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者心得体会十篇

信仰者心得体会篇1

    一、信仰的概念与特征

    一些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词汇,深究起来往往又不那么清楚。什么是信仰?有人把对权力、地位、金钱、声誉、美色的痴迷归结为信仰,流行歌曲高唱“爱情是信仰”,也曾有媒体称“八荣八耻”是信仰。欲望、心理情感、道德标准等等能够成为信仰吗?关于信仰的含义可以查出几十种,这里不一一赘述,仅归纳一种作为后面讨论的基础:信仰,信指可信,是一种可依赖的坚信;仰指敬仰,包含崇拜和服从。信仰是由于对某种主张、主义或对神的极度信服和尊敬,从而在意识中建立起来的一套人生价值体系,把它奉为自己的活动指南和行为准则。信仰是贯穿在人的世界观之中的一种意识规范,通常对一个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有直接的影响。前段时间有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谈信仰,说是一谈信仰就会和宗教走到一起。这本身就是一个误区,即宗教可以成为信仰,但信仰绝不仅仅表现为宗教。

    信仰来源于对人生境遇、社会矛盾的哲学思考,并最终形成一种理想期待。生活坎坷,需要克服困难的勇气;福祸无常,需要体验幸福的指标;时空变化,需要行为举止的依据;有生必死,需要明了生存的意义。在众多错综复杂、难以简单回答的问题面前,无论是某种社会学说还是某种宗教,当它能居高临下对复杂的大千世界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时候,就会被奉为信仰。基于这一点,能够成为信仰的,往往是超越一般的哲学思维,是一种大智慧。而这种大智慧不是每个人都能自发产生的,所以信仰通常表现为对某种已有社会学说或宗教的认同与追随,是客观存在的社会意识形态内化于个人的精神世界。当一个人确立信仰的时候,他就有了人生的精神支柱,有了思想和行为的标杆。

    信仰在本质上是一种依据个人信息获得和体验,使外在的意识形态存在于内心的个人的意识行为。信息获得和体验在人生中是连续发生的,随着它们的变化,一个人的信仰也是会发生变化,或是愈加坚定,或是怀疑动摇乃至放弃背叛都是有可能的。受个人思想文化水平的影响,同一信仰在不同人的认识上也是有差异的,即存在表层与深层的差别。常常口称信仰某种学说或宗教的人,也许并不能说清该种主张的基本理论构成。一些人对某个信仰动摇的时候,很可能不是出于对理论的质疑,而是在生活体验中碰壁。但信仰的特征就是坚信其正确,甚至是宁愿相信其正确,而不在于其是否真实。所以,信仰往往无需求证。信仰有着多种类型,如宗教信仰与社会信仰。宗教信仰以超自然的力量来维系,而社会信仰则注重理想与价值判断。中国文化“子不语怪力乱神”[1]82的传统和“妖由人兴”[2]77的判断,使中国人对信仰的追求更强调理想和道德价值,如传统的儒学成为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人的信仰归属。信仰还有个人信仰与团体信仰之分。信仰存在于个人的思想之中,是一种个体现象。但现实社会中共同的信息环境和社会体验下,会使不同的个体具有相同的信仰。而信仰相同者结成的社会团体,则有助于强化个人的信仰,扩大共同信仰的社会影响力。外在的社会团体信仰可以为个人信仰引路,但能不能内化为个人信仰,还需要信仰者自身的学习和体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信仰还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在众多的信仰当中,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解释已往的历史和现实世界,以严谨的逻辑分析推导未来理想世界的可能性,这是一切宗教信仰所不具备的。

    对个人而言,信仰的作用在于:一是对现实中的困惑给予了自认为正确的解释;二是对遥远未来有了美好的期待,并基于此设定了人生的意义,有了明确的追求和价值判断标准。信仰的有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发展的可能性。所以,托尔斯泰称:信仰是人生的动力。在面对各种挫折磨难甚至危险时,不仅能够坚韧不拔,平静对待,而且能从中体验幸福。这时,信仰成为了人生的支柱,使生命的价值有了依靠,给有限的人生赋予了永恒的意义。诚如笔者的一位医生朋友观察所得:有信仰的人逝去的时候都是安详的。在现实生活中,有信仰的人会为着信仰调动自身的一切力量,在既定的价值目标激励下,不断充实和提高自身的知识、能力和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大千世界中每个人的命运不尽相同,但信仰使平淡者获得幸福感受,促成成功者创建伟业。没有信仰的人,在追求上似乎可以不受任何束缚和羁绊,但恰恰受制于各种眼前的蝇头小利,从而失去把握自身命运的力量,其发展的可能性会大大减低。对于社会而言,共同的信仰成为精神纽带,使处在不同层次、有着不同生活经历的社会成员能够产生认同,并通过这种认同实现互助和秩序,进而凝聚力量实现团体或社会的目标。

    二、信仰的支撑体系

    信仰的作用对于个人和社会是不可或缺的,但又不是无所不包的。因为信仰的构成和运作涉及众多相关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信仰的支撑体系。信仰作为一个体系,离不开三个基本成分:第一,终极目标是什么;第二,为什么要追求这个目标;第三,当下该怎么做。

    终极目标是什么?对于信仰终极目标而言,首先在于它的完美性,满足了人们美好追求的愿望;其次是因看不见而无法作出确切考证。无论是宗教徒所追求的天堂,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都是无法切身体验的。当然,我们可以说是处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运动中,但它已经是信仰体系中第三个要解决的问题了。也正是没有现实的验证,它的美好才尽善尽美而且无法动摇。尽管这样的目标看起来依据不足,但它却符合人们的心理要求。因为现实是不完美的,再费心劳力地去追求一个缺点多多的长远目标又有什么必要呢?以劳动者的反抗而言,阶段性目标并不曾缺少。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3]1525就曾经产生很大的鼓舞作用,但当阶段性目标实现,斗争也就到了转折之时。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与生产力高速发展并行的种种丑恶时,马克思经过缜密的分析,提出“消灭私有制”的主张和建设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使人类社会的剥削与压迫得到彻底的解决,使全人类得到最终的解放。它吸引了多少共产党员为这一心中的最高理想而斗争。今天我们入党宣誓时,仍然坚定地喊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终极目标在信仰中的核心作用是无法取代的。如果我们为了现行的某些政策,模糊终极目标或是以阶段性目标来取代,实践证明效果并不理想,甚至成为造成信仰动摇的重要原因,因为现实中的阶段性目标,无法回避贫富差距加大和道德滑坡(尽管有的同志不愿意承认)的挑战。

    再就是终极目标的内容是社会理想。对于个人而言,终极目标也可以包含信念的成分,它的“终极”在于这是一个人在实践中直接体验又永远没有结束。什么是信念?在我们给大学生的理论教材中写道:“信念是认知、情感和意志的有机统一体,是人们在一定的认识基础上确立的对某种思想或事物坚信不疑并身体力行的心理态度和精神状态。”[4]22从这个概念来看,信仰和信念似乎是同义词。那么,它们可以互相替换吗?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信念往往是行为的终极追求,而不一定涉及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例如,“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活着就是为了让别人活得更好”都不失为积极的人生信念,但与体现最高价值的社会理想的终极目标还有距离。另外,信仰不同的人也可能具有相同的信念。例如,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教诲,共产党人同样可以接受。信念具有多层次性,如政治信念、经济信念、事业信念、生活信念等等,而信仰则是人生的最高追求。所以,教材中也提到:“信仰是信念最集中、最高的表现形式。”[4]23

    为什么要追求终极目标?人们一切美好的追求来源于现实的不美好。当人们对现实的丑恶无能为力、感到无药可医的时候,人们才会寄希望于未来。信仰所依据的学说往往产生于社会最不平等之际。而为什么追求终极目标构成信仰的学说的基本理论,它的作用在于解释现实、揭示不美好的原因,从而坚定追求终极目标的意志,使追随者对该学说坚定不移,坚信不疑。宗教的“原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是既可以解释现实的矛盾,又支撑追随者对终极目标的向往。对于追随者来说,只有在这个层次真正领悟,才能成为坚定的信仰者。但是受到文化水准的限制,信仰者能从这个高度来认识的并不是多数。我们党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学一点马列,也正是要提高各级领导者对自己信仰的忠诚度。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低潮中,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确实使一些人产生了“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动摇。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为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共产主义过渡提出新的思路,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为人们在理论层面上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提供了坚强的支撑。

    当下该怎么办?这是信仰中的实践部分,特点是看得见、摸得着,也是大多数信仰者所能接受的根据,是建树信仰的起点。

    其一是信仰与道德的紧密联系。宗教信仰强调修身,甚至直接纳入教义,如基督教的“摩西十诫”。共产主义信仰关注社会,要求它的信仰者团结斗争,自我牺牲,在私德方面要求艰苦朴素等等。在信仰者看来,这些道德行为从某方面印证终极目标的存在和可能。一些人投身革命,最初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而是革命队伍内部崭新的人与人的关系,革命军队中的官兵平等、同志间的关心帮助,给许多刚刚加入革命队伍的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信仰与道德不是哪个决定哪个的关系,而是互相支撑的关系。所以,不能认为有了信仰,道德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信仰者心得体会篇2

一、个人信仰与社会信仰关系的理论透视

信仰理解是多样的，有价值论、心理学、认识论、生存论等不同角度的解释。我们认为，信仰是“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人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和榜样”。[2]从信仰结构看，信仰包括信仰主体、信仰客体、信仰心态和信仰行动。依据主体的不同信仰可以分为个人信仰和社会信仰。个人信仰是指个体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的信奉并成为行动的准则。个人信仰的主体是“单数的人”，是为自己的生命找道理，为自己有限的生命寻求无限。这种“为己性”和“私人性”必然导致“异质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信仰，甚至截然相反，进而也就存在理想的冲突。社会信仰是指某一民族国家在特定历史阶段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的尊奉并作为行动的指南。社会信仰的主体是“复数的人”，是为共同体凝魂固基找道理，小至家庭，大至民族、国家和人类。这种“为他性”和“公共性”必然排斥“异质性”，克服不同人信仰的异质、冲突，寻找普遍遵循的道理。信仰在个体表现为个体的灵魂，在社会表现为群体的群魂。梁启超说：“信仰是神圣，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3]

个体生活与类生活是辩证统一的，与之对应，个人信仰与社会信仰也是既区别又联系的。马克思指出：“人的个体生活和类生活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体生活的存在方式是――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体生活。”[4]也就是说，一方面，个人信仰的个性化特质突出，是一种个体信仰，社会信仰则超越了个体的私人性，是一种共同体信仰；另一方面，个人信仰与社会信仰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融通。这是对个人信仰与社会信仰一般意义的分析，但是如果仅限于此仍没有阐明问题的实质，应该进一步揭示出个体信仰与社会信仰之间的具体关系。

借助马克斯?韦伯“理想类型”的思维方式，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将个人信仰和社会信仰的关系概括为三种类型，即个人信仰支配型、社会信仰支配型与两者有机统一型。第一，所谓个人信仰支配型的假设是社会终究是由个人组成，个人信仰的实现必然实现社会信仰，社会信仰是对个人信仰的压抑和强制，因此个人信仰支配型体现为个人信仰某种程度上替代或者无视社会信仰的状态。事实上，以个人信仰取代社会信仰可能导致社会的“原子化”趋向，民族国家将可能处于一种杂乱无魂状态。第二，所谓社会信仰支配型的假设是个人信仰是低级的、自私的，社会信仰实现则个人信仰也随之实现，因此社会信仰支配型体现为社会信仰某种程度上压制或者替代个人信仰的状态。事实上，当个人信仰镶嵌于社会信仰时，可能出现社会的安定，但这种安定是没有个性的铁板一块。第三，所谓有机统一型的假设是个人信仰和社会信仰是统一的，因此有机统一型不是社会信仰依附于个人信仰，也不是个人信仰依附于社会信仰，而是相互支持、共存融通。这种状态下，社会信仰容纳个人信仰并为个人信仰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同时个人信仰中又蕴含社会信仰，促进社会共同体的和谐统一。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是一个简化的分析框架，实际上社会信仰和个人信仰的关系不是非彼即此，而是厚此薄彼、厚彼薄此，还是彼此融合。同时，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中有些可能性会成为纯粹的逻辑演绎，而有些可能性则可能以典型方式体现出来，另外一些可能性则会随着时间之矢而焕发出前所未有的魅力。

二、个人信仰与社会信仰关系的历史轨迹

人猿相揖别以来，人类就以其区别于一般动物的积极能动性成为万物之灵。在前文明时代，与人改造世界同步，人也逐步生成了共同的内在精神家园，表现为自然信仰、图腾信仰和祖先信仰等。自然信仰指部族对日、月、星、辰等的崇拜；图腾信仰是对氏族徵号的崇拜；祖先信仰是有血缘关系的某一特定群体对先人的崇拜。这个时代“个人完全听命于团体或部落。团体或部落被看作一支受到神灵世界所有无形神力福佑的……队伍。个人完全隶属于这支富有生命力的队伍”。[5]因此，可以认为这些随着人类自觉而产生的自发性的信仰中个体的信仰和族群的信仰普遍同一。在文明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个体和社会不再完全同一，但是在集权封闭的时代，这对矛盾并不突出。由于那种社会环境下群体具有至上性，个体只能“照单全收”，否则就可能成为社会的“异端”而被消灭。因此，社会的封闭权威性不可能让各种信仰“百花齐放”，既使有也仅是同一棵大树上的不同“枝芽”而已。比如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等等都成为当时统摄全社会的独尊地位的信仰。

近代以?恚?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外国列强的入侵，我国占支配地位的信仰中心逐渐解体。但是，在革命与战争年代，个人利益退居十分次要的地位，国家民族情感超越于个人情感；物质利益也被超越了，精神价值处于核心的位置。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集体主义等合理准则一定程度上被扭曲，而到“文革”期间则走向了极端。因此，直到改革开放以前，“基本上还是处于个体消融于社会，类的力量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6]因而使任何一种表征自我认识的信仰都最终转化为外在的权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换，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社会文化领域中文化市场的逐步开放，国家不再完全控制社会，“社会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7]这使得社会成为一个与国家相并列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第二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人信仰与社会信仰之间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个人信仰已经或正在彰显，走出了全民一个信仰的景观。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极大的变化，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从“时代”“事业”等宏大词语中剥离出来，不同的个体寻找拥有了自己的信仰。个人信仰的“私人性”必然导致不同的人形成各不相同的信仰，从而形成多元多样的“众声喧哗”的信仰景观。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拜金主义、民间信仰、各种宗教等等都找到信仰的追随者，这种状况类同于詹姆士的一个比喻所呈现的：“在一个房间里，你可能发现一个在写一本无神论的书；在另一个房间里，有人跪着祈祷，希望得到信心和力量；在第三个房间里，一位化学家在研究某一物体的特性；在第四个房间里，有人在思索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体系；在第五个房间里，有人在证明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8]由于个人信仰的“众神冲突”，甚至出现了信仰选择的困惑、信仰过剩的危机。另一方面，社会主导信仰受到冷落。独善其身的个人信仰浮出水面，自给自足的信仰方式，很大程度上隔断了主体对社会信仰的认同。实践中也就出现：虽然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主导的社会信仰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但它的主流地位在一定范围内经受着侵蚀，甚至出现“姓马”不“信马”的现象。事实上，这种现象在党员干部中也普遍存在，一些党员干部“走近马克思”，但不“走进马克思”。同时，在一定范围内还出现了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以及儒教国家化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由此，个人信仰需要依托于特定社会信仰，社会信仰也需要渗透于个人信仰中，这样的互动通道一旦被阻断，个人信仰与社会信仰的同构性关系也会被隔离。

总体上，我国由个人信仰镶嵌于社会信仰的社会信仰支配型，转而出现了个人信仰和社会信仰的错位隔离。错位是个人信仰与社会信仰之间地位的偏移，断裂是个人信仰与社会信仰之间关系的隔离。这种状态下个人信仰与社会信仰之间既不是简单的个人信仰支配型，也不是社会信仰支配型，更不是有机统一型，其实质是社会信仰与个人信仰关系的当代变异。

三、在个人信仰与社会信仰有机统一中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

个人信仰与社会信仰的关系如若仍然回到权威封闭时期的社会信仰支配型，不符合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关系，背离社会发展的要求，而且可能过于压制主体能动性，造成个性萎缩、社会沉闷乃至僵化。因此，个人信仰与社会信仰的关系不能也不可能回到社会信仰支配关系中，应该向有机统一关系演进，实现主导社会信仰与多态个人信仰的有机统一。其价值指向是既有统一信念又有个人皈依的生动活泼的景观，既避免社会主导信仰与大众生活有隔阂，似仅供橱柜中把玩的熠熠生辉的玻璃球；也避免将个人信仰一味贴上贬义的标签，抹杀色彩斑斓的多态个人信仰。

这是可能的。首先，这是时代精神的客观要求。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给信仰发展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因为“随着现代化过程的深入，社会与国家对个人的管理越来越倾向于以‘个人认同’的方式展开：个人越是被个体化，在一个地方、社群、家庭等与个人的联结被不断弱化的国家-社会里，他就越需要一种心理-精神-文化等层面上的认同，因而，他就越是依赖于社会与国家”。[9]在当代强烈的现实主义、个人主义、工具理性张扬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共同理想信仰追求的新需求和新契机。其次，这也与中华民族注重整体，“公义胜私欲”的传统相契合，更与“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相契合，体现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统一，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又重视和保障个人利益。再次，作为社会主导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崇高的、科学的、先进的世界观信仰。有学者认为：“传统的超越性，就信仰意义而言，乃是基于有神论（并且是一神论）并把人的价值异化为神的价值的超验性，马克思设想的信仰，则是基于无神论及共产主义、以人类解放亦即社会化的人类意识的生成为旨归的历史超越性。这一历史超越性，应当有理由成为超越现时代精神生活物化境况的精神信仰的内在规定性。”[10]因此，整体倾向的有机统一契合现时代的发展要求，更与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相契合，还由马克思主义信仰本性决定，不仅必要而且可能，是走向新平衡的方向。

如何将可能化为现实呢？归根结底是大众马克思主义信仰认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信仰认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让社会主导信仰走进大众的生活，实现主导信仰生活化和大众生活信仰化。主导信仰生活化和大众生活信仰化达到的目的是使社会主导信仰融入多态个人信仰，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领域，成为民众生活内在结构的重要一环，成为民众生活的自然流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主导信仰生活化和大众生活信仰化不是消灭个体的自觉，不是要消灭多态个人信仰，而是主导社会信仰和多态个人信仰“不同而和”，主导社会信仰和多态个人信仰有自己的定位，同时多态个体信仰不违犯主导社会信仰，认同主导社会信仰并生发出社会理想、社会关怀和社会责任。

信仰者心得体会篇3

【摘 要 题】研究报告

【关 键 词】信仰现状/社会安定意识

1　问题提出

信仰是人类特有的心理现象，是指人们对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的信奉和遵循，是统摄其它一切意识形式的最高意识形态。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经济与社会基础的变更必然会影响到处于转型期人们的心理。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现象已经暴露出当代民众的信仰状况存在诸多问题，焦虑心理、相对剥夺感、受挫情绪和“政治不服从”意识在个体的心理与行为层面上有所体现[1]。中国社会科学院1995年的调查研究表明，有信仰者只占全体人数的28.1%，如果包括可能有信仰者，比例最多也只能占30%；没有信仰者占全体人数的58.33%，超过全体被调查者的一半[2]。

因此，对于信仰问题的研究已经引起理论界许多学者的关注，特别是从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等领域以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然而总的看来，理论研究多，实证研究少。本文试图以“中国民众精神信仰与社会安定意识研究”的实证研究结果为依据对我国民众信仰现状作心理学分析，以期为社会转型时期的民众信仰与社会安定建设提供科学的心理学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信仰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和文化现象，是在一定社会生活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的信仰同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是一致的，与其自身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本研究中随机选取21-70岁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五个群体，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教师、医生、科技人员、一般行政干部、工程师等）、个体户和大学生作为样本进行研究。

本研究从天津市民中随机抽取被试，共发放调查问卷900份，收回有效问卷745份，回收率83%。在被调查的745人中，男345人，女400人。年龄分布：21-30岁231人，31-40岁142人，41-50岁147人，51-60岁118人，61-70岁107人。职业分布：农民115人，工人135人，知识分子234人，个体户110人，大学生151人。文化程度：文盲20人，小学文化51人，初中文化177人，高中或中专文化122人，大专以上375人。

2.2　问卷设计

信仰作为个人精神世界最深层的价值体系，具有自身复杂的结构。国内有人（赵志毅等，2000）曾基于信仰的不同层次和两个辩证关系从思辩的角度提出信仰的三层次、四维度结构[3]。我们为了避免与哲学界对信仰类型划分的冲突，在国内外文献资料分析和深度结构式访谈的基础上，针对信仰的内容建构其相应的维度。我们将信仰按内容划分为以下五个维度：(1)物质信仰；(2)精神信仰；(3)伦理信仰；(4)国家社会信仰；(5)宗教信仰。其中，物质信仰包括财富、权力、享乐、生命等四方面的内容；精神信仰包括求知、审美、自由、真理、人格尊严、自我实现等六方面的内容；伦理信仰包括待人、做事、个人生活、家庭、职业等五方面的内容；国家社会信仰包括国家利益、尽忠报国、民族昌盛、社会责任、社会福祉等五方面的内容；宗教信仰包括神灵、灵魂、宗教、命运等四方面的内容。

整个调查问卷除收集被试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本人及父母文化程度等）信息外，信仰状况部分共有52个项目组成，问卷的重测信度为0.71，分半信度为0.74，各种信仰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0至0.84之间。另有4个项目测查被试对社会安定重要性的认识与当前社会安定度的主观评价。采用5点制评分，其中"5"表示非常同意，"4"表示比较同意，"3"表示说不清，"2"表示比较不同意，"1"表示非常不同意。问卷在施测过程中采用匿名操作技术。

2.3　数据处理

将问卷调查结果录入计算机，使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 for Windows 8.0)进行处理。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职业人群的信仰现状与分析

不同职业人群的信仰现状如表1所示。

表1　不同职业人群的信仰现状

附图

**表示在0.01水平上差异显著，以下同。

从表1可以看出，不同职业人群在信仰各维度上的得分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差异。农民、工人、个体户群体在物质信仰、伦理信仰、宗教信仰上的得分高于相应信仰得分的平均值，而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在精神信仰上的得分高于相应的平均值。从而说明不同职业人群在信仰的内容上是有差异的。

从表1也可看出，虽然不同职业人群在信仰追求上存在差异，但各个人群在信仰各维度上得分的顺序基本是相同的：国家社会信仰的得分最高，其次是精神信仰和伦理信仰（农民和个体户有所颠倒），再次是物质信仰，宗教信仰得分最低。说明当前我国民众对祖国和民族的繁荣富强等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意识的问题是达成共识的，对健康的精神信仰的追求强于财富、享乐等物质信仰的追求，对封建迷信基本持抵制的态度（平均得分小于3分）。因此，从总体上说，当前我国民众的信仰现状呈积极向上的态势。这也是我国长期以来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常抓不懈的结果。

对表1结果进行多重比较显示：在物质信仰方面，农民、工人、个体户得分显著高于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在精神信仰方面，知识分子和工人得分显著高于农民和个体户，大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农民；在伦理信仰方面，农民、工人得分显著高于大学生、知识分子和个体户，且个体户和知识分子得分显著高于大学生；在国家社会信仰方面，知识分子和工人得分显著高于农民、个体户和大学生；在宗教信仰方面，知识分子得分明显低于农民和个体户，工人得分明显低于农民，而大学生得分明显低于其它任何群体。

以上结果说明，虽然在总体上表现出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更偏重于精神信仰、农民和工人更偏重于物质信仰和伦理信仰的趋势，但在信仰的不同维度上还是表现出不同职业人群信仰追求的复杂性。这不仅与多侧面的信仰内容有关，而且与不同人群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经历有关。大学生作为最年轻和文化程度较高的一个群体，既表现出与知识分子群体在精神信仰方面的趋同性，又表现出其独特的差异性。他们思想活跃，崇尚真知与自由，对宗教束缚不屑一顾，对自我实现充满渴望，但阅历不深，对包含家庭责任、传宗接代等观念在内的伦理信仰考虑较少。而个体户群体则可能由于常年在外忙于生意，因而家庭伦理观念淡薄，在国家社会信仰方面表现也较差。工人群体却由于长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原因，其信仰追求比农民和个体户显得积极向上，甚至在某些方面（例如国家社会信仰方面）明显强于大学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今后对大学生应加强爱国主义和社会责任感方面的教育。

3.2　不同年龄人群的信仰现状与分析

不同年龄人群的信仰现状如表2所示。

表2　不同年龄人群的信仰现状

附图

从表2可以看出信仰随年龄变化的趋势。在物质信仰方面，随年龄的增加，对物质方面的追求越来越强，且多重比较显示31-40岁是物质信仰发展的关键期。在精神信仰方面，也呈现出基本相同的趋势，F检验显示各年龄段差异不显著(P＞0.05)，从而表明精神信仰基本不随年龄变化而变化。在伦理信仰方面，随年龄的增加，伦理信仰的强度越来越大（只在51-60岁年龄段有不显著的回落），且多重比较显示31-40岁是伦理信仰发展的关键期。至于国家社会信仰和宗教信仰方面，两者随年龄变化的发展趋势均缺乏明显的规律性。多重比较显示：在国家社会信仰方面，仅有21-30年龄段与41-50、51-60、61-70三个年龄段相比差异显著；在宗教信仰方面，仅31-40年龄段与21-30、41-50、51-60三个年龄段相比差异显著。而其它差异均不显著。因此，对于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3.3　信仰现状与社会安定因素的相关

信仰现状与社会安定因素的相关系数如表3所示。

表3　信仰与社会安定因素的相关

社会安定因素　物质

精神

伦理

国家社会　 宗教

安定重要性

0.044

0.316**　 0.616**　 0.513**　 0.118**

对安定度评价 -0.219**　0.154**　-0.031

0.196**　-0.165**

从表3可以看出，无论被试偏重于何种信仰，都对维护社会安定重要性的认识持肯定的态度，且在全社会基本达成共识。但偏重不同信仰者，对当前社会安定度的主观评价（社会安定意识）却是截然不同的。偏重精神信仰或国家社会信仰的被试对社会安定度的主观评价是正性的（正相关），表现为对精神信仰或国家社会信仰追求越强的被试，对当前社会安定度的主观评价越高。因此，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对我国民众大力开展精神信仰和国家社会信仰方面的教育与宣传就显得尤为迫切了。这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安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偏重物质信仰或宗教信仰的被试对社会安定度的主观评价是负性的（负相关），表现为对物质信仰或宗教信仰追求越强的被试，对当前社会安定度的主观评价越低。这可能与他们越是追求物质生活方面的享乐，则越难满足其日益膨胀的物质需要，就越发觉得当前社会安定度下降有关。偏重伦理信仰的被试与其对社会安定度的主观评价相关不显著。

4　教育对策

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加强信仰教育有以下几个基本途径：

4.1　确立正确的价值导向

信仰既表现了个体对最高价值的追求，也是在各种价值观念中居于支配、统摄地位的价值观念，因而它对人们的思想言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是人最重要的价值观念，是主宰人们心灵的精神支柱。人的信仰是人们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核心就是要倡导以国家社会利益为重的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并不抹煞个人的价值，它恰恰是使个人的价值得以真正实现的保证。个人价值的形成和实现离不开集体，个人所从事的或参与的一切社会活动，都离不开社会所提供的一定条件。脱离国家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一己利益满足的个人价值是错误的，它不仅会使个人追求落空，还容易滑向极端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泥坑。因此，只有在国家社会集体中才谈得上个人价值。当前，要培养大学生对国家社会的高度责任感，把个人的事业融入到国家社会集体的洪流之中，也只有在维护国家社会整体利益的价值中，大学生的个人价值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

4.2　克服信仰教育的“空转”现象

五、六十年代，人们的价值观念比较质朴而单纯，学校教育与人们的价值取向彼此一致、互相呼应。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学校的德育、信仰教育以比较单一、简单的方法，便能够收到较好的效果。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也悄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社会上包括家庭中复杂、多元的价值观念相互混杂、兼容、冲突的状态，必然影响到青少年大学生，使他们的价值观念、信念、信仰的形成不再单纯和简单，在这种情况下，以曾经奏效的、简单化的信仰教育方法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显然是不和谐的、矛盾的，尤其是信仰教育，口号式的东西多，抽象的大道理多，即远离学生的生活实际的教育对于求知欲强、思想较少受拘束的大学生是不切实际的。

4.3　加强信仰教育的针对性

要使对青年大学生信仰教育富有实效，必须有针对性。对于发展中的青少年，必须对他们加强前途、理想、信仰的教育。对于多数大学生主要进行社会主义人生价值观的教育与培养，引导他们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于那些脱离实际去单纯追求自我实现的学生，应引导他们从追求个人自我实现向国家社会发展方向转变，使他们重新塑造自己的价值观念、信仰的追求。这种有针对性的信仰教育是可以做到实事求是、全面提高的。

综上所述，任何个体的信仰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信仰的确立，即作为判断事物对个体重要性的稳定的、深层次的、具有最高支配地位的精神信仰，是社会对个人进行信仰教育的过程，也是个体社会化的过程[4，5]。任何一个社会都自觉不自觉地对其社会成员进行信仰教育，以致于使每个人都接受社会价值观念，一个人只有接受了社会提供给他的价值观念时，才算完成了他的社会化过程。当代大学生的精神信仰，他们具有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信仰观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我国的思想教育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一种信仰教育，使每个人接受理想信仰教育。因此，我们要针对大学生的信仰现状坚持正确导向，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栋梁。

参考文献

1　彭福清，艾医卫.转型期公众心理的调适与社会安定的维护.中国行政管理，2001;(5):21-23

2　廖申白、孙春晨.伦理新视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1:343-348

3　赵志毅，蔡卫东.论信仰的结构、本质及其对德育的意义.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9-15

信仰者心得体会篇4

关键词：信仰危机；表现；原因；重建。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将精神文明建设提升为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之一。 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 许多人都因缺失信仰而迷失自己。 信仰作为一个人的精神支柱，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是人类对一定的宇宙自然观、社会历史观、人生价值观的信奉与遵循，反映了人类超越有限人生、追求永恒不朽的强烈愿望。 一旦这种精神支柱丧失， 带来的严重危害将涉及到这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本文对我国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信仰危机的发生原因和信仰体系的重建做浅探。

一、信仰的内涵。

信仰并不只与宗教有关。 《辞海》给出的释义是：

信仰是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的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是： 信仰指在无充分的理智认识足以保证一个命题为真的情况下， 就对它予以接受或同意的一种心理状态。 吴江霖等主编的《社会心理学》一书认为，信仰是人们关于他人、事物或思想正确与否的判断。 这种判断影响了个体对他人、事物或思想的评价，影响个体的行为。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 信仰是一种认知成分，认为信仰是对人、事物和思想的认识和归因。 也有研究者不仅从认识的角度认识信仰， 而且认为人的信仰与人的情绪、情感状态相连，并对个体的行为有一定的调节意义。

信仰是一种灵魂式的爱、关爱，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情绪。 信仰的东西往往超脱于现实，所以神、已故的亲人，或者以人为灵魂主导的团队、国家、宗教都可以作为信仰的对象。 信仰最根本的就是与自身一样为根本的同类所产生的一种爱，通过人的情绪，大脑所激发的无限的渴望。 信念跟信仰是不一样的，信念是你坚信的东西或者事情， 信仰则是人们灵魂的标注。

信仰是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某人或某物极其相信和尊敬，可以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或榜样。

二、市场经济下，信仰危机的表现及原因。

市场经济在为人们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对原本人们所具有的精神观念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人们了解世界的方式多样，由原本单一的从国内媒体拓宽为从国际媒体了解和接受信息， 了解信息的载体也多样化，从原来的收音机、报纸、电视机发展到从电脑、手机等载体了解，或者亲自出国感受。

新鲜信息的井喷使原本就没有形成固定世界观、人生观的青年一代很快就淹没在五花八门的信息大潮之中，颠覆了原有的信仰，出现了信仰真空，使大量的人都失去信仰，便产生了信仰危机。 信仰大概可分三个方面：政治信仰、宗教信仰、道德信仰，相应的信仰危机也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政治信仰迷失。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也是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的摸索阶段，一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与此同时，精神生活层面的发展与经济发展出现了不平衡。 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在很多方面却忽略了精神文明的建设与宣传， 人们的政治信仰渐行渐远，逐渐模糊。 另一方面，经济的大力发展，改革开放造就的宽松环境， 让人们有机会了解更多的观念，资本主义观念也进入到人们的视线。 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和外国已经逐渐成熟的资本主义体现出的较高的福利待遇， 更让国人对社会主义信仰产生怀疑，认为马克思主义信仰已经过时，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理想状态、乌托邦，不能实现。

出现了以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为信仰的现象，精神上的盲目追求，进一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二）对宗教信仰理解的偏差。

宗教信仰， 是指信奉某种特定宗教的人们对所信仰的神圣对象， 由崇拜认同而产生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及全身心的皈依。 宗教会使人内心得到慰藉，是一种精神支柱。 市场经济为人们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观念上的冲击，人们对宗教信仰的理解出现偏差，宗教信仰在很多信众的眼里，不仅仅只是精神寄托和心灵慰藉，对利益、金钱和权力的追求，使他们不再关注宗教的内核和精髓，而是把宗教表面化、形式化，更有甚者把宗教活动当作赚取利益的手段。 对宗教的正确理解和信仰有助于社会的安定，否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例如对邪教的信仰。 此外，还有些信众对宗教产生盲目信仰，认为如今的好生活是万能的主赐予的，对各路神仙盲目崇拜，例如家中有人做生意要拜财神、有考生要拜“文曲星”、有人生病或出远门要拜菩萨求平安等等。

（三） 对道德信仰崇尚的偏离。

道德是一个人区别于动物、人之为人的基本，而市场经济对价值、金钱、权力的过分追求，人们受到物质利益的熏陶， 对金钱的盲目追求很快演变为对权力、物质的贪恋。 有相当一部分人迷失在利欲的汪洋大海之中，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权力主义很快颠覆原有信仰，使得人们对道德的崇尚出现偏移。 中国人的道德信仰多从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中传承下来，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丢失是道德信仰偏离的又一原因。 本不应该出现的道德信仰的缺失，但却真实地发生在你我身边。 社会公德缺失，老人摔倒没有人敢扶起来，公共物品随意破坏；职业道德缺失，食品安全令人担忧， 商品买卖中缺乏诚信； 家庭美德出现问题，邻里间互不认识，夫妻间互不信任等等问题都是道德信仰偏离的表现。

信仰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发展经济的目的也是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若因大力发展经济而忽略了精神文明建设则得不偿失。 我们应该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忽略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

三、信仰体系的重建路径。

坚定的信仰可以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信仰的作用不可小觑，而当前却忽视了年轻一代的信仰教育，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原因外，还有如下几点：第一，对理想信仰的教育只讲形式不讲方法。 虽然每所学校都开设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但是教育方法传统，教育观念老化，教学内容缺乏时代感，所以结果并不理想。 第二，关于理想信仰积极作用的舆论宣传不到位。 没有相关宣传，青年一代在一个没有理想信仰意识的环境下成长， 长此以往便形成了没有高尚理想的一代，而此时，此种现象的危害已经逐渐显现。 针对以上情况，提出以下几种信仰体系重建的路径。

第一，树立坚定的政治信仰，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十八大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信仰观为主导，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信仰体系。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发展着的思想，当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念时， 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 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为它的发展提供了材料和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便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 “信仰的天赋”为人们提供价值尺度、奋斗目标和力量源泉，我们要逐步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与我国社会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实践有机结合起来， 提高公民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能力， 构建出集理想性和现实性于一体的科学信仰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

第二，培育多元化文化信仰。 在坚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同时， 允许有其他积极的、良好的文化信仰同时存在。 优秀的文化有很多，对优秀文化的信仰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培养创新精神。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有多元传统文化、多元地域文化等。 多元传统文化中信仰儒家文化，可以帮助我们重树“仁义礼智信”；多元地域文化中的京派文化可以培养我们的艺术修养。 还有多元宗教文化、多元海外文化，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内容。 我们对西方优秀文化的吸收应该持批判辩证的态度，不能全盘吸收，也不能一概否定，要结合我国现在的实际，洋为中用。 比如西方人在科研、学术等方面的创新、严谨的精神是值得当代大学生和科研人士虚心学习的，有助于我们端正信念，重建信仰。

第三，传统文化的复归。 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值得当代青少年好好学习的内容， 我们可以将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精神同核心价值理念、信仰相结合，让传统文化更好地为我们服务，形成新兴的道德信仰，引领当代青少年形成道德素质。 传统文化魅力无穷，并不会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而过时， 很高兴近年来学习与研究国学的人呈上升趋势，国外也同样如此，证明了传统文化的力量， 也增强了我们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信心。 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优秀的东西需要我们去传承， 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有助于重拾道德信仰。 传统文化的复归正在进行中，我们开设了国学课程，开展了名师讲坛进校园进社区、道德讲堂等活动，让传统文化回到我们身边。

第四，营造树立信仰的氛围，更新树立信仰的方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实施切实有效的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也是重建信仰体系应当考虑的方法之一。 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信仰，它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不断发展的信仰。 我们要在学校、社区、各种单位等公开场合以各种形式营造坚信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氛围。 将马克思主义信仰渗透进生活的点滴当中，从家庭教育着手进行信仰教育，养成从小培养信仰的习惯。

当代青年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缺失的原因之一， 是课堂上传统的填鸭式教育方法不足以吸引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 反会激起年轻人的逆反心理， 所以重建信仰首先要做的便是改革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 第一，进行互动式教学，变学生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把学习的主动权交还给学生，提供马克思主义热点问题的相关课题，让学生做自己的主人，成立研究小组自己研究。 一方面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便于学生了解和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建马克思主义信仰；另一方面，提高学生科研、团队合作的能力， 产生的理论结果可以作为学生自己的研究成果，这对重建信仰体系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荆学民。当代中国社会信仰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信仰者心得体会篇5

近日，《人民日报》则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把信仰与国家、人民、力量等重要概念相提并论，实际上即是把人民的信仰视为核心价值观得以实践的主要方式与根本基础，特别是立足于国家、社会与个人三大层面的价值观的积极培育与努力践行，作为当代中国信仰复兴与建设的根本路径。

《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以“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为题，明确指出了“人生需要信仰驱动，社会需要共识引领，发展需要价值导航”，这就在改革开放以来，非常明确、相当重要地，把个人的人生信仰与整个国家、社会的价值观紧密结合在一起了，把个人的信仰置于从社会到国家的价值观体系之中，而且被深度赋予了从中华文明传统到世界文明价值的普遍内涵。换言之，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正是因为具有了从国家到社会、从社会到个人的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个人的信仰及其关怀，方才具有了一个切实的认同方式。

为此，当代中国信仰的复兴及其重建的问题，实际上即是与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建构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样才不会使个人的信仰落空，才会使各种结构紧紧围绕着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真正践行、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目标，紧紧围绕“三个倡导”这一基本内容，主动而深入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证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在与文化建设层面的实践与落实。

中国处在私人信仰向公共信仰转型之中

一般而言，中国信仰传统的基本特征是，以私人化的天人关系、神人关系为基础，感通天地，外接人间。其外合于国家，则国家信仰；与权力结合，即权力信仰；走向社会，就是社会信仰；与文化融通，就是文化信仰。私人化的信仰关系及其与各种社会、利益、权力关系的交往与整合，常常决定了信仰的方式与功能。

虽然有一个天地君亲师的信仰结构，在伦理、宗教、权力等层面把国家与个人予以高度整合，但其落脚点却是一个有德行的圣人。所以，中国信仰结构之中，有圣人，有个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圣人做不成了，干脆就做私了的个人道德。于是乎，中国人的个体信仰往往是对圣人信仰的一个补充，或者是一种反抗。至于圣人信仰与私人信仰之间的此消彼长、冲突或整合的过程，就构成了中国信仰的变迁历史与信仰习惯。

在得天下、先得人心的王权统治或臣民时代，人心几乎等同于信仰，私人信仰不可能；国民时代，民族国家近似于世俗之神，私人信仰同样难构成。20世纪以来，宗教被道德、美育、科学、哲学、甚至理想主义所替代，私人信仰依旧麻烦。而真正的私人信仰，只有在1980年代后的改革开放中，才得以渐渐呈现。

相对于个人崇拜、中国人处于被信仰的权力共同体而言，私人信仰的形成，实属社会进步、国家开放的结果。它与1980年代以来个人主体性确立与自我的发现相互配合，具有人心解放、权力解构的一定作用。它拆解了中国人长期以来处于被信仰状态的那种一元、单极、带有整体主义特征的信仰结构。人们不再服从一个更高的权力存在，仅仅信奉自己。为此，私人的个体信仰可说是开启了一个个体主义新时代，一种更为私人化、情感化、更民间化的信仰方式。

然而，问题也出在这里。仅仅是私人或私人的信仰，或许会导致信仰本身所包含的公共性丧失，而信仰之公共性所赖以依托的社群或共同体缺失，会使一个社会信仰的公共性始终无法建构。在公私领域尚且无法界定的时代，私人信仰也无法再度提升为圣人信仰的前提下，私人信仰有可能演变出一套私人主义的意义模式。他们不期待自己的身份改变，甚至不期于与他人交往、互动，而是渐渐地把他们的私人信仰构成一种亚社会、亚文化生活方式，变异为一种仅仅关心自己利益、自我满足的精神关怀。所以，在公共性缺失的信仰模式之中，不同信仰之间的和谐是比较困难的。

诚然，信仰是个人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的共同要求。特别是同一种信仰的实践、信仰群体的社会实践，以及信仰对于一个社会的影响，肯定就是公共的事情、甚至是一个国家、整个社会的事情。所以，关键的问题是，私人的、个人的信仰，如何能够成为公共的社会信仰，如何构成社会的公共认同，尤其是在不同的信仰之间能够建构为公共的、共同的价值共识。一般而言，信仰是人与人之间的理想关系，从这种关系中产生出使共同体结合起来的纽带。拥有信仰意味着奠基于共同体之上，这种共同体支撑着人格并且是精神禀赋的源泉。信仰是一种人格性的和共同体的关系。

从私人信仰到公共信仰之间，有一道难以迈过的“公共之坎”。所以，国人应当明白，任何一种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都很难直接得到全体社会民众的同时认可，所以，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里得到公民认可的正义观念，必须是一种限于“政治领域”及其价值内部的观念。由此形成的问题就是“民主社会的政治文化总是具有诸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相互对峙而又无法调和的多样性特征……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他们因各种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深刻分化——所组成的公正而稳定的社会如何能够长治久安？” 对此，政治哲学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信仰、宗教、哲学、道德等完备性学说应该让位于公共生活与公共理性，而这些重叠共识与公共理性无疑是能够得到全体公民认可的。

从此来看，公共舆论平常所强调的某些道理，比如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仅仅需要发达的经济，同时也需要有信仰的公民。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给信仰、道德、文化留一个足够生长的空间。这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等等，由此就显得很容易理解了。

中国亟需建立公共信仰

可以说，信仰、或文化信仰能够直接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社会建设的“软实力”之一，正好与中国社会更深一步的改革开放问题紧密联系。它们正在前所未有地影响到当今中国家庭伦理、民族精神、社团意识、企业文化、社会诚信的重新建构，最后会形成了对以往信仰与认同所具有的“超越”或者补充。

它们也许能够在“国家”的领域中获得解决，或许能够在“社会”的领域内得以表达，或者是“个人”言行的道德标准。但是，“国家”的主导功能或“社会”的认同关系，无一不是要在中国当代社会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过程之中，在党的十有关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之中，才能得以最好的呈现与实践。如此，信仰才会构成正能量，核心价值观才会具有神圣的基础。

唯有在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信仰、才有可能成为整个社会阶层、全体中国人的公共事情。信仰、就是所有人民及其价值共同体的事情，但一个人的信仰如何与另外一个人的信仰取得良性的互动交往，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能够和谐、科学地加以处理，这才会成为一种公共的、社会认同的公共信仰。唯有处理好此类事项，一个社会普遍认同的信仰及其价值规范才会成立。这就是说，一个信仰如果不能够得到社会的民主的、平等的、普遍的认同，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就难以实行完善的建构。

信仰者心得体会篇6

本次调查活动共回收问卷107份，有效问卷107份，有效率100%。针对回收的问卷，现将调查的基本情况作总结分析如下。

一、当代中国大学生对本群体的信仰现状认知

（一）总体信仰现状认知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过半确当代大学生觉得我们正处于缺乏信仰的时代，23.36%的被调查者则持反对态度。但是当我们问及“你是否有个人信仰”的时候，却有53.27%的人做出肯定回答，而有19.63%的人回答说没有个人信仰。从此处我们发现，这两个题目的答案是互相矛盾的。当过半的大学生正面地回答自己是有信仰的时候，却有过半的人在不知道这种现状的情况下表达了自己对当今大学生缺乏信仰的现状的担忧。这多少是受到了当今社会对当代大学生的片面评价的影响，以为当今大学生是迷茫的一代，已失往了心中的信念。

（二）大学各年级的信仰现状认知

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发现，在读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们，有信仰的占了44.44%，无信仰的有38.89%，而回答不知道的有16.67%。对比二年级，48.98%的学生是已经有自己的信仰的，比大学一年级的多了4.54%，无信仰的占34.69%的比率，也可以看出是有所下降的，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信仰的则也下降到了16.33%。在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中，表示自己是有信仰的竟上升到了77.27%，比大学二年级增加了28.29%，无信仰的也忽然下降到了18.18%，这时只有4.55%的学生是不知道自己有无信仰的。有这些数据对比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年级的升高，有个人信仰的比率也持续升高，而没有个人信仰的学生比率及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信仰的学生比率则持续下降。

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大和经验的丰富，当代大学生会渐渐地在成长中找到自己的人生追求和个人信仰。刚开始上大学，学生暂时还没找到目标，可能会感到迷茫和不知所措，但是随着越来越多地接触社会，他们能更多、更全面地了解自己，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明白什么对自己而言是最重要的，他们渐渐明晰了自己的人生追求，找到了自己的信仰。

目前社会上很多人，包括当代大学生自己都以为我们这一代是缺乏信仰的一代，根据上述数据，我们是否可以这么一种社会偏见和怀疑呢？

实在我们也不可以怪社会对我们的偏见和不信任，连我们自己都不信任自己，社会有怎么看到自信的我们？

（三）有个人信仰的学生的信仰现状认知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进行分析，以回答“有个人信仰”的大学生为分类数据源，从统计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觉得我们现在的大学生普遍缺乏信仰的竟占了57.89%，持相反观点的只占到22.81%，而有19.30%的人是不知道我们大学生是否是普遍缺乏信仰的。

有个人信仰的人，却觉得整个中国社会的大学生是缺乏信仰的，这是否会使他们自己产生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想法呢？而偏偏在我们的中国大学生中，有过半的大学生是拥有自己的信仰的，这不得不说是我们自己误会了自己。

二、当代大学生的个人信仰现状

（一）当代大学生总体信仰现状

在更深进的调查中，我们提出“你的信仰大致属于哪个范围”的选择题，通过数据发现，当代大学生中，信仰宗教的有4.67%，信仰主义的有14.02%，信仰人间之爱的有30.84%，信仰某种关乎自己的利益的有7.48%，而明确提出自己信仰的是金钱的有0.93%。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当代大学生心中是有信仰的，但是部分人又不能简单地将自己的信仰限定为某一个名词或概念。信仰人间之爱的人占了最大的比率，由此可见，很多当代大学生信仰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对圣贤的主张、某种主义、或对神的信服和尊崇，而是对人间真情的积极态度。极少数的学生提出自己的信仰是金钱，如此看来，多少是受当今市场经济的影响。

在另一个有相似出发点的题目中，我们从调查结果可以了解到，有40.19%的大学生以为自己可以为之努力为之奋斗的最重要的是亲情，25.23%的人觉得自己主要是为了以后更好的生活，14.95%的学生的回答是“为了得到他人的认可”。从中我们不丢脸出，亲情在中国当代大学生中是占有较重的分量的，而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当代大学生也越来越多地将实现个人自我价值，得到他人认同作为自己努力的动力，显现出独立自主的倾向。

（二）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信仰的大学生的社会追求

用同样的分类统计方式，以“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信仰”的大学生为分类数据源，从数据分布可以知道，在选择自己以为最重要的东西的时候，“得到他人的认可”这个选项达到了最高的比重——40.00%，比总体分布的14.95%高出了25.05%，让人惊奇的是，“为社会做出贡献”这个选项却达到了20.00%的比重，比总体分布的7.48%高出了12.52%，而“为了更好的生活”的比重却骤降了19.16%。这些数据可以说明，还在迷茫自己是否已经有了信仰或还没有找到信仰的大学生，更倾向于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更渴看得到他人的肯定。而同时，他们却没有其他大学生那么重视自我的生活质量，亲情的地位也及不上自己做出的成绩。

由此分析来看，这既是一种欣慰，有是一种悲哀。欣慰的是比起总体的水平而言，他们更乐意为社会服务，而悲哀的是，亲情在他们看来已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了。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三、当代大学生对信仰的需求认知

（一）当代大学生总体对信仰的需求认知

调查结果显示，71.96%确当代大学生觉得自己需要信仰，而有17.76%的学生还不清楚自己是否需要一个信仰来追求。另有不容忽视的现象是，10.28%的人做出了“我不需要信仰”的回答。为了更好的理解这种现状，我们做出了更深进的调查。

当问及信仰的意义的时候，37.38%的大学生回答的是，信仰能够指导自己的人生方向，鞭策自己朝着一个信念前进，使自己不会迷茫，生活布满动力。而20.56%的学生则表示自己并不清楚信仰究竟有什么用处，但在调查中却没有一个人提出信仰是完全没有用的。这说明，学生们都以为信仰对个体并不是完全没有用的，但是有部分人仍不知道或没有往有意识地感受信仰的具体意义，这一点是否可以解释为什么有10.28%的大学生觉得自己不需要信仰？

由此，从上述数据，我们又不难解释以下这样一个现象：57.01%协助调查的大学生表示，自己在行动上或者思想上是会按照自己的信仰信仰行事的。26.17%的学生回答自己也不知道或者还没有意识到在平时生活中是否有这么做。但有16.82%的学生却表示，由于各种原因，自己并没有在行动上或者思想上是按照自己的信仰信仰行事。由于确信信仰的作用，不少人是遵从自己的选择的。

（二）没有个人信仰的大学生对信仰的需求认知

以回答“没有个人信仰”的大学生为分类数据源，我们从分类统计中可以知道，在回答“觉得自己是否需要信仰”的题目时，37.14%的学生表示需要信仰，25.71%以为不需要，而回答“不知道”的占了37.14%。也就是说，目前没有信仰的大学生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迫切地想找到信仰。另外同样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不知道自己是否需要信仰，他们或者在迷茫，或者在犹豫。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什么呢？同样以这些“没有个人信仰”的大学生为分类数据源，我们发现在他们之中，有45.71%的人并不清楚究竟信仰对自己而言有些什么意义。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影响他们信仰状态的因素。

四、普通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效果

由于很多高校都有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我们就此向接受问卷调查的大学生提出了一个题目：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能在精神信仰上起到一个引导作用。调查显示，56.07%的回答是作用并不明显，另有27.10%的学生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以为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由此可见，在大学生看来，在高校中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收到的效果并不明显，有些甚至只是流于形式，没有真正地达到“教育”的目的，这不得不引起教育者的思考。

五、总结

（一）社会对当代大学生信仰现状的误会

由上述分析看来，我们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并不是如社会上所说的那样处于缺乏信仰的危机，情况还是乐观的。在分析到具体的信仰趋向时，我们发现，“爱”占了最大的比重，这说明当代大学生的信仰并不是我们先定的传统意义上的对圣贤的主张、某种主义、或对神的信服和尊崇，而是对人间真情的积极态度。我们不妨可以这样以为，正是他们的信仰并不在我们大多数人心中所规定的范围中，导致社会上很多人觉得他们是没有信仰的一代。

社会在发展，人的精神与思想也不断在改变，当代大学生的信仰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主义等范围，而是越来越多元化，社会需要了解他们的想法，不要片面的误会了当代大学生的信仰现状。而大学生自己也需要对自己有信心，不要被社会上被放大的负面现象打击，使态度消沉。

（二）当代大学生随阅历丰富而找到信仰

由数据可以看出，大多数学生觉得自己是需要个人信仰的，只要有渴看，就不怕没希看。固然有部分学生还没有找到个人信仰，但是通过分析可以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大和经验的丰富，当代大学生会渐渐地在成长中找到自己的人生追求和个人信仰。所以刚进进大学的学生不必太过担忧自己的状况，当阅历越来越丰富，了解的事物越多，就会越来越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并有一定的能力往追求。

而社会也需要继续关注当代大学生的成长，在他们感到迷茫的时候给予鼓励，而不要一味责备，帮他们一把，让他们树立起自己的信心。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一定不会让社会失看。

（三）站在信仰十字路口的大学生价值倾向的特殊性

“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信仰”的大学生在选择自己以为最重要的东西的时候，“得到他人的认可”这个选项达到了最高的比重，比总体分布高出了很多，而出乎意料的是，比起总体分布而言，有更多的学生倾向于为社会做出贡献。

信仰者心得体会篇7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信仰； 党员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4-0007-05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有着多重维度地存在，既是指导思想，也是个人信仰；既是主流学术思想，也是社会常识。但是作为党员和公民的个人信仰，有着区别于其他维度存在的内涵。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员和公民的个人信仰至少有四层含义，并且表现出自在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信仰因其自身的科学性，进入信仰者视野作为信仰选择，并在知、情、意三个因素的基础上表达出来，但是作为一种世俗信仰，在党员和公民不同主体之间有规范性与个人伦理选择的区别，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其党性的根本要求和体现。

一、作为信仰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的理论成为打破而走向世俗信仰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建立在理性和科学基础上的新的信仰，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清算自己的哲学信仰和批判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思、恩格斯在最初并不主张或者很谨慎地用信仰来称呼自己的学说，一则是区别于，二则是区别于空想共产主义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信仰主要是针对宗教而言，在神学领域广泛传播，被用来钳制人们的思想。而马克思主义的宗旨在于实现人类解放，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全过程的一条红线就是追求人类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从一诞生就与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阶级社会的阶级关系时，揭露出宗教本质“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1]。这种宗教自我异化的社会根源就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力图改造的物质生产方式，“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因此，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而人类要摆脱这种宗教异化的途径在于消灭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诚如恩格斯所讲：“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现在，人们正被这些由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但作为不可抗拒的异己力量而同自己相对立的生产资料所奴役），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理由很简单，因为那时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反映了。”[3]至此，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各种的区别尽现眼前，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一种科学信仰，不同于，它提供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思想武器，倡导信仰者采取有组织的改造世界的行动，打破生产关系的桎梏走向自由。

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清楚“共产主义”理想最先由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三大来源之一。但是，马克思主义对于共产主义思想的认识是建立在对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前提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早期并不赞成使用信仰来称谓自己的学说，就是为了区别于空想共产主义，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4]。这样既避免了别有用心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理解，也给工人阶级明晰了斗争的性质就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从这里也可以清楚地解释很多人的疑惑，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共产主义信仰的关系。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共产主义信仰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而在平时出现两种用法也说明其存在不同的层面和指向。通常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信仰”更多指向的是学理层面，作为理论信仰出现；“共产主义信仰”则主要指向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现实追求层面。这种不同的称谓不能说明二者存有质的区别，只是强调的侧重点有差别。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不主张使用“信仰”来称呼自己创立的学说，但也不是一味排斥，他们在对进行批判时也曾使用过“信仰”一词来指代共产主义信仰，“到处我都碰到一些新近改变信仰的人，他们都无比热情地讨论和传播共产主义的思想”[5]。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本身力图通过批判建立起一个科学、理性的信仰来取代各种和空想主义。伟大革命家列宁首次使用了“共产主义信仰”和“马克思主义信仰”两个概念，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邓小平等则在正面意义上使用马克思主义信仰概念，将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科学、现实、崇高的信仰进行传播，使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确立和发展。

二、作为信仰者的信仰内容

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员和公民的个人信仰的第二层意思指的是信仰对象，很明显，这个信仰对象就是马克思主义，是针对信仰者的信仰内容而言的。说明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这种信仰与其他信仰相区别的依据。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信仰这种现象在心中有很大的模糊性，因为人们没有把信仰当作一种心理状态和信仰的内容区别开来。显然，一种理论或观念，它之作为信仰对象并不处在信仰之外，没有对象的信仰是不存在的。没有作为信仰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人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人们所相信或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在产生和传播过程中并不是与作为自在的客观真理的马克思主义隔离开的，而是与现实运动结合起来，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信仰者内心的内涵和意蕴。这种内涵和意蕴主要集中在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实践精神两方面。这里的“共产主义理想”是马克思主义建立在批判空想主义基础上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既不同于空想主义完全脱离现实基础而永远无法实现，也不同于只能给人提供可以冥想却永远也达不到的异域世界，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建立一个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全面发展的才能的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如果说共产主义理想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由理论向实践转化的现实追求的话，那么共产主义精神则是在这种现实追求过程中，在信仰者身上体现出的将共产主义理想内化为个人品质的精神状态。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包括了集体主义、利他主义等在内的高尚品质和奉献精神，是信仰者在现实追求中实现自我超越的结果。而“革命实践精神”则是指无产阶级在消灭剥削阶级、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中形成的革命信念、信心等。事实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对自己的哲学做了性质总结和规定，即彻底的实践性，“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马克思主义在这里表现出了彻底的革命实践精神，不仅改造主观世界，更要改造客观世界。这种革命实践精神的意蕴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精髓所在，正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精髓的真正内化和转化，中国革命才得以胜利，邓小平也才能深情说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8]。

当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者的信仰内容时，还是认识到实践的一个中介环节，发挥着能动性的作用。信仰的能动性指的是信仰对未知或者暂不能断定的东西做出的大胆预言，表现为认识和探索的能动性。之所以能被神学家大肆吹捧而使信教者信奉，就在于具有能动性，它创造出了一个令信仰者满意的虚幻世界，但是的这种能动性是扭曲的能动性，不能给现实中人们的桎梏解开枷锁，只能成为“人民的鸦片”。马克思主义信仰超越了这种扭曲的能动性，对未来展开大胆的预测，但马克思主义信仰这种大胆预测的能动性是科学的、现实的、理性的，首先从产生的社会根源的物质生产方式批判出发，指出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才能消灭歪曲的幻想的反映。在批判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信仰也提出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不断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论断，共产主义社会是阶级社会的终结，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可见，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能动性在于以一定的认识为基础，从一定的认识水平出发，而又不为这种认识水平所局限，而是大胆地超越这一认识水平。但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能动性最为突出的表现还在于实践性，在于它能被信仰者内化后把主观的思想转化为行动，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转变为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从列宁领导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这种能动性的确凿证明。

三、作为信仰者的信仰心态

任何信仰都是信仰者与信仰对象相互作用的过程和产物，是信仰者对信仰对象的由衷信奉和追求。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它本身不是信仰，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奉和追求，才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其实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问题。同任何信仰一样，马克思主义信仰也通过认知、情感、意志三个方面的因素映射出信仰者的信仰心态。

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而言，首先必然是认知的问题。这种认知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价值两个层面。作为以解放人类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方面内容组成的严密而完整的内容体系，阐明了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知识层面的认知，只是为了深入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价值的认知。因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主要不是为了满足认识与探索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的需要，而主要是改造世界的需要，否则，只要就够了。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十分严整而彻底的世界观，是科学与理性、未来理想与现实运动相统一的信仰，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正是基于这种价值认知才“支配和主宰着信仰者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态度以及相应的情感和行为取向”[9]。总的来说，包括知识和价值两方面的认知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础，影响着信仰者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所持的态度。

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知识和价值层面的认知，只能说是对这种信仰的认识和了解，还不能说是进入或者确立了这种信仰。只有在参入情感因素后才能真正确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在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以前，人们选择宗教作为信仰，即使是在明白是虚幻的反映的情况下，其原因就在于中的情感因素。虽然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虚幻的信仰不能解决现实社会中的种种苦难，但是能“通过把种种事件纳入信仰的解释模式之中，从超越现实的彼岸给予虚幻的反映和合理性说明，从而使一切矛盾被臆想地解决了”[10]。正是这种虚幻的情感慰藉和体验，使者即使明白是虚幻的，也愿意选择去相信和信奉。马克思主义信仰从这种虚幻的情感体验中超越出来，指出人类苦难的根源是物质生活方式，指出了人类自我解放的方式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粉碎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并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马克思主义信仰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的对未来的预测，使无产阶级看到了光明的未来，这种情感激励是无法比拟的，让无产阶级产生了无限向往之情，抛弃而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积极乐观地参与到改造物质生产方式的斗争中。情感的因素在马克思主义信仰过程中的作用取决于其投入情感的强弱程度。

情感的因素往往具有非理性性质，在信仰中不具有恒定性，所以信仰的坚定程度还必须依靠意志来保持。现实生活中，一些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最后抛弃自己的信仰成为叛徒，就是缺乏意志，缺乏面对困难的意志。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无法预见的困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实现共产主义就是战胜无数困难的集合，没有坚强意志，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根本无从谈起。但是，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真正将这种信仰内化为自己的坚强意志时，他会把在共产主义实现道路中出现的各种困难当作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考验，一种自我的信仰考验，一种自我超越。在这个过程中，意志作为维持因素，起着规范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认知和控制情感中的盲目性因素的作用，不断巩固和强化信仰。事实上，意志和信仰是相互促进的，坚定的信仰能增强人们的意志力，而坚强的意志也能强化人们的信仰。诚如列宁所说：“同志们，你们的贺信别宝贵的就是对于苏维埃政权必将完全彻底地战胜地主、资本家和一切剥削者的极其坚定的信念，以及克服一切障碍和困难的顽强的意志和决心。我同一切共产党人一样，正是从工人和劳动群众的这种顽强的意志中汲取工人和工人事业必将在全世界获胜的信心。”[11]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核心特质在于“行动性”，正是这种“行动性”把自己与各种虚幻的、空想的信仰区别开来，把主观的思想变成行动，把内心的期望变成实践活动体现出来。而这种“行动性”是以马克思主义信仰在知、情、意三个因素的基础上体现出来的，对内表现为确信不疑的心理状态，对外表现为坚定不移的行为模式。可见，知、情、意三个因素共同构筑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信仰心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人们的信仰。

四、作为不同信仰者的信仰层面

既然任何信仰都表现为信仰者与信仰对象之间的一种交互关系，那么马克思主义信仰也必然是要涉及谁信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俗信仰，其信仰者范围必然是广泛的，但是作为党员和公民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层面则不可一概而论。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党员和作为公民的个人信仰，在两个信仰者身上体现的层面大有区别，对于党员而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其党性的根本要求和体现。

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价值性，自愿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是党员和公民这两个信仰主体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相通处。他们都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是以无产阶级的理想为理想的人，对马克思主义有较深入的理解和把握；他们都坚信共产主义理想，并且相信这个理想最终都能实现。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12]邓小平说：“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13]这些都是我党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坚定地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马克思主义能够实现。当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认识到追求理想的过程是困难重重的，列宁理性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指出：“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至于哪一个国家的无产者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期间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14]作为党外布尔什维克来讲，他们虽然没有加入共产主义组织，但是他们也如同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装的党员一样，把自己投入到共产主义事业之中并为其终身奋斗。

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在对党员和公民的信仰要求上是有层次、标准上的区别的。党员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带有规范性，是一种规范取向的信仰模式。这种规范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党员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理论指导，并加入共产主义组织——在我国为中国共产党，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和监督，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义务是对党员特有的要求；二是不能信仰宗教，这是党员信仰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党性要求。马克思主义信仰从一诞生就与对立存在，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与唯心主义世界观的的分歧是根本性的，无论是对政党还是个人而言都是不能调和兼容的。对此，列宁指出：“我们的党纲完全是建立在科学的而且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上的。因此，要说明我们的党纲，就必须同时说明产生宗教迷雾的真正的历史根源和经济根源。”[15]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全部思想基础必然是也只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与之相对应。而对于党员不能信教问题，我党主要领导人在不同时期对此都有过论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16]改革开放初，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详细阐述了党员不能信教问题：“我们党宣布和实行自由的政策，这当然不是说共产党员可以自由信奉宗教。党的自由的政策，是对我国公民来说的，并不适用于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不同于一般公民，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员，毫无疑问地应当是无神论者，而不应当是有神论者。我们党曾经多次作出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长期坚持不改的要劝其退党。这个规定是完全正确的，就全党来说，今后仍然应当坚决贯彻执行。”[17]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重申和坚持以前的原则的同时，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员不但不能信仰宗教，而且应该积极宣传无神论，宣传科学的世界观”、“对笃信宗教、丧失党员条件的，对利用职权助长宗教狂热的，要严肃处理”。[18]进入新世纪以后，同志多次在讲话中重申“中国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不信仰任何宗教”[19]。

而作为公民的个人信仰则不存在这种规范性，是一种个人、私人的价值取向或者说伦理选择。事实上，前面我们讨论过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共产主义信仰的关系，认为二者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只存在强调侧重点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在党员与公民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不同标准上体现出来。对于党员来说，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义务；而对于公民来说，更应该表述为共产主义信仰，是对共产主义“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的信仰，表现的是一种崇高的人文关怀精神。

马克思主义信仰对于党员来说就是身份的象征，不能轻易地改变或者抛弃自己的信仰，也不能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内心还觊觎，无论改变、抛弃或者觊觎其他信仰都是背叛，这样的信仰者最终是会被信仰所抛弃的。在当下，一些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带有很强的功利性，把信仰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生发展和捞取好处的政治资本，我们要批判这种党内“庸俗”共产党员，推崇真正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对于这二者，我们“宁可十个办实事的人不自称为党员（真正办实事的人是不追求头衔的！），也不让一个说空话的人有权利和机会当党员”[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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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陈建民，阳鲁平.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信仰[J].求索，2004（6）：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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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7.

[17]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443.

信仰者心得体会篇8

关键词：大学生;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教育;良法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2-0094-04

法律信仰是人们信仰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时期，大学生作为时代青年的先进代表，他们的法律信仰状况如何，直接关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成败。

一、规则与信仰：法律能否被信仰？

谈法律信仰教育问题，首先要厘清法律能否被信仰这一前提。法律信仰问题在我国法学理论上存在很大争议。1971年，美国法制史学家和比较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提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1]40多年来，伯尔曼关于法律信仰的这句箴言式的表述成为了研究者必须的引文，甚至是研究的起点，在法学理论界引起了热议。争议的焦点涉及法律信仰这一命题的真伪，即法律能否作为信仰的对象，法律是否具有被信仰的要素。这是我们研究大学生法律信仰问题的前提，这样才可能进而研讨大学生法律信仰教育问题。对此我们是持肯定态度的。

在西方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存在二元化思维方式，即存在一个自然法和实在法的对立统一问题。自然法是永恒的、不变的，实在法是具体的、流变的，甚至西语里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它们之间的差别。比如拉丁语的Jus和Lex，前者不仅表示法，更为重要的是它具有正义、公平、权利等抽象的含义，后者指称国王、元老院等机构颁布的具体的规则。自然法高于实在法，实在法应该体现和表达自然法也是西方重要的法观念。在这种文化基因中就包含了对实际存在的、世俗的东西的警惕、贬抑、批判，哪怕是世俗的最高权力及其出自于最高权力的规则。对超实体、超自然的东西特别信服、崇拜，对于法，他们信仰规则后面的理念、价值，正如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对法的定义：“人和神的事务的概念，正义与非正义之学。”[2]西方社会经历过宗教绝对统治的中世纪，对上帝的信仰和对上帝之法的信仰是一致的。上帝法、自然法、实在法依然存在二元化，统一于最高的上帝之法。法律与宗教在西方中世纪有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回复，规则融合于信仰之中，借信仰的力量规则获得了普遍性、神圣性。世人通过对上帝的信仰，得到神的启示和显现，认识到部分自然法或永恒法，制定出在俗人世界适用的世俗法，不通过信仰或者没有上帝投射下来的“影像”，人类甚至连永恒法的“残片”都无法认识，更不能制定出自己的法律。而且世俗的法律只有符合自然法、永恒法才是有生命力的，实在法在下，永恒法、上帝之法在上，世俗法律是由俗人制定出来的，它可以追求公正但永远不能达到永恒法的公正，它只能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加以适当修正。凡是能接近永恒法律的世俗法律一定能长久存在，否则就会自取灭亡。[3]

西方近代化过程中，人性战胜了神性，启蒙运动使得理性精神极度张扬，他们用正义、平等、自由、人权等法的现代价值对进行“去魅”，自然法的理论得到了极大的传播和支持，但是，自然法的基础理论同样具有超验的品格，是先验的，是不用质疑的公理或不言自明的真理。因此，在上帝隐退以后，对法的理性的挖掘，使西方价值体系中的信仰要素得以转换和延续， “人们对宗教经典《圣经》的信仰也转化为人们对世俗法律的信仰。”在自然法大师们的经典著作里，我们可能很难得到法律的具体规则、具体知识，但是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对正义、自由、平等、人权等超验价值近乎宗教般的狂热追求。人类的理性战胜了宗教，但是并没有完全背叛信仰、摒弃信仰。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问题的关键所在，法律等同于规则，规则中不包含信仰的因素，不能够成为信仰的对象。这使得在中国语境下规则与信仰的建构相当困难，法律信仰教育的前提就是规则体系与信仰体系的内在转化和高度融合。在规则中完全清除了价值的因素，法律就是法律，规则就是规则，法律被空心化，它的生命力就枯竭了。在中国式语境下，当我们用法律去修饰、限定信仰的时候，去讨论法律信仰问题的时候，由于缺乏西方语境下的那种法律与法的二元化的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舍弃了法律的价值、法律的精神，法律就剩下规则的壳。没有规则，就没有秩序。没有秩序，人就没有类生活。没有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规则就只剩下强力，单纯强力甚至暴力的规则难以长久维持秩序。法律信仰问题不单是对规则的信服、崇拜，法律信仰更为深层次的意味在于对规则所应体现和反映的崇高价值，诸如正义、平等、自由、权利等的强烈渴望和追求，以扬弃人性中的粗陋、自利和残暴。在这一层面上，规则和信仰应该是统一的，法律信仰是可能的。这一前提存在，法律信仰教育的问题也才是可能的。

二、良法与良民：法律信仰的两个条件

法律信仰教育问题，还要弄清楚法律何以被信仰的问题。法律信仰问题包含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个是信仰的主体，一个是信仰的对象，或者简言之，即良民与良法的问题。这个问题要回答的是什么样的法律才能作为法律信仰的对象，什么样的主体才能构建法律信仰。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法治的两层含义，也是法治的两个条件或标准，“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4]从这两个标准来看，法治不能只讲服从规则治理，这只是法治的形式方面，它主要强调法律的权威性，简言之就是法律至上;法治的内涵还包括其实质方面，即人们应该服从善法之治、良法之治。法律信仰的问题应该是信仰主体与信仰对象的高度统一。

从法律信仰的对象方面来说，人们何以对法律表现出极度的尊崇、敬仰，乃是法律本身反映了主体的利益、意志和愿望，法律体现了尊重生命、尊重权利，符合人性、符合正义，崇尚自由、崇尚公平等社会主体追求的良好价值，简言之即“良法”。西方社会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能够成功地对进行“去魅”和解构，另一方面启蒙思想家，特别是自然法学派的思想家们用正义、平等、自由和人权等建构起了一个新的神圣的法律帝国，否则，当上帝被解构，神性被“去魅”，信仰体系就会发生断裂、崩塌，人们就会迷失方向，其行为就会无所适从，心灵就会空虚。西方社会能够成功从转换到对法律的信仰，离不开思想家们对法律精神和价值的建构，在他们的著述中我们难以发现非常精细准确的法律规则，但是他们极力倡导法治精神，传承自然法传统，把正义、平等、自由和人权等推崇到极高的地位，超然于具体规则之上，而具体的法律规则要体现出、服从于这些精神价值。这些原则和精神构成我们制定良法的精神向导。如今，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观背景下，我国法制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多成绩和进步，但是还很不完善，尤其当下各种矛盾处在多发期，问题比较多、比较复杂，利益调整的格局比较难以驾驭，我们的法律规则还不能完全适应。但我们要清楚一点，作为规则的法律虽是不断发展的，变动不居的，难以把握的，但作为信仰层面上的法律精神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却是稳定的，所以只有体现公平正义，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法律，才是良法。

从法律信仰的主体方面来说，即便有了良法，法律信仰也不可能自发形成。只有法律信仰的主体自身的素养得到很大的提高，才能与良法之治相匹配，既有良法，又有良民，这样社会才会崇尚法治，社会才会信仰法律。“只有良法而没有良民，不可能有法律信仰;同样，只有良民而无良法，也不会有法律信仰。”[5]如果说良法是法律信仰的“硬件系统”，那么，良民就是法律信仰的“软件系统”，是心理和行为的内在统一。法律，就一般意义而言，是外在于人们的行为的，这是法律与道德、宗教相区别的显著特征。人的行为是社会的产物，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和社会关系的制约的，与动物的活动有着根本的区别，是通过社会化的方式习得的，而不是本能和自然的禀赋。马克思指出：“人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享受。”[6]而且人的行为也是在一定思想、意识、意志支配之下的有目的的活动，表明人们的行为必定存在一定的主观方面、内在方面，人的行为本身是主客观方面的统一。作为规则层面的法律可能更加关注行为的客观方面、外在方面，作为信仰层面的法律则触及行为的主观方面，信仰是主体对信仰对象极度的信服、敬仰、崇拜，在主观、心理层面处于积极肯定的状态，在客观、行为方面表现出对法律的尊重、服从和捍卫。

法律信仰教育问题当然的职责就是塑造良民。作为法律信仰的主体，良民是法治建设的社会基础，既是法治社会建设力量，也是法治建设成果的重要体现。法治社会不仅要有公平合理的良法，还要培育具有良好素养的公民。法治社会良民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形成，要启蒙、培育公民对法律的认同感、信服感，体认法律所包含的精神价值，在行为上才能表现为强烈的自觉。作为规则层面的良法，可以通过制定、修改、补充、废止等方式不断改进完善，但是作为法律信仰主体层面的良民，则要通过系统教育加以培养，法律信仰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良民。

综上，良法可以被信仰，法律信仰可通过系统地教育培养良民得以实现，即大学生法律信仰问题可通过教育加以解决。

三、理念与路径：法律信仰教育的观念与方法转变

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难以令人满意，许多研究者对大学生法律信仰问题表现出极度的忧虑，对大学生的法律信仰重构缺乏信心，研究大学生法律信仰问题的成因和对策的文章很多，读来仍然使人茫然，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的理念和实践的路径。在教育实践层面上，要注重回答法律信仰如何成为现实的问题。

首先，法律信仰教育理念要实现从重外在制度到重内在制度的转化，路径上要从培养大学生法律情感入手。卢梭曾言：“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7]在人类行为的规则体系中，总是存在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式的规则、外在规则和内在规则，人类的行为不可能完全由正式的规则或者从外面强加的规则来控制和调整，“内在制度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为国民信仰的过程中，承担着外在制度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内在制度的作用，类似于道德规范的作用。人们的社会实践，不仅仅要遵守强制性的外在制度规范，更应该具有道德自律。这种自律，是内在制度的范畴。内在制度中的社会习惯、习俗、内在规则，以看不见的约束促使人们遵守这些行为规范，以求得社会群体的广泛认同。”[8]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道德的作用，但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这些反而被相当多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视为法治建设和法治教育的不利因素和阻滞因素，对西方法治模式却从理念到规则顶礼膜拜。实际上，对我们本土资源缺乏自信，缺乏挖掘，缺乏研究，就更谈不上在大学生的法律信仰教育中对之加以应用。我们一些思想政治理论老师不懂得培养大学生法律情感的重要性，不懂得法律与人们日常生活形成的内在规则的联系，在有限的课堂时间里总想教授给学生更完整更系统的法律规则，并期望这些规则能够得到遵守，却不知外在规则越是强硬，内心的抵触也越强烈。规则无非是一些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应该做的一套行为模式，它的本性是从外在约束人们的行为，是与自我相对的，如果单凭强制力规范人们的行为，人们对它就没有好感，就更谈不上对它的内在信仰了。要培养大学生法律信仰，就要从培养他们对法律的好感开始。要结合实际地增进他们对法律的情感，就要对他们已经具有的习俗、习惯、道德和其他规则进行分析，哪些与我们的法律是一致的，哪些是与法律相冲突的，让他们自己同外在的法律规则进行比较、斗争、选择。不要期望给大学生简单植入一套规则，也不要期望这些规则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和作用。从内到外要比从外到内的教育路径更容易被大学生所接受。我们过去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进路就是典型的从外到内，从外面灌输，忽略大学生的实际感受，导致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效性普遍缺乏，你讲你的，他做他的，内心抵触，好的不好的都拒绝，到最后大学生的行为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机会主义倾向。因此，法律信仰的教育要转变观念，坚持从内到外，内外结合，注重培养大学生对法律的情感认同。

其次，法律信仰教育理念要实现从重义务到重权利的转化，路径上要从培养大学生法律生活方式入手。法律，作为人们信仰的对象，应当包含值得追求的积极的正面的价值，法理学中涉及到诸如正义、自由、平等、秩序、效率等都是这些价值的表现，但是更为根本更为广泛的概念是权利。古代的法制以秩序和效率为价值目标，以义务为本位，现代法治精神以权利为核心，洛克曾说，“法律按其真正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又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权益。”[9]我国传统文化缺乏民主法治精神，封建专制统治压抑人性，贬抑权利，法律被当作“驭民”之器，只要老百姓遵守义务，做顺民，不以下犯上，就能最大限度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一旦违反义务抗拒义务，就是违法，就会招致非常苛厉的处罚。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老百姓厌讼、怕官心理的重要根源。法律从根本上是与自己的权利、利益无关的一种异己的力量，法律与自己有着强烈的疏离感、距离感。这种法律工具主义思想影响非常深远，在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相当长时期里，我们对法律的理解就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镇反的工具。对法律泛政治化的理论和实践，使法律与权利发生分裂，使权利和义务发生分裂。法律只是作为一种工具对人们的行为发生作用，对普通公民来说，法律只是一种责任或者义务，与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关联不大，不是一种生活方式、社会态度。加上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基本的社会领域产生了大量不遵守规则的现象，甚至可以说底线屡屡遭到突破，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人们更加不愿相信法律，而因循社会渐渐形成的潜规则，遇事“找路子”“托关系”，倚仗权力解决问题，甚至期望获得不当或不法利益。权钱交易、衍生腐败，有权有势的人不相信法律，不愿相信法律，甚至把法律玩弄于股掌之间，作为自己捞取好处的工具;弱势的人群没有遇到事情的时候疏远法律，害怕法律，尽量避开法律，更谈不上信仰法律。遇到事情的时候效仿别人找关系、找门路，尽管有时候成本很高，也只有咬碎牙往肚子里咽。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泛滥衍生出两方面的恶果，一方面是有权有势的人弄权弄法，崇尚权力、轻侮法律;另一方面普通老百姓规避法律，逃离法律。法律教育的重要责任就是要培养守法的良民，法律信仰教育就是要培养良民信守法律的素养，如果施教者把法律理解为一种工具，一种单纯的义务，在教育过程中只是注重教授一些冷冰冰的规则，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禁止做什么，大学生们就不能从法律教育中体会到生活世界的意义和价值，他们的生活世界就没有法律，甚至会形成法律无用论，转而把目光投射到更为现实的东西，如金钱、权力、地位等等。因此，法律信仰教育理念要从义务层面转变到权利层面，权利意识是建立法律信仰的基础和动因。权利的意识与法律的精神是一致的，与良法是一致的，与守法精神是一致的，与现代性生活方式是一致的。要使大学生充分体味和践行尊严、权利的生活意义，一方面要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和权利，感悟到法律对于权利的保护和救济，具有冲破一切阻碍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由于权利的平等性，要实现自己的权利，就要承认别人的权利，要得到别人的尊重，就要尊重别人。从权利的层面引申出义务、责任，使之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过有权利、有自由、有尊严的生活，就不能侵犯和阻挡别人过这样生活的权利和自由。如此，大学生对法律的亲近感就会增强，接受度就会提高。

第三，要以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为切入口，培育其法律信仰。切忌观念保守、方法老套，隔靴搔痒，枯燥乏味，应该触及学生的精神世界，打动学生，触及学生的信仰层面，激励学生的奋斗激情和欲望。大学生体会法律的精神，法律意识在大学生的心里才能不断地叠加、增强，才能渐次使其做到学法、守法、尚法、信法，才能不被一些社会乱象所迷惑和影响。没有信仰，就会随波逐流，甚至不相信真情、不相信真相、不相信真理，关于法律的一些支离破碎的知识不足以帮助他们在行为中作出正确的选择。马加爵事件、药家鑫事件等发生在大学生中的严重犯罪行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法律知识的缺乏，难道他们不知道杀人是犯罪吗？不能建立起法律信仰，人的良心、理性和正义感就不能被唤醒，对好的事物就缺乏渴望和追求的激情，对坏的事物就缺乏抵御和抗拒的能力，甚至为了自己的私欲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反之，有了法律信仰，就不会因为法律的缺陷和漏洞而投机取巧谋求不当利益，甚至为了法律的尊严和实现社会正义，甘愿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这种守法、护法的精神是法律信仰的外在展现。

结语

法律信仰是法治国家的精神基础。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也是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重要力量，科学地引导和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法律信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依然是培养大学生法律信仰的主渠道，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职责。但是教育的理念和方法一定要与时俱进，要有创新，方能适应新时期大学生法律信仰教育的需要，才能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依法治国的“中国梦”才能实现。

参考文献：

[1][美]哈罗德・伯尔曼. 法律与宗教[M]. 梁治平，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1∶76、69、28.

[2]张文显. 法理学[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

[3][美]卡尔・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的宗教之维[M]. 周勇，王丽芝，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7∶9.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 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76、275.

[5]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8.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1-122.

[7]卢梭.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2.

信仰者心得体会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信仰；权力；传播

人对自身的一种内在超越，就是所谓的信仰。这种超越既是对置身于生活中的"自我"的超越，也是对置身于理想生活或神性生活中的"抽象"的超越。在超越"世俗自我"与"抽象自我"、追求自身完善的过程中，个体或群体便借助各种媒介的勾连作用，达到与"终极自我"的一体化。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基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基础上的信仰，其影响与意义超乎寻常。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主体及其类型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主体亦可称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或"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这样定义它为信仰主体，是因为究其深层，马克思主义信仰主体概指要最终实现的理想目标的极度信奉和尊崇并以之作为自己行为准则的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大体来讲，可以依据信仰者人数的多少，将其分为个体马克思主义者与群体马克思主义者；依据组织形式，可分为政党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马克思主义者；依据信仰方式，可以分为研究型马克思主义者、实践型马克思主义信以及综合型马克思主义者。

现代国学大师冯友兰从"境界"层面来解读信仰。"境界"，指"人对于宇宙人生底觉解的程度"，亦是"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底某种不同意义"。[1]他认为人生具有四种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只有在"天地境界"下，人们不仅意识到自己是社会整体的一个成员而且还是"大全"的整体-宇宙-的一个成员，因而，他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以是否有利于整个宇宙为根本出发点的；这种理解和自觉使他们在精神上处于超越尘世的人生境界。站在冯的角度来看，这些境界中"自然"、"功利"是人潜意识的状态，"道德"、"天地"才是人理应具有的生命状态，在本质上也应是人在哲学上所追求的两种境界，二者所趋向的终极目标分别是"成贤"与"成圣"。冯认为实现后两者最好的途径便是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因为唯有哲学教人认识和理解道德的关涉及其价值，人方始可能达到"道德境界"，唯有经验哲学给人的宇宙情怀，人方始可能达到"天地境界"。

二、以政党马克思主义者及自由马克思主义者为例剖析马克思主义者的特征

政党马克思主义者，简而言之，就是指信仰者通过履行一定的程序正式加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形式。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同一国家或地区的不同时期可以有不同的名称。比如，在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曾先后使用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党"、"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等名称。而在其它国家，又被称为"中国共产党"、"越南共产党"、"罗马尼亚共产党"等。在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政党一般都要制定或修改与完善纲领及章程来阐明党性、宗旨和奋斗目标，以满足新形势、新任务下的需要。[2]

自由马克思主义者产生原因体现于多方面，不容易将其全部的原因整体举列，但从其整体分析，可归纳为四方面。一是主体的先天性；二是主体的后天生活经历；三是主体所生活的外界政治环境的影响；四是信仰者缺乏成为政党型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中介或桥梁。虽然自由马克思主义者在现实生活中多半是因为出于个人精神境界的提高或思想道德品质修养的需要，不同程度地缺乏坚强的意志、严格的纪律性、无私奉献的精神或杀身成仁的勇气。在特殊的情况下也不乏品德高尚、将生死置之度外之士，我国伟大的文化革命将士鲁迅先生就是典型代表。

自由型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与政党型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表面上看有无固定的正式组织相依托是其主要区别，但根本区别却体现在信仰动机上。可以说，追求"内圣"是自由型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主要目的，而"外王"则是政党型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主要目的。当然，"主要"并不是"绝对"，自由型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在诉求"内圣"的同时也兼有"外王"的理想，政党型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在寻求"外王"的同时也内含有"内圣"的企盼。由"内圣"而"外王"或由"外王"而"内圣"不管如何变换，二者皆能被包含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特性之内，因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所最终实现的共产主义既是一种理想，又是一种运动，还是一种社会制度。换言之，"内圣"与"外王"在马克思主义信仰所最终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得到了真正统一。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自由型马克思主义信仰在现实生活中通常是一种隐性的群体，很难加以考察与量化，所以，本文在阐述当代中国社会信仰主体的变迁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主体的影响时，主要侧重于政党型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即指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3]

三、我国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冲击

当下，我国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信仰心态上，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立场稍有模糊。这一问题一方面归于中国社会对待信仰采用实用理性的态度，另一方面可归于社会转型时期不确定性因素增多而产生的弊端；

第二，信仰行为，部分马克思主义信仰主体理论与实践相脱节；

第三，信仰目的上，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存在较明显的功利意识；

第四，信仰方式上，马克思主义者宗教意识浓厚。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国的宪法和法律保护公民正常的自由，但是对于那些并非全民信教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同时信仰其他神灵或存有的作风即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藐视与背叛。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理想性、现实性与终极性于一体的信仰形式。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无需摧残身心、自我折磨，亦无需远离尘世、苦修苦炼，只需保持健康向上的心态，以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的事业为重，努力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3]

四、新时期巩固信仰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时间，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逐步实现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接，这是一把双刃剑。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民众的信仰世界也如同经济、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所遭遇到的冲击与挑战一样，正在经历着自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变革。这有有效巩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与实践，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总书记在"十"报告中多次提出，广大共产党员同志要时刻坚定自己的信仰、时刻践行马克思主义、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去。这就内在的要求我们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加强对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二松堂全集（第四卷）[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489.

[2][法]吉尔・德勒兹.福柯・褶子[M].于奇智，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197.

信仰者心得体会篇10

一、秦汉民间信仰的多种文化认同或多种文化控制功能具有共时性特征

共时性表现为秦汉民间信仰的多种文化认同功能在此时期的某一历史阶段可以同时存在。同样，秦汉民间信仰的文化控制功能亦表现为多样性，不同的文化控制手段在此时期的某一时段也可以同时存在，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共同发挥着对民众言行思想的文化控制作用。

具体来说，秦汉民间信仰的多种文化认同功能，主要表现为地域文化认同功能、族群文化认同功能、历史文化认同功能和异地文化认同功能这四个主要方面。秦汉时期，一定范围地域的民众通过对相关神话的述说及神灵灵验性的传播，并借助于一定的集体祭祀仪式等活动，加强了对所属文化的认同感，而这种文化认同感对于培养群体的凝聚力和加强地域文化控制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而民间信仰的地域文化认同功能、族群文化认同功能、历史文化认同功能和异地文化认同功能在某一时段是同时存在的，它们对于培养群体成员的向心力，加强对群体成员言行的约束力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与民间信仰的多种文化认同功能相似，秦汉民间信仰的文化控制手段亦有多种表现。此时期民间信仰的文化控制类型主要分为禁忌类、巫术类、儒家伦理类、宗教类等四大部分。它们所发挥的文化控制功能主要表现为: 解除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焦虑感，给民众以心理安慰; 保护个体生命及其身体健康; 保护农业生产秩序的平稳有序进行; 减缓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 释放生活压力，消解个体精神危机; 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维护自然生态平衡; 和合不同社会阶层地位的差异，维护地方社会和谐; 明确家庭尊卑长幼的名分，维护家庭和谐; 约束信仰个体的行为和祛病康复; 实现对信仰群体的控制，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而秦汉民间信仰的多种文化控制手段在某一时段亦是同时存在的，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共同发挥着对信众言行等方面的约束作用。虽然这些控制手段并非军事政治法律的刚性控制，但因为其已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日益渗透至民众思想的深层，故它们对民众言行所形成的软约束机制是法律等硬控制手段所不能替代的，而且效果更为持久，社会成本也更低。

二、秦汉民间信仰的多种文化认同或多种文化控制功能具有历时性特征

历时性表现为秦汉民间信仰的多种文化认同功能与文化控制功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在秦汉时期的某一时段，民间信仰的某一种文化认同或文化控制功能会占据主导地位。

民间信仰中的各地域文化认同功能，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经历了相对来说由强趋弱之变，而族群文化认同和历史文化认同功能等则随着群体意识的增强和主流文化的渗透等因素而呈逐渐增强之势。在西汉中期以前，由于各个地域供奉崇祀的对象大多是本地的神灵，故而民间信仰的地域文化认同问题非常突出。西汉中期以后，随着文化一统局势的推进，被帝国疆域内广大民众所共同信奉的神灵渐次出现，如始祖神伏羲女娲、圣贤神五帝三王、异地神灵西王母，而被统治者确立为最高神的太一也被楚地以外的民众所信奉。这样，民间信仰的族群文化认同、历史文化认同、异地文化认同等功能则呈逐渐增强之势。

民间信仰文化控制功能的变迁主要表现为，在先秦时期，源自原始的巫术类和禁忌类在文化控制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在秦汉之际依然如此。但在西汉中期后，儒家伦理类控制逐渐渗透至基层社会，其在民间信仰中所发挥的控制功能逐渐增强。随着西汉末东汉初佛教的东传和东汉末年原始道教的创立，宗教类文化控制在民间信仰中的地位逐渐突出。简言之，民间信仰的文化控制手段由先秦时期的以禁忌巫术等为主，发展到秦汉时期已是儒家伦理类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以及宗教类控制手段的开始出现并不断在信众的思想观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新的文化控制手段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旧有的文化控制手段的消失。相反，它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生交融与整合，从而对民众的日常行为及精神世界发挥着强有力的综合文化控制作用。

秦汉民间信仰的多种文化认同功能或多种文化控制功能之所以具有历时性，这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其一，国家政策法令的干预和主流文化的影响; 其二，人的社会化途径的多重作用; 其三，自然迫力的持续及生存危机感的出现; 其四，文化交流尤其是异文化对本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可以说，秦汉民间信仰文化功能的变迁作为文化变迁之一种，不仅是社会变迁的重要表现，而且是社会变迁的结果。

三、王朝早中期民间信仰与主流文化、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相对和谐

民间信仰属于深层次的文化内容，它具有相对独立性。在秦汉时期的某一时段，其独立性体现为，国家的最高神为太一，但各地信仰的主神又各具特色。这一方面表示民间信仰并不与国家祭祀同步叠合，另一方面又显示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小文化传统处在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既统一又对立的地位。

但综观秦汉时期民间信仰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民间信仰对主流文化的认可，在大一统文化背景下总的发展趋势是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的关系。因为在国家行政法令的强大干预下，在主流文化的强烈渗透下，民间信仰的主体———民众的价值观、世界观等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这不仅在汉王朝而且在其他王朝建立的早中期表现得都比较明显。一般来说，在王朝早中期，政权稳定，统治者有信心，他们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促使民间信仰发挥文化认同、文化控制的作用。如刘邦建汉后，不仅马上恢复乡里三老、长老的文化职能，而且集中恢复了各级社神祭祀。而社的本意是土地，从国社到基层之社神是一条完整的政权正当性链条的象征，对于社神的祭祀和崇拜，无疑有利于加强民众对现实政治的认可，客观上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汉初统治者又将楚地民众所信奉的太一作为帝国疆域内的最高神，试图发挥其在促进文化认同以加强民众对皇权统治合法性认可方面的积极作用。统治者虽努力把黄帝作为疆域内外群体的共同祖先，但并没有同时禁止民间对始祖神伏羲女娲的信仰。统治者有意无意地利用了民间信仰，使其在促进文化认同以凝聚人心、尊祖敬宗以加强感召力，从而实现对民众精神的控制方面发挥强有力的功能。汉代统治阶层中的一些官员在对秦朝二世而亡教训进行反省的背景下，对民间信仰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是有深刻认识的。如晁错劝说汉文帝募民徙塞下充实边疆，在如何使移民安居乐业方面建议为其“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巫的一个重要职能便是在心灵上为民祛病消灾，祭祀也无非是让民众尊祖敬宗，让其匍匐在神灵的威力之下，在现实生活中则要恪尽孝忠之道，自觉服从统治。这无疑对维护社会稳定有重要作用。而统治者对民间信仰所发挥的文化控制功能的深刻认识，则以南朝刘宋文帝刘义隆和大臣何尚之的谈话内容为典型表现。中国古代的文化政策虽是尊儒，但同时不废弃佛道，也不禁止地方神祇，兼收并蓄，使它们在社会维稳的意义和效果上并行不悖。

四、王朝晚期民间信仰与主流文化、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对立

与上述情况相对的是，到王朝的晚期，民间信仰与主流文化、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则由相对和谐走向对立。因为民间信仰是动态发展的，敏感地反映民众情绪，不然它就不能聚集信众。所以到王朝后期，它往往站在政权的对立面，这就使双方关系破裂，甚至招致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如西汉晚期信奉城阳景王刘章的山东半岛的赤眉军和东汉晚期的原始道教团体太平道( 张角等) 就是这样。而被奉为正统保护起来的主流意识形态，往往会因僵化而失去活力，如儒学到东汉末年已经失去为统治者保驾护航的作用，它所提倡的仁、义、礼、智失去笼络人心的功能，它所鼓吹的礼乐等级制度也没有了效用。民众对其文化主导地位产生了怀疑，反映到他们的信仰世界，便是试图寻找另一种精神寄托，寻找新的救世主的出现，这就为佛教的大张和道教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佛教的影响下，民间信仰的世界观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比如地狱成为鬼魂新的归宿。在新的政治局面下，由于道教、佛教等信众甚多，使统治者不能忽视; 但统治者又不能接受带有造反色彩的民间信仰。于是，经过文人、教团的改造，原来的民间色彩褪去，增加学理性，使统治者看来在政治上不危险，于是它被新王朝所接受，从而升格为大文化系统。魏晋时期的道教就是这样正式产生的。

五、秦汉民间信仰的文化功能对于当前文化建设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