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监管范文10篇

行为监管范文篇1

首先，我国现行《广告法》将广告定义为“商业广告活动”，不能覆盖所有的营销宣传行为，狭义的广告管理难以对一些比较隐蔽的金融营销宣传进行监管。其次，我国对营销宣传行为的管理尚存法律盲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偏重于规范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产品与服务交易，《反不正当竞争法》偏重于规范从事商品经营或营利性服务的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更偏重于规范特定经济主体的行为，对产品与服务的营销宣传行为缺乏完善的法律规定。最后，金融产品与服务是特殊商品，需要专门的法律予以规范。执法权限与执法能力不匹配。依据《广告法》的规定，对包括金融广告在内的广告进行监督管理是市场监管部门的法定职权，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广告管理的相关工作。金融营销宣传专业性强，监管难度较大，市场监管部门在管理上权力与能力的匹配度较差。自2020年1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开始施行，增加了营销宣传罚则，使检查权与处罚权相统一。其他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广告并没有执法检查权和行政处罚权。对违法金融营销行为的判定标准不一。在目前的监管体制下，各监管部门难以形成专业性强、尺度统一的管理标准。同时，金融监管部门针对金融营销行为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缺乏统筹协调，存在问题定性的不一致。

目前的监测处置平台也存在监管标准缺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对金融违法广告的监管力度。监管能力和借助的监测资源有限。目前，金融营销宣传管理主要依靠管理部门的现场检查和网络监测，由于监测机构人员有限，完成监测工作难度非常大。特别是对于APP内的广告宣传，以及各类网络平台推送的大量广告信息，其隐藏性强，监测难以全部覆盖。另外，监管部门借助的监测资源有限，主要依靠监测人员在网络上主动搜索鉴别，并不能全网监测识别。对于线下营销宣传，也难以做到监管全覆盖。强化金融营销宣传行为监管的对策建议规范金融营销宣传信息。一方面，对信息进行制度规范。在信息前，建立严格的广告审查管理制度，并实行营销宣传报备制。

所有线上营销宣传都必须报备，以确保源头可控。另一方面，在规范宣传行为的基础上，利用技术手段加强对金融营销宣传行为的跟踪监督，做到可查询、可追溯，充分发挥技术驱动监管的高效率和低成本优势。建立有效的金融营销宣传行为信息披露制度。金融监管部门可共建金融广告监测和违法处置平台，帮助市场监管部门弥补其专业性不足的缺陷，借助大数据平台对金融营销宣传进行监管，对非法宣传行为进行披露。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可共享监管信息，拓展信息披露的广度和深度。一方面，金融营销宣传主体要定期对在大数据平台的宣传信息等进行说明，让消费者及时准确地掌握相关信息并进行有效判断；另一方面，监管部门要及时对平台的信息进行动态监测、监督，对虚假信息主体进行调查、处罚，联合有关部门制定负面清单。强化监管部门之间的协作。应明确金融监管部门为金融营销宣传的管理部门，同时要细化金融营销产业链条上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形成监管合力。聚焦重大问题，制订工作方案，开展联合执法，集中进行整治。实现金融监管部门与市场监管部门金融信息的互联互通，赋予金融监管部门相应的处罚权，使得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权与处罚权相统一。

行为监管范文篇2

在过去的监管实践中，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管手段、方式、方法和措施，监管部门未能建立起一整套适合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有效管理模式，‘重审批、轻管理”现象普遍，使监管仅仅滞留在任职资格管理上，缺乏后续行为监管措施，形成监管真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管工作的效果。目前，这方面问题仍然存在。

(一)现行监管制度对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履职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

(三)缺乏量化指标，高管人员履职行为难评价。现实工作中，监管部门对高管人员的日常监管多采取质询、约见谈话、调查走访、现场检查等考核的方式，但在考核评价中，采取定性东西多，定量指标少，考核内容也仅限于其分管的工作完成情况和是否存在违规违纪行为，一般情况下被考核的高管人员均能顺利通过，很难全面对高管人员履职期间业务能力、管理能力、经营业绩等履职行为进行综合评价

(四)信息渠道不畅，履职行为监管出现断层。由于对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相关信息多数从金融机构报送的资料中获取，不足以全面及时反映高管人员情况，影响履职行为监管效果。同时，对高管人员的监管目前还未实行计算机信息化管理，未实现全省以至全国高管人员监管信息共享，对高管人员跨地区、跨省干部调动，造成监管信息断层，加大了高管人员异地任职的监管成本，也使监管的连续性受到影响，给一些违规高管人员制造了可钻空子。

(五)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存在表面现象。目前，从省、市分局层面来看，对高管人员的监管分散在各监管处室，且普遍没有单独设立机构高管监管岗位，而是由其他岗位工作人员负责此项业务。由于这部分人员既要承担非现场监管报表收集、汇总、分析和上报，还要承担繁重的现场检查任务，工作量相当大，难以集中力量、集中时间专心搞好履职行为监管，使这方面监管工作流于形式。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内容和方式设想

(一)履职行为监管考核评价内容。鉴于履职行为监管的内容十分丰富，监管考评应建立一套健全的考核评价体系，对高管人员履职过程进行全方位监管，突出重点，着重考核经营绩效。据此，可以将监管考评内容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履职期间基本素质的完备性，包括高管人员的政策理论水平、法制观念;道德品行、行为操守、民主工作作风，是否诚信、廉洁、遵纪守法等;现代银行经营管理知识的掌握程度和管理能力;勤政廉政情况;家庭重大事项，包括财务收支，直系亲属经商办企业、出境学习工作情况等方面。2.履职期间内控制度的健全性，包括各项规章制度是否完备并得到有效遵守;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是否科学合理，岗位职责及培训制度是否明确;是否明确规定各部门、各岗位的风险责任;风险管理、内部控制效果等方面。3.履职期间业务运行的合规性，包括各项政策法规是否得到贯彻落实，业务开展过程中各个程序、环节是否符合法律和制度规定;有违规经营、重大案件等方面。4.履职期间的业务经营有效性，即表现为经营绩效，主要体现为是否完成了上级行下达的各项经营指标，是否取得预期结果;机构资产质量(不良资产升降)状况，拨备提取及盈利等重要的风险和经营指标变化情况等方面。

(二)履职行为监管考核评价方式。在监管工作中，监管部门可依据监管的内容并结合被监管者的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多样的履职行为监管方式，在传统约见谈话、考试、现场检查、质询的基础上，加大履职行为调查力度，对高管人员在履职期间的表现进行专项或全面了解，并作出对其任职行为的综合评价。

1.制定考评办法，进行量化考评。现行办法虽规定把高管人员的任期考核纳入任职资格管理的范围，但对考核内容与考核方法均未有明细规定。要从个人品行、工作作风、管理能力、业务经营等方面，通过指标量化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履职行为考评，构建起包括任职资格审核、任职期间考核和任职资格取消的全方位、动态监管体系。2.坚持现场测评、监管评价和专家评审相结合。考评工作分为现场测评、监管部门评价和专家组评审三部分分别组织评审，将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结合起来，对被考评人员分别给出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等不同评审结论，并对基本称职、不称职高管人员提出改进和处理意见。3加强考核评价落实，强化履职行为后续监管。要将考评结果反馈给被考评人征求意见，充分尊重其申辩的权力，促使考评依法合规进行。对考评中发现的问题、相应的改进意见要分别送给被考评人员及其上级相应管理部门，并督促其落实整改，对未落实整改，工作无明显改进或连续两年被评为不称职的，则建议有关部门予以调整或撤换。

三、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对策及建议

(一)完善对高管人员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明确规定监管部门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董事、高管人员实行任职资格管理，相应要制定具体管理办法，便于操作掌握。针对目前管理现状，一是建议尽快制定《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增加和细化履职行为监管相关内容，使基层监管部门有章可循，增强基层监管部门的可操作性。二是出台配套相关规章制度，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查和履职行行为监管的规定，从制度上建立起完善的监管体系。

(二)树立以人为本理念，资格审查和履职行为监管有机结合。1.要严格市场准人，把好任职资格审查关，防止不合格的人员进入金融机构高级管理层。一是严格考试谈话制度，着重考察拟任高管人员的金融政策水平;二是严格调查走访制度，着重考察拟任人的思想品质和经营管理能力;三是严格离任审计制度，对离任审计中含糊不清的重大问题进行现场检查;四是实行任职资格公告公示制度，把金融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批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增强工作的透明度。2.加强履职行为监管，建立高管人员动态监管体系。一是要完善和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包括高级管理人员定期汇报制度、重要事项报告制度以及年度谈话、提醒谈话与诫勉谈话制度，对在非现场监管及现场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或潜在隐患，对高管人员及时进行诫勉、警告、限期整改等，把金融风险消除在萌芽环节;二是严把考核关，明确并细化考核形式、考核内容和考核标准，定性考核与量化考评相结合，使监管部门对高管人员的考核有依据、监管有标准、处罚有尺度。任职资格管理不能等同于干部考核，但可以把于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好的经验引入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使高管人员的任期考核工作能真实、准确、全面地反映被考核人的实际情况;三是严把评价关，对于年度评价为称职的高管人员要建议其主管部门给予奖励，对于评价为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的高管人员要实行降职、劝辞和免职处理，保持高管人员监管的严肃性。3.要严格市场退出，谁撞“红线”就处理谁，促使高管人员严格自我管理和约束。

(三)完善高管人员监管档案内容，实行微机管理。一是要进一步完善高管人员监管档案内容，拓宽信息收集来源，特别要增加高管人员履职期间行为监管的资料;二是开发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档案管理软件，对监管档案实行计算机管理，对高管人员及时将高管人员任职期间的违规违纪情况、责任案件或事故等记录在案，并作为对高管人员履职考评的重要依据，以此增强高管人员履职考评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同时要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共享，提高对高管人员监管的效率。

行为监管范文篇3

一、证券监管者的腐败行为

谢平、陆磊(2005)对中国金融腐败的调查数据显示，接近四分之三(71．5％)的证券机构认为证监会的处罚存在弹性，同时近90％券商认为证券监管透明度低，与此相对应的是券商对自身不规范交易行为的坦言不讳：88．8％的券商认为证券市场操纵很严重，虽然其中有一半人认为情况已经有所收敛；82．5％的券商认为证券机构存在为企业进行包装等行为；近四分之三的券商坦承内幕交易的普遍性。谢平、陆磊等通过计算得出证券业腐败指数高达7．268658，亦充分说明了我国证券业的腐败程度较深。相比之下，银行业腐败指数为4．173592，虽然也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但比证券业隋况稍好。

在金融监管腐败行为中，作为贿赂的供给者，金融机构存在两类行贿行为：一是为开展新业务而不得不承受的监管当局设租盘剥(胁迫)；二是为了对自己的违规行为寻求监管庇护而进行的主动行贿(共谋)。监管者的受贿行为也相应分为两类：一是通过设租进行的贪赃而不枉法的行为，即行政审批中的受贿行为；二是通过收取贿赂而进行的贪赃枉法行为，即保护违规机构以换取个人好处。证券市场上监管者对于中介机构的腐败行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1．监管者在行政审批中的设租行为。权力是产生腐败的源头。监管部门在中介机构市场准人、现场检查、业务监管及非业务监管等诸多环节中拥有完全权利。部分监管者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故意刁难中介机构，存在着能办不办、无故拖延、可一次办毕的多次办理、可一次告知的多次告知等不良现象。不规范行为迫使被监管者花费更多的成本以寻求正常业务开展，其实质是一种监管者盘剥被监管者“买路钱”的“设租行为”。

2．监管者在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弹性过大。突出表现是行政处罚环节中说情主义、打招呼、徇私情的现象严重，部分监管人员接受说情或者违纪收受礼品，违背《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的有关规定，性质严重的问题不处罚或就轻处罚，性质较轻的问题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就重处罚，当重不重，当轻不轻，被监管者与监管者就处罚问题多有讨价还价，代表国家意志的行政处罚行为表现出极大的弹性，行政处罚的严肃性严重弱化，政策法规的威严受到毁损。

3．监管者在日常管理中收受贿赂的行为。部分监管者违反廉洁自律的制度规定，在各种会议、节假日、现场检查、其他约见场合收受中介机构提供的礼品、有价证券或者支付凭证，参加被监管者公款支付的宴请等。极个别人员甚至发生直接向被监管者索要财物的索贿行为。

二、监管者腐败的心理特征分析

心理学认为社会动机(动因和诱因的总称)是引起社会生活主体达到一定社会目标的内在动力，它隐藏在人们行为的背后，是引起人们行为活动的直接原因。人的各项活动是在动机的指引下，朝着某一目标进行的。因而，监管者的腐败行为也可以认为是监管者在腐败动机的推动下而产生的。监管者的腐败行为模式可以由下图给出：

1．需要产生腐败动机。需要直接会产生行为动机，但不是所有的需要都会如此。人的需要是极其复杂的，而且经常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因而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所表现出来的需要的强烈程度也各不相同。那些一时不迫切、不强烈的需要，甚至还未被自己意识到的需要就不可能直接转化成行为的动机。对于监管者来说，他们对腐败对象(如金钱、享受等)的需要，尽管也客观存在，但在正常情况下并不是最迫切的。所以要使这样的需要转化成强烈的动机，就取决于外界刺激。

2．外部刺激诱发腐败动机。由于腐败对象的刺激(诱因)，监管者对某种需要会逐渐强化，从而形成相应的腐败动机。在形成某种腐败动机之前，监管者会对其刺激物进行权衡，并通过期望收益与实际收益的比较、收益与风险的比较等进行认同与否的判断。如果实际收益与期望值相符，且收益远远大于风险，那么就可能取认同态度，从而形成相应的腐败动机。反之则采取不认同态度，则无法产生腐败动机。另外，如果需要直接转化成了腐败动机，那么刺激就是一个多余的过程，只起加速作用；如果把需要换成挫折或压力，则刺激就是必不可少的步骤了。

3．腐败机会的存在使腐败动机转化为腐败行为。腐败动机产生之后，监管者就会千方百计地捕捉实施腐败行为的机会。在法律法规、内部控制机制完善且监督力度大的情况下，腐败者无机可乘。然而，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激烈竞争的环境下，相关的制度还不完善，产生了很多可乘之机。特别是对于腐败动机极其强烈的监管者来说，在机会不充分的情况下，甚至会人为地创造机会。所以，如果制度不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同时周围环境也有利，监管者就会顺其自然地利用手中的职权谋取个人私利，甚至不择手段侵害国家和他人的利益。

4．满足感、外部查处对腐败动机的影响。腐败行为目的达到后，一般来说一定时间内都会有一种满足感。如果在相当的时问内相安无事，腐败者会增强对自己的信心，并纵容自己的私欲进一步膨胀，产生新的需要，同时使通过实施腐败行为来满足需要的动机得到正强化。如果东窗事发，遭到查处，则腐败者得不偿失，会对其贪欲产生负强化作用，进而会校正自己的需求，弱化不良动机。实际上，腐败是不可能完全遭到查处的，那些具有强烈腐败动机的监管者会抱侥幸心理而行事。

此外，人的行为往往是受最迫切的需要所支配的。由于外界刺激物的不断变化，最迫切的需要也会随之而变，如果正强化因素占主导地位，腐败动机就会呈螺旋式上升。所以，腐败者的满足情绪只是一时的，意志力强、品质好的人满足的时问会相对长一些，一旦外界刺激物作用增强，需要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有的需要会变得迫切而强烈起来，从而产生新的不满情绪，实施不良行为甚至腐败行为。由此可见，图1所示的行为模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时问的推移和外界变量变化，监管者的行为会经历不同的循环。

三、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

证券监管者的腐败行为使得违规操作的机会成本急剧降低，加剧了被监管机构的有恃无恐。中介机构的违规行为在监管者存在腐败的情况下很少能被查出，或者是查出后不会受到重处，因而中介机构在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下会选择违规操作，做出非理性的选择。我们不妨构建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模型。假设中介机构与上市公司行为完全一致，即认为二者已经达成了共识，选择共同违规或者是正常经营，在此基础上研究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行为。中介机构有两种行动可以选择：“违规”或“不违规”；同时监管者也有两种行为可以选择：“稽查”或“不稽查”。

设E为中介机构违规操作所获得的额外收益(earning)；C为监管者稽查所付出的成本(cost)；A为监管者对中介机构违规行为的罚款(amerce)；L．为监管者对中介机构违规行为做出的停业处罚导致的损失(1ost)和其它无形损失；D为中介机构贿赂监管者的成本，也即监管者腐败(depravity)的收益。同时，假设Pc为监管者进行稽查(check)的概率，因此不稽查的概率为1一PC；PV为中介机构进行违规操作(violate)的概率，从而正常经营的概率为1一PV；PD为监管者腐败(depravity)的概率，从而监管者不腐败的概率为1一PD。

根据以上假设，监管者、中介机构的博弈模型及其收益如下图所示：

1．模型分析

(1)给定中介机构违规操作概率为PV的情况下，监管者的收益分别为：

(2)给定监管者进行稽查概率为Pc的情况下，中介机构进行违规操作和正常经营的预期额外收益分别

2．模型解释

从中介机构的角度出发，模型的均衡表示中介机构将以最优概率P选择违规操作并获得相应的额外收益，此时，监管者的最优选择就是随机的选择稽查或不稽查。如果中介机构选择以P>P的概率进行违规操作，那么监管者的最优选择就是稽查，反之则选择不稽查。

根据模型可以得知，P取值取决于c、E、A、PD的取值，其中额外收益为外生变量，可认为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可以通过提高A，降低c和PD的值来降低P的取值。也就是说，可以采取提高对违规操作的惩处力度、降低稽查成本以及降低腐败概率的手段来降低中介机构违规操作的概率。

另外，从监管者的角度考虑。考虑到中介机构的利益最大化，监管者稽查的最优概率为PC=(E—DPD)／[(A++E)(1一PD)]。当监管者选择以概率PC>PC进行稽查时，中介机构的最优选择为正常经营；当监管者选择以概率PC<PC进行稽查时，中介机构的最优选择为违规操作以获取额外收益；当监管者的稽查概率为PC时，中介机构将随机地选择违规操作或者是正常经营。

行为监管范文篇4

关键词：保险市场；保险监管；市场行为；诚信建设

一、我国保险监管发展的新形势

新中国商业保险发展近半个世纪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保险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市场主体从少到多，保险产品不断丰富和增加，保费收入规模越来越大，保险员工队伍不断扩大，商业保险成功走入了千家万户。伴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逐步做大，保险公司的市场竞争行为正变得越来越不理性。不公平竞争、不正当竞争、不诚信竞争屡屡见诸报端，受到各方的指责。保险公司的外部生存环境和社会信誉正变得越来越糟糕。

“十一五”时期，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到2010年，保险在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经济稳定运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和参与社会管理等方面的作用显著增强；风险得到有效防范和化解，行业整体偿付能力充足，自我救助能力和抵御系统性风险能力显著增强；主体多元化、竞争差异化的市场格局基本形成，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大型保险集团和专业性保险公司；基本建成一个业务规模较大、市场体系完善、功能作用突出、服务领域广泛、偿付能力充足、综合竞争力较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保险市场。

2006年6月16日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其中提出了保险业改革发展的总体目标：建立一个市场体系完善、服务领域广泛、经营诚信规范、偿付能力充足、综合竞争力较强，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的保险业。关于发展保障，要求加强和改善保险监管。《若干意见》强调，要建立以偿付能力、公司治理结构和市场行为监管为“三支柱”的现代保险监管制度。在对偿付能力加大监管的今天，市场行为监管仍不能掉以轻心，它是保险业健康发展的基础。除此之外，保险监管者对保险公司的市场行为哪些是应该监管的，哪些是公司自己内部管控的行为应当作出很明确的界定。否则，将导致保险市场监管者的缺失，最终损害保险市场效率和投保人利益。但是目前保险监管中对保险市场行为重视和研究力度仍然不够，保险市场的恶性竞争和不诚信经营时常存在。为此，研究影响保险市场行为的因素，最终寻求合理的解决途径，在当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恶性竞争是饮鸩止渴，服务提高才是治根之本

1、在保监会的重压下价格战势头有所缓解。价格战曾是恶性竞争的主要表现形式，为了对付价格战，保监会一再下发文件，对许多险种的最低保费做出限制。2006年8月份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制订并下发了四大项目的财产险条款费率指引，今后包括电厂、公路、地铁、楼宇在内的重大工程保险，将以不低于该费率指引标准进行承保。保监会委托保险行业协会制订指引的目的，是要改变目前重大工程保险恶性竞争，费率被严重压低以至在国际再分保市场上无法分保的局面。

2、商业贿赂现象叠出，保险监管力度加大。很多保险人在买保险的时候，会比较哪家保险公司的产品更便宜，有更低的折扣；就连部分保险公司的人在谈论其他保险公司的优势时，也大谈其他保险公司的保险打的几折，给客户返多少佣金，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说的这些竞争优势都是违反保险法规定的，是典型的商业贿赂。

根据1999年2月1日财政部的《保险公司财务制度》规定，保险行业可以向方和经纪人给付最高不超过保费8%的手续费，且还是要扣过税款后以转账形式支付。但现实情况是，个别保险企业为了争夺这些保险方和经纪人，不断给出更高的手续费或变相提成，手续费或提成甚至达到保费的50%以上。2006年3月16日的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上，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指出治理商业贿赂将成为下一阶段保险监管专项工作，商业贿赂已经引起保监会的高度重视。

3、监管要适度，禁止恶性竞争并不意味着不要竞争。有市场就必须有竞争，否则，市场是不完全的市场，是不健康的市场。为了保持市场的健康发展，保险市场需要适度的监管。为维护保险市场的正常运行，防止保险市场失灵造成破坏，保险监管的重心应放在创造适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上，放在对形成和保持适度竞争的格局和程度的监测上，要求管而不死，活而不乱，既限制竞争又不消灭竞争，既追求利润又不盲目冒险，既有风险又保障安全。

4、推进自主创新，提升服务水平。关于创新与服务，要健全以保险企业为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保险创新机制。发展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高科技保险，为自主创新提供风险保障。稳步发展住房、汽车等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促进消费增长。积极推进建筑工程、项目融资等领域的保险业务。支持发展出口信用保险，促进对外贸易和投资。努力开发满足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地区人民群众需求的各类财产、人身保险产品，优化产品结构，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水平也是节约。现在大家都在提倡节约资源，在保险业，提高服务水平、提高服务效率就是节约，它可以为客户节约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成本，让更多的人正确的认同保险。

三、保险市场暗流涌动，诚信建设势在必行

虽然近年来保险业在诚信建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存在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误导欺诈、拖赔欠赔等失信行为还比较突出，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对保险业的信心。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创新方式，注重实效，逐步构建政府监管、公司内控、行业自律、社会评价和舆论监督多层次综合治理的长效机制。

笔者在此着重指出保险中介方面的问题，尤其是保险营销员。中国保监会保险中介监管部副主任吕宙指出，2005年全国保险业通过中介实现保费收人35亿元，比上年增长23.8%，占总收人73%.未来五年，保险中介市场基本发展思路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服务经济社会为出发点，坚持诚信专业化经营，不断提升保险中介行业社会信誉，实现保险中介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为保险业又快又好做大做强做出贡献。初步测算，到2010年，保险专业中介公司将接近4000家，保险营销员保持150万人左右，保险机构10万余家，保险中介业务年均增长超过30%，保险中介的保费收人超过6000亿元，其中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实现保费收人超过1000亿元。

据了解，保险的诚信问题主要出现在销售和理赔两个阶段。由于保险业务收入的40%以上来自营销员，而全国近147万名营销员直接面对消费者，虽然销售过程中的诚信问题影响面非常大，但保险公司由于考核机制等原因，普遍存在短视心理，希望能在短期内实现业务的快速攀升、占领市场，这使得保险公司的领导和管理者通常以保费论英雄，将那些保费收入高的业务员视为公司的骨干，给予各种奖励。不诚信不要支付成本，长此以往，不诚信反而成为一种极具破坏力的负面示范。

针对这一现状，中国保监会保险中介监管部副主任吕宙也提出过相应的解决办法，包括完善中介监管的法律、法规，提高中介监管有效性。努力形成一套包括市场准入退出机制、从业人员资格管理、保证金和职业责任保险制度、保险信息披露制度、惩罚制度在内的完整的制度体系，加强现场和非现场的监察，严厉打击损害被保险人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总的来讲，要通过社会信用服务机构进行诚信建设，调动全社会公众进行积极监督，使诚信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内容；要强化保险企业的诚信管理，同时还要加强保险诚信的宣传教育，树立一批讲规范、重服务、守信用的典型；要把治理从业人员失信与治理保险公司失信结合起来，加大对公司法人的监管力度，从源头上治理失信行为；进一步落实保险营销员持证上岗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营销员资格管理制度改革；完善专业中介机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认真把好行政审批关。公务员之家:

四、强化市场行为监管

针对保险市场行为的监管，《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强化市场行为监管，改进现场、非现场检查，严厉查处保险经营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提高市场行为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这一目标的提出给保险监管指明了方向。要按照高标准、规范化的要求，严格保险市场准入，建立市场化退出机制。实施分类监管，扶优限劣。健全保险业资本补充机制。完善保险保障基金制度，逐步实现市场化、专业化运作。建立和完善保险监管信息系统，提高监管效率。规范行业自保、互助合作保险等保险组织形式，整顿规范行业或企业自办保险行为，并统一纳入保险监管。研究并逐步实施对保险控股（集团）公司的监管。健全保险业与其他金融行业之间的监管协调机制，防范金融风险跨行业传递，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此外，笔者认为随着保险竞争的加剧和保险信息化的发展，保险与银行、证券相互渗透的趋势正在加快，由此导致了监管交叉和监管真空问题。对此，保险监管部门要加强与银行业、证券业等监管部门的协调和合作，定期进行业务磋商，交流监管信息，解决混业经营趋势下的分业监管问题，支持保险公司拓宽业务。与此同时，加强与各国保险监管部门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加入国际保险同业监管体系，通过该体系监管国内保险市场上的外资保险公司、国际保险市场上的本国保险公司以及接受本国分保业务的国外再保险公司，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

参考文献

[1]李卉当前我国保险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河南金融，2005，（4）：22-23

[2]侯申华诚信恐慌[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4

行为监管范文篇5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加强和创新价格工作领域内的社会管理工作，紧紧围绕构建和谐社会总目标，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的总要求，利用3至5年时间，以整顿规范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为重点，分行业开展专项整顿规范活动。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教育疏导与严厉查处相结合，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要强化价格执法检查，严厉查处价格违法行为，大力规范明码标价；另一方面继续推进价格诚信体系建设，不断加强企业内部的价格管理，巩固价格诚信建设成果，提高企业的诚信水平。通过价格执法与价格自律，价格执法与价格诚信，规范企业的价格行为，提高明码标价率，减少不正当价格违法行为的发生，促进企业依法经营、诚信经营，为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创造良好的价格环境。主要目标：

价格诚信建设得到巩固加强。引导市场经营者诚信自律，守法经营，规范经营行为，保护消费者价格权益；商品和服务、商品房明码标价及收费公示工作到位，市场价格和收费公开透明，经营者价格行为规范；教育、医疗卫生、物业管理、旅游、交通、商业、餐饮、娱乐、宾馆等重点服务行业价格秩序良好；

价格法规政策得到广泛宣传。信息公开工作到位，消费者知情权、监督权等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价格投诉举报渠道畅通，群众通过来访、来电、信件、网络举报的价格违法案件能够及时处理，消费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价格突发事件能够得到快速有效的处置，避免造成严重后果和不良影响，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强化服务职能，严格依法行政，树立全市物价系统公正、廉洁、高效、服务的良好形象。

二、工作理念和基本原则

加强和创新市场价格监管工作，强化物价部门社会管理职能，要进一步创新工作理念，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一）要注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要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和发展大局，结合价格工作实际，创新价格监管方式，完善社会管理工作，努力优化价格环境，维护群众利益，服务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建设文明和谐城市发挥部门应有的职能。

（二）要注重统筹兼顾、公平公正。价格工作与社会各方面、各阶层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必须始终注意统筹好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处理好经营者与消费者、城市与农村、上下游相关企业之间以及整体与局部、当前与长远的利益关系，尤其是要注意及时化解各类价格矛盾，促进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三）要注重以人为本、关注民生。价格部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真正落实到加强价格监管，化解价格矛盾，规范价格秩序的具体工作之中。要按照“放得开、管得好”的工作要求，进一步拓展思路，在关注和改善民生、为民办实事、办好事上加大力度，认真研究解决影响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价格问题，不断创新价格领域的社会管理工作。

（四）要注重服务为先、依法行政。创新社会管理，加强市场价格行为监管，要突出服务理念，不断强化服务职能，牢固树立服务大局、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意识。同时，必须坚持依法行政，严格约束和规范价格行政执法行为，树立物价部门执法为民、服务社会的良好形象。

三、市场价格监管的范围、工作安排

（一）监管范围

开展市场整顿规范的重点范围是以下15类行业：（1）房地产及物业管理行业；（2）各类商场、商店、超市；（3）宾馆、饭店、餐厅、酒楼、招待所、旅馆、旅店等餐饮住宿服务行业；（4）服装、鞋类、化妆品、名烟名酒、音响、照相器材等各类商品专卖店；（5）药品及保健品零售行业；（6）美容美发美体、洗浴行业；（7）旅游景点、旅行社行业；（8）网吧、游戏厅、酒吧、休闲吧、歌厅、KTV、、夜总会、俱乐部等休闲娱乐场所；（9）家具、汽车、摩托车及配件销售行业；（10）电子城、电脑城，数码城等电脑软件经销以及手机、通信器材经销行业；（11）花店、礼品、饰品、工艺品；（12）照相摄影行业；（13）眼镜服务行业；（14）黄金珠宝零售行业；（15）各类商品展销、展厅（包括临时性、季节性商品展销）。

（二）工作安排

各市、区要根据各地实际制定长远规划和短期部署，每年在15类行业中选择3至5个行业进行整顿和规范，做到整顿一个行业、规范一个行业。并将各年度工作计划安排，在每年3月底前报市物价局（价格监督检查局）备案。

四、工作重点和主要任务

（一）分行业整治不正当价格行为。按照“整治一个行业、规范一个行业”的思路，积极探索分行业整治不正当价格行为的新路子，切实提高市场价格行为监管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一是规范商业零售促销价格行为。研究制定《市商业零售促销价格行为指南》，明确促销的含义、原则，促销明示的法律义务和具体要求，以及促销中应禁止的不正当价格行为，公布商业零售促销中常见的15类价格欺诈行为。同时，开展商业零售市场价格行为整治活动，通过提醒告诫会、情况通报会等形式，引导经营者加强价格自律，规范商业零售促销行为，增强经营者的价格法律意识和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二是围绕生活必需品、旅游市场、商品房、汽车、家具等消费热点行业，开展市场价格秩序专项整治，严厉打击价格欺诈、价格串通和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价格违法行为。

（二）构建价格信息服务监管网络平台。适应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新形势，充分发挥市价格诚信网站的作用，紧扣“服务、监管、互动”三大功能，积极探索建立价格信息服务监管平台，利用网络推进市场价格监管工作。一是服务平台。建立重要农副产品市场监测及应对价格异常波动的监测预警平台，健全市区主要商品价格信息公开制度，对居民生活消费必需品价格实行每日公布，深入分析价格走势，为消费者提供一条了解市场行情的渠道，同时为商家搭建一个展示、推荐商品的平台，引导市场价格、稳定社会预期。二是监管平台。将市场价格监管的关口前移，完善标价签监制备案和商品房明码标价备案系统，明确备案流程及相关规定，实现动态管理。加快价格举报受理平台建设，及时披露举报热点，提高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三是互动平台。结合物价系统民主评议行风活动，大力开展送政策、送法律、送信息等价格公共服务工作，建立健全网上信箱、网上咨询、价格论坛等沟通渠道，通过互动平台，及时收集社情民意，了解消费者的价格需求，维护消费者的价格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加大明码标价监管力度。要按照“巩固、规范、公开”的工作要求，利用3至5年时间，进一步规范明码标价，提升明码标价水平和档次。一要依法规范明码标价行为。要求商品经营者和提供服务经营者按规定进行明码标价。经营者不得使用未经价格监督检查部门监制的标价签标价，收费价目表要经价格监督检查部门监制后公示。价格（收费）变动时应当及时调整，残次标价签价目表要及时更换。企业申请特色标价签，要按规定程序报当地价格监督检查部门批准。二要锲而不舍开展监督检查。针对市场明码标价具有点多、面广、反复性大的特点，要加强日常市场价格监管，安排专人开展经常性的日常监管，做到日常监管不松懈，反复整顿不断档，整顿一个行业、规范一个行业。三要着力推进明码实价工作。实行明码实价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规范经营者的价格行为，杜绝不正当价格行为的有效途径，也是当前规范市场价格行为的有效措施。要重视并积极推进明码实价工作，加大药店、家具、珠宝三个行业实行明码实价的工作力度。以明码标价为基础，大力倡导开展“价格诚信一条街”、“明码实价一条街”等活动。各市、区要开拓明码实价试点工作，选择一两个行业进行探索尝试，积极推广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加快推进明码实价的工作步伐。

（四）严厉打击不正当价格行为。一是组织开展节假日市场价格专项检查。以规范明码标价、打击价格欺诈行为为重点，组织开展节日市场价格专项检查。二是组织开展查处不正当价格行为专项行动。市局每年将组织开展一次全市性专项检查，抽调业务骨干，统一编组、集中时间、集中检查。各市、区每年至少要组织开展一次打击不正当价格行为专项检查。三是要建立健全市场价格日常监管制度，做到市场价格经常有人抓有人管，保证市场价格监管不断档，不走过场。四是逐步加大不正当价格行为案件的处罚力度。对情节轻微的，要进行警示规劝，限期纠正整改；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典型案例公开曝光，严肃处理，决不手软。五是扩大社会监督渠道，建立社会监督网络。要注重舆论监督，充分利用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对市场价格行为进行全方位的监管，发挥社区乡村监督员、联络员、信息员、宣传员的“四员”作用，宣传价格法律法规，加强正面舆论导向，使经营者守法经营。

（五）深入开展价格诚信建设。各级物价部门要按照价格诚信单位创建活动的总体要求，以“巩固与发展”为主题，继续抓好今明两年的价格诚信单位创建活动。一是抓稳固，优胜劣汰。依据价格监督检查、社会调查和群众反映等情况，推行经营者价格诚信“红名单”和“黑名单”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布，通过实施动态监管手段，保障价格诚信单位质量。二是抓发展，扩大规模。在坚持质量标准的前提下，稳步发展价格诚信单位数量，把价格诚信单位创建做优做强。三是抓标准，确保质量。严格价格信用体系建设评价指标和创建程序，逐步建立健全企业、行政事业单位价格（收费）诚信档案库，实行价格诚信等级晋级制，成熟一个发展一个。通过深入开展价格诚信体系建设，加强对价格诚信单位的服务指导，不断提高价格诚信单位的价格自律意识和社会诚信度，充分发挥他们的示范作用和社会影响力，促进市场价格秩序的规范。

五、保障措施

（一）思想上要高度重视。加强市场价格行为监管工作是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保障价格工作“放得开，管得好”的根本要求，是维护价格秩序、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客观要求；是价格主管部门在新形势下拓展工作领域，转变工作职能，找准工作定位的现实要求，对于稳定价格总水平、优化社会发展环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各级物价部门要提高认识，切实把加强市场价格监管作为拓展物价工作新领域的大事来抓，作为物价部门重塑形象，创威树威的要事来抓，增强紧迫感、危机感和责任感，积极主动把市场价格监管工作抓紧抓好。

（二）组织上要加强领导。各市、区要专门成立市场价格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形成由局领导挂帅，价格监督检查机构牵头，其他职能科室协作的工作机制，抽调精干力量开展工作，并建立日常情况信息周报制，重大要情日报制等各项制度，确保市场价格监管工作取得实效。此项工作列入全市价格监督检查工作考评的重要内容。各市、区要积累资料，建档成册，便于年终考核。

行为监管范文篇6

[论文摘要]在证券市场中，中介机构为特定单位、个人提供专业服务，因其在特定领域有所专长而受到公众信赖；然而，中介机构往往滥用这种信赖和专业优势，做出有损于当事人或其他人合法利益的不当行为。中介机构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必然会受到监管部门的监督与管理，它的不当行为可能导致监管者的腐败，而当监管者存在腐败行为时，也会进一步诱致中介机构的非理性选择。本文将主要探讨证券监管者的腐败行为，并分析监管者的心理特征，进而构建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模型。

证券监管腐败，是指监管者违反证券市场公认的准则和规则，利用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权力，通过市场运行的某些环节，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行为。在证券市场中，中介机构为特定单位、个人提供专业服务，因其在特定领域有所专长而受到公众信赖；然而，中介机构往往滥用这种信赖和专业优势，做出有损于当事人或其他人合法利益的不当行为。由于中介机构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必然会受到监管部门的监督与管理，它的不当行为可能导致监管者的腐败，而当监管者存在腐败行为时，也会进一步诱致中介机构的非理性选择。

一、证券监管者的腐败行为

谢平、陆磊(2005)对中国金融腐败的调查数据显示，接近四分之三(71．5％)的证券机构认为证监会的处罚存在弹性，同时近90％券商认为证券监管透明度低，与此相对应的是券商对自身不规范交易行为的坦言不讳：88．8％的券商认为证券市场操纵很严重，虽然其中有一半人认为情况已经有所收敛；82．5％的券商认为证券机构存在为企业进行包装等行为；近四分之三的券商坦承内幕交易的普遍性。谢平、陆磊等通过计算得出证券业腐败指数高达7．268658，亦充分说明了我国证券业的腐败程度较深。相比之下，银行业腐败指数为4．173592，虽然也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但比证券业隋况稍好。

在金融监管腐败行为中，作为贿赂的供给者，金融机构存在两类行贿行为：一是为开展新业务而不得不承受的监管当局设租盘剥(胁迫)；二是为了对自己的违规行为寻求监管庇护而进行的主动行贿(共谋)。监管者的受贿行为也相应分为两类：一是通过设租进行的贪赃而不枉法的行为，即行政审批中的受贿行为；二是通过收取贿赂而进行的贪赃枉法行为，即保护违规机构以换取个人好处。证券市场上监管者对于中介机构的腐败行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1．监管者在行政审批中的设租行为。权力是产生腐败的源头。监管部门在中介机构市场准人、现场检查、业务监管及非业务监管等诸多环节中拥有完全权利。部分监管者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故意刁难中介机构，存在着能办不办、无故拖延、可一次办毕的多次办理、可一次告知的多次告知等不良现象。不规范行为迫使被监管者花费更多的成本以寻求正常业务开展，其实质是一种监管者盘剥被监管者“买路钱”的“设租行为”。

2．监管者在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弹性过大。突出表现是行政处罚环节中说情主义、打招呼、徇私情的现象严重，部分监管人员接受说情或者违纪收受礼品，违背《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的有关规定，性质严重的问题不处罚或就轻处罚，性质较轻的问题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就重处罚，当重不重，当轻不轻，被监管者与监管者就处罚问题多有讨价还价，代表国家意志的行政处罚行为表现出极大的弹性，行政处罚的严肃性严重弱化，政策法规的威严受到毁损。

3．监管者在日常管理中收受贿赂的行为。部分监管者违反廉洁自律的制度规定，在各种会议、节假日、现场检查、其他约见场合收受中介机构提供的礼品、有价证券或者支付凭证，参加被监管者公款支付的宴请等。极个别人员甚至发生直接向被监管者索要财物的索贿行为。

二、监管者腐败的心理特征分析

心理学认为社会动机(动因和诱因的总称)是引起社会生活主体达到一定社会目标的内在动力，它隐藏在人们行为的背后，是引起人们行为活动的直接原因。人的各项活动是在动机的指引下，朝着某一目标进行的。因而，监管者的腐败行为也可以认为是监管者在腐败动机的推动下而产生的。监管者的腐败行为模式可以由下图给出：

1．需要产生腐败动机。需要直接会产生行为动机，但不是所有的需要都会如此。人的需要是极其复杂的，而且经常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因而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所表现出来的需要的强烈程度也各不相同。那些一时不迫切、不强烈的需要，甚至还未被自己意识到的需要就不可能直接转化成行为的动机。对于监管者来说，他们对腐败对象(如金钱、享受等)的需要，尽管也客观存在，但在正常情况下并不是最迫切的。所以要使这样的需要转化成强烈的动机，就取决于外界刺激。

2．外部刺激诱发腐败动机。由于腐败对象的刺激(诱因)，监管者对某种需要会逐渐强化，从而形成相应的腐败动机。在形成某种腐败动机之前，监管者会对其刺激物进行权衡，并通过期望收益与实际收益的比较、收益与风险的比较等进行认同与否的判断。如果实际收益与期望值相符，且收益远远大于风险，那么就可能取认同态度，从而形成相应的腐败动机。反之则采取不认同态度，则无法产生腐败动机。另外，如果需要直接转化成了腐败动机，那么刺激就是一个多余的过程，只起加速作用；如果把需要换成挫折或压力，则刺激就是必不可少的步骤了。

3．腐败机会的存在使腐败动机转化为腐败行为。腐败动机产生之后，监管者就会千方百计地捕捉实施腐败行为的机会。在法律法规、内部控制机制完善且监督力度大的情况下，腐败者无机可乘。然而，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激烈竞争的环境下，相关的制度还不完善，产生了很多可乘之机。特别是对于腐败动机极其强烈的监管者来说，在机会不充分的情况下，甚至会人为地创造机会。所以，如果制度不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同时周围环境也有利，监管者就会顺其自然地利用手中的职权谋取个人私利，甚至不择手段侵害国家和他人的利益。

4．满足感、外部查处对腐败动机的影响。腐败行为目的达到后，一般来说一定时间内都会有一种满足感。如果在相当的时问内相安无事，腐败者会增强对自己的信心，并纵容自己的私欲进一步膨胀，产生新的需要，同时使通过实施腐败行为来满足需要的动机得到正强化。如果东窗事发，遭到查处，则腐败者得不偿失，会对其贪欲产生负强化作用，进而会校正自己的需求，弱化不良动机。实际上，腐败是不可能完全遭到查处的，那些具有强烈腐败动机的监管者会抱侥幸心理而行事。

此外，人的行为往往是受最迫切的需要所支配的。由于外界刺激物的不断变化，最迫切的需要也会随之而变，如果正强化因素占主导地位，腐败动机就会呈螺旋式上升。所以，腐败者的满足情绪只是一时的，意志力强、品质好的人满足的时问会相对长一些，一旦外界刺激物作用增强，需要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有的需要会变得迫切而强烈起来，从而产生新的不满情绪，实施不良行为甚至腐败行为。由此可见，图1所示的行为模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时问的推移和外界变量变化，监管者的行为会经历不同的循环。公务员之家

三、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

证券监管者的腐败行为使得违规操作的机会成本急剧降低，加剧了被监管机构的有恃无恐。中介机构的违规行为在监管者存在腐败的情况下很少能被查出，或者是查出后不会受到重处，因而中介机构在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下会选择违规操作，做出非理性的选择。我们不妨构建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模型。假设中介机构与上市公司行为完全一致，即认为二者已经达成了共识，选择共同违规或者是正常经营，在此基础上研究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行为。中介机构有两种行动可以选择：“违规”或“不违规”；同时监管者也有两种行为可以选择：“稽查”或“不稽查”。

设E为中介机构违规操作所获得的额外收益(earning)；C为监管者稽查所付出的成本(cost)；A为监管者对中介机构违规行为的罚款(amerce)；L．为监管者对中介机构违规行为做出的停业处罚导致的损失(1ost)和其它无形损失；D为中介机构贿赂监管者的成本，也即监管者腐败(depravity)的收益。同时，假设Pc为监管者进行稽查(check)的概率，因此不稽查的概率为1一PC；PV为中介机构进行违规操作(violate)的概率，从而正常经营的概率为1一PV；PD为监管者腐败(depravity)的概率，从而监管者不腐败的概率为1一PD。

根据以上假设，监管者、中介机构的博弈模型及其收益如下图所示：

1．模型分析

(1)给定中介机构违规操作概率为PV的情况下，监管者的收益分别为：

(2)给定监管者进行稽查概率为Pc的情况下，中介机构进行违规操作和正常经营的预期额外收益分别

2．模型解释

从中介机构的角度出发，模型的均衡表示中介机构将以最优概率P选择违规操作并获得相应的额外收益，此时，监管者的最优选择就是随机的选择稽查或不稽查。如果中介机构选择以P>P的概率进行违规操作，那么监管者的最优选择就是稽查，反之则选择不稽查。

根据模型可以得知，P取值取决于c、E、A、PD的取值，其中额外收益为外生变量，可认为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可以通过提高A，降低c和PD的值来降低P的取值。也就是说，可以采取提高对违规操作的惩处力度、降低稽查成本以及降低腐败概率的手段来降低中介机构违规操作的概率。

另外，从监管者的角度考虑。考虑到中介机构的利益最大化，监管者稽查的最优概率为PC=(E—DPD)／[(A++E)(1一PD)]。当监管者选择以概率PC>PC进行稽查时，中介机构的最优选择为正常经营；当监管者选择以概率PC<PC进行稽查时，中介机构的最优选择为违规操作以获取额外收益；当监管者的稽查概率为PC时，中介机构将随机地选择违规操作或者是正常经营。

行为监管范文篇7

“关键词”保险市场；保险监管；市场行为；诚信建设

一、我国保险监管发展的新形势

新中国商业保险发展近半个世纪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保险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市场主体从少到多，保险产品不断丰富和增加，保费收入规模越来越大，保险员工队伍不断扩大，商业保险成功走入了千家万户。伴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逐步做大，保险公司的市场竞争行为正变得越来越不理性。不公平竞争、不正当竞争、不诚信竞争屡屡见诸报端，受到各方的指责。保险公司的外部生存环境和社会信誉正变得越来越糟糕。

“十一五”时期，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到2010年，保险在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经济稳定运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和参与社会管理等方面的作用显著增强；风险得到有效防范和化解，行业整体偿付能力充足，自我救助能力和抵御系统性风险能力显著增强；主体多元化、竞争差异化的市场格局基本形成，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大型保险集团和专业性保险公司；基本建成一个业务规模较大、市场体系完善、功能作用突出、服务领域广泛、偿付能力充足、综合竞争力较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保险市场。

2006年6月16日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其中提出了保险业改革发展的总体目标：建立一个市场体系完善、服务领域广泛、经营诚信规范、偿付能力充足、综合竞争力较强，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的保险业。关于发展保障，要求加强和改善保险监管。《若干意见》强调，要建立以偿付能力、公司治理结构和市场行为监管为“三支柱”的现代保险监管制度。在对偿付能力加大监管的今天，市场行为监管仍不能掉以轻心，它是保险业健康发展的基础。除此之外，保险监管者对保险公司的市场行为哪些是应该监管的，哪些是公司自己内部管控的行为应当作出很明确的界定。否则，将导致保险市场监管者的缺失，最终损害保险市场效率和投保人利益。但是目前保险监管中对保险市场行为重视和研究力度仍然不够，保险市场的恶性竞争和不诚信经营时常存在。为此，研究影响保险市场行为的因素，最终寻求合理的解决途径，在当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恶性竞争是饮鸩止渴，服务提高才是治根之本

1、在保监会的重压下价格战势头有所缓解。价格战曾是恶性竞争的主要表现形式，为了对付价格战，保监会一再下发文件，对许多险种的最低保费做出限制。2006年8月份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制订并下发了四大项目的财产险条款费率指引，今后包括电厂、公路、地铁、楼宇在内的重大工程保险，将以不低于该费率指引标准进行承保。保监会委托保险行业协会制订指引的目的，是要改变目前重大工程保险恶性竞争，费率被严重压低以至在国际再分保市场上无法分保的局面[1].

2、商业贿赂现象叠出，保险监管力度加大。很多保险人在买保险的时候，会比较哪家保险公司的产品更便宜，有更低的折扣；就连部分保险公司的人在谈论其他保险公司的优势时，也大谈其他保险公司的保险打的几折，给客户返多少佣金，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说的这些竞争优势都是违反保险法规定的，是典型的商业贿赂。

根据1999年2月1日财政部的《保险公司财务制度》规定，保险行业可以向方和经纪人给付最高不超过保费8%的手续费，且还是要扣过税款后以转账形式支付。但现实情况是，个别保险企业为了争夺这些保险方和经纪人，不断给出更高的手续费或变相提成，手续费或提成甚至达到保费的50%以上。2006年3月16日的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上，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指出治理商业贿赂将成为下一阶段保险监管专项工作，商业贿赂已经引起保监会的高度重视。

3、监管要适度，禁止恶性竞争并不意味着不要竞争。有市场就必须有竞争，否则，市场是不完全的市场，是不健康的市场。为了保持市场的健康发展，保险市场需要适度的监管。为维护保险市场的正常运行，防止保险市场失灵造成破坏，保险监管的重心应放在创造适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上，放在对形成和保持适度竞争的格局和程度的监测上，要求管而不死，活而不乱，既限制竞争又不消灭竞争，既追求利润又不盲目冒险，既有风险又保障安全。

4、推进自主创新，提升服务水平。关于创新与服务，要健全以保险企业为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保险创新机制。发展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高科技保险，为自主创新提供风险保障。稳步发展住房、汽车等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促进消费增长。积极推进建筑工程、项目融资等领域的保险业务。支持发展出口信用保险，促进对外贸易和投资。努力开发满足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地区人民群众需求的各类财产、人身保险产品，优化产品结构，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水平也是节约。现在大家都在提倡节约资源，在保险业，提高服务水平、提高服务效率就是节约，它可以为客户节约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成本，让更多的人正确的认同保险。

三、保险市场暗流涌动，诚信建设势在必行

虽然近年来保险业在诚信建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存在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误导欺诈、拖赔欠赔等失信行为还比较突出，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对保险业的信心。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创新方式，注重实效，逐步构建政府监管、公司内控、行业自律、社会评价和舆论监督多层次综合治理的长效机制[2].

笔者在此着重指出保险中介方面的问题，尤其是保险营销员。中国保监会保险中介监管部副主任吕宙指出，2005年全国保险业通过中介实现保费收人35亿元，比上年增长23.8%，占总收人73%.未来五年，保险中介市场基本发展思路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服务经济社会为出发点，坚持诚信专业化经营，不断提升保险中介行业社会信誉，实现保险中介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为保险业又快又好做大做强做出贡献[3].初步测算，到2010年，保险专业中介公司将接近4000家，保险营销员保持150万人左右，保险机构10万余家，保险中介业务年均增长超过30%，保险中介的保费收人超过6000亿元，其中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实现保费收人超过1000亿元。

据了解，保险的诚信问题主要出现在销售和理赔两个阶段。由于保险业务收入的40%以上来自营销员，而全国近147万名营销员直接面对消费者，虽然销售过程中的诚信问题影响面非常大，但保险公司由于考核机制等原因，普遍存在短视心理，希望能在短期内实现业务的快速攀升、占领市场，这使得保险公司的领导和管理者通常以保费论英雄，将那些保费收入高的业务员视为公司的骨干，给予各种奖励。不诚信不要支付成本，长此以往，不诚信反而成为一种极具破坏力的负面示范。

针对这一现状，中国保监会保险中介监管部副主任吕宙也提出过相应的解决办法，包括完善中介监管的法律、法规，提高中介监管有效性。努力形成一套包括市场准入退出机制、从业人员资格管理、保证金和职业责任保险制度、保险信息披露制度、惩罚制度在内的完整的制度体系，加强现场和非现场的监察，严厉打击损害被保险人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总的来讲，要通过社会信用服务机构进行诚信建设，调动全社会公众进行积极监督，使诚信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内容；要强化保险企业的诚信管理，同时还要加强保险诚信的宣传教育，树立一批讲规范、重服务、守信用的典型；要把治理从业人员失信与治理保险公司失信结合起来，加大对公司法人的监管力度，从源头上治理失信行为；进一步落实保险营销员持证上岗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营销员资格管理制度改革；完善专业中介机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认真把好行政审批关。

四、强化市场行为监管

针对保险市场行为的监管，《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强化市场行为监管，改进现场、非现场检查，严厉查处保险经营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提高市场行为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这一目标的提出给保险监管指明了方向。要按照高标准、规范化的要求，严格保险市场准入，建立市场化退出机制。实施分类监管，扶优限劣。健全保险业资本补充机制。完善保险保障基金制度，逐步实现市场化、专业化运作。建立和完善保险监管信息系统，提高监管效率。规范行业自保、互助合作保险等保险组织形式，整顿规范行业或企业自办保险行为，并统一纳入保险监管。研究并逐步实施对保险控股（集团）公司的监管。健全保险业与其他金融行业之间的监管协调机制，防范金融风险跨行业传递，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此外，笔者认为随着保险竞争的加剧和保险信息化的发展，保险与银行、证券相互渗透的趋势正在加快，由此导致了监管交叉和监管真空问题。对此，保险监管部门要加强与银行业、证券业等监管部门的协调和合作，定期进行业务磋商，交流监管信息，解决混业经营趋势下的分业监管问题，支持保险公司拓宽业务[4].与此同时，加强与各国保险监管部门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加入国际保险同业监管体系，通过该体系监管国内保险市场上的外资保险公司、国际保险市场上的本国保险公司以及接受本国分保业务的国外再保险公司，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

“参考文献”

[1]李卉当前我国保险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河南金融，2005，（4）：22-23

[2]侯申华诚信恐慌[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4

行为监管范文篇8

关键词：共享单车;行为经济学;信用监管;违规使用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统由政府公共部门提供的市政公共单车服务得到扩展，以私营企业为主要资金和技术提供者的共享单车突破市政公共单车有桩式的限制，以无桩模式极大提高作为交通运输工具所能提供的产品完整性，使用便利性迅速得到发展。共享单车作为深入人们生活的最根本共享出行模式，为长期困扰城市交通“最后一公里”，即通勤者使用市政公交系统如地铁或公交到达站点后解决通勤目的地与站点间可达问题提供了良好的解决途径。然而，在作为新事物出现的共享单车发展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负外部性问题，诸如乱停乱放、私自占用等违规使用现象，降低了城市出行效率和城市公共资源利用效率，成为城市治理新问题[1]。为了共享单车可持续性发展，更充分发挥其便利性和绿色环保等优点，各方都极力解决上述问题。主流观点主张由政府出面规制这一自下而上发展出的自由市场乱象[2]，然而也有观点指出政府监管存在滞后性，无法满足共享单车迅猛发展的态势，而能够同时调用多方力量的信用监管可以通过用户间举报、监管和行业间监管相结合，使用积分记录和价值诱导，实现共享单车乱象的有效治理，而这一机制正是我国交通运输领域长期缺乏的市场力量[3]。

本文使用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共享单车市场用户使用行为乱象产生的原因进行反思，证明和思考信用监管机制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

1概述共享单车市场

共享单车是共享经济的一种具体表现。在国外，荷兰最早推出了公共自行车出行方式，由此西方学界开始了对共享单车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的共享单车由政府免费提供，但由于缺乏管理，失窃、损毁严重等问题不得不暂停。直到1995年，丹麦首先推出有桩式公共自行车模式，使公共自行车统一管理、定点停放，共享单车的管理问题才得到大幅改善，有桩公共自行车的模式一直被沿用至今。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共享单车的管理越来越智能，GPS技术被广泛运用到共享单车的定位服务中。与此同时，随着私家车数量增加，共享单车作为一种缓解城市公共交通压力的有效手段，得到了广泛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城市建立起自己的公共自行车系统[4]。近年来，我国开始引进并发展共享单车。早期我国共享单车主要由政府出资建立，并统一管理，所有权归属于政府。随着共享单车租赁的出现，共享单车管理模式开始转为私人企业承包，不再由政府统一管理，共享单车市场在我国并未非常火爆。随着互联网与智能手机的发展，共享经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OFO、摩拜等共享单车企业以“扫码即骑、无桩停放、按时收费”的新型共享单车，成功将共享单车的发展推向高潮，这一新型共享单车模式得到迅速的普及并开始向海外输出。但与此同时，互联网共享单车的模式也并未完全解决共享单车的管理问题，共享单车损毁、丢失等问题依然亟待解决[5]。

2共享单车市场信用监管机制现状

共享单车信用监管机制主要分为共享单车公司间信用体制和社会水平的信用机制两类。前者由企业作为监管机制的发起人，使用互联网共享单车出行平台进行信用记录和奖惩，从而达到对用户使用行为的监管和约束；后者由相关政府和行政部门执行监管角色，并且使用大数据信息化技术，将共享单车行为和信用数据统筹进入交通运输信用机制以及金融信用领域，扩大共享单车信用监管机制影响力和约束力。基于单车公司间的合作和用户使用共享单车的行为，可以在公共社会信用体系中建立有效的信用点机制。例如，像“摩拜”现已在移动终端内置的信用积分机制一样，每个注册用户都有一百分的信用积分，当他们正常骑车、报告已有损坏情况或报告他人违规时，用户可以相应增加信用积分作为奖励。对违法行为，如非法停车、忘记锁车、添加一个私锁、或由交警通报的其他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会实施负反馈，即每个被发现的违规操作扣至少十五分。最终，负分数的用户将被禁止使用共享单车。信用积分可用于折价和骑车免费券，从而用货币的方式，在对特定共享单车公司的用户信用制度中引入了行为价值。社会水平的信用体制发起原因主要在于，即使违法行为人从未使用过共享单车，也有可能实施破坏，偷盗。因此，对特定共享单车公司的用户信用制度对这些人没有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引进政府规章。比如通过与共享单车企业共享信息，结合来自交警数据库的信息，政府机构可以建立一个非机动车数据库，用于禁止违法的共享单车的使用。也可以建立个人交通失信行为数据库，将共享单车的信用与汽车驾驶员驾驶证的年度评价挂钩。这些数据库可以进一步影响社会信用体系，如影响未来的贷款申请、旅游和消费的便利性等。因此，即使是没有在特定共享单车公司注册使用共享单车的人，也会受到信用制度的影响，因为它与政府数据库有关，影响着社会信用体系。

3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对共享单车使用乱象原因分析

行为经济学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支，行为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创建的经济学分析流派。行为经济学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相结合，研究社会中人类的理性和趋利避害问题。行为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拓展了西方经济学传统的“理性经济人”“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等过于理想的不足假设，使传统经济学的在个体经济决策上应用性更强[6]。从行为经济学分析框架思考共享单车使用行为乱象的问题，可以有以下原因归纳。首先是信息不对称问题，传统经济学分析框架基于“完全信息”原则，而行为经济学提出不完全信息，即信息不对称。在共享单车使用情景中，用户往往会面临对指定地点共享单车可用情况了解信息不足等信息不对称问题。尽管共享单车作为建立在信息化大数据技术的移动互联网共享出行服务平台，相比于传统交通运输出行方式所提供的信息丰裕度已经完整许多，但是不可避免地，仍然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比如尽管共享单车移动终端上显示某地可使用共享单车数量充足，但是使用者往往会遇到区域内所显示可使用共享单车有极大比例存在损坏等不可使用情况，而这些是共享单车平台并不会实时提供给用户的，只有当用户面对某辆特定单车扫码完成后，才会给予相关信息，而此时用户出行的时间成本大大增加了。这使用户的出行体验大大降低。而共享单车的主要适用目标是完成地铁或公交等通勤的“最后一公里”，使用群体往往是时间价值较高的通勤者，因此当上述信息不对称问题出现时，相比于平静时期，使用者负面情绪更容易被激化，易于作出恶意损毁的决策。甚至部分使用者在多次遇到此种情况以后，为了避免之将作出私自占有等不当使用决策，以减少自己出行时间成本增加的风险。其次是缺乏对非理性的考虑。受到传统经济学“完全理性人”假设的长期影响，研究者和市场分析者往往忽视了非理性的实际存在。完全理性人假设认为市场行为者的决策是在完全信息下的自主独立，是不受其他决策者影响完成的。然而事实上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市场决策者，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都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同类效应”，即个体的决策会接受到同样情景下决策个体的潜在影响。甚至人们还会受到“从众心理”的影响。因此，由于市场非理性，在共享单车的使用乱象问题上，当使用者为了自身便利自发地出现不规范使用，在企业决策者还未来得及发现时，该行为将会以较快速度进行扩散，成为现象级问题。而此时进行事后监管成本和难度都大大增加。最后是忽视认知偏见[7]。认知偏见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行为主体存在“短视”认知偏差，在面临收益即期实现而成本未来支付的行为选择时，会过于重视选择的即期收益。人们本身在进行决策时就有“短视”的决策偏好，即偏爱短期收益，而由于一定程度上的监管不力，共享单车在短期给人们带来的收益收效十分迅速，并且效益损失几乎为零。因此人们在使用共享单车时，往往考虑的是自身利益，而很难思考到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和过度占用。第二，人们在面临即期支付成本而未来实现收益的行为选择时也常常不愿意为之。在作为通勤者面对“最后一公里”情景中是否进行共享单车违规使用决策时，选择规范使用我们将收益心理道德的认同和长期素质的增长，但是机会成本是无法准时出勤，一个即将在小时单位内兑现的即期成本。因此，人们往往更容易不那么痛苦地选择违规使用。因此，分别针对上述三点基于行为经济学框架的分析，提出对共享单车使用乱象的约束机制。首先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相比于信用监管机制，政府监管的直接力度不足，因此应当建立共享单车企业水平的信用监管机制。由于决策者和市场的非理性问题，应当建立与货币奖惩挂钩的信用机制，用信用信息显示化和货币价值诱导利用决策者“趋利避害”的天性进行约束。而基于认知偏见问题，信用监管机制需要将违规成本外化，比如信用公示、货币惩罚等，纠正决策者天生的认知偏见。

4结语

行为经济学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完善了传统经济学假设的不足，能够更好地应用于实际问题决策。基于行为经济学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共享单车使用不规范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源于使用者与服务提供者的信息不对称、市场行为者的非理性以及认知偏见。因此提出建立信用监管机制，充分发挥市场行为者自身监管的能力，使共享单车市场完成“共享共治”，实现自救。

参考文献

[1]翁士洪.城市共享单车监管体制的整体性治理创新研究[J].电子政务,2018(4).

[2]冷向明,郭淑云.共享经济治理中的政府责任——以共享单车为例[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5).

[3]郑雯雯,陈建平.合作网络治理:共享单车的治理模式选择及其优化对策[J].电子政务,2018(8).

[4]MidgleyP.Bicycle-sharingschemes:enhancingsustainablemobilityinurbanareas[J].UnitedNations,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2011(8).

[5]王家宝,余园园,敦帅.共享单车:现状、问题与对策[J].管理现代化,2018,38(5).

[6]周业安.行为经济学:引领经济学的未来?[J].南方经济,2018(2).

行为监管范文篇9

一、教育管理中寻租行为的表现

借助布坎南对寻租行为的划分，教育管理中管理者利用制度、规定等手段，维护即得利益或对既有利益进行再分配的寻租行为，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的寻租行为是教育管理的权力主体通过有限准入的方式设租，产生租金并获取租金的活动。该层面的设租行为主要借助教育管理者设立的准入制度、审批制度等形式来完成。管理者设立这些制度的初衷是想籍此来甄选教育事业经营的参与者，汰劣存优，提高入场者的整体水平，但有限准入的管制无形中却为租的设立打下了基础。

第二层面的寻租活动，是指由于第一层面的寻租活动给管理者带来了好处，从而吸引人们耗费精力和钱财去争夺教育管理权的活动。这种寻租活动在高校中管理人员与教学人员的数量比上表现明显。国际上比较认同的合理高校人员构成是较少的管理人员和较充足的教学人员，这样才能保证足够的教学力量去体现学校教育的天职。我国的情况却不容乐观，早在上世纪末马雷曾作过比较研究，发现中国高校该项比为1：2.25，而高等教育较为发达的美国高校的为1：4.41，相差1.96倍。作为当今中国一流高校的清华大学，其行政管理人员为886人，教学教师为2020人，比例达1：2.28。可见中国高校中这种寻租现象存在已久，并且在近十年的发展中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善。

第三层面是指管理者采取措施将暗租变为明租的寻租活动，通过合法手段赚取租金。教育管理者的明租收入主要来自对学生征收的费用，而学生、学校只是完成校方或上级管理部门的规定，于是各种各样的乱收费就成为该层面寻租活动的典型。

二、教育管理中寻租行为的分析

纵观教育管理中寻租行为的表现，其原因大致可归结于以下三个方面：

1.制度不完善是造成寻租行为的主要因素

(1)制度缺陷或政策空间在无意或有意中设立租金。由于教育市场上市场失灵的存在，需要权利主体利用其权威性来设置规章制度。但“有限理性”的存在，决定了不可能产生完美无缺的制度。于是在制度制定过程中，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最终产生的制度也只是一种折中、调和的结果，很难会是最优化的安排。不完善的制度导致各利益集团竞相利用这些缺陷或空间去寻求租金收益，前文提到的1.4亿四级考试费就是钻现有制度漏洞的典型例子。

(2)改革的缓慢提供了稳定的寻租环境。目前我国的教育政策、制度的改革往往是试点后推广，双轨制改革并行的改革。该过程存在着较长的过渡时期，使设租方不会担心自己的利益会立刻消失。这就使寻租活动的成本和收益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性，也就成为了教育管理岗位抢手的原因。

(3)集中的教育管理体制使管理者手中掌握大量的教育资源，必然成为各类寻租主体寻租的对象。一旦给付的租金合适，获得了管理者的认可，就意味着可以拥有管理者分配的教育资源，且不会再有竞争压力。既然有这样一块租的存在，能够获得巨大的特权和优惠那么花费努力获取寻租收益亦是值得的。

2.供求不平衡是造成寻租行为的根本因素

租金的存在，说到底还是教育资源的总量不足造成的。教育投资额占GDP总量4%的目标久久不能实现，就说明了现有的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倘若有充足的教育资源，学校、学生能够有更多的、无差异的或差异很小的教育选择，那么即使教育管理者设立了租金，作为理性的参与者是不会花费高昂的成本去参与寻租的，寻租的市场也会逐渐消亡。

而现在的实际情况却是供给总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甚至出现了有给不供的现象。这就牵涉到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供给意愿。当管理者拥有一定的供给能力时，为了获取更高的收益，他会暂时压抑自己的供给意愿，人为地造高人们对他手中这份教育资源的需求，推动价格的上涨和额外设立费用的合理化。

在三个层面的寻租行为上，一旦管理者人为限制或人为制造出差别政策、创造了制造出来的稀缺，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的，供求不均造成的租金就可能同时在这三个层面产生，从而影响整个教育事业的合理健康发展。

3.监管、处罚不力是造成寻租行为的重要因素

制度设计的初衷都是完美的、理想化的，可在执行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偏差，甚至远远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而当约束、监管制度执行效果的公众、参与者、主管机关无法监管或视而不见时，这个制度也就形同虚设了。鉴于本身对相关信息的获取能力和职权范围，公众不可能仅凭被监管者所提供的部分公开资料进行监管，因为这样很可能受被监督者蒙骗和操纵，所以公众对教育管理中的寻租行为监管往往是有心无力。而参与者（如学生、家长、一定情况下的校方）受制于管理者的权威和己方的既得利益，往往不愿主动检举或举报。作为监管主力的主管部门，多与被监管者处同一系统，监管意愿不强烈，甚至监管方本身也参与寻租活动当中，如果不是事情极其严重，主管部门也不会“节外生枝”，自找麻烦。

三、治理教育管理中寻租行为的对策

针对教育管理中寻租行为的具体情况，若想有效地抑制，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关键措施：加强制度建设，设计完善制度

如果说教育管理中寻租行为的存在是不合理的，需要予以取消，那么就要从根本上去取消设租的条件，不仅仅是取消一种审批权或一项不合理收费，而是革除这种行为所体现的不正常的制度。新制度形成必须论证合理的进入标准、保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保证能够有效调控市场资源，从而实现加强宏观管理、保证教育质量、维护人才培养活动健康发展的目标。

具体的制度设计上，首要任务就是加快教育法制建设，完善与创新教育管理制度；明晰产权制度，避免资源的过度大量集中，在资源的分配中实现权责相当；引进市场机制，加快招生制度创新，营造公平市场；建立以教授委员会为主体、以学术管理学术的理念和机制，实现学术自治，制止学术腐败；采用社会化、专家化和不固定化手段，创新人事聘用制度；实行校务公开，增强办事透明度和回避制度，接受大众监管；针对难以避免寻租或已经出现寻租的活动，要建立妥善的处理机制，尽量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将租金收归国有，避免流入个人手中。

2.根本措施：增加教育资源供给，保持供求平衡

在切实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实现预期目标的同时，政府应继续成为教育资源的主要供给主体，保证教育资源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帮助实现公民的受教育权。从学校的角度讲，应注意不应垄断教育供给，应给于民办、私立学校更多的发展空间，形成合理的自由竞争，避免挤占过多的教育市场。最终能够形成公办、民办共赢，公立、私立齐飞的良好局面。借助对教育资源供给渠道的完善，增加有效、可选、多样的供给教育资源，形成良好的买方市场。与此同时，适当抑制过度教育，进行合理的就业及成才价值观的宣传，对学生和家长进行降低当前我国过热的教育需求。同理，在其他的寻租活动中，有意识保证教育供求在结构和数量上的均衡，减少教育管理中寻租行为形成的条件，降低寻租者的寻租动机。

行为监管范文篇10

论文关键词：内幕交易心理分析防范

内幕交易指知悉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利用所知悉的内幕信息，自己进行证券交易或泄露信息建议他人进行证券交易的行为。我国《证券法》第75条规定：内幕信息是指证券交易活动中，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它具有以下特征：是尚未公开披露的信息；是真实、准确的信息；是与卜市公司讧E券价格有关的信息；是对证券价格有较大影响的价格敏感信息。尽管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对内幕交易行为的监管和防范，但内幕交易行为仍时有发生。我国内幕交易行为主要发生在公司收购、兼并以及蘑大合同过程中。Meulbroek(1992)的研究表明，美国等西方国家内幕交易案也主要发生在公司收购、兼并过程中。

一、内幕交易的心理特征及心理原因分析

内幕交易及其治理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个人与社会多方面的问题，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

(一)内幕交易的心理特征

证券内幕交易是一种证券投机和欺诈交易行为，是证券犯罪的一种常见形态。它有别于其它经济犯罪，主要心理特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认识心理特征。认识是一切心理活动的基础和各种行为的前提。参与内幕交易的人员多有贪婪的欲求和钱权交易的观念、极端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的思想，看重物质利益。此外，他们自我评价过高，自以为只要手法高明，透露内幕信息和参与内幕交易难取证、难认定。显然，这是冒险侥幸心理在作祟。二是动机心理特征。内幕交易的参与者多是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有关法律和规章制度也相当熟悉。但他们的物欲动机在巨额利润和跟风攀比的心理驱动下显得十分强烈，以至把阻碍动机如内疚感、社会声誉、查处和惩罚等压制下去，寻找种种“合理化”的理由进行自我安慰。三是职业人格特征。参与内幕交易的人员通常具有消极的职业人格特征，如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对企业和投资者不负责任的态度，以及对公平、公正、公开的证券市场原则和诚实信用的市场精神的错误认识；工作上的投机取巧，富于心计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等等。四是职务优越感。身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地位高，他们往往通过权力结交各种关系，运用手中权力为亲戚或他人解决各种困难，因此获得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为使自己的生活水平达到与职务优越感相称的地步，他们就毫无顾忌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牟取暴利。

(二)内幕交易心理产生的原因

1．外部因素。第一，社会环境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和氛围影响着人的心理和意识，且在不同层面和范围起着作用。当前，随着经济迅猛发展，竞争日益激烈，社会环境中的各种消极因素也随之出现，如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力腐败和诚信缺失等，这些是诱发内幕主体进行内幕交易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外在因素。主要体现在：一是近几年我国在两个文明建设中，有的偏重于物质文明建设而忽视了精神文明的发展，从而使社会精神文明处于失调状态，引起了社会性的病态心理如自私、虚荣、贪婪等。这些病态心理，诱发了部分内幕信息人员的贪婪行为。二是市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如金钱至上的观念，使一些内幕信息人员产生对商品金钱“顶礼膜拜”的心理。

三是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短暂，一些法律、法规不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不落实，也导致那些意志薄弱的内幕信息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内幕交易。第二，微观环境因素。个体生活的微观环境包括家庭环境、工作环境和交往环境中的不利因素，更易直接导致内幕交易心理的产生。如，家庭成员的攀比心理比较强，需要进一步改善生活条件，这时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可能性就很大；又如，在一个治理水平较差，制度不健全的企业，有人通过不正当手段发了财，内幕主体也很难不受影响；再如，交上不正派的朋友，有时可能会有碍所谓朋友之情透露其掌握的公司内幕信息，从而产生违法违纪行为。

2．内在因素。内幕主体进行内幕交易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心理，其内幕交易心理轨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自身的社会经历和个性特点所决定。归纳起来，内幕主体实施内幕交易的心理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为了钱财，不择手段”的贪婪心理。“贪婪”这种病态心理，与正常的欲望相比，贪婪没有满足的时候，反而是愈满足，胃口就越大。贪婪心理是内幕主体进行内幕交易的共同心理特征，有这种不健康心理的人一旦掌握上市公司的内幕信息，有了暴富的机会，就将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和诚实信用精神抛之脑后。

二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从众心理。从众心理主要表现为心理上对他人的追随和迎合，对自己的宽慰和谅解。他们会用“大家都这么干，别人能干我为什么不能干”来平衡参与内幕交易的心理。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尚不成熟，各种消息、传闻满天飞，内幕交易也较为普遍。在这样的环境下，具有随众心理的内幕人员就会浑水摸鱼，最终导致大捞一把心理动机的产生。

三是“贪图享乐，寻求刺激”的攀比心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的生活方式。有的公司管理人员，不比工作比生活，工作上低标准、生活上“高要求”，住房比宽敞、请客比排场、车子比高档。在力所不能及时他们仍不愿降低消费标准，于是就抓住利用内幕信息实现其“一夜暴富”的机会。

四是“重利轻法，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从犯罪学来说，侥幸心理是指犯罪人对自己能够逃避法律追究的自信想象或可能逃避法律制裁的赌注心理。怀有侥幸心理的人在“利”前面忘记了“法”。有些内幕主体钻法律的空子，认为只要自己算计得好，伪装得巧妙，事情办得隐蔽，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就不会被发现。

五是“碍于情面，难以自控”的矛盾心理。内幕主体进行内幕交易出现的矛盾心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在人情关系上，难以自控；官场人情，难以自控；面对利益的诱惑，难以自控。一些内幕主体在人情面前和对物质利益过度追求时偶尔脑袋中会闪过以权谋私的念头，但是慑于法律的威严和内心的自责，提不起勇气。然而出于“义气”和物质利益的极大诱惑还是促使他们在“战胜”内疚、声誉、查处和惩罚等不安心理后孤注一掷地进行内幕交易。六是“求富心切，急不可耐”的浮躁心理。浮躁心理弥漫到社会的多个角落，有些人求富心切，心态浮躁，拜金主义严重，期望一夜之问解决所有问题。内幕主体的内幕交易行为就表现出了这种浮躁心态。

二、预防内幕交易心理产生的途径

(一)预防外在因素

1．改善社会风气，消除不良因素影响。社会环境对内幕主体的心理影响不容忽视，它影响着人的心理活动和思想行为，对人的思想品德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风气，是减少或避免内幕主体进行内幕交易的重要外部因素。为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加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反对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坚决制止投机取巧、不劳而获和利用时机谋取私利的行为；鼓励诚实守信和适度消费，构建一个积极健康的社会环境和个体心理环境。

2．加强公司治理，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我国资本市场是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为使投资者平等获取信息，必须加强上市公司内部治理，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首先，要健全公司内控制度。将公司治理与公司股权激励相结合，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国家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进行专项评估等。其次，要构建高效的信息披露制度。修改完善信息披露配套法规，强化执法力度；明确公司各部门和董事、监事、高管等相关人员的信息披露职责，形成信息披露的内部约束机制；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动态监管，实施一、二级市场联动监管等，从而形成事前、事中与事后全过程的动态判别及监管体系。

3．加大违规成本，严惩内幕交易行为。由于违规成本远小于违规收益，逆风作案的内幕交易案件还不在少数，有时甚至越演越烈。为此，要加大对内幕交易者的查处力度与惩罚力度，具体措施包括：通过优化识别指标，引入基于数据挖掘的智能识别系统甄别内部交易行为，加大对内幕交易者的查处力度；行政处罚、刑事制裁和民事赔偿三管齐下，加大对内幕交易者的惩罚力度；引入集团诉讼制度，增强中小股东的行权便利性和诉讼便利性；建立问责机制，除从重处罚相关责任人以外，还要针对上市公司进行处罚。

(二)内在因素的预防措施

1．修身自律，构筑心理防线。内因是决定性的因素，只有修身自律构筑牢固的心理防线，才能把握支配行为的总闸门。身为公司管理人员和国家公职人员必须做到：要正确对待和慎重使用手中的权力，绝不能有权力私有化的邪念，更不能利用公司内幕信息为己牟取暴利；要谨慎对待各种欲望，在诱惑面前不动心，保持一股正气；要慎重交友。要吸取在证券市场上因不慎重交友导致违规交易的深刻教训；要过好亲情关。禁止将公司内幕信息透露给配偶、子女或亲戚，让他们在二级市场进行股票交易获取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