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范文10篇

信仰范文篇1

信仰是一种社会意识，是价值观的内核。当前我国面临着复杂多元的局面，也必然造成社会意识、社会价值观的多元。一方面，主流价值文化不断构建，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民众的信仰存在多元化，宗教信仰、金钱信仰等大行其道，甚至可以说民众的信仰严重缺失。同时，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然处于低潮，马克思主义不断遭遇来自各方面的诋毁、责难和挑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一种宗教式的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只不过是“乌托邦”、“虚无缥缈的幻想”、“海市蜃楼”，他们贬低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普遍性、实践性。在我国国内，由于受到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逐利性以及各种消极社会思潮的影响，也有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其中国化成果产生怀疑，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动摇，甚至完全否定。多种负面声音交织在一起，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稳定和发展。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对于当今的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信仰这一问题，习的回答是坚定的，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人类文明发展先进成果的基础上，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产物，是关于世界的普遍本质及其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特别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习对于当前有一部分党员在理想信念方面不够坚定的情况作了深刻分析：“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也有的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认为那是虚无缥缈、难以企及的幻想；有的不信马列信鬼神，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热衷于算命看相、烧香拜佛，遇事‘问计于神’；有的是非观念淡薄、原则性不强、正义感退化，糊里糊涂当官，浑浑噩噩过日子；有的甚至向往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丧失信心；有的在涉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性问题的政治挑衅面前态度暧昧、消极躲避、不敢亮剑，甚至故意模糊立场、耍滑头，等等”[4]339，“在一些人那里，有的以批评和嘲讽马克思主义为‘时尚’、为噱头；有的精神空虚，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幻想，‘不问苍生问鬼神’，热衷于算命看相、求神拜佛，迷信‘气功大师’；有的信念动摇，把配偶子女移民到国外、钱存在国外，给自己‘留后路’，随时准备‘跳船’；有的心为物役，信奉金钱至上、名利至上、享乐至上，心里没有任何敬畏，行为没有任何底线”[6]61。习深刻地揭示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从根本上说，就是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缺乏政治定力、精神定力，失去了人生方向，导致信仰迷茫、精神迷失。所以，作为共产党人，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动摇。习不仅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而且身体力行地践行马克思主义信仰。一是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唯物主义是一种关于本体论的观点，认为我们生活于物质世界之中，应该用科学的态度来看待世界。习长期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实践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他立足于中国实际，注重对全局性、关键性、规律性问题的动态把握。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突飞猛进，这些都给我们党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7]18~19。二是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只是对世界的面貌和图景作出自己的解释，而且为历史主体指出努力的目标和方向，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理想。这个理想是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的共同理想。同时，它又是无产阶级政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追求的价值目标，它还是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寄托和执著向往。习认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朝着这个伟大理想前行，并且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7]13。中国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坚信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伟大真谛。三是牢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共产党人的力量源泉，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属性。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体现的是一种人民至上的思想认同和精神导向。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人是否坚定地坚持并践行为人民服务，是他有无马克思主义信仰最好的试金石。习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认为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4]309。他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7]21因此，他号召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正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激励着无数共产党人默默付出和无私贡献，党员和领导干部也一直努力做到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人民谋幸福，永葆共产党员的本色。四是努力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强调群体性、社会性，但绝不排斥个人，而且包含着个人追求，并最终落实在个人的追求上。马克思把这一内容作为共产主义新社会的显著标志。习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根据当前中国的具体实际，提出了“共享”、“共同富裕”和“人民获得感”等促进中国人全面发展的思想。他不仅重视每个个体的全面发展，而且非常重视全体国民的全面发展。他在报告中多次提出要“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如在谈到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时，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7]19；在谈到如何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时，突出强调必须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7]23。他要求我们党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从而，“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7]45。这些都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中国声音、中国愿望、中国方案，对于促进全体国民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坚持唯物主义、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牢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都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要内容及信条表达，习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习关于信仰的重要论述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具有坚定性、继承性、实践性、生动性等特点。一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追求的坚定性。几乎在所有关于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党员干部队伍建设、青年成长成才的讲话中，习都要讲理想、信念、信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他在多个场合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而且在谈到理想、信念、信仰时，语气非常坚定，多用“坚定”、“坚守”、“牢固树立”、“恪守”、“永不动摇”、“坚如磐石”、“铁一般”和“纯洁”等词语来表达。如他在参加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时，强调长征精神的时代意义，认为尽管现在时代不同，条件不同，但是我们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改变。因此，“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一定要保持理想信念坚定，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不论条件如何变化，都风雨如磐不动摇，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永远为了真理而斗争，永远为了理想而斗争”[1]12。他尖锐指出：“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3]34~35他反复强调信仰的纯洁性、排他性，认为“信仰纯洁是共产党人最根本的纯洁”。他要求全党同志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他本人就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二是信仰的继承性。习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限崇敬，并坚定地继承他们的崇高信仰。十八大以来，这一特点突出地表现在纪念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刘华清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万里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在这些讲话中，他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由衷钦佩。他认为，在上个世纪初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能够从纷然杂陈的各种观点和路径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以过人的胆识和超人的智慧，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而且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不管是多么的艰难困苦，他们都始终矢志不移、执著追求。我们今天来纪念他们，就要学习他们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都坚守信仰的崇高精神，学习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无比坚定、永不动摇的崇高品格。习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重在继承他们的崇高信仰，并坚定地发扬光大。三是信仰的实践性。信仰是抽象的精神力量，但是信仰活动本身来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并包含于其中。信仰必须与实践结合，才能变成现实力量，否则就是空谈。习注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强调信仰，论述信仰，践行信仰。他要求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不仅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也要做忠实践行者。在现阶段，要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每一项工作[8]23。他强调：“理想信念不是拿来说、拿来唱的，更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只有见诸行动才有说服力。要知行合一、言行一致，保持对理想信念的激情和执着，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懈奋斗。”[9]四是信仰阐述的生动性。对信仰的表述形象、生动、透彻，是信仰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习往往将理想信念、信仰比作“总开关”、“第一粒扣子”和精神之“钙”等。他将理想信念称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10]。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必然会产生错误行为。因此，就像房间需要经常打扫一样，思想上的灰尘也要经常打扫，镜子要经常照，衣冠要随时正，有灰尘就要洗洗澡，出毛病就要治治病[2]94~95。他将理想信念比作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他指出：“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4]80这一比喻精彩形象、脍炙人口，深刻揭示出理想信念之于共产党人的内在关联。全党同志一定要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把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习非常强调对青年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认为青年阶段是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时期。他形象地用“第一粒扣子”来形容抓好青年这一时期对于人价值观养成的重要性。他说，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2]6。这些生动的比喻、阐述贴近生活，直击心灵，使人难忘，给人以深刻的教育和启发。

习在信仰价值、信仰选择、信仰主体、信仰践行以及信仰培育构建等方面有着非常丰富而深刻的思想。的信仰思想继承了中国传统价值文化中的信仰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信仰思想的最新成果。（一）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形态，是共产党人奋斗的远大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有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这一目标决不渺茫，它需要一代又一代共产主义者为之奋斗。习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论述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将中国实践纳入到共产主义运动的洪流中，将中国道路纳入到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征程中，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紧紧联系起来，紧密统一起来。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就是一个全民族的理想和愿望，已经成为中国走向未来的鲜明指引，成为激励中华儿女团结奋进、开辟未来的一面精神旗帜，具有强大的精神动力。在现实中，实现中国梦，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无论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还是扩大到人类共产主义运动史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重要内容。因此，习强调，我们共产党人锤炼党性，首要的就是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并且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紧密统一起来，体现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中国实践、中国进程。不仅如此，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应该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共产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一种社会意识，是一种精神力量。习深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因此，他认为，要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目标，不仅要有强大的精神支撑，也必须有强大的物质力量支撑。“这就要靠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8]93。事实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取得成功，为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实践取得的巨大成就，“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7]10。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都是十分重大的[11]。应该说，中国实践、中国成就为处于低潮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著而为信念。我们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内在统一，才能客观地看待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才能坚定我们持续发展的决心和信心，从而保持全党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以及当下攻坚克难的勇气与担当。（二）信仰的主体立足于全体人民人民是社会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言，人民是主体力量。因此，习非常重视人民利益的保障、人民能力素质的提高，也非常重视人民思想道德水平、理想信念状况。在他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在不同场合强调了党员领导干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教师、青年学生、工人阶级等重点群体的信仰，推而广之，实际上，他要求全体人民都要有正确的信仰。一是特别强调党员领导干部的信仰问题。党员领导干部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具有社会引领性、示范性，因此，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矢志不移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二是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信仰问题。新形势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更好地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才能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习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12]8三是强调教师的信仰问题。教师肩负着培养下一代的重要责任，而正确的理想信念是教书育人、播种未来的指路明灯。因此，习“希望全国广大教师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增强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13]。也希望广大教师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始终同党和人民站在一起，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14]4~5，以更好担起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四是强调青年的信仰问题。青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必须强化对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使之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习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青年一代应该牢固树立的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找到的实现中国梦的正确道路，也是广大青年应该牢固确立的人生信念[4]278。五是强调我国工人阶级的信仰问题。习希望我国工人阶级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坚定永远跟党走的信念，始终做坚持中国道路的柱石；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做弘扬中国精神的楷模；充分发挥伟大创造力量，始终做凝聚中国力量的中坚[15]。总之，人民是民族的主人，是国家的主人。习将人民与民族、国家统一起来，既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念。同时，对广大人民的信仰追求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广大人民群众树立正确信仰，紧密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下。总之，“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三）对构建信仰的全过程提出明确要求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是从天而降的，也不是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如何构建国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习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一是加强信仰教育，保持理论清醒。信仰教育包括信仰意义的教育以及信仰内容的教育，让受教育者能够自觉选择信仰，自觉确立信仰。习不仅反复强调对全体国民进行信仰意义教育的重要性，而且特别强调信仰内容教育的重要性，强调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中来构建人们坚定的马克主义信仰。他坚信学习能够明理、明智，要求党员干部要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努力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正确判断形势，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4]342。他科学分析了理论清醒与政治坚定的内在关系，认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会清醒，才会坚定。而理论上坚定成熟，什么力量也就不能动摇我们。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16]339。对于学习什么，习特别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以上率下，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集体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等。习强调要学习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认为，“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不可及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这就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4]116。同时，要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这样才能成为忠实的践行者和积极的传播者。因此，广大教师“要注重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积极引导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14]5~6。而广大青年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自己头脑，正确确立自己的信仰，而且把信仰确立在对科学理论的准确把握和理性认同上。

信仰范文篇2

信仰是人类最高的价值追求，它是指“特定社会文化群体和生活于该社群文化条件下的个体，基于一种共同价值目标之基础上，所共同分享或选择的价值理想或价值承诺。”

信仰的特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信仰对理想目的的确信性。确信性是信仰形成的前提与基础；

二是信仰对意志承诺的坚定性和持久性。偶然的或某一特定情形下的理想化确信不是信仰，只有当这种确信成为某一社群或个体所坚定认同并承诺的长期稳定的价值目标时，才能称为信仰；

信仰范文篇3

【关键词】艺术；情感；信仰；西藏唐卡

一、艺术的情感表达

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承载着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得发展，民族文化深深镌刻着人民的情感需求和情感表达。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艺术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中国传统画论也有“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重要主张，这说明艺术是在掌握自然规律和生活环境下创作的。情感从生活中迸发，又寄托于艺术当中，从而使艺术具有丰富的情感表达，表达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或又表达着对宗教的信仰之情。中国的西藏地区被称为“世界屋脊”，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孕育着优秀的民族文化。其中西藏唐卡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发展至今仍旧生机勃勃，这不仅仅得益于国家对民族文化的大力支持，还有西藏人民对神秘的极乐世界的探求和对美感的艺术追求。唐卡艺术是西藏人民表达信仰的一种直接方式，是高于普通生活却又基于普通生活的一种精神升华。艺术与情感的融合，是人民根据自己的习俗和信仰进行心理构建，从而塑造出来一个具有审美意义和向往意义的真善美世界。这种构建是极具有民族认同感的，带有文化和社会的双重意义，承载着人民生活和审美的趣味性和多样性。艺术的情感表达在西藏唐卡艺术上十分明显，西藏人民将其对宗教、大自然的信仰之情进行了视觉化的描述，形成了超越现实和空间的民族艺术——西藏唐卡。

二、西藏唐卡艺术

唐卡是西藏地区独具特点的一种绘画艺术，具有浓厚的宗教特色和鲜明的艺术风格，内容极其丰富，展现了西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人文环境。唐卡艺术起源于佛教，呈现于卷轴画上，由彩缎装裱后悬挂供奉。唐卡艺术主要分为七个艺术流派：尼泊尔画派、齐岗画派、勉唐画派、钦则画派、嘎玛嘎孜画派和新勉画派等。每个流派风格不尽相同，使得唐卡艺术至今表达丰富、生生不息。唐卡艺术的内容题材十分多样，其内容以宗教题材为主，涉及政治、经济、民俗文化、地理环境和民间传说等。其中佛像画是唐卡宗教画主要表现形式，以佛像在画面中心作为主题人物，以顺时针方向围绕主体人物进行描绘有关的其他人物、活动场所或故事情节等。唐卡画面完美、饱满，每一幅都描绘了一个故事或者情节，画面不在意远近大小的关系，力求构图多变、画面饱满、叙述完整。唐卡艺术涉及广泛，分类繁杂。就内容而言，唐卡分为佛像唐卡、传记唐卡、历史唐卡、神话传说唐卡、天文唐卡和历算唐卡等。就材质而言，分为普通织布、刺绣、缂丝、绸缎和珍珠唐卡等。其中布面唐卡较为普遍，画师经过复杂严格的选布、绷布，再进行上胶和打磨，直到看不到画布的纹理为止。在这些准备工作完成后，开始起稿、上色、勾线和开眼。结束绘画后将唐卡进行镶边装裱，但是这并不算最终的完成，还需要由寺院喇嘛进行装藏和开光。只有经过了开光，才算诞生了一幅新的唐卡。真实的历史在唐卡上进行演绎，具有深刻的历史价值。多变的色彩没有使唐卡呈现出来的效果杂乱无章，反而构成了和谐的颜色画面，产生了丰富的情感，展示了藏族人民对美的追求和对生活的向往。唐卡艺术扎根于西藏这片独立而坚韧的高地上，具有独特的人文内涵和视觉效果，它是藏族人民用信仰和智慧凝结出来的一颗璀璨明珠，具有强烈的仪式感。

三、艺术与信仰融合的力量

在西藏地区，佛教流入开始于七世纪中叶，松赞干布迎娶唐朝文成公主并修建了布达拉宫，供奉佛像，便于人民祈福礼拜，佛教逐渐兴起。到现在佛教在西藏人民心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信仰是一种精神力量，对人们的物质和精神世界起着很大的影响作用，塞缪尔•斯迈尔斯，英国十九世纪著名的大众道德学家，著有《信仰的力量》，在世界畅销一百多年而不衰。书中所写是路易十四时期，信仰带来的生命力，支撑着人民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同样，西藏人民在对宗教的信仰中获得前进的方向和对未来的希望。西藏佛教信徒在家中悬挂供奉几幅或者几十幅唐卡，他们相信这样会带给他们的家庭好运、健康和幸福。唐卡艺术是藏传佛教的教义，更是人们寄托精神信仰和灵魂的归宿。人民将自己内心的世界一一展示在唐卡面前，充满着对理想的渴求和崇高的敬畏。唐卡在制作过程中对画师和信徒更是一种修行，充满着神圣和希翼，并包含着严谨和慎重的宗教规程。艺术和信仰相互融合，从简单的形象崇拜到转化内心，带给了藏族人民由内而外的转化。艺术和信仰融合的力量在唐卡艺术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西藏唐卡艺术在西藏这片精神高地上，不断地孕育，感化着人民、感化着当地文化。有人将其称为“信仰艺术”，这种艺术是人民将自己的生命观念、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牢牢的交织在一起，从而达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艺术与信仰相融合带来了强大的生命力，使西藏唐卡艺术不仅能够适应日新月异的新环境，也能够自身不断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次旦久美.论唐卡画在当代的文化价值和文化界定[J].艺术评鉴,2017(18):45-46.

[2]陈晓波.论传统绘画的艺术内涵与实用价值——以西藏唐卡艺术为例[J].艺术评鉴,2016(12):24-27.

[3]王学峰.绘画唐卡艺术中的秩序感研究[J].美术研究,2016(01):117-118.

[4]刘冬梅.造像之美:法度与实践——从西藏唐卡画师的艺术实践看藏传佛教造像的美学观[J].中国藏学,2013(03):137-143.

信仰范文篇4

一、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分析

1.从历史角度看，培养法律信仰具有应然性和重要性。

法律信仰的产生并非是现代才兴起的产物，早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就有了这一概念的雏形，随后经历了西方的各种宏扬法的正义的精神文化建设将其定形，如十二世纪中叶的罗马法复兴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罗马法基本精神的运动。应该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不管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法学家们，还是西方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家和启蒙思想家，都是致力于培养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重视“信仰”的权威。然而，培养对法律的信仰有何重要性呢？对此，笔者将结合历史作如下的阐述：

第一，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思维敏捷的法学家把法律提到伦理性的高度加以赞扬，认为“法律是善和衡平的艺术”；同时，他们十分重视从社会文化伦理角度解读法的精神本质，将其看成是深藏在实定法之后的最高价值主体，从而确立法律的至高天上的地位，并有利地保护了当时城邦自由民从事商品经济的活动。不容置疑，法学家们对法律的崇高追求并达到适应当时经济状况的需要，很大程度激发了当时城邦人民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而这种信仰的产生，无疑促成了当时城邦社会法治精神的形成，加快了罗马城邦国家告别原始共同体的人治模式，进入依法而治的法治化的历史进程之中。

第二。在西方的罗马法复兴运动到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所发起的许多运动中，以各种形式来（绝大多数是以法律的形式）提倡个性自由和解放、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反对和废除封建等级和特权观念等等，这一切无疑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的法治国理论奠定了基础。即使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发起的以“信仰得救”信条的宗教改革运动，培育和传播了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精神，这一精神高扬了“信仰”的权威和价值，因而这一信仰理念，又使广大宗教徒从等级森严的教会制度的统治中解脱出来，而自愿在当时已成为社会权威的象征-法律的支配下，即在信仰法律的观念的支配下积极投身于政治经济活动，这促成了西方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进一步为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法治战略的实施和实现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

总之，纵观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国家的法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公众的法律信仰的培养对于其法治化的形成，其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就能很好地促成一国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达到一国法治化状态的确立。现在，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一方面需要自己的不断摸索，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其他法治国家中吸取经验。而上述的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对法律的崇高追求之情以及信仰之理念正是我们所可以借鉴的，这对于我国法治国家的构筑是不无裨益的。

2.培养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内在需要。

“法治应当优于人治”，这已成为定论，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更需要法治。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国家法治应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其中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因而，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肯定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的一种内在需要。

首先，我们讲一个国家要实现法治化，就必须有足够的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尊重、认可和接受，没有社会公众的尊重、认可和接受，即没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就会丧失稳定性，法律就会没有权威，犹如一纸空文，那么法治就会论为人治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法治”。②其次，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是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保证，或者说是法治的“软件”系统设立的基础，其深刻反映了法治的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反过来说，法治的这种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又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反映和表达，而构成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无疑是那生活干社会之中的全体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普遍的、共同的精神、情感和认识，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讲，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有利于整个社会法治的精神的形成，从而有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最后，从法治本身的内涵来讲，法治所要表达的意义是：法治是社会公众普遍具有的共同的一种精神和信仰、意识和观念，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心态；法治的精神在于合法颁布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应当被全社会尊为至上的行为规则。然而，这些“公式”所要成立的条件是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没有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这一切只能成为“空中楼阁”。诚如伯尔曼所讲，“所有的法律制度都不仅要求我们在理智上承认-社会所倡导的社会美德，而且要求我们以我们的全部生命献身于它们，所以正是由于宗教激情、信仰的飞跃，我们才能使法律的理想和原则具有普遍性。”

二、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所面临的障碍分析

首先，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封建帝制的皇权至上，宗法、特权观念、专制观念、权力至上等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思想产物，即长久的封建人治传统的中国所构造的法律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中国这种传统法律文化以皇权至上为特征的权力本位的价值体系中，法律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只是“一直确认并全力维护专制王权的绝对至上性。”这种权力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人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总会出现权力高于法律、法律低一等的认识，从而对法律失去信心和认同感，便不会自觉地寻找法律的保护，也更谈不上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了，法律就如一纸空文。伯尔曼也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毋庸讳言，若真的如此的话，那不仅将对法律的培养造成障碍，同时也将给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造成极大的障碍，使中国法治面临被抛弃的危机。

其次，立法的膨胀，法律出台时间的缩短，使得法律价值很难转化为主体价值所追求的目标。据统计，自1979年到1993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订248部法律和有关法律方面问题的决定，国务院颁布了700多件行政法规；此外，国务院各部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也制定了数以千万计的行政法规、规章。近些年来，立法的速度仍在不断地加快，法律、法规的出台一部接着一部，特别近两年，立法速度更是惊人，几乎每天都新的法律或法规的出台。这股汹涌的立法大潮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在市场经济下建设法治社会的“硬件”系统的逐渐完善，然而，另一方面却也给法律难以被信仰种下了隐患。这种法律、法规数量猛增的社会实践，使得社会公众对它们根本无法全面知晓，据有关调查的推算，公民对法律的认识程度只达到近几年法律制定总数的5%；再加上这些法律为适应经济发展，社会变化发展的需要，还要适时地对它们进行修改，使得社会公众更加无法知晓，更别说了解和掌握，就是一个专门从事立法工作的立法工作者也无法对它们作全面理解和掌握，那其实告诉了我们许多法律等于是虚设。也就是说，这种立法的膨胀状态，使作为客体的法律无法满足作为主体的社会公众的生活需要，从而造成主客体间的隔阂，其最终结果是导致社会公众由于对法律的陌生感而使法律信仰无从产生。

再次，司法体制存在着弊端，法律效益低下，难以满足社会成员和组织的法律期望值。在我国司法体制中，公安制度、检察制度、审判制度等许多方面还不完善，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难以行使，那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吃卡拿要、以言代法、办关系案、办人情案等腐败现象依然大量地存在。在司法实践中，诉讼缺乏其公正性，打官司褪变演化成了打关系，打官司成了完全是金钱、关系和人情的较量。一个同样的案子在不同地方、不同法院却得出了不同的结果；还有，有的当事人即使打赢了官司，其诉讼也难以得到实现，诉讼价值也难以得到实现，审判结果成了“法律白条”、“一纸空文”。这带给社会公众将是对法律后果的失望和缺乏信心，这样就会使他们萌发出“有法无法一个样”的心理模式。万一这一心理模式成为定势，那法律信仰的培养，法治精神的培育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构思。

最后，法治理论中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冷却了社会公众心中炽热的法律情感。法律工具主义论者认为法律只是统治者手中用于对社会进行有效而强力的控制的工具。然而，大家都知道，工具是一种没任何思维和良知的东西而已，它是一种静的没有活力的物品。如果说法律是一种工具的话，法律将失去其内在的价值和活力，失去其灵魂和良知，成为伦理价值缺失的残疾之物。当人们服从法律仅仅是因为害怕国家强制力制裁的话，那法律就无法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一个法律制度之实效的首要保障必须是它能为社会所接受，而强制性的制裁只能作为次要的和辅助性的保障。”

三、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的对策分析

法律信仰作为现代法治精神的内核，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同时又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和培育的结果。然而，大量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现行的法律没有能够真正成为社会公众所信仰的对象，从而决定了培养社会公众崇尚法律的情感的艰难程度。可是中国要走向法治化，要建立成法治社会，就不得不对社会公众法律情感的培养，激发起他们对法律高度认同的热情，也不得不将法律作为整个社会所信仰的对象，从而以社会公众内心的原动力支撑起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为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重视社会主体的自我意识，这是培养法律信仰和培育法治精神的前提条件。社会公众的权利是一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没有权利内容的法律就激发不了公众对它的渴望。应该说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是一种互相推动的关系，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及法律所含的价值的褒扬，从而萌发了信仰的雏形；同样，采取对法律信仰的认同和鼓励也会引发起社会公众对权利意识的重视。我们说权利意识的培养主要在于主体-社会公众的自我意识的苏醒。然而，在现代社会实践中，立法者一直崇拜和迷信国家政权的强制与威慑，而忽视了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公众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社会公众在国家的强制和威慑下，无可奈何地被动服从法律，逐渐麻木了其自主判断的思维，也逐渐泯没了其参与的热情，这样其独立的人格丧失了，而顺从的、充满奴性的依附人格便长成了，权利意识在其心中就荡然无存，那么我们所倡导的法律信仰就无从谈起。

2.把法治精神的建设同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培养社会公众法律信仰观念的重要基础。我们“必须看到，法治和经济并非是绝对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结构上的功能互动的关系。法治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提供一种理想的次序和制度环境，经济为法治提供某种基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对古希腊罗马法治精神起源的考察之后，认为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带来得最显著的政治法律后果就是打破了以等级和特权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格局，建立了自由、平等、契约的新的格局，从而孕育了和催化了人们对法律神圣、法律至上的精神追求。现在，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状态之下，而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所倡导的是公平、自由的竞争，随之产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制度防止社会各种弊端的滋生，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就会使社会公众普遍形成一种崭新的法律态度，普遍对法律产生一种高度的认同，认识到法律不是自己生活的障碍，反而是与自己生活密切贴近的必备条件了。社会公众没有了对法律那明显的敬畏和距离感，有的只是对法律所产生的归属感与依恋感，从而激发了他们对法律的信任、信心和尊重。这种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成为了构造法律信仰和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沃土。

3.现代法治理论要消融国家优位理念，树立起社会优位理念。这种生活优位理念应包含以下观念：国家是为社会服务的，而不是社会为国家服务的；社会是目的，国家是为公众服务的工具。潘恩曾说：“政府不过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为全体国民-个人的集体的-造福。”这正说明了社会优位这一理念。现实中，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各项法律是所有社会公众意志的体现，它们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秩序的有序化，而不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和国家手中依靠强制力保障的“大棒”。假使法律的出台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这就会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它的信任而成了一味地消极服从，从而弱化了他们内心的法律情感。那“没有了神圣的渊源，也就没有了永恒的有效性。”正如伯尔曼所说：“正如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的那样，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象信仰、公正、可靠性和归属感，运较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是警察。”社会的主体是广大的社会公众，那么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也正是国家为社会、为广大的社会公众服务的理念，这样的一种理念是培养法律信仰、促成现代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条件。

4.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执法、司法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他们的法律观念，是培养国民法律信仰的有效保证，也是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环节。由于国家公职人员作为由人民委托执掌一定权力的代表和法律的卫士，是法律的具体执行者和操作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假使执法者、司法者自己首先知法执法又犯法，就会“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违背党的领导，也会损害全国人民的利益。”这样的话，就会众叛亲离，甚至会使政府和法律的威信丧失殆尽。这并非是危言耸听。这也诚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因而，为了法律信仰的培养和法治精神的培育，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法素质教育，增强其形象意识和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民主监督、民主考核评估等各种制度，扶正祛邪。

信仰范文篇5

关键词：邯郸；城隍；仪式；民俗文化

一、城隍的由来及渊源

邯郸自古人杰地灵，在这片沃土上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民间艺术种类繁多，有着悠久的历史。民间关于“城隍”的说法有很多，邯郸人信仰城隍，并因此建立城隍庙。“城隍”一词，最早出现于《后汉书•班彪传》，“时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这里的“城隍”即为城池的本义。清人姚福均提到“易城复于隍。礼天子大腊八，水庸居第七。水即隍也，庸即城也。”[1]在这里，城隍属于腊八神中的第七神，即水庸神，有“护城河神”之意，是一个地方的自然神，即为防范外来侵略，保卫一方城市人民安宁的神祇。范军《城隍信仰的形成与流变》认为，“水庸(城隍)在周代已经作为保护城市的土地神而接受人们的祭祀了。”[2]郑土有、王贤淼的《中国城隍信仰》认为“城隍的信仰实质是对人鬼的信仰。”[3]“水庸”是城隍的原型，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它其实是人们对神灵显灵的期待。“城隍”作为民间崇尚的一个地方神灵，也是原始人类“神灵崇拜”的展现。“严格说来，城隍信仰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宗教信仰，而只是一个神格化了的名人信仰。因为城隍信仰不像佛教的释迦牟尼，基督教的耶稣，并没有一个原始的神祖，更没有一套完整的宗教理论。”[4]因此，关于城隍也有“众神”之说，有正直者、神能者等多种类型。在民间供奉城隍的场所是“城隍庙”，由祭祀城隍这种民间宗教信仰也衍生出了一套民间的祭祀程式，其活动的发展历史悠久。城隍神进入城市之后，成为守护城市的地方神灵，城市的建设规划、庙宇的建立也需要考虑人们的信仰传统、受众的范围等多种因素。“城隍例规形成于南北朝时期，唐宋时得到进一步发展，并被列为国家祀典。”[5]由此可见，城隍的例规的制定也是具有悠久历史的。

二、邯郸地方“城隍爷出巡”民俗活动仪式

邯郸地方“城隍爷出巡”仪式种类繁多，主要包括了烧香祭拜、出街巡游、民间艺术表演等活动。这些庙会活动范围大、人数众多，出巡活动多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在邯郸当地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笔者以邯郸永年、磁县两地的城隍爷出巡仪式为例，展示邯郸地方城隍爷出巡的景况与内容。(一)永年“抬花桌”等民俗表演。邯郸永年的广府城居县城东部，城隍爷出巡仪式也多在此地举行，当地民俗文化浓厚，民间表演剧团众多。“广府古城的沧桑是永年及周边地区历史的浓缩和载体，历代以来，它曾是曲梁县、邯郸郡、广平国、武安郡、洺州、广平府的驻地。巍巍古城坐落在方圆三十平方公里的一汪洼淀之中。”[6]古朴雅致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历史悠久的人文环境下，永年区的民俗也得以发源，当地的“城隍爷”信仰习俗源远流长。当地的民俗表演团队都会举办“抬花桌”“舞龙舞狮”“秧歌”等多种民俗活动。城隍爷出巡活动中，由8人抬起红色的大花桌，花桌上放置鲜花围成的大花圈，颜色以红色、黄色、紫色等明艳的颜色为主，绚丽夺目。整个出巡的过程洋溢着喜庆的氛围，除此之外，在民俗活动的展演中，还有腰鼓队、舞龙队、扇子队等依次排成方阵向前行进。永年的城隍仪式具有地方特色，民俗表演活动生动活跃。(二)磁县民间出巡队伍表演。磁县的城隍庙居于县城中心，“城隍爷出巡”仪式一般定在正月十六，出巡开始，主持者上香毕，鸣炮奏乐，城隍爷神像被抬上紫红椅，路旁有彩旗夹道相迎。参演的队列都有各自的标语和旗帜，如“社区腰鼓演出队”“磁州镇朱庄阳光舞蹈队”“舞龙舞狮队”“战鼓队”“旱船队”等。在警察的有序指挥下，队伍在道路中央以边表演边行走的形式展开，欢天的锣鼓声更是衬托了“城隍爷出巡”仪式的隆重和热闹。城隍爷神像被请出城隍庙，在民众扮演的诸路神仙的指引下，接受民众祈福。在参演的队列中，有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各路神仙和历史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还有中国古代经典名著中的角色。在巡游仪式中，诸如《水浒传》《西游记》里的经典角色被表演者展现得生动诙谐，惟妙惟肖。表演者戴着各种各样的面具，身着艳丽的服装边巡游边表演，道路两旁的观众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在实地考察的过程中，笔者发现磁县的城隍爷出巡仪式中，观众的心理期待已经不完全是对城隍神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的祈求，而逐渐演化为一种由外向内的民俗文化直观的心理感受，作为普通民众，大家对城隍爷的“神性”已逐渐弱化，转向关注现实世界的发展。此前，中断了20年的城隍爷出巡仪式于2016年在磁县举行，就田野调查的数据，笔者列表如下：随机调查的100人中，年龄段位于10岁以下的观看者普遍反映观看“城隍爷出巡仪式”是出于新奇、好玩的猎奇心理，他们从未或很少见过这种声势浩大的表演活动；年龄段位于11-20岁的青少年则认为这是一种表演方式，热闹好看；20岁以上的观众则认为这是一种民俗的传承方式，且年龄越长者越对此有浓厚的情怀。可以从中发现，城隍爷出巡仪式对民众的感观影响，以及这种仪式中民众的心态与心理期待。

三、邯郸地方城隍爷信仰的文化内涵

(一)民间土主崇拜意识的展现。“土地崇拜是最普遍的自然崇拜形式之一。与土地崇拜有关的种种文化现象可称为土地崇拜文化丛，它包含土地神观念、土地神名称、土地神形象、祭所、祭祀仪式、神话、禁忌等文化元素。各种文化元素产生之后，又不断地发展、变化，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土地崇拜文化。”[7]河北邯郸的城隍爷出巡仪式有着丰富的内容，从城隍爷出巡仪式到民间对土地神的名称、形象、传说等都体现了民众的土主崇拜意识。自古以来，“城隍爷”作为民间的“土地神”而受到人们的尊敬，而这种缘由是远古时期人类在“万物有灵”观念影响下，把自身的愿望寄托在自然万物上的结果。从祭祀土地的关于“物”的崇拜到将民间土地神人格化，神的主体附之于具体的“自然人”身上，这种由“物”到“人”的崇拜是社会进步阶段中的变迁，是人们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畏惧自然—尊敬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观念变化。土主信仰其实是一种本土崇拜系统，而通过“城隍爷出巡”这样的仪式表达，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愿，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二)善恶观、奉献精神观念的表达。信仰与宗教有关，“宗教只有与人类社会长期积淀的道德习俗相一致，才能符合社会的要求，以其合理性而存在发展。而对道德来讲，它以精神自由为特征，最初它被附着于原始崇拜的形式之中，这使道德从形成之际就具有了信仰的性质。”[8]原始的自然崇拜下，土地因其具有负载万物的能力而受到人们的尊崇与敬仰，而后形成的城隍爷崇拜、出巡仪式等都说明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土地信仰的存在。此外，在城隍爷信仰中也反映了世人的道德观念。在邯郸地方民间传统的城隍爷出巡仪式中，都会有主持活动者在巡游中宣传善恶观念、因果报应的做法，以期民众广受教育，向善向上，端正自己的品行。这种做法虽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在古代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地位而开展的一项活动，但从一定意义上看，这种形式的出巡仪式无疑也对民众起到了道德教化的作用。在民间宣传善恶观、奉献精神的传统朴素道德观也在群众中形成一种道德约束，规范了民众的社会行为。礼俗社会自形成之初到现在，已经构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群体行为规范，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秩序观念的存在，才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社会秩序，统御了人民。

四、邯郸地方城隍民俗的意义与价值

(一)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在邯郸民间通过“城隍爷出巡”仪式活动的发展，也逐渐融入许多与地方特色和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民俗艺术表达。如在永年临洺关镇“抬花桌”习俗源于唐代，其历史悠久，内涵丰富，表演是融合了燕赵文化和民间艺术中乐器、歌舞表演为一体的综合性展演，包含了祭桌、抬桌、封桌等一系列固定流程，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民俗文化的传承。城隍爷出巡仪式中的“秧歌”又称“扭秧歌”，是我国北方地区人们喜闻乐见的民间舞蹈表演形式，已有上千年的传承历史。秧歌通常会在民间的热闹、欢庆的场合举行，秧歌表演的服装颜色对比鲜明，以明艳的红、绿、粉、蓝等颜色为基调，给人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将秧歌配之于大鼓、铜锣等，民众的参与度高，队伍庞大，表演起来舞者的步调一致，快慢有序，节奏感强，男女老少皆宜。在城隍爷出巡仪式中，群众通过这种舞蹈形式广泛参与进来，衬托了节日的欢庆、热闹。城隍爷出巡仪式中，人们通过参与各种民间艺术的展演，传承了中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优秀传统文化在民俗活动的发展和流变中，不断被人们赋予新的内涵，传达了人们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城隍爷出巡活动为民间艺术表演活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使得民间戏曲、杂技、绝活得以传承，保留了大量的民间艺术。戏曲说唱、战鼓、腰鼓、秧歌、旱船、跑驴、高跷、舞龙舞狮等民间传统文化得到传承。(二)民俗带动地方经济发展。邯郸地方城隍爷的信仰在历史的流变过程中逐渐成为流行在邯郸地区的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民俗活动。“加强民俗文化外宣工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民俗文化外宣与经济发展之间密切相关，强势经济会促使文化走出去，吸引异域文化群体关注该地区文化，促使文化影响力提升；反之，文化的传播又能够在不同程度上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9]邯郸当地根据地区发展的特点积极宣传，吸引了人们慕名前来，招商引资和各种机构的建立，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经济的繁荣发展。“县域经济的发展与壮大关乎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民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县域经济发展注人一种新的活力，成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10]城隍爷出巡活动期间，也逐渐在邯郸市区、县区、乡镇形成了民间的物资交流活动点，通过物资交流和互动，人们之间的往来更加密切了。邯郸地方政府在发展民俗的过程中，积极地规划实施方案，合理安排活动组织人员、安保人员，保证活动的顺利进行。在城隍信仰上，积极引导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城隍爷出巡活动作为邯郸地方的一个古老民俗活动，承载着燕赵大地上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城隍爷出巡仪式中蕴含着人们对天地的自然崇拜意识，蕴含着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道德观、思想观，也曾在历史的进程中发挥过作用。城隍信仰不仅是一种宗教民俗，更是一种社会民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世俗化。“宗教的世俗化几乎是与社会的世俗化同步进行的。由于传统社会日益非宗教化，宗教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对于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不再具有至高的统辖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传统宗教仍想为信仰者提供人生及世界的价值和意义，那它们就不能继续像过去那样一味强调超自然的神圣存在及来世彼岸的学说，而必须更多地关注并参与世俗社会各项事业，以图对世俗社会的发展和导向维持并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力。”[11]随着越来越多的民间活动融入进来，城隍爷出巡活动也逐渐与时代接轨，呈现出多元的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王秋桂，李丰懋.中国民间信仰资料汇编[M].台北：学生书店，1989.

[2]范军.城隍信仰的形成与流变[J].华侨大学学报，2007，(4).

[3]郑土有，王贤森.中国城隍信仰[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

[4]李崎.民间城隍信仰分析——兼论《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城隍故事[J].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3).

[5]颜景旺.传统再创造：正定城隍庙“送寒衣”仪式研究[J].贵州大学学报，2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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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任建东.宗教信仰与道德自觉[J].中国宗教，2007，(8).

[9]吴书婷，黄风琳，杨秀波.民俗文化外宣与经济发展[J].市场研究，2016，(4).

[10]王钟锐.民俗文化外宣策略研究——以河北民俗文化为例[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2，(12).

信仰范文篇6

大家好！

跨进监狱警察的队伍，我的人生就交给了祖国，在我心中，我始终相信，忠诚源于信仰。选择成为与罪恶力量最近最危险的坚守者，就意味着一生必须具备奉献，敢于与恶势力搏斗的精神。就意味着我必须对我的祖国，对我的人民忠诚，以一腔热血作为信仰，来祭奠我的青春岁月。今天，我能站在这里演讲，我心情非常激动，我演讲的题目是“忠诚源于信仰”。

监狱是为收押刑事罪犯人改造自新，重新做人而设立的国家机构。我从事管理的日常工作就是把收进来罪犯，对之进行日常思想教育、转化、管理然后等待刑满释放。在监狱秩序维持和日常思想教育管理过程中，我秉着一颗对祖国忠诚的心，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努力化解被监管罪犯的对抗情绪，改善部分被监管罪犯不健康心理，维护监管秩序。

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按照规定，可以会见亲属、监护人。我的工作是不直接参与管理罪犯，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整理他们的考核，进行亲属会见。记得有一次，有个犯人由于刚刚进入监狱，急切想会见自己家属。但是他还没有到会见家属时间，于是私底下通过关系，让家属给我捎来几万元，想让我擅自安排在押人员与其亲友会见。此前有警察利用职权帮助“捞人”，或者通过疏通关系“网开一面”，提供会见亲友等便利。但是我没有这样做，而是严厉拒绝了犯人家属的贿赂。我始终认为，司法场所是最具光亮的地方，因为它要照耀的是那些内心和灵魂充斥着黑暗的对象。我始终相信，忠诚源于信仰。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坚守岗位，不受诱惑。

无数个日日夜夜，晨至暮归，监狱，我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绚烂的青春岁月，所有的激情在这里释放，所有的希望在这里张开翅膀，祖国熠熠闪光的国徽与亲人要好好报答祖国的叮嘱无数次的在我的梦中回荡，提醒着我，鞭策着我，我是一名共和国的监狱警察，维护公平正义是我永远的誓言。在监狱里，像我这样以忠诚立身的人不是只有我一个。而是整个队伍。

因为我们监狱人民警察是一只奉献的队伍。所以面对一时失足犯了错误的人，我们没有鄙夷的神情，循循教导，深情感化，为的是浪子回头金不换。面对身心疲惫的被害人，我们用热情化解他们受了伤害的心，用努力燃起他们对未来的希望，用成绩恢复他们对公平正义的信任。罪犯认罪伏法，国家安定团结，社会和谐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其中有我们监狱人民警察的一份贡献。

信仰范文篇7

关键词：宪法信仰，法治，精神障碍，权利法

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人们的意识形态领域日呈多元复杂。近几年的各种迷信神医案件以及今年的事件，都不同程度地说明在这交接的历史阶段，各种思想的尖锐对比和斗争。随着我国“法治”目标的确立，法治进程的推进，信仰问题愈来愈成为一个令人焦灼的问题。信仰危机开始产生，其中对法律信仰的失落比较严重，如果说某些社会关系主体基于自身利益还比较注重某些部门法，那么大部分的主体则对根本大法比较漠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母法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与信仰。对于许多国家奉为“人民自由的圣经”的宪法在我国却多表现为高高在上的法条，且仅仅表现为高高在上的法条。笔者以为，这正是法治进程中一个非常强大的精神障碍。它如此令人困惑，以致某些人对中国法治前途产生悲观情绪[1]。在这里，笔者试图探讨宪法信仰问题，以期法学界同仁共同探讨国人的意识观念同制度演进的关系。

一、宪法信仰的含义

信仰在《辞海》中被解释为“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为准则”。大多时候，信仰是同宗教密切联系的，这主要源于西欧中世纪神学政治，因为它强调对上帝的绝对信仰与服从。但随后经过人文主义的震荡，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这种单一信仰的局面便不复存在。信仰也开始与宗教以外的事业或主义或其他相联系，主要是指信仰者的极度信奉，并为之富有超越自我的奉献精神，同时伴随着相应的信仰行为。根据信奉对象的不同，信仰可以有不同的种类，信仰神灵、信仰领袖、信仰法律等等。每一种信仰都能为信此为真的人提供精神支柱和行动指南。

宪法信仰是法律信仰中至高境界的一种，只有对产生法律的母法抱有神圣的宗教般的情怀，才会信仰宪法，并将之奉为行为的准则。宪法信仰包括信仰宪法的情感，信仰宪法的态度以及信仰宪法的行为。其中情感因素放在首位，因为信仰情感是信仰则对信仰对象的精神体验，是基于感觉、知觉或基于生命的本能而形成的一种心理倾向。信仰态度是信仰主体对信仰对象的信服尊重和奉行程度的主观表现。它是信仰中的关键因素和中间环节，人们的信仰态度则主要源于信仰情感，而直接影响其信仰行为。信仰行为是信仰主体在信仰观念指导下的活动，是信仰情感和信仰态度的具体体现。[2]在只有情感和态度而没有行为体现时，那只是一种信念，决不是完整的信仰。

宪法信仰不同于一般的法律信仰，主要是因为信仰对象上的不同。众所周知，宪法是产生其它法律的法律，是一国法律体系的根本，无它，不能产生其它法律；无它，其它法律将失去统一的标准。如果没有宪法信仰，那么对其它法律的尊重和服从是不可能出自信仰，没有神圣的渊源也就没有神圣的情感。宪法信仰不同于一般法律信仰，还因为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不同于一般法律，宪法关系的一方总为国家或国家机关，宪法是调整代表国家的一方与其它宪法主体（包括公民、政党、民族、社会团体等等）的一方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宪法就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最基本的法，而这正是宪法信仰不同于法律信仰的关键的一点。因为真正的“法治”恰恰是要求“以权利制约权力”的。

二、我国当前缺乏宪法信仰的表现及其成因

既然是表现，那么就只能是事物基于形式上的特征。一个最为突出的体现即为宪法并未成为各种宪法主体的根本行为准则。如在国家机关中，以言代法较为严重，领导人的意思表示为上。邓小平同志生前极力反对的那种“法律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3]的现象仍未得到彻底根除。同时部门法先行遵循的情况已比较普遍。而党内某些同志囿于党长期以来的威信，习惯党政不分，特别是将党的政策上升为国家规范的程序虽然合法，但其中的民主精神却显缺乏，宪法仅被形式遵守而不被实质遵守。普通民众虽然开始重视法律对自己的影响，但仅仅实现重视或关注各种部门法，略用余光扫描宪法。对“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这样的至理名言似乎没有真切感受，反倒运用其他走关系等非正当程序保护自己的权利已成习惯。

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些现象，并在制度设计与改良上做出大量的探讨和设想。但移植、照搬、重建等等都必须同人文环境相吻合。“南桔北枳”[4]其味还不一样，何况不同的人文环境来熟悉、适应新的法律制度。而在人的因素中，人对某种事物或事业的信念、情感最为重要。有人说国人的信仰多样化[5]，谈不上普遍的宪法信仰，到底国人本来即无信仰，抑或以前有过，现在只是丧失而已，本文暂且搁置。下面针对当前缺乏宪法信仰的现象成因做一些分析。

第一，宪法在处理各种国家机关失职或越权现象上显得软弱无能，公然违背宪法的行为没有得到与宪法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相称的惩罚或制裁。这样不仅会助长公职人员唯我主义的膨胀，而且公众对国家机关形象大打折扣。特别公众寄予希望的一些最基本的讨回公道的机关都不能依法办事时，公众将会彻底丧失对法律乃至宪法的信任。培根说：“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6]

第二，宪法是否反映人民的公意，影响着人民能否怀着期待和呵护的心情维护她，影响着人民的宪法信仰。而宪法的制定和修改实际上都是人民意思表示的一种确定或变更，如果不能体现公意，人民则会变得冷漠。如果宪法所规定的各种权利在现实中未能成为直接使用的有力武器，很多人仍需要通过其他走关系等非正常程序保护自己的权利，这种不便利性同样影响宪法信仰的产生。

第三，政治权威、个人权威对宪法信仰的消解。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社会里，一个国家必定会存在政治权威，必定会存在某些领导人的个人权威。这里的关键是，政治权威与个人权威如果凌驾于宪法之上，或者说将这种权威与宪法的威信并驾齐驱的话，表明领导人本身缺乏宪法信仰，都将会消解国民对宪法的信服、崇拜，更不用说将之奉为言行的准则了。但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威与个人权威服从宪法，领导人率先推崇宪法，捍卫宪法的尊严，那么这种状况必将促进宪法信仰的培养或产生。

第四，“法律工具主义”思想加上“宪法是政治法”这样一个传统观念，很明显地得出结论：宪法是政治需要时的一种工具，或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那么着意味着宪法只是一种工具，那么它的好坏是次要的，而运用这种工具的人都是顶顶重要的。有人曾说，宪法是人们自由的圣经。这句话寓意深刻，宪法不仅是保护人民权利的至高法典，同时还应象圣经在基督徒中的地位和形象一样分量。试想基督教徒如果将圣经当作一种工具或手段（心灵解救的），断然不会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拥有如此广泛的信徒。因为教徒心中信仰上帝，以为只有上帝才能解救自己的灵魂，随着默诵一句圣经，怀着对上帝的信仰，心灵开始释惑，得到拯救。因此当宪政只是一种治国工具，而不是一种理想，一种价值目标时，人们是无法信仰它的。

第五，宪法的实施缺乏神圣的仪式。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呼吁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走过场。但在某些非常神圣的事物面前，反倒又显得形式不足。内容和形式是事物的两个方面。而不同形式的采用往往会影响内容能否被把握或领悟。如奏国歌时要求的肃穆，就职时要求的宣誓效忠，英式审判中法官和律师的发套和长袍等等，都有助于崇高感、神圣感的产生。如英谚所云：“正义不但要被伸张，而且必须眼见着被伸张”[7]。宪法的实施、宪法的监督、宪法的宣传以及将来可能有的宪法审判都应有比较恰当的仪式。

三、宪法信仰是走向真正法治的精神支持

1999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在宪法修正案中写上这样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标志着我国法治目标的根本确立。那么法治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最首要的要求是什么？笔者以为，法治就意味着法律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最高的权威性，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的社会关系处于法律的调整范围之列，个人的权威都必须服从法律的权威，而宪法是约束所有社会关系主体的最高准则。宪法“权利制约权力”的内在精神使得宪法至上成为法治的首要要求，宪法未能至上则是中国法治之路的根本症结[8]。由于宪法本身的性质地位决定了宪法应成为全社会活动的基础，建立宪政是社会法治化的首要任务[9]。荆知仁先生曾说过：“我们所说的‘法治’应该是‘宪法之治’，而不应该是一般的法律之治。[10]”

实际上许多关于宪法制度建设与改进在理论上已经得到大量的研究，有的已经进入实际运行，然而人们精神上的东西如果不加解决，纵使再好的制度或法律，可能也不会深深植根于人们心目中。先贤亚里士多德曾说：“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且为全体公民所赞同，要是公民们的情操尚未经习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与政体的基本精神（宗旨）——要是城邦订立了平民法制，而公民却缺乏平民情绪，或城邦订立了寡头法制而公民却缺乏寡头情绪——这终究是不行的。……应该培养公民的言行，是他们在其中生活的政体，无论是平民政体或者是寡头政体，都能因为这类言行的普及于全邦而收到长治久安的效果”。[11]革命的卢梭在法律的分类中曾谈到：“一切之中最重要的一种；这种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12]

如果人们对国家的根本大法没有一种不可动摇的忠诚的情感，那么重视其它法律可能被认作为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然而这绝不是公民对法治目标的追求，相反确是“法律工具主义”得到强化。

如果没有宪法信仰，没有对“人民权利的保障书”的神圣情感，那么公民的尚法崇法的心态就不可能形成，社会秩序就不可能是法律秩序，违宪行为就失去了天然的阻挡屏障。

如果没有宪法信仰，人治与“法治”的区别将只是法律制度多寡而已，将只是法律被重视的程度的高低而已。如果没有宪法信仰，法治的进程也就不可能有实质意义上的进步，法治的真实涵义就会相当遥远，法治的目标也就不可能真正达到。

因此我认为：宪法信仰是实现法治的重大精神支持，缺乏宪法信仰将是走向真正法治的精神障碍。

四、建立宪法信仰的要素有哪些

由于信仰更多是属于纯精神状态的范畴，所以它不能够象创建一部法律一样被创建，我们只是试着从一些方面促成或强化建立这种信仰。笔者以为以下几个要素是值得注意的：

（一）宪法是“良法”。尽管传统的亚里斯多德的法治公式开始受到异议[13]，但它在客观世界里仍是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即“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4]。恶法也有可能因为强制力的原故同样得到遵守，但既然是被迫的遵守，就与信仰无关，或许其中也有独裁者极力推崇这种恶法，但他并不是信仰这种法，而是信仰这种法所支持的独裁、专制的实质。要建立全社会的宪法信仰，宪法应是“良法”即具有科学性、正义性、效益性、民主性。

宪法的科学性是指宪法在内容、结构体系和文字表述等方面应该准确、合理[15]。宪法的内容应符合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应体现人民的公共的共同的意志。宪法规范应该严谨、科学、和谐一致。宪法的体系完整、结构合理、文字简炼都将增添人们对它的爱护和热爱。

宪法的正义性是指宪法应成为人们谋求正义的最高依据，或者说是人们获得正义的最好保障。这是基于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最高地位相应应体现的法律价值。缺乏正义的宪法不仅无法产生正义的法律，同时也无法获得民众内心真正的信服，并奉之为行动的准则。如纳粹统治时期的法律尽管人们不得不服从它，但内心无法培养情感，因为它不具有正义性。那么一个国家的宪法具不具备正义性，并不是对它的某一条，或某一组成部分的正义价值而言的，而是看贯穿始终的宪法精神是否具有正义性。“在美国，人们对依据正义的普遍原则而制定的宪法怀有巨大的崇敬之情。在这方面，几乎没有那个社会的法律制度可与美国相比。”[16]

宪法的效益性同样是宪法价值的体现。有人曾说，人们信仰上帝，并非因为畏惧上帝，而是因为相信上帝能拯救自己。一种灵魂的解脱，一次心灵的慰籍，都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拯救。那么宪法的效益性就在于人们能否因为信奉宪法而能从中获得自己所追求的正当利益和愿望。如果一部根本大法只是高高在上，只是不切实际的语录充斥其中，那么这种信奉如果会产生，也不会持久。这并不是功利主义的“有用即真理”，因为“徒法不足以自行”，不能实现的法律只是一张废纸。在经济迅猛发展、世界日新月异的当代，如果法律不具有效益性，人们几乎无暇顾及信奉它。在美国，许多公民都可以运用宪法来抵制各种侵害维护自己的权益。宪法作为国家与公民之间权利义务的契约，它应该更多地为公民提供便利，增强其效益。宪法的民主性体现在它是民众的宪法。在内容上，它能反映人民的公共的共同的利益和愿望，在形式上，它应是由全民或人民代表机关制定或通过的。人们是否对由自己亲自通过或决定而产生的事物倍加热爱和珍视呢？一种观点认为，人们对自己制造的东西会格外爱护，自发的护宪观念会成为一种阻碍违宪的天然屏障。如美国的开国元勋都强烈地坚定地维护宪法，很大程度上带动了美国民众对宪法的信仰。但另一种观点认为，人们对相对熟悉的事物一般不会信仰，据有人研究表明：“拥有法律知识的程度和对法律制度的支持程度，并非是一致的关系。人们对法律了解得越透彻，对法律就越发不满意。”[17]笔者以为后一种情况只发生在法律体系法律制度本身不健全的前提下，或是改革头绪比较纷乱的时期里。试想一部不由民众自己产生的根本大法从实质上能否最首要反映和保护民众的利益和愿望，我以为很难做到。

如此一来，宪法要被公众信仰，必须具备上述四个方面，即科学性、正义性、效益性、民主性，才是“良法”，才会是前提。

（二）强化“宪法是权利法”代替传统的“宪法是政治法”。政治和法律从来都是密切相联的，甚至有时政、法是不分的。而作为规定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根本大法的宪法也一向被认知为政治法，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而政治基本上被认为是政府、政党、社会团体、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一般说来，宪法在人们头脑中多是与国家大政方针相联系，与公民行为的宏观指导有关（因为它多是原则性、概括性而无具体惩罚性的规定），人们并不能直接运用宪法来保护自身的权益。根据宪法规范对主体的不同的引导作用，可将宪法规范分为确认性规范、授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禁止性规范。仔细解读我国宪法，发现其中大量存在确认性规范。确认性宪法规范是指不直接对主体可做什么，必须做什么，不准做什么进行指令，但却通过确认一定事物的性质和宪法主体的身份性质，从而对宪法主体的行为在宏观上进行引导。[18]而授权性规范也多是对公民自由的宏观性授权以及对国家机关组织的授权，剩下的则是义务性和禁止性规范。

在这种宪法结构面前，要改变宪法传统的“政治法”观念，发展“宪法是权利法”观念，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宪法规范本身必须强化公民的权利，并应强调公民可以运用宪法来保护自身的权益，真正做到“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我们可以发现在美国宪法中有这样的条文：“凡私有财产，非有恰当的补偿，不得收为公有”，“不得因本宪法只列举某些权利，而认为人民所保留的其他权利可以被取消或轻忽”。公民可以依据该条文诉请法院保护自己的利益。我国宪法是否应规定这样一些条文，如“在录用员工时，不得以性别户籍原因拒绝同等条件的合格者”、“对于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一核定的收费之外加收费用的学校，公民可以提起诉讼”等等[19]。宪法本身注重公民直接权利的增进或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的兑现，将极大的强化人们的权利观念。

其次，宪法应推进公民权利的实现，而不仅仅是国家利益的实现。一般说来，义务对应的一方应该是权利，权利的实现必然伴随着义务的履行。如果违反义务性禁止性规范的主体受到惩罚和制裁，仅仅是保证了国家的政治局面或治安秩序的相对稳定，却无法使义务相对的一方的权利获得实现，权利和义务在这时可能会产生脱节，它将会削弱公民对宪法保护权利实现的感受，并强化公民对义务的重视。特别是在确认性规范的理解上，我们发现教科书上有着这样的补充说明“它引导宪法主体从事与该性质相一致的行为，禁止从事与该性质不相一致的行为”。加之人们习惯性地被从义务的角度强化法律知识。因此要使人们从权利的角度来认知宪法，就需要宪法本身能更多地保障人们权利的实现，而不仅仅是促使义务的履行，同时宪法应由注重群体如国家集体组织等的权利的保护转道公民个体权利保护的轨道上来，倡导和确立以权利为核心的社会关系。

第三，将政治和法律（特别是宪法）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但它们两者应有相对明确的范围，否则政治领域的不稳定性、多变性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宪法的形象，甚至以为政治引导着宪法。那么宪法被认为是政治法也就有了籍口，宪法学不能深入研究下去也就成了必然。而对于政治，我们无法相信会产生信仰。如果有象我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政治狂热，那也不是信仰，而只是一种变态的热情，一种畸形的关怀。因此理论界有责任将政治与法律做一些区别研究，以促进法律的发展。

总之，如果不扭转宪法是政治法这一观点，宪法可能会获得尊重、服从，但它必定无法获得人们的信仰，如果它不被信仰，那么这种尊重和服从也不会持久。

（三）树立宪法权威是宪法信仰的保证。权威虽有多解，但我倾向于认为宪法的权威性是指宪法的内在说服力和外在强制力得到普遍的支持和服从[20]。宪法权威不同于宪法信仰：前者建立在法律具有强制性的基础上，而后者则是完全发自内心的。在信仰出现危机时，宪法最低要求应有权威，信奉者眼里自然有权威，不信奉者也要承认其约束力和外在影响力。或者应该说权威是一种建筑在对法律作用局限性充分认识上的权威，而信仰则是对法律完美的真诚的信奉。

宪法信仰虽不同于宪法权威，当两者却有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但一国宪法获得至上、至圣、至贵、至信的权威[21]时，更容易激发宪法信仰，反之，则无法培养宪法信仰或使刚刚建立的宪法信仰迅速褪却。如何树立宪法权威呢？其途径是多方面的，最首要的需求是加强处理违宪事件的力度。由于我国是立法机关监督体制，尽管立法机关具有代表性最高性，但却无法经常地专门地处理违宪事件。所以建立一个专门机构非常有必要，由专门机构依照法定程序公开地、公正地、有始有终地处理每起违宪事件。从事后追惩的角度看，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违宪行为的发生，同时它亦使公民知晓违宪与不违宪是不一样的。树立宪法权威同时应强化宪法的法律性，在观念上明确宪法也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在实践中明确司法机关必须执行和运用宪法，法院的判决中可以援引宪法，并进而建立宪法诉讼制度，也是树立宪法权威的重要途径。但宪法的效力得到体现时，人们的信仰将会愈来愈坚定，这种坚定的信仰又将强化宪法的权威，宪法的权威又将巩固宪法信仰。

（四）神圣的仪式将有助于宪法信仰的树立。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用相当大的篇幅谈到“法律的各项仪式（包括立法，适用法律，协商以及判决的各项仪式），也象宗教的各种仪式一样，乃是被深刻体验到的价值之庄严的戏剧化。在法律和宗教里面需要有这种戏剧化，则不仅是为了反映那些价值，也不仅是用来表明一种肯定它是有益于社会的价值的理知信念，而且是为了唤起把它们看作是生活终极意义之一部分的充满激情的信仰。”甚至他认为信仰源自于神圣的仪式，这种仪式一旦终止，法律便丧失了效力[22]。当我们看到英式审判中法庭人员的装束，几乎能和当局人同样感受庄严和神圣；当我们看到某些国家的领导人就职的宣誓仪式，几乎同样感受到肃穆和信仰；甚至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在加入党组织上的宣誓仪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党员对党的信念。但当我们看到法院工作人员“送法上门”在炕上解决一些债务纠纷[23]，我们又体验到什么。

虽然仪式不起决定作用，信仰也不仅仅源于仪式，但没有神圣的仪式，信仰将不可能存在或长期存在。在我国的法制宣传与教育中的确缺乏恰当的有助于树立崇法尚法的观念的有效仪式。对于根本法宪法则更没有探讨用什么样的仪式来唤起人们的尊重与信服，而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和尝试的。如国家领导人就职时宣誓效忠宪法，每年的12月4日为“宪法纪念日”（我们注意到美国和法国的国庆日与《独立宣言》、《人权宣言》之间的关系），法院断案时可以援引宪法，升国旗前将体现宪法精神的重要言语集体诵读，等等。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24]，那么我要说如果没有宪法信仰，真正的法治将离我们很远很远。让法律成为法律人的事业和目的，让宪法成为铭刻在公民内心中至高的信仰吧。

[1]谢遐龄：《中国：现代化呼唤传统文化精神回归》，《复旦学报》1995年第3期。

[2]陈金钊：《论法律信仰———法治社会的精神要素》，《法制与社会发展》1997年第3期。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6页。

[4]《晏子春秋》卷六。

[5]陈林林：《对古代鬼神信仰的一种法文化观察———与郝铁川先生交流》，《法律科学》1999年第5期。

[6]［英］培根：《论司法》，《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

[7]转引自［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7-48页。

[8]周叶中：《宪法至上：中国法治之路的灵魂》，《法学评论》1995年第6期。

[9]周光辉：《论宪政的基本精神及其思想蕴涵》，《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6期。

[10]荆知仁：《宪法变迁与宪法成长》，台湾正中书局印行，第12页。

[1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鹏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75页。

[12]［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3页。

[13]姚建宗：《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2期。

[1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鹏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99页。

[15]周叶中：《宪法至上：中国法治之路的灵魂》，《法学评论》1995年第6期。

[16]［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63页。

[17]［英］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99-200页。

[18]刘茂林：《宪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9]范忠信：《直接权利与修宪》，《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宪法修改与宪法在下个世纪初的发展（笔谈会）》。

[20]李龙主编：《依法治国邓小平法制思想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页。

[21]李龙：《宪法修改与宪法权威》，《法商研究》1999年第三期《宪法修改与宪法在下个世纪初的发展（笔谈会）》。

[22]［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8-49页。

信仰范文篇8

不要也不应该试图否定思维能力规则的积极探索努力，人类历史所有的理论成果和物质性再现所创造的今天文明辉煌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

但是，我想说，这是必然，是文明进步的必然，是人类性物质文明的必然。必然，就是说无需担忧明年的春天是否会来到，科学就是把握这样的必然性内涵——规律——而为我们所认识利用。这个世界有着诸多必然，实乃源自物质世界的规律，已经认识的规律，思维将非常好地理解什么叫必然，尚未认识的规律作用，是我们的探索前沿所在，而必然性也一定存在。思维的二元属性注定了对立认识必然。所以，思维说，必然的对面就是偶然。然而，如果站在思维二元属性的认识之上，偶然并不存在，物质界规律的必然性，说明了偶然只是思维未知的必然性内涵在奏效。

如此的叙说已经隐含了物质界存在的机械性，而对物质界必然性的兴趣盎然，是思维保持独裁地位的必要条件，更主要的，是广泛性自我对思维独裁地位的认同。独裁，必然无法忍受除了它所认定的世界之外的世界存在，个体地、群体地无一例外都是如此表现。对思维独裁地位的认同信念，是外在化现实真实中所体现的霸道、专制的内在根本，与其说如今外在性表现地我们反对霸权，不如说内在性地是思维霸权在现时代需要质疑，这是当时代人类发展进化要求在今天必须对自我感知手段产生深刻认识变化的体现。

对思维能力的执著认同（事实上，对思维能力运用的探索研究完全需要扩展）在今天有个前提：必须认清物质界最高感知手段——思维的本质及其对它唯一执著的信念并据此所导出理论实践的后果。对此认识蒙蔽的后果必然，就是外在唯一决定性信念的执著，人类历史地，一贯如此，即一切唯一地以外在性结果呈现来作为存在价值的体现，所以，钱权性的“肌肉”发达就是全部的生存追逐所在了。外在唯一决定性的信念下，未来必然的科技进步一定形成逐步独立于人类社会的智能性社会，并对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竞争造成冲击，这是紧紧只焦点于外在物质必然性的未来结果。

人类进化，体现在思维自身的定位变化及能力拓展，大脑的功能利用率从未实现大飞跃。站在人类性进化视角存在一个必然：思维地位从独裁→质疑→先锋。今天文明已经凸现了思维地位的质疑，看看全球现实，小到个体，大到共同体，是趋于独霸走势还是自由多极化展现？其矛盾背后的实质就是思维垄断性地位需要面临广泛性地质疑颠覆。必须清晰：思维是外在化世界的最高感知象征，我们之所以认为我们活着，首先就是因为思维，但，这不是它在今天和未来继续主宰自我的理由。

传统的思维主宰地位，使得意识能力从来没有真正意义地走上人类历史前台，如此，思维独断地分类：存在所谓理性或感性的个体表现，并且将意识能力的表现放在了所谓的心理学分支上，当然，在思维看来，的确存在一个意识心小角色，事实上，正是思维、意识混淆认识后思维独裁的必然性结果。

意识，有着自身的规律性必然，但我们在思维垄断之下还无从对其能力、规律的追究和广泛性认识。意识，有着清晰的、毋庸置疑的身份感，用思维性传统表达来说，这种身份感就是道德自然。马不说牛话，为什么？道德自然！它们有着毫不含糊的各自内在身份感，使得在思维看来绝无可能牛马混同，它们有着各自的必然性内涵，可以被思维所感知认识。本质地，宇宙只有一部根本大法：道德自然，并据此，体现了宇宙自身的规律性必然，这就是思维所兴趣面对的物质界。

广泛性自我对思维霸权地位的“自然”认同以及形成的外在唯一决定性信念，共同地铸造了社会现实面貌，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倾向对内在意识道德呈现的自然蒙蔽。道德泯灭了，世界会发生什么？回头看看人类浩瀚历史吧，那里有着似乎是永恒性质的人类性挣扎痛苦基调在延续。

信仰范文篇9

摘要：人们一直议论和忧虑的，已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而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信仰根基问题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变化举世瞩目。然而，在此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中，中国社会的文化与精神现状却不是那么乐观与自信，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一直难以上升。

以往之中国信仰，表面上乃以道德、良心形式呈现，实质里却是要转以国家权力才能得以付诸于实践的。国家权力通过对信仰实践条件的控制，把文化信仰、道德良心与国家兴亡联系到了一起。所以，中国人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价值、信仰，但是他一旦接纳一项价值观念，也就不免被引入这权力秩序。由此观之，不是信仰有无的问题，而是信仰如何得以进入社会、安定人心的事情。

“社会”依旧缺席

中国人存有自己的信仰世界，但是这些信仰世界与人间社会被各种正统的礼仪与文化主张所间隔，信仰结构被神格化的理想主义所替代。

大凡社会生活，都免不了要在价值归属上具有一定的共识，从而不可避免地要与信仰问题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一个价值共享的信仰体系。可是，信仰关系在中国社会里面，往往更多体现为一种意识形态、体系化的价值关系,以及不同阶层、身份或等级之间排列的价值规则。因此，信仰关系就会呈现中国人对于社会秩序的一种最基本的定义方式：一个权力整体的各个要素，依照其与整体的关系来排列各个身份等级所使用的价值原则。即便是时代变迁了，人们的信仰关系虽然也在转变，但要完成这一转变，我以为，首先是要超越这一具有神圣宗教性特征的权力关系，而不是忙于去重建什么信仰体系。

时下的中国人，延续了传统的“天下”式信仰方式。他们信仰的核心无疑是一个理想社会，而一个理想的国家权力及其代表，就是这个理想社会的信仰化身及其神格化。人们从这个理想社会、或者是圣人楷模的信仰之上，得到的往往是一个社会的福利承诺和利益要求。假使社会的信仰方式不能使人们的利益得到一定的满足和实现，那么，这个信仰对象就会发生转移、变质。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社会基层的案件发生，例如贵州的习水案、浙江的丽水案、湖北巴东案以及各种屠童案件等，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中国社会令人忧虑的社会现象。在中国的底层社会中，人们心中有“仇恨”，却不知道向谁去发泄。因此，一旦出现任何一个机会，这一“仇恨”就会很容易在人意料不到的地方爆发出来。表面上看，这是社会信任的丧失所带来的社会暴力，使人误以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当代中国最醒目的一个现象就是“社会的解体”。其实，社会学意义上的中国社会还没有正式登台。

社会泄愤事件表明，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的表达与满足有所缺失，而非一个简单的结论，认为是社会信仰的缺失。如同传统的国家信仰对民间信仰惯用的处理方法那样，国家给出的是一个架构，而不是内容；国家提供的是符号，而非信仰。至于在此两大信仰格局之间得以沟通、交换与互惠的，则是各自的现实利益及其满足方式。

当代中国社会理想主义及其神格化，尚未完成自己的转型，人们信仰的还是这个神格化的权力结构。这就是当代中国信仰最使人感到困顿的地方。不是没有信仰，而是信仰实践没法超越固有的规则。唯有当此神格化的理想主义社会结构在民主化的社会建设过程中，实现了自己的转型之后，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信仰自由与信仰的自由实践才有可能。

信仰关系的纠结与解构

中国人始终迈不过去的，并非头上顶着的三尺神明，而是头上高悬的权力结构及其利益代表。

中国人的信仰特征是，常常会在选择、具有一种信仰之时，或者是在信仰者的利益无法满足之后，人们就不再信奉该信仰，随之出现反对、仇恨该信仰的结果，这就是中国传统信仰与反信仰的双重特征。这种信仰与反信仰的双重特征，往往是对于固有理想社会方式及其神格化形式的维持与稳定，从而会使人在追求一种信仰的时候，依旧会构成信仰关系之间的纠结与困顿。

仔细观察这些不同的利益关系及其信仰认同方式，它们实际上却是基本一致的，不是信仰的权利，而是权力的信仰；不是信仰的规范，而是通过信仰所要获得的具体利益。所以，一旦社会发生泄愤事件，危及了社会，这种信仰是无所作用于其中的。这种信仰，只能退到了社会危机之后，只能安慰个体生命与一己人心，无法稳定社会。这就是中国信仰的症结所在。

其中，“有用”与“无用”的互补关系，乃是它们得以表达信仰关系的基本逻辑。它们内涵了正统与淫祀、神圣与世俗、合法与非法。它们为此而与信仰者的利益相关，而非与信仰者的权利相关。这种宗教信仰的逻辑，最后会变换为信仰与反信仰的暴力关系。至于在现实生活之后，这种暴力式的信仰关系也会成为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并且是其中的每一个信仰者必欲要根据其“社会功能”来取得生计所需。

对于神格化的理想社会，人们信奉的是道义式经济反抗，是把对无法继续信奉的权力不满意作为抗议的限度，极少怀疑固有的神格化理想主义的信仰方式；但是，这种天下式的信仰方式也常常铤而走险，以暴力报复社会。此人不好，干掉他，换一个好的。大致就是这种信仰方式的实践结果。这就很难用社会缺乏信仰的方法去加以理解了。

利益上的区别被忽略，往往被视为权力上的差异；信仰上的不同，也常常被看作是权力上的差异。信仰问题就只能退居于个人利益之后了。因此，将一种私人性的宗教信仰添加于社会之中，也只能是为中国社会提供一种纯属个人选择的信仰罢了。身处于权力关系之外、却依旧与权力关系具有千丝万缕的信仰选择，如果他依然坚持自己的信仰，一味追求超越现实利益关系，在信仰上坚持下去，那么，他的信仰就只能是独善其身的私人信仰，对于社会危机的面对与解决依然是无济于事。

正是这种从国家权力到私人利益的信仰方式，充斥了当代中国社会、中国人的每一种具体的信仰认同方式，甚至是意识形态,从而构成了一种与社会危机紧密相关、又无直接关联的普遍性。权力层面的跨信仰功能，私人信仰的利益关系以及社会信仰的空洞化，是当前中国的信仰倾向。中国人始终迈不过去的并非头上顶着的三尺神明，而是头上高悬的权力结构及其利益代表。所以，当代中国社会中不同人的信仰关系，更多是不同人的利益关系，而不是信仰的社会认同方式、共享方式，更不是依赖这种信仰共享方式而建构出来的信仰共同体。

社会信仰如何可能

信仰范文篇10

关键词：信仰；信仰教育

一、信仰之内涵

提及信仰我们都不陌生，头脑中会迅速跳出信仰这一词汇，问及含义以及对信仰的理解，能够深刻剖析者却寥寥数人，我们仅能对信仰一词作模糊理解，那么信仰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呢？

但丁在《神曲?天堂》中说：“信仰乃憧憬之物的实质，也是未见之物的见证，我认为这就是信仰的要旨。”作为人精神活动的核心，信仰唯一表征着人类的终极关怀，对人生的价值追求具有重要意义。《现代汉语词典》对信仰一词做如下定义：信仰是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和指南。信仰，作为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表示对人生某种目标的选择，指人们对于某种思想、学说、主张、宗教或个人的信服与仰慕，并用以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和行为指导。在西方哲学当中，信仰主要有两方面的涵义：第一，信仰，可译为“信念”，在普遍意义上指的是一种相信、信奉、不怀疑的心理状态；第二，信仰是一种在宗教意义上当人超越问题领域达到神秘领域时产生的态度和行动。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信仰是由一个观念或意象加上一种感到对的情感所构成的，在信仰中，主体对某一对象的极度相信占核心地位。信仰属人所特有的，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和复杂的结构，是人们对其认定的最高生活价值——终极价值的某种对象的始终不移的依赖和执著不渝的追求，是人对自身生命存在有限性的一种观念超越。

谈到信仰必言及宗教。宗教，无论人们怎样去规定它，它在现代文明中顽强的生存着的事实已经不允许我们轻视它了。只要人类还可以自由地驾驭那些统治着他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还有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人类就需要某种形式的信仰，就难免会有宗教现象。宗教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既可以是一种意识形态，又可以是一种社会仪式或者社会组织，同时也可以是一种文化现象。但是就宗教和信仰这二者而言，我们可以肯定信仰是比宗教更为根本的东西。现代人趋向宗教不如说趋向信仰更为妥贴，当人们在从事某种宗教或者迷信活动的时候，他们的精神意识状态处于一种信仰的状态。因此宗教活动本身只不过是人类精神意识信仰状态的一种外在形式，而不是它全部外在或必然形式。信仰并不以宗教为自己的特质和必然走向，然而，宗教却以信仰为特质，没有信仰，宗教将失去自己的规定。因此，我们研究信仰必须解剖宗教，解剖宗教又必须从信仰入手。

就个人而言，社会生活具有偶然性，事事的变化会让人产生一种生命变换无常的心态，要想心理安定，必须有稳定心理的一剂良药，信仰就是稳定心理的那剂良药，它能使人的精神活动以最高信念为核心，形成一个完整的精神导向，并调动各种精神因素为之服务。信仰为人生树立了价值目标，当人获得信仰时，人生就有了立命安心之所，信仰由于对人生的终极关怀而成为人类精神的家园。

例如，儒家文化之于中国，伊斯兰教之于阿拉伯地区，基督教之于中世纪的西欧。正如诗人歌德所言：“所有信仰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对当代人和后代人都是光辉灿烂、意气风发和硕果累累的；人是需要信仰的，信仰是人类永恒的本性，但是人有什么样的信仰，又是离不开现实和实践的，正如人格的形成一样，先进科学的信仰是不能离开社会环境和教育的作用而自然养成的。”

二、信仰教育之现状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信仰危机的问题开始凸现。一些人失去了生活的方向，整天无所事事，得过且过；一些人的信仰走向极端，导致脱离实际的狂热、信仰领域里的迷茫和困惑；一些共产党员甚至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怀疑……对于现代人的信仰危机需要结合实际情况作具体的分析，但是无论何人都应有信仰。恩格斯认为：“中世纪的强烈信仰无疑地赋予这整个时代以巨大的力量，虽然这种力量处于不自觉的萌芽状态”，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不能成为人放弃信仰的理由。“洞察现代人的性格结构和现代社会就会看到，现代缺乏信仰已不再具有历史上缺乏信仰所曾有过的进步性了。过去反对信仰，是为了解脱精神枷锁，是反对非理性的信仰，它表现了人对理性的信仰，表现了人根据自由、平等、博爱原则，建立一种新社会秩序的能力。今日缺乏信仰则表现了人的极度混乱和绝望”。恩格斯针对中世纪以后的状况明确地指出：“信仰逐渐削弱了，宗教随着文化的日益发展而破产了，但是人还是不了解，他在崇拜自己的本质，把自己的本质神化，变成一种别的本质。人处在这种不自觉而没有信仰的状态，精神上就会感到空虚，他对真理、理性和大自然必然感到失望”。

对于现代人的缺乏信仰需要结合实际情况作具体的分析，但是无论如何人都应有信仰。问题在于，人需要理性信仰。正如弗洛姆所言：“人不能毫无信仰而生活。

摆在我们这一代和今后几代人面前的严肃问题是，还是基于对我们自身生产性活动之体验的理性信仰”。

就当前存在的种种问题来看，信仰危机的实质并不是人们缺乏追求，而是人们没有明确稳定的追求，即理性信仰。重新审视信仰危机，不难找出导致危机的深层次原因：首先，人们没有认识到理性信仰的重要性，因此缺乏对理性信仰的自觉主动的追求；其次，对主流信仰缺乏深刻认识，不能将其作为终身追求的奋斗目标，一旦有风吹草动，马上见异思迁。信仰危机的后果是严重的，如果我们不采取有效措施，会导致人们思想混乱，迷失前进的方向。

三、正确引导人们的信仰教育的做法

1．人的信仰的确立必须借助于道德和教育的作用

无论何种信仰，其内在支撑只能是道德内核。道德是信仰的根。“离开道德而言宗教，则宗教会变成邪魔歪道。”穆罕默德也说过：“道德之于宗教，就如精神之于身体。”“我是被派来完成道德的。”信仰凭借了道德的力量，因为信仰中的道德规劝不仅造就了不同的信仰人格，而且引导着信仰者走向精神的彼岸。

道德作为一种调节人与自我以及与其他各种关系的社会规范，对个体的成长具有重要作用。道德与别的学科不同，它是关于生活的学科，道德生活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随时都在接受着道德的调整，但是道德并不仅仅体现为规范、束缚，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使人实现自我超越。人们正是在对道德追求的过程中不断进步，从而展现出人之为人的卓越风范。荀子认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正是因为拥有了道德，人才能够成为万物之尊。相反，如果没有了道德的内在支撑，人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有的人甚至还会危害社会，走上自我毁灭与毁灭他人的道路。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一系列有着深刻内涵的优良道德传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正是这种道德的力量，使得中华民族拥有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旺盛的生命力。但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下，它一度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和冷落，使得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一度出现了混乱。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品质是中国人的根，也是中华民族的魂，是世界文明中独一无二、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应成为信仰教育的重要内容。道德信仰教育不仅仅局限于传授给学生道德知识，更重要的是要使学生认识到道德对自身成长的重要性，从而形成对道德的敬仰和追求。没有对道德的信仰，纵然掌握再多的道德知识也是枉然。因此将道德信仰教育纳入信仰教育，并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非常必要的。

2．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信仰教育内容是化解信仰危机的关键所在

信仰教育的内容直接关系到信仰教育的效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信仰应该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和深刻的科学内涵。只有激起学生对信仰内容的强烈渴望，信仰教育才有可能取得实效；只有立足本国实际，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符合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规律，信仰教育才能与时俱进，永远保持旺盛的活力。

3．自我教育是通向信仰教育的最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