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范文10篇

研究范文篇1

[关键词]校本研究；学生发展；制度保障

近一年来，在北京市密云县很多中小学校经常可以看到，利用本校的校本研究时间，教同一个班的老师们坐在一起，就这个班有特殊需求的学生进行研讨。由于大家都很了解这个学生，所以有共同语言，人人有发言权，讨论得比较深入；又因为这些学生都有不同特点，对班集体的教育教学有影响，因此老师们感到这样的讨论是十分有意义的。通过定期开展这个“组织”的活动，每一位教师在对学生研讨、干预以及学生的进步中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特别是班主任走出了以往“单打独斗”的困境，尝到了集体攻关的甜头，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这一组织活动就是我们提出的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

一、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模式的提出

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推进，关注学生个体差异的教育理念已经越来越被广大教育工作者所认同。目前在我国中小学校中，已经形成了十分有效的基于学科教学研究的校本研究。在教研活动中，同一学科的教师，就本学科的教学问题进行研讨。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教学研究在促进教师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随着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的提出以及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差异教育的落实，就必须要加强对学生个性的研究。在学科教研的校本研究中，学科教研组是最为主要的组织形式。通过这个活动，讨论和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教学问题和学生在学习中的共性问题。因为对同一个教研组的教师而言，由于他们所教的班级不同，学生不同，因此在讨论某一个学生的问题时，只有少数教师有发言权。由此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学校还没有建立一个像学科教研活动那样的机制，为教师提供集体专门研究学生个性及对有特殊需求学生进行研究的时间和空间。为了深入地研究学生，就必须要建立以研究班级和学生个体为专题的研究组织进行活动的新机制。

通过总结我国具有几十年历史的中小学学科教研的成功经验，我们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研究机制，以全面研究学生个体为主题、以教师集体研讨为形式的定期的有组织的活动。对照基于学科教学研究的校本研究，在教学研究的活动中，以学科研究为特点，同一个学科的教师为一个学习共同体；那么在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的活动中就要以学生研究为特点，要以是否对某一个群体学生了解为标准组成新的学习共同体。考虑到中小学生在校期间有80%以上的时间是在课堂，因此相对而言，教授同一班级的各学科教师是比较了解同一个班级的学生的。所以把教授同一班级的各学科教师组成这个学习共同体是十分有意义的。通过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的有组织、定期的集体研讨活动，教师能更加全面了解学生、集中集体智慧、进行分析思考、制定和实施干预行为，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发展。

二、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模式的构建

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于对学校教育质量低下的担忧，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开展了持续多年的基础教育改革，这场改革促使人们对传统的教育教学管理模式提出了质疑，并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旨在立足于学校，以学校为基础的“校本”运动。[1]“为了学校、基于学校、在学校中”是“校本”运动最具代表性的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后，校本运动被传播到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

随着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特别是三级课程管理政策的实行，我国的教育界开始关注校本运动，校本管理、校本课程、校本培训、校本教研等一系列以校为本的教育改革理念和实践持续不断地涌现。

所谓“校本研究”是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和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下，以促进教师、学生和学校发展为目的，以学校面临的教育教学问题为研究对象，以学校为研究基地，以学校教师为研究主体，以促进学生、教师及学校发展为目的，由校长组织领导，教科研人员和教育理论工作者共同参与的融学习、教学、教研于一体的群体性研究活动。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就是校本研究的一个新模式。

（一）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概念界定

所谓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是由中小学校长为第一责任人，年级组长为组织者，以班主任为主导，把教同一个班级的所有任课教师组成一个研究团队，以研究学生发展基础、存在问题、发展需求和潜能为研究对象，以达到有效促进每一个学生发展为目的，有组织、定期的研究活动。

（二）与原有模式的比较

建立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模式的主要目的是为教师研究学生从组织形式、时间等多方面提供保证，从而引导教师研究学生，有效促进学生发展。同时这种新的校本研究模式的建立也将对丰富和发展校本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以往的校本研究中，以学科教研组为组织的研究，为中小学教师针对自身所教学科的教学研究提供了时间上的保证。在固定的教研活动时间里，教同一学科的教师坐在一起，就熟悉或感到困惑的学科教学问题进行研究，通过教师个人思考、集体研讨，汇集教师的集体智慧，有效地解决了学科教学中的许多问题。事实证明：学科教研的校本研究模式是十分成功的。但是由于这个研究是以学科教学为主要研究内容，因此参加这个研究的教师所教的班级是不同的，显而易见，他们所教的学生是不同的。在探讨学生学习中的共性问题上特别是学习某一学科的共性问题，学科教研模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仅研究学生共性问题和仅靠教师个人是不够的，还需要集中教师的集体智慧，对学生个体进行有组织、定期的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关注和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学科教研的校本研究模式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教师有组织集体定期学习、研讨、解决问题的做法。因此在借鉴这个有效的做法和成功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模式，在学校中进行了实践，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学科教研的校本研究模式和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模式进行比较，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如表1所示。

（三）特点分析

从上述比较来看，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模式与学科教研模式有不少相同之处，例如校长是第一责任人，研究的主体是一线教师，研究的形式是集体而非教师个人研究，最终都是要达到促进学生发展的目的。除此之外，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还具有以下特点：

1.遵循多元智能理论，强调从学生的长处入手，关注差异，进行激励

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模式强调基于学生的发展差异，实施个性化教育，促进学生的个性差异发展。而个性是在个体与有意义的环境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习得的，在现实环境中“每一个体都彼此相互影响，每一个体的关系与性质都牵涉到别的个体的关系与性质”。[2]从哲学的角度讲，共性与个性相辅相成、相互渗透，共性特征往往是在个性特征基础上归纳、总结、推广而形成的。因此我们强调个性化教育的实施其更主要的目的在于找到学生发展的共性特征，不断总结符合当代中小学生特点的教育规律，并且探索符合规律的有效方法。参加这个模式研究的教师其特点是同一个班的任课教师，所以大家对这个班的所有学生都有所了解。在研究某一个学生特别是缺点比较多和较为突出的学生时，引导教师从学生的长处和优势说起，遵循多元智能理论，关注差异，进行激励。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学生的某一学科的学习和其他同学比较时，他（她）可能是很差的，但是当我们换个角度就他（她）自己的各个学科和各方面进行比较时，总能找到其长处和优势，这样就可以从长处入手，进行表扬和激励。

2.在研究过程中各相关人员积极协作，形成学习共同体，共同解决问题

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模式强调由中小学校长作为第一责任人，年级组长为组织者，以班主任为主导，以教同一个班的所有任课教师为一个研究团队来共同研究学生，这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教师协作学习共同体，大家有着共同的愿景——促进学生的发展，定期开展活动，共享经验和资源，并最终实现互促共进的目标。这一共同体的建立强调在研究过程中，各相关人员要积极协作。大家在碰撞中，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促进学生发展的好方法，共同解决问题，并实现教师集体的专业成长。

3.注重在实际干预行动中转变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和行为，促进师生的健康成长

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模式倡导行动研究法，让教师在“做中学”的过程中探索促进师生健康成长的途径和方式。因为教育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领域，教师工作具有个体性、创造性、情境性、发散性的特点，需要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支持。“教师的实践性知识是教师真正信奉的，并在其教育教学实践中实际使用和（或）表现出来的对教育教学的认识”。[3]只有让教师在实际干预行动中体验过程，反思行为，总结经验，才能真正地转变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和行为。

（四）实施流程

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流程主要包括4个环节：首先，在学校建立研究团队。研究团队主要由校长、年级组长、班主任及各相应班级的任课教师组成并且他们分别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其次，确定研究对象及内容。在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中，问题的提出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们在确定研究对象及内容中，注意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研究：根据班级的实际情况，提出研究的问题；听取相关人员的意见；确定研究对象。第三，研讨、制定并实施干预方案。根据研究对象及内容，主持人及项目组成员讨论研究对象，并且开展校本研究活动。在活动中，教同一个班的教师坐在一起，共同对研究对象即有特殊需求的学生进行研讨。教师们首先从学生的长处入手，再对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其成因。通过集体讨论，共同提出初步干预方案。根据需要，主持人也可以与专家一起研讨，修改和完善初步方案。根据干预方案，班主任和所有任课教师，在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集体共同实施干预措施。最后，反思、调整干预方案。在实施过程中，教师们除了在平时个别交流实施情况外，还可以在校本研究的定期活动时间进行研讨。根据干预效果，反思、调整干预方案。

三、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模式的实验及效果

（一）实施过程

从2007年9月开始到2008年4月，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在北京市密云县中小学进行了实验。实验采取教育行动研究的方法，借鉴行动研究的经典程序，[4]我们将实验程序设计为：组织培训——建立团队——确定对象及内容——制定方案——实施干预——合作研讨——评价反思——调整改进。

首先，我们对参与实验的教师，包括负责人（校长或教学副校长、教导主任、德育副校长/主任）、召集人（年级组长/教研组长）、主持人（班主任）以及任课教师代表进行了培训，培训的目的在于让实验教师明确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的基本理念、操作流程，并建立本校的研究团队。

第二，我们结合密云县有特殊需求学生的发展需要和教师的干预需求，开发了一套干预工具，包括班主任日常干预记录活页、校际研讨活动记录、任课教师干预活动记录、班主任干预措施选编、案例分析等，为实验教师提供了很好地研究抓手，各实验校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制定了本校的校本干预工具。

第三，为了了解学校在实施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实验中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效、遇到的困惑等，我们定期组织各校研究团队进行校内外的研讨，项目组深入各校进行指导交流，帮助实验教师解决一些疑难问题。

第四，各实验教师根据本校研讨制定的干预方案进行实施，并利用项目组提供的干预工具和根据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进行应用。

第五，经过一个学期的实验之后，各校召开总结交流会，对近一个学期以来的干预实验进行评价总结，反思实验过程中取得的成效和遇到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研讨，改进原有的干预方案或制定新的干预方案。

（二）保障措施

1.校长必须发挥第一责任人的作用，全面统筹、整合各方面的资源

在实验的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课题的进展情况与作为第一责任人的校长对课题与学校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深度和重视程度相关。校本研究进展比较好的学校校长不仅思想上高度重视，而且身先士卒带领学校各领域的具体负责人一起投入研究，将其融入到学校的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把教研、科研、教师培训、干部培训、党员学习、继续教育、家校教育等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全面统筹、整合各方面的资源，既减轻了教师的负担，合理有效地利用了各方资源，又提高了教育教学活动的效率。

2.把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列入到教师的继续教育中去

在实验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线教师的工作负担较重，还要参加各种各类的培训。为了不增加教师的负担，又能提高教师的参与积极性，我们将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实验与教师“十一五”继续教育挂钩，使其成为教师校本培训课程的一部分，这样就从时间和课时上提供了组织管理的制度保障。教师根据各实验校的具体情况，每个月或每两周举行一次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活动，各相关人员坐在一起就已经确定研究的学生进行研讨，其中包括近期的发展情况，取得的进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研讨，每次都有固定的研讨活动时间，全程参与的教师可以拿到0.1-0.15个学分，每学年举行10次活动。这样教师通过一学年的活动就可以拿到1.0-1.5个学分。由于有了这个机制保证，教师参与的意识和积极性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3.实验效果

第一，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模式已经基本建立。

通过近一年的实践，已经较完整地建立起校本研究模式。借鉴学科教学研究的经验，在实际组织实验中，不论是在研究的团队、研究的内容及对象、研究的组织形式及研究的时间等都有所涉及，并且总结了开展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模式的两条保证措施。实践证明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已经成为实验学校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第二，转变了教师的学生观，实验教师自身的素质也得到提高。

在活动中由于教同一班级的各学科教师在对班里同一个学生发表意见时，表现出来的感情和态度不一样。有的教师能够看到这个学生的许多优点，而有的教师从本学科出发，只看到其缺点。通过大家在一起交流，教师就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学生，促使教师进行反思，转变原有的消极看法，提出促进学生发展的积极干预措施。特别是在这个多学科教师共同协作的研究平台上，每一位教师都是教书育人的主角，改变了以往在教育学生方面出现的班主任“单打独斗”的做法。“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使得教师在一次次的活动中，一点点地把以人为本的思想和关注每一个学生从写论文的文本中逐渐转变为日常教育教学的行为。

第三，通过教师的共同努力，学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信心有所增强。

在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模式的探索中，学生的进步是十分显著的。通过教师共同研讨干预方案，实施干预措施，学生感到全体教师对他（她）的关注和鼓励，从而努力发扬老师提出的长处、潜力，一点点地改正不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很多教师而并非只有班主任的及时表扬，他们的自信心有所增强了。

随着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社会各界对中小学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学科教学研究的校本研究与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为校长提供了研究学科教学与研究班级的不同角度、研究学生的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通过深入的研究，真正把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落实在学校的教育教学中，并在每一个学生身上有所体现。

4.实验反思

建立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模式的实验，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还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主要有4个方面的问题：在校本研究中如何真正发挥校长的第一责任人的作用；如何把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融入到教师的继续教育和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如何参照学科教研相应的学科教研组的设置，尽快在学校建立以教同一个班的教师为特征的新的研究团队；如何借鉴学科教研的校本研究模式，不仅在学校建立一个新的研究机制，而且各区县教科研部门能够负责业务指导和组织交流。

总之，教育实践已经证明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在落实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得到学校领导、教师、学生及学生家长的好评。但是由于本项研究建立新的研究机制的最终目的尚未达到，因此还要继续探索，使基于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不断得到完善，并将在素质教育中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胡惠闵.校本管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10.

[2]金岳霖.论道[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7：87.

研究范文篇2

关键词：研究生；德育；困境；反思

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层次人才的重要来源，而研究生德育的工作也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只有全面客观地分析研究生群体的总体思想状况，不断探索契合他们的思想、科研、学习、生活特点的行之有效的教育载体与途径，才能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然而，面对多元异质的社会环境，现行的研究生德育模式已出现了困境。

一、研究生德育困境的调查分析

2006年4月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院面向全体研究生（包括硕士生、博士生）开展了关于人生价值观及德育内容、途径的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007份，回收试卷938份，其中有效试卷926份。①（注：本文所引用的数据都是源于本次调查。）其中：

问3：对于研究生自我伪装学历、搞学术造假，持反对观点的占86%；

问7：你是否会选择对助学贷款的逃匿欠款？选择“否”的占78%；

问8：你是否会应朋友的要求或利益的驱动当“考试”？选择“否”的占64%，选择“视情况而定”的占31%。

看到这些数据，我们是否应该感到欣慰呢？事实上，一边是考试监察和考试纪律越来越严，另一边却是们在“前赴后继”；一边是国家不让经济贫困的学生失学提供银行贷款，另一边却是精神仍未“脱贫”的毕业生失信逃匿、欠款；一边是在招聘单位信誓旦旦、语言感人的求职，另一边却是使聘用单位无可奈何、摇头长叹的违约，以及不少载着虚假光环的简历。这些都是拥有较高学历的研究生所为。为何出现这样的教育困境呢？当今，现代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和竞争机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不仅使人们认同追求利益的正当性，又带来了全新的人际关系与伦理道德诉求。科技的迅猛发展给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对唯生产力的经济伦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信息化的浪潮有效地消解了传统的时空概念，它通过网络很好地实现了资源即时共享，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西方文化意识形态中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观念。这一切不仅冲击着研究生原有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也给研究生德育工作者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促使我们对过去工作的反思，建构一种新的育人理念，即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与“育人无声”的培养机制。

二、当代研究生群体的典型特征

（一）个体间的较大差异性

在所有的学生群体中，研究生群体的个体差异性是最大的，人员结构相对复杂是其最大的特点。除了家庭背景、性别、人格气质等常规差别外，研究生个体间的婚姻状况、前置学历、工作经历、社会阅历等方面的差异尤其显著。这些巨大差异的存在，导致这个特殊群体较难自发形成一个正式的群体。他们往往通过非正式群体去追求归属感。

（二）刺激的单调性

特殊的学习和生活方式、个体间的巨大差异对于研究生的心理产生直接影响，而心理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刺激作用，尤其是处在多元压力下的研究生群体，更需要适当的宣泄途径。据调查，在正常的学习、生活过程中，研究生的学习、生活方式以少数人甚至个体为主，总体上缺乏群体行为和活动；他们所能接触的人和事物也十分有限，生活单调沉闷，只能通过非正式的途径来宣泄这种压抑感。研究生个体通过自身不断调控刺激源去缓和自己的内心状态，比如很多研究生都十分喜欢电脑游戏，靠玩游戏打发时间。这种自我调整会带来负面效应，比如打完一天游戏会很愧疚，但是下次又会这样，如此反复，身心疲惫。

（三）较强的优越感和兼容性

研究生都受过良好的、系统的教育，具有较高的知识层次和较广泛的社会接触，信息量大。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在本科阶段就是“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很多人都已经入了党，因而，在心理上他们比同龄人具有优越感。也因为他们是在社会转型、利益调整、文化激进、观念冲突、矛盾意识激励的社会环境中来调整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所以他们思想开放、不墨守成规，成为新事物、新思想的采纳者和传播者。因此，研究生群体极易产生一种盲目的优越感和兼容性，过度相信主观臆想。

（四）较强的独立意识和较弱的集体参与意识

当前在校的研究生大都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有工作经历，在经济上已经独立并成立家庭，这部分人的心理发展大部分处于青年晚期或成年期，独立意识较强，易形成以“家”为形式的集体意识。而由应届本科考上的研究生，由于心理优越感、自身差异性及刺激的单调性，他们易产生较强的独立意识或个人意识。而且，他们在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上主张奉献与索取并重，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偏重物质利益，关心自我实现，所以他们常常审视个人发展，具有强烈的个人学习的目的性，对于“一些毫无好处可言的活动”漠不关心。

研究生的心理、思想和学习的这些特点，决定了研究生的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绝不仅仅依靠通过惯例性的政治理论、决策等灌输或行为规范等道德修养方面的教育就能达到目的。真正起作用的是他们在实践中的体验，是切合实际的教育内容，是导师高尚的人格魅力、献身科学精神的感染，是校园整体环境氛围的熏陶，是研究生中非正式群体的自我教育、共同进步的目标的追求。因此在研究生的日常管理中，必须坚持导师指导和非正式群体共同进步，坚持内容有效和导向鲜明相结合，坚持思想性与学术性相结合的观念。

三、研究生德育必须坚持四个原则

（一）内容有效与导向鲜明相结合原则

内容有效性是指能够引起广大学生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抵制西方腐朽落后的思想文化，并且能够结合研究生自身发展的诉求，拓展和优化德育教育内容。如调查所示：

问14：你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自己的影响程度？选择“影响一般”、“影响不大”、“无影响”的共占63%；

问15：你认为哪方面的教育应该放在德育教育的首位？选择“爱国主义教育”占66%，“马克思主义理论”占11%，“集体主义教育”占17%；

问6：目前学术界浮躁现象严重，其根本原因是？选择“急功近利”的占54%；

问9：高校学术造假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是？选择“追名逐利”的占52%。

传统的德育主要侧重于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社会本位的一元价值观取向的正面灌输，往往忽视个人现实发展的诉求，导致大多数研究生对传统的德育持保留态度，认为这些教育“可爱但不可信”、“可信但不可行”。结合当前形势，笔者提出应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理念来引导研究生关注民族发展、关注学术伦理。

社会主义荣辱观，不仅明确了我国德育的基本价值，它还着眼于当代全局、面向中华民族的未来，既继承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本精神，又汲取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反映了当前社会风气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德要求，富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实践性。荣辱感、羞耻感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核心内容和重要表征，也是道德教育的有效切入点。通过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可以培养出独具特色的大学精神，创造研究生成长的良好环境。［1］

因此，积极培养研究生以爱国主义为内核的民族精神，培育其民族自尊心、自责感和责任感，这是具有内外需求的。一方面，研究生作为社会的精英，对于一些问题的思考、观念的阐释更具有深度，这是社会发展、民族腾飞所需求的；另一方面，民族自豪感与自我实现程度的高低成正相关，当研究生自我实现程度越来越高时，其民族归属感将越强，这是绝大多数研究生认同、需求的方面。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引导他们关注民族命运和国家发展，培养其振兴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还必须培养研究生正确的学术伦理观，塑造研究生群体的学术人格，这有助于其在专业领域更好地发展，实现自我价值。

（二）导师引导育人原则

研究生导师是教学、科研的杰出代表，是最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从研究生入学开始，导师就对他们的学业、生活等各个方面起着指导作用，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人品修养对研究生的科研道德、治学态度、敬业精神、名利关系及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起着直接的作用和潜移默化的影响［2］。导师与研究生的这种特殊关系形成了导师对研究生的一种特殊影响力和约束力。导师和研究生接触最多，最能及时了解研究生思想动态的发展和变化，而且研究生比较信任导师，这就使得导师育人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这与我们的调查结果与分析是不谋而合的。

问11：对于研究生培养起关键作用的因素是？选择“导师”的占70%，选择“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的占23%；

问5：大学学术重要内涵的特征是？选择“一流的导师”占68%，选择“一流实验室”占27%。

可见，导师对研究生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导师必须坚持两个原则：

第一，人格育人的原则。教育家加里宁曾经说过，教师不仅是用自己的学识教人，而且是用自己的品格影响学生；不仅用语言去传授知识，而且还要用自己的灵魂去感化学生和塑造学生的心灵。导师要重视并发挥自身人格魅力的影响，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学识学风上能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做学问，导师更不能浮躁，要淡泊名利，拥有高尚的情操、高品位的人格。

第二，细节育人原则。这里的细节育人有两层含义：一是导师在对研究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时，要通过言传身教，率先垂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潜移默化地影响；二是教育研究生要从小事做起，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严谨作风。很多研究生眼高手低，小事不愿做，宿舍脏、乱、差，处事少礼仪、浮躁、缺严谨。因此，导师及研究生教育管理者必须教育和要求研究生从小事做起。

（三）非正式群体共同进步原则

近年来，研究生的行为特点逐步发生了一些变化，即越来越淡化正式群体意识，注重非正式群体的作用。非正式群体是指那些自发产生的，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成员之间的地位与角色、权利与义务都不确定的群体。而研究生的非正式群体主要有学术研究型、爱好交流型、经济合作型等类型。随着网络的发展，又出现了以网络为载体的网络型群体。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学术研究型群体，即因导师和学科而形成的学研集体。这种群体以导师为核心，以相同的科研课题作为载体，是研究生交流和工作最频繁的集体。［3］在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合作型群体形式中，个人的发展必须依靠群体的共同努力。但是由于个体在这样的群体中更加关注个人在群体中的角色，自我意识增强，当个人行为占主导地位时，有可能形成对自身的盲目崇拜，从而失去协作精神，导致集体观念淡漠，产生了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道德观。

因此，必须利用这种学研集体积极引导研究生个体共同关注群体发展，促使他们形成敢于承担责任、互相关心帮助、与人为善、共同发展的集体主义观念。在对研究生开展德育工作时，应积极培养和引导这种非正式群体中的集体主义，帮助他们树立群体目标意识。如果非正式群体有明确的目标导向，那么对于研究生个体的激励及规范作用也是很显著的。他们通过群体目标的实现和集体的成功，来完成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

（四）校园环境育人原则

校园文化的建设是学生们完善知识结构、掌握专业知识与技能的重要形式，是活跃学术思维、培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是规范和激励行为、锻炼意志、塑造健全人格的重要动力，是陶冶情操、树立崇高理想、培养健康审美情绪的重要载体。构筑导向鲜明、学术特征显著的适合研究生群体的校园文化环境，是有效开展研究生德育工作的重要途径。

基于此，首先应该加强具有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建设，建设价值导向鲜明的校风、教风、学风，开展以知荣辱、树新风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营造鲜明、自然、和谐的校园文化环境，引导广大研究生崇尚真、善、美，憎恨假、恶、丑，不断追求崇高的人生境界。其次，营造浓厚的以学术活动为载体的研究生成长氛围。［4］学术性是研究生群体最具特色的特征，学术特征应该成为研究生群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通过开展研究生论坛、学术讲座及科技作品大赛、创业大赛等活动，多方面给予研究生刺激，从而使得研究生德育工作不但起作用于“报告里、导师前”，还能时时刻刻反映于研究生日常生活中。

总之，研究生的德育工作，应坚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理念，并基于研究生的特点，采用与时俱进的研究生德育工作方法，创造良好的研究生平等发展、充分发挥才智的校园文化环境，使研究生德育工作在民主、平等、相互学习的双向互动的氛围中展开，更好地彰显研究生这一群体中不同个体的个性，追求研究生德育工作和研究生自身共同发展的双赢或共赢，培养出品学兼优的高素质人才。

参考文献：

［1］冯建军.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当前德育走出困境的路标［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1922.

［2］邹惠，刘旭东.有针对性地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J］.中国高等教育，2006（12）:2930.

研究范文篇3

语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两方面的来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员，二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抽调来的部分学者。建所初期，语言所规模不大，却汇集了丁声树、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傅懋勣等著名学者，他们领导了语言所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方言研究、汉语音韵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汉语语音研究等学科的工作。

1，现代汉语规范工作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汉语语法研究

1952—1953年，语法小组在丁声树的主持下编写了《语法讲话》，参加者有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开始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分十七次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后经修订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改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这部书选例精当，分析透辟，以重视语法结构为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国内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3—1956年，陆志韦主持编写了《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修订本1964)，参加者有陆志韦、管燮初、蒋希文、任建纯等。该书以北京口语为研究资料，提出了构词研究的“扩展法”，对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语法小组为撰写《现代汉语语法》作准备，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在陆志韦指导下，刘坚、陈建民、饶长溶、王福庭分别就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和连谓式写出了专题研究报告；在吕叔湘指导下，范继淹、李临定、范方莲等研究了形名组合问题、趋向结构问题、带“得”的补语问题、动词重叠问题等。吕叔湘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等文章成为语法学界的指导性论著。

五十年代末组建了汉语史组，陆志韦任组长，郑奠任副组长，对古代汉语的语法作了专题研究，郑奠、麦梅翘编辑了《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1964，中华书局)，郑奠、谭全基编辑了《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80，商务印书馆)，管燮初系统地对上古汉语的代表文献进行语法分析，陆续出版的成果有：《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中国科学院)《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商务印书馆)以及《左传句法研究》(1994，安徽教育出版社)。

3，汉语方言研究

1954年成立了方言组，由丁声树任组长，李荣任副组长。建组以后不久就在中央团校和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方言调查，1956年起，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开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人才。此后，在丁声树、李荣的带领下，进行了张家口、昌黎两地方言的重点调查；1956—1959年，语言所组织并指导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以县为单位，共在全国调查约2000个点，写出方言调查报告1195种。这期间由丁声树和李荣等为方言调查工作编写成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科学出版社)《方言调查字表》(1955，科学出版社)《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科学出版社)《汉语音韵讲义》(1984，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科学出版社)《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等著作，成为指导方言调查的重要工具书和编写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

4，汉语语音研究和机器翻译研究

当时的第三研究组以语音研究为主。建所初期，设有语音实验室，它是以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为基础形成的。仪器主要有各式浪纹计，乙一和乙二声调推断尺、各式海尔姆荷兹共鸣器、各式音叉、渐变音高管及钢丝录音机等等；五十年代末，添置了丹麦B．K．公司出产的声学分析仪器，用于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声学特性。研制了颚位照相装置，与X光照相配合，对辅音作了生理分析；研制了音高显示器，用于研究声调，还研制了切音机。在此期间，写成了《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共五卷(未出版)和《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1963，商务印书馆)。1965年，该室购买了美国Kay公司出产的662B型语图仪，正要进一步开展普通话语音实验研究之时，在“”中被迫中断。

这个研究小组的部分人员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跟其他单位合作，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分别研制出了俄——汉、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5，少数民族语文研究

建所不久，罗常培在语言所组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小组，由傅懋勋、罗季光、王辅世等负责，到1956年12月，以这个组为基础正式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自1950年起，罗常培就着手选派一些青年语言学者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初步调查了解全国民族语言分布的概况；此后，又在语言所里举办丁语文干部训练班；1952年起，语言所先后派遣专家率领部分青年干部组成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队，前往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桂西壮族地区、海南黎族地区、贵州布依族地区，以及蒙古语、苗瑶语区、新疆各民族语区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52—1954年，语言所参与了北京大学开办语言专修科的工作，帮助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编写了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短短的几年内，不仅为日后全面展开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从田野工作中培养了一批既有语言科学知识，又能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

6，《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杂志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于1952年，初为月刊，现为双月刊，1966—1977年停刊。罗常培、林汉达、丁声树、吕叔湘、侯精一先后担任总编辑或主编，周定一、陈章太也曾主持常务工作。《中国语文》开始是一个综合性大于专门性、兼顾普及和提高的杂志，六十年代以后以刊登研究性文章为主。1953—1955年开展的关于汉语词类的讨论，以及1957年关于单句复句的讨论，1961—1962年关子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等都在语言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语言研究》创刊于1956年，1956—1959年共出四期。这是由语言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研究专门刊物，内容主要是：一，语言科学理论研究；二，现代汉语(包括方言)和汉语史的专题研究；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四，外国语的专题研究；五，有价值的语言研究资料；六，国内外语言学重要论著的评论。

五十年代《中国语文》以综合性为主；《语言研究》以专门性为主，六十年代以后，《语言研究》停办，其内容分别转入《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资料》。

7，《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

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的任务，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规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同一年，由语言所部分人员和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共40人组成了词典编辑室，当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兼任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自1958年开始编写，1960年就排印出了“试印本”；1961年丁声树接任室主任和主编，1965年排印出了“试用本”。

8，对国外语言研究动态的关注

建所之初，语言所就设置了一个情报资料组，了解和介绍国外语言研究的动态；1956—1958年，语言所设立专门小组，编辑出版了《语言学论文选辑》，先后出了八辑。六十年代初成立了外语研究室，由赵洵任室主任。这个室的一组人员投入《俄华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另一组以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主，他们曾参加了《中国语文》附属刊物《语言学资料》(双月刊，1961—1966年共出32期)的编辑工作，其中的“描写语言学专号”等辑在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十年动乱”使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完全停滞了五六年，直到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同志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工作。尽管工作环境和研究条件不很理想，一代学界前辈还是以惜时如金的精神，勤勉地推动着各方面研究的展开。语法小组为撰写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语法》积极准备；方言研究、语音实验研究、机器翻译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都开始走入正轨；《语言学资料》也更名为《语言学动态》恢复出版，1978—1979年共出12期(现改名为《国外语言学》)。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语言研究所改属社科院后，对原有学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设八个研究室，分别是：现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吕叔湘)，古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王显)，近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周定一)，方言研究室(室主任为李荣)，语音研究室(室主任为吴宗济)，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刘涌泉)，情报资料室(1980年改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伍铁平)，词典编辑室(室主任为丁声树)。

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熟的标志——《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出版

语法小组恢复工作以后，吕叔湘主持着手准备一部详尽的《现代汉语语法》的编写工作，并亲手撰写了十万字的编写提纲(部分章节后来曾公开发表)。为了这项工程，吕叔湘积数十年研究心得写出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翻译了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后来计划改变，在吕叔湘主持下用几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现代汉语八百词》，参加者有李临定、刘坚、范继淹等十余人。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汉语语词用法的工具书，具有汉语语词用法词典的性质。书中虽然也简单交代了汉语语法要点，但不以阐述理论和建立体系为目的，而是着重于用法的观察，分析细致，举例贴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部书的意义在于，跳出了名目和体系之争，着力于汉语事实的挖掘，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走向成熟。因此，它不仅成为汉语教学的必备参考书，也在推动语法研究的描写方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汉语方言研究空前繁荣——《方言》杂志的创刊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

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做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里说到“我们今后的方言调查一定要加强计划性，使各地方言的调查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在方法上，不仅要调查语音情况，还要重视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研究。”“全国范围的方言调查应该把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这两方面的理想在七十年代以后得到实现。1979年丁声树患病住院后，李荣主持方言研究。创办了我国方言学科唯一的专业杂志《方言》；发起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组织力量投入了“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的绘制工作。《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主编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中文本及英文本，1987，1989，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首次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总结了几十年来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汉语各种方言分布分区的情况。地图集以及附带的文字说明，第一次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方言的使用人口和主要特点，、以及汉语方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面貌。这是我国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3，《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

七十年代里语言研究所推向社会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期间，《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受到“”的严重干扰，1973年印行的“试用本”遭到无理指责，直到1978年；这部词典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空白，并以精当的释义和举例垂范于世。它集科学性和通俗性于一身，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部词典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刊行以来屡次重印，至今印数已超过2300万册，并在海外有多种版本印行。

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学者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一批中年学者成了各学科的带头人，他们继承了老一代的良好传统，使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现代汉语研究

《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工作完成以后，李临定着重进行句型研究，对汉语中有代表性的典型句型做了全面细致的描写，结合变换分析和语义解释论述句型特征(《现代汉语句型》，1986，商务印书馆)；范继淹集中进行汉语人机对话研究，从自然语言理解角度对汉语语法的形式概括和语义制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1986，语文出版社)；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重点进行动词和形容词的用法研究(《动词用法词典》，1987，上海辞书出版社；《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1991，湖南出版社)，《动词用法词典》对名词宾语的分类超越前人，在动词及其支配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徐枢、饶长溶的语法研究也在语法学界引起重视，身为《中国语文》杂志的编辑，他们还为语法研究后备队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由《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的《语法研究和探索》系列论文集已出版八集，极大推动了国内语法研究。

2，汉语方言研究

方言研究八十年代后继续往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熊正辉、贺巍、张振兴带领方言研究室先后进行了国家“七五”“八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九种专著已出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2部分地方言词典已出版)等大型研究，并在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积累了基础。

八十年代方言研究的另一个突出成果是一批高质量的方言志的编写出版，自侯精一的《平遥方言简志》(1982，《语文研究》增刊)《长治方言志》(1985，语文出版社)以后，山西省已为81个县市编写了方言志，其他地方的方言志也陆续有不少问世。

由侯精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音库》自1992年开始采录和编写，计划中的40种方言音档多已开始工作，其中《上海话音档》(1994，上海教育出版社)首先出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3，实验语音学研究

1973年起，原来的语音实验室就逐渐恢复了语音实验工作，1978年语音研究室成立以后，在室主任吴宗济的带领下，大规模地开展了语音分析和语音合成工作，在理论建设和实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吴宗济主编，198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实验语音学概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高等教育出版社)“普通话单音节规则合成系统”(杨顺安主持，1987)《现代语音基础知识》(曹剑芬，1990，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计划中“智能接口”的“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规则合成”等项目，都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4，近代汉语研究

为了加强汉语史研究中对白话材料的重视，1977年经吕叔湘提议，成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十几年来，这个室的研究进展令人瞩目。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还特别讲到“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我以为有几件事要做。第一，做好资料工作。……第二，总结研究成果。……第三，编辑读本。”近年来，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已有重要成果问世，《近代汉语读本》(刘坚编著，1985，上海教育出版社)是全面反映近代汉语概貌的第一部深入浅出的教材；《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1992，语文出版社)是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成果的总结；《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唐五代卷，1990，宋代卷，1992，元代明代卷，1995，商务印书馆)汇集了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细加校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同时，《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江蓝生补，1985，学林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刘坚、江蓝生、曹广顺等的一系列论文，标志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是近代汉语音韵研究的成果。

5，古代汉语研究

古代汉语研究室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菜八十年代初编著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1985，北京出版社)是文言虚词研究的集成之作。同时，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1989，商务印书馆)，王海棻的《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1991，安徽教育出版社)，王克仲的《助语辞集注》(1988，中华书局)等。古代音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原雅音研究》(1981，山东人民出版社)和王显的一系列论文。

6，汉语辞书编纂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以后，词典编辑室又相继编出了《现代汉语小词典》(1980，商务印书馆)《倒序现代汉语词典》(1987，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补编》(1989，商务印书馆)等。此外，还编出了古今汉语实用词典、新词新义词典、方言常用词词典等多品种的辞书；适应新变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本1995年出版，《现代汉语大词典》自1990年开始编写，现已基本完成

。近十几年来，语言所的其他研究室也编出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专业词典。

7，应用语言学研究

应用语言学研究近年有了较大发展，1979年成立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刘涌泉任室主任；1985年改组为计算机室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分别由刘倬和刘涌泉任主任，1995年起，由于工作的需要，两个室再度合并。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机器翻译和中文信息处理，这些年来，在刘倬的主持下，开发了各种实验型机器翻译系统8个(包括英语一汉语和世界语一汉语)；主持开发或指导开发了实用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3个；建立了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及语料库两套；以及各种文字形式和软件形式的成果等，都在国内同行里获得高度评价。

由王广义主持的《天语》英汉题录翻译系统、《GRA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都已投入应用，《GRA文摘英汉机器翻译系统》正在进行中。

8，语言理论研究

语言理论研究是近十几年来语言所发展较快的学科，已从早期的以介绍和翻译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为主，逐渐转向研究和评论国外语言理论和方法，并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结合汉语开展实际语言的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音研究；汉语篇章分析、汉语语用研究、英汉语法比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突破。在这些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是廖秋忠、陈平和沈家煊，他们积极引进最新的观念和方法，对汉语中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廖秋忠文集》(1992，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陈平，1991，重庆出版社)《语用研究论集》(廖秋忠、沈家煊、杨成凯等，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文集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水平。赵世开、黄长著、卫志强、沈家煊、林书武等积极翻译国外语言学名著，如《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81，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1989，华夏出版社)《语言导论》(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都为国内的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9，《中国语文》、《方言》和《国外语言学》杂志

《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为双月刊。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主要刊登汉语现状、历史以及应用、实验等的调查和研究，语言理论，语言政策的研究，汉语教学，汉外对比研究，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课题的研究，汉字现状、历史以及应用调查和研究，语言文字著作的评论文章。

《方言》杂志创刊于1979年，季刊，至今出版68期。李荣、熊正辉、贺巍、张振兴担任主编。这是全国唯一的方言学专业刊物。杂志集中反映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曾对连读变调、方言分区等专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1980年创刊的《国外语言学》是国内唯一的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学术刊物。伍铁平、赵世开、廖秋忠、卫志强、沈家煊先后担任主编。杂志大量评介国外语言研究成果，刊载相关资料，成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语言学的重要窗口。

10，图书资料工作

语言研究所图书室组建于1950年，至1966年藏书有16万册左右；90年代初期，藏书已达到27万册左右，其中中文书刊约23．5万册，外文书刊约3．6万册。藏书，内容包括：一般语言学、语言学理论、汉语语言学、传统语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文献；可提供语言研究素材的文献资料；各种辞书、地方志、丛书、期刊等。语言所图书室历任主任或负责人有：刘际尧、魏民、袁璋、冯家荣、阎征、许长江。1994年起和社科院其他研究所的图书室一起归入组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为社科院图书馆的语言学库。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工作人员在吕叔湘等专家的直接指导下，编辑了《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清末一1949，1965年出版)《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1950—1963，1963年出版；增订本1965年出版；1950—1980，1983年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开创之作，吕叔湘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撰写了卷首专文《语言和语言研究》。语言所不少学者为该卷撰写了条目。吕叔湘还为我国语言学界另一项开创性工作《中国语言学年鉴》(1993，语文出版社)亲自起草了详细的编写体例。

四

作为部级的语言研究专门机构，语言研究所不仅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组织了很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良好的学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工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是吕叔湘个人捐助设立的，1983年，吕先生捐献多年积蓄六万元作为这项奖金的基金；1987年，吕先生又把他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特等奖的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语言所负责这项奖金的管理工作1984年首次评奖至今已评定7次，获奖者25人。

我国语言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语言学会的常设机构设在语言研究所，十几年来，语言所为学会的各种活动做了许多工作。早在1957年初，罗常培等就曾筹备成立全国性的语言学会。1980年正式成立以后，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国内学术交流。中国语言学会历任会长是：吕叔湘、季羡林、熙、刘坚；现有会员近900人。语言所直接负责了历届学术年会的组织工作和《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至今已出版七期)《中国语言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为了加强国内语言学家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往，1988年由语言所负责协调中国语言学会加入了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使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汉语方言学会的秘书处设在语言研究所，李荣任会长，自1981年成立起已召开了八届学术年会；由语言所和其他单位合办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古代汉语学术讨论会、国外语言学研讨会等也一直定期举行，大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对外交往与合作在语言所四十五年的历程中也形成了传统。五十年代起，语言所的专家和苏联、东欧的语言学者就有来往和交流；八十年代以来，欧美、澳洲、日本以及港、澳、台湾地区等许多知名语言学家频繁来到语言所访问，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会议等。1982，年8月，由语言所参与主办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国外学者有百余人。近年来，语言所也有不少学者应邀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不少专家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出国讲学，与国外同行研究合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是语言所参与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国家“六五”计划实施以来，语言所承担的各种重点项目有：“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语音分析与合成的基础研究”“山西方言通志”，“八五”国家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项目“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觌则合成”；中华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现代汉语话语关联”“近代汉语助词研究”“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北京口语句式研究”；社科院重点项目“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语成语语义检索”“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句型研究”“唐宋语言研究”“白话小说语词研究”。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研究队伍人才辈出，良好的学风代代相传，务实求新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几代学者的研究工作里，也表现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对年轻同志的言传身教中。早在五六十年代，丁声树、吕叔湘等就在所里为年轻同志开办了音韵讲习班和英语讲习班，使研究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个时期所里都经常举办研究人员的学术报告会，九十年代以来，更形成了固定的“五四”青年学术演讲会和高研学术演讲会活动，学术气氛异常活跃。语言所里不少同志还经常自发地组织学术沙龙活动，进行专题研讨，其中每月一次的“理论语言学沙龙”自1985年起至今目连续举办了127次，国内外许多同行都曾参加过这里的讨论，为活跃所里的学术空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十五年间，语言所的几代学者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努力挖掘汉语事实，继承良好的学术传统，积极探索新的方法，不断更新学术观念和研究手段，为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语说四十而不惑，正当盛年的语言研究所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上，一定会以更加丰硕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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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江1992《中国语文》四十年，中国语文，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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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范文篇4

[关键词]学科建设；研究生教育；质量

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肩负着为国家现代[/url]化建设培养高素质、高层次创造性人才的重任。那么，如何才能完成好这项任务？从根本上说，只有努力建设一批实力雄厚的研究生培养基地，创造良好的办学环境，才能保证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东南大学信息科学[/url]与工程学院现有三个国家重点学科、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为研究生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下面就如何创建一流学科，谈谈我们的体会。

一、以学科建设为龙头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为了增强科学研究能力，培养高质量的专门人才，要根据同行评议、择优扶植的原则，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然而学科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不仅要经过长期坚持，看准方向，组织起一个有较高水平的优秀学科团队，而且还要有非常好的设备、环境等基础条件，才能有所建树。

2001年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出的600多个反映当时我国高校在各学科领域最高水平的重点学科点中，东南大学信息学科与工程学院的通信与电子学科的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学科均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紧接着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评选中，我院毫米波实验室和移动通信实验室又有幸入围。经过多年的努力，我院建立了“通信与信息系统”和“电子科学与技术”两个一级学科和两个博士后流动站，2002年在教育部公布的新的一轮全国重点学科名单中，我院又增加了一个信号与信息处理学科。最近教育部、国家计委等部门对我院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给予较高的评分。全院四个学科均设有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岗。2007年两个一级（4个二级）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在我院发展历程中，历届院系领导和学科带头人都认识到：学科建设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基础，而重点学科则是高等教育实力和水平的重要标志。作为全国最早建立的无线电工程系，1952年院系调整，这里汇集了华东地区各高校的精英，拥有一批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在培养高层次人才、建设部级的知识创新与科技创新基地、增强学科的国际竞争力以及国民经济[/url]建设和科技发展中都有所作为。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1项，发明四等奖1项。1988年起无线电工程系不断扩大招收硕士、博士、博士后的人数，培养了一批在国内外崭露头角的优秀人才，每年在国际核心刊物上发表高水平的论文数不断增加，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数居全校之首。这吸引了一批国内外优秀人才，研究出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使我

院不仅在全校和全省确立了重中之重的地位，而且在全国同领域中也享有了较高声誉。

二、以教学和科研为两翼

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培养一流人才必须有一流的教师、教材、教学计划和教学水平。我院对长期侧重基础课教学的教师，让其以教学为主；而对于理工科专业课的教师，则要求他们既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又要有较强的科研动手能力，还要有跟踪国际科技前沿的能力，使其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来教育学生。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基础理论扎实、动手能力强，毕业生供不应求，又进一步吸引优秀生源，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我院管致中、何振亚、谢嘉奎等知名教授长期坚持在教学第一线，著书立说，编写的教材已成为经久不衰的全国统编教材。我院独创的系统实验平台课，多次在全国教改会议上介绍经验并获奖。1989年在全国首届各学科50个教改特等奖评比中，获全国电子学科中唯一的一项教改特等奖，此后又多次获全国教学改革一、二等奖。2001年我院二年级本科生戴戈同学独立研制的便携式“多功能示波器”获全国挑战杯特等奖，2005年研究生二年级的戴戈再次以“掌上智能示波器”获得全国挑战杯特等奖。

研究生教育在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比中获奖一次，获省级优秀博士论文奖7次，获优秀硕士论文奖9次，获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3项。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我院施行本科生与研究生教育并重的方针，2002年招收本科生人数与研究生人数已经持平。当前教学观念更新的重点是要求教授、博导亲自授课，编写新教材，同时引进国外原版教材，推广双语教学，使学生掌握的知识尽快与国际接轨。

我院教师在完成教学工作量的同时，大力开展科学研究，2005年科研经费达7000多万元。研制出以第三代移动通信CDMA的基站系统、高速集成电路、精确制导技术等为代表的具有国际水平的标志性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CDMA与3G基带处理、ASIC与RF芯片成果转化及产业化与中试基地将以东南大学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毫米波国家重点实验室为应用基础研究支撑，以江苏东大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和南京东大宽带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力量和现有产品成果为核心，联合省内外相关企业，形成上下游企业的联动，建成移动通信芯片核心技术产业化成果转化与示范工程基地，为提高我国通信领域国际竞争力，增强国防实力做出了贡献。为了瞄准国际通信发展的趋势，我院与德国西门子公司等单位共同研制第四代移动通信取得新进展。并适时启动了面向2010年的无线通信产业发展的国家863重大项目FuTURE计划，以及相应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三、以抓师资队伍建设为核心

众所周知，当今社会无论是科技竞争，还是综合实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有了一流的人才，才能创建出一流的学科、研究出一流的成果。我院十分注重人才的培养，努力创造和谐的人才发展环境，做到环境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

通信与信息系统学科创建人吴伯修教授，热心培养程时昕教授，程时昕教授又主动让年轻的尤肖虎教授脱颖而出，使他36岁就担起全国第三代移动通信总体组组长的重任。何振亚教授精心培养的博士生、博士后，留在系里工作的就有20多位。全系已形成了一个青年学者群体，目前三、四十岁的青年教师占全系教师的80%，已完成了新老教师的交替工作。

全院四个学科人才梯队结构合理，可谓人才济济，战将如云。目前拥有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1名加拿大皇家工程院、科学院院士，1名国家攀登计划首席科学家、4名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第二层次人选、9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4名教育部跨世纪人才、5名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5名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7名全国各学科专家组成员、15名江苏省“333”人才工程人选。

院党政领导坚持开拓创新，以人为本，通过多种途径，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活动，增进活力和战斗力，努力争取校友和企业来院设立奖教金，连续4年，200多名教师每人均获1000～5000元不等的奖教金，从而增强教师的自豪感和凝聚力。为了使师生热爱我们的集体，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好形势，学科带头人也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王志功教授从德国回来后，使本来发展较弱的电路与系统学科马上兴旺起来。在他的影响下，短短的五年时间里，引进了一批优秀教师，出了一批国际高水平的成果。

研究范文篇5

关键词：女研究生毕业就业

研究生教育是我国教育系统中最高层次的教育，承担着为国家培养高级创新人才的重任。随着近年来研究生不断扩招，研究生群体也在不断壮大。据不完全统计，研究生招生人数从2003年的26.89万增加到2009年的47.5万人，2010年研究生将继续扩招5%以上。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日趋增多，研究生就业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原本就处于劣势的女研究生就业形势更是令人堪忧，女研究生由于自身条件的特殊性面临着更多的限制和困难。相关资料表明女性毕业生的就业率比男性毕业生低6.4%。面临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女研究生在求职中既有独特的优势，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本文就女研究生择业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1女研究生就业现状

选择职业是研究生人生中继大学毕业后的又一次重要抉择，决定着研究生以后的生活道路。攻读研究生，本意是追求更为精深的学识，然而高学历却在一定程度上给毕业生就业带来了负担，根据对近年招聘市场上用人单位的招聘情况的调查我们不难看出:除少数要求特殊技能的职位外，大部分职位不会特别针对研究生，而是打出“本科或以上学历”的招牌，这样的招牌后面常隐含着“本科生优先”含义。虽然很多企业的人事部门都不肯坦白承认这一点，并异口同声地答复，“我们对本科生和研究生一视同仁”。但研究生的高学历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就业上的高门槛。这种情况下，研究生陷入了进退两难中:进，是和本科生相同的职位和薪资待遇，且用人单位并不乐意；退，除非继续读博，他们已别无选择了。

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报告显示:全世界30亿经济活动人口中，失业人口有1-5亿，不充分就业人口有7.5亿-9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如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一样，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就业形势也严峻考验。加之研究生大幅扩招后的毕业生不断进入就业市场，研究生就业越来越受到社会、学校和研究生的普遍关注。由于竞争激烈、就业矛盾突出，毕业研究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其中，我们不难忽视一个弱势群体，那就是广大的女研究生。在许多招聘过程中，潜在的“性别差异”经常会凸现出来，一些用人单位“宁要武大郎，不要穆桂英”，认为女生的知识、能力总是比男生低，条件最好的女生也比男生稍逊一筹。由于机会的不均等，女研究生就业总体情况呈现出“门槛高、机会少、待遇差”的现象。

2女研究生就业问题产生的原因

2.1外部原因

2.1.1研究生不断扩招，造成就业拥挤

从1999年至2009年，研究生招生规模连续五年增长率超过了20%，2004年招收的研究生甚至超过了本科生，与此同时，女研究生的数量也随之稳步增长，1999年在校的女研究生占总数的32.4%，2001年占35.35%，2003年占了39.91%，2004年占40.35%，2005年占41.27%，2006年占43.74%，2007年占45.35%，2008年占48.97%，2009年占52.36%。特别是随着近年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越来越多的女大学生选择读研来暂缓就业的压力。因此，在校女研究生的比例还在不断提高。随着研究生总体数量的大幅增加和女研究生在其中所占比例的显著提高，女研究生的整体数量总体来说显著增长。因此，研究生“就业难”，特别是女研究生“就业难”，就成为了各个高校谈论的热门话题，并且已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2.1.2受金融危机影响，岗位减少

长期以来，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作为吸收研究生毕业生的主渠道，其容量有限，近年来岗位日趋饱和。1998年后，政府机构大幅度精简，不可能持续提供大量岗位。与此同时，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的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不佳，其本身沉积着大量的冗员，在金融危机期间，为减员增效，企业不但招收毕业生人数甚少，有些甚至每年需向社会排放相当数量的富余人员。

2.2自身原因

2.2.1性别造成的机会不平等，是导致女研究生就业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用人单位的性别歧视，一直是影响女性就业的重要因素。许多女研究生希望通过获得高学位找到较好的工作，但是在就业过程中，相对男生来说，女研究生遭受了更多性别歧视。尤其近几年的就业，对女研究生的性别歧视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虽然不断有专家表示，在就业市场中，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男女机会是相对均等的。然而，在许多招聘过程中，潜在的“性别差异”经常会凸现出来。招聘会上不难发现，诸多招聘信息上标明只要男生。有些用人单位认为，即使是条件最好的女生也会比男生稍逊一筹。在他们看来，女生有很多方面存在着劣势。首先是女研究生结婚生子与工作时间相冲突，用人单位不仅要招聘到最适合该岗位的人员，还要顾全企业的效益，这不是个别企业招聘时面临的问题，它具有普遍性，用人单位认为未婚、未育的女研究生很可能在工作后的短时期内就要求婚假、产假，不仅会影响工作，而且还会提高雇佣成本。社会对女性的评价普遍偏低，也是导致女研究生难就业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受很多传统思想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男性在工作能力、社会交往等等的各方面中要远远优于女性，因此，在潜意识中造成了对女性的不公平。更有甚者，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甚至是女研究生，在择业时也难免存在“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自卑心理，如办事能力、社交能力和应变能力方面，显得底气不足。

2.2.2就业情况难与理想持平。

众所周知，兴趣是爱好的推动者，爱好是兴趣的实行者。人们对职业的选择往往需要认真分析自己的兴趣爱好，以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这是每一个求职者进行职场定位的依据与前提，而女研究生在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时，往往很少能真正做到全面了解自己。女研究生入学之初，大都抱有同样的愿望，相信毕业以后能找到满意的工作，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增加收入，改变现状。当她走出学校进行择业时，理想的生活与现实就业产生了巨大的碰撞。女研究生大多希望选择工作稳定，薪水和福利待遇比较好，工作压力不大职位。女研究生在求职过程中，更讲求实惠，讲待遇，功利因素比较重，千军万马涌向好企业、高薪酬，眼盯大城市、大公司、经济发达地区、待遇好的机关和事业单位。在目前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一方面这种类型的岗位已经所剩无几，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女研究生把目光放在了类似岗位中，这就造成了更加严峻的竞争形势，“僧多粥少”，势必导致绝大多数的女研究生难以达到期望的水平。一些女研究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期望通过学位的继续提高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一些选择了从事其他行业。然而，多年的专业研究使女研究生，特别是女博士生或女博士后在自己专业上一般都有了很高的水平，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所以在求职过程中，专业对口与否也困扰着她们的就业。如果不是从事和自己本专业十分对口的职业，她们的优势并不一定明显，有时反而会变成劣势，造成人才的极大浪费。这些选择大都违背了女研究生的初衷。许多女研究生经常抱怨，“多年的奋斗，自己的理想与现实越走越远”。

2.2.3就业压力过大，就业心理失衡，为女研究生带来了沉重的精神负担

以上种种，加之金融危机对研究生毕业生就业形势的严峻程度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如此的就业形势必然为广大女研究生同学带来了沉重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有些受传统观念影响、受自身专业限制、受自身条件制约，往往对自己不自信，产生自卑心理。在用人单位和女研究生的互动影响下，在自我实现预言效应下，女性也承认男性更有能力、别人比自己更有优势、别人比自己能力更强等等的心理暗示，以此打消自己的积极性，对找工作产生畏惧心理，这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极大的影响了女研究生的职业生涯。有些就业期望过高，自我定位不准确，就业时屡屡碰壁。许多研究生不能正确地了解和认识自我，不知道白己的爱好、特长、兴趣是什么，对自己没有客观、科学的评价。在确定理想目标、就业规划时，定位不准，盲目从众，喜欢“人云亦云，容易陷入被动。

3解决的方法

通过对以上女研究生在就业过程中存在的现象和问题的阐述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要解决女研究生就业难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

3.1宏观调控，实现公平竞争

通过多方努力，消除就业市场中的不平等因素，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目前毕业生就业市场距离成熟和完善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在宏观上，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调控尤为重要，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有效的政府行为会促进市场的效率实现。性别平等是社会公平的一部分，是政府维持社会稳定与公平的重要组成。若相关政策法规体系的不健全及其与现实脱节，将无法为女性就业铺设平坦的大道，所以必须对相关的法律加以补充和调整，要在全社会建立平等的性别观念和社会生活。

3.2迎合市场，准确定位

对广大女研究生同学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准确定位，科学制定职业生涯规划。在就业过程中，要根据自身具体情况，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盲目自卑，结合自己的职业规划，有意识有选择的扩大自己的知识面，适应未来职业的需要努力学习知识，提高自身能力。结合实际情况，既要看到自己的优势，也要看到自己的缺点，切忌好高骛远，眼高手低。充分应用各种社会资源和求职技巧，以期达到最好的求职效果。学校应在研究生培养环节上，增强其就业自主性，协助他们做好职业规划。同时，在教学培养过程中，向学生渗透相关的市场和行业发展信息，让学生慢慢树立起自主择业的意识与信心，把培养工作做好做实。

3.3再次，加强心理素质建设

严峻的就业形势给女研究生带来的心理压力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女研究生同学只有加强自我心体素质的建设，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提高女研究生综合素质特别是心理素质是解决就业难的根本措施。一方面要努力扩宽知识面，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来锻炼人际交往、组织协调能力，通过提高综合素质进而增强自信心；另一方面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实事求是地剖析自我，正确客观地分析自身，丢掉“精英”意识，改变“就高不就低”的传统观念，以良好的心态去面对职场的挑战。

3.4建立和完善就业“见习制度”

面对与日俱增的就业压力，提高毕业生竞争力，是无可厚非的有效解决办法。刚刚离校的研究生了解最前沿的学科技术，熟识书本上的理论知识，然而其实践经验只能从进入工作环境的一刻开始积累。用人单位希望人才聘用伊始就能为企业创造价值。建立和完善“见习机制”，鼓励在校生在读期间到用人单位实习实践，获得工作经验的同时，感受工作氛围，对日后工作选择会有很大的帮助。欧美国家在保障社会就业方面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见习制度”就是促进和保障毕业生就业的重要机制。毕业生通过在用人机构为期6个月至1年的见习实践，了解和熟悉该行业和工种的职业规范，积累工作经验，提升职业技能，并有助于明确今后的职业发展方向。

4结论

综上所述，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女研究生就业困难有诸多方面的原因，政府部门、高教机构和社会各界应各司其职努力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同时，女研究生应加强自身素质，挖掘自身能量，以积极的态度和饱满的状态迎接就业。相信，在各方努力之下，女研究生群体的人力资源将得到充分的开发，女研究生就业与发展之路将越走越宽。

参考文献：

[1]徐彩莲.论女研究生人力资本投资[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2月.

[2]许艳丽，胡艳涛.女研究生择业心理的弱势成因与强势关怀[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年11月.

[3]李海萍.研究生就业市场壁垒审视[J].中国高教研究.2007年第4期.

[4]凌云志.女研究生的就业权救济[J].江苏高教.2006年第5期.

[5]刘朔.女研究生就业心态的调查[J].中国研究生.2006年第10期.

[6]房燕.浅析金融危机下大学生就业问题[J].当代经济.2009年4月.

研究范文篇6

[摘要]：美国“电视研究”，在新闻式批评、电视效果研究和人文艺术批评等三大知识传统的基础上，从1960年代末开始，经历了从知识领域到学科的过程，至1970年代中期逐渐成型。电视研究的“学科化”，是在一种“合力”的推动下完成的，不仅表现为各类知识之间的交互影响，还表现为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话语协商。本文通过梳理这一过程，对美国的“电视研究”的起源与现状加以宏观描述，期以与中国“电视研究”的学术发展做横向比较。

Abstract:EmergenceofTelevisionStudiesinAmericafromtheendof1960’sto1970’swasahistoryofknowledgeablecorporationamongJournalismCritic,MassCommunication,andHumanismCritic.TelevisionStudieswasconstructedbythenegotiationofseveralforces,whichwantedtoinvolveinacademicdiscoursesaswell.Thepaperanalyzedhowthedisciplineemergedandhowtomadeevolutiontillnow.

KeyWords:TelevisionStudiesinAmerica,Discipline,Emergence,evolution

“电视”是不同知识领域共同关注的对象：传播学考察电视如何影响人的心理和行为，艺术学探讨电视的影像艺术，批评家细读电视文本，管理学钻研电视的产业经营。因此，“电视研究”是一个庞杂的知识领域。但同时，也存在这样一种趋势，“电视研究”总试图确立一个相对专门、自足的范围，惟其如此，相对于其他学术领域，它才能彰显出自己的独特性，成为一个稳定的知识门类。面对纷繁芜杂的学科交互性和自足性追求之间的矛盾，笔者提出两个概念予以区分——作为“知识领域”的电视研究和作为“学科”的电视研究。前者是广义上的，指所有从不同视域关注电视的知识；后者是狭义的，主要指以一些人文批评（如文学研究、电影研究、文化批评）学者，在新闻式批评的基础上，与传播学研究展开充分对话，而形成的新的学术传统。美国电视研究从知识领域到学科的“学科化”过程，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至1970年代中期逐渐成型。本文通过梳理这一过程，对美国的“电视研究”的起源与现状加以宏观描述，期以与中国“电视研究”的学术发展，做一个大致的比较。[1]

美国“电视研究”的知识起源

作为知识领域的“电视研究”，在美国滥觞于1940年代，生发出三大知识背景：新闻式批评、电视效果研究和人文艺术批评。“新闻式批评”出现时间最早，指“由感觉敏锐而又见多识广的记者撰写，通过报纸或杂志发表的关于电视的报道或评论”[2]，涵盖了在大众纸媒上与电视相关的各类新闻、信息和评论，由新闻记者撰写，篇幅短小，面向广大读者，具有一定时效性。1946年，电视在美国开始崛起。同年，杰克•高尔德（Gould,Jack）和约翰•克洛斯拜（Crosby,Jack），分别在《纽约时报》（NewYorkTimes）和《纽约哈罗德论坛》（HeraldTribune）上开始发表电视批评，各大纸媒纷纷开设专栏。据统计，1958年，发行量超过五万份的日报中，有将近80%的报纸专门雇有电视批评的记者，这个比率远远高于其他栏目，如财经、地产、园林、教育、艺术等。[3]

很多新闻式电视批评，关注腥膻八卦、名人逸事，或者就是节目预告之类的，与严肃的批评相距甚远。但也有例外，少数报纸和杂志拥有出色的批评家，无论是在业界、知识界，还是在公众中都享有很高的声望。1960、1970年代最重要的代表有：《纽约客》（NewYoeker）的迈克尔•阿伦（Allen,Michael）、《星期六评论》（SaturdayReview）的罗伯特•夏阳（Shayon,Robert）、《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Post）的劳伦斯•劳伦特（Laurence,Laurent）、《纽约时报》的杰克•古尔德和约翰•奥克莱（O’Connor）等。

“新闻式批评”为电视知识在公众中的推广做出了贡献，而批评家对电视的思考，也成为日后研究的学术资源。此外，一些优秀的批评家进入大学，成为电视研究的开拓者。如，夏阳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嫩堡传播学院执教；美国“电视研究”学科的开创者霍拉斯•纽卡姆（Newcomb,Horace），在进入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之前，曾负责主持《巴尔第莫太阳报》（BaltimoreSun）的批评专栏；电视研究的理论奠基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1968-1972年间曾在BBC旗下的杂志《听众》（Listener）上负责批评专栏；[4]著名的电视史专家艾瑞克•巴尔诺（Barnouw,Eric），著有三卷本《美国广播电视史》，之前也是著名的电视记者。

从1950年代开始，传播学者用量化调查的方法，对电视进行“效果研究”。早期最有影响的是威尔伯•施拉姆（Schramm,Wilbur）和约瑟夫•克拉珀（Klapper,Joseph）。前者通在1958-1960年间进行的11次调查，得出结论：“对于大多数未成年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电视节目可能既不是特别有害，也不是特别有益。”[5]后者的研究成果于1960年由CBS资助出版，题为《大众传播的效果研究》。[6]研究结果显示，电视无法塑造公众的意见和行为，只能强化既有的观点。乔治•格本纳(Gerbner,George)的“文化指标”研究，更具影响力。从1968年到1983年长达15年的时间里，他用内容分析的方法，追踪分析3000多个节目和35000个角色，并就此调查观众的反映，提出著名的“涵化理论”——电视歪曲真实的世界，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使之感觉到生活在邪恶的世界中。总体而言，量化效果研究，把电视作为文化形式、影像艺术、意识形态表征等丰富多元的特性，简约为数据和信息，因而遭致众多批评。[7]广泛的学术争辩，对电视研究的学科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此外，需要特别提到麦克卢汉。1964年，他出版了《理解媒介：论人体的延伸》其中有专节对电视加以论述。他对“电视研究”主要两大贡献：第一，他在1960年代的北美红极一时，影响所及，延伸至新闻式批评和电视学术研究两个领域，极大地提升了“电视研究”在知识界的地位。第二，1970年代以后，传播学界一批学者秉承麦克卢汉的思考路向，发展成渐显声势的“媒介环境学”，把美国的“电视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传统人文学科中一批开明学者的呼吁和实践，对电视研究的“学科化”也功不可没。直至1950年代末期，电视在人文知识领域还备受歧视。1940年代，好莱坞创办的杂志《广播、电影、电视研究季刊》，于1958年改名为《电影季刊》，把广播、电视完全逐出门外，以仿效法国的《电影杂志》，期待办成一个关于电影艺术的学术刊物。[8]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普遍的观点是，电视离“艺术”甚远。1960年代，一些知名学者，大力提倡电视批评和艺术研究，扭转一时之风气。最知名的代表，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古希腊研究专家摩西斯•哈达斯（Hadas,Moses,1962），提出营造“电视批评的气候”，认为，人们应该象对待书本一样去对待电视。[9]著名作家、文化批评家（1959）吉尔伯特•赛德斯（Seldes,Gilbert），早在1924年就出版名噪一时的《七种流行艺术》，认为应该摒弃所谓“高雅/低级文化”的成见，对流行文化进行研究。后来，更是亲历亲为，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电视批评，还参与电视内容的制作，成为CBS第一位新闻节目的制作导演。

“电视研究”学科化的社会背景

电视研究要成为一门学科，前提是普遍观念的改变。观念之扭转，光靠学术界的努力是不够的，端赖于一股社会“合力”的推动下。这股合力，不仅仅表现为各类知识之间的交互影响，还表现为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话语争夺。“学术”本身，具有不正自明的权威性，在布尔迪厄看来，它就是一种“文化资本”。与电视相关的各种社会力量，往往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要求严肃正视电视，以提高电视在文化中的位置——或创办相关的博物馆、档案室、图书馆，或成立各种学术组织，或资助相关的学术研究——从而，间接或直接影响电视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实际上是不同社会力量对“学术”话语的争夺。从1960年代开始，政府、新闻式电视批评家、电视媒体、大学都普遍意识到，“电视值得严肃对待（包括被保存、研究，或用于教育）”。

政府出于维护教育与文化生态的考虑，资助“电视暴力”、“电视与儿童”、“电视与妇女”等研究项目。此外，政府的管理机构FCC（联邦通讯委员会），意欲提高电视的“文化品位”。1961年，米诺•牛顿(Newton,Minow)出任FCC主席，发表著名演讲，用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诗《荒原》为喻，对当时的电视提出严厉批评，称“坐在电视机旁，看到的是‘巨大的荒原’”、“电视应该强化文学、文化的色彩”。面对来自外界的批评，电视媒体试图干预、争夺批评的话语权：第一，创办学术期刊与杂志，建立起自己的批评标准；第二，提倡和资助严肃的学术研究，把电视批评驱赶到象牙塔里去；第三，成立学术机构，从事公共性的教育或学术活动。

1960年，CBS计划创办一个电视研究的季刊，但中途夭折。[10]1962年，CBS全额资助，聘请罗伯特•夏阳为主编，出版一本关于电视批评的论文选集——《第八种艺术》，这是一部重要文献，极大推进了电视批评和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共收录了23篇文章，作者包括广有影响的新闻式电视批评家、名牌大学的知名教授、电视媒体的高管、优秀的制作人员。所有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主旨，呼吁更多的人来关注、批评和研究电视。《第八种艺术》的出现，表明了电视媒体、平面媒体等对学术话语的“关注”，从而与大学里的学者达成共识，一起来为“电视研究”正名。结局当然是双赢：媒体利用注意力资源和金钱，提高电视在知识系统中的位置，同时削弱新闻式批评的锋芒；新闻式批评家也得以从高节奏的常规化写作中解放出来，不再完全为报纸和期刊写作，更多地表达自己的思考；学者则借助于媒体，扩大专业的影响，在已有的学术机制中谋求应有的位置。

1946年，由新闻式电视批评记者、电视媒体的高级管理人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共同发起成立ATAS（“电视艺术与社会”学会），在经过一番明争暗斗后，1957更名为NATAS（“全国电视艺术与社会”学会）。这是一个业界、学界、批评家共同参与的学术组织，但实际上为媒体所操纵，成为电视网进行“公关”活动的重要平台。该协会的主要工作有三：一、评审和颁发一年一度的“艾美奖”；二、出版学术性的研究杂志，开展学术活动；三、举办电视教育的公共活动，如创立电视博物馆和电视档案馆，普及电视知识。

1961年，学术刊物《电视季刊》面世，是NATAS寻求与大学合作的结果。该刊物由NATAS出资，纽约的锡拉兹大学承办，刊登会员单位的文章，作者包括业界人士，学界专家和批评家。但是，正如其宗旨所示，“建立自己的学术标准，以表达媒体组织的最高理想”，[11]它的学术取向以服务业界为前提。从好的方面说，这个杂志为各个知识领域的电视研究提供阵地；从坏的方面说，不伦不类——对教授们而言，太商业化了，对一般读者和从业人员来说，又显得太学术化。

1965年，NATAS启动一项计划，打算在纽约大学、美国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三所学校的图书馆，设立专门的电视档案室，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12]1968年，UCLA成立了全美最大的电视档案馆。此后，很多大学的图书馆，国立图书馆、电视网都开设电视档案馆，保存各种节目和资料。一般来说，档案馆是为学术研究所设置，而博物馆则主要是面向公众以普及电视知识的。1960、1970年代，出现了一些电视博物馆，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位于纽约的广播电视博物馆（MTR）、以及位于芝加哥的电子传播博物馆（MBC）。电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出现，不仅在资料上为研究提供方便，而且，通过挑选、归类和保存，电视的历史和传统得以形成。

“电视研究”的知识整合

1970年代，美国“电视研究”出现知识整合的趋势。推动这一趋势的先行者是雷蒙•威廉斯（Williams,Raymond）和霍拉斯•纽卡姆等（Newcomb,Horace）。1972年，威廉斯到斯坦福大学的访问，接触到美国的商业电视，正是在留美期间，他开始“正视”电视，进行系统专门的研究，撰写了《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一书，成为该领域的经典之作。威廉斯首先回顾了电视的科技史，然后依次分析电视的管理制度、节目形式、传播特点、社会影响。谈到如何看待和研究电视的问题，威廉斯对麦克卢汉的媒介观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提出批评。前者从媒介科技的角度去看电视，忽略了“电视”本身，是一种“技术决定论”；而后者则带有某种“偏见”，把电视看成是意识形态的符号体系。威廉斯认为，电视的出现不仅仅是科技发展的产物，也不完全出于统治者的意识形态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个人的需求。

威廉斯对盛行于传播学领域的效果研究提出批评：“‘大众传播’的观念已经引发一场灾难，因为‘大众’完全变成了广大‘受众’的同义词，从而阻止了研究者对具体的传播成则和传播形式进行分析。”[13]主流传播学对电视的研究，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只关注电视对受众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至于电视本身究竟若何，不置一词。有感于此，威廉斯专门考察了电视文本的传播特点，提出”流程”（flow）的概念取代“节目”。意指电视除了“节目”以外，其他影像符号（如广告、片花、过渡性画面和音乐等），也不容忽视。它们同等重要，共同组成一个连续不断的整体。“流程”的概念，不仅是对“电视”的重新认识，即“电视是如何呈现在受众面前的？同时也是对“看电视”的一种关注，即“传播者与受众存在何种关联？”因为，“流程”归根结底，是观众看电视时一种应接不暇的感觉。威廉斯试图把对效果研究、文本分析结合起来：既主张传播效果研究应对文本予以关注；也提醒文本批评，应该注意到受众的接受。

威廉斯对电视的思考，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主要根基于欧洲的理论传统，建立在对英国电视认识的基础上。他虽然也接触过美国电视，但时间很短，没有进行过专门、具体的研究。本土学者霍拉斯•纽卡姆是第一个对美国电视展开研究的，1974年，他出版《电视：最流行的艺术》。如题所示，作者要把电视当成艺术来研究，探讨“在一定文化语境中被生产出来的电视，如何获得它的美学品质，以及这些美学品质在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14]。纽卡姆采取类型分析法，区分了九种电视类型：1、情景剧、家庭剧；2、西部片；3、神秘剧；5、医生律师剧；6、探险节目；7、肥皂剧；8、新闻节目、体育节目和纪录片；9、新型电视节目，并联系社会现实，剖析类型的演变、文化意义和美学特性。

纽卡姆认为，类型是流行艺术“模式化”的表现，但并不意味着电视就是粗劣的陈词滥调，相反，电视是复杂、变化的，反映了大众的情感和观念。因此，观众会从已有的生活经验和文化立场出发，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电视。毋宁说，电视就是一种“文化论坛”。[15]“文化论坛”是对”流程”观念的深化，因为，观众正是从纷繁芜杂的电视”流程”中去寻找意义，进行话语实践的。和威廉姆斯一样，纽卡姆试图在传播学与人文批评两个知识领域中寻找到平衡点，即，电视既是传播媒介，同时也是文化表达的媒介。

电视史的研究也大有斩获。截至1970年，艾瑞克•巴尔诺完成三卷本《美国广播电视史》，电视从飘然而逝，到进入博物馆、档案馆，再被载入书册，真正变得“有据可查”，培养了学者们对该领域的兴趣，一种自觉的学科意识在1970年代中期凸显出来。艾斯本“传播与社会”研究中心，于1975、1976年分别召开了“作为社会力量的电视”和“作为文化力量的电视”两次学术会议。正如该中心主任理查德•阿德勒(Adler,Richard)所言：“电视通常因各种名目而遭致批判，暴力、粗俗、琐屑，但很少象文学、电影、戏剧及其他艺术形式那样，得到细致的分析和睿智的批评”，[16]有感于此，他们谋求引入语言、艺术、文化的视角，发展出一种严肃的学术批评。威廉斯、纽卡姆和艾斯本会议，对电视研究的学科定位，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在知识整合的基础上，使之成为一种具有人文取向的新型学科，同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区分开来，同时，也异于传统的文学研究、戏剧研究、电影研究。

此外，跨学科的知识整合，还包括欧洲的学术传统，其影响可以追溯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认为电视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的“大杂烩”，二战期间，因受纳粹迫害，阿多诺流亡美国，曾同“经验-实证”传播学代表拉扎斯菲尔德有过短期合作。但对于美国的电视研究来说，法兰克福学派对电视过于严厉的批评，是一种必须清除的“偏见”，而其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倒是被继承下来了。

对电视研究影响最大、最富成效的，是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从1970年代开始，继承雷蒙•威廉斯开创的文化研究传统，斯图亚特•霍尔（Hall,Stuart）、约翰•费斯科（Fiske,John）、约翰•哈德利（Hartley,John）、戴维•莫利（Morley,David），在电视研究领域成果斐然，对美国学者的影响很大。最早介绍“文化研究“方法的是，安•卡普兰(Kaplan,Ann)，1983年，她在罗格斯大学主持召开题为“电视与视频艺术观念”的学术会议，会后出版的论文集《关于电视：批评的方法》，是早期电视研究的重要文献。[17]

“电视研究”的学科发展与困境

秉承1970年代开创的人文批评传统，经过近30年的发展，美国电视研究领域，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社群。早期一些重要的研究者，除了前文提到的霍拉斯•纽卡姆、艾瑞克•巴尔诺、安•卡普兰以外，重要的研究者还有——威廉•博迪(Boddy,William)的“黄金时代”电视史研究、[18]珍妮•福伊尔(Feuer,Jane)的类型研究、[19]林•斯皮格尔（Spigel,Lynn）的“电视与家庭”研究、[20]罗伯特•艾伦(Allen,Robert)的电视理论研究、布鲁斯•格龙贝克（Gronbeck,Bruce）的电视批评研究等。从研究路径来看，大体有三。第一，文本批评，指运用意识形态、叙事学、符号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进行意义阐释和社会批评。第二，类型分析，借鉴电影研究方法，进行节目批评、类型发展研究、类型的文化意义等。第三，文化研究，考察媒体、受众、社会组织围绕电视所产生的权力关系。

再简要提及学术组织、刊物和活动的情况。1980年代初，“电影协会“更名为“电影与媒介研究协会”（SCMS），属下的刊物《电影杂志》顺利成章地成为电视研究的重要阵地。除此之外，《大众传播的批判研究》也大量发表电视研究的论文。1984年，第一次“电视研究国际会议”（ITSC）在美国召开；1986年，第二次会议在伦敦召开（2005年也在伦敦召开）。英语世界的电视研究者互动声气，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从麦克卢汉开始，很多知名学者往来于北美之间、环大西洋两岸，其中包括雷蒙•威廉斯、约翰•费斯科、约翰•哈特利、卡普兰、洪宜安（Ang,Ien）等人。

作为新兴学科，电视研究在美国依然困难重重，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整个学术体制中侧居边缘。电视是否当值严肃的学术研究，这个疑虑似乎并未完全排遣。从1970年代开始在大学开设电视的相关课程，但大多数是公立学校。几十年过去了，常青藤联盟的学校，至今仍在回避电视的课程。有些学者因而哀叹，“电视是美国学术研究中的坏东西”。[21]与此同时，电影研究则要幸运的多，从1950年代的“作者电影”研究开始，在学术体制中占到应有的位置。此荣彼枯，电影有一个更“低级”的电视在垫底。

其次，面临“新媒体研究“的挑战。新媒体以网络数字技术为基础，声画传播的手段更加多样化，对于竞争激烈的传媒产业来说，其中蕴含着无限商机，甚至引起各国政府的重视。适应这种发展趋势，新媒体研究迅速成为热门。大学里增设了相关的专业和课程，学生趋之若鹜；申请课题相对容易，经费资助极为可观；各种学术会议上，学者们挂在嘴边以为时尚。有些学者开始质疑，新媒体研究到底“新”在何处？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新”媒体实际上只是一种传播技术。然而，似乎研究网络中的任何东西（包括电视），都要比研究电视来得更先进，其实研究的问题都一样。比如说，如何阐释网络（电视）影像内容，网络（电视）如何影像人们的行为。[22]新媒体研究中的“新”，在很多研究者那里，未必是应对媒介发展变化的学术意识，而是迎合媒介研究的科技乌托邦思想，“新”仅仅意味着更高级、前沿的学术理念和视野，很多人借此来跑马圈地，以获取更多的资源。电视研究的人文批判传统，从1970年代开始，刚刚才有些眉目，在新媒体炫目的技术更新和诱人的利益驱动之下，其根基摇摇欲堕。可以说，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都还没来得及深入探讨，突然之间，传统的电视研究似乎已经过时了。

再次，从研究方法上来看，电视研究也遭遇到困境。从威廉姆斯、纽卡姆开始的学科整合，有一个重要诉求，是要关注电视文本，使之真正成为“电视”的研究。正如林•斯皮格尔评价的那样：“过去三十年里，电视研究最大的成就是，使电视从一个‘宏大’、‘抽象’的媒介领域中脱离出来，探讨电视文本与日常生活之间的互动关联。”（注释同上，第85页）问题是，从“大媒介”中独立出来后，电视的独特性在研究中是否被彰显出来？答案并不乐观。正如前文所述，作为学科的电视研究主要有三种研究路径：文本批评、类型研究与文化研究，都是从其他学科中借鉴过来的。文本批评借助文艺理论、类型研究借鉴电影研究，文化研究则直接来自于英国的文化批评。由于电视本身涵括各种文化形式，研究方法的借鉴是必要的，但是，“电视”研究之所以为“电视”的研究，其独特性如何彰显？美国“电视研究”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中国极为相似，这是后话，另文再叙。

[注释]

[1]参见，易前良：《中国电视研究的学科化及其现状》，《中国电视》，2009年第一期。

[2]Smith,RalphLewis.(1979).AstudyoftheprofessionalcriticismofbroadcastingintheUnitedStates:1920-1955:ArnoPress,Pix.

[3]HimmelsteinHal.(1981),Onthesmallscreen,NewYork:PraegerPublishers,P.29.

[4]NewcombHorace.(1997),Encyclopediaoftelevision,Chicago:FitzroyDearbornPublishers.P.1844.

[5]Schramm,Wilbur&Lyle,Jack&Parker,E.(1961).The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CA:StanfordUniversity.P.1.

[6]Klapper,JosephT.(1960),Theeffectsofmasscommunication,NY:FreePress.

[7]参见保罗•赫施与格本纳在《传播学研究》（CommunicationResearch）1981,8(1)上的争论。

[8]RowlandWillardD.andWatkinsBruce.(1984),Interpretingtelevision,CA:SagePublications.P.17.

[9]HadasMoses.(1962),Climatsofcriticism,editedbyShayonR.,TheEightharts,Canada:Holt,RinehartandWinston.P.15-21.

[10]Shayon,R.L.(1962),Theeighthart.NY:Holt,Rinehart&Winston.P.VI.

[11]Spigel,Lynn,ThemakingofaTVliterateelite,editedbyChristine,Geraghty.(1998),Thetelevisionstudiesbook,NY:Arnold.P.75

[12]Kompare,Derek.(2005).Rerunnation:howrepeatsinventedAmericantelevision,NY:Routledge.P.113.

[13]Carey,J.(1975).Communicationsandculture,CommunicationResearch,2(April1975):P.175.

[14]Newcomb,Horace.(1974),Television:themostpopularart,NY:AnchorPress.P.24.

[15]Newcomb,Horace.（1976).Thecriticalview,NY:OxfordUniversityPress.P.561.

[16]Adler,RichardP.(1982).Understandingtelevision:essaysontelevisionasasocialandculturalforce.NewYork:PraegerPublishers.Pxii.

[17]Kaplan,Ann.(1983).Regardingtelevision:criticalapproaches.LA:TheFilmInstitute.

[18]Boddy,William.(1990).Fiftiestelevision:theindustryandItscritics.UrbanaandChicago: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

[19]Feuer,Jane,Kerr,Paul.(1984).MTM:qualitytelevision.London:BFIPub.

[20]SpigelLynn.(1992),MakeroomforTV,ChicagoandLondon: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研究范文篇7

自1978年我国开始恢复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工作，1982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以来，研究生的年均招生人数成倍增长，随之产生的就业问题也愈发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教育部于1989年11月北京召开的“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创业教育这个全新的概念，在会议上就有代表提出了“要求把事业心和开拓技能教育提高到目前学术性和职业性教育所享有的同等地位”这样一个值得研究的论题。[2]2002年4月，教育部开始启动创业教育试点工作；同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有关问题意见的通知》的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高校毕业生（专科、本科、研究生）和在读的学生休学创业。再者，随着高校教育改革浪潮的不断涌进，大学职能也由追求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高，转向侧重于高校服务于社会，不单单只向社会输送研究型人才，还要不断地为社会输送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专门人才。高校培养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人才用以更好地建设和服务国家，这样既可以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局面，以创业带动就业，还可以活跃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从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下的“书呆子”，转变培养有理想、思维活跃、充满创新力的优质青年。

二、当前高校开展研究生创业教育尚存的问题

（一）高校办学定位不明、培养目标单一。目前“双一流”建设已然成为热门议题，部分高校为争“一流”甚至忘记自身的办学定位。研究型大学的科学研究规模成“泡沫式”急速扩大，而质量却不尽如人意；教学型大学并未真正地做到传道授业解惑；职业院校不研究如何为国家建设、社会发展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反而强调学习钻研学术事业。对于人才培养目标单一化，并没有引导、开发学生从事其他渠道的就业。（二）就业思想固化、公众参与度不足。研究生作为社会层次较高的人群，将毕业后进入高校、研究院（所）等事业单位工作视为唯一的就业出路，在校期间缺乏培养和提高自身的创业意识和创新能力，容易导致无法将科研成果向实际应用转化的情况出现。部分研究生对“创业”心存偏见，认为创业是无法就业的最后一条退路，主观意识上否定了创业教育。此外，社会公众也表现出对创业教育的不认同，公众力量的参与程度明显不足。（三）创业教育流于形式、教学方法单一。我国高校开展的研究生创业教育普遍存在流于形式的问题，虽然目前大多数的高校研究生创业教育通过建立典型的实践机构，如创办国家高新技术园区、科技创业园区、大学生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等机构，能够指导部分研究生进行实践、自主创业，但当前的研究生课程体系与创业教育的研究内容明显脱轨，并未完全改革现存的研究生教育课程体系，这些创业实践机构仅仅是增加部分创业知识和技能教育，仍然侧重于引进企业招聘、推动研究生就业这一层面。研究生创业教育的授课方式则沿袭传统模式，理论研究往往超过实践演练，缺少真实鲜活的创业案例，有经验的、专业的、优秀的师资匮乏，教学方法过分单一，主要以学术报告的形式进行讲解。

三、欧美国家开展创业教育的研究经验

美、英、法作为当今世界高等教育领域的领军国家，其创业教育的发展具有独特的演进历程，回顾借鉴这些国家的创业教育改革经验，能够有效地为推进我国创业教育实践提供宝贵的现实建议。创业教育兴起于上世纪40年代，美国哈佛商学院MylesMace教授开设的新创企业管理课程被认定为美国高等院校创业教育兴起的萌芽。美国开办的创业教育提供多元化的发展服务，不以追求眼前的功利为目的，创业教育体系则全方位地涵盖初等到高等教育。美国创业教育的研究经验是：高校管理者高度重视创业教育的发展；校院级管理者在创业教育体系中担任重要职务；开设“新创企业管理”这一门全新的课程。英国开展创业教育主要以培养学生的创业技能和创业精神为目的，将创业视为学生未来职业的一种选择。其开展经验包括：英国高校创业教育主要实行校企合作办学；从校内、外两个层面高度重视制度化的工作网络建设；兴建科技创业园区，同时设立研究生创业项目。法国在改革高校创业教育方面则更为激进，以培养学生的创业兴趣和创业能力为办学目的，让学生在继续学业的同时做好择业和创业的心理准备。开设创业教育学科，设置创业教育与就业的指导课程体系；颁布《创新与科技法》法案、设立“创业日”，注重多学科相互渗透，增加综合性跨学科课程，拓宽基础性课程，减少专业课程，其目的是将创业教育渗透到高校课程设置的方方面面。

作者:刘岳 冯彦杰 单位:吉林大学

参考文献：

研究范文篇8

本报告主要回答四个问题：一是研究什么，二是为什么要研究，三是要研究出什么样的结果，四怎样进行研究。

一、学习能力及其学习能力培养的概念

学习能力是人们在学习、工作、日常生活中必须具备、广泛使用的能力。职业或作业的水平越高，对人的学习能力的要求也越高。学习能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学习能力，是指人的行为水平提高的能力。如小孩模仿大人使筷子;被热水壶烫过以后，再不让身体接触热壶表面;到一个新的地方，很快就适应那里的环境等。狭义的学习能力，是指与学生学业相关的能力。比如，听、说、读、写、语言、注意、记忆、推理、计算等方面的能力。

学习能力一般指人们认识、理解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经验等解决问题的能力，又称为认知能力。它包括注意能力、观察能力、记忆能力、想象能力、思维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特别是逻辑思维能力。现代社会的学习能力主要是指不断获取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接受新观念，不断完善自我，适应新要求的终身学习能力。

学习能力培养，是指通过教学活动，教师有意识地、系统地向学生传授学习方法，并通过给学生出题目，让学生解决问题等途径来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使学生具备适应现代社会的高效率学习的学习能力。包括培养常规的学习能力，运用图书、资料和录音机、VCD、计算机等现代技术手段进行学习的能力，面对知识的海洋进行选择和对知识进行管理、加工的能力。

二、研究学习能力培养问题的意义

人的学习能力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当人类社会迈进知识经济时代门槛的时候，学习能力已经成为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源泉。因此，研究学习能力培养问题，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研究学生学习能力培养问题理论意义

研究学生学习能力培养问题有利于丰富和发展学习的方法论。目前，知识经济已见端倪，21世纪人类将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增长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都将发生巨大变化。学习方法也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传统的"勤学"、"苦学"固然还应该提倡，但是，相比之下，"巧学"显得更为重要。我们研究学习能力的培养，研究学习方法及其传授问题，重点是研究"巧学"问题，无疑对于丰富新世纪的学习方法论具有重要意义。

今后的学习，主要是掌握学习的方法。如果一个人在学校没有掌握学习方法，即使他各门功课都很优异，他仍然是一个失败的学习者。因为这对于处在终身学习时代的人来说，是一个致命的缺陷。这里所说的学习方法，除了常规的学习方法以外，还要掌握面向未来的学习方法，包括如何使用电脑，如何使用因特网，面对知识的海洋如何选择，对形形色色的资料如何检索，如何加工和再生信息，如何进行研究性学习等。这种时代的变化，要求人们必须掌握高效率的学习方法，必须具备搜集、检索知识和信息的能力，要知道学什么，知道怎样学，知道到哪里去学。同时要求学生必须掌握巧妙、高效的学习方法，用以提高学习效率;要求教育必须由传统知识传授型"向"方法传授型"和"能力培养型"转变。因此，教育部颁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要求"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要求教育由知识传授型向方法传授型和能力培养型转变。学生学习能力培养的研究，是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教育科研的重要任务。

2.研究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问题的实践意义

研究学习能力培养问题，是我国教育实际的需要。学会学习，是未来教育的四大支柱之一。传统的教育，是精英教育，虽然也强调教育的普及功能，但事实上人们更重视教育的选拔功能。由于教育的评价机制过分偏重于精英，家长、学校、政府都以考试成败论英雄，因此，教师和家长也往往把学生分成两类：一类是会念书的，于是加以重点培养;另一类是不会念书的，于是对他们采取放任态度，有的甚至把这些学生当成累赘，当成反面教员，对他们采取歧视态度，动辄贬低、挖苦、漫骂、斥责。结果是，许多会念书的由于过度劳累、单调乏味，而对学习产生了逆反心理;许多不会念书的由于屡屡受挫，造成了心理性厌学。近年来，心理学界曾经有人做过实验：问学前儿童，你将来做什么?绝大多数孩子都挺着胸脯回答，将来上大学。可是，当这些孩子上了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以后，却只有16%的人对学习有兴趣、有信心了，其余的人或者对学习产生了厌倦感，或者对学习失去了信心。

学校为了追求升学率，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都指向学科内容的灌输和答题能力的训练上;学校、教师的战略战术就是"灯光加月光"，中学生每天要学习15~16个小时。为了应付各种考试，学生每天浸泡在题海之中，整天疲于奔命，机械地进行大量的重复性的劳动。受教育评价标准的影响，许多教师都表现出短期行为，每天忙于给学生灌输知识，忙于出题考试，忙于批卷评分，没有时间学习新知识，因而也没有精力研究学习方法，没有培养学生学习能力的长远打算和动力。尤其是广大农村教师，水平参差不齐，教学能力偏低，教学方法相对落后，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就更谈不上了。一些较好的学习方法，得不到推广应用。这种状况，导致了我国学生身体状况滑坡，学习兴趣越来越低，厌学已经不是少数个别学生的专利，而具有普遍性。2001年，我到一所很不错的城市初中给教师讲课，学校领导都反映，约有一半学生有厌学情绪，不仅是"差生"，学习好的学生也厌学。一位省实验中学的高中生写文章发泄内心的感受：我们同情孔已己，我们同情范进，然而在我身上已经没有什么同情心，有的只是孔已己、范进的影子。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小学生心理素质的建构与培养研究》课题组，进行了一项调查，样本是选自北京、河北、重庆、浙江、新疆等地40所中小学1.6万多名学生。有58.9%的学生选择"假如我可以不上学的话，我会不去上学的。"在这种氛围下，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尽管如此，学生的学习效果还是不理想。法国的高中生一般会三四门语言，马来西亚的高中生一般也懂得三种语言，他们全然不像我们的学生这样累。2001年底，我在香港的街头上看到许多中小学生不慌不忙地走着，看一看表，已经快到9点了。心想，这些孩子是上学呢还是放学了呢?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走在上学的路上。他们是9点上课，下午1点放学。然而，那里的孩子一般要懂得几种语言，所接受的知识和信息并不比我们的孩子少。

这种教育的现状，引发了我们太多的思考。要改变这种现状，我们有必研究学习策略，研究学习方法，研究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问题。

三、国内外关于"学习能力培养研究"的动态

在当今世界中，个体的学习能力已成为一项最基本的生存能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有识之士开始着手学习方法的研究，并且有一部分研究成果相继问世。诸如迟雅著的《治学》，聂立珂著的《四轮学习方略》，珍妮特·沃斯、戈登·德莱顿著的《学习的革命》，戴维思著的《这样学习最有效》，张文华、赵臣著的《名人学习方法》，桑新民著的《步入信息时代的学习理论与实践》等。这些研究成果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为学生提供了学习方法方面的参考资料;二是这些研究多数是自发的，没有作为国家教育部门的研究课题，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没有对这些成果的推广应用做出任何努力;三是这些研究成果只被少数学生自发地借鉴，多数学生不懂得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而知识凭个体简单摸索;四是这些研究成果与课堂教学和课程没有很好地结合，内容上不同步，形式上不相配套。

近几年来，对人类学习活动的研究虽然已经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多学科交叉的前沿课题，但多数研究成果尚未引入教育理论与实践中来，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教师几乎没有考虑如何通过培养来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致使目前学习方式与课程、教学、教育评价模式都比较落后，学生学习效率普遍比较低，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这种状况在我国表现得很突出。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随着信息时代的降临，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学习方式正在经历着一场历史性的巨大变革。然而，目前我国从小学到大学的众多课程中，缺少一门课程，专门教学生关于学习的知识和技能，具体指导和帮助学生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与学习效率，提高在多媒体、网络环境下高效学习与发展的能力，致使目前中小学生乃至很多大学生，只会应付考试而不会学习，在自主化较强的大学学习生活中显得十分被动。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把"学生学习能力培养"作为切入点，既研究方法问题，又研究学生学习能力问题。使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传授学习方法，培养学习能力。

四、研究假设与预期目标

本课题的研究路线是：提出学习能力培养有利于学生学习能力提高的假设，然后通过教学实践来验证这个假设，得出肯定的结论。旨在总结经验，推广应用，为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做出应有的贡献。

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其中，提高认识是提高学习能力的前提;传授学习方法，优化多媒体教学是提高学习能力基本途径;启发自我教育是提高学习能力的关键;学习能力培养应该贯穿于教学与管理的全过程;学习能力培养有赖于教学与管理改革的深化;学习能力培养需要教育工作者高度自觉地投入。我们进行学习能力培养，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①学生常规学习策略、方法、技巧的研究与传授;

②学生的阅读水平和利用报刊杂志、书籍等查阅资料的能力培养;

③学生应用电脑、因特网检索、处理、管理、加工信息资料的能力培养。

此项研究要达到的预期目标是：得出学习能力培养对于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具有巨大的作用的结论。通过研究，使受教育者、教育者和教育决策者都能认识到学习能力培养的重要性，结合课程改革实践，自觉地将学习能力培养的研究成果应用到教学实践中。

五、研究方法与步骤

1.研究方法

本课题选择丹东市第十四中学、丹东市第十五中学、宽甸满族自治县第二中学、丹东市六纬路小学、丹东市金汤小学等学校作为实验学校，每所学校各选定2~3个班作为实验组，同时选择等量的、具有可比性的班级作为对照组。实验组和对照组由实验学校具体确定。

本课题主要采用实验法、测验法、文献法和行动研究法，配合个案研究法。

2.研究步骤

第一步：通过向学生、家长、教师宣传研究学习能力培养的意义，改变学生及其教师、家长们的一些传统的不合时宜的认识，其中重点是以下几个方面的观念和认识：

①重视学习知识而轻视学习能力的观念;

②重视学习成绩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观念;

③重视智力因素而忽视非智力因素的观念;

④重视"勤学"、"苦学"而不重视"巧学"的观念和认识，要变"苦学"为"乐学"，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第二步：传授学习方法和学习技巧。主要传授以下几种方法：

①传授实用学习、记忆方法，包括联想记忆法、谐音记忆法、归纳记忆法、对比记忆法、口诀记忆法、串联记忆法、化简记忆法、协同记忆法、强化记忆法、重复记忆法、逻辑记忆法、机关锁定记忆法等。

②传授把握知识体系的方法，包括单元网络法、段旨句法、分解法、整体输入法等。

③传授资料的查阅方法和检索方法，包括利用工具书查阅资料，利用Internet网查阅资料，利用图书馆、资料室查阅资料等。

研究范文篇9

一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我们都关注着如何为新世纪的政治学定位，思索着面向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为此我们首先需要问：政治学是怎样一门学科？它能够做什么？

政治学是一门与社会政治生活紧密关联的学科。它不是书斋中的智慧游戏，也不是纯粹的求知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学研究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所以美国政治学说史专家乔治·萨拜因正确地把政治理论家称为“超级政治家”。①从历史上看，政治学的主题总是时代要求的产物。当一个政治文化辉煌的时代即将逝去时，政治学家总结了这个时代，为后世留下不朽的理论遗产。在新旧时代转换的变革关头，政治学家们把握着时代的主旋律，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以他们的理论指导了一个时代。当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时，政治学家们体察到时代的深层脉动，以其理论准备着一个时代。政治学随时代的要求而转换着主题，政治学的研究因为和入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才显示出其价值和生命力。

在上个世纪的转折点上，以康粱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清醒地认识到了世界历史的潮流，把握住了中国政治变革的趋向。中国传统政治学向现代政治学的根本转变是从他们开始的。今天，世纪的转折点与时代的转折点又不期而遇，我国的政治发展进入了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者的心头，需要有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光荣的历史使命感。我们需要严肃地思考，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把握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从而开创政治学发展的全新时代？

二

改革开放以来，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为基本驱动力，以对外开放为催化剂，带来我国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的解构与变迁。九届人大又开始迈出了重要一步，改革与计划经济相耦合的政府体制，建立与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模式。我国经济改革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它将指向成熟的市场经济。按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主化有着正相关的联系。大体上，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3000美元，就初步具备了向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条件，公民文化开始生成。②人均收入在3000—6000美元间，就具备了建立法治社会和民主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公民文化也趋于发育成熟。瞩望21世纪初到中叶，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进入这个时期。也就是说，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我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也是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它要求我们用全球化的新思维来把握时代的脉动。应该看到，亨廷顿所称的当代世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自1974年起，这股民主化浪潮从欧洲南端涌起，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资本主义欧洲最后的权威主义政权垮台。70年代末，民主化浪潮漫延到拉丁美洲，一个接一个的军人政权还政于民。到80年代末，这片大陆已经基本实现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浪潮涌入亚洲，菲律宾、韩国等权威主义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又迅速席卷了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使这些国家相继走上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道路。与此同时，敌视西方文化的“中东—伊斯兰教”世界也开始受到民主化浪潮的强劲冲击，多数国家进行了自由化或半民主化改革。进入90年代，多党民主风潮登陆黑非洲，一党制政体或军人政权兵败如山倒，仅在二、三年间，绝大多数黑非洲国家转向了多党民主。除了由权威主义向民主政体的转变外，还有许多权威主义政权实行了民主化的改革，或松动了权威主义的统治。有的国家处于强大的民主运动与权威主义政权的紧张对峙之中。

这股强劲的民主化浪潮的影响遍及全球。从文化类型上看，它涵盖了各种文化：基督教文化、儒教文化、伊比利亚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黑非洲文化等无一例外；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它既包括了作为超级大国的前苏联，实现了经济腾飞的韩国，也将一系列最不发达国家裹挟其中。经过它的冲击，世界的政治版图已经大大改观，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已经形成。环顾今日之世界，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都已经成了民主的大陆。在非洲，权威主义政权成了民主化浪潮中的孤岛。在亚洲，它也只剩得残破的半壁河山。这意味着，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民主政治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时代潮流和世界大趋势已经把建设公民文化的任务紧迫地摆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面前.

三

中国改革的发展趋向和世界政治变革的潮流告诉我们，新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做理论上的准备和为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提供理论支持。我们知道，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隐结构，只有公民文化发育到一定程度，民主制度才能建立，也只有得到公民文化的支持，民主制度才能得到巩固和健康运作。与制度上的成功设计相比，推动公民文化形成的任务更为重要，也需要政治学界予以更多的关注。

诚然，政治学界仍然需要关注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稳定、秩序和效率等问题，但是从整体上说，现代国家权力制度化的阶段已经过去，我们需要在构建公民广泛参与的政治结构的大目标下来解决上述问题。在当代社会，政治权威要获得合法性和有效性，必须使社会上具有政治参与要求和能力的部分参与到政治体系和决策过程中来;政治稳定的实现和政治秩序的建立，有赖于社会各种利益得到制度化的代表和表达，社会的多元势力能够进行公平合法的竞争；提高政治效率的关键在于建立一种机制，保障公民能够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进行有效的选择和监督。总之，在当代社会，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健全民主的政治结构。政治学的研究只有立足于此，才能有高屋建瓴的眼光，才能跳出以往过于单纯执着地追求稳定、秩序和效率等目标，结果却难以奏效甚至产生负面效应的被动循环。

四

政治学研究能够为公民文化的发育成熟做些什么呢？

我们知道，现代公民文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基本要素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自然发育的过程。政治学界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作为和影响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是西方政治文化冲击的结果，现代公民文化并不能由本土文化自然生成，它需要移植、嫁接和融汇外来文化，所以它又是衍生型的，是一种人为的建构。这决定了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诞生和成熟要经历传统政治文化的断裂和创造性地转型、中西政治文化的冲撞与融汇的复杂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文化工程。这使政治学的研究对公民文化的成长发育具有特殊的引发和启动作用、催化作用、助生作用、杠杆作用、指引和模塑作用。它需要政治学家以创造性的工作来积极参与重构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理论设计。

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经济发展是公民文化形成的基本驱动力，发达的市民社会是公民文化孕生的摇篮。但是，适宜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孕生公民意识的某些潜在要素。没有理论的先导，其它一些因素难以生成;没有理论的提炼和升华，这些潜在要素也只是处于自在状态，不能获得自觉的理性形式。公民文化作为一种自觉的理论建构首先在政治思想家或政治学家的头脑中形成，他们对粗糙、零散、模糊的和具有一定盲目性的公民的自我意识、欲求、期望、态度，以及直观的感觉和自然的情感予以提炼和升华，作出系统的阐释和解说。通过理论的环节，公民意识才能上升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定型为政治制度和法律。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法律以及在这种制度和法律规范下的经常性的公民生活，都会成为公民教育的有效手段，反转来塑造公民的政治态度，内化为公民的心理素质和心理结构。经过公民理论的中介，成熟的公民文化才能真正形成。

可见，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学家在中国当代公民文化的形成中具有特殊地位。所谓政治思想家，我们这里指的是哈耶克所说的“原创型思想家”。他们是人类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的活水源头。政治发展的转型时代呼唤着具有宏观视野和深刻洞察力的政治思想家来把握政治发展的路向，创建中国式现代公民文化的巨大文化工程也需要具有贯通古今的政治知识和融汇中西的政治智慧的政治思想家，为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奠定根本原则和理论框架。

在政治思想家周围是政治学研究者群体。他们为社会提供政治学的专业知识，从而在各个具体领域里丰富公民理论。作为政治领域的专业工作者，他们通过收集和鉴别事实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形成对政治现象的客观描述和因果分析，对政治问题的价值评判或选择。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知识使其在社会公众中享有天然权威，其理论具有理性和逻辑的力量。特别对深层政治问题和宏观政治现象的认识，社会依赖专家，公众也能够服膺专家的意见。借助这个地位，政治学工作者制造和引导舆论，创造文化氛围和环境，指导和矫正公民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评价，影响公民的政治情感和态度。也就是说，政治学家所创造和阐述的民主理论会内化或积淀为公民文化。

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经历告诉我们，衍生型公民文化的形成依赖两种重要的公民教育手段。其一是民主政治结构及民主政治生活；其二是民主理论。有的韩国学者认为，韩国实现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长期的公民教育促进了公民文化的形成。由于韩国建国之初就确立了民主宪法，民主价值获得了合法性。即使在权威主义统治之下，民主理论仍然是合法的，学校里一直在灌输民主价值。随着民主观念的广泛传播，权威主义政治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厌弃。③

在由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转型时期，具有先导性的理论发挥着启蒙作用，塑造着时代精神。一种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是由公民的政治态度来量度的，而其合理性则取决于知识界对它的描述、分析和判断。合法性要得到合理性的支持才能巩固，而合理性也会转变为合法性，或加强合法性。一种制度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其合理性，失去知识界的支持，它很容易失去合法性。而一种获得了合理性的价值体系很容易在公民的态度中获得合法性。

18世纪启蒙运动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学家对政治秩序合理性的解说影响公众关于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态度的生动例证。启蒙思想家们以理性论为武器，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合理性作出评判，并对新秩序作出描述，他们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公民的政治态度，从而也改变了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通过启蒙运动，整整一代人改变了思想观念，由臣民转变为公民，从而形成法国政治文化上的断裂。正是启蒙思想哺育的一代公民创建了公民社会。启蒙理论对于推动由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型起到了有力的杠杆作用。

五

为了创建现代公民文化，政治学应该强调发展政治哲学，重视规范理论的研究，关注价值问题的探讨。

我国政治学恢复以来，一方面，由于在基本的规范理论领域一时还不能有实质性的突破，政治学者在这个领域里还难有大的作为；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着战后西方政治学发展起来的令人眩目的大量新理论和新方法。这样，政治学界特别是青年一代以极大的热情介绍和研究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成果。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一些不适合改革开放时代要求的理论没有得到清理，政治学在基本理论方面很少创新；另一方面，却引进大量西方最时髦的理论、方法和概念来装点陈旧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结果是两者杂揉并蓄，政治学成为一种奇特的理论与概念的拼盘。

应该看到，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主题与我国当代政治学的主题完全不同。战后的西方社会已经确立了民主制度，公民文化发育成熟。西方有的学者在50年代甚至认为，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已经终结。在这个大背景下，政治学弱化了它的文化职能而强化了其科学职能，其重心由政治哲学转向政治科学，其关注的焦点由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转向政治行为。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进入公民文化的创生时期，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阶段是西方人早已越过的阶段。所以我们在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时，必须记住中西政治发展的“时差”，不能冲淡或模糊了我国政治学的主题。

西方近代公民文化生成的历史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在中世纪西欧，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的臣民文化。15—17世纪中叶，随着封建主义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臣民文化开始转向近代型的“臣民—公民”文化。在这个时期，国家权力实现了制度化(世俗化、统一集权、职能分化等)，臣民仍然没有政治权利，国家权力对臣民的控制甚至超过了中世纪，但是，臣民对国家权力的义务和忠诚不再指向君主私人，而是指向抽象的公共权力和制度化的权力。权威主义政权只是作为一种必要性而得到认同，由于公民尚没有足够的参与能力而享有暂时的合法性。这时期的西方人在社会经济领域里已经获得了独立和自由，但在政治领域里，他们只满足于得到法律上的安全与保障，要求部分地影响和参与政治决策。

17—18世纪是西方臣民文化向近代公民文化转型时期，也就是公民文化奠基时期。在这个时期，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以市民资产阶级为主力的第三等级成长起来，萌发了强烈的参政意识，全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也就是说，公民意识出现了。专制主义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开始丧失其合法性。

这个时期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公民文化的形成提供理论支持。重新定义国家和国家权力，重新审视个人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确认公民的政治权利，阐述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并规划出公民参与制度的基本轮廓。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家自觉地承担了这一使命，创建了近代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在他们的理论中，理性论和自然法理论为政治生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基础和终极标准；契约论确认了公民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将国家和政府权力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民主理论将公共权力交给公民集体，授予公民平等的参政权；人权理论则规定了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界限，等等。

可见，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有它特定的主题和内容：它需要将公民的自我意识升华为一般理论，按公民社会的标准重新定义国家和公共权力及其与个人的关系。总之，它应该是表达公民的意识、欲求和期望的新的价值体系。

西方公民文化创生时期，古典时代公民文化丰厚的理论遗产是他们现成有效的文化资源。近代公民文化不是无中生有，而是表现为古典时代公民文化的发现、复兴和再生。是西方人站在近代的基点上对古典文化的再创造。我们的政治传统中没有这样直接可用的资源，所以就需要借用西方的思想成果，包括古典时代、近代和当代的思想成果。其中近代的思想成果更为贴近我国当代的现实。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成果对我们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掌握了更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大大深化了我们对政治问题的认识。但是，我们需要记住，当代西方政治学只是给我们提供了有效的认识手段和理论工具，而不是改变了我们面临的主题。借鉴西方政治学的成果只能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六

我国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需要清理两种政治文化和理论遗产，即传统的臣民文化和现代由“革命理论”所代表的“群众文化”。所谓政治文化的“转型”，就是实现这两种文化向公民文化的创造性转换。

臣民文化是我国古代社会留下的遗产。近代以来，它在理论层面已经基本被抛弃，但它仍然是民族心理特征，并以改头换面的形式顽固地存留和体现在现存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理论中。

在从整体上谈到传统的臣民文化时，人们往往强调它与现代公民文化的不适应性和不可兼容性。但问题还有它的另一面。

我们知道，当代中国的公民文化不是以西方公民文化替代中国传统的臣民文化，而是中西文化的融合。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是不可能被连根拔除的。现代公民文化只能通过在传统文化主干上嫁接西方公民文化而形成，而不是完全另起炉灶。所以，我们需要分析新旧文化的可融性因素和不可融性因素，据此制定我们的政治文化战略。

传统臣民文化中的某些要素有可能与当代公民文化相融合，从而使中国式的公民文化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征。比如，它可能不像西方人那样过份突出个人的独立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寻求偏向集体主义的平衡点；它可能会相对淡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对立、冲突和多元竞争，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以及社会合作与和谐的价值；它虽然肯定积极参与的价值，但不大可能有西方人那样的参与热情，在某些领域宁愿满足于对政治权力的消极监督；它更可能在对权威实现控制监督的同时，多几分对权威的尊重服从，等等。传统的臣民美德的酵素融入当代的公民文化，有可能使我国建成和谐的而不是冲突的现代民主。

“革命理论”在我国理论界数十年中居于主导地位。它从理论层面上替代了传统理论，至今仍然是我国政治学理论的基本范式。同时，经过数十年的岁月，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公众的心理结构。

“革命理论”的主题是在传统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丧失之后，摧毁传统秩序，重新整合社会和国家，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实现政治权威的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所以，在这一理论中，国家被解释为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而不是公民分享权利义务的共同体;国家权力不是公共权力而是阶级权力;政治的主体不是公民个人而是阶级;政治关系不是利益和权利的合法竞争，而是阶级间水火不容的斗争，等等。

我们可以把“革命理论”与西方近代公民理论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逻辑结构进行比较：

西方近代公民理论的逻辑结构是：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公民社会（civilsociety，国家）。公民社会是其归宿。

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典型逻辑结构是：乱世——圣人出（设立政长）——君臣秩序。其归宿是臣民社会。

“革命理论”的逻辑结构是：阶级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半国家)——无国家社会。缺失了公民社会这一环节。

所以不难理解，许多作为公民文化基本心理要素的价值不能从“革命理论”那里得到理论支持。诸如对理性、宽容和妥协的政治态度的支持，对个人和个人权利的肯定，以及对和平合法的利益竞争手段和讨价还价的政治竞争方式的承认等。所以当我们进行公民教育时，它就会显露出其贫乏和不适应。

“革命理论”属于“群众文化”的理论建构。“群众文化”是介于传统的臣民文化与当代的公民文化之间的一种过渡型的政治文化，它兼具两者的特征。因而也可以称之为“臣民—公民文化”。

“革命理论”以具有现代性的“群众”概念取代了传统的臣民概念，这是一大进步。④但它同时也以“群众”概念模糊和部分地替换了“公民”概念，这又使它不能适应公民社会的需要。在“革命理论”范式里，“群众”已经不像臣民那样属于君主私人，它具有公的身份，但其中每个分子还没有获得独立人格，他在共同体中的地位还没有明晰化。个人和个人权利是公民社会的基石，但在"群众"概念中个人还不能凸显出来。在人们的观念中，“群众”是一个外延模糊而内涵笼统的整体，个人被淹没和虚化于其中。“群众”（或“人民”）被笼统地承认为国家的主人，但由于具体的政治参与权利没有得到落实，所以，虽然在理论上它是政治权力的主体，政治参与的主体，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它仍是权力的客体，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成为政治动员的对象，沦为消极被动的一群。所以，不可避免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群众"的角色总是隐于背后，作为陪衬，处于前台的总是他们的代表.

作为承载丰富的政治文化意蕴的符号，“群众”不等于公民，也不等于公民共同体。在我们的日常政治生活中，“公民”一词很少使用，即使偶而使用时，也显得勉强和生硬。至于“公民”的另一代名词“选民”则只有在谈到选举的场合才使用。当选的公职人员的脑海里难以浮现“选民”概念，他们经常想到的是“群众”。想到"群众"时，总是产生居高临下的感觉和联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代政治文化与公民文化的差距，也可以发现“革命理论”与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间的不同。可以说，“群众文化”属于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过渡环节，它承袭了传统臣民文化的许多特征，也涵蕴着公民文化的要素。从整体上说，它还不是公民文化。而作为“群众文化”理论建构的“革命理论”对建设公民文化也有严重的不适应性。

总之，建设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迈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只有自觉地服务于公民文化建设的伟大工程，才能充分展现它的社会价值，其学术发展才能步入光明之境。

注释：

①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页。

②SeeSamuelP.Huntington，TheThirdWave，DemocratizationintheLateTwentiethCentury，UniversityofOklahomaPress，1991.p.63.

③Kyong-Dongkim，TheMixedRoleofIntellectualsandHigherEducationinBuildingDemocraticPoliticalCultureintheRepublicofKorea，inLarryDiamond(eds.)，PoliticalCultureandDemocracyinDevelopingCountries，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3.p.211.

研究范文篇10

⑴课题提出的背景

①德育改革是当前学校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江总书记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在依法治国的同时“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也明确指出“各级各类学校必须更加重视德育工作”，而且，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认识到德育在人的精神提升和人格完善方面的独特价值。所以加强德育工作的探究，进一步改进德育工作的方式方法，讲求实效，意义深远。

②中小学德育现状急待改革。目前，德育实效性低靡，道德教育把道德和日常生活分离，德育目标被无限提升，脱离主体品德心理发展规律和道德生活需求；在道德价值观认识上过于强化其满足社会政治、经济等需要的工具理性价值，而忽视它的满足主体自我完善的价值；在德育过程中无视道德学习主体性，重说教，重外烁，消泯生活世界的主观生动性。这种忽视学习者的情感和生活要求，脱离现实人生的教育造成的后果表现为：学生知行脱节，道德认识不能转化为行为；学生在遭遇复杂道德生活时难以适应，无能为力；学生具有“多重人格”，表现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③我校现代生活教育发展与深入的需要。1996年始，我校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理论和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为基础，吸收、融合现代哲学理论和现代教育思想，对现代生活教育开展了理论与实践研究，意在继承、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现代生活教育理论，并以此为指导构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小学素质教育模式。由于该研究涵盖面广，“九五”期间，我校重点展开“课堂教学生活化”的研究。这一研究中，我们充分关注学生在课堂生活的现时存在，以构建“行知行”教学模式为实施途径，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深入研究，为提高学生课堂生活质量促进学生自我全面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然而，要提升学生在校的生活质量，仅提高学生的课堂生活质量还不够，所以“十五”期间，我校在继续完善和深化“课堂教学生活化”研究的同时，将研究的重点向生活德育转移，力求在找准当前德育弊病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学习、研究、尝试，为改变德育现状，增强其实效性出一份绵薄之力。

⑵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转变教育者已有的道德教育观念。德育不能仅被看作是对学生施加外部影响的过程，学生有了相应的道德认识并不意味着必然产生相应的道德行为和达到社会需要的道德效果；德育不是一个被认知的受动过程，而是一个被道德主体实践着、经验着的主动过程；德育是主体自己对自己的教育，教师的作用在于引导而非强制灌输；德育不是外在于学生生活、外在于学生生命的东西，而是和学生的生活、经验、实践、活动等融为一体的东西。由此，德育内容应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符合学生的道德需求和道德能力；德育的途径应是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德育的方式也应符合儿童的身心特点，为儿童所喜闻乐见，易于接受。

2、解决教育者进行道德教育的操作问题。传统德育过程背离人性特有的规律，无视道德学习的主体性、情境性、情感性，重说教，重外铄，这种用刻板的灌输、管理、训练等方法，强制儿童去服从各种道德规范的“美德袋”式的德育模式急需改变，相应地，我们要使德育过程与生活过程、活动过程紧密结合，构建起重情感、重情境、重实践、重体验的生活德育模式。

二、本课题在国内外同一研究领域的现状与趋势分析

⑴国内外同一研究领域的现状与趋势分析

①生活教育思想中包含了生活德育的诸多理念。明确提出生活德育的概念，把生活德育作为一种德育模式加以理论和实践操作研究的目前还没有，但是纵观古今中外，关于生活教育的论述与思想可谓源远流长。在西方，以法国启蒙运动的巨匠卢梭的自然教育（实际上是较早的生活教育理论）和美国现代教育家杜威提出的“教育即生活”最有影响；在我国陶行知先生是生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集大成者。生活教育强调教育与生活的联接，要求教育活动既关心儿童未来的生活，也要关心儿童的现实生活；强调儿童的主体地位，指出教育要尊重儿童的个性，要依据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进行；还强调儿童自我人格的完善，指出教育既要适应社会发展对人的需要，也要满足个体自身发展的需要；第四，生活教育强调教学做合一。生活教育的这些主张给生活德育的研究以很大的启迪。

②道德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道德是通过展现人的生活和在人的交往中形成的。近年来，在德育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已深刻认识到德育目标过高、过空，德育内容过于理性、过于抽象，德育途径方式过于单一甚至违背学生道德心理发展规律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于是德育需贴近生活，需加强情感性、加强道德主体实践渐渐成为一种研究的趋势。

⑵本课题与之联系与区别

联系：借鉴杜威、陶行知等生活教育的思想及道德心理学关于道德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提出和构建生活德育模式的理论和操作样式，以制订出符合小学生身心发展并对其终生有益的切切实实的德育目标，创造性地运用并形成重情感、重情境、重实践、重体验的具有鲜明现代生活教育特征的生活德育方式，为提高基层学校德育实效，同时丰富德育理念与德育模式服务。

区别：生活德育的研究在目标上强调最基本的道德生活态度、参与和营造道德生活的能力及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的形成，强调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服务；在方式上强调通过生活实践进行教育，强调学生道德情感、认知、行为发展的整合性；在内容上强调以学生生活中面临的各种道德问题为主要研究内容，即强调德育内容的生活性；在评价上强调开放性，即每个人的道德发展具有不同的特点，道德教育不应该以唯一的标准去衡量千差万别的学生。总之，生活德育的研究是跳出德育看德育，进行的是理论建构和实践操作相结合的研究。

三、课题研究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

实践意义：本课题的研究与实践有利于改变目前德育的单一刻板模式，提高德育实效，促进学生道德成长和个性生活化。同时，研究与实施的过程有利于提高教师对小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理性认识与实践水平。而且本课题研究的生活德育模式具有较大的推广价值。

理论价值：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将努力建构起生活德育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操作模式，能充实和发展当前小学道德教育的理论和操作模式。本课题实施将为道德教育理论研究提供成功的案例。

四、完成课题的可行性分析

1、课题是在充分研究文献、了解现状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课题研究的初步方案向南师大及有关教科研部门的专家、教授提请咨询与论证，因此本课题符合当前德育改革的方向，具有现实针对性，理论依据充分、科学。

2、本课题研究理论假设合理，目标内容清晰，实施的可操作性较强，阶段实施过程与目标都很明确，完成课题的可行性有充分保障。

3、学校九五期间承担省级立项课题“构建现代生活教育模式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的研究，有一定的研究基础。而且，本课题研究人员配置合理，既有专家与教授的指导，又有出色完成九五课题的校级领导的亲自挂帅，再加上一支“九五”研究中锤炼、勤学肯钻、勇于实践的骨干教师队伍，为课题研究提供了较佳的人员保障。

五、课题界定与支撑性理论

课题界定：

生活德育，即重视生活中道德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通过生活实践进行道德教育，为了提高学生的道德生活质量而进行德育。生活德育强调将道德教育深深地扎根于儿童生活的土壤，让德育与受教育者个体的日常生活、学习生活、交往生活、集体生活等紧密相联，用学生自己的生活、自主的活动本身对学生进行积极的启迪与引导，以提升学生的人生境界，让学生过一种道德的生活，自主地建构道德经验，提升道德水平。

生活德育研究是在现代生活教育思想和小学生道德形成规律的指导下，在小学教育中构建生活德育理论框架、目标、评价、内容和操作方式，通过研究与实施，改革学校德育方式，提高德育实效性，促进学生基本的道德生活态度、参与并创造道德生活的能力、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的形成。

支撑性理论：

1、生活教育的相关理论。生活教育强调教育与生活的联接，要求教育活动既关心儿童未来的生活，也要关心儿童的现实生活；强调儿童的主体地位，指出教育要尊重儿童的个性，要依据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进行；还强调儿童自我人格的完善，指出教育既要适应社会发展对人的需要，也要满足个体自身发展的需要；第四，生活教育强调教学做合一。

2、现代德育价值观。现代德育充分关注生活中的人，关注人和人的生活，道德教育是为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服务，引导人去建构个人完满的道德生活，追求生活的完整性，在完整的生活结构中获得个性的完满，实现德育目的。正如鲁洁教授在《德育社会学》中所说，德育的终极意义表现在“不仅让人们去遵守某种社会秩序，道德规范，使社会的发展得以按部就班地进行，它还要促使人们找回那个已经失落的世界，失落的自己，使人们拥有世界，拥有自己。”

3、主体教育思想。道德是贯注着人的主体精神的自由自觉活动。道德作用的发挥及其存在无不以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和人的自由自觉为前提。道德行为的本质是主体性的。先天心理图式的存在决定着即使是0岁的婴儿也不等于道德上的“白板”，他们已经通过社会性遗传，获得了社会性心理文化特征，因此儿童从一开始就是道德生活的主体，而不是道德容器。我们应该把学生视为具有独立人格、自主意志、选择愿望、自主负责性的主体。

4、现代德育实践观。道德的本质在于实践。首先从德育目标看，既包括对学生道德认识、道德情感的培养，也有对学生道德心理、道德行为的锻炼，而归根到底是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的统一，所以德育目标本质上是实践的。其次，学生的道德是在活动和在交往中形成的，活动和交往的本质是实践的，所以德育过程本身应该是一种实践活动。第三，德育实践活动才是检验学生道德素质高低的唯一标准。所以，德育应该是德育主体的一种实践活动。

5、道德心理发展的相关理论。人的品德是在一定的心理背景下和活动过程中形成、发展的，德育离不开心理学所揭示的心理活动的形式及其规律的指导。小学生在道德生活中的主体性尚处于不成熟、不稳定状态，尚处于由他律向自律、由模仿向创造、由顺从向选择，以及由潜在的主体向现实主体、由自发主体向自为主体的矛盾转化过程中。教师应充分认识儿童这些特点，在德育过程中，充分顺应学生的身心特点和道德心理发展水平进行教育。

六、理论假设与研究目标（研究目标分解与具体化）

理论假设：道德是在道德生活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道德形成过程是一个主动、整体建构的过程，也是个性化和社会化统一的过程。本课题期望通过构建和实施生活德育的实践操作模式，提高德育实效，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培养学生最基本的道德生活态度、参与和创造道德生活的能力以及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

研究目标：

①研究形成生活德育的理论框架、目标、评价、内容和操作方式。

②改变教师的德育观念，提高教师的德育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道德认识、健康积极的道德情感、坚强的道德意志和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

七、研究内容设计（研究内容的分解与具体化，含子课题的设计）

⑴生活德育的理论框架研究。在充分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较为系统的学习、思考与梳理，对生活德育的内涵、特质、价值观、学生观、活动观及生活德育的原理提出自己的见解，以建构起生活德育的理论框架。

⑵生活德育的目标体系研究。生活德育重在培养学生最基本的道德生活态度、参与并创造道德生活的能力以及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让学生过一种道德的生活。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由于其身心发展与道德心理发展水平的不同，在道德生活的态度、参与道德生活的能力、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上也应该有相应的更为具体的目标指向。这一子课题的研究目的就在于形成一套符合学生年龄段特点的生活德育目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