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明标准范文10篇

刑事证明标准范文篇1

关键词：刑事证明标准/客观真实/法律真实/排除合理怀疑

一、刑事证明标准的概念

（一）证明标准由法律所规定

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其都是由法律预先加以规定的。在刑事诉讼中，起诉方指控被告人有罪必须承担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必须证明所控罪行已经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法国则在《法兰西刑事诉讼法典》第342条规定了内心确信证明标准的公式，让法官在作出判决时自问“你内心确信了吗？”。

（二）证明标准的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

证明标准是指由法律明确规定的运用证据去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是关于案件事实是否已经证明的尺度。证明标准的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运用证据都是围绕着案件事实这一客体进行的。证明标准就是用来衡量证据是否已达到证明案件事实这一客体的要求。

（三）证明标准的适用主体是裁判者

事物运用标准来衡量，总有一个运用标准的主体。在现代文明社会里，行使审判权的唯一主体是国家，国家再授权给相关机关的工作人员。因此最终运用证明标准的还是具体负责案件的国家相关机关的工作人员。根据案件进行的不同阶段分别由负责案件的警察，检察官，法官来作为案件的裁判者。证据是否达到立案的证明标准由警察或检察官来裁判，是否达到起诉证明标准，由检察官来裁判，是否达到有罪的证明标准，由法官来裁判。所以，证明标准的适用主体是裁判者。

根据证明标准的三大特征，我认为证明标准应定义为：法律规定审查判断案件事实的人对案件事实作出裁判时，依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的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所应达到的程度。

二、我国立法中的刑事证明标准

（一）立法表述过于抽象

我国证据立法的条文过少，关于证明标准的条文更是微乎其微，规定得过于原则和笼统，远不能适应司法实际的需要。简单的一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就成为我国证明标准的标准公式。那到底什么样才是事实清楚，什么样才是证据确实、充分，如何做才能达到事实清楚，如何做才能做到证据确实、充分呢？我国的立法中并未叙及，显得过于抽象，不够具体。

（二）立法表述过于单一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在立法中没有按司法行政机关的不同职责进行分层表述，显得过于单一。分析一下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文我们对此就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1.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案的证明标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根据此条一般认为我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案的证明标准是“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

2.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起诉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根据此条，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3.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根据此条，一般认为我国检察机关提公诉的证明标准是“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

4.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1）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2）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3）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根据此条一般认为我国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在不同阶段的证明标准有所不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案的标准只是“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逮捕的证明标准要比立案高些，要求“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而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要比前两个阶段高得多。要求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这些根据案件审理的不同阶段所进行的分层是有限的，还没能很好地反映出案件审理在不同阶段对证明标准的真实要求。因为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和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也属于相差很大的不同阶段，对证明标准的要求应该是个阶梯状，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应该要比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要高，而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也应比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要高。但立法却将这三个不同阶段的证明标准作了相同的要求。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显得过于单一。

三、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刑事证明标准

（一）公安机关贯彻客观真实标准

从理论上讲，注重客观真实是诉讼中的基本要求，挖掘案件真实，也是诉讼的最高境界。在客观真实说指导下的客观真实标准的实践者们，尽职尽责地为挖掘案件真实，他们不惜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超期羁押，进行刑讯逼供。在他们看来，口供是证据之王，于是他们就自信地肯定犯罪嫌疑人就是犯罪人，不惜一切手段地让犯罪嫌疑人招供，以此来查清案件事实，然后让犯罪嫌疑人再招供犯罪证据之所在，公安机关再根据犯罪嫌疑人的指引去寻找证据。在强调尊重人权，宁可枉纵一千，不可错杀一人的今天，导致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屡禁不止的片面强调客观真实的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

（二）检察机关贯彻客观真实标准

检察机关贯彻客观真实标准，自感难度大，不适于操作，于是用司法解释的形式自定“两个基本”的证明标准，即：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是对真实证明标准有所降低，以易于适用。

（三）法院贯彻客观真实标准

梳理一下我国刑事判决书中关于证明程度的表述，我们便能更直观地了解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现状。按照证明所达到的程度从高到低，从强到弱大致有以下几种表述方式：

1.证据非常充分，完全没有疑问的，在裁判文书中铿锵有力地表述为“证据确实充分”。

2.证据虽然也很充分，但法官认为尚未达到确凿无疑程度的（如被告否认，但其他证据充分），表述为“足以认定”。

3.证明标准不是很高，但也达到了认定事实程度，不作为主观评价而客观叙述为“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4.证据相对较弱，但法官认为能认定事实的，表述为“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或互有联系）形成锁链，对事实予以认定。这是间接证据定案的情况下使用较多。

5.双方证据相互矛盾，无法排除，法官经取舍作出判断的，表述为”证据间产生的对抗和矛盾不能排除，故事实不能认定，这多在：“一对一”的证据和双方证据冲突，法官有疑问的情况下出现。

6.虽有一些证据但法官认为认定事实没有把握的，表述为“不足以推翻（或不足以认定）”。

7.明显地证据不足的表述为“证据不足（或依据不充分），事实不能认定”。

上述前四种为证明程度不同但都达到了证明标准的表述，后三种则为证明程度不同，但都未达到证明标准的表述。显然只有第1项才真正达到了立法所要求的“证据确实充分”。第2、3、4项相对立法的要求要弱很多。但这四种都被认定为达到了证明标准的要求。很显然从表面来看第2、3、4项没有达到立法所要求的证明标准。但我们并不能说第2、3、4项的认定是有错误的。怪只怪立法对证明标准的表述太过于苛刻，太过于理想化。没有考虑现实证明在一般情况下所能达到的高度。法官也是人，他的思维也摆脱不了一般人的习性。当其对一件事情的判断基于一定的条件有了六七成把握的时候，他就有信心作出判断。我国的证明标准给法官身陷这样一种难堪的境地。他尽力只能证明到有六七成以上的把握作出判断，就一定要他违心地表述为百分之百的绝对把握作出的判断。不能实事求是地表述为“证据高度确实充分”，而一定要表述为“证据确实充分”。聪明的法官显然避开了“证据确实充分”这种表述方式，而采用像前述的方式来进行表述。

四、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思考

（一）依据法律真实说来进行证明标准的立法

客观真实说过于片面强调客观真实，忽视了人的主观因素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客观实际，而且用于实践操作中也显得过于机械。该理论并未理会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质。证据的确定是客观和主观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认识也是相对的，人类一定历史阶段的认识还要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客观真实说只强调人的认识能力无限，却忽视了在司法实践的特定条件下，证据，时间，科技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对案件调查的影响。而法律真实说却尊重证据的客观性，也尊重认证的一定程度的主观性。让证明过程达到客观和主观的有机结合，是领会马克思主义实质的表现。并按照人类的认识规律，按照法律的规定和人的理性进行取证，认证。因此，法律真实说虽不是最为理想化的理论，但却是最易于操作，给人类带来最大限度利益的理论。

（二）修改《刑事诉讼法》重构我国的证明标准

1.统一立法主体（全国人大收回司法解释权）

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之所以有不同的职责分工，就是要利用他们职责上的分工，防止权力滥用。如果司法机关即行使司法职责，又自行行使立法职责。有违宪政实质，与我国依法治国的宗旨不符。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应收回立法解释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统一解释法律。如果确实为了更有效，更方便地行使司法权。也只能让司法机关提交全国人大审查批准，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来颁布。

2.立法表述中强调刑事证明标准的层次性

前面已经述及我国的证明标准根据证明的不同阶段也呈现阶梯状的层次性，但是这个阶梯还不够完善。从立案侦查--逮捕--移送审查起诉，这三个不同阶段的证明标准是呈现阶梯状的层次性。但从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判决这三个不同阶段证明标准的表述却是一样的，没有呈现应该有的阶梯状的层次性。证明标准层次性要求不同阶段适用不同证明标准。即立案侦查--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判决，从低到高，构建“阶梯式”的不同的证明标准。

3.笔者主张：

（1）立案侦查：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其含义是：司法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自首的材料进行审查后，认为有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应当作出立案决定。

（2）逮捕：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其含义是：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犯罪事实可以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数个犯罪行为中的一个。

（3）移送审查起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主要证据查证属实。其含义是：侦查部门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重要细节都有证据予以证实。

（4）提起公诉：高度盖然性。其含义是：检察官根据已经查证确实的证据，在其内心已高度确信其作出的犯罪嫌疑人有罪应当起诉的判断，但可能还有一些疑问。公务员之家

（5）判决：排除合理怀疑。其含义是：法官根据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确证后认定的证据进行思考，从控诉证据的思考内心达到高度确信；再结合辩护证据进行总的思考，对辩护证据的合理性进行排除。能排除合理怀疑，则判决作有罪判决；反之，则作无罪判决。所谓合理，就是指合乎逻辑的，合乎一般的常理。

参考文献:

刑事证明标准范文篇2

关于证明标准涵义众说纷纭，现择其一二分析如下。有说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求达到的程度的要求”；[1]有说其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了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程度”；[2]还有说其是指“法律关于负有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运用证据证明争议事实、论证诉讼主张所须达到的程度方面的要求”。[3]上述关于证明标准的说法分别从不同侧面强调了证明标准的部分本质内容，但也有其亟待完善之处。第一种说法没有指明证明主体和证明达不到标准时应否承担责任；第二种说法没有指出证明主体和证明标准的法定性；第三说法将诉讼主体视为证明主体，有引人误解之嫌。其实，证明标准既非程度，也非要求，它是刑诉证明必须达到的标尺和准则，是衡量证明结果的参照物，是卸除证明主体的证明责任的分界线。

笔者认为，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关于负有证明责任的证明主体运用证据证明争议事实，论证诉讼主张，在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所须达到的程度上的具体标尺和准则。如上所述，证明标准是尺度、参照物和分界线，然而其是否至善至美而没有必要去探讨呢？笔者认为不然，正因为其处在衡量证明结果、卸除证明责任等关键的尺度和分界线之位，更有在理论上对其进行探析的必要。故笔者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量互变规律”，即质、量和度三个维度进一步探析证明标准。

二、证明标准的“质”：标准性——法律真实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一事物成为它自身并使它区别于他事物的一种内在规定性，即为质。即质和事物的存在是直接的同一。事物总是具有一定的质，丧失了自己的质，它就不再是自身而变成他物。”而刑诉证明标准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事物，是因为刑诉证明标准也有其自身存在的“质”。刑诉证明标准的“质”是什么呢？这需对其进行的定性的探析，实际上，就是笔者所提出的证明标准的标准性，即一切刑事案件所要达到和遵循的原则和定性的标准。

正如田口守一所言：“随着近代合理主义的兴起，开始通过人的理性发现事实真相。因此，形成了一项原则：认定事实必须依据证据，其他任何东西都不是认定事实的依据。”[4]在证明过程中，关于证据有“证据材料——证据事实——待证事实——法律事实”之说。其关系详述如下：案件事实均不同程度地留下蛛丝马迹，这些蛛丝马迹便是司法机关获取案件信息和查明案件真相的证据材料。这些证据材料在证明过程中通常在法庭调查阶段经过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整合，符合通说“三性——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便被整合为“证据事实”。这些证据事实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系统，证明案件待证事实的各要件或情节，并能排除各种合理解释的差异和矛盾，同时能得出唯一合理的结论，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即证据事实通常在法庭辩论阶段，在刑诉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整合下，证明待证事实达到在法律上的意义，从而成为在法律上得以认定的事实，即法律上的事实或法律事实，而法律事实正是“诉讼中所呈现的并最终为法院所认定的事实，乃是经过证据法、程序法和实体法调整过的、重塑了的新事实”。[5]“案件判决只能以法律事实为依据，客观事实具备唯一性，而法律事实则是不断变化的，随着证据及主审法官判断的变化而变化”。[6]“法律事实实际上是强调了法律的作用，在一定程序上说，是法律程序自主产生的，即严格地按照法律程序的规定，将公民的各项诉讼权利落到实处，通过公民的参与所发现的事实”。[7]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在事实层面上具有基本内容的一致性，这是因为“在刑诉中，不存在超越于法律之外的客观事实，所有的事实必须在进入刑事程序之中的证据的基础上，并且依照法定程序推论出来，即在法律规定的机制和标准上得出关于事实的结论，也就是法律事实，而其应具有合理的可接受性”。[8]“如果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价值观念的表达的话，那就是让价值在事实的认定中发挥作用，而这里的法律事实也就具有了一种‘合理的可接受性’”。[9]故在法律上衡量待证事实查明与否，论证主张成立与否和证明责任卸除与否的一种内在规定性——证明标准的“质”即证明标准的标准性，就是证明待证对象是否达到在法律上具有意义——法律真实。法律真实作为证明标准的标准性，是一种原则性标准、定性标准和从各具体证明标准中抽象出来的标准。

法律真实是指“在发现和认定案件事实过程中，必须尊重体现一定价值的刑事程序的要求，在对案件事实的认识达到法律要求的标准时，即可定罪量刑，否则，应当宣布被追诉人无罪”。[10]所以，法律上的真实具有合理的可接受性，其可接受性“包含了和客观事实相一致的极大可能性，也包含了通过程序而获得的正当性，还包含了国家为平纷止争所表现出来的强制性，并不是单纯地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性情况”。[11]它也有别于“实质性的、客观存在的、本原性的、绝对意义上的真实和被法律剪裁，框定下来的范围较为狭窄的真实”。[12]法律真实不同于事实真实，前者强调真实的本原性和法律性，后者强调的只是真实的本原性；法律真实不同于形式真实和实质真实，法律真实是真实的实质性和形式性的有机统一；法律真实也不同于绝对真实和相对真实，法律真实强调真实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有机统一；法律真实也不同于客观真实和主观真实，以上正是笔者从法律真实的起源和本质上对之进行的论证。

笔者从不同时代的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的特征出发，将法律真实分为原始的法律真实、传统的法律真实和现代的法律真实，并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传统的法律真实和现代的法律真实的区别。

第一，产生的法律依据不同。前者依据封建制国家的法律，该法律是封建统治阶级意识的体现，是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和保护封建特权和等级制度，镇压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广大劳动人民成为诉讼客体；后者依据民主制国家法律，该法律是广大劳动人民意志体现，维护其利益并使其成为诉讼主体。第二，性质不同。前者只追求证据事实反映的形式合法，以形式上的真实代替了实质上的真实；而后者是形式真实和实质真实的完善地有机统一，并统一于法律事实。第三，适用的目的和方法不同。前者从有罪推定出发，并把被告人的口供视为“证据之王”，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主义者的意志和利益；后者从无罪推定出发，重证据轻口供，是为了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双重目标，尤其是保障无辜。第四，前者强调形式真实，忽视甚至排斥法官对认定案件事实与审查判断以及运用证据方面的主观能动性；而后者则不同，其吸取了传统法律真实尤其是证明标准法定的形式上的法治精神的合理内核，舍弃了法官不得依法自由评断和取舍的机械操作，同时，它给这一合理内核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现代法律真实将证明主体由法官扩展到公安司法机关和当事人；将法官的职权由机械地操作扩展到依法主观能动地居中裁判；将证据由形式规定扩展到形式规定和内容规定的有机统一。一言以敝之，它强调了证明主体的结构合理性、法官职业的独立性和法定内容的完备性和科学性。

三、证明标准的“量”：标准化——主观法律真实和客观法律真实及其层次性建构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量是事物的规模、发展速度和程度以及它的构成成份在空间上的排列结合等可用数量表示的规定性。量和事物的存在不是直接同一的，相同质的事物可以有量的区别。认识事物的量是认识的深化，是把相同事物区别开来的依据。证明标准的“量”即标准化是认识证明标准的深化，是把证明标准的“质”即标准性——法律真实可用“量”即标准化加以区别建构，即证明标准的“质”即标准性——法律真实的构成成份一主观法律真实和客观法律真实在空间上的排列结合方面用数量表示的规定性。此处标准化是一个相对量化和宏观上量化，而不是一个绝对量化和微观量化，否则，充满活力的法律真实便退为形式真实，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证明主体便成为机械识别法条形式的机器，似有回到传统法律真实之嫌。

如前所述，证明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证明过程是主观思维活动和具体法律行为的有机统一的过程，证明标准是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所要达到的标尺和准则，则笔者认为，从逻辑上讲，证明标准的“质”即标准性——法律真实也有主观法律真实和客观法律真实之分。主观法律真实是指发现和决定案件事实的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证明主体在尊重体现一定价值的刑事程序的要求时，对案件事实的主观认识世界具有法律规定的意义，即法定的真实性，其能保证有关的人员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可以将主观任意性降到最低限度。客观法律真实是指在发现和认定案件事实过程中，必须尊重体现一定价值的刑事程序的要求时，认定案件事实的客观依据具有法律规定的意义。

首先，主观法律真实是人的意识、观念外在化和法律化，即人的头脑反映案件事实的精神活动以及心理活动的总和，包括意识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达到对案件事实真实性认定的法定标准。刑诉证明过程是人的主观思维活动过程，而“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3]即若思维或认识能够用来改变世界，则就具有真理性。其次，主观思维活动结果是否具有真理性，看其在程序正义基础上能否根据零碎的证据材料和系统的证据事实，将待证案件事实和诉讼主张整合为“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它们是根据证据规则、法庭规则、判例汇编传统……等等而构设出来的”法律事实。使待证事实上升为法律事实，主观思维必须达到法律上有意义。最后，主观思维活动具有规律性和价值性。对认识过程来说，存在着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统一，并统一于社会实践。主观思维活动过程和抽象的、普遍的、分散的法律规范合成为一个具体的、有机的、系统的法律规范，由理性认识到感性认识的法律意识上的主观思维活动过程统一于符合程序公正的刑诉证明实践，因此主观思维活动过程也就具备了主观法律真实的价值意义。主观真实往往“以主观上认为其为真实为满足，尽管人在确认实质真实的时候，其主观状态也表现为主观上相信其为真实，但主观真实往往不是指这种情况，而是认为世界乃人的感觉的组合，人只能就自己的感觉依据经验进行判断，当自己相信其为真实则确认其真实，至于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则因不可获知而不必考虑”。[14]综观主观真实与客观法律真实的实质性、真理性、规律性和价值性可知，它们完全不同。

关于证明标准层次化建构的总体设想，一方面是主观法律真实层次化建构。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国家和国际性组织的法律文件对主观法律真实标准具体落实到对“疑”作出明确的规定。联合国关于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的法律文件就有如此规定。1984年批准的《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条规定：“只有在对被告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15]其“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是要求证明主体在主观思维上达到绝对确信，或者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台湾学者李学灯先生认为，排除合理怀疑“在英国法上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初期。开始要求如对被告定罪量刑，须有明白的根据。以后曾用各种不同的术语，用来表信念的程度。最后仍有疑字作标准，即所谓‘合理怀疑’，亦即须信其有罪至无合理之怀疑。到19世纪初期，流行一种典型的说法，就是由于良知的确信，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16]但根据“疑”的程度不同即有‘量’，上的区别，故笔者认为，主观法律真实应建构为“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排除合理怀疑，有确实证据的推定和证据不足而存疑”[17]四个层次。其中证据不足而存疑有其自身的丰富内容和确立的必要性。有罪与无罪之间的“疑罪”，在司法实践中，确属疑难杂症，是司法人员尤其是法官感到棘手的问题，对“疑罪”的处理，法律已有明文规定，但现实中对法律明文规定也有作变通处理的。更有甚者以此为借口，徇私枉法，而法律上未有为主观法律真实在“疑罪”上作出判断而规定其参照标准，这在客观上也为少数人枉法裁判打开绿灯。基于此，确有建立“证据不足而存疑”标准之必要。

另一方面是客观法律真实层次化建构。与上述主观法律真实层次化建构相适应，笔者认为，客观法律真实应建构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案件主要事实清楚，主要证据确实充分；有确实证据推定事实清楚；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四个层次。关于层次化建构的具体内容及每一层次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刑事证明的“度”（即现代化）的论证，由于篇幅关系，在此不再详细论述。笔者试图强调，不论从哪一视角来建构层次化的证明标准，均不能采用纯主观或客观标准，而要将二者结合考虑，否则难免给人以主观定罪或客观定罪之嫌，也难免给人以人文主义或物文主义之感，只有在主观法律真实和客观法律真实有机结合达到对应的标准，才真正达到法律真实之标准，正确适用法律，实现刑诉法的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目的。

【摘要】刑事证明及其标准的内涵，是具有主观思维活动性和具体法律行为性的有机统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质量互变规律”，即“质、量、度”三维度，进一步探析刑事证明标准可以得出：刑事证明标准的“质”，即为标准性——法律真实（传统法律真实和现代法律真实）；刑事证明标准的“量”，即为标准化——主观法律真实和客观法律真实及其层次化建构；刑事证明标准的“度”，即为现代化。

【关键词】刑事证明；刑事证明标准；法律真实；层次化建构

【注释】

[1]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

[2]樊崇义主编：《刑事证据法原理与适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页。

[3]卞建林：《论刑事证明的相对性》，载陈光中等主编《诉讼法论丛》第七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4]（日）田口守一著：《刑事诉讼法》（中文版），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页。

[5]江伟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6][7][8][9][10][11]何家弘主编：《新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第214页，第206页，第208—209页，第214页。

[12]张建伟：《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出版《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2年第8期，第14页。

[13]姚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14]转引自齐树洁、吴旭莉：《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证据制度的完善》，载陈光中等主编《诉讼法论丛》第二卷，第590页。

[15]陈光中、郭志嫒：《量刑公正与刑事诉讼制》，载陈光中等主编《诉讼法论丛》第六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刑事证明标准范文篇3

[关键词]刑事证明标准；自由心证；客观真实；法律真实

证据是诉讼的核心，整个诉讼的过程围绕证据来进行。刑事证据是认识刑事案件事实的唯一手段，对于刑事证据所达到程度的要求，直接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影响诉讼活动的各个环节及其处理方式和结果。证明标准是刑事证据证明活动的指导和准则，是当事人履行证明责任的要求限度，是法官进行判断的标尺。因此，证明标准在证据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学理界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和评议，司法实践中对此规定也存有困惑。故有必要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进行探究。

一、对两大法系刑事证明标准的探析

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采用“自由心证”或“内心确信”，即案件事实能否证明的标准是裁判者是否形成对待证事实的内心确信。“自由心证”，是指证明的取舍和证明力，法律不预先加以机械规定，由法官、陪审团根据内心确信进行自由判断。《法兰西刑事诉讼法》第342条对“自由心证”作了典型的规定：“法律所规定的是要他们(法官)集中精神，在自己良心的深处探求对于所提出的反对被告人的证据和被告人的辩护手段在自己的理性里所发生的印象。法律不向他们说：‘你应当把多少证人所证明的每一事实认定为真实的。’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能够概括他们职务上的全部尺度的问题：你是真诚的确信么?”法国将“自由心证”分为四等。“自由心证”是资产阶级平等原则和保护人权的观念在法律中的应用，是对法定证据制度的革新发展。它克服了法定证据制度的刻板、滞后，强调充分发挥司法人员主观能动性，运用其理性和智慧去发现案件事实。它以理性主义认识论为基础，认为人的认知能力不能完全发现客观事实，只能尽可能对事实的发现达到高度概然性。概然性理论表明：证明者无法确凿无疑地对已发生事实进行充分性证明，只能在一定概然性的水平上证明事实的存在。“自由心证”理论求助于法官的内心确信，对有高度责任感、业务娴熟、智识甚高的法官，能达到正确认定事实、实现公正的结果；而对其他法官则难免发生错误认识，导致误判。因此“自由心证”只是一个概括性规定，对法官主观认识能力的发挥有利，但对证据证明所达到的符合案件事实的客观性强调不足。

在英美法系刑事诉讼的证明采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标准，并把这种证明标准分为九等。这个证明标准有两项基本准则：一是要求陪审团和法官要站在一个公正和诚实的立场上，基于自己的良心、道德来认识案件事实和证据；二是合理怀疑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各种妄想、猜测和怀疑，都属于不合理的怀疑。它的特点在于否定了刑事证明达到绝对确定的可能性，只承认能达到最大程度的概然性，并认为这是一个能够达到的认识范围内的最高标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合理性在于建立在经验主义认识论基础上，发生的事物已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即使人们以智慧对其全力揭示，也不可能完全恢复本来面目，人们只能对其达到大致的基本符合事实真相的认识。所以当人理性地对案件事实进行认识时，只要对证据全面细致地了解分析，符合思维逻辑，排除矛盾，不存在使人们根据经验产生怀疑的地方，则能保证最大程度地接近事实真相。“排除合理怀疑”是相对真实的证明标准的法律表述，是对“自由心证”的进一步发展，它对证明标准的司法判断提出更高要求，使对于案件事实的主观认识更接近于事实真相。但什么是“排除合理怀疑”，这不是一个明确而又难以界定的概念，因而对怎样做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英美等国不论在法律还是法理上均无统一具体的说法。英美学者自己也认为“合理怀疑”一词不可能被精确地定义，完全可以说它是“存在于那种根据普遍接受的人类常识和经验而被认为是合理的可能性或者或然性之中的怀疑”。英美法系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侧重对司法人员的主观判断应达到的程度的要求，对案件事实的客观性强调不足，这一证明标准没有达到主客观一致，在司法实践上导致很高的误判率。

“自由心证”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实质是一致的。二者都以概然性认识论为基础，对刑事证明标准都未达到绝对确定的程度；都侧重发挥法官和陪审团的主观因素对案件事实进行认识；二者表述虽不同，但内心确信，就意味着排除合理怀疑，排除合理怀疑则必然使内心确信，因而具有同一性。这两个证明标准是人们理性认识在刑事证据制度上的体现，缺陷就在于没有强调事实的客观确定性，因证明标准是必须达到揭示案件事实、发现真相。

二、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及其弊端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事实清楚是指与定罪量刑有关的能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罪轻、罪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刑罚的事实和情节都必须查清。证据确实充分是指每个证据都必须确定、客观、实在，有充分的证明力，足以认定犯罪事实。证据确实是证明标准质上的要求，证据充分是证明标准量上的要求。《刑事诉讼法》只对证明标准作原则性规定。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经验，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具体以达到以下为标准：(1)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查证属实；(2)每个证据必须和待查证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3)属于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4)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它强调案件事实的客观性，追求客观真实，有学者称之为“实事求是的客观验证”。应当说我国刑事证明标准比“自由心证”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有优越之处。首先表明对案件客观事实的重视与追求，这必然要求司法人员尽全力查明案件事实，包括他们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应“内心确信”，并“排除合理怀疑”，得出唯一的结论。其次具有广泛性，要求查清一切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和情节，这有利司法公正，是我国追求实体公正的体现。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以辩证唯物认识论为指导。辩证唯物认识论坚持可知论，认为人类有认识世界的能力，可以认识客观存在的现实世界。这里所说的“人的思维”并非指单个人的思维，而是“作为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而存在”。尽管有学者反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以辩证唯物认识论为指导，尽管还有待完善之处，笔者认为它的指导理论和规定基本是正确、完整的。

毋庸置疑，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也存在一定弊端。首先，根据法律规定和法律精神，它有追求绝对事实的倾向。绝对事实或称为“客观真实”，对于已经发生的事件，是不可能完全认识清楚的，辩证唯物认识论也不否认这一点，它只是强调理论生存在着可能和事实的客观存在性，这与概然性理论也不矛盾。既然“客观真实”发现的不完全可能，所以证据只能证明“法律真实”，在刑事诉讼法上就是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而“法律真实”也是人类认识论在法律上的体现，它尽最大限度地符合“客观真实”，所以二者是一致的，我们不可能也不能片面追求“客观真实”。其次，它的规定过于宽泛。所谓“案件事实清楚”，是一个概括性规定，在实践中操作起来有一定难度。与案件有关的事实繁多，有与定罪量刑密切相关的，也有关联不大的。如对案件事实全部收集、查明，必然导致诉讼效率低下，浪费司法资源；如只查明主要案件事实，则不易公正处理案件。不同的案件、不同的诉讼阶段所要求的证明标准的宽严不同，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在实践运用中难以把握它的尺度。最后，它没有体现公、检、法三机关的职权分工，且易诱发司法人员违法现象。侦查、提起公诉、审判阶段要求同一证明标准，固然能保证对案件事实的正确认定，但也造成司法资源浪费。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的目的之一就是提高诉讼效率，节省司法资源，公、检、法三机关工作都有其特点和不同要求，因此它们对于刑事证明标准应有所区别，不能一概而论。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可以调查取证，律师掌握的证据，公安、检察机关不一定掌握，不一定做到证据确实、充分。为了达到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公安、检察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能会采取诱供甚至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对于难以收集的证据，则又导致案件拖延，对犯罪嫌疑人实行超期羁押，不利于保障人权。三、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建议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应采取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在理论基础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坚持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坚持真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将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与“自由心证”、“排除合理怀疑”的各自优点充分结合，既坚持对客观事实的目标的追求，又坚持发挥司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去实现目标；既坚持目标与手段的统一，又坚持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在立法上对二者的结合点予以规制，以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制度。另外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制度应当从追求绝对的“客观真实”转向“法律事实”。绝对的“客观真实”是不可能的，事实真相不会完全复现，因此只能用证据证明诉讼法意义上的事实，即“法律真实”。因为“一切刑事案件都是过去发生的，办案人员只能在案发后通过诉讼活动再现案件事实；认识案件事实的手段只能是刑事证据；诉讼证明要受到与司法公正直接有关的法律规定和证据规则的制约；诉讼效率的追求影响证明目标的实现”。刑事证明标准只能是与定罪量刑有关的法律所要求的事实，对与之无关的事实没有必要去证明，因为那不仅不可能，而且降低诉讼效率。“法律真实”是对“客观真实”的高度概然性的概括和总结，是一种相对真理，与人们认知能力是相符的。对“法律真实”的追求能提高诉讼效率，保障人权，实现程序正义。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应转向“法律真实”，且应对“法律真实”作出合理、完整的规定，使之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真实”。

刑事证明标准范文篇4

关键词：证明标准；法律真实；排除合理怀疑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是指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等待证事项的证明所须达到的要求，也就是说，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出证据进行证明应达到何种程度方能确认事实的真伪，从而卸除其证明责任。[1]在实体法意义上，在证据量及其证明力不变的情况下，证明标准设置和实际掌握的宽严在一定情况下决定案件的实体处理；在程序法意义上，证明标准是证明任务完成从而证明责任得以卸除的客观标志。它不仅存在于公安司法机关提出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诉讼活动中，在特殊情况下，也存在于辩护过程中。关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学界和实务中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在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争论中，存在着诉讼证明应当追求客观真实还是应当追求主观真实，证明标准应表达为证据确实充分，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排他性，还是确信无疑，证明制度应以认识论为基础还是应以价值论为基础的激烈争议。对证明标准进行研究，不仅是完善证据制度的需要，也是适应控辩式庭审方式改革，指导公安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实践的当务之急。

一、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争

《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照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可见立法所规定的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学界对“事实清楚”中的“事实”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是客观真实，有人认为是法律真实。

我国传统的证明理论认为，刑事诉讼的证明应达到客观真实。所谓客观真实，就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所认定的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事实必须与客观实际存在过的事实一致，归根到底，就是要求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其理由是，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2]客观事实说主张，诉讼证明是一种认识活动，必须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进行，不承认客观真实必然会不同程度的走向不可知论。如果说犯罪事实的存在只要有90%的的盖然性就可以定罪，那么势必会造成10%左右的错案。[3]

近几年不少学者主张“法律真实说”。法律真实说认为，刑事诉讼的证明应当达到的不是客观真实，而是法律真实。所谓法律真实，是指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证明的过程中，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应当符合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应当达到从法律的角度认为是真实的程度。[4]法律真实说认为，诉讼是以解决利益的争端和纠纷为目的的活动，查清案件事实不是诉讼的唯一目的和最终目的。利益的解决，诉讼目的的完成，有时完全可以与事实真相是否得到查明毫不相干，而直接体现出裁判者对法律的理解和法律价值的选择。[5]

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的证明从抽象理论的角度可以分为“事实上的判断”和“法律上的判断”两个阶段。前者为调查搜集证据，审查、判断证据，查清案件事实，初步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它可能有真实、不真实、真伪不明三种结果。这主要是一个认识过程。后者为在初步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解决被告人所犯何罪刑事责任的问题。它只有真实、不真实两种结果。这就需要把事实真伪不明的状态从法律上拟制为真实或不真实，而这主要是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所以刑事诉讼证明既是一个认识过程，也是一个价值选择的过程。我国现阶段刑事证明应实行混合标准：以客观真实为主，辅以法律真实。[6]

我们认为裁判案件所依据的证据事实是庭审认定的事实，是诉讼内的事实，是法律上的事实，而不是客观真实。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案件发生后的证据材料与用于定案的根据——证据是不同的，证据并非客观自然物。一般来说，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察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和审查属实的，用以确定或者否定犯罪事实，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罪责轻重的一切事实。证据作为一种事实并不等同于纯粹的客观自然物。因为这种观点不仅忽视了证据的法律形式，并且也不符合证据客观性的要求。客观自然物只是事实存在的一种方式，而构成证据内容的事实并不都是以物质存在的方式出现的。刑事证据作为客观物质的具体形态，它具有实物、能量、信息三种形态。刑事证据作为一种实物的物质存在，通常表现为物体、物品和痕迹；刑事证据作为一种能量的物质存在形式，它表现为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在进行诉讼的过程中思维和实践相统一的活动。这种活动把不依赖于他们主观意志而客观存在的证据材料转化为最终定案根据的证据，充分的体现了办案人员收集、传递、审查、判断等活动中所付出的能量。如果否定这种能量的存在，仅仅依靠那种纯粹的自然物，即通常人们所说的证据材料，案件事实是难以认定的。刑事证据作为一种信息的物质存在形式，表现为对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的过程中的传递、变换与处理的过程。[7]

所谓的刑事证据事实，实质上就是办案人员对客观事物作出的一种判断。它已不是原先伴随着刑事案件的发生而出现的事物、痕迹及反映现象等纯客观物了。证据材料只是独立于司法人员认识之外的客观物，要成为定案的证据，必须并且必然会增添和凝聚办案人员对该客观物的能量、知识与劳动。可见，在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收集、保全、审查与判断是一个主客观相统一的过程。由于证据是一种经验事实，办案人员的主体条件、主观因素会对证据的质量起决定的作用。这正是司法实践中，就一个案件事实、证据材料的认识常常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我们只有坚持这样的观点，才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物质第一性，认识第二性的基本观点，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

其次，即使在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认定的事实也只能是法律真实，而不是客观真实。因为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需要法官的判断，不同的法官在有些情况下的判断并不一致的。《刑事诉讼法》第148条规定，合议庭进行评议的时候，如果意见分歧，应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裁判，但少数人的意见应记入笔录。对于一些案件，是否对被告人定罪，在合议庭及审判委员会也会有分歧，按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有罪的即可定罪。但我们知道多数人的意见就未必正确，这只是法律规定应坚持这样的原则而已，而这就是解决纠纷的选择。可见，所谓的“确实充分”也只是审判人员的主观判断而已。即便法律规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一审认定证据确实充分，而二审或再审改判的时候，又认定了另一事实，所谓客观事实何在？

最后，客观真实的发现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实际上是很难完全发现的，并且也没有必要完全发现。诉讼证明作为一种追溯历史的活动，无以重现历史。这里面的制约因素是很多的。既有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方面的；既有人为的因素，也有法律规定的原因。例如犯罪现场遭到破坏，物证灭失；唯一的目击证人死亡；法律上的自认、推定等。另外，发现客观真实的活动也必须在符合程序规范的条件下进行。这也加大了发现客观真实的难度。例如违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能使一些违反程序取得的证据丧失效力。如果“一厢情愿”的认为所有的判决都尊重了“客观事实”，实在有些自欺欺人的味道。根据马克思哲学关于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辨证关系，我们知道任何真理性的认识都只是向绝对真理的无限接近。就画家永远落后于模特一样，我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也只能是向“客观真实”的不断接近。我们不能主观臆断的认为我们已经发现了客观事实。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案件事实的发现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终的目标，完全的发现案件事实不仅实际上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司法机关在诉讼证明活动中需要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案件事实仅限于一定的范围，这就是证明对象。通说认为刑事证明对象包括实体法上的事实和程序法上的事实。前者包括有关犯罪构成的事实，影响量性的事实，排除行为违法性和可罚性的事实及有关被告人基本情况的事实；后者包括有关管辖、回避、强制措施、诉讼期间、违反法定程序的事实等。[8]诉讼证明活动只须紧紧围绕证明对象进行即可。一些不影响定罪量刑的细枝末节没有必要查清。

综上，我们认为，客观真实说强调对有罪判决的严格要求，以及对人权的尊重，是一种很好的“司法理想”。但以其作为刑事证明标准不具有可操作性，往往会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混乱。实质上，在刑事诉讼中，案件事实是经过法定的程序由法官根据证据规则审查判断案内证据来认定的，而不等同于客观真实。一个案件是否正确不应以是否与案件事实相符合（因为何为“客观真实”难以确认），而应以是否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是否达到了从法律的角度认为是真实的程度。

二、国外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规定及对我国的启示

根据英美法系证据法的规定，刑事案件有罪判决采取“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英美法系国家将证明标准的程度分为九等：第一等为绝对真实，由于认识能力的限制，认为这一标准无法达到，因此无论处于任何法律目的均无这样的要求；第二等即为排除合理怀疑，为刑事案件作出定罪判决所要求，也是诉讼证明方面的最高标准；第三等是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明，在某些地区在死刑案件中拒绝保释时，以及在作出某些民事判决时有这样的要求；第四等为优势证据，作出民事判决及肯定刑事辩护时的要求；第五等为合理根据，适用于签发令状、无证逮捕、搜查和扣押，提起大陪审团起诉书和检察官起诉书，撤消缓刑和假释，以及公民扭送等；第六等为有理由的相信，适用于拦截和搜身；第七等为有理由的怀疑，足以将被告宣告无罪；第八等为怀疑，可以开始侦查；第九等为无线索，不足以采取任何行动。[9]所谓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是指作为定案的证据，经过比较和审查判断后，足以排除合情合理的怀疑。“所谓有合理怀疑，如依19世纪美国一位首席法官的说法，是在一切证据经过全部的比较与考虑以后，审理事实的人本于道义或良知，对于所诉的事实，不能信以为真。究竟有无合理怀疑，又如另一位爱尔兰法官的说法，是本于一颗赤诚的心，对于全部证据为冷静的观察，发生理智的了解，不受任何一定的影响，没有偏见，没有恐惧。”[10]对于“怀疑”的理解，应当是合情合理的可以说出理由的怀疑，而不是无故置疑。

大陆法系国家实行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将心证分为四等：微弱的心证；盖然的心证；盖然的确实心证；必然的确实心证。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为必然的确实心证。法官须以提交庭审辩论并经各方当事人自由争论的材料作为形成内心确信的依据。自由心证原则不是由法官任意证明，而是“求法官根据他个人的自由确信而确定证据。法官的确信，是指他的个人确信。这种确信，必须依据明智推理，建立在对证据结果之完全、充分、无矛盾的使用之上”；“法院未能确认被告人有罪时，必须宣告他无罪。”[11]这表明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排除了任何疑问的内心确信。

综合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关于诉讼证明的规定，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点。首先，英美法系国家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内心确信”实际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无论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还是“内心确信”，实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种表达，都是法官的主观判断。只是前者用的是排除法，后者是正面肯定。“高度盖然性的标准是双重肯定的评价方法，无合理的怀疑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否定的评价方法。两者是同一判断的表里关系。”通过这两种证明标准，我们可以看到，刑事诉讼中不能没有主体的主观判断。离开了作为人的法官这一载体，诉讼是不存在的。无论是“内心确信”还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都毫不例外的由法官作出判断。过于强调诉讼的客观性，会导致不可捉摸的客观论。法官的裁判活动是以主体的法律知识，司法经验为基础的，是一法官的职业规范以及惩罚措施为保障的。并不是简单的将证明标准规定为“证据确实充分”以及以“客观真实”为标准就保障裁判结果的公正性。我们可以要求法官必须在判决书中公布心证的过程，即要求法官在判决书中申明作出判决的依据与理由，也就是要求法官在判决书中表达裁判形成的过程，即证据的认证和采信过程。这会是防止法官任意裁断的重要措施。其次，证明标准的差异性主要从诉讼阶段、证明对象、证明主体等三个方面得到了体现。对于这一点，从英美国家的证据法可以得到明显的体现。我国学者已有不少论述，笔者在此不在赘述。[12]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中，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存在不同的证明标准，从侦查、审查起诉到审判，证明标准在可能性或确定性程度上呈递增的趋势，对被告人作出有罪的判决要求达到最高的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中，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作出有罪的判决要求达到必然的确定心证。

三、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明标准的规定仍欠完善，传统的证明标准理论也存在不足，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首先，刑事证明标准应该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相结合的，而不能只强调其客观性。刑事诉讼的证明活动不仅仅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再认识过程，更是司法人员的主观判断活动。证据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是判断案件的依据，需要有法官的主观感受。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必然的确实心证”，都要求有法官的主观上的认识。我国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身也是一个主观性的标准。对于各案而言，完全是一个操作的问题。

为了照顾传统习惯，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仍然使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表达，而不必改为其他的表达方法，如“排除合理怀疑”等。但是必须明确两点：一是这个标准是一个主观性和客观性相结合的标准，在实践中两者不可偏废，尤其是主观性方面。我们要充分发挥法官认定证据的主观能动性，又要防止法官任意裁判。第二必须明确“事实清楚”中的“事实”，是诉讼中通过庭审对证据的采信而认定的事实，是法律真实，而不是客观真实。

证据确实充分，既包括对证据质的要求，也包括对证据量的要求。“确实”是对证据质的要求。它包含以下几点。首先，定案的每一个证据都已经过查证属实，是客观存在的。其次，是必须有证明力，证据能否对案件事实起证明作用取决于它于案件事实之间有无关联性，和案件事实的客观联系是使证据从单一的客观事实成为论证案件事实的事实证据的决定因素。第三，是指证据的证明力必须和所证明的对象范围一致。它能证明什么就运用它证明什么，具有多大证明力便运用它来证明不超过其证明力范围的对象；最后，是指证明力的强弱，对所能证明的对象能够证明到什么程度。即看其推断的结论是必然性的还是或然性的，或然性较大还是相反。凡根据某一证据必然推断出某一结论，并切这种结论是确实的，可靠的，这种证据就是高质量的。“充分”是对证据从质和量的结合上保障案件事实的关系上所提出的要求，是指具有上述质的证据在数量上必须符合认定案件事实所需的要求。其含义，首先，指能够收集应该收集的证据均已合法收集；其次，是指凡对定案有意义的事实和情节均有必要的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即司法机关所认定的对解决争讼有意义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作根据，缺乏证据证明的事实不能认定；第三，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没有矛盾，即使曾有过矛盾也已得到合理的解决或排除。决不可置矛盾于不顾，主观臆断或草率从事，勉强得出结论。第四，综合全案证据，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其它可能性。这就是说，根据全案证据，不仅从正面充分证明所认定的事实，足以得出有关案件事实的正确结论，而且从反面排除了任何关于案件事实的其他可能。确实与充分的统一，就是证据的度，即在质量和数量上均达到诉讼证明的标准。[13]这样的证明标准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结合，它也是要求法官达到内心确信，而与“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也是相通的。其次，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要体现诉讼的阶段性。我国刑事诉讼证明中应当降低起诉的标准。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立案的证明标准为“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逮捕的证明标准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均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可见，英美在不同诉讼阶段使用不同证明标准的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实践中，检察机关为了提高起诉的成功率，对证据的把握较严。检察机关以及检察官以定罪为标准提起公诉的原因有：（1）认为法院的无罪判决会损害自身的公正形象；（2）以有罪率的高低作为评价办案水平的标准，若出现无罪，会被认为水平低下，业务能力将被怀疑；（3）以有罪率作为检察机关以及检察官个人业绩考核的重要依据。无罪判决对于公诉人与检察机关在工作业绩考核中的结果极为不利的；（4）无罪判决会导致检察机关的赔偿责任。[14]基于以上原因，检察机关对没有把握指控成功的案件不愿起诉。这样会导致对犯罪的疏于追究，对惩罚犯罪和维护被害人权益是极为不利的。贯彻诉审分离原则，检察机关工作的质量不能单纯以是否作有罪判决为判断标准。为此，需适当降低起诉的标准，以有利于对犯罪的追究，并防止检察机关滥用不起诉权。在英国，起诉实行“百分之五十一原则”，指如果有罪判决的可能性大于无罪开释的可能性，此案即应起诉。在日本，检察官起诉时所依据的证据不一定要达到法院有罪判决所要求的证明程度，在检察实务中，将有犯罪嫌疑作为起诉的条件。

第三，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没有体现不同证明对象的不同证明要求。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将刑事诉讼中的待证事实分为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并以此区分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如日本学者认为，对于实体法中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倾向于从重、加重被告人刑罚的事实，要进行严格证明，其他的实体法事实可以进行自由证明；对于程序法事实，只需进行自由证明。[15]严格证明指依据诉讼法规定的有证明力的证据并经适当形式的证据调查程序得出的证明。自由证明系指证明力不完全充足、调查证据的程序不严格所得出的证明。

《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指对案件中实体法事实的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至于诉讼程序上的某些事实，立法未作如此要求。我们认为，根据无罪推定、有利被告等原则，对不利于被告人的实体法事实需要进行严格证明，而有利于被告人的实体法事实只需自由证明；对于程序法事实，只需进行自由证明。

最后，我国刑事证明标准没有体现不同证明主体的不同证明要求。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证明被告方有罪的责任由控诉方承担，被告方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但在司法实践中，有时存在由被告方举证更为（下转第49页）（上接第46页）合理的情况。比如为了惩罚腐败，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案件中颠倒举证责任。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如果提出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他也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在这些由被告人举证的情形下证明标准，应借鉴英美法系的做法，只需达到“优势证据”的程度即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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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一云主编《证据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5页.

［3］陈光中《诉讼中的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检察日报2000–07—13（3）.

[4]樊崇义《客观真实管见——兼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载《诉讼法新探》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版第342页.

［5］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212—219页.

[6]阮方民、封利强《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现实选择：混合标准》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5第138—146页.

[7]樊崇义《客观真实管见——兼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载《诉讼法新探》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版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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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122页；李学宽、张小玲：《关于刑事证明标准层次性的探讨》，载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二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页；熊秋红《对刑事证明标准的思考——以刑事证明中的可能性与确定性为视角》，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一期，第81页.

[13]刘金友《证据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页.

刑事证明标准范文篇5

关键词:刑事证明标准/客观真实/法律真实/排除合理怀疑

一、刑事证明标准的概念

（一）证明标准由法律所规定

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其都是由法律预先加以规定的。在刑事诉讼中，起诉方指控被告人有罪必须承担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必须证明所控罪行已经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法国则在《法兰西刑事诉讼法典》第342条规定了内心确信证明标准的公式，让法官在作出判决时自问“你内心确信了吗？”。

（二）证明标准的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

证明标准是指由法律明确规定的运用证据去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是关于案件事实是否已经证明的尺度。证明标准的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运用证据都是围绕着案件事实这一客体进行的。证明标准就是用来衡量证据是否已达到证明案件事实这一客体的要求。

（三）证明标准的适用主体是裁判者

事物运用标准来衡量，总有一个运用标准的主体。在现代文明社会里，行使审判权的唯一主体是国家，国家再授权给相关机关的工作人员。因此最终运用证明标准的还是具体负责案件的国家相关机关的工作人员。根据案件进行的不同阶段分别由负责案件的警察，检察官，法官来作为案件的裁判者。证据是否达到立案的证明标准由警察或检察官来裁判，是否达到起诉证明标准，由检察官来裁判，是否达到有罪的证明标准，由法官来裁判。所以，证明标准的适用主体是裁判者。

根据证明标准的三大特征，我认为证明标准应定义为：法律规定审查判断案件事实的人对案件事实作出裁判时，依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的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所应达到的程度。

二、我国立法中的刑事证明标准

（一）立法表述过于抽象

我国证据立法的条文过少，关于证明标准的条文更是微乎其微，规定得过于原则和笼统，远不能适应司法实际的需要。简单的一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就成为我国证明标准的标准公式。那到底什么样才是事实清楚，什么样才是证据确实、充分，如何做才能达到事实清楚，如何做才能做到证据确实、充分呢？我国的立法中并未叙及，显得过于抽象，不够具体。

（二）立法表述过于单一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在立法中没有按司法行政机关的不同职责进行分层表述，显得过于单一。分析一下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文我们对此就会有更清晰的认识。1.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案的证明标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根据此条一般认为我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案的证明标准是“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

2.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起诉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根据此条，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3.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根据此条，一般认为我国检察机关提公诉的证明标准是“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

4.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1）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2）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3）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根据此条一般认为我国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在不同阶段的证明标准有所不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案的标准只是“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逮捕的证明标准要比立案高些，要求“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而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要比前两个阶段高得多。要求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这些根据案件审理的不同阶段所进行的分层是有限的，还没能很好地反映出案件审理在不同阶段对证明标准的真实要求。因为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和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也属于相差很大的不同阶段，对证明标准的要求应该是个阶梯状，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应该要比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要高，而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也应比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要高。但立法却将这三个不同阶段的证明标准作了相同的要求。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显得过于单一。

三、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刑事证明标准

（一）公安机关贯彻客观真实标准

从理论上讲，注重客观真实是诉讼中的基本要求，挖掘案件真实，也是诉讼的最高境界。在客观真实说指导下的客观真实标准的实践者们，尽职尽责地为挖掘案件真实，他们不惜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超期羁押，进行刑讯逼供。在他们看来，口供是证据之王，于是他们就自信地肯定犯罪嫌疑人就是犯罪人，不惜一切手段地让犯罪嫌疑人招供，以此来查清案件事实，然后让犯罪嫌疑人再招供犯罪证据之所在，公安机关再根据犯罪嫌疑人的指引去寻找证据。在强调尊重人权，宁可枉纵一千，不可错杀一人的今天，导致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屡禁不止的片面强调客观真实的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

（二）检察机关贯彻客观真实标准

检察机关贯彻客观真实标准，自感难度大，不适于操作，于是用司法解释的形式自定“两个基本”的证明标准，即：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是对真实证明标准有所降低，以易于适用。

（三）法院贯彻客观真实标准

梳理一下我国刑事判决书中关于证明程度的表述，我们便能更直观地了解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现状。按照证明所达到的程度从高到低，从强到弱大致有以下几种表述方式：

1.证据非常充分，完全没有疑问的，在裁判文书中铿锵有力地表述为“证据确实充分”。

2.证据虽然也很充分，但法官认为尚未达到确凿无疑程度的（如被告否认，但其他证据充分），表述为“足以认定”。

3.证明标准不是很高，但也达到了认定事实程度，不作为主观评价而客观叙述为“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4.证据相对较弱，但法官认为能认定事实的，表述为“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或互有联系）形成锁链，对事实予以认定。这是间接证据定案的情况下使用较多。

5.双方证据相互矛盾，无法排除，法官经取舍作出判断的，表述为”证据间产生的对抗和矛盾不能排除，故事实不能认定，这多在：“一对一”的证据和双方证据冲突，法官有疑问的情况下出现。

6.虽有一些证据但法官认为认定事实没有把握的，表述为“不足以推翻（或不足以认定）”。

7.明显地证据不足的表述为“证据不足（或依据不充分），事实不能认定”。

上述前四种为证明程度不同但都达到了证明标准的表述，后三种则为证明程度不同，但都未达到证明标准的表述。[1]显然只有第1项才真正达到了立法所要求的“证据确实充分”。第2、3、4项相对立法的要求要弱很多。但这四种都被认定为达到了证明标准的要求。很显然从表面来看第2、3、4项没有达到立法所要求的证明标准。但我们并不能说第2、3、4项的认定是有错误的。怪只怪立法对证明标准的表述太过于苛刻，太过于理想化。没有考虑现实证明在一般情况下所能达到的高度。法官也是人，他的思维也摆脱不了一般人的习性。当其对一件事情的判断基于一定的条件有了六七成把握的时候，他就有信心作出判断。我国的证明标准给法官身陷这样一种难堪的境地。他尽力只能证明到有六七成以上的把握作出判断，就一定要他违心地表述为百分之百的绝对把握作出的判断。不能实事求是地表述为“证据高度确实充分”，而一定要表述为“证据确实充分”。聪明的法官显然避开了“证据确实充分”这种表述方式，而采用像前述的方式来进行表述。

四、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思考

（一）依据法律真实说来进行证明标准的立法

客观真实说过于片面强调客观真实，忽视了人的主观因素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客观实际，而且用于实践操作中也显得过于机械。该理论并未理会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质。证据的确定是客观和主观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认识也是相对的，人类一定历史阶段的认识还要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客观真实说只强调人的认识能力无限，却忽视了在司法实践的特定条件下，证据，时间，科技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对案件调查的影响。而法律真实说却尊重证据的客观性，也尊重认证的一定程度的主观性。让证明过程达到客观和主观的有机结合，是领会马克思主义实质的表现。并按照人类的认识规律，按照法律的规定和人的理性进行取证，认证。因此，法律真实说虽不是最为理想化的理论，但却是最易于操作，给人类带来最大限度利益的理论。

（二）修改《刑事诉讼法》重构我国的证明标准

1.统一立法主体（全国人大收回司法解释权）

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之所以有不同的职责分工，就是要利用他们职责上的分工，防止权力滥用。如果司法机关即行使司法职责，又自行行使立法职责。有违宪政实质，与我国依法治国的宗旨不符。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应收回立法解释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统一解释法律。如果确实为了更有效，更方便地行使司法权。也只能让司法机关提交全国人大审查批准，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来颁布。

2.立法表述中强调刑事证明标准的层次性

前面已经述及我国的证明标准根据证明的不同阶段也呈现阶梯状的层次性，但是这个阶梯还不够完善。从立案侦查--逮捕--移送审查起诉，这三个不同阶段的证明标准是呈现阶梯状的层次性。但从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判决这三个不同阶段证明标准的表述却是一样的，没有呈现应该有的阶梯状的层次性。证明标准层次性要求不同阶段适用不同证明标准。即立案侦查--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判决，从低到高，构建“阶梯式”的不同的证明标准。

3.笔者主张：

（1）立案侦查：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其含义是：司法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自首的材料进行审查后，认为有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应当作出立案决定。[2]

（2）逮捕：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其含义是：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犯罪事实可以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数个犯罪行为中的一个。公务员之家

（3）移送审查起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主要证据查证属实。其含义是：侦查部门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重要细节都有证据予以证实。

（4）提起公诉：高度盖然性。其含义是：检察官根据已经查证确实的证据，在其内心已高度确信其作出的犯罪嫌疑人有罪应当起诉的判断，但可能还有一些疑问。

（5）判决：排除合理怀疑。其含义是：法官根据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确证后认定的证据进行思考，从控诉证据的思考内心达到高度确信；再结合辩护证据进行总的思考，对辩护证据的合理性进行排除。能排除合理怀疑，则判决作有罪判决；反之，则作无罪判决。所谓合理，就是指合乎逻辑的，合乎一般的常理。

注释:

刑事证明标准范文篇6

关键词:刑事证明标准/客观真实/法律真实/排除合理怀疑

一、刑事证明标准的概念

（一）证明标准由法律所规定

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其都是由法律预先加以规定的。在刑事诉讼中，起诉方指控被告人有罪必须承担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必须证明所控罪行已经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法国则在《法兰西刑事诉讼法典》第342条规定了内心确信证明标准的公式，让法官在作出判决时自问“你内心确信了吗？”。

（二）证明标准的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

证明标准是指由法律明确规定的运用证据去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是关于案件事实是否已经证明的尺度。证明标准的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运用证据都是围绕着案件事实这一客体进行的。证明标准就是用来衡量证据是否已达到证明案件事实这一客体的要求。

（三）证明标准的适用主体是裁判者

事物运用标准来衡量，总有一个运用标准的主体。在现代文明社会里，行使审判权的唯一主体是国家，国家再授权给相关机关的工作人员。因此最终运用证明标准的还是具体负责案件的国家相关机关的工作人员。根据案件进行的不同阶段分别由负责案件的警察，检察官，法官来作为案件的裁判者。证据是否达到立案的证明标准由警察或检察官来裁判，是否达到起诉证明标准，由检察官来裁判，是否达到有罪的证明标准，由法官来裁判。所以，证明标准的适用主体是裁判者。

根据证明标准的三大特征，我认为证明标准应定义为：法律规定审查判断案件事实的人对案件事实作出裁判时，依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的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所应达到的程度。

二、我国立法中的刑事证明标准

（一）立法表述过于抽象

我国证据立法的条文过少，关于证明标准的条文更是微乎其微，规定得过于原则和笼统，远不能适应司法实际的需要。简单的一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就成为我国证明标准的标准公式。那到底什么样才是事实清楚，什么样才是证据确实、充分，如何做才能达到事实清楚，如何做才能做到证据确实、充分呢？我国的立法中并未叙及，显得过于抽象，不够具体。

（二）立法表述过于单一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在立法中没有按司法行政机关的不同职责进行分层表述，显得过于单一。分析一下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文我们对此就会有更清晰的认识。1.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案的证明标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根据此条一般认为我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案的证明标准是“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

2.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起诉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根据此条，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3.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根据此条，一般认为我国检察机关提公诉的证明标准是“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

4.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1）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2）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3）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根据此条一般认为我国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在不同阶段的证明标准有所不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案的标准只是“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逮捕的证明标准要比立案高些，要求“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而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要比前两个阶段高得多。要求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这些根据案件审理的不同阶段所进行的分层是有限的，还没能很好地反映出案件审理在不同阶段对证明标准的真实要求。因为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和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也属于相差很大的不同阶段，对证明标准的要求应该是个阶梯状，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应该要比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要高，而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也应比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要高。但立法却将这三个不同阶段的证明标准作了相同的要求。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显得过于单一。

三、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刑事证明标准

（一）公安机关贯彻客观真实标准

从理论上讲，注重客观真实是诉讼中的基本要求，挖掘案件真实，也是诉讼的最高境界。在客观真实说指导下的客观真实标准的实践者们，尽职尽责地为挖掘案件真实，他们不惜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超期羁押，进行刑讯逼供。在他们看来，口供是证据之王，于是他们就自信地肯定犯罪嫌疑人就是犯罪人，不惜一切手段地让犯罪嫌疑人招供，以此来查清案件事实，然后让犯罪嫌疑人再招供犯罪证据之所在，公安机关再根据犯罪嫌疑人的指引去寻找证据。在强调尊重人权，宁可枉纵一千，不可错杀一人的今天，导致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屡禁不止的片面强调客观真实的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

（二）检察机关贯彻客观真实标准

检察机关贯彻客观真实标准，自感难度大，不适于操作，于是用司法解释的形式自定“两个基本”的证明标准，即：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是对真实证明标准有所降低，以易于适用。

（三）法院贯彻客观真实标准

梳理一下我国刑事判决书中关于证明程度的表述，我们便能更直观地了解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现状。按照证明所达到的程度从高到低，从强到弱大致有以下几种表述方式：

1.证据非常充分，完全没有疑问的，在裁判文书中铿锵有力地表述为“证据确实充分”。

2.证据虽然也很充分，但法官认为尚未达到确凿无疑程度的（如被告否认，但其他证据充分），表述为“足以认定”。>3.证明标准不是很高，但也达到了认定事实程度，不作为主观评价而客观叙述为“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4.证据相对较弱，但法官认为能认定事实的，表述为“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或互有联系）形成锁链，对事实予以认定。这是间接证据定案的情况下使用较多。

5.双方证据相互矛盾，无法排除，法官经取舍作出判断的，表述为”证据间产生的对抗和矛盾不能排除，故事实不能认定，这多在：“一对一”的证据和双方证据冲突，法官有疑问的情况下出现。

6.虽有一些证据但法官认为认定事实没有把握的，表述为“不足以推翻（或不足以认定）”。

7.明显地证据不足的表述为“证据不足（或依据不充分），事实不能认定”。

上述前四种为证明程度不同但都达到了证明标准的表述，后三种则为证明程度不同，但都未达到证明标准的表述。[1]显然只有第1项才真正达到了立法所要求的“证据确实充分”。第2、3、4项相对立法的要求要弱很多。但这四种都被认定为达到了证明标准的要求。很显然从表面来看第2、3、4项没有达到立法所要求的证明标准。但我们并不能说第2、3、4项的认定是有错误的。怪只怪立法对证明标准的表述太过于苛刻，太过于理想化。没有考虑现实证明在一般情况下所能达到的高度。法官也是人，他的思维也摆脱不了一般人的习性。当其对一件事情的判断基于一定的条件有了六七成把握的时候，他就有信心作出判断。我国的证明标准给法官身陷这样一种难堪的境地。他尽力只能证明到有六七成以上的把握作出判断，就一定要他违心地表述为百分之百的绝对把握作出的判断。不能实事求是地表述为“证据高度确实充分”，而一定要表述为“证据确实充分”。聪明的法官显然避开了“证据确实充分”这种表述方式，而采用像前述的方式来进行表述。

四、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思考

（一）依据法律真实说来进行证明标准的立法

客观真实说过于片面强调客观真实，忽视了人的主观因素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客观实际，而且用于实践操作中也显得过于机械。该理论并未理会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质。证据的确定是客观和主观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认识也是相对的，人类一定历史阶段的认识还要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客观真实说只强调人的认识能力无限，却忽视了在司法实践的特定条件下，证据，时间，科技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对案件调查的影响。而法律真实说却尊重证据的客观性，也尊重认证的一定程度的主观性。让证明过程达到客观和主观的有机结合，是领会马克思主义实质的表现。并按照人类的认识规律，按照法律的规定和人的理性进行取证，认证。因此，法律真实说虽不是最为理想化的理论，但却是最易于操作，给人类带来最大限度利益的理论。

（二）修改《刑事诉讼法》重构我国的证明标准

1.统一立法主体（全国人大收回司法解释权）

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之所以有不同的职责分工，就是要利用他们职责上的分工，防止权力滥用。如果司法机关即行使司法职责，又自行行使立法职责。有违宪政实质，与我国依法治国的宗旨不符。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应收回立法解释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统一解释法律。如果确实为了更有效，更方便地行使司法权。也只能让司法机关提交全国人大审查批准，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来颁布。

2.立法表述中强调刑事证明标准的层次性

前面已经述及我国的证明标准根据证明的不同阶段也呈现阶梯状的层次性，但是这个阶梯还不够完善。从立案侦查--逮捕--移送审查起诉，这三个不同阶段的证明标准是呈现阶梯状的层次性。但从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判决这三个不同阶段证明标准的表述却是一样的，没有呈现应该有的阶梯状的层次性。证明标准层次性要求不同阶段适用不同证明标准。即立案侦查--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判决，从低到高，构建“阶梯式”的不同的证明标准。

3.笔者主张：

（1）立案侦查：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其含义是：司法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自首的材料进行审查后，认为有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应当作出立案决定。[2]

（2）逮捕：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其含义是：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犯罪事实可以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数个犯罪行为中的一个。

（3）移送审查起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主要证据查证属实。其含义是：侦查部门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重要细节都有证据予以证实。

刑事证明标准范文篇7

由于证据制度的特殊性，最近全国各地的司法机关在执行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刑事证据立法的重要性，纷纷制定了当地的刑事证据规则。从笔者收集的资料来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办理各类案件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试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刑事审判证据和定案的若干意见(试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湖北省公安厅、湖北省国家安全厅、湖北省司法厅制定了《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公安厅联合出台了《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等等，另外许多地方还开展了庭前刑事证据开示的试点。笔者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地级市的司法机关或者政法机关制定的刑事证据规则，称之为“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这或许是笔者的一个创造，以此区别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中央国家机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重点考查刑事证据制度的地方特色。尽管这些各地关于证据的规定还不能称为“立法”，甚或也不能称为“司法解释”，[2]但是对于各地的司法实践却有着实际的约束力和指导意义，当地的司法人员和律师都必须遵循。

对于我国各地制定的刑事证据规则，可以汇总如下：

表一：我国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现状

制定时间生效时间制定单位名称

1999年8月27日1999年12月31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刑事诉讼证据方面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

2000年9月27日2000年9月27日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检察院、建德市司法局《关于公诉人与辩护律师庭前证据材料开示的若干规定》

2001年8月6日2001年10月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各类案件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试行）》

2002年7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证据规定的操作规范》

2003年7月13日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与北京市律师协会会签《证据开示规则》

2003年8月28日2003年8月28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审判证据和定案的若干意见(试行)》

2004年10月25日2004年12月1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与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案件庭前证据展示操作办法（试行）》

2004年底2004年底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寿光市人民法院、寿光市人民检察院刑事证据开示操作规程》（试行操作）

2005年3月16日2005年5月1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公安厅《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

2005年7月20日2005年7月20日安徽省蚌埠市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的所有刑事案件中对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全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

2005年9月底2005年9月底福建省永安市法院、检察院、公安局会签执行《盗窃、故意伤害、抢劫、交通肇事、诈骗、贩毒犯罪案件基本证据规格》

2005年10月2005年10月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关于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试行）》

2005年12月21日2006年1月1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湖北省公安厅、湖北省国家安全厅、湖北省司法厅《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

2005年12月30日2005年12月30日河南省郑州市检察院与郑州市公安机关会签《郑州市检察院、郑州市公安局关于排除非法证据的若干规定》

2006年3月22日重庆市检察机关要求对侦讯逐步全程录音录像，排除刑讯逼供所获证据

2006年6月1日2006年6月1日中共呼伦贝尔市政法委员会《关于加强刑事证据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2006年7月31日2006年7月3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司法局《关于重大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和犯罪案件基本证据及其规格的意见》

2006年8月9日2006年8月9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关于死刑案件言词证据的若干意见（试行）》

2006年10月24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若干意见》

以上是按照颁布时间排序的各地刑事证据规则，尽管内容不全但却具有代表性。我们可以看出，在规定形式上，普遍是就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进行单独规定的，而北京市较为特殊，将三大诉讼的证据规则都规定在《关于办理各类案件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试行）》一个文件中，分为总则和分则两部分，总则是关于三大诉讼证据的共性规定，分则是就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特别内容；它也是地方性证据规则中条文数量最多的，达到149条之多。这其中，笔者认为，湖北省于2006年1月1日实行的《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最为完备，改革的力度也最大，引入了许多西方证据法理念。

同时，这些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的制定普遍采取了“试行”的办法，但至于“试行”多长时间，何时废止，如何来检验“试行”的效果都无规定。[3]在通过时间上，2005年和2006年这两年通过的居多，可能与近两年反对冤假错案的呼声较高有关。在制定主体上，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的高级人民法院颁发的最多，也有许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等联合颁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还有许多地级市的中级法院也加入到证据规则的起草队列，例如，郑州市检察院与郑州市公安局、中共呼伦贝尔市政法委员会、福建省永安市法院、检察院与公安局、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甚至是武汉市的江汉区检察院，也都出台了自身的刑事证据规定。

综合来看，我国各地刑事证据规则的规定具有以下规律和特色：

第一，普遍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重复和细化。各地关于证据概念、证据种类、证明程序的规定，大多是重申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尤其在证明标准上，各地刑事证据规则都普遍对何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列举了具体情形，对“证据不足”的情况进行了限定。

另外，也有部分省市就具体案件作出特殊详细的规定，例如上海市公检法司四机关联合的《关于重大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和犯罪案件基本证据及其规格的意见》就从以下九个方面规定了重大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和犯罪案件的基本证据及其规格：[4]（1）证明犯罪嫌疑人身份情况的基本证据及规格，（2）证明案件发生的基本证据及规格，（3）证明案件侦破过程的基本证据及规格，（4）证明犯罪嫌疑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和抢劫犯罪事实的基本证据及规格，（5）证明犯罪嫌疑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犯罪事实的基本证据及规格，（6）证明犯罪嫌疑人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和其他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的基本证据及规格，（7）排除犯罪嫌疑人因刑讯逼供作认罪供述的基本证据及规格，（8）基本证据之言词笔录、录音录像、鉴定结论和书证、物证的规格，（9）基本证据的补强和证明力排除，从而对重大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和这四类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的基本证据和规格提出了详细的要求。

第二，普遍确立了一系列现代刑事证据法的基本原则，明确了刑事办案的基本要求。例如，湖北省的《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和四川省的《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就开宗明义地确立了刑事证据工作的十余项基本原则，包括证据裁判原则、客观全面原则、证据关联性、合法性、客观性原则和法定程序原则、保障人权原则、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原则、独立判断证据原则、举证责任由控方承担原则、有利被告人解释原则、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等，这些证据法基本原则无疑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精神。

第三，引进了许多西方先进的司法理念，将学界呼吁的诸多观点制度化。例如，四川省的《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就明确要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刑事证据工作中应树立公正和效率并重，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客观真实与程序正当并重的观念”，确立了一种均衡式的证据价值观；并且在四川省该意见第6条和第33条还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举证和提供证据线索证明自己无罪或罪轻的权利，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不得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对于有明确的无罪或罪轻线索但公安、检察机关无法调查核实或拒绝提供调查结果的，可以综合全案其他情况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推定”，“在有罪和无罪、罪轻和罪重的证据证明力大小难以区分的情况下，推定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明确规定了疑罪从无和疑罪从轻原则。

第四，引进了许多西方法治国家的举措，具有很大的制度创新性，这是非常有特色的。例如，湖北省政法机关的《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湖北省《刑事证据规定》）就有下列几方面的制度创新：（1）侦查机关讯问重大案件犯罪嫌疑人时必须进行录音录像的制度；[5]（2）讯问重大案件犯罪嫌疑人时通知其律师到场的制度，以及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根据讯问条件的改善，逐步做到在场律师处在“看得见而听不见”的位置；[6]（3）要求对死因不明的尸体应当进行解剖，对相关重要证据应做DNA鉴定；[7]（4）规定了警察作证制度，要求刑事案件的有关侦查人员和其他执法人员应当依法就其执行职务时直接了解的案件情况出庭作证。重大案件有法定情形的，负责抓获犯罪嫌疑人的侦查人员、负责检查、搜查、勘验、扣押的侦查人员、负责询问、讯问的侦查人员，应当出庭作证。国家安全机关侦查人员因保密需要不能出庭作证的，由省国家安全厅按照有关规定将侦查人员执行职务时所直接了解的案件情况以书证的形式转化为诉讼证据；[8]（5）增加了电子证据这一证据种类；[9]（6）规定了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10]等等。可见，在我国省级的证据规则中，就确立了讯问时录音录像、律师在场、警察作证、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等等新的举措，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是不可想象的！

第五，许多证据规则不回避矛盾，重点和突出规定了反对刑讯逼供以及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各地刑事证据规则在态度上都旗帜鲜明地反对刑讯逼供，“收集证据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禁止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言词证据”，倡导刑事司法的文明化。

在非法证据排除上，首先，各地在排除手段上有所扩展，例如，四川省的《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二十三条对“非法手段”的界定就不局限于传统的“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而是将其扩展到“采用变相刑讯逼供手段，或者以法律不容许的措施作为威胁，以拒绝或限制给予法律规定的利益作为威胁，承诺给予法律不容许的利益作为引诱、欺骗等变相威胁、引诱、欺骗手段”；湖北省的《刑事证据规定》禁止的也是“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服用药物、催眠等非法手段”，从而大大扩大了排除手段的范围，对于变相的刑讯逼供行为也予以禁止。其次，各地在排除的对象上有所扩大，例如四川省和江苏省都规定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明确刑讯逼供得来的口供不能定案，这里的言词证据一般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三类，但是江苏省又有重大突破，规定“证据的取得必须合法。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从而将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对象由“言词证据”扩展到“实物证据”；另外对于通过非法获取言词证据而获得的实物证据的效力，江苏省的规定是区别对待。[11]最后，在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和证明责任上，江苏省规定是由公诉机关“对其指控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说明，排除非法取证的可能性的存在”，法院也可以调查；[12]四川省规定是由侦查机关“就被告人、证人提出的非法取证的具体事实作出合理解释”，以及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进行调查核实而“排除非法取证可能性”。可见，各地证据规则普遍确立了控诉方在非法证据排除中承担证明责任，文本中很好地解决了被追诉人因反驳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而面临的巨大困难。

最后，各地证据规则普遍体现了程序正义和保障人权的精神。湖北省《刑事证据规定》在“保障人权原则”要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在刑事证据工作中必须遵循保障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原则。在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收集或提取证据时，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另外，各地证据规则对于鉴定、勘验、搜查、辨认、扣押、讯问、询问等程序的规定，也基本严格奉行了程序正义的标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各地的刑事证据规则中，真正的制度创新可以归纳为以下内容：

表二：我国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创新之处

制定机关证据规则创新之处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公安厅《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第21条）确立了传闻证据规则，警察作证制度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审判证据和定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7条、第13条、第28条、第51条、第56条、第62条）确立了意见证据规则，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非法实物证据排除，电子证据，内心确信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各类案件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3条）规定了刑事诉讼中的举证期限制度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湖北省公安厅、湖北省国家安全厅、湖北省司法厅《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条、第15条、第16条、第19条、第25条、第26条、第32条）增加了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保全制度，讯问时录音录像，讯问时律师在场，警察作证，电子证据，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明确了诱惑侦查行为的效力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与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案件庭前证据展示操作办法（试行）》确立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

二、我国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存在的问题

我国各地司法机关或者政法机关制定当地的诉讼证据规则，这是件好事，凸显了刑事证据问题的重要性，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龙宗智认为，这些证据规则“总结了实践经验，吸纳了专家意见，注意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正确与程序公正并重，体现了在刑事司法方面‘与时俱进’的精神，对提高办案质量，完善规范办案程序很有意义，对我国证据立法与司法实践将产生积极影响”。[13]但是瑕不掩瑜，我们光看到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的优点是不够的，我国现行的这些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同时又存在广泛的问题，这突出表现在：

第一，立法阶位太低，效力有限，许多内容是对现行规定的简单重复。前文已经指出，我国各地现有的证据规则，既不是法律法规，也不是司法解释，仅在本部门内部适用，一般不对外公开，律师和诉讼当事人难以不知道，了解内容有限，而他们如果不按照当地的“潜规则”行事又是要碰壁的。

同时，现行的许多规定仅仅是对诉讼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简单重复，一些所谓“新”的规定并不新，一定程度上浪费了司法资源，例如四川省《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第四条关于补充侦查的规定，完全是对《刑事诉讼法》及“两高”司法解释的简单重申，没有多大意义。

第二，许多证据规则的规定逻辑混乱，科学性太差。例如，湖北省《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和四川省《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关于十余项刑事证据基本原则的规定，仅仅是简单的罗列和堆砌，体系混乱，有些根本称不上是基本原则。再如，湖北省《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三条关于“法定程序原则”的规定，与学术界讨论的“程序法定”原则根本就不是一层含义。[14]中共呼伦贝尔市委政法委员会的《关于加强刑事证据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则更显粗糙，没有任何逻辑性可言。

而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的《关于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试行）》竟然规定了13种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形，明确对“没有依照法定程序而搜集的证据有关人员应当回避而未回避所获取的证据”、“将疑犯变相羁押时所获取的证据”、“讯问（询问）嫌疑人（证人、被害人）时未个别进行而获取的证据”等13类违反诉讼程序的非法证据坚决排除，而其中有些属于“无害错误”，如此广泛围的“非法证据”排除是不科学的。

第三，有些证据规则突破了现行法律的规定，而这种突破的正当性值得推敲。例如，江苏省《关于刑事审判证据和定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四十五条突破了单独口供不能定案的刑事诉讼原则，认为“被告人供认其实施了犯罪行为，且没有其他证据能够直接证明该犯罪行为系被告人实施，但被告人供述稳定，供述的犯罪情节与现场勘验、法医鉴定等其他证据吻合，非被告人亲身经历，不能够作出如此供述的，且能够排除侦查机关有刑讯逼供、诱供可能的，可以认定被告人犯罪。如果被告人供述反复且有重大矛盾，或者发现侦查机关在证据收集过程中存在明显违法的，法庭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这与刑事诉讼法“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原则性规定有一定冲突，并且会加剧实践中“口供中心主义”的倾向，毕竟被告人要证明“侦查机关有刑讯逼供、诱供可能”是很困难的，其口供往往被推定为“自愿”。

第四，有些证据规则沿袭了不合理的法律规定，该突破立法的地方又没有突破！例如，湖北省《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十四条关于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讯问“如实回答义务”的规定，就是沿袭了《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的要求，不仅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反而重申和强调了这项不合理的义务。[15]另外，刑事证据规则约束的对象应当主要是证据资格，而不是证明力，证据规则“所规范的主体内容就是有关证据能力的规则和司法证明的规则”，[16]然而当前各地大部分证据认证规则的内容都是关于证明力方面的，例如，四川省《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第六部分的内容，大量篇幅地都是“关于证据证明力的审查判断”问题，这是不科学的。

第五，有些证据措施规定不配套，能否真正得到实施值得怀疑。例如，湖北省《刑事证据规则》关于“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的规定，其创新性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对于录音录像的主体却没有规定，如果由侦查人员自己讯问、自己录音录像，还能否制约违法讯问行为是很令人怀疑的。江苏省《关于刑事审判证据和定案的若干意见(试行)》对于证明标准规定的“内心确信”和“排除合理怀疑”的内容，具有明显照搬国外制度的痕迹，并且对何为“内心确信”和“排除合理怀疑”并没有具体的解释，估计我们法官看了之后也是一头雾水；并且在同一部证据规则中，对于证明标准却区分不同案件采取了两种说法，本身就内部存在不一致！

第六，部分证据规则用语不准确，要求太武断，存在诸多疏漏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四川省《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三十三条关于证明力的判定规则中规定，“经庭审以言词方式质证确认的证据，证明力大于书面材料；当事人对原物、原件、犯罪嫌疑人本人的辩认结论，证明力大于照片辩认的结论；现场目睹证人的证言，证明力大于基于传闻所作的证言；侦查机关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证明力大于证人凭记忆提供的证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大于其他书证”，尽管其中有部分合理规定，但是对于证据证明力问题作出过于细致的限制，并且采取“绝对大于”而不是“一般大于”的武断说法，是不科学的。另外，湖北省《刑事证据规定》第34条关于“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适应的证言，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不能作为定案证据”的规定，也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司法解释相矛盾。

同时，各地的刑事证据规则还存在很多疏漏，例如尽管普遍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但是都没有确立对证人的交叉询问制度，而且有些证据规则的用语不严谨、不准确。例如湖北省《刑事证据规定》第十六条关于“国家机密”的规定，而事实上“国家秘密”是包括秘密、机密和绝密三个档次的，仅规定“国家机密”一项是不严谨的。上海市的《关于重大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和犯罪案件基本证据及其规格的意见》规定的只限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和，并且是可能判处死刑等极少数案件的基本证据规格和要求，是非常具有限的，难道其他可能判出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案件证据就不需要达到这些规格要求了吗？江西省的《关于死刑案件言词证据的若干意见（试行）》仅仅排除死刑案件中刑讯逼供得到的证据，难道普通案件中的刑讯逼供获得的证据就可以采纳了吗？这些规定在案件适用范围上显然是有局限性的。

最后，各地刑事证据规则的实施效果不甚理想。例如，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与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于2004年12月1日起试行了《刑事案件庭前证据展示操作办法（试行）》，但是对于证据开示的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从调研结果来看，2005年全年，西安中院刑一、二庭共审结各类一审刑事案件350件，其中试行刑事证据庭前展示37件，占审结一审刑事案件数的10.5%，而这庭前证据展示的37案全部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案情较简单的案件；这些案件除两起案件为一案多名被告外，其余均是一案一被告一罪名的案件；并且有31件因被告人主动认罪，同时适用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进行了普通程序简化审，这占到证据展示案件的83.7%。[17]可见，西安市开展庭前证据展示案件的比例不高，而且进行庭前证据展示的案件都是一些案情较简单的案件，这是本末倒置的，因为对于相对复杂的经济犯罪案件及暴力犯罪案件，实行证据展示有利于明确争议焦点，案情复杂和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是更需要开展证据展示的，但是却没有推行。

因此，尽管我国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引进了一些西方先进的规定，但是能否在各地得到真正实施，是值得怀疑的。亚里士多德说，法治要求良法得到普遍的遵循，然而从我们日常媒体和亲自接触的实践来看，上述刑事证据规则得到真正的实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三、我国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的成因

我国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进展地如火如荼，那么我们需要反思，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的发生原因为何？是什么因素激励了各地司法机关规范证据的动力？这些动因具有正当性吗？如果不能找出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的制定动因，那么也很难真正探索出我国证据制度立法的良好出路。

首先，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的兴起与冤假错案的层出不穷相关，它虽是时代的产物，反映了实践的需要，一定程度上也是法官经验的总结，但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从1999年云南省昆明市的杜培杀妻冤案[18]，到云南省昭通市孙万刚杀女友平反案[19]，再到黄亚全、黄圣育“抢劫”案[20]，李久明“杀人”案[21]和佘祥林的杀妻冤案，[22]案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冤假错案是与侦查人员的有罪推定、刑讯逼供、非法拘押、政法委定调子办“铁案”等等违法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而由于媒体的逐步解放，报道出来的冤假错案越来越多，这就给当事的司法机关造成很大的舆论压力，为了维护自身形象和“向人民交代”、“对人民负责”，各地司法机关也在总结经验教训，思考对冤假错案的制度防范，而在诉讼程序中最有效的制度举措莫过于完善证据制度，因为任何冤假错案的产生无不存在大量的证据问题，证据违法也属于广义的程序性违法的范畴。

可以说，佘祥林案件促使了湖北省《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诞生，河南省郑州市宋留根案件中广泛存在的刑讯逼供、非法取证问题，与郑州市检察院、郑州市公安机关于2005年12月30日会签的《郑州市检察院、郑州市公安局关于排除非法证据的若干规定》不无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四川省2005年12月9日通过的《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也难脱此咎。

事实上，这从各地媒体的报道这也可以明显看出来。例如就拿湖北省的《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来说，媒体报道：“在认真反思总结佘祥林“杀妻”冤案教训的基础上，湖北省政法机关21日颁布了《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拟于2006年1月1日开始实行。这项新规定要求，……这项规定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湖北省公安厅、湖北省国家安全厅、湖北省司法厅联合颁布，旨在杜绝刑讯逼供，准确惩治刑事犯罪，使无罪的人不受追究。……3月30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审判委员会，总结避免佘祥林冤杀的经验及应从此案中吸取的教训，强调要继续严把事实、证据、定罪、量刑关。”[23]从而将佘祥林案件与湖北省《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出台紧密联系在一起。

可以说，“几乎每起错案，都有非法取证阴影”，这时就需要釜底抽薪，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防止冤假错案和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间的因果关系，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也可以真切地看出来，该通知指出：近一时期以来，一些地方陆续发生了严重的侦查人员刑讯逼供案件。个别地方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过程中没有严格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责，错误地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加以使用，最终酿成冤案，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特别是云南省昆明市杜培武案，尤为典型。……各级人民检察院一定要认真吸取教训，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杜绝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彻底排除刑讯取得的证据，确保办案质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24]为了预防类似杜培武案件的再次发生，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该《通知》中重申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杜培武冤案的产生都惊动了最高人民检察院，何况是地方的政法机关呢？

因此，“无疑，每一起冤案都是一出悲剧。而悲剧的义务是向社会举起一面镜子。”[25]反思冤案、错案，以案为鉴剖析刑事证据工作，加强证据工作的措施，对于防止错案、全面提高案件质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现行的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都把预防冤假错案的产生作为强调的重点，普遍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疑罪从无原则，证据裁判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严禁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对证据的收集、保全和移送，对侦查、起诉和审判的程序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26]当然，我们需要注意，这种通过证据立法对冤假错案的“运动式”治理方式是非常有局限的，因为它类似于“严打”，不注重制度创新和制度构建，基本上是治标不治本。[27]

其次，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的制定与各地司法机关追求司法公正和实践司法为民的初衷有关。

我国各地刑事证据规则并不是在除了对付冤假错案之外就一点没有正当性，我们不可否认，各地司法机关或政法当局还是有着很强烈的人权保障意识和司法公正理念的。这在各地刑事证据规则的“立法宗旨”上就可以看出来，例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刑事审判证据和定案的若干意见(试行)》开篇就指出，制定该意见是为了“进一步统一规范刑事诉讼证据的运用，确保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及时地审理案件”；湖北省《刑事证据规定》的目的是“准确惩治刑事犯罪，使无罪的人不受追究”；四川省《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的目的是“进一步规范刑事证明活动，解决刑事证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保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提高办案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相关规定，结合我省刑事证据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可见，各地刑事证据规则的制定机关都明确表达了追求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和提高办案质量等迫切愿望。

最后，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的制定与解决司法实践中面临的困境，增加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有关。

古话说，“徒法不足以自行”，立法的实施需要多方面的因素。而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多是粗放型的，原则性内容较多，具体规则存在疏漏，尽管“两高”制定了众多司法解释，但仍然存在一个司法解释的“再解释”问题，也就是司法解释的细化和落实问题。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据的条款共计8个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证据的规定是11个条文，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则对证据却没有专门规定，在法律和“两高”司法解释层面，我国关于刑事诉讼证据的核心规定共计只有19条，因此，无论是全国立法还是司法解释，在证据规则方面都是很粗糙的。[28]而且在这些简单的证据规则条文中，原则性和宣言性规定居多，不具有可操作性，以致立法的粗糙决定了执法的困难，因此各地司法机关对证据制度予以具体规定也是为了解决操作上的障碍，进一步明确相应的标准，这就出现了一个立法的司法解释、以及司法解释的循环解释问题，归根结缔还是与全国性证据立法的不完善有关。

另外，有些地方性证据规则是为了弥补国家立法和司法解释的漏洞而制定的，具有试点的性质。例如，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和两高关于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都没有规定证据开示制度，那么为了维护诉讼的公正，北京市《关于办理各类案件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试行）》，江苏省的《关于刑事审判证据和定案的若干意见(试行)》，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与西安市人民检察院的《刑事案件庭前证据展示操作办法（试行）》等，就确立了刑事诉讼中的举证期限和证据开示制度，这是具有创新性的。

四、完善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出路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的进步性虽然非常突出，但是存在的问题却是致命的；本文对其主要进行的“文本”探讨尚且如此，实践更不尽人意。尽管媒体报道由于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的实施，司法实践得到了很大改良，笔者对此却不以为然。例如，媒体报道认为，福建省永安市《盗窃、故意伤害、抢劫、交通肇事、诈骗、贩毒犯罪案件基本证据规格》统一证据标准后，“办案干警收集罪证更加及时全面、有的放矢，节约了侦查资源。近两个月，公安机关报捕的六类案件，不捕率为零；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六类案件，法院有罪判决率为100％”。[29]河南省郑州市检察院与郑州市公安机关会签了《郑州市检察院、郑州市公安局关于排除非法证据的若干规定》之后，“不仅避免了冤假错案，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案件质量、办案效率，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且据郑州市检察院公诉一处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郑州市检察院公诉一处受理各类刑事案件181件335人，同比上升14.2%；审结155件285人，审结率同比上升2.8%；起诉数同比上升25.8%，所有起诉案件均获有罪判决；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质量大幅提高，撤回案件数与去年同比下降75%。[30]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考查证据规则实施效果的方式是非常形而上学的，上述那些数字并说明不了什么，同时在证据规则和上述数字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应当说，证据规则的实施需要一段过程，可没有如此立竿见影的效果，实践中的“潜规则”也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清除的；我们对于冤假错案的预防应当从“运动式”治理转向“程序内”治理[31]，那种期望通过证据中的几道“司法禁令”而达到成功是不可能的。

刑事证据规则在功能上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实，保障人权和保护特定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利益，约束裁判者的自由裁量权，增强诉讼程序的可操作性，我们要重视证据规则的作用。对于地方证据规则的效用，制定《关于证据规定的操作规范》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武树臣说：“审判是一种把一片片证据拼在一起的工作。审判和诉讼的实质，就是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中的待证事实”。[32]既然证据制度是法院诉讼程序的核心内容，那么如何完善我国的证据立法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各地司法机关各自为政单独制定刑事证据规则的做法弊端是很大的，它不仅浪费了国家资源，立法重复严重，法律效力有限，并且导致不同省份的证据规则不同，相互矛盾现象突出，例如，在江苏省，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按照当地的证据规定要排除，而在全国其它地方则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同时，许多地方性证据规则规定不合理、不科学，存在许多疏漏，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对于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出路，笔者认为应以全国性的统一证据立法为宜，消除这种各地省市对司法解释的“再解释”的现象。只要全国的刑事证据规则制定得科学了，各地自然没有重起炉灶自行设计的必要。因此，统一的全国刑事证据立法有助于证据规则的一致，有利于统一和规范各地的证据适用，克服不必要的“地方特色”。

在立法模式上，可以遵循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各类案件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试行）》的做法，即将三大诉讼证据规则放在一起进行规定，当然也可以就刑事证据规则单独规定，例如在将要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重点完善第五章“证据”的规定。当然，采取三大诉讼证据统一立法的模式其优点也更为突出，将三大诉讼证据的共性内容放在一起规定，同时明确各自的特殊性，这样可以有效解决分散立法所产生的内容重复和相互矛盾问题，减少其中的重复、冲突和操作上的难度，使证据规则更加简明一致；有利于为诉讼主体提供统一的证据标准；同时，统一证据立法还有利于巩固审判方式的改革成果，促进法官的职业化。

刑事证明标准范文篇8

行政证据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定程序和职权收集的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其中，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综合执法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等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具有处罚权的四类行政执法机关以及查处公务人员违法违纪行为的监察机关等。行政执法是指行政机关执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如工商、质检部门履行市场监管职责等。查办案件是指依法调查、处理行政违法、违纪案件[2]。行政证据的类型没有统一、完整的规定，有的行政机关对此自行进行了规范[3]。根据主体的不同，行政证据可以分为行政执法证据和纪律监察证据。行政执法证据是指行政执法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明行政相对人违法事实的证据。纪律监察证据是指监察机关在查办有关渎职行为过程中收集的证明公务人员违法违纪事实的证据。行政证据和刑事证据同属证据概念下的不同种类的证据类型，都具有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三个属性。但是，行政执法、查办案件与刑事司法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权力运行方式，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不法行为，故而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

1.取证程序不同

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的主体是行政执法机关和监察机关，取证程序较为宽松，中立性不够强，强调行政效率，在地点、方式、权利告知等方面没有严格的要求，取证手段相对单一，注重一种或几种证据的调查取证。刑事诉讼主体是公安司法机关，取证程序严格，围绕的是犯罪构成要件，对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要求更高，取证的主体、程序和证据类型法律都做了严格的规范，依据证据种类多方面、多途径收集证据，以便形成证据锁链，注重公平和正义。

2.法律依据和目的不同

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依据的是行政处罚法、治安处罚法、行政监察法等行政法律法规，属于行政权运作的范畴，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管理，对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作出形式评价，注重的是行政效率。而刑事诉讼依据的是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解释规定，属于司法权运作的范畴，目的在于打击和控制犯罪、尊重和保障人权，对刑事犯罪行为作出实质危害性的评价[4]。

3.证据的审查判断不同

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在收集证据、审查证据、认定证据方面的主体是统一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缺乏对等的抗辩机制、应有的公开透明度，有时难以保证客观、公正地对行政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刑事证据一般由侦查机关收集、公诉机关审查，之后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进行当庭质证，控辩双方无异议后由法庭决定予以采信，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因而具有较高的公开性、公正性[5]。

4.证明对象不同

行政证据的证明对象是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违法事实以及行政执法机关、纪检检察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查办违法违纪案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强调的是对客观行政违法行为的把握，不关注行政相对人的主观心态“。由于行政违法一般都是比较轻微的违法行为，加上行政法注重行政效率原则，因此一般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违法行为就视为其主观有过错，不必再深究其主观因素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6]刑事证据的证明对象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违法犯罪事实，注重打击主客观相一致的犯罪行为，既重视犯罪行为，也注重行为人的犯罪意图、动机等主观心态。

5.证明标准不同

证明标准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7]。刑事诉讼的处理结果关系到当事人的财产、自由甚至生命，所以规定的证明标准最为严格，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行政案件证据立法相对滞后，行政案件的证明标准还不很明确[8]。依据行政处罚法对违法事实的认定，行政案件证明标准是“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前者注重追求公平和正义，更多的是强调客观真实，而后者注重行政效率，更多的是强调法律真实。

6.法律后果不同

行政处罚主要是对违法行为人进行财产性处罚，除行政拘留和劳动教养外，一般不限制行为人的人身自由。刑事处罚是一种最为严厉的处罚措施，涉及剥夺行为人的人身自由乃至生命。

二、行政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的司法实践问题探析

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虽然规定了行政证据可以在刑事诉讼中转化为刑事证据，如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等，但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的审查判断。对于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中的涉案人员供述和有关人员的证言、陈述应当重新收集或经审查，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是，一方面，不同种类的证据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如将技术侦查所获视听资料转化为犯罪嫌疑人供述，或者将证人证言转化为书证，任意转化证据种类，可能侵害被告方辩护防御权的行使[9]。另一方面，如果将非法取得的证据经“审查判断”而“漂白”为合法证据，就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形同虚设。所以，转化规则既给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使用行政证据提供了指导标准，同时也给公安司法机关审查判断行政证据带来了挑战。行政执法、查办案件的工作与刑事司法工作都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工商、税务、刑事司法等涉及不同的专业领域，包含内容各异的专业知识。行政执法机关和监察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中收集的证据材料，大多涉及非法律专业领域的知识，证据内容繁杂，大量的专业术语令作为门外汉的司法人员难以适从，如涉及税务犯罪案件，纷繁复杂的账目和计算方式不是一般司法工作人员能够操作的[10]。行政执法机关处理具体案件时，对于某些特定事项或对案件定性具有重大影响的事实，往往过多依赖于鉴定、报告等，如质量鉴定、司法会计等。而公安司法机关能够从事鉴定的范围受到限制，常规项目大多为传统的法医学鉴定、精神病鉴定、物证鉴定、文证鉴定等，造成司法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行政执法机关的一些鉴定报告[11]。这些行政证据在转化为刑事证据时就需要司法工作人员加强证据审查，综合全案证据，既要排除非法的行政证据，又要补充完善瑕疵的行政证据，在客观上也增加了司法人员的工作难度。虽然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部门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作出了规定，但可操作性不强。由于行政权和司法权是两种不同的国家权力行使方式，行政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信息沟通少、配合协作也少。对于移送涉嫌犯罪的行政案件，也存在信息沟通不畅、案件移送不及时、协作配合机制不规范等问题。同时，行政证据是否全部移送，哪些应该移送，哪些可以移送，哪些可以不移送，相关法律也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使得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审查行政证据时无法将有效的行政证据合法转化为刑事证据，以致出现刑事证据不足，难以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情形。另外，案件移送期限不明确，案件证据移送滞后的情况大量存在，这既影响了侦查机关后续的调查取证，又因为时过境迁，证据在形式和证明效力上都有可能对案件失去了原有的意义[12]。案件对接机制的不完善使得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无从了解行政执法案件的具体情况，无法及时介入涉嫌犯罪的行政案件，指导行政机关按刑事诉讼的要求提取证据，对行政案件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也无法实现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之间的有效转化。一是有的出于部门利益、经济利益的考虑，出现“以罚代刑”、“四多四少”①；查处一般犯罪分子多、追究幕后操纵主犯少；判缓刑多、判实刑少等不正常现象，这使得不少的经济犯罪案件没有进入司法程序[13]。二是由于部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刑事法律知识有限，对行政违法行为是否已经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严重程度没有准确的判断。三是法律对于行政处罚与刑事责任的界限规定较为模糊，无法有效分辨行政处罚与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据和标准。四是公安司法机关对于行政案件没有提前介入的权限。这就造成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追究难以实现。

三、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完善措施

1.建立案件证据材料移送制度

行政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应当向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书、调查报告、涉案物品清单、有关检验报告或鉴定结论以及证明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证据材料。同时明确移送期限和受理审查期限，即应当在行政执法办案期限内作出决定并移送，诸如没有规定办案期限应当自立案查处违法行为之日起3个月内移送，侦查机关应当在受理后十日内，重大复杂案件三十日内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并书面告知行政执法机关和同级人民检察院。

2.建立重大行政违法案件公安司法机关提前介入制度

行政执法机关在行政执法时，对于某些明显涉嫌犯罪的行政案件，在掌握初步的案件线索后应当及时通知公安司法机关介入，由其引导行政机关的取证行为，从而确保行政证据转化刑事证据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3.建立常态化的信息交流沟通机制

刑事证明标准范文篇9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是贯穿整个刑事证明过程始终的一条主线。刑事诉讼主体收集证据，审查判断证据进行实体处理活动均需围绕着证明标准而展开。在证据制度中，证明标准是一个复杂的蕴含着丰富理论和实践争议的问题。在英美法系国家中，排除合理怀疑是刑事诉讼证明中的最高标准。在大陆法系国家中，一般采用的是“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虽然两者在措辞上不尽相同，但一般认为，排除合理怀疑与内心确信其实是同一证明标准互为表里的两种表述。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我国所采用的是客观真实模式下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越来越显示它的不合理性，越来越不能满足实践发展的需要。因此借鉴两大法系的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来探视我国诉讼的证明标准，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而且还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刑事证据和证明标准的概念、意义

（一）刑事证据的概念

什么是刑事证据？在理论界存在不同说法：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的程序收集和审查属实的，用以确定或者否定犯罪事实，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和罪责轻重的一切事实；也有学者认为，刑事证据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司法机关依法收集或由当事人、证人、辩护人等依法提出，并用以证明是否发生了犯罪以及有关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还有学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但各种观点在揭示刑事证据的本质属性----客观真实性上是一致的，并且概括了刑事证据的基本特征。但是，学界和诉讼实务当中对刑事证据的客观真实性的理解上仍存在分歧。

刑事诉讼证明的任务和要求就是通过诉讼要达到的目标和价值取向，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诉讼中的证明都是寻求真实。真实相对应的概念就是虚假，排除虚假，确认真实，就是一切诉讼中应当完成的根本任务。

（二）证明标准的概念

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证明任务，是指法律规定的承担举证责任的诉讼主体运用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或对案件实施的认定所达到的标准和程度。如果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达到了证明标准，就意味着当事人履行了证明责任，相反如果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未能达到证明标准，就意味着他没有完成证明责任，它的主张就将不会成立。通说认为证明标准应具有以下两个特征：（1）阶段性，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应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2）证明标准规定的举证责任主体的不可移转性。

（三）确定证明标准的意义

证明标准在诉讼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诉讼证明活动的方向和准绳，指导着当事人和事实认定者实施正确的诉讼行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证明标准是当事人履行证明责任的灯塔，凭借证明标准的衡量，当事人知道何时可以暂停举证，对方当事人也可以知道何时提供相反的证据进行反驳，何时可以停止举证性的反驳，而等待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继续提供证据。

第二，证明标准是事实认定者决定具体事实能否认定的行为准则，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如果事实认定者认为这些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达到了证明标准，则认定事实为真，反之，如果证明责任承担者提供的证据未能满足证明标准，则认定该事实为假。

二、中外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存在的差异

（一）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中以可能性或确定性的不同程度来划分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如在美国证据法则或理论中分为九等。第一等是绝对的确定性，由于理论的限制，任何法律目的均不作此要求。第二等是排除合理怀疑，即为刑事案件作出定罪裁决所必需，也是诉讼方面的最高标准。第三等是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据，适用于某些民事案件以及某些管辖法院对死刑案件中保释请求的驳回。第四等是优势证据，适用于多数民事案件以及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肯定性抗辩。第五等是可成立的理由，适用于签发令状、无证逮捕、搜查及拘留，控诉书和起诉书的，撤销缓刑和假释，以及对公民逮捕的执行。第六等是有理由的相信，适用于“拦截和搜身”。第七等是有理由的怀疑，无罪释放被告人的充足理由。第八等是怀疑，适用于侦查的开始。第九等是无线索，不足以采取任何法律行为（1）。可见在英美刑事诉讼中，不同的诉讼阶段包括侦查，起诉和审判，证明标准在可能性或确定性上呈递进的态势，对被告人作有罪要求达到最高的证明程度——排出合理怀疑。美国学者布莱克对排除合理怀疑作了进一步的界定，他认为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全面的证实，完全的确信或相信一种道德上的确定性，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并不排除轻微可能的或者想象的怀疑，而是排除每一个合理的假设，除非这种假设已经有了根据。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是达到的确定性的证明，是符合陪审团的判断和确信的证明，作为理性的人，陪审团成员在根据有关指控犯罪是由被告人实施的证明进行推理时，是如此确信，以致于不可能作出其他合理的结论。综上可见，我们可得知排除合理的怀疑，是诉诸内心的道德化的高度确信，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Cagev.Louisiana[498U.S.39,41(1990)]案中裁决一项对陪审团的指示过分强调了允许作无罪裁决的怀疑程序，该指示只允许在“严重地不确定”或“现实的实质性怀疑”的情况下作出无罪判决，而且把排除合理怀疑等同于“道德上能够确定”。（2）

（二）大陆法系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中奉行自由心证原则，对于刑事证明标准未作类似英美法系的严格划分。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将刑事诉讼中的待证事实分为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并以此区分刑事诉讼中不同的证明标准。（3）实体法上的事实包括：犯罪事实和犯罪事实以外的事实；诉讼法的事实包括：作为诉讼条件的事实，作为诉讼行为要件的事实，证明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事实和其他诉讼法上的其他事实。对于实体法事实中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倾向于从重、加重被告人刑罚的事实，要进行严格证明，严格证明是指依据诉讼法规定的有力证明力的证据并经适当形式的证据调查程序得出的证明。其他的实体法事实则可进行自由证明。对于程序法事实只要进行自由证明，自由证明系指证明力不完全充足，调查程序不严格所得出的证明。

将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有关证明标准方面的内容进行比较，我们得出以下几点：（1）英美的证明标准偏重于从阶段上进行划分。大陆法系在不同的诉讼阶段有不同的证明标准的观念并不十分明确。（2）从划分证明标准的依据来看英美国家主要根据或确定性程度的不同来划分。（3）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在法庭审判阶段，对于被告人证明均要求达到诉讼证明的最高程度。前者表述为“排除合理怀疑”，后者表述为“内心确信”。二者的表述虽然不同，但本质却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要达到大陆法系国家所确定的内心确信。而且由于两大法系均采用客观真实模式，实行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因此，这种表述只是一个证明标准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而已。

（三）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明确的证明标准，这就是《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41条、第162条中多次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就是说，侦查机关对案件侦查终结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人民检察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对于被告人作出的有罪判决，都必须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谓犯罪事实清楚，是指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和情节，都必须查清。所谓证据确实、充分，是指对作出定案根据的证据质和量的总要求。证据确实，即每个证据都必须真实，具有证明力。证据充分，即证明必须达到一定的量，足以认定犯罪事实。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具体是指达到以下标准：（1）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必须查证属实。（2）每个证据和待查证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3）所有证明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犯罪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并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性。

三、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缺陷

我国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排他性证明可以说是“客观真实”说的典型体现。这种客观真模式有许多不合理的因素：

（一）客观事实模式是对唯物主义的僵化理解。我国刑事证明标准追求绝对的真实，而事实上对于已经发生的事件，是不可能完全认识清楚的。因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可以认知，但这种认知是有条件的，是相对的，受主观条件，主观认识能力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客观真实本身是一个哲学范畴，是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总目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已做过深刻地揭示“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时，又不是至上的，它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时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无限的，按其个别实现和每次的实现来说，又不是至上的，无限的。”（4）可见，客观真实模式的缺憾就是过分乐观地看待可知论，忽视了诉讼证明的具体及个案的特殊性。

（二）客观事实模式还容易导致不良的法律后果，由于主客观的原因，有些案件无法查明，因而形成疑案。由于要求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以在无法做到时，要么会出现久拖不决，超期羁押的现象，要么会通过刑讯逼供来实现。

（三）客观真实模式与追求诉讼效率的原则不符，极易造成诉讼拖延。“案件事实清楚”是一个模糊性的规定，给具体实践的把握带来了不少困惑，与案件有关的事实繁多而庞杂，有的与定罪量刑有密切关联，也有的对定罪量刑影响不大，如果一味要求案件事实清楚，对与案件有关的事实进行全面搜集、查明必然导致诉讼效率下降。

以上我们分析了客观模式的弊端，但并不是对它是一概否定的，应该承认，客观真实模式是理想的证明模式，他有利于实现对司法权的制约和对被告人人权的保障，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果我们彻底地抛弃它，就是历史的倒退，是对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背弃。然而，我们又必须认识到，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单一的客观真实模式下的证明标准并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因此我们必须得重构。

四、关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构

笔者认为，要重构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得先选择证明模式，这是构筑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前提。目前，世界各国关于证明标准的模式有三种，一是客观真实模式，它是指司法机关所确定的事实，与客观上实际发生过的事实完全符合，确定无疑。更确切地说，就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所认定的有关犯罪嫌疑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事实，必须与客观上实际存在过的事实一致。第二种是法律真实，指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证明过程中，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应当符合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应当达到从法律的角度认为是真实的程度。第三种是主观真实模式，它要求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必须以法官的理性和良心形成的“内心确信”，即主观上真诚的相信作为判决的依据，而不论这种“确信”是否符合实际情况。从上文的分析可得知，客观真实模式有利有弊。主观真实模式，在我国暂且不宜被使用，需要相应的法文化和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加以支撑。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民事诉讼标准已选择了法律真实模式，这种模式下的证明标准要明显要小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由于刑事诉讼解决的是被告人刑事责任问题，其法律后果可能剥夺被告人的生命，人身自由，政治权利等，所以要求司法机关持最高的慎重态度，必须对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要从高从严，即高标准严要求。其理由：一是由刑事案件的严重性所决定的，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同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相关，任何一个冤案、假案、错案和司法不公，都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公益，关系到稳定的大局和群众的切身利益。二是证明的标准直接涉及到人权保护问题，我国民主与法治的过程和世界范围内的人权斗争的潮流，都要求诉讼证明的标准要从高从严要求。就刑事诉讼的本身而言，其全过程无不同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紧密相联，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等各个环节，一方面涉及到被害人的权利保障问题，另一方面又关系到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判刑人的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的保障问题，整个诉讼过程都表现为司法权力同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的矛盾冲突，解决这一矛盾冲突，尊重和保障人权，严格证明标准，是唯一的途径和方法。三是我国长期依赖人们司法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诉讼证明的标准必须从高从严。党和国家总结和制定了“稳准狠”的刑事政策，贯彻支持这一刑事政策的核心是一个“准”字，所谓“准”，在刑事诉讼中表现为诉讼证明的标准，既要高又要严，要严格按照运用证据的客观规律完成证明的任务。

而排他性就是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众多国家都把“排除合理怀疑”确立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我国的证据制度，不能沿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表述，因为这一表述无论从文字解释，还是从实际操作，其规范性难以把握，吸收其合理内核，按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事实的矛盾法则，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可概括为“排他性”。即从证据的调查和运用上要排除一切矛盾，从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所得出的结论上，本结论必须是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是本案唯一的结论，这一结论在事实和证据两个方面，还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为了防止防止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下降”，也不宜采用法律真实模式，作为一种坚固我国国情的产物，在模式的选择上，我们不防走一条中间的道路，即以客观真实模式为主，以主观模式为辅的道路。在这种模式的支撑下重构新的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的刑事证据规则的做法，分不同的诉讼阶段，即立案、侦查、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判决，从低到高构件“阶梯式”不同的证明标准。这样既能结合两种模式的优点，又符合我国国情，且可操作性强。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诉案件大体上要经过立案、侦查、起诉和审判等阶段。我国立法对这些诉讼环节应达到的证明标准作了相应的规定，应当说我国现行的立案侦查、逮捕，这些阶段的证明标准是符合我国的国情的，需要建构的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判决阶段的证明标准。

1、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9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可见，我国立法对移送审查起诉提出很高的要求。这与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所要达到的和能达到的诉讼认识是不相符的。首先，从逻辑上看，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提起公诉的要求是“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可见立法所要求的标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即“检察院认为”。而公安机关在侦查终结，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不仅同样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且还必须“应当做到”故我们可以得出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居然比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还要高其次，这样规定与诉讼过程中的认识规律也不相符。从整个诉讼过程来看，虽然侦查处于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但它仍然是诉讼认识的初级阶段，它的标准设置过高，固然能督促侦查机关提高办案质量，但并不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笔者认为，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只要达到“有定罪的可能”就行了。

2、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嫌疑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从这一法条，我们可以得出：此时的认定不可避免地带有单方性和偏向性，而法院无权进行侦查，退查就成了唯一的出路，这样，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穹在*年7月发表的《关于“严打”整治斗争中的法律适用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基本事实是指对案件的正确处理有根本性影响的事实，这些事实的认定正确与否，决定案件处理的正确与否。基本证据是指足以影响对“基本事实”认定的证据。笔者认为，将这“两个基本”的原则作为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是非常合适的。

3、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1款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犯的判决。”故而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是客观标准，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笔者认为，设定我国定罪证明标准应考虑到以下几点：

第一，要从保护人权为出发点，不能冤及无辜，如果冤及无辜，不仅使真正的犯罪人逍遥法外，而且是对社会秩序的又一次破坏，司法权威遭到怀疑，给受害人及公众心理造成副作用。

刑事证明标准范文篇10

关键词证明责任刑事证明责任法律推定

一、我国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

狭义上的刑事诉讼证明是指国家公诉机关和诉讼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向审判机关提出证据，运用证据阐述事实论证诉讼主张成立的活动。证明责任是指人民检察院或某些当事人应当收集提供证据证明应与认定的案件事实或有利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否则将承担其主张不能成立的危险。即在案件诉讼程序用尽、事实真伪不明时，也就是法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控辩双方提出的事实主张无法查明，所有能够查明案件事实的手段都已用尽仍无法查明，由控诉方或被告方承担证明不能的风险。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古老法则，证明责任的承担主体首先是控诉机关和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第186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的自诉案件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四）有明确的被告人、具体的诉讼请求和能够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证据。”公诉案件中的公诉人和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承担证明责任。根据“否认者不负证明责任”的古老法则和现代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负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主要属于控诉方，由控诉方证明有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无罪、罪轻或要求免除刑事处罚是其权利而非证明责任。

有些案件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也负有证明责任。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典型，由控诉方证明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并差额巨大事实的存在，由被告方说明明显超过合法收入的那部分财产的来源。由被告方承担证明责任的还有一些持有型犯罪如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案件，持有、使用假币罪案件，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案件，非法持有及原植物罪案件。被告人以正当防卫、犯罪中止、从犯、未成年、自首、认罪态度好、积极退赃为理由进行无罪、罪轻、减轻、免除刑事处罚辩护的也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被告人以自己精神失常、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基于合法的根据、合法的授权、不在犯罪现场为理由进行辩护，也应提供相应的证据。

二、被告人刑事证明责任的原因和特点

被告人之所以在刑事诉讼中承担部分证明责任的原因有：首先，对犯罪的一些要素无法用直接证据证明，只能用间接证据来证明，被告人需承担这些要素不存在的证明责任。其次，被告具有证据上的信息优势，由被告承担证明这些要素不存在的证明责任比由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更公平。第三，对犯罪构成要件之外的事实和一些程序事实，如果对被告人有利，可以由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

被告人提供证据责任的特点有：其一，在时间上，只有控诉方对其控诉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或法定责任之后才产生被告人的举证责任。被告人的证明责任一般在时间上居后于控诉方。其二，在证明标准上，控诉方所承担的证明责任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而被告人所提供的证据只需达到存在合理疑点即可。其三，在一般情况下被告的抗辩只需达到存在合理疑点，但对一些特殊事项要求被告必须清楚的证明。

三、被告人应承担的刑事证明责任的情形

1．存在一个可反驳的推定时，被告人应承担证明责任。推定是指以已经被证实的事实直接认定另一事实的存在，除非被追诉者提出反正加以推翻。可反驳的推定在存在其他证据与被推定的事实相矛盾时可以被推翻。推定有利于减轻了主张推定事实的一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如果被告人无法证明超过合法收入的财产和支出的合法来源，则推定为有罪。公务员之家

2．对于独知的事实，被告人应承担证明责任。被告具有独知的事实的证据信息优势，由被告承担证明这些事实的证明责任比由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更公平。

3．主张精神不正常的事实，被告人应承担证明责任。每个人都被推定为神智健全且对自己的犯罪行为都有足够的推理能力，如果要以精神不正常为由辩护必须用证据清楚地证明。

4．被告人对某些积极抗辩事由应当承当证明责任。被告人以犯罪中止、从犯、自首、积极退赃等为理由进行无罪、罪轻、减轻、免除刑事处罚辩护的应提供相应的证据。控诉方的证明责任不能是无限的。控诉方完成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证明责任，其证明责任基本完成，后续的证明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进行。

5．被告人主张其不在犯罪现场、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的，应当承担证明责任。

6．对某些程序性问题，被告人应承担证明责任。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人提出程序性问题，如法官检察官的回避、申请法庭延期审理、法院管辖权异议、证据保全争议等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告人需提供一定的证据予以证明，否则会面临不利的裁判。证明只需达到疑点形成即可，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后由控诉方举证否定被告人的主张，否则控诉方承担证明不能的责任。

参考文献：

［1］黄维智．刑事证明责任研究——穿梭于实体与程序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