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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污染范文10篇

时间：2023-04-10 03:10:13

信息污染

信息污染范文篇1

[摘要]：

当代大众媒介中混入了不少有害性、有毒性、欺骗性、误导性信息，这些信息已经超过传播标准或道德底线并形成污染，对传播生态、信息资源以及人类身心健康造成破坏、损害和其他不良影响，对此，除了国家、媒介、个人提出解决的措施之外，信息环保主义运动和媒介生态学理论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在传播中要做到五个坚持：坚持“绿色”原则，坚持多样原则，坚持平衡原则，坚持循环原则，坚持“扎根”原则。

Abstract:Amongmodernmedia,therehasmixedinformationwhichisdeleterious,poisonous,beguilingandmisleading.Thiskindofinformationhasoverrunthecommunicationcriterionandmoralbaseline,formingtheinformationpollution.Thepollutiondoesharmtothecommunicationecology,informationresource,thehuman’sphysical-mentalhealth,etc.Withal,besidesthemeasurementswhichareproposedbythecountry,mediaandpeople,informationenvironmentalismmovementandthetheoryofmediaecologygiveussomeilluminations,thatis,insistingonfiveprinciplesinthecommunication.Theseprinciplesareasfollows:theprincipleof‘green’;principleofmultiplicity;principleofbalance;principleofcirculation;principleof“takingroot”.

KeyWords:InformationPollution,Media’sCountermeasure,MediaEcology,InformationEnvironmentalismMovement

人类曾热烈欢呼工业文明的到来，在多少个世纪里尽情品尝着工业文明所结出的累累硕果，但当工业污染这杯苦酒端上餐桌，人类惊恐、害怕了。同样，当我们热烈拥吻信息文明和享受信息佳肴时，信息污染又成了一杯并非“自酿的苦酒”，媒介强国凭借大众传播上的优势强行倾倒信息又会演化成类似于军事入侵的信息侵略，从而对人类社会构成伤害。对此，我们必须予以坚决清除和反对。

信息污染是指媒介信息中混入了有害性、有毒性、欺骗性、误导性信息元素，或者媒介信息中含有的有毒、有害的信息元素超过传播标准或道德底线，对传播生态、信息资源以及人类身心健康造成破坏、损害或其他不良影响。从更深层次讲，信息污染也是对有利、有用信息传播、接受、处理和使用的干扰，直接影响有利、有用信息传播的速度与效率，增加人们对信息筛选、判断、甄别的难度，从而也降低了准确使用有利、有用信息的效果。

一、信息污染的表现

信息污染已成为信息时代的一种新的社会公害。信息污染主要包括以下三类信息：

1．有害性和有毒性信息。从大众传播的内容上来考察，色情和暴力属于有害有毒类信息，也是危害最大的信息污染。这类信息力求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和“庸俗心理”，极力兜售强奸、、、淫乱、暴力等内容，污染社会环境和受众视听，违反伦理纲常。

在新闻传播中，“黄色新闻之父”是1833年创办《纽约太阳报》的本杰明·H·戴伊和1835年创办《纽约先驱极》的詹姆斯·G·贝内特。在他们看来，一切违背《圣经》中“摩西十戒”的都是新闻，“其中背了第五(‘汝勿杀人’)第六(‘汝勿奸淫’)两项的，是最好的新闻。”如今，黄色新闻已遍布全球的各种传播媒介。在中国报纸的“周末版”、“星期版”和一些娱乐性的小报中，黄色新闻和暴力内容也是屡见不鲜的，什么打工妹失身、女秘书插足、明星婚变、大款纳妻、小尼偷情、深夜情杀……等等，“黄货”一直屡禁不止。

在电影、电视、网络和录像带、VCD中，有害有毒信息更是波涛澎湃。据统计，好莱坞电影中有23%属于“儿童不宜”；法国录像带出租店有30%属于“黄色窝点”；一般电视剧中平均每集有接吻、上床、性搔扰、语言挑逗等色情镜头约5.4个。美国《电视导报》曾调查了特定一天首都华盛顿10个频道计180个小时的电视节目，结果共有1846个暴力镜头，其中动枪的有362个。尽管在1993年美国出台了《电视暴力管理法》，但三大电视网仍保持着每小时18个暴力镜头。面对法律，美国广播公司一位女发言人甚至在1994年1月还公然声称：“我们应做能做的事情都做了。为了避免法律干预，我们的节目安排得很合理，我们不会再做什么大的变动了。”面对批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集团主席沃德·斯金格辩解：“我们并不孤独，电视暴力是5O0个频道共有的问题。”在网络电子公告栏储存的数字化图像中有83.5%含有猥亵内容，甚至还有性变态的画面。

2．虚假性和伪劣性信息。大众传播中的虚假、伪劣信息具有欺骗性和误导性，是影响最坏的、受众意见最大的信息污染。虚假、伪劣信息是蒙着真实的面纱，以真实的面目呈现，使受众信以为真，判断失误，进而做出错误的决定。在美国新闻史上，大众传播媒介搞信息传播垄断，故意制造煽动性的虚假新闻，竟然引发了一场“美西战争”；后来的“美朝战争”和“美越战争”，美国的新闻媒介也同样扮演了不很光彩的角色，传播了许多虚假新闻。即使在和平时期，美国新闻媒介也存在选择性失实和偏向性失实，有时甚至有目的地传播“反间信息”和“假事件”或传谣、造谣，公开干涉别国内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的经营与管理也有点趋向功利化和商业化，炒新闻、买新闻、策划新闻、变相制造新闻已成了提高发行量和收视率的惯用绝招，卖版面、卖时段、搞广告新闻和有偿新闻也是时下提高经济效益的通常做法，而这些正是产生虚假、伪劣信息的直接原因。

在商业经营和广告传播中，商家为达到赢利的目的，利用信息不对称、不透明和一些消费者不易确证的有利条件，伪造商品属性，夸大商品功能，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以各种夸张语言向消费者强力推销，误导和蒙骗消费者。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由于每个人所持立场和所持观点不同，对人或事物的描述和评价中往往也渗透着大量的虚假、伪劣信息。时过境迁，这些留存的虚假、伪劣信息便给后人理解和认识当时的历史造成欺骗和误导，成为信息污染。比如，对人物进行评价时，信口开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扣帽子、打棍子、肆意人身攻击；对重大事件进行报道时，不客观公正，报喜不报忧，只讲一面之辞，甚至利用大众媒介为恶势力公开辩护。这不仅在当时会对受众造成欺骗和误导，许多年后，当人们再看这些人或事件时，更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3．重复性和图像性信息。现在有许多读者抱怨：“报纸内容都差不多，看一份就够了”。因为，打开同城的几家甚至十几家报纸，人们看到，同城媒介对同一件事的报道都是同一个声音,不仅报纸上的新闻和信息内容交叉重复，甚至连叙述口气、报道角度、价值判断、编排手法、版面风格和读者定位都大同小异。其实，广播电视节目也是这样。新闻和信息内容的交叉、重复、同质，导致同城媒介没有特色或特色不明显，降低传播质量，媒体之间的替代性十分明显,竞争底线相当脆弱，最后受害的是媒介自身而不是受众。因此，对信息交叉化、重复化和同质化的现象，媒介应该引起警惕，否则，它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不仅交叉性、重复性信息是一种信息污染，图像性、视像性信息也会转化为信息污染。当代社会信息通过电视来传播的比重越来越大，日后用电脑传播图像化信息的比重也会上升。面对这一趋势，施拉姆清醒地看到：“人类如何运用电视，正考验着人类的智慧。”因为，图像性、视像性信息，会使观众的逻辑思维的能力下降，导致思维的跳跃、散乱和不规则、不缜密；同时，思维上的图像化、视像化，又会使观众的语言(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下降，使语言传播趋向大众化和流行化，而缺乏个性和特色。对此，西方甚至有人将图像化信息称之为：“电插头”，以警示受众严加防范。英国心理学家伊丽莎白·纽森(1995)认为，经常让孩子看暴力录像，就等于虐待儿童，社会必须保护儿童不受这种形式的虐待。

二、信息污染的治理

对于信息污染的问题，学术界从来就没有形成过统一看法。传统派学者认为：大众传媒作为“社会公器”，它的内容必须有益于社会健康和社会进步，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自由派学者认为：大众传媒乃“自由的卫士”，它有权自由地传播受众需要的各种信息，受众也有权自由地收看他们想看的任何信息。两派学者提出的科学研究结论也都为他们的观点提供了证据。这既涉及价值观的冲突，也涉及方法论的碰撞，争论本身已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在世界范围内，针对暴力内容特别是暴力镜头日益泛滥，导致现实社会中的暴力和犯罪的不断上升的状况，许多国家已经深感忧虑和不安，认识到解决这一问题已迫在眉睫。新加坡就设立了调查电视过激暴力场面的委员会。马来西亚新闻部则要求禁播有暴力的节目。加拿大广播电视和通信委员会(CRTC)在1993年10月通过了“反暴力法”。1988的5月英国设立广播标准委员会(BSC)，负责监督媒介中的暴力描写、性表现及品位等问题。1996年8月巴西司法部和巴西电视台成立了专门机构审查电视节目，以减少荧屏上的暴力和色情镜头。澳大利亚已经开始采取对策限制电视、视屏游戏中的暴力描写和性描写。就连美国这样的音像制品的输出大国也制定了相关法律，开始对暴力镜头进行削减。总之，世界各国都已认识到解决暴力描写和暴力镜头的迫切性。

信息污染的问题不仅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一些民间组织热烈讨论和高度关注。最近，一些先知先觉者提出并大力倡导“信息环保主义”，这一运动正在美国发展壮大。华盛顿大学信息学院教授戴维·利维（DavidLevy,2004）说：“我们乐于把这视为新一类的信息环保主义，乐于讨论我们的经历和注意力遭受的污染。”美国的信息环保主义者认为，信息时代的首要污染物，已不是向空气中排放毒素的化学品制造商，也不是砍伐原始森林的木材集团，更不是把湿地开发成购物广场的地产商，而是来自媒介、客户、同事和广告商的大量无用信息。它们为了获得你的注意力展开无情争夺。信息环保主义者高喊，既然狂热的女权主义者可以把自己的乳罩付之一炬，我们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热情把自己的电脑和电视抛在一边！

媒介生态学理论和信息环保主义运动为解决信息污染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我们从中得到五点启示：

（1）坚持“绿色”原则，即坚守公共精神、恪守社会公器，尽可能地减少信息污染、信息伤害，避免色情、暴力、犯罪等活动的过度报道和传播器具、形式、技巧的过分运用对人类身心健康和精神文明生态的影响破坏。

（2）坚持多样原则，即允许多种信息并存，对人类来说，信息多样化就像生物多样化一样重要。物种多样是生态系统健全、完善的重要特征。同样，知识多元化、信息多样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则是现代科学传播体系的关键标志，也是科学进步、知识发展的基本形态和必然趋势。

（3）坚持平衡原则，即既不要造成信息富集、信息超载，也不要形成信息盆地、信息饥渴。同时，要确立科学的平等传播思想，反对媒介的等级观念和制度，信息来源没有高低贵践之分，所有媒介和信息都有其自身生存与发展的价值和权利。

（4）坚持循环原则，即保持信息良性循环，加强文化活力。[1]坚持循环原则，就是要用媒介生态理论指导和规范传播活动,正确处理媒介与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不浪费资源、不污染身心、不破坏社会稳定的“三不”发展模式。事实上，人类的传播体系也从来就是一个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循环往复的整体生态系统。

（5）坚持“扎根”原则，即在“扎根”中国文化土壤的基础上，弘扬优秀的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和世界文化。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坚守文化传统，不是搞封闭，也要注意在传统文化中加进时代气息和现代元素，以燃起当代受众的接受激情；我们坚持中国特色，也要具有亚洲眼光和全球视野，以走出国门在更大范围内传播中国文化。

当然，从宏观层面上说，此事应该由国家加强管理，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从中宏层面上讲，应该由媒介加强自律，制定出一些防范信息污染的公约和守则；从微观角度来说，则需要对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和传播文本的质量加强审查，对不同信息产品的生产者和者的声誉、能力等因素加强鉴别，要求传播者弘扬公共精神，承担社会责任。

[注释]

[1]邵培仁：《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新闻大学》，2001年第4期。

[参考文献]

邵培仁著：《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邵培仁：《论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新闻界》2001年第3期。

邵培仁：《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新闻大学》，2001年第4期。

信息污染范文篇2

信息污染已成为信息时代的一种新的社会公害。信息污染主要包括以下三类信息：

二、信息污染的治理

媒介生态学理论和信息环保主义运动为解决信息污染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我们从中得到五点启示：

关键词：信息污染媒介治理媒介生态信息环保主义运动

信息污染范文篇3

1．1工作内容。(1)管理范围为南京市行政区域内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管理;管理因子包括四种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和氨氮。(2)工作内容为全市范围以及各区县的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新上项目的总量调剂和平衡以及排污交易数据的管理等等。1．2工作目标。能够实现全市主要污染物总量管理工作的全局化、网络化、实时化管理，充分提高总量管理工作的精确化、规范化。1．3工作模式。预分配管理:各区县环保局、各园区上报下一年度拟排放主要污染物总量;依据主要污染物年度核算结果，做好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预分配;区县环保局、各园区依据市局分配结果将主要污染物总量分配到排污单位，并留有余量。分级管理:主要污染物总量管理工作按区域进行分解，做到各负其责;市局负责全市区域主要污染物总量管理、分配及调控工作;各区县环保局、各园区负责辖区内排污单位主要污染物总量管理、分配及调控工作。重点管理:对于重点企业、行业应进行重点管理;对于重点企业，应要求制定主要污染物总量逐年减排计划，明确具体减排措施;对重点行业应给出整体减排目标和措施，制定减排计划。动态管理:建设信息化管理系统，动态管理全市已审批主要污染物总量变化，统计行业、区域管理状态，充分发挥网络化管理在主要污染物总量管理工作中的作用。

2南京市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系统建设

2．1系统需求分析。2．1．1系统用户分类。系统用户主体分为两类:管理员用户和企业用户，其中管理员用户又分为市级管理员和区县管理员。2．1．2系统设计原则。友好人机界面，实现良好的人机交互;分层功能管理，实现市局、区县管理员等不同层次管理功能;辅助总量管理，实现对主要污染物总量实时管理和分析。2．2系统功能介绍。2．2．1管理员用户主要功能。信息查看:查看企业信息，总量信息审核记录及通讯录信息。企业审核:企业信息审核和企业总量信息审核。信息管理(市级管理员):标准信息(预置的各项环境标准)管理、总量(主要污染物总量的数据)管理、预置信息(区属划分，企业划分等)管理和公告管理。统计分析:可统计全市或各辖区内各年度办证情况，主要污染物总量情况，按不同行业或不同污染物进行相应的分析。2．2．2企业用户主要功能。总量信息填写:填写企业主要污染物相关信息。信息查改:企业信息查看与修改、当前申请审核状况、历年信息查看和申报须知及申请流程。2．3系统特点分析。信息提取规范化，参照《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统一规范化提取企业相关信息。预录入信息标准化，系统设计对预录入信息统一管理，依据相关排放标准统一录入。系统功能多样化，系统具备公告、录入、打印及分析等多项功能。

3小结

南京市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管理系统，不仅可以提高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管理工作的效率，同时还能及时对主要污染物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增加环保工作相关决策的科学性和实时性。

参考文献:

［1］田仁生，邹首民，张治忠．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工作中的若干思考和建议［J］．上海环境科学，2003，22(7)．

［2］黄华，焦鹏翔．污染物总量控制保障措施的研究［J］．环境保护科学，1999，25(2)．

［3］刘振鸣，污染物总量控制的若干问题［J］．福建环境，1996，13(5)．

［4］施问超，张汉杰，张红梅．中国总量控制实践与发展态势［J］．污染防治技术，2010(2)．

信息污染范文篇4

关键词城市生态危机传播危机识别信息危机应对信息内紧外松政绩意识

经历过2001年美国9.11事件、2003年中国非典疫情，我们对于“危机传播”的概念已经熟悉，这是指危机事件发生之前、之中以及之后，介于组织和其公众之间的信息传播。2005年11－12月发生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的传播，属于城市生态危机传播，是危机传播的一类，它指针对城市生态系统面临的重大威胁事件所进行的传播。由于城市人口密集，交往频率高，空间感染力度大，如果传播的信息是虚假的或是滞后的，都可能带来进一步的灾难。危机管理的核心就是危机信息的公开化问题，这是本文讨论的要点。

本文以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为分析对象，构建出其危机传播信息流流程，并对阻碍信息流的主要因素进行相关分析。

一、事件报道回顾

2005年11月13日，吉林省吉林市的石化公司双苯厂胺苯车间发生爆炸，成百吨苯流入松花江，最高检测浓度超过安全标准108倍。随着下泻的减缓，污染带从80公里蔓延到200公里，导致下游松花江沿岸的大城市哈尔滨、佳木斯，以及松花江注入黑龙江后的沿江俄罗斯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等面临严重的城市生态危机。这是我国首例城市生态危机事件，并殃及外国。本文截取了《黑龙江日报》、《吉林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第一财经日报》这四家报纸的相关报道，辅以其他传媒的报道作为分析对象。

我国传媒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可以大致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1月14－18日，这四家媒体的报道限于吉林石化公司爆炸事件本身；第二阶段11月19－21日，因为没有新的新闻源，四家媒体处于共同的沉默期，其中《吉林日报》的沉默持续到11月23日；11月22－28日为第三阶段，三家媒体的报道对象由吉林转向哈尔滨，关注哈尔滨宣布四天停水的事件，并逐渐与吉林的爆炸联系起来。《吉林日报》在这一阶段报道主题是吉林的环保和支援哈尔滨的情况。12月3日公布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后，报道进入第四个阶段，关于松花江污染段的流向和沿途的防范情况逐日公布，信息基本公开化。

二、该事件中信息流流程

危机传播的信息流中，核心环节是危机识别信息和危机应对信息的发送和接收。城市集中化的生存方式使得信息流动速率很高，一旦所需信息缺失或被有意无意地歪曲，信息空间将很快被不确定信息或错误信息填补，从而维持信息流的链条完整。城市生态危机对市民的生活带来直接的具象感受，他们渴求真实信息以消除恐惧，渴求具体的摆脱危机的方法信息。鉴于城市居民较高的整体素质，他们在接收和理解信息的能力上不会存在很大障碍，能否及时获得真实的危机识别信息和应对信息，就成为他们能否作出正确判断的关键环节。

按照整个事件的缘起和发展顺序（11月13日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胺苯车间爆炸发生→11月18日吉林方面通告哈尔滨方面松花江可能污染→21日哈尔滨政府发出停水公告→23日起停水四天），信息流的源头也应该从吉林开始，信息流流程如下图所示：

在这个危机传播流程中，吉林市的爆炸现场是总信源。在第一阶段，《吉林日报》作为信宿接收信息后，又作为信源将信息分化为危机识别信息和危机应对信息，由于吉林省政府实际上是《吉林日报》的信源，所以一定程度上可以将省政府看作是信息的信源，与此相对应，吉林市民是信宿，哈尔滨政府也是信宿。当哈尔滨方面获知松花江被污染的识别信息后，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的媒体（以及省市政府）就由信宿转变为信源，哈尔滨政府通过媒体传递出危机识别信息和应对信息，哈尔滨市民作为信宿接收这两类信息并作出相应反应。同时，中央政府应及时将这两类信息通报受到牵连的俄罗斯方面。在此次城市生态危机传播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吉林省和吉林市政府、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政府，他们是权威信源，而他们也是此次危机的直接管理者。作为权威信源，他们的核心任务之一，便是及时地收集“征兆”、“迹象”信息以识别危机，科学地分析危机以制定应对之策，适时地信息以组织动员力量克服危机。

媒体是信息流中特殊的信宿与信源集合体。政府作为权威信源，通过媒体来实现信息的流动、散布以及反馈，从而达到危机管理的目的。在这个事件中作为省级机关报的《吉林日报》和《黑龙江日报》，它们在相当大程度上与政府共同掌握着危机的原始信息，媒体表现与政府传播基调基本保持一致；而《北京青年报》和《第一财经日报》在此次危机的报道中，它们的信源既包括两省政府，又独立于两省而拥有更多的信源，这些信源通过它们报道得以体现。它们的信宿既包括两省受众，也包括全国其他地区受众。

三、危机信息流障碍因素分析

当信息准确，传播、接受和反馈通畅，并且传播、接收、反馈均很及时的时候，危机传播的信息流应该是有效的，有利于减轻危机，甚至避免危机的发生。在这个时候，信息流障碍趋于零值。但在现实中，信息流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因为出现准确与否、及时与否的问题，从而产生信息流障碍。

1.第一、二阶段的危机信息流，障碍源于“内紧外松”的传播策略和由地方保护主义主导的信息封闭策略

在第一阶段，这四家媒体都在爆炸发生后及时报道了这一事件，其中，《吉林日报》从11月14日到17日的报道重点依次是：省领导赴现场部署救援，事故不影响主业生产；事故处理有序进行，生产整体正常；应急预案措施得力；通报要认真吸取教训，加强安全生产。关于爆炸所引起的吉林松花江段污染问题只字未提，只提到没有造成大气污染。但是，位于吉林市松花江下游的吉林省松原市，在没有告知原因的情况下连续停止供水7天，直到11月23日；与此同时，吉林市上游的松花江丰满水库的排水量被加大。这个事实说明，吉林石化公司和吉林省政府对于爆炸后造成松花江污染是知情的。《第一财经》11月24日社论提到，“环保总局在《新闻通稿84号》通过一组翔实的数据清楚地告诉我们，此次受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爆炸事故影响，松花江已经发生重大水污染事件。消息还说，吉林石化公司爆炸发生后，监测即已发现苯类污染物流入松花江，造成水质污染。”[1]《吉林日报》在11月24日头版新闻中也承认：“11月13日，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苯胺厂车间爆炸事故发生后，我省严密监控环境质量状况，及时发现苯类污染物流入第二松花江。”[2]《北京晚报》引述当地一名媒体工作者的话：吉林石化爆炸造成水污染在吉林已是公开的秘密，但是媒体从没报道过。

因此，在第一阶段的危机识别信息应该是两个，一个是爆炸本身带来的危害，包括疏散等信息，其信宿或者利益相关者是现场附近的市民；二是有关松花江吉林段的污染情况，其信宿是吉林市和吉林市松花江下游城市市民，尤其是松原市市民，还有更下游的黑龙江省松花江沿岸各城市市民，尤其是哈尔滨市市民。关于第一个危机识别信息，《吉林日报》通过偷梁换柱的方式，以政府积极作为和石化公司宣布没有污染，替代了这一危机信息，危机无从识别，以次来消弭爆炸可能带来的恐慌和波动。关于第二个危机识别信息，吉林省政府和《吉林日报》作为信源予以回避，当地媒体无一报道，哈尔滨媒体当时前往采访，也被告知松花江的水质“未受污染”。因此，与之对应的危机应对信息自然也就不存在。信息流在第一阶段的总体特征是危机识别信息缺乏，从而造成信息流障碍。由于第一阶段如此，造成整体无言的第二阶段。

沿袭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内紧外松”的传统的传播策略，是出现危机传播障碍的主要原因之一。“所谓‘内紧外松’，是指某些信息只在内部流通让内部紧张行动起来，而对外保密、封锁信息、保持外部平静的氛围。‘内’通常指的是组织内、系统内。‘外’指的是组织外、系统外的社会。‘内紧外松’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词汇，是中国几十年来经常采用的危机传播策略。具体表现在，当国内或者国外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以政府为代表的组织内部可能会紧张地开会、磋商并布置行动措施，但广大公众借以获取信息的大众媒体通常会被要求保持沉默，政府也选择沉默。‘内紧外松’使大部分没有特殊信息渠道的公众认为事件没有发生。”这一危机传播策略曾经被认为在经历了非典事件后得到了“逐步的修正”，[3]但是，吉林省政府第一阶段的危机管理手段，仍然是典型的“内紧外松”传播策略：在发现污染情况后，“全力防控”，加大丰满水库的放流量，以稀释污染物，却不通过媒体向吉林百姓告知污染实情，反而以大量负面新闻正面报道的手法，营造出“有序”、“有效”的虚幻事实。松原市市民连续停水7天却不知情、无以应对，就是这种“内紧外松”传播策略导致的结果。松原市停水7天可以瞒住，在于该市太小，只有几万居民，但是到了800万人口的省会城市哈尔滨及附近地区，情形就不一样了。

地方保护主义导致吉林省对邻省黑龙江将会遭遇的生态危机采取封闭传播的策略。对利不关己和有损自身利益的危机管理的不作为，导致在危机信息的传播上也处于不作为状态，具体表现为对传递危机识别信息的信源角色的极力回避。吉林省的地方保护主义在此次危机事件中表现明显。吉林省饮用水基本不从松花江取用，而哈尔滨90%的饮用水来自松花江。吉林省境内的第二松花江边有不少化工企业，几十年来不断对松花江造成污染，两省间曾为此多次协商。爆炸发生后，“吉林丰满水库曾经开闸放水，但19日在污染带流入我省[黑龙江]境内后，吉林减少了丰满水库的放流量，后经水利局协调再度加大放流量。”[4]《第一财经》在哈尔滨宣布紧急停水的当天（21日）采访吉林化工，“吉林化工方面否认爆炸污染到松花江水源”。[5]

地方保护主义不仅影响到政府行为，使吉林政府不愿意承担污染责任，甚至不愿意分担处理污染的责任，并且直接体现在媒体对本地利益以外事件的冷漠和麻木。下面是《北京晚报》记者与吉林市《江城日报》新闻部的通话：

江城日报新闻部：据我所知我们这边水源没有污染。

记者：那你们知道污染了其他松花江流域了吗？

江城日报新闻部：中央台新闻不都播了吗？我们也不比他知道的多！

记者：那你们为什么不报道？

江城日报新闻部：我们报道什么呀？往下走了，我们这边没继续污染，我们没什么可报的呀！

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吉林省政府和吉林省的媒体在回避自己的信源角色上达成默契。当信源作为主体，意识到承担这个信源角色可能威胁或损害到自身利益的时候，有可能回避这种角色，以保证自身利益的完整。当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主导意识时，传播主体可能在潜移默化中对危机信息的信源角色处于一种近乎于本能的排斥反应中。失去信源，危机传播的信息流就成了无源之水。

对于这样的问题，外国人也注意到是地方负责人在阻碍危机信息的及时、准确的传达。世界自然基金会主席克洛德·马丁25日接受瑞士媒体采访表达了他的看法：“中央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制定了严格的法律，问题是中央政府在迫使地方政府执法时遇到了阻力。”

用本文前面信息流流程图来归纳第一、二阶段吉林省政府的传播管理模式，如下图：

（“‐/‐”表信息流中断）

2.第三阶段的危机信息流，障碍源于以“经济安全为重”的政绩意识和对人民知情权的无视，信息纠错使得信息流回归常态

这一阶段危机管理主要集中在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政府（以下简称“哈政府”）通过媒体对水污染和停水信息的控制上，具体表现为三次停水公告。

公告一：11月21日，公告哈政发法字(2005)25号：“为了保证市区单位和居民生产、生活用水安全，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市区市政供水管网设施进行全面检修并临时停止供水，……自2005年11月22日中午12时起，对市区市政供水管网设施进行全面检修并临时停止供水，检修并停水的时间约为4天（恢复供水时间另行公告），请市区内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个体户和居民以及供水经营单位做好生产、生活用水储备，保证正常生产、生活需要。”[6]

25号公告公布之前的18日，黑龙江政府就已经得知吉林爆炸污染到松花江，《北京晚报》23日在报道中引述哈尔滨市政府紧急工作会议的解释说，由于正处于招商引资关键时期及旅游旺季，所以当时没有公布，直到考虑到为市民生命健康负责，才作出停水决定。显然，25号公告是黑龙江政府从瞒报到谎报的危机处理结果。

当黑龙江政府作为信宿获知危机信息后，正常的信息流环节应该是由信宿角色迅速转换为信源角色，将危机识别信息和相应的危机应对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给信宿哈尔滨市民。但是政府方面以经济安全为重，截断信息流，导致停水前期的瞒报，使哈尔滨市民无法适时进入危机识别信息的信宿角色。

2003年非典报道前期出现瞒报、谎报的情况，很大程度上考虑的是局部的经济安全和实际利益，这种考虑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实际上是政绩意识。因为考核和比较地方政府作为的主要标准就是经济发展水平。这次从瞒报到谎报，出于同样的考虑，历史在这里重演。

瞒报行为直接阻碍了信息流，而当污染危机越来越逼近，对市民生命健康将造成直接威胁时，瞒报演变成谎报，以“供水管网设施进行全面检修”来解释停水决定，这个过程中政府担负起信源角色了，但传递的是对应急措施的虚假解释信息；哈尔滨市民作为信宿接收到的不是危机识别信息，而是噪音。噪音形成于发送端时，不可避免地导致其他的信息流环节都随之失去精确性和清晰度。哈尔滨的媒体将25号公告传输出去后，各种怀疑、猜疑和谣言不断在对公告提出怀疑，如“零下10度，寒冷的冬天维修管道，根本没有操作性”、“现在正是供暖期，维修4天，让百姓生活在冰窖里，稍有理性的人也不会这样做，除非发生重大事件”、“管道维修从来都是一段一块进行的，全市停水，而且是4天，损失有多大，难以估量，这不符合常规”等等。网上流传的关于停水原因的说法有两种：饮用水网中被投入了可以导致2亿人死亡的剧毒氰化钾，及氰化金钾；吉林的水源头被有毒的苯污染。与此同时，地震的谣言也疯传开来，出现市民储藏食物、夜间不敢睡觉、搬家躲避的现象。

黑龙江政府的行为重复了非典前期的传播套路，百姓对政府的不信任，谣言和社会恐慌随之而来。黑龙江省省长张左己后来解释说：“我们以‘管道维修’为由的停水公告，对此我们是颇费斟酌的：我们顾及别人的感受，不希望产生‘你污染，我治理’的压力；还顾及群众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承受不了；也顾及涉外问题，担心给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造成影响。在中央的支持下，不到10小时，我们就纠正了这个‘善意的谎言’，向群众公布了真相，得到了群众的谅解。”[7]即使这样的正面解释，仍然无形中透露出省政府领导人的心态：担心外省和外国的责怪，高于对人民生命安全的考虑，他没有说出的还有一点，即政府对人民处理危机信息能力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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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善意的谎言”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给人印象如何呢？法国《费加罗报》11月25日的报道中指出：“事件尤其突显了中国政府缺乏以冷静和透明的姿态应对重大危机的能力。在哈尔滨，一方面是地方政府试图严格监控新闻传播，另一方面是各网上传闻﹑手机短信﹑小道消息大行其道。直到本周初，哈尔滨地方当局见事态无法掩饰，才通报市民可能发生松花江污染。”法国《世界报》24日的文章甚至称这次事件是“化学切尔诺贝利事件”。这对于中国的国际上形象，是一次极大的损害。吉林、黑龙江的政府和传媒，只本位主义地考虑眼前的利害得失，而在世界一体化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这样的教训，实在不该再重复了！

公告二：11月22日，公告哈政发法字(2005)26号：“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化公司双苯厂胺苯车间发生爆炸事故。据环保部门监测，目前松花江哈尔滨城区段水体未发现异常，但预测近期有可能受到上游来水的污染。为确保市区内人民群众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用水安全，哈尔滨市政府决定，22日20时左右，市区市政供水管网将临时停止供水，停水时间约为4天（具体停止供水和恢复供水时间另行公告）。”[8]

公告三：同一天偏后，公告哈政发法字(2005)27号：“根据省环保局监测报告，中石油吉化公司双苯厂爆炸后可能造成松花江水体污染。为了确保我市生产、生活用水安全，市政府决定于11月23日零时起，关闭松花江哈尔滨段取水口，停止向市区供水，具体恢复供水时间另行公告。望市区内广大市民群众及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给予谅解。”[9]

26号公告证实了政府之前的谎报行为，同时起到了信息纠错的功能。信息纠错在危机信息管理中至关重要，尤其是来自危机管理者方面的。处于危机信息流链条上的利益相关者在接收外来信息时自然会努力减少噪音，但是作为信宿，他们只有接收信息的权利而没有办法掌握信息源，因此结果就像25号公告后那样，以噪音（人际传播间）抗拒噪音（官方媒体）。消除噪音还要依赖权威信源，即危机管理者的信息。信息纠错使信息流中的噪音减弱，准确信息占据主导地位，信息流恢复常态运行。26号公告是此次危机传播中哈尔滨政府作为信源首次危机识别信息，哈尔滨市民作为信宿接收后，对水污染时间、影响范围以及影响时段有了认识，这是公民行动的重要依据，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26号公告是进步的表现。

但是，这两个公告属于来迟了的危机识别信息，不是危机应对信息。有了危机识别信息不等于就自然获得了危机应对信息，尤其是在没有先例可循的危机中，认识到危机的即将到来或已经到来，却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时，恐慌的程度并不亚于不知情时。“由于政府在开始的公告里，仅仅要求大家自己储备水，而政府会采取什么相关措施，却没有给出，一时间，哈尔滨市出现了种种恐慌，在当地流传已久的地震传闻，也在加剧着恐慌。虽然当地政府否定了地震的可能，记者采访的不少哈尔滨市民都坚信，近期大庆可能会有一场地震。”恐慌之下，“人们纷纷扑向超市，紧急从超市抢购物资，主要是抢购饮用水和食品。导致商场的饮用水一夜脱销，并且在大街小巷出现了黑市；火车站、飞机场人山人海，就像春运一样，火车票很快销售一空，飞机票也往往只剩下几张头等舱。很多人不得不纷纷用各种交通工具，转到其他城市再飞往其他地方。而且各种谣言四起，传说黑龙江要有地震等等。”[10]

从11月23日起，《黑龙江日报》才开始在报道中涉及危机应对信息，并在11月24日2版开辟《关注松花江水污染特别报道》版，相关报道逐渐增多，恐慌、谣言和疯狂抢购行为逐渐平息。但是对政府处理危机行为不当的批评和社会恐慌的报道，《黑龙江日报》只字没有，而是出现在其他省市的报纸上，如同《吉林日报》关于吉林石化公司爆炸导致哈尔滨停水的责任、吉林省副省长前往哈尔滨道歉等不利于本省形象的报道一概“失语”一样。

在此次危机传播中，还有一个信宿是容易被忽略的，那就是俄罗斯方面。松花江注入黑龙江的苯污染带到达俄罗斯远东地区时，苯含量预计超标7－10倍，拥有150万人口的哈巴罗夫斯克市和附近区域将成为直接受害者。对于俄罗斯政府来说，及时获得危机识别信息对于提前做好危机应对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据《第一财经》报道，环保总局直到24日才通报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25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解释：“……我们认为，吉林省政府的做法是可行的，保证了群众没有受到影响。至于向俄方的通报问题，我想，从现在开始，这个受污染的水流流到黑龙江（俄罗斯境内）还有14天左右的时间，影响程度会有多大，目前来看，它是在减弱，影响的程度会越来越小，所以现在把这个情况如实地、详细地向俄方通报，我们认为时间也不算晚。”[11]承认污染到黑龙江，意味着可能承担巨额的赔偿（据俄罗斯新闻网报道，俄罗斯议会要求中国赔偿黑龙江水污染。杜马(议会)副主席亚历山大•扩萨里可夫发表声明说，中国应该对黑龙江支流松花江水的污染给予俄罗斯赔偿，以便俄罗斯采取避免生态环境灾难的防护措施。扩萨里可夫表示，赔偿金额不少于几百万美元。“肇事方应该负责消除这场环境污染带来的一切费用。”），但是早通报可以减少赔偿，晚通报会加重赔偿，这个道理被掩饰责任的惊慌心态遮蔽了。到无法遮掩之时（10天后）才通报俄方，表现了国家环保局在国家关系层面上与吉林、黑龙江省政府遮掩事实有同样心态，至少缺乏国际环保责任意识。中国是国际减灾协会成员，有及时通报灾情给相关国家的义务。

总结《黑龙江日报》和哈尔滨政府在此次危机传播的表现，参照本文前面所显示的此次危机信息流流程图，可以归纳为下图：

（“‐/‐”表信息流中断，“”表信息流畅通）

四、总结与分析

在城市生态危机传播中，危机识别信息必须及时、公开传播，它不仅是危机管理者决策的依据，更是公众行动的重要依据。政府作为权威信源，负有提供危机识别信息的责任。媒体作为危机信息的信宿与信源共同体，不仅是政府的“危机信息代言人”，更是社会环境的“守望者”。在此次危机事件中，《吉林日报》和《黑龙江日报》仅仅充当了前者而丧失了后者的职能。

城市生态危机事件影响到数量很大且极为密集的人群，对危机信息的隐瞒和和谎报，都将阻碍信息流的正常运行，产生大量噪音，导致社会恐慌和失控行为。保证危机识别信息及时公开的传播，是遏制噪音的第一步。

危机识别信息的传播还远不是危机传播的终结，正如哈尔滨政府在公开危机识别信息后社会反而进入更加混乱的恐慌阶段所揭示的，与危机识别信息相对应的危机应对信息，在危机处理中相当重要。这种应对信息能否及时传播并被信宿所接收，是权威信源的另一核心管理内容。

英国学者迈克尔·里杰斯特指出：“只有进行有效的传播管理,才能进行有效的危机管理”。[12]这句话是对危机传播本质特征的精道把握，也揭示了这次哈尔滨水污染停水危机中没能进行有效危机管理的根本原因。这次事件说明了如下的道理：不论是危机前的信息预警、危机爆发后的新闻和公众沟通,还是危机后期的形象修复等,无一不需要调动一切信息传播手段来进行。正如美国学者费姆－邦茨（K.Feam-Banks）所说，“一个有效的传播不仅能减轻危机,还能给组织带来比危机发生之前更为正面的声誉,而低劣的危机处理则会损伤组织的可信度、公众的信心和组织多年来建立起来的信誉。”[13]

政府历来都是危机管理者，也是权威的信源，如何充分发挥信源角色，是进行有效传播管理的关键。危机传播理论中有个著名的“3T”原则:“Tellityourown(告知你所知道的情况)；Tellitfast(尽快提供情况)；Tellitall(提供全部情况)。”[14]3T原则的满足，也就是对知情权的满足。

在此次危机事件中，吉林和黑龙江省的政府没有及时透明地传播危机信息，当地传媒对涉及本省的问题保持沉默，显然主要不是传媒不愿报道，而是多年来存在的一种潜规则在起作用。现在各地出现了一个专用名词“控负”，这成为地方宣传机关的主要职责。一些领导评价本地区本单位宣传工作好坏的标准之一，便是要将本地区本单位的负面信息控制为零。

尽管这次两省政府和传媒初期采取的封锁、歪曲危机信息的模式在历次公共危机事件中被反复证明是无效的，甚至是破坏性的，为什么仍然不断重演？问题在于长期以来对“政绩”的考核标准被扭曲了，使得地方政府缺乏有效的危机管理意识，“控负”成为危机传播中政府的习惯性思维，尤其是危机事件局限于某一地区时，侥幸瞒天过海的心理往往占据上风。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知情权必然成为牺牲品。

11月24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力军在回答《华尔街日报》记者关于信息的提问时回答说：“信息的我们理解有几种方式，向公众是一种方式，向地方政府和沿线受影响的一些企事业通报也是一种方式。”[15]这里谈的是松花江污染事件，涉及社会的整体利益，不仅直接受害的城市市民，而且全国的公众，甚至国际社会都有权了解情况，如果这样的知情权成为依形势需要而定的选择项，知情权的丧失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如何保证政府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来承担传播与己不利信息的信源角色，不仅是传播学的思考，更是社会学、政治学的思考。参与制定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法学家周汉华谈到，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16]这才是公共危机传播的国际惯例。

在此次危机传播中值得反思的另一主体是大众媒体。“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载体的危机传播被公认是危机管理体系中至关重要的环节”，[17]因此，是否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应该是大众媒体取舍信息的重要尺度。可是在此次危机传播中，《吉林日报》和《黑龙江日报》并没有履行应有的信息沟通职能，只是被动地传递政府需要传播的信息，对各自地方政府不希望传播的信息则讳莫如深。与之相比，《第一财经》对危机事件的关注程度和角度，远远超过这两家与当地市民休戚相关的媒体，并且大胆地对政府的处理手段和的信息真实性提出质疑。这可能与《第一财经》为异地媒体，几乎所有稿件都是由该报派驻吉林和哈尔滨的记者采写而成有很大关联。其他异地的报纸也发表了相当尖锐的批评。《中国经济时报》认为，如果个别领导人不负责地撒谎，那么这是对社会犯下的一个严重罪行，因为任何流言都可能会引发一场社会灾难。上海《东方早报》说，由于没有向公众通报实情而导致的恐慌和连锁反应将极大地损害政府的信誉。拖延并掩盖真相和疏忽大意，都会导致灾难迅速恶化。但是同为异地媒体的《北青报》，几乎所有稿件都是转载于新华社，在评论方面也没有明显的作为。这种异地监督的现象，为如何保障舆论监督的有效性，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无论是地方媒体，还是全国性媒体，如果面对广大人民面临的重大生态危机麻木和冷血，面对危机管理者错误的决策无动于衷，习惯性地与之达成传播的默契，完全不履行传媒的社会公共职能，无疑是媒体的悲哀。

注释：

[1]《第一财经日报》11月24日A2版《追究环境灾难的法律责任》

[2]《吉林日报》11月24日头版《高度重视全力防控》

[3]钟新《危机传播研究》第123页，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05年

[4]《黑龙江日报》11月25日头版《答疑》栏

[5]《第一财经日报》11月22日头版《哈尔滨紧急停水4天原因待查》

[6]《北京青年报》11月22日A13版《哈尔滨今起全城停水四天》

[7]《北京娱乐信报》2005年11月26日4版《停水曾“善意的谎言”》

[8]《黑龙江日报》11月22日头版《哈尔滨制定紧急供水方案》

[9]《哈尔滨日报》11月22日头版《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正式停止市区自来水的公告》

[10]《第一财经日报》11月25日A2版《哈尔滨停水事件政府危机管理透视》

[11]《第一财经日报》11月25日头版《环保总局定性石化爆炸为重大污染事件》

[12]迈克尔·里杰斯特《危机公关》第3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版

[13]廖为建、李莉《美国现代危机传播研究及其借鉴意义》，《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8月P20

[14]廖为建、李莉《美国现代危机传播研究及其借鉴意义》，《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8月P21

[15]《吉林日报》11月25日头版转2版《国务院举行新闻会》

信息污染范文篇5

关键词：重污染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联合国将每年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以此提高人类保护和改善共同生存家园的意识。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首次对环境保护作出规定并将其写入《宪法》。2015年1月1日，新《环境保护法》正式实施，并将重点污染物的排放制度和罚款措施作出明确规定。重污染企业违规操作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水源的清澈和空气的清新，与人类的健康和生活息息相关。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是反映环境会计执行环保政策的重要体现。

一、重污染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概述

（一）重污染企业范围及特点。重污染行业相对于低排放低耗能的轻污染行业而言，即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行业。重污染企业就是指从事高污染行业的企业，其污染源主要有四大类：废水、废气、废渣和噪声。重污染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往往具有污染面积大、影响范围广、易扩散、难降解、剧毒性等一个或多个特点。

（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环境会计是在传统会计的基础上，考虑环境因素的影响发展起来的会计。环境会计是以有关法律、法规为依据，计量、记录环境污染、环境防治、环境开发的成本费用，同时对环境的维护和开发形成的效益进行合理计量与报告，从而综合评估环境绩效及环境活动对企业财务成果影响的一门新兴学科。环境会计的核算内容是环境资产、环境费用、环境效益等会计要素。环境会计工作的最终成果是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就是将环境信息用特定形式对外公布，以供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使用。环境信息的披露非常有益于企业自身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是环境会计核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必然要求，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趋势，对促进环境会计工作正向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要防范和治理环境污染问题，环境会计信息的充分披露必不可少。

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适用原则

（一）重要性原则。重要性原则是传统会计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之一，环境会计同样适用。重要性原则是指在会计核算过程中，应该按照会计信息的重要性灵活地对会计事项进行详略得当、有所侧重的披露。在不违反全面反映会计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前提下，把可能对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有较大影响的内容作为重点进行单独、详细的报告，而简略披露那些对经济决策没有影响或者影响较小的不太重要的经济业务。此外，从环境会计披露主体上来看，重污染企业是企业中特殊的一类，目前环境风险最高，对重污染企业的重点监督也是重要性原则的一种落实。

（二）及时性原则。及时性原则是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最重要的原则。及时性要求企业对已发生的环境相关成本及支出要及时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不得提前或延后。及时性原则包括及时核算和及时公布两个部分，相关会计资料应在会计期间结束后尽快报送给相关部门，不得影响各方使用。

（三）强制性原则。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往往不可避免地对环境造成破坏和污染，尤其是一些污染性大的敏感行业，比如石油化工、造纸、采矿业，当这种破坏达到一定程度，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然而，企业经营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常常以牺牲环境成本为代价来创造高额的利润，一旦整改以后经济效益就会面临损失，这种被迫的整改是带有不情愿色彩的，于是瞒报、迟报、漏报者大有人在，几乎没有企业会主动积极地告知大众自身因破坏环境产生的相关支出。但是，法律具有强制性，政府尤其是环保部门对企业环境会计的信息披露有强制力，以此要求企业全力配合环保工作，尽可能多地披露环境会计信息。

三、重污染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一）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不全面。通过对重污染行业环境会计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大部分企业年报和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中均能找到企业当年的环境防范治理相关信息，但是很多文字是相互重复的，披露的内容并不十分全面。首先，企业在披露过程中存在着“避重就轻”的嫌疑。对企业有利的部分就大篇幅着重强调，不利的部分则一笔带过，使报告实用性大打折扣。其次，部分重污染企业的两份报告基本只对本年出现问题或可能发生的重大风险进行说明，没有与以前年份数据进行比较，缺乏纵向可比性。

（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形式不规范。由于我国目前对上市公司的环境会计格式并没有严格规定，企业自身按照习惯进行自愿披露。这样一来，公司的披露形式具有较强的随意性和主观性。这体现在许多重污染企业的年报中没有单独的环境信息披露模块，目录中也没有相关页码指引，还有相当一部分公司本就没有单独的环境报告形式，披露形式也不规范。与此同时，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将当年的环境问题夹杂在整个报告之中，呈零散分布，披露的位置不固定。主要财务指标和会计数据中由于环境治理所用支出也是与其他会计科目混同使用，并未单独标注。这不便于让信息需求者对所需信息的使用和查找。

（三）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时间不及时。我国《环境污染法治法》中，《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八条明确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事故或其他突发性事件，造成或可能造成水污染事故的，应当立即启动本单位应急方案，采取应急措施，并向事故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告。环保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对于污染防治工作来说，时间至关重要，迟报瞒报会致使当地环保部门错失查治污染的最好时机，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损害。

（四）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缺乏数字化信息。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方式主要以文字性描述为主，缺乏数字性数据，这会大大降低环境报告的可信性和准确性。一份全面的环境会计披露报告应当是数、字结合的，货币性表现形式少就会造成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说服力欠缺，同时不能客观准确地表达想要传达的意思。

（五）内部审计制度不完善。我国上市公司内部审计工作的主要内容仍然是侧重于企业经济活动合法性、有效性和效率性，以评价和改善风险管理为目的，对企业日常经济活动进行监督，而没有对企业环境披露进行评价的权限。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内部审计制度对于环境会计的信息披露是完全失效的。

（六）缺乏第三方环境专项审计。传统的第三方审计主要指享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针对企业财务情况出具审计报告。但是，审计的资料是以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财务报表为主的，主要对财务会计的工作核实并发表意见。现如今，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信息并未体现在这些报表之中，又没有专业的第三方环境专项审计对企业环境信息进行审计。缺乏独立第三方环境专项审计，企业主动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无法得到保证。

（七）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不完善。我国现有出台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正是因为相关法律的缺失，积极的会计信息披露社会大环境还未形成，自主性成为了企业进行信息披露的最显著特点。然而，环境问题关系着全人类共同的生存发展，我们显然不能一厢情愿地将所有希望寄身于企业一定会去诚信经营和自觉披露。无规矩不成方圆，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是更好地进行任何一项生产经营活动的必备要求，法律的强制约束力是引导重污染企业走向绿色发展的重要保障。

四、相关建议

（一）企业方面

1、管理层提高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思想意识。管理层是企业的决策人员，若管理层缺乏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思想意识，进而会影响到整个企业的重视程度。在面对外界对其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要求时，只会形成刻板的一套模式，纯粹是为了完成有关部门要求而进行的半强制性敷衍工作，并没有真正形成相关意识，这与国家要求相悖。而如果管理层有较高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思想意识，会对整个企业披露意识的提升有促进作用，会形成自上而下、层层落实的良好模式，主观能动性会得到巨大提升。况且，提高企业主动披露意识，将其落实到实处，不仅对利益相关者有利，对企业自身也同样有利。管理层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思想意识的提高有利于企业利益进一步扩大，将环境、利益双管齐下，两手齐抓。

2、加强员工培训，提高职工环保素养。员工的综合环保素质决定了企业的未来发展。从微观角度看，每一个员工都是一颗螺丝钉，虽然看起来对于企业这个大型的精密仪器来说并不起眼，但一旦有一个螺丝钉出了问题就会对宏观局面造成重大影响，只有所有的螺丝钉都正常运作，企业才会蒸蒸日上，在环保方面更是如此。由于重污染企业的特殊性，企业的环保教育十分必要。只有每一个职工都时刻将环境保护记于心中，整个公司才会形成一股绿色生产的合力。定期开展员工培训，对员工自身环保素养的提高和企业绿色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意义非凡。

3、完善重污染企业内部审计制度。重污染企业内部审计制度应吸纳环境审计制度，对环境管理体系和环境保护程序做出客观评价和监督，对环保资金支出的去向及其使用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核定。内部审计制度是内审部门进行工作的准绳，企业应该注重自身内部审计制度的完善，制度是企业履行责任的准则，无规矩不成方圆。

（二）社会方面

1、营造绿色社会氛围，提高人们环保意识。良好的社会氛围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中每个人的环保意识。绿色社会氛围的实现，要依靠各种环境保护讲座和环保教育的开展，要从日常生活中渗透。社会要鼓励各种环保组织的壮大，以点带面，形成并引领一种环保风尚。只有这样，在面对重污染企业违规排污时，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才能够有勇气站出来进行指责和举报，而不是以一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去纵容。但是，想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各方共同作出努力。

2、新闻媒体加强宣传，强化企业责任意识。当今社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不全面、质量不高与其大众认知度小、重要性被忽视、宣传不到位有很大关系。因此，社会需要加强新闻媒体的宣传工作，如拍摄公益广告、宣扬环保企业事迹、在媒体等平台开展相关的普及活动等，以增强大众认知度，让人民了解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大致内容及重要性，从而监督和促进企业强化责任意识，完善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此外，当重污染企业披露虚假环境信息时，新闻媒体的曝光会使企业遭受巨大的社会舆论，从而影响企业形象，造成股价下跌、融资困难等不利后果。在监管重污染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过程中，新闻媒体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三）政府方面

1、建立健全环境会计法律法规，加大奖惩力度。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想要走上正轨，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我国现行法律中，环境保护法律仍以规定各类环境污染的范围和处置为主，并未针对特殊行业，尤其是重污染行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做出任何强制性规定。也就是说，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的法律法规仍处于空白阶段。因此，当务之急是要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认环境会计的地位。在面对重污染企业时，不能过度相信其自主性，要用法律的手段给予压力。要奖励那些环保先进的企业，对不遵守环境会计法律法规的企业要严厉打击，加大奖惩力度，从而推进“不敢不披露、不能不披露、不想不披露”进程的逐步实现。

2、构建完整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及体系。环境会计准则和制度是推进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规范化的关键。会计准则是会计进行工作的最高行为规范。目前来说，我国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还未形成，完整的体系需要搭建。在参考现行会计准则对财务会计、管理会计、成本会计要求的基础上，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准则应包含环境成本、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会计核算科目等具体内容。此外，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要将自愿披露与强制披露相结合，对企业披露范围、格式、内容、时间等作出具体规定。环保部门、财政局与政府机关应联手合作，参考国外环境会计发展经验，共同构建完整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及体系，并在之后的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3、加强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外部监督。被各省有关环保部门要求限时整改但是却一直无法及时整改到位的污染问题，这些现象暴露出来的是政府对于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督不力、执法不严。有关环保部门及地方各级政府应加强外部监管力度，具体措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政府要积极促进第三方社会环境审计的形成，共同合作完善重污染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外部监督。

第二，政府要切实履行责任，发挥在环境监管上的威严，严格执法，设立专门监督部门和监督人员，对重点企业进行专项监督且要不定时回访，对后续整改进行持续关注，对环境状况进行突击检查。

第三，对政府内部办公人员要严守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严禁徇私枉法，要公正客观地对企业进行外部监督，勇于指出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存在的问题。综上，本文对重污染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情况进行分析，以企业年报和环境、社会及管制报告等真实数据和信息为依据，对重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展开了研究。针对其现存问题，给出要从企业、社会及政府三方面做出努力的建议。企业要积极做出改变，促进重污染行业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

主要参考文献：

［1］林乔青，谢海娟.可持续发展理念下企业实施环境会计的对策［J］.会计之友，2018（05）.

［2］乔永波，吴旭阳.国外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对我国的启示———基于制度阶段攀升的视角［J］.环境保护，2020.48（14）.

［3］聂建平.重污染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研究———基于低碳经济背景［J］.会计之友，2018（05）.

［4］沈晓艳，宋夏云.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监管现状及改进对策研究［J］.中国内部审计，2018（08）.

信息污染范文篇6

关键词：重污染行业；环境会计；环境信息披露

重污染行业应按期公布其年度报表、环保政策、污染物的处置与利用等资料。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也是信息披露体系中有关环境责任履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对环境数据资料等内容对外进行公示能够使资源利用、污染物的排放治理等情况更加清楚明了，是解决当前环境污染问题的必要举措。

一、重污染行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概述

重污染行业是指那些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对环境有着高度污染，环境自身不能够分解消化的行业。2010年由环保部出具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特别指明，高污染行业主要包括：化、火电、水泥、电解铝、钢铁、煤炭、制革、冶金、纺织、酿造、发酵、制药、造纸、化工、建材、采矿业共计16个行业。这些行业的企业应该按期公布其环保政策、污染物的处置与利用以及环境责任履行等资料。环境信息披露是指对公司有关环境的基本数据资料采用一定的方式对外予以公示，具体形式包括：年度会计报表、报表附注、董事会报告、重大事项、股权结构等。公司对外应当公示的环境数据资料的关键内容包括：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收益、环境费用、环保政策和目标、能源消耗情况、环境治理和污染物利用情况等。企业对环境数据资料的披露，在宏观上是国家强制规范的需要，在微观上是公司内部监督的要求，也是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更是公司广泛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公司进行考量的重要依据，通常要遵循重要性、强制性和一致性等原则。

二、案例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现状

依据《信息披露指南》，结合中国石化企业公示环境数据资料的方法及具体现状，对公开事项进行了分类梳理，主要包括7个项目：（1）环境资产；（2）环境责任；（3）环境效益；（4）环境成本；（5）环境保护政策和目标；（6）能源消耗；（7）环境治理与污染物利用。本文以该企业2020年度报告、可持续发展进展报告以及社会责任报告为分析基础。中国石化在《可持续发展进展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中公开了多项环保措施和目标，同时还包括资源消耗、污染物治理和利用情况，但具体量化数据不多，更多的是定性描述。中国石化在有关环境数据资料公示的内容方面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在它的年报中虽然有一定篇幅对公司环境数据资料进行披露，但只能通过不同渠道分散公示，内容集中度不高；部分内容不够详细，例如环境宣传费用、惩罚或环境费用等内容没有公布。公司报表中缺乏未来的、可预测的以及将要发生的环境负债和费用资料。

三、案例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存在的问题1、信息披露质量有待提升，披露内容待深化。当前，我们国内石化类公司披露的有关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较差，且数据缺少详细依据。在中国石化重大区域环境数据传输公示的年报中，普遍存在数据不完整的问题。同时，对外公示的这些有详细数据的资料多数为环境负债和费用方面的信息，而资产和收益类的资料没有进行公示。在可持续发展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中也只是对措施类的内容进行了分类列示，其具体而量化的环境数据的会计内容少之又少。尽管年度报告中披露了一些关于环境会计核算类的信息，但该方面的数据资料占总体会计数据公示数量的比重相对较低，所以在企业披露的信息中，环境类数据的量化信息就显得不太充足。2、信息披露方式不统一，明晰性较差。当下，相关部门对石化行业类公司在环境信息的披露模式上还未作出详细确凿的规范，各公司选用数据公示的形式也不够一致，但主要还是编制补充式报告或独立式报告这两种方式。公司年度报告中只是零散地对环境数据内容进行了公示，使资料使用者难以快速准确地找到所需信息，同时公示的环境数据资料内容明晰性较差；在《可持续发展进展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中，部分环节介绍了企业的环境理念、战略和措施。中国石化关于环境数据资料内容的披露方法不属于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式报表，也不属于完全的补充式报表，披露方式不够一致，披露的内容不够明晰，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快速进步。3、信息披露的定量和预测性信息较少。由于我国环境会计研究和应用的不成熟，大多数上市公司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的经验较少，中国石化也是如此，该公司在其年度报告中公示的可被量化的关于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内容中，大多使用字符数据向公众列示相关指标。同时，公司年报中包含的大部分环境会计信息主要是关于过去事件的历史信息，缺少将要产生的环境成本等预测性信息，使利益相关者不能及时准确地进行决策判断。4、信息披露缺少鉴定和审核。当下，我国对环境有着高度污染的企业在环境数据资料内容的披露方面经验较少，而且公司内部也未对此采取相应的监督和管理，对于应该予以披露的信息也未遵循相关规范和标准，在重污染企业的公司年度报告中并针对相关环境信息予以监督和审计，其真实性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因此，没有通过专门组织机构鉴定核验的环境数据资料质量相对较低，所公示的环境信息的准确度也受到一定的质疑。（二）原因分析1、环境信息披露有关法律规定不完善，缺乏规范指导。政府在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层面未形成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在会计准则中有关环境保护内容的公示也没有详细的规定，因此企业对外公布环境数据时，严重污染的工业没有得到适当分类。因此，迫切需要制定一套适用于环境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引导中国石化等污染企业更好、更快、更准确地披露环境信息。2、企业缺乏对环境信息披露的自愿性，专业的人才储备不足。目前，我国的重污染行业公司对环保的认知不足、对环境数据公示的具体探究不够深入，自主自愿性不够强烈。公司为了提高利润、实现经济效益，只公示法规准则中明确规定的、少量的、对公司有好处的等方面内容；对详细量化的体现公司实际环境责任履行的内容却极少公示或者不进行公示。除此之外，环境会计是多个广泛领域相互交错的高级学习课程，如若从事该行业的职员对于这一概念没有清晰的准确的认识，会对公司环境数据资料的披露产生某种程度上的阻碍作用。3、企业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不够透彻。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不够深入，披露内容非常简单，没有一致和系统的内容需求和规范，这大大减少了对业务信息用户的支持。虽然部分数据已经公示但却是些无关紧要的资料，如此公示的环境数据资料就显得太过绝对化，没有详细的关于公司经营运行能力、资金投入和运用情况等量化性信息的记录。在中国石化公示的环境数据资料中大多数是关于环境的负债和费用类的内容，却很少涉及环境的资产和收益类等内容的公示。从该公司环境负债和费用类数据的披露来看，当中也未披露公司因生产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向政府、社会、群众支付的损失补偿金和向环保机构交付的罚款等。4、企业的信息使用者利益诉求不强烈，监督意识不强。在现阶段，大多数人的环保知识和环保意识还比较欠缺，对于环境保护的参与度有待提高。企业的环境信息使用者对公司环境保护和治理问题的资料关注方向不明确、深度不足，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中国石化对环境数据资料公示的主动性。尽管利益相关者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升，但有关的监督管理程序不太便捷、操作不太规范，社会群众的监督和意见也未完全得到充分地反映，除国家各个职责部门和公司以外的机构组织对环境数据资料审查、监督、管理缺位，最终导致重污染型企业——中国石化公司披露的环境信息出现各种问题。

四、对策建议

（一）完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有关法律规定。面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究其主要原因是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不够完善，所以首先要从这方面入手，通过对问题的诊断和分析，国家、政府等应该在立法过程中考虑到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模式进行详细表述，对不同行业采用何种披露方式也要具体列举，这样有利于不同行业企业更清楚自身应当怎样进行披露。法律政策中对有着高度污染的企业需要格外关照，对其公布信息的形式也该分种类进行具体的详细的列举，还应该在文献中对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不合格时的处罚进行说明，以提高企业环保意识，反思披露时的过错并加以改进，以便日后向社会公示更清晰明了的信息。中国石化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重污染行业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某种程度上对我国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进步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与国外相比，我国对环境信息披露的探索不算深入，还没有形成一种固定而完善的体系，因此可参照国外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环境披露的规章制度和政策进行改善。（二）提高工作人员环境保护意识和专业知识能力。为了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最主要的是从思想上进行教育，培养企业工作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素质，而改变工作人员思想的关键是领导层，故首先管理层要以身作则，不仅要能够为员工做好榜样，还能够为公司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保障。环保意识的深浅会直接影响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那么，如何提高公司人员的环保意识是至关重要的。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点来做：第一，对管理者和员工进行定期的环境知识教育和环境保护宣传；第二，将环境保护的理念融入到企业自身的文化精神之中，在无形中对管理者和工作者进行渗透；第三，加强企业内部的监督管理，提高企业整体的环境保护意识。（三）加强对理论的研究，编制独立的环境报告。企业要想更详细、更全面、更明了地披露环境信息，首先要加强对理论的深入剖析，其次根据理论要求不断地完善环境会计的核算体系，最后遵照不同行业企业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符合自身的标准。虽然现在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相关理论还不太完善，对这方面的研究也不算深入，而且还存在着种种缺陷，不可能强迫企业按照规定提交独立的报告，但应鼓励企业向主管部门提交尽可能多的报告，从具有代表性的、以实地为中心的企业开始。应鼓励中石化重点经营的具有代表性和高污染企业从采用补充环境会计报告转向为自身情况编制独立的环境会计报告。一旦企业在这一领域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它将把独立的环境报告扩展到其他公司。（四）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建立环境会计报告社会审核机制。首先，政府要在法律方面对企业进行监督管理。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对企业管理有着制约作用，对需要公示的内容有一定强制性要求，所以公司不得已也会对环境内容进行一些披露。但在重污染企业中还有一些信息需要披露却在法律准则中没有涉及，或是在披露中存在造假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发挥监督作用。其次，企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其的环境数据。公司内部应建立环境会计审计机制，及时纠正不适当的政策环境；及时纠正生产过程中废弃物的不良影响；核实环境会计资料的准确性。除此之外，还需请专业的审查机构对企业公示出来的数据采取有效的检查措施并对其中存在的不足或者其准确性予以否定或肯定，增强披露信息的可信度。

主要参考文献：

［1］赵海侠.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探究———以造纸及纸制品业为例［J］.会计之友，2018（23）.

［2］齐丽军，陈亮，陈有方.采矿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J］.生态经济，2018.34（12）.

［3］郑飞鸿，郑兰祥.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及模式选择［J］.统计与决策，2018.34（21）.

［4］朱新玲，李娜.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业差异研究———来自重污染行业的经验证据［J］.企业经济，2017.36（08）.

信息污染范文篇7

关键词：重污染行业；碳信息；披露

一、引言

碳信息披露是指企业对其温室气体的排放情况、减排措施、减排效果等相关信息进行披露的活动，是公众了解和监控企业环境保护行为的重要途径。根据信号传输理论，致力于绿色环保的公司，为了避免“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副作用，将会更注重企业外部的碳信息披露。目前，国内缺乏统一的碳信息披露标准，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碳信息的动力不足，导致企业的碳信息披露水平层次不齐，缺乏可比性。因此，本文以江苏省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例，利用其2015～2017年三年的碳信息披露数据，对碳信息披露方式、披露内容和披露质量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为提高企业碳信息披露的质量，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推动国家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江苏省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现状

本文从江苏省火电、钢铁、冶金、化工、石化等16类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中选取了46家作为研究样本，分析了样本企业2015～2017年的碳信息披露数据。所有数据均来自东方财富网和证券之星网站，对这些上市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年度财务报告等进行了人工查阅和统计。（一）披露方式分析。本文统计出46家样本公司2015～2017年三年的碳会计信息披露方式，如表1所示。根据表1可以发现，江苏省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碳信息披露主要通过董事会报告、财务报表附注和重要事项进行披露，同时也有部分企业通过独立社会责任报告的方式进行披露，且独立社会责任报告随着年份的增长越来越多，这说明企业对碳会计信息的单独披露越来越重视。（表1）（二）披露内容分析。目前，国内的学术界对碳信息披露的内容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本文对江苏省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内容评价参照了碳信息披露项目（CDP）。企业碳披露项目（CDP）是一个相对全面的国际碳排放披露框架，已发展成为碳排放披露方法论和企业流程的经典标准。本文以碳信息披露项目（CDP）框架为基础，构建了对样本公司碳信息披露内容评价的10个条目，根据这10个条目，对46家样本公司2015～2017年每个条目的披露情况作出具体分析，如表2所示。（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样本公司碳信息条目披露的信息均比较稳定，但其中也有细微的差别。统计显示，披露比例最高的是碳信息披露频率，2017年甚至高达89%，比例第二高的则是碳排放物的种类和节能减排的战略，规划及目标的制定情况，而披露比例最低的项目是节能减排带来的效应和是否设立节能环保部门。不同的项目在同一年选择披露的公司数比例差距可达52%，但是在不同的年度同一个条目的披露比例基本稳定。披露最高的两个项目是所有项目中对企业来说是比较容易披露的条目，且叙述性的文字偏多，而最低的两项是所有项目中相对来说难以披露的项目，尤其是企业碳排放总量/企业年产值（相对单位产值碳排放量），很少有企业披露具体的数值。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企业在进行碳信息披露时，会进行有选择的信息披露，企业常常愿意披露那些容易披露且对自己公司有益处的信息，而忽略那些不是很容易披露的信息。（三）披露质量分析。本文通过赋值的方法，对样本公司碳信息披露的内容进行定性和定量的打分，来分析其披露的质量。其中，节能减排的战略，规划及目标制定情况、碳排放物的种类、碳排放技术创新与改进情况、是否设立环保节能部门和减少环境负面影响的措施为定性分析，详细定性分析为2分，一般定性分析1分，无定性分析为0分。企业碳排放总量/企业年产值（相对单位产值碳排放量）、节能减排带来的效应、较以前年度减排节能水平变化和较同行业减排节能水平变化属于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项目，赋值2分，定性与定量均披露得2分，披露定性或定量得1分，未披露得0分。碳信息披露频率属于定性分析项目，有披露就充分，得分2分。本文根据以上标准对样本公司近3年碳信息披露的内容进行打分，从每个条目来看，46家样本公司披露得分，如表3所示。（表3）从表3能够发现，样本公司碳信息披露条目中得分最高的是碳信息披露频率，得分相对较低的条目是碳排放技术创新与改进情况和是否设立环保节能部门。虽然碳排放技术创新与改进情况和是否设立环保节能部门的披露得分较低，但从2015年至2017年有递增的趋势，这说明企业越来越重视这两项的披露质量。样本公司披露的大部分条目处于一个较为平稳的状态，在一定的范围内呈现波动的趋势。披露得分先减少后增加的条目的企业大多数都是正面信息的披露，譬如：披露指标达标，相对单位产值碳排放量等等。但大多数碳会计信息披露条目得分年与年之间有波动，是因为每个年份每个公司披露的条目有多有少，这说明企业的碳会计信息披露具有随意性，导致了碳会计信息披露项目得分的波动。综合这46家样本公司2015～2017年三年的总体情况，可以看出，各碳信息条目披露的情况比较稳定，但披露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碳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一）碳信息披露缺乏可比性。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各家样本公司每年披露的碳信息侧重点不同，有的注重战略制定，有的更重视技术创新，还有的比较看重节能环保等等，所以可比性不是很强。从目前来看，我国对上市公司缺乏统一的碳信息披露制度，由于没有统一的碳信息披露制度，即使是同一行业的不同公司，使用的披露方法也并不相同，这样就导致了碳信息披露的可比性不高。（二）碳信息披露内容不全面。上文披露内容分析表明，样本公司碳信息披露内容缺乏广度和深度。在46家上市公司中，没有一家是10项指标全都披露的，大多数企业披露的项目较少，披露方法相对单一。由于每个公司碳信息的侧重点不同，所呈现的结果也不一致，利益相关者不可能做出精确的判断，不能进行比较。且上市公司倾向于披露积极正面的信息，极少披露负面信息，公司对负面信息减少披露可能会对利益相关者的决策过程产生重要影响。（三）碳信息披露质量不高。统计数据发现样本公司通过独立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碳信息的企业数量较少，信息披露率较低。虽然有些上市公司在财务报告披露了碳会计信息，但仅仅是对企业的节能减排的战略，规划及目标制定情况进行了披露，这些信息内容不完善，可用性较低。统计还显示，大部分上市公司对碳信息的披露主要采用文字形式，很少有数字信息加以佐证。由于碳信息披露质量较低，公司外部信息使用者无法全面了解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对环境的影响。总而言之，江苏省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碳信息披露质量还有待提高。

四、提高碳信息披露质量的建议

（一）加强政府监管，统一碳信息披露标准。对江苏省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质量分析表明，如何提高碳信息披露质量的量化性和及时性已成为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企业碳信息披露缺乏可比性和内容不全面等问题最终根源是政府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碳信息披露准则，规范企业碳信息披露的方式和内容。针对这一问题，建议相关政府机构制定碳信息披露统一标准，对披露内容进行分类，并针对不同行业制定有针对性的规范性披露指南。（二）强化企业自愿披露碳信息意识。前人研究表明许多自愿碳会计信息的上市公司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高水平的企业文化。因此，改善公司碳信息的披露水平应该从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开始，尤其是高污染的企业，更应该培养社会责任意识。在公司内，加大对低碳环保的宣传力度，提高员工的整体社会责任意识。此外，加强环境保护的宣传工作，培养企业投资者，债权人和公众的环保观念，使其了解节能减碳的重要性，从而增强外部压力，促使企业保持良好的碳信息披露水平。同时，我们可以提高企业会计人员和管理层的节能减排意识，让他们能够充分了解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之间的关系，并逐步自愿披露公司的碳会计信息。

参考文献：

［1］杨方蕾.高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碳会计信息披露研究［J］.财会通讯，2018（25）.

［2］高伟俊，李海萍.雾霾治理视角下的上市企业碳会计信息披露研究［J］.山西农经，2018（22）.

信息污染范文篇8

机制建设的过程

机制的建立经过了较长的时间，既是一个各方面认识逐步提高的过程，也是应急业务合作的必然结果。2．1初始阶段初始阶段主要是在部门间走访调研，对建立黄河联合治污机制进行初步探索。2003年，黄委派员先后走访了除四川省（该省黄河流域人迹稀少）以外的流域八省（区）水利厅和环保局，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认识。2004年4月，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和内蒙古自治区环保局达成了全面业务合作框架协议，这是全国第一个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和省级环保部门之间的业务合作框架协议书，也是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与地方环保部门之间一个全新的业务合作方式。虽然这些合作仅限于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及局部区域，内容也有限，但为全流域的机制建立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在第八次引黄济津工作中，受水利部和原国家环保总局委托，黄委和中国环境规划院组织陕西、山西、河南三省环保和水利部门联合编制了《2003—2004年引黄济津期间黄河水污染控制预案》，并由国家环保总局和水利部联合印发实施。在此次工作中，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积极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联合对黄河流域水污染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处理，保障了第八次引黄济津调水任务的圆满完成，从而加固了与陕、晋、豫各省水利、环保部门联合治污的工作基础。2．2初步形成阶段开展旱情紧急情况下入黄污染物限制排放监督检查工作，及时向各省（区）通报黄河水质状况，相继与各省（区）环保、水利部门建立信息通报与共享机制。黄委自1998年起向流域各省（区）政府办公厅或所属水利、环保部门及时通报省界断面和重要水功能区水质状况，并已形成日常性工作制度，使流域各省（区）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工作的决策层和管理层更全面地了解、掌握黄河流域及辖区内重要省界水体水资源质量状况，使辖区内对水污染防治和水资源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在黄委与有关省（区）政府及环保、水利等部门的通力合作下，近年来，黄委共成功处置了40余起突发水污染事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2003年5月18日黄河兰州油污染事件、2006年1月5日黄河支流洛河柴油污染事件、2010年1月1日渭河油污染重大事件等。在事件处置过程中，黄委和地方水利、环保部门相互通报有关信息，协商制订有关方案，协调采取应对措施，有些还专门制订了信息通报协议，形成了工作机制。跨部门的信息通报与协调共同应对，为最大限度减少污染造成的损失和危害，保障沿黄饮用水水质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2．3逐步完善阶段在多次征求各省（区）意见的基础上，2010年8月初，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起草了《黄河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信息沟通协作机制框架意见》（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包括突发性水污染事件信息报告与通报、基础信息交流、联合执法、定期会商及联谊会制度的建立等。此后，先后两次以正式文件向各省（区）征求意见，得到流域内各省（区）水利、环保部门的积极响应。经过地方环保、水利部门和黄委的共同努力，2011年7月，黄委成功组织流域八省（区）水利、环保部门召开“黄河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信息通报及协作机制协调会”，黄河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信息通报及协作机制始告建立。

机制的内容

突发性水污染事件信息通报对发生在流域内的水污染事件随时相互通报：各省（区）环境保护、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发现或接到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的有关信息后，及时向黄委和可能影响到的下游省（区）环境保护、水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如确定是上游省（区）引起的，还应向上游省（区）环境保护、水行政主管部门通报。黄委在发现或接到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的有关信息后，及时向上下游有关省（区）环境保护、水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应急处置期间，各方及时互通情况，敏感信息随时通报并相互核实。黄委和各省（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及时通报水文、水量调度等相关信息；各省（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时通报污染源强度、事故原因及采取的措施等相关信息。协同应对处置黄委及相关省（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在确保防洪、防凌安全的条件下，充分利用现有水利工程设施，科学调度；相关省（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积极应对，并指导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发生水污染事件的污染源和重要敏感河段水环境采取切实有效的控制和保护措施，减缓污染物对河流水质的影响。应急监测各省（区）环境保护、水行政主管部门建立突发性水污染事件联合应急监测机制，并做好监测数据通报工作。黄委做好省界断面的监测工作，随时向上下游省（区）环境保护、水行政主管部门通报监测数据等情况。一旦发生跨省界或黄河干流水污染事故，有关省（区）环境保护、水行政主管部门和黄委立即启动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共同协商联合监测事宜。应急会商对涉及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处置指标、措施及关键数据等问题，有关省（区）环境保护、水行政主管部门或黄委及时会商，共同研判。业务交流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业务交流会议，根据约定轮流承办，通报并总结流域突发性水污染事件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有关情况由流域机构汇总后上报水利部、环境保护部，并通报有关省（区）。为保障黄河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信息通报与沟通协作机制的实施，各方应明确一位主管领导负责，同时固定一名部门负责人联络相关事宜。

机制的特点

黄河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信息通报及协作机制是一个全新的制度，具有下列突出特点。（1）建立了新的管理理念。“协调机制”突出强调水污染事件处置方面流域的整体协调性，强调流域与地方、水利与环保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强调水资源保护与水污染防治的协同，首次实现了由流域机构、水利部门、环保部门的单独行动向联合行动的转变。（2）首次将水污染事件应急机制制度化。《框架意见》是在全国范围内首个将流域与区域、环保与水利相结合进行具体规范的流域性文件，首次在流域层面实现了水污染事件应急机制制度化，对其他流域机构开展类似工作起到了很好的参考作用。（3）建立了新的应急管理方式。“协调机制”实施后，将由黄委内部的“纵向”管理，逐步转向内部的纵向和与各省（区）水利、环保的“横向”相结合的管理，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应急管理方式。（4）构建了新的信息通报机制和网络体系。确定了应急信息通报的内容、方式、时限等要求，将流域内水利、环保各部门和流域机构的有关信息纳入网络体系，有效扩大了应急管理的信息覆盖面，一种新的信息通报机制和网络体系得以确立。（5）新建了联合应急监测机制。对流域机构和地方水利、环保各自负责的监测范围进行了划分，确定了监测有关事项的合作方式，以及联合监测事宜协商程序等，构建了新的联合应急监测机制。（6）新建了应急会商交流机制。确定了应急会商事项和程序，并决定定期召开业务交流会议，以文字形式确定了会议内容、方式、结果报告等，为解决水利、环保等各方参与水污染治理工作搭建了一个宽广的平台，对确保黄河供水水质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

信息污染范文篇9

关键词：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监管效用；辽宁省

1引言

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消除污染，实现绿色发展，需要创新思路，多措并举，其中，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发挥着重要作用。辽宁省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的落实，有效地推动了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总结其经验，可为日后的工作提供借鉴。

2辽宁省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总体结构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也逐渐地应用到了污染源智能化动态监管系统中。在辽宁省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中，充分地利用先进技术，科学系统地整理全省污染源数据，继而对其进行汇总，大大提高了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有利于加强管理。在辽宁省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中，总体结构被分成了8个业务模块，这8个业务模块基本上涵盖了环保相关的业务。辽宁省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服务对象是省、市、县三级环境保护管理部门和辖区内所有相关的企业单位，这些企业的主要申报方式是线上，利用网络及时上报信息，辽宁省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的相关负责人及时深入了解、掌握产生源信息。在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中，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审核，提高审核的科学性，提升审核质量。与此同时，在辽宁省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中充分发挥GPS全球定位系统的作用，实现数据的实时交换，及时掌握信息，使管理更加规范化，管理系统一体化。在辽宁省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中，从纵向角度来看，系统所涉及的管理平台包括企业、区县级、地市级、省（自治区或直辖市）级和部级污染源管理部门；从横向的角度来看，系统所涉及的管理平台包括收集污染源数据，继而相关工作负责人对其进行整理，科学有序地管理污染源数据，严格按照标准审核污染源数据，对污染源进行对比，统计污染源数据，然后分析污染源以及污染源数据，管理污染源数据台账。辽宁省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的横向和纵向，对污染源的监管工作都是有利的，大大提高了监管力度和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1］。

3辽宁省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主要功能

3．1监管功能。辽宁省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就是监管，对所涉及的工作进行监管，实行个性化设置，在监管的过程中，智能化自动判定结果，提高监测的准确性。辽宁省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基于的理念是数字环保，在数字环保的理念下严格监管，实现信息化和智能化，提高监测工作的可靠性，与此同时，提高监测工作的有效性。辽宁省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对空气质量、污染源排放进行监控，设置监管规则，实时监控大气重点项目工程，科学判定问题并及时上报，确保相关工作人员掌握信息，辅助用户进行决策分析［2］。3．2分析功能。分析功能在辽宁省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中是非常重要的，在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中，发现问题及时分析，找到最恰当的解决措施，以提高工作准确性与效率。辽宁省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对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分析，全面彻底分析污染源头，全方位管理污染源数据，使污染源动态监管工作更加流程化、系统化。3．3整合功能。在辽宁省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中，整合功能也是其主要功能之一，整合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的管理业务，深入贯彻落实管理工作。对于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所涉及的工作内容，进行全面综合的整合，实现资源共享，将各类环境质量监管、环境安全、农村环境等化为一体，全面贯彻落实综合管理理念。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建立一个信息资源共享交换界面，实现各部门之间业务信息共享，为各个部门提供优质及时的服务。

4完善辽宁省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的建议

4．1增强创新性。在辽宁省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中，所涉及的工作既繁琐，工作量又大，所以增强创新性非常必要。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实行深度集成，应把系统中的数据进行有效整合，尤其是全环保业务数据，进行全面综合分析，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当今的先进技术实现全面监管环保业务数据。在辽宁省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中，合理充分地利用智能化监管引擎和智能化溯源分析引擎，在定制的环保业务规则的基础上，7d×24h不间断工作，实时监控，自动发现问题，并自动上报，辅助相关工作人员完成工作，解决出现的问题，可以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辽宁省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增强创新性还体现在污染源信息方面，以往的污染源信息是单一的、片面的，工作机械化，管理不完善，目前实现了信息化，相关部门能及时掌握，具有更高的工作效率［3］。在信息化方面需要继续创新，以确保信息的完整、准确和实用。4．2完善监督机制。辽宁省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中的环保业务数据是非常重要的，监管门类多、数量多，其数据呈动态性，相关部门对其关注度较高，相关工作负责人也应高度重视起来。应完善监督机制，促进资源共享，与各管理部门积极沟通，有效协调，共享业务数据，减少其中不必要的环节，减少复杂的工作流程［4］。完善监督机制，要合理划分各部门职能，构建完整合理的业务规则，帮助相关工作人员更快更好地完成自身的工作。推进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电子化，智能判断问题，并分析问题、上报问题。针对辽宁省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中的重点污染源问题，要加大力度监督，各类相关环保数据在监督中进行有效地整合，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工作，真正实现污染源全生命周期管理。

5结语

本文分析了辽宁省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总体结构、主要功能，并提出完善建议。辽宁省污染源动态监管系统具有重要的环境监管效用，有利于解决污染源的问题，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参考文献

［1］晏丹．基于B/S架构的城市扬尘污染源监管系统设计与实现［J］．能源与环保，2019，41（6）：6－9．

［2］覃茂运．基于GIS的海口市污染源动态管理系统设计与开发［J］．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2018，30（3）：4－7．

［3］姚宁．污染源普查用点哲学思维［N］．中国环境报，2020－04－15（3）．

信息污染范文篇10

关键词：污染源；数据成果；应用

根据2007年7月19日颁布的《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每10年开展一次污染源普查，为全面摸清建设“美丽中国”生态环境家底，2017年启动第二次污染源普查，2018年正式开始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污染源普查是一项重大国情调查，是环境保护基础性工作，是全面掌握环境状况的重要手段，其内容主要包括工业源、农业源、生活源、移动源和集中式治理设施等五类污染源，通过两年多的普查工作，摸清各类污染源的数量、结构和分布状况,掌握各个区域、流域、行业污染物产生、排放和处理情况。

污染源普查数据是生态环保系统内覆盖面最广，信息量最多，最具权威的污染源信息数据库，对于准确判断当前环境状况和未来环境发展趋势，制定有针对性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政策、规划，不断改善和提高环境质量，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补齐生态环境短板具有极其重要意义。充分发挥污染源普查成果开发利用，提高行政效能，增强行政决策能力，服务生态环保是后续污染源普查的重点工作。利用污普数据进行支撑环境管理的相关工作，对污染源普查数据进行深层次综合分析与处理，对接大数据平台，开展污普数据开发应用工作，将普查数据应用于排污许可、总量控制、环境统计、节能减排、环境执法、环境监测、产业结构调整、生态文明等，为强化污染源管控、改善环境质量、防控环境风险、守住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提供决策技术支持，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共享普查数据信息，对达到资源化最大化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1环境决策方面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全面掌握了我国目前各区域工业源、农业源、生活源、移动源、集中式治理设施等五大污染源的数量、行业、区域和流域分布；各类污染源生产活动水平，主要污染物及其排放量、排放去向、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和治理状况；各类污染源普查对象空间分布情况。利用污染源普查数据成果与区域产业、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对“五大”污染源开展污染现状及对策研究，在区域规划、生态建设、循环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清洁生产、总量控制、污染防治、排污许可等方面提出有针对性、可行性的建议，为环境管理决策提供支撑。

2环境统计方面

第二次污染源普查数据库相对一年一次的环境统计数据而言，覆盖面更广，信息量更多更全，应重视普查数据库与环境统计数据平台对接研究，应充分利用普查数据库结合审核环境统计信息，特别是一些重点行业、重点排污单位生产总值、原辅材料、能源消耗、“三废”产排情况、污染治理设施情况及危险废物的审核，确保环境统计信息客观、准确、可靠。环境统计数据真实客观反映企业生产活动水平，让环境统计真正服务生态环境管理部门。

3环境执法方面

利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空间信息分布图，找出污染源比较集中、分布密集、产排污量大的区域，确定重点执法区域、重点执法流域、重点排污单位，便于重点监管，以便提高环境执法水平，增强执法效率。利用污染源普查系统数据库，找出问题企业，督查企业整改存在的环保问题，完善污染设施建设及环保相关手续；利用污染源普查数据，持续更新重点企业的“一企一档”，为日常环境监管工作提供便利。

4环境监测方面

根据排污许可总量控制、环境执法监测、企业自行监测要求，利用普查数据库统计功能，选出主要监测对象，主要排放监测指标，制定年度环境监测实施方案和污染源监测计划，协助审核企业自行监测方案的完整性。对污染物排放量大，污染物含量高的企业，增加监督性监测频次，实行加密监测，随机监测，必要时要安装在线监测，同时发放标准样品比对监测，利用工业污水处理厂与环境监测部门同步监测，并对部分企业进行质控管理，对企业的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全面监管，从源头控制企业的排污行为。利用污染源普查空间分布状况，找出重点区域、重点流域，并加强该区域内的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的监测，掌握区域环境质量变化趋势，服务管理决策。

5大数据平台，资源共享方面

提升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环境保护大数据平台是未来环境保护发展方向，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遥感观测等信息化科学技术，将第二次污染源普查数据信息系统、污染源自动监测信息平台、排污许可证管理等平台进行整合，健全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信息库，利用大数据统计分析平台，实现污染源全过程监控和网格化监管的动态管理，实时监控污染物排放情况及其变化趋势，有针对性地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制定，同时还要综合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将环保大数据信息平台与其他大数据平台衔接，资源共享，实现跨层级、跨地区、跨系统、跨部门、跨行业的协调管理和服务。各相关部门可以将污染源大数据进行综合决策，利用互联网交互方式、快捷性优势，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势，辅助决策施政。最终实现环境管理一张网、环境信息一个库、环境管理一张图、系统整合一平台。

6其他方面

除上述领域外，污染源普查数据还用于，第一，环境风险防护，危险化学品管理；第二，产业行业合理布局；第三，企业排污税征收核实；第四，污染天气环境应急处理；第五，集中式饮用水保护区，违建项目核查清理；第六，清洁生产，节能减排。

7结束语

通过污染源普查成果的有效利用，不仅为领导决策提供准确科学依据，而且为建立科学环境智能化平台，动态跟踪，实时监控，提高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管理能力。借助信息化技术手段，建立污染源环保大数据库，综合分析，合理预测，对未来的生态环境管理和决策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08号)[Z].北京:国务院,2007.

[2]国务院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制度的通知（国污普〔2018〕15号）[R].北京.国务院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18.

[3]吴敬慧,王宪泽.关于污染源普查数据应用的思考[J].环境与发展,2018,30(07):207+209.

[4]张震,赵银慧,王军霞,等.对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若干思考和建议[J].环境保护,2017(7):5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