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进展范文10篇

研究进展范文篇1

【关键词】：番茄红素,类胡萝卜素,癌症

前言：番茄红素（lycopene）是膳食中的一种天然类胡萝卜素，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植物中，人体内各组织器官也有较多分布。由于番茄红素没有维生素A的生物活性，所以其作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但近几年的研究发现，番茄红素有比其他类胡萝卜素更好的生物活性，并且是防病治病的重要功能因子，已成为目前国际上功能食品成分研究的一个热点[1]

1、番茄红素的国内外研究历史

1873年，Hartsen最早从TamuscommunisL.中分离得到深红色的番茄红素结晶。1875年，Millardat从番茄中获得一种含有番茄红素的粗提物，当时命名为Solanorubin。1913年，Dugger根据它对生长条件的影响，又把它命名为lycoperison。而Schunck（1930年）的“lycopene”名称（中文即番茄红素）一直沿用至今[2]。

1.1国外对番茄红素的研究现状

1989年，Masic发现番茄红素在所有类胡萝卜素中对单线态氧的猝灭速度最高；1991年，Campbell发现肝癌患者的肝脏中番茄红素含量较低；1994年，Franceschi发现消化道癌的发生与番茄红素的摄入有关。随后，对番茄红素的功能的研究成为一大热点。1995年～2003年[3]与番茄红素有关的报道达800多篇，内容涉及番茄红素的吸收、运输及新陈代谢的动力学；番茄红素与癌症、心脏病及其他多种疾病的关系；番茄红素的提取、测定及番茄产品的开发研究等。

1.2国内对番茄红素的研究现状

对番茄红素的研究在2000年以前鲜有报道，近三年骤然升温，出现了大量综述类文章，内容包括：番茄红素的性质和提取方法；番茄红素及其研究进展；番茄红素的保健功能的研究现状；番茄红素生理活性的研究进展；番茄红素及其生产应用研究；番茄红素的生产工艺研究进展；番茄红素分离与分析的研究进展等。

2、番茄红素的分布、化学结构

2.1番茄红素的分布

2.1.1番茄红素在果蔬中的分布

番茄红素在自然界中分布很窄，主要存在于番茄、西瓜、红色葡萄柚、木瓜及苦瓜籽、番石榴等食物。如表：

表1：果蔬制品中番茄红素的含量[1]

食品名称含量食品名称含量食品名称含量

番茄（鲜）0.88~4.20番茄（汁）5.00~11.60红色葡萄柚3.36

番茄（煮制后）3.70调味番茄酱9.90~13.44番石榴（鲜）5.40

番茄（沙司）6.20李子（鲜）≤0.01番石榴汁3.34

番茄（浓汤）5.40~150.0李子（罐头）0.06西瓜（鲜）2.30~7.20

番茄（粉转鼓风干燥）7.99李子（干制品）0.86木瓜（鲜）2.00~5.30

由上表可以看出，番茄红素含量最高的是番茄的果实，可达3～14mg/100g,且成熟度越好，番茄红素的含量越高。在番茄果实中，番茄红素主要分布在番茄果实的外表层中。

番茄成熟过程中，其颜色会发生显著变化，在番茄成熟初期，外观颜色逐渐由绿色转变为橙红色至红色，果实内α—胡萝卜素及β—胡萝卜素的含量达到最大值；在完全成熟后，番茄红素含量达到最高值，一般为类胡萝卜素总量的64～76%[4]。

2.2番茄红素在人体中的分布

其实，番茄红素不仅在植物中存在，而且在还存在于人体内。番茄红素主要分布在人体的血液、肾上腺、肝脏、睾丸、前列腺、乳腺、卵巢、子宫、消化道器官中，其中肾上腺、睾丸、肝脏等含有较高的番茄红素，人的晶状体中不含番茄红素和β—胡萝卜素，人体部分器官和组织中番茄红素的含量见下表

表2：人体部分器官和组织中番茄红素的含量[1]

组织名称含量组织名称含量

肾上腺21.60脂肪1.30

乳房0.78结肠0.31

肾0.62肝脏5.72

肺0.57卵巢0.28

皮肤0.42睾丸21.36

2.2番茄红素的化学结构

番茄红素的化学结构已完全明确，至于它的研究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初。1910年Willstaller和Escher在番茄红素的研究中指出，番茄红素是胡萝卜素的化学结构的异构体，分子式为C40H56，相对分子质量为536.85。1930年Karrer等提出，番茄红素的化学结构式为含有11个碳碳双键的非环状平面共轭多不饱和脂肪烃。1941年Zechmeister等提出，作为主链含11个碳碳双键的多不饱和脂肪烃，理论上应有211或2048种立体（顺—反）异构体，但由于空间障碍，番茄红素分子中只有少数基因能参与异构，存在可能性较大的番茄红素异构体约有72种。研究发现，天然植物中的番茄红素绝大部分为全反结构（71%—79%），而人体中顺式结构的番茄红素比例却高得多。在人的血液中全反式结构仅占27%～42%，而顺式结构占到58%～73%；在人的前列腺组织中，全反式仅占12%～21%，而顺式结构占到79%～88%。从人体血清中检出的顺式异构体，有：9—顺式—番茄红素、13—顺式—番茄红素、15—顺式—番茄红素三种。以下是几种番茄红素的主要异构体的结构：（见下页）

3、番茄红素的理化性质

3.1物理性质

番茄红素为暗红色粉末或油状液体，不溶于水，难溶于甲醇等极性有机溶剂，可溶于乙醚、石油醚、己烷、丙酮，易溶于氯仿、二硫化碳、苯、油脂等，番茄红素油溶液呈黄橙色，熔点174℃。

3.2化学性质

作为平面共轭多不饱和烯烃，番茄红素的性质十分活泼，易受氧化、紫外线及温度的影响而迅速氧化分解，并能从反式结构向顺式结构转变。当番茄红素分子从反式结构变为顺式结构时，其颜色变浅，熔点降低。在酸性环境和有CO2存在的条件下以及温度低于50℃的酸性条件下，番茄红素稳定性好；在碱性条件下不稳定，其吸收度值显著下降。K+、Na+、Mg2+和Zn2+对番茄红素影响不大，Fe2+、Cu2+引起番茄红素的损失较大，Fe2+、Al3+引起的损失较少。一般说来，番茄红素在植物体中较稳定，脱水和粉末化后的番茄红素稳定性差，除非仔细加工且立刻密封或充入惰性气体储存。在番茄红素—β环化酶（beta—LCY）作用下，番茄红素可转变为β—胡萝卜素。

4、番茄红素的生理功能

人们对类胡萝卜素生物化学的认识不断深入，这为进一步对它们进行广泛的研究打开全新的局面和方向。早期人们对类胡萝卜素的关注是一些可作为维生素A前体物质的类胡萝卜素。近期大量研究使我们对类胡萝卜素的诸多功能产生了新的认识，似乎诸多类胡萝卜素所表现出来的显著消除单旋氧以及活性氧的效果更令人关注。有些类胡萝卜素不具有维生素A原活性，但是它们仍然具有极强的抗氧化活性。对于番茄红素尤其如此。正由于此，类胡萝卜素作为抗氧化剂的研究已成为类胡萝卜素研究的主流。此外，番茄红素还是人体血液或组织中最丰富的类胡萝卜素。可见，番茄红素近期引起人们的关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4.1抗氧化、抗衰老作用

类胡萝卜素的抗氧化作用包括猝灭单线态氧、消除自由基以及与其它氧化剂协同抗氧化作用等。番茄红素也具有此生理功能，并且其猝灭单线态氧的能力最强，是目前抗氧化剂β—胡萝卜素的2～3倍，维生素E的100倍[5]，番茄红素可以通过猝灭单线态氧预防脂类过氧化反应，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伤。清除单线态氧的能力主要与类胡萝卜素分子中共轭双键的数量有关，番茄红素与其它类胡萝卜素相比，它的共轭双键数是最多的，因而它的抗氧化功能最强。

最新研究表明，番茄红素也具有抗衰老作用。Brady等对400例受试者进行调查指出，尽管人体血液中番茄红素的含量与性别、体质、是否吸烟、饮酒等生理因素和生活方式没有必然联系，但血浆中番茄红素的减少与衰老有关。Snowden等也发现血液中番茄红素含量可以预防老年功能性障碍疾病的发生，提高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

4.2番茄红素的调节免疫功能

疾病的发生与一个人自身的免疫力下降有关。1999年，Watzl等研究发现经常摄食番茄汁可以促进白介素—2（IL—2）、白介素—4（IL—4）的分泌能力，而胡萝卜和菠菜无此作用。Porrini等也在研究发现，每日摄入25g番茄汁的人与不摄入番茄汁的人相比，使得淋巴细胞DNA损伤降低约50%[10]。因为番茄红素能保护吞噬细胞免受自身的氧化损伤，促进T、B淋巴细胞增殖，刺激效应T细胞的功能，增强巨噬细胞、细胞毒性T细胞和天然杀伤肿瘤细胞的能力，减少淋巴细胞DNA的氧化损伤以及促进某些白介素的产生，因而番茄红素具有调节免疫功能。

4.3番茄红素与慢性病的关系

4.3.1番茄红素的抗癌作用

在1985年，一项有关美国老年人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高剂量摄食番茄与癌症死亡率的显著下降有关[6]。1991Vaneeqyck等在研究中发现，番茄红素与子宫颈癌、膀胱癌的风险率呈负相关[7]。1995年，Giovannucci等在美国健康职业跟踪研究中确证番茄制品的高摄取量与风险率呈负相关，进一步研究表明，总胡萝卜素、β—胡萝卜素、α—胡萝卜素、叶黄素以及β—隐黄质的摄食量与风险因子没有关系[8]。2000年，Stefani等报道了在乌拉圭进行的研究显示，番茄制品或番茄红素与上消化道癌（包括口腔癌、咽喉癌以及食道癌）的风险率呈负相关[9]。

番茄红素的抗氧化作用是它的抗癌效果的一种主要作用机制。目前，大致明确番茄红素的抗癌机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抗氧化作用，几乎所有癌症的发病都涉及大量活性氧，而番茄红素具有优越的消除单线态氧和过氧自由基活性，而且它还可提高机体的抗氧化水平，可见，该机制是它抗癌的一种最为主要的机制。（2）免疫调节机制，癌症的发病也涉及机体对癌症体系的失调，而番茄红素可促进T或B淋巴细胞的增加，从而相对地提高了机体对癌症的抵抗能力。（3）细胞凋亡机制，目前通过细胞凋亡的抗氧机制普遍为人们接受，而已有研究显示番茄红素即可通过细胞凋亡的机制，抑制了肿瘤或癌细胞的生长。因而番茄红素有很强的预防癌症的作用，目前国内外正积极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期待不久能有进一步的实践。

4.3.2番茄红素与心血管疾病

1997年，Kohlnuier等在一项同时在10个欧洲国家开展的多中心案例控制研究当中，结果表明番茄红素而不是β—胡萝卜素对摄食蔬菜的保护效果起主要作用；2000年，Rotterdam研究显示，血清番茄红素水平与动脉硬化呈负相关，而其他类胡萝卜素则无此相关性，可见，番茄红素在动脉硬化的发展过程中可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4.3.3番茄红素与其他疾病

大量研究显示，一般类胡萝卜素还在预防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预防与年龄相关的视网膜黄斑变性、老年痴呆症以及类症等方面显示较为突出的效果。番茄红素作为一种较突出的类胡萝卜素化合物，有关番茄红素不同疾病相关性的研究方兴未艾，期待今后能取得更大的进展。

4.4诱导细胞间隙连接通讯

Bertra等在C3H10T1/2细胞培养系统中研究表明，番茄红素可使转化细胞与未转化细胞之间的细胞间隙连接通讯功能得到恢复。因此，转化细胞可以接收到正常细胞传输的生长调控信号（如生长抑制因子），从而减低转化细胞的恶性肿瘤，阻止各个转化表型的表达。不过，目前尚不清楚番茄红素提高细胞间隙连接通讯功能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4.5其他生理功能

番茄红素可防止皮肤受紫外线伤害，由于皮肤中含有番茄红素，当皮肤受到紫外线照射时，皮肤中的番茄红素首先被破坏，从而有保护皮肤免遭紫外线伤害的作用；还有番茄红素可以作为一种适度的胆固醇剂等等。

5、番茄红素的展望

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番茄酱生产大国，年产番茄酱达到3060万吨，且逐年递增。但产品单一，几乎全部作为原料出口，而没有形成最终产品。只有形成了多样化的终极产品，并在国内外市场据了相当的份额，番茄酱企业才能获得持续而稳定的发展。中国番茄酱(新疆产)具有番茄红素高的特点，达到80mg／100g，有些甚至超过100mg／100g。而市售番茄红素胶囊的红素含量一般为10mg／粒。因此，食用10g左右的新疆番茄酱所摄人的番茄红素几乎与服用一粒番茄红素胶囊相当。所以，建议消费者经常食用国产番茄酱，同样可以起到各种番茄红素产品的保健作用。同时，建议番茄酱生产企业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大力开发多种风味的番茄酱产品，尤其是适合中国人口味的风味番茄酱。

番茄酱生产中产生的废料(番茄皮籽)目前多被用作饲料或被废弃，如果用来提取番茄红素，将为企业带来更大的利润。这项技术在国外已经得到应用，国内企业应加快开发或直接引进。

因技术培育高番茄红素的番茄，以及开发产番茄红素的微生物，是目前番茄红素研究的热点，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未见报道。

作为药品在国外正倍受关注，每年均有大量的研究报告，是番茄红素应用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而中国尚未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作为新型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化妆品和药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目前国内市场上此类产品的品种和数量都十分稀少，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因此，应大力开发。

主要参考文献

1、毛跟年，许牡丹主编.功能食品生理特性与检测技术.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

2、唐传核编著.植物功能性食品.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3、番茄红素研究现状与展望.检验检疫科学,2004,14(2)

4、张连富，丁霄霖.番茄红素及其生产应用研究.食品与机械,1998（6）:14～16

5、Bohm.F,etal.1995.Carotenoidspritecagainstcellmembranedamagebynitrogendioxideradical.Nat.Med.11:89～90

6、ColditzGA,etal.1985.Increasedgreenandyellowvegetablesintakeandloweredcancerdeathinanelderlypopulation.Am.J.Clin.Nutr.,41:32～36

7、GiovannucciE,etal.1995.Intakeofcarotenoidsandrationolinrelationtoriskofprostatecancer.J.Natl.CancerInst.,87:1767～1776

8、HelzlsouerKJ,etal.1989.Seleium,lycopene,--tocopherol,--carotene,retinal,andsubsequentbladdercancer.Cancerres.,49:6144～6148

研究进展范文篇2

1社会支持的分类

社会支持主要分为工具支持与情感支持。工具支持指的是实际的，有形的帮助，如人力、物力。情感支持指的是抽象的无形的帮助，通常指的是亲密的人给予的支持。

2双向社会支持的内涵

双向社会支持指的是提供社会支持和获得社会支持。尽管有关社会支持的研究倾向于接受支持带来的好处，但很多学者注意到了这个结构的双向性质，认识到给予和接受支持的优势。有研究表明，给予社会支持与降低死亡率有关。尽管对给予社会支持的益处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这些益处已经在许多不同的领域得到了证实，例如可降低死亡率［6］。社会支持的互补性反映在双向支持假说中［7］，该假说表明，与单纯给予或接受支持的人相比，随着时间的推移，提供和接受支持的人会获得更大的心理益处。

3双向社会支持的测评工具

Shakespear－Finch等［8］于2011年发表了《给予和接受情感测量》的文章，介绍了社会支持的双向性质，重要的是作者开发了2－WaySocialSupportScale（2－WaySSS）量表，2－WaySSS量表同时评价给予情感支持、给予工具支持、接受情感支持、接受工具支持4个主要维度。该量表提供了一种测量工具，可以在不同研究不同人群之间比较社会支持研究成果。徐美君［9］将其译为中文版的双向社会支持量表。并检验了信效度，结果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中文版双向社会支持量表包括4个维度、21个条目，其中提供情感支持（5个条目）、提供工具支持（5个条目）、获得情感支持（7个条目）和获得工具支持（4个条目）。问卷采用Likert5级评分，1分（完全不符合）～5分（完全符合），所有条目均为正向计分。所有条目得分相加为双向社会支持水平得分。

4双向社会支持研究的国内外进展

4．1国外双向社会支持研究进展

国外关于双向社会支持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结论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4．1．1性别国外关于支持互惠性的研究显示男女之间存在性别差异。Saito等［10］的研究结果表明，女性在亲密关系中更多的作为支持提供者，因为支持和援助可以提高她们的自尊以及她们人际关系网中的价值，而男性较女性而言，更多的依赖从婚姻关系中获得支持。AriVäänänen等［3］对芬兰西南部Raisio镇的1110名全职市政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探究病假缺勤与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女性更多地从给予支持中获益，而男性似乎从接受支持中获益。4．1．2均衡社会支持不足会引发病人的负性情绪，如悲观、孤独、失眠、焦虑、抑郁。过度受益也可能会对一个人的健康产生有害影响，如负罪感。许多研究也已经报道了接受大量非互惠支持与身体健康之间呈负相关。公平理论家强调，当个人感到公平对待时，有助于幸福。也就是说当个人在交往中感受到得到的与付出成比例时，会感受到幸福。Carr等［11］的研究发现，男性过度获得支持，会丧失自主健康以及降低尊严。4．1．3角色有研究显示，作为一个支持的提供者能减轻心理痛苦，更有助于老年人的幸福。对于老年人来说，回报支持和帮助的能力被发现与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相关。这意味着，提供支持能使老年人获得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这让我们想到一项著名的实验。艾伦·兰格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20世纪时，她的研究团队进行了一项有意义的实验。即在当地的一所养老机构选取了一批老人，年龄为65～90岁，她们之中有47名老人被随机分到试验组，并在初期就主动告诉他们可以随意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养老院准备了一些植物，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其中一种植物，并负责照顾好植物。另外有44名被分配到对照组，他们被告知，会有专人照料他们的方方面面；同样他们每人也有一棵植物，但不用他们照顾会有专人来给植物浇水。这项有趣的实验共持续了3周。结果发现，试验组的老人能感受更多的快乐，对快乐的感知也更明显。护士的评估结果也显示（护士对研究毫不知情），试验组老人中93％的身体状况有明显的改善；而对照组参与试验的老人中仅有21％的身体状况向好的方面变化。因此，使病人拥有一种掌控感，并助其达到既定目标，对于人类健康有重要意义［12］。且已有研究表明，生活掌控感与社会支持息息相关［13］。4．1．4时间效应有国外学者提出以“supportbank”一词来说明在亲密关系中提供和接受支持的长期投资。许多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提供支持，直到很久以后才开始需要和接受支持作为回报。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提供者，给予他人帮助，接受方会储存这些支持。随着时间推移或条件变化，我们需要帮助时之前的接受方会给予帮助。Podlogar等［14］提出，平衡时间观念一词，时间分配要视情况而定，有的时间观必须优先。

4．2我国双向社会支持研究进展

王大华等［15］在亲子支持对老年人的影响一文中发现，接受支持对老年人的自尊感、恩情感有显著提升作用，对孤独感有减轻作用，因此，可以增强主观幸福感。我国学者赵彤等［16］探究了双向社会支持对老年人老化期望的多维度影响，使用了整群抽样法在当地的2个社区选择了60岁以上的老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工具为自行编制的一般情况调查表、老化期望量表、简版双向社会支持量表、阿森斯失眠量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作为研究工具。研究显示在双向社会支持的4个维度中，提供工具支持和情感支持、获得工具支持和情感支持均对老年人老化期望有影响。以往研究中，多显示老年人群以获得支持为主，但有证据表明老年人不仅需要获得支持，也愿意向他人提供支持［9］，发挥自我价值，这种社会关系的互惠性对身心健康有积极作用，可提高老年人幸福感，从而积极地体验老化，维持较高的老化期望水平。徐美君［9］用其翻译并检验过适用性的双向社会支持量表，在南京市的公园、社区等地采用随机问卷的方式对老年人进行测量。研究结果显示，老年人提供情感支持水平高于获得情感支持，但差异不明显，提供工具支持的水平显著高于获得工具支持［9］。究其原因，可能与研究对象的身体状况和经济状况有关，在研究对象身体状况、经济条件尚可的情况下不愿麻烦他人。

5思考与展望

研究进展范文篇3

关键词：股利之谜信号传递成本迎合理论

为破解股利之谜，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公司支付现金股利原因的理论。近年来取得重要进展的理论主要包括信号传递假说、理论解释和行为学解释等。

信号传递假说

在财务经济学家们提出的诸多股利之谜的解释中，受到广泛关注的是关于公司通过发放现金股利可以传递未来盈利能力的思想，即信号传递假说（signalinghypothesis）。该学说认为管理当局与企业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管理当局占有更多的有关企业前景方面的内部信息。现金股利是管理当局向外界传递其掌握的内部信息的一种手段，如果他们预计到公司的发展前景良好，未来业绩有大幅度增长时，就会通过增加现金股利的方式将这一信息及时告诉股东和潜在的投资者；相反，如果预计到公司的发展前景不太好，未来盈利将呈持续性不理想时，他们往往维持甚至降低现有股利水平，这等于向股东和潜在投资者发出了利淡信号。因此，现金股利能够传递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信息，从而现金股利对股票价格有一定的影响。

股利信息传递思想的萌芽早在1956年林特勒（Lintner）有关股利政策的经典研究中已经出现。巴恰塔亚（Bhattacharya,1979）借鉴斯彭斯（Spence,1974）的信号模型思想，创建了第一个股利信号模型，这标志着从信号角度研究股利政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些不支持股利信号传递假说的研究证据，如DeAngelo,Harry,LindaDeAngelo,andDouglasJ.Skinner(1996),Benartzi,Michaely,andThaler(1997)等的研究。信号传递假说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NissimandZiv(2001)特地对此进行了澄清。他们同时用盈余与非正常盈余来计量盈利能力，用包括控制变量和计量方法在内的替代变量进行多项敏感性测试，证明了股利的变化与变化后两年中盈余的变化呈现明显的正向联系，为股利信号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成本假说

另一个直到最近才引起广泛关注的解释股利之谜的思想，是致力于研究公司内部人与外部股东关系对股利政策影响的思想，即成本假说。

理论认为，广大股东与公司“内部人”——管理层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他们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作为人的内部人可能利用公司资源为自己谋利，损害作为委托人的其他股东、特别是小股东的利益。这就是股票投资的成本（agencycosts）。成本假说（agencycosthypothesis）认为，现金股利的支付能够有效地降低成本。然而，进入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意味着公司将接受更多的更严格的监督和检查（Easterbrook,1984;Jensen,1986）。新资本的供应者实际上帮助股东监控了经理人员，股利支付成为一种间接约束经理人员的监管机制。加之现金股利毕竟不可伪造，派现很容易暴露公司存在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内部人真正改善经营管理。

首先将成本理论应用于股利政策研究的是约瑟夫（Rozeff,1982）。成本假说的另一位不可不提的重要人物是伊斯特布鲁克（Easterbrook），他在1984年发表的“TwoAgency-CostExplanationsofDividends"一文中指出，对股东来说，设计一套机制使得管理层按照他们的利益来管理公司是非常有益的。然而，按照LLSV（2000）的观点，目前仍没有源于股利政策作为投资者与公司内部人最优契约一部分、且考虑了筹资方式的可能范围的完全令人满意的问题的理论模型。

LLSV（2000）认为解决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健全股东保护的法制。在法律对公司现金股利发放行为的影响上，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股利模型，即结果模型和替代模型。一方面现金股利是一个有效的股东法律保护体系的结果，即结果模型（outcomemodel）。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小股东的利益保护的越好，则他们从公司获得的股利越多。从问题的另一个角度来看，现金股利不过是法律保护的一种替代，即替代模型（substitutemodel）。这种观点关键是基于公司对外部资本市场融资的需要。在股东权益法律保护不好的情况下，公司融资的声望十分重要，这使得发放股利维护形象显得尤为重要。

行为学解释

行为学解释主要是从行为心理学角度揭示公司支付股利的原因。它的解释并不基于数学推导，而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现金”（hardcoldcash）较之任何其它所得更具吸引力的心理。他们认为支付股利是加强股东与公司管理层联系的惯常方式（ritualmeant）。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鉴于单纯从经济学角度解释股利之谜并未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行为学研究范式开始关注这一领域。早期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理性预期理论（rationalexpectation）、自我控制（selfcontrol）理论和不确定性下选择的后悔厌恶理论（regretaversion）等。

理性预期的概念最初是由米勒和穆特（Miller&Muth,1981）提出的。理性预期理论认为，无论何种决策，无论市场对管理层行为做出何种反应，都不仅取决于行为本身，更取决于投资者对管理层决策的未来绩效的预期。自我控制说认为，人类的行为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有些事情即使会带来不利后果，人们还是不能自我控制。实现自我控制的方法有两种，一是运用个体自身坚强的意志力，修正当前行为动机以达到自我否定。但是，现实生活中似乎缺乏这种必要的意志力，于是他们往往求助于另一种外在的规则来限制其对某种短期行为诱惑屈服的机会。后悔厌恶理论是Thaler在1980年首先提出，后经Loomes.&Sugden（1982）,Kahneman.D&Tversky.A（1982）等人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Baker和Wurgler(2002,2003)在市场时机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解释公司股利政策的迎合理论（cateringtheory）。迎合理论有三个基本要素：出于心理原因，某些投资者具有对支付股利未知的、变化的需求；有限套利的存在使得投资者的需求能够影响股票价格，从而造成股价偏离；管理者是理性的，能够权衡当前股票被错误定价所带来的短期收益和长期运行成本之间的利弊，从而迎合投资者制定股利政策。

评价及启示

要注意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股利政策研究发展到后期，一方面是从放宽MM理论的假设出发，研究不完美市场下的股利政策；另一方面是引进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来阐释、论证股利政策。引入行为学解释就是其中的一种重要选择。未来进行股利政策研究的方向就是深入和拓展现有的研究成果，融会贯通以逼近对现实世界的解释。

从目前解析“股利之谜”存在的诸多理论可以看出，人们对支付股利原因的认识仍然存在“盲点”。尤其是我国资本市场发育的时间较短，市场环境有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加之上市公司的治理存在明显的缺陷，使得包括股利政策在内的财务行为存在明显的非理性现象，这必然导致西方现有理论在解释我国上市公司股利行为时受到限制。

研究进展范文篇4

卵巢早衰(prematureovarianfailure，POF)是指月经初潮后到40岁之前发生的低雌激素和高促性腺激素状态，为妇科常见的内分泌疾病。近年发病率有逐年上升之趋势，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其发生率为1%［1］。目前研究认为POF的发生主要与遗传、免疫、代谢和环境等因素有关。

1遗传性因素

有关家谱调查发现POF发病率在女性亲属中，有家族史的达100%，而散发性的仅为1%；由特定基因序列单元大量重复构成，长度在人类高度遗传的端粒的缺失同衰老密切相关，且多出现POF，说明POF具有较高的家族遗传倾向。

两条结构正常的X染色体对维持卵泡正常的储备至关重要，X染色体上的任何缺失都会引起卵巢功能衰竭［2］。目前研究发现，POF是一种由常染色体传递或X连锁显性限制性遗传病，常伴有染色体重组、移位或单体性改变，X染色体和常染色体间的移位［3］，以及X染色体和常染色体数量和结构异常等。由于X染色体上各区段载有不同的基因，因此缺失或重组的部位不同决定着产生不同的症状，如X染色体Xp11和Xq13末端缺失常表现为完全性卵巢功能衰竭；Xp21和Xq24末端缺失常可导致严重的卵巢功能紊乱，病人多表现为POF［4］。

Marozzi等［5］提出导致POF的特定基因区段可能位于Xq的末端，即限定Xq26～q28之间，它们对卵巢发育和卵泡生成具有重要意义。Schlessinger等［6］研究发现，POF患者X常染色体第3位点上一转录因子FOXL2的缺失，可导致单倍体缺失而引起卵泡数量的减少。

线粒体DNA的缺失可加速卵泡细胞凋亡，引起卵巢功能衰退。女性随年龄增加，线粒体DNA缺失率逐渐上升，绝经妇女则高达86.4%。缺失部位多在8649～13447位和8482～13460位［3］，直接影响线粒体呼吸链上主要酶的转录、合成，使胞内能量产生障碍，影响卵泡细胞的增殖和凋亡，终致卵巢功能衰竭。

在一些POF病例中，发现一种X连锁基因FMR1与特发性POF有关，但其分子机能还不清楚［7］。此外，维持卵巢始基卵泡数量所必需的Atm/ckit基因变异及其基因产物可引起始基卵泡的凋亡和数量减少；调节女性生育力和性细胞发育的候选基因DAZ-LI突变，以及由基因所致的突变抑制素(INH)结构和功能异常均可导致POF的发生。

2免疫性因素

据有关免疫学研究报道，部分POF患者存在有多种自身免疫性抗体或伴有自身免疫性疾病。Falsetti等［8］发现生育后期发生POF的妇女体内存在一种以上自身免疫抗体者占45%。Ishizuka等［9］认为抗核抗体与POF有着明显的关联。Falorni等［10］发现兼有Addison病的POF患者血清中类固醇细胞自身免疫标记物、17a-羟化酶自身抗体或细胞色素P450侧链断裂酶自身抗体大多阳性。

研究发现在POF早期，产生自身抗体的B细胞(CD+5CD+19)增加，细胞毒性淋巴细胞(CD+8CD+57)减少，且细胞毒性淋巴细胞中ACAB的IgM产生活跃，据此提出卵巢的自身免疫缺陷是导致部分POF发生的病因［11］。王文军等［12］在对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检测时发现，POF及自然绝经者体内细胞免疫、补体水平相似：CD+8、CD+16T淋巴细胞数明显升高，CD+4/CD+8比值明显降低；补体C4显著高于健康育龄妇女。表明POF患者的免疫调节、免疫应答均处于衰老状态。而体内存有自身免疫抗体的妇女，也有与此相似的现象，并且组织学观察发现其卵巢明显缩小，卵泡数量亦减少。

有研究发现POF患者的原始卵泡、初级卵泡和生长卵泡的周围有淋巴细胞和白细胞浸润；在成熟卵泡中有浆细胞、T细胞、B细胞和NK细胞浸润。这些免疫细胞可释放细胞因子，损害卵泡，加速卵泡的闭锁。此外，卵巢间质中的淋巴细胞可产生白细胞移动抑制因子，利于循环中的淋巴细胞和白细胞更多地聚集在卵巢，加重对卵巢的损害［3］。王一峰等［13］研究发现，POF患者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2水平降低，干扰素γ、抗卵巢抗体水平明显升高，反映细胞因子在自身免疫性POF的发生中起重要作用。

临床研究发现自身免疫性卵巢衰竭的患者，常同时患有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最常见的为桥本氏甲状腺炎，其他如Addison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系统性的红斑狼疮、重症肌无力、突发性血小板减少紫癜、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抗胰岛素性糖尿病等，此外，先天性胸腺萎缩亦可有POF之表现。

可见，患者卵巢的T细胞亚群改变和淋巴细胞浆细胞浸润、以及针对卵巢抗原的循环自身抗体出现，均提示POF与免疫有关。

3酶学缺陷

半乳糖磷酸盐尿苷转移酶缺乏，使血清半乳糖升高，直接损害卵母细胞，其代谢产物对卵巢实质的损害及含有半乳糖的促性腺激素分子活性的改变也可致卵母细胞过早衰竭。卵巢17α-羟化酶缺陷而不能合成雌激素，使FSH反馈性升高，可引起POF的发生。其它卵巢酶，如17，20碳链裂解酶、类固醇激素脱氢酶以及还原酶的缺陷，也可引起性腺功能低下而发生POF。

4促性腺激素及其受体

促性腺激素FSH，LH及其受体的传导缺陷，人促性腺激素受体FSHR的纯合子突变或杂合子突变，均可引起POF的发生。家族性POF和FraX携带者中呈现较低的雌激素受体基因（TA）n复制率，影响雌激素受体多型性表达，可引起卵巢功能衰竭［14］。

5卵泡性因素

卵泡储备少或闭锁速度快，均可使卵巢功能提前衰竭。

6影响卵巢的危险性因素

6.1感染、疾病与环境因素感染引起的POF主要见于双侧性输卵管卵巢脓肿引起的卵巢组织破坏。在儿童期或青春期患病毒性腮腺炎性卵巢炎可致卵巢功能部分或全部丧失，造成POF的发生。风疹、麻疹病毒感染以及严重的结核性、淋菌性或其它化脓性盆腔炎等亦可破坏卵巢组织，造成卵巢功能的减退。

有资料报道，吸烟女性发生POF危险性较不吸烟女性为增加；海洛因依赖对青春期吸毒女性生殖系统有明显损害，其卵巢功能可能出现早衰；大量使用杀虫剂可损伤生殖细胞。许多环境毒素也危害着人类的生殖功能，如来源于橡胶制品、难燃物、杀虫剂、塑料制品、抗氧化剂代谢后的4-乙烯环己烯可引起卵巢功能的衰竭［15］；塑料燃烧氧化后产生的多环芳香族烃，能够激活芳香族烃受体而驱动的Bax转录，是导致卵巢功能衰竭的一个重要途径［16］。

6.2医源性因素主要包括手术、放化疗、免疫抑制治疗、子宫动脉栓塞治疗等。研究发现40岁之前切除一侧或部分卵巢组织后，卵巢分泌的激素下降，使FSH升高、骨质疏松及更年期症状出现的机会增加。也有报道输卵管结扎术使卵巢血供受损，导致类似卵巢去势现象而发生POF［17］。传统的全子宫或次全子宫切除术,由于手术扎断子宫动脉和主韧带及子宫骶骨韧带,影响了卵巢正常的血液循环，可导致卵巢萎缩及功能衰退的发生［18］。子宫动脉栓塞治疗时，发生的非目标性的卵巢动脉栓塞，也可导致POF的发生。

人流术或药流不全行清宫术，使子宫内膜受到损伤，对卵巢激素不能产生正常的反应；加之术时患者恐惧、紧张情绪，影响及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内分泌调节，抑制了卵巢的卵泡生长和排卵功能，并使子宫内膜不能正常的生长或内膜各个部位显示分泌反应不均的状况出现，致使一些妇女发生卵巢功能紊乱，最终可出现POF的征象［19］。

化疗药物可使卵巢发生包膜增厚、间质纤维化、原始卵泡停止发育的组织学变化，其对卵巢功能的影响，与患者的年龄、药物的种类及用药剂量、方法和时间等有关。化疗药物中环磷酰胺、左旋苯丙氨酸氮芥、百消安、氮芥等烷化剂损害生殖细胞，导致POF的危险性最高，且随着剂量增加危险性也增大。此外，阿霉素、长春新碱等以及长时间服用抗类风湿药物如雷公藤，对卵巢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损害。

长时间或大剂量的放射线可使卵巢发生卵泡丧失，间质纤维化和玻璃样变，血管硬化和门细胞潴留等病理变化，导致POF的发生。其对卵巢功能的影响，与患者的年龄及接受的剂量、放疗也有关。有关资料显示，腹部及盆腔照射大于800rads可引起POF；2000～3000rads大多发生永久性卵巢功能衰竭；而小于150rads则无明显影响。

6.3心理因素绝经前生活中发生重大事件可导致提早绝经。由于强烈的情绪刺激而导致POF的患者，推测可能与潜在卵巢功能较差有关［20］。

POF在中医古籍中并无记载，根据其在临床多有闭经、不孕的表现，祖国医学认为本病属于“血隔”“血枯”“闭经”“不孕症”等范畴，对其病因病机认识如下：①先天禀赋不足，肾气未盛，冲任气血不充而渐至衰竭。②七情内伤，肝郁气滞血瘀，冲任阻滞，气血暗耗；或思虑过度，损伤心脾，冲任衰少而致闭经。③大病久病耗伤阴液，或房劳、多产、堕胎、小产等耗竭精血，冲任早衰。④经期、产后外感六淫邪气，与血相搏，瘀阻冲任，而致经闭。⑤物理、化学因素等导致本病发生［21］。

《素问·上古天真论篇》中明确指出肾气的盛衰主宰着天癸的至与竭、冲任二脉的盛衰以及月经的行与止。《医学正传》亦云：“经水全赖肾水施化，肾水既乏则经水日以干涸。”因此中医学认为肾虚是本病发生的病理机制所在，由于肾虚，冲任虚衰，血海空虚，无血以下，即可导致本病的发生。此外，脾虚、肝郁、气血失调等也是导致本病发生的重要机理。

由于该病的病机错综复杂，且相互转化，因而医家对POF的病因病机认识多有不同。如：温鸿雁等［22］认为POF除与肾有密切关系外，还与心肝等脏腑关系密切，其病机主要为肾阳亏虚、肝肾阴虚、气虚血瘀、肝郁气滞等。戴德英等［23］认为本病的发生以肾虚为根本，兼有肝郁或瘀证，病机有四：脾肾阳虚、肝肾阴虚、肾虚肝郁、心肾不交，均可导致冲任早衰。朱玲等［24］认为其病机特点是以肾虚为主导，血虚为基础的肾虚血亏血瘀，虚实夹杂。且本虚为多，标实为少。而六淫时毒，浸淫胞脉，扰乱冲任；或情志郁结，气血暗耗，冲任失调，亦可促进本病的发生。王锡贞等［25］提出POF的主要病机是肾虚、冲任衰少。常兼有脾气虚弱、脾湿蕴遏、肝阴虚、肝郁、郁火、肝阳上亢、肝脾失调、气滞血瘀、心火上炎、水火不济等兼证。同时，药理研究显示补肾类的中药能提高垂体对下丘脑的反应,改善内分泌调节功能；改善低雌激素环境，促卵泡发育成熟；改善机体的免疫功能，具有类似雌激素的作用，对于防治POF引起的闭经，以及伴随出现的围绝经期综合征的表现有较好的治疗作用，印证了POF发生与肾虚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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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戴德英.中医妇科临床手册［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研究进展范文篇5

【关键词】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小学英语教师；研究态势；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

2017年1月，《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我国教育进入“提高质量、优化结构、促进公平”的新阶段，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内各学科教育的重要目标。其中，建设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因此，关于教师发展的研究就成为建设教师队伍的重要参考。为进一步推进国内中小学英语教师研究进展的发展，促进其队伍建设，本文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为文献来源，对国内中小学英语教师的研究进展进行评析。

一、文献来源依据及分析过程

笔者将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作为国内中小学英语教师研究文献来源主要有以下三个依据：第一，该数据库文献是由学科专家和专业编辑共同选取的最新、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组成的，质量较高；第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不受人为划分的期刊等级的限制，从各等级期刊中转载，保证了文献来源的广泛性（本文文献来源的原出版期刊多达113种）；第三，该数据库检索方便，利于综述类研究的开展。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的建立避免了很多中小学英语教师研究没有被其他数据库收录带来的麻烦。总之，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能够较为直观、全面地反映国内中小学英语教师研究的学术面貌和发展态势，是进行相关综述的可用资源。笔者具体通过以下四个步骤筛选数据库中1995年至2017年的文献：第一，在数据库中设定“外语教师”和“英语教师”为“任意词”搜索文献，并按时间顺序排列，获得文献近2000篇；第二，仔细、逐一阅读这些文献标题，适当浏览具体内容，删除明显不属于中小学英语教师研究的文献；第三，重新阅读每一篇文献，尤其是主题不够明确的文献，进一步删除不相关文献；第四，选取文献原出版期刊、转载期刊、转载年份、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信息，通过分析这些信息确定本研究需要的文献。经过一系列的筛选工作后，得出342篇中小学英语教师研究文献。笔者在反复阅读342篇文献后，用不同形式的图表对这些文献的原出版期刊、转载期刊、转载年份、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信息进行了历时和共时分析和整合，揭示其趋势性特征和研究局限，进而提出对未来教师发展和研究的启示。

二、研究发现

（一）研究态势。以年份为横坐标、发文量为纵坐标所得的研究态势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从1995年开始，截止到2017年，国内中小学英语教师相关研究的发文量呈逐步增长趋势，且表现出起步、发展和繁荣三个显著的变化阶段。1995年至2001年是起步阶段，只有极少量的中小学英语教师研究；2002年至2008年是发展阶段，相关研究开始增多；2009年至今是繁荣阶段，转载文献数量较多。从图1还可以看出，中小学英语教师研究在2002年和2009年分别出现了两次显著变化，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社会背景和英语学科发展，具体表现为：其一，社会背景方面，国家从2001年秋季开始实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并出台了相应的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标准，对英语课程的性质、目标、内容、具体教学等进行了阐释和说明。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和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等重大事件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在体育、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增强了国人的英语学习热情。这些社会事件引发了各界对英语及英语教师的关注，从而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发展。其二，英语学科发展方面，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先后在1999年和2010年设立了专门转载中小学英语研究的期刊———《中学外语教与学》和《小学英语教与学》，为转载中小学英语教师研究文献提供了平台，间接促进了相关研究的产生，极大地推广了英语学科研究成果，推动了英语学科的发展。1995年至今，《中学外语教与学》转载了233篇中学英语教师研究文献，《小学英语教与学》转载了96篇小学英语教师研究文献，共329篇，占文献总数的96.20%。总之，有关国内中小学英语教师研究在社会背景和英语学科发展的影响下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二）研究对象。虽然有关中小学英语教师的研究整体呈逐步上升的趋势，但是这些研究在研究对象的分布上并不平衡（见图2）。由图2可以看出，有关中学英语教师研究的文献达186篇，占总数的54.39%；有关小学英语教师研究的文献有97篇，占总数的28.36%；针对整个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师的研究文献仅有59篇，占文献总数的17.25%。值得一提的是，从作者单位、研究背景等信息来看，针对整个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师的研究也大多从中学英语教师的视角出发，进而类推到小学英语教师。由此可见，目前有关小学英语教师的研究极大地落后于中学英语教师。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学英语和小学英语在普及程度和学科地位方面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小学英语教学是进入21世纪后才开始推广的，而中学英语教学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普及程度很高；另一方面，小学英语在整个小学阶段的学科地位偏低，如部分学校将英语看成“副科”，英语成绩不计入期末总分（陶伟2016）。然而，作为中考和高考的重要科目，英语在学生升学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有关中学英语及中学英语教师的研究比小学英语和小学英语教师的研究更为丰富。（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一样，国内有关中小学英语教师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分布不均的问题。笔者参考高一虹、吴红亮等人（2000）对研究类别的划分，以思辨性方法（包含纯理论探讨、经验性总结、一般性看法、引介性论述、综述性评论）、量化方法（问卷调查）、质性方法（包含案例研究、话语分析、叙事探究、课例分析、行动研究等）和混合方法（同时包含量化和质性数据）为分类依据进行研究，所得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国内中小学英语教师研究主要采用没有充分数据来源的思辨性方法，占64.33%；以实证性量化方法、质性方法和混合方法开展的中小学英语教师研究分别占11.99%、17.54%和6.14%。实证性方法的使用少于非实证性方法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部分中小学英语教师更习惯于发表同样适用于日常生活的一般性看法、基于个人参与或观察所得的经验性总结以及基于个别理论观点探讨英语教学和教师发展的结论，这些都对实证性方法的要求不高，加之他们在研究方法的选取上没有接受过系统培训，因此他们往往采用思辨性方法开展研究；二是实证性方法是从国外引进的，其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接受度不高；三是刊发中小学英语教师研究的期刊认为生硬的量化数据不适合中小学英语教师，所以不提倡实证性特别是量化研究。综上所述，当前中小学英语教师研究仍主要采用思辨性方法。（四）研究内容。中小学英语教师研究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也受到了研究内容的影响。笔者通过归纳、总结国内中小学英语教师研究的内容，得出了中小学英语教师研究的重要主题（见表2）。在进行主题划分时，笔者没有单纯地聚焦研究内容，而是整合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并对整合结果进行统筹考虑，突出研究对教师的意义。此外，对于部分主题较多的文献，笔者依据最主要的内容划分主题。从表2可以看出，关于教师专业发展途径的研究最多，占42.40%。笔者在研究时发现，这些文献主要突出反思性教学、教育叙事、课例分析研讨、专业培训、行动研究、教学研究、校本教研、教学比赛、合作教学、网络研修、影子研修、自我培训、新教材研读等单一或多种途径在促进中小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中的作用。这类文献主要以思辨地论述途径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为主。研究数量仅次于教师专业发展途径的是教师认知研究（这里的教师认知属于泛化的概念，包含教师观念、教师角色、教师教学素养、教师英语素养、教师知识、教师特质、教师需求和职业认同等丰富的内容）。在这些研究中，思辨地论述教师的应然状态（如应该扮演哪些角色、应该具备哪些教学素养、应该知道哪些知识等）的文献占多数，但也有少量调查教师实然现状的量化研究（如教师有哪些专业发展需求、他们的观念是怎样的、语音素养如何等）。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分析教师实际发展途径和效果的质性研究（如优秀教师通过哪些途径发展或建构实践性知识、学科教学知识和职业认同）。有关教师行为的研究也较多，占17.25%。这类研究聚焦课堂，主要分析课堂上教师的话语、教学策略和教材使用情况，以及学生的反馈、评价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方案。研究数量最少的是关于教师成长过程（如新教师具体的知识建构过程）、教师情感（动机、态度和职业倦怠）和环境因素（促进或阻碍教师发展的各类因素）等的研究。整体而言，国内中小学英语教师研究的内容涉及教师个人研究（教师认知、教师行为、教师情感、教师成长过程）、外在生存发展环境研究（环境因素）以及专业发展途径研究。其中，对于教师专业发展途径、教师认知和教师行为的研究远多于教师情感、教师成长过程和环境因素的研究。这一现象的影响因素可能表现在现实需求、研究理念和研究难度等三个方面，具体表现为：现实需求方面，与语文教师、数学教师等相比，国内中小学英语教师队伍相对薄弱，急需有效的专业发展途径，因而引发了一线英语教师、英语教育专家、英语教研员等的思考和探索；研究理念方面，就整个英语教育教师领域而言，研究理论的视角都经历了从行为主义习得观到认知建构观和社会文化观的转变（崔琳琳2013），相应的研究内容也经历了从教师行为和专业发展结果到教师知识和反思性教学，再到环境因素的缓慢变化过程；研究难度方面，教师情感、教师成长过程和环境因素具有较强的内隐性、动态性和互动性，研究起来较为困难，因此很少受到关注。

三、启示

研究进展范文篇6

1组织工程气管的结构构建进展

组织结构是气管功能的基础。近年来，组织工程气管的结构构建已从单纯的二维结构软骨板逐渐向三维立体结构方向发展。

1．1种子细胞的新选择构建气管的种子细胞一般以鼻软骨、肋软骨、耳廓软骨［2－7］等透明软骨为主，但上述软骨的取材困难，其他细胞来源特别是成体干细胞成为组织工程气管种子细胞的新选择。Naito等［8］在大鼠体内利用成纤维细胞构建管型组织，同时诱导间充质干细胞形成环状组织加强稳定性，具有良好的成骨和生物力学性能。Zhang等［9］以TGF-1诱导并扩增骨髓基质细胞，构建出圆柱状气管样软骨。Macchiarini等［10］利用人上皮细胞和间充质干细胞来源的软骨细胞构建组织工程气管替代治疗终末期支气管软化，效果明显。Liu等［11］利用TGF-β诱导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聚集体在体外生成软骨细胞，并使之形成管状组织工程软骨。Kim等［12］用自体皮肤上皮细胞作为种子细胞成功构建了家犬气管，提示皮肤上皮细胞可能的干细胞特性。

1．2生物支架和生物材料的发展现行组织工程学领域大部分研究均来源于体外二维组织培养，如何构建三维立体结构，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在图式发生等发育学的概念机制尚未完全清楚之前，生物支架和生物材料提供了暂时的解决方案，主要包括生物可降解合成材料如聚羟基乙酸（PGA）、聚乳酸（PLA），天然材料如藻朊酸盐、胶原，去细胞组织构建的支架如小肠黏膜下层（SIS）、去细胞膀胱黏膜下层（ABS），以及上述材料的复合物。生物支架和生物材料需有一定要求强度，而且必须是多孔结构和存在细胞亲和力、生物兼容性，以种植、营养细胞、清除机体废物等［13］。这对生物支架和生物材料提出了更高要求。Remlinger等［14］将猪的气管取下，经去细胞处理后植入家犬体内，发现这种水合脱细胞气管支架在短期内能促进局部特异上皮细胞发生，并能表现很好的生物力学特性。Kobayashi等［15］用螺旋状聚丙烯支架为牙龈成纤维细胞和脂肪源性干细胞提供支持作用。Kim等［3］利用纤维素－透明质酸复合凝胶成功构建组织工程气管。Jungebluth等［16］将猪气管去细胞处理后构建出无免疫原性的气管支架。Huang等［17］发现包裹SIS的聚丙烯支架可促进缺陷气管处的上皮再生，并有效降低移植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1．3生物反应器和组织工程气管构建的新方法生物反应器在组织工程器官的体外培养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结合生物反应器的新型设计，涌现出许多新颖的组织工程气管构建方法。Lin等［18］将软骨细胞植入聚（ε－己内酯）－Ⅱ型胶原支架并在旋转型生物反应器培养，发现该法促进细胞增殖，增加了葡萄糖胺聚糖和胶原的含量。Asnaghi等［19］成功构建了一种双室旋转生物反应器，旨在促进自体呼吸道上皮细胞和将被诱导分化成软骨细胞的间充质干细胞的生长、三维结构的成熟和生物力学性能的形成。Tani等［2］以新西兰白兔的耳软骨细胞为种子细胞，扩增后环形覆盖于硅胶管外，置于静态型和旋转型生物反应器中培养构建了无支架的圆柱状软骨。

2组织工程气管的功能构建进展

气管功能的维持，不仅需要软骨细胞构成的起支持作用的骨架，更需要气管黏膜上皮细胞以保证气管的湿润和清洁。气管黏膜上皮主要是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包括纤毛细胞、Clara细胞、杯状细胞等。组织工程气管的一大任务，就是要重新构建上述功能细胞。Sato等［20］用聚（L－乳酸酸钴－ε－己内酯）覆盖在生物支架内层以保护胶原层，促进上皮的形成。Kobayashi等［15］将牙龈成纤维细胞和脂肪源性干细胞植入生物支架内，发现两者的协同作用能很好地形成含杯状细胞和纤毛细胞的假复层上皮。Kim等［12］发现皮肤上皮细胞能转化为气管上皮细胞和软骨细胞。Kim等［3］用纤维素－透明质酸复合凝胶构建组织工程气管，显示有功能的上皮再生，其纤毛细胞的纤毛摆动频率接近正常气道黏膜。Nakamura等［21］将生物支架浸泡于骨髓穿刺液和间充质干细胞，与浸泡于外周血中的生物支架相比，观察到更快的上皮再生和纤毛运动。Huang等［17］利用SIS作为支架，发现SIS能促进纤毛上皮的再生，并有效降低如皮下气肿等移植术后并发症的发生。Tada等［22］把一种胶原Vitrigel膜和胶原海绵相结合作为胶原支架，发现其能增强上皮细胞增殖和间充质干细胞的浸润，形成了纤毛柱状上皮。Suzuki等［23］的实验发现，含脂肪来源干细胞生物支架能加速组织工程气管的上皮形成和血管再生。

3组织工程气管构建中的营养问题

既往观点认为，软骨组织的营养仅靠组织液渗透即可，对血管无过多依赖。但Curcio等［24］发现，种植于支架外层的软骨细胞会向支架内层迁移，其驱动力考虑是氧分压梯度。而Tan等［25］在培养介质中加入携氧药，发现其能增加组织工程气管上皮的氧分压，促进上皮细胞代谢，还有可能促进血管的生成。这是否意味着缺氧会出现软骨支架结构的混乱，而氧气或血管存在时组织工程气管是否能更好的形成？

研究进展范文篇7

[关键词]企业集团治理效率融资选择文献综述

企业集团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经济组织形式，不仅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其在印度、智利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位也日趋上升（KhannaandPalepu，2000a）。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性是促成企业实施集团化经营战略的重要原因（KhannaandPalepu，2000a）。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资本市场发展不均衡，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为突出，导致企业融资渠道不够畅通、融资工具较为单一，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问题。在此制度背景下，通过组建企业集团不仅能够降低企业与外部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给集团成员企业带来外部股权及负债融资优势，而且还能够通过利润平滑、交叉补贴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集团内部的资本配置效率。

一、企业集团的治理效率

当前学术界对企业集团治理效率的研究视角主要从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价值或绩效之间的对应关系着手，相关结论回答了“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将实现怎样的公司绩效”的问题。

企业集团的典型治理结构主要表现为金字塔式的持股结构，位居股权金字塔顶层的终极控制人通过层层持股以较小比例的股权投资实现对底层成员公司的有效控制。Claessens,FanandLang通过研究发现，企业集团化的控股结构是东亚地区上市公司的普遍特征,由集团控制的成员企业一般具有如下治理特点：第一，由终极控制人通过金字塔式股权结构进行层层控制；第二，与集团内部其他至少一家成员企业具有共同的终极控制人；第三，控制了集团内部至少一家其他成员企业；第四，直接控股股东一般是投资分散的金融机构。因而，集团成员企业不仅与顶层控制人之间具有金字塔状持股结构，成员企业之间往往也具有复杂的交叉持股关系。

在企业集团实现各种多元化或非多元化效应的同时，复杂的金字塔持股结构也为控股股东与分散股东之间的委托冲突埋下了伏笔。La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andVishny最早提出，企业集团中的问题主要是金字塔持股关系下，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问题。Wolfenzon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较低的国家，企业集团所形成的复杂金字塔股权结构为控股股东侵害中小股东提供了天然的屏障，使得控股股东能够利用相互持股，以及人事关系构成的企业关系网，方便而隐蔽地利用关联交易、相互担保、内部转移价格等方式实施对底层成员企业的利益侵占。Claessens,FanandLang、KangandKim等基于东亚、韩国等国家的上市公司得出了企业集团成员企业经营业绩较差的经验证据，对终极控制人对底层企业的利益侵占效应提供了支持。

二、企业集团的融资环境

20世纪50年代以来，资本市场与金融工具的迅速发展提升了现代融资结构理论在现代公司财务理论中的重要地位。随着市场不完善因素在学术界地位的提升，以及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现有融资理论体系深刻体现了市场失灵的影响，并逐渐向公司治理层面渗透。

虽然学术界关于集团内部资本配置的有效性尚未形成统一结论，但是以GhemawatandKhanna等为代表的研究一致认为，在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新兴市场国家，企业集团能够有效改善成员企业的融资状况。GhemawatandKhanna通过对印度20世纪90年代市场竞争化冲击中Ballarpur产业集团与R.P.Geonka集团的结构重组进行剖析，验证了企业集团在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环境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此外，在非新兴市场国家，Hoshi,KashyapandScharfstein关于日本企业集团keiretsus的实证分析也表明，实施主银行制度的企业集团由于能够改善成员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外部投资激励，从而能够显著降低成员企业对内部资金的依赖性，因而相对于独立企业而言集团成员企业具有明显的融资优势。HubbardandPalia对美国第三次并购浪潮的深入分析也发现，多数企业通过购并形成企业集团的目的在于构建内部资本市场，缓解由于资本市场发展不充分和信息不对称多导致的融资约束问题。可见，当外部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时，企业集团的确对成员企业的融资环境具有积极的改善作用。

三、企业集团的融资价值

企业融资结构与其价值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Modigliani和Miller提出的“MM无关定理”。该理论认为，在没有所得税、破产风险和交易成本，以及成本等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完全市场中的企业价值与其融资结构无关，不存在最优融资结构，因而企业融资决策选择不会影响企业价值。在随后的研究中，MM则将负债融资的抵税因素加了进来，认为企业价值将会随其负债融资比例的上升而增加。所以，企业会不断加大负债来提高企业价值。

1977年，Miller对“MM无关定理”进行了扩展，提出了税盾和破产成本的权衡理论。该理论认为，负债具有增加企业价值的税盾作用和减少企业价值的破产成本。当负债的边际税盾收益大于其边际破产成本时，应选择负债融资以增加企业价值；反之，应放弃负债融资以避免企业价值降低。1980年，DeAngelo和Masulis等对Miller的结论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有税条件下，每个企业都有一个最优负债水平。在这一临界水平下，新增负债的边际税收减免收益大于其边际破产成本，负债融资选择能够增加企业价值；相反，超过这一临界水平，公司的税收减免利益不足于抵消所面临的破产风险，降低负债水平是有利的。

总之，融资结构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研究，是从税收、破产成本、信息不对称等角度研究企业融资结构的选择是否影响企业价值，试图在企业融资结构与其价值之间建立起一种直接的联系，却没有关注企业融资选择的内部授权状况和决策过程，也没有揭示影响企业融资选择与价值形成的治理机制这一内在因素。直到20世纪80年代，成本理论、契约理论、公司治理理论等逐渐形成与发展，关注企业价值最大化形成和决策过程的企业融资选择与治理机制理论才得以产生并逐渐完善。

四、企业集团的融资选择

1.基于成本的企业融资选择

1976年，Jenson和Meckling发表了著名论文《企业理论——管理行为、成本和所有权结构》，首次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产生的问题纳入到MM最优融资结构模型的理论分析框架中，建立了企业治理结构与融资成本关系的基本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当企业不负债、全部资金来自于外部股权融资时，股东为约束经理人行为所需的激励监督成本，以及剩余损失等成本最大，此时股权成本最大，不存在负债成本；反之，当企业全部资金来自于负债、外部股权融资为零时，企业的债务监督，以及破产和重组成本等成本最大，不存在股权成本。因此，企业最优融资结构就是使得负债成本和股权成本两者的边际成本相等时的融资选择，此时企业价值最大。

在Jenson和Meckling的上述理论框架下，更多的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Grossman和Hart分析了破产风险对于缓和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经营者可以用负债融资向股东保证资金不会被滥用，这种保证能够促使经营者的行为符合股东利益；Fama通过实证分析认为，负债融资提供了由人监控违约风险的一种手段，能够降低债权与股权契约结构中的成本；Harris和Raviv在分析负债融资如何缓和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关系基础上，认为支付具有激励性的固定投资报酬的融资选择是最优的；Stultz则证明了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成本的存在形式，以及负债融资的重要作用。并指出，如果企业是有效率的，并且希望股价最大化，那么自由现金流应完全交付股东，这样可以降低管理者的权力，进而降低成本。

总之,基于成本的融资选择理论研究,大都是将负债融资看作是缓解企业股东与管理者利益冲突的一种内部治理机制，其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如何寻求企业总成本最低的负债与权益融资比例。

研究进展范文篇8

20世纪70年代开始，规划学、地理学和管理学等领域的学者逐步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相关问题展开了持续的研究，其中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影响因素、配置模式、设施的可达性和配置评价等方面的研究是关注的焦点。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影响因素分析是选择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模式、进行公共服务设施规划配置的前提。FriedlyPH（1969）研究了公共投资政策选择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状况的影响，提出收益和成本是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投资配置的重要影响因素[8]。GreenhutML（1980）等人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因素主要有需求、成本和设施配置福利等[9]。BelerErkip（1997）等人对安卡拉城市居民对于公园和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现状感知进行研究，发现服务设施的使用群体特征和需求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有较大影响[10]。JohnICarruthe（rs2003）等人在对城市蔓延与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成本的关系研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美国283个郡县1982～1992年间城市发展对城市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人口密度、城市化区域范围的空间延伸、行政区域碎片化等因素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有较大影响[11]。空间可达性是度量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合理性的最有效工具之一，19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开始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类型、影响因素以及可达性测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如：BachL（1981）对公共服务设施区位配置模型中的可达性聚合和分散问题进行了探讨[12]。英国MitchelLangford（2008）等学者运用两步移动搜寻分析方法（two-stepfloatingcatchmentareamethod，2SFCA方法），研究基于GIS可达性空间分析的交替性人口分布对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影响的测度模型，并以威尔士南部的卡迪夫地区为实证区域，检验城市里若干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的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分区密度模型倾向于显示可达性较低的分数，但具体模式取决于地方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还取决于模型假设和方法论[13]。RashedAl（2004）在社区正义、分布正义和社会权利的理念框架下，尝试对阻碍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市城市贫困地区居民获取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处于劣势地位的城市贫困阶层来说，无论是普通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还是服务于个别集团、个别阶层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都受到金融环境、收入、地位等方面的影响[14]。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研究为评判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科学合理与否提供了借鉴，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评价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衡量标准，随着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逐步进入配置后效益研究阶段，可达性的研究也日益增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探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模式与机制。MichalosAC（1999）等人于1997年夏天对英属北哥伦比亚乔治王子城的公民信仰、对公共服务的态度和生活质量进行了调查，并运用一种简单的线性模型分析出公众对市、省和联邦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分别为32%、20%、19%，表明自下而上的配置模式优于自上而下的模式[1]。WolpertJ（2001）对纽约市非营利性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模式进行分析，发现即使是纽约市地价最高、可达性最好的地段，也可以为非营利公共服务设施提供配置的空间，但是，由于可达性和办公空间的成本约束，非营利性公共服务设施在选址方面，主要选择位于私人公司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地段[15]。KeithM（2001）等人对发展中国家除政府以外的机构提供公共服务设施的“非政府、非营利”（NONPRO）机制进行研究，发现非政府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有效供给的经典模式有以下要求：协作、透明的供给记录、有责任心的建设人员、适度的设施规模、专业化的管理和外部监督[16]。Ho-SeopCha（2009）等人对城市交通设施中的公平性问题及其对现代交通设施系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优化模型，设计了一种基于网络点集的面状交叉口模型（PINPS）来配置连续道路网附近的公共交通设施，以确保面域需求目标的完全覆盖[17]。伴随着高度的城市化，西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规划、建设进入稳定发展期，城市公共服务配置研究也随之进入成熟发展阶段，学术界开始探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后续效应即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评价研究。McAllister（1976）提出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中心的设计中，规划师应当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并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建立了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效率与公平的评价指标，如：配置规模与空间区位的选择，他还指出，公平原则在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实践中显得更为重要[18]。NjohAJ（1994）等人从居民对于公共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设施满意度的角度，建立了一个基于服务对象满意度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提供机构的服务效率评价模型，对喀麦隆（cameroon）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提供机构的服务效率进行了评价。Ko-WanTsou（2005）等人认为实现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公平配置是城市规划师要实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目标，结合GIS和空间分析模型，提出了一种基于可达性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相对公平性的综合评估方法，以建立综合平衡指数，为规划者分析现状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相对公平状况[19]。LiaoChin-Hsien（2009）等人认为一个准确的公共设施服务范围可以改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规划，他们运用GIS网络分析和空间句法来分析道路整合下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对城市环境质量的改善，提出一种基于GIS和空间句法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服务范围勘测评价方法[20]。TOMCarlson（2011）等人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创建一个选址模型，用来评价建立在华盛顿皮尔斯郡的一个社区老年人预防设施项目，结果表明，GIS技术可以用来决定确切的行程时间，同时可以促进社区预防设施选择地点的可达性和利用目标人群达到最大化[21]。

国内研究进展

受西方学术思潮和近年来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建设实践的影响，国内学者从1990年代末开始关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21世纪以来，随着“服务型”政府、“友好型”城市建设理念的流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研究也日益增多，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现状、影响因素、规划布局、配置标准以及配置评价等方面。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现状情况进行分析，找出现状配置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优化配置提供借鉴。学术界主要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分类、空间分布、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在空间分异研究方面，高军波（2011）等人以广州市为例，运用问卷调查法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进行社会生态学分析，结果表明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社会分异特征显著，不同阶层社会群体居住单元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及可达性存在显著差异，社区地位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及可达性之间呈非完全一致性[22]。应联行（2004）通过对杭州城市社区建设与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现状进行研究，发现杭州城市社区存在社区建设与规划脱节、社区建设与管理脱节、社区配套设施与需求脱节等问题，提出要加强社区规划的编制与实施[23]。李薇（2010）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为研究对象，结合北京市的案例，通过规划指标对比和现状剖析的方式，分析北京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指标和实际规划建设中，存在规划指标配置相对较低、针对性和前瞻性不足、缺乏公益性和便民性、规划单元与行政单元不对应以及规划、管理、执行部门分割等问题，从明确项目、统筹规划、完善机制等方面提出加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建设的建议[24]。李曌（2010）通过对西安市中心城区社区内为老龄人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现状情况进行调研，提出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层次、细化项目设置、完善政策法规、推动各种政策法规的立法观念及完善老年人福利政策等城市社区老龄人口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建议[25]。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影响因素分析是进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合理布局规划的前提，总的来说，目前影响我国城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主要因素有地形、气候等自然因素，也有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居住区人口规模与结构等经济社会因素。吕勤（2009）根据苏州市流动人口集中居住区（集宿区）建设的不同模式，分别从使用者对设施的满意度和需求度调查以及对相关部门和集宿区管理者的调研入手，发现集宿区公共服务设施具有选择多样化、管理人性化和使用便利化等需求特征，其需求影响因素有人口结构、价值观念、收入水平和文化程度等方面[26]。张帆（2010）在对西安曲江新区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西安曲江新区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新区的功能分区、收入差别、消费结构和信息网络化的兴起等方面[27]。覃文丽（2011）对重庆市大型聚居区公共服务设施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影响重庆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因素主要有自然、社会、经济和科技因素等[28]。张少伟（2011）等通过对公共服务设施的发展、演变及组成的分析，总结了影响城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指标主要有：城镇规模、居住人口结构、居民生活水平、公共服务设施的合理规模等方面[29]。蔡靓（2007）通过阐述高科技园区的发展与公共设施配套的关系，提出影响科技园区公共设施配置的要素主要为人群要素、地方要素、发展阶段要素[30]。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是决定各项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位置、设施配置数量、规模和具体设备配置的过程，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优化布局则是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进行调整的过程，可以促进城市空间结构合理调整、保证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公平合理地配置。规划学界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布局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探讨。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理念方面，周志清（2008）提出城郊结合区域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应融入更多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的思考，遵循“以人为本”的配置理念，统筹的配置原则、动态的配置过程，促使城郊结合区域公共服务设施良好运营[31]。从集约用地的角度出发，通过整合完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结构，可以优化城市公共资源，实现成熟公共服务设施的多样性和层级性[32]，巫昊燕（2009）等人从规划导向和规划方法两方面探讨了基于城市分级体系的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整合规划方法及其策略[33]。陈弋（2009）提出确立空间上网络化混合、功能上需求层次演进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理念，强调从开发区不同发展阶段人群的需求层次演进出发，提供网络化、富有弹性、有机增长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体系，并以杭州湾经济开发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引导开发区的公共服务体系沿着“公平”和“协调”的方向发展[34]。翟坤（2011）指出关注规划背后的市民精神、人文关怀，实现城市的平等与关爱，营造和谐社会，是滨海新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需强调的重要理念[35]。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方法上，越来越多地注重计算机信息技术、计量数学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的运用。伍少坤（2008）等人将基于GeoCA（地理元胞自动机）的城市扩张模型引入到传统的Location-allocation选址模型中，构建一个动态的公共服务设施选址模型框架，探索如何将选址结果建立在动态的、科学的城市形态预测基础上，促使选址结果更具有客观、先见[36]。林康（2009）等人基于所开发的公共产品空间布局决策支持系统，从定量角度深入探讨了不同布局方案所产生的空间效应，以优化公共产品的空间布局[37]。刘萌伟（2010）等人基于Pareto多目标遗传算法，构建了Pareto多目标遗传算法选址模型[38]。陈旸（2010）提出将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引入到社区体育服务中，利用GIS的空间分析与辅助决策功能进行社区体育服务设施选址和布局优化[39]。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标准和规范规定了不同层级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类别、数量和规模等详细内容，但是不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需求特征的公共服务设施难以用整齐划一的配置准则进行配置，因此，国内学者针对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需求客体的城市、居住区和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进行了广泛探讨。张大维（2006）等人在梳理了各种社区发展规划理念和居住政策导向后，从武汉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现状和居民对其的需求现状分析入手，参照住建部、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城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设计规范，研究了武汉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项目、标准和实施单元，提出了具有一般意义的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和实施单元建议[40]。王亚钧（2008）等在分析现有有关公共服务设施国家标准规范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市中心城调整优化和北京市旧城保护，促进新城发展的目标，提出了针对不同类别的公共服务设施节地标准[41]。武田艳（2011）等对各个城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标准规范的制定思路、设施种类划分、设施规划标准指标调整以及规划标准的演变历程进行详细分析，基于不同社区属性、社区居民的需求变化和需求发展趋势探讨了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的设置准则：适用性、动态性和弹性[42]。宋岭（2011）等人通过对居住环境的需求分析，概括出以必要性、自发性和社会性活动为主的活动类型，并结合不同年龄组的居民，有针对性地探讨各自的行为方式和活动特征，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住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布置原则[43]。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评价研究主要有公共服务设施的价值评估、空间公平评价和设施配置质量评价等方面。韩传峰（2004）等人以城市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系统为例，给出了对城市现存的旧公共服务设施的价值进行评估的计算方法，包括标量评估计算法和向量评估计算法，并指出应用这些计算方法可以对同类型的一大类公共服务设施做出总体价值评估和详细的分类价值评估[44]。陈秀雯（2007）分析了城市居住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发展的特点和居民对居住社区内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同时对国标和国内部分大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建指标项目进行分析研究，构建了以居民生活质量、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如安全性、舒适性等）的居住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性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45]。高军波（2011）等人通过构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综合公平指数模型，借助三维模拟及GIS空间自相关技术，探讨了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格局、公平性特征及其形成机制[46]。马慧强（2011）等人构建了我国市级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水平测度指标体系，用熵值法对我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除拉萨）进行系统评价，发现我国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总体不高，空间差异明显；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与城市规模存在对应关系且服务质量较高的城市呈“群”状分布[47]。

结论与展望

研究进展范文篇9

研究纳米材料和纳米结构的重要科学意义在于它开辟了人们认识自然的新层次，是知识创新的源泉。由于纳米结构单元的尺度（1～100urn）与物质中的许多特征长度，如电子的德布洛意波长、超导相干长度、隧穿势垒厚度、铁磁性临界尺寸相当，从而导致纳米材料和纳米结构的物理、化学特性既不同于微观的原子、分子，也不同于宏观物体，从而把人们探索自然、创造知识的能力延伸到介于宏观和微观物体之间的中间领域。在纳米领域发现新现象，认识新规律，提出新概念，建立新理论，为构筑纳米材料科学体系新框架奠定基础，也将极大丰富纳米物理和纳米化学等新领域的研究内涵。世纪之交高韧性纳米陶瓷、超强纳米金属等仍然是纳米材料领域重要的研究课题；纳米结构设计，异质、异相和不同性质的纳米基元（零维纳米微粒、一维纳米管、纳米棒和纳米丝）的组合。纳米尺度基元的表面修饰改性等形成了当今纳米材料研究新热点，人们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度按自己的的意愿合成具有特殊性能的新材料。利用新物性、新原理、新方法设计纳米结构原理性器件以及纳米复合传统材料改性正孕育着新的突破。

1研究形状和趋势

纳米材料制备和应用研究中所产生的纳米技术很可能成为下一世纪前20年的主导技术，带动纳米产业的发展。世纪之交世界先进国家都从未来发展战略高度重新布局纳米材料研究，在千年交替的关键时刻，迎接新的挑战，抓紧纳米材料和柏米结构的立项，迅速组织科技人员围绕国家制定的目标进行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纳米材料诞生州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及对各个领域的影响和渗透一直引人注目。进入90年代，纳米材料研究的内涵不断扩大，领域逐渐拓宽。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衔接十分紧密，实验室成果的转化速度之快出乎人们预料，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美国已成功地制备了晶粒为50urn的纳米Cu的决体材料，硬度比粗晶Cu提高5倍；晶粒为7urn的Pd，屈服应力比粗晶Pd高5倍；具有高强度的金属间化合物的增塑问题一直引起人们的关注，晶粒的纳米化为解决这一问题带来了希望，纳米金属间化合物FqsAJZCr室成果的转化，到目前为止，已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几家纳米粉体产业，睦次鹦米氧化硅。氧化钛、氮化硅核区个文的易实他借个缈阳放宽在纳米添加功能陶瓷和结构陶瓷改性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根据纳米材料发展趋势以及它在对世纪高技术发展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世界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在部署本来10～15年有关纳米科技研究规划。美国国家基金委员会（NSF）1998年把纳米功能材料的合成加工和应用作为重要基础研究项目向全国科技界招标；美国DARPA（国家先进技术研究部）的几个计划里也把纳米科技作为重要研究对象；日本近匕年来制定了各种计划用于纳米科技的研究，例如Ogala计划、ERATO计划和量子功能器件的基本原理和器件利用的研究计划，1997年，纳米科技投资1．28亿美元；德国科研技术部帮助联邦政府制定了1995年到2010年15年发展纳米科技的计划；英国政府出巨资资助纳米科技的研究；1997年西欧投资1．2亿美元。据1999年7月8日《自然》最新报道，纳米材料应用潜力引起美国白宫的注意；美国总统克林顿亲自过问纳米材料和纳米技术的研究，决定加大投资，今后3年经费资助从2．5亿美元增

加至5亿美元。这说明纳米材料和纳米结构的研究热潮在下一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继续发展的势头。

2国际动态和发展战略

1999年7月8日《自然》（400卷）重要消息题为“美国政府计划加大投资支持纳米技术的兴起”。在这篇文章里，报道了美国政府在3年内对纳米技术研究经费投入加倍，从2．5亿美元增加到5亿美元。克林顿总统明年2月将向国会提交支持纳米技术研究的议案请国会批准。为了加速美国纳米材料和技术的研究，白宫采取了临时紧急措施，把原1．97亿美元的资助强度提高到2．5亿美元。《美国商业周刊》8月19日报道，美国政府决定把纳米技术研究列人21世纪前10年前11个关键领域之一，《美国商业周刊》在掌握21世纪可能取得重要突破的3个领域中就包括了纳米技术领域（其它两个为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从外星球获得能源）。美国白宫之所以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关键时刻突然对纳米材料和技术如此重视，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德科学技术部1996年对2010年纳米技术的市场做了预测，估计能达到14400亿美元，美国试图在这样一个诱人的市场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美国基础研究的负责人威廉姆斯说：纳米技术本来的应用远远超过计算机工业。美国白宫战略规划办公室还认为纳米材料是纳米技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自然》的报道中还特别提到美国已在纳米结构组装体系和高比表面纳米颗粒制备与合成方面领导世界的潮流，在纳米功能涂层设计改性及纳米材料在生物技术中的应用与欧共体并列世界第一，纳米尺寸度的元器件和纳米固体也要与日本分庭抗礼。1999年7月，美国加尼福尼亚大学洛杉矾分校与惠普公司合作研制成功100urn芯片，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和普林

斯顿大学于1998年制备成功量子磁盘，这种磁盘是由磁性纳米棒组成的纳米阵列体系，10－”bit／s尺寸的密度已达109bit／s，美国商家已组织有关人员迅速转化，预计2005年市场为400亿美元。1988年法国人首先发现了巨磁电阻效应，到1997年巨磁电阻为原理的纳米结构器件已在美国问世，在磁存储、磁记忆和计算机读写磁头将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最近美国柯达公司研究部成功地研究了一种即具有颜料又具有分子染料功能的新型纳米粉体，预计将给彩色印橡带来革命性的变革。纳米粉体材料在橡胶、颜料、陶瓷制品的改性等方面很可能给传统产业和产品注入新的高科技含量，在未来市场上占有重要的份额。纳米材料在医药方面的应用研究也使人瞩目，正是这些研究使美国白宫认识到纳米材料和技术将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原因之二是纳米材料和技术领域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源泉，新的规律新原理的发现和新理论的建立给基础科学提供了新的机遇，美国计划在这个领域的基础研究独占“老大”的地位。

面对这种挑战的形势，中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能不能继续保持第二阶梯的前列位置，能不能在下世纪前周年，在纳米材料和技术的市场中占有一定比例的份额，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重要问题。中国科学院在我国纳米材料研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纳米粉体的合成、纳米金属和纳米陶瓷体材料的制备、纳米碳管定向生长和超长纳米碳管的合成、纳米同轴电缆的制备和合成、有序阵列纳米体系的设计和合成、新合成方法的创新等在国内外都做了有影响的工作。在《自然》上1篇，《科学》上4篇，影响因子在3以上的论文6篇，申请发明专利28项，已获发明专利7项，有5项专利获得实施，扶植了国内一些纳米产业，这些都为进一步工作奠定了基础。

为了使中国科学院在世纪之交乃至下一世纪在纳米材料和技术研究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份额，从前瞻性、战略性、基础性来考虑应该成立中国科学院纳米材料和技术研究中心，建议北方成立一个以物质科学中心为基础的研究中心（包括金属研究所），在南方建立一个以合肥地区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所和中国科技大学为基础的研究中心，主要任务是以基础研究为主，做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衔接和成果的转化。

在富有挑战的对世纪，世界各国都对富有战略意义的纳米科技领域予以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发达国家都从战略的高度部署纳米材料和纳米科技的研究，目的是提高在未来10年乃至20年在国际中的竞争地位。从各国对纳米材料和纳米科技的部署来看，发展纳米材料和纳米科技的战略是：（）以未来的经济振兴和国家实力的需求为目标，牵引纳米材料的基础研究、应用开发研究；（2）组织多学科的科技人员交叉创新，做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并举，纳米科学、纳米技术并举，重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衔接，重视技术集成；（3）重视发展纳米材料和技术改造传统产品，提高高技术含量，同时部署纳米材料和纳米技术在环境、能源和信息等重要领域的应用，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3国内研究进展

我国纳米材料研究始于80年代末，“八五”期间，“纳米材料科学”列入国家攀登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国家教委分别组织了8项重大、重点项目，组织相关的科技人员分别在纳米材料各个分支领域开展工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还资助了20多项课题，国家“863”新材料主题也对纳米材料有关高科技创新的课题进行立项研究。1996年以后，纳米材料的应用研究出现了可喜的苗头，地方政府和部分企业家的介人，使我国纳米材料的研究进入了以基础研究带动应用研究的新局面。

目前，我国有60多个研究小组，有600多人从事纳米材料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其中，承担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的和纳米材料研究工作开展比较早的单位有：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金属研究所、物理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清华大学，还有吉林大学烹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天津大学。青岛化工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浙江大学、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长春应用化学

研究所、长春物理研究所、感光化学研究所等也相继开展了纳米材料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我国纳米材料基础研究在过去10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要研究成果。已采用了多种物理、化学方法制备金属与合金（晶态、非晶态及纳米微晶）氧化物、氮化物、碳化物等化合物纳米粉体，建立了相应的设备，做到纳米微粒的尺寸可控，并制成了纳米薄膜和块材。在纳米材料的表征、团聚体的起因和消除、表面吸附和脱附、纳米复合微粒和粉体的制取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创新，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成功地研制出致密度高、形状复杂、性能优越的纳米陶瓷；在世界上首次发现纳米氧化铝晶粒在拉伸疲劳中应力集中区出现超塑性形变；在颗粒膜的巨磁电阻效应、磁光效应和自旋波共振等方面做出了创新性的成果；在国际上首次发现纳米类钙钛矿化合物微粒的磁嫡变超过金属Gd；设计和制备了纳米复合氧化物新体系，它们的中红外波段吸收率可达92％，在红外保暖纤维得到了应用；发展了非晶完全晶化制备纳米合金的新方法；发现全致密纳米合金中的反常Hall－Petch效应。

近年来，我国在功能纳米材料研究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果，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一是大面积定向碳管阵列合成：利用化学气相法高效制备纯净碳纳米管技术，用这种技术合成的纳米管，孔径基本一致，约20urn，长度约100pm，纳米管阵列面积达到3mmX3mm。其定向排列程度高，碳纳米管之间间距为100pm。这种大面积定向纳米碳管阵列，在平板显示的场发射阴极等方面有着重要应用前景。这方面的文章发表在1996年的美国《科学》杂志上。二是超长纳米碳管制备：首次大批量地制备出长度为2～3mm的超长定向碳纳米管列阵。这种超长碳纳米管比现有碳纳米管的长度提高1～2个数量级。该项成果已发表于1998年8月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上。英国《金融时报》以“碳纳米管进入长的阶段”为题介绍了有关长纳米管的工作。三是氮化嫁纳米棒制备：首次利用碳纳米管作模板成功地制备出直径为3～40urn、长度达微米量级的发蓝光氮化像一维纳米棒，并提出了碳纳米管限制反应的概念。该项成果被评为1998年度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之一。四是硅衬底上碳纳米管阵列研制成功，推进碳纳米管在场发射平面和纳米器件方面的应用。五是唯一维纳米丝和纳米电缆：应用溶胶一凝胶与碳热还原相结合的新方法，首次合成了碳化或（TaC）纳米丝外包覆绝缘体SIOZ和TaC纳米丝外包覆石墨的纳米电缆，以及以S江纳米丝为芯的纳米电缆，当前在国际上仅少数研究组能合成这种材料。该成果研究论文在瑞典召开的1998年第四届国际纳米会议宣读后，许多外国科学家给予高度评价。六是用苯热法制备纳米氮化像微晶；发现了非水溶剂热合成技术，首次在300℃左右制成粒度达30urn的氮化锌微晶。还用苯合成制备氮化铬（CrN）、磷化钻（COZP）和硫化锑（Sb。S。）纳米微晶，在1997年的《科学》杂志上。七是用催化热解法制成纳米金刚石；在高压釜中用中温（70℃）催化热解法使四氯化碳和钠反应制备出金刚石纳米粉，在1998年的《科学》杂志上。美国《化学与工程新闻》杂志还发表题为“稻草变黄金棗从四氯化碳（CC14）制成金刚石”～文，予以高度评价。

我国纳米材料和纳米结构的研究已有10年的工作基础和工作积累，在“八五”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几个纳米材料研究基地，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南京大学、中科院固体物理所、中科院金属所、物理所、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和中科院化学所等已形成我国纳米材料和纳米结构基础研究的重要单位。无论从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基础性，还是成果的学术水平和适用性来分析，都为我国纳米材料研究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促进我国纳米材料研究的发展，培养高水平的纳米材料研究人才作出了贡献。在纳米材料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衔接，加快成果转化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这些单位仍然是我国纳米材料和纳米结构研究的中坚力量。

在过去10年，我国已建立了多种物理和化学方法制备纳米材料，研制了气体蒸发、磁控溅射、激光诱导CVD、等离子加热气相合成等10多台制备纳米材料的装置，发展了化学共沉淀、溶胶一凝胶、微乳液水热、非水溶剂合成和超临界液相合成制备包括金属、合金、氧化物、氮化物、碳化物、离子晶体和半导体等多种纳米材料的方法，研制了性能优良的多种纳米复合材料。近年来，根据国际纳米材料研究的发展趋势，建立和发展了制备纳米结构（如纳米有序阵列体系、介孔组装体系、MCM－41等）组装体系的多种方法，特别是自组装与分子自组装、模板合成、碳热还原、液滴外延生长、介孔内延生长等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成功地制备出多种准一维纳米材料和纳米组装体系。这些方法为进一步研究纳米结构和准一纳米材料的物性，推进它们在纳米结构器件的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纳米材料和纳米结构的评价手段基本齐全，达到了国际90年代末的先进水平。

研究进展范文篇10

剂的应用以及注重移植结构及功能的完整。冷冻保存同种异体静脉无论是基础研究

还是临床实践都获得相当经验，但存在移植物再狭窄及替代小口径动脉(＜2mm)

失败率高的缺点。近年来，有关动脉作为血管替代物逐渐被重视，取得一些进展

，但尚需继续长期地探索和实践。

1血管移植免疫进展

大量的实验和临床结果不但证实血管内皮细胞(EC)是移植排斥重要的靶器官，

而且通过其抗原递呈作用、表型变化和细胞因子合成等，主动参与移植排斥过程

。EC表达多种抗原，如：ABO血型抗原，MHC抗原和血管内皮细胞抗原系统。在排

斥过程中，EC上的抗原与其相应的抗体结合形成抗原抗体复合物，激活补体释放

趋化因子，白细胞在补体参与下溶解EC，使基底膜暴露，激活凝血系统，形成血

栓，激活的巨噬细胞释放白介素-1、肿瘤坏死因子等可提高EC表面组织因子活性

，增加纤溶酶激活物抑制因子和减少血栓调理蛋白，EC在细胞因子刺激下可合成

和分泌单核细胞趋化因子MCP-1/JE，吸引单核巨噬细胞迁移至移植物局部。同时

表达ClassⅡ抗原，提供所有激活CD4+T细胞所必需的信号，并可产生各种细胞因

子，引起表型的变化。另外内皮细胞膜还可作为血管紧张素转化酶场所，以使血

管紧张素Ⅰ转化成血管紧张素Ⅱ，使血管收缩。近来，一些学者发现血管平滑肌

细胞也表达ClassⅠ和ClassⅡ抗原系统，参与排斥反应全过程〔1〕。

2同种异体血管移植的基础研究进展

2.1移植前血管处理及冷冻复温技术

2.1.1制备(1)供体选择来源于新鲜尸体及创伤性截肢患者，采用美国组织

库协会(AATB)制定的标准〔2〕。取血管应在死后4h完成，所有操作均在无菌条

件下进行。(2)制备技术的基本原则：从供体获取血管应严格遵循无创伤技术；获

取血管前15～30min，供体给予平滑肌松弛剂(罂粟碱)及抗凝药物(肝素)，以防

止血管痉挛和血栓形成；保持制备液和室温37℃；灌注压＜100mg。(3)理论上以

37℃自身含罂粟碱肝素化血液低压灌注可最好保持血管的生物活性，但通常从供

体获取血液是困难的。目前常采用37℃的生物培养液(如DMEM，1640)，Brocdban

k等获得保存24h后80%内皮细胞存活率和平滑肌收缩度最大限度的保持〔3〕。

2.1.2冷冻复温随着冷冻保护剂二甲基亚砜(DMSO)和甘油的应用及控温冷

冻技术的成熟，血管活性得以很好的保持。DMSO因穿透力强，研究较多，其浓度

以15%为最佳。控温冷冻第二步温值在-60～-80℃之间，冷冻速率为0.5～1℃/mi

n，复温采用37℃水浴快速复温。经过这样处理的静脉获得80%的内皮细胞存活率

。Banbang等证实这些内皮细胞具有与正常内皮细胞相似的增值和抗凝血功能〔4

〕。Salomon等也从冷冻保存静脉上获得表达HLA抗原的平滑肌细胞〔1〕。

2.2实验性同种异体移植与自体移植的比较性研究同种异体血管移植的主

要障碍是受体的免疫排斥反应。因此，研究在免疫缺陷的情况下在体冷冻保存血

管移植的变化是必需的。这样自体冷冻血管不仅检验血管制备及宿主对移植物产

生排斥反应的冷冻保存技术的效果，而且通过与同种异体移植物移植后组织结构

与功能的对比，了解同种异体移植物在整个过程中的变化。

自体移植物在移植过程中，可因离体缺血、牵拉、切割、吻合及在受体动脉高

压冲击下，内皮细胞可有不同程度的坏死，从而使位于内皮细胞下的结缔组织裸

露于血流，使附壁血栓形成。1周后残留的附壁血栓向致密而平滑的纤维被膜演变

，同时内皮细胞再生开始。内膜增生和动脉粥样硬化是发生在内皮下层两个相关

联的病理现象，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创伤适应性改变。移植血管中膜可见平滑肌细

胞坏死和纤维替代，外膜因部分胶原纤维束断裂和血管滋养管栓塞，形成纤维瘢

痕，移植后72h，新的滋养血管出现，2个月后基本恢复正常，神经再生于2～4周

后开始。上述这些改变实质上是导致自体静脉移植后失败的病理基础。

相对于自体静脉移植的内膜增生，同种异体移植物动脉化主要是中膜增生〔5

〕。当在同种异体移植物中又观察到的内膜增生是由于局部血栓沉积后成纤维细

胞的重新排列，移植后10d内皮细胞因免疫反应而脱落，在随后的6个月内，裸露

的内膜上纤维蛋白堆积减少并出现重新内皮化，3～6个月移植物外膜的血管周围

组织可见游离淋巴细胞并在9个月后消失。移植后5个月前列环素(PGI2)生成量与

受体动脉PGI2生成量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0.001)〔6〕。新鲜静脉的顺应性明显

低于正常动脉灌注压下动脉顺应性(P＜0.001)〔5〕，可以看出，尽管移植段静脉

结构发生动脉化，但其内膜功能和生物力学特性并未发生动脉化。自体移植物与

异体移植物短期的不同在于异体移植物经历一个免疫反应及内皮细胞脱落的过程

，因此，减少或阻止受体免疫排斥反应的实验被尝试。

2.3免疫抑制剂对同种异体移植物的影响移植物免疫反应特点已见前述，

可以肯定免疫排斥反应在移植过程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Augelli分别用倒置异

体静脉作为动脉桥接物，结果显示经免疫抑制剂处理组与未用免疫抑制剂处理组

通畅率之比为7/11∶0/10，有显著性差异(P＜0.001)，但长期通畅率依赖于免疫

抑制剂的应用〔7〕。Miller等移植术后受体行免疫抑制治疗及抗血小板治疗1月

后，血管平滑肌丧失功能〔8〕。可以看出尽管免疫抑制剂可能增加移植物通畅率

，并且不损害内皮细胞的可能性也存在，但免疫抑制剂增加血小板聚集及血栓素(

TxA2)的释放，减少前列环素(PGI2)的产生，同时潜在的免疫抑制特性可能导致感

染、神经、肾毒、肝脏、血液、内分泌等并发症〔9〕。因此，移植物的治疗代替

受体的治疗能避免免疫抑制剂的并发症，这建立在冷冻保存移植物免疫抑制剂术前

治疗可能会减低免疫反应和提高通畅率这个假设上，静脉移植物术前治疗能显著提

高通畅率已作为一种方法被肯定。

2.4血管移植受体的抗凝血治疗在药物实验中抗血小板治疗能减少移植物

血栓形成的观点已被接受。动物实验证明，经抗血小板治疗的异体移植物与未经治

疗移植物早期通畅率之比为83%∶58%〔10〕。近年来，对阿司匹林等抗凝药物的作

用机制有新的看法，认为其在抑制血小板释放效应的同时，也抑制血管内皮细胞P

GI2的合成〔11〕。因此，抗凝药物使用与否，有待于进一步的对比研究和临床长

期观察。

3临床应用的初步结果

初期一些学者通过戊二醛、酒精浸泡、冷冻、射线照射等来降低移植物的抗原

性，以提高移植物的通畅率，这些研究结果从术后6～12个月15%至13～42个月78%

的不等通畅率。1971年D用改良的脐带静脉行下肢血管重建术后3年获得76.4%(股

)～39.8%(股腓)的通畅率。Shan等列出了38个患者43条硫酸软骨素保存的静脉得到

9～17个月至12～18个月累积67.8%的通畅率。1994年Mestres报道用大口径冷冻保

存动脉得到8个月92.9%的通畅率〔12〕。另外，一些回顾性的随机的临床报告正着

手调查，这些研究包括失败的机制以及猜测治疗干涉手段或改善移植术的外科技术

，更多的临床经验和移植物的长期观察和积累，将决定是否在无合适的自体血管下

有限制的使用问题。

4同种异体血管移植失败的影响因素

影响移植段通畅率的因素，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影响移植段远期通畅率

的主要因素是内源性因素。外源性因素包括：(1)手术技术缺陷：未遵循无创伤原

则，吻合技术所致吻合口狭窄、扭曲等；(2)流出道受阻：Mcnally报道在膝关节以

下动脉旁路移植术后1年通畅率的结果，当移植物处于0～1个流出道情况下得到44

%的通畅率，而在2～3个流出道时则获得73%的通畅率〔13〕；(3)静脉移植瓣膜；

(4)其他：如内毒素、感染等。内源性因素包括：(1)免疫排斥反应；(2)管壁结构

的病理性改变，如动脉粥样硬化；(3)生物力学的不匹配，如顺应性的改变；(4)移

植段功能的改变，如PGI2的释放减少，TxA2的释放增加。另外，血管内膜释放的内

皮细胞血管舒张因子(EDRF)、内皮素(ET)、抗凝血酶Ⅲ(ATⅢ)和肝素分子复合物、

血栓调理蛋白(TM)、蛋白激酶C(PC)以及纤溶酶原激活物(PA)也参与整个过程〔14

〕。近来一些生长因子，如血小板衍生因子、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和转移生长

因子的作用也得到重视〔15〕。这些物质如何相互作用，影响移植物通畅率，是今

后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5展望

尽管冷冻小血管异体移植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并展示出令人激动的前景，但仍

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和难点，如移植段新生内皮细胞的来源，冷冻保存能否降低

抗原性，冷冻保存动脉移植能否成为合适的移植物应用于临床。大部分血管移植的

最终目的是保存完整肢体的成活，特别在创伤外科中，当合并有其他严重创伤不能

耐受手术时，如果肢体能被冷冻保存直至能耐受手术时再植，肢体就能挽救。依靠

现代冷冻保存技术，肢体延迟重建将由梦想变为现实。而改进HLA配型技术、提高

供体质量、新的免疫抑制剂和生物制品的开发和应用以及移植后准确灵敏的免疫检

测等，仍是移植免疫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作者简介：孙炜(1970-)，男，安徽黄山人，主治医师，现为第一军医大学博士

生，主要从事骨质疏松和关节外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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