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范文10篇

刑事诉讼法范文篇1

《刑事诉讼法》教案

关于“辩护与”、“刑事证据”、“强制措施”、“附带民事诉讼”、“期间、送达”的有关内容

授课人：××*

时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

首先我先对大家说：谈不上是讲课，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从事民事行政检察业务，对刑事检察包括刑法、刑诉法以及与刑事有关的新的司法规定和司法解释近几年接触的比较少，今天在这也是跟大家共同学习。希望大家多鼓励，多批评指正。

一、讲一下辩护与：

我国的辩护制度作为现代法制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和保障司法公正，体现诉讼程序的价值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实行辩护制度，有利于司法机关正确处理案件，防止办案人员的主观片面性；有利于防止国家机关滥用权利，体现司法活动的公正性，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还有利于更好地完成行使诉讼的教育任务。

那么，辩护人和就是我国辩护制度的基本内容。

一说一下辩护人：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辩护人的范围：律师、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同时，也规定了被宣告缓刑和刑罚尚未执行完毕的人、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请登陆政法秘书网）身自由的人，和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的人、公、检、法、国家安全、监狱的现职人员、人民陪审员等不能充当辩护人。

在这，我说一下：

虽然刑诉法对辩护人的职责作了明确的规定：是依法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实体辩护，维护他们的程序权利，为他们提供法律帮助，进行法制宣传等。但是由于修改后的刑诉法扩大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选择范围，不再限定为近亲属和监护人。凡是亲戚、朋友都可以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的委托，接受辩护。

就是因为刑诉法扩大了委托辩护人的选择范围，在近些年，使一些接受辩护的人不是能够很好地按照律师职责通过诉讼活动来体现法律的公正，使得辩护士去其真正的含义，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为此，我们自治区高级法院对刑事诉讼中就辩护人的要求作了进一步的规范。（公诉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委托的辩护人要求是由律师资格证的律师才能参加法庭辩护。那么，没有律师资格证的辩护人不允许充当公诉案件中的辩护人。）如，前几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法律工作者经常忙碌与公检法等部门——

辩护的种类：一是自行辩护，这好理解。二是委托辩护，就是有人向法院状告自己后就可以委托辩护人为自己辩护；还有公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自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审查之日起，就有权委托辩护人。三是指定辩护，指定辩护只适用于审判阶段，被指定的辩护人只能是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如：聋、哑、盲人、限制行为能力的人、开庭审理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或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都可享受指定辩护。

二说一下：在这，我们说的是刑事。刑事包括法定和诉讼。

法定就是法律规定产生的。如未成年人的父母。父母就是未成年人的法定人。

诉讼人主要是：一个是在公诉案件中接受受害人及其法定人后或亲属的委托，一个是在自诉案件中（指轻微的不需要侦察的刑事案件）接受自诉人及其法定人的委托或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接受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法定人的委托，以维护受害人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人。都是诉讼人。

辩护人和人他们的职责范围：

辩护人是根据法律和事实，充分阐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后者应当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各种理由和根据，反驳不实的指控，帮助法院查清案情，促使诉讼项公正方向发展。以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人就是帮助受害人、自诉人、当事人主张权利。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讲一下刑事诉讼证据

刑事诉讼证据是指公安、司法机关或诉讼当事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用以证明或者认定案件的事实的根据。

法律规定证据的种类有7种：1、物证、书证；2、证人证言；3、被害人陈述；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5、鉴定结论；6、勘验、检查笔录；7、视听资料。以上七种证据是法定证据。目前学理上公认的证据有：控诉证据与辨认证据；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言辞证据与实物证据。

由于庭审方式的改革，将原来的纠问式改变成现在的控辩式。也就是说原来由法官在法庭上讯问被告人并对证明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和必要的取证、核对证据，做出裁判。而现在是，公诉机关对于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必须向法庭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法官以控、辩双方举证、辩论为主的审判方式之下，以控、辩双方当庭提供的，并且经过庭审查证属实的证据为基础做出裁判。因此，从总体上看，公诉机关就是公诉案件证明责任的主要承担者，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公诉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讲一下强制措施：

在刑诉法中，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为了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依法对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采取的强制性限制或者剥夺人身自由的各种方法。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有五种：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

拘传是强制措施中严厉程度最轻微的一种。每一次拘传时间不能超过十二小时，具有强制的性质。而传唤不具有强制效力。

取保候审的概念就不讲了。

具体就是：取保候审一方面可以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脱离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岗位或学习岗位，另一方面又可以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

但是对采取取保候审刑诉法又专门做了规定。就是说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才可以采取取保候审：1、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2、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害性的；3、应当逮捕但是患有严重疾病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应当逮捕但是正在怀孕或者正在哺育自己婴儿的妇女；4、拘留后需要逮捕而证据不足的，或者超过羁押期限，但仍然需要继续侦查、审理的。

不符合以上条件的就不能采取取保候审。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

监视居住他适用的对象与取保候审相同。是一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限制的严厉程度与取保候审基本相当的强制措施。监视居住的最长时间不得超过6个月。

拘留。适用拘留的程序一个是决定拘留，一个是执行拘留。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适用拘留时，有决定拘留权。拘留一律由公安机关执行，如果是检察院决定拘留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执行，检察院可以协助执行。

拘留的时限：公安机关拘留的时限是3日，最长不能超过30日，检察院审查提请批准逮捕的时限是7日。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被拘留的时限是10日，最长不得超过14日。以上讲的都是刑事拘留。

逮捕：逮捕的条件一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这是适用逮捕的证据条件；二是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这是适用逮捕的罪行要件；三是有逮捕必要，这是适用逮捕的社会危害性要件。以上三个条件在同时具备的情况下，才能适用逮捕。

四、讲一下附带民事诉讼

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民事诉讼

五、讲以下期间和送达

我们讲的期间是刑事诉讼期间。他主要是指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进行刑事诉讼以及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参加诉讼必须遵守的期限和时间。

那么法律明确规定的诉讼时间期限有：强制措施的期间、聘请律师、委托辩护人和诉讼人的期间、侦查羁押的期间、审查起诉的期间、上诉、抗诉、二审诉讼活动、审判监督程序等的期间还有执行期间等。

比如：强制措施的期间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审查起诉的期间就是：人民检察院对于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内做出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15天。需要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在1个月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的期限以2次为限。上诉、抗诉的期限都是5日。就是说受到判决后的5日内有权上诉或抗诉。

对于期间的计算，有这么几种特殊情况，注意一下：1、是对犯罪嫌疑人作精神病鉴定的期间不计如入办案期限；2、是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起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3、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但不能停止对犯罪行为的侦查取证。4、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改变管辖的，从改变后的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审查起诉或审理期限；5、在审查起诉阶段发现补充侦查的案件，补充侦查完毕移送人民检察院后，人民检察院重新计算起诉期限；6、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完毕移送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重新计算审理期限。

刑事诉讼法范文篇2

关于“辩护与”、“刑事证据”、“强制措施”、“附带民事诉讼”、“期间、送达”的有关内容

授课人：××*

时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

首先我先对大家说：谈不上是讲课，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从事民事行政检察业务，对刑事检察包括刑法、刑诉法以及与刑事有关的新的司法规定和司法解释近几年接触的比较少，今天在这也是跟大家共同学习。希望大家多鼓励，多批评指正。

一、讲一下辩护与：

我国的辩护制度作为现代法制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和保障司法公正，体现诉讼程序的价值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实行辩护制度，有利于司法机关正确处理案件，防止办案人员的主观片面性；有利于防止国家机关滥用权利，体现司法活动的公正性，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还有利于更好地完成行使诉讼的教育任务。

那么，辩护人和就是我国辩护制度的基本内容。

一说一下辩护人：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辩护人的范围：律师、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同时，也规定了被宣告缓刑和刑罚尚未执行完毕的人、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请登陆政法秘书网）身自由的人，和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的人、公、检、法、国家安全、监狱的现职人员、人民陪审员等不能充当辩护人。

在这，我说一下：

虽然刑诉法对辩护人的职责作了明确的规定：是依法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实体辩护，维护他们的程序权利，为他们提供法律帮助，进行法制宣传等。但是由于修改后的刑诉法扩大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选择范围，不再限定为近亲属和监护人。凡是亲戚、朋友都可以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的委托，接受辩护。

就是因为刑诉法扩大了委托辩护人的选择范围，在近些年，使一些接受辩护的人不是能够很好地按照律师职责通过诉讼活动来体现法律的公正，使得辩护士去其真正的含义，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为此，我们自治区高级法院对刑事诉讼中就辩护人的要求作了进一步的规范。（公诉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委托的辩护人要求是由律师资格证的律师才能参加法庭辩护。那么，没有律师资格证的辩护人不允许充当公诉案件中的辩护人。）如，前几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法律工作者经常忙碌与公检法等部门——

辩护的种类：一是自行辩护，这好理解。二是委托辩护，就是有人向法院状告自己后就可以委托辩护人为自己辩护；还有公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自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审查之日起，就有权委托辩护人。三是指定辩护，指定辩护只适用于审判阶段，被指定的辩护人只能是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如：聋、哑、盲人、限制行为能力的人、开庭审理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或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都可享受指定辩护。

二说一下：在这，我们说的是刑事。刑事包括法定和诉讼。

法定就是法律规定产生的。如未成年人的父母。父母就是未成年人的法定人。

诉讼人主要是：一个是在公诉案件中接受受害人及其法定人后或亲属的委托，一个是在自诉案件中（指轻微的不需要侦察的刑事案件）接受自诉人及其法定人的委托或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接受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法定人的委托，以维护受害人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人。都是诉讼人。

辩护人和人他们的职责范围：

辩护人是根据法律和事实，充分阐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后者应当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各种理由和根据，反驳不实的指控，帮助法院查清案情，促使诉讼项公正方向发展。以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人就是帮助受害人、自诉人、当事人主张权利。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讲一下刑事诉讼证据

刑事诉讼证据是指公安、司法机关或诉讼当事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用以证明或者认定案件的事实的根据。

法律规定证据的种类有7种：1、物证、书证；2、证人证言；3、被害人陈述；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5、鉴定结论；6、勘验、检查笔录；7、视听资料。以上七种证据是法定证据。目前学理上公认的证据有：控诉证据与辨认证据；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言辞证据与实物证据。

由于庭审方式的改革，将原来的纠问式改变成现在的控辩式。也就是说原来由法官在法庭上讯问被告人并对证明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和必要的取证、核对证据，做出裁判。而现在是，公诉机关对于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必须向法庭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法官以控、辩双方举证、辩论为主的审判方式之下，以控、辩双方当庭提供的，并且经过庭审查证属实的证据为基础做出裁判。因此，从总体上看，公诉机关就是公诉案件证明责任的主要承担者，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公诉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讲一下强制措施：

在刑诉法中，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为了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依法对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采取的强制性限制或者剥夺人身自由的各种方法。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有五种：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

拘传是强制措施中严厉程度最轻微的一种。每一次拘传时间不能超过十二小时，具有强制的性质。而传唤不具有强制效力。

取保候审的概念就不讲了。

具体就是：取保候审一方面可以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脱离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岗位或学习岗位，另一方面又可以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

但是对采取取保候审刑诉法又专门做了规定。就是说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才可以采取取保候审：1、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2、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害性的；3、应当逮捕但是患有严重疾病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应当逮捕但是正在怀孕或者正在哺育自己婴儿的妇女；4、拘留后需要逮捕而证据不足的，或者超过羁押期限，但仍然需要继续侦查、审理的。

不符合以上条件的就不能采取取保候审。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

监视居住他适用的对象与取保候审相同。是一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限制的严厉程度与取保候审基本相当的强制措施。监视居住的最长时间不得超过6个月。

拘留。适用拘留的程序一个是决定拘留，一个是执行拘留。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适用拘留时，有决定拘留权。拘留一律由公安机关执行，如果是检察院决定拘留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执行，检察院可以协助执行。

拘留的时限：公安机关拘留的时限是3日，最长不能超过30日，检察院审查提请批准逮捕的时限是7日。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被拘留的时限是10日，最长不得超过14日。以上讲的都是刑事拘留。

逮捕：逮捕的条件一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这是适用逮捕的证据条件；二是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这是适用逮捕的罪行要件；三是有逮捕必要，这是适用逮捕的社会危害性要件。以上三个条件在同时具备的情况下，才能适用逮捕。

四、讲一下附带民事诉讼

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民事诉讼

五、讲以下期间和送达

我们讲的期间是刑事诉讼期间。他主要是指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进行刑事诉讼以及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参加诉讼必须遵守的期限和时间。

那么法律明确规定的诉讼时间期限有：强制措施的期间、聘请律师、委托辩护人和诉讼人的期间、侦查羁押的期间、审查起诉的期间、上诉、抗诉、二审诉讼活动、审判监督程序等的期间还有执行期间等。

比如：强制措施的期间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审查起诉的期间就是：人民检察院对于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内做出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15天。需要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在1个月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的期限以2次为限。上诉、抗诉的期限都是5日。就是说受到判决后的5日内有权上诉或抗诉。

对于期间的计算，有这么几种特殊情况，注意一下：1、是对犯罪嫌疑人作精神病鉴定的期间不计如入办案期限；2、是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起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3、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但不能停止对犯罪行为的侦查取证。4、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改变管辖的，从改变后的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审查起诉或审理期限；5、在审查起诉阶段发现补充侦查的案件，补充侦查完毕移送人民检察院后，人民检察院重新计算起诉期限；6、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完毕移送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重新计算审理期限。

刑事诉讼法范文篇3

双维度刑事优先原则在我国刑事附带民事审判中的适用

刑事优先原则要适用于现代审判，需实现现代化转型，首先面临的是理念上的变更，刑事优先不是绝对的刑事优先，而是相对的刑事优先，它是在保证刑事案件得到正确处理的前提下对刑民交错案件的妥善处置方法。刑事优先不是只能通过时间维度上的优先来体现，它还可以通过刑事案件的重要性来体现，将刑事案件与民事部分分离开，单独由刑事庭对刑事案件加以仔细审理，也应当是刑事优先的一种体现，即从刑事优先的单维度模式转向双维度模式（时间维度和重要性维度）。正义不能忽视被告人、被害人、国家任何一方。

双维度模式的刑事优先更加注重刑事诉讼中的利益平衡，兼顾公益与私益、公正与效率，从而实现公权力之间以及权力权利之平衡，充分显扬公平正义之理念，具有明显的现代型刑事诉讼之特点。其次是针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修改。

可以先考虑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对附带民事案件适用证明标准以及相关的程序问题（包括起诉状的送达、答辩状的提交、举证期限、审理期限等，以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做出明确规定，适用区别于刑诉的程序，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真正兼顾刑诉和民诉，而非完全适用刑诉的规定，或者通过规定引证条款来援引民法、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样才能使刑事审判时针对附带民事诉讼充分顾及民事诉讼的特殊性。附带民事诉讼对刑事诉讼不应是盲目保持一致，正如意大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实践一样，刑事部分仅仅对民事部分起指导作用，没有必然的约束力。

控辩双方在附带民事部分上可以考虑适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并给与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相当的自主处分权、选择权，被告可以反诉。为了克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对被害人保护不周的弊端，应规定若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后一定时间内未被抓获，应允受害人独立提起民事诉讼，对涉嫌犯罪的民事侵权行为人，可通过公告送达法律文书的方式，进行缺席审理和判决，让潜逃者承担民事不利后果，而且可以保证民事证据的及时使用不至流失[18]。另外，应当在实定法上允许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以保证对刑事被害人的全面保护，刑事优先不代表对被害人精神创伤的漠视。

在刑民交错的案件上，在坚持刑事优先的前提下，应当明确区分同一案件中的刑事、民事部分是否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当民事案件的审理不依赖于刑事案件的认定，可以考虑分离民事部分，或者建议当事人自行起诉民事部分。

若一时难以辨认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可首先进行刑事审查，其间若又有民事案件，则提起附带民诉，或在案件结束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如果刑事案件不成立，则转向进行民事审查，但鉴于目前司法实务中常发生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的现状，对于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发生交织的案件，可以确立适度的民事审查优先的原则，首先由当事人在检察公诉机关支持下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在审查中如果发现确有犯罪的基本证据后，由法官将该案件移交公安进行刑事侦查。

当发生刑民交错的刑事案件由于无法在短期内获得处理（比如案情过于复杂），不及时处理民事赔偿就不能够维护被害人的基本生存或者可能是民事赔偿不能实现，被害人又具有基本证据证明被告人侵权，在不过分影响刑事诉讼的前提下，可以先行处理民事部分，然后再解决更为复杂更为重要的刑事部分，从而彰显打击犯罪与保护权利的双重效应，这也是现代刑事（附带民事）审判理念的要求[20]。检察机关在这一过程中主要是基于法律监督职能进行支持民事诉讼的工作（非充当民事诉讼原告），当犯罪证据确凿后再转向支持刑事公诉

21]。检察机关在公诉时对刑民交错案件所作的把关工作有助于公诉指导侦查制度的形成，有利于实现检察权对警察权的制约，从而使相对弱小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实现相对平衡。

司法实践中，有不少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在民事责任和赔偿数额确定上争议很大，审理持续时间较长，影响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为防止刑事诉讼过分迟延，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往往采用先判决刑事案件，再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的办法，但如此则往往造成程序上的混乱，刑事诉讼在上诉、抗诉后已经开始了二审，而民事部分还在一审。

刑庭法官在审理民事案件方面较之民庭往往经验不足，而且由于考绩等原因对附带民诉根本就不重视，加之为避免刑事诉讼过分迟延，只好加快审理民事部分的速度，又降低了民事部分判决的质量。民事当事人对附带民事判决不满意，上诉率高。许多刑事判决没有上诉、抗诉，而民事诉讼则单独上诉，只对民事部分上诉又引起二审法院在审理时诸多程序上的不便。解决的方法是，出于保护权利的需要，适度地扩充附带民诉当事人的选择权，当民事诉讼过分延缓刑事诉讼时，法院可以转交民事庭或者建议原告自行向民庭起诉，审判组织可以变更，但要注重原来刑事诉讼的指导价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无法得到公正的民事审判，建议公诉机关对民事部分撤诉（在公诉机关进行公益的民事公诉时）或者建议原告另行起诉，法院裁定中止附带民诉，从而分离民诉、继续刑诉，保证刑民两诉都得到正确处理。这样，在谨守公共利益原则和保护当事人权利的前提下，又通过重要性维度体现了刑事优先的原则。

刑事优先原则双维度的现代转型，有利于刑民法律的协调和公私权益的平衡，促进刑事审判在打击犯罪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保护被告人和受害人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必会给现代刑事附带民事的审判带来新的路径。

刑事优先原则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的最主要体现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坚持传统的单维度刑事优先原则已不易适应现代刑事诉讼之要求，笔者通过研究域内外关于刑事优先原则、刑事民事案件交织的理论，主张刑事优先原则的双维度转型，并在刑事优先原则适用于刑事附带民事审判方面作些探讨。

刑事优先的单维度模式

刑事优先原则，传统上亦称“刑事先理”原则，通说认为，它是指同一案件同时涉及刑事与民事两个诉讼时，法律赋予刑事诉讼以相对的优先权。在英美法系主要是指当一个案件同时涉及刑事和民事两个诉讼时，可刑民分诉，但被害人只有在刑事案件审理终结后，才能单独向法院提起因犯罪而造成的损失的赔偿之诉。在大陆法系是指当一个案件同时涉及刑民两个诉讼，则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并加以解决。若急需解决刑事问题，则刑民分离，先刑后民，并由同一审判组织审理。两种模式有一个共同点，即刑事先于民事[1]。这是刑事优先原则的惯常理解。

在我国，刑事优先原则主要体现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中[2]，由于在诉讼客体方面，犯罪事实既是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客体的一部分，又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客体的一部分，为了便利诉讼，立法者将两种不同的诉讼法律关系纳入一个诉讼程序。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合理协调两种诉讼的程序，本着“先刑后民”、减少重复劳动的原则进行，审理刑事案件所调查核实的证据、查清的案件事实情况，适用于附带民事诉讼，不需要重复调查。依照刑事诉讼法第78条的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即使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的行为不构

成犯罪，但是案件仍然是刑事案件，仍然是按刑事诉讼程序审理的，不论人民法院最终作出的判决是有罪判决还是无罪判决，都是刑事案件的判决，因此，附带民事诉讼既然已经提起，就应当一并审理，一并判决，而不因刑事案件中有罪与否而改变性质。只在特殊情况下民事案件置于刑事案件之后审理。

在同时涉及刑事、民事的案件（即刑民交错、刑民交织案件）中，采取刑事优先、先民后刑原则的理由主要是:(一)从保护的法益来看，刑事犯罪所侵犯的是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而民事侵权行为一般是针对个人利益的侵害，二者系公益与私益的关系。及时处罚犯罪从而保护国家社会之利益，从保护权益的重要性上看，刑事优先原则是应当确立的。

（二）从刑事、民事案件不同的证明标准看，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要求最高，刑事诉讼法（162条）中规定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相当于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而民事案件证明标准是相对优势证明标准，即高度盖然性标准。显然，查清刑事案件能够保证整个刑民事案件的相对正确性。反之，若先审理民事案件，就需要对刑事案件再作高证明要求的再一次审理，有重复审理之嫌；若把民事案件审理结果再适用于刑事案件，则很可能使刑事案件得不到公正处理。

（三）从取证的手段看，刑事案件中的取证可以采取民事案件所不能采用的方法，刑事侦查机关拥有法律赋予的侦查手段及强制措施，并有专门的侦查人员和装备。刑事案件的优先，能促进案件证据的有效收集，使整个案件得到更有力的证据支撑。

（四）从公私法特点看，处理刑事案件，需运用作为公法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刑事案件从过程到结果，都不能由当事人自由决定，其判决结果更具客观性和真实性，而作为私法调整的民事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无论是在程序上还是在结果上，都存在着由当事人自由决定的可能性。民事案件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可以依法放弃某些实体上和程序上的权利，其审判结果不一定符合客观实际，可见应该先处理更具客观性和真实性的刑事案件，在此基础上再处理民事案件，其结果会更为公正[6]。

刑事优先原则是我国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所奉行的传统原则，主要是在刑民交错的案件中奉行刑事在时间顺序上的优先，这可以说是一种单维度的优先。所谓“优先”，待遇上占先之意[7]，待遇上占先不是只能通过时间上的优先来体现，同时处理或者后处理的不一定是待遇不占先的。在法学上，“优先”主要体现在优先权上，即指在时间上早于他人的状态，或指比他人享有更高权利的地位[8]。因此针对后者，“刑事优先”还可以从重要性维度来考量。随着我国刑事诉讼的现代化改革的展开，刑事优先原则同样要注入现代刑事诉讼的精神理念，实现考察维度上的现代转型。现代型刑事诉讼是一种利益多元的制度，要兼顾打击犯罪和保护权利、实体公正和程序正当同在、公正与效率并存。因此，它必然是一种权力约束型的,即国家权力相互制衡,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能够实现相对平衡的制度[9]。

刑事优先的现代转型涉及刑事诉讼方方面面的制度，并且牵连及刑事审判理念的转型，这种转型需要籍借域外法的理论，并加以系统研究。在本文中，笔者重点探讨刑事优先原则，通过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争取在这一原则具体适用问题谈些看法。

现代转型的借鉴——域外关于刑民交织的程序规定

刑事优先原则在国外刑事审判中主要分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两种类型的做法，分别对应平行式和附带式两种模式。

平行式模式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完全分离，民事赔偿问题由民

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被害人在刑事诉讼案件审理终结后，按照民事诉讼程序，提起因犯罪行为而追偿损失的赔偿之诉。这种方式无疑是以强调刑事民事两者各自的特殊性为出发点的。二战后，日本刑事诉讼法深受美国刑事诉讼法的影响，基本抛弃了原来的公诉附带私诉制度，但其刑事诉讼法第347条明确规定法院在对被扣押的赃物应当交还被害人的理由业已很明显时，必须作出将该物品交还被害人的宣判。英美法系的刑事优先主要是基于刑民分立基础上的时间优先模式，兼顾刑事审判中对被害人的赔偿。

附带式模式在欧陆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体现。法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最为发达，其在鼓励被害人通过刑事诉讼程序提出民事赔偿救济的同时，兼顾了民事诉讼的独立性，其主要特点为：

（一）附带民事诉讼请求的主体、客体范围十分广泛，“任何遭受重罪、轻罪、违警罪直接损害者，有权提起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公诉管辖法院）对一切犯罪事实所造成的损失而提起的民事诉讼，包括物质的、身体的和精神上的损失，均应受理”，附带民事诉讼不仅可以针对罪犯提起，而且可以针对罪犯的继承人、其他应负责任第三人等提起。

（二）当事人有选择权。被害人可以选择刑事附带民诉，也可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但其撤回民诉并不能阻止公诉进行，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

（三）因刑事案件犯罪严重程度不同，适用不同的程序进行审理，然后分别作出刑事和民事判决的，违警罪案件和轻罪案件及其附带民事诉讼，则是由同一法庭按照刑事诉讼程序合并审理，由同一判决宣判的。

（四）被害人可以就物质损失，依法申请全部或部分的国家补偿金。

（五）进行附带民事诉讼，应缴纳诉讼费，该费用由原告预交，由败诉方承担。

德国早期的刑事诉讼法没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1943年和1950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增加了这一程序，但又有许多限制，如提起民事赔偿请求的范围仅限于财产损失，赔偿最高不得超过三千马克，刑事法官享有对民事裁决与否的酌定权等，从而使这一程序实际上被虚置。现实的操作方式则与美国比较接近，主要是在刑事诉讼结束之后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

葡萄牙刑事诉讼法既允许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又允许在民事法庭单独提起正式民事诉讼。民事赔偿当事人可以选择其中一种，但是两种形式都是适用民事法律来认定赔偿的标准[13]。在意大利，同样有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是其重要特点是刑事诉讼做出的判决对民事审判部分没有约束力。另外，丹麦、希腊、比利时、俄罗斯等国刑事诉讼法里都有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附带民事诉讼的处理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采取了待刑事判决生效后移送民庭处理的方法，不仅仅通过时间维度来体现刑事优先原则。比如奥地利刑事诉讼法第366条规定，刑庭认为刑事诉讼所取得的结果尚不足以据此对补偿要求作出可靠评判，可通知民事原告人通过民庭解决，且对此不得提出申诉。第368条规定，若对夺走的物品的所有权有争议难以证明，也要通知当事人通过民庭来解决。

南斯拉夫刑事诉讼法第107条规定，如果民事诉讼会大大延缓刑事诉讼可转交民庭。罗马尼亚刑事诉讼法第20条规定，被害人可对刑庭终局判决尚未解决的民事诉讼或所发现的损失，向民庭起诉[14]。我国台湾2002年“刑事诉讼法”第496条：“附带民事诉讼之审理，应于审理刑事诉讼后行之。但审判长如认为适当者，亦得同时调查”，第504条规定:“法院认附带民事诉讼确系繁杂，非经长久时日不能终结其审判者，得以合议裁定移送该法院之民事庭”，该“刑事诉讼法”不允检

察官参与附带民事诉讼。

刑事诉讼法范文篇4

一、检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困境的表征

我国的重要的法律即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其两个关系极其亲密，二者之间互为表里［1］。但是，在实践我国的法治中，两者间有很多的不相同现象出现。主要在下面几点钟得以体现:(一)认识理解的误区。其片面的对实体与程序方面去理解，导致两部法律向两个极端走去。一方面在认识刑法上“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绵延至千年，导致了刑事诉讼法在法律上没有独立的地位，和其他的法律文献和资作为附庸法并存［2］。在另一方面来说，随着引入程序发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在对正义的程序理论导入的时候，学者逐渐对刑事诉讼法的价值有所认识，学者开始对程序和实体的轻重问题进行争论。毫无疑问的，这种对于其关系的争论起到了将程序的价值和认识的重要的作用。(二)刑事立法缺少协调统一性。立法在国家中是一项重要的活动，要求其进行根据规范和严密的程序来，保证其能够在法律中协调统一［3］。但我国得法律体系依然有很多的问题存在:修改时间不统一，因为其中有一定的修改时间的偏差，就造成法律管辖问题与刑法问题有失调。程序法与实体法之间的关系敏感度高，刑法也会引起刑事诉讼法有变化;修改内容欠协调，例如在新刑法中对单位犯罪进行了规定，却没有相对应的单位诉讼程序。(三)司法实践衔接脱节。因为无法整体的对刑事诉讼法和刑法进行考虑，就造成了司法在实践中衔接不顺畅。为了实现正义对犯罪进行打击与追求，经常司法工作者会将内涵遗弃不顾，支队案件极其注重案件的结果，而对案件处理的过程有所忽略，严刑逼供、违法取证与调查的是实践中常会做的违法现象;相反的有的司法人员对程序的工作过于追求，反而对收集与运用证据忽略了，错误的对事实的认定，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探寻: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互动观念西的理论

刑法间的关系不协调，不仅会造成二者间关系紧张，还会对刑法的进程有阻碍。对于刑法间的关系，不仅要摒弃对程序工作的使用，还要防止人为割裂程序法律中的天然的关系［4］。刑法和诉讼法之间是和谐的整体关系。(一)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本质上被犯罪所紧密相连。犯罪产生的原因是人与人间恶变因为利益关系而产生的，犯罪的行为会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为了消除这种犯罪行为，国家需设置法律对其进行保证。刑事诉讼无法离开刑法，若刑法失去了其所保护的对象与内容，就失去了定罪的标准，刑法就不存在其实际的价值了。(二)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有共同的价值取向。法的价值是代替法律与法现象的存在，对其进行判断与剖析。刑法的关系从价值角度看，就能够发现法律条文间的关系除了通过结合字里行间的意思之外，还相互契合其理念与精神，具有价值取向的一致性。

三、出路:刑法与刑事诉讼法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中是密不可分的和谐统一的一个整体，两种法律中互相之间无法离开。因此，不管在研究法学理论上，还是在对立法和司法的实践之中，只有找到两者良性互动的路径，才能真正的融合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一)树立形式一体化观念。观念在行动之中是先导。解决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不密切的关系，首先要重新葱观念上对两者的关系进行认识。强调与重视两者间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二)注重整体性立法。在处理两者关系的时候要对两者的关系相互配合，立法是重要的处理两者关系的基础，是很重要的。只有密切的将两者关系联系在一起，将整体意识树立起来，才能够将冲突减少，完成系统间的配合。

四、结语

不断发展的社会，在实践中也会产生很多的司法问题，刑法能够不管修改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刑法能够提供更好的对于刑事诉讼的经验，在保证法律的稳定性的过程下，协调修正案在社会实践中有很多的新问题，对于进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很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刘丽媛．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系的透析和检视［J］．法制与社会，2017(03):109－110．

［2］塔娜．论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连接关系［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37(06):84－89．

［3］殷艳梅．我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协调现状之探究［J］．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6，15(01):47－49．

刑事诉讼法范文篇5

对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问题，理论界的大多数观点认为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是“母法”与“子法”的关系。阐述这种关系的理由也几乎一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一个国家的其他法律都必须以该国的宪法为根据，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刑事诉讼法当然也不例外。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这种“母法”与“子法”关系，具体体现为宪法确定了刑事诉讼法制定权限的归属及方式、程序，宪法中确定的我国的国家性质、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国家机关的职权划分、国家机关的组织活动原则等，决定着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性质、指导思想、任务、目的、基本原则等相关内容。

上述观点强调了宪法的权威性，但只是二者关系的一种表层化、片面化的概括。首先，该说淡化了刑事诉讼法在二者关系中的能动性。在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我们不应该只关注其地位的差别，更应该重视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在运行过程中的互动。其次，该说反映的是一种共性化的关系。日前刑事诉讼理论界对刑事诉讼法与宪法关系的定性，实际上只是简单套用了宪法与部门法关系属性的一般描述方式。从而使该项研究陷于公式化、形式化、表面化。①

其实在我国，宪法对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只是在形式上是统一的，宪法的条文对刑事诉讼法有一定约束作用，但这种约束更多地体现为宪法与刑事诉讼法文本上一致性或者继承性上，当条文既定后，彼此的联系就会被阻隔开来。这是与二者的良性互动发展相悖的。我国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之间缺乏互动性，宪法作为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依据，作为诉讼程序的支撑已经早己被列入宪法条文，但互动关系却依然有待发展，刑事诉讼法应该发展成为一种“人权法”架构在宪法与刑法之间。

二、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应然关系

（一）从法律体系的框架看两者的关系

在许多法治国家，宪法在法律体系处于最高地位，被称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它不仅对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的活动具有最高的约束力，而且还直接约束法律和其他法律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生效和适用，即其他各种法律制定时必须以宪法为根据，不能违背宪法的基本精神，更不能与宪法规定的内容相抵触，否则就不能生效。作为“子法”的刑事诉讼法当然也不例外。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条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解读这种法律体系秩序的设定，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宪法与刑事诉讼法调整的领域和范围从逻辑角度而言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宪法全面调整国家问题，而刑事诉讼法只规范与追诉犯罪相关的程序和问题，显然调整的只是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②其次，宪法与刑事诉讼法规范的法律关系的重要程度有等级差别。由于宪法规范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使得宪法规范具有宏观调整效力。宪法规定着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项和根本性问题，而刑事诉讼法中调整的法律关系的重要程度明显要逊于宪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同时，在法律的规范等级上，刑事诉讼法是基本法，比宪法低一个层次。这种位阶上的差别，使得刑事诉讼法与宪法之间明显具有从属关系。因此，在法律体系框架下。将两者的关系定位为“母法”与“子法”的关系是最直接、最表层的概括。也由此表明，作为部门法之一的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密切。

（二）从宪法的属性看两者的关系

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人们为了获得生存所必要的安宁而不至于在相互仇杀中恐惧的度日，于是每人都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并且订立契约(在现代主要就表现为宪法)成立国家，这样便产生了代表主权者意志的国家权力。③依照此种观点，国家权力是来源于个人权利的，正是个人权利的适当让渡和综合才产生了国家权力。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它承认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差异，将权力作两维划分既维护作为整体利益的国家权力，也保护作为集合体的个体利益，使社会价值趋于多元化。可见宪法的本质属性应该是：“控权法”和“确权法”，即宪法一方面是控制权力，为权力可能产生的扩张甚至变异设置障碍；一方面是确认和保护公民权利。刑事诉讼法同宪法的连接正是表现在它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和对涉讼公民(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的确认和保护上。

刑事诉讼法是国家刑罚权具体化、现实化而形诸于诉讼程序的法律规范，在本质上也属于控权法，其公法性质一方面表现为国家为确认刑罚权而实行追诉与审判的职权活动；另一方面又因个人防御权的行使而涉及对自由等基本权利的保障运作。这种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协调与冲突同宪法规范具有相同的特质。宪法一方面肯定基本权利的存在；另一方面也认为这个利益可能被滥用，对他人及集体利益产生威胁，所以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潜在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刑事诉讼中由潜在变为现实。正是在此种意义上，刑事诉讼法被称为“人权宪法”、“宪法的测震仪”。因此，在刑事诉讼中，要保证社会安全利益通过追究和惩罚犯罪的活动予以维护，以及个人自由利益在追究和惩罚犯罪的活动中得以保障，就要求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在规定相关内容上保持一致，从而使刑事诉讼得到宪法保证。

从以上对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应然关系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二者的关系应该是紧密的，互动的。

三、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模式转变趋势及其原因分析

虽然世界各个国家的法律传统、法律制度迥异，但是在共同的法治化、现代化道路上，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紧密型关系模式来处理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优化权力配置和充分保障权利的实现。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模式转变的本质在于“要恢复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实体性统一，这种统一的原则是人的自由”④可以预见，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紧密型模式的普遍化仅仅是公法领域革命的开始，正是刑事诉讼程序的刚性的特质，导致其充当了公法领域紧密型模式普遍化进程中的先锋角色。

当今世界各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模式中，紧密型关系模式的普遍化正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成为一个事实。我们认为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各国更加重视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基础性地位和权威性。除了在少数的不成文宪法国家外，宪法在每个国家中的法律地位都是至高无上的，至少在理论层面上如此。宪法精神的趋同性以及刑事诉讼程序理念的趋同性，使得刑事程序规范的内容和刑事诉讼法与宪法之间的关系处理表现出某种相似性。国内法律环境的制约和国际法律环境的引领，提供了内部和外部契合的双重条件，促进了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模式朝着公共的方向转变。第二，刑事诉讼中公权力与公民的合法权利冲突不断。当今社会的现实情况是权力与权利在刑事诉讼领域中的冲突不仅没有减少的可能性，反而会随着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不断地升级。如何确保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在权力与权利直面时，二者的利益都能够最大化地实现:国家权力实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个人权利最大限度地得到保障，既是宪法的重要内容，也是刑事诉讼法的核心问题。宪法侧重对权利和权力的一般性或称为原则性的规定，因此宪法中的权利保障体系的设置也多具有总体性和概括性，刑事诉讼程序作为重要的人权保障的手段和机制，肩负着实现宪法构想，并在最为激烈的权利与权力的冲突中保障权利的任务。从这个角度上而言，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面临着共同课题，二者的靠近正是公法在构建权利保障体系过程中的必然要求。第三，普世观念对人权的重视使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更加紧密。对于宪政和法律而言，人权保障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甚至反应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影响一个国家的外在形象。人权影响下的宪法必然要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障作为首要考虑的问题。而刑事诉讼程序中对人权的侵犯时有发生，各国都在努力修改法律或出台规定对人权进行保障，并逐步发展为扩展到保障刑事诉讼中所有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的权利运动。因此基于以上所述原因，我们认为世界各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模式将向紧密型发展，中国也不例外。

刑事诉讼法范文篇6

刑事诉讼法是对经过国家认可的或者国家制定的可以调节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的统称，其目的是公、检机关在刑事诉讼人参与的情况下惩罚或揭露犯罪行为，而刑法主要用于规定刑罚、犯罪、刑事责任。因此，研究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交互作用，有利于推动我国法治社会建设进程。

2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概述

2.1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是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调整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能够对犯罪行为进行揭露、证实和惩罚。刑事诉讼法主要包括当事人和其他参与者的权利和义务、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制度以及刑事诉讼法的任务、进行刑事诉讼的流程、刑事诉讼中法、检、公机关的职权和相互关系等。制订内容明确、详细的刑事诉讼法，能够为公民的民主权利、财产权利、人身权利以及其他权利提供保障，其能够确保刑事诉讼过程有法可依，为刑法的施行提供支持，进而促使相关部门及时、准确、全面查明犯罪分子的犯罪事实，同时对未犯罪人员提供法律保障，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进而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序性，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2.2刑法。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其是当前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经济利益以及政治统治，根据自己的意志，对犯罪行为及其应受到的惩罚进行规定的法律规范的统称。刑法可以分为狭义刑法以及广义刑法，其中狭义刑法指刑法典，例如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广义刑法指所有与刑事法律规范相关的法律法规。另外，刑法还可以分为特别刑法和普通刑法，在我国，特别刑法指附属刑法以及单行刑法，就是只能对特定的事、地、时、人使用的刑法，普通刑法就是刑法典，其是指具有普通法律效力的刑法。

3导致刑事诉讼法与刑法产生交互作用的原因

分析刑事诉讼法与刑法产生交互作用的原因[1]，能够最大程度发挥法律制度的约束效果。总体来说，影响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在于法律和事实相互影响，另一方面在于实体法与程序法界限划分不够清晰。明确刑事诉讼法与刑法产生交互作用的原因，能够为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交互作用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4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交互作用

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交互主要表现在机能性和结构性的相互作用，下文将详细对这两种交互作用进行分析。4.1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构造性的相互作用。①相互制约。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互制约除了主要表现在制度内容方面外，二者在其他方面也存在制约的机制。刑法相关法律制度的实施必须依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这充分表现了刑事诉讼法对刑法的制约作用，例如刑法必须以相关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作为基础，对辩护人、毁坏证据、伪造证据进行定罪。刑法不仅能够对刑事诉讼法中对对象进行证明的相关制度进行制约，还能够制约刑事诉讼法出罪机制的形成。②相互引导。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制度和内容上具有相通的地方，刑事诉讼法对刑法的引导作用主要表现在其能够扩大或缩小刑法在实践过程中的适用范围，例如死刑，虽然刑法确定的死刑的范围没有变化，但是对死刑核准权的收回在一定程度上对死刑的适用范围进行了抑制，使其向着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而刑法对刑事诉讼法的引导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刑事诉讼法使用相关证据的方式和程序运行的方式上，即犯罪构成体系不同，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刑事诉讼法法官的判决，另外，刑法对犯罪要素的不同定位和规定，致使刑事诉讼法中使用证据的方式发生改变。③相互塑造。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制度构建可以以彼此的制度构造特点作为依据，这充分表现了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相互塑造作用。因此，行使诉刑法不同，其塑造的刑法也会存在差异，反之亦然。刑事诉讼法对刑法的塑造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如果判决刑事诉讼的主体特征不同，那么相应的法律制度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②如果刑事诉讼法的相关特征存在差异，会导致其塑造的犯罪构成体系存在不同的地方。刑法对犯罪行为进行分类的原则，会对刑事诉讼法内容的制定产生很大影响，这直接反映了刑法对刑事诉讼法的塑造作用。4.2刑事诉讼法与刑法机能性的相互作用。①相互保障。刑事诉讼法与刑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彼此制度的实施。刑法对行政诉讼法的保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刑法不仅能够监督刑事诉讼机关的相关工作，还能够规范刑事诉讼机关需要履行的义务；二是，刑法能够保证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相符合的诉讼人或其他公民进行的相关活动顺利进行。刑事诉讼法能够规范相关机关的职权，从而确保其职权不被滥用，这是刑事诉讼法为刑法提供保障的表现。以诉讼程序为代表，刑事诉讼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刑法的实施，另外，在刑法办案过程中，行政诉讼法还能够为其提供证据。②相互补充。刑法与行政诉讼法在实施过程中具有高度统一性，并且二者在实施过程中可以相互包容，这充分体现了两者相互补充的作用。刑法与行政诉讼法的相互补充能够促使彼此进一步得到完善。刑法对刑事诉讼法的补充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刑法在追诉时效方面的法律只有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才能得以体现；二是，刑法中关于进行刑事诉讼法的主体具有刑事追诉权的规定，属于刑事诉讼法的范畴。刑事诉讼法对刑法的补充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刑法具备的预防犯罪的功能，需要刑事诉讼法进行补充；二是，刑事诉讼法能够补充和完善刑法中存在的不足。③相互正当化。刑法与刑事诉讼法能够强化彼此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这充分表现了二者相互正当化的关系。刑法对刑事诉讼法的正当性表现在：刑法中关于罪行的原则及其相关法律法规都能限制刑事诉讼活动中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启动、判决和运行行为，从而为刑事诉讼法具有高度正当性提供给保障，避免刑事诉讼活动成为专断活动。国家颁布的刑罚权具备有限性，刑法自身具有正当性，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表现了刑事诉讼法对刑法的正当化作用，其中刑法中关于罪行的规范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5刑事诉讼法与刑法交互作用的限度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但是这两者的交互关系毕竟是有限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具有独立性。其中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独立性占据基础地位。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制度原理和调整对象仍存在较大差异，且两者的独立性范畴不会受到彼此的影响。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独立性是两者相互作用的限度，也是两者相互作用的前提。

6结论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法律和事实相互影响、实体法与程序法界限划分不清晰导致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产生交互作用。第二，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机能性和结构性具有相互作用，这是刑事诉讼法与刑法交互作用的主要表现形式。其中机能性的相互作用属于制度之间的辅助性制度关系，其包括补充、保障和正当化作用，结构性的相互作用属于制度间的紧张性制度关系，其包括制约、引导和塑造作用。第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独立性在法律层次中占据基础地位。

【参考文献】

刑事诉讼法范文篇7

一、经济背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逐步深化

中国目前正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阶段。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之后,经过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所确立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指引,经济改革逐步走向深入。在经济体制方面,大体是沿着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市场取向改革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的,并且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目前,已经超越了单纯突破旧体制和普遍的双轨制运行阶段,从而进入改革的中期,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创新阶段。这一论断是我们谈论一切问题的前提。在社会变革的角度上,经济关系的变动所产生的影响具有根本性,往往能够引发包括道德法律观念、政治法律制度在内的变革乃至震荡。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机制来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和调节方式。市场经济的自由性,要求各个市场主体以独立的身份、地位、资格,按照自己的意愿订立契约,进行商品交换,并独立承受其经济活动的结果。因而,意思自治是市场主体进行市场交易的一个必备条件。而意思自治的基本前提是交易主体对商品拥有处分权亦即产权,商品交换其实就是权利交换。于是,对市场交易安全的关注势必引发对公民个人权利的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行,必然培育出以个人本位为主、社会本位为辅的基本权利观念。而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则强调通过竞争进行资源配置。要使社会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和利用,必须让资源流向最能产生效益的地方。这种资源流向不是由人们的主观行为所决定的,而是由市场决定的。只有通过交换者之间的公平竞争,那些成本最低、最能产生效益的生产者才有资格获得社会资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行,必然培育通过个人努力来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竞争精神。在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换关系客观上要求交易者之间必须处于平等的地位。唯有如此,当事人之间才能相互表达真实意志,共同达成协议。市场经济体现出的平等是当事人地位的平等,即适用同一竞赛规则的平等,是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

新刑事诉讼法从酝酿到论证、修改,正处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这一变革不可能不对刑事诉讼立法产生影响,立法者也不可能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所发生的变化视而不见。一方面,立法者要正视由市场经济所激发的公民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在谋求社会安定的同时,不得不对个体权利、竞争意识和平等要求给予必要的关注。新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在法庭审理中引入对抗制因素以及为控辩对等而作出的种种努力都不能不说是出于这种考虑。另一方面,改革的成果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而经济体制改革本身所必然引起的社会震荡、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可能诱发的道德危机,这些也都有赖于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功能的正确发挥甚至强化。试想,如果安全得不到保障,财产可以被人任意侵夺,谁还能安下心来生产和交易呢因此,在加强对公民个人人身保护的同时,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放弃其强化追究犯罪功能的初衷。赋予检察机关以拘留决定权、加强检察机关对不立案的监督、第三类自诉案件的出现等等,都足以表达立法者的惩罚犯罪、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的愿望。

二、政治背景:民主化与法治化进程中的刑事诉讼法

现代市场经济不仅要求竞争自由,而且要求制度合理,其中,建立一种能够保证公正的资源分配的新型权力结构———民主的法治体系尤为重要。经济的市场化必然要求政治的民主化,这是中国进行深层次经济体制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例如“,政企分离”是企业产权独立的必然要求,但是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企业上缴利税,而不是公民纳税。如果让各级政府与各企业分离,马上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谁来养活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把政府的合法性逐步建立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从而使政府财政逐步建立在选民纳税的基础上。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法治的需求是由其自身性质决定的。市场经济推崇平等、公开、自由、竞争,其中就蕴含了建立超越血缘和地缘联系、对抗强权和特权的法治秩序的要求。近年来,民主化与法治化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党的十五大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把“依法治国”确定为重要的治国方略,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虽然从时间上来讲“,依法治国”的明确提出晚于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但是由市场经济孕育出的法治精神必然会对刑事诉讼立法产生影响。

在近现代国家政治理论中,法治解决的其实是人民意志、国家权力、法律以及公民权利的关系问题。西方学者认为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公意,人民公意通过社会契约赋予政治体以国家权力,同时也赋予了政治体以生存的原始根据。国家权力产生以后,通过行使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产生了公民权利。为了防止国家权力异化为侵犯公民权利的工具,必须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因此,法治的核心在于强调用具有最高权威、体现人民公意的宪法和法律来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以公民权利来制约国家权力。宪法是规定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根本法,在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发生了直接的对垒,刑事诉讼的进行符合宪法是法治的最基本要求。

新刑事诉讼法中体现对国家权力进行规范和制约的地方主要有:(1)取消收容审查,完善强制措施。收容审查是公安机关对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又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嫌疑或者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来历不明的人进行强制收容审查的行政强制手段。收容审查不是刑事强制措施,而是行政强制手段,虽然对查清流窜作案和来历不明的犯罪分子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存在不少问题。收容审查不经司法机关,由公安机关自己决定,缺乏监督制约机制,虽然公安部一再强调采取收容审查要严格控制,但超范围、超期限收审的情况相当普遍。这些问题的存在,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违背了宪法关于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的条款,是对法治精神的背离。我国立法机关在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同时,决定取消收容审查,将其中的有关内容吸收到刑事拘留中,纳入刑事诉讼的视野。与此同时,新刑事诉讼法加强了对强制措施的规范,表现在:一是限制了拘传的时间和方式;二是增加规定了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和期限,明确了监视居住的执行方式,防止变相拘禁;三是补充规定了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有申请解除、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2)取消免予起诉,统一定罪权,保障公民接受审判的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审判权包括对依法确定有罪的人定罪和量刑的权力,是人民法院的专属权力。与此相联系,新刑事诉讼法取消了免予起诉制度。免予起诉是人民检察院对于已经构成犯罪但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行为不经起诉审判而确定有罪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免予起诉案件中行使了属于审判权范围的定罪权,构成对人民法院审判权的小范围分割,违反了宪法规定。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现代法治社会,任何公民在面临被确定有罪的危险时,都有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开和公正审判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免予起诉的决定是未经审判程序直接对公民作出的有罪处理,剥夺了公民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以及与此相关的辩护权、质证权和上诉权。新刑事诉讼法取消了免予起诉制度,将免予起诉有条件地纳入不起诉的范围,既符合我国宪法规定,又符合现代法治精神。

(3)强化被害人、申诉人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功能。任何社会都需要公共权力来履行一定的职责,同时为了防止权力的不当行使,又需要对权力进行制约。对权力滥用的恐惧并没有导致消灭权力,这从反面说明了人类对权力的依赖。在刑事诉讼中,国家机关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无论是惩罚犯罪还是保障人权,都仰赖于国家机关正确履行职责,任何失职行为都可能导致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的虚置。为了适当矫正执法机关的不当行为给刑事诉讼政策目标的实现可能带来的偏差,新刑事诉讼法强化了被害人、申诉人行使诉讼权利的法律效果,开辟了一条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道路。主要表现在:一是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的,被害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启动审判程序;二是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生效判决的申诉符合法定条件的,可以直接引起审判监督程序。

三、国际背景:全球化趋势和国际范围内的人权斗争

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势必冲破国与国之间的界限,经济生活不再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之上。尤其是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以锐不可当之势向前发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没有谁可以象孤岛那样,与世隔绝而独善其身。”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鲁杰罗说过:“阻止全球化无异于想阻止地球自转。”经济生活的全球化一方面培育出共同的市场规则,另一方面也带动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包括法律文化的全球化趋势。刑事诉讼制度作为一国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去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和反映本地化特征的内容外,还有不少内容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反映了立法、司法活动的共同规律,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另外,近些年来,少数西方国家推行所谓的“人权外交”,以人权状况为由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内政横加干涉。在这场国际人权斗争中,一方面,我们应当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客观地认识到,我国在保障人权尤其是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方面确实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其它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有时还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对于刑事司法人权方面的不足和问题,如果不通过修订刑事诉讼法加以纠正或改变,那么它们就很可能继续成为少数国家攻击我国人权状况的“借口”或“凭证”,使我国在国际人权斗争中处于被动的境地。因此,在这种国际大气候中进行刑事诉讼制度变革,不仅符合刑事诉讼客观规律的要求,而且适应了国际人权运动的发展趋势。

新刑事诉讼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法庭审判中吸收了对抗制的因素,充分发扬控辩双方的职能作用,突出法官的中立地位,改变过去以法官职权审问为主的审判方式,扩大了控辩双方的活动空间。与此相适应,新刑事诉讼法作出了一系列体现诉讼规律的变革:

一是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明确了控方的举证责任,为被追诉者在诉讼过程中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并成为任何人受到无根据或不公正定罪的重要保障;二是改革了法院的庭前审查程序,把实体审查改为程序审查,改变了原来向法院移送原卷和全卷的作法,消除法官对案件的主观臆断。在庭前审查的处理结果上,取消了庭前对人民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的作法,凡是起诉机关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只要符合上述开庭条件,全部开庭审判,这就为法官的中立、公正审判提供了程序上的前提保障;三是在法庭审判中,对被告人的审讯和各种证据的核查以及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等主要由控辩双方出示证据,进行质证并互相辩论,双方的地方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已经具有了对抗式的色彩;四是把法院庭前对证据的调查权,改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对控辩双方有疑问的证据,宣布休庭,再进行调查。不仅把这种调查权限制在有疑问的证据的范围内,而且还建立在控辩双方举证、出证的基础上;五是将检察院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由个人监督改为机关监督,由当庭监督改为庭后监督,并且废除了原刑诉法中关于审判长只能制止当事人、辩护人对证人、鉴定人无关发问的规定,而肯定了对公诉人的无关发问也可以制止,尽力体现出庭审中控辩双方诉讼权利的程序对等,为充分发挥控辩双方的对抗性提供了程序保障。为了充分发挥控辩双方的职能作用,必须尽力缩小控、辩力量上的悬殊,赋予辩护方与强大的控诉机关相抗衡的手段。为此,新刑事诉讼法为审前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律帮助者增设了如下权利:(1)允许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并肯定了律师有条件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2)在公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的时间提前到审查起诉之日;(3)对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有权获得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的辩护;(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或法律帮助者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分别享有获取案件信息的权利;(5)肯定了辩护律师收集证据以及申请法院收集调取证据的权利。

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目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片面地注重一面而忽略另一面,必然违背刑事诉讼法的根本宗旨。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主要指的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障,但又不以此为限。有的学者认为,刑事诉讼中人权指的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笔者认为这是不全面的。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还应该包括对被害人、证人权利的保护。因为被害人、证人和被告人一样,都与实体法有关,其基本权利都可能因国家权力或司法权力的滥用而受到威胁。只有加强包括被害人、证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内的人权保障,才能抵制国家权力或司法权力的滥用。事实上,随着近年来被害人权利运动和被害人学研究的发展,许多西方国家一方面确立了被害人赔偿和社会保护制度,另一方面在刑事司法政策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被害人的权利更加广泛。可以说,自7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是被害人在刑事司法制度中重新获得或恢复权利的时代,许多国家的刑事司法政策由以犯罪人为中心,转化为强调被害人与被告人权利的平衡,并开始强调被害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平衡。另外,在我国目前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亟待完善的情况下,加强证人的权利保护无疑具有现实意义。新刑事诉讼法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贯彻保障人权的基本精神的。首先,新刑事诉讼法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通过律师的介入,不仅可以及时发现错拘、错捕,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而且可以监督侦查机关,预防、减少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二是完善了辩护制度,充分保障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新刑事诉讼法提前了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参加诉讼的时间,为充分行使辩护职能提供了时间保障,对人民检察院的审查起诉活动也起到了一定的监督制约作用。对盲人被告人和可能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人民法院也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扩大了指定辩护的范围,加强了对特殊被告人的保护。三是规定了各种强制措施的适用方式和时间,明确了羁押期限及超期羁押的后果,有利于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其次,确立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主要体现在:第一,增设了对被害人控告行为的保密权和安全保障权;第二,确立了未成年被害人接受询问时法定人到场权;第三,加强了对被害人控诉权的法律保障。控诉权是被害人的核心权利。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虽然有控告犯罪的权利,但多数情况下,控告职能由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行使,由其决定是否追诉犯罪。然而,在有些情况下,由于司法人员的工作懈怠或权力的滥用导致被害人的控诉权难以实现。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以自诉权制约司法权力的手段,在切实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同时,有效地避免了司法人员工作的懈怠和权力的滥用①。最后,新刑事诉讼法还完善了对证人的保护措施。询问未成年证人时,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

证人享有不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干扰的权利。证人不仅不受公安司法机关的刑讯逼供,而且其本人的人身和近亲属的安全也应当受到有关公安司法机关的保护。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法律后果②。

四、特殊国情:反腐败斗争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经济体制的变革必然引起包括政治体制、价值观念的整个社会的深刻变化,可以说,目前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一方面,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在新的社会潮流冲击下已经遭到严重的侵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道德基础暂时还没有形成,而市场经济对利益的追求天然地具有诱发道德危险的因素,道德沦丧似乎是市场经济发展所要付出的代价。另一方面,从典型意义上讲,社会变化总是要比规则建立过程快得多。在各种变革频繁发生的社会转型期,立法过程往往是缓慢而棘手的。法制的不健全往往成为腐败现象滋生的温床。在我国,许多公共权力部门和公共服务行业已经和正趋向腐败,突出表现在: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权力正迅速实现资本化,由原本为公众谋取福祉的公共权力异化为为个人、部门、地方、行业捞取好处的工具。从一定意义上说,现实的一些异化的公共权力部门及掌握这些权力的官员,正是通过公共权力以天文数字积聚财富,不仅严重地干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阻塞或切断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还严重地撼动了国家的民主根基,使公众丧失了对公共权力的信任感、依托感。腐败现象虽然是我国社会经济转型这一特定时期的产物,但是,腐败现象并不会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而自然消亡。相反,严重的腐败现象如果得不到遏制,就会损害正常的经济运作规律和平等竞争的法则,不仅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成了一张画饼,而且丧权亡国的历史悲剧就会在我国重演。

反腐败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但是法制仍是反腐败斗争的关键。同腐败现象作斗争,必须狠狠打击腐败分子的器张气焰。只有把腐败变成“高风险”、“难收益”甚至“无收益”的行为,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刑事诉讼法无疑是同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锐利武器。法治的功能价值不仅体现在它们预设了人们对得到平等和公正对待的合理期待,以肯定的规范和积极的作为来满足人们的这种合理期待即合法权利及利益的实现,而且还在于法治还预设了遏制人们非份欲念及侵犯他人合法权利和利益行为的禁止性规范与强制性后果,以此作为法治实现的保障。因此,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进行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必须承担起反腐败斗争的历史使命。

新刑事诉讼法在反腐败斗争十分严峻的形势下,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完善了追究犯罪的机制,强化了打击腐败犯罪的力度。首先,在总则部分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明确了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其次,强化了立案监督,确立了人民检察院对刑事案件立案侦查的决定权。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的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第三,针对腐败犯罪手段隐蔽、反侦查力量强大以及行为人有职有权、关系网密、保护层厚、信息传递快、赃物转移快、逃匿快的特点,赋予人民检察院拘留决定权,对于应付同腐败犯罪作斗争的紧急情况,意义重大;第四,为了加强同贪污贿赂犯罪的斗争,放宽了逮捕的条件,将“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的逮捕条件改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放宽了特定案件的羁押期限,就与反腐败犯罪有关的改动来说,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依照法律延长期限届满仍不能侦查终结的,经批准可以再延长2个月;最后,在刑事执行程序中强化了执行监督,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20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

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纠正意见后1个月以内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最终裁定。

五、尾论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既是在国际、国内大环境中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促成的,也体现了诉讼制度发展的基本方向。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在刑事诉讼中引进对抗制的因素,加强公民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的保护,由此引发诉讼结构的根本性变革是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基本思路。相对于我国以职权为主导的诉讼传统,改革的确是超前的。

但是,科学的立法总是超前的立法。社会生活始终是发展变化的,那么立法就必须增强预见性,以适度超前的立法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关系。建立在现实基础上并有适度前瞻性的立法,一方面能够长期适用而无需大修,使刑事诉讼法典不致于因客观条件的发展而滞后,从而保持了法的相对稳定性;另一方面能够启迪社会意识,推动客观条件的发展、成熟。可见,超前性虽然是新刑事诉讼法的特点之一,但并不必然是缺点。

当然,任何制度变革都需要条件,目前中国法治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法律制度本身而在于支撑制度的条件尚未具备。这就决定了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渐进性。刑事诉讼法中对审判委员会的保留以及对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关系的重新界定,庭前审查程序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的附送,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存疑证据的调查权的保留等均体现了这一点。渐进性反过来也决定了新刑事诉讼法的不彻底性。这种不彻底性一部分是由相关配套制度的欠缺造成的,另一部分则体现出立法者在价值取向上的矛盾心态。

刑事诉讼法范文篇8

所谓刑事诉讼法中的沉默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刑事被追诉人或刑事被追诉方)针对司法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的讯问,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沉默权制度最早源于罗马法中关于“不得迫使任何人进行反对自己的诉讼”(NemoContraseProdereTenetur)这一古老的法律原则[1]。但这一原则长期以来一直未得到真正认可和适用。在黑暗的中世纪,口供主义盛行,被追诉人有罪的供述被视为“证据之王”,具有最高之证明力,伴随而来的是野蛮的刑讯逼供现象。在此情形下,被追诉人几乎没有任何权利保障,完全沦为追诉活动的客体。

为了反抗封建压迫、维护人权,18世纪的启蒙主义运动重新提出了沉默权原则,同反对罪刑擅断、无罪推定等原则一起,成为资产阶级争取自身权利,与封建统治阶级作斗争的有力武器。

1789年,美国联邦宪法第5修正案规定“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即“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Privilegeagainstself-incrimination),沉默权制度才第一次得以确立,成为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和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随后,西方各主要国家也都先后确立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16条,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1条,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等。同时,在国际公约方面,1966年联合国制定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项庚目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做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此外一系列有关刑事诉讼的国际单项法律文书,如:《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简称《北京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等,在这些公约中均有被追诉人有权保持沉默的规定。随着人类社会民主制度的发展和人们对刑事诉讼目标认识的不断深化,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得到了世界各国广泛的承认和接受,已成为一条刑事诉讼的国际准则。

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包括相辅相成的两方面的内容:其一,不得刑讯逼供;其二,被追诉人有权拒绝回答追诉官员或法官的讯问,在讯问中保持沉默。因此与之相对应,沉默权有狭义、广义两种理解。狭义沉默权,仅指第二方面的内容;而广义沉默权还包括被追诉人不得被强迫提出证据或作出供述(即第一方面的内容),就此意义而言,广义沉默权即是反对强迫自证其罪权。只不过前者更多时候作为一项刑事诉讼基本原则,而后者更多时候作为一项宪法性权利。

本文论述的沉默权是从广义理解的。沉默权制度的关键在于无论法官、陪审团还是控方,都不得从追诉人在接受讯问时保持沉默这一事实推出对其不利之结论。

沉默权制度的广泛采用,与各国对于刑事诉讼目标的追求,及目标间发生矛盾时的取舍有密切的关系。刑事诉讼的目标,是“以观念形式表达的国家进行刑事诉讼所期望达到的目的,是预先设计的关于刑事诉讼结果的理想模式”[3]。刑事诉讼目标从总体上表现为两个方面:“惩罚犯罪”(即实体目标)和“保障人权”(即程序目标),任何一部刑事诉讼法都必然包括这两个方面,只是倾向性有所不同而已。一般而言,传统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法以保障人权为首要目标,即程序目标优于实体目标,被称为“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而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法则以惩罚犯罪为首要目标,即实体目标优于程序目标,被称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这两种模式各有其利弊,但随着刑事诉讼法理论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刑事诉讼法中经济成本与伦理成本比较理论的介入),以及世界民主、人权制度的普遍发展,各国(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开始普遍意识到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法律的根本制度和统治秩序。犯罪是一种社会冲突,而刑事诉讼法通过刑罚手段对于冲突的解决仅能从表面上解决矛盾,并不见得可以真正清除冲突主体对于法律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对抗心理,甚至还可能加剧这种对抗心理,以至引发更激烈的冲突。为了尽可能清除这种对抗性心理,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尊重被告人人格,尽量给予公平待遇和充分的诉讼权利及防御手段是重要而且必要的。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对被告,乃至全体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保障。同时,刑事诉讼的实质就是一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对抗。在这种对抗中,被追诉人由于刑事诉讼本身的特殊性,而处于原始性的不利地位,导致控辩双方的力量先天失衡。因此,大量用以增强辩方地位,平衡控辩双方力量对比的措施,如:沉默权制度、律师帮助制度、控辩式庭审制度等方式为大陆法系所吸收。沉默权制度从而成为现代刑事诉讼法的一个通行的基本原则。

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沉默权制度虽然对于保障被追诉人权利,充分实现诉讼权利平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它的确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案件实体问题的揭露。特别是在当今社会,犯罪手段、形式日趋复杂、多样化的情形下,沉默权极易被职业犯罪分子所利用,成为逃避法律制裁的一种有利“工具”,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悖离了设立沉默权制度的初衷。因此,20世纪80年代后,各国又开始对沉默权制度的行使进行修正和限制。如:198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了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两项例外,即“最终或必然发现的例外”和“善意的例外”。这两个例外虽然主要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也同样适用于沉默权,构成对“米兰达”规则的限制[4]。又如:1994年,英国通过的《刑事审判和公共秩序法》其中第34至37条,集中体现了对沉默权适用的限制[5]。此外,“辩诉交易”的广泛采用,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被追诉人主动放弃沉默权,从而也在一定意义上削弱了沉默权制度。

不过,应当说明的是,这种修改和限制,并不是彻底抛弃沉默权制度,或是口供主义的回潮,而是一种在总体上肯定沉默权制度的前提下,为使之更加适应于当前的社会情况,更好地体现保障人权与惩罚犯罪目标相统一的一种局部调整,是沉默权制度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和完善。

二、沉默权制度与其他几个重要刑事诉讼制度、原则之间的关系

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为实现保障人权、保证控辩双方地位平等的目标,设计了一系列的制度和原则,如;无罪推定原则、辩护权制度、沉默权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这些制度、原则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持、彼此补充的。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对这些制度、原则之间的关系一一予以详述。在此只能择其主要,对沉默权制度与无罪推定原则、辩护权制度、举证责任制度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些简要分析。

(一)沉默权制度与无罪推定原则的关系无罪推定原则,是指被告人未经依法确定有罪以前,应假定其无罪的原则。一般认为,无罪推定原则主要包括以下6个方面的内容:(1)证明案情的证据必须是确凿无疑的,并形成严密的证据体系,不能自相矛盾;(2)证据的来源要可靠,证据的提供者必须是知情人;(3)证据的收集方式必须合法,违法取得的证据无法律效力;(4)对于无充分证据证明的案件,法官要求做出有利于被告的判决;(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做有罪证明的义务,享有沉默的权利;(6)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充分的辩护权。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法的一个核心原则,已在一系列国际公约中得到广泛承认。《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获得辩护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被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被视为无罪。”《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项第2条规定“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经依法确定有罪以前,应假定无罪。”所以无罪推定原则事实上成为一条国际性人权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要求司法机关必须依法定程序提出确定而充分的证据,全面地收集证据,防止先入为主和刑讯逼供。

无罪推定原则认为,在法院最终作出判决前,被追诉方始终被视为是无罪的,被追诉方并不承担自证其罪的义务,由追诉方负责收集证据;而且追诉方对于证据的收集,必须达到法律规定的标准即“无合理怀疑”(beyondreasonabledoubt)。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则疑案从无。

而沉默权则强调证明被追诉方有罪的举证责任,完全应由追诉方承担,而且不能因为被追诉方沉默从而推导出对被追诉方不利的证据。所以沉默权制度是无罪推定原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无罪推定原则在举证问题上(尤其是口供)的一个具体体现。

同时,沉默权制度还强调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即反对刑讯逼供。而刑讯逼供恰恰就是有罪推定的集中反映。因为有罪推定把被追诉人视为追诉活动的客体,视为一种证据的主要来源。

崇尚“口供高于一切”的原则,因此导致刑讯逼供现象的泛滥。而无罪推定原则把被追诉方作为刑事诉讼的一方主体,与追诉方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否认了仅凭口供定案、“无供不录案”的原则,为从根本上杜绝刑讯逼供的现象和沉默权的实现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无罪推定原则是沉默权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而沉默权制度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一个重要体现。没有无罪推定原则,就不可能有沉默权制度;而缺少沉默权制度,无罪推定原则也必然是残缺不全,非完整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

(二)沉默权制度与辩护权制度的关系所谓辩护权,是指刑事诉讼中被追诉方及其辩护人有权从事实和法律上反驳控诉,有权提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材料和意见。辩护权是刑事诉讼中被追诉方所拥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的第8条强调,受刑事指控的人“有相当时间和便利准备辩护并自行选择律师联络”(乙目);“出席受审并享有替自己辩护或经由他自己所选择的法律援助进行辩护;如果他没有选择法律援助,而在他没有足够能力偿付法律援助的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费”。

辩护权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表现形式虽有多种,但就实质而言,辩护权的实施可分为两种类型:(1)攻击性辩护权;(2)防御性辩护权。攻击性辩护权行使的目的,是通过被追诉方及辩护人的积极主动行为来实施辩护权,实现与追诉方追诉权的动态平衡。体现攻击性辩护权的制度也有多种,如:犯罪嫌疑人自被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后,就有权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印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资料;律师可以与犯罪嫌疑人通信、会面等。这是一种与追诉方追诉权直接的正面交锋,表现为全部或部分否定对方证据和指控,是一种显性辩护权。但是,由于刑事诉讼实质上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对抗,双方在诉讼地位中的差异,使得双方在攻防能力上先天不平衡。面对国家机关的权威及其完备的侦控手段,个人的攻击性辩护无论如何完备,都很难与追诉权真正相抗衡。因此,被追诉方还拥有另外一种重要的辩护权——防御性辩护权。

所谓防御性辩护权,是指被追诉方运用消极的不作为行为,削弱追诉方追诉权,实现与追诉方的静态平衡,这主要体现为沉默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被追诉案件的主体,其供述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和证据力,许多时候,被追诉方的有罪供述,往往成为追诉方揭露案件的突破口和法院定案的关键。因此,被迫诉方的有罪供述,对于追诉方追诉的成立与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没有被追诉方的有罪供述,就大大增加了追诉机关侦查、举证、指控的难度,使“证据锁链”难以严密化。这就使被追诉方在己方不增加更多攻击性辩护能力的情况下,成功地削弱追诉方的侦控能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被追诉方与追诉方对抗能力的先天性不平衡。因此,沉默权是一种静态的、隐性的辩护权,其虽然不为一般人所理解,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却是一种更重要、更基础性的辩护权。

(三)沉默权制度与举证责任制度的关系举证责任制度即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它是指指控被追诉人所犯罪行成立与否的证据主要由何方提出。有罪证据的举证责任分配,在不同的诉讼模式下,有着不同的做法。在封建纠问式诉讼模式及资本主义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早期,有罪证据举证责任是由追诉方和被追诉方共同承担。不仅追诉方负责收集各种有罪证据,而且被追诉方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客体,也承担着配合侦控机关获得证明自己有罪证据的义务(多表现为负有“如实供述”义务)。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口供成了举证的关键,形成以“口供为中心”、“无供不录案”的极端做法。在这种情况下,被追诉方不仅协助追诉方分担了一部分举证责任,有时甚至反而成为有罪证据举证活动的主要一方。而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及现代经改良后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有罪证据的举证责任一般均由追诉方承担,被追诉方不负有证明自己有罪的义务(当然在少数情况下,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追诉方仍负有一定的举证责任)。由此可见,沉默权制度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

(四)沉默权制度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关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又称“毒树果实”规则,是指对办案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利用其他不正当方法取得的证据,排除其证据资格的规则。其适用范围主要限于言词证据,对实物证据则有不同做法。英国、法国、德国主张依违法的严重程度及排除违法证据对国家利益的损害程度,进行利益权衡,决定取舍;而美国则实行完全排除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主要体现程序目标高于实体目标的现代法治观念。对于通过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的口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主要因为这是对自白任意性规则的破坏。

所谓自白任意性规则,是指凡通过违法或不恰当方式或手段取得的,并非由于陈述人自由意志的自白应予以排除,对自白任意性有疑问也应排除。而沉默权制度作为一项原则,首先就反对通过强迫手段获取口供。这里强迫手段可作为广义理解,即各类刑讯逼供、欺诈、威胁等违背被追诉人真实意志的手段。其次,沉默权作为被追诉方的一项权利可以被放弃,即被追诉方可以进行有罪供述,但这种供述必须是自由意志的选择。所以,沉默权制度本质上已暗含了自白任意性规则。就此意义而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沉默权制度是紧密相联系的。没有沉默权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不全面;而没有证据排除规则,沉默权制度就失去了保障,成为一项无法实现的“空洞化”权利。

三、沉默权制度与我国刑事诉讼法

199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事诉讼法”)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较之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新刑事诉讼法吸收了许多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内容(尤其在庭审程序上),体现了一种“当事人主义化”的趋势,其中包括无罪推定原则的许多因素(但未完全采纳无罪推定原则),如新刑事诉讼法第12条、96条、157条、162条等。但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仍然保留大量的超国家职权主义因素,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当事人如实供述的义务;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的限制;以及未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此规则在后来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做了不完全的规定)。因此,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体现了一种超国家职权主义为主、当事人主义为辅的混合诉讼模式。但是,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刑事诉讼法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完善,可以预见,保障人权作为一项刑事诉讼目标,将越来越被重视,刑事诉讼法中当事人主义的理念必将得到进一步强化。同时,我国于1997年10月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10月又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公约,尤其是后者涉及大量的刑事诉讼原则,如:权利平等原则、司法补救原则、无罪推定原则、辩护权和司法援助原则、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对未成年人特别保障原则等[7]P512-526。由于这两个公约已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批准,体现了一种世界各国的共识,代表一种普遍的价值取向,可以被认为是有关于刑事诉讼法的国际准则。一旦我国批准了这两个公约,依据“条约必须信守”这一古老的国际法规则,除非我国作出保留的条款,否则我国均应遵守,这就出现了一个我国刑事诉讼法与国际刑事诉讼原则接轨的问题。应该肯定,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在很多方面都吸收了当今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中许多通行、甚至较先进的制度。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在关于保障人权方面的有关制度方面,距国际通行标准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沉默权制度问题。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与实践中是否规定了沉默权制度的问题,在法学界存在不少分歧。许多人认为,根据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及我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以及我国并未规定实行沉默权制度。笔者认为,我国虽未明文规定实行沉默权制度,但是通过参加国际公约,以及立法和司法解释等方法,我国已部分地接受了沉默权,并在事实上确立了“部分沉默权”制度。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已参加了《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该公约规定了少年刑事被告人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我国在加入该公约时,并未对此条款作出保留,因此根据“条约必须信守”原则,我国显然已在少年刑事被追诉人中适用沉默权原则。

(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同时在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修订后的刑法中还规定了暴力取证罪。而沉默权的两个基本内容其中之一即是禁止刑讯逼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沉默权制度在我国已得到部分实现。

(三)根据1998年9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和1999年1月1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均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或指控犯罪的根据。这实际上是在口供问题上确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如前所述,这项规则为沉默权制度的适用提供了一项基本保障。

(四)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里仅规定“·侦·查·人·员”,而没有规定公诉人员和审判人员。显然,如果严格依字面意义解释,“如实回答”则仅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所承担的义务。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认为,这实际上就是暗示在起诉、审判阶段,被告人具有沉默权(至少法律上没有明确的相反规定)。

(五)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同时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削弱了口供主义的“口供为中心”、“无供不录案”的陈规,为沉默权制度的适用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六)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里的“证据”,自然应包括被追诉人的供述。因此,可以假定被追诉人如果拒不交待(即“保持沉默”),侦查人员又无法通过刑讯手段或其他非法的方法迫使其“交待”;而其他证据又难以形成严密的证据锁链,法院则只能作无罪判决,而不能因被告人拒不交待或拒不认罪而作出对其不利之判决。这种可能性事实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并为许多被追诉人所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因此,这也可以视作沉默权制度在我国的一种扭曲的反映和适用。

(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何为“与本案无关的问题”,以什么标准判断?这是一个主观性的问题,而这种判断的标准显然由犯罪嫌疑人自己决定。由此可以认为,犯罪嫌疑人对于他自己认为与本案无关的讯问,即享有沉默权。这相对于完全意义上口供主义的有问必答,甚至屈打成招的现象有很大的不同。由此可以认为,这条规定实际上已吸收某些具有沉默权意义的因素。

综上所述,沉默权制度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已有部分体现,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被追诉方“协助”追诉方查明案件事实的角色,并加强了对被追诉方的权利保障。我国实际上已吸收了沉默权的若干因素,形成了没有明文规定的、事实上的“·部·分·沉·默·权”制度。

四、关于沉默权制度

刑事诉讼法范文篇9

关键词:刑事诉讼;实施问题;对策

从我国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以来，条款越来越人性化和具体化，对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作了详细的说明，尤其是在2003年中国刑事诉讼法研究会上的代表们对刑事诉讼法的理论研究，更加充分说明了刑事诉讼法在法治社会中的重要性。所以，对于刑事诉讼法问题和对策进行研究十分必要。

一、刑事诉讼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关于司法解释问题。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法律适用作出的解释，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确定性，这也使得司法解释在刑事诉讼中存在不小的弊端，刑事案件是多种多样的，其构成要件和结果未必有固定的联系，但司法解释无法兼顾所有情况，笼统地概括几大范畴，对一些特殊的案情是无法考量的，最终判定又是根据司法解释为标准，使得解释过于客观片面，没能发挥法官的自由裁判权。(二)关于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进步，但非法证据排除这一制度一直得不到有效地实施和执行，在排除证据的适用解释上存在许多的差异，法官的判断水平、证人言辞的可靠性以及对非法证据本身的范围限定皆是容易变化的，社会、政治以及道德准则均能改变排除适用的评价角度。因而，非法证据排除一直处于不稳定的适用状态，标准因为案件性质和案件背景时常存在较大差异，难以统一。(三)关于行政证据的适用问题。首先，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法院的主体地位难以得到体现，主动性受到一定的限制和制约。法院拥有收集证据的权力，却没有义务，故而在证据收集过程中，难以保障当事人的全部合法权益。其次，证据效力的判定是确定的，这对于个别特殊案件的证据效力可能存在不公的现象，致使定罪存在偏颇。最后，行政主体多元化，证据准则却是单一的，使得证据判定固定化。(四)关于辩护制度问题。刑事诉讼的辩护制度是对犯罪嫌疑人给予的一项保护制度，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但在实际实行中确实存在缺陷和不足。在侦查阶段，律师在调查取证问题上存在很大的阻力，各项时间、空间以及人物的限权，让取证进行的十分困难，错过绝佳取证时间。再则就是限制律师的阅卷方式和手段，造成某些证据难以保存。最后，律师的辩护意见时常被反驳，有失公正。

二、形式诉讼法实施对策阐述

在对以上的四点问题进行分析后，可以分条对每一问题制定相关对策如下:(一)在对司法制度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在国家司法管理层面和地方司法管理层面存在管理权和解释权分割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某一司法条例实施过程中解释权的归属上存在态度不一致的现象，由于我国拥有33座行政区划，每一地方都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和风土习俗，而中央在领导各地方时必须考虑到地方之间的差异性和协同性，做到和而不同。(二)在对刑事诉讼案件中的非法证据进行排除的过程中，每一案件都有与之相互匹配的证据来对诉讼提供有力的分析研究，而在此过程中，对于证据的正常分类来说，不同的案件要有基本的证据分类统计，尤其是非法证据的分类。这样不仅有利于诉讼的进度，更有利于法制的完善。(三)在对行政证据的定义和分类过程中，国家对于证据的表述似乎存在含糊不清，分类不明的问题，但从实际的行政诉讼案件中，每一种诉讼案件产生的证据都不相同，并不能提供一套十分完善的证据分类细则，更多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对案件中产生的证据进行获取和收集。(四)在对刑事诉讼案件中律师的权力明则的过程中，很明显发现在取证过程中存在律师的权力范围不明确的问题，因此国家应将律师的取证权进一步明细。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本文列举了对司法的解释权问题，非法证据排除问题，行政证据定义问题和律师的取证权问题，针对以上问题，进行对策研究，得出了以下四点对策:1、在对刑事诉讼司法权的解释上应做到“和而不同”;2、在对非法证据的排除时要进行正确合理的分类;3、在对行政证据的定义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具体问题进行细分;4、在对律师的取证权范围的界限界定过程中，要严格划分必要的权限，避免漏网之鱼。总之，未来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会更加完善，社会会更加稳定。

［参考文献］

［1］程雷，王满生，葛琳，邵劭，张品泽．刑事诉讼法的实施、问题与对策建议［J］．法治日报，2013(12):1－2．

［2］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研究中心．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的若干建议［J］．政法论坛，2014(6):4－12．

［3］汪建成．《刑事诉讼法》的核心观念及认同［J］．中国社会科学，2014(2):130－207．

刑事诉讼法范文篇10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案例教学；能力训练；法律实践教学

根据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关于坚持德法兼修实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强专业、重实践被列为高等法学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举措。而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面对其他专业和学科交叉内容的强势入侵、实务技能及应试技能社会培训的蓬勃发展，作为法学人才培养核心要素的大学课程，其设置怎样的专业培养目标，选择怎样的实践教学侧重，才能筑牢学院教育之本、强化本科教育之要，无疑值得深思。一直是法学专业主干课和必修课的刑事诉讼法，当然也不例外。笔者认为，要把该门课程建设成为金课，满足“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金课标准，需要依托以能力训练为导向的案例教学法，即借助经科学规划的刑事诉讼案例体系，使课程内容反映前沿性，教学形式呈现互动性，真正实现对学生解决复杂法律问题之综合素养和高级思维的培养。

一、刑事诉讼法的教学发展痛点

1.刑事一体化的深度展开。自域外的李斯特教授19世纪提出“整体刑法学”、耶塞克教授1979年提倡“一个屋檐下的刑法学和犯罪学”，到储槐植教授1989年在我国首创别出新意的“刑事一体化”概念，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现实运作、个案处理及学术研究中具有紧密联系的观念已经取得共识、深入人心。但在教学层面，受多种因素限制，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井水不犯河水”的现象仍较为严重。前者多埋头于关于犯罪、刑罚的讲授，后者一般只关注对事实认定、程序规则的解析，这就使学生在理解刑事法问题时会出现实体与程序的裂解，学而难以致用。而作为一般开设在刑法课程之后的刑事诉讼法课程，其课堂教学无疑就要肩负起跨越鸿沟、贯通融合的重任。2.程序正义价值的独立性。作为一门程序法课程，刑事诉讼法的教学需要阐明法律程序具有独立于实体结果的内在价值。换言之，教师应当经由授课让学生充分理解，诉讼程序的运转具有保障诸如人的尊严和自主性等重要价值的独立作用，而不仅仅是为了实现或维护诉讼程序在形成所谓正当、合理的实体结果方面的有效性和有用性。但我国社会存在着明显的“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学生在接触刑事诉讼法这门课程之前，学习的内容也多是实体法知识，这就使他们一般较难理解“程序正义属于法律程序本身的内在优秀品质”，更多是秉持一种工具主义立场，把保障人权、维护正当程序的意义归结于“为了获得普遍的、而非个案的实体真实”。经验还表明，面对实践案例，学生习惯于从结果是否正确、合法以及适度裁量等角度去分析实体正义的实现问题，但对于程序正义的基本构成要素以及分析路径、思考逻辑较为陌生，这就要求教师注重对学生因循守旧的思维体系予以重塑。3.社会分工下的教学调整。关于法学教育的基本导向，国内教育界曾存在多种判断。传统上多认为法学教育是一种素质教育，主要采取以传授知识为主的素质养成型教育模式。随着对域外教学经验的借鉴以及实践教育改革的积累，职业教育的权重日益增强，即强调指向学生实践技能、操作技巧的职业训练，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建立和统一国家司法考试的设立就是标志。初期，弥补课堂理论与司法实务之间缝隙的工作主要由高校承担；近年来，各种新型的社会性培训机构逐渐发展壮大，理论知识距离实践工作的“最后一公里”，开始由这些更加专业、且有求必应的司法考试培训机构或律师实务培训课程“接手”。其专责指导学生、学员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应试技巧及实操技能，包括关于繁琐刑事程序条文的记忆方法或如何会见、阅卷、辩护的操作指引。我们不禁要思考，当纯粹的刑事诉讼实务技能培训慢慢淡化、甚至退出学院教育的领域时，立志于培育博雅之才的高校法学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又应在刑事诉讼法的教学上作出什么有针对性的调整？4.跨学科内容的交叉碰撞。刑事诉讼法课程的一大特征即综合性很强，不仅本身涉及程序法、证据法、法庭科学等不同知识的交叉运用，且随着诸如逻辑学、经济学、心理学、统计学和信息科学、人工智能等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刑事诉讼法的碰撞融合，其学科体系不断得以丰富。以刑事证据部分的课程内容为例，除了基本范畴、基本原则、证据的理论分类、法定形式和有关证据规则，一般还包括侦查取证、证据调查以及司法鉴定等专业性知识。作为通识性的法学课程，刑事诉讼法虽不会以侦查技术或证据技术为中心，只是对跨部门、跨专业的相关内容做介绍性的讲授，并引导感兴趣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再去深入挖掘。但面对这些专门领域的冲击，我们仍需反思刑事诉讼法的教学局限和边界，以进一步在课程上集中并凸显法学专业教育的比较优势。

二、刑事诉讼法的培养目标侧重

1.“三位一体”中的能力养成。刑事诉讼法教学的重要使命，在于引导学生掌握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开拓学生的视野眼界，并提升学生解决法律实践问题的基本能力，即实现知识、视野和能力三方面的养成。具体来说，对于知识传授，除了课本、教材里较为固定的知识点，课程中还有必要将我国法治实践的最新经验和生动案例引入课堂，及时转化为教学资源。而对于视野开拓，则可灵活采取历史溯源或比较考察的方式，在讲授某一刑事诉讼问题时，就其产生、发展的脉络以及相关的外国制度、理论也进行适当引介，使学生能够围绕程序正义理念、程序构建逻辑、程序性制裁等较为抽象的知识点体系，形成立体性认识、加深体系化理解。这种视野延展也能一定程度上缓释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实体法与程序法在两大法系走向上的裂解，便于学生把握相关改革举措的初衷及后续调整缘由。相较知识和视野，关于刑事诉讼素养的能力孵化无疑是更为重要的课程目标。如果说，知识讲授与视野拓展于学生来说是“授之以鱼”，那么，提升学生运用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具体规则娴熟分析并实际解决程序法或证据法等问题的能力就是“授之以渔”。法学是世俗的学问，在刑事诉讼法领域，那种扑面而来的“活生生的现实感”尤为强烈。面对生动鲜活的司法实践，丰富的理论知识、前沿的理论视野，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学生恰如其分地适用刑事诉讼法规范的实际能力，尤其是在我国实然的法律规定与诉讼应然的理论要求间存在一定背离时，缺乏程序性逻辑框架和思维习惯的学生，一旦遇到具体问题，往往就会变得束手无策。例如，控审分离是现代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它要求法院审判权的行使边界应当限于公诉机关指控的范围。该范围包括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和犯罪事实，但是否涵盖公诉机关对于被告人行为所作的法律评价则有不同认识，而公诉机关指控之罪名与法院依法审理后宣判认定之罪名不一致的情况在实践中并不少见。此时，就需要引导学生从罪刑法定、独立审判权角度讨论实务做法的合理性依据，同时从不告不理、法院中立、辩护权保障角度评析其不足之处，进而归结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对立统一关系，并在兼顾与妥协中为实务做法提出需要遵循的必要操作程序。2.刑事诉讼领域的能力要求。经过多年发展，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断裂、理论传授和能力培养的分离等顽疾虽然在刑事诉讼法的课程中已有好转，但由于对学生实践能力的核心内涵和具体要素缺乏总结提炼，导致未能对教学内容的设计及教学方法的跟进形成有效指导。就此而论，高校刑事诉讼法课程所聚焦的课堂能力教学，有必要落脚到对学生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质言之，就是将运用基本概念、诉讼规则及程序理念，按照有规律、有套路的分析路径，有条不紊处理刑事诉讼问题的逻辑思路和相关技巧等，真正融入学生的思维习惯，使之能够根据实际问题下的不同情境，选择适宜方法、剪裁理论依据，并对具体知识点重新排列组合，做到活学活用。这是刑事诉讼法课程立足程序与实体的深度一体化发展、程序正义的独特解释性路径而进行适度“加法”，并在社会性培训机构的分工、跨部门交叉学科的新兴面前予以必要“减法”后，所需要给予的教学目标侧重。进一步看来，关于刑事诉讼的基本能力可细化分解为三个方面。一是对刑事诉讼问题有体系、有逻辑的分析和处理能力，这得益于规范性程序思维的塑造。证据法与程序法有自身独特的专业术语，但公诉意见、辩护意见等显然不是专业术语的简单堆砌，僵化地背概念、记法条并不能处理刑事诉讼问题。学生只有在理解这些专业术语的“排列组合”规律，掌握用诉讼领域的法言法语表达观点的基本“语法”后，才能真正进入法律共同体的统一“对话语境”。二是正反对抗的说理能力，它有赖于对不同裁判理据、各种论证方法的深入领会，以及理性、中立思维方式的建立。例如，对检察机关为被告人利益提起的抗诉应否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约束这一问题，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不告不理、同案同判、程序便利、禁止不利变更以及立法解释、体系解释、刑事政策等角度，分别得出不同结论，提高学生综合运用构成程序正义的相关基本要素来填充思维、支撑结论的论证能力，做到以理服人、且言之有物。三是在原始的、大量的法律材料中识别问题，并分辨其真假和主次的能力。有的案件之所以疑难、复杂，往往在于证据信息、法律关系盘根错节，导致关键性问题被层层遮盖。而所谓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脱节，很多情况下就表现为能够对明确的提问给出答案，却不能把隐藏在海量材料中的法律争点快速甄别出来、并进行重要性排序。由此，连问题本身都无法发现，又遑论展开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呢？

三、案例教学的能力训练导向

1.适配能力训练的实践教学。既然明确了刑事诉讼法的教学目标，那么，教学方法显然也应与之相适配。此时就需要注意，对法学教育来说，知识和视野确实能够借助“老师讲课—学生听课”的传统方式传递，但法律思维能力的提升，却须仰仗长期训练才能在潜移默化中获得。这自然要求提高以能力训练为导向的实践教学的比重。应当看到，法学实践教学的形态多元，根据是否在校内开展、是否在课堂上进行等不同维度，可做出对应的类型划分。刑事诉讼法作为在课堂内讲授的专业必修课，通过教学方法的调整来实现法律实践教学最为可行，而其中公认的主导型教学方法即为“案例教学法”。可以说，与其他学科相比，法学教育与案例教学法之间本就存在着一种天生的亲缘关系。学者的考据表明，以案例为教学载体的教学方法自古有之，现代的案例教学法则一般认为由哈佛大学法学院前院长兰戴尔（Langdell）先生首创，于1870年前后最早应用于法学教育中，并逐渐拓展至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的教学活动中。案例教学法的本质，就是借助以典型事件为基础所创设的真实或虚拟的情景，引导学生发现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锻炼学生将理论知识准确定位、投射到相应问题中，强化其演绎性、归纳性的推理思维和概括、表达、辩论、说服等方面的能力。2.现有案例教学的不足剖析。具体到刑事诉讼法课程，案例教学的任务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课程安排，使之与理论讲授实现无缝衔接，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恰当放置在经典型化处理的案例情景中去适用和打磨，加强学生应对证据问题、程序问题的实践能力训练。其实，自案例教学方法上世纪90年代起进入我国法学教育的舞台，刑事诉讼法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也很早即开始采用该实践教学形式。经过一定时间的探索和发展，面向刑事诉讼法的案例教学已走出那种简单举例教学的误区，而集启发式、参与式、互动式教学于一体，但是在训练性上仍有较大不足，尚无法形成呈阶层、有递进的训练体系。

四、案例教学的研习训练体系

由前述分析可知，成功的案例教学，无疑需要刑事诉讼法课程的组织者通过对课堂探讨案例之方向和进度的把握，为学生提供足以进行思维锻炼、潜力挖掘的训练平台。更重要的是，相关研习案例应围绕不同的能力内容，形成各有偏重、相辅相成的训练体系。具体包括：1.规范性程序分析的能力训练。培养学生有逻辑、成套路地分析法律问题，摆脱散乱的、不成体系的、乃至关键词式的思维方式，是案例教学的第一阶段。这种将概念与理论“归入”相应分析框架，训练学生运用该规范框架对具体案件进行全面分析的教学法，是德国学界通行的“鉴定式案例分析法”。刑事诉讼法的知识点一般较为零碎，故多被认为内在联系性不强，难以提炼出可推而广之的分析范式。但实际上，程序本身的法定进程和证据认定的明确标准，意味着刑事诉讼领域也能形成在逻辑上具有严密外在形式的分析方法。例如，对案件管辖问题可按照“立案管辖—级别管辖—地区管辖—指定管辖—管辖异议”的路径顺序进行；对事实认定问题则可遵循“运用证据能力规则排除不可采的证据—定罪量刑的事实是否都有证据证明—运用证明力规则审查证据的真实可靠性—综合经查证属实的现有证据判断对所认定事实可否排除合理怀疑”的处理范式展开。那么，配套该鉴定式规范分析能力训练的案例，就要包含足以涵摄整个逻辑链条的较多的问题点。例如，在编写涉及管辖知识点的教学案例时，应当既包括立案管辖的交叉、又有一人犯数罪情况下的级别管辖适用，既包括因犯罪地较多出现的地区管辖争议，也有指定管辖引发的异议问题。由此，即可训练学生依照标注有前进方向和基本步骤的思维导图来分析刑事诉讼案例，帮助其克服普通人面对个案时往往存在的思路混乱、凭感觉、情绪化等毛病，避免出现遗漏，保障审查的完整。2.多角度论证说理的能力训练。法治是理由之治，法学是一门论证性的学科。只有能够使说理过程“可视化”的观点，才是具有说服力与可接受性的观点。关于刑事诉讼问题的结论同样应当找到正当化依据的支撑，因此，锻炼学生运用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等基本方法，讲深、讲透争议性较大的程序或证据问题，就成为案例教学旨在实现的第二项目标。适宜该阶段的案例所要覆盖的知识点不需要很多，但应具有较大的理论体量及论述空间。此时，教师可考虑设计两种不同类型的研习案例。一方面，是存在正反结论的案例，从而让学生展开“左右互搏”的逻辑训练。例如，就辩护律师与委托人在辩护观点上发生分歧与冲突的案例，可以先指导学生准确定位于有关独立辩护理论的探讨，继而要求其从支持观点出发论述独立辩护存在的合理性，再从反思视角切入分析这种独立在逻辑上的缺陷与实践中的消极后果，最后启发学生基于全面剖析形成坚持独立辩护、或彻底否定、抑或设定独立限度之观点，并给出充分的支撑理由。另一方面，则可编写结论同一、但内含多种解释路径的案例，以便开拓学生的论证思维，避免分析问题时的墨守陈规、一叶障目。例如，近年来常见诸报端的陈年旧案得到侦破的案例，就是引导学生讨论追诉时效问题的理想素材。其虽然一般可利用时效延长制度及例外规则作出处理，但其实还有培养学生检索资料能力、法律解释能力的很大空间。即可以让学生广泛地查找与追诉时效有关的刑法条文、司法解释、批复答复意见等规范依据，梳理其位阶；以及指导性案例、公报案例、审判参考案例等判例依据，比较其裁判要旨；据此再综合运用文理解释、论理解释等，厘清条文中“逃避侦查”、“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超过追诉期限的”的相关意旨，阐述不同理解；最后，归结到“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适用范围，使学生充分领会程序法溯及力与实体法溯及力的区别。3.全方位识别争点的能力训练。经过人为裁剪的案例，法律争点较为明显，而在司法实践中，影响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定性的“题眼”往往隐藏在大量的信息材料中，高效梳理案情、敏锐甄别要害情节并对相关问题进行重要性、逻辑性排序，也是一项值得锻炼、提高的基本能力。针对于此的案例教学就需要借助真实的刑事案卷展开。这是结合情境式模拟、更贴近实际场景的案例教学的高阶形态，故宜安排在刑事诉讼法课程的后期进行。开展案卷教学前有必要先向学生介绍阅卷的原则、一般顺序以及摘录法、列表法、图示法等主要方法，随后发放具体案卷，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充分阅卷，按分组情况撰写举证、质证提纲与公诉、辩护意见，再回到课堂进行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的演练。最后，由教师围绕学生的问题发现、策略选择、实战表现等方面予以讲评，并对该案卷关联的重要、疑难知识点作出理论升华。当然，受刑事诉讼法课程本身的课时所限，案卷教学的开展宜精、不宜多。一般来说，可有针对性地分为一审案卷与二审案卷两类，前者以起诉书为中心，后者则以一审判决书为焦点，以点拨学生更快熟悉并有效掌握不同刑事诉讼阶段的惯常思维套路。同时，所筛选的刑事案卷应是疑难问题分布于实体法、证据法及程序法的综合性案例。例如，笔者挑选使用的某一挪用资金案的案卷，就既有程序争点（办案机关对案件是否具有立案管辖权），又包括由此导致的证据问题（若办案机关确属违法立案侦查，那么取得的证据材料是否属于非法证据、应否被排除），还存在实体问题（案件是否应定性为股权转让中的民事纠纷）。该案卷教学训练就成为了连结实体法与诉讼法、链接刑事理论与司法实践、及贯通知识理解与能力提升的关键纽带。

五、结论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课程面临的教学发展痛点，要求其培养关注点应当向规范性的分析框架、多角度的论证说理和全方位的问题甄选三种基本能力的养成方面侧重。这就离不开案例教学提供教学方法上的支持。案例教学在法学教育中早已不属于新鲜事物，只是过去多局限于对典型范例单纯的文本式呈现，或变为发现参与者个体之闪光表现的参与式表演，而缺乏将学生逻辑不足、思辨乏力、焦点模糊的思维方式，扭转成经得起实例考验的成熟法律思维体系的训练内容。同时，以前述三种能力的训练、培养为导向的案例教学转型，也是使刑事诉讼法课程具有新时代高等教育所要求的“两性一度”，能够充分体现学生参与和师生互动、着力提升学生综合法律素养和高级法律思维的重要进阶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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