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机制范文10篇

信用机制范文篇1

论文关键词：全面构造企业信用机制伦理道德信用管理系统

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建立。但是，与健全的市场经济还有较大的距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信用机制很不健全，因而，造成信用失范现象大量存在．社会信用环境日趋恶化，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大量企业任意逃废银行债务．银企之间陷入信用危机：二是企业之间相互拖欠三角债．商业信用呈萎缩状态；三是假冒伪劣充斥市场，消费者深受其害；四是证券市场信用不足．各种违规现象层出不穷。从这些表现看，信用问题已经严重地制约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也严重地影响着加入WTO后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接轨。因此说，治理我国企业信用危机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亦非朝夕之功，必须深入系统全面地予以解决．标本兼治。既要加大对失信行为、反信用行为的打击力度．完善法制．又要强化全社会信用意识、信用观念。既要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企业内部信用管理，又要构建和完善我国社会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管理系统，从而．全面构造起我国企业的信用机制。为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对失信企业和行为的打击力度，完善法律建设

当前的信用危机已经到了危害整个经济运行和安全的程度，已经到了危害我国企业基石的程度，不加大打击力度、姑息养奸将后患无穷。各级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对制假售假、非法从事工商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恶意欠债逃债、骗汇骗税等违反金融、外汇、税收等法规的行为．必须作坚决的斗争。对于从事财务、财会、财税工作的人员．必须杜绝弄虚作假、有章不循、各行其事的做法。对于行贿受贿、抗拒执法的犯罪分子及包庇他们从中贪污受贿的贪官污吏，必须坚决依法严厉打击．决不手软。当然．打击失信行为，整治信用危机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对于这一系统的社会工程的建设，单靠社会的某一个方面是无法实现的．它必须将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方纳入到这一系统工程的建设中，但如何协调好三方的关系，共同行动，以有效地打击和整治失信行为。这就需要建立能协调政府管理部门、企业经营者和广大消费者共同行动的平台，从而形成三方互动的信用监管机制。

同时．要完善法制建设。保障信用关系的法制化，使企业与消费者(用户)之间、企业与企业间。企业与银行(投资者)之间的信用交易过程．彼此的权利和义务用法律来保证。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用法律来保障交易双方的信用契约关系。虽然我国已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银行法>等经济法规．但还应更加完备和具体到保障信用关系的相应规则上，尤其是要对不履行或本来就不打算履行契约的当事人，在处罚上要有明确的规定和处罚力度，以增大失信行为和反信用行为的代价和成本。

(二)在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准的过程中强化企业信用意识

除了加强法制建设以外，还应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准。同志提出以德治国的方略是极其英明的。道德是调节社会关系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因索，道德与法律相比。法律是一种最低的道德。而道德是一种最高的法律。换言之．合法的社会行为不一定都是完全合乎道德标准的。法律总是比较原则和简明扼要，不可能涵盖社会行为的各方面，而且法律存在滞后性，因此法律所调节的范围和程度有其一定的限制。而道德可以弥补法律的不足，道德除了对违法者予以谴责外．对虽不违法但仍属不道德的行为也予以批评、谴责。而对道德的行为，尤其是高尚的行为予以鼓励、褒奖。道德的调节作用是通过社会契约、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而起作用的．是对人深层心理的渗透。直接影响人的内部精神世界。因而其范围更广，作用更深刻、持久。因此，加强社会道德建设就显得尤其重要。我认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应包括两个方面——道德体系和道德机制。道德体系是指道德范畴的各个要素(如价值、信仰、信念、行为)与道德导向、道德监督、道德评判等构成的有饥统一体。道德饥制是指道德要素与道德导向、道德监督、道德评判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建设．从而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准。道德对整个社会如此，对企业自然也不例外。通过道德的作用，就会使企业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内在地克服不道德的行为，激励企业员工勤奋工作，诚实守信；鼓励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互相尊重、互惠互利、公平、减信等。

(三)深化企业改革。加强企业信用管理

深化企业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是以企业产权明确和政企分开为特征的。只有实现了企业产权多元化．才能明晰产权问的关系，才能明确利益主体和责任主体。企业的所有者或投资者也必然会要求企业在经营方向和决策上，以科学性、合理性的原则，来维护企业的信用和保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企业的债权人必然会要求企业最有效地借入资金．并严格遵守按期还本付息的原则。只有政企分开，才能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行为主体。才能消除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特殊关系。从而从根本上铲除地方保护主义对我国企业信用的危害。使制假售假、欠债逃债失去藏身之地千口保护伞。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也客观上构成了企业信用制度的前提。当然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自身应加强信用管理。

企业自身加强信用管理应做好两方面工作：1．企业要埘立新的信用理念。“企业的职责就是经营”、“经营的终极目标是获得收益”、“企业经营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等．这种对于企业经营理所当然的．普遍的看法．曾经在美国被称为“企业非道德性神话”(意思是不能以道德的标准衡量企业的经营，或伦理与企业经营无关)。然而，随着商业丑闻的报道．行贿受贿现象的曝光．对不安全产品的揭露等等．以及用户权益保护主义者运动和环境保护主义者运动的不断涌现．企业开始作出了调整与让步，以使其行为符合或接近社会伦理道德规范。这标志着“企业非道德性神话”的破产，正如美国经济伦理学的开拓者理查德·T·德·乔治在其书中描写的那样：“所有被掩盖的真相，正在慢慢展现于人们面前，它预示着那个为了赚钱无所不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公司的经营行为遵循道德标准，至少是在特定情况和特定范围之内加以实现。公众的要求证明．现实正在与企业非道德性神话中所描述的内容背道而驰……事实上，企业职责的核心内容就是其自身的一项道德决策．而决策的基本内容由社会制订并加以实施。”

当今，企业经营已深深融入到社会伦理道德之中．并受社会伦理道德制约。企业要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方式和目的，树立新的信用理念。把良好的信用、社会责任、以客户为中心、追求完美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把通过符合法律和伦理道德的方式提供增进社会福利的产品和服务作为企业的根本目的。这种新型理念并不是要求企业不要盈利，而是把盈利不要当作企业唯一的、最终的目的。应当把盈利看成是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后自然带来的回报。

2建立企业内部信用管理系统。进入市场经济以后，企业在信用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的欠缺和落后暴露无疑，并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要改变信用管理落后的现状，就要不断探索，建立起企业内部信用管理系统。企业内部信用管理系统最重要的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合理的企业信用管理的组织机构，二是严格的内部信用风险管理制度。在建立合理的组织饥卡句方面，企业应达到：(1)建立一个在总经理或董事会直接领导独立的信用管理部门，从而有效地协调企业的销售和财务目标，同时在企业内部形成一个科学的风险制约机制，防止任何部门或各阶层管理人员由于盲目决策所可能产生的信用风险。(2)将信用管理的各项职责在各业务部门之间重新进行合理的分工，信用部门、销售部门、财务部门等各业务部门各自承担不同的信用管理工作，必须按照不同的管理目标和特点进行科学的设计。在建立内部信用风险管理制度方面，企业应做好以下内容的工作：首先应制定好信用管理政策．叫确企业信用管理的意义、原则、目标、范围、责任、运作方式等．使信用管理有章可循；其次．应建立和完善各种具体制度，包括客户信用管理制度、信用额度审批原则及程序、信用风险控制的原则及程序、应收账款监控制度、拖欠账款处理办法和追账程序等等。除此之外，企业还应根据信用管理的特点和内容，通过学习和借鉴国际上流行的经验和作法．例如客户信息管理技术、信用分析技术等，使信用管理建立在技术手段先进化的基础上．从而降低信用风险所带来的损失。

(四)构建我国的社会信用管理系统

前面论述了有关企业自身建立内部信用管理系统的问题．那么。对于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而言，必须构建国家的社会信用管理系统。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信用管理制度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征信服务比较普及，并形成了健全、完整的信用管理系统。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有着巨大的差距。但是．我们应抓住社会信用管理系统的关键所在，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与做法，迅速构建我国的社会信用管理系统。

目前，当务之急应抓的关键是：

1．以政府为主体建立统一、公开、公平的信用制度。信用制度是保证信用活动有序进行的法律规范，其主体必然是政府，而且从信用系统发达的国家来看，其成功的经验就是以政府为主体建立信用制度的。统一、公开、公平的信用制度，既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更是WTO基本原则的体现。

因为WTO基本规则中确定的非歧视贸易、更自由的贸易、可预测性、促进公平竞争等基本原则，就是关于建立统一、公开、公平的全球化信用制度的基本要求。以政府为主体建立统一、公开、公平的信用制度，要对信用的征集、调查、评估、管理等信用业务活动的组织以及信用机构的设置与监管等加以规范，以确保信用交易和信用服务活动按照法制规则正常进行。

信用机制范文篇2

本文作者：赵凤梅工作单位：山东建筑工程学院工商管理系

一、信用机制发生作用的条件

信用,实际上就是指当事人对自身承诺的兑现和责任。信用机制的核心,是当事人为了合作的长远利益,愿意抵挡欺骗带来的一次性眼前好处的诱惑0。信用机制的建立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需要经济学家、法学家、政治家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将信用机制发生作用的条件概括为以下四点:一是交易必须是重复的,或者说交易关系必须有足够高的概率持续下去。如果交易只进行一次,当事人放弃当前利益是最不合算的;如果不确定性太大,交易是否能重复进行几乎不可预测,人们对长远收益的期待则大为降低。二是守信是有利于当事人的整体利益的。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认为,所有人都是经济人,而经济人就是会算计、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即当资源短缺时,每个人都能用成本)))收益或趋利原则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三是信息是共享的。即当事人的诚信或不诚实行为能被及时观察到。当事人对某种行为的选择,一方面基于其个人的真正意愿,另一方面基于当事人所掌握的信息。当事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一方受到欺诈的可能性越大,因此信息共享是信用机制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四是欺诈行为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地惩罚。对欺诈行为进行及时有效的惩罚就增加了不诚实行为的成本。二、信用体系框架的构建为了满足以上四个条件,就必须形成一个统一的信用体系框架,首先要让作为社会主体的单元都有一个固定的符号,包括现代组织、个人和政府;其次,必须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和国际信用规则的征信系统、评信系统、查信系统和监管系统,给每个主体贴上信用标签。征信系统即是把现在分散的、各自为政的信用信息,通过网络整合到一个平台上。可以依托和借鉴目前全国企业信贷登记系统,将个人和企业结合在一起,形成全国统一的信用体系框架。至于考核标准和方式,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即每个人有一个社会安全号,每一个有效号码在政府的计算机里都有记录。租买房屋、办驾照、开银行户头、找工作、开公司、上学等,都得申报这个号码。考核及记录的内容简单而具体:一看你是否守法,是否违反交通规则,有无犯罪记录;二看你信用意识怎样,有无欺诈记录,是否有信用卡超额透支等;三看你有无不良记录,一旦有了不良记录,就很难在商界立足了。评信系统同样非常重要。评信系统在整个信用体系中具有很重要的位置,而规范为信用机制提供信息的中介组织的行为是建立评信系统的关键。如果中介公司基于利益的考虑,不能客观、中立、准确、独立地收集和提供信息,那对整个信用体系的毁坏将是致命的。查信系统使得每个社会主体的信用记录能够被方便、快捷地查询,为他人决定是否与你交易、如何交易提供全面、准确的信息,使信用体系真正发挥作用。现代信息技术为建立一个快速、统一的信用查询系统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我们可以借鉴现有的信息网络,比如目前人民银行的全国企业信贷登记记录,或者公安户籍系统的现有资源等。监管系统是信用体系良好运行的保证。监管越有力,违规违法的成本越高,促使人们选择守法诚信。在监管体系中即要充分发挥工商、税务、证监会、保监会、人民银行等行政部门的监管力度,还要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协会、律师协会等行业组织的作用,同时要尽快建立与完善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我国国情的法律法规体系。换言之,行政监管和司法保障是建立有效的信用体系的保证。

二、信用的法律保障机制

人们是否普遍重视信用、法律规范能否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与整个法律本身的正义性、合理性有关。目前调整人们交易行为的有关实体法律法规主要集中在民法、商法及经济法领域。结合本文对建立完善信用体系的论述,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立法:11必须做到产权明晰,使私有财产得到与公共财产相同的法律保护。鉴于信用机制发生作用的条件包括交易须是可重复的和主体守信应能实现长期利益的最大化,要满足这一点,就必须让企业有真正的所有者,作到产权明晰。只有这样,作为每一个主体才愿意积累信誉,并最后从诚信中获益。而法律对财产实行同等保护,才能使个人对未来有相对稳定的预期,进而激发主体创造财富、诚实守信的积极性。21使主体的商誉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主体是否有积极性维护和积累信誉,从根本上说在于商誉是否有价值,主体信誉的价值等于未来收入的贴现值,包含在其名字中。而这种价值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商誉能否有偿转让。在这个意义上讲,商誉类似文物,正因为文物可以买卖,所有者可从中获利,其爱护文物的积极性才大大提高。因此在法律上,企业可以被买卖就是承认无形资产的价值,而无形资产价值最根本的内容就是其商誉。可我国5公司法6规定非实物出资的股份不能超过注册资本的20%,等于限制无形资产的交易,但规定/国家对采用高新技术成果有特别规定的除外0,也只是强调高新技术的价值而未注重作为商誉的无形资产价值。笔者认为应取消或放宽对无形资产自由交易的限制。31通过立法加重经营者个人的责任。目前企业由于违法或经营不善破产,作为经营者换个地方照样发展,而且因/失败的教训0,其个人/价值0反而得到提升。但在美国,财务丑闻严重打击了投资者对其经济的信心,信任危机使纽约股市持续下跌。因此美国最近刚刚签署的一部企业改革法案将证券欺骗刑罚的刑期定为20年,要求首席执行官和财务总监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准确性负责,对那些拒绝提供真实公司财务状况的首席执行官和财务总监,判处20年有期徒刑,并处以500万美金的罚款。我们也应借鉴其经验,通过立法强化经营者的个人责任,让企业决策者独自承担企业不诚信经营的后果,同时通过建立起信用体系加大经营者违约欺诈的成本。41加强反垄断立法。企业注重信誉的原因是因为顾客在消费时有选择性。如果只有一家企业,则顾客即使再不满意,也无法实施惩罚。比如我们熟悉的电信行业、供电行业等具有垄断性的公用企业,服务差而价格高。因此,垄断必然导致欺骗行为就是这个道理。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尚无专门的反垄断法,5反不正当竞争法6第6、7条虽然涉及公用企业和行政垄断,但规定极为简约。其实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有很大区别:垄断是限制竞争的行为,而不正当竞争是过度竞争的行为。为了使企业注重信誉,我们应通过立法打破行业垄断,创造竞争性环境,增加顾客的可选择性。51完善对特别企业如中介组织的立法。我们前面讲到信息的不对称性是交易发生欺诈的因素之一,建设信用体系的根本目的是将交易主体的信息全面、客观、准确地记录下来,并易于查询。现代社会纷繁复杂,信息的获得、评价和提供都离不开形形色色的中介组织,一旦作为收集、加工和传输信息的中介组织违反诚实信用,对整个信用体系乃至整个社会的危害是无法估量的,从一系列的财务丑闻对美国经济的沉重打击就可见一斑。61行政干预处于合理范围,加大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在于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竞争是最好的调节。因此,要通过立法节制行政权力的运行,给企业及个人充分的自主权。这样企业及个人都会致力于通过树立良好的信誉来求得长远发展,而不会想方设法通过市场之外的渠道获取资源和利益。行政权力腐败无疑是社会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权力腐败之所以屡禁不止是因为权力的含金量太高,值得人们去冒风险。而权力的含金量之所以如此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工作缺乏透明度,可以暗箱操作分配的利益资源太多。所以,杜绝权力腐败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加大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这也是中国加入WTO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如果不能建立起完备的信用体系,这样的市场经济就成了先天不足的婴儿,甚至可能根本就是一个口号。因此要尽快建立起由征信系统、评信系统、查信系统和监管系统组成的信用体系,培育信用企业、信用个人和信用政府三大信用主体,并尽快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一套法律体系来规范每一个主体的行为。最终,创造一个诚信者受益,欺诈者无法生存的社会环境。

信用机制范文篇3

关键词：美国公司经济丑闻公司治理信用机制重构

经济丑闻案中美国公司暴露的信用与信用机制问题

信用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要求，核心在于信赖、信任。一方面是指经济活动主体主观上自身是否具有值得他人对其履行义务能力给以信任的因素，包括诚实、守信的良好品格等人格方面的因素与资本状况、生产能力等财产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是指其履行义务能力、履行义务的水平与表现在客观上能为他人所信任的程度，是来自于社会的评价。

作为法律义务的履行,信用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约定义务的履行,二是法定义务履行。约定义务履行是指一个人（自然人和法人）对自己所承诺的事情,一定要兑现,这是信用的精髓之所在。法定义务履行是指一个人（自然人和法人）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这种法定义务是经济活动主体必须作出某种行为的尺度，是行为的必要性，其特点是无条件性和严格性，它由经济活动主体特定的社会角色产生，如因担任特定职务所依法产生。无论是约定性的义务履行,还是法定性的义务履行,其最终落实主要通过法律的制度安排来保障。从这个角度来看，信用实质上是通过法律义务的设定、履行而建构的一种法律机制，这种法律机制主要是通过义务设定使法律关系主体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制衡机制来防止出现违反信用义务的情形。这种相互制约的制衡机制既包括经济活动主体诸当事人之间的相互制约的制衡机制,也包括监督机构与监督人员对经济活动主体的制约机制。在前一种制衡机制情况下,法律对诸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合理的配置,使其行为发生及行为过程相互制约,一方的行为形成对另一方行为的制约,从而保障各方当事人都按信用要求行事。在后一种制衡机制下，法律通过权利、义务的安排使监督机构与监督人员的行为发生和行为过程保持高度的独立性，从而通过外部约束促使各方当事人严格履行法定义务。

作为一种法律机制，信用是通过信息的传递、披露、监督等环节良性运作来发挥作用。因此，也可以说信用是一种信息服务与监督机制。作为信息服务机制，要求相关利益主体及专业的信息咨询、信息提供机构与人员必须及时、准确、客观、真实、全面地传递和披露信息。只有及时、准确、客观、真实、全面地传递和披露信息，才能展示、反映信用的原貌，才能切实有效地改善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不完备、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因此，信用评估机构、信用信息的提供者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必须保证所提供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客观性、真实性和全面性。

在现代公司治理中，其各个环节、各个主体均贯穿着上述信用机制，以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为例,首先会在公司内部形成保障信息披露真实的制约机制,其中有股东、股东会对董事、董事会制约，有董事会对经理层行为的制约,有董事会内部各董事之间以及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之间的制约,还有监事会对董事会及经理层的制约等。与此同时,在公司外部还存在着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的制约,对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还存在监督机构对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通过相互制约,从而保障最后摆在公众面前的公司所披露的信息达到及时、准确、客观、真实、全面。在这种信用制约机制得以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即如能充分、有效发挥各相关当事人的制约作用情况下,是可以防止信息披露的不真实的,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的信用机制也因此可以得以维护。在后一种制约机制的情况下,通常是通过信息披露的监管机构的日常监督、检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来防止或减少市场主体不守信用情况的发生。可见，信用的制约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相关各方必须切实、忠实履行自己的义务,一旦一方义务履行有瑕疵、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整个信用制约机制的瘫痪。

美国一系列公司丑闻案已经证实了上述的分析，在安然事件中，审计委员会委员中有些人或在安然赞助的机构工作，或直接担任安然公司一个部门的咨询人员，这种业务联系使得审计委员难以保持其独立性。如果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能够真正履行审计职责、把好审计关,虚假的公司经营信息难以生成，相应的虚假信息的披露机制也就没有生成的基础，安然公司存在虚假记载的报告恐怕就难以出现在公众面前。

信用机制重建的理念基础与制度安排

强化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信义义务，构建公司治理中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信用责任机制。丑闻案表明，公司治理中的信用机制构建的核心在于强化上市公司董事及高层管理人员信义义务，建构公司治理中公司董事及高层管理人员的信用责任机制。

在美国总统布什签署生效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中，强化了对管理层的信义义务及相应的信用责任机制的规定。首先，法案要求公司的经营者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要对股东和公司尽诚信义务。法案第302节明确规定了CEO和CFO对财务报表的书证责任，要求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对公司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下简称SEC）提交的定期报表的真实准确性提供书面保证。该法案第906节规定，自2002年7月30日开始，所有依照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3（a）或15（d）节的规定定期向证监会提交财务报告的上市公司（包括美国本国公司和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都要由其CEO和CFO个人书面保证：（1）公司所提交的定期报告“完全符合”证券交易法第13（a）或15（d）节的要求，而且（2）该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在所有实质方面公平地反映了该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运营结果”。根据这一要求，2002年7月30日后所有根据证券交易法提交年报和季报的美国上市公司，以及所有提交年报的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都必须在提交报告的同时提交CEO和CFO签署的书面保证。其次，法案第906节更是规定了相当严厉的刑事法律责任，CEO和CFO们如果在“知晓”公司的定期报告不能完全符合上述要求但仍然提供书面保证，将被处以高达100万美元的罚款和上至10年的监禁；而“故意”违反第906节而提供不当书面保证的CEO和CFO们将被处以可高达500万美元的罚款和上至20年的监禁。这种刑事责任制度的安排甚至突破了传统证券欺诈条款的范畴，以往与证券相关的刑事罚则大都规定在证券法框架当中，而这次国会在通过时则直接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第906节置于了美国法典第18编中的刑事法律框架之下。无论是第302节下的“民事”书证要求，还是第906节下的“刑事”书证要求，事实上都是要求上市公司的CEO和CFO个人以书面承诺的形式出面担保上市公司年报和季报等披露性法律文件的真实准确性，并为此承担个人的法律责任。这样CEO和CFO个人信用作为公司治理机制有机组成部分便贯彻于公司的经济活动始终，公司治理也由此形成了一种基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对股东、公司和社会的承诺的信任而产生的一种信用机制，使股东、公司、社会与公司高层人员之间基于公司高层的承诺而产生一种合理期待或者信赖关系。实现和构成这种信赖、信任关系的要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公司高层人员主观上忠诚、勤勉，具有值得股东、公司和社会对其履行义务能力给以信任的因素，包括其诚实、守信的良好品格等人格方面的因素与个人业务素质、管理能力等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是指其履行义务能力、履行义务的水平与表现为公司治理中客观上能为股东、公司和社会所信任的程度，即他们对高层人员的社会认同力、肯定性社会评价力。可见，通过上述强制性的法律制度安排，上市公司的信用责任与CEO和CFO的个人信用责任得以有机地结合。

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义务，强化信息披露的信用机制。信用作为一种服务和监督机制，其基础是信息披露的及时、准确、客观、真实、全面。然而，发生经济丑闻案的大公司，信息披露均严重失真。这就更加剧了公司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公司治理中的信息披露的信用机制也因此遭到严重损害。对此，《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强调要完善公司信息披露机制，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义务，提出了公司治理中新的信息披露规则。该法案要求：证券发行公司在迅速的、现行的基础上披露公司财务状况或财务经营状况的实质性变化；在提交给SEC的定期报告中披露所有的资产负债表外交易；提高证券发行公司对预测的财务状况的披露；证券发行公司制定对高层财务人员的道德守则，如果没有制定道德守则，应当说明为什么，在道德守则出现变化或者废弃时进行及时披露；审计财务报表要反映所有由审计师指认的“实质性的校正调整”；年度报告应包含“内部控制报告”。该法案还强调要加强SEC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查权，SEC将要求公众公司达到所谓的“永久性”信息披露要求，SEC必须在三年期限内对每个上市公司提交的信息披露进行审查，并做出审查结论；对于高层财务人员的道德法典的制定，该法案第406条要求SEC制定相关规则，规定每个上市公司必须在其递交给SEC的定期报告的同时披露该公司是否已经制定了适用于高层财务人员的“道德法典”，“道德法典”必须包括以下内容：（1）诚实、道德的行为，包括私人利益与职责发生明显冲突时的道德准则；（2）在公众公司提交的报告中应包括充分的、公正的、准确的、及时的和易懂的信息披露；（3）与政府的有关法规相符合；对于违反财务报表的披露要求的行为，对个人的处罚额由5000美元提高到10万美元，并可同时判处的监禁期限由1年延长到10年，对团体的处罚额由10万美元提高到50万美元；该法案还提出要进一步提高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和及时性。适应这一要求，美国SEC在2002年8月做出规定，缩短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披露期限，其中年度报告第一年仍为90天，第二年改为75天，第三年起改为60天；季度报告第一年仍为45天，第二年改为40天，第三年起改为35天。2003年12月15日为截止日的年度报告披露期限将改为75天，季度报告披露期限将改为45天。

美国的SEC还就强化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等向纽约证券交易所提出了加强公司责任和建立上市新标准的建议，为纽约证交所采纳。新标准通过规范信息产生和的全过程来保证公告信息的及时、客观、真实、准确、全面。新标准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建立一套经营与伦理守则，并将该守则向公众进行公告。对公司董事或管理层中出现的任何违反守则的行为应当即时披露。公司还应当建立审计委员会、报酬委员会和聘任委员会的规程指南。这些指南也在应当公告的文件之列。标准还要求，非执行董事必须遵守公司的行政纪律。CEO必须在每年的年报中确认他们没有发现违反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情况，这项确认不仅是一种道德约束，更是一种责任指向。

强化董事会、中介机构和中介人员的独立性，建构公司治理参与者的信用机制。根据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的说法，在美国市场上，行使监管任务的监督者有五种人：董事会、证券市场参与者（其中包括中介机构如会计事务所、分析师）、媒体、行政监管和司法诉讼。在这五种监督者中，“越靠前面的起的作用越直接、成本越低、越有纠错效果；越靠后的渠道，最后补救的性质越强。”所以在美国的公司治理中，一直强调董事会、中介机构和中介人员的独立性，以便把损失控制、消灭在萌发之时。因而，在经济丑闻案后，其着力通过强化董事会、中介机构和中介人员的独立性，来建构公司治理参与者的信用机制。

首先，强化董事会的独立性、建构公司治理中董事、董事会的信用机制。董事对公司和股东负有信用义务，在法律上,公司和股东将公司事务托付于董事,便与董事之间建立起了信托关系，这种信托关系赖以建立的基础是董事、董事会具有受托人品格中所包含或要求的关于信任、信赖和谨慎、善意、坦诚的品格。所谓董事与公司及股东之间的信托关系,首先是一种以信用为内核的信任关系,作为受托人的董事必须要能够获取公司及股东的信任。这就要求董事必须有其值得信任之处,即有信用。信用的制约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相关各方必须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一旦一方失职,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整个制约机制的瘫痪。一系列经济丑闻案之后，2002年6月，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司责任和上市标准委员会”在其受托撰写的《关于改进上市公司公司治理制度的若干建议》的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美国的制度依赖于上市公司的董事们的能力和诚信，依赖于他们能够坚持无懈可击的道德标准勤勉地负起监督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报告中所有的建议都是为了给予那些诚实、勤勉的董事以更好的工具来加强他们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监督能力，也为了鼓励尽可能多的诚实正直的人作为董事、管理层和雇员为上市公司服务”。而这又离不开董事的独立性。可见，建立董事的信用机制对美国上市公司治理的重要意义。然而，美国一系列大公司丑闻案表明，美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大多都与管理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管理层通常通过老关系、赞助、签订咨询合同、支付咨询费等手段把公司的董事变成“自己人”，甚至独立董事也不例外，导致很多公司董事会的监管作用形同虚设，董事会的信用机制也因此失灵。适应美国政府公司治理机制改革的要求，纳斯达克、纽约证券交易所颁布了一系列新规则通过制度安排强化董事会独立性。

根据纳斯达克公司治理新规则，如果一个董事的家庭成员是发行人或者其关联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过去的三年内是，则这个董事不被认为是独立的。对于前任雇员、审计员和公司间互兼董事，提案规定了三年的“冷却期”。在独立董事资格方面，过去纳斯达克的规定是公司的独立董事获得的年薪不得超过6万美元，而新制定的条例在吸取了安然事件的教训后，将这一规定修订为独立董事不得收取任何薪酬，包括政治捐赠以及其他相关收入。此外，如果公司的独立董事中包括慈善机构的负责人，公司便不得向该慈善机构捐赠超过20万美元或占公司或该慈善机构年收入5%的款项，否则该慈善机构的负责人将被取消独立董事资格。

纽约证券交易所新规则规定，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必须占多数。上市公司必须设立一个聘任委员会、一个薪酬委员会或由公司自行任命的具有相同职能的委员会和一个审计委员会。每个委员会都必须由独立董事组成。在具有特定控制权的公司可以不要求建立这些委员会，但至少应当建立由至少三名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新规则还要求，独立董事与所在上市公司不能有任何实质性的关联。董事会应当建立判断董事独立性的权威性标准。在董事符合该标准时，进行一般性公告，在董事不符合该标准时，要特别公告说明。而现行的标准仅仅规定要根据“现行的定义排除与管理层或公司之间任何可能干扰董事独立行使职责的关系”。为了保证公司董事的独立性，新规则将现行的“三年冷却期“改为“五年”，即公司员工在离开公司后五年内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同时，为保障公司财务报表的真实性，纽约股票交易所提出审计委员会成员不得获取除董事会津贴以外的任何报酬。所有这些不仅从业务上、地位上强化了董事会的独立性，而且从形式上、实质上强化董事会的独立性。这就使董事、董事会对股东、公司的忠诚义务、勤勉义务、善管义务及相应的信用机制规范化、制度化。

其次，强化中介机构和中介人员的独立性，建构公司治理外部监督者的信用机制。

从安然事件的发生来看，美国的独立审计师制度允许会计师事务所在提供审计服务之外，还可以提供多种咨询服务。由于害怕得罪大客户，顾及巨额的咨询收入，事务所在财务审计方面自然是网开一面。有证据显示，安达信在安然丑闻案曝光前就已觉察到安然公司存在的会计假账问题，但未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或采取其他措施。国会调查组获得的一份安达信电子邮件表明，安达信的资深合伙人早在2001年2月就已经在讨论是否解除与安然公司的业务关系，理由是安然公司的会计政策过于激进。安达信在意识到安然会计骗局的严重性时，也没有主动向证券监管部门报告。作为投资银行的中介机构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由于银行业务不断拓展，银行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复杂，仅在安然事件中，他们就承担着贷款方、证券承销商、合并顾问等多重角色。在出现利益重叠冲突的时候，双方就相互勾结以共同牟利，投资银行蓄意隐瞒财务真相，帮助公司设计虚假的金融交易，欺骗投资人、股东和评估公司。因此，投资银行对安然等公司的欺骗活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见，安然事件中，中介机构丧失诚信、丧失职业的独立性的深层原因在于“贪婪与狂妄”已经使会计师传统上确保股东健全财务报告的使命产生偏离，收费机制和利益驱动不可能使他们具有超然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公司治理中中介机构与人员的信用机制也因此丧失殆尽。安然丑闻案及安达信独立性丧失启示人们：如果没有维护和保证会计师独立性的有效机制和法律制度安排，如果不对影响会计师主动丧失职业操守的利益驱动因素进行有效地控制和约束，公司治理中的信用机制将难以建构起来。基于此，《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通过制度安排，强化了中介机构和中介人员的独立性，以此来建构公司治理外部监督者的信用机制。

在强化审计独立性方面，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注册会计师提供非审计服务进行限制，明确禁止审计师为同一审计客户提供如下业务：（1）与审计客户会计记录或者财务报表编制有关的簿记或者其他服务；（2）财务信息系统设计与执行服务；（3）评估或者估价服务，出具公允性意见或者实物捐赠报告服务；（4）保险精算服务；（5）公司内部审计外包服务；（6）提供管理职能或者人力资源服务；（7）经纪人或者承销商、投资顾问或者投资银行服务；（8）法律服务和与审计无关的专家服务；（9）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依法规定不允许的其他服务。

针对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管理的弊端，保证整个公司治理中信用机制不因会计师事务所一个环节的失范而形同虚设。《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要求成立上市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负责监管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受美国证监会直接监管，但为民间性质，其运行经费由上市公司分担，工作人员也按市场价格付酬。委员会被赋予审计准则制定权，会计师事务所注册权、日常监督权、调查和处罚权（包括永久禁止注册会计师和事务所执业）等。

为使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落实到实处，丑闻案后，美国强制实行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制，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更换的监管。因为，会计师事务所长期服务于同一客户，显现出诸多弊病，如由于员工或合伙人的提升和薪水取决于该客户，事务所及其员工有可能和客户发生复杂的利害关系；为留住该客户，会做出各种妥协，甚至帮助造假；由于思维定势，可能难以发现客户的问题等。一系列丑闻案已证明了这一点。鉴于此，《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规定，会计师事务所的主审合伙人，或者复核审计项目的合伙人，为同一审计客户连续提供审计服务不得超过5年，否则将被视为非法。这一规定的理念基础在于：会计师事务所负责某一审计客户审计的合伙人在对该客户的审计工作达到一定时间以后，必须轮换，以免审计合伙人与审计客户合作时间过长而影响其独立性。

在内部审计的信用机制完善方面，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强调要充分发挥审计委员会的作用。法案第301条要求所有的上市公司都必须设立审计委员会。由于美国公司治理结构中无监事会，为弥补这一制度的弱点，增强对管理层和董事会的制约，自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引入审计委员会制度。但安然等案件表明，审计委员会完全有可能形同虚设。据此，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职能等做了更具体而明确的规定，主要包括：（1）会计师事务所向审计客户提供审计和非审计服务，以及报酬如何，都必须事先经过客户审计委员会的批准。（2）事务所应当及时向客户审计委员会报告重大的会计事项，包括：拟采用的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惯例；所采用的公认会计原则允许的所有备选会计处理方法，在使用该备选方法上的分歧，以及事务所认为应当优先采用的方法；事务所与客户管理层之间其他重要的交流文件，例如管理人员信件或者未调整差异的明细表等。为保证履行职责，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审计委员会必须具备较高的独立性。为此，该法规定，审计委员会委员应当由独立董事组成，并且除作为董事会成员和审计委员会成员外，不得从公司中接受任何咨询、顾问费或者其他酬金，也不得为公司或者其子公司的关联人士。

在审计师跳槽去被审公司工作时，为保证审计工作的独立性，《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规定，在会计师事务所开始对上市公司实施审计前1年，如果该公司的现任CEO、财务总监、CFO、首席会计官或者担任同等职务的任何人，曾经受雇于该事务所并参与该公司有关的审计工作，则该事务所不得担任该公司的审计工作，否则将被视为非法。总而言之，审计师跳槽去被审公司工作必须有一年冷冻期。

在确保证券分析师的客观性和独立性方面，针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废除，商业银行和证券业之间构筑的“防火墙”被拆除，美国大金融机构已发展成金融超市，金融产品繁多。但美国近期爆发的一系列案件都表明，这些金融机构号称在内部有防火墙，事实上存在严重的独立性问题。鉴于此，《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规定由美国证监会授权和指导证券执业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制定相关的规定，避免证券分析师在其研究报告或公开场合向投资者推荐股票时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提高研究报告的客观性，向投资者提供更为客观和可靠的信用信息。其具体制度设计为：（1）禁止公开经纪人和交易商的投资银行业务人员提供的研究报告，以及非直接从事投资研究的人员提供的研究报告；（2）由经纪人和交易商的非投资银行业务官员负责对证券分析师的监管和评价；（3）经纪人和交易商，及其投资银行业务人员，不得因证券分析师对发行人证券提出了不利的或相反的研究结论而对其进行报复和威胁；（4）在规定一定期限内，承销商或坐市商的经纪人和交易商不得公开关于该股票或发行人的研究报告；（5）在经纪人和交易商内将证券分析师划分为复核、监察等部门，以避免参与投资银行业务的人员存有潜在的偏见；（6）要求证券分析师、经纪人和交易商在研究报告公布的同时，披露已知的和应当知晓的利益冲突事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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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年洋华尔街为何失去信用？中华财会网2002-07-12.

信用机制范文篇4

在我国证券市场引入信用交易机制的呼声由来已久。早在10年前就有学者提出这一主张(韩志国,1994),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在实行银行业和证券分业管理后,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资金流动受到阻塞。近两年来,这两个市场之间的“防火墙”开始松动,证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可以通过银行间拆借市场融资和进行股票抵押贷款,银行资金通过这种有限的通道间接进入证券市场,但事实上因通道狭窄受到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的冷淡。同时,金融管理高层人士(戴相龙,2000)也曾提出引入信用交易机制,建立短期融资公司沟通两个市场通道的设想,但这一设想也没有提上议事日程。近来。引入信用交易机制的问题在理论界和证券界又开始引起关注。在今年4月举行的“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高级论坛”上,证券管理高层人士又提出要“沟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对接渠道”(尚福林,2003),“允许组建证券融资公司”(周正庆,2003),而这正是引入信用交易机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国证券市场之所以一直排斥信用交易机制,原因似乎主要在于:一是理论界对这一机制的内在机理、基本功能、市场效应及其所蕴含的风险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人们看到的更多的只是风险的一面,而它所具有的功能和效应却受到人们的漠视。二是我国证券市场目前还处于发展初期,人们对信用交易机制的风险尤为敏感和担忧,自然也就一直难以被管理当局所接受。很显然,对信用交易机制不作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而一味地排斥,其结果必然是导致我国证券市场运作机制残缺,不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有鉴于此,本文将信用交易机制的基本特征、市场效应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对其风险及其监管进行分析研究,对我国证券市场引入这一机制的可行性和制度架构作初步探讨。

二、信用交易机制的基本特征及其市场效应分析

信用交易机制是发达国家证券市场上通行的交易制度,也是促使证券市场走向繁荣,使投资者趋于成熟的重要手段。所谓信用交易(margintransaction)是指证券金融机构在投资者进行证券交易时以投资者提供的部分现金作保证或有价证券作抵押为前提,为其代垫所需的其余现金或有价证券,帮助客户完成证券交易的行为,故又称为保证金交易或垫头交易。主要有保证金买空(marginpurchase)和卖空(shortsale)两种交易形式。以信用交易行为为核心而形成的信用关系,运作方式,操作规程,监管法规等要素及其相互联系而形成的一套交易体系,便构成信用交易机制(margintransactionmechanism)。

(一)信用交易机制的基本特征分析

信用交易机制的基本特征是其本质特性的反映。

1.资金疏通性。我们知道,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是金融市场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两个市场之间的资金流动必须保持顺畅状态,如果相互之间资金流动的通道阻塞或狭窄,势必使金融市场的整体效率衰减。信用交易机制以证券金融机构为中介,一头联结着银行金融机构,一头联结着证券市场的投资者,通过融资融券交易,引导着资金在两个市场之间有序流动,从而提高证券市场的整体效率。因此,从信用交易机制的基本功能看,它是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重要的资金通道,具有资金疏通性。

2.信用双重性。投资者以部分自有资金(或证券)以及向金融机构借入的其余部分资金(或证券)买入(或卖出)某种证券,其不足部分,即向证券金融机构借入的垫付款(或证券)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的,这是证券金融机构与投资者之间形成的第一重信用关系。另一方面,证券金融机构垫付的差价款可以是其自有资金,但在多数情况下是它向银行的贷款,银行在放款后它作为贷款方将来必须偿还这部分贷款本金和利息,在银行与证券金融机构之间便形成第二重信用关系。因此,从信用关系角度看,信用交易机制具有信用双重性。

3.财务杠杆性。由于信用交易机制是以信用授受关系为基础的,因而能够把投资者虚拟的资金需求(贷款)和虚拟的证券供给(贷券)导入市场,使资金充分发挥效能,投资者可用同样的资金购买更多的证券,或以较少的资金购买同样数量的证券,从而提高投资的财务杠杆比率。但这种虚拟供求却是一把双刃剑:当证券价格未来的走势与投资者的预期相向运动时,投资者的收益被放大,获取更大收益;相反,如果证券价格未来的走势与投资者的预期逆向运动时,投资者的收益则被逆向放大,蒙受更大损失。因此,从财务运作角度看,信用交易机制具有财务杠杆性。

4.可调控性。信用交易机制的信用双重性和财务杠杆性决定了这一交易机制具有很强的风险性。然而信用交易的成立,必须以投资者向证券金融机构按规定缴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为前提。保证金通常分为初始保证金(initialmarsm)和维持保证金(maintenancemarg㈩两种,前者由金融管理当局根据社会货币松紧状况规定和调整,是一种重要的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后者由证券交易所和经纪商根据市场的资金供求状况确定和调整。这就为管理者控制风险,实现货币政策和市场稳定目标提供了可调控的工具。因此,从宏观管理角度看,信用交易机制又具有可调控性。

(二)信用交易机制的市场效应分析

信用交易机制的上述特征。决定了它具有以下市场效应:

1.流动性效应。流动性是证券市场的灵魂,是证券市场有效性的重要标志之一。证券交易的顺利进行和公正价格的形成,必须以相当数量的交易量作保证,仅靠市场内的实际交易量,市场有时难以激活。引入信用交易的虚拟供求,使投资者能够超出自身实力进行大量的交易,以维持足够的交易量活跃市场,维持证券价格运动的连续性,从而提高市场效率。

2.市场缓冲效应。由于各种证券的供给有确定的数量,其本身没有替代品,如果证券市场仅限于现货交易。证券市场将呈单向运行,在供求失衡的时候,市场必然会巨幅震荡。引入信用交易机制与现货交易配合运作,可增加证券的供给弹性。当证券价格过度上涨时,卖空者预期价格下跌,会提前融券卖出,增加了证券的供给,使行情不致过热;当证券价格如预期下跌后,卖空者需要补进,增加了购买需求,从而促使证券价格回升。显然,信用交易机制发挥了对市场的缓冲效应。

3.对冲避险效应。“卖空”是证券市场的重要机制之一,包括投机性卖空、对冲性卖空、持有卖空,套利性卖空、做市商和经纪商卖空等多种形式。如为避免证券价格下跌导致损失,投资者出于对冲的目的可进行“持有卖空”。投资者卖空后,如果证券价格下跌,其持有的证券价格下跌的损失可以从卖空的盈利中得到弥补;如果证券价格上升,其卖空的损失可以从实际持有的证券价格上升中得到弥补。利用现货交易与信用交易进行对冲,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回避风险的工具。

4.机构盈利效应。毫无疑问,信用交易机制扩大了市场交易量,增加了证券商的佣金收入;同时信用交易机制复杂,需要证券商提供更多的服务,也为证券商开辟了增加服务收入的渠道。投资者向证券金融机构融资交易须支付所借资金的利息;投资者以现金作为担保,证券金融机构可对其适当运用获取利差收入;证券金融机构对投资者用于抵押的证券也可进一步进行操作,融券或出借以获取收益。当证券金融机构向银行机构再融资时,银行机构也可获取相应的利息收入。

三、信用交易机制的风险识别与国外的监管经验

如上所述,信用交易因其所具有的信用双重性和财务杠杆性,在给投资者可能带来高收益的同时,它所蕴含的风险也是不可小视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风险是可以识别的,也是可以控制的。

(一)信用交易机制的风险识别

证券交易机制的风险属于金融风险的范畴,从类别上主要可分为三类:一是体制风险。这种风险属于系统性风险,指一国金融体系由于存在缺陷而隐含的风险。由于信用交易机制具有创造虚拟供求的功能,并通过银行信贷融资,扩大银行的信用规模,可能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信用交易引起虚拟资本的增长,比一般信贷引起信用扩张的乘数效应更为复杂,从而对中央银行在宏观控制社会信用总量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虚拟供求有可能助推证券价格上扬,形成证券价格脱离实际经济状况的泡沫现象。二是信用风险。这是指交易一方违约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风险。从根源上说,引发信用风险是由于交易双方拥有信息的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信用风险是金融机构在信用交易中必须解决的风险。三是市场风险。这是由于市场价格变动引起的风险。对信用交易如果失控,实力雄厚的投资者更容易操纵市场,甚至与证券商联手操纵,可能会引发市场巨幅震荡,损害投资者利益。这恐怕也是我国目前仍排斥信用交易机制的主要原因之一。信用交易机制中还存在其他类型的风险,如法律风险、结算风险、流动性风险等。从层次上判断,体制风险。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是基本的风险,其他风险属于派生风险。

(二)国外证券市场对信用交易机制的监管实践

由于信用交易是一种蕴藏着较大风险的交易机制,一些国家对这一机制也是毁誉参半。尽管如此,这些国家证券市场都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交易机制,并在市场运作中通过建立相应的监管机制强化监管,扬长避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通常采用以下做法:(1)法律监管。把信用交易纳入证券市场法律框架之内是各国证券市场通常的做法。美国最为典型。在1929年股市大危机之前,美国对信用交易并没有作出相应的法律规定,但在股市大崩溃之中,许多采用信用交易的投资者和经纪商蒙受了重大损失。为防止历史重演,1934年颁布了《证券交易法》,对信用交易作了相应规定,在第七条中规定美联储有权调整初始保证金比率,并授权美联储制定了下、U、G、X等条例,对信用交易在法律法规上作了规范。(2)调整保证金比率。信用交易量的大小取决于一国政府主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保证金比率的高低,通过调整保证金比率来调整和控制信用交易量是国外通常的做法。对初始保证金比率的调整,美国自1934年到1974年大萧条时期,共调整了24次韩国从1971年开始,到1988年共调整了13次;日本最为频繁,从1951开始,到1988年共调整了100多次。(3)规定信用限额。日本的一些交易所把最低保证金限额规定为30万日元,但一些大的证券公司将这一限额规定在100万日元以上,以限制风险承受力薄弱的投资者参与。为防止信用交易过度,韩国证交会规定了保证金贷款的最高限额:证券公司提供的信用交易不得超过其资本金的15096,其中卖空不得超过资本金的50%;一家证券公司对单个客户提供的垫头贷款最高限额为5000万韩元;股票贷款最高限额为2000万韩元等。(4)限制卖空行为。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为防止空头投机者故意扰乱市场,操纵股价,子1938年公布了×10A-1、×10A-2、×10A-3等三项法规,限制信用卖空者的交易行为,这就是所谓“波幅检测规则”(tick-testrules)。(5)实行抵押制度。一是认定从事证券抵押业务的金融机构的资质。如美国规定进行证券抵押贷款业务的银行只限于美联邦储备制会员银行,或者符合证券交易法、各州银行法和联邦储备法规定的非联邦储备制会员银行。开展证券抵押业务的经纪商必须是全国性证券交易所会员,或为全国性证交所会员从事中介业务的证券自营商和经纪商。二是规定除支付保证金外,还必须提供相应的抵押品。如进行买空时购入者的证券即为经纪商的垫付价款的抵押品。此外,如提高信用交易保证金中现金部分的比率、限制抵押证券的种类,降低抵押证券换算比率等,都是常用的做法。

(三)国外证券市场对信用交易机制的监管经验

纵观国外一些证券市场对信用交易机制的监管实践,不难看出,这些证券市场在长期的监管实践中积累了比较成熟的监管经验。

1.法律法规是监管的前提。美国于1934年颁布的《证券交易法》将信用交易首次纳入了法律法规监管范畴,之后信用交易机制一直在法律法规监管的框架内运作。目前,国外一些发达证券市场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法律法规体系;而完整成熟的信用交易法律法规体系,反过来又推动了信用交易机制的规范化和法制化。一些新兴的证券市场在引入信用交易机制时,借鉴成熟市场的这一做法,使信用交易机制很快进入发展轨道。可见,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为信用交易机制的运作和监管提供了法制平台。

2.保证金比率是监管的直接工具。保证金比率是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资金流动的调控阀。一些国家证券市场都规定了买空卖空保证金的比率。初始保证金比率的高低及松紧调控,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货币供给结构,引导资金的有序流动;各交易所和经纪商也可根据市场状况,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适时调整维持保证金比率,对信用量进行调控。

3.证券金融机构是监管的关键。证券金融机构处于中介地位,是金融管理当局联结投资者的纽带。其资金实力、风险承受力和资信状况等,对于信用交易机制的风险监管甚为关键。对证券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证券金融机构和银行机构融资额度对其资本净值的倍数。一家金融机构对一家经纪商或证券金融机构的融资额度对其净值的比率等都有明确要求。由于融资机构通过信用融资可获得相应的利息和服务收入,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其行为有可能与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向相悖,因而在加强监管的同时,还要求证券金融机构要有高度的自律性和法律意识。

4.供抵押的优质证券是监管的基础。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抵押证券的规模、质地和流通性都有严格要求。根据市场化的程度不同,对可供抵押的证券的要求也不同。日。韩当时市场化程度较低,因而要求较严,即必须是由主管部门指定的并在主板市场上交易的证券,各抵押证券都规定了相应的换算率。美国市场化程度较高,因而要求较松,将抵押证券分为合格、不合格和豁免三类,除不合格证券外其余两类都可作为抵押证券。

四、我国证券市场引入信用交易机制的可行性分析

信用交易机制与证券市场其他交易机制一样,是在证券市场发展基本成熟和具有相当规模的条件下,适应市场需要而自然产生的一种交易制度。从我国证券市场现状看,笔者认为,引入信用交易机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因而具有可行性。

(一)必要性分析

1.引入信用交易机制有利于吸引居民储蓄流入证券市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最近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到今年2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含外资机构)本外币居民储蓄存款余额首次突破10万亿大关,比年初增加5894亿元,同比增长18%。其中,定期储蓄存款比去年初增加3877亿元,活期储蓄存款比年初增加2017亿元。如此庞大的资金滞留在银行系统,将使风险集中到银行。引入信用交易机制,激活证券市场,使资金分流出来,可促使我国居民金融资产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合理结构。实际上。从居民储蓄存款的走势可以发现,居民储蓄与证券市场走势具有相关性。前几年证券市场行情趋旺时,居民储蓄存款呈下降趋势;近年来证券市场行情陷入持续低迷,人们投资股市就显得比较谨慎,居民储蓄存款持续增长,即使央行进行了第八次降息,储蓄存款仍然得到人们的高度认可。可是,引入信用交易机制分流居民储蓄就显得尤为突出。

2.引入信用交易机制有利于拓宽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资金通道。除居民储蓄存款外,我国的社会资金也相当充足。根据有关机构测算,今年内可入市的潜在社会资金估计在2400亿元左右。目前。这些社会资金进入证券市场的通道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银行资金可以通过银行拆借市场、股票抵押贷款等两种方式为券商融资,间接进入证券市场;二是社会资金(包括三类企业资金、保险机构资金、GFII等)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进入证券市场。从目前运作状况看,尽管管理层提出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但因资金通道狭窄,不能满足当前社会资金进入证券市场的需要,降低了社会资金的使用效率。因此,引入信用交易机制,为社会资金进入证券市场扩宽了资金通道,可提高资金使用和配置效率。

3.引入信用交易机制有利于完善我国证券市场微观结构。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在1987年美国大股灾之后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其核心是说明在既定的市场微观结构下,金融资产的定价过程及其结果,从而揭示市场微观结构在金融资产价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证券市场微观结构,狭义的是指市场价格的发现机制,广义的是指市场各种交易制度的总称,包括价格发现机制、买空卖空机制、清算交割机制和信息传播机制等诸方面。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微观结构处于残缺状态,只有现货交易,排斥信用交易,期货交易也被取消,这种单向结构在现实生活中最明显的弊端,就是只有做多而没有做空机制,缺乏避险工具。引入信用交易机制,将做空机制导入市场,改变证券市场微观结构的残缺状况,是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内在要求。

4.引入信用交易机制有利于遏制“透支”交易,规范市场行为。事实上,从融资的角度出发,我国证券信用交易从证券集中交易开始就或明或暗地存在着,简而言之,就是资金方为投资者“透支”,其中以券商利用客户的保证金为投资者“透支”最为普遍。从程序上比较,我国证券交易中存在的“透支”行为与国外大体相似。一般而言,“透支”双方签定一个协议,规定“透支”金额、利率、期限以及平仓规则等。目前券商的“透支”行为是被禁止的,不受法律保护,由此引发了不少由于“透支”给券商带来巨额损失的事件。但由于竞争的驱动以及证券市场发展趋势的内在要求,券商对投资者的“透支”屡难禁止。引入用交易机制,“开正门,堵暗道”,将有效地化解券商“透支”带来的信用风险。

(二)可能性分析

1.信用交易机制特有的功能,为我国证券市场引入信用交易机制提供了理论前提。如前所述,信用交易机制具有沟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是两个市场之间资金流动的调控阀。我国政府控制证券市场冷热的基本手段一是依靠控制企业上市的节奏,二是依靠控制由货币市场向资本市场的流动通道。可以说完全隔离两个市场之间的资金通道或不加限制地允许资金在两个市场之间自由地出入,都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平稳发展。前者会导致证券市场因后备资金不足而萎缩;后者又会因为货币市场资金规模过大导致对证券市场形成冲击。恰当的做法只能是在进一步疏通其他资金流通管道的同时,引入信用交易机制,充分利用这一机制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资金疏通与调控功能。

2.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规模为引入信用交易机制提供了市场运作空间。引入信用交易机制,要有一定的市场规模,有可供选择。流动性好的优质证券作为抵押物等基本条件。我国证券市场目前虽然还处于发展初期,但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资料显示,截止到2003年3月底,我国上市公司已达到1326家(其中,A股上市公司1215家,B股上市公司111家)。A股总市值41860亿元,流通总市值13000亿元;上市封闭式基金54家,总市值643亿元国债现货上市品种35只,总市值3584亿元;可转换债券11只,总市值也达到120亿元。投资者开户近7000万个。应该说,我国目前的市场规模和已有的证券品种,为我国证券市场引入信用交易机制提供了较大的市场运作空间。

3.我国证券市场机构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为引入信用交易机制提供了市场主体条件。截止2002年底,我国证券公司126家,总资产5700亿元,营业网点2900多个。基金管理公司21家,证券投资基金71只,基金规模1320亿元。更为重要的是,经过证券市场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批较有实力,有一定信誉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不仅经营规模较大,而且在多年来的实践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市场运作经验,风险控制能力不断提高,这就为引入信用交易机制提供了市场主体条件。

4.我国证券市场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交易设施如委托报价系统、清算交割系统、信息传输系统等已趋完善,这也为引入信用交易机制提供了市场基础条件。

五、我国证券市场引入信用交易机制的制度架构探讨

从一些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运作实践和经验看,一个较完整的信用交易机制的制度架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合理设置证券金融机构,建立规范的交易规则体系和确立严格的监管框架。

(一)我国证券金融机构的设置

1.证券金融机构设置的两种模式。证券金融机构是将证券商和投资者联系起来,以证券商和投资者为融资融券主体,提供证券金融服务的专门性的证券金融中介机构,是信用交易机制运作的核心。我国证券金融机构的设置,可在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国外证券市场目前有两种运作模式:一种是集中授信模式,即只存在一个制度化的,集中的、统一的证券金融公司,证券主管机关和交易所可通过证券金融机构融资融券行为,对流出和流入证券市场的资金量进行调控。日、韩和我国的台湾属于这种模式。另一种是分散授信模式,即客户的融资融券交易由大量的经纪商办理,没有一个制度化的、统一集中的证券金融公司,证券融资机构主要是各个经纪商。这种模式以美国为典型,

2.我国证券金融机构的设置宜采用分散授权模式。我国证券金融机构应确立为何种模式?目前理论界主要有三种主张:一是主张直接采用集中授信模式,在全国设立一家或几家专业证券金融公司,作为外部信用导入的桥梁,专司直接对证券商授信,然后由证券商向投资者直接授信(万国华,2003);二是主张先期采用集中授信模式,建立过渡性的专业化的证券金融公司,待时机成熟后再过渡到分散授信模式(席迎春,2002);三是(陈晓舜,2000)主张直接采用分散授信模式,认为采用集中授信模式,设立专门的证券融资机构,使得从货币市场到资本市场的融资融券链条过长,降低了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笔者赞成第三种主张,除了金融体系运作效率原因外,还因为:(1)我国证券市场虽仍处于发展初期,但可以利用后发优势,直接采用分散授信模式,没有必要非得先搞个“过渡”不可。所谓“条件成熟”是个模糊概念,我国证券市场“条件”何时“成熟”、达到何种程度为“成熟”都难以把握,所谓“条件”也难有一个明确的界定。(2)实际上,从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看,信用交易机制是促使证券市场走向成熟的手段。而不是等到成熟之后再引入。日本证券市场1949年重新开张,1951年就开始了信用交易:韩国证券市场1956年建立,1971年就开始了信用交易;我国台湾证券市场1953年正式形成,1974年也开始了信用交易。可见信用交易机制是证券市场微观结构运作机理的内在要求。(3)我国证券公司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虽然与国外证券商相比还较弱,但其经济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如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植进一步充实实力,是可以承担证券金融机构职能的。初期可挑选若干家证券公司作为试点,在取得经验后再逐步向其他证券公司放开。这种做法既遵循了我国先试点后推开的渐进式改革思路,也有利于提高我国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

3.选择履行证券金融机构职能的证券公司,要符合相应的条件。一是要有比较雄厚的资金实力。证券金融机构融资融券交易虽然可以从银行贷款和向同业拆借,但自身必须要有一定的自有资金和自有证券,没有雄厚的实力是难以胜任的。考虑到我国目前证券公司实力都还不是很强。可选择相对比较强的证券公司予以扶植,如发行金融债券、增资扩股。收购兼并等扩充实力。二是必须为全国性的证券公司。引入信用交易机制必须遵循公平原则,不能采用先在某一地区试点而后再逐步向其他地区推开即“由点到面”的办法,要根据市场的履盖面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同时设立一家或几家融资融券营业机构。三是要有规范的内部管理和较强的自律意识。对于内部管理混乱,或在过去的经营中有违规经营等不良记录的证券公司,应排除在入选范围之外,使入选的证券公司保持很好的社会信誉。

(二)制定信用交易规则

目前,我国的证券公司尚无办理证券融资融券业务的经验,在设计信用交易运作规则时,可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

1.证券资质与抵押率。证券质量不同其价格波动性差别较大,将直接影响到对信用交易风险的监管效率,因此,并非所有的证券都适合作为融资融券对象。这方面可借鉴日、韩和台湾的经验,只限于在证券交易所指定的证券,容易成为投机对象的证券应排除在信用交易之外,这样便于管理。我国目前上市的证券品种虽然已有相当规模,但仍然良莠并存:作为可抵押的证券必须进行筛选。由于我国目前国有股和法人股暂不流通,选择时还需考虑股票流通盘的大小,流通盘过小容易引发投机。每种证券的资质不同,市场价格的波动幅度不同,融资抵押证券的折算率也就不同。一般来说,国债的折算率较高,股票则低些。考虑到我国的现状,在初期,证券折算率标准可定得略低些为宜。国债折算率以85g6为宜,股票的折算率以60%为宜。认定证券的资质和确定折算率标准的权利可交由证券交易所行使。

2.保证金比率。关于初始保证金比率。美国在1934-1974年初始保证金比率在4096—100%之间浮动调整,1974年后固定在50%并不再进行调整。韩国1977年规定为40%以上。我国在引入信用交易机制的初期这一比率可设得高一些,以60%为宜。关于维持保证金比率,各国大都在2096-2596之间。我国可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以2596为宜。各金融证券机构在具体运作时,出于审慎原则考虑还可略为提高。建立维持保证金规则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逐日盯市”制,即要求每日计算每一个保证金账户抵押证券价值对客户债务的比率,防止风险和信用膨胀。二是“保证金追加”制,即当实际保证金下降到维持保证金标准之下时,通知客户存入现金或证券,或偿还部分贷款。三是“强制平仓”制,即当“追加”制无法实施时,强制出售当事人保存在证券金融机构的证券。另外,还要制定限制性规则,如证券商不得将维持保证金用于自营业务、未经客户允许将保证金和抵押证券用于其他业务交易等。

3.信用额度。信用额度规则就是要建立一套指标体系,目的在于防止信用额度的过度膨胀以控制风险。证券商对客户的融资总金额对其净值的比例、客户融资的总金额对其净值的比例、证券商每种证券融资的总金额对其净值的比例和每种证券融券的总金额对其净值的比例等等,都必须有明确的规定。为限制风险承受能力薄弱的投资者参与,可规定最低保证金限额,设置一个进入壁垒。同时也要确定对单个客户贷款的最高限额,防止操纵市场。

4.卖空。为防止证券价格下跌时市场的过度反映,引发市场恐慌,各国对卖空交易都制定了严格的规定。我国可借鉴美国证券市场上的“波幅检测规则”即升标(uptick)或零加标(zero-uptick)。前者指卖空申报价必须高于前一个成交价;后者指卖空申报价如等于前一成交价时必须高于此价之前的成交价。另外还必须规定内幕人士不得从事本公司证券的卖空交易;要建立相应的规则防止证券商利用卖空机制联手操纵市场。

5.期限与清算。信用交易的期限各国证券市场的规定有所不同。美国没有限制,其他国家有的长则6个月,短则150天,一般为6个月。期限过长会影响证券金融机构的资金和证券的周转,过短则容易引发投机。我国信用交易期限可考虑以3个月为宜。同时还要制定对;中清算与实物清算的细则和流程。由于证券金融机构职能由证券公司行使,仍然采用二级市场两级清算交割体制,即证券交易所与证券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之间清算交割;证券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与投资者之间清算交割。

6.抵押证券存管。其关键在于:应遵循“分类管理”的原则,将用于融资融券的证券与自营账户中的其他证券分开管理,不得串户运作;要在法律上明确证券作为抵押物时,被抵押人何时具有清偿变现的权利;要建立融资融券合同。

(三)确定信用交易监管框架

根据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引入信用交易机制要首先制定法律法规予以规范,明确参与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我国目前的主要难点是法律障碍。《证券法》尚未将信用交易纳入法律调整的范畴。引入信用交易机制首先必须适时修改《证券法》及相关法规。允许银行业与证券业适度的混业经营。《证券法》经过四年多的实践,实际上其中许多内容已经不适应快速发展的证券市场的需要,修改已是势在必行。

机构监管结构可以从三方面着手:一是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商业银行的主管机关,制定有关银行向证券金融机构提供资金的渠道、方式和管理法规;确定和调整初始保证金比率;对商业银行的融资行为进行监管。二是中国证监会作为国家证券主管机关,制定证券金融机构向投资者融资融券的法规,并由证券交易所对有关交易、结算、存管等方面制定出细则作为补充。证券金融机构确立后,再根据以上两方面的总体法规制定出具体的操作规程。三是证券交易所处于一线监管的地位,应赋予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的职责。交易所要根据法律法规确定的权限,对信用交易、清算交割等过程进行监管;要根据价格的波动状况确定和调整维持保证金比率,保持市场正常运行;在必要时可采取临时性措施的权限,如提高维持保证金比率、降低抵押证券折算率、限制或停止信用交易等。

各履行证券金融机构职责的证券公司在信用交易中履行着证券经营机构与经纪商的双重职能,因而要加强法规自律意识,在内部,融资业务、融券业务、自营业务要严格分开运作,制定出严格的内部运作管理制度,规范自身行为;还要建立相应的风险管理机构,强化内部风险控制。

信用机制范文篇5

为进一步强化我市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地方经济的支持力度，有效维护银行债权，改善金融服务，建立政府、银行和企业之间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现就强化金融信用体系建设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认清形势，切实增强金融信用体系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对加强金融信用体系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提出了规范企业改制行为、制止逃废银行债务行为的具体措施。经过几年来各方的共同努力，我市金融信用体系不断改善，为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市仍存在部分企业逃废银行债务行为，严重影响了我市的对外形象，各家银行对我市实施贷款限制措施，造成我市贷款增长速度和新增存贷比远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能力趋于弱化，经济金融发展不协调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站在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高度，切实增强金融信用体系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努力把我市金融生态体系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强化信用意识，明确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是科学配置资源、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保障，是提升企业素质、打造区域核心竞争力的基础。必须牢固树立信用观念，进一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明确金融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今后一个时期，金融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振兴”的总体目标，按照“解放思想，科学发展，奋力实现新跨越”的总体要求，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银企合作机制，改进金融服务，优化信贷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和金融生态体系，打造“信用”，促进金融与经济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金融信用体系建设的目标任务是：

（一）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严厉打击恶意逃废银行债务行为，有效维护金融债权，形成以政府信用为主导、企业信用为重点、个人信用为基础的社会信用体系，信用环境进一步优化。

（二）完善政府、银行、企业协调沟通机制，银企关系融洽，国家货币政策得到有效贯彻落实，信贷投入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金融服务水平明显提高。

（三）深入推进依法行政，整顿规范市场经济和金融秩序，严厉打击金融犯罪，金融运行平稳，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经营效益明显提高。

（四）建立金融信用体系建设长效机制，完善区域信用评价体系，加大对守信企业和地域的金融支持力度，促使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金融支持经济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三、围绕经济发展，确立金融信用体系建设的原则

（一）坚持政府主导的原则。各级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切实加强宏观指导，转变工作作风，增强服务意识，改善地方投资环境，严厉打击企业失信行为，打造诚信政府、诚信社会，打造地方信用品牌。

（二）坚持部门联动的原则。市人民银行、市银监分局要充分发挥好金融信用体系建设的引导、协调和参谋作用，加强调查研究，积极探索优化金融信用体系的有效措施和途径，积极主动地协助配合政府做好组织协调工作，充分发挥政府与银行之间的桥梁作用、对银行的引导和督促作用、对地方政府的参谋作用。市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认真履行职责，积极组织落实金融信用体系建设的各项工作任务。

（三）坚持社会参与的原则。企业作为信用建设的主体，要牢固树立诚信意识，规范经营行为，按期履约还款，提高信用等级，赢得金融机构更多的支持。各金融机构要发挥好金融信用体系建设的主力军作用，进一步健全内控机制，规范内部管理，有效防范信贷风险，加大有效信贷投入。

（四）坚持银企共赢的原则。进一步完善政府、银行、企业协调沟通机制，加强银企合作，推动银企互信，实现银企携手发展、合作共赢。

四、突出工作重点，推动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取得实效

（一）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深化“信用”创建工作

1．加强信用宣传。广泛开展公民诚信宣传教育活动，通过舆论宣传、讲座培训、文艺演出等方式，宣传守信典型，公开曝光失信者及失信行为，提高社会各界信用意识，使诚实守信成为企业和个人的自觉行为。

2．加强征信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继续做好中小企业信用评审工作，依法采集、保存企业和个人在金融机构的信用记录，并向金融机构提供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查询服务，防范、惩戒企业和个人的失信行为。

3．完善区域信用评价体系。积极开展“最佳信用县（区）”评定、“农村信用工程”创建、“诚实守信企业”评定等信用环境细胞建设，健全信贷奖惩机制，保障守信者的合法权益。

（二）突出联动配合效果，筑牢金融信用底线

1．规范企业资本运作，严厉打击恶意逃废债务行为。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企业改制、重组、兼并等资本运作中金融债权保全工作，积极支持金融机构做好债权管理工作，严禁包庇和纵容资本运作企业的逃废金融债务行为；制定企业资本运作方案时，必须听取金融监管部门和债权金融机构的意见；实施资本运作过程中，应当邀请债权金融机构参加，充分尊重金融机构保全债权的意见；企业资本运作前的清产核资、资产评估、资产处置、产权界定和登记工作等必须在债权金融机构的严格监督之下进行；相关企业（不包括已经按照正常程序完成破产清偿的企业）办理开业、变更、注销登记和产权变更登记、税务登记时，财政、税务、国资、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应要求企业提交金融机构出具的金融债权保全文件和资产评估确认批复；金融债权没有落实的企业不得进行相关变更，有关部门不得为其办理有关改制审批和登记手续。对社会影响恶劣的少数恶意逃废金融债务的企业，依据债权方提出的请求，视情节在新闻媒体公开曝光。

2．提升司法效率，提高金融债权案件的审结率和执结率。坚持公正司法、严明执法，加强对金融债权案件的审理和执行。对诉至市、县（区）法院的金融债权案件，要依法办理并努力提高审理、判决、执行效率。当年立案的案件在法律规定时限内的审结和执结率必须达到90％以上，历年审结案件的执结率必须达到80％以上。对我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诉至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胜诉处于执行阶段的金融债权案件，严禁以任何理由和形式阻挠干扰。减免维护金融债权有关费用，司法部门对金融债权案件的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等要在法规许可范围内提供优惠；财政、税务、房产、国土资源等部门在办理相关业务时，费用收取在法规许可范围内提供优惠。

3．加强组织领导，多措并举有效清收银行债权。要组织各金融机构对2005年以来逃废银行债务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澄清底子。按照属地管理、行业管理的原则，清收盘活拖欠银行债务工作，实行县、区领导负责制，由拖欠银行债务企业所在县、区政府负责协调清收盘活和债权落实；市属企业由市直主管单位负责。实行一户一策、灵活有效处置，针对每一个逃废银行债务企业的具体情况，制定债务清收盘活和处置落实方案，确保清收盘活工作取得实效。

（三）完善银企合作机制，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1．完善政、银、企沟通协调制度。各级政府要加强与金融机构的联系，建立完善银行和企业的定期沟通协调机制，进一步完善由经济主管部门、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的信息协作共享机制，广泛收集经济、金融和产业政策信息，金融运营和监管信息，及时研究解决经济金融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促进政银企互动共赢。

2．建立完善重点项目推介制度。政府有关经济主管部门要建立项目库，及时筛选符合产业政策、市场前景好、投资回报率高的项目，利用项目推介会、银企洽谈会、政府网站等形式，定期向金融机构推介。金融部门要加强对项目的调查论证，积极申报、努力增加有效信贷投入；对银企项目洽谈会上签约的合同项目要按期履约，足额完成信贷投放计划。金融机构、政府部门要及时了解项目建设进展情况，掌握跟踪监督签约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和项目资金运行情况。

3．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改善金融服务。各金融机构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正确贯彻货币政策，坚持有保有压，加大对三农、自主创新、节能减排、生态环保、民生等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重点区域的支持力度。要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切实转变银行业发展方式和盈利模式。要逐步建立与县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营销方式，通过广泛的营销活动，加大对县域经济和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成立域外金融机构联络服务机构，对我市辖区之外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强沟通联系，及时了解域外金融机构对我市企业的信贷支持情况，为域外金融机构来我市调研考察项目提供优质便利的服务。

（四）优化金融投资环境，建立长效机制

1．加强金融监管，建立金融机构风险提示制度，维护金融稳定。严格落实金融监管责任制，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研究制定维护辖区内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的评估体系和预警机制，加大对金融机构违规行为的检查整治力度，确保金融业健康发展。建立金融机构风险提示制度，对因货币政策、经济政策或产业政策调整可能引发影响金融稳定的风险，以及金融机构经营中发现的可能影响金融稳健运行的风险隐患，市人民银行和监管部门要及时向金融机构提示风险，并向党委、政府和经济主管部门报告，切实维护辖区金融稳定。

2．建立预警通报机制。对不能按期履行债务、经债权方调查协商、按照有关规定认定有逃废债务迹象的经济主体，由债权方报送市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建立台账，实行登记预警和内部通报，并对登记预警的逃废债务问题要给予密切关注，落实跟踪监测、限期转化的责任。对限期不能协调化解的，列入失信“黑名单”；对实现转化的，及时消除。

3．加大对守信企业和地区的金融支持力度。对最佳信用县（区）和诚实守信企业，要给予信贷倾斜，加大授信额度，改善县域、企业融资难的状况。要简化贷款手续，在融资、担保、结算等方面提供优质服务，鼓励客户履约守信行为。

五、加强领导，为金融信用体系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加强对金融信用体系建设的组织领导，市政府决定成立市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对全市金融生态体系建设的安排部署，协调解决在加强信用环境建设、落实银行债权工作中的突出问题，督促指导各县区、各部门清收盘活工作的开展。

（二）分解任务，明确责任。把优化金融信用体系和金融债务“清收盘活”工作纳入各县（区）目标考核体系，作为党政主要领导政绩考核、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市委督查室和市政府督查办要将金融信用建设工作任务分解落实到各县区和有关部门，明确分工，严格责任，定期督查，狠抓落实。

信用机制范文篇6

关键词：美国公司经济丑闻公司治理信用机制重构

经济丑闻案中美国公司暴露的信用与信用机制问题

信用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要求，核心在于信赖、信任。一方面是指经济活动主体主观上自身是否具有值得他人对其履行义务能力给以信任的因素，包括诚实、守信的良好品格等人格方面的因素与资本状况、生产能力等财产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是指其履行义务能力、履行义务的水平与表现在客观上能为他人所信任的程度，是来自于社会的评价。

作为法律义务的履行,信用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约定义务的履行,二是法定义务履行。约定义务履行是指一个人（自然人和法人）对自己所承诺的事情,一定要兑现,这是信用的精髓之所在。法定义务履行是指一个人（自然人和法人）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这种法定义务是经济活动主体必须作出某种行为的尺度，是行为的必要性，其特点是无条件性和严格性，它由经济活动主体特定的社会角色产生，如因担任特定职务所依法产生。无论是约定性的义务履行,还是法定性的义务履行,其最终落实主要通过法律的制度安排来保障。从这个角度来看，信用实质上是通过法律义务的设定、履行而建构的一种法律机制，这种法律机制主要是通过义务设定使法律关系主体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制衡机制来防止出现违反信用义务的情形。这种相互制约的制衡机制既包括经济活动主体诸当事人之间的相互制约的制衡机制,也包括监督机构与监督人员对经济活动主体的制约机制。在前一种制衡机制情况下,法律对诸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合理的配置,使其行为发生及行为过程相互制约,一方的行为形成对另一方行为的制约,从而保障各方当事人都按信用要求行事。在后一种制衡机制下，法律通过权利、义务的安排使监督机构与监督人员的行为发生和行为过程保持高度的独立性，从而通过外部约束促使各方当事人严格履行法定义务。

作为一种法律机制，信用是通过信息的传递、披露、监督等环节良性运作来发挥作用。因此，也可以说信用是一种信息服务与监督机制。作为信息服务机制，要求相关利益主体及专业的信息咨询、信息提供机构与人员必须及时、准确、客观、真实、全面地传递和披露信息。只有及时、准确、客观、真实、全面地传递和披露信息，才能展示、反映信用的原貌，才能切实有效地改善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不完备、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因此，信用评估机构、信用信息的提供者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必须保证所提供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客观性、真实性和全面性。

在现代公司治理中，其各个环节、各个主体均贯穿着上述信用机制，以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为例,首先会在公司内部形成保障信息披露真实的制约机制,其中有股东、股东会对董事、董事会制约，有董事会对经理层行为的制约,有董事会内部各董事之间以及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之间的制约,还有监事会对董事会及经理层的制约等。与此同时,在公司外部还存在着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的制约,对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还存在监督机构对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通过相互制约,从而保障最后摆在公众面前的公司所披露的信息达到及时、准确、客观、真实、全面。在这种信用制约机制得以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即如能充分、有效发挥各相关当事人的制约作用情况下,是可以防止信息披露的不真实的,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的信用机制也因此可以得以维护。在后一种制约机制的情况下,通常是通过信息披露的监管机构的日常监督、检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来防止或减少市场主体不守信用情况的发生。可见，信用的制约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相关各方必须切实、忠实履行自己的义务,一旦一方义务履行有瑕疵、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整个信用制约机制的瘫痪。

美国一系列公司丑闻案已经证实了上述的分析，在安然事件中，审计委员会委员中有些人或在安然赞助的机构工作，或直接担任安然公司一个部门的咨询人员，这种业务联系使得审计委员难以保持其独立性。如果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能够真正履行审计职责、把好审计关,虚假的公司经营信息难以生成，相应的虚假信息的披露机制也就没有生成的基础，安然公司存在虚假记载的报告恐怕就难以出现在公众面前。

信用机制重建的理念基础与制度安排

强化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信义义务，构建公司治理中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信用责任机制。丑闻案表明，公司治理中的信用机制构建的核心在于强化上市公司董事及高层管理人员信义义务，建构公司治理中公司董事及高层管理人员的信用责任机制。

在美国总统布什签署生效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中，强化了对管理层的信义义务及相应的信用责任机制的规定。首先，法案要求公司的经营者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要对股东和公司尽诚信义务。法案第302节明确规定了CEO和CFO对财务报表的书证责任，要求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对公司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下简称SEC）提交的定期报表的真实准确性提供书面保证。该法案第906节规定，自2002年7月30日开始，所有依照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3（a）或15（d）节的规定定期向证监会提交财务报告的上市公司（包括美国本国公司和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都要由其CEO和CFO个人书面保证：（1）公司所提交的定期报告“完全符合”证券交易法第13（a）或15（d）节的要求，而且（2）该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在所有实质方面公平地反映了该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运营结果”。根据这一要求，2002年7月30日后所有根据证券交易法提交年报和季报的美国上市公司，以及所有提交年报的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都必须在提交报告的同时提交CEO和CFO签署的书面保证。其次，法案第906节更是规定了相当严厉的刑事法律责任，CEO和CFO们如果在“知晓”公司的定期报告不能完全符合上述要求但仍然提供书面保证，将被处以高达100万美元的罚款和上至10年的监禁；而“故意”违反第906节而提供不当书面保证的CEO和CFO们将被处以可高达500万美元的罚款和上至20年的监禁。这种刑事责任制度的安排甚至突破了传统证券欺诈条款的范畴，以往与证券相关的刑事罚则大都规定在证券法框架当中，而这次国会在通过时则直接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第906节置于了美国法典第18编中的刑事法律框架之下。无论是第302节下的“民事”书证要求，还是第906节下的“刑事”书证要求，事实上都是要求上市公司的CEO和CFO个人以书面承诺的形式出面担保上市公司年报和季报等披露性法律文件的真实准确性，并为此承担个人的法律责任。这样CEO和CFO个人信用作为公司治理机制有机组成部分便贯彻于公司的经济活动始终，公司治理也由此形成了一种基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对股东、公司和社会的承诺的信任而产生的一种信用机制，使股东、公司、社会与公司高层人员之间基于公司高层的承诺而产生一种合理期待或者信赖关系。实现和构成这种信赖、信任关系的要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公司高层人员主观上忠诚、勤勉，具有值得股东、公司和社会对其履行义务能力给以信任的因素，包括其诚实、守信的良好品格等人格方面的因素与个人业务素质、管理能力等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是指其履行义务能力、履行义务的水平与表现为公司治理中客观上能为股东、公司和社会所信任的程度，即他们对高层人员的社会认同力、肯定性社会评价力。可见，通过上述强制性的法律制度安排，上市公司的信用责任与CEO和CFO的个人信用责任得以有机地结合。

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义务，强化信息披露的信用机制。信用作为一种服务和监督机制，其基础是信息披露的及时、准确、客观、真实、全面。然而，发生经济丑闻案的大公司，信息披露均严重失真。这就更加剧了公司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公司治理中的信息披露的信用机制也因此遭到严重损害。对此，《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强调要完善公司信息披露机制，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义务，提出了公司治理中新的信息披露规则。该法案要求：证券发行公司在迅速的、现行的基础上披露公司财务状况或财务经营状况的实质性变化；在提交给SEC的定期报告中披露所有的资产负债表外交易；提高证券发行公司对预测的财务状况的披露；证券发行公司制定对高层财务人员的道德守则，如果没有制定道德守则，应当说明为什么，在道德守则出现变化或者废弃时进行及时披露；审计财务报表要反映所有由审计师指认的“实质性的校正调整”；年度报告应包含“内部控制报告”。该法案还强调要加强SEC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查权，SEC将要求公众公司达到所谓的“永久性”信息披露要求，SEC必须在三年期限内对每个上市公司提交的信息披露进行审查，并做出审查结论；对于高层财务人员的道德法典的制定，该法案第406条要求SEC制定相关规则，规定每个上市公司必须在其递交给SEC的定期报告的同时披露该公司是否已经制定了适用于高层财务人员的“道德法典”，“道德法典”必须包括以下内容：（1）诚实、道德的行为，包括私人利益与职责发生明显冲突时的道德准则；（2）在公众公司提交的报告中应包括充分的、公正的、准确的、及时的和易懂的信息披露；（3）与政府的有关法规相符合；对于违反财务报表的披露要求的行为，对个人的处罚额由5000美元提高到10万美元，并可同时判处的监禁期限由1年延长到10年，对团体的处罚额由10万美元提高到50万美元；该法案还提出要进一步提高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和及时性。适应这一要求，美国SEC在2002年8月做出规定，缩短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披露期限，其中年度报告第一年仍为90天，第二年改为75天，第三年起改为60天；季度报告第一年仍为45天，第二年改为40天，第三年起改为35天。2003年12月15日为截止日的年度报告披露期限将改为75天，季度报告披露期限将改为45天。

美国的SEC还就强化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等向纽约证券交易所提出了加强公司责任和建立上市新标准的建议，为纽约证交所采纳。新标准通过规范信息产生和的全过程来保证公告信息的及时、客观、真实、准确、全面。新标准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建立一套经营与伦理守则，并将该守则向公众进行公告。对公司董事或管理层中出现的任何违反守则的行为应当即时披露。公司还应当建立审计委员会、报酬委员会和聘任委员会的规程指南。这些指南也在应当公告的文件之列。标准还要求，非执行董事必须遵守公司的行政纪律。CEO必须在每年的年报中确认他们没有发现违反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情况，这项确认不仅是一种道德约束，更是一种责任指向。

强化董事会、中介机构和中介人员的独立性，建构公司治理参与者的信用机制。根据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的说法，在美国市场上，行使监管任务的监督者有五种人：董事会、证券市场参与者（其中包括中介机构如会计事务所、分析师）、媒体、行政监管和司法诉讼。在这五种监督者中，“越靠前面的起的作用越直接、成本越低、越有纠错效果；越靠后的渠道，最后补救的性质越强。”所以在美国的公司治理中，一直强调董事会、中介机构和中介人员的独立性，以便把损失控制、消灭在萌发之时。因而，在经济丑闻案后，其着力通过强化董事会、中介机构和中介人员的独立性，来建构公司治理参与者的信用机制。

首先，强化董事会的独立性、建构公司治理中董事、董事会的信用机制。董事对公司和股东负有信用义务，在法律上,公司和股东将公司事务托付于董事,便与董事之间建立起了信托关系，这种信托关系赖以建立的基础是董事、董事会具有受托人品格中所包含或要求的关于信任、信赖和谨慎、善意、坦诚的品格。所谓董事与公司及股东之间的信托关系,首先是一种以信用为内核的信任关系,作为受托人的董事必须要能够获取公司及股东的信任。这就要求董事必须有其值得信任之处,即有信用。信用的制约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相关各方必须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一旦一方失职,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整个制约机制的瘫痪。一系列经济丑闻案之后，2002年6月，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司责任和上市标准委员会”在其受托撰写的《关于改进上市公司公司治理制度的若干建议》的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美国的制度依赖于上市公司的董事们的能力和诚信，依赖于他们能够坚持无懈可击的道德标准勤勉地负起监督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报告中所有的建议都是为了给予那些诚实、勤勉的董事以更好的工具来加强他们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监督能力，也为了鼓励尽可能多的诚实正直的人作为董事、管理层和雇员为上市公司服务”。而这又离不开董事的独立性。可见，建立董事的信用机制对美国上市公司治理的重要意义。然而，美国一系列大公司丑闻案表明，美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大多都与管理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管理层通常通过老关系、赞助、签订咨询合同、支付咨询费等手段把公司的董事变成“自己人”，甚至独立董事也不例外，导致很多公司董事会的监管作用形同虚设，董事会的信用机制也因此失灵。适应美国政府公司治理机制改革的要求，纳斯达克、纽约证券交易所颁布了一系列新规则通过制度安排强化董事会独立性。

根据纳斯达克公司治理新规则，如果一个董事的家庭成员是发行人或者其关联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过去的三年内是，则这个董事不被认为是独立的。对于前任雇员、审计员和公司间互兼董事，提案规定了三年的“冷却期”。在独立董事资格方面，过去纳斯达克的规定是公司的独立董事获得的年薪不得超过6万美元，而新制定的条例在吸取了安然事件的教训后，将这一规定修订为独立董事不得收取任何薪酬，包括政治捐赠以及其他相关收入。此外，如果公司的独立董事中包括慈善机构的负责人，公司便不得向该慈善机构捐赠超过20万美元或占公司或该慈善机构年收入5%的款项，否则该慈善机构的负责人将被取消独立董事资格。

纽约证券交易所新规则规定，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必须占多数。上市公司必须设立一个聘任委员会、一个薪酬委员会或由公司自行任命的具有相同职能的委员会和一个审计委员会。每个委员会都必须由独立董事组成。在具有特定控制权的公司可以不要求建立这些委员会，但至少应当建立由至少三名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新规则还要求，独立董事与所在上市公司不能有任何实质性的关联。董事会应当建立判断董事独立性的权威性标准。在董事符合该标准时，进行一般性公告，在董事不符合该标准时，要特别公告说明。而现行的标准仅仅规定要根据“现行的定义排除与管理层或公司之间任何可能干扰董事独立行使职责的关系”。为了保证公司董事的独立性，新规则将现行的“三年冷却期“改为“五年”，即公司员工在离开公司后五年内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同时，为保障公司财务报表的真实性，纽约股票交易所提出审计委员会成员不得获取除董事会津贴以外的任何报酬。所有这些不仅从业务上、地位上强化了董事会的独立性，而且从形式上、实质上强化董事会的独立性。这就使董事、董事会对股东、公司的忠诚义务、勤勉义务、善管义务及相应的信用机制规范化、制度化。

其次，强化中介机构和中介人员的独立性，建构公司治理外部监督者的信用机制。

从安然事件的发生来看，美国的独立审计师制度允许会计师事务所在提供审计服务之外，还可以提供多种咨询服务。由于害怕得罪大客户，顾及巨额的咨询收入，事务所在财务审计方面自然是网开一面。有证据显示，安达信在安然丑闻案曝光前就已觉察到安然公司存在的会计假账问题，但未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或采取其他措施。国会调查组获得的一份安达信电子邮件表明，安达信的资深合伙人早在2001年2月就已经在讨论是否解除与安然公司的业务关系，理由是安然公司的会计政策过于激进。安达信在意识到安然会计骗局的严重性时，也没有主动向证券监管部门报告。作为投资银行的中介机构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由于银行业务不断拓展，银行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复杂，仅在安然事件中，他们就承担着贷款方、证券承销商、合并顾问等多重角色。在出现利益重叠冲突的时候，双方就相互勾结以共同牟利，投资银行蓄意隐瞒财务真相，帮助公司设计虚假的金融交易，欺骗投资人、股东和评估公司。因此，投资银行对安然等公司的欺骗活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见，安然事件中，中介机构丧失诚信、丧失职业的独立性的深层原因在于“贪婪与狂妄”已经使会计师传统上确保股东健全财务报告的使命产生偏离，收费机制和利益驱动不可能使他们具有超然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公司治理中中介机构与人员的信用机制也因此丧失殆尽。安然丑闻案及安达信独立性丧失启示人们：如果没有维护和保证会计师独立性的有效机制和法律制度安排，如果不对影响会计师主动丧失职业操守的利益驱动因素进行有效地控制和约束，公司治理中的信用机制将难以建构起来。基于此，《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通过制度安排，强化了中介机构和中介人员的独立性，以此来建构公司治理外部监督者的信用机制。

在强化审计独立性方面，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注册会计师提供非审计服务进行限制，明确禁止审计师为同一审计客户提供如下业务：（1）与审计客户会计记录或者财务报表编制有关的簿记或者其他服务；（2）财务信息系统设计与执行服务；（3）评估或者估价服务，出具公允性意见或者实物捐赠报告服务；（4）保险精算服务；（5）公司内部审计外包服务；（6）提供管理职能或者人力资源服务；（7）经纪人或者承销商、投资顾问或者投资银行服务；（8）法律服务和与审计无关的专家服务；（9）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依法规定不允许的其他服务。

针对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管理的弊端，保证整个公司治理中信用机制不因会计师事务所一个环节的失范而形同虚设。《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要求成立上市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负责监管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受美国证监会直接监管，但为民间性质，其运行经费由上市公司分担，工作人员也按市场价格付酬。委员会被赋予审计准则制定权，会计师事务所注册权、日常监督权、调查和处罚权（包括永久禁止注册会计师和事务所执业）等。

为使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落实到实处，丑闻案后，美国强制实行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制，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更换的监管。因为，会计师事务所长期服务于同一客户，显现出诸多弊病，如由于员工或合伙人的提升和薪水取决于该客户，事务所及其员工有可能和客户发生复杂的利害关系；为留住该客户，会做出各种妥协，甚至帮助造假；由于思维定势，可能难以发现客户的问题等。一系列丑闻案已证明了这一点。鉴于此，《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规定，会计师事务所的主审合伙人，或者复核审计项目的合伙人，为同一审计客户连续提供审计服务不得超过5年，否则将被视为非法。这一规定的理念基础在于：会计师事务所负责某一审计客户审计的合伙人在对该客户的审计工作达到一定时间以后，必须轮换，以免审计合伙人与审计客户合作时间过长而影响其独立性。

在内部审计的信用机制完善方面，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强调要充分发挥审计委员会的作用。法案第301条要求所有的上市公司都必须设立审计委员会。由于美国公司治理结构中无监事会，为弥补这一制度的弱点，增强对管理层和董事会的制约，自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引入审计委员会制度。但安然等案件表明，审计委员会完全有可能形同虚设。据此，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职能等做了更具体而明确的规定，主要包括：（1）会计师事务所向审计客户提供审计和非审计服务，以及报酬如何，都必须事先经过客户审计委员会的批准。（2）事务所应当及时向客户审计委员会报告重大的会计事项，包括：拟采用的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惯例；所采用的公认会计原则允许的所有备选会计处理方法，在使用该备选方法上的分歧，以及事务所认为应当优先采用的方法；事务所与客户管理层之间其他重要的交流文件，例如管理人员信件或者未调整差异的明细表等。为保证履行职责，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审计委员会必须具备较高的独立性。为此，该法规定，审计委员会委员应当由独立董事组成，并且除作为董事会成员和审计委员会成员外，不得从公司中接受任何咨询、顾问费或者其他酬金，也不得为公司或者其子公司的关联人士。

在审计师跳槽去被审公司工作时，为保证审计工作的独立性，《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规定，在会计师事务所开始对上市公司实施审计前1年，如果该公司的现任CEO、财务总监、CFO、首席会计官或者担任同等职务的任何人，曾经受雇于该事务所并参与该公司有关的审计工作，则该事务所不得担任该公司的审计工作，否则将被视为非法。总而言之，审计师跳槽去被审公司工作必须有一年冷冻期。

在确保证券分析师的客观性和独立性方面，针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废除，商业银行和证券业之间构筑的“防火墙”被拆除，美国大金融机构已发展成金融超市，金融产品繁多。但美国近期爆发的一系列案件都表明，这些金融机构号称在内部有防火墙，事实上存在严重的独立性问题。鉴于此，《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规定由美国证监会授权和指导证券执业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制定相关的规定，避免证券分析师在其研究报告或公开场合向投资者推荐股票时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提高研究报告的客观性，向投资者提供更为客观和可靠的信用信息。其具体制度设计为：（1）禁止公开经纪人和交易商的投资银行业务人员提供的研究报告，以及非直接从事投资研究的人员提供的研究报告；（2）由经纪人和交易商的非投资银行业务官员负责对证券分析师的监管和评价；（3）经纪人和交易商，及其投资银行业务人员，不得因证券分析师对发行人证券提出了不利的或相反的研究结论而对其进行报复和威胁；（4）在规定一定期限内，承销商或坐市商的经纪人和交易商不得公开关于该股票或发行人的研究报告；（5）在经纪人和交易商内将证券分析师划分为复核、监察等部门，以避免参与投资银行业务的人员存有潜在的偏见；（6）要求证券分析师、经纪人和交易商在研究报告公布的同时，披露已知的和应当知晓的利益冲突事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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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年洋华尔街为何失去信用？中华财会网2002-07-12.

信用机制范文篇7

论文摘要：文章考察了有关借款人信用信息的两种产生机制。一种是对信用信息的直接生产机制，该机制可以减少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一种是通过设置抵押条款，发挥抵押对信用信息的间接信号传递功能。抵押机制并不能直接减少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但可以在贷款合约中起着信号、甄别以及激励等作用，消除或减少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风险和道德风险。

论文关键词：信贷市场信用信息抵押产生机制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先生认为，虽然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几年，但信用体系却远远没有建立起来…。信用关系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社会经济关系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三角债迅速上升，在很多地区交易成本急速上升，甚至高到了交易无法进行的地步；银行“收息率”迅速下降，企业赖债、拖欠贷款利息、逃废银行债务的现象严重。解决信贷市场上信息不对称，产生信用信息的办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加强对借款人信息的收集和对借款人信用风险和项目风险的分析和甄别，这是信用信息的直接生产机制，但这要求银行具有很强的信息加工能力和贷款监管能力，同时还要辅之以社会信用信息生产机构，比如信用评级机构。另一种方法是利用抵押机制迫使债务人讲真话，通过抵押的设立传递有关债务人信用的信息，这是信用信息的问接信号传递机制。

1信用信息的生产机制

信用信息主要的生产者包括政府相关机构、银行和征信公司，通过信息生产，可以大量减少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状况。个人的信用信息具有公共品的显著特征，主要由政府建立的征信体系提供。我国的个人信用征信体系于2005年正式在上海建立。然而信用信息是历史数据，需要建立起大量的信用信息数据库，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需要经过多年的充实和完善。而政府机构提供的信用信息只是对历史原始数据的初级整理。银行也是重要的信用信息生产部门，依靠内部的资信评估部门，对贷款申请人进行审查和贷款管理。目前我国的银行信贷部门在授信前对企业信息的搜集能力不足，缺乏独立客观的评价标准和专业的财务分析人员，难以准确地对贷款企业进行资信考察；发放贷款后又对企业的履约行为和偿债能力缺乏持续跟踪管理。由于没有实现信息生产的规模效应，所以信息成本较高，并且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征信公司／信用评级机构是对企业信用信息进行采集、分析和存储的专业机构，具有专业优势和规模优势。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和对未来经济形势的预测，可以提供更加专业和针对性更强的信用服务。然而，征信公司／信用评级机构在中国刚刚兴起，评级数据的覆盖面还不够广，需要加强与银行的合作，尽快建立信息共享平台，银行提供基础数据，评级机构借助强大的信息资源和专业技能，对企业基本素质做出全面考察分析和持续跟踪，及时调整对企业偿债能力及资信质量的评估。利用评级机构的评级信息对贷款进行管理，获取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的信息，不但可以降低银行的贷款风险，更可为银行节约成本，提高运行效率。总之，综合利用上述三种信息生产机制，可以使贷款人以高效率低成本的方式做出是否贷款以及是否需要抵押的正确决策。

我国1997年建立了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由人民银行集中管理，但很长一段时间银行之间消息闭塞、各自为政，信息登记咨询系统没有发挥到应有的作用。2002年，在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的基础上，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初步建成投入运行，该系统采用地市、省市和全国三级数据库体系，主要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采集企业的基本信息、在金融机构的借款、担保等信贷信息，以及企业主要的财务指标，全国各商业银行与该数据库联网查询。截止2005年l1月底，系统收录借款企业452万户，人民币贷款余额l7．36万亿元，约占全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90％。2005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建成名为“中央金融信息数据库”的全国联网的企业和个人基础信用信息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的征信服务中心也已经在上海设立。从2006年开始，央行上海总部将加大与有关部门的合作力度，争取早日建成包括金融信息以及公积金、社会保障、法院、公用事业等全方位信用信息的中央银行个人信息数据库。

2信用信息的信号传递机制

通过信用信息的生产，债权人可以更多地了解关于债务人信用的历史信息，然而，关于借款项目的信息却往往了解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抵押可以充当识别借款人与借款项目信用信息的重要信号。

斯蒂格利兹和魏斯(sti#tzandWeiss)在他们开创性的研究中论述了信贷配给市场均衡的存在及合理性。论文还讨论了抵押能否消除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贷配给，他们认为提高抵押要求对信贷市场具有两个方向的作用：一方面，使得留在信贷市场的借款者倾向于选择风险较低的项目，具有激励作用。另一方面，提高抵押要求会将一部分低风险低财富的借款者赶出信贷市场，产生逆向选择效应。如果提高抵押要求所带来的负面的逆向选择效应超过正面的激励效应，那么贷款者会发现，当抵押要求超过某个临界点之后，风险上升了，回报却减少了。韦迪进一步考察了抵押担保的作用，她认为在借款者风险中性假设和项目全贷款融资假设下，提高抵押要求同样会产生逆向选择问题。即在抵押率比较低的时候，抵押发出贷款项目风险较低的信号，一旦抵押额超过某个临界点后，抵押传递的反而是贷款风险较大的信号。由于临界点不可确知，抵押的信号功能难以发挥。然而，上述研究存在明显缺陷：所有这些模型隐含的假设是信贷合约只包含利率条款，即使有抵押条款，也是假定利率与抵押在信贷合约中单独使用——要么只能改变利率、要么只能改变抵押。显然这并不符合实际——银行完全有能力自行安排利率和抵押。正如罗斯柴尔德和斯蒂格利兹(Roth~hildandStiglitz)论述保险市场问题一文中所述，通过使用激励相容的合约可以解决逆向选择问题。设计的合约中包含能提供不同人质量信息的信号，信号的使用可以将不同类型的人筛选出来达到分离均衡。

当信贷市场中存在事前信息不对称时，将抵押和利率结合起来使用，抵押能够充分发挥信用信息的信号传递功能，具有消除或减少逆向选择的作用。塔克尔和贝森科(A．V．ThakorandD．Bes．anko)研究了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不同市场结构中抵押担保在信贷配给中的作用。文中假定抵押有成本的条件下，首先分析了垄断条件下的信贷市场均衡，假定银行在贷款市场中充当制定价格的垄断者，为了榨取借款者剩余，除非抵押物的价值大到足以使银行放贷没有风险，否则抵押不会被使用。接着，他们又分析了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信贷市场均衡，并假定每家银行都面临完全弹性的储蓄供给，且每家银行也像争取储蓄一样为了发放贷款而相互竞争。银行竞相放贷的结果是每个借款者都得到了期望效用最大化的合约，这份合约同时以银行收益持平为约束条件。他们发现，抵押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信贷市场中发挥重要作用。银行通过设计出相关利率和抵押要求反向变化的信贷合约，就能够借此筛选出借款者的风险类型。低风险借款者倾向于选择低利率一高抵押要求的合约，而高风险借款者则选择高利率一低抵押要求的合约。在他们另一篇论文中，考虑了贷款数量、抵押、利率和信贷配给的关系，同样得出了抵押与贷款风险的负相关关系。贝斯特(Bester)认为以抵押和利率反向关系建立的自我选择机制可以消除信贷配给，在此抵押起到了重要的信号作用。他还指出了自我选择机制的两个严格假设：一是要求项目风险和不同借款人的偏好(借款人的风险)单调增，另一个是低风险企业家有能力提供足够的抵押以别于高风险企业家。詹和卡纳塔斯研究了在借贷双方对贷款项目存在不对称估价情况下抵押担保的信号传递功能，他们认为当借贷双方有相同信息但却对项目具有不同估价时，抵押可以提高贷款者对借款者预期收益的评估能力，即在理性预期信号传递环境中，抵押可以充当一种间接的信号源——较高品质的借款者愿意提供更多抵押。如果贷款者的评价过低，借款者就有动力提供抵押，以换取较低的贷款利率。当借贷双方由于信念的差异对贷款项目产生不同评价时，抵押能够对合约的达成发挥重要作用。

3信用信息生产机制和信号机制的结合

共同使用信用信息的直接生产机制和间接信号传递机制，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银行通常借助信息生产手段，对借款人的风险状况进行严格审查，对预期违约可能性比较大的借款人要求抵押，如果借款人按要求提供了抵押，相当于借款人向银行传递了愿意遵守履约约定的信号，即他将提高努力程度、减少故意违约等机会主义行为。借款人道德风险下降，从而，银行将满足贷款要求；如果借款人没有提供抵押，则传递了道德风险大的信号，银行拒绝贷款要求。

3．1借款人的履约能力与抵押信号

贷款合约生效后，借款人得到了贷款并进行投资。在项目实施中，借款人的努力程度与项目的收益是成正比的：而项目的收益又直接影响到借款人的履约能力。在一定条件下，当借款人选择偷懒作为他的最优策略时，就产生了道德风险。针对这种道德风险，银行通过设置抵押来激励借款人采取适当的“行动”提高履约能力(项目的期望收益和成功概率)，从而降低项目风险，提高银行的效用。

通常，研究者把这样的行动称为努力。虽然，提高项目成功的概率也同样提高了借款人的效用，但是努力本身却需要借款人付出成本，反过来又减少了借款人的效用。只有净边际效用大于零时，借款人才会提高努力程度；反之，借款人会降低努力程度。抵押激励的最佳值应该使借款人努力的边际效用等于边际成本。

沃特森(Watson)认为由于不同的借款人努力的成本不同，信贷市场可能存在分离均衡。通过抵押，可以得到帕雷托最优的努力水平。对于借款人来说，抵押限制比利率限制更容易导致无效率的努力水平。换言之，抵押要求比利率要求对借款人努力的激励作用更大。詹和塔克尔(Chan和Tha．kor)考察了道德风险、私人信息和抵押的关系。他们认为所有的借款人会最大限度的使用抵押。向银行传递自己将付出最大努力提高项目成功概率和履约能力的信号。布特、塔克尔和尤德尔(Boot，TnakorandUdeU)研究了担保贷款与违约风险的关系，得出了高风险借款人提供更多抵押的充分条件，即同样的努力对高风险的借款人比对低风险借款人效用更大。即高风险的借款人更需要通过抵押传递履约能力信号。

3．2债务人的履约意愿与抵押信号

经过一个周期的项目实施，当借款人得知项目收益后，即使有履约能力，也会面临是否如约还贷的选择。由于努力程度和还贷意愿同样是私人信息不可观察，银行就需要在贷款合约中设定相应的激励条款，而抵押条款往往会被优先考虑。

抵押可以解决不对称信息导致的期末收益状态证实成本过高问题。当存在关于借款人期末实现收益值的事后不对称信息时，借款人即使有能力归还贷款，并不表明就一定会归还。如果没有抵押，他完全有动机隐藏信息少报自己的实际收入来达到不还或少还贷款的目的。抵押具有鼓励借款人如实向银行报告项目收益，提高借款人还款意愿的作用。

因此，较多的抵押可以向银行传递借款人具有较高还款意愿的信号。由于一般情况下借款人在好状态时违约的激励和事前的失败概率成正比，抵押的约束效果对高风险项目更有效。因此高风险项目的融资中用到抵押条款的比例更大。

针对事后不对称信息，抵押可以传递借款人具有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的信号。通过对高风险借款人要求较多的抵押、对低风险借款人要求较少的抵押，银行可以降低总的信贷风险。不过，如果要准确判断哪个借款人是高风险的、哪个是低风险的就需要银行对信用信息预先进行生产和加工。因此，如果银行主要面对的信贷风险来自道德风险，那么，银行必须同时使用信用信息的生产手段和抵押的信号机制。

信用机制范文篇8

关键词：美国公司经济丑闻公司治理信用机制重构

经济丑闻案中美国公司暴露的信用与信用机制问题

信用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要求，核心在于信赖、信任。一方面是指经济活动主体主观上自身是否具有值得他人对其履行义务能力给以信任的因素，包括诚实、守信的良好品格等人格方面的因素与资本状况、生产能力等财产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是指其履行义务能力、履行义务的水平与表现在客观上能为他人所信任的程度，是来自于社会的评价。

作为法律义务的履行,信用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约定义务的履行,二是法定义务履行。约定义务履行是指一个人（自然人和法人）对自己所承诺的事情,一定要兑现,这是信用的精髓之所在。法定义务履行是指一个人（自然人和法人）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这种法定义务是经济活动主体必须作出某种行为的尺度，是行为的必要性，其特点是无条件性和严格性，它由经济活动主体特定的社会角色产生，如因担任特定职务所依法产生。无论是约定性的义务履行,还是法定性的义务履行,其最终落实主要通过法律的制度安排来保障。从这个角度来看，信用实质上是通过法律义务的设定、履行而建构的一种法律机制，这种法律机制主要是通过义务设定使法律关系主体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制衡机制来防止出现违反信用义务的情形。这种相互制约的制衡机制既包括经济活动主体诸当事人之间的相互制约的制衡机制,也包括监督机构与监督人员对经济活动主体的制约机制。在前一种制衡机制情况下,法律对诸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合理的配置,使其行为发生及行为过程相互制约,一方的行为形成对另一方行为的制约,从而保障各方当事人都按信用要求行事。在后一种制衡机制下，法律通过权利、义务的安排使监督机构与监督人员的行为发生和行为过程保持高度的独立性，从而通过外部约束促使各方当事人严格履行法定义务。

作为一种法律机制，信用是通过信息的传递、披露、监督等环节良性运作来发挥作用。因此，也可以说信用是一种信息服务与监督机制。作为信息服务机制，要求相关利益主体及专业的信息咨询、信息提供机构与人员必须及时、准确、客观、真实、全面地传递和披露信息。只有及时、准确、客观、真实、全面地传递和披露信息，才能展示、反映信用的原貌，才能切实有效地改善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不完备、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因此，信用评估机构、信用信息的提供者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必须保证所提供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客观性、真实性和全面性。

在现代公司治理中，其各个环节、各个主体均贯穿着上述信用机制，以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为例,首先会在公司内部形成保障信息披露真实的制约机制,其中有股东、股东会对董事、董事会制约，有董事会对经理层行为的制约,有董事会内部各董事之间以及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之间的制约,还有监事会对董事会及经理层的制约等。与此同时,在公司外部还存在着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的制约,对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还存在监督机构对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通过相互制约,从而保障最后摆在公众面前的公司所披露的信息达到及时、准确、客观、真实、全面。在这种信用制约机制得以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即如能充分、有效发挥各相关当事人的制约作用情况下,是可以防止信息披露的不真实的,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的信用机制也因此可以得以维护。在后一种制约机制的情况下,通常是通过信息披露的监管机构的日常监督、检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来防止或减少市场主体不守信用情况的发生。可见，信用的制约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相关各方必须切实、忠实履行自己的义务,一旦一方义务履行有瑕疵、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整个信用制约机制的瘫痪。

美国一系列公司丑闻案已经证实了上述的分析，在安然事件中，审计委员会委员中有些人或在安然赞助的机构工作，或直接担任安然公司一个部门的咨询人员，这种业务联系使得审计委员难以保持其独立性。如果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能够真正履行审计职责、把好审计关,虚假的公司经营信息难以生成，相应的虚假信息的披露机制也就没有生成的基础，安然公司存在虚假记载的报告恐怕就难以出现在公众面前。

信用机制重建的理念基础与制度安排

强化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信义义务，构建公司治理中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信用责任机制。丑闻案表明，公司治理中的信用机制构建的核心在于强化上市公司董事及高层管理人员信义义务，建构公司治理中公司董事及高层管理人员的信用责任机制。

在美国总统布什签署生效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中，强化了对管理层的信义义务及相应的信用责任机制的规定。首先，法案要求公司的经营者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要对股东和公司尽诚信义务。法案第302节明确规定了CEO和CFO对财务报表的书证责任，要求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对公司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下简称SEC）提交的定期报表的真实准确性提供书面保证。该法案第906节规定，自2002年7月30日开始，所有依照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3（a）或15（d）节的规定定期向证监会提交财务报告的上市公司（包括美国本国公司和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都要由其CEO和CFO个人书面保证：（1）公司所提交的定期报告“完全符合”证券交易法第13（a）或15（d）节的要求，而且（2）该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在所有实质方面公平地反映了该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运营结果”。根据这一要求，2002年7月30日后所有根据证券交易法提交年报和季报的美国上市公司，以及所有提交年报的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都必须在提交报告的同时提交CEO和CFO签署的书面保证。其次，法案第906节更是规定了相当严厉的刑事法律责任，CEO和CFO们如果在“知晓”公司的定期报告不能完全符合上述要求但仍然提供书面保证，将被处以高达100万美元的罚款和上至10年的监禁；而“故意”违反第906节而提供不当书面保证的CEO和CFO们将被处以可高达500万美元的罚款和上至20年的监禁。这种刑事责任制度的安排甚至突破了传统证券欺诈条款的范畴，以往与证券相关的刑事罚则大都规定在证券法框架当中，而这次国会在通过时则直接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第906节置于了美国法典第18编中的刑事法律框架之下。无论是第302节下的“民事”书证要求，还是第906节下的“刑事”书证要求，事实上都是要求上市公司的CEO和CFO个人以书面承诺的形式出面担保上市公司年报和季报等披露性法律文件的真实准确性，并为此承担个人的法律责任。这样CEO和CFO个人信用作为公司治理机制有机组成部分便贯彻于公司的经济活动始终，公司治理也由此形成了一种基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对股东、公司和社会的承诺的信任而产生的一种信用机制，使股东、公司、社会与公司高层人员之间基于公司高层的承诺而产生一种合理期待或者信赖关系。实现和构成这种信赖、信任关系的要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公司高层人员主观上忠诚、勤勉，具有值得股东、公司和社会对其履行义务能力给以信任的因素，包括其诚实、守信的良好品格等人格方面的因素与个人业务素质、管理能力等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是指其履行义务能力、履行义务的水平与表现为公司治理中客观上能为股东、公司和社会所信任的程度，即他们对高层人员的社会认同力、肯定性社会评价力。可见，通过上述强制性的法律制度安排，上市公司的信用责任与CEO和CFO的个人信用责任得以有机地结合。

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义务，强化信息披露的信用机制。信用作为一种服务和监督机制，其基础是信息披露的及时、准确、客观、真实、全面。然而，发生经济丑闻案的大公司，信息披露均严重失真。这就更加剧了公司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公司治理中的信息披露的信用机制也因此遭到严重损害。对此，《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强调要完善公司信息披露机制，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义务，提出了公司治理中新的信息披露规则。该法案要求：证券发行公司在迅速的、现行的基础上披露公司财务状况或财务经营状况的实质性变化；在提交给SEC的定期报告中披露所有的资产负债表外交易；提高证券发行公司对预测的财务状况的披露；证券发行公司制定对高层财务人员的道德守则，如果没有制定道德守则，应当说明为什么，在道德守则出现变化或者废弃时进行及时披露；审计财务报表要反映所有由审计师指认的“实质性的校正调整”；年度报告应包含“内部控制报告”。该法案还强调要加强SEC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查权，SEC将要求公众公司达到所谓的“永久性”信息披露要求，SEC必须在三年期限内对每个上市公司提交的信息披露进行审查，并做出审查结论；对于高层财务人员的道德法典的制定，该法案第406条要求SEC制定相关规则，规定每个上市公司必须在其递交给SEC的定期报告的同时披露该公司是否已经制定了适用于高层财务人员的“道德法典”，“道德法典”必须包括以下内容：（1）诚实、道德的行为，包括私人利益与职责发生明显冲突时的道德准则；（2）在公众公司提交的报告中应包括充分的、公正的、准确的、及时的和易懂的信息披露；（3）与政府的有关法规相符合；对于违反财务报表的披露要求的行为，对个人的处罚额由5000美元提高到10万美元，并可同时判处的监禁期限由1年延长到10年，对团体的处罚额由10万美元提高到50万美元；该法案还提出要进一步提高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和及时性。适应这一要求，美国SEC在2002年8月做出规定，缩短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披露期限，其中年度报告第一年仍为90天，第二年改为75天，第三年起改为60天；季度报告第一年仍为45天，第二年改为40天，第三年起改为35天。2003年12月15日为截止日的年度报告披露期限将改为75天，季度报告披露期限将改为45天。

美国的SEC还就强化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等向纽约证券交易所提出了加强公司责任和建立上市新标准的建议，为纽约证交所采纳。新标准通过规范信息产生和的全过程来保证公告信息的及时、客观、真实、准确、全面。新标准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建立一套经营与伦理守则，并将该守则向公众进行公告。对公司董事或管理层中出现的任何违反守则的行为应当即时披露。公司还应当建立审计委员会、报酬委员会和聘任委员会的规程指南。这些指南也在应当公告的文件之列。标准还要求，非执行董事必须遵守公司的行政纪律。CEO必须在每年的年报中确认他们没有发现违反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情况，这项确认不仅是一种道德约束，更是一种责任指向。

强化董事会、中介机构和中介人员的独立性，建构公司治理参与者的信用机制。根据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的说法，在美国市场上，行使监管任务的监督者有五种人：董事会、证券市场参与者（其中包括中介机构如会计事务所、分析师）、媒体、行政监管和司法诉讼。在这五种监督者中，“越靠前面的起的作用越直接、成本越低、越有纠错效果；越靠后的渠道，最后补救的性质越强。”所以在美国的公司治理中，一直强调董事会、中介机构和中介人员的独立性，以便把损失控制、消灭在萌发之时。因而，在经济丑闻案后，其着力通过强化董事会、中介机构和中介人员的独立性，来建构公司治理参与者的信用机制。

首先，强化董事会的独立性、建构公司治理中董事、董事会的信用机制。董事对公司和股东负有信用义务，在法律上,公司和股东将公司事务托付于董事,便与董事之间建立起了信托关系，这种信托关系赖以建立的基础是董事、董事会具有受托人品格中所包含或要求的关于信任、信赖和谨慎、善意、坦诚的品格。所谓董事与公司及股东之间的信托关系,首先是一种以信用为内核的信任关系,作为受托人的董事必须要能够获取公司及股东的信任。这就要求董事必须有其值得信任之处,即有信用。信用的制约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相关各方必须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一旦一方失职,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整个制约机制的瘫痪。一系列经济丑闻案之后，2002年6月，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司责任和上市标准委员会”在其受托撰写的《关于改进上市公司公司治理制度的若干建议》的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美国的制度依赖于上市公司的董事们的能力和诚信，依赖于他们能够坚持无懈可击的道德标准勤勉地负起监督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报告中所有的建议都是为了给予那些诚实、勤勉的董事以更好的工具来加强他们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监督能力，也为了鼓励尽可能多的诚实正直的人作为董事、管理层和雇员为上市公司服务”。而这又离不开董事的独立性。可见，建立董事的信用机制对美国上市公司治理的重要意义。然而，美国一系列大公司丑闻案表明，美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大多都与管理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管理层通常通过老关系、赞助、签订咨询合同、支付咨询费等手段把公司的董事变成“自己人”，甚至独立董事也不例外，导致很多公司董事会的监管作用形同虚设，董事会的信用机制也因此失灵。适应美国政府公司治理机制改革的要求，纳斯达克、纽约证券交易所颁布了一系列新规则通过制度安排强化董事会独立性。

根据纳斯达克公司治理新规则，如果一个董事的家庭成员是发行人或者其关联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过去的三年内是，则这个董事不被认为是独立的。对于前任雇员、审计员和公司间互兼董事，提案规定了三年的“冷却期”。在独立董事资格方面，过去纳斯达克的规定是公司的独立董事获得的年薪不得超过6万美元，而新制定的条例在吸取了安然事件的教训后，将这一规定修订为独立董事不得收取任何薪酬，包括政治捐赠以及其他相关收入。此外，如果公司的独立董事中包括慈善机构的负责人，公司便不得向该慈善机构捐赠超过20万美元或占公司或该慈善机构年收入5%的款项，否则该慈善机构的负责人将被取消独立董事资格。

纽约证券交易所新规则规定，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必须占多数。上市公司必须设立一个聘任委员会、一个薪酬委员会或由公司自行任命的具有相同职能的委员会和一个审计委员会。每个委员会都必须由独立董事组成。在具有特定控制权的公司可以不要求建立这些委员会，但至少应当建立由至少三名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新规则还要求，独立董事与所在上市公司不能有任何实质性的关联。董事会应当建立判断董事独立性的权威性标准。在董事符合该标准时，进行一般性公告，在董事不符合该标准时，要特别公告说明。而现行的标准仅仅规定要根据“现行的定义排除与管理层或公司之间任何可能干扰董事独立行使职责的关系”。为了保证公司董事的独立性，新规则将现行的“三年冷却期“改为“五年”，即公司员工在离开公司后五年内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同时，为保障公司财务报表的真实性，纽约股票交易所提出审计委员会成员不得获取除董事会津贴以外的任何报酬。所有这些不仅从业务上、地位上强化了董事会的独立性，而且从形式上、实质上强化董事会的独立性。这就使董事、董事会对股东、公司的忠诚义务、勤勉义务、善管义务及相应的信用机制规范化、制度化。

其次，强化中介机构和中介人员的独立性，建构公司治理外部监督者的信用机制。

从安然事件的发生来看，美国的独立审计师制度允许会计师事务所在提供审计服务之外，还可以提供多种咨询服务。由于害怕得罪大客户，顾及巨额的咨询收入，事务所在财务审计方面自然是网开一面。有证据显示，安达信在安然丑闻案曝光前就已觉察到安然公司存在的会计假账问题，但未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或采取其他措施。国会调查组获得的一份安达信电子邮件表明，安达信的资深合伙人早在2001年2月就已经在讨论是否解除与安然公司的业务关系，理由是安然公司的会计政策过于激进。安达信在意识到安然会计骗局的严重性时，也没有主动向证券监管部门报告。作为投资银行的中介机构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由于银行业务不断拓展，银行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复杂，仅在安然事件中，他们就承担着贷款方、证券承销商、合并顾问等多重角色。在出现利益重叠冲突的时候，双方就相互勾结以共同牟利，投资银行蓄意隐瞒财务真相，帮助公司设计虚假的金融交易，欺骗投资人、股东和评估公司。因此，投资银行对安然等公司的欺骗活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见，安然事件中，中介机构丧失诚信、丧失职业的独立性的深层原因在于“贪婪与狂妄”已经使会计师传统上确保股东健全财务报告的使命产生偏离，收费机制和利益驱动不可能使他们具有超然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公司治理中中介机构与人员的信用机制也因此丧失殆尽。安然丑闻案及安达信独立性丧失启示人们：如果没有维护和保证会计师独立性的有效机制和法律制度安排，如果不对影响会计师主动丧失职业操守的利益驱动因素进行有效地控制和约束，公司治理中的信用机制将难以建构起来。基于此，《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通过制度安排，强化了中介机构和中介人员的独立性，以此来建构公司治理外部监督者的信用机制。

在强化审计独立性方面，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注册会计师提供非审计服务进行限制，明确禁止审计师为同一审计客户提供如下业务：（1）与审计客户会计记录或者财务报表编制有关的簿记或者其他服务；（2）财务信息系统设计与执行服务；（3）评估或者估价服务，出具公允性意见或者实物捐赠报告服务；（4）保险精算服务；（5）公司内部审计外包服务；（6）提供管理职能或者人力资源服务；（7）经纪人或者承销商、投资顾问或者投资银行服务；（8）法律服务和与审计无关的专家服务；（9）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依法规定不允许的其他服务。

针对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管理的弊端，保证整个公司治理中信用机制不因会计师事务所一个环节的失范而形同虚设。《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要求成立上市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负责监管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受美国证监会直接监管，但为民间性质，其运行经费由上市公司分担，工作人员也按市场价格付酬。委员会被赋予审计准则制定权，会计师事务所注册权、日常监督权、调查和处罚权（包括永久禁止注册会计师和事务所执业）等。

为使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落实到实处，丑闻案后，美国强制实行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制，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更换的监管。因为，会计师事务所长期服务于同一客户，显现出诸多弊病，如由于员工或合伙人的提升和薪水取决于该客户，事务所及其员工有可能和客户发生复杂的利害关系；为留住该客户，会做出各种妥协，甚至帮助造假；由于思维定势，可能难以发现客户的问题等。一系列丑闻案已证明了这一点。鉴于此，《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规定，会计师事务所的主审合伙人，或者复核审计项目的合伙人，为同一审计客户连续提供审计服务不得超过5年，否则将被视为非法。这一规定的理念基础在于：会计师事务所负责某一审计客户审计的合伙人在对该客户的审计工作达到一定时间以后，必须轮换，以免审计合伙人与审计客户合作时间过长而影响其独立性。

在内部审计的信用机制完善方面，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强调要充分发挥审计委员会的作用。法案第301条要求所有的上市公司都必须设立审计委员会。由于美国公司治理结构中无监事会，为弥补这一制度的弱点，增强对管理层和董事会的制约，自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引入审计委员会制度。但安然等案件表明，审计委员会完全有可能形同虚设。据此，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职能等做了更具体而明确的规定，主要包括：（1）会计师事务所向审计客户提供审计和非审计服务，以及报酬如何，都必须事先经过客户审计委员会的批准。（2）事务所应当及时向客户审计委员会报告重大的会计事项，包括：拟采用的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惯例；所采用的公认会计原则允许的所有备选会计处理方法，在使用该备选方法上的分歧，以及事务所认为应当优先采用的方法；事务所与客户管理层之间其他重要的交流文件，例如管理人员信件或者未调整差异的明细表等。为保证履行职责，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审计委员会必须具备较高的独立性。为此，该法规定，审计委员会委员应当由独立董事组成，并且除作为董事会成员和审计委员会成员外，不得从公司中接受任何咨询、顾问费或者其他酬金，也不得为公司或者其子公司的关联人士。

在审计师跳槽去被审公司工作时，为保证审计工作的独立性，《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规定，在会计师事务所开始对上市公司实施审计前1年，如果该公司的现任CEO、财务总监、CFO、首席会计官或者担任同等职务的任何人，曾经受雇于该事务所并参与该公司有关的审计工作，则该事务所不得担任该公司的审计工作，否则将被视为非法。总而言之，审计师跳槽去被审公司工作必须有一年冷冻期。

在确保证券分析师的客观性和独立性方面，针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废除，商业银行和证券业之间构筑的“防火墙”被拆除，美国大金融机构已发展成金融超市，金融产品繁多。但美国近期爆发的一系列案件都表明，这些金融机构号称在内部有防火墙，事实上存在严重的独立性问题。鉴于此，《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规定由美国证监会授权和指导证券执业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制定相关的规定，避免证券分析师在其研究报告或公开场合向投资者推荐股票时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提高研究报告的客观性，向投资者提供更为客观和可靠的信用信息。其具体制度设计为：（1）禁止公开经纪人和交易商的投资银行业务人员提供的研究报告，以及非直接从事投资研究的人员提供的研究报告；（2）由经纪人和交易商的非投资银行业务官员负责对证券分析师的监管和评价；（3）经纪人和交易商，及其投资银行业务人员，不得因证券分析师对发行人证券提出了不利的或相反的研究结论而对其进行报复和威胁；（4）在规定一定期限内，承销商或坐市商的经纪人和交易商不得公开关于该股票或发行人的研究报告；（5）在经纪人和交易商内将证券分析师划分为复核、监察等部门，以避免参与投资银行业务的人员存有潜在的偏见；（6）要求证券分析师、经纪人和交易商在研究报告公布的同时，披露已知的和应当知晓的利益冲突事项。

参考文献：

1．程合红.商事人格权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89页。

2．Sec.302.Corporateresponsibilityforfinancialreports.Sarbanes-OxleyActof2002.news.find-/hdocs/docs/gwbush/sarbanesoxley072302.pdf

3．Sec.906.Corporateresponsibilityforfinancialreports.Sarbanes-OxleyActof2002.

/hdocs/docs/gwbush/sarbanesoxley072302.pdf

4．Titleiv-enhancedfinancialdisclosure.Sarbanes-OxleyActof2002./hdocs/docs/gwbush/sarbanesoxley072302.pdf

5．Sec.406.Codeofethicsforseniorfinancialofficer.Sarbanes-OxleyActof2002.ttp://news.findl-/hdocs/docs/gwbush/sarbanesoxley072302.pdf

6．周年洋华尔街为何失去信用？中华财会网（）2002-07-12.

信用机制范文篇9

关键词：美国公司经济丑闻公司治理信用机制重构

经济丑闻案中美国公司暴露的信用与信用机制问题

信用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要求，核心在于信赖、信任。一方面是指经济活动主体主观上自身是否具有值得他人对其履行义务能力给以信任的因素，包括诚实、守信的良好品格等人格方面的因素与资本状况、生产能力等财产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是指其履行义务能力、履行义务的水平与表现在客观上能为他人所信任的程度，是来自于社会的评价。

作为法律义务的履行,信用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约定义务的履行,二是法定义务履行。约定义务履行是指一个人（自然人和法人）对自己所承诺的事情,一定要兑现,这是信用的精髓之所在。法定义务履行是指一个人（自然人和法人）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这种法定义务是经济活动主体必须作出某种行为的尺度，是行为的必要性，其特点是无条件性和严格性，它由经济活动主体特定的社会角色产生，如因担任特定职务所依法产生。无论是约定性的义务履行,还是法定性的义务履行,其最终落实主要通过法律的制度安排来保障。从这个角度来看，信用实质上是通过法律义务的设定、履行而建构的一种法律机制，这种法律机制主要是通过义务设定使法律关系主体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制衡机制来防止出现违反信用义务的情形。这种相互制约的制衡机制既包括经济活动主体诸当事人之间的相互制约的制衡机制,也包括监督机构与监督人员对经济活动主体的制约机制。在前一种制衡机制情况下,法律对诸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合理的配置,使其行为发生及行为过程相互制约,一方的行为形成对另一方行为的制约,从而保障各方当事人都按信用要求行事。在后一种制衡机制下，法律通过权利、义务的安排使监督机构与监督人员的行为发生和行为过程保持高度的独立性，从而通过外部约束促使各方当事人严格履行法定义务。

作为一种法律机制，信用是通过信息的传递、披露、监督等环节良性运作来发挥作用。因此，也可以说信用是一种信息服务与监督机制。作为信息服务机制，要求相关利益主体及专业的信息咨询、信息提供机构与人员必须及时、准确、客观、真实、全面地传递和披露信息。只有及时、准确、客观、真实、全面地传递和披露信息，才能展示、反映信用的原貌，才能切实有效地改善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不完备、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因此，信用评估机构、信用信息的提供者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必须保证所提供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客观性、真实性和全面性。

在现代公司治理中，其各个环节、各个主体均贯穿着上述信用机制，以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为例,首先会在公司内部形成保障信息披露真实的制约机制,其中有股东、股东会对董事、董事会制约，有董事会对经理层行为的制约,有董事会内部各董事之间以及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之间的制约,还有监事会对董事会及经理层的制约等。与此同时,在公司外部还存在着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的制约,对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还存在监督机构对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通过相互制约,从而保障最后摆在公众面前的公司所披露的信息达到及时、准确、客观、真实、全面。在这种信用制约机制得以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即如能充分、有效发挥各相关当事人的制约作用情况下,是可以防止信息披露的不真实的,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的信用机制也因此可以得以维护。在后一种制约机制的情况下,通常是通过信息披露的监管机构的日常监督、检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来防止或减少市场主体不守信用情况的发生。可见，信用的制约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相关各方必须切实、忠实履行自己的义务,一旦一方义务履行有瑕疵、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整个信用制约机制的瘫痪。

美国一系列公司丑闻案已经证实了上述的分析，在安然事件中，审计委员会委员中有些人或在安然赞助的机构工作，或直接担任安然公司一个部门的咨询人员，这种业务联系使得审计委员难以保持其独立性。如果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能够真正履行审计职责、把好审计关,虚假的公司经营信息难以生成，相应的虚假信息的披露机制也就没有生成的基础，安然公司存在虚假记载的报告恐怕就难以出现在公众面前。

信用机制重建的理念基础与制度安排

强化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信义义务，构建公司治理中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信用责任机制。丑闻案表明，公司治理中的信用机制构建的核心在于强化上市公司董事及高层管理人员信义义务，建构公司治理中公司董事及高层管理人员的信用责任机制。

在美国总统布什签署生效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中，强化了对管理层的信义义务及相应的信用责任机制的规定。首先，法案要求公司的经营者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要对股东和公司尽诚信义务。法案第302节明确规定了CEO和CFO对财务报表的书证责任，要求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对公司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下简称SEC）提交的定期报表的真实准确性提供书面保证。该法案第906节规定，自2002年7月30日开始，所有依照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3（a）或15（d）节的规定定期向证监会提交财务报告的上市公司（包括美国本国公司和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都要由其CEO和CFO个人书面保证：（1）公司所提交的定期报告“完全符合”证券交易法第13（a）或15（d）节的要求，而且（2）该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在所有实质方面公平地反映了该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运营结果”。根据这一要求，2002年7月30日后所有根据证券交易法提交年报和季报的美国上市公司，以及所有提交年报的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都必须在提交报告的同时提交CEO和CFO签署的书面保证。其次，法案第906节更是规定了相当严厉的刑事法律责任，CEO和CFO们如果在“知晓”公司的定期报告不能完全符合上述要求但仍然提供书面保证，将被处以高达100万美元的罚款和上至10年的监禁；而“故意”违反第906节而提供不当书面保证的CEO和CFO们将被处以可高达500万美元的罚款和上至20年的监禁。这种刑事责任制度的安排甚至突破了传统证券欺诈条款的范畴，以往与证券相关的刑事罚则大都规定在证券法框架当中，而这次国会在通过时则直接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第906节置于了美国法典第18编中的刑事法律框架之下。无论是第302节下的“民事”书证要求，还是第906节下的“刑事”书证要求，事实上都是要求上市公司的CEO和CFO个人以书面承诺的形式出面担保上市公司年报和季报等披露性法律文件的真实准确性，并为此承担个人的法律责任。这样CEO和CFO个人信用作为公司治理机制有机组成部分便贯彻于公司的经济活动始终，公司治理也由此形成了一种基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对股东、公司和社会的承诺的信任而产生的一种信用机制，使股东、公司、社会与公司高层人员之间基于公司高层的承诺而产生一种合理期待或者信赖关系。实现和构成这种信赖、信任关系的要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公司高层人员主观上忠诚、勤勉，具有值得股东、公司和社会对其履行义务能力给以信任的因素，包括其诚实、守信的良好品格等人格方面的因素与个人业务素质、管理能力等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是指其履行义务能力、履行义务的水平与表现为公司治理中客观上能为股东、公司和社会所信任的程度，即他们对高层人员的社会认同力、肯定性社会评价力。可见，通过上述强制性的法律制度安排，上市公司的信用责任与CEO和CFO的个人信用责任得以有机地结合。

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义务，强化信息披露的信用机制。信用作为一种服务和监督机制，其基础是信息披露的及时、准确、客观、真实、全面。然而，发生经济丑闻案的大公司，信息披露均严重失真。这就更加剧了公司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公司治理中的信息披露的信用机制也因此遭到严重损害。对此，《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强调要完善公司信息披露机制，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义务，提出了公司治理中新的信息披露规则。该法案要求：证券发行公司在迅速的、现行的基础上披露公司财务状况或财务经营状况的实质性变化；在提交给SEC的定期报告中披露所有的资产负债表外交易；提高证券发行公司对预测的财务状况的披露；证券发行公司制定对高层财务人员的道德守则，如果没有制定道德守则，应当说明为什么，在道德守则出现变化或者废弃时进行及时披露；审计财务报表要反映所有由审计师指认的“实质性的校正调整”；年度报告应包含“内部控制报告”。该法案还强调要加强SEC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查权，SEC将要求公众公司达到所谓的“永久性”信息披露要求，SEC必须在三年期限内对每个上市公司提交的信息披露进行审查，并做出审查结论；对于高层财务人员的道德法典的制定，该法案第406条要求SEC制定相关规则，规定每个上市公司必须在其递交给SEC的定期报告的同时披露该公司是否已经制定了适用于高层财务人员的“道德法典”，“道德法典”必须包括以下内容：（1）诚实、道德的行为，包括私人利益与职责发生明显冲突时的道德准则；（2）在公众公司提交的报告中应包括充分的、公正的、准确的、及时的和易懂的信息披露；（3）与政府的有关法规相符合；对于违反财务报表的披露要求的行为，对个人的处罚额由5000美元提高到10万美元，并可同时判处的监禁期限由1年延长到10年，对团体的处罚额由10万美元提高到50万美元；该法案还提出要进一步提高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和及时性。适应这一要求，美国SEC在2002年8月做出规定，缩短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披露期限，其中年度报告第一年仍为90天，第二年改为75天，第三年起改为60天；季度报告第一年仍为45天，第二年改为40天，第三年起改为35天。2003年12月15日为截止日的年度报告披露期限将改为75天，季度报告披露期限将改为45天。

美国的SEC还就强化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等向纽约证券交易所提出了加强公司责任和建立上市新标准的建议，为纽约证交所采纳。新标准通过规范信息产生和的全过程来保证公告信息的及时、客观、真实、准确、全面。新标准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建立一套经营与伦理守则，并将该守则向公众进行公告。对公司董事或管理层中出现的任何违反守则的行为应当即时披露。公司还应当建立审计委员会、报酬委员会和聘任委员会的规程指南。这些指南也在应当公告的文件之列。标准还要求，非执行董事必须遵守公司的行政纪律。CEO必须在每年的年报中确认他们没有发现违反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情况，这项确认不仅是一种道德约束，更是一种责任指向。

强化董事会、中介机构和中介人员的独立性，建构公司治理参与者的信用机制。根据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的说法，在美国市场上，行使监管任务的监督者有五种人：董事会、证券市场参与者（其中包括中介机构如会计事务所、分析师）、媒体、行政监管和司法诉讼。在这五种监督者中，“越靠前面的起的作用越直接、成本越低、越有纠错效果；越靠后的渠道，最后补救的性质越强。”所以在美国的公司治理中，一直强调董事会、中介机构和中介人员的独立性，以便把损失控制、消灭在萌发之时。因而，在经济丑闻案后，其着力通过强化董事会、中介机构和中介人员的独立性，来建构公司治理参与者的信用机制。

首先，强化董事会的独立性、建构公司治理中董事、董事会的信用机制。董事对公司和股东负有信用义务，在法律上,公司和股东将公司事务托付于董事,便与董事之间建立起了信托关系，这种信托关系赖以建立的基础是董事、董事会具有受托人品格中所包含或要求的关于信任、信赖和谨慎、善意、坦诚的品格。所谓董事与公司及股东之间的信托关系,首先是一种以信用为内核的信任关系,作为受托人的董事必须要能够获取公司及股东的信任。这就要求董事必须有其值得信任之处,即有信用。信用的制约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相关各方必须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一旦一方失职,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整个制约机制的瘫痪。一系列经济丑闻案之后，2002年6月，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司责任和上市标准委员会”在其受托撰写的《关于改进上市公司公司治理制度的若干建议》的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美国的制度依赖于上市公司的董事们的能力和诚信，依赖于他们能够坚持无懈可击的道德标准勤勉地负起监督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报告中所有的建议都是为了给予那些诚实、勤勉的董事以更好的工具来加强他们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监督能力，也为了鼓励尽可能多的诚实正直的人作为董事、管理层和雇员为上市公司服务”。而这又离不开董事的独立性。可见，建立董事的信用机制对美国上市公司治理的重要意义。然而，美国一系列大公司丑闻案表明，美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大多都与管理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管理层通常通过老关系、赞助、签订咨询合同、支付咨询费等手段把公司的董事变成“自己人”，甚至独立董事也不例外，导致很多公司董事会的监管作用形同虚设，董事会的信用机制也因此失灵。适应美国政府公司治理机制改革的要求，纳斯达克、纽约证券交易所颁布了一系列新规则通过制度安排强化董事会独立性。

根据纳斯达克公司治理新规则，如果一个董事的家庭成员是发行人或者其关联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过去的三年内是，则这个董事不被认为是独立的。对于前任雇员、审计员和公司间互兼董事，提案规定了三年的“冷却期”。在独立董事资格方面，过去纳斯达克的规定是公司的独立董事获得的年薪不得超过6万美元，而新制定的条例在吸取了安然事件的教训后，将这一规定修订为独立董事不得收取任何薪酬，包括政治捐赠以及其他相关收入。此外，如果公司的独立董事中包括慈善机构的负责人，公司便不得向该慈善机构捐赠超过20万美元或占公司或该慈善机构年收入5%的款项，否则该慈善机构的负责人将被取消独立董事资格。

纽约证券交易所新规则规定，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必须占多数。上市公司必须设立一个聘任委员会、一个薪酬委员会或由公司自行任命的具有相同职能的委员会和一个审计委员会。每个委员会都必须由独立董事组成。在具有特定控制权的公司可以不要求建立这些委员会，但至少应当建立由至少三名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新规则还要求，独立董事与所在上市公司不能有任何实质性的关联。董事会应当建立判断董事独立性的权威性标准。在董事符合该标准时，进行一般性公告，在董事不符合该标准时，要特别公告说明。而现行的标准仅仅规定要根据“现行的定义排除与管理层或公司之间任何可能干扰董事独立行使职责的关系”。为了保证公司董事的独立性，新规则将现行的“三年冷却期“改为“五年”，即公司员工在离开公司后五年内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同时，为保障公司财务报表的真实性，纽约股票交易所提出审计委员会成员不得获取除董事会津贴以外的任何报酬。所有这些不仅从业务上、地位上强化了董事会的独立性，而且从形式上、实质上强化董事会的独立性。这就使董事、董事会对股东、公司的忠诚义务、勤勉义务、善管义务及相应的信用机制规范化、制度化。

其次，强化中介机构和中介人员的独立性，建构公司治理外部监督者的信用机制。

从安然事件的发生来看，美国的独立审计师制度允许会计师事务所在提供审计服务之外，还可以提供多种咨询服务。由于害怕得罪大客户，顾及巨额的咨询收入，事务所在财务审计方面自然是网开一面。有证据显示，安达信在安然丑闻案曝光前就已觉察到安然公司存在的会计假账问题，但未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或采取其他措施。国会调查组获得的一份安达信电子邮件表明，安达信的资深合伙人早在2001年2月就已经在讨论是否解除与安然公司的业务关系，理由是安然公司的会计政策过于激进。安达信在意识到安然会计骗局的严重性时，也没有主动向证券监管部门报告。作为投资银行的中介机构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由于银行业务不断拓展，银行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复杂，仅在安然事件中，他们就承担着贷款方、证券承销商、合并顾问等多重角色。在出现利益重叠冲突的时候，双方就相互勾结以共同牟利，投资银行蓄意隐瞒财务真相，帮助公司设计虚假的金融交易，欺骗投资人、股东和评估公司。因此，投资银行对安然等公司的欺骗活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见，安然事件中，中介机构丧失诚信、丧失职业的独立性的深层原因在于“贪婪与狂妄”已经使会计师传统上确保股东健全财务报告的使命产生偏离，收费机制和利益驱动不可能使他们具有超然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公司治理中中介机构与人员的信用机制也因此丧失殆尽。安然丑闻案及安达信独立性丧失启示人们：如果没有维护和保证会计师独立性的有效机制和法律制度安排，如果不对影响会计师主动丧失职业操守的利益驱动因素进行有效地控制和约束，公司治理中的信用机制将难以建构起来。基于此，《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通过制度安排，强化了中介机构和中介人员的独立性，以此来建构公司治理外部监督者的信用机制。

在强化审计独立性方面，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注册会计师提供非审计服务进行限制，明确禁止审计师为同一审计客户提供如下业务：（1）与审计客户会计记录或者财务报表编制有关的簿记或者其他服务；（2）财务信息系统设计与执行服务；（3）评估或者估价服务，出具公允性意见或者实物捐赠报告服务；（4）保险精算服务；（5）公司内部审计外包服务；（6）提供管理职能或者人力资源服务；（7）经纪人或者承销商、投资顾问或者投资银行服务；（8）法律服务和与审计无关的专家服务；（9）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依法规定不允许的其他服务。

针对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管理的弊端，保证整个公司治理中信用机制不因会计师事务所一个环节的失范而形同虚设。《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要求成立上市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负责监管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受美国证监会直接监管，但为民间性质，其运行经费由上市公司分担，工作人员也按市场价格付酬。委员会被赋予审计准则制定权，会计师事务所注册权、日常监督权、调查和处罚权（包括永久禁止注册会计师和事务所执业）等。

为使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落实到实处，丑闻案后，美国强制实行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制，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更换的监管。因为，会计师事务所长期服务于同一客户，显现出诸多弊病，如由于员工或合伙人的提升和薪水取决于该客户，事务所及其员工有可能和客户发生复杂的利害关系；为留住该客户，会做出各种妥协，甚至帮助造假；由于思维定势，可能难以发现客户的问题等。一系列丑闻案已证明了这一点。鉴于此，《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规定，会计师事务所的主审合伙人，或者复核审计项目的合伙人，为同一审计客户连续提供审计服务不得超过5年，否则将被视为非法。这一规定的理念基础在于：会计师事务所负责某一审计客户审计的合伙人在对该客户的审计工作达到一定时间以后，必须轮换，以免审计合伙人与审计客户合作时间过长而影响其独立性。

在内部审计的信用机制完善方面，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强调要充分发挥审计委员会的作用。法案第301条要求所有的上市公司都必须设立审计委员会。由于美国公司治理结构中无监事会，为弥补这一制度的弱点，增强对管理层和董事会的制约，自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引入审计委员会制度。但安然等案件表明，审计委员会完全有可能形同虚设。据此，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职能等做了更具体而明确的规定，主要包括：（1）会计师事务所向审计客户提供审计和非审计服务，以及报酬如何，都必须事先经过客户审计委员会的批准。（2）事务所应当及时向客户审计委员会报告重大的会计事项，包括：拟采用的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惯例；所采用的公认会计原则允许的所有备选会计处理方法，在使用该备选方法上的分歧，以及事务所认为应当优先采用的方法；事务所与客户管理层之间其他重要的交流文件，例如管理人员信件或者未调整差异的明细表等。为保证履行职责，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审计委员会必须具备较高的独立性。为此，该法规定，审计委员会委员应当由独立董事组成，并且除作为董事会成员和审计委员会成员外，不得从公司中接受任何咨询、顾问费或者其他酬金，也不得为公司或者其子公司的关联人士。

在审计师跳槽去被审公司工作时，为保证审计工作的独立性，《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规定，在会计师事务所开始对上市公司实施审计前1年，如果该公司的现任CEO、财务总监、CFO、首席会计官或者担任同等职务的任何人，曾经受雇于该事务所并参与该公司有关的审计工作，则该事务所不得担任该公司的审计工作，否则将被视为非法。总而言之，审计师跳槽去被审公司工作必须有一年冷冻期。

在确保证券分析师的客观性和独立性方面，针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废除，商业银行和证券业之间构筑的“防火墙”被拆除，美国大金融机构已发展成金融超市，金融产品繁多。但美国近期爆发的一系列案件都表明，这些金融机构号称在内部有防火墙，事实上存在严重的独立性问题。鉴于此，《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规定由美国证监会授权和指导证券执业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制定相关的规定，避免证券分析师在其研究报告或公开场合向投资者推荐股票时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提高研究报告的客观性，向投资者提供更为客观和可靠的信用信息。其具体制度设计为：（1）禁止公开经纪人和交易商的投资银行业务人员提供的研究报告，以及非直接从事投资研究的人员提供的研究报告；（2）由经纪人和交易商的非投资银行业务官员负责对证券分析师的监管和评价；（3）经纪人和交易商，及其投资银行业务人员，不得因证券分析师对发行人证券提出了不利的或相反的研究结论而对其进行报复和威胁；（4）在规定一定期限内，承销商或坐市商的经纪人和交易商不得公开关于该股票或发行人的研究报告；（5）在经纪人和交易商内将证券分析师划分为复核、监察等部门，以避免参与投资银行业务的人员存有潜在的偏见；（6）要求证券分析师、经纪人和交易商在研究报告公布的同时，披露已知的和应当知晓的利益冲突事项。

参考文献：

1．程合红.商事人格权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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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ec.906.Corporateresponsibilityforfinancialreports.Sarbanes-OxleyActof2002.

4．Titleiv-enhancedfinancialdisclosure.Sarbanes-OxleyActof2002.

5．Sec.406.Codeofethicsforseniorfinancialofficer.Sarbanes-OxleyActof2002.ttp://news.findl-/hdocs/docs/gwbush/sarbanesoxley072302.pdf

6．周年洋华尔街为何失去信用？2002-07-12.

信用机制范文篇10

关键词：共享经济；信用分；信用评价机制；征信市场

共享经济是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新兴业态，促消费、惠民生，成为助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在共享经济发展中，由于信用评价机制尚不完善，面临的信用困境仍较为突出。在我国个人征信市场建设进程中，虽然“百行征信”已正式挂牌，以芝麻信用分、考拉分、好信分等为代表的多种信用分陆续上线试水，但在数据来源构成、评分体系维度、应用场景拓展等方面仍有较多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1］。因此，结合技术进步和制度建设推动我国信用评价机制走向成熟，有利于优化我国整体信用环境，弥补共享经济发展中的信用漏洞，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一、我国共享经济的发展现状及面临的信用问题

（一）我国共享经济的发展现状分析。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共享经济是使用权的暂时转移和分享，通过提高存量资产使用效率创造价值的一种新经济模式，本质是去中介化和再中介化。去中介化打破了供求双方对传统商业组织的依附，供给者可直接向需求者提供相应产品和服务，不再需要传统第三方的介入。再中介化就是重新接入互联网共享经济平台，线上平台取代传统商业组织，成为共享经济“新中介”的过程。明晰的产权保护和隐私权、安全性保护，是分享者愿意进行使用权分享的前提［2］。从政策环境来看，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共享经济的发展，出台一系列利好政策进行扶持，优化市场环境。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将“坚持共享发展，着力增进人民福祉”列入国家发展计划中。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成长，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建设共享平台”。在2017年、2018年全国“两会”上，共享经济仍是热点话题并再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2017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工信部等8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以期充分发挥共享经济的主力军作用。从市场规模来看，《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显示，我国共享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2017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49205亿元，比上年增长47.2%；其中非金融共享领域交易额为20941亿元，比上年增长66.8%。共享经济领域融资规模约2160亿元，比上年增长25.7%。该报告充分肯定了共享经济的就业贡献。2017年我国提供共享经济服务的服务者人数约为7000万人，比上年增加1000万人；共享经济平台企业员工数约716万人，比上年增加131万人，占当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9.7%，意味着城镇每100个新增就业人员中，就有约10人是共享经济企业新雇用员工。未来5年，我国共享经济有望保持年均30%以上的高速增长。农业、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有可能成为共享经济的新“风口”［3］。共享经济带动社会创新创业和生产力发展，不仅刺激就业，拓展了就业空间，还推动了存量资源的盘活，提高资产利用率，促进供需匹配，加速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发展。（二）共享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信用问题。共享经济是高度依赖信用的经济模式，但我国征信行业起步较晚，基础较为薄弱，无论是征信业务普及度、商业模式成熟度还是征信系统完善程度，都与国外有很大差距。随着共享经济快速发展，信用困境逐渐凸显。1.数据共享壁垒依然存在我国征信行业历经多年发展，形成了以央行为主导，公共征信为主、商业征信并存的征信体系。但是，在这种多元化格局下，征信体系各部分采集数据分别侧重于金融数据、信贷数据、交易数据等方面，存在数据分割、共享壁垒等现实问题，难以形成适用于共享经济的、自上而下全面整合的信用评价体系。截至2018年5月末，央行个人征信系统收录了9.6亿自然人的征信数据，其中有信贷记录的4.9亿人（占2017年人口总数的35%），覆盖率有待提升。央行征信数据库收录的信用信息属于传统金融交易类信息，难以覆盖日常生活。与之相反，互联网征信企业基于客户群采集了大量线上行为数据，覆盖面更广，如阿里已有超过4亿的实名付费用户，覆盖近一半的中国网民，但因缺少金融机构信贷数据作为支撑，且未接入央行征信系统，致使采集数据中缺少个人的银行信贷信息。并且我国互联网征信企业属于商业化机构，一方面，出于竞争目的，互联网征信公司之间不会进行数据共享；另一方面，数据交换缺少统一衡量和定价标准。因此，当前我国征信体系在数据共享方面存在联动壁垒，并非是完善整合的信用评价体系［4］。2.共享经济参与者信用难以保障供应者和消费者在互联网平台上以信用为前提进行交换，达到双方受益的目的。然而供给方和消费者双方的信用情况是否合格，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上戏学生毁屋、女性乘客遭“滴滴”司机侮辱等事件的发生，呼吁共享经济应加强监管，建立统一信用评价机制，注重审核供求双方信用信息，保护双方切身利益，这不仅有赖于运营平台的设计，还需要完善相关信用法律法规。由于共享经济属于新兴业态，我国现今尚无一部与共享经济信用约束及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用于监管和追责信用问题。此外，在共享交换行为中，供给者、消费者和第三方平台在信用上的权利义务边界不明确，第三方平台审核个人信息标准不严格，缺乏统一信用评价机制的辅助，使供求双方信用保障成为共享经济发展的障碍。3.信用意识倡导力度不足长期以来，共享经济凭借其低成本、便利化、开放式特点，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推崇，而随着参与者规模的扩大，国民素质参差不齐，信用意识淡薄，使得失信行为屡见不鲜，令共享经济处于尴尬境地。在缺乏统一信用评价机制和法律法规约束共享经济的当下，部分参与者虽适应了共享模式，却未真正培养起共享观念，社会信用意识倡导力度不足，给正在快速发展的共享经济造成阻碍［5］。

二、共享经济发展中的信用评价机制试水——信用分的引入与应用

我国互联网生态圈的形成令互联网用户行为数据价值日益凸显，加之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助力，为信用分的应用创造了条件。芝麻信用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下文将以此为对象进行系统分析。（一）芝麻信用在共享经济中的应用。芝麻信用是蚂蚁金服旗下独立的第三方征信机构，已在信用卡、消费金融、融资租赁、酒店、租房、出行、婚恋、分类信息、学生服务、公共事业服务等上百个场景为用户、商户提供信用服务。芝麻信用评估方法借鉴了美国FICO评分系统的思想，基于阿里巴巴电商平台数据、互联网金融数据、合作公共机构及作伙伴数据、用户提交数据等，从信用历史、身份特征、履约能力、行为偏好、人际关系5个维度形成了信用分评价模型。与传统征信系统相比，芝麻信用的覆盖面更广，包括学生、蓝领工人、个体户、自由职业者等群体。这些群体虽未在银行留下太多金融行为痕迹，但易在互联网上发生消费、理财等行为［6］。芝麻信用已在共享经济多个领域发挥作用，相关平台引入芝麻信用分评价机制，进行个人征信的市场化应用探索［7］。在共享单车领域，小蓝单车宣布芝麻信用分700以上可免押金使用；永安行600分即可免押金。除共享单车领域外，小猪、蚂蚁短租和途家等也推出了类似模式，芝麻信用分达到600以上即可免押金。一嗨租车和神州租车对信用分650分以上用户提供免押金租车。2017年3月，芝麻信用的《全国城市信用免押服务报告》显示，全国381个城市已开启信用免押服务，近2000万人已享受过免押金服务，合计免除押金已超过150亿元。芝麻信用接入酒店，免去了押金、查房等环节，将用户的入住时间由平均十几分钟下降到45秒，退房时间由平均4~5分钟缩短到18秒；共享单车领域的新用户开通时间由平均10分钟缩短到1分钟。（二）芝麻信用在共享经济中的积极作用。1.为筛选商家和服务对象提供依据。在共享经济中，供应者与需求者多为陌生人，存在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芝麻信用依据多渠道数据运用技术手段进行客观评估，将用户的信用水平以分数的形式直观呈现，使交易双方根据信用分快速筛选出更好的商家和服务对象，迅速建立信任，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交易效率［8］。2.有效规范用户行为。信用分通过抬升失信成本的方式，有效约束了用户行为。例如，在部分共享单车信用分评价中，会对乱停乱放、加私锁进行扣分，对举报违停、文明骑行进行加分，对信用分过低的使用者处以高价租费、禁止使用等处罚。在租车行业，芝麻信用还解决了拖欠租金、违章且逃避处罚、车辆丢失等问题。据2017年3月《全国城市信用免押服务报告》，引入芝麻信用后，行业租金欠款率下降了52%，违章罚款欠款率下降了27%，丢车比率下降了46%。3.解决押金问题。共享单车押金模式为“一车多押”，随着用户数量激增，押金“雪球”越滚越大。国内对于押金监管尚无明确法律规定，一旦这些沉淀在资金池中的押金被挪用，将造成恶劣影响。押金问题在于企业和用户双方信用互不透明，企业由于不信任用户而进行自我保护，靠押金来约束用户；用户不信任企业，怀疑资金流向。伴随芝麻信用引入相关领域，使用芝麻信用分替代押金，是解决押金问题的一个较好办法。芝麻信用分可直观反映消费者信用情况，通过提高双方的信用透明度，减少企业用户双方顾虑，提升用户体验［9］。4.完善共享经济信用体系。芝麻信用作为大数据互联网模式下建立的征信系统，凭借其多维度、多渠道等优点，弥补了传统征信的不足，对个人征信情况进行了有效补充。信用分的实施在客观上解决了共享过程中一些失信问题，营造全民争获高信用分的良好氛围，促进社会信用环境建设。人们信用意识的提高，社会信用环境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共享经济信用漏洞，缓解了信用问题对共享经济的掣肘，释放其发展潜力［10］。（三）芝麻信用评分机制的不足。1.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尚存在风险隐患一方面，芝麻信用在采集、处理、存储用户数据时，易遭受网络病毒、黑客等攻击，会造成信息泄露或篡改，威胁用户个人隐私安全；另一方面，在平台运营过程中，无法辨别该授权人是否为本人或是否自愿，存在伪造风险［11］。用户在共享经济平台上进行“共享”，需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完成实名认证，但我国尚无完善的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权的保护体系。2017年，公安部破获“2•17”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抓获犯罪嫌疑人26名，其中包括滴滴客服业务外包公司员工、中国联通天津分公司员工等“内鬼”，被买卖的信息包括滴滴打车记录、手机通话记录、淘宝收货地址等。减少此类公民个人信息泄露事件的发生，不仅要靠政法机关重拳打击，还要靠共享经济第三方平台加强内控制度建设。2.数据来源及采集维度不够完整芝麻信用的数据来源以本行业内数据为主，采集维度不够完整，采集范围较窄。虽对接了租车租房、婚恋交友等领域，但未覆盖移动通信、政府公共数据等方面。此外，未接入央行征信系统导致计算芝麻分时缺少个人的银行信贷信息的衡量，而芝麻信用已掌握的生活化、碎片化信息数据并不能替代金融类信贷数据，使个人信用评分结果准确性存疑。3.数据处理分析技术及评价指标仍需改进芝麻信用掌握的海量信息数据如图片、音频、视频等，很多难以直接消化处理，同时噪声信息导致分析难度增加、结果存在偏差，这对数据处理和分析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芝麻信用尚处于试水阶段，体系中许多指标仍需修改与完善。一方面，评分维度中身份特质、人脉关系等数据的有效性有待考察；另一方面，如社交信息等新潮但不够成熟的数据是否适用于评估体系以及在体系中所占比重等问题仍需探讨。4．“刷信用分”行为和使用主体低门槛可能加剧信用违约风险芝麻信用更多依赖平台数据，因此芝麻信用分高的用户往往都是阿里平台上的“高频”用户，这反映出芝麻信用分以阿里巴巴旗下淘宝、天猫等电商平台和蚂蚁金服旗下支付宝、余额宝服务作为重要评分标准的现实情况，给用户通过在阿里体系内人为增加资金往来频率来“刷高”信用分提供了可能。这样会造成评分结果失去客观性，让高风险主体参与到交易活动中，增大了信用违约风险。此外，互联网消费和服务群体的广泛性决定了芝麻信用评分主体中也会包括收入能力不强和无稳定收入来源的人群，而这类群体存在履约能力欠缺的问题，当通过芝麻信用分获取个人金融服务时也将增加违约风险。

三、完善信用评价机制、促进共享经济发展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