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态性范文10篇

形态性范文篇1

关键词：形态学；安全属性；创新设计

在产品设计需求不断被提高的今天，关于设计与安全的问题同样受到关注。设计形态中“安全”属性是设计核心要素，设计面对的不仅是日常应用，而且被提升到关系人类发展延续的生命体中。在当下的设计形态研究中，如何面向安全的创新设计发展是人们需要面对、探讨、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近现代国际科学领域中，“形态”这一概念，被赋予更多的衍生意义，而“形”与“态”的界定，是基于人为形态的可视性方面与非可视性方面进行的对应性研究，由此厘清有关于人为形态创作的机理。设计师通过材料、色彩、结构等方式塑造设计作品可视性的“形”，同时通过“形”深入发掘“态”所呈现的内涵，这是设计界必然需要深入研究、分析的领域。形态的安全属性是设计领域思考的先决性因素。

1安全属性的物质与精神层面

1.1安全属性的物质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有三种形态：从认识的角度，是指事物；从本体论出发，是指物质；从唯物使观看，是指社会存在[1]。这里主要取本体论，物质之意，探究设计中由物质形态引发的安全思考。2015年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的一家工厂中，机器人“出手”杀死了一名工作人员，有关设计的安全问题再次引发热议。这名不幸身亡的工作人员是大众的承包商，事发时正与同事一起安装机器人，但机器人却突然抓住他的胸部，然后把他重重地压向一块金属板，最终导致这名工作人员因伤重不治身亡。然而，由于事发时这名工作人员正在安装机器人，所以他在安全笼中，而他的同事站在笼外，却没有受伤。这个机器人在整件事情中没有出现技术故障，也没有遭到损坏。“物”的创造和使用主体均为“人”，人在面对造物时，要遵循的第一原则即为“安全”。产品创造从物质本身出发，通过各项条件的组合，保持产品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结合审美因素，构成物质本身所能提供给使用者的本体安全效应。例如，在生产过程中若某一基础环节出现故障或协调性误差，设计安全的稳定链接就会被打破，物质本体也将带来安全隐患。1.2安全属性的精神层面。布鲁诺•赛维总结象征主义的移情作用论（Einfuehlung）关于形式的心理作用，认为建筑只是制造某种预定的人类反应的一个机器而已。例如他们认为水平线让人体验到一种内在感、合理性、理智；垂直线象征着崇高，代表着果断有力；螺旋线表示升腾、超脱；立方体显示肯定感；圆给人以平衡感、控制力，一种掌握全部生活的力量；球体代表完满[2]。由此，不同形态的设计，会给人不同的心理暗示，《设计心理学》一书借鉴了W.H.梅奥尔所著的《设计原则》中关于“物质心理学”的概念和事例，指出“物质心理学”应该是研究物品预设用途的学问。预设用途是指物品被人们认为具有的性能及其实际上的性能，主要是指那些决定物品可以作何用途的基本性能[3]，而设计师根据预设目标受众的心理情感反应，设计出形态与之匹配的产品，从而引起良好的心理反应。石器时代“人面鱼纹盆”，见图1，器物口径为339.8cm，绘画表现为内壁彩绘，描绘对象为“人面”与“鱼”，将“人面”取几何造型并与“鱼”图形相结合。在多处发掘中均出现石器时代的带有“鱼”图形的彩陶器皿，可以从中发现当时人类生活与鱼之间的关系。在物质生活相对匮乏的时代，鱼作为主要食物来源或繁衍的象征意义的对象，以图案的形式出现于器物之上，所带来的不仅是形式上的丰富，而且是心灵情感上的安全与满足。

2设计形态的安全属性

2.1结构设计形态与安全。早在中国石器时代所使用的石器工具的设计中，已存在明显的安全意识[4]。旧石器时代石斧见图2，在形态设计中，器物一端为几何状尖厉口，另一端的手持部分设计为有相对弧度的把手，既保证了使用安全，又符合了人体力学的设计理念。西方古罗马时期建筑万神庙（又名万神殿），见图3，始建于公元前27年，是一座希腊围柱式长方形建筑。由于古希腊建筑材料为石材，梁柱结构无法承受如此大的重量，所以从安全角度来看，古希腊围柱式建筑，柱之间的距离都不会很大，从结构上保证了建筑设计的安全性。根据这个设计理念，公元2世纪，古罗马哈德良皇帝在原神庙的基础上彻底改建万神庙，把它建成罗马特有的穹隆圆顶形建筑。公元3世纪，古罗马皇帝卡拉卡拉在圆形神庙前建了一座与其相连的长方形神庙，并将长方形建筑作为这个神庙的入口。万神庙圆形大殿上覆盖着一个直径为43.5m的大圆顶，为了支撑屋顶，大殿的墙厚6m多。圆顶用砖和三合土砌成，为了减轻圆顶的重量，屋顶越往上就越薄，并在圆顶的内部做了深深的凹形方格。由此可见在设计形态中，物质的安全属性与结构和材料是密不可分的。2.2材料应用与安全。设计是人的造物活动，造物一定是以形态的形式存在的，而构成形态的密不可分的要素即为材料。木材、石材、塑料，金属等不同的材料赋予产品不同的特性，产品的安全属性是设计材料选择的根本[5]。中国早期建筑大量使用木材，一是因为木材分布广、易建造，并且具有较好的抗震性，保证了建筑的安全性；同时，木材榫卯结构的发明与使用，进一步提高了木建筑的结构设计的安全性，体现着中国古代工匠智慧的结晶。当然，木材在原料上虽具备天然的优势，但与石材相比，耐火性、坚固度相对较差。19世纪初，钢筋混水泥的发明解决了这些问题，法国著名建筑师奥古斯特•佩雷以钢筋混水泥作为主要材料，完成了巴黎富兰克林路25号公寓、香榭丽舍剧院和兰斯圣母大教堂的设计，从设计安全的角度证明了钢筋混水泥在现代建筑中的决定性作用。现代建筑芝加哥学派，“摩天大楼之父”路易斯•沙利文对于建筑的设计理想也正是基于此材料[6]。通过以上案例，说明新材料的不断演进推动着设计的不断创新，而导致新材料在设计领域大量应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因是安全性。人们对设计安全的持续追求，导致了新材料在设计过程中的应用与推广，同时也推动了设计风格的演变与设计形态的变革。2.3色彩设计与安全。设计形态中色彩使用的准确性，是安全属性的重要因素之一。色彩心理学的研究由来已久，不同的色彩会影射出的不同心理反应：红色—激情、热烈，黄色—明亮、温暖，蓝色—自由、放松，紫色—浪漫、幻想，黑色—冷漠、压抑、神秘等。设计创作中，色彩的设定，可根据使用者的预设性反应，例如室内墙面的白色、机车的黑色等。设计中色彩与安全之间具有潜移默化的联系，准确的色彩使用可有效减少产品的安全隐患。考虑安全的色彩设计的经典案例是英国伦敦菲里埃大桥的设计。它的著名并不仅因大桥本身的雄伟壮观，而且因为经常有人跳桥自杀，所以曾被人称为“自杀大桥”。后来伦敦市政府尝试听取医学家普里森博士的建议，将桥身从黑色粉刷成为蓝色，当年跳桥自杀的人数锐减56.4%。这个案例是典型的色彩设计，无疑通过色彩的调和，可以影响人的情绪，缓解其潜在的心理压力。

3综合考虑安全属性的设计形态创新

3.1需求分析与安全属性的确定。任何时代与环境条件下的设计，安全是永恒的设计主导思想。当今时代，创新设计面临着各种挑战与发展机遇，设计师需要面对众多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设计形态中的结构、材料、色彩的具体表现，满足用户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需要，从而建立起面向安全的创新设计框架，见图4。安全作为产品设计的先导因素，贯穿于设计师的设计构想与整个设计过程之中，最终使设计形态表现满足使用者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需求[7]。美国著名建筑师、工业设计师，埃罗•沙里宁，1948年创造了子宫椅（WombChair），见图5，在产品命名上就可以让使用者认知并感受到充分的“安全感”；在设计形态表现中，设计师经过反复的物理、力学、人体工学等实验完成设计结构，用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待产品设计。子宫椅主体采用玻璃钢材质，由模具出模成型，材质坚固不易变形；表面选用绒布，坐垫为弹性海绵，温暖、柔和；椅脚采用纯不锈钢材质，达到了镜面的效果。整个椅子设计细节的处理舒适、优雅、时尚[8]，使用户在体验过程中无意识地产生减压的生理和心理效应，似乎在母亲子宫内，获得充沛的安全感。3.2面向安全的创新设计形态。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面向安全的创新设计是以物质与精神层面为基础，以适应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触发人们美好的体验感受为目标，启迪人们对未来的渴望，使人们关注可持续发展对人类未来的影响，在人们享受生活、创作生活的同时，珍惜未来生态与人类共同发展的命运体[9]。从地球的概念来看，“合适”又有着超越国家和地区的阐释。地球作为人类与其余生态共有的一个生态圈，它要求设计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向人提供合适的产品，任何无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没有节制的物品都应该被拒绝[10]。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通用公司汽车总造型师厄尔，其设计风格奔放流畅，富有创新精神，开创了战后汽车设计中的“高尾鳍”风格和流线型外型风格，对战后乃至今天的汽车设计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对于其而言最著名的不仅于此，他还提出并通过了“有计划的废止制度”，分别是：功能性废止、款式性废止、质量性废弃。设计师通过此制度，目的是吸引消费者因新鲜感而购物，实现利润最大化。此设计最大受益者为制造商，对于社会而言，刺激了人们物欲虚荣心的膨胀，不但没有满足使用者物质与精神的需要，反而滋生了“用毕即弃”的消费主义精神。1972年前后的能源危机中，日本汽车凭借其独特的设计理念迅速占领市场，1980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汽车生产的第一大国。在具体设计形态上，日本汽车外型简单、采用大量的弧线、内饰精美、噪音小、做工精良；在能耗上，注重节能减排，大部分使用复合材料制造车身，自重低，发动机负担相对较小，油耗低，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设计原则；在安全问题上，性能优越，日本汽车利用钢板薄、接口多、复合材料易碎和人体柔软的特点，当外力侵袭时，车身破碎、车架接口断裂都成为外力吸收的承载体，从而保护柔软的人体。设计的更替一定是以人为核心主体，安全为设计前提，是物质与精神需求的耦合统一。关注人类可持续性发展，成为创新设计发展的主要方向。

4面向安全的设计形态创新实践

4.1创新设计形态与安全分析。创新的实质是创新思维的形态学表达，其理论基础是设计形态学。创新设计形态与安全分析，强调安全主旨思想下的系统理论体系、强调多学科交叉、强调创新、强调应用、强调心理安全。建立安全驱动下的创新设计形态分析包括：创新设计形态的物质安全分析、创新设计形态的心理安全分析、创新设计形态的安全评价标准[11]。创新设计形态的物质安全分析。一是建立仿生学、美学、人体工学、材料学、建筑学、生物学、机械学、医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知识体系，从中提取产品创新设计元素，例如桥梁设计所采用的，仿生学的结构与形式、材料学的物理因素、美学的视觉呈现等[12]；二是基于设计师自身设计经验，强调形态创新设计的同时，满足功能性与使用性的基本物质安全属性；三是从用户使用感出发，在功能性设计解，也就是面向功能的设计方案的基础上，获得产品形态设计中，产品的使用性安全设计解，最终通过设计解的非功能性优化与表达，获得满足设计师内在功能需求和外在使用行为的产品形态安全设计解，保证设计师对产品“形”与“态”需求的统一。创新设计形态的心理安全分析。一是从设计师自身的内在心理安全需求出发，通过科学提取设计师内心模糊的安全需求，以及设计知识功能相关性分析，获得创新形态设计中产品安全设计解；二是从设计师对产品在特定情景下的使用行为心理安全需求出发，提取设计师给予产品的心理安全设计解，达到设计师与用户之间创新设计形态心理安全的耦合，并通过心理暗示等情感元素获得使用心理上的安全感满足。创新设计形态的安全评价标准。建立客观量化和主观心理安全标准相结合的评价机制。一是建立客观产品评价体系，引入国家产品安全标准，建议加强对创新产品物质属性检验标准的规范，客观评价设计创新形态的物质安全；二是在物质安全的基础上，根据设计心理学内容，界定心理安全范围，引入产品心理安全评价体系，让产品在投入市场前，进行试用者心理评价，测量产品用户心理安全指标，达标后方可投入市场。4.2创新设计实践案例与设计形态分析。接下来以笔者主持的国家973计划课题的视觉假体创新设计作为研究案例，诠释基于安全的设计形态创新设计[13]，见图6。视觉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感知美与和谐的重要途径，大脑所接受信息的70%以上来之视觉。从产品需求与产品形态角度进行分析，需求对象为视觉残障人士，满足特殊人群在以安全心理为主导下的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需求。物质层面以满足其视觉需要为核心，辅以眼动需求，并避免手术产生的高风险；精神层面上，产品需要满足用户作为障碍人士的特殊心理要求，即满足其自信、美观与交流渴望的需求。传统视觉假体以安装在视觉残障人士上的摄像头为视觉点，使用电极刺激视神经，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手术植入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外挂的电线影响美观，导致安全与美学形态都没办法得到满足。笔者课题组在视觉假体创新设计中以安全原则为基础，发明了一种模拟眼球运动和视觉信号采集功能的视觉假体装置：采用内壳体、外壳体模拟眼球外形的机构[14]，利用单输出微电机和双输出微电之间的配合实现视觉假体旋转功能，解决“眼动”的物质安全需求；将微摄像头和微蓝牙模块置于人工眼球内，将信息数据无线传输进行处理和反馈控制，符合人体工学，解决了“视觉与手术高风险”的物质安全需求。在产品外观设计形态方面，采用了黑色镜架模式，将微电子摄像头置于镜架中，此结构设计使用户使用便捷，墨色镜片设计提高了用户的审美需求，从而建立起残障人士自信、乐观的心理健康要素。视觉假体创新设计实践改善了植入者的视觉感受，提高了其完成视觉任务的能力，综合考虑了用户体验、审美功能与实用功能，以眼镜为媒介，通过传感，解决了技术驱动创新中的美学问题，视觉假体创新设计模型见图7。面向安全的设计形态创新，是机械、电子、材料、艺术、人文等众多学科的融合设计，这是新形势下对设计的跨学科要求。因此，研究多学科融合的面向安全的创新设计，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5结语

形态性范文篇2

【关键词】意识形态、认识与实践、社会心理与个人心理、社会主义文艺

一

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支点。这是因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中反映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和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的总和，在阶级社会中，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是先在的，就像葛兰西所指出的，“是由每个人从其进入这个意识的世界之时起，就自动陷入的许多社会集团所强加的”（P.233）。人们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进入一定文化、接受一定意识形态的过程。阿尔都塞也认为只要一个人进入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落入到“巨大的意识形态的襁褓”之中，他的思想和行动无不受一定意识形态的支配和规范，所以他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文化客体”，是人们必须接受的赠品。出于对意识性质以及它与人的思想、行为之间关系的自觉认识，马克思主义才从根本上把文艺界定为一定社会意识形态，并要求无产阶级文艺自觉地担当起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以社会主义精神来教育和鼓舞人民大众的历史使命。因而意识形态性也就成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思想灵魂。

正是由于这样，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这个命题自它提出之后就遭到许多“纯艺术论”的倡导者的反对，新时期以来，在我国文艺理论界也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和否定，以致有些文艺部门的领导也回避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性问题，这实际上是在思想上放弃了对文艺的领导。这些年来，我们的文艺事业在走向繁荣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与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完全背道而驰的创作倾向，起着腐蚀人们的意志、毒害青少年的灵魂、败坏社会风气的作用，这显然是与文艺界所出现的一股淡化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是分不开的。

这股思潮在我国出现自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分析起来大概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了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想的影响。自上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有些思想家就竭力否定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否定意识形态与现实社会中个人存在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意识形态直接等同于国家意识形态，等同于一个纯粹的政治性的概念，并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而纯粹是一种意识形态，断言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也宣告终结。这观点很契合我国某些长期以来深受极“左”思潮压制和饱受“”文化专制之苦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思想和心理，他们也就趁我们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之机，以批判文艺界的极“左”思潮之名，跟着在我国掀起一股否定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试图以文艺是一种“美”、一种“文化现象”来取而代之。这些观点在理论上自然是经不起分析的，因为“美”不可能完全脱离“真”和“善”而独立存在的，所以审美评价和审美选择在根本意义上来说无疑是一种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因此审美观的差异说到底就是一种价值观的差异，它是不可能与意识形态完全没有联系的。另一方面，也与以往我们对意识形态理解上的片面性和不确切性是分不开的，这种片面性和不确切性具体表现为：一是纯科学的倾向，亦只是从意识论、认识论的观点，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反映被反映关系的角度，来说明意识形态的性质，对于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和价值内涵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和阐明。意识形态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意识，它作为反映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的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是属于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信念体系和行为规范的范畴的，它的任务就是为了凝聚人的思想，把人的行为引导到同一的方向、共同参与到对社会的变革实践。所以，它不仅有认识的属性，同时还有价值的属性，不仅有理论的功能，同时还有实践的功能。这些方面，葛兰西、阿尔都塞和晚年的卢卡契都曾有不少合理论述和发挥，并得到西方学界较为广泛的认同。如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作为表象体系之所以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社会的职能比理论的职能重要得多”。卢卡契认为意识形态的“目的是使人的社会实践变得有意识有活力”，“所有意识形态所面临的决定性问题是：Wastan（做什么）？”《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解释意识形态时也认为它是“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其中实践的因素与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这些见解都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在我国过去，可能为了与马克思、恩格斯早年以意识形态所指代的“虚假的意识”，亦即指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合法的统治而制造出来的一种虚幻的价值观念划清界线，在阐述意识形态时都侧重于从它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方面，亦即认识论的、科学性的观点来进行发挥，而忽视从实践性的、对社会变革的功能方面来进行理解，这就把意识形态实证化了、认识论化了、纯科学化了。这理解显然是不够全面、准确的。二、是纯理论的倾向，侧重强调意识形态是自觉反映一定社会存在的思想（理论）体系，而无视它与社会心理、个人心理和日常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认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自觉的思想观念，不但是从对社会心理加工、提升而来，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是以社会心理为“共同根源”的，同时还表现为只有经由社会心理，意识形态才能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样，就把意识形态混同于意识形态理论和意识形态科学，视意识形态为远离生活、高高在上、只是少数意识形态专家在研究的纯思辨的、理论形态的东西。尽管我们在理论上都承认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之间是相互影响并积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但由于对这种反作用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没有足够的注意和深入的揭示，从而使得我们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理论说明上，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几乎显得无所作为。而我们之所以强调要真正阐明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反作用的道理必须深入分析揭示它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就是由于马克思所说的：“思想从来也不超出世界秩序的范围”，因为思想不可能直接打破现实关系实现对社会的变革，所以“思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这表明意识形态总是以现实的人为物质载体的，它要在现实中发挥作用，首先必须融入生活、融入大众、融入社会心理、融入人们的人格无意识之中，唯其这样，它才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实践的精神动力。在这方面，葛兰西、赖希、弗洛姆等人都曾做出许多有益的探讨，如葛兰西提出：必须革除“哲学是一种奇怪而艰难的东西，认为它是由特定领域内的专家或专业的和系统的哲学家所从事的专门理智活动”的观念，“不应把所谓‘科学的’哲学的东西，同只是观念的和意见的片断汇集的、日常的和大众的哲学分割开来”。他批评当时意大利流传的以克罗齐和金蒂雷为代表的“内在论哲学”，认为它的最大的缺陷之一就在于：“它们不能在上层建筑和底层之间、‘普遍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这些探讨对于我们克服对意识形态理解的纯科学、纯理论的倾向，全面、深入理解意识形态性质，实现意识形态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是有突出贡献和积极意义的，它应该被吸收到我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中来，并作为我们探讨文艺意识形态性的重要理论依据来加以研究。

鉴于以上认识，我认为，要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有一个准确、全面的理解，就必须从克服以往对意识形态理解上的纯认识论化、纯科学化和纯理论化两方面入手。首先是纯认识论化、纯科学化的倾向。

对文艺的性质作纯认识论化和纯科学化的理解在我国由来已久。早在“五四”时期，有些作家和理论家在介绍西方现实主义（当时叫“写实主义”）的时候，就没有分清现实主义和在实证论哲学和实验医学理论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自然主义之间的差别，把现实主义混同于自然主义，认为它是“经过近代科学洗礼的最值得提倡的写作态度和方法”。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苏联文艺理论的引入，当时苏联广为流传的“文学和科学、哲学一样，都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认识，所不同的只是文学通过具体形象达到客观真实”的文艺观，更是被当作文艺的经典定义被我国文艺理论界所接受，以致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与六十年代初，我们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编写我们的“文学概论”教科书，把文艺的性质界定为意识形态时，根据当时哲学界对意识形态的流行观点，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也完全作了纯认识论和唯科学主义的理解。如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一开篇对“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如何”这一问题的回答时认为它仅仅就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基于这样一种理解，以往在我国流行的前苏联的文艺观，也就很自然地被吸收和整合到我们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解释中来，致使纯认识论与唯科学主义的文艺观长期以来成为雄霸我国文艺理论界的一种主导观念，至今影响尤存。

要说明的是：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性质纯认识论话，并非认为文艺不是社会生活的反应，因为一切艺术的东西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从根本上说都是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生活，只不过认为文艺的反映与一般的认识，特别是科学（非意识形态）是不同的，所以，把文艺意识形态性做纯认识论的解释，不仅从普遍性层面上不足以揭示意识形态本身的内容，而且在特殊性层上更与文艺的特性相悖。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所昭示的任何事物的性质都是多重的，相对的可以区分为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层面的思想，同志提出：“对于事物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这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那么，文艺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点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由于作家的审美反映所赋予文艺的审美特性。审美不同于一般的认识，它是以主体的审美情感为心理中介与客体建立联系的。这种情感的反映形式决定了它与一般的认识具有以下不同的特点：就反映的对象来看，认识的对象是不以主体自身利害和好恶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是事物的实体属性，而情感作为人们面对客观事物所引起的态度和体验，总是以事物能否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物质的和精神的）为转移的，它反映的是主客体之间的某种关系，是事物的价值属性；就反映的目的来看，认识既然是为了达到对事物客观属性的把握，它所要判明的是“是什么”，目的是给人以知识，而情感反映的对象既然是事物相对于人的需要而言的，因而它离不开人的喜好，它要判明德不仅是一个真与假、而且是一个善与恶、美与丑的问题，所要把握的不仅是“是什么”，而更是“应如何”；就反映的方式来看，由于“是什么”是事物的一种客观属性，它一般通过陈述判断的形式表达出来，一般是以概念、抽象、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的方式来加以表述，而情感反映的由于是“应如何”，是人们对事物的一种评价、选择、意识和愿望，所以是以形象思维的方式表达出来。正是由于情感反映不同于一般认识反映的这些特点，使得文艺作品看似像实际生活那样不带任何主观倾向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实际上无不蕴含着作家对现实人生的态度、评价、理想和期盼，在不同程度上无不打上作家思想倾向的烙印。尽管历史上有些作家标榜他是纯客观的，但只要他被自己笔下的人物和事件感动了，他就不仅会把自己的思想倾向融入作品，而且由于情感机制的激发，还使得作家自己长期潜伏在心灵深处，支配、驱使着自己行动的那种潜意识的追求、企盼和梦想也都浮现出来，在作品中得到集中的流露，从而使得表现在作品中的思想内容往往比作家所意识到的要深广得多。所以，出现在作家笔下的艺术形象往往也就成了作家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的载体，一种他内心期盼的“应如何”的人生图景。“应如何”是一个理想的尺度，它是需要通过人的行动去争取的，所以就其性质来说是一种实践的意识。当然，对于这种实践意识，我们不能像西方现代人本主义那样把它完全主观化和个人化，看作只是作家个人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意向和精神向往；这是由于意识有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之分，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向来是指社会的意识、集群的意识而言，而非纯粹个人的意识。所以在实际的文艺作品中，这种“应如何”的人生图景虽然以作家个人理想、愿望、企盼和梦想的形式表现出来，但由于作家是社会的人，他的思想情感总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在接受社会的教育和熏陶过程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这样那样地受着他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关系所制约的，因而在他的作品中也必然这样那样地以个人的形式反映着一定社会、时代、集团和群众的思想愿望，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伟大作家“最主要的个人特性，‘最高的独创性’表现在这里，就是他在自己的领域里比别人更早或更好、更充分地表现了他那个时代社会的或者精神的需要和憧憬”。愈是伟大的作家，他与社会、时代、群众的这种联系也就愈紧密、愈深刻。所以，就文艺的性质来说，毫无疑问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的。

正是由于这样，这就决定了一切进步的文艺作品也必然像其他进步的意识形态一样，在社会生活中都起着凝聚和团结群众，激励和支配人们的行动，把人们的行为引导到同一方向，共同参与和投入到社会变革中去的作用。列宁在会见埃森时提出“真正的文学”应该“教导人、引导人、鼓舞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文艺“要使群众警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号召作家“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造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都是基于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这种实践性的内涵的理解而提出来的，都表明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所彰显的文艺不只是对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对社会的介入。因此作品从作家手中完成，它的价值还只是潜在的，只有通过读者阅读，把作品中的思想情感转化为读者的思想情感，并在读者的行动得以落实，作品潜在的价值才转化为实在的价值。这就要求我们把文艺不能仅仅看作是一个“实体性的定义”，同时还必须看作一个“功能性的定义”不能仅仅从作家创作及其成果一维，而且还必须从读者阅读及其功效一维来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我们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才会有全面而深入的理解。

我们指出意识形态就其性质来说不仅是认识的而且是实践的；而实践是人的实践，它总是以人

为物质载体的。在对人的理解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黑格尔等德国思辨哲学家把人看作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认为他首先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这样，实践也就不像黑格尔所理解的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运动，而首先是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同时也决定了实践不仅仅是由理性观念所支配的，同时还必须要有一种感性心理能量，如人的需要、动机、情感、意志等因素所驱动。所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意识形态不仅是认识性的，同时也是实践性的话，那么也就等于表明了意识形态不是纯理论的，它与社会心理以及它的具体表现领域——日常意识、个人意识和人格无意识有着先天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虽然同属于社会意识，但却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一般来说，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的、理性的意识，通常以一定思想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社会心理是一种自发的，感性的、亦即融化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未经分化、加工、定性的经验水平的意识，通常以一定社会群体的感觉、情绪、意志、愿望以及社会的风尚、习俗等形式表现出来。它们的关系是：一方面，意识形态是通过对社会心理的加工、改造提升而来，以社会心理为“共同的根源”；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心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最为直接、紧密，是一种日常的实践意识，它作为人们“行为的调节器”，直接支配和决定着一定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以，意识形态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也就必须经由社会心理。若是只停留在理论宣传而不能转化为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也就很难成为在实际生活中激发和推动人们行为的精神力量，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也就无从谈起。

形态性范文篇3

[关键词]产品形态设计;人性化;功能形态;视觉形态

人性化设计是艺术设计一直追求的目标。人性化的产品形态不仅满足了消费者心理上的需求,而且也满足了消费者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对效率、便利和乐趣的需求。

一、人性化产品形态向消费者的信息传达

1.人性化的产品形态是产品向消费者传达信息的载体

工业设计的对象是产品,但设计的目的却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从本质上看,产品设计是“为人”的设计,其出发点和归宿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

产品形态包括各种构成产品的要素,有些可被消费者通过视觉、触觉等方式感知产品的信息,如材料、色彩、形状等;有些则是通过消费者对产品的进一步使用才能感知到,如产品的结构设计是否合理,是否能给操作过程带来方便、舒适和效率等。一个构造完全相同的壳体,如河蚌和鸡蛋壳放在一起,因其材料、形状、纹理、色彩不同,所引起的人们的心理感受也就不同。因此人性化的产品形态是产品向消费者传递满足其生理、心理需求信息的载体。为追求产品形态设计的人性化,设计师往往要使用特有的造型语言。

从技术美学的角度看,人性化的产品形态应该首先给用户带来最佳的问题解决方案,即满足消费者在使用中的生理需求,同时还要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消费者在选购产品时,通过人性化产品形态的视觉表现,判断和衡量产品所传达的某种信息内容与其内心的希望是否一致,并最终作出是否购买的决定。现代产品一般通过产品形态向人们传递两种信息:一种是理性信息,如产品的功能、材料、工艺等,这是产品存在的基础,通常以符合产品内在功能和使用要求的形态来展示,我们通常称之为产品的功能形态;另一种是感性信息,如产品的造型、色彩、风格等,以符合消费者的视觉需求的形态来展示,我们通常称之为产品的视觉形态。

2.人性化产品的功能形态的信息传达

产品的功能形态是功能的副产物,是体现产品物质意义的唯一要素。一件产品的功能形态来自于产品构件及其特性的组织结合。换句话说,功能形态是在现实功能的既定方式下所产生的必然形态,是人们在接受产品功能的前提下要同时接受的一种产品形态,多体现在专业器材产品的设计上。如高尔夫球杆的形态完全是为满足使用者击球这一功能而产生的,离开击球这一功能,这种形态也将没有意义。

由产品的功能形态所传达的信息是消费者在使用该产品时从其形态中寻求到的信息,这种信息预示着方便、快捷、安全、效率等。人性化产品形态的功能信息应正确而直观地暗示消费者如何去使用本产品。如手机各项功能按键的设计就是以人的手部操作方式为参照,根据手指按压方式与力量的不同,通过按键的大小、材质的软硬差异来设计手机的造型与按键布置的。这种让消费者感觉熟悉且操作舒适的手机按键形态设计,也向消费者暗示着产品的使用方式。

人性化设计理念要求产品设计应该体现对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尤其在功能形态设计的细节上,有时生理上的关怀可以转化为心理上的感动。1996年荷兰一家制造厂生产出一种“线龟缠线器”(见图1),该器件可以将工作台面及电器后面垂下来的杂乱的电线整理得有条不紊,使用时将两个小碗向外掰开,将电线缠绕到中轴上,直到每一端留下所需要的长度,然后将小碗向里翻折,包住缠绕的电线,每个小碗的边缘都有一个唇口,可让电线伸出来。如此人性化的产品功能形态向消费者展示了新的工作、生活方式,预示着简单、健康、安全、舒适和高效的工作、生活概念,也体现出设计师对人的深切关怀。

3.人性化产品的视觉形态的信息传达

人性化产品的视觉形态是设计师对产品外观进行的一种定义,它通过视觉方式向人们传达产品的某种外在信息,使消费者在第一眼看到产品时就会从印象层面给产品以初步评价,这种评价往往是先于消费者对产品的深入了解而作出的。

对于今天的消费者来讲,随着生活舒适度的提高,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休闲时间,价值中心也转移到了期望安全、舒心等方面,人们需要丰富多彩的生活、娱乐及高雅的生活品质。于是满足人类这种社会需要和情感需要的人性化产品的视觉形态设计就应运而生。

人性化产品视觉形态的设计要求在实践中更注重消费者心理层面的感受。心理层面的感受不像功能形态那样直观,它难以言说和觉察,有时甚至连消费者也难以说清为什么会对某种产品情有独钟。其实人对物有情,是因为产品通过表现情感的形态元素向消费者诉说着什么。人性化产品形态的视觉方式设计是排列物质功能认知次序的第一要素,是产品外观形态的直感认知性构成。产品的任何技术构成都必须化作人们易于感知的方式图形,色彩、质感、肌理、线条等都可创造或改变人们的视觉认知结构。如产品零件之间的自然过渡、精细的表面肌理、和谐的色彩搭配可给人以精致、高档的感觉,浑然饱满的形态、精细的工艺、沉稳的色泽及合理的尺寸可以给人安全的感觉。简洁的形态、光滑晶莹的质感、柔和或丰富跳跃的色彩可满足女性及儿童在产品使用中的感觉需求,而直线型、较粗糙的质地、冷色系列及简洁的表面处理所呈现的形态则可满足男性在产品使用中的心理需求。

视觉形态的成功设计往往使产品处于与人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中,这些关系的复杂性丰富了人的感觉,也使产品有了更丰富的含义。通过人性化设计,产品的尺度、形状、比例及层次关系对人的心理体验的影响,可让用户产生拥有感、成就感、亲切感,同时还可营造出必要的环境氛围,使人产生夸张、含蓄、愉悦、神秘等不同的心理情绪。如对称或矩形能显示空间严谨,有利于营造庄严、宁静、典雅、明快的氛围;圆和椭圆形能显示包容,有利于营造圆满、活泼的氛围;用自由曲线创造的动态造型,有利于营造热烈、自由、亲切的氛围;而利用残缺、变异等造型手段,则便于营造富有时代感、前卫的主题,产生神奇的效果,给人以极大的视觉冲击力和前卫艺术感。人性化产品只有借助其所有外部形态特征,才能更好地成为人们的使用对象和认知对象,发挥其自身功能。

人性化产品视觉形态还能体现出产品的象征性,如产品本身的档次、性质和趣味等。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在选购商品的时候,不是过多地考虑其使用因素,而是在寻求一种文化、身份体现或某种性格特征的表示。如一块价值数万元的高档钻石手表,其昂贵的材料、精细的加工及特有的形态已远远超出了人们对手表作为记时工具这一传统的实用概念,其刻度已经变得微不足道,设计师追求的是“让拥有者感到荣耀和骄傲”。

二、人性化产品的功能形态和视觉形态构成统一和谐的产品形态

今天的人性化产品的形态设计是以满足消费者生理和心理需求为基础的,并且融合了技术、材料、工艺等因素,从而成就一种系统的和谐美,各元素相互融合、相互统一。在一项优秀的人性化产品设计中,很难找到功能形态和视觉形态的具体分界线,功能形态中透视着人性化的视觉形态之美,视觉形态中又隐含了实用性功能形态。

一件产品的人性化形态来自于各个构件和特性组织。对一般人而言,很难从技术构件和特性组织的专业角度进入产品本身,更多的是凭借中介形态,如通过人性化的产品形态达到初步认知和操作使用的程度。人性化产品形态的设计,就是从这个层面上切入进去,把复杂的功能概念简洁化,把繁杂的操作程序简单化,把冰冷的技术构成情感化,把叠加的构成内容层次化,把丰富的表达内容图标化等。人性化产品形态设计的过程就是通过物质意义的构成来安排人的认知形式和认知过程。因此,一项优秀的人性化产品设计,在形态上应该是功能形态与视觉形态的完美结合与统一。如丹麦设计师保罗·汉宁森设计的PH灯具(见图2),其造型突破了传统造型,从照明的科学原理出发进行设计,遮挡了直接从光源发出的光,避免了传统灯具中不舒适的眩光对眼睛的刺激,并且如此造型还创造出一种美丽柔和的光影效果,所有的光线都要经过一次反射才能到达工作平面,从而获得柔和、均匀的视觉效果,其人性化的产品形态设计就满足了消费者生理和心理上的需求。

图3是约翰·巴克曼斯设计的“令人惊异”的花瓶。锥形的瓶身是用热塑性橡胶在“锁模力2000kN”机上以单模具注塑成型的,底座用的是同一种材料在“锁模力950kN”机上以单模具注塑成型的,花瓶口十分柔软,可翻卷成各种形状,且色彩丰富。这种花瓶适合各种空间环境。

人性化产品形态的视觉信息传达决定了产品形态首先要从满足视觉认知上进行设计,以塑造鲜明的层次感、准确的认知度和视觉的愉悦感。每一件产品的形态设计都应在传承已有规律的基础上,开拓符合人们认知规律和需求的新的形态。信息丰富的产品形态能以其先声夺人的态势为产品赢得关注力,又可以细腻的表现创造从视觉到行为关联的通畅感。

三、现代科学技术为人性化产品的形态设计提供了发展空间

人性化的产品设计不仅使生活更加舒适和方便,更使产品使用者与产品之间的关系变得融洽。非人性化的产品形态使得消费者要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琢磨它、理解它、适应它,甚至迁就它,如使用不舒适的笔,坐上去备感疲劳的座椅等,都影响我们愉快的生活;而充满人性化的产品形态则能够引导并最大限度地迁就人们的行为方式,体谅人的情感,并使人感到舒适。现代科学技术为人性化产品形态的设计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人机工程学的引入使人性化产品设计成为可能。

形态性范文篇4

【关键词】意识形态、认识与实践、社会心理与个人心理、社会主义文艺

一

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支点。这是因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中反映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和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的总和，在阶级社会中，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是先在的，就像葛兰西所指出的，“是由每个人从其进入这个意识的世界之时起，就自动陷入的许多社会集团所强加的”（P.233）。人们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进入一定文化、接受一定意识形态的过程。阿尔都塞也认为只要一个人进入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落入到“巨大的意识形态的襁褓”之中，他的思想和行动无不受一定意识形态的支配和规范，所以他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文化客体”，是人们必须接受的赠品。出于对意识性质以及它与人的思想、行为之间关系的自觉认识，马克思主义才从根本上把文艺界定为一定社会意识形态，并要求无产阶级文艺自觉地担当起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以社会主义精神来教育和鼓舞人民大众的历史使命。因而意识形态性也就成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思想灵魂。

正是由于这样，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这个命题自它提出之后就遭到许多“纯艺术论”的倡导者的反对，新时期以来，在我国文艺理论界也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和否定，以致有些文艺部门的领导也回避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性问题，这实际上是在思想上放弃了对文艺的领导。这些年来，我们的文艺事业在走向繁荣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与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完全背道而驰的创作倾向，起着腐蚀人们的意志、毒害青少年的灵魂、败坏社会风气的作用，这显然是与文艺界所出现的一股淡化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是分不开的。

这股思潮在我国出现自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分析起来大概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了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想的影响。自上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有些思想家就竭力否定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否定意识形态与现实社会中个人存在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意识形态直接等同于国家意识形态，等同于一个纯粹的政治性的概念，并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而纯粹是一种意识形态，断言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也宣告终结。这观点很契合我国某些长期以来深受极“左”思潮压制和饱受“”文化专制之苦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思想和心理，他们也就趁我们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之机，以批判文艺界的极“左”思潮之名，跟着在我国掀起一股否定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试图以文艺是一种“美”、一种“文化现象”来取而代之。这些观点在理论上自然是经不起分析的，因为“美”不可能完全脱离“真”和“善”而独立存在的，所以审美评价和审美选择在根本意义上来说无疑是一种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因此审美观的差异说到底就是一种价值观的差异，它是不可能与意识形态完全没有联系的。另一方面，也与以往我们对意识形态理解上的片面性和不确切性是分不开的，这种片面性和不确切性具体表现为：一是纯科学的倾向，亦只是从意识论、认识论的观点，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反映被反映关系的角度，来说明意识形态的性质，对于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和价值内涵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和阐明。意识形态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意识，它作为反映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的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是属于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信念体系和行为规范的范畴的，它的任务就是为了凝聚人的思想，把人的行为引导到同一的方向、共同参与到对社会的变革实践。所以，它不仅有认识的属性，同时还有价值的属性，不仅有理论的功能，同时还有实践的功能。这些方面，葛兰西、阿尔都塞和晚年的卢卡契都曾有不少合理论述和发挥，并得到西方学界较为广泛的认同。如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作为表象体系之所以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社会的职能比理论的职能重要得多”。卢卡契认为意识形态的“目的是使人的社会实践变得有意识有活力”，“所有意识形态所面临的决定性问题是：Wastan（做什么）？”《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解释意识形态时也认为它是“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其中实践的因素与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这些见解都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在我国过去，可能为了与马克思、恩格斯早年以意识形态所指代的“虚假的意识”，亦即指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合法的统治而制造出来的一种虚幻的价值观念划清界线，在阐述意识形态时都侧重于从它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方面，亦即认识论的、科学性的观点来进行发挥，而忽视从实践性的、对社会变革的功能方面来进行理解，这就把意识形态实证化了、认识论化了、纯科学化了。这理解显然是不够全面、准确的。二、是纯理论的倾向，侧重强调意识形态是自觉反映一定社会存在的思想（理论）体系，而无视它与社会心理、个人心理和日常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认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自觉的思想观念，不但是从对社会心理加工、提升而来，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是以社会心理为“共同根源”的，同时还表现为只有经由社会心理，意识形态才能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样，就把意识形态混同于意识形态理论和意识形态科学，视意识形态为远离生活、高高在上、只是少数意识形态专家在研究的纯思辨的、理论形态的东西。尽管我们在理论上都承认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之间是相互影响并积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但由于对这种反作用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没有足够的注意和深入的揭示，从而使得我们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理论说明上，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几乎显得无所作为。而我们之所以强调要真正阐明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反作用的道理必须深入分析揭示它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就是由于马克思所说的：“思想从来也不超出世界秩序的范围”，因为思想不可能直接打破现实关系实现对社会的变革，所以“思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这表明意识形态总是以现实的人为物质载体的，它要在现实中发挥作用，首先必须融入生活、融入大众、融入社会心理、融入人们的人格无意识之中，唯其这样，它才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实践的精神动力。在这方面，葛兰西、赖希、弗洛姆等人都曾做出许多有益的探讨，如葛兰西提出：必须革除“哲学是一种奇怪而艰难的东西，认为它是由特定领域内的专家或专业的和系统的哲学家所从事的专门理智活动”的观念，“不应把所谓‘科学的’哲学的东西，同只是观念的和意见的片断汇集的、日常的和大众的哲学分割开来”。他批评当时意大利流传的以克罗齐和金蒂雷为代表的“内在论哲学”，认为它的最大的缺陷之一就在于：“它们不能在上层建筑和底层之间、‘普遍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这些探讨对于我们克服对意识形态理解的纯科学、纯理论的倾向，全面、深入理解意识形态性质，实现意识形态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是有突出贡献和积极意义的，它应该被吸收到我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中来，并作为我们探讨文艺意识形态性的重要理论依据来加以研究。

鉴于以上认识，我认为，要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有一个准确、全面的理解，就必须从克服以往对意识形态理解上的纯认识论化、纯科学化和纯理论化两方面入手。首先是纯认识论化、纯科学化的倾向。

对文艺的性质作纯认识论化和纯科学化的理解在我国由来已久。早在“五四”时期，有些作家和理论家在介绍西方现实主义（当时叫“写实主义”）的时候，就没有分清现实主义和在实证论哲学和实验医学理论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自然主义之间的差别，把现实主义混同于自然主义，认为它是“经过近代科学洗礼的最值得提倡的写作态度和方法”。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苏联文艺理论的引入，当时苏联广为流传的“文学和科学、哲学一样，都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认识，所不同的只是文学通过具体形象达到客观真实”的文艺观，更是被当作文艺的经典定义被我国文艺理论界所接受，以致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与六十年代初，我们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编写我们的“文学概论”教科书，把文艺的性质界定为意识形态时，根据当时哲学界对意识形态的流行观点，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也完全作了纯认识论和唯科学主义的理解。如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一开篇对“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如何”这一问题的回答时认为它仅仅就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基于这样一种理解，以往在我国流行的前苏联的文艺观，也就很自然地被吸收和整合到我们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解释中来，致使纯认识论与唯科学主义的文艺观长期以来成为雄霸我国文艺理论界的一种主导观念，至今影响尤存。

要说明的是：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性质纯认识论话，并非认为文艺不是社会生活的反应，因为一切艺术的东西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从根本上说都是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生活，只不过认为文艺的反映与一般的认识，特别是科学（非意识形态）是不同的，所以，把文艺意识形态性做纯认识论的解释，不仅从普遍性层面上不足以揭示意识形态本身的内容，而且在特殊性层上更与文艺的特性相悖。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所昭示的任何事物的性质都是多重的，相对的可以区分为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层面的思想，同志提出：“对于事物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这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那么，文艺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点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由于作家的审美反映所赋予文艺的审美特性。审美不同于一般的认识，它是以主体的审美情感为心理中介与客体建立联系的。这种情感的反映形式决定了它与一般的认识具有以下不同的特点：就反映的对象来看，认识的对象是不以主体自身利害和好恶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是事物的实体属性，而情感作为人们面对客观事物所引起的态度和体验，总是以事物能否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物质的和精神的）为转移的，它反映的是主客体之间的某种关系，是事物的价值属性；就反映的目的来看，认识既然是为了达到对事物客观属性的把握，它所要判明的是“是什么”，目的是给人以知识，而情感反映的对象既然是事物相对于人的需要而言的，因而它离不开人的喜好，它要判明德不仅是一个真与假、而且是一个善与恶、美与丑的问题，所要把握的不仅是“是什么”，而更是“应如何”；就反映的方式来看，由于“是什么”是事物的一种客观属性，它一般通过陈述判断的形式表达出来，一般是以概念、抽象、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的方式来加以表述，而情感反映的由于是“应如何”，是人们对事物的一种评价、选择、意识和愿望，所以是以形象思维的方式表达出来。正是由于情感反映不同于一般认识反映的这些特点，使得文艺作品看似像实际生活那样不带任何主观倾向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实际上无不蕴含着作家对现实人生的态度、评价、理想和期盼，在不同程度上无不打上作家思想倾向的烙印。尽管历史上有些作家标榜他是纯客观的，但只要他被自己笔下的人物和事件感动了，他就不仅会把自己的思想倾向融入作品，而且由于情感机制的激发，还使得作家自己长期潜伏在心灵深处，支配、驱使着自己行动的那种潜意识的追求、企盼和梦想也都浮现出来，在作品中得到集中的流露，从而使得表现在作品中的思想内容往往比作家所意识到的要深广得多。所以，出现在作家笔下的艺术形象往往也就成了作家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的载体，一种他内心期盼的“应如何”的人生图景。“应如何”是一个理想的尺度，它是需要通过人的行动去争取的，所以就其性质来说是一种实践的意识。当然，对于这种实践意识，我们不能像西方现代人本主义那样把它完全主观化和个人化，看作只是作家个人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意向和精神向往；这是由于意识有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之分，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向来是指社会的意识、集群的意识而言，而非纯粹个人的意识。所以在实际的文艺作品中，这种“应如何”的人生图景虽然以作家个人理想、愿望、企盼和梦想的形式表现出来，但由于作家是社会的人，他的思想情感总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在接受社会的教育和熏陶过程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这样那样地受着他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关系所制约的，因而在他的作品中也必然这样那样地以个人的形式反映着一定社会、时代、集团和群众的思想愿望，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伟大作家“最主要的个人特性，‘最高的独创性’表现在这里，就是他在自己的领域里比别人更早或更好、更充分地表现了他那个时代社会的或者精神的需要和憧憬”。愈是伟大的作家，他与社会、时代、群众的这种联系也就愈紧密、愈深刻。所以，就文艺的性质来说，毫无疑问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的。正是由于这样，这就决定了一切进步的文艺作品也必然像其他进步的意识形态一样，在社会生活中都起着凝聚和团结群众，激励和支配人们的行动，把人们的行为引导到同一方向，共同参与和投入到社会变革中去的作用。列宁在会见埃森时提出“真正的文学”应该“教导人、引导人、鼓舞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文艺“要使群众警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号召作家“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造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都是基于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这种实践性的内涵的理解而提出来的，都表明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所彰显的文艺不只是对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对社会的介入。因此作品从作家手中完成，它的价值还只是潜在的，只有通过读者阅读，把作品中的思想情感转化为读者的思想情感，并在读者的行动得以落实，作品潜在的价值才转化为实在的价值。这就要求我们把文艺不能仅仅看作是一个“实体性的定义”，同时还必须看作一个“功能性的定义”不能仅仅从作家创作及其成果一维，而且还必须从读者阅读及其功效一维来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我们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才会有全面而深入的理解。

我们指出意识形态就其性质来说不仅是认识的而且是实践的；而实践是人的实践，它总是以人

为物质载体的。在对人的理解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黑格尔等德国思辨哲学家把人看作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认为他首先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这样，实践也就不像黑格尔所理解的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运动，而首先是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同时也决定了实践不仅仅是由理性观念所支配的，同时还必须要有一种感性心理能量，如人的需要、动机、情感、意志等因素所驱动。所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意识形态不仅是认识性的，同时也是实践性的话，那么也就等于表明了意识形态不是纯理论的，它与社会心理以及它的具体表现领域——日常意识、个人意识和人格无意识有着先天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虽然同属于社会意识，但却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一般来说，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的、理性的意识，通常以一定思想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社会心理是一种自发的，感性的、亦即融化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未经分化、加工、定性的经验水平的意识，通常以一定社会群体的感觉、情绪、意志、愿望以及社会的风尚、习俗等形式表现出来。它们的关系是：一方面，意识形态是通过对社会心理的加工、改造提升而来，以社会心理为“共同的根源”；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心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最为直接、紧密，是一种日常的实践意识，它作为人们“行为的调节器”，直接支配和决定着一定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以，意识形态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也就必须经由社会心理。若是只停留在理论宣传而不能转化为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也就很难成为在实际生活中激发和推动人们行为的精神力量，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也就无从谈起。

形态性范文篇5

一

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支点。这是因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中反映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和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的总和，在阶级社会中，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是先在的，就像葛兰西所指出的，“是由每个人从其进入这个意识的世界之时起，就自动陷入的许多社会集团所强加的”（P.233）。人们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进入一定文化、接受一定意识形态的过程。阿尔都塞也认为只要一个人进入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落入到“巨大的意识形态的襁褓”之中，他的思想和行动无不受一定意识形态的支配和规范，所以他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文化客体”，是人们必须接受的赠品。出于对意识性质以及它与人的思想、行为之间关系的自觉认识，马克思主义才从根本上把文艺界定为一定社会意识形态，并要求无产阶级文艺自觉地担当起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以社会主义精神来教育和鼓舞人民大众的历史使命。因而意识形态性也就成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思想灵魂。

正是由于这样，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这个命题自它提出之后就遭到许多“纯艺术论”的倡导者的反对，新时期以来，在我国文艺理论界也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和否定，以致有些文艺部门的领导也回避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性问题，这实际上是在思想上放弃了对文艺的领导。这些年来，我们的文艺事业在走向繁荣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与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完全背道而驰的创作倾向，起着腐蚀人们的意志、毒害青少年的灵魂、败坏社会风气的作用，这显然是与文艺界所出现的一股淡化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是分不开的。

这股思潮在我国出现自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分析起来大概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了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想的影响。自上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有些思想家就竭力否定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否定意识形态与现实社会中个人存在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意识形态直接等同于国家意识形态，等同于一个纯粹的政治性的概念，并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而纯粹是一种意识形态，断言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也宣告终结。这观点很契合我国某些长期以来深受极“左”思潮压制和饱受“”文化专制之苦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思想和心理，他们也就趁我们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之机，以批判文艺界的极“左”思潮之名，跟着在我国掀起一股否定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试图以文艺是一种“美”、一种“文化现象”来取而代之。这些观点在理论上自然是经不起分析的，因为“美”不可能完全脱离“真”和“善”而独立存在的，所以审美评价和审美选择在根本意义上来说无疑是一种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因此审美观的差异说到底就是一种价值观的差异，它是不可能与意识形态完全没有联系的。另一方面，也与以往我们对意识形态理解上的片面性和不确切性是分不开的，这种片面性和不确切性具体表现为：一是纯科学的倾向，亦只是从意识论、认识论的观点，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反映被反映关系的角度，来说明意识形态的性质，对于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和价值内涵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和阐明。意识形态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意识，它作为反映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的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是属于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信念体系和行为规范的范畴的，它的任务就是为了凝聚人的思想，把人的行为引导到同一的方向、共同参与到对社会的变革实践。所以，它不仅有认识的属性，同时还有价值的属性，不仅有理论的功能，同时还有实践的功能。这些方面，葛兰西、阿尔都塞和晚年的卢卡契都曾有不少合理论述和发挥，并得到西方学界较为广泛的认同。如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作为表象体系之所以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社会的职能比理论的职能重要得多”。卢卡契认为意识形态的“目的是使人的社会实践变得有意识有活力”，“所有意识形态所面临的决定性问题是：Wastan（做什么）？”《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解释意识形态时也认为它是“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其中实践的因素与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这些见解都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在我国过去，可能为了与马克思、恩格斯早年以意识形态所指代的“虚假的意识”，亦即指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合法的统治而制造出来的一种虚幻的价值观念划清界线，在阐述意识形态时都侧重于从它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方面，亦即认识论的、科学性的观点来进行发挥，而忽视从实践性的、对社会变革的功能方面来进行理解，这就把意识形态实证化了、认识论化了、纯科学化了。这理解显然是不够全面、准确的。二、是纯理论的倾向，侧重强调意识形态是自觉反映一定社会存在的思想（理论）体系，而无视它与社会心理、个人心理和日常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认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自觉的思想观念，不但是从对社会心理加工、提升而来，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是以社会心理为“共同根源”的，同时还表现为只有经由社会心理，意识形态才能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样，就把意识形态混同于意识形态理论和意识形态科学，视意识形态为远离生活、高高在上、只是少数意识形态专家在研究的纯思辨的、理论形态的东西。尽管我们在理论上都承认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之间是相互影响并积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但由于对这种反作用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没有足够的注意和深入的揭示，从而使得我们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理论说明上，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几乎显得无所作为。而我们之所以强调要真正阐明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反作用的道理必须深入分析揭示它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就是由于马克思所说的：“思想从来也不超出世界秩序的范围”，因为思想不可能直接打破现实关系实现对社会的变革，所以“思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这表明意识形态总是以现实的人为物质载体的，它要在现实中发挥作用，首先必须融入生活、融入大众、融入社会心理、融入人们的人格无意识之中，唯其这样，它才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实践的精神动力。在这方面，葛兰西、赖希、弗洛姆等人都曾做出许多有益的探讨，如葛兰西提出：必须革除“哲学是一种奇怪而艰难的东西，认为它是由特定领域内的专家或专业的和系统的哲学家所从事的专门理智活动”的观念，“不应把所谓‘科学的’哲学的东西，同只是观念的和意见的片断汇集的、日常的和大众的哲学分割开来”。他批评当时意大利流传的以克罗齐和金蒂雷为代表的“内在论哲学”，认为它的最大的缺陷之一就在于：“它们不能在上层建筑和底层之间、‘普遍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这些探讨对于我们克服对意识形态理解的纯科学、纯理论的倾向，全面、深入理解意识形态性质，实现意识形态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是有突出贡献和积极意义的，它应该被吸收到我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中来，并作为我们探讨文艺意识形态性的重要理论依据来加以研究。

二

鉴于以上认识，我认为，要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有一个准确、全面的理解，就必须从克服以往对意识形态理解上的纯认识论化、纯科学化和纯理论化两方面入手。首先是纯认识论化、纯科学化的倾向。

对文艺的性质作纯认识论化和纯科学化的理解在我国由来已久。早在“五四”时期，有些作家和理论家在介绍西方现实主义（当时叫“写实主义”）的时候，就没有分清现实主义和在实证论哲学和实验医学理论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自然主义之间的差别，把现实主义混同于自然主义，认为它是“经过近代科学洗礼的最值得提倡的写作态度和方法”。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苏联文艺理论的引入，当时苏联广为流传的“文学和科学、哲学一样，都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认识，所不同的只是文学通过具体形象达到客观真实”的文艺观，更是被当作文艺的经典定义被我国文艺理论界所接受，以致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与六十年代初，我们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编写我们的“文学概论”教科书，把文艺的性质界定为意识形态时，根据当时哲学界对意识形态的流行观点，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也完全作了纯认识论和唯科学主义的理解。如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一开篇对“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如何”这一问题的回答时认为它仅仅就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基于这样一种理解，以往在我国流行的前苏联的文艺观，也就很自然地被吸收和整合到我们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解释中来，致使纯认识论与唯科学主义的文艺观长期以来成为雄霸我国文艺理论界的一种主导观念，至今影响尤存。

要说明的是：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性质纯认识论话，并非认为文艺不是社会生活的反应，因为一切艺术的东西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从根本上说都是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生活，只不过认为文艺的反映与一般的认识，特别是科学（非意识形态）是不同的，所以，把文艺意识形态性做纯认识论的解释，不仅从普遍性层面上不足以揭示意识形态本身的内容，而且在特殊性层上更与文艺的特性相悖。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所昭示的任何事物的性质都是多重的，相对的可以区分为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层面的思想，同志提出：“对于事物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这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那么，文艺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点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由于作家的审美反映所赋予文艺的审美特性。审美不同于一般的认识，它是以主体的审美情感为心理中介与客体建立联系的。这种情感的反映形式决定了它与一般的认识具有以下不同的特点：就反映的对象来看，认识的对象是不以主体自身利害和好恶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是事物的实体属性，而情感作为人们面对客观事物所引起的态度和体验，总是以事物能否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物质的和精神的）为转移的，它反映的是主客体之间的某种关系，是事物的价值属性；就反映的目的来看，认识既然是为了达到对事物客观属性的把握，它所要判明的是“是什么”，目的是给人以知识，而情感反映的对象既然是事物相对于人的需要而言的，因而它离不开人的喜好，它要判明德不仅是一个真与假、而且是一个善与恶、美与丑的问题，所要把握的不仅是“是什么”，而更是“应如何”；就反映的方式来看，由于“是什么”是事物的一种客观属性，它一般通过陈述判断的形式表达出来，一般是以概念、抽象、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的方式来加以表述，而情感反映的由于是“应如何”，是人们对事物的一种评价、选择、意识和愿望，所以是以形象思维的方式表达出来。正是由于情感反映不同于一般认识反映的这些特点，使得文艺作品看似像实际生活那样不带任何主观倾向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实际上无不蕴含着作家对现实人生的态度、评价、理想和期盼，在不同程度上无不打上作家思想倾向的烙印。尽管历史上有些作家标榜他是纯客观的，但只要他被自己笔下的人物和事件感动了，他就不仅会把自己的思想倾向融入作品，而且由于情感机制的激发，还使得作家自己长期潜伏在心灵深处，支配、驱使着自己行动的那种潜意识的追求、企盼和梦想也都浮现出来，在作品中得到集中的流露，从而使得表现在作品中的思想内容往往比作家所意识到的要深广得多。所以，出现在作家笔下的艺术形象往往也就成了作家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的载体，一种他内心期盼的“应如何”的人生图景。“应如何”是一个理想的尺度，它是需要通过人的行动去争取的，所以就其性质来说是一种实践的意识。当然，对于这种实践意识，我们不能像西方现代人本主义那样把它完全主观化和个人化，看作只是作家个人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意向和精神向往；这是由于意识有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之分，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向来是指社会的意识、集群的意识而言，而非纯粹个人的意识。所以在实际的文艺作品中，这种“应如何”的人生图景虽然以作家个人理想、愿望、企盼和梦想的形式表现出来，但由于作家是社会的人，他的思想情感总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在接受社会的教育和熏陶过程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这样那样地受着他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关系所制约的，因而在他的作品中也必然这样那样地以个人的形式反映着一定社会、时代、集团和群众的思想愿望，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伟大作家“最主要的个人特性，‘最高的独创性’表现在这里，就是他在自己的领域里比别人更早或更好、更充分地表现了他那个时代社会的或者精神的需要和憧憬”。愈是伟大的作家，他与社会、时代、群众的这种联系也就愈紧密、愈深刻。所以，就文艺的性质来说，毫无疑问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的。

正是由于这样，这就决定了一切进步的文艺作品也必然像其他进步的意识形态一样，在社会生活中都起着凝聚和团结群众，激励和支配人们的行动，把人们的行为引导到同一方向，共同参与和投入到社会变革中去的作用。列宁在会见埃森时提出“真正的文学”应该“教导人、引导人、鼓舞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文艺“要使群众警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号召作家“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造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都是基于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这种实践性的内涵的理解而提出来的，都表明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所彰显的文艺不只是对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对社会的介入。因此作品从作家手中完成，它的价值还只是潜在的，只有通过读者阅读，把作品中的思想情感转化为读者的思想情感，并在读者的行动得以落实，作品潜在的价值才转化为实在的价值。这就要求我们把文艺不能仅仅看作是一个“实体性的定义”，同时还必须看作一个“功能性的定义”不能仅仅从作家创作及其成果一维，而且还必须从读者阅读及其功效一维来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我们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才会有全面而深入的理解。

三

我们指出意识形态就其性质来说不仅是认识的而且是实践的；而实践是人的实践，它总是以人为物质载体的。在对人的理解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黑格尔等德国思辨哲学家把人看作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认为他首先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这样，实践也就不像黑格尔所理解的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运动，而首先是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同时也决定了实践不仅仅是由理性观念所支配的，同时还必须要有一种感性心理能量，如人的需要、动机、情感、意志等因素所驱动。所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意识形态不仅是认识性的，同时也是实践性的话，那么也就等于表明了意识形态不是纯理论的，它与社会心理以及它的具体表现领域——日常意识、个人意识和人格无意识有着先天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虽然同属于社会意识，但却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一般来说，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的、理性的意识，通常以一定思想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社会心理是一种自发的，感性的、亦即融化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未经分化、加工、定性的经验水平的意识，通常以一定社会群体的感觉、情绪、意志、愿望以及社会的风尚、习俗等形式表现出来。它们的关系是：一方面，意识形态是通过对社会心理的加工、改造提升而来，以社会心理为“共同的根源”；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心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最为直接、紧密，是一种日常的实践意识，它作为人们“行为的调节器”，直接支配和决定着一定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以，意识形态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也就必须经由社会心理。若是只停留在理论宣传而不能转化为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也就很难成为在实际生活中激发和推动人们行为的精神力量，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也就无从谈起。

形态性范文篇6

关键词：马克思思想；科学性；意识形态性；当代价值

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高度统一是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本文想从源头上理清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统一性，以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

科学性重在求真、求知。尽管人类对科学的求真、求知精神的认识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但其核心一是强调其客观性、精确性，一是强调其价值中立性。可这两点都不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了其价值取向，其科学理论中内涵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强调了真理的价值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公式，而是方法论，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来说，规律具有重复性，但马克思主义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重复性。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呢？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源于其彻底的实践精神。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要付诸实践，指导实践，变为群众的行动，才能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它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意思：（1）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2）一切历史的冲突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3）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即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活动的主体；（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既不是伦理主义，又不是集体主义，而是实践唯物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解释世界算不算改造世界，改造人的思想观念是否是改造世界。例如，文艺复兴、启蒙主义、青年黑格尔学派都是在解释世界（改造人的思想观念）中起到了改造世界的作用。可见，一切真正的哲学都具有改造世界的功能。那么马克思在哪种意义上去阐述这一点的呢？马克思认为，一是以往的哲学家都是沉浸在意识形态的幻想中，把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看成是历史的起源，不去研究观念的起源和发展历史，而是从永恒的理念出发，因而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二是以往的哲学家没有把观念看成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忽视了思想观念的历史选择和实践基础，不能解释观念被传播和认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因而不能找到实践思想观念的社会力量和群体，不能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马克思认为，思想什么都不能改变，它只有掌握群众，并在群众的实践中才能变成现实的力量。因此，真正的哲学一方面要了解具体的历史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强调具体的社会历史特征和条件性；另一方面，要找到实践自己思想的现实的人———历史主体，才能科学揭示自己时代的本质和规律，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表现在实践基础上的彻底的批判精神：一是从变化发展中把握事物，不承认任何事物的永久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二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彻底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不盲从权威和权贵，对任何重大问题都要经过理性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决定着和体现在其理论的前瞻性和预测性，而历史的变化具有多元性，理论的预测性不能仅仅建立在主观上，建立在自由精神上。黑格尔认为哲学是对历史的思索，其保守性表现在不想超越现实，认为历史是有终点的，否则无法确定绝对真理；但黑格尔认为绝对真理是通过绝对的精神反思获得的，故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同时，黑格尔哲学又具有合理性，它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历史是感性的、偶然的、单一的；而逻辑是理性的、必然的，历史只在过去的意义上是单一的，而在面向未来时，它是多元的、是有多种可能性的。对历史的反思只能提供认识的主要依据，否则历史只是苍白的、无力的，学史不能使人变的更明智，但反思历史能够使人少犯错误、更好地把握未来。马克思像黑格尔一样，把未来看成是过去历史矛盾发展的结果，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仅仅是反思历史，而是把社会历史看作是人类实践基础上不断生成的过程；因此，必须以实践为基础，在对现实历史的总体性批判中，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中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无产阶级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即“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的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2]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本质所在。马克思提出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例如：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当资性的资本远远大于物质性的资本，加剧了资本的过剩和生产力的相对过剩所引发的社会危机，这意味着失业人口的长期的绝对存在、失业率上升，人的异化问题、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下是无法根本解决的。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和批判总是内涵着明确的意识形态，即总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

指导和正确的价值指向。三是不怕自我否定的反省意识，这也是马克思思想科学性的依据。马克思主义不仅对事物、现实，而且对自己的学说也是采取批判的、革命的态度的，因此，它以实践性为主，强调开放性和自我否定性。正是由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现实存在的深刻反思，才得出了社会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结论。但他从来不把自己的学说看成是绝对真理，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总是在自我否定的反省中不断吸取新成果，以丰富、深化自己的理论内容及其相应的理论形式。正如恩格斯指出：“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展，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马克思思想的意识形态性

认清了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我们就要进一步探讨马克思是如何科学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而揭示出意识形态发展的本质特征的。应该说，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概念，而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封建主义的残余，进而揭示出这些意识形态的虚伪性：

1、颠倒性：这些意识形态颠倒了观念和现实的关系，认为不是生活决定观念，而是相反。马克思分析了人们为什么会把这种颠倒的关系和观念内化进思想并产生认同感，因为意识形态的虚伪性不是有意的，而是无意识的，它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颠倒性，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颠倒性是把使用价值和价值颠倒，把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的颠倒，在这种颠倒的意识形态中，工人要产生自我意识（阶级意识）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故而这种自发的唯物主义的结局只能是唯心主义，没有唯物辩证法就不可能摆脱资产阶级的意识，获得自我意识。

2、神秘性：指这些意识形态的非逻辑性、非理性。它产生的情感共鸣是利益，利益能蒙蔽真理；表现形式是情感，其神秘性表现在用理性的外衣蒙蔽非理性的利益既得形式。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是理性化的、逻辑化的，实质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维护。马克思分析了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是如何把本阶级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并用抽象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来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又是如何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抽象的原则上升为法律来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产者对无产者的合法统治的。

3、伪批判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总是宣称自己是中立的、超阶级的；但其立足点是为现实辩护，而不是超越现实，因而其标榜的人民性、普遍性、永恒性都只是意识形态的谎言和谬谈。马克思主要是从历史的虚伪性上来讲意识形态，从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两个角度来批判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强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有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之分，对此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才能揭示其本质，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不自觉的虚假性和伪批判性中解放出来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封建主义的残余，强调社会主义思想与人民概念是一致的，无意识形态的虚假作用；但马克思恩格斯晚期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思想，因为国家是实体和观念的总体性。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其合乎逻辑的延伸。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有机统一，这是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必然逻辑，更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内在要求。可见，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创新的一个生长点。但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并没有言尽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探索，虚伪性只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之一，不等于说没有科学的真正的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没有堵塞后人之路。固列宁鲜明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概念和思想，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更强调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批判时所使用的方法，特别是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是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推翻和批判一个旧世界，旨在建立一个新世界。邓小平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维护功能和建设功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可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包括革命主题和建设主题。今天要着重研究建设主题，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维护和建设功能。

总之，由马克思开辟的作为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意识形态，一是因为它的价值观是无产阶级的，即消灭剥削和压迫，解放全人类，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这种价值观有其科学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主要是其历史观和价值观；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基础上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意识形态就是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和逻辑方式。比如，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无阶级性）有科学性，历史唯物主义有阶级性和科学性，都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而且是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三、马克思思想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当代价值

“冷战”结束后，面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进攻，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无法作出有力反驳，反而在多方面认同，主要是我们不能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正确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及其虚伪性、神秘性和伪批判性。因此，我们要用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来分析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深入挖掘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当代价值，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首先，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指导。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实际生活中，出现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现象，要善于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指导作用，即发挥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指导作用。影响中国文化建设的意识形态主要有：西方自由化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而是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角色是占统治地位、具有指导作用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把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不仅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更主要是因为它是科学的知识体系，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任何一门学科的科学知识，它的科学性是其发挥指导作用的前提，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建学说等各学科组成的科学知识体系，科学性是其能够发挥指导作用的内在依据。当然，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和作为科学体系是有区别的，因为意识形态与科学是有区别的：一方面，二者具有本质上的差异性，前者是制度化的、规范化的思想体系，是实践的，可操作的；而科学是一种知识，它不能制度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二者更新的方式不同，科学要破旧立新，推陈出新，意识形态则是不断的修整，是返本开新，越是离现实近的，越是需修正、需退让，因而是从未来出发去吸收面对现实的东西；科学会过时，而意识形态不会过时，它可以通过修补来适应新形势，具有不可否定性，而科学则可以自我否定、自我证伪。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和坚持其科学性上要有区别的对待。应该说，成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它的具体结论，而是它的基本立场、基本理论。即它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例如：消灭剥削、压迫、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等等）。当然，意识形态的指导也有历史阶段性，但无论何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都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反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还体现在根据其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制定的党在各历史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法规等制度化的东西，这些东西必须是正确的，才能坚持；如果有失误，就必须及时纠正，使理论与实践相一致，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内在要求。

当然，作为知识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可以争鸣和讨论的。应提倡丰富、发展和补充马克思主义，提倡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具体理论观点进行挑战和完善，才能始终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有机统一，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

形态性范文篇7

一、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先进性的基础地位

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表现在理论上的先进性。这深刻揭示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先进性与党的先进性之间的关系，深刻阐明了永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先进性对于党的先进性建设所具有的先导作用和基础地位。

永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先进性，有利于加强党的理论武装，为党的先进性建设奠定牢固的思想基础。始终以先进思想为指导，用科学理论来武装，是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会有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更谈不上永葆党的先进性问题。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不断加强党的理论武装，为党的先进性建设奠定牢固的思想基础。这是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先进性建设的一项最根本、最重要任务。

永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先进性，有利于赢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党的先进性建设奠定牢固的群众基础。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的先进性的集中体现，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是党的执政根基。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受到削弱，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发生动摇。只有永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先进性，并将这种先进性在实践中充分体现出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才能真正获得人民群众对党的执政地位的拥护和支持。永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先进性，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增强党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从而为党的先进性建设奠定牢固的群众基础。

永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先进性，有利于确保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党的先进性建设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的重要思想保障。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国内思想文化也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领导全国人民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成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任务。永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先进性，就能在全党全社会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就能充分掌握和动员精神文化资源，发挥先进文化强大的精神凝聚作用；就能正确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党的先进性建设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永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先进性，有利于提高党员的思想理论素养，为党的先进性建设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提高思想理论素养是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关键。意识形态包含的理想目标和价值体系，为党员行为的是与非、优与劣提供评判标准，对于党员行为具有引领和规范作用。永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先进性，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全体党员并提高其整体理论素养，必将促进党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科学精神，以先锋模范作用影响和带动广大群众，从而为党的先进性建设锻造高素质的党员队伍。

二、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先进性建设面临新课题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同时，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社会条件的深刻变化，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先进性建设面临着许多新问题。

在社会思想文化日益多样、多变的状况下，必须坚定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共产党员的精神支柱、立身之本。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面对各种社会思潮的相互激荡，一些共产党员经受不住考验，理想滑坡、信念动摇，在矛盾面前畏缩不前，在困难面前悲观失望，在诱惑面前不能洁身自好。实践证明，理想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共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就要努力学习和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正确认识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关系，从我国现在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指引下，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在本职岗位上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在多种价值观并存的条件下，必须牢记根本宗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观对价值观产生着愈来愈重要的影响。当前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腐化堕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一个党员干部喜好什么、追求什么，是其深层价值观念的折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既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共产党员必须恪守的价值观念。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应当贯穿于我们党的全部工作中，体现在每一个党员和干部的思想行动上。

在新旧道德观念冲突下，必须加强党员道德修养。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我们需要回答许多新课题。比如，在利益主体日益多样化的条件下，怎样体现集体主义原则；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条件下，怎样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物质利益原则不断强化的条件下，怎样弘扬奉献精神，等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首先应当成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楷模。但恰恰有一些同志缺乏基本的道德修养，不讲奉献，不讲真话，不讲诚信，甚至与民争利。共产党员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起着表率和示范作用，党风对社会风气有着重要的影响。要教育党员不断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努力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淡泊个人名利，勇于拼搏奉献；鼓励讲真话、讲心里话，坚持表里如一，诚信为本，注重人格品德；以求真务实的作风，真正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这样才能取信于民。

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传播方式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必须巩固宣传舆论阵地。随着信息技术网络化的迅速发展，互联网已覆盖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巩固宣传舆论阵地，一方面，要注重宣传舆论阵地的建设。重点扶持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和重点新闻网站，不断提高主流新闻媒体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充分运用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扩大对外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大力加强网上评论员队伍建设，积极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网络文化生活。另一方面，要加强宣传舆论阵地的管理。配齐配强宣传媒体领导班子，使宣传工作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既忠于马克思主义，又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手里；把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管理相结合，进一步加强对社会文化生活类报刊、电台电视台生活类栏目特别是互联网的管理；加快建立和完善管理体制，加强技术保障和监控，健全法律法规；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的要求，切实承担起各自的责任，不断提高对宣传舆论阵地的管理水平。

三、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先进性要落实在具体工作中

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是高度统一的。因此，必须坚持党管意识形态，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高度来认识和谋划意识形态工作。

提高对社会思想的引领能力。加强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核心是以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想。当前，我们要把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学习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结合起来，用以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统一党内思想、形成社会共识，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想，积极推进理论创新，不断增强理论的说服力、感染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深入研究和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改革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扩大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形成一支以高层次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为核心，整体素质较高、人才结构合理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队伍，努力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界形成多出“大家”、多出“精品”、多“学派”争鸣的繁荣局面。

提高对中心大局的服务能力。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从来都是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服务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的一次重大发展，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上的重大创新，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开辟了广阔空间。意识形态工作要积极主动地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一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科学发展观同促进经济社会实现更快更好发展的实践结合起来，同推动干部思想和作风的进一步转变结合起来。总结和运用广大干部群众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成功经验，使其转化为科学的发展思路、领导发展的能力、正确的方针政策，真正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各项具体工作中，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同时，大力培育创业文化，切实营造“鼓励冒险、宽容失败、崇尚创业”的社会氛围，积极推动全民创业。二要为推动改革创新服务。引导干部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明确改革方向，消除心理疑惑，坚定改革信心。针对深化改革的重大课题，做好舆论引导和对策研究，为党和政府出谋划策，为企业提供智力服务。围绕自主创新，大力宣传党和政府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措施以及企业打造自主创新品牌的范例，大力宣传各类创新人才，弘扬自主创新精神。三要为维护稳定和谐服务。把握热点，做好社会舆情调控工作，健全舆情信息分析机制，化解不稳定因素，形成正面宣传的强势，有效影响和聚合社会“舆论场”。引导热点，营造和谐的舆论环境，对改革开放中一些亟须解决的深层次问题的宣传要积极而慎重，建立完善重大突发性事件快速反应机制，加强各类新闻媒体的管理，进一步强化主流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热点的作用。化解热点，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生产生活的具体实践中，不仅要解决思想问题，而且要解决实际问题，引导群众自觉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形态性范文篇8

关键词：马克思思想；科学性；意识形态性；当代价值

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高度统一是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本文想从源头上理清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统一性，以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

科学性重在求真、求知。尽管人类对科学的求真、求知精神的认识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但其核心一是强调其客观性、精确性，一是强调其价值中立性。可这两点都不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了其价值取向，其科学理论中内涵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强调了真理的价值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公式，而是方法论，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来说，规律具有重复性，但马克思主义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重复性。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呢？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源于其彻底的实践精神。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要付诸实践，指导实践，变为群众的行动，才能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它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意思：（1）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2）一切历史的冲突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3）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即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活动的主体；（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既不是伦理主义，又不是集体主义，而是实践唯物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解释世界算不算改造世界，改造人的思想观念是否是改造世界。例如，文艺复兴、启蒙主义、青年黑格尔学派都是在解释世界（改造人的思想观念）中起到了改造世界的作用。可见，一切真正的哲学都具有改造世界的功能。那么马克思在哪种意义上去阐述这一点的呢？马克思认为，一是以往的哲学家都是沉浸在意识形态的幻想中，把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看成是历史的起源，不去研究观念的起源和发展历史，而是从永恒的理念出发，因而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二是以往的哲学家没有把观念看成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忽视了思想观念的历史选择和实践基础，不能解释观念被传播和认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因而不能找到实践思想观念的社会力量和群体，不能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马克思认为，思想什么都不能改变，它只有掌握群众，并在群众的实践中才能变成现实的力量。因此，真正的哲学一方面要了解具体的历史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强调具体的社会历史特征和条件性；另一方面，要找到实践自己思想的现实的人———历史主体，才能科学揭示自己时代的本质和规律，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表现在实践基础上的彻底的批判精神：一是从变化发展中把握事物，不承认任何事物的永久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二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彻底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不盲从权威和权贵，对任何重大问题都要经过理性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决定着和体现在其理论的前瞻性和预测性，而历史的变化具有多元性，理论的预测性不能仅仅建立在主观上，建立在自由精神上。黑格尔认为哲学是对历史的思索，其保守性表现在不想超越现实，认为历史是有终点的，否则无法确定绝对真理；但黑格尔认为绝对真理是通过绝对的精神反思获得的，故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同时，黑格尔哲学又具有合理性，它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历史是感性的、偶然的、单一的；而逻辑是理性的、必然的，历史只在过去的意义上是单一的，而在面向未来时，它是多元的、是有多种可能性的。对历史的反思只能提供认识的主要依据，否则历史只是苍白的、无力的，学史不能使人变的更明智，但反思历史能够使人少犯错误、更好地把握未来。马克思像黑格尔一样，把未来看成是过去历史矛盾发展的结果，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仅仅是反思历史，而是把社会历史看作是人类实践基础上不断生成的过程；因此，必须以实践为基础，在对现实历史的总体性批判中，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中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无产阶级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即“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的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2]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本质所在。马克思提出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例如：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当资性的资本远远大于物质性的资本，加剧了资本的过剩和生产力的相对过剩所引发的社会危机，这意味着失业人口的长期的绝对存在、失业率上升，人的异化问题、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下是无法根本解决的。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和批判总是内涵着明确的意识形态，即总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

指导和正确的价值指向。三是不怕自我否定的反省意识，这也是马克思思想科学性的依据。马克思主义不仅对事物、现实，而且对自己的学说也是采取批判的、革命的态度的，因此，它以实践性为主，强调开放性和自我否定性。正是由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现实存在的深刻反思，才得出了社会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结论。但他从来不把自己的学说看成是绝对真理，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总是在自我否定的反省中不断吸取新成果，以丰富、深化自己的理论内容及其相应的理论形式。正如恩格斯指出：“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展，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马克思思想的意识形态性

认清了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我们就要进一步探讨马克思是如何科学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而揭示出意识形态发展的本质特征的。应该说，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概念，而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封建主义的残余，进而揭示出这些意识形态的虚伪性：

1、颠倒性：这些意识形态颠倒了观念和现实的关系，认为不是生活决定观念，而是相反。马克思分析了人们为什么会把这种颠倒的关系和观念内化进思想并产生认同感，因为意识形态的虚伪性不是有意的，而是无意识的，它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颠倒性，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颠倒性是把使用价值和价值颠倒，把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的颠倒，在这种颠倒的意识形态中，工人要产生自我意识（阶级意识）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故而这种自发的唯物主义的结局只能是唯心主义，没有唯物辩证法就不可能摆脱资产阶级的意识，获得自我意识。

2、神秘性：指这些意识形态的非逻辑性、非理性。它产生的情感共鸣是利益，利益能蒙蔽真理；表现形式是情感，其神秘性表现在用理性的外衣蒙蔽非理性的利益既得形式。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是理性化的、逻辑化的，实质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维护。马克思分析了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是如何把本阶级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并用抽象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来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又是如何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抽象的原则上升为法律来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产者对无产者的合法统治的。

3、伪批判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总是宣称自己是中立的、超阶级的；但其立足点是为现实辩护，而不是超越现实，因而其标榜的人民性、普遍性、永恒性都只是意识形态的谎言和谬谈。马克思主要是从历史的虚伪性上来讲意识形态，从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两个角度来批判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强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有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之分，对此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才能揭示其本质，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不自觉的虚假性和伪批判性中解放出来。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封建主义的残余，强调社会主义思想与人民概念是一致的，无意识形态的虚假作用；但马克思恩格斯晚期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思想，因为国家是实体和观念的总体性。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其合乎逻辑的延伸。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有机统一，这是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必然逻辑，更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内在要求。可见，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创新的一个生长点。但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并没有言尽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探索，虚伪性只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之一，不等于说没有科学的真正的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没有堵塞后人之路。固列宁鲜明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概念和思想，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更强调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批判时所使用的方法，特别是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是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推翻和批判一个旧世界，旨在建立一个新世界。邓小平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维护功能和建设功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可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包括革命主题和建设主题。今天要着重研究建设主题，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维护和建设功能。

总之，由马克思开辟的作为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意识形态，一是因为它的价值观是无产阶级的，即消灭剥削和压迫，解放全人类，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这种价值观有其科学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主要是其历史观和价值观；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基础上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意识形态就是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和逻辑方式。比如，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无阶级性）有科学性，历史唯物主义有阶级性和科学性，都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而且是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三、马克思思想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当代价值

“冷战”结束后，面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进攻，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无法作出有力反驳，反而在多方面认同，主要是我们不能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正确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及其虚伪性、神秘性和伪批判性。因此，我们要用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来分析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深入挖掘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当代价值，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首先，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指导。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实际生活中，出现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现象，要善于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指导作用，即发挥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指导作用。影响中国文化建设的意识形态主要有：西方自由化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而是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角色是占统治地位、具有指导作用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把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不仅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更主要是因为它是科学的知识体系，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任何一门学科的科学知识，它的科学性是其发挥指导作用的前提，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建学说等各学科组成的科学知识体系，科学性是其能够发挥指导作用的内在依据。当然，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和作为科学体系是有区别的，因为意识形态与科学是有区别的：一方面，二者具有本质上的差异性，前者是制度化的、规范化的思想体系，是实践的，可操作的；而科学是一种知识，它不能制度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二者更新的方式不同，科学要破旧立新，推陈出新，意识形态则是不断的修整，是返本开新，越是离现实近的，越是需修正、需退让，因而是从未来出发去吸收面对现实的东西；科学会过时，而意识形态不会过时，它可以通过修补来适应新形势，具有不可否定性，而科学则可以自我否定、自我证伪。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和坚持其科学性上要有区别的对待。应该说，成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它的具体结论，而是它的基本立场、基本理论。即它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例如：消灭剥削、压迫、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等等）。当然，意识形态的指导也有历史阶段性，但无论何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都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反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还体现在根据其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制定的党在各历史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法规等制度化的东西，这些东西必须是正确的，才能坚持；如果有失误，就必须及时纠正，使理论与实践相一致，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内在要求。

当然，作为知识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可以争鸣和讨论的。应提倡丰富、发展和补充马克思主义，提倡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具体理论观点进行挑战和完善，才能始终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有机统一，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

形态性范文篇9

[关键词]产品形态设计;人性化;功能形态;视觉形态

人性化设计是艺术设计一直追求的目标。人性化的产品形态不仅满足了消费者心理上的需求,而且也满足了消费者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对效率、便利和乐趣的需求。

一、人性化产品形态向消费者的信息传达

1.人性化的产品形态是产品向消费者传达信息的载体

工业设计的对象是产品,但设计的目的却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从本质上看,产品设计是“为人”的设计,其出发点和归宿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

产品形态包括各种构成产品的要素,有些可被消费者通过视觉、触觉等方式感知产品的信息,如材料、色彩、形状等;有些则是通过消费者对产品的进一步使用才能感知到,如产品的结构设计是否合理,是否能给操作过程带来方便、舒适和效率等。一个构造完全相同的壳体,如河蚌和鸡蛋壳放在一起,因其材料、形状、纹理、色彩不同,所引起的人们的心理感受也就不同。因此人性化的产品形态是产品向消费者传递满足其生理、心理需求信息的载体。为追求产品形态设计的人性化,设计师往往要使用特有的造型语言。

从技术美学的角度看,人性化的产品形态应该首先给用户带来最佳的问题解决方案,即满足消费者在使用中的生理需求,同时还要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消费者在选购产品时,通过人性化产品形态的视觉表现,判断和衡量产品所传达的某种信息内容与其内心的希望是否一致,并最终作出是否购买的决定。现代产品一般通过产品形态向人们传递两种信息:一种是理性信息,如产品的功能、材料、工艺等,这是产品存在的基础,通常以符合产品内在功能和使用要求的形态来展示,我们通常称之为产品的功能形态;另一种是感性信息,如产品的造型、色彩、风格等,以符合消费者的视觉需求的形态来展示,我们通常称之为产品的视觉形态。

2.人性化产品的功能形态的信息传达

产品的功能形态是功能的副产物,是体现产品物质意义的唯一要素。一件产品的功能形态来自于产品构件及其特性的组织结合。换句话说,功能形态是在现实功能的既定方式下所产生的必然形态,是人们在接受产品功能的前提下要同时接受的一种产品形态,多体现在专业器材产品的设计上。如高尔夫球杆的形态完全是为满足使用者击球这一功能而产生的,离开击球这一功能,这种形态也将没有意义。

由产品的功能形态所传达的信息是消费者在使用该产品时从其形态中寻求到的信息,这种信息预示着方便、快捷、安全、效率等。人性化产品形态的功能信息应正确而直观地暗示消费者如何去使用本产品。如手机各项功能按键的设计就是以人的手部操作方式为参照,根据手指按压方式与力量的不同,通过按键的大小、材质的软硬差异来设计手机的造型与按键布置的。这种让消费者感觉熟悉且操作舒适的手机按键形态设计,也向消费者暗示着产品的使用方式。

人性化设计理念要求产品设计应该体现对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尤其在功能形态设计的细节上,有时生理上的关怀可以转化为心理上的感动。1996年荷兰一家制造厂生产出一种“线龟缠线器”(见图1),该器件可以将工作台面及电器后面垂下来的杂乱的电线整理得有条不紊,使用时将两个小碗向外掰开,将电线缠绕到中轴上,直到每一端留下所需要的长度,然后将小碗向里翻折,包住缠绕的电线,每个小碗的边缘都有一个唇口,可让电线伸出来。如此人性化的产品功能形态向消费者展示了新的工作、生活方式,预示着简单、健康、安全、舒适和高效的工作、生活概念,也体现出设计师对人的深切关怀。

3.人性化产品的视觉形态的信息传达

人性化产品的视觉形态是设计师对产品外观进行的一种定义,它通过视觉方式向人们传达产品的某种外在信息,使消费者在第一眼看到产品时就会从印象层面给产品以初步评价,这种评价往往是先于消费者对产品的深入了解而作出的。

对于今天的消费者来讲,随着生活舒适度的提高,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休闲时间,价值中心也转移到了期望安全、舒心等方面,人们需要丰富多彩的生活、娱乐及高雅的生活品质。于是满足人类这种社会需要和情感需要的人性化产品的视觉形态设计就应运而生。

人性化产品视觉形态的设计要求在实践中更注重消费者心理层面的感受。心理层面的感受不像功能形态那样直观,它难以言说和觉察,有时甚至连消费者也难以说清为什么会对某种产品情有独钟。其实人对物有情,是因为产品通过表现情感的形态元素向消费者诉说着什么。人性化产品形态的视觉方式设计是排列物质功能认知次序的第一要素,是产品外观形态的直感认知性构成。产品的任何技术构成都必须化作人们易于感知的方式图形,色彩、质感、肌理、线条等都可创造或改变人们的视觉认知结构。如产品零件之间的自然过渡、精细的表面肌理、和谐的色彩搭配可给人以精致、高档的感觉,浑然饱满的形态、精细的工艺、沉稳的色泽及合理的尺寸可以给人安全的感觉。简洁的形态、光滑晶莹的质感、柔和或丰富跳跃的色彩可满足女性及儿童在产品使用中的感觉需求,而直线型、较粗糙的质地、冷色系列及简洁的表面处理所呈现的形态则可满足男性在产品使用中的心理需求。

视觉形态的成功设计往往使产品处于与人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中,这些关系的复杂性丰富了人的感觉,也使产品有了更丰富的含义。通过人性化设计,产品的尺度、形状、比例及层次关系对人的心理体验的影响,可让用户产生拥有感、成就感、亲切感,同时还可营造出必要的环境氛围,使人产生夸张、含蓄、愉悦、神秘等不同的心理情绪。如对称或矩形能显示空间严谨,有利于营造庄严、宁静、典雅、明快的氛围;圆和椭圆形能显示包容,有利于营造圆满、活泼的氛围;用自由曲线创造的动态造型,有利于营造热烈、自由、亲切的氛围;而利用残缺、变异等造型手段,则便于营造富有时代感、前卫的主题,产生神奇的效果,给人以极大的视觉冲击力和前卫艺术感。人性化产品只有借助其所有外部形态特征,才能更好地成为人们的使用对象和认知对象,发挥其自身功能。

人性化产品视觉形态还能体现出产品的象征性,如产品本身的档次、性质和趣味等。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在选购商品的时候,不是过多地考虑其使用因素,而是在寻求一种文化、身份体现或某种性格特征的表示。如一块价值数万元的高档钻石手表,其昂贵的材料、精细的加工及特有的形态已远远超出了人们对手表作为记时工具这一传统的实用概念,其刻度已经变得微不足道,设计师追求的是“让拥有者感到荣耀和骄傲”。

二、人性化产品的功能形态和视觉形态构成统一和谐的产品形态

今天的人性化产品的形态设计是以满足消费者生理和心理需求为基础的,并且融合了技术、材料、工艺等因素,从而成就一种系统的和谐美,各元素相互融合、相互统一。在一项优秀的人性化产品设计中,很难找到功能形态和视觉形态的具体分界线,功能形态中透视着人性化的视觉形态之美,视觉形态中又隐含了实用性功能形态。

一件产品的人性化形态来自于各个构件和特性组织。对一般人而言,很难从技术构件和特性组织的专业角度进入产品本身,更多的是凭借中介形态,如通过人性化的产品形态达到初步认知和操作使用的程度。人性化产品形态的设计,就是从这个层面上切入进去,把复杂的功能概念简洁化,把繁杂的操作程序简单化,把冰冷的技术构成情感化,把叠加的构成内容层次化,把丰富的表达内容图标化等。人性化产品形态设计的过程就是通过物质意义的构成来安排人的认知形式和认知过程。因此,一项优秀的人性化产品设计,在形态上应该是功能形态与视觉形态的完美结合与统一。如丹麦设计师保罗·汉宁森设计的PH灯具(见图2),其造型突破了传统造型,从照明的科学原理出发进行设计,遮挡了直接从光源发出的光,避免了传统灯具中不舒适的眩光对眼睛的刺激,并且如此造型还创造出一种美丽柔和的光影效果,所有的光线都要经过一次反射才能到达工作平面,从而获得柔和、均匀的视觉效果,其人性化的产品形态设计就满足了消费者生理和心理上的需求。

图3是约翰·巴克曼斯设计的“令人惊异”的花瓶。锥形的瓶身是用热塑性橡胶在“锁模力2000kN”机上以单模具注塑成型的,底座用的是同一种材料在“锁模力950kN”机上以单模具注塑成型的,花瓶口十分柔软,可翻卷成各种形状,且色彩丰富。这种花瓶适合各种空间环境。

人性化产品形态的视觉信息传达决定了产品形态首先要从满足视觉认知上进行设计,以塑造鲜明的层次感、准确的认知度和视觉的愉悦感。每一件产品的形态设计都应在传承已有规律的基础上,开拓符合人们认知规律和需求的新的形态。信息丰富的产品形态能以其先声夺人的态势为产品赢得关注力,又可以细腻的表现创造从视觉到行为关联的通畅感。

三、现代科学技术为人性化产品的形态设计提供了发展空间

人性化的产品设计不仅使生活更加舒适和方便,更使产品使用者与产品之间的关系变得融洽。非人性化的产品形态使得消费者要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琢磨它、理解它、适应它,甚至迁就它,如使用不舒适的笔,坐上去备感疲劳的座椅等,都影响我们愉快的生活;而充满人性化的产品形态则能够引导并最大限度地迁就人们的行为方式,体谅人的情感,并使人感到舒适。现代科学技术为人性化产品形态的设计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人机工程学的引入使人性化产品设计成为可能。

形态性范文篇10

【关键词】细胞形态学；细胞遗传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诊断

急性白血病（acuteleukemia，AL）是最常见血液系统恶性疾病，发病迅速，且病程通常较短，平均生存期仅3个月左右[1，2]。AL准确分型对指导临床治疗和预后预测具有重大意义。随流式细胞术发展及世界卫生组织（WHO）白血病分型的提出，免疫分型临床应用日益广泛[3]。现阶段，细胞形态学（morphology）、免疫学（immunology）、细胞遗传学（cytogenetics）和分子生物学（molecularbiology）分型即MICM分型已得到临床高度认可，但很多基层医院及部分三级医院受仪器、试剂等的限制而应用受阻，尤其分子生物学、细胞遗传学分型[4，5]。基于形态学的法、美、英分型系统（French-American-Britishclassificationsystems，FAB分型法）是传统分型方法，操作简便，在急性白血病的诊断中仍具有较高诊断价值及不可替代作用[6]。近年来，关于形态学、免疫学分型的对比研究主要探讨免疫学的诊断价值，对形态学诊断价值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研究选取我院AL患者132例，探究细胞形态学对AL诊断符合率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选取2017年2月至2020年2月我院AL患者132例，均符合白血病诊断标准[7]，其中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M01例（0.8%），M14例（3.0%），M241例（31.1%），M328例（21.2%），M46例（4.6%），M511例（8.3%），未分型3例（2.3%），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37例（28.0%），急性混合细胞白血病（MAL）1例（0.8%）。男性73例，女性59例，年龄18～78岁，平均（47±10）岁。1.2方法：仪器与试剂：珠海贝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瑞氏-姬姆萨染色液试剂盒；广东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醋酸萘酚酯酶（NAE）、过碘酸-雪夫反应（PAS）、过氧化物酶（POX）染色试剂；美国BectonDickinson公司FACSCantoⅡ型流式细胞仪、溶血素、破膜剂及单克隆抗体；天津瑞爱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秋水仙胺、细胞染色体培养液；美国Life公司ABI7500型聚合酶链反应（PCR）仪；法国Lourmat公司Vilber凝胶分析系统；金砂广播仪器厂DY-600型中压电泳仪；上海博迅实业有限公司医疗设备厂SSW-420-2S型电热恒温水浴箱；华美生物工程公司淋巴细胞分离液；上海源奇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白血病相关融合基因检测试剂盒。①细胞形态学：取骨髓涂片进行瑞氏-姬姆萨染色（骨髓小粒多、涂片好），油镜下分类计数200个有核细胞并行细胞化学染色，包括PAS、POX、NAE+氟化钠抑制（NaF），计数阳性率并观察酶型，按FAB标准分型。②免疫学分型：取肝素抗凝骨髓液1～2mL，用流式细胞仪测定，分出幼稚与成熟细胞群（CD45/SSC设门），进行免疫表型及抗原表达分析，阳性：膜抗原＞20%，CD34和胞质内抗原＞10%，类型判断依据欧洲白血病免疫学分类协作组（EGIL）积分标准。③染色体核型：取肝素抗凝骨髓液2～5mL，接种于细胞染色体培养液（2×106/mL细胞），终止培养前1h加入秋水仙胺（0.05μL/mL），离心收获细胞，固定液固定，滴片，行核型分析（R显带法）。④分子生物学：取2～3mL抗凝骨髓液，0.9%氯化钠注射液稀释（等体积），分离单个核细胞并裂解，提取总RNA，逆转录得到cDNA，行多重巢式PCR反应，反应产物电泳（1.5%琼脂糖凝胶），观察分析结果。1.3观察指标：①细胞形态学分型；②免疫学分型；③细胞遗传学分型；④分子生物学分型；⑤4种分型与联合分型诊断符合率。1.4统计学处理：运用SPSS21.0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比（%）表示，行χ2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细胞形态学分型：132例AL中，M13例（2.3%），M225例（18.9%），M328例（21.2%），M46例（4.6%），M516例（12.1%），AML未分型12例（9.1%），ALL36例（27.3%），AL6例（4.6%）。2.2免疫学分型：132例AL经流式细胞仪诊断为M01例（0.8%），M13例（2.3%），M233例（25.0%），M328例（21.2%），M44例（3.0%），M55例（3.8%），AML未分型14例（10.6%），ALL37例（28.0%），AL6例（4.6%），MAL1例（0.8%）。2.3细胞遗传学分型：M327例（20.4%），t（15；17）（q22；q21）；M42例（1.5%），inv（16）（q13；q22）；AML未分型4例（3.0%），t（8；21）（q22；q22）；AL7例（5.3%），t（9；22）（q34；q11）；其他异常染色体核型17例（12.9%）；正常核型75例（56.8%）。2.4分子生物学分型：M328例（21.2%），PMLRARa融合基因；M43例（2.3%），AML未分型5例（3.8%），AL9例（6.8%），其他相关融合基因10例（7.6%），融合基因阴性77例（58.3%）。2.54种分型与联合分型诊断符合率：形态学分型80.3%（106/132）、免疫学分型82.6%（109/132）、细胞遗传学分型24.2%（32/132）、分子生物学分型25.8%（34/132）、联合分型诊断符合率97.7%（129/132）。联合分型与形态学、免疫学、细胞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分分型诊断符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67.799，P＜0.01）；形态学分型诊断符合率高于细胞遗传学分型、分子生物学分型（χ21=83.142，P1＜0.01；χ2=78.835，P2＜0.01）；形态学、免疫学分型诊断符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226，P=0.635），见表1。

3讨论

目前，形态学分型仍是白血病诊断基础，其结合细胞形态学和化学染色特征进行白血病亚型诊断[8，9]。卢兴国[10]指出，基于外周血细胞形态学检验是所有白血病的诊断起点，所得信息具有重要临床价值。本研究显示，M3、M4EO等AL类型有典型形态学特征，可依靠形态学明确诊断，也可依靠分子生物学或细胞遗传学直接诊断，但后者受试剂、仪器等的限制而应用受阻，且检测时间较长。细胞形态学具有免疫分型等不可替代的优势，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外周血检验可立即发现血细胞计数低的白血病，如AML-M3，且具有典型形态学特征，明确诊断，为患者救治争取时间；②操作简便、快捷、分析直观、分型标准明确；③流式细胞术对原始细胞的计数受操作、稀释等因素影响，故原始细胞百分比较免疫表型更为准确；④流式细胞术检测免疫分型时，以形态学为依据选择单克隆抗体；⑤骨髓细胞形态学可直观明确淋巴瘤患者临床分期，利于早期诊断；⑥流式细胞术对粒、单白血病分型存在一定困难，而细胞形态学观察化学染色表现，尤其酯酶染色，具有诊断价值[11]。本研究数据显示，形态学分型诊断符合率80.3%高于细胞遗传学分型24.2%、分子生物学分型25.8%（P＜0.05），且接近免疫学分型诊断符合率82.6%（P＞0.05），提示细胞形态学与免疫学分型诊断价值相当，与既往文献[12]研究一致。MICM综合诊断符合率97.7%（129/132），高于各分型单纯诊断（P＜0.05），提示MICM综合诊断可提高最终诊断率，对AL临床治疗具有一定指导价值。综上可知，细胞形态学是AL诊断基础，与免疫学分型诊断价值相当，应给予充分重视，而MICM综合诊断可提高最终诊断率。

参考文献

[1]ShapiroRM，KimDDH.Next-generationsequencing-basedminimalresidualdiseasemonitoringinpatientsreceivingallo-geneichematopoieticstemcelltransplantationforacutemyeloidleukemiaormyelodysplasticsyndrome[J].CurrOpinHematol，2018，25（6）：425-432.

[2]张斌，蔡艳霞，张素贞，等.颗粒性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形态学及流式散点图特点[J].检验医学，2017，32（2）：118-121.

[3]赵莉，高吉照，李艳，等.50例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免疫分型、染色体核型及融合基因与预后分析[J].中国小儿血液与肿瘤杂志，2019，24（2）：95-99.

[4]秦亚溱.白血病诊治中的分子学检测及其临床意义[J].中国生物工程杂志，2019，39（9）：98-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