欧最激进的政府改革计划，开始这种以注重商业管理技术，引入竞争机制和顾客导向为特征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商业管理技术在英国公共部门的引入始于1979年，并以雷纳(Rayner)评审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出身于私人部门的雷纳在内阁中主持一个项目小组，负责对公共部门的绩效进行调查评估；1983年“财政管理创议”启动，建立起一个自动化的信息系统来支持财政管理改革；1987年著名的《下一步》(NextSteps)报告（全名是《改变政府管理：下一步行动方案》），提倡采用更多的商业管理手段来改善执行机构，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该报告指出：长期以来，缺乏真正的压力以迫使政府机构改善绩效，提高工作效率；以往所重视的是标准化的程序而忽视公共服务的提供；白厅注重的是高级文官的政策咨询功能而非管理功能。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该报告建议把整体的部（委）分解成若干机构，这些机构在主管的部（委）的政策指导下，履行公共服务和有效管理的职责；以管理主义的技术和程序培训职员，并且所有活动都是在一位高级主管的领导下进行。“下一步”机构的创立一开始是零碎的，但发展迅速。到1995年，?⒐?5%的文官都属于这种“下一步”机构。“新公共管理”的顾客导向和改善服务的特征，特别明显地体现在1991年梅杰政府的“公民宪章”的白皮书上；而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这一特征则明显地体现在1979年以来英国公共公司以及公共机构的私有化浪潮之中，也反映在1992年梅杰政府的“为质量而竞争”的政策文件上。这些措施促使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公共部门接受市场检验；各公共部门之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为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展开竞争，尤其是通过公开投标，赢得竞争并提供优质服务的单位才能生存与发展。

美国是现代管理科学的摇篮，“20世纪的美国文化是以信奉管理为特征的”（Bellah语）。美国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尽管不像英国那样，有明确的起点和目标，但似乎开始得更早（可以从1978年卡特政府的“文官制度改革法案”的实施算起），并且带有更明显的管理主义或“新泰勒主义”倾向。里根政府大规模削减政府机构和收缩公共服务范围，当时负责推行改革的格鲁斯(Grace)委员会的基本职责是将私人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最好的实践”）引入公共部门管理领域之中，以提高政府效率。格鲁斯委员会诊断出的美国公共部门的低效及失败的主要原因是：(1)国会对联邦政府机构的日常管理的过多干预；(2)人事尤其是高层人事缺乏连续性；(3)缺乏追求高效和经济的诱因；(4)会计和管理信息系统不完善；(5)缺乏强有力的中央财政和会计管理。布什政府则全面推行质量管理。1993年克林顿上台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政府改革——“重塑政府运动”(ReinventingGovernmentMovement)，其目标是创造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政府，并坚持顾客导向、结果控制、简化程序和一削到底原则；改革的基本内容是精简政府机构、裁减政府雇员、放松管制、引入竞争机制以及推行绩效管理。这场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献是戈尔?斓嫉墓壹ㄐ兰畚被?NPR:NationalPerformaceReview)的报告《从过程到结果：创造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政府》（简称“戈尔报告”）；其先导则是奥斯本和盖布勒的《改革政府》一书。

“戈尔报告”指出：从本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美国建立起庞大的、从上而下的、集中化的官僚体制来处理公共事务，这种体制以那时的公司结构为模式，采用分等级的科层制形式——它将任务加以分解，落实到不同层次的雇员，而这些雇员及机构则由严格的规章制度所约束。由于对标准化程序的先入之见、垂直的指挥链条和标准化的服务，这些官僚机构是稳定的，但是也造成机构臃肿和反应迟缓。当代迅速变化着的世界、闪电般的信息技术、全球性竞争和需求式的顾客，使得庞大、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已经失效。该报告提出政府改革的四项主要原则：(1)消除繁文缛节，由注重过程的系统转变为注重结果的系统；(2)把顾客放在首位；(3)授权雇员以取得成果；(4)一削到底，并创造出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政府。“戈尔报告”还引用了英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改革经验，指出美国在发展新公共管理方面已经落后了。

新西兰、澳大利亚与英国一起被人们视为新公共管理改革最为迅速、系统、全面和激进的国家。特别是新西兰，它因改革的深度、广度、持续时间和成效而被许多西方国家奉为典范。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旧的公共行政传统以管制经济和由政府部门提供一切公共服务（即福利国家）为特征。70年代末80年代初，两国面临相同的问题与压力。80年代初期、中期相继开始了全面的行政改革（澳大利亚从1983年开始，新西兰从1984年开始）。尽管两国改革的总体框架、制度设计、改革进程和管理实践等方面存在着差别（尤其是新西兰的改革先有总体框架，而澳大利亚是在改革进程中逐步形成总体框架），但是，这两个国家与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相比，更多、更明确地采用了管理主义的模式。在公共部门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方式以及市场机制，是公共管理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改革几乎涉及所有公共部门以及公共部门的组织、过程、角色和文化等方面；改革的具体措施包括结构变革、分权化、商业化、公司化、私有化等。按照波斯顿(J.Boston)在《转变着的新西兰公共服务》一文中的说法，新西兰的公共部门管理改革有三个基本趋向：一是政府已使许多由公共组织履行的功能商业化；二是只要可能就将商业活动与非商业活动分开，并将交易活动转移到公共公司；三是人力资源管理政策上的变化（尤其是引入合同制、绩效工资制和新的责任机制）。

欧洲大陆各国（德国、法国、荷兰、瑞典等）的行政改革有所不同，它不具有英、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的行政改革的那种系统、全面、连续和激进的特点。但是欧洲大陆的行政改革同样带有明显的管理主义色彩，或多或少以“新公共管理”取向。例如，在德国，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行政改革采取了非连续性渐进主义模式，即改革具有非连续性、渐进性和零碎性特点，但其改革的基本内容——调整公共事业、“给国家减肥”（或“苗条国家”）、削减公共服务人员、压缩公共人事开支、转变公共组织结构等——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管理主义取向的。特别是90年代开始的地方政府改革推行从荷兰借鉴而来的“地方治理模式”(NSM:NeusSteueruageModell)，它与英美等国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十分相似，特征是：产出与结果控制、项目预算和绩效指标、服务和顾客导向，康采恩式的权责划分，责任委托给商业单位等。又如，在荷兰，尽管改革没有更新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具有渐进和零碎的特点，但改革是以管理主义取向的，即改革的目标是改善政府组织的运作，提高行政效率与效能，方法是放松管制、分权、私有化和引入商业管理模式及市场机制等。1982年发起的“大手术”改革（以分权、放松管制、私有化、裁员和文官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1989-1994年推行的“社会更新活动”（核心是提倡和鼓励公民及社区积极参加公共事务管理活动）、1990年开始的“大效率运作”改革（目的是提高文官系统的效率和削减预算），都具有明显的新公共管理特征。

当代西方公共部门管理改革尤其是行政改革具有普遍性、广泛性和持久性的特点。这场改革涉及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改革的内容涉及公共管理尤其是行政管理的体制、过程、程序及技术等各个方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侧面来概括，也可以分成若干不同的类型。美国学者英格拉姆(P.Ingraham)把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内容概括为四个方面或四类：“(1)预算和财政改革；(2)结构改革；(3)程序或技术层面的改革；(4)相互关系方面的改革。每一类改革都涉及到公共组织的内部运转及其与外界的关系；每一类改革都试图从略为不同的角度解决公共管理和公务员中的问题。”[2](P48)另一位美国学者彼得斯(G.Peters)则从组织结构、人事管理、政策制定和公共利益四个方面来讨论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走向及内容。[2](P2)我国学者周志忍把当代国外（西方）的行政改革的基本内容归纳为三方面：第一，社会、市场管理与政府职能的优化（包括非国有化、自由化、压缩式管理等）；第二，社会力量的利用和公共服务社会化（包括政府业务合同出租，以私补公，打破政府垄断，建立政府部门与私营企业的伙伴关系，公共服务社会化）；第三，政府部门内部的管理体制改革（包括建立与完善信息系统，分权与权力下放，部门内部的组织?峁垢母铮踩耸轮贫雀母铮岣叻裰柿恳约案纳乒不剐蜗螅残姓彻娣队牍ど唐笠倒芾矸椒ǖ娜诤系饶谌荩3](P30-37)方克定则根据西方学者的论述，将当代西方政府改革实践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地处北大西洋和南太平洋的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不同程度上推行‘新公共管理的改革’（其中，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堪称系统化的改革，美国属于渐进主义的改革，加拿大居于两者之间）；二是欧洲大陆的法国、德国、荷兰、瑞典等实行连续或不连续性的渐进主义改革，它们都受到新公共管理的影响（其中，有合作主义传统的瑞典有时被列入第一类，而德国则具有最明显的渐进主义特征）；三是南欧半岛国家意大利、希腊的为争取行政合法性或强制性制度化的改革，西班牙似乎兼有二、三类改革的特点。”[2]（序P3-4）而“无论哪一种改革类型，都无例外地贯穿着韦伯式的传统的公共行政与标志行政现代化的‘新公共管理’两种基本取向的争论。”[2](P8)

二

上面我们简要地描述了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基本趋势，即“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改革取向及实践模式的出现。欧洲经合组织(OECD)1995年度的公共管理发展报告《转变中的治理：OECD国家的公共管理改革》声称：经合组织国家的公共管理改革具有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共同的议事日程，这就是“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模式。彼得斯在《欧洲的行政现代化》一文中也指出：北美各国目前继续沿着“管理主义”（而不是严格的公共行政）的思路去考虑公共组织的管理；而欧洲各国或多或少地介入了不同维度的管理主义改革之中。那么，什么是“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模式？它包括哪些基本内容呢？

作为一种正在成长并且日益取代旧的公共行政模式的公共部门管理的新模式，“新公共管理”有不同的名称，如“公共管理主义”（或“管理主义”）、“企业化政府”、“后官僚体制模式”、“以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等。“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是一个多维度的非常宽泛的概念”（彼得斯语）。对于它的内涵，人们作出了各种不同的界定。例如，波立特(C.Pollitt)在《管理主义和公共服务：盎格鲁和美国的经验》一书中认为，“新公共管理主义”主要由本世纪初发展起来的古典泰勒主义的管理原则所构成，即它强调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技术及模式在公共部门管理中的应用；瓦尔特·基克特(WalterJ.M.Kiekert)在《荷兰的行政改革与公共部门管理》一文中将“新公共管理”界定为一种强调商业管理风格，顾客至上和市场竞争的改革取向；胡德(C.Hood)将“新公共管理”看作是一种以强调明确的责任制、产出导向和绩效评估，以准独立的行政单位为主的分权结构（分散化），采用私人部门管理、技术、工具，引入市场机制以改善竞争为特征的公共部门管理新途径。[1](P3-19)

“新公共管理”有时被当作单一模式概念，有时则被当作包含不同模式的类概念。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或译《重塑政府》）一书提出的“企业化政府”模式（即“新公共管理”模式）是一种单一模式，这一模式包含如下十大基本原则或基本内容：(1)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浆；(2)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3)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4)有使命的政府：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5)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6)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需要；(7)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浪费；(8)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9)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10)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这十大原则构成《改革政府》前十章的标题。奥斯本和盖布勒在书中对这十个原则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并在最后一章（第十一章）中加以汇总组合。该书成了1993年开始的美国“重塑政府”改革的理论基础。克林顿总统给予该书很高的评价：“美国每一位当选官员应该阅读本书，我们要使政府在90年代充满新的活力，就必须对政府进行改革。该书给我们提供了改革的蓝图。”[4]

哈伯德(M.Hubbard)将“管理主义”模式的内容归纳为如下十大趋势：(1)主管的战略角色和战略管理实践的强化；(2)从行政到管理的重点转移，即从执行规则到实现既定目标的转移；(3)人事权由中央人事部门向部门主管的转移，限制工会的权力，打破统一的工资结构；(4)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分离，即核心部门集中于战略管理和计划，设立独立执行机构来执行政策；(5)绩效工资制；(6)改善财务管理，强化财务控制；(7)以组织规划和评估的形式，把执行机构的运作与其目标更密切地联系起来；(8)加强对运作状况的评估；(9)追求高质量和高标准的顾客服务；(10)改变传统的组织文化，建立新的“心理契约”。[3](P28-29)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则将“新公共管理”模式概括为如下倾向：“宁要劳务承包而不要通过没有终结的职业承包而直接劳动的倾向；宁要提供公共服务的多元结构（宁可出现多种提供者的竞争，并存在使用者对供给者运用控制手段，如美国选举产生的校董会制度），而不要单一的无所不包的供给方式结构的倾向；宁可向使用者收费（或至少是指定了用途的税收），而不是把普通税金作为资助不具有公共利益的公共事业基础的倾向。”[5](P613)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并不存在统一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只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新公共管理”模式。英国学者E.费利耶(EwanFelie)等人在《行动中的新公共管理》一书中认为，在当代西方政府改革运动中，至少有过四种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它们都包含着重要的差别和明确的特征，代表了建立新公共管理理想类型的几种初步的尝试。依费利耶的论述，这四种模式及其特征分别是：[6](P10-15)

1.效率驱动模式(NPMModle1:TheEfficiencyDrive)。这是当代西方政府改革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模式，往往被称为撒切尔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它在80年代初、中期居于支配地位，但目前受到了挑战。这种模式代表了将私人部门管理（工商管理）的方法和技术引入公共部门管理的尝试，强调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一样要以提高效率为核心。效率驱动模式的基本内容及特征有：强烈关注财政控制、成本核算、钱有所值和效率问题，关心信息系统的完善；建立更强有力的一般管理中心，采用层级管理和“命令与控制”的工作方式，要求明确的目标定向和绩效管理，权力向资深管理者转移；发展正式的绩效评估方法；强调对顾客负责，让非公共部门参与公共物品的提供，以市场为基础和顾客导向，以及在边际上进行类似于市场的实验（准市场）；解除劳动力市场的规制，加快工作步伐，采用绩效工作制以及短期聘用合同；雇员自我调节权力的减少，权力向管理者的转移，吸收部分雇员参与管理过程，采用更透明的管理形式；增加更具有企业管理色彩而较少官僚色彩的授权，但更强调责任制；采用公司治理的新形式，权力向组织战略顶层转移等。

2.小型化与分权模式(NPMModle2:DownsizingandDecentralization)。这种模式在80年代虽然没有像模式1那样处于支配地位，但其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强，地位日益重要。它与20世纪组织结构的变迁密切相关。它派生于这样一个论证，即20世纪前3/4世纪（1900-1975年）组织结构向大型化、合理化、垂直整合等级（科层制）的历史转变已走向它的反面，本世纪最后的25年出现了组织发展的新趋势，包括组织的分散化和分权，对组织灵活性的追求，脱离高度标准化的组织体制，日益加强的战略和预算责任的非中心化，日益增加的合同承包，小的战略核心与大的操作边缘的分离等。这些趋势既出现在私人部门，同样也出现在公共部门。从历史上看，公共机构提供大众服务和大规模提供标准化产品以及控制市场都可看作是一种“福特主义”(Fordist)的生产方式——它在二战后达到了它的顶峰。用组织理论的术语来说，福特主义的企业也可以看作高度官僚化、有着办公室的层级、规章制度和非人的、正式的关系气候，它与公共部门具有同样多的官僚主义的症状。从70年代末期以来，无论是在私人部门还是在公共部门，都出现了向“后福特主义”组织结构模式迅速转变的趋势。这种新的组织形式以垂直整合?橹问降慕馓搴妥橹榛钚缘娜找婕忧孔魑卣鳎笮偷淖橹跣」婺＃贤邪嚼丛蕉啾徊捎茫⒎稚⑽咦灾餍缘纳桃档ノ弧?/P>

作为当代公共部门组织结构变迁趋势反映的小型化和分权模式的要点是：从早期强调以市场为中心向更精致和更成熟的准市场的扩展，从计划到准市场的转变成为公共部门配置资源的机制；从层级管理向合同管理的转变；较松散的合同管理形式的出现；小战略核心与大操作边缘的分离，市场检验和非战略职能的合同承包；分权和小型化——公共部门领取薪金者的大量减少，向扁平型组织结构的转变，组织高层领导与低层职员的减少；公共资助与独立部门供应相对分离，购买者和提供者分离组织以及作为一种新组织形式的购买型组织的出现；从“命令与控制”的管理方式向诸如影响式管理、组织网络形式相互作用一类的新风格的转变，对组织间的战略的日益重视；从标准化的服务向灵活多样的服务系统的转变等。

3.追求卓越模式(NPMModel3:InSearchofExcellence)。这种模式显然与80年代兴起的企业文化（公司文化）的管理新潮相关——特别是受《公司文化》（DealandKennedy著）和《追求卓越》（PettersandWatterman著）两本畅销书的影响，也部分反映了那种强调组织文化重要性的人际关系管理学派对公共部门管理的影响。该模式拒绝了理性化的NPM模式2，强调价值、文化、习俗和符号等在形成人们的实际行为中的重要性，它对组织及管理的变迁与革新具有强烈的兴趣。这种模式可以分为从下而上(bottom-up)和从上而下(top-down)两种途径。前者强调组织发展和组织学习（80年代末的“学习型组织”运动是其新近的表现）；后者强调将已经出现的东西看作可塑造的、可变化的公司文化，引导一种公司文化的发展，强调魅力的影响或示范作用。

追求卓越模式的要点是：在由下而上的形式中，强调组织发展和组织学习，将组织文化看作一种组织发展的粘合剂；强调由结果判断绩效，主张分权和非中心化。在由上而下的形式中，努力促进组织文化的变迁，管理组织变迁项目；重视领导魅力的影响和示范作用（并在新型的公共部门中，应用魅力型的私人部门角色模式，要求更强有力的公司培训项目）；公司口号、使命、声明和团结的加强，一种明确的交往战略，一种更具战略性的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等。

4.公共服务取向模式(NPMModel4:PublicServiceOrientation)。这是目前最不成熟的模式，但仍展现出无穷的潜力。它代表了一种将私人部门管理观念和公共部门管理观念的新融合，强调公共部门的公共服务使命，但又采用私人部门的“良好的实践”中的质量管理思想。它赋予新型的公共部门——它们既与以往旧的公共组织决裂，又保留了明确的认同感和目标使命——以合法性。这种模式的基本内容及特征是：主要关心提高服务质量（如应用质量诱因，采用全面质量管理方法），强调产出价值，但必须以实现公共服务使命为基础；在管理过程中反映使用者（而不是一般的顾客）的愿望、要求和利益，以使用者的声音而非顾客的退出作为反馈回路，强调公民权理念；怀疑市场机制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主张将权力由指派者转移到民选的地方委员会；强调对日常服务提供的全社会学习过程（如鼓励社区发展、进行社会需要评估）；要求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公共服务的使命与价值，强调公民参与和公共责任制等。

美国著名公共管理学者彼德斯在《治理的未来》中也提出了当代西方行政改革及公共管理实践中正在出现的以新公共管理定向的四种治理模式，即市场化政府模式、参与型政府模式、灵活性政府模式、解除规制政府模式。他从组织结构、管理过程、政策制定和公共利益四个方面来刻画和比较这四种模式的特征，如表1所示：[7](P19)

表1四种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

市场化政府参与型政府灵活性政府解除规制政府

主要的诊断垄断等级制永久性外部规制

结构分权扁平型组织虚组织（没有特别建议）

管理绩效工资制及其他全面质量管理临时人事更大的管理自由

私人部门管理技术管理，团队

政策制定内部市场咨询，谈判实验企业化政府

公共利益低成本参与，咨询低成本；协调行动主义

显然，在不同学者眼里，“新公共管理”模式有着不同的内涵及特征。作者在一篇论文中曾将“新公共管理”的内容归纳为如下八个方面：(1)“让管理者进行管理”（强调职业化管理）；(2)衡量业绩（明确的绩效标准与绩效评估）；(3)产出控制（项目预算与战略管理）；(4)顾客至上（提供回应性服务）；(5)分散化（公共服务机构的分散化和小型化）；(6)引入竞争机制；(7)采用私人部门的管理方式；(8)改变管理者与政治家、公众的关系。这八个要点既是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基本取向，又是“新公共管理”模式的主要特征。

三

西方政府改革运动以及“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的兴起有其深刻的背景和原因。首先，经济和政治因素在将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中起决定的作用。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的经济衰退，导致西方各国高额的财政赤字，福利国家不堪重负，并面临一系列新的社会与政治问题，这是引发政府改革的直接原因。按照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的说法，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从原则上说有三种办法：一是限制开支和公共任务的终结；二是增加收入尤其是税收；三是用较少的开支来实现公共使命，即“少花钱多办事”。只有第三条途径才是现实的可供选择的出路，“新公共管理”改革所选择的正是这条道路。其次，经济全球化的出现是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一个推动力。全球化趋势加强了各个西方国家对本国经济竞争力的高度重视；政府能力是一国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一种主导性因素，政府如何引导和调控国民经济运作，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促进经济发展，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经济全球化对政府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合组织把政府改革当作其成员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有效竞争的一个重要途径，认为顺应经济的全球化和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内在需要，为公共部门改革提供了新的强大动力；处理国际问题不再是传统的涉外部门的专门职责，所有政府部门以及地方政府都必须具有跟踪、理解和处理国际问题的能力；经济资源的稀缺和为避免不稳定而保持经济竞争力，是推动现有公共部门改革的重要因素。再次，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信息革命是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一种催化剂。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建立起灵活、高效、透明的政府创造了可能性。信息时代的来临以及“数字化生存”方式要求政府对迅速变化着的经济作出反应；它打破了长期以来政府对公共信息的垄断；新通讯技术以及接触政府信息的便利使公民和社会团体更容易参与公共管理活动。这要求对政府组织及其运作过程作出变革与调整。最后，传统的官僚体制（科层制）的失效和商业管理模式的示范性影响是当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另一个动因。

当代西方以“新公共管理”取向的政府改革运动已走过了20年的历程。尽管目前要对这一运动及其所形成的“新公共管理”模式作出全面的评价为期尚早，而且人们的评价也褒贬不一。但是，它对当代西方政府管理实践及模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在英国，根据费利耶等人在《行动中的新公共管理》一书中的说法，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新公共管理”改革给英国的公共部门管理以及公共服务带来了如下四个方面的重大变化：第一，随着许多国有企业卖给工人和股东以及在经济活动中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公共部门已从直接的经济活动中撤离；第二，在公共部门中保留的社会政策职能已服从于管理化和市场化的过程，在以前属于在线管理组织的公共部门出现了创造“准市场”(quasi-markets)的种种尝试（例如，在中央政府，建立起了大量自主性的“下一步”机构），这些准市场的财政仍然是公共的，但引入竞争机制，如招标和合同承包；第三，在公共部门及公共服务领域出现了注重“少花钱多办事”、让钱更有所值、竞争绩效和成本指标的使用、加强成本核算和强化审计系统的趋势，相对绩效的评估更加公开化，并受中央指导系统的严密控制；第四，出现了一种由“维持现状的管理”向“变迁的管?怼钡淖洹H嗣歉苛业匾笸该鞯摹⒒暮透鲂曰牧斓挤绞剑肆ψ试垂芾砜际褂谜铰孕缘墓芾矸绞剑橹⒄共欢系靥岢龈髦痔娲桨负透诵曰墓芾矸绞剑靶偷淖橹部汲鱿帧8](P3-6)

又如，在美国，依据经合组织1997年度公共管理发展报告《公共管理的问题和发展：1996-1997美国概况》的评估，“重塑政府”运动的成效主要表现在政府的精简，机构的重建，顾客至上原则的确立，市场机制的引入，以绩效为基础的组织的出现和“重塑政府”实验室的建立等方面。与此同时，“新公共管理”运动改变了西方政府管理的实践模式，而在理论上，这一运动实现了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由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向新公共管理学的范式转变。

作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替代物，“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是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管理中出现的一次重大突破或一次深刻的变化。用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哈里森的话来说，它体现了公共管理方式的根本性、方向性的调整。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被人们看作是一种与西方工业社会的政府管理相适应的实践模式，加拿大学者纳德·萨维称之为“工业社会的政府组织模式”、“19世纪的行政技术”。这种传统的公共行政实践模式有如下四个基本特征：一是政府组织及其结构应根据韦伯的官僚制（科层制）原则建立起来，严格遵守这一原则是政府运作的最佳方式；二是公共物品及服务应由政府机构（官僚机构）来提供，即政府是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三是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开，并且文官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这有助于责任制的落实；四是行政被当作一种特殊的管理形式，必须由终身受雇的职业化的官僚来担任。[9](P1)

尽管这种模式曾在公共管理中发挥过重要的、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西方世界由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转变，传统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它的基本原则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并在实践中逐渐失效或过时。首先，作为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基石的官僚体制（科层制）已被证明是一种过时、僵化和无效率的政府体制模式，有如奥斯本、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所说：工业时展起来的官僚体制，专注于各种规章制度及其层叠的指挥系统，已不能有效运转；它变得机构臃肿、浪费严重、效率低下；它在变化迅速、信息丰富、知识密集的90年代已不能有效地运转了。[4](P12-13)

其次，政府机构作为公共物品及服务的唯一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已经动摇，各种私人公司、独立机构和社会团体参与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提供，不同的政府机构也为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及服务而展开竞争。再次，政治与行政的分开在实践中是难以做到和不现实的。在当代，公共官僚（文官）日益卷入政策制定（政治事务）之中，文官的政治化趋势以及高层文官的政治任命打破了文官政治上中立的信条。最后，传统的人事行政模式也发生重大变化，公务员（文官）的永业（终身受雇）观念已被打破，合同雇佣、临时雇佣成为重要的用人方式。“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为了克服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弊端而出现的，它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尤其是公共管理实践变化的必然产物，与旧模式相比，“新公共管理”模式更具现实性和生命力。

然而，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新公共管理”取向及实践模式远非是完善的，它有其内在的缺陷或局限性。对于这种改革是否成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人们的评价不同（甚至提出怀疑与否定）；对于新模式的有效性，人们也提出了种种批评，这些批评涉及“新公共管理”改革取向及模式的理论基础、意识形态倾向、改革的总方向以及各种具体的改革措施等方面。

首先，人们批评“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倾向。C.波利特等人认为：“新公共管理”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是一种新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公共管理哲学（甚至有人称之为右派政府的公共管理纲领）；说这种公共管理新模式以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为其理论基础，滥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向公共部门管理领域的扩张。[10](P126,121)

其次，人们批评“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市场化和管理主义的总方向，说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体现了改革者对“市场价值”和市场机制的崇拜，是一种新的“市场神话”；而“管理主义”的改革取向则忽视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本质差别，照搬私人部门管理模式，实质上是一种“新泰勒主义”。美国学者汉森(S.Hansen)认为，推崇和效仿私人部门管理方式，是把教科书中对私营企业的理想描述与现实混为一谈；英国学者格林沃德(J.Greenwood)等人从公共责任、公平、合法性和多样性四个方面论证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差别，指出不能照搬私人部门管理方式。[11](P7-10)英格拉姆在《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模式》一文中则批评“管理主义”片面追求效率，说“最重要的一条是，对许多公共组织来说，效率不是追求的唯一目的，还存在其他目标”。[2](P62)

再次，人们还对“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各种具体措施（包括市场导向、私有化、分权、放松管制、结果控制、绩效评估、顾客至上等）提出批评。例如，合同出租是市场导向的主要原则，它有利于提高效率与效益，但却缩小了公共责任范围，也妨碍公共官员与民众的联系与沟通；分权有利于增强自主性和灵活性，但也带来了分散主义、本位主义、保护主义，并增加公共开支；私有化有助于精简政府机构，增强公共部门的活力，但也损害了公民参与，妨碍政治导向，并产生公共责任方面的问题；放松管制为各部门机构松绑，增加灵活性，但也带来新的控制问题；结果导向等企业化管理方式提高了效率，但也产生了如何与公共职能有机结合的问题；顾客至上提供了回应性、多样性的服务，但却把公民降低为一般的消费者。

对于“新公共管理”的具体模式特别是奥斯本和盖布勒的“企业化政府”模式，人们也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例如美国学者格林(R.T.Green)和哈伯尔(L.Hublel)在《论治理和重塑政府》一文中对“企业化政府”模式提出了五点批评：(1)该模式忽视了政府治理模式中制度与分权对政府的约束作用；(2)它打破或侵蚀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门的权力平衡；(3)注重结果（产出）和目标而非投入和过程的原则是片面化的；(4)市场导向原则将损害美国制度的稳定性；(5)“顾客至上”原则将产生分配上的重大难题。另一个美国学者查尔斯·古德塞尔则提出与“企业化政府”模式十条原则针锋相对的十条原则：(1)政府应是由人民通过选出的代表来控制，而不应由企业家控制；(2)政府应为公共利益服务，而不是满足企业家的自我；(3)政府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活动，而非依据目标或任务而活动；(4)政府应该与私营企业的主要股东合作而非任何一种合伙人合作；(5)政府既应具有灵活性和创造性，又应具有公共责任心；(6)政府活动的社会效果固然重要，但必须尊重政府雇员；(7)政府采用私人企业的管理模式必须以不违反机会平等和公众监督原则为前提；(8)简化繁文缛节是对的，但不能破坏基本规范和法定程序；(9)减轻财政负?5纳柘胧强尚械模荒芪奘颖匾男姓В?10)处理公共问题应具有创造性，但不能让少数人中饱私囊。[12](P47-48)

“新公共管理”模式在理论上包含着内在的矛盾，在实践中也遇到了大量难题。C.贝伦(C.Bellon)等人揭示了“企业化政府”模式内包含四大价值冲突和价值矛盾：(1)企业自主与民主负责之间的价值冲突；(2)公共企业图景与公民参与价值之间的冲突；(3)企业运转的隐蔽性与民主所要求的开放性之间的冲突；(4)企业管理要求敢于承担风险与公共财政处置责任之间的矛盾。[3](P586-587)它在实践中所遇到的难题有：人员精简问题，规章制度删除问题，权力下放问题，等级问题，政治与行政分离问题，是公民还是顾客问题，谁来负责问题，价值取向问题，改革的力度与持久性问题等。[13](P43-45)

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起一个灵活、高效、廉洁的政府，形成新的管理模式。现阶段正在进行的行政体制以及新一轮的机构改革的目标也正在于此。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新公共管理”取向及模式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行政改革的深化，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完善宏观调控机制，形成新的管理模式，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必须加以认真的跟踪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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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J.GreenwoodandD.Wilson.PublicAdministrationinBritainToday.Loodon:UnwinHyman.1989.

研究趋势范文篇9

以电子自旋的自由度为基础的自旋电子学的新进展引发了一场概念性革命，开始了一种名为“自旋电子学”的新技术，这为新一代器件提供了机会。该器件将标准电子学与自旋相关效应结合起来。自旋相关效应由载体自旋与材料磁性能相互作用引起磁致伸缩材料的长度可随外磁场交变而反复伸长和缩短产生机械波，能够实现电磁能(或电磁信息)与机械能、声能(或机械位移信息与声信息)之间的转换，可以广泛用于功率电一声换能器、电—虮换能器、传感器和电子器件等方面。稀土超磁致伸缩材料已广泛用于各尖端技术和军事应用中。对传统产业起着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国外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工艺研究和应用基本完成，开始向商品化阶段过渡，并开发出近千种应用器件。

吸波材料因军民两用的殊异身份，各国竞相研究。几十年来，通过掺杂、改变结构、放置方式，使吸波材料作用发挥得愈来愈好。但是，在军用方面，它不能完全“隐身”。在民用方面，它不能完全抗干扰。因此，这也是当今研究的热门课题之一。最近有报道，在一定入射角范围。随着入射角的增大，吸波材料的反射相应增大，故可以采用双(多)基地雷达组网j】唱虽反隐身能力。若要“隐身”，则可从反方向思维进行。吸波材料的用途，大致有微波暗室、桥梁、建筑、隐形飞机、隐身坦克、舰船、隐形导弹等。

美国

美国作为一个军事大国，其科技+分发达，在微波领域尤其如此。目前，美国从事微波多晶和单晶铁氧体材料与器件研制生产的厂家约60多家，其产品占整个软磁铁氧体市场的2/3。表1为部分公司及其产品，这些产品主要用于雷达、卫星、通信、航空航天飞行器、电子对抗系统等领域。美国军方2003年与Raytheon.LockheedMartin,NorthropGrumman以及IBM等军品公司签订了共约33.5亿美元的合同，用于研发雷达报苦系统、空中运输控制、全球定位系统(GPS)、地面系统传感器、宽范围搜索系统、战术照射系统、雷达天线、舰载防御导弹、PAC一3导弹、SM一3导弹等，其中海军投入近20亿美元。美国《微波与射频》杂志总结了40年来的微波进展史，预计军用及光通信市场为行业的重头之一。在2002年美国加州召开的第10届无线系统年会上，最热门的话题为“WLAN"(无线局域网)，会上村田电子北美公司介绍了集成双道有源滤波器件，它可滤掉9GHz以上的频率，尺寸为9.5mmx12.5mmx2.2mmoIBM微电子公司了两条标准IC生产线，包括功率放大器和电压控制振荡器。美国新近成立的VIDA产品公司集中研究高Q、宽调谐滤波器、振荡器和频率合成器的军事和商业应用。该公司凭借其独特的YIG技术优势的进一步发展而得以扩大。这些进展包括:拓宽温度范围性能，振动不灵敏性，很低的驱动功率要求以及利用薄膜丫IG《丁F丫)共振器。

200，年。美国《国防报告》将太空和信息作为未来战争的两个制高点。下大力气改善太空、信息和情报技术。建立全球化网络系统。把通信设施延伸到部队的各个单位。逐步向信息化军队迈步。国防部将“网络中心战”列为未来美军的主要作战方式。还有，美国正启动一系列传感器计划。支持陆军的FCS(未来作战系统)和“目标部队”计划。重要技术包括多传感器融合。磁传感器，交叉弓I导(Cross-Cueing)和动目标指示。美国陆军直升机的A闪/ALA一212先进威胁红外对抗(ATIRCM)系统是直升机的自卫系统。可以防止来自任何方向和处于任何飞行阶段的红外制导导弹的攻击。该系统包括AN/AAR一57通用导弹告警系统(CMWS)、红外干扰头、对抗干扰箱和对抗干扰弹。另外.美国波音公司设计并研制X波段雷达阵列.从结构上要求能够融入到将来的飞机设计中.如美国空军的下一代传感器飞机情报、监视和侦察平台.此项目将在2005年10月完成。

对于新式武器电磁炮.美国在2002年8月拨款1640万美元.研究高能微波武器《日PM)对目标系统的杀伤力和美国自己的系统遇到日PM时的受损程度。2003年1月，美国与加拿大Metatech公司签署了一份为期7年的合同。研究美国卫星遇到诸如激光等直接能量攻击时的受损程度。

日本

虽然日本在二战后被限制发展军队.但其先进的工业技术、发达的经济实力必然要影响到军事。日本对于磁性材料及器件的研发.不仅用于商业.也用于军事。例如.日本在其研究的新式潜艇上将采用很多新技术.包括安装新型声纳.进一步提高探测能力.开发AIP技术;采用无浆推进、泵喷射推进、磁流体推进等新的推进技术.磁流体推进技术已在日本的超导电磁推进船“大和”号上进行了成功实验。

日本是磁性材料及器件研制与生产大国.著名公司有大同、日立、川崎等。下面略举几家公司最新研究动向。

大同特殊钢公司近年开发出挠性电磁波吸收体“DPR”系列。其主要特点是高温环境下抗电磁干扰，可满足电子机器、光纤通信多方面需求。该公司还估计到粘结磁体在电动机等方面的市场需求必将进一步增长。已计划到2005年度其产量增长8成。即2005年生产能力由2003年的4000万个增长到7000万个。磁体年销售额估计增长1.5倍达120亿日元。

日立金属公司生产的“Finemet”纳米晶磁性材料，主要用于电子机器防干扰共态扼流圈。过去月产量30t，目前已猛增至120to2002年销售额20亿日元，计划2006年要达到120亿日元。该公司前不久吞并了美国Honewel公司的非晶金属材料事业部。收买金额达数+亿日元。以图占领软磁材料市场。

户佃工业公司与明治大学共同研制成由Co.Ni和氧化铁组成的只有30一40nm的纳米磁粉，可获得239一542kA/m(3000一6800Oe)的矫顽力，并可以在50℃保持，ODOh的热稳性。

川崎钢铁公司新近开发出电磁线材。据称为世界首创。可用于倒相电路中的变压器或扼流圈，满足了电磁器件小型化、异型化需求。

韩国

韩国在磁学研究方面的投入基金每年均有增加。目前，韩国与磁学有关的公司及产品见表20韩国现存公司的产业化需要与研究间的技术差距日益增大，如果韩国无法实现以自旋电子相关技术或其他为基础的新产业，则无法在短期内轻易解决这个问题。

印度

印度从2003年1月开始，实施“萨姆尤科塔”电子战;ii浅」。“萨姆尤科塔”技术由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DRDO)负责开发，硬件设备由印度国家电子有限公司生产，所使用的电子干扰器使用频率在1.5一500MHz之间，涵盖了从高频中频之间的所有敌方电子频率使用范围;计划中用的重要设施一拉简德拉相控阵雷达，由印度巴拉特电子有限公司生产。该技术的有效使用寿命将持续到2020年。印度陆军官员称，首批26辆电子战车辆已交付陆军并投入使用，这些电子战车辆装备有印度自行研制的综合监视系统。除“萨姆尤科塔”计划外，印度陆军还准备从海外引进一批电子战干扰系统，开展反情报行动。

入到现役战略、战术飞机和防空导弹的改进工作上。俄对图一160和图95MS进行的中期改造中，不会对发动机或机身进行改进，而将重点放在导航、观察和武器系统上。俄现役飞机所保留的升级项目苏一27SM和苏一34飞机，均采用了全新的电子设备。表3列出俄罗斯部分微波铁氧体厂家及其产品。

欧盟

现在国家的边界概念正在发生变化，整个欧洲国防工业正在朝着相互融合、相互协作的趋势发展。欧盟第5个框架计划(，998一2002)为信息社会技术(IST)设立了33亿欧元的基金，其中关于磁性与光存储方面的项目包括:磁光存储、集成光学磁头、超高密度存储、磁噪声与巨磁电阻效应(GMR)、磁学中的隧道结、电磁元件、平行光盘与多频道系统。欧盟第6个框架计划(2003一2007)分成两步:一是生产公司与高技术研究实验室结合，投入1000万欧元基金用于建立完善的应用和短期产业化项目。二是促进高技能研发实验室间的研究，以开发IST领域未来的技术。此框架计划预算资金为36亿欧元，其中一些关键项目包括移动通信、无线通信、可靠与安全性、纳米电子学及月n胃的“电子健康”(e-i}alfn)。此计划将继续推进在过去5年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海t存储技术。公务员之家

欧盟在微波方面的研究项目包括:微波真空器件用碳纳米管，微波与先进CMOS(补充型金属氧化物)技术集成，微电机系统集成相阵天线等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NPL)，主要研究实现微波测t在功率、衰减阻抗和噪声方面所用标准的新方法，以及EMC和介电材料的测}oNPL的一个特别研究项目是利用新的非接触电光传感器对高架电源线的测t。英国日elfast大学高频电子研究小组的典型研究项目包括毫米波前端和集成自追踪天线用的灵敏结构，其中关键技术是研制具有低反射损耗的空间移相器。英国Loughborough大学的无线通信研究小组主要研究天线与无线系统，包括在移动和卫星通信系统、微波和毫米波工程中的应用。

法国政府为2003年到2008年的军事预算提交了一个新法案，增加了国防开支。其中2003年开支达133亿美元，比当前(2002年)增加11亿美法国Lille大学电子、微电子、纳米技术研究所的研究项目有现代电子、新钊料、微电子、纳米电子、微波、光电子、电磁、声学、超声波、微系统、传感器及测试设备。

研究趋势范文篇10

关键词:现代农产品物流；现状；发展趋势

如今，我国农业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农产品流通过程中的市场化水平偏低但流通成本却非常高，这不但极大地降低了农产品所具有的竞争实力，而且甚至已经成为中国农产品流通体系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因为农产品最后还是需要靠流通才能能实现自身价值，所以相对比较高的流通成本就导致农民群众未能从流通领域之中享受本应得到的权益。这就需要积极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业，以提升我国农产品所具有的竞争实力。这就需要加快对我国现代农产品物流发展趋势的探究，从而推动农产品物流实现更好的发展。

一、现代农产品物流的基本特点

所谓农产品物流，主要是指农产品从生产地往接收地进行实体流动的整个过程，并要在此过程之中实现相关农产品的保值与增值。农产品物流具有迥然不同于其他物流的鲜明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产品物流具有极强的季节性。因为各个不同地区在气候和水土等各个方面的自然条件均具有较大的差别，分别合适种植不一样的农副产品，所以农产品生产也就具备了非常强的季节性特点，不仅表现为农民群众的生产资料购置要考虑到季节因素，而且各类农产品的产出也具有极强的季节性特点。二是农产品物流具有极高的难度。绝大部分农产品容易腐烂，对鲜活度的要求非常高，这就要求采用相应的技术手段来实施防潮、防虫以及烘干等相应的处理，进而保障农产品的品质以及质量。这就需要农产品物流企业考虑相应的设施与设备，主要包含了物流仓库、专业运输车、专业装卸设备以及加工设备等。三是农产品物流的种类繁多而且规模较大。因为农产品的品种十分丰富，所以流通量也十分大，而农业生产资料购置量同样也十分大，主要有农药、化肥、农机和农业生产所需相关原材料等。

二、当前现代农产品物流发展现状分析

当前，中国农产品物流行业虽然已经得到了极大发展，然而与西方国家比较起来依然显得极为之后，这是由于我国流通领域过于分散之局面造成了农民群众的分散型购销，因为受到经济能力、信息资源等多种要素带来的影响，风险极易转嫁至生产者，从而也就导致了农产品物流业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农产品物流体系不够完善。因为考虑到各地经济发展不够平衡，农产品物流业的活动主要聚集于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那些地区，在更加广袤的农村地区，农产品物流业发展则相对比较缓慢，这就产生了农产品物流发展体系不够均衡的问题。同时，到目前为止，中国农产品物流业的运行方式还是相当简单的，只是农户们自身开展相对简单的运输活动，未能对农产品物流业实施全面整合，也未能对农产品物流的流动过程实施全面管理。二是农产品物流业的信息化水平不高。如今，信息化已经成为推动物流行业取得发展的关键环节，然而目前我国的农产品物流还远远没有建立起相互协调的现代物流运输网络体系。农产品物流业信息化状况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在分散式经营的模式之下，农户对农产品相关信息之获取依然依赖于以往那些传统办法，而且诸多农产品市场尚未购买信息化的设备，以至于物流网络系统依然处在空白阶段，农产品的供应链难以进行合理整合。三是农产品物流业的组织化水平偏低。鉴于当前我国农民群众的户均耕地只达到0.5公顷，生产规模非常小，导致传统的粮食供应业还是处于主导地位上，提供的物流服务水平较低。当前，单一农户近年来逐步成为了我国农产品物流的主力均，然而这类物流主体不仅规模偏小，而且组织化的程度相当低下，而且农产品物流中介组织的发育相当缓慢，缺乏良好的服务能力，以至于大部分农民群众需要自行解决农产品物流运输的问题，农民群众处于无组织的分散化状态之下，自然也就缺少了足够的市场竞争实力，无法构成规模化经济，而且也无法确保农产品的品质具备稳定性，同时还压缩了农产品物流的发展空间。

三、现代农产品物流的主要发展趋势

(一)农产品物流体系建设之趋势

要积极加大农产品物流体系建设的力度，着力培育规模较大的农产品物流集团等规模化、体系化发展之主体。要把农产品物流原来较为分散的物流资源进行全面整合，从而发挥出积极的作用，进而能够实现产销之间的无缝对接，加快我国农产品物流的顺利流通进程，而且同时还能控制农产品物流中的相应成本。在此基础上，还应当积极支持农产品物流业协会的建立与健全，形成农产品物流公司的诚信经营机制以及认证体系，积极支持该行业协会制定出牵涉到农产品物流业的有关行业标准，并严格加以执行。

(二)农产品物流专业化之趋势

如今，我国农产品专业物流一体化服务正在逐步建立之中。鉴于近些年来我国农产品产业化的不断提升，农产品规模化经营局面以及特色农业发展趋势已经逐步建立，对于农产品专业化物流的需求也变得愈来愈高。其所表现出来的发展趋势就是要加快本行业的分工进程，把农产品物流分配从原来的供应企业与销售企业那里予以脱离，交由专业第三方物流公司进行运作，从而让农产品的供应企业以及销售企业能够一心一意地抓好农产品生产、加工以及销售等环节的工作。

(三)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之趋势

因为农产品具备了数量大、类别多、运输困难、容易腐烂等鲜明特色，所以农产品物流业的发展，一定要建立起从农产品的运输到防腐、加工、配送以及销售等各个环节的一体化冷链物流发展体系。然而，当前我国的冷链设施以及装备数量上有所不足，技术上还不过硬，也就容易产生易腐农产品，尤其是各类初级农产品被大量地消耗，以至于在食品安全上产生了相当大的隐患。有鉴于此，我国应当加紧构建覆盖面更宽、范围更广、技术更高的农产品物流冷链体系，并且较好地实现农产品物流之更新换代。

(四)零售环节规模化之趋势

如今，中国农业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之中。随着我国农产品买方市场的逐步确立，竞争也变得日趋激烈化，而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对农产品的消费也从追求数量转向提升内在质量。与此同时，鉴于我国近年来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农产品市场也要面对愈来愈激烈的国际市场的挑战，以上这些均对今后我国农产品物流的发展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就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积极发展我国农产品的连锁经营行业，就能进一步地实现其生产和市场之间的良好对接，从而切实减少流通环节的损耗，持续提升流通的效率，能够进一步地推进规模化经营，持续扩大市场的主体，提升其所具有的市场竞争实力。同时，推进我国农产品零售的连锁化经营，对于促进中国农产品更趋科学化与规范化也有正面、积极的影响。鉴于当前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城乡之间的差别比较大，农产品零售要想实现连锁化必然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一开始往往集中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型城市，在物流技术以及产业化程度不断提升之后，连锁的范围必然会得到持续扩大。

(五)农产品物流信息化建设之趋势

信息化可以说是我国农产品物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要，从农产品的生产起，到存储环节、运输环节和销售环节，农产品物流信息一定要进行快速处理，从而力求做到更加精准的传递。一是要提升农民群众应用信息之能力，全面普及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以提升广大农民群体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掌握信息化知识的能力。要尊重广大农民群众的意愿，加快农地的流转进程以及规模化经营的程度，提升农民群众对于信息化工作之需求。同时，各地政府部门也应当进行统一协调，运用市场化导向，认真实施好农产品交易信息的采集以及等工作。要逐步完善农产品物流方面的信息交流以及服务机制建设，积极创建现代物流产业信息发展平台，落实农产品的信息化服务工作，形成快速、高效的现代物流业发展体系。

(六)农户组织化提升之趋势

中国的农产品从生产起，一直到加工环节、销售环节，参与其中的农民群众以及组织数量非常多，然而规模缺相当小，层次也比较低，缺乏应有的联合性，进而造成组织化的程度不高。要想解决存在于农民群众身上的组织化程度过低和大市场之间存在的矛盾，较为可行的一项措施是促进家庭经营与规模化经营的紧密联系，积极开发多元化农产品的合作方式，加快农地的合理集中，进一步提升广大农户经营的规模化程度，提升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整体规模化状况，切实解决分散经营的生产成本过高而效益偏低等实际问题。运用农产品产业化经营过程中的农业龙头企业将原本分散化的农户进行合理的组织，从而产生产业化的组织新方式，切实带动广大农户进入到市场中实施统一化管理。要充分发挥出农民合作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的功能，切实提升农户群体的组织化程度。

(七)强化专业合作社建设之趋势

农业专业合作社是指专业生产方向一致的农民群体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在自愿基础上组建而成的实施自主管理和自负盈亏的一种农业经济组织。在我国农业发展进程中，农业专业合作社与普通农户比较起来，具有团队协作、要素改进、市场竞争力提升、风险降低以及管理能力提升等各个方面。合作社完全可利用自身更为稳定的货源、更为充裕的资金，对农产品实施全面深加工，以求缓和集中上市带来的各种压力，进而提升农产品所具有的附加值，从而有效缓解农产品在产、销过程中产生的危机。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了现代农产品物流的发展状况，展望了农产品物流今后的发展趋势。如今，我国的农产品物流业尚处于起步摸索时期，建设现代农产品物流新型模式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化工程。政府部门一定要全力发挥自身所具有的宏观调控等积极作用，落实符合我国当前实际的农产品物流业发展规划，健全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切实规范当前物流市场，提升对物流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力毒，强化农产品物流信息化体系建设，从而为农产品物流的可持续发展创设出更加优质的运行环境。

作者:冯佳 单位: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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