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态转型范文10篇

形态转型范文篇1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与《新青年》有关。《新青年》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形态转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一、《新青年》与现代文化载体转型

在《新青年》的倡导之下，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冲击着中国文言文的正统地位。

长期以来，在正统封建文人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至于白话文学，如小学、戏曲、俚歌等等，都是鄙弃的对象，则被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最早萌动于海外。胡适曾在《四十自述》中谈到1916年春中国留美学生中关于白话文的酝酿。这年二三月间，胡适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原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或语言工具变迁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当一个工具逐渐消失或逐渐僵化时，就要换一个工具了。在这种嬗变的过程中去接受一个活的工具，这就叫做“文学革命”。

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对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接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陈独秀的文章言辞激烈、笔锋犀利，为胡适文章推波助澜。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古文字教授钱玄同索性提出在中国推广世界语。

《新青年》第3卷第3号、6号，第5卷第2号，第6卷第1号通信栏中屡次探讨文学革命。1918年底陈望道给《新青年》去信说：中文应该“横行加标点符号”，“诸子却仍纵书中文，使与横书西文错开；圈点与标点杂用，这是东人尾崎红叶（注：尾崎红叶(1867-1903)，日本明治初期小说家。）的遗毒，诸子却有人模仿他，而且前后互异，使浅识者莫名其妙”（注：陈望道：《横行与标点》，《新青年》第6卷第1号。）。钱玄同回信说：“我个人的意见，以为横行必较直行为好，在嵌入西文字句的文章里，尤以改写横行为宜……独秀先生亦极以为然，原拟从本册起改为横行。只因印刷方面发生许多困难的交涉，所以一时尚改不成，将来总是要想法的。”（注：《新青年》第6卷第1号。）至于标识句读，各人的文笔不完全一致，则各人所用的句读符号亦不必统一，只要大致相向便可以。

《新青年》编辑部规定，从1918年开始，任何作者“非白话文不用”。1919年12月1日出刊的《新青年》刊登了《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现在从7卷1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注：《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新青年》第7卷第1号。）。《新青年》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划一，影响着学界，影响着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影响着中国文体的演进。

《新青年》从开展文学革命开始，白话文逐渐成为语言文字交流的主要工具；关于注音字母的探讨，关于新标点符号的探讨和使用，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产生了巨大的的作用。中国文化的这一历史性的进步，不仅功在当时，而且惠及后人。语言文化作为社会交流的载体，其现代化程度对整个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人的现代化产生巨大的作用。由《新青年》杂志倡导并实行的现代语言载体文化的转型，是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部分，同时也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奠定了文化基础，注入了巨大的促进力。

二、《新青年》与现代政治文化转型

（一）以民主、科学启开封建蒙昧。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陈独秀的文章《敬告青年》，文中指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当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针对士、农、工、商、医各类人等“不知科学”，仍然沉湎于地气风水之谈和方士羽流之类的状况，陈独秀提出，要根治这“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唯有科学。科学之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唯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他认为科学有无上的权威。凡是合乎科学的东西就拥护，凡不合乎科学的就反对。一事之兴，一物之息，无不以科学定从违，以科学法则作为检验事物存废的标准。可见陈独秀是在反封建意义上提出科学这一概念的。《新青年》提倡的科学，主要指对人对事的科学态度和研究问题处理问题的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陈独秀指出，科学是综合客观现象，诉诸理性加以衡量。可见陈独秀当时所持的还不是唯物主义观点，虽然起着进步作用，但有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五四激进分子，除民主观转变外，科学观也有一个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五四时期大学（北京大学）开“科学概论”课程，对科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科学思潮鼓励人们追求真理，追求正确的东西。在诸多主义、主张的比较选择中，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

1920年4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7卷第5号对科学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的最大的效用。”（注：《新青年》第7卷第5号。）

《新青年》季刊宣言（1923年6月）提出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作为“科学”思想发展的一重要步骤，即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该刊第1期刊发的《新青年之新宣言》（注：《新青年之新宣言》无作者，史学界一般认为是瞿秋白所写。当时瞿秋白刚回国，担任了《新青年》主编。）继承科学和民主思想，提出要力除宗法主义、笼统头脑、反对科学、迷信、资产阶级市侩主义、琐屑的应付、错误理会科学、浪漫主义等“障碍”，明确批评了实验主义（琐屑的应付），指出实用主义在政治上、科学上的反动性，认为现代社会已具备社会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由社会科学加以考察，指导革命。无产阶级应严格用科学方法研究一切，以科学治学，在根本上考察、综观现象，找出规律，求得解决。这比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科学思想前进了一步。

关于“人权”，《青年杂志》指出：“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代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之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就个人而言，不仅要获得政治、经济上的权利，而且要获得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强调“人心”的觉醒，做一个自主自由的人。就国家而言，就是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到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塞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此时，陈独秀的“人权”口号发展成为“民主”的口号（注：刘景全：《中国现代文化选择之重大转折》，《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

《新青年》拥护的民主和科学两位先生，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启开蒙昧的开山之工。那么《新青年》对西方政治学说的传播和对中西政治、国家观的差异的比较，更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构筑蓝图和发轫作用。

（二）传播西方政治、国家学说，引发政治革新。

陈独秀认为，近代欧美各国总趋势是，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中国要生存于世界，必须抛弃千年沿袭下来的官僚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使人民“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

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说，古之人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今之人希冀伟人大老建设共和宪政。欧美各国的共和立宪出于多数人利益，中国的共和立宪“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认为，中国古代“民为邦本”是封建的家天下，人民是君主的财产；而近代民主含义是平民为国家的主人。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水火不相容。陈独秀感叹：中国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的不多，满脑子帝制思想的人却很多。“国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人民之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注：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笫1卷第2号。）

陈独秀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法制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欧洲法制之精神，无不以平等人权为基础。而中国传统则是等级分明，法律面前尊卑有别。

西方近代依法治国，中国历史上基本是“人治”国家，这种观念影响到社会每个角落。圣人之教、君主之言便是法律。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商业往还，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据。浅见者每讥其俗薄而不惮烦也。父子昆季之间，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亲戚交游，更无以感情违法损利之事。”（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中国习惯，“交游称贷，视为当然，其偿也无期，其质也无物，惟以感情为条件而已。”（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就是说西方民族依法治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经济往来皆依法立据，类似经济公证，乃至弟兄父子间也是如此。陈独秀认为西方依法行事优于中国的以感情为重。“伪饰虚文，任用感情”，并非风俗淳厚的表现。“其实施之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洋民族以法治为重，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然而实行的结果是“社会各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社会经济亦因以厘然有叙。”（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陈独秀对西方依法处理经济往来十分赞赏，批评旧中国以情代法，弊端之多，大害国家，小害家庭、个人。

通过对政治思想、国家观、法治观念的比较，《新青年》无情地鞭挞了中国政治上专制独裁，君主专政，臣民把希望寄托于明君圣主，社会生活从感情出发不讲法治等恶俗，启蒙国人学习西方，建设民主政治，在平等人权精神上立法，实行法治，抛弃“人治”。

（三）《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使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和社会转型，找到了一条革命的途径。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5月，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这一期《新青年》为第6卷第5号，刊首标明为1919年5月，由于出版拖延，据考证出刊时间当在1919年的9月份，但该期发表的一些文章的写成时间早于1919年5月。该期刊登了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步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组织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流血奋斗，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实现了从《新青年》开始的中国政治文化飞跃性的现代转型。

三、《新青年》与现代伦理文化转型

（一）通过从西方与中国家庭、婚姻观的差异比较，倡导新风俗。

20世纪初，欧美各国在婚姻恋爱方面，已是恋爱自由，以爱情为婚姻的基础，而中国还禁锢于封建礼教之下。《新青年》通过大量的事实，比较中国与西方婚俗，抨击旧习俗，提倡新风尚。

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指出，婚姻观上，西俗爱情为一事，夫妇为一事；恋爱为一切男女的共性；约婚之初，各要求其财产而不以为贪；结婚以后，各保有自己财产而不以为吝啬。即使上流社会夫妇，一旦反目，直讼法庭而无所愧怍，社会亦绝不以此非之。西方家庭是法治家庭，每个家庭成员同受法律约束，权利和义务不以感情而以法为基础。西方的家庭夫妇关系受法律约束，夫妇双方经济、人格上各自独立。而中国的家庭为人子妻者，无独立人格，妇女更是男人的玩偶、附属品。中国的妇女仍是“妇人者，伏于人者也”，处于被丈夫所养地位。西方孀居生活，或以笃念旧好，或崇尚独身清洁的生涯，无所谓守节。中国的传统礼教则把寡妇改嫁指责为失节，再嫁的寡妇乃至她的后代备受社会歧视。国人遂以家庭名誉故，强制其子媳孀居。在遗产继承权上，西方男女平等。中国女子地位格外低下，宁可让旁系的男子继承，“嫡系的女子反没有承袭遗产底权利”（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76页。）。

《新青年》认为，西方生育观念有很大不同。西方人“亲不责子以权利，遂亦不重视育子之义务。避妊之法，风流欧洲。……若夫东洋民族，夫妇问题，恒由产子问题而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方风俗，子成年即独立生活，不靠父母，儿子犯法则受法律与社会制裁，亦不株连父母。中国传统则是儿蒙父荫，子对父“起敬起孝”。“西俗成家之子，恒离亲而别居，绝经济之关系。所谓吾之家庭者，必其独立生活也；否则必曰吾父之家庭，用语严别，误必遗讥。东俗则不然，亲养其子，复育其孙；以五递进，又各纳妇，一门之内，人口近百矣。况夫累代同居，传为佳话。虚文炫世，其害滋多！男女群居，内多诟谇；依赖成性，生产日微；貌为家庭和乐，实则黑幕潜张，而生机日促耳。昆季之间，率为共产，倘不相养，必为世讥。……因此被养之昆季习为游惰，遗害于家庭及社会者亦不复少。”（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

西洋民族家庭观念淡薄，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西洋民族自古迄今，是“彻头彻尾”个人主义的民族，一切道德、伦理、政治法律、社会舆论，都是维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谋求个性发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权利写入宪法，人权不允许剥夺。国家利益表面上与个人主义冲突，实际则是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根本。东洋民族，从游牧社会，进入到宗法社会；由酋长政治到封建政治，一直延续下来。宗法社会中，以家庭为本位，而个人没有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宗法社会尊家长，重等级。在家庭伦理上则要求“孝”，推之国家则要讲“忠”。忠孝为宗法封建时代的道德观念。宗法观念恶果有四：一损坏个人独立自尊的人格；二窒碍个人的意识自由；三剥夺个人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四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的生产力。“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惨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因。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新青年》发表一系列文章，对中国传统的宗法式家庭和家庭观念予以彻底的否定，表露出一个明显的倾向：欲效法西方文明，务必破除传统式的中国家庭观念和破坏封闭式的宗法家庭，实现婚姻家庭观念的现代转型。

（二）通过中国与西方道德观念的比较，直传新道德。

伦理、道德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由于中西社会历史、政治制度、经济基础不同，因而产生不同的道德观念。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新青年》的编撰群体尚未掌握马克思主义，也未能透过道德现象发现其本质，但在直观中感到建立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道德与工业社会的道德相比是相形见绌了。

陈独秀《敬告青年》说：“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国难当头之秋，“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稳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自鸣清高、洁身自好的隐士乃是竞争中的淘汰者，应大力鼓励青年人的竞争意识。

在比较中国与西方人关于“信”与“诚”两个道德规范时，《新青年》第2卷第2号发表的《我之爱国主义》一文认为，中国的官僚政客不如西方的官僚政客诚实；旧中国人与人缺乏互信，反映到社会革命上，则出现了“华人革命乃滑稽剧也。”（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旧中国缺乏共信。人而无信，不独为道德之羞，亦且为经济之累。政府无信，则纸币不行，内债难得，无人民信托之国家银行，金融大权操诸外人之手。人民无信，则非独资无由创业，不适工商发达时代竞争。“是故民信不立，国之金融，决无起死回生之望。政府以借债而存，人民以盗窃为活，由贫而弱，由弱而亡，讵不滋痛！”（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

道德学说上，《新青年》撰文认为“现今道德学说之在欧西，最要者有二派：其一为个人主义之自利派；其二为社会主义之利他派。此二派互为雄长于道德学说界中。自于吾国旧日三纲、五伦之道德，则既非利己、又非利人，既非个人、又非社会，乃封建时代以家庭主义为根据之奴隶道德也。”（注：《记陈独秀君演讲词》，《新青年》第3卷第3号。）陈独秀认为，传统的封建道德束缚着人的创造力；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新青年》的主撰陈独秀，在反对封建道德过程中，有时认为道德受社会条件影响，有时又认为是思想道德决定社会发展。早期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思想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把改造社会的关键归结于思想，尤其是旧道德。把中国社会腐朽黑暗的主要原因归之于道德落伍，把忠、孝、节看作是社会一切弊端的根源，是一切罪恶的渊薮。他一方面认为道德随社会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又把道德看成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或是造成社会停滞的根源。在对道德的本原解释上，又把生物进化论引进了他的伦理思想。

《新青年》发表大量的文章，对孔子学说，对旧道德、旧伦理进行了无情的抨击，“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与此同时，《新青年》的许多文章倡导符合时展的新伦理、新道德，推动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现代转型。

四、《新青年》与现代文化价值观转型

《新青年》以近代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型。

《敬告青年》一文认为，西洋民族以实利为本位，“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向，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东洋民族以虚文为本位，而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崇尚虚文，尊儒重道，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新青年》把社会生活、政治、经济领域务虚不务实的种种观念，视为“内心的污秽”。“大小官吏，相次依附，存亡荣辱，以此为衡。婢膝奴颜，以为至乐。食力创业，乃至高尚至清洁适于国民实力伸张之美德，而视为天下之至贱，不屑为也。”（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天下之人都朝思暮想当官，拼命挤入仕途，结果出现“农弃畎亩以充厮役，工商弃其行业以谋差委，士弃其学而求官，驱天下生利之有业者，而为无业分利之游民。”（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投身宦海，自附于摇尾磕头之列，毋亦利禄之心重，而不知食力创业之可贵也。不能食力者，必食他人之食，不思创业者，自绝生利之途。民德由之堕落，国力由之衰微。”（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其原因则是由儒家“劳力者被治于人”。

陈独秀疾呼，国人极应讲究实际，振兴实业。必须从实际的事业上一步步开步走，“不要睡在空名词圈里，学那变戏法的，把名词当作一种符咒，只是口中念念有词，就梦想他等候他总有一天从空中落下，实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被那些‘先王之法’、‘圣人之道’等包含一切金科玉律的空泛名词遗误已久，此后不可再误了。”（注：《解放》，《新青年》第7卷第2号。）

西方人讲求创新，不为古人先哲所禁锢。中国人的心理则是崇拜圣人，束缚、满足于古代圣贤学说，视标新立异为异端邪说。《新青年》认为西方社会的思想学说随社会现实时时进化，日新月异，“故欧美今日之人心，不但不为其古代圣人亚里斯多德所拘囚，且并不为其近代圣人康德所支配。”（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中土儒士，以纲常立教，为人子妻者，既失个人之独立人格，复无个人之独立财产。”（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固守孔子之道，拘泥于纲常名教，因循、保守，缺乏西方民族的创新精神。西方人在创新中求得自己存在的价值，中国人在循规蹈矩中求得安逸。

“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说，儒家不尚力争，何况于战？黩武穷兵，国之大戒。佛徒去杀，益夺健斗之风。世称中国民族安息于地上，犹太民族安息于天国，印度民族安息于涅pán＠①，安息为东洋民族的一贯精神。西洋民族，“好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洋民族的民族性是：“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的民族性是：“恶斗死，宁忍辱”。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发表的《抵抗力》一文中把中国的国民性概括为：“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呜呼、悲哉！亡国灭种之病根，端在斯矣。”（注：陈独秀：《抵抗力》，《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

在义利观上，《新青年》指出西方人重利，中国人重义。认为西方世界的潮流是殖产兴业，分工合力，尊重个人以谋公共幸福。中国人则是“功利货殖，自古为羞。”世界进入20世纪以后，不摈弃传统儒士的义利观，中华民族难以振兴。“于此经济竞争剧烈之秋，欲以三等流氓（政治家为高等流氓，士人为中等流氓，流氓为下等流氓，以其均无生产力也）立国，不其难乎？”（注：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因此，陈独秀把旧中国的官僚、政客和军人列为“三害”，三害不除，国无清宁之日。

《新青年》对中西价值观进行了多侧面比较。从特定的文化模式结构或特定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的综合考察，寻究产生这些特征的根源。注重从社会心理、观念结构上进行探究。认为中国民族在价值取向上，应效法近代西方，提倡人格独立，以“个人为本位”，“个性解放”，信仰自由，争新竞智，重实际，重向往探求，通过改造自然为获得自由的必由之路。这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型的有益探索。

五、《新青年》对社会文化转型的久远影响

《新青年》在五四时期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影响是巨大而久远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前后通过《新青年》传入或兴起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1919年前后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追根溯源，也都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端的；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精神文化都是在1919年前后发生急剧变化的。当代中国的物质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几乎是在实践和完成五四先驱的未竟之业。五四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可以说，《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起着重要的精神桥梁作用。

《新青年》杂志创刊的时代，正值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中国文化正由以封建专制为主体的旧文化向以近代民主政治为主体的新文化转型。《新青年》杂志激励现代中国实现由封建文化到包含现代科技、现代教育、现代文艺、现代传媒在内的现代文化的重大转型，推进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为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崇尚科学，提倡创新意识是《新青年》编辑群体的重要思想观念之一。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认为，“文明进化之社会，其学说之兴废，恒时时视其社会之生活状态为变迁。”（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不要被古代的先贤“所拘囚”，也不要被近代的圣人“所支配”。要发扬《新青年》倡导的民族创新精神，提倡的学术开放意识，“一勿尊圣，二勿尊古，三勿尊国”。广采博纳，吸取其精华，营造现代化建设的良好时代氛围。

《新青年》推进了思想解放和人们观念现代转型的进程。认为，中国封建文化中那种安于现状，因循依赖，空想虚玄，寻求世外解脱的种种观念，愈来愈与社会的进步不相容，应该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中的创新竟智，崇尚科学，重视现实，讲求实效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观念。陈独秀则认为，民主、科学是现代社会前进的两大机轴，应摈弃旧的落后的官本位文化观念，树立振兴实业的现代意识。《新青年》倡导的现代化意识激励着先进的中国人通过以民主、科学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实现了由封建思想统治到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现代思想的重大飞跃。《新青年》和五四精神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更新与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和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激励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到民族独立和现代民主的重大历史嬗变，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进程。

《新青年》倡导的进取意识、竞争意识和赶超精神，促进和加速了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陈独秀呼吁“当急起直追”（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则指出，“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形势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种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管的组织，不能有成。”（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李达等主张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缩短中国与西方先进工业国家的差距。

《新青年》对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多方位、多层次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现代、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在不同程度上蒙受和正在继续蒙受《新青年》杂志的鼓舞和鼓励。《新青年》描述的“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注：《新青年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这样一个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的转型已经基本实现。在新的社会基础上觉醒，不断解放思想，深刻领悟五四时期先进中国人确立的救亡、启蒙、科学、民主、社会主义等时代主题的当今意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形态转型范文篇2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与《新青年》有关。《新青年》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形态转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一、《新青年》与现代文化载体转型

在《新青年》的倡导之下，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冲击着中国文言文的正统地位。

长期以来，在正统封建文人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至于白话文学，如小学、戏曲、俚歌等等，都是鄙弃的对象，则被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最早萌动于海外。胡适曾在《四十自述》中谈到1916年春中国留美学生中关于白话文的酝酿。这年二三月间，胡适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原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或语言工具变迁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当一个工具逐渐消失或逐渐僵化时，就要换一个工具了。在这种嬗变的过程中去接受一个活的工具，这就叫做“文学革命”。

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对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接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陈独秀的文章言辞激烈、笔锋犀利，为胡适文章推波助澜。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古文字教授钱玄同索性提出在中国推广世界语。

《新青年》第3卷第3号、6号，第5卷第2号，第6卷第1号通信栏中屡次探讨文学革命。1918年底陈望道给《新青年》去信说：中文应该“横行加标点符号”，“诸子却仍纵书中文，使与横书西文错开；圈点与标点杂用，这是东人尾崎红叶（注：尾崎红叶(1867-1903)，日本明治初期小说家。）的遗毒，诸子却有人模仿他，而且前后互异，使浅识者莫名其妙”（注：陈望道：《横行与标点》，《新青年》第6卷第1号。）。钱玄同回信说：“我个人的意见，以为横行必较直行为好，在嵌入西文字句的文章里，尤以改写横行为宜……独秀先生亦极以为然，原拟从本册起改为横行。只因印刷方面发生许多困难的交涉，所以一时尚改不成，将来总是要想法的。”（注：《新青年》第6卷第1号。）至于标识句读，各人的文笔不完全一致，则各人所用的句读符号亦不必统一，只要大致相向便可以。

《新青年》编辑部规定，从1918年开始，任何作者“非白话文不用”。1919年12月1日出刊的《新青年》刊登了《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现在从7卷1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注：《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新青年》第7卷第1号。）。《新青年》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划一，影响着学界，影响着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影响着中国文体的演进。

《新青年》从开展文学革命开始，白话文逐渐成为语言文字交流的主要工具；关于注音字母的探讨，关于新标点符号的探讨和使用，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产生了巨大的的作用。中国文化的这一历史性的进步，不仅功在当时，而且惠及后人。语言文化作为社会交流的载体，其现代化程度对整个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人的现代化产生巨大的作用。由《新青年》杂志倡导并实行的现代语言载体文化的转型，是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部分，同时也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奠定了文化基础，注入了巨大的促进力。

二、《新青年》与现代政治文化转型

（一）以民主、科学启开封建蒙昧。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陈独秀的文章《敬告青年》，文中指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当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针对士、农、工、商、医各类人等“不知科学”，仍然沉湎于地气风水之谈和方士羽流之类的状况，陈独秀提出，要根治这“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唯有科学。科学之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唯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他认为科学有无上的权威。凡是合乎科学的东西就拥护，凡不合乎科学的就反对。一事之兴，一物之息，无不以科学定从违，以科学法则作为检验事物存废的标准。可见陈独秀是在反封建意义上提出科学这一概念的。《新青年》提倡的科学，主要指对人对事的科学态度和研究问题处理问题的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陈独秀指出，科学是综合客观现象，诉诸理性加以衡量。可见陈独秀当时所持的还不是唯物主义观点，虽然起着进步作用，但有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五四激进分子，除民主观转变外，科学观也有一个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五四时期大学（北京大学）开“科学概论”课程，对科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科学思潮鼓励人们追求真理，追求正确的东西。在诸多主义、主张的比较选择中，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

1920年4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7卷第5号对科学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的最大的效用。”（注：《新青年》第7卷第5号。）

《新青年》季刊宣言（1923年6月）提出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作为“科学”思想发展的一重要步骤，即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该刊第1期刊发的《新青年之新宣言》（注：《新青年之新宣言》无作者，史学界一般认为是瞿秋白所写。当时瞿秋白刚回国，担任了《新青年》主编。）继承科学和民主思想，提出要力除宗法主义、笼统头脑、反对科学、迷信、资产阶级市侩主义、琐屑的应付、错误理会科学、浪漫主义等“障碍”，明确批评了实验主义（琐屑的应付），指出实用主义在政治上、科学上的反动性，认为现代社会已具备社会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由社会科学加以考察，指导革命。无产阶级应严格用科学方法研究一切，以科学治学，在根本上考察、综观现象，找出规律，求得解决。这比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科学思想前进了一步。

关于“人权”，《青年杂志》指出：“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代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之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就个人而言，不仅要获得政治、经济上的权利，而且要获得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强调“人心”的觉醒，做一个自主自由的人。就国家而言，就是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到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塞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此时，陈独秀的“人权”口号发展成为“民主”的口号（注：刘景全：《中国现代文化选择之重大转折》，《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

《新青年》拥护的民主和科学两位先生，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启开蒙昧的开山之工。那么《新青年》对西方政治学说的传播和对中西政治、国家观的差异的比较，更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构筑蓝图和发轫作用。

（二）传播西方政治、国家学说，引发政治革新。

陈独秀认为，近代欧美各国总趋势是，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中国要生存于世界，必须抛弃千年沿袭下来的官僚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使人民“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

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说，古之人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今之人希冀伟人大老建设共和宪政。欧美各国的共和立宪出于多数人利益，中国的共和立宪“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认为，中国古代“民为邦本”是封建的家天下，人民是君主的财产；而近代民主含义是平民为国家的主人。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水火不相容。陈独秀感叹：中国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的不多，满脑子帝制思想的人却很多。“国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人民之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注：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笫1卷第2号。）

陈独秀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法制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欧洲法制之精神，无不以平等人权为基础。而中国传统则是等级分明，法律面前尊卑有别。

西方近代依法治国，中国历史上基本是“人治”国家，这种观念影响到社会每个角落。圣人之教、君主之言便是法律。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商业往还，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据。浅见者每讥其俗薄而不惮烦也。父子昆季之间，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亲戚交游，更无以感情违法损利之事。”（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中国习惯，“交游称贷，视为当然，其偿也无期，其质也无物，惟以感情为条件而已。”（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就是说西方民族依法治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经济往来皆依法立据，类似经济公证，乃至弟兄父子间也是如此。陈独秀认为西方依法行事优于中国的以感情为重。“伪饰虚文，任用感情”，并非风俗淳厚的表现。“其实施之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洋民族以法治为重，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然而实行的结果是“社会各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社会经济亦因以厘然有叙。”（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陈独秀对西方依法处理经济往来十分赞赏，批评旧中国以情代法，弊端之多，大害国家，小害家庭、个人。

通过对政治思想、国家观、法治观念的比较，《新青年》无情地鞭挞了中国政治上专制独裁，君主专政，臣民把希望寄托于明君圣主，社会生活从感情出发不讲法治等恶俗，启蒙国人学习西方，建设民主政治，在平等人权精神上立法，实行法治，抛弃“人治”。

（三）《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使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和社会转型，找到了一条革命的途径。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5月，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这一期《新青年》为第6卷第5号，刊首标明为1919年5月，由于出版拖延，据考证出刊时间当在1919年的9月份，但该期发表的一些文章的写成时间早于1919年5月。该期刊登了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步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组织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流血奋斗，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实现了从《新青年》开始的中国政治文化飞跃性的现代转型。

三、《新青年》与现代伦理文化转型

（一）通过从西方与中国家庭、婚姻观的差异比较，倡导新风俗。

20世纪初，欧美各国在婚姻恋爱方面，已是恋爱自由，以爱情为婚姻的基础，而中国还禁锢于封建礼教之下。《新青年》通过大量的事实，比较中国与西方婚俗，抨击旧习俗，提倡新风尚。

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指出，婚姻观上，西俗爱情为一事，夫妇为一事；恋爱为一切男女的共性；约婚之初，各要求其财产而不以为贪；结婚以后，各保有自己财产而不以为吝啬。即使上流社会夫妇，一旦反目，直讼法庭而无所愧怍，社会亦绝不以此非之。西方家庭是法治家庭，每个家庭成员同受法律约束，权利和义务不以感情而以法为基础。西方的家庭夫妇关系受法律约束，夫妇双方经济、人格上各自独立。而中国的家庭为人子妻者，无独立人格，妇女更是男人的玩偶、附属品。中国的妇女仍是“妇人者，伏于人者也”，处于被丈夫所养地位。西方孀居生活，或以笃念旧好，或崇尚独身清洁的生涯，无所谓守节。中国的传统礼教则把寡妇改嫁指责为失节，再嫁的寡妇乃至她的后代备受社会歧视。国人遂以家庭名誉故，强制其子媳孀居。在遗产继承权上，西方男女平等。中国女子地位格外低下，宁可让旁系的男子继承，“嫡系的女子反没有承袭遗产底权利”（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76页。）。

《新青年》认为，西方生育观念有很大不同。西方人“亲不责子以权利，遂亦不重视育子之义务。避妊之法，风流欧洲。……若夫东洋民族，夫妇问题，恒由产子问题而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方风俗，子成年即独立生活，不靠父母，儿子犯法则受法律与社会制裁，亦不株连父母。中国传统则是儿蒙父荫，子对父“起敬起孝”。“西俗成家之子，恒离亲而别居，绝经济之关系。所谓吾之家庭者，必其独立生活也；否则必曰吾父之家庭，用语严别，误必遗讥。东俗则不然，亲养其子，复育其孙；以五递进，又各纳妇，一门之内，人口近百矣。况夫累代同居，传为佳话。虚文炫世，其害滋多！男女群居，内多诟谇；依赖成性，生产日微；貌为家庭和乐，实则黑幕潜张，而生机日促耳。昆季之间，率为共产，倘不相养，必为世讥。……因此被养之昆季习为游惰，遗害于家庭及社会者亦不复少。”（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

西洋民族家庭观念淡薄，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西洋民族自古迄今，是“彻头彻尾”个人主义的民族，一切道德、伦理、政治法律、社会舆论，都是维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谋求个性发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权利写入宪法，人权不允许剥夺。国家利益表面上与个人主义冲突，实际则是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根本。东洋民族，从游牧社会，进入到宗法社会；由酋长政治到封建政治，一直延续下来。宗法社会中，以家庭为本位，而个人没有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宗法社会尊家长，重等级。在家庭伦理上则要求“孝”，推之国家则要讲“忠”。忠孝为宗法封建时代的道德观念。宗法观念恶果有四：一损坏个人独立自尊的人格；二窒碍个人的意识自由；三剥夺个人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四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的生产力。“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惨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因。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新青年》发表一系列文章，对中国传统的宗法式家庭和家庭观念予以彻底的否定，表露出一个明显的倾向：欲效法西方文明，务必破除传统式的中国家庭观念和破坏封闭式的宗法家庭，实现婚姻家庭观念的现代转型。

（二）通过中国与西方道德观念的比较，直传新道德。

伦理、道德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由于中西社会历史、政治制度、经济基础不同，因而产生不同的道德观念。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新青年》的编撰群体尚未掌握马克思主义，也未能透过道德现象发现其本质，但在直观中感到建立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道德与工业社会的道德相比是相形见绌了。

陈独秀《敬告青年》说：“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国难当头之秋，“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稳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自鸣清高、洁身自好的隐士乃是竞争中的淘汰者，应大力鼓励青年人的竞争意识。

在比较中国与西方人关于“信”与“诚”两个道德规范时，《新青年》第2卷第2号发表的《我之爱国主义》一文认为，中国的官僚政客不如西方的官僚政客诚实；旧中国人与人缺乏互信，反映到社会革命上，则出现了“华人革命乃滑稽剧也。”（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旧中国缺乏共信。人而无信，不独为道德之羞，亦且为经济之累。政府无信，则纸币不行，内债难得，无人民信托之国家银行，金融大权操诸外人之手。人民无信，则非独资无由创业，不适工商发达时代竞争。“是故民信不立，国之金融，决无起死回生之望。政府以借债而存，人民以盗窃为活，由贫而弱，由弱而亡，讵不滋痛！”（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

道德学说上，《新青年》撰文认为“现今道德学说之在欧西，最要者有二派：其一为个人主义之自利派；其二为社会主义之利他派。此二派互为雄长于道德学说界中。自于吾国旧日三纲、五伦之道德，则既非利己、又非利人，既非个人、又非社会，乃封建时代以家庭主义为根据之奴隶道德也。”（注：《记陈独秀君演讲词》，《新青年》第3卷第3号。）陈独秀认为，传统的封建道德束缚着人的创造力；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新青年》的主撰陈独秀，在反对封建道德过程中，有时认为道德受社会条件影响，有时又认为是思想道德决定社会发展。早期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思想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把改造社会的关键归结于思想，尤其是旧道德。把中国社会腐朽黑暗的主要原因归之于道德落伍，把忠、孝、节看作是社会一切弊端的根源，是一切罪恶的渊薮。他一方面认为道德随社会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又把道德看成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或是造成社会停滞的根源。在对道德的本原解释上，又把生物进化论引进了他的伦理思想。

《新青年》发表大量的文章，对孔子学说，对旧道德、旧伦理进行了无情的抨击，“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与此同时，《新青年》的许多文章倡导符合时展的新伦理、新道德，推动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现代转型。

四、《新青年》与现代文化价值观转型

《新青年》以近代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型。

《敬告青年》一文认为，西洋民族以实利为本位，“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向，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东洋民族以虚文为本位，而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崇尚虚文，尊儒重道，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新青年》把社会生活、政治、经济领域务虚不务实的种种观念，视为“内心的污秽”。“大小官吏，相次依附，存亡荣辱，以此为衡。婢膝奴颜，以为至乐。食力创业，乃至高尚至清洁适于国民实力伸张之美德，而视为天下之至贱，不屑为也。”（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天下之人都朝思暮想当官，拼命挤入仕途，结果出现“农弃畎亩以充厮役，工商弃其行业以谋差委，士弃其学而求官，驱天下生利之有业者，而为无业分利之游民。”（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投身宦海，自附于摇尾磕头之列，毋亦利禄之心重，而不知食力创业之可贵也。不能食力者，必食他人之食，不思创业者，自绝生利之途。民德由之堕落，国力由之衰微。”（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其原因则是由儒家“劳力者被治于人”。

陈独秀疾呼，国人极应讲究实际，振兴实业。必须从实际的事业上一步步开步走，“不要睡在空名词圈里，学那变戏法的，把名词当作一种符咒，只是口中念念有词，就梦想他等候他总有一天从空中落下，实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被那些‘先王之法’、‘圣人之道’等包含一切金科玉律的空泛名词遗误已久，此后不可再误了。”（注：《解放》，《新青年》第7卷第2号。）

西方人讲求创新，不为古人先哲所禁锢。中国人的心理则是崇拜圣人，束缚、满足于古代圣贤学说，视标新立异为异端邪说。《新青年》认为西方社会的思想学说随社会现实时时进化，日新月异，“故欧美今日之人心，不但不为其古代圣人亚里斯多德所拘囚，且并不为其近代圣人康德所支配。”（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中土儒士，以纲常立教，为人子妻者，既失个人之独立人格，复无个人之独立财产。”（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固守孔子之道，拘泥于纲常名教，因循、保守，缺乏西方民族的创新精神。西方人在创新中求得自己存在的价值，中国人在循规蹈矩中求得安逸。

“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说，儒家不尚力争，何况于战？黩武穷兵，国之大戒。佛徒去杀，益夺健斗之风。世称中国民族安息于地上，犹太民族安息于天国，印度民族安息于涅pán＠①，安息为东洋民族的一贯精神。西洋民族，“好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洋民族的民族性是：“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的民族性是：“恶斗死，宁忍辱”。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发表的《抵抗力》一文中把中国的国民性概括为：“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呜呼、悲哉！亡国灭种之病根，端在斯矣。”（注：陈独秀：《抵抗力》，《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

在义利观上，《新青年》指出西方人重利，中国人重义。认为西方世界的潮流是殖产兴业，分工合力，尊重个人以谋公共幸福。中国人则是“功利货殖，自古为羞。”世界进入20世纪以后，不摈弃传统儒士的义利观，中华民族难以振兴。“于此经济竞争剧烈之秋，欲以三等流氓（政治家为高等流氓，士人为中等流氓，流氓为下等流氓，以其均无生产力也）立国，不其难乎？”（注：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因此，陈独秀把旧中国的官僚、政客和军人列为“三害”，三害不除，国无清宁之日。

《新青年》对中西价值观进行了多侧面比较。从特定的文化模式结构或特定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的综合考察，寻究产生这些特征的根源。注重从社会心理、观念结构上进行探究。认为中国民族在价值取向上，应效法近代西方，提倡人格独立，以“个人为本位”，“个性解放”，信仰自由，争新竞智，重实际，重向往探求，通过改造自然为获得自由的必由之路。这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型的有益探索。

五、《新青年》对社会文化转型的久远影响

《新青年》在五四时期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影响是巨大而久远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前后通过《新青年》传入或兴起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1919年前后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追根溯源，也都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端的；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精神文化都是在1919年前后发生急剧变化的。当代中国的物质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几乎是在实践和完成五四先驱的未竟之业。五四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可以说，《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起着重要的精神桥梁作用。

《新青年》杂志创刊的时代，正值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中国文化正由以封建专制为主体的旧文化向以近代民主政治为主体的新文化转型。《新青年》杂志激励现代中国实现由封建文化到包含现代科技、现代教育、现代文艺、现代传媒在内的现代文化的重大转型，推进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为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崇尚科学，提倡创新意识是《新青年》编辑群体的重要思想观念之一。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认为，“文明进化之社会，其学说之兴废，恒时时视其社会之生活状态为变迁。”（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不要被古代的先贤“所拘囚”，也不要被近代的圣人“所支配”。要发扬《新青年》倡导的民族创新精神，提倡的学术开放意识，“一勿尊圣，二勿尊古，三勿尊国”。广采博纳，吸取其精华，营造现代化建设的良好时代氛围。

《新青年》推进了思想解放和人们观念现代转型的进程。认为，中国封建文化中那种安于现状，因循依赖，空想虚玄，寻求世外解脱的种种观念，愈来愈与社会的进步不相容，应该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中的创新竟智，崇尚科学，重视现实，讲求实效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观念。陈独秀则认为，民主、科学是现代社会前进的两大机轴，应摈弃旧的落后的官本位文化观念，树立振兴实业的现代意识。《新青年》倡导的现代化意识激励着先进的中国人通过以民主、科学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实现了由封建思想统治到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现代思想的重大飞跃。《新青年》和五四精神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更新与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和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激励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到民族独立和现代民主的重大历史嬗变，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进程。

《新青年》倡导的进取意识、竞争意识和赶超精神，促进和加速了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陈独秀呼吁“当急起直追”（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则指出，“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形势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种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管的组织，不能有成。”（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李达等主张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缩短中国与西方先进工业国家的差距。

《新青年》对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多方位、多层次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现代、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在不同程度上蒙受和正在继续蒙受《新青年》杂志的鼓舞和鼓励。《新青年》描述的“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注：《新青年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这样一个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的转型已经基本实现。在新的社会基础上觉醒，不断解放思想，深刻领悟五四时期先进中国人确立的救亡、启蒙、科学、民主、社会主义等时代主题的当今意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形态转型范文篇3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与《新青年》有关。《新青年》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形态转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一、《新青年》与现代文化载体转型

在《新青年》的倡导之下，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冲击着中国文言文的正统地位。

长期以来，在正统封建文人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至于白话文学，如小学、戏曲、俚歌等等，都是鄙弃的对象，则被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最早萌动于海外。胡适曾在《四十自述》中谈到1916年春中国留美学生中关于白话文的酝酿。这年二三月间，胡适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原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或语言工具变迁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当一个工具逐渐消失或逐渐僵化时，就要换一个工具了。在这种嬗变的过程中去接受一个活的工具，这就叫做“文学革命”。

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对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接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陈独秀的文章言辞激烈、笔锋犀利，为胡适文章推波助澜。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古文字教授钱玄同索性提出在中国推广世界语。

《新青年》第3卷第3号、6号，第5卷第2号，第6卷第1号通信栏中屡次探讨文学革命。1918年底陈望道给《新青年》去信说：中文应该“横行加标点符号”，“诸子却仍纵书中文，使与横书西文错开；圈点与标点杂用，这是东人尾崎红叶（注：尾崎红叶(1867-1903)，日本明治初期小说家。）的遗毒，诸子却有人模仿他，而且前后互异，使浅识者莫名其妙”（注：陈望道：《横行与标点》，《新青年》第6卷第1号。）。钱玄同回信说：“我个人的意见，以为横行必较直行为好，在嵌入西文字句的文章里，尤以改写横行为宜……独秀先生亦极以为然，原拟从本册起改为横行。只因印刷方面发生许多困难的交涉，所以一时尚改不成，将来总是要想法的。”（注：《新青年》第6卷第1号。）至于标识句读，各人的文笔不完全一致，则各人所用的句读符号亦不必统一，只要大致相向便可以。

《新青年》编辑部规定，从1918年开始，任何作者“非白话文不用”。1919年12月1日出刊的《新青年》刊登了《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现在从7卷1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注：《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新青年》第7卷第1号。）。《新青年》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划一，影响着学界，影响着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影响着中国文体的演进。

《新青年》从开展文学革命开始，白话文逐渐成为语言文字交流的主要工具；关于注音字母的探讨，关于新标点符号的探讨和使用，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产生了巨大的的作用。中国文化的这一历史性的进步，不仅功在当时，而且惠及后人。语言文化作为社会交流的载体，其现代化程度对整个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人的现代化产生巨大的作用。由《新青年》杂志倡导并实行的现代语言载体文化的转型，是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部分，同时也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奠定了文化基础，注入了巨大的促进力。

二、《新青年》与现代政治文化转型

（一）以民主、科学启开封建蒙昧。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陈独秀的文章《敬告青年》，文中指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当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针对士、农、工、商、医各类人等“不知科学”，仍然沉湎于地气风水之谈和方士羽流之类的状况，陈独秀提出，要根治这“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唯有科学。科学之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唯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他认为科学有无上的权威。凡是合乎科学的东西就拥护，凡不合乎科学的就反对。一事之兴，一物之息，无不以科学定从违，以科学法则作为检验事物存废的标准。可见陈独秀是在反封建意义上提出科学这一概念的。《新青年》提倡的科学，主要指对人对事的科学态度和研究问题处理问题的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陈独秀指出，科学是综合客观现象，诉诸理性加以衡量。可见陈独秀当时所持的还不是唯物主义观点，虽然起着进步作用，但有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五四激进分子，除民主观转变外，科学观也有一个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五四时期大学（北京大学）开“科学概论”课程，对科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科学思潮鼓励人们追求真理，追求正确的东西。在诸多主义、主张的比较选择中，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

1920年4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7卷第5号对科学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的最大的效用。”（注：《新青年》第7卷第5号。）

《新青年》季刊宣言（1923年6月）提出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作为“科学”思想发展的一重要步骤，即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该刊第1期刊发的《新青年之新宣言》（注：《新青年之新宣言》无作者，史学界一般认为是瞿秋白所写。当时瞿秋白刚回国，担任了《新青年》主编。）继承科学和民主思想，提出要力除宗法主义、笼统头脑、反对科学、迷信、资产阶级市侩主义、琐屑的应付、错误理会科学、浪漫主义等“障碍”，明确批评了实验主义（琐屑的应付），指出实用主义在政治上、科学上的反动性，认为现代社会已具备社会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由社会科学加以考察，指导革命。无产阶级应严格用科学方法研究一切，以科学治学，在根本上考察、综观现象，找出规律，求得解决。这比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科学思想前进了一步。

关于“人权”，《青年杂志》指出：“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代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之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就个人而言，不仅要获得政治、经济上的权利，而且要获得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强调“人心”的觉醒，做一个自主自由的人。就国家而言，就是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到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塞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此时，陈独秀的“人权”口号发展成为“民主”的口号（注：刘景全：《中国现代文化选择之重大转折》，《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

《新青年》拥护的民主和科学两位先生，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启开蒙昧的开山之工。那么《新青年》对西方政治学说的传播和对中西政治、国家观的差异的比较，更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构筑蓝图和发轫作用。

（二）传播西方政治、国家学说，引发政治革新。

陈独秀认为，近代欧美各国总趋势是，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中国要生存于世界，必须抛弃千年沿袭下来的官僚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使人民“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

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说，古之人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今之人希冀伟人大老建设共和宪政。欧美各国的共和立宪出于多数人利益，中国的共和立宪“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认为，中国古代“民为邦本”是封建的家天下，人民是君主的财产；而近代民主含义是平民为国家的主人。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水火不相容。陈独秀感叹：中国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的不多，满脑子帝制思想的人却很多。“国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人民之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注：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笫1卷第2号。）

陈独秀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法制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欧洲法制之精神，无不以平等人权为基础。而中国传统则是等级分明，法律面前尊卑有别。

西方近代依法治国，中国历史上基本是“人治”国家，这种观念影响到社会每个角落。圣人之教、君主之言便是法律。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商业往还，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据。浅见者每讥其俗薄而不惮烦也。父子昆季之间，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亲戚交游，更无以感情违法损利之事。”（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中国习惯，“交游称贷，视为当然，其偿也无期，其质也无物，惟以感情为条件而已。”（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就是说西方民族依法治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经济往来皆依法立据，类似经济公证，乃至弟兄父子间也是如此。陈独秀认为西方依法行事优于中国的以感情为重。“伪饰虚文，任用感情”，并非风俗淳厚的表现。“其实施之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洋民族以法治为重，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然而实行的结果是“社会各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社会经济亦因以厘然有叙。”（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陈独秀对西方依法处理经济往来十分赞赏，批评旧中国以情代法，弊端之多，大害国家，小害家庭、个人。

通过对政治思想、国家观、法治观念的比较，《新青年》无情地鞭挞了中国政治上专制独裁，君主专政，臣民把希望寄托于明君圣主，社会生活从感情出发不讲法治等恶俗，启蒙国人学习西方，建设民主政治，在平等人权精神上立法，实行法治，抛弃“人治”。

（三）《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使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和社会转型，找到了一条革命的途径。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5月，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这一期《新青年》为第6卷第5号，刊首标明为1919年5月，由于出版拖延，据考证出刊时间当在1919年的9月份，但该期发表的一些文章的写成时间早于1919年5月。该期刊登了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步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组织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流血奋斗，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实现了从《新青年》开始的中国政治文化飞跃性的现代转型。

三、《新青年》与现代伦理文化转型

（一）通过从西方与中国家庭、婚姻观的差异比较，倡导新风俗。

20世纪初，欧美各国在婚姻恋爱方面，已是恋爱自由，以爱情为婚姻的基础，而中国还禁锢于封建礼教之下。《新青年》通过大量的事实，比较中国与西方婚俗，抨击旧习俗，提倡新风尚。

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指出，婚姻观上，西俗爱情为一事，夫妇为一事；恋爱为一切男女的共性；约婚之初，各要求其财产而不以为贪；结婚以后，各保有自己财产而不以为吝啬。即使上流社会夫妇，一旦反目，直讼法庭而无所愧怍，社会亦绝不以此非之。西方家庭是法治家庭，每个家庭成员同受法律约束，权利和义务不以感情而以法为基础。西方的家庭夫妇关系受法律约束，夫妇双方经济、人格上各自独立。而中国的家庭为人子妻者，无独立人格，妇女更是男人的玩偶、附属品。中国的妇女仍是“妇人者，伏于人者也”，处于被丈夫所养地位。西方孀居生活，或以笃念旧好，或崇尚独身清洁的生涯，无所谓守节。中国的传统礼教则把寡妇改嫁指责为失节，再嫁的寡妇乃至她的后代备受社会歧视。国人遂以家庭名誉故，强制其子媳孀居。在遗产继承权上，西方男女平等。中国女子地位格外低下，宁可让旁系的男子继承，“嫡系的女子反没有承袭遗产底权利”（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76页。）。

《新青年》认为，西方生育观念有很大不同。西方人“亲不责子以权利，遂亦不重视育子之义务。避妊之法，风流欧洲。……若夫东洋民族，夫妇问题，恒由产子问题而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方风俗，子成年即独立生活，不靠父母，儿子犯法则受法律与社会制裁，亦不株连父母。中国传统则是儿蒙父荫，子对父“起敬起孝”。“西俗成家之子，恒离亲而别居，绝经济之关系。所谓吾之家庭者，必其独立生活也；否则必曰吾父之家庭，用语严别，误必遗讥。东俗则不然，亲养其子，复育其孙；以五递进，又各纳妇，一门之内，人口近百矣。况夫累代同居，传为佳话。虚文炫世，其害滋多！男女群居，内多诟谇；依赖成性，生产日微；貌为家庭和乐，实则黑幕潜张，而生机日促耳。昆季之间，率为共产，倘不相养，必为世讥。……因此被养之昆季习为游惰，遗害于家庭及社会者亦不复少。”（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

西洋民族家庭观念淡薄，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西洋民族自古迄今，是“彻头彻尾”个人主义的民族，一切道德、伦理、政治法律、社会舆论，都是维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谋求个性发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权利写入宪法，人权不允许剥夺。国家利益表面上与个人主义冲突，实际则是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根本。东洋民族，从游牧社会，进入到宗法社会；由酋长政治到封建政治，一直延续下来。宗法社会中，以家庭为本位，而个人没有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宗法社会尊家长，重等级。在家庭伦理上则要求“孝”，推之国家则要讲“忠”。忠孝为宗法封建时代的道德观念。宗法观念恶果有四：一损坏个人独立自尊的人格；二窒碍个人的意识自由；三剥夺个人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四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的生产力。“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惨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因。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新青年》发表一系列文章，对中国传统的宗法式家庭和家庭观念予以彻底的否定，表露出一个明显的倾向：欲效法西方文明，务必破除传统式的中国家庭观念和破坏封闭式的宗法家庭，实现婚姻家庭观念的现代转型。

（二）通过中国与西方道德观念的比较，直传新道德。

伦理、道德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由于中西社会历史、政治制度、经济基础不同，因而产生不同的道德观念。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新青年》的编撰群体尚未掌握马克思主义，也未能透过道德现象发现其本质，但在直观中感到建立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道德与工业社会的道德相比是相形见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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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敬告青年》说：“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国难当头之秋，“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稳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自鸣清高、洁身自好的隐士乃是竞争中的淘汰者，应大力鼓励青年人的竞争意识。

在比较中国与西方人关于“信”与“诚”两个道德规范时，《新青年》第2卷第2号发表的《我之爱国主义》一文认为，中国的官僚政客不如西方的官僚政客诚实；旧中国人与人缺乏互信，反映到社会革命上，则出现了“华人革命乃滑稽剧也。”（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旧中国缺乏共信。人而无信，不独为道德之羞，亦且为经济之累。政府无信，则纸币不行，内债难得，无人民信托之国家银行，金融大权操诸外人之手。人民无信，则非独资无由创业，不适工商发达时代竞争。“是故民信不立，国之金融，决无起死回生之望。政府以借债而存，人民以盗窃为活，由贫而弱，由弱而亡，讵不滋痛！”（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

道德学说上，《新青年》撰文认为“现今道德学说之在欧西，最要者有二派：其一为个人主义之自利派；其二为社会主义之利他派。此二派互为雄长于道德学说界中。自于吾国旧日三纲、五伦之道德，则既非利己、又非利人，既非个人、又非社会，乃封建时代以家庭主义为根据之奴隶道德也。”（注：《记陈独秀君演讲词》，《新青年》第3卷第3号。）陈独秀认为，传统的封建道德束缚着人的创造力；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新青年》的主撰陈独秀，在反对封建道德过程中，有时认为道德受社会条件影响，有时又认为是思想道德决定社会发展。早期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思想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把改造社会的关键归结于思想，尤其是旧道德。把中国社会腐朽黑暗的主要原因归之于道德落伍，把忠、孝、节看作是社会一切弊端的根源，是一切罪恶的渊薮。他一方面认为道德随社会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又把道德看成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或是造成社会停滞的根源。在对道德的本原解释上，又把生物进化论引进了他的伦理思想。

《新青年》发表大量的文章，对孔子学说，对旧道德、旧伦理进行了无情的抨击，“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与此同时，《新青年》的许多文章倡导符合时展的新伦理、新道德，推动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现代转型。

四、《新青年》与现代文化价值观转型

《新青年》以近代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型。

《敬告青年》一文认为，西洋民族以实利为本位，“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向，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东洋民族以虚文为本位，而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崇尚虚文，尊儒重道，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新青年》把社会生活、政治、经济领域务虚不务实的种种观念，视为“内心的污秽”。“大小官吏，相次依附，存亡荣辱，以此为衡。婢膝奴颜，以为至乐。食力创业，乃至高尚至清洁适于国民实力伸张之美德，而视为天下之至贱，不屑为也。”（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天下之人都朝思暮想当官，拼命挤入仕途，结果出现“农弃畎亩以充厮役，工商弃其行业以谋差委，士弃其学而求官，驱天下生利之有业者，而为无业分利之游民。”（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投身宦海，自附于摇尾磕头之列，毋亦利禄之心重，而不知食力创业之可贵也。不能食力者，必食他人之食，不思创业者，自绝生利之途。民德由之堕落，国力由之衰微。”（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其原因则是由儒家“劳力者被治于人”。

陈独秀疾呼，国人极应讲究实际，振兴实业。必须从实际的事业上一步步开步走，“不要睡在空名词圈里，学那变戏法的，把名词当作一种符咒，只是口中念念有词，就梦想他等候他总有一天从空中落下，实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被那些‘先王之法’、‘圣人之道’等包含一切金科玉律的空泛名词遗误已久，此后不可再误了。”（注：《解放》，《新青年》第7卷第2号。）

西方人讲求创新，不为古人先哲所禁锢。中国人的心理则是崇拜圣人，束缚、满足于古代圣贤学说，视标新立异为异端邪说。《新青年》认为西方社会的思想学说随社会现实时时进化，日新月异，“故欧美今日之人心，不但不为其古代圣人亚里斯多德所拘囚，且并不为其近代圣人康德所支配。”（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中土儒士，以纲常立教，为人子妻者，既失个人之独立人格，复无个人之独立财产。”（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固守孔子之道，拘泥于纲常名教，因循、保守，缺乏西方民族的创新精神。西方人在创新中求得自己存在的价值，中国人在循规蹈矩中求得安逸。

“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说，儒家不尚力争，何况于战？黩武穷兵，国之大戒。佛徒去杀，益夺健斗之风。世称中国民族安息于地上，犹太民族安息于天国，印度民族安息于涅pán＠①，安息为东洋民族的一贯精神。西洋民族，“好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洋民族的民族性是：“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的民族性是：“恶斗死，宁忍辱”。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发表的《抵抗力》一文中把中国的国民性概括为：“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呜呼、悲哉！亡国灭种之病根，端在斯矣。”（注：陈独秀：《抵抗力》，《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

在义利观上，《新青年》指出西方人重利，中国人重义。认为西方世界的潮流是殖产兴业，分工合力，尊重个人以谋公共幸福。中国人则是“功利货殖，自古为羞。”世界进入20世纪以后，不摈弃传统儒士的义利观，中华民族难以振兴。“于此经济竞争剧烈之秋，欲以三等流氓（政治家为高等流氓，士人为中等流氓，流氓为下等流氓，以其均无生产力也）立国，不其难乎？”（注：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因此，陈独秀把旧中国的官僚、政客和军人列为“三害”，三害不除，国无清宁之日。

《新青年》对中西价值观进行了多侧面比较。从特定的文化模式结构或特定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的综合考察，寻究产生这些特征的根源。注重从社会心理、观念结构上进行探究。认为中国民族在价值取向上，应效法近代西方，提倡人格独立，以“个人为本位”，“个性解放”，信仰自由，争新竞智，重实际，重向往探求，通过改造自然为获得自由的必由之路。这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型的有益探索。

五、《新青年》对社会文化转型的久远影响

《新青年》在五四时期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影响是巨大而久远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前后通过《新青年》传入或兴起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1919年前后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追根溯源，也都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端的；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精神文化都是在1919年前后发生急剧变化的。当代中国的物质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几乎是在实践和完成五四先驱的未竟之业。五四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可以说，《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起着重要的精神桥梁作用。

《新青年》杂志创刊的时代，正值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中国文化正由以封建专制为主体的旧文化向以近代民主政治为主体的新文化转型。《新青年》杂志激励现代中国实现由封建文化到包含现代科技、现代教育、现代文艺、现代传媒在内的现代文化的重大转型，推进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为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崇尚科学，提倡创新意识是《新青年》编辑群体的重要思想观念之一。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认为，“文明进化之社会，其学说之兴废，恒时时视其社会之生活状态为变迁。”（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不要被古代的先贤“所拘囚”，也不要被近代的圣人“所支配”。要发扬《新青年》倡导的民族创新精神，提倡的学术开放意识，“一勿尊圣，二勿尊古，三勿尊国”。广采博纳，吸取其精华，营造现代化建设的良好时代氛围。

《新青年》推进了思想解放和人们观念现代转型的进程。认为，中国封建文化中那种安于现状，因循依赖，空想虚玄，寻求世外解脱的种种观念，愈来愈与社会的进步不相容，应该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中的创新竟智，崇尚科学，重视现实，讲求实效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观念。陈独秀则认为，民主、科学是现代社会前进的两大机轴，应摈弃旧的落后的官本位文化观念，树立振兴实业的现代意识。《新青年》倡导的现代化意识激励着先进的中国人通过以民主、科学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实现了由封建思想统治到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现代思想的重大飞跃。《新青年》和五四精神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更新与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和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激励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到民族独立和现代民主的重大历史嬗变，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进程。

《新青年》倡导的进取意识、竞争意识和赶超精神，促进和加速了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陈独秀呼吁“当急起直追”（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则指出，“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形势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种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管的组织，不能有成。”（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李达等主张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缩短中国与西方先进工业国家的差距。

《新青年》对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多方位、多层次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现代、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在不同程度上蒙受和正在继续蒙受《新青年》杂志的鼓舞和鼓励。《新青年》描述的“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注：《新青年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这样一个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的转型已经基本实现。在新的社会基础上觉醒，不断解放思想，深刻领悟五四时期先进中国人确立的救亡、启蒙、科学、民主、社会主义等时代主题的当今意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形态转型范文篇4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与《新青年》有关。《新青年》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形态转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一、《新青年》与现代文化载体转型

在《新青年》的倡导之下，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冲击着中国文言文的正统地位。

长期以来，在正统封建文人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至于白话文学，如小学、戏曲、俚歌等等，都是鄙弃的对象，则被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最早萌动于海外。胡适曾在《四十自述》中谈到1916年春中国留美学生中关于白话文的酝酿。这年二三月间，胡适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原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或语言工具变迁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当一个工具逐渐消失或逐渐僵化时，就要换一个工具了。在这种嬗变的过程中去接受一个活的工具，这就叫做“文学革命”。

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对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接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陈独秀的文章言辞激烈、笔锋犀利，为胡适文章推波助澜。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古文字教授钱玄同索性提出在中国推广世界语。

《新青年》第3卷第3号、6号，第5卷第2号，第6卷第1号通信栏中屡次探讨文学革命。1918年底陈望道给《新青年》去信说：中文应该“横行加标点符号”，“诸子却仍纵书中文，使与横书西文错开；圈点与标点杂用，这是东人尾崎红叶（注：尾崎红叶(1867-1903)，日本明治初期小说家。）的遗毒，诸子却有人模仿他，而且前后互异，使浅识者莫名其妙”（注：陈望道：《横行与标点》，《新青年》第6卷第1号。）。钱玄同回信说：“我个人的意见，以为横行必较直行为好，在嵌入西文字句的文章里，尤以改写横行为宜……独秀先生亦极以为然，原拟从本册起改为横行。只因印刷方面发生许多困难的交涉，所以一时尚改不成，将来总是要想法的。”（注：《新青年》第6卷第1号。）至于标识句读，各人的文笔不完全一致，则各人所用的句读符号亦不必统一，只要大致相向便可以。

《新青年》编辑部规定，从1918年开始，任何作者“非白话文不用”。1919年12月1日出刊的《新青年》刊登了《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现在从7卷1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注：《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新青年》第7卷第1号。）。《新青年》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划一，影响着学界，影响着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影响着中国文体的演进。

《新青年》从开展文学革命开始，白话文逐渐成为语言文字交流的主要工具；关于注音字母的探讨，关于新标点符号的探讨和使用，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产生了巨大的的作用。中国文化的这一历史性的进步，不仅功在当时，而且惠及后人。语言文化作为社会交流的载体，其现代化程度对整个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人的现代化产生巨大的作用。由《新青年》杂志倡导并实行的现代语言载体文化的转型，是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部分，同时也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奠定了文化基础，注入了巨大的促进力。

二、《新青年》与现代政治文化转型

（一）以民主、科学启开封建蒙昧。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陈独秀的文章《敬告青年》，文中指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当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针对士、农、工、商、医各类人等“不知科学”，仍然沉湎于地气风水之谈和方士羽流之类的状况，陈独秀提出，要根治这“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唯有科学。科学之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唯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他认为科学有无上的权威。凡是合乎科学的东西就拥护，凡不合乎科学的就反对。一事之兴，一物之息，无不以科学定从违，以科学法则作为检验事物存废的标准。可见陈独秀是在反封建意义上提出科学这一概念的。《新青年》提倡的科学，主要指对人对事的科学态度和研究问题处理问题的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陈独秀指出，科学是综合客观现象，诉诸理性加以衡量。可见陈独秀当时所持的还不是唯物主义观点，虽然起着进步作用，但有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五四激进分子，除民主观转变外，科学观也有一个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五四时期大学（北京大学）开“科学概论”课程，对科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科学思潮鼓励人们追求真理，追求正确的东西。在诸多主义、主张的比较选择中，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

1920年4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7卷第5号对科学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的最大的效用。”（注：《新青年》第7卷第5号。）

《新青年》季刊宣言（1923年6月）提出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作为“科学”思想发展的一重要步骤，即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该刊第1期刊发的《新青年之新宣言》（注：《新青年之新宣言》无作者，史学界一般认为是瞿秋白所写。当时瞿秋白刚回国，担任了《新青年》主编。）继承科学和民主思想，提出要力除宗法主义、笼统头脑、反对科学、迷信、资产阶级市侩主义、琐屑的应付、错误理会科学、浪漫主义等“障碍”，明确批评了实验主义（琐屑的应付），指出实用主义在政治上、科学上的反动性，认为现代社会已具备社会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由社会科学加以考察，指导革命。无产阶级应严格用科学方法研究一切，以科学治学，在根本上考察、综观现象，找出规律，求得解决。这比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科学思想前进了一步。

关于“人权”，《青年杂志》指出：“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代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之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就个人而言，不仅要获得政治、经济上的权利，而且要获得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强调“人心”的觉醒，做一个自主自由的人。就国家而言，就是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到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塞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此时，陈独秀的“人权”口号发展成为“民主”的口号（注：刘景全：《中国现代文化选择之重大转折》，《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

《新青年》拥护的民主和科学两位先生，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启开蒙昧的开山之工。那么《新青年》对西方政治学说的传播和对中西政治、国家观的差异的比较，更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构筑蓝图和发轫作用。

（二）传播西方政治、国家学说，引发政治革新。

陈独秀认为，近代欧美各国总趋势是，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中国要生存于世界，必须抛弃千年沿袭下来的官僚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使人民“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

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说，古之人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今之人希冀伟人大老建设共和宪政。欧美各国的共和立宪出于多数人利益，中国的共和立宪“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认为，中国古代“民为邦本”是封建的家天下，人民是君主的财产；而近代民主含义是平民为国家的主人。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水火不相容。陈独秀感叹：中国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的不多，满脑子帝制思想的人却很多。“国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人民之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注：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笫1卷第2号。）

陈独秀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法制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欧洲法制之精神，无不以平等人权为基础。而中国传统则是等级分明，法律面前尊卑有别。

西方近代依法治国，中国历史上基本是“人治”国家，这种观念影响到社会每个角落。圣人之教、君主之言便是法律。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商业往还，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据。浅见者每讥其俗薄而不惮烦也。父子昆季之间，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亲戚交游，更无以感情违法损利之事。”（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中国习惯，“交游称贷，视为当然，其偿也无期，其质也无物，惟以感情为条件而已。”（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就是说西方民族依法治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经济往来皆依法立据，类似经济公证，乃至弟兄父子间也是如此。陈独秀认为西方依法行事优于中国的以感情为重。“伪饰虚文，任用感情”，并非风俗淳厚的表现。“其实施之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洋民族以法治为重，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然而实行的结果是“社会各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社会经济亦因以厘然有叙。”（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陈独秀对西方依法处理经济往来十分赞赏，批评旧中国以情代法，弊端之多，大害国家，小害家庭、个人。

通过对政治思想、国家观、法治观念的比较，《新青年》无情地鞭挞了中国政治上专制独裁，君主专政，臣民把希望寄托于明君圣主，社会生活从感情出发不讲法治等恶俗，启蒙国人学习西方，建设民主政治，在平等人权精神上立法，实行法治，抛弃“人治”。

（三）《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使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和社会转型，找到了一条革命的途径。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5月，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这一期《新青年》为第6卷第5号，刊首标明为1919年5月，由于出版拖延，据考证出刊时间当在1919年的9月份，但该期发表的一些文章的写成时间早于1919年5月。该期刊登了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步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组织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流血奋斗，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实现了从《新青年》开始的中国政治文化飞跃性的现代转型。

三、《新青年》与现代伦理文化转型

（一）通过从西方与中国家庭、婚姻观的差异比较，倡导新风俗。

20世纪初，欧美各国在婚姻恋爱方面，已是恋爱自由，以爱情为婚姻的基础，而中国还禁锢于封建礼教之下。《新青年》通过大量的事实，比较中国与西方婚俗，抨击旧习俗，提倡新风尚。

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指出，婚姻观上，西俗爱情为一事，夫妇为一事；恋爱为一切男女的共性；约婚之初，各要求其财产而不以为贪；结婚以后，各保有自己财产而不以为吝啬。即使上流社会夫妇，一旦反目，直讼法庭而无所愧怍，社会亦绝不以此非之。西方家庭是法治家庭，每个家庭成员同受法律约束，权利和义务不以感情而以法为基础。西方的家庭夫妇关系受法律约束，夫妇双方经济、人格上各自独立。而中国的家庭为人子妻者，无独立人格，妇女更是男人的玩偶、附属品。中国的妇女仍是“妇人者，伏于人者也”，处于被丈夫所养地位。西方孀居生活，或以笃念旧好，或崇尚独身清洁的生涯，无所谓守节。中国的传统礼教则把寡妇改嫁指责为失节，再嫁的寡妇乃至她的后代备受社会歧视。国人遂以家庭名誉故，强制其子媳孀居。在遗产继承权上，西方男女平等。中国女子地位格外低下，宁可让旁系的男子继承，“嫡系的女子反没有承袭遗产底权利”（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76页。）。

《新青年》认为，西方生育观念有很大不同。西方人“亲不责子以权利，遂亦不重视育子之义务。避妊之法，风流欧洲。……若夫东洋民族，夫妇问题，恒由产子问题而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方风俗，子成年即独立生活，不靠父母，儿子犯法则受法律与社会制裁，亦不株连父母。中国传统则是儿蒙父荫，子对父“起敬起孝”。“西俗成家之子，恒离亲而别居，绝经济之关系。所谓吾之家庭者，必其独立生活也；否则必曰吾父之家庭，用语严别，误必遗讥。东俗则不然，亲养其子，复育其孙；以五递进，又各纳妇，一门之内，人口近百矣。况夫累代同居，传为佳话。虚文炫世，其害滋多！男女群居，内多诟谇；依赖成性，生产日微；貌为家庭和乐，实则黑幕潜张，而生机日促耳。昆季之间，率为共产，倘不相养，必为世讥。……因此被养之昆季习为游惰，遗害于家庭及社会者亦不复少。”（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

西洋民族家庭观念淡薄，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西洋民族自古迄今，是“彻头彻尾”个人主义的民族，一切道德、伦理、政治法律、社会舆论，都是维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谋求个性发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权利写入宪法，人权不允许剥夺。国家利益表面上与个人主义冲突，实际则是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根本。东洋民族，从游牧社会，进入到宗法社会；由酋长政治到封建政治，一直延续下来。宗法社会中，以家庭为本位，而个人没有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宗法社会尊家长，重等级。在家庭伦理上则要求“孝”，推之国家则要讲“忠”。忠孝为宗法封建时代的道德观念。宗法观念恶果有四：一损坏个人独立自尊的人格；二窒碍个人的意识自由；三剥夺个人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四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的生产力。“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惨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因。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新青年》发表一系列文章，对中国传统的宗法式家庭和家庭观念予以彻底的否定，表露出一个明显的倾向：欲效法西方文明，务必破除传统式的中国家庭观念和破坏封闭式的宗法家庭，实现婚姻家庭观念的现代转型。

（二）通过中国与西方道德观念的比较，直传新道德。

伦理、道德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由于中西社会历史、政治制度、经济基础不同，因而产生不同的道德观念。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新青年》的编撰群体尚未掌握马克思主义，也未能透过道德现象发现其本质，但在直观中感到建立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道德与工业社会的道德相比是相形见绌了。

陈独秀《敬告青年》说：“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国难当头之秋，“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稳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自鸣清高、洁身自好的隐士乃是竞争中的淘汰者，应大力鼓励青年人的竞争意识。

在比较中国与西方人关于“信”与“诚”两个道德规范时，《新青年》第2卷第2号发表的《我之爱国主义》一文认为，中国的官僚政客不如西方的官僚政客诚实；旧中国人与人缺乏互信，反映到社会革命上，则出现了“华人革命乃滑稽剧也。”（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旧中国缺乏共信。人而无信，不独为道德之羞，亦且为经济之累。政府无信，则纸币不行，内债难得，无人民信托之国家银行，金融大权操诸外人之手。人民无信，则非独资无由创业，不适工商发达时代竞争。“是故民信不立，国之金融，决无起死回生之望。政府以借债而存，人民以盗窃为活，由贫而弱，由弱而亡，讵不滋痛！”（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

道德学说上，《新青年》撰文认为“现今道德学说之在欧西，最要者有二派：其一为个人主义之自利派；其二为社会主义之利他派。此二派互为雄长于道德学说界中。自于吾国旧日三纲、五伦之道德，则既非利己、又非利人，既非个人、又非社会，乃封建时代以家庭主义为根据之奴隶道德也。”（注：《记陈独秀君演讲词》，《新青年》第3卷第3号。）陈独秀认为，传统的封建道德束缚着人的创造力；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新青年》的主撰陈独秀，在反对封建道德过程中，有时认为道德受社会条件影响，有时又认为是思想道德决定社会发展。早期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思想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把改造社会的关键归结于思想，尤其是旧道德。把中国社会腐朽黑暗的主要原因归之于道德落伍，把忠、孝、节看作是社会一切弊端的根源，是一切罪恶的渊薮。他一方面认为道德随社会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又把道德看成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或是造成社会停滞的根源。在对道德的本原解释上，又把生物进化论引进了他的伦理思想。

《新青年》发表大量的文章，对孔子学说，对旧道德、旧伦理进行了无情的抨击，“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与此同时，《新青年》的许多文章倡导符合时展的新伦理、新道德，推动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现代转型。

四、《新青年》与现代文化价值观转型

《新青年》以近代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型。

《敬告青年》一文认为，西洋民族以实利为本位，“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向，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东洋民族以虚文为本位，而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崇尚虚文，尊儒重道，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新青年》把社会生活、政治、经济领域务虚不务实的种种观念，视为“内心的污秽”。“大小官吏，相次依附，存亡荣辱，以此为衡。婢膝奴颜，以为至乐。食力创业，乃至高尚至清洁适于国民实力伸张之美德，而视为天下之至贱，不屑为也。”（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天下之人都朝思暮想当官，拼命挤入仕途，结果出现“农弃畎亩以充厮役，工商弃其行业以谋差委，士弃其学而求官，驱天下生利之有业者，而为无业分利之游民。”（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投身宦海，自附于摇尾磕头之列，毋亦利禄之心重，而不知食力创业之可贵也。不能食力者，必食他人之食，不思创业者，自绝生利之途。民德由之堕落，国力由之衰微。”（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其原因则是由儒家“劳力者被治于人”。

陈独秀疾呼，国人极应讲究实际，振兴实业。必须从实际的事业上一步步开步走，“不要睡在空名词圈里，学那变戏法的，把名词当作一种符咒，只是口中念念有词，就梦想他等候他总有一天从空中落下，实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被那些‘先王之法’、‘圣人之道’等包含一切金科玉律的空泛名词遗误已久，此后不可再误了。”（注：《解放》，《新青年》第7卷第2号。）

西方人讲求创新，不为古人先哲所禁锢。中国人的心理则是崇拜圣人，束缚、满足于古代圣贤学说，视标新立异为异端邪说。《新青年》认为西方社会的思想学说随社会现实时时进化，日新月异，“故欧美今日之人心，不但不为其古代圣人亚里斯多德所拘囚，且并不为其近代圣人康德所支配。”（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中土儒士，以纲常立教，为人子妻者，既失个人之独立人格，复无个人之独立财产。”（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固守孔子之道，拘泥于纲常名教，因循、保守，缺乏西方民族的创新精神。西方人在创新中求得自己存在的价值，中国人在循规蹈矩中求得安逸。

“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说，儒家不尚力争，何况于战？黩武穷兵，国之大戒。佛徒去杀，益夺健斗之风。世称中国民族安息于地上，犹太民族安息于天国，印度民族安息于涅pán＠①，安息为东洋民族的一贯精神。西洋民族，“好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洋民族的民族性是：“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的民族性是：“恶斗死，宁忍辱”。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发表的《抵抗力》一文中把中国的国民性概括为：“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呜呼、悲哉！亡国灭种之病根，端在斯矣。”（注：陈独秀：《抵抗力》，《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

在义利观上，《新青年》指出西方人重利，中国人重义。认为西方世界的潮流是殖产兴业，分工合力，尊重个人以谋公共幸福。中国人则是“功利货殖，自古为羞。”世界进入20世纪以后，不摈弃传统儒士的义利观，中华民族难以振兴。“于此经济竞争剧烈之秋，欲以三等流氓（政治家为高等流氓，士人为中等流氓，流氓为下等流氓，以其均无生产力也）立国，不其难乎？”（注：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因此，陈独秀把旧中国的官僚、政客和军人列为“三害”，三害不除，国无清宁之日。

《新青年》对中西价值观进行了多侧面比较。从特定的文化模式结构或特定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的综合考察，寻究产生这些特征的根源。注重从社会心理、观念结构上进行探究。认为中国民族在价值取向上，应效法近代西方，提倡人格独立，以“个人为本位”，“个性解放”，信仰自由，争新竞智，重实际，重向往探求，通过改造自然为获得自由的必由之路。这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型的有益探索。

五、《新青年》对社会文化转型的久远影响

《新青年》在五四时期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影响是巨大而久远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前后通过《新青年》传入或兴起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1919年前后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追根溯源，也都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端的；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精神文化都是在1919年前后发生急剧变化的。当代中国的物质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几乎是在实践和完成五四先驱的未竟之业。五四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可以说，《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起着重要的精神桥梁作用。

《新青年》杂志创刊的时代，正值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中国文化正由以封建专制为主体的旧文化向以近代民主政治为主体的新文化转型。《新青年》杂志激励现代中国实现由封建文化到包含现代科技、现代教育、现代文艺、现代传媒在内的现代文化的重大转型，推进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为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崇尚科学，提倡创新意识是《新青年》编辑群体的重要思想观念之一。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认为，“文明进化之社会，其学说之兴废，恒时时视其社会之生活状态为变迁。”（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不要被古代的先贤“所拘囚”，也不要被近代的圣人“所支配”。要发扬《新青年》倡导的民族创新精神，提倡的学术开放意识，“一勿尊圣，二勿尊古，三勿尊国”。广采博纳，吸取其精华，营造现代化建设的良好时代氛围。

《新青年》推进了思想解放和人们观念现代转型的进程。认为，中国封建文化中那种安于现状，因循依赖，空想虚玄，寻求世外解脱的种种观念，愈来愈与社会的进步不相容，应该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中的创新竟智，崇尚科学，重视现实，讲求实效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观念。陈独秀则认为，民主、科学是现代社会前进的两大机轴，应摈弃旧的落后的官本位文化观念，树立振兴实业的现代意识。《新青年》倡导的现代化意识激励着先进的中国人通过以民主、科学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实现了由封建思想统治到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现代思想的重大飞跃。《新青年》和五四精神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更新与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和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激励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到民族独立和现代民主的重大历史嬗变，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进程。

《新青年》倡导的进取意识、竞争意识和赶超精神，促进和加速了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陈独秀呼吁“当急起直追”（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则指出，“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形势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种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管的组织，不能有成。”（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李达等主张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缩短中国与西方先进工业国家的差距。

《新青年》对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多方位、多层次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现代、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在不同程度上蒙受和正在继续蒙受《新青年》杂志的鼓舞和鼓励。《新青年》描述的“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注：《新青年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这样一个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的转型已经基本实现。在新的社会基础上觉醒，不断解放思想，深刻领悟五四时期先进中国人确立的救亡、启蒙、科学、民主、社会主义等时代主题的当今意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形态转型范文篇5

现实分析：当代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

在当今世界，文化霸权主义思潮正在消解和蚕食我国民众对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西方发达国家也不断借助信息网络技术拓展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的影响力，而我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又为上述二者的影响提供了现实契机。对这些现实挑战的现实分析是我们透视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的重要现实基础，当然也会有利于我们探寻新形势下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策略。文化霸权主义最先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葛兰西提出，用以指代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后来用来统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经济和政治优势，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削弱和代替别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一种思想侵略方式。我们知道，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遗传密码”，它是用来维系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统一性的源泉。在这种意义上，不同民族的文化是不能相互替代的。文化的确有多样性的发展趋向，但这种多样性无疑是建立在民族性基础之上的，因此，越是民族文化的东西才越能走向世界。每一个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是该民族独特的精神财富，是文化生产力的重要源泉，当文化的民族性被销蚀乃至被替代的时候，其政治和经济的异化只是一个由时间来判断的问题。民族文化当然要博采众长汲取其他文化形式的精华部分以促进本民族文化的长远发展，但这个过程往往是一个伴随世界范围交往的扩大的主动选择的过程。而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文化霸权主义却把这个主动交流的过程直接诠释和改变为强制输出的过程。于是我们看到，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各种手段输出它们的文化形式，这些通过广播、影视等传媒和通过文化产品等形式进行的文化渗透和文化输出，其中裹挟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样一来，通过这些被称之为“没有硝烟的战场”的战斗，文化霸权主义力图对我国文化的民族性以及核心价值体系进行消解和异化的企图得以彰显，目的在于不断地占领我们思想文化阵地。因此，看不到西方国家借文化霸权主义之名行意识形态侵略之实，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甚至造成不可预料的结果。30余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使中国的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加速。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文化体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30年间发生着悄然的变化。正像学者们指出的那样，“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2］在任何一个社会的稳定发展期，其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往往是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对于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而言，由于其核心价值体系尚处于未完全形成和发展阶段，此时制度和规范的变革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往往会与该社会的信用价值体系之间发生各种矛盾，对文化安全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安全维护就会面临多元文化的挑战和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因为，“在每一种文化中，其构成最核心最稳定的把文化塑造成一种特定文化的部分往往是文化的精神层面。而最外层的一般都是文化的物质层面，也是文化体系中最不稳定的一面。”［3］社会转型会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诸多方面的影响，对于文化转型来讲，最主要的就是这种转型使得我们国家很难再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形成一种支撑现代化进程中的相对统一的、主导型的文化精神，也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体系。社会转型引发的文化转型必然会带动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进行时代转换，而受到经济多元化的制约和影响，文化发展必然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局面，这种文化的多元化进而会影响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判断体系的形成。我们既不能放缓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脚步，又要对这一进程中出现的文化转型对意识形态安全所造成的影响有清醒的认识。

对策选择：新形势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

文化软实力在国家综合竞争力中地位的提升为我们在新时期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文化全球化的现实也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带来了极大挑战。推进社会主义主流意识的理论创新、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以及加强对大众文化的引导和管理，是我们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必要对策。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变革使得我国的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利益格局也日益明显，与此相应，文化形态也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态势。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以及国外文化的引入打破了我国过去文化单一化发展的格局，进而也使得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单一和封闭的状态趋向于复杂化发展的局面。文化全球化的推进使得各种思想文化的载体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舞台上相互激荡，这一方面为我们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时也使裹挟在外国文化中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形式各异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对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和挑战。要应对文化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最核心的举措就是要不断加强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我们不可能再把我们已经打开的世界重新关闭起来，因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做法只会使中国落后于时展的步伐，但我们可以通过自身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增强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因此，我们应该汲取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切合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新的社会实践，用理论创新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巩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民族文化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产生的与本民族经济政治状况相一致的各种文化产品、文化形态和文化意识的总和，它是与外来文化相对而言的一个范畴。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看，人类文化在产生之初，由于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心理条件的不同，总是以民族文化的形式出现。民族文化往往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观念形态上的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扮演着民族凝聚力的角色。民族文化的形成是该民族所特有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内聚力和扩散力相互斗争的结果，是向心力战胜离心力、内聚力战胜扩散力的结果。在这种状况之下，民族文化不仅能够吸取外来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不断地丰富和改造自身，而且能够对外来文化进行融合和改造。对民族精神在一国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作出了明确定位，他指出：“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4］在全球化日益推进和扩展的大背景下，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正在受到外来文化的的挑战，特别是当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裹挟在文化输出中迎面而来之时，形势则更加严峻，民众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在这种冲击下出现了危机。那么如何在全球化不可逆挡的潮流中增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呢？首先，必须在新形势下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激发其内在生机和活力，促使传统文化在时代化和世界化的过程中获得民族认同的功能；其次，要积极推动中华文化主动走向世界的进程，从而增强民族文化的世界吸引力，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提升自身的凝聚力；最后，民族文化凝聚力的提升从根本上还有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保障。总之，从文化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就是要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和创造当代中国文化的三位一体的文化变革运动中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的进程。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迅猛发展催生了中国的大众文化和大众文化产业，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现象，正以其鲜明的现实价值取向和强烈的文化渗透力，广泛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使得大众文化成为了一个研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视域。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思想潮流体现着人民群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它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转型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大众文化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注入了新活力也拓宽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渠道，但大众文化的多样性特征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一元化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冲突。面对大众文化繁荣发展的局面，我们应当发挥其对大众的文化引导作用，制约大众文化自身发展的负面效应，规约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把大众文化的发展导向引导到与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相一致的方向，从而掌握党对大众文化发展的引导权和控制权。我们必须以大众文化市场的需求为现实出发点，积极开发适合大众需求的大众化意识形态产品，从而把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汇于大众文化的日常娱乐活动之中，以增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影响力和认同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大众文化的发展起到引导和控制作用。在具体战略措施上，我们必须寻找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有效结合点，批判地吸收大众文化的合理成分，努力克服大众文化的消极成分，使大众文化向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方向发展，从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化转向。

本文作者：高宏利路向峰工作单位：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形态转型范文篇6

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意识形态在市场经济、复杂的社会现状以及国际形势的影响下，面临被消解、被弱化甚至被改造的严峻考验，也面临信息网络化、全球化、阶层分化的挑战。高校艺术教育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这些复杂的问题，如何与时俱进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创新地开展工作是社会转型期高校艺术教育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1.社会转型期我国高校艺术教育面临的社会意识形态现状

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现状首先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否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原有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某些内容和实现形式的消解。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的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利益格局使大学生对自身物质利益追求成为正当权利和正常的人生追求，增强了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和对己负责的态度，使大学生在实际学习生活中以更实际、更理性的态度衡量、分析、评判一切的现实问题。“这些使传统意识形态控制力有所弱化，导致大学生对过去接受教育而在头脑中形成的统一而权威性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由认同开始走向迷惑和部分的质疑。”［1］其次，我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异常复杂多变的现状。当前，在我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既有封建主义意识在某些方面一定程度的回潮，也有外来资产阶级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演变；既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冲击，也有非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的所谓修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还出现了“全球化社会意识形态”、“非社会意识形态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终结”等言论，这些实质上是以融合和消亡意识形态为面具的隐蔽的意识形态斗争形式，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向全世界扩展和渗透的工具。当前国际利益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国与国之间社会意识形态较量形式的间接性、隐蔽性也给我国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很大威胁。“意识形态斗争往往与复杂的国家安全、民族利益等问题相交织，在国际交往中很难清晰地分辨出社会意识形态斗争的线索，而且社会意识形态之争往往以文化或文明的差异与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错综复杂，难以定性。”透过国际利益关系就能发现，这些在文化交流中隐含的社会意识形态战略，实质上是指在实现对中国民众民族传统意识的消解、原有生活方式的改造、价值观念的颠覆和对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演变。

2.社会转型期我国高校艺术教育面临的挑战

当前改革开放向深度发展，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社会转型使文化艺术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改革开放促进了世界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交流与发展，艺术教育与审美欣赏以强大的物质保障为基础，同时丰富多元的文化艺术生活与思想认识的多元，使单纯娱乐成为较为推崇的休闲方式，大众文化内容“快餐化”，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有相对应的精神文化生活来衬托，而客观地说，我国社会转型期文化艺术并没有较为及时地与社会发展相同步。高校艺术教育在全社会对文化艺术认识肤浅片面的大环境下，面对接触新事物较为敏感的青年学生群体，它所承受的困难与责任是较大的。高校艺术教育面临的社会大环境给其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带来了强大的挑战，它所背负的社会责任从来没有现在这样艰巨，也从来没有这样困难，因为它面临的不只是国内社会转型的强烈变化，它还背负全世界面临的信息网络化、全球化与阶层分化的影响。信息网络是一把“双刃剑”，网络信息传播的跨时空、持久性、探索性、即时性、互动性、个性化、隐匿性以及生动的表现手法等特点对高校大学生在思想动态上的把握和控制能力提出了挑战。如何发挥艺术教育在受众人数、控制权、主宰权上的优势也是当前高校应考虑的重要问题，高校在具体的工作安排上要提高艺术教育的地位，相较于其他教育形式给予更多的信任与支持，整体提高高校在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全球化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全方位互动过程，全球化本身同时是伴随着强势的西方经济、文化和价值观念等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的过程，从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传统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等带来冲击。全球化的影响考验高校对大学生意识形态的控制能力。原有的高校文化环境已被打破，高校在开放环境下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艰巨性和紧迫性也就更强。社会阶层分化也使高校大学生的家庭来源更复杂，在毕业生就业的分配中也要面对阶层的进入问题，这些都在时刻影响着学生的抉择，这些也间接影响着高校艺术教育的意识形态的导向。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拓展，“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正发生重大的变化，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化和分层。由原来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分化成十个阶层，已经产生剧烈分化”［2］。“各阶层之间在利益追求、政治参与、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必然产生一系列的冲突，不同的群体在价值认知、价值评价、利益认同上会存在明显的差异。”［3］这些都会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矛盾和冲突最终一定会被反映和表现在高校大学生的社会意识中，并且呈现复杂加剧之势，这必然对高校艺术教育意识形态引领带来严峻的挑战。

二、社会转型期高校艺术教育实现意识形态功能的主要目标

意识形态具有对社会成员的协调性、整合性、教化性和疏导性，以及调节人们的社会心理和倡导共同道德规范等作用，“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借助执政党意识形态的作用在整个社会当中确立起核心价值目标，这一目标也成为高校艺术教育的目标指向”［4］；高校艺术教育应在价值取向上坚持以学生为本，强化学生的价值共识，从而用主流的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整合力来引领学生勤奋学习，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增强和谐社会对学生的吸引力和感召力。高校艺术教育应弘扬宣传和谐意识形态，以理论为基石，用潜移默化的方式对学生心理进行统摄与激励，在学习生活和校外实践中指导和建设和谐的意识形态，在学生中产生正向合力，使高校教师与大学生成为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的先行者与感知者。

三、社会转型期高校艺术教育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重要意义

知识分子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探索主体，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发展具有独特的作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是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探索主体，是因为他们肩负时代的使命，具有独特的政治文化品性:他们是终极关怀和现实关怀相统一的政治责任意识群体，不断促进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他们担当道义和社会创建相统一的政治使命，是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知识分子是创造知识、传播知识、创新知识的群体，他们也是社会的良心、人类价值的守护者，高校是知识分子生存成长的基地，艺术教育以不同的教育方式、表现形式和新颖别致的艺术表现力成为高校艺术教育的重要任务。

四、社会转型期高校艺术教育实现意识形态功能的具体原则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5］这些论述是今后高校发展的指导方针，也是社会转型时期改革开放继续深入的形势下，国家在教育领域所制定的新的意识形态，高校艺术教育也应遵循此指导，在实践工作中坚持以下原则，为高校艺术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1.高校艺术教育应坚持关注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人的主体性得到初步的释放，“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也莫过于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坚持以人为本，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6］，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其意识形态引领的主旨。高校是国家、执政党及社会意识形态执行的主阵地之一，是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坚实阵地，贯彻并实行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引领是高校最重要的社会责任。高校艺术教育应在教学实践中以学生为本，不仅关注学生的专业发展，还应在日常生活中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开展各种知识论坛、社会活动，促进艺术教育在全校的传播，使学生在专业精通的基础上掌握更多专业外的知识和技巧，个人综合素质得以提高，知识结构更合理，成为具有可持续发展动力的青年人才。

2.面对社会多元化，高校艺术教育应坚守意识形态阵地

社会转型期社会多元化的积极影响在增强社会活力的同时，也带来难以回避的消极现象。经济成分、社会思想价值观念多样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带来的挑战，高校艺术教育应坚决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高校艺术教育在具体的专业教学、学校艺术思想的普及教育、专业教师的培养、学生思想意识的教育中要利用艺术教育广泛、生动的特点以喜闻乐见的方式体现国家与执政党坚守的意识形态思想，以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发挥艺术教育的特有魅力、生命力和强大的指导作用，并以足够的自信发出时代的最强音。

3.高校艺术教育应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

社会转型期如果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势必导致人心大乱、天下大乱，给党和人民带来灾难。同志指出：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有害的。我们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要坚持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高校学生思想活跃、接受能力强，高校艺术教育应根据接受对象的特点，针对大学生思想活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成果，通过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来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影响力，真正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4.高校艺术教育应坚守其社会责任，实现专业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有效融合

形态转型范文篇7

关键词:电视新媒体；“泛娱”；“智娱”

电视媒体的创新发展以能够适应时展变化为基础，在新媒体发展趋势与时代背景下，电视新媒体的诞生是必然趋势。电视新媒体覆盖了数字电视、移动电视与户外新媒体等多种形式。而在市场对于电视节目需求量增加，市场电视节目同质化严重，受众审美与素质受到影响的当下，电视新媒体应发挥主流媒体的责任，引导受众群体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不断寻求新的发展出路与发展形势，创新电视节目，由“泛娱”向“智娱”转型，实现电视新媒体的新发展。

1电视新媒体“泛娱”带来的不良影响

电视新媒体与社会发展趋势接轨，适应了市场需求，但也需要重视作为主流媒体必然引导市场做出一定的变化。电视新媒体创新发展阶段一味适应市场需求，形成的“泛娱”给市场带去的不良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主要可以体现在以下3点。1）对电视文化形成的不良影响。电视新媒体作为主流媒体形式，其引导并带动着许多小型媒体的发展，而一味适应市场的需求，满足市场经济发展形式，难免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给电视文化形成了一种不利的发展趋势，在迎合受众需求的同时也形成了低级趣味。电视文化的“泛娱”发展与其自身主流文化形态、精英文化背道而驰，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在当前主流文化受到不断冲击的情况下，电视新媒体更应该做出改变，为大众形成积极的文化形态，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克服“泛娱”形式，实现“智娱”转型。2）对受众形成的不良影响。电视新媒体的“泛娱”尽管在极短的时间内给受众形成了娱乐形态，满足了受众的即时需求，但过度娱乐化是有很强的冲击力的，其在受众回顾、思考的同时会对受众的思想价值观念造成一定冲击。因此过度的娱乐化对于受众而言实际上是不利的，会侵蚀受众的心灵，麻痹精神意志，电视新媒体作为主流文化形态，在娱乐元素基础上，应缓解受众的不满情绪，使其能够在社会现实主义中深入思考，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与社会观。3）对媒体形成的不良影响。电视新媒体的“泛娱”不仅影响了受众与社会文化形态，对于其他媒体形态也形成了不良的影响，电视新媒体的“泛娱”在转型上或许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阻碍，但相对于受其影响的其他媒体形态而言，一旦被大众所接受，形成了文化经济形态，那么很难有效进行改革与创新，而不同的媒体形态形成的影响不同，由电视新媒体“泛娱”造成的不良影响也就形成了盲目扩大化，不利于其他媒体的健康发展。

2电视新媒体“泛娱”到“智娱”的转型

电视新媒体在适应新媒体环境下需要进行创新，而起初这种创新一味适应市场需求与市场经济，从而造成的电视新媒体的“泛娱”。“泛娱”形式的存在，给电视媒体的公信力、文化传播效力、宣传教育功能等多个都造成了发展弱势，这是电视新媒体创新化发展下的不良反应，也提醒着电视新媒体的发展应更加重视综合性功能，而不是以单一的娱乐元素进行发展。因此在“泛娱”背景下，电视新媒体应及时转型与升级，以“智娱”实现电视新媒体的创新发展。1）电视文化的创新发展。电视媒体在新媒体时代下实现了创新发展，能够以电视新媒体形式形成新的文化发展形态，但电视新媒体的发展也不能够脱离电视文化发展重要，即内容为主。电视新媒体实现由“泛娱”到“智娱”的转型需要尊重电视媒体的主流文化形态，为受众创造了能够深入文化灵魂的文化形式，提高受众的精神文化素养，在电视节目中传播正确的文化观念与价值观念。传统文化一度被人们认为是束之高阁的文化形式，而在电视新媒体发展趋势下，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形式的结合很好的为人们普及了传统文化中的多种元素，也提高了人们的文化素养。因此电视新媒体在转型期间，想要由“泛娱”到“智娱”进行转型，便需要重视电视文化的创新，例如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文化形式，提高受众的文化认同感，以受众情感依托、人生经历与传统文化背景相结合，以传统文化形式感染、教育受众，形成大众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效应。这能够较好的改善大众滥用传统文化的现场，也能够杜绝传统文化受到曲解的娱乐化使用方式，真正实现电视新媒体“泛娱”到“智娱”的转型。2）知识经济与娱乐形式的融合。电视新媒体的“泛娱”是从娱乐形式上满足了人们的即时性需求，但过度娱乐确实会给大众形成不良的影响。因此在电视新媒体的转型升级上，需要在娱乐形式的基础上形成创新。当今社会是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背景下，人们更希望能够找到正确的方式充实自己。知识经济与娱乐形式的结合在电视新媒体的创新化发展中能够得到较好的发展前景，其在改善低级趣味的同时加入了“高级玩法”，满足现代社会人们对于知识的需求，也很好的将“泛娱”转型为“智娱”。例如当前许多刑侦类影视节目，其很好的适应了许多人自身所缺少，但又愿意接受的知识文化，如《心理罪》的播出，许多与心理学相关的学生能够在节目播出后根据自身专业知识进行深入的解答，并以其中的知识文化形成专业知识的强化，而许多与心理学不相关的人群，也能够在喜爱电视节目的同时积极学习心理学。这是电视新媒体带来了新的文化形态，也是知识经济与娱乐形式的整合，其通过知识元素推动了娱乐元素的大众化，减少了娱乐同质化带来了麻痹效应。再者如《奇葩说》这类辩论类的综艺节目，也受到了大众的欢迎，甚至许多公司、企业、学校、部门，都能够将这种辩论形式与辩题形成内部娱乐活动，相较于虚无缥缈、低级趣味的娱乐形式，知识经济与娱乐形式的融合不仅推动着电视新媒体的发展，也推动着人们自身知识素养与文化素养的发展。3）益智类娱乐形式的推广。在电视新媒体中形成的娱乐经济自然是受到大众追捧的，但这种娱乐形式并不代表一定是不利的，过度娱乐带来的弊端显而易见，而如何在娱乐形式下进行深入创新，形成娱乐的新形态，推广有益的娱乐形式也是电视新媒体应该重视并加以优化完善的部分。在当前人们对于娱乐需求较广泛的社会背景下，多种娱乐形式应能够得到推广，电视新媒体想要实现由“泛娱”到“智娱”的转型，可以通过益智类娱乐形式的推广奠定基础。在娱乐的基础上加入益智类元素，能够避免大众的盲目娱乐，如当前许多探案类综艺节目，《明星大侦探》等，其作为综艺节目受到了大众的极大欢迎，而在节目播出后，相关的论坛中针对案件的手法、内容都构建了新的关系网，在案件娱乐化基础上也形成了新的说明，这是娱乐节目带给大众新的思考，也引导着大众在娱乐基础上建立思考，是益智类娱乐节目带给人们全新的体现。可以说，益智类娱乐是电视新媒体娱乐转型的一种方式，其带动着电视新媒体由“泛娱”向“智娱”转型，也推动着更多娱乐形式的产生，为电视新媒体提供更多的创新驱动力。总的来说，电视新媒体由“泛娱”到“智娱”的转型与升级并不是一次偶然行为，而是必然行为，这是电视媒体在社会变革与时代变迁下依旧没有被淘汰的智慧，也是电视新媒体在转型升级道路上必然需要经历的过程中。为了能够较好的促进电视新媒体的创新发展，需要重视起“智娱”的积极影响。

3结论

电视新媒体是当前社会发展背景下受到人们极大关注的媒体形式，电视媒体本身也能够以其主流媒体形式向人们传递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念，但受到新媒体环境的影响与媒体市场的竞争影响，电视新媒体在一段时间内的“泛娱”形式确实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无论是针对于受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还是其他媒体形式，都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在电视新媒体发展与改革的背景下，其更加重视娱乐形式的创新，改善原有过度娱乐、迎合市场的模式，转而以“智娱”方式创新娱乐市场，不仅较好的为受众提供了娱乐新形态，还给受众形成了新的文化体验与精神需求，能够在推动电视媒体创新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电视媒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徐雅靖.智娱时代益智类节目的创新方法[J].传媒论坛，2018，1（15）：74-75.

[2]郑晓玲，邓若蕾，郑惠钦.广播电视新媒体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J].传播与版权，2017（12）：98-100.

[3]吕怀瀛.全媒体环境下电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之路[J].中国有线电视，2017（10）：1139-1141.

[4]朱洁.电视新媒体“泛娱”到“智娱”的转型探析[J].新媒体研究，2017，3（18）：68-69，72.

形态转型范文篇8

【内容提要】中国现代城市治理模式正在进行新的构建。其中日益发展的社区公民自治--包括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则是现代治理模式的奠基石。当然这块奠基石仍处于打造之中，而转换政府职能、完善公民自治制度则是打造这块基石的铁锤和錾子。

【关键词】社会转型；治理模式；政府职能；居民自治

【作者简介】周鸿陵，男，北京新民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时浩，男，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城市工作处副处长

【中图分类号】D6；D62【文献标示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2）04-0082-04

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0］23号）下发后，社区建设在中国方兴未艾，社区建设的理论研究也开始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从中国社会转型、中国治理模式转换的角度来讨论社区建设，或许能开辟更多的研究和实践空间。

一、中国社会转型与社区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社会事件都和中国社会转型有重大关联，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事件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反应。对任何社会现象的研究，不从中国社会转型这个角度分析，都无法找到满意的解答。至于如何理解社会转型，不同时期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近年来将社会转型定义为社会整体形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即"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是众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在这里社会整体形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转换。

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异，也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解释。如有人指出：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现代社会是工业-信息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型社会，现代社会是开放型社会；传统社会是匮乏型社会，现代社会是发达型社会等等。近年来一些学者从社会主体开始研究，认为传统社会中的人处于臣民状态，现代社会的人处于公民状态。因此他们称传统社会为臣民社会，现代社会为公民社会。在臣民社会状态下，政治是整个社会的核心，经济和社会只是政治附属；在公民社会状态下，公民的经济和社会自由得到保证，政府权力来自于公民的同意，经济发展来自于公民通过市场进行推动，社会不再是政府的附属而是公民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的载体，整个社会处良性互动状态。以此为基本结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转型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其速度不断加快，中国社会形态已深刻地改变了。1978年以前，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则处于政治领域的严格控制之下，几乎没什么自主性。政治领域垄断了整个社会的权力，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这在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社会领域也不例外，政治控制直指家庭生活和个人的内心世界。"中国有7亿人，只允许有一个思想"是当时的最真切的写照。

1978年之后，这种状态开始解构，社会的各个领域开始逐步明晰化。在政治领域，公民当家作主得到一定的体现，公民对政府的决策开始发挥作用，"权力来自于人民"逐步落到了实处。政府无限膨胀的权力开始受到限制，政府开始对公民的各项权利包括个人隐私进行保护，政府逐步在把属于社会的事务交给社会，公民自治在农村和城市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非政府非营利机构开始出现。政府对市场和资源配置干预在逐渐弱化，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在经济领域内市场主体以营利为目标，其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私人物品。在社会领域内个人、家庭、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是主体，其社会功能是提供非垄断公共物品[1]（P31、P35）。

中国社会转型还没有完全完成，但其趋势是在加快。最近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家陆学艺也指出，在21世纪头20年内中国将完成社会转型。因此，在今天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更具有现实性。二、社区居民自治：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

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社区建设是在9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加速开始萌生的。为推动这一进程，民政部曾于1999年开始在全国选择了26个部级实验区进行探索。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文件后，社区建设开始在全国展开。社区建设在最初并没有固定的模式，曾产生行政主导社区建设的模式。随着社区建设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以沈阳、武汉为代表的居民自治主导的社区建设模式，更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

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十五"计划建议中指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引导人民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加强社区民主建设"。这是中央对社区居民自治建设的肯定。改革开放前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对企业事业单位直接管理，城市社会由一个个企业事业单位构成。国家通过单位管理社会，并事实上覆盖着社会。在这种情形下，主流城市社会成员大都属于单位人。在当时所谓的居民委员会，其管理的对象只是少数缺乏就业能力的"社会闲杂人员"，城市社会主流成员仍然在"单位"管理之下。经济改革之后，国家对企事业的垄断式管理被打破，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促使政企、政事、政社分开，传统的单位制开始解体。与此相适应，社会成员由依附于单位的"单位人"变成自由式的"市场人"和"社会人"，城市社区有了属于社区的主体[2]。

改革开放不但为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准备了人力资源，而且提供了自治的内容。随着市场化改革向纵深发展，政府和企事业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从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剥离出来交给了社会。社区内的公共事物逐步增加，社区成员包括驻社区单位需要社区为其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良好的治安环境、公共卫生设施、文化娱乐设施。这些准公共事物经费来源，虽然在目前大部分仍由政府提供，维护管理只能由社区组织来实施。这些就构成了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

同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公民独立意识开始提高，公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公民在社区建设中权力意识在迅速提高。社区管理成员的产生方式由过去街道办事处的委任，改为由社区成员选举。社区管理机构开始进行自主管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扩大民主、居民自治"是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文件指出，"在社区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逐步实现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沈阳、武汉、福州等城市根据中央精神结合实际情况，明确认定了社区居委会的一定的权利。如杭州市下城区天水街道办事处确定社区居委会有8项自治权利，即民主选举权、财务自主权、财产自主权、事务初审权、重大事项民主决策权、依法协管权、不合理摊派拒绝权、民主监督权[3]。

三、寻找新的治理模式

社会转型，不能只"转"不"型"，"转"意味着对旧社会形态的破除和改革，"型"意味着对新社会形态的重新整合。100多年来中国一直处于"转"多于"型"的过程中。首先在19世纪遭遇到来自西方的冲击，进入20世纪后，中国经历了一场从革命到改革的大变革[4]（P245、P249），先后以三次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完整了国家整合，形成了市场格局，开始了民主化进程[5]。但我们必须清楚革命和改革只是手段，革命和改革都是为确定新的秩序开辟道路。在9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社会效应减弱，人们对稳定对秩序的渴望成为社会的主要诉求。

在社会转型进入整合社会形态阶段时，最重要的是重视治理模式的重塑。这是巩固改革成果稳定社会的需要。毕竟治理更具有稳定性、中性、程序性，一位知名学者指出治理"更注重方式，而相对缺少意识形态上的关怀和争论"[6]（P55、P56）。抛开意识形态方面的激情澎湃，回归现实生活中的保守单调，为中国人民寻找一个可预期、可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任务。

治理模式由社会形式决定[7]，但社会形态并不自动产生治理模式，而是需要人们主动地把握时机进行构建。治理模式是在一个时期根据一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形成的。它包括治理的主体和治理的方式两个重要方面。在传统社会形态下，由于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其治理主体呈单一性、排他性、不可选择性，其治理方式呈单向性。整个治理模式表现为百分之百的刚性，整个社会依赖统治者的暴力统治和对权力资源的垄断来支撑，整个社会只能在"?quot;和"乱"之中循环。在现代社会形态下，国家和社会处于明确的分工合作的状态，形成合作共治的局面。政府的产生源于公民的同意，政府的公共决策反映的是公民意志，社会和国家良性互动，政府和社会共同为公民提供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其治理模式具有多元性、双向性。

社区建设中形成的沈阳模式，即以社区居民自治为主导的模式是现代新的治理模式的典范。沈阳模式的特点是建立以居住地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纽带，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综合素质和文明程度为目的，以社区成员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手段，有党和政府领导、社会各方参与的区域文明小社会，形成共居一地、共同管理、共保平安、共建文明、共求发展的社会化自治管理的运行机制[8]。这些特点基本体现了现代社会形态下的新型治理模式。社区居民自治的意义是多重的，但无论如何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其在探索新型治理模式中的积极作用。社区是社会层次中最小的完整单元，是整个社会运行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社区居民自治就是中国治理模式的奠基石。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毕竟中国社会仍处于转型之中，中国现代治理模式的成熟仍有赖于政府和社会的积极努力。其中政府转换职能，将社会事务真正交给社区办理，完善社区自治制度，才能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参考文献

[1]康晓光：《权利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徐勇：《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自治》，2000年，未刊稿。

[3]吕济民：《有了社区自主权，当家就能做了主》，《社区》2001年12月。

[4]王海光：《从革命到改革》，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5]周鸿陵：《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1999年度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

[6]智贤：《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书

店1995年版。

[7]徐勇：《论治理转型与竞争一合作主义》，2000年，未刊稿。

形态转型范文篇9

关键词：社会转型；治理模式；政府职能；居民自治

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0］23号）下发后，社区建设在中国方兴未艾，社区建设的理论研究也开始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从中国社会转型、中国治理模式转换的角度来讨论社区建设，或许能开辟更多的研究和实践空间。

一、中国社会转型与社区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社会事件都和中国社会转型有重大关联，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事件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反应。对任何社会现象的研究，不从中国社会转型这个角度分析，都无法找到满意的解答。至于如何理解社会转型，不同时期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近年来将社会转型定义为社会整体形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即"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是众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在这里社会整体形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转换。

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异，也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解释。如有人指出：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现代社会是工业-信息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型社会，现代社会是开放型社会；传统社会是匮乏型社会，现代社会是发达型社会等等。近年来一些学者从社会主体开始研究，认为传统社会中的人处于臣民状态，现代社会的人处于公民状态。因此他们称传统社会为臣民社会，现代社会为公民社会。在臣民社会状态下，政治是整个社会的核心，经济和社会只是政治附属；在公民社会状态下，公民的经济和社会自由得到保证，政府权力来自于公民的同意，经济发展来自于公民通过市场进行推动，社会不再是政府的附属而是公民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的载体，整个社会处良性互动状态。以此为基本结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转型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其速度不断加快，中国社会形态已深刻地改变了。1978年以前，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则处于政治领域的严格控制之下，几乎没什么自主性。政治领域垄断了整个社会的权力，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这在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社会领域也不例外，政治控制直指家庭生活和个人的内心世界。"中国有7亿人，只允许有一个思想"是当时的最真切的写照。

1978年之后，这种状态开始解构，社会的各个领域开始逐步明晰化。在政治领域，公民当家作主得到一定的体现，公民对政府的决策开始发挥作用，"权力来自于人民"逐步落到了实处。政府无限膨胀的权力开始受到限制，政府开始对公民的各项权利包括个人隐私进行保护，政府逐步在把属于社会的事务交给社会，公民自治在农村和城市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非政府非营利机构开始出现。政府对市场和资源配置干预在逐渐弱化，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在经济领域内市场主体以营利为目标，其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私人物品。在社会领域内个人、家庭、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是主体，其社会功能是提供非垄断公共物品[1]（P31、P35）。

中国社会转型还没有完全完成，但其趋势是在加快。最近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家陆学艺也指出，在21世纪头20年内中国将完成社会转型。因此，在今天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更具有现实性。二、社区居民自治：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

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社区建设是在9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加速开始萌生的。为推动这一进程，民政部曾于1999年开始在全国选择了26个部级实验区进行探索。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文件后，社区建设开始在全国展开。社区建设在最初并没有固定的模式，曾产生行政主导社区建设的模式。随着社区建设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以沈阳、武汉为代表的居民自治主导的社区建设模式，更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

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十五"计划建议中指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引导人民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加强社区民主建设"。这是中央对社区居民自治建设的肯定。改革开放前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对企业事业单位直接管理，城市社会由一个个企业事业单位构成。国家通过单位管理社会，并事实上覆盖着社会。在这种情形下，主流城市社会成员大都属于单位人。在当时所谓的居民委员会，其管理的对象只是少数缺乏就业能力的"社会闲杂人员"，城市社会主流成员仍然在"单位"管理之下。经济改革之后，国家对企事业的垄断式管理被打破，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促使政企、政事、政社分开，传统的单位制开始解体。与此相适应，社会成员由依附于单位的"单位人"变成自由式的"市场人"和"社会人"，城市社区有了属于社区的主体[2]。

改革开放不但为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准备了人力资源，而且提供了自治的内容。随着市场化改革向纵深发展，政府和企事业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从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剥离出来交给了社会。社区内的公共事物逐步增加，社区成员包括驻社区单位需要社区为其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良好的治安环境、公共卫生设施、文化娱乐设施。这些准公共事物经费来源，虽然在目前大部分仍由政府提供，维护管理只能由社区组织来实施。这些就构成了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

同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公民独立意识开始提高，公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公民在社区建设中权力意识在迅速提高。社区管理成员的产生方式由过去街道办事处的委任，改为由社区成员选举。社区管理机构开始进行自主管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扩大民主、居民自治"是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文件指出，"在社区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逐步实现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沈阳、武汉、福州等城市根据中央精神结合实际情况，明确认定了社区居委会的一定的权利。如杭州市下城区天水街道办事处确定社区居委会有8项自治权利，即民主选举权、财务自主权、财产自主权、事务初审权、重大事项民主决策权、依法协管权、不合理摊派拒绝权、民主监督权[3]。

三、寻找新的治理模式

社会转型，不能只"转"不"型"，"转"意味着对旧社会形态的破除和改革，"型"意味着对新社会形态的重新整合。100多年来中国一直处于"转"多于"型"的过程中。首先在19世纪遭遇到来自西方的冲击，进入20世纪后，中国经历了一场从革命到改革的大变革[4]（P245、P249），先后以三次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完整了国家整合，形成了市场格局，开始了民主化进程[5]。但我们必须清楚革命和改革只是手段，革命和改革都是为确定新的秩序开辟道路。在9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社会效应减弱，人们对稳定对秩序的渴望成为社会的主要诉求。

在社会转型进入整合社会形态阶段时，最重要的是重视治理模式的重塑。这是巩固改革成果稳定社会的需要。毕竟治理更具有稳定性、中性、程序性，一位知名学者指出治理"更注重方式，而相对缺少意识形态上的关怀和争论"[6]（P55、P56）。抛开意识形态方面的激情澎湃，回归现实生活中的保守单调，为中国人民寻找一个可预期、可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任务。

治理模式由社会形式决定[7]，但社会形态并不自动产生治理模式，而是需要人们主动地把握时机进行构建。治理模式是在一个时期根据一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形

成的。它包括治理的主体和治理的方式两个重要方面。在传统社会形态下，由于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其治理主体呈单一性、排他性、不可选择性，其治理方式呈单向性。整个治理模式表现为百分之百的刚性，整个社会依赖统治者的暴力统治和对权力资源的垄断来支撑，整个社会只能在"?quot;和"乱"之中循环。在现代社会形态下，国家和社会处于明确的分工合作的状态，形成合作共治的局面。政府的产生源于公民的同意，政府的公共决策反映的是公民意志，社会和国家良性互动，政府和社会共同为公民提供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其治理模式具有多元性、双向性。

社区建设中形成的沈阳模式，即以社区居民自治为主导的模式是现代新的治理模式的典范。沈阳模式的特点是建立以居住地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纽带，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综合素质和文明程度为目的，以社区成员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手段，有党和政府领导、社会各方参与的区域文明小社会，形成共居一地、共同管理、共保平安、共建文明、共求发展的社会化自治管理的运行机制[8]。这些特点基本体现了现代社会形态下的新型治理模式。社区居民自治的意义是多重的，但无论如何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其在探索新型治理模式中的积极作用。社区是社会层次中最小的完整单元，是整个社会运行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社区居民自治就是中国治理模式的奠基石。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毕竟中国社会仍处于转型之中，中国现代治理模式的成熟仍有赖于政府和社会的积极努力。其中政府转换职能，将社会事务真正交给社区办理，完善社区自治制度，才能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参考文献

[1]康晓光：《权利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徐勇：《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自治》，，2000年，未刊稿。

[3]吕济民：《有了社区自主权，当家就能做了主》，《社区》2001年12月。

[4]王海光：《从革命到改革》，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5]周鸿陵：《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1999年度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

[6]智贤：《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书

店1995年版。

形态转型范文篇10

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社会事件都和中国社会转型有重大关联，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事件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反应。对任何社会现象的研究，不从中国社会转型这个角度分析，都无法找到满意的解答。至于如何理解社会转型，不同时期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近年来将社会转型定义为社会整体形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即"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是众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在这里社会整体形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转换。

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异，也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解释。如有人指出：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现代社会是工业-信息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型社会，现代社会是开放型社会；传统社会是匮乏型社会，现代社会是发达型社会等等。近年来一些学者从社会主体开始研究，认为传统社会中的人处于臣民状态，现代社会的人处于公民状态。因此他们称传统社会为臣民社会，现代社会为公民社会。在臣民社会状态下，政治是整个社会的核心，经济和社会只是政治附属；在公民社会状态下，公民的经济和社会自由得到保证，政府权力来自于公民的同意，经济发展来自于公民通过市场进行推动，社会不再是政府的附属而是公民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的载体，整个社会处良性互动状态。以此为基本结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转型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其速度不断加快，中国社会形态已深刻地改变了。1978年以前，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则处于政治领域的严格控制之下，几乎没什么自主性。政治领域垄断了整个社会的权力，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这在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社会领域也不例外，政治控制直指家庭生活和个人的内心世界。"中国有7亿人，只允许有一个思想"是当时的最真切的写照。

1978年之后，这种状态开始解构，社会的各个领域开始逐步明晰化。在政治领域，公民当家作主得到一定的体现，公民对政府的决策开始发挥作用，"权力来自于人民"逐步落到了实处。政府无限膨胀的权力开始受到限制，政府开始对公民的各项权利包括个人隐私进行保护，政府逐步在把属于社会的事务交给社会，公民自治在农村和城市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非政府非营利机构开始出现。政府对市场和资源配置干预在逐渐弱化，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在经济领域内市场主体以营利为目标，其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私人物品。在社会领域内个人、家庭、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是主体，其社会功能是提供非垄断公共物品[1]（P31、P35）。

中国社会转型还没有完全完成，但其趋势是在加快。最近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家陆学艺也指出，在21世纪头20年内中国将完成社会转型。因此，在今天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更具有现实性。二、社区居民自治：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

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社区建设是在9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加速开始萌生的。为推动这一进程，民政部曾于1999年开始在全国选择了26个部级实验区进行探索。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文件后，社区建设开始在全国展开。社区建设在最初并没有固定的模式，曾产生行政主导社区建设的模式。随着社区建设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以沈阳、武汉为代表的居民自治主导的社区建设模式，更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

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十五"计划建议中指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引导人民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加强社区民主建设"。这是中央对社区居民自治建设的肯定。改革开放前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对企业事业单位直接管理，城市社会由一个个企业事业单位构成。国家通过单位管理社会，并事实上覆盖着社会。在这种情形下，主流城市社会成员大都属于单位人。在当时所谓的居民委员会，其管理的对象只是少数缺乏就业能力的"社会闲杂人员"，城市社会主流成员仍然在"单位"管理之下。经济改革之后，国家对企事业的垄断式管理被打破，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促使政企、政事、政社分开，传统的单位制开始解体。与此相适应，社会成员由依附于单位的"单位人"变成自由式的"市场人"和"社会人"，城市社区有了属于社区的主体[2]。

改革开放不但为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准备了人力资源，而且提供了自治的内容。随着市场化改革向纵深发展，政府和企事业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从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剥离出来交给了社会。社区内的公共事物逐步增加，社区成员包括驻社区单位需要社区为其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良好的治安环境、公共卫生设施、文化娱乐设施。这些准公共事物经费来源，虽然在目前大部分仍由政府提供，维护管理只能由社区组织来实施。这些就构成了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

同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公民独立意识开始提高，公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公民在社区建设中权力意识在迅速提高。社区管理成员的产生方式由过去街道办事处的委任，改为由社区成员选举。社区管理机构开始进行自主管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扩大民主、居民自治"是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文件指出，"在社区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逐步实现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沈阳、武汉、福州等城市根据中央精神结合实际情况，明确认定了社区居委会的一定的权利。如杭州市下城区天水街道办事处确定社区居委会有8项自治权利，即民主选举权、财务自主权、财产自主权、事务初审权、重大事项民主决策权、依法协管权、不合理摊派拒绝权、民主监督权[3]。

三、寻找新的治理模式

社会转型，不能只"转"不"型"，"转"意味着对旧社会形态的破除和改革，"型"意味着对新社会形态的重新整合。100多年来中国一直处于"转"多于"型"的过程中。首先在19世纪遭遇到来自西方的冲击，进入20世纪后，中国经历了一场从革命到改革的大变革[4]（P245、P249），先后以三次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完整了国家整合，形成了市场格局，开始了民主化进程[5]。但我们必须清楚革命和改革只是手段，革命和改革都是为确定新的秩序开辟道路。在9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社会效应减弱，人们对稳定对秩序的渴望成为社会的主要诉求。

在社会转型进入整合社会形态阶段时，最重要的是重视治理模式的重塑。这是巩固改革成果稳定社会的需要。毕竟治理更具有稳定性、中性、程序性，一位知名学者指出治理"更注重方式，而相对缺少意识形态上的关怀和争论"[6]（P55、P56）。抛开意识形态方面的激情澎湃，回归现实生活中的保守单调，为中国人民寻找一个可预期、可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任务。

治理模式由社会形式决定[7]，但社会形态并不自动产生治理模式，而是需要人们主动地把握时机进行构建。治理模式是在一个时期根据一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形

成的。它包括治理的主体和治理的方式两个重要方面。在传统社会形态下，由于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其治理主体呈单一性、排他性、不可选择性，其治理方式呈单向性。整个治理模式表现为百分之百的刚性，整个社会依赖统治者的暴力统治和对权力资源的垄断来支撑，整个社会只能在"?quot;和"乱"之中循环。在现代社会形态下，国家和社会处于明确的分工合作的状态，形成合作共治的局面。政府的产生源于公民的同意，政府的公共决策反映的是公民意志，社会和国家良性互动，政府和社会共同为公民提供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其治理模式具有多元性、双向性。

社区建设中形成的沈阳模式，即以社区居民自治为主导的模式是现代新的治理模式的典范。沈阳模式的特点是建立以居住地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纽带，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综合素质和文明程度为目的，以社区成员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手段，有党和政府领导、社会各方参与的区域文明小社会，形成共居一地、共同管理、共保平安、共建文明、共求发展的社会化自治管理的运行机制[8]。这些特点基本体现了现代社会形态下的新型治理模式。社区居民自治的意义是多重的，但无论如何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其在探索新型治理模式中的积极作用。社区是社会层次中最小的完整单元，是整个社会运行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社区居民自治就是中国治理模式的奠基石。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毕竟中国社会仍处于转型之中，中国现代治理模式的成熟仍有赖于政府和社会的积极努力。其中政府转换职能，将社会事务真正交给社区办理，完善社区自治制度，才能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参考文献

[1]康晓光：《权利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徐勇：《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自治》，，2000年，未刊稿。

[3]吕济民：《有了社区自主权，当家就能做了主》，《社区》2001年12月。

[4]王海光：《从革命到改革》，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5]周鸿陵：《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1999年度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

[6]智贤：《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书

店1995年版。

[7]徐勇：《论治理转型与竞争一合作主义》，2000年，未刊稿。

[8]刘小康：《政府与社会互动：沈阳社区自治模式探微》，《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