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刑事法律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8 06:27:40

刑事法律

刑事法律范文篇1

所谓刑事法律援助又称刑事法律救助、法律扶助制度，“就是在刑事诉讼领域中保持控诉平衡、保障社会弱者平等诉讼机会的一种实现司法正义的制度设计。简言之，就是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具体的说，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为贫穷的、无力支付法律费用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免费提供辩护或的制度。”[1]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实现司法公正和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的一个重要尺度。

刑事法律援助是一种国家行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化法制国家必须承担的一种国家责任，是公民享有的一项社会基本保障权利，是司法为民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保障人权的一项基本内容。司法人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援助本质上是保障司法人权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的重要措施。法律援助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服务资源进行再分配，以保障贫弱残者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所限而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实现自己合法权益。

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史

刑事法律援助萌芽于十五世纪末期的苏格兰王国，一度创立了穷人登记册，在册者若提起诉讼，则可免费得到法律顾问和人的帮助。法律援助发展于二十世纪中叶，绝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陆续建立和完善了现代法律援助制度。其内容从刑事诉讼扩展到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其对象从为穷人服务扩展为中产阶级服务，其形式从法庭扩展到预防性服务，提供援助范围已涵盖国家法制运行的各个环节的不同层面的层次，已从保障穷人公民权利发展到福利型福利社会保障制度。[2]把法律援助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成为一种国家福利性质的制度。作为建立和完善法制象征之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量力而行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法律援助制度。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五十年代开始，法律援助虽然没有作为一项完整的制度提出和建立，但有关法律援助的一些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在当时的法律法规中已有体现。例如1954年我国颁布的第一部《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了法院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指定辩护人为被告人辩护。1956年10月20日司法部的《律师收费暂行办法》等文件中，规定了律师免费或减费给予法律帮助的具体案件范围。1979年以后，陆续颁布实施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律师法》等法律。

我国从1994年开始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并先后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进行了法律援助的试点工作。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率先规定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内容。同年5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又以专章对法律援助作了规定。目前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管理。1997年5月26日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成立且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同时揭牌。法律援助中心负责对全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进行宏观管理与政策指导。

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它理顺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国家的首要、最基本的职能，就是要保护每个公民的权利。而在刑事诉讼领域内，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有其保障人权的功能。[3]应该说，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在使公民获得平等的司法保护，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诉讼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已成为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三、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

由于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尚处于初创阶段，法律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规定过于原则，又未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对于进行援助的程序、方式、资金保障及拒绝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责任都缺乏统一明确的规定，致使实践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刑事法律援助的机构和人员不配套。虽然经过7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远远不能适应刑事法律援助的需要。（二）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不足。目前绝大数地方仅仅只能解决专职法律援助人员的工资和少量办公经费，而业务费用和福利费用则严重匮乏，大多数地方的社会执业律师不仅要义务承办案件，而且要由自己或律师事务所承担办案经费。（三）一些法院不依照法律规定，存在超范围指定援助辩护、指定时限过短、指定形式不规范、重复指定等问题。（四）极少数律师接受刑事法律援助后，不到法院阅卷，不会见被告人，不按时出庭，在庭审过程中不尽职尽责地提出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有的律师在庭审中只是敷衍了事地说几句要求从轻、减轻处罚的话，被告人合法权益难以得到维护。

四、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作用

法律援助是直接以保障弱势群体人权为使命的一项法律制度。所谓弱势群体是指受经济、健康、自由等诸多因素制约的社会群体，他们在享受和实现各种社会利益上往往受到现存条件的限制。[4]在司法体制的视角中，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服刑囚犯、刑满释放人员、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以及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如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一样，也是急需尊重和关注的对象。刑事法律援助制度通过对急待法律帮助的弱势群体提供免费优质的法律帮助，对于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缓和社会矛盾；发挥庭审功能，促进普法与法治；增进刑事法律的亲和性、感召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体现国家对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切实保障，为了消除法定权利的平等与保障权利实现的经济条件下不平等的矛盾。国家对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保障实现其应有的合法权利，从而在司法体制上完善诉讼民主机制，保障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二）切实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实现司法公正，请不起或者没有聘请律师对于刑事案件当事人来说，也许损失的只是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对于国家来说，受到损害的却是司法公正的原则和形象。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有利于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切实保护妇女、未成年人和盲聋哑残疾人等社会弱者群体的合法权益。

（四）完善法制，保障法律规定的社会关系的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在于减免当事人的费用，使其获得法律帮助，还在于最大限度地避免法律调整和规范的死角，从而切实保障法律所规定的社会关系得以实现。

五、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几点建议

刑事法律援助是国家为特殊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调协的防护墙，为更加全面有效地提供刑事法律援助，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机构的功能，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援助方式多样化。在继续坚持指定辩护等援助方式外，还需提供必要的法律咨询。要改变现阶段被动性的援助方式，法律援助部门除坐等法院的指定和申请人申请外，还需对自己认为需要援助的对象进行援助。此外，还可以实行律师值班制度，及时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

（二）完善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置。目前，我国虽已建立经编制部门正式批准的援助机构2000多个，但仍难以适应刑事法律援助发展的需要。对于完善援助机构的设置，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单独设立以“法律援助中心”命名的援助机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对现有的国办律师事务所进行“转向”改造，在重新组建和规范的基础上，使其成为由国家核拨编制和经费，专门从事公益性法律服务的机构。[5]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第二种观点，更具有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这是因为：首先，现有体制之外再广泛地设立一批法律援助机构，将给国家造成较大人力、财力负担，而少量的法律援助机构又不足以推动整个社会化法律援助活动的开展。其次，国办律师事务所是我国最早设立的法律服务机构，在长期的专业法律服务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利于全面展开法律援助工作。

（三）扩大援助人员范围。目前，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实施主体仅仅为律师，据称这是为了为当事人提供良好的法律服务，保证援助的质量。但是，如前所述，由于受人员数量的限制，法律援助的质量反倒无法保证。此外，为改变我国现阶段法律援助的现状，政府已经开始尝试设立公职律师，但毕竟规模小、人员少，作用有限，绝大部分援助案件还是由社会律师来完成的。因此，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事务所要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但仅有这两家是不够的，还要发挥非政府机构的作用。

（四）重视对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援助。如前所述，我国目前重视对审判阶段被告人的法律援助，忽视了对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援助。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由于犯罪嫌疑人没有沉默权，而是负有如实回答侦查机关的义务，并且法律规定的“与案件无关的问题”在实践中又无法加以判断。这种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为侦查机关任意地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大开方便之门。因此，重视对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援助已时不我待。

刑事诉讼直接关系到公民的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权利的剥夺，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自由权利，因而直接关系到公共安全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刑事诉讼法视为公民民主和自由权利的大宪章一点也不为过。

正如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做出的“要在继续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的讲话，解决社会不公、弱势群体得不到保障的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已经非常重要，刻不容缓了。和谐社会的建立必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要通过有针对性的法律机制来实现社会公正，保障弱势群体。要让社会的弱势群体有社会安全感，要让这些群体在遇到法律问题时，即使他们经济地位处于劣势，也会享有充分的司法公正。可预见的是，如果没有法律援助，贫困人员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其不但在程序上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继而在实体的合法利益也可能得不到保障。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正是这样一种针对社会弱势群体而建立的法律机制。只有在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中明确刑事法律援助人的具体义务及受援人的具体诉讼权利，才能真正有效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同时，法律援助的质量控制必须体现到诉讼过程中，才能有效地发挥刑事法律援助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田文昌主编《刑事辩护学》群众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2]宋英辉主编《刑事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3]张耕主编《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版

[4]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马明亮《法律援助：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瓶颈》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刑事法律范文篇2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原因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

1、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窄。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于两类人群，一类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即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另一类是不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但仅限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以下简称五种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从此规定来看，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除了自诉案件的被诉人外都覆盖了，范围不可谓窄。但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指定辩护，刑事法律援助的空间只限于公诉人出庭公诉阶段，基于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法律援助条例》对公检法并没有强约束力，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相当窄。另一方面从实际操作来看，绝大多数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仅限于法院指定辩护的五种人，非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相当稀少。再从经济审查标准分析，对非指定辩护的受援人的经济困难审查是较为苛刻的，一般规定都在居民生活保障线之上的20%左右，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的范围。

2、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的衔接机制不顺畅。

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绝不是法律援助机构一家所能做到的，要使刑事案件中的受援人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能得到充分的法律援助，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法律援助机构在程序上的衔接与紧密配合是非常关键的。但目前刑事法律援助法律法规中涉及此处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各地在落实公检法司四家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时也少有实施细则，事实上造成了有关部门对刑事法律援助不重视，宣传不到位，工作不落实。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不知晓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自然也无从保障其诉讼程序的合法利益。

（二）刑事法律援助保障权缺失的原因

1、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认识不够，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殊性。

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社会对其的认识也较模糊，还有不少人认为这只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慈善行为，只是国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给予经济困难者的帮助。某些地方甚至将刑事法律援助的职责都推给社会律师，变成全部是由社会律师承担的义务，没有将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人权来保障，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没有认识到这是政府的职责。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推行不仅是由于当事人经济困难，更在于案件性质的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刑事诉讼机制中，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处于当然的弱势地位；二是由于刑事诉讼事关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甚至于生命等重要权利。因此，对其在诉讼中的权益有重要保障作用的辩护律师，更应予以充分保障。

2、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物质保障基础。

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关键不仅要有人力因素（即需要满足诉讼需要的一定数量律师），更要有充足的资金。由于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认识有偏差，因此，在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出现的人财物的匮乏的现象就并不乏见了。如我国法律援助的经费人均不足一角钱、相当一部分地区没有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门机构等。以全国法律援助经费为例，其中财政拨款为21712.74万元，只占当年财政支出（22053亿元）的0.0098%。尤其在贫困地区，其法律援助经费完全依赖同样贫困的地方财政，其结果可想而知。即使在较为发达的地区，法律援助仍然受到经费不足、人员编制不足，各方面配合不够的困扰。

3、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在关于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法规方面，虽然司法部分别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做出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但一方面，由于上述通知只是规范性文件，并没有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中，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即使指定辩护之外的犯罪嫌疑人在诉讼过程中没能在程序上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也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与判决。另一方面，这些文件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不强。各地较少出台相关细则。以广东省为例，广东省人大制定了《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并相继出台了有关实施细则。但对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如何具体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没有相关实施细则，也没有建立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因此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与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三家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衔接机制的缺失，公民的刑事法律援助权也就难以得到保障。

二、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必要性及其现实意义

（一）是履行宪法与国际法的义务，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的需要。

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一项为经济贫困的人或有其他原因需要帮助进行诉讼活动的人提供援助以维护其权益的制度在本世纪初已经出现，并已成为多数国家在司法上保护和促进人权的一项国家制度。此制度在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中占有重要地位，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第14条丁目规定：受刑事控告者有权出庭受审并亲自替自己辩护或经由他自己所选择的法律援助进行辩护；如果他没有法律援助，要通知他享有这种权利，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为他指定法律援助，而在他没有足够能力偿付法律援助的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费。在国务院的《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中阐述道：“法律援助得到了有效实施，保障了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明确了公民获得法律援助服务权利的范围。在的《法律援助条例》中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在的宪法修正案中，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从上述规定来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应尽的宪法与国际法规定的责任，是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这一点是有充分的法理依据的。

（二）是实现社会公正，保障弱势群体的需要。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急剧的社会转型期阶段，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最为突出的是因“贫富差距”而导致的“两极分化”问题越来越显性化了，从而造成了社会不公平。正如总书记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做出的“要在继续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的讲话，解决社会不公、弱势群体得不到保障的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已经非常重要，刻不容缓了。和谐社会的建立必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要通过有针对性的法律机制来实现社会公正，保障弱势群体。要让社会的弱势群体有社会安全感，要让这些群体在遇到法律问题时，即使他们经济地位处于劣势，也会享有充分的司法公正。可预见的是，如果没有法律援助，贫困人员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其不但在程序上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继而在实体的合法利益也可能得不到保障。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正是这样一种针对社会弱势群体而建立的法律机制。

（三）是减少和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

贫富不均从而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深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消除社会矛盾是不可能的，但是，有效地减少与缓解社会矛盾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当也是可以做到的，这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由于法律特有的性质和特点，法律调整机制一方面能够获得社会最大多数人的认同，能够把不同的观点统一到法律的基础上，形成和而不同的和谐状态。另一方面提供了一个给当事人充分陈述自己的根据和理由的途径，使当事人的不满情绪有一个法定的发泄途径，可以减缓社会压力，化解社会矛盾。法律调整机制的正常运作的关键是当事人能平等地享受到法律服务。我国已经建立了法律服务的市场调节机制，把有支付能力的公民获得法律服务的条件交给了律师的有偿服务的市场机制调节。但毫无疑问，这种调节机制是有缺陷的。仅有律师的有偿服务机制，就无异于法律只保障“有钱人”的利益，从而导致诉讼程序的不公正。如果贫困群体无法得到刑事法律服务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则法庭和监狱有可能沦为贫困阶层诅咒社会黑暗不公、滋长反社会和暴力破坏行为的温床和教室，社会矛盾也将进一步加深。因此，国家要相对应地建立一种对不能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公民的司法救济保障制度，作为律师有偿服务机制不能克服、并且导致诉讼程序不公正缺陷的弥补，这种制度正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三、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构想

（一）在立法上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必须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体制。

刑事法律援助不同于民事法律援助之处主要在于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刑事诉讼并不局限于法庭审判阶段，而是涉及到侦查、提起公诉、审判三个阶段。刑事被告人（侦查阶段则被称为犯罪嫌疑人）作为被刑事追诉的对象，则始终处于刑事诉讼从侦查到起诉和审判全过程的中心。因此，他所需要获得的法律帮助，也应反映在刑事诉讼从侦查到起诉和审判全过程之中。显然，如果只在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而处于侦查或起诉阶段的犯罪嫌疑人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那么，刑事法律援助维护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积极意义必将遭受严重损害。再考虑到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大部分发生在侦查阶段的现状，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起诉阶段获得刑事法律援助不仅是人权保障的必须，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要让刑事法律援助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就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地位。一方面确保犯罪嫌疑人在刑事侦查阶段被告知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且对未成年人、盲、聋、哑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应在刑事侦查阶段给予其法律援助。另一方面对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机关规定制裁措施，以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

（二）在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对象的特殊性。

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以及其在保障公民人权方面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要使这种特殊性在立法中得到体现，首先要在刑事诉讼法确立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是一种保障诉讼程序公正的必须，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是诉讼程序公正的体现的理念。

其次，扩大强制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除目前的盲、聋、哑、未成年人、可能判处死刑的刑事被告人外，对可能判处五年以上刑罚的被告人，其没有委托律师的，应给予法律援助，为其免费提供律师服务。对此，一方面，从世界各国的规定看来，五年以上刑罚属于重罪的范畴，理应为了司法利益而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我国的现实条件决定了扩大强制法律援助的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共判处罪犯767951人，其中判处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罪犯占．％；由此看来，在我国重罪的比例不算高，对诉讼成本的负荷不算重。

再次，对经济困难的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而言，其经济审查标准不能依据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来参照。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本质是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存权，而刑事法律援助的本质是使公民受到平等法律保护，是人权的保障，二者不能等同。如果参照最低生活保障来制定受援人的经济审查标准，其结果将使大量的需要援助的对象被排除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之外。因此，在制定该制度的经济审查标准时，应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状况、社会法律服务收费状况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并要适当高于民事法律援助的经济审查标准，从而使大多数无经济能力去购买法律服务的人能获得刑事法律援助。

（三）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四家的衔接机制。

由于当前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四家的衔接机制的缺失，使受援人的合法利益受到了较大侵害。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得到公检法三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完善这种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笔者认为：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的衔接机制，首先，要将目前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之间关于刑事法律援助联合通知这些零散的发文统一到一个法律文件中去，以加强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效力。这就需要修改刑事诉讼法或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做出有关解释。其次，各地在执行这种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规定时，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详尽、方便受援人且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并将之作为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加以落实。再次，由于在刑事法律援助衔接机制中关键是让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享有申请法律援助的知情权，以及提高效率、简化相关手续，让受援人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因此，为了让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就要在法律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

刑事法律范文篇3

为什么诞生了具有全新内容的俄罗斯刑法典，这是剖析现行刑事法律制度存在的前提。不可否认，处于急剧转型期的俄罗斯必须创造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创造社会和谐的条件。法律与秩序的构建是其中重要的环节。而选择什么样的法律与取舍怎样的法律内容是政治动荡降温、社会利益均衡、市场竞争规范、抗议情绪缓和的试金石。刑法是最后的社会保护屏障，是社会隐患的最后一道制裁关口，借助国家之力发出禁止与命令性规范，明示哪些行为是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哪些人应该承担刑事责任，什么样的犯罪应受刑罚，何种情况下减免刑罚。如此打造出的刑法典，即便是新法律彻底推翻了旧法律，即便是林林总总的法典众多，都是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立法者为维护特定的法律关系不得不废旧立新的抉择。任何一部法律的产生一定天然带有自身所追求的法律精神。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法律是人类的理性，各国的法律是人类理性在特殊场合里的适用。因此，法律和地理、地质、气候、人种、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人口、商业等等都有关系，而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所谓“法的精神”［1］。俄罗斯刑法典毫不例外，在新情况新现象的考验下，追求着新时代的法律精神，并且由于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本变革而涅磐重生。

﹙一﹚民主政治孵化了新型的法律

起初，俄罗斯全面借鉴西方，推行拿来主义的政治改革，使国家陷入政治动荡中。休克疗法式的政治转轨，囫囵吞枣地吸收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违背了制度变迁的渐进性规律，欲速则不达，反而是教训惨痛。政治博弈的结果是，俄罗斯力求政治稳定、国家强大为最高目标，不断推动多元化民主政治发展，同时不时发出强权统治的警示信号。1993年，全民公决和新宪法的颁布，昭示了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与传统的铁腕治国达成了相容性的交集。毕竟，俄罗斯特色的民主政治模式已经有效发挥着作用，宪政体制在治理社会与振兴国运进程中势不可挡。新的法律秩序恢复与重建，新的刑事法典酝酿与出台在民主政治改革中脱颖而出。

﹙二﹚经济的动荡激活了新型的法律

1991年的苏联解体阵痛引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冲击，俄罗斯在风雨飘摇中从世界经济强国一路狂跌倒贫穷的底层。经济体制由原来计划大一统的公有制突然被抛向了市场化的私有制，低迷的经济，绝望的生活，贫富分化，金融寡头，所有这一切都将俄罗斯打入了无底深渊。据统计，俄罗斯在1990年—1996年间，整个国民生产总值几乎下降到了原来的50%。收入导致的社会分层状况超出了国家稳定的差距指数﹙10倍﹚，收入最高的10%的人是收入最低的10%的人的15倍之多，最高工资收入是最低工资收入的27倍［2］。这些无疑透视出俄罗斯改革进程中的诸多弊病。只有力除这些弊病，才能恢复社会经济，使整个社会结构良性运行。普京上台后，重视社会经济政策调整，限制寡头势力扩张，改善贫困人群的生活，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统一社会力量，争取一切制度合法化。于是，在经济改革大潮的洗礼中，孕育出了新的刑事法律理念与制度。

﹙三﹚社会意识形态映射了新型的法律

俄罗斯进入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后，社会中普遍盛行的是个人自由主义。有的学者认为，已经深人到俄罗斯大众意识中的价值观包括：政治和经济自由原则、分权思想、多党制原则、媒体独立的观念、自由选举意识和法制国家思想等［3］。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能否再现昔日辉煌，到底该不该捍卫社会主义制度，这些都不是俄罗斯人最关切的问题。他们更关心的是赶紧斩断激进的政治革命思想，尽快树立保障个人自由与民主的稳定信仰，努力将全社会已经觉醒的民主自由意识纳入到法律框架中。这些新的意识形态为俄罗斯现行刑事法律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在疾风暴雨的改革中孕育了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又在稳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修订完善刑事法。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的客观变化，俄罗斯刑事法律制度在考验中日渐成熟与理智。

二、俄罗斯现行刑事法改革的基本内容

笔者认为，俄罗斯刑法典以及之后陆续修改补充的决定、命令等，共同组成了当下俄罗斯刑事法的基本内容。究其主题而言，围绕着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重与罪轻、刑罚严苛与宽缓予以了周密的立法。换句话而言，是非罪化还是入罪化，是非刑罚化还是刑罚化，是轻刑化还是重刑化等刑法上永远争论不止的问题，俄罗斯通过刑事立法形式给予了肯定回答。

﹙一﹚外在形式衬托现行刑法典的严谨

1996年俄罗斯刑法典的组成和结构由编章条款项连接为一体，体系完整，条理清晰。编下设章，章里包含着若干条，每一条中分为几款或者附注的项。从1997年至今，俄罗斯刑法典体系没有发生变动，依旧是分为12编34章360条，只不过在每个条目下有增有减。按照惯例，第一编为刑法指导性范畴，正如第一章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的任务和原则，而第二章是刑法的时间效力和空间效力那样，总之开篇是刑法的基本前提说明。第二编涉及到刑事法原理部分，即犯罪论的鸿篇释读。俄罗斯刑法典第二编犯罪由6章组成，无论是第三章犯罪的概念和犯罪种类及其第四章承担刑事责任的人规定，还是第五章罪过的立法规制，均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细微注释。在规定了典型的犯罪样态后，接着着墨于不典型形态的犯罪，不论是第六章未完成之罪及其第七章共同犯罪的内容，还是第八章排除犯罪性的行为的阐释，所有这些都触及到罪数、累犯、犯罪形态、共同犯罪的总则精髓，也涉猎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执行命令、拘捕人犯职务行为非犯罪行为的划定。刑事法原理除了犯罪论范式外，还有刑罚论的铺垫。从第三编起，进入了刑罚制度的视野。第三编刑罚分为两章，一是第九章刑罚的概念、目的和种类，二是第十章刑罚裁量。这里主要规定了刑罚裁量的基本原则、减轻与加重刑罚情节、数罪并罚、缓刑的内容。既然承担了刑事惩罚，就要面临刑罚的处罚，而一旦因为各种原因免除处罚，必然关系到排除刑罚的后果。于是，第四编就是刑事责任和刑罚的免除内容，分为三章，首先是第十一章刑事责任的免除，主要包括积极悔过、刑事和解、情势变更、时效届满而免除刑事责任；其次是第十二章免除刑罚，主要是指假释、轻刑替代余刑、判决时的时效届满而免除刑罚；最后是第十三章大赦、特赦、前科。此处除了列明大赦、特赦适用条件外，还提及了前科消灭制度。此外，还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等内容。从第七编侵犯人身的犯罪开始，可视作是刑法分则，以此为界都是关涉具体罪名的内容。依次为第八编经济犯罪、第九编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犯罪、第十编危害国家安全罪、第十一编军人违反职责罪、第十二编破坏人类和平与安全罪。通过以上的列举，笔者已经言简意赅地说明了俄罗斯刑事法体系内容，既囊括了刑法总则与分则的基本主干，同时又以细致的编章条目总结了立法的成果，以刑法、犯罪、刑事责任、刑罚、个罪的排列显示了立法的丰富与严密的立法技术。

﹙二﹚五项原则勾勒了刑法的全貌

若从俄罗斯刑法典的逻辑性考察，首先吸引人的是高调提出刑法的多项基本原则。一般国家刑事立法大多承认罪刑法定原则，其他原则可有可无。俄罗斯刑事立法似乎要急于搭建法律的大厦，唯恐不够细密与缺失，足足写入了五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耳熟能详的罪刑法定原则，或者称作法制原则。俄罗斯刑法第3条规定，应以刑法的规定确认犯罪与刑罚。禁止类推适用刑事法律。这就是经典法谚在俄罗斯刑事法中的再次确证：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法制原则是第一次真正在立法中出现，因为以前的刑法典即便规定该原则，但又保留类推，反而是类推得到了合理扩散并冲淡了法制原则。第二个基本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该原则是俄罗斯宪法原则在刑法基本法中的具体化。俄罗斯刑法第4条规定，对犯罪人，无论性别、种族、民族、语言、出身、财产状况、职务高低、居住地、宗教信仰、归属社团等其他情况，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承担刑事责任。第三个基本原则是罪过原则。这是前苏联和现今的俄罗斯立法的一贯做法。罪过是行为人对行为所持的故意或者过失的心理态度。俄罗斯刑法第5条规定，禁止客观归罪，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只能是因为有罪过地实施了危害社会行为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并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第四个基本原则是公正原则。任何法律都包含着公平、公正的精神。这是世界刑法普适性原则在俄罗斯刑法中的体现，可以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代替之。俄罗斯刑法第6条规定，应当公平地对犯罪人实施刑罚和其他刑事制裁方法，即与犯罪社会危害性的性质及其程度、实施犯罪的情形、个人的罪过相适应。任何人不得为同一个犯罪承担二次刑事责任。第五个基本原则是人道原则。俄罗斯刑法的人道原则体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受害人的人道，另一方面是对犯罪人的人道。俄罗斯刑法第7条规定，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律保障人的安全。对犯罪人适用刑罚和其他刑事制裁方法，不得以造成身体痛苦或者侮辱人格为目的。可见，人道主义原则涵盖了人的权利诸多方面，是将人的价值、尊严、自由、幸福提上了重要高度。俄罗斯刑法典一改过去的刑法体例，将保护个人权利放置在分则之首，是刑法人道原则的再次展示。

﹙三﹚犯罪概念与犯罪种类浓缩了入罪法网

俄罗斯刑法典共配置了350多个罪名，经过多次增补与删除，罪名数还是300以上。大量的个罪各有自己的犯罪构成，也有不同的法定刑。不管怎样，这些细小的每一个犯罪行为都无法回避最原始的犯罪概念与犯罪种类的制约。俄罗斯联邦刑法典抛弃了以往扩张实质犯罪概念，弱化形式概念的做法，而是实质与形式并存又突显形式特征的犯罪概念，这也是俄罗斯更加注重法治的端倪闪现。犯罪概念的混合型，突出了刑事违法性，科学解决了什么是犯罪的疑惑。同时，强调行为社会危害性，公正回答了为什么规定为犯罪的深层究问。在宏大的犯罪概念支配下，编织了俄罗斯刑法典的犯罪圈，高屋建瓴划定了入罪与排除犯罪的分水岭，塑造了不同犯罪行为的临界点，划清了不同特质行为的界限。不论怎样条分缕析，最终都汇聚到起始的源头犯罪的概念上。刑法典第14条规定，有罪过地实施本法以刑罚相威胁并被本法禁止的危害社会行为，是犯罪。形式上符合本法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因情节轻微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不是犯罪。正如俄罗斯学者评价道，没有统一的概念，不仅阻碍了学科研究，还为实践活动带来困难，障碍了与犯罪的斗争［4］。俄罗斯刑法典的分则规定了各种具体的犯罪，内容庞杂，客体众多。看似琐碎的犯罪排列背后，其实按照罪重与罪轻清晰划分为四大类犯罪行为。这是俄罗斯刑法首次提出，依据行为的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划分犯罪的种类立法条款。俄罗斯刑法经过2001年的修改，第15条犯罪的种类内容发生了细微变动，主要有如下5个条款：第1款是犯罪种类的纲领式宣言，依据本法规定的社会危害性行为的性质和程度不同，将犯罪划分为轻罪、中等严重的犯罪、严重的犯罪、特别严重的犯罪。可见，俄罗斯刑法所言的犯罪总共有四种，划分的基础在于行为性质的严重与否、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接着就是深入解释符合什么样条件，可以认定为轻罪，还是严重犯罪。第2款是轻罪的立法定义。即，实施本法规定的剥夺自由刑期最高不超过2年的故意或者过失行为，是轻罪。第3款是中等严重犯罪的法律界定。即，实施本法规定的剥夺自由刑期最高不超过5年的故意行为和超过2年的过失行为，是中等严重犯罪。第4款是严重犯罪的立法概念。即，实施本法规定的剥夺自由刑期最高不超过10年的故意行为，是严重犯罪。这里，严重犯罪仅仅限于一个罪过故意。第5款是特别严重犯罪的刑法规定。即，实施本法规定的剥夺自由刑期最高超过10年的故意行为或其他更为严厉行为，是特别严重犯罪。通常情况下，比如故意杀人等严重威胁人的生命健康权利的犯罪，都视为特别严重的犯罪。俄罗斯刑法典分则共19章，按照犯罪客体分类，可谓是19类罪，所有这些统统纳入到刑法总则四大类犯罪里，言简意赅地点睛出轻罪与重罪的标签，显示了犯罪分类的专门化、规范化与明确化，同时更加密切了刑法总则与分则之间的内在关联纽带，巩固了立法的社会性与法律性的统一。通过一组数据，可以反映出此种分类的优点。在刑法分则350多个罪名中，轻罪占32.8%，中等严重犯罪占33.7%，严重犯罪占23.5%，特别严重犯罪占10%，大约有53个罪名［5］。由此观之，俄罗斯刑法中严重犯罪和特别严重犯罪比重较小，轻罪和中等严重犯罪居多，犯罪分类的比例适当，应用性强，有益于审判实践的需要。

﹙四﹚刑罚目的与刑罚方式牵引着刑罚的走向俄罗斯联邦

1996年刑法典在世界刑法立法史上第一次规定了刑罚的概念。该概念是俄罗斯刑罚内容的集中展现。刑法第43条第1款开宗明义指出，刑罚，是指由法院刑事审判做出的国家强制措施。刑罚适用于有罪过地实施犯罪的人。刑罚就是依照本法规定剥夺或者限制犯罪人的权利和自由。从这个立法概念中，笔者归纳出俄罗斯刑罚具有的特征是：刑罚的前提或者根据在于实施犯罪，刑罚处罚是犯罪必然的后果。刑罚的内容是剥夺或者限制被判刑人的权利、自由。这里，就自由而言，最严酷的剥夺自由是死刑判决，其次是终身剥夺自由，再次是限制自由。刑罚的处罚对象是被判决有罪的人。只有经过法院审理，判决为有罪的人，才能接受刑罚。刑罚的性质是国家强制措施。刑罚的判处和执行不以被判刑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一旦做出，具有刑事强制性。除代表国家公权力的审判机关外，任何人任何机关都无权作出刑罚的裁判。不服刑罚判决启动刑事上诉程序的，最终的刑罚处断依然由法院作出。减轻刑罚还是从重处罚，刑罚权一律归法院实施。法院作出的有关刑罚裁量的判决均具有强制力。以上这些，都反映了俄罗斯刑罚的内涵与外延。在刑罚立法概念引导下，俄罗斯建立了独立的刑罚模式与体制。刑罚目的是俄罗斯根据犯罪现状，借助刑罚的手段惩罚与预防犯罪，主观上预设达到的目标和结果。俄罗斯刑法第43条第2款规定，适用刑罚的目的旨在恢复社会公正、改造犯罪人和预防犯新罪。这里，刑罚的目的是人们美好的愿望与追求，积极力求实现，但不能说一定完全实现。通过对判刑人实施刑罚，有可能实现恢复社会公正的初始样态，比如法院对判刑人处以罚金，用以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就在某种限度内维护了受害人的权益，等于平复了犯罪引致的不公。改造犯罪人的刑罚目的一方面视刑罚对犯罪人产生了什么功效，另一方面在于累犯是否彻底锐减。预防实施新的犯罪，重在处理好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关系，制定良好的刑事政策，完善齐备的刑事法律制度。刑罚的方式预示一国刑法是重刑思想占上风，还是轻刑观念为主流。俄罗斯刑法依据刑罚的方式不同，划分为三种：第一种是限制和剥夺自由的刑罚，比如监禁。第二种是限制和剥夺自由之外的刑罚，比如没收财产。第三种是死刑，即生命刑。总体而言，俄罗斯刑罚的走势是逐渐轻缓，刑法的公平与人道原则已经渗透到了刑罚的精髓中。有数据证明，1998年，限制和剥夺自由之外的刑罚占整个刑罚的67.8%，到了2002年上半年为69.3%［6］。俄罗斯刑罚呈宽和态势，以死刑为例，法律上虽然规定了死刑，但是实际上已经立而不用，法院不再作出死刑判决。

﹙五﹚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彰显了刑法的特殊从宽

俄罗斯刑法第5编专门设10个条款详细规定了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俄罗斯刑事立法第87条规定，犯罪时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是未成年人。刑法第87条第2款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高度概括为：可以判处刑罚或者适用教育感化强制措施。2003年修改为：可以适用教育感化强制措施或者直接适用刑罚。在免予刑事处罚时，法院可以将实施犯罪的未成年人安置到教育机构所属的封闭矫正场所。可见，对未成年人犯罪网开一面，或者适用刑罚的替代措施教育感化，或者适用刑罚选择宽缓的刑种与较短的刑期，最大限度地避免监禁刑。比如，刑法第88条规定了未成年人只适用6种刑罚，罚金、剥夺从事某种活动、强制劳动、劳动改造、拘役、剥夺一定期限的自由。其中，罚金的适用受到限制，必须是未成年人有独立追缴的工资、财产时，才可判处罚金。剥夺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一般是从事和成年人一样的交通运输活动、商业经营活动触犯刑律应当处罚时，才有可能予以剥夺。强制劳动是未成年人业余时间能胜任的工作，劳动时间为40至160小时。有学者指出，这一刑种目前尚未实施，有待创造适用的必要条件［7］。当然，对未成年人更多适用的是强制性教育感化措施，这是在免除他们的刑事责任或者免除刑罚基础上而采取的特殊手段。这些措施出发点在于教育感化未成年犯罪人，消除犯罪意识。所以，措施的内容是独一无二的教育，措施的性质因是由国家公权力强制执行而带有强制性。俄罗斯刑法第90条规定了以下独特的教育感化强制方法：警告；交给父母或代为父母的监护人、国家专门机构进行监管；责令弥补所造成的损害；限制空闲时间或者对未成年人的行为作出特别规定。这些强制教育感化措施可以适用一种，也可以多种同时并用。可见，未成年人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主旨已经充分体现于俄罗斯刑法中。同时，再次说明了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不同于刑罚，二者不可混谈。在刑事立法中，应该对未成年人贯彻刑事责任从宽、刑罚从轻的原则。

三、俄罗斯刑事实体法律制度改革的主要特点

笔者认为，通过上文概要地阐释俄罗斯刑事实体法律制度改革的历史背景、内容要点，完全可以归纳出其改革的主要特点。即，从纵向而论，俄罗斯刑事实体法律制度改革更加公正、人道与开放；从横向比较，俄罗斯刑事实体法律制度改革更显文明、进步与人性。当然，就其自身频繁改革而言，不可避免裹挟着冗余、零散、粗疏的泥沙，这是显著的不足特征。俄罗斯刑事立法的历史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苏联消失了，俄罗斯取而代之登上了世界舞台。从此，在剧烈的政治经济文化冲击下，社会性质已然改变的俄罗斯在改革的摸索中走上了独立的法律发展道路，掀开了俄罗斯刑事立法的新篇章。究其主要特点，笔者概括为以下主要方面：

﹙一﹚特点之一：法治与人道共生

法治或称法的统治，是一种治国理念，是社会制度体系的运行状态，是国家管理的方针。法治社会的定分止争依赖法律。因此，法治是法律的保障，法律是法治的平台。一部法律是否具有进步性看其是否彰显了法治精神。考量的尺度在于颁布的法律是否获得普遍的认同，而不是屈从强权高压，被迫服从；认同的法律是否被评价为良法，得到应有的尊重，而不是恶法的残酷，独裁者的嚣张。通过考察俄罗斯刑法发展史，笔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法律始于1996年的俄罗斯刑法典。除了类推制度的横亘制衡被彻底清除外，最重要的是该法律明确列出了法制原则。自然，笔者并不是妄自割裂历史，不能否定俄罗斯刑法的沿袭、传承中的创新，只不过在法治发展道路上，俄罗斯刑法是最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转折的标志之一是法治的弘扬，比如俄罗斯刑法中法制原则、人人平等原则、公正原则等，都是一种现代法治社会的做法。完善的法典结构更是依法治国理念的展示，1996年俄罗斯刑法典的组成和结构由编章条款项连接为一体，体系完整，条理清晰。编下设章，章里包含着若干条，每一条中分为几款或者附注的项。刑法典体系共分为12编34章360条。从中可看出，罪刑法定贯彻始终。另一个重大转折标志是刑法的人道性。法治与人道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人道意味着仁慈、宽恕、博爱，意味着亲和的美德。它与残忍、严酷、冷漠势不两立。如今，人道带着政治仁慈的光环走入了宽容为大的伦理世界，以至于学者们感叹，宽容已成为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伦理要求之一［8］。这说明，刑法必须人道并且应该如此，天经地义使然。刑法的不人道与不宽缓，反倒遭致人们的谩骂与攻击。要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其实也是在最大可能地减少不幸。人道向右看齐，追求的是最大幸福的收益，向左转是力求最小的不幸支出。这是人道的两个不同侧面，都应该平衡对待。人道放置在刑法的天平上，无论是对普通公民，还是犯罪人，都同样释放出人性的光辉。俄罗斯刑法的人道绽放就是将人道原则作为刑法的刚性原则，以易懂确切的文字表述出来，这在世界刑事立法上极其少见。具体而言，刑法的人道性表现在各个条文之中。比如，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时，以特殊的教育感化为主，应当减轻处罚，并且还要参照他的生活状况、教育环境、心理发育程度、其他个性特点、长辈对他的影响等，做出裁量。对妇女、精神疾病人员、老人的刑事责任规定，其中妇女以及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人和法院下判决时已满65周岁的男性不适用死刑；精神疾病人员强制医疗等等。

﹙二﹚特点之二：保护与保障共荣

俄罗斯刑法诞生之时，正是世界上以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为两大发展主题的关键期。在人权的各种保障方法中，法律保障是人权保障体系中最基本、最具权威性的。到1994年底，联合国已制定国际人权宣言与公约71个［9］。《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的价值诉求影响并触动了俄罗斯刑法典的灵魂，俄罗斯宪法宣布的人、人的权利与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为刑法典奠定了坚固的根基。俄罗斯刑法第2条开门见山声明了刑法的任务，宣扬了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的法律呼声。刑法第2条第1款规定，本法的任务是：保护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保护所有权，维护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全，保护环境，捍卫俄罗斯联邦宪法制度，以预防犯罪的侵害，保障人类的和平与安全，以及预防犯罪。刑事法作为最广泛与最严厉的公法规范，理应以保护人民和犯罪人的合法权益为己任，实现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这些意识已经深深烙印于俄罗斯刑法中，即便后来几十次的废除、增设、补充刑法，刑法的任务始终没有改变。换言之，国家的所有调整、修改、附注说明的刑法活动，俄联邦法令的，都是力图圆满完成刑法的任务。约翰•洛克认为，法律的目的不是取消或限制自由，而是维护和扩大自由。这是因为在所有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的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10］。若要彻底落实保护与保障的机能，必须有一部事无巨细的良法规制人的行为。俄罗斯刑法正是如此设计的。刑法第2条第2款郑重宣告，为了实现刑法的任务，本法规定刑事责任的根据和原则，规定何种侵害公民、社会、国家的行为是犯罪，同时规定处罚犯罪的刑罚种类以及其他刑法性质的措施。从中可发现，俄罗斯刑法是全体公民的大宪章，不单纯是对犯罪人的人权保护与保障，还赋予被害人、其他社会成员的保护与保障。保护了基本人权，就是保障了人权，就是保护了全体社会。俄罗斯刑法的任务浓缩了二者的平等关系，保证无辜的人不受任意刑事追究与刑事处罚的威胁，保障受刑事追诉的人享有正当的权利与合理的待遇。从刑法角度分析，保护社会，侧重于犯罪、刑事责任、刑罚的立法与司法解释的扩张，或者称之为积极应对犯罪的惩治；保障人权，侧重于国家刑罚权的限制，即立法权与司法权的限缩，展示了非犯罪化、非刑罚化、轻刑化的温情。俄罗斯刑法中的危害行为与罪过的规定，加重累犯的刑事责任，扩张非犯罪行为的范围，刑种由轻到重的排列，保护个人、社会与国家的排序结构，扩大罚金刑的比重等等，都是刑法保护与保障共荣特征的具体范例。俄罗斯刑法彻底显示出当今全球刑法发展的事态，正如我国学者评价道，全球纵观长达数千年的世界刑罚演进史，可以发现刑罚之演进的明显特征是趋向于轻缓化和人道化［11］。

﹙三﹚特点之三：频繁与纰漏共存

1996年俄罗斯刑法典出台后，在社会上、理论界与实务部门中都获得了一致好评。因为它是应运而生符合社会发展客观需要的较为完善的法典。由于社会变革远远超出立法的初衷，激烈变化的社会现实逼迫立法者无奈地进行删改修补。据统计，刑法生效后的10年内，立法修改达50次之多。结果是刑法总则50个条文被修订，占全部总则规范的48%，分则有244个条文的罪责规范被调整，占全部分则总数的89%，被废除的条款有7个，某个条款项下被增设的副条文总共有29个［12］。笔者认为，应当肯定俄罗斯刑法紧随变革需要而不致被废弃的随时变法、积极出击之举。问题是，法律的过于动荡与变迁，制定的应急与仓促会不会割断法律的连续与稳定？会不会削弱法律的统一与权威？实际上，俄罗斯刑法典的修改往往是以动制动的速度立法，而不是动中有静的理智观望，过于冒进与激情，确实给人们带来新鲜与超前的立法满足，但是也造成了法律前后矛盾与散乱的窘相。刑法修改的愿望是查缺补漏，缺口被新条文充实，又出现新的裂痕，立法漏洞被后来的法规缝合，继而再度开裂。俄罗斯刑法的母体负载了过于沉重的修补之痛，甚至出现一个恐怖活动罪就被修改了5次之多。不可否认，法律不是僵化的硬物，需要接受立、改、废的洗礼，比如在俄罗斯恐怖活动的高发期，尤其是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泛滥之际，及时修正本国的恐怖活动犯罪具有现实积极意义。但不能仅以修法将恐怖活动犯罪梳理得较为科学与合理，就一味沉浸在整个刑事法律体系的完美欢愉中。瑕不掩瑜，俄罗斯刑事实体法律制度出现的瑕疵，在留给我们深刻的教训同时，更应该反思的是怎样避免走弯路，如何取其优良性能。

刑事法律范文篇4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法益;刑事法律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然而生态文明建设却差强人意，与预期目标存在一定差异。从法制建设的角度来看，进一步提高环境司法的实际效力、切实增强环境保护领域的法律维护已经成为司法机关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重要职责。

一、从法律层面保护生态环境资源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

十八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是关乎民族发展的大事。从而将生态文明建设置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强调面对着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的严峻挑战，必须要保护自然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要将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凸现出来，并且要同经济、政治、法治等方面融合到一起，致力于建设美丽中国、和谐中国而奋斗［1］。由此可见，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大课题，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全面法治、经济水平迅猛提升的时代背景下，法益也是不断发生改变的，全新的法益将会不断呈现出来。所以对于更好、更美、更优的生态环境需求是人民群众与社会发展的正当需求，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态环境的利益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这种意识也逐渐成为了一种社会共识。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践中，环境法益、生态法益作为国际法体系中的重要主体，已经被国际上认识到，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步伐，保护生态平衡，构建良好生态环境体系对于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和地区来讲都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动下，更多国家和地区认识到人类享有生态法益的权利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生态文明与法治文明的结合速度正在不断加快。

二、刑法在生态法益中发挥关键作用

在生态法益刑法保护体系中，对于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是首要问题。受到“法益三分法”理论的影响，一部分专家学者认为生态法益是将生态作为法律的主体，而实际上这种认知是存在一定偏差的，也是对生态法益刑法保护的一种错误诠释。实际上，生态法益并不是与国家法益、个人法益、社会法益相同的法益类型，而是从内容的维度去进行分类的法益，所以生态法益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与财产法益、人身法益等受到刑法保护的法益处于同一维度，集中关注的是生态法益具备独立性的特质，同时也强调了生态在法律体系中的主体性地位。我们都知道，刑法将确保人的合法权益作为根本出发点，而从法益保护的角度来看也是要将人的法益保护作为核心目标。基于此，可以认定以刑法实现对生态法益的保护就是要将人作为生态领域的主体进行保护，保障人在生态系统中的合法权益，这不仅仅是刑法在法益保护过程中的正常逻辑、正确逻辑，更是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作为先进的、现代的法治文明系统中刑法需要肩负的重要使命［2］。刑法是生态法益保护过程中的特殊功能体。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是由于人类不加节制的改造自然、索取资源、利用资源带来的恶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对于美好生态环境的构建必须要加大对人类行为的约束力度，必须要阻止不加节制、不顾后展的改造自然行为，所以利用法律这一国家工具与管理工具去约束与规制人类的行为是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必然选择，进一步完善环境司法体系以及保护生态法益也是推动生态建设的必由之路。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要看到市场主体对于利益东风欲望是无限的，也是膨胀的，如果缺少了道德与责任的规制，将会使得市场主体超越法律的底线，并且不会主动认识到这一行为的罪恶之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刑法实现对生态法益的保护，进而使得生态、法治、道德三者整合在一起，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三、结语

实现生态建设与法治建设的有机统一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基本路径。在生态文明建设重视程度不断加深的时代背景下，驱使环境司法在环境保护中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价值，从而要求生态法益必须成为刑法保护的对象，损害生态法益的行为应该纳入到刑法评价体系中予以裁定，从而强化环境司法的权威性与严肃性，以法律维度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参考文献］

［1］王会娟．生态法益的刑法保护［J］．商，2016(14):243．

刑事法律范文篇5

首先。任何刑事立功自身都是关于刑法所维护的法益自身的损害。在立功的实质特征上，无论是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处分性的三特征说，还是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罪恶性以及应当承当刑事义务性的四特征说，以至于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等等两特征说。社会危害性都是刑事立功的实质特征。而社会危害性就是应受刑罚处分水平的社会危害性。依据最根本的“谁投资、谁受益”以及“无义务。就没有权益”的准绳，在兽医站收益情况不能满足日常开支的状况下。兽医站实践上曾经不具备任何投资的才能，王某、邹某、陈某、张某、魏某等人出资兴办的经济实体，其资产理所应当归结于其投资人一切。而且，在该站其他职工由于思索运营风险而未参与集资的状况下，依照权益与义务对等的准绳，其他职工当然地不享有相应的运营权与利润分配权。由于经济实体自身的资产并非国有财富。所以作为贪污立功客观方面的公共财物在本案中并不存在。客观主义刑法理论又以为，刑法上的结果是指对法益的损害与损害的风险。因而，违法性的依据在于行为对法益的损害或者要挟的结果，即结果恶才是违法性的依据。这便是后来被称为结果无价值论的根本观念。由于王某并没有超越本人的投资范围以及投资的权利非法获得任何国有资产，所以其关于国有资产的权益没有发作任何损害，也就不具备刑法规则的贪污立功的法益损害性或者是契合定罪的结果无价值论。

当然，王某等在经济实体运营过程中以及经济实体的处置过程中，其赢利以及处置资产所得都曾经用于兽医站这一国有事业单位，从资产的处分权上似乎能够得出经济实体资产属于国有资产的结论。2000年，王某请乡党委处置资产未果；2002年，王某出卖经济实体资产所得款项18万元用于兽医站归还债务、购置办公用品及职工家眷治病等开支。从兽医站实践享有利润分配权以及乡党委的资产处置权上，我们可能以为经济实体应当是属于国有资产，但是认定资产最重要的准绳是经济实体自身的投资主体。由于集资人签署协议商定分红微风险承当方法，那么兽医站与王某等之间并非借贷关系，也就是兽医站关于经济实体的资产没有任何义务，也不承当任何资产损失的风险，经济实体的资产当然地不属于国有资产。固然盈利曾经用于兽医站开支以及王某恳求本质代表公权的乡党委处置资产。其自身并不影响资产性质的认定。

其次，王某本身的行为不具备客观违法性，或者是不具备贪污立功这一目的犯的主要特征。作为非法占有的立功都是属于目的犯，而目的犯都必然具备客观的违法性。“客观的违法性在调查行为之违法性时，归入客观视角，能够说是一种更为全面的违法性理论。构成要件是一种违法类型，因而在构成要件的内容上，也不只仅包含客观要素，同样也存在客观要素。最初所指的客观要素就是指目的犯之目的等特定的客观要素。后来才扩及成心与差错等普通的客观要素。”贪污立功的客观方面就是追求关于国有财物的非法占有。王某为了本人投资资产的平安，在乡党委2006年严重怠于行使本人职权的状况下(实践上，乡党委也不应当行使资产的处置权)，2009年王某卖掉经济实体资产所得24万元，分得11万。既然王某当初投资进去，其收回本人投资的行为完整属于关于本人资产的一种处分行为，而且从数额上讲也没有超越本人当初的投资范围。其从客观方面没有并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腕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所以客观违法性与客观违法性分离认识剖析，其行为不具备刑事违法性。

最后，王某的行为不具备职务行为的根本特征。依据《刑法》第93条，国度工作人员，是指国度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度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按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度工作人员论。王某2006年6月办理了退休手续，其自己也就不再具备刑法意义上的国度工作人员身份。固然其自身实践上关于经济实体自身存在一定的管理权限，但是由于经济实体属于其为主体投资兴办的，其管理权限属于投资者的民事权益；而且即便是经济实体自身的资产属于完整的国有资产，在并没有得到乡党委受权的状况下，其关于经济实体的管理最多属于民法意义上的无因管理，而无因管理并不是职务行为。认定王某涉嫌贪污立功，完整无视王某曾经退休三年以及没有任何拜托受权的事实，所以是关于贪污立功的职务行为扩展化解释。

中国社会三十年来在发作宏大的变化，中国的法律也在承受宏大的变化。假如其有过错的话，那就是由于国度的变革招致当初兴办经济实体的时分。关于经济实体的相关法律规则不是十分明晰，以致于在经济实体的盈利处置等方面形成一定意义上认定经济实体本身资产性质的困惑。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法律可以完整标准变革理论，那样的话实践上也就不是变革了，特别是当初鼓舞兴办经济实体的变革。所以给予理论以一定的空间，或者说是刑事法律在变革地带留下一定的空白，那是我们必需承受的。也正由于如此，当刑事法律遇上中国式变革理论时。我们既要坚持罪刑法定准绳，也要坚持刑罚的谦抑性准绳，促使刑罚权行使主体以及行使过程的内敛。我们不应当由于王某等没有正确地行使本人的民事法律权益，将盈应用于国有事业单位而动摇罪刑法定的根基。毕竟贪污立功的对象是国有资产，立功主体是国度工作人员。

刑事法律范文篇6

其实，刑法并不仅是实现国家政治目的的工具，甚至主要不是实现国家政治目的的工具。现代刑法理念和原则的产生是基于人权保障、实现社会正义而产生的。现代刑法的灵魂——罪行法定原则就是基于公民防范司法擅断，制约国家刑罚权，保护个人自由，实现社会正义而提出的。这一原则确定的理论基础即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的思想和观念，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受社会本位的整体主义的束缚，受政治刑法观和刑法工具主义的影响和制约，个人权利强调得不够，（注：梁根林：《二十世纪的中国刑法学》，《中外法学》1999年第3期。）使得刑法的立意被长期定位于消灭犯罪的理想之上。其结果，导致了长期以来我国刑法以消灭犯罪为目的，而不惜花费成本，甚至以牺牲对公民应有权利的保障作为代价。（注：苏惠渔等：《刑法价值观念的一次维新》，《法学》1999年第2期。）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确立，现代刑法观念的启蒙与觉醒，与国家、集体相对应的社会个体利益得到了法律的充分承认和保障。我国刑法也应当破除片面强调刑法为政治统治服务的刑法工具主义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观念和刑法本身就是社会正义的象征的目的主义观念，确立国家刑罚权自我制约意识，确立犯罪人既是刑法规制的对象，又是刑法保护的应当给予理性尊重的法秩序主体的意识。马克思说过：“法典是公民自由的圣经”。按照李斯特所说：刑法不仅是“善良公民的大宪章”，而且也应该是“犯罪人的大宪章”。刑法在保障国家行使刑罚权以惩罚犯罪，维护秩序的同时，又必须要充分保障犯罪人个人的合法权利。在国际社会普遍强调人权，人权意识凸现的今天，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应受到特别的关注和重视。人权保障是刑法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注：张文、何慧新：《中国刑法学20世纪的回顾、反思与展望》，《当代法学》1999年第1期。）因此，我们应当在批判和废弃刑法工具主义、刑法政治观的同时，高扬刑法人权保障的旗帜，并以人权保障为底线构筑现代中国刑法学，为中国刑法学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指明前进方向。

（二）破除刑法万能主义，树立刑法谦抑观

中国古代礼“禁于将然之前”，刑则“禁于已然之后”的礼——法（刑）两级规范体系导致刑不仅成为一切违法行为的制裁手段，而且成为所有违于礼义的行为的制裁手段，所有出礼入法的行为都是应予严刑惩治的犯罪。这种礼——法（刑）配置关系是造成中国古代社会刑法泛化、刑法万能主义观念盛行的重要原因。新中国的建立实现了与旧法统和封建专制的刑法制度的决裂，但刑法泛化和刑法万能主义的观念影响却根深蒂固，至今未能消除，特别是表现在立法上对一些无序、失范该由民法、经济法和行政法调控的行为予以犯罪化，纳入刑罚圈的现象，使刑罚权的范围无限扩张，表现在社会大众心理上，强化了全社会对刑罚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效果的作用期待，重刑主义思想抬头。（注：梁根林：《二十世纪的中国刑法学》，《中外法学》1999年第3期。）

其实，如耶林所指出的“刑罚为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刑法应当是抗制不法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能够用其他法律手段调整的违法行为尽量不用刑法手段调整，能够用较轻的刑法手段调整的犯罪行为尽量不用较重的刑法手段调整。（注：储槐植：《罚刑矛盾与刑法改革》，《中国法学》1994年第5期。）这就是刑法的谦抑性思想。显然，刑法谦抑性观念，是与刑法万能主义相悖的，它应当成为我们批判刑法万能观念的武器，并应当成为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创新理论之一。同时，我们也要在对“严打斗争”重新审视时对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和刑法的普遍约束力予以关注和重视。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菲利说过：“刑罚从其结果的不可避免性中产生全部威力。”列宁也曾指出：“有人早就说过，惩罚的警戒作用决不是惩罚的严厉与否，而是看有没有人漏网。重要的不是严惩罪行，而是使所有一切罪案都真相大白。”犯罪心理学的研究结论也证明绝大多数犯罪人都存有侥幸逃避制裁的心理，无论刑罚多么严厉，犯罪人认为自己有逃脱刑罚制裁的可能时，再严厉的刑罚也毫无阻止犯罪发生的作用。刑法运用的实践也进一步证明，自1979年刑法典制定后，为严厉打击犯罪先后修改和制定的20余部法规都是愈来愈严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扼制犯罪过快增加的作用，但它却不能从根本上制止犯罪的增加，甚至对阻止犯罪过快增加所起的延缓作用也极为有限。为此，在树立刑法的谦抑性时，更应重视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和刑法普遍约束力，适当降低刑罚的严厉性，而扩大刑法约束的范围，即有限度地扩大对某些行为的刑法约束；一是将有些行为纳入刑法调整，如危害环境，某些恶意的经济行为等；二是将有些行为降低处罚要求，如贪污、受贿等犯罪，降低其构成的起点数额，防止培养犯罪分子的胃口和能捞一把是一把的侥幸的心理，使某些腐败分子望而却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刑法的普遍约束力将日益加强，这是现代刑法的新理念。

（三）破除重刑主义，树立社会防卫观

中国历史上早就提出过“治乱世用重典”的刑法思想，在重刑主义思想影响下，为了达到令民畏服的目的，中国历代封建刑律莫不采行严厉的生命刑和身体刑，不仅法定死刑和肉刑名目繁多，而且盛行法外用刑；不仅发明了残酷的刑罚执行方法，而且普遍建立连坐族诛制度。但是，中国封建社会刑法发展史证明，重刑主义从没有导致社会的长治久安，反而是用法愈重则国愈乱，刑愈滥而国愈穷。现实也证明，严打的惯性造成严打的敌对情绪，罚不当其罪导致对社会的逆反，进而报复社会，故意制造案件，暴力犯罪大多数是重新犯罪的累犯惯犯所为。（注：陈兴良：《刑法谦抑的价值蕴含》，《现代法学》1996年第3期。）新中国刑法本身已对重刑主义进行了必要的清算，但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事犯罪态势的趋恶，加之对犯罪规律缺乏深入研究和历史考察，“治乱世用重典”的重刑主义思想又重新抬头，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最近十多年来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

面对犯罪持续上升的现状，面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刑法学，应当摆脱重刑主义思想的羁绊，确立刑罚相对性观念，树立社会防卫的观念。我国现行的与犯罪作斗争的模式基本上是国家本位的以国家权力的运作为中心的犯罪控制模式。虽然，我国早在十多年前就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战略构思，要求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治理犯罪，但从本质上讲，我国现行的与犯罪作斗争仍然是国家动员社会力量，还是围绕国家权力的运作进行的，还是人治的方式。因为综合治理提出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人治的惯性巨大的形势下提出的，所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格局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国家应当将一部分与犯罪作斗争的权力从国家刑罚中分割出来还给社会，使刑法运行模式由“国家本位”向“国家、社会双本位”过渡（注：杨春洗：《刑事政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第433页。）。运用国家权力和动用社会力量消除犯罪的社会的致罪因素。依据社会防卫思想，需要中国刑法学对现行的刑事政策和刑罚制度进行彻底的反省和质疑，荡涤其报复主义、惩罚主义和重刑主义的成分，赋予其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内核，在坚持罪刑法定和罪责刑均衡的基础上，以促进犯罪人重新社会化，复归社会从而预防犯罪为刑事政策和刑罚制度的基础价值。（注：储槐植：《市场经济与刑法》，《中外法学》1993年第3期。）二

随着1997年刑法典的实施，刑事法律观念的转换与变更已经成为不争之实。刑法理念的嬗变与递进，这是中国刑法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的资源，从长远看，影响力将日益发挥作用。但从现实看，影响及幅射能力甚小，特别对实践难以形成直接的影响力，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矛盾没有解决，即理念刑法与规范刑法的关系，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刑事法制与刑法的关系。为转换刑法观念，当前必须要解决好这三个方面的矛盾，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要处理好理念刑法与规范刑法的关系

刑法作为国家的基本法之一与国家共同诞生，有国家即有刑法，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划分为奴隶制刑法、封建制刑法、资本主义刑法和社会主义刑法。刑法是作为社会规范形式存在的，但作为指导刑法的理念，即刑法思想，刑法精神，刑法观念，刑法原则都先于或无需法律的形式而存在相对的法律发展阶段中。（注：储槐植：《刑事政策：犯罪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和司法实践的基本指导思想》，《刑事法学》2000年第4期。）如维护奴隶主利益，赤裸裸体现不平等、残酷的刑罚及滥施刑罚的刑法理念在奴隶制刑法没有成文之前就已经蕴育成熟。资产阶级的刑法理念也同样早于资产阶级刑法而出现，并影响着其刑事立法。如现代刑法的三大原则：罪行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都是由于启蒙思想家和法学家的倡导而在后来的刑法典中确立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刑法发展历史上按刑法的形式与内容相统一原则划分有两种类型的刑法，即理念刑法与规范刑法，有的称理论刑法、刑法哲学。理念刑法是刑法实质内容的表现，规范刑法是刑法形式的外在表现；理念刑法决定规范刑法，指导规范刑法，规范刑法表现和实现理念刑法；理念刑法先于规范刑法而产生，并决定着规范刑法的产生。理念刑法是规范刑法之源、之本，规范刑法是理念刑法具体表象。但由于长期以来偏重对规范刑法的注释研究，而忽略了理念刑法的研究，而使理念刑法的研究落伍，不能适应刑法现代化的需要。理念刑法研究的落后，最大影响是刑法的移植和改良缺少深厚的理论根基和本土资源的支撑，使得移植和改良的规范刑法缺少长绿之源。考察中国近现代刑法发展的历史，不论是清末、民国刑法，还是新中国1979年刑法和现行刑法都是移植与嫁接的改良品种，而这种移植与嫁接并没有良好的土壤条件，缺乏法治基础和法文化的底蕴。罪行法定原则被我们移植过来后，却由于缺少法治的传统、民主思想、权利观念、人权思想而在规范刑法中孤芳自赏，难以达到理想的彼岸；而在刑事司法中由于重刑主义、人治思想的幽灵还徘徊着，难以贯穿于始终，甚而被人治搁浅。为使中国刑法走向现代化，转变刑法观念，首先就应处理好理念刑法与规范刑法的关系，加强理念刑法研究，宣扬现代刑法理念，在民众中形成现代刑法的共识，方能使中国刑法步入现代化的行列。可喜的是，近年来有的学者对理念刑法作了有益的探讨，并出版了一系列的理念刑法的著作。但是这些阳春白雪的高雅上乘之作，往往只是在刑法学理论殿堂束之高阁，或仅为学者引证之用，由于其理论的深奥而和者盖寡。现实的需求既需要阳春白雪，更需要下里巴人。刑法理论者的任务应为刑法观念的普及而呐喊，使之成为民众的自觉行动。唯如此，现代刑法的观念才能深入人心。

（二）要处理好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

本世纪，刑法界形成了一项共识——刑法刑事政策化，刑事政策成为刑法的灵魂。但我国刑法学界和犯罪学界对刑事政策研究取得具有创新价值的高水平的成果实在太少，使得刑法缺少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在控制犯罪中缺少力度。如近年来，国际上的刑事政策有朝向“两极化”发展的趋势，也就是所谓“两极化的刑事政策”。所谓两极就是严格的刑事政策(hardcriminalpolicy)与缓和的刑事政策(softcriminalpolicy)。简言之，对于危害社会的重大犯罪或高危险的犯罪人，采取严格的刑事政策，使其罪当其罚，罚当其罪，以有效压制犯罪，维持法秩序；另一方面对于轻微犯罪及有改善可能性的犯罪人，则采取缓和的刑事政策，以抑制刑罚权的发动为出发点，透过不同阶段的转向，(diversion)（刑前转向、刑中转向、刑后转向）（我国有的学者称“转处”）采取各项缓和的处遇（如缓刑、社会内处遇等）措施，以替代传统刑罚，而达成促使回归社会并防止再犯的积极目的。这一政策，一方面可大量减轻刑事司法机关及矫正机构的负荷，使相关资源得以更有效的利用，更能集中资源对付重大犯罪；另一方面可使重刑犯及高危害罪犯能得到更适当的刑罚处罚及处遇；轻刑犯则减少入监服刑的机会，改以拘禁以外的其他处遇方式，不但能减少短期自由刑之流弊，反而可以对社会有更积极的贡献，并可促使犯罪被害人及早获偿，可以说是对政府、被告、被害人及社会整体均是有利的政策方向。（注：李海东：《刑法原理入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从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刑事政策以功利思想为指导，将刑事政策调整为“轻轻重重，以重为主”。轻轻是指对轻微犯罪的处理比以往更轻；重重是指对严重犯罪的处理比以往更重。我国在80年初根据青少年犯罪突出的现状，也确立了两极刑事政策，即一方面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一方面教育、挽救、感化有轻微违法犯罪的青少年。但随着第五次犯罪高峰的出现，严打斗争愈来愈激烈，频率加快，而使另一极刑事政策从1983年以后逐渐失去作用。虽然近几年又重新提出对青少年的教育和未成年人的保护，但却未能真正贯彻两极刑事政策。我国刑事政策的这一变化对刑法不可能不造成影响。另一方面，单一刑事政策在刑事政策、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构成的犯罪控制大系统中并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在刑法价值导向和调节的功能上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而，加强两极化刑事政策研究是刑法观念转换的一个先决条件。

刑事法律范文篇7

通过对刑事法律援助现存诸多问题的梳理，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更需要引起重视与完善：1、获得律师帮助权未被明确为公民的宪法权利；2、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刑事法律援助的程序性制裁不清；3、刑事法律援助的受援对象过于狭窄；4、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过晚；5、刑事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明显，案件多但是律师明显不足，且区域差距大；6、刑事法律援助缺乏质量保障机制；7、刑事法律援助的人员、资金缺口大。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种种不足，不利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公正有效进行，我们应当抓住刑事诉讼法以及律师法即将进行再修改的契机对法律援助制度进行改革完善，并向法律援助法的单独制订做出努力。

一、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及律师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其主要的功能是保障弱势群体的辩护权的实现。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宪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规定得较粗疏，缺少可操作性，基于此，才出现了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等部门通过通知及联合通知等形式来对各阶段的刑事法律援助进行补充和完善的情况。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别大，东西部的法治环境差距较大，所以在立法时应当建立起从宪法、法律援助法为主线，通过各省的地方立法加以具体贯彻落实的法律体系。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在宪法中确立获得法律援助权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由于我国未将获得律师帮助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致使立法及司法实践中缺乏纲领性指导文件。唯有在宪法中规定了获得律师帮助权，刑事法律援助才有存在的必要与前提，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全国得到普遍实施。故笔者认为应在宪法中加入有关获得律师帮助的条文。“实际上，无论在任何社会，获得法律援助不仅需作为宪法原则加以规定，更需公众对其有心理上的深刻理解。”[2]

2、建立完备的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体系

获得律师帮助权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很多国家因此都制订了法律援助方面的单独立法，如英国的《1949年法律援助与咨询法》和1999年颁布实施的《获得司法公正法》、美国的《法律服务公司法》（1997年修订）、荷兰的1994《法律援助法》、韩国的《法律援助法》（1994年）年。很多国家的法律援助体系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体系，一个是民事法律援助体系，另一个是刑事法律援助体系，虽然这两个体系可能同时规定在一部法律之中。我国于2003年颁布实施了《法律援助条例》，但是不管是从法律援助在整个法律中的地位效力还是法律援助可能涉及的部门考虑，仅仅一部行政法规难以担当此重任。如刑事法律援助必然需要涉及的法检系统，与国务院就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通过行政立法就无法确定法院、检察院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的权利义务。笔者认为应当尽快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援助方面的法律。从立法技术上来讲，可以单独制定《刑事法律援助法》，也可以制定《法律援助法》而将刑事法律援助作为其重要内容单独规定。

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目前构成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主体框架。由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同时隶属于刑事诉讼制度和律师制度的范畴，所以即使今后将享有法律援助纳入宪法权利并单独制订法律援助立法，但还是需要在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中加以规定，使之互相配套，形成体系。只有在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中明确刑事法律援助人的具体义务及受援人的具体诉讼权利，才能真正有效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同时，法律援助的质量控制必须体现到诉讼过程中，才能有效地发挥刑事法律援助的作用。

3、注重司法解释、法规、规章的建设

鉴于刑事法律援助所涉及的部门较多，且我国地域经济差别的存在，在宪法和法律中不可能对刑事法律援助的有关事宜都做详尽具体的规定。就法院检察院而言，在司法实践中可能遇到刑事法律援助方面新的问题，而需要通过作出司法解释加以完善。而公安部、司法部等行政机关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可能需要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自己制定部门规章来健全。各个省市自治区由于经济实力的差异，对法律援助的投入也不尽一致，可能选择不同的援助模式，这就可能需要各个地方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来规范具体法律援助的实施。

总的来说，在立法上有必要建立起从宪法到法律，直到地方性法规、规章的整套法律援助机制，这其中最主要还应是法律援助的单独立法。只有在立法上确立了相应的法律关系，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一项制度才有可能落到实处，才有可能脱离慈善性质的初级阶段而发展到“以权利为本的法律援助”。

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内容的重新构建

1、适当扩大应当指定辩护的适用对象

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中属于应当指定辩护的案件还是占相当大的比例，以北京市为例，1997-2002年上半年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刑事被告人是盲、聋、哑、未成年人和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案件分别占援助案件总数的33%和21%[3].因此讨论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对象的扩大首先应该考虑扩大应当指定辩护适用对象的范围。指定辩护的适用对象分为一般对象和特殊对象。一般对象即普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一国的律师辩护资源相对有限，不可能能够满足所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需要，所以需要制定有关标准加以分流，把有限的律师辩护资源投入给最需要该资源的那一部分人。在国际范围内，由于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不一，律师的发展水平也不相一致，所以联合国设立了一个较为模糊的标准，即“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一切情况下”（inall/anycasesinwhichtheinterestsofjusticesorequire）。[4]“而衡量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最重要也最容易掌控的标准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涉罪名的性质及可能判处的刑罚。相对于英美及加拿大等国的凡被告人可能被处1年以上监禁就属“司法利益需要”的司法实践而言，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中可能判处死刑的才属于应当指定辩护的规定显然与联合国的准则及有关国际条约的立法精神相去甚远。虽然考虑到我国现行刑法中用多达47个条文设置了68种死刑罪名，占全部罪名的1/6强，但是由于并不是涉及死刑罪名的案件就必然属于可能判处死刑的范畴，而且限制死刑的呼声越来越高，考虑到死刑的适用范围呈减少趋势及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呈增大趋势的矛盾，在今后的立法之中宜对此项条件限制加以修改。由于刑法诸多条款中都将“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作为某一情节的量刑幅度，所以笔者建议把十年有期徒刑作为划分司法利益有无需要的分水岭，并等条件成熟时再作进一步扩大。

2、重新设计刑事法律援助的启动程序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启动程序包括法院指定和自行申请（含通过公安机关与检察院转交申请）两类。但是实践中主要是依靠法院指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的比例极小，以北京为例，2002年度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法院指定的为207件，被告人直接申请的为2件，公安机关与检察院转交申请的为0件。虽然司法部于2000年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并于2001年4月25日与公安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分别就法律援助机构与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问题作出了规定。但是根据笔者了解，司法实践中侦查与控诉机关基本没有采取有效行动加以落实，笔者在某区检察院见到的审查起诉阶段的权利告知书中只见到了聘请律师权利的规定而未见有关申请法律援助权利的规定。即使是侦查与控诉机关严格地履行了有关的部门规章中有关申请刑事法律援助权利告知的义务，经过公安机关与检察院转达申请以及法律援助机构审查等程序后，只怕符合条件的受援对象已经进入下一道诉讼程序了。纵观各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计目的，其中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满足诉讼程序的需要，而法律援助的及时性是其前提，所以英国、日本等国设立了值班律师制度，并对某些案件无须审查直接提供援助。我国应该加以借鉴，当然考虑到我国律师的数量有限，只宜先在有条件的大城市试点后再逐步推广，并随着律师制度的日益完善，而最终建立一整套保障刑事法律援助能够及时提供的机制。

3、构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质量保障机制

虽然《法律援助条例》第6条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第24条1款规定：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人员在案件结案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有关法律文书副本或复印件，以及结案报告等材料，并分别规定了质量监督的主体、质量监督的方式，但由于该条文规定过于模糊，且并非完全针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故其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笔者建议，可借鉴国外一些国家做法，如瑞士，援助律师在结案时，交给法律援助中心一份详细的结案报告汇报具体的情况，包括与当事人会谈的次数时间，调查取证的次数与证据的数量，阅卷的次数，出庭的次数。法律援助中心在审核确认无误后，才予以结案，并给予相应的援助补偿。这种监管方式给援助律师进行法律援助提出了一个量的要求，但尚难于在质的方面进行监督。笔者认为，对此可从两个角度入手：一方面由于援助律师始终与当事人处于一种互动的状态，当事人对援助律师是否尽职尽责履行其援助义务具有最直观的感受，故法律援助机构可向当事人征询有关援助最基本的情况，再要求援助律师作一个总结，两相结合进行审查；另一方面由于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质量最集中反映于庭审过程中，人民法院作为整个庭审的主持者，并具有专业的知识，在结案后，由其依照法定的标准对援助者作一个评价将客观地反映法律援助的真实面貌。通过以上过程，将会把法律援助纳入有效的管理监督体系之中，从而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保障人权、推进司法公正，最终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初衷。

4、整合刑事法律援助资源，引入激励机制

虽然我国目前在《法律援助条例》中明确了刑事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但是在具体落实过程中政府责任主要体现为律师责任。虽然有些地区提高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补贴标准，但是由于补贴的发放是按承接案件的数量发放而不考虑具体案件的难易程度。发放补贴的金额往往有限，较复杂点的案件甚至连办案的基本成本都无法负担。如果承接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尽职尽责的完成辩护任务的话，往往不能有所收益，甚至要倒贴很多费用，致使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对执业律师缺乏吸引力。

一方面是广大律师为案源而四处奔波，甚至不惜冒违法乱纪的风险与法官检察官建立起不正当的联系，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刑事案件亟需辩护人的参与，两者之间矛盾的焦点就在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无偿性。律师收费不等于律师报酬，而要考虑办案成本所产生的费用支出。但是制定法律援助案件补贴标准时这一点又容易为人所忽略。如果能在给予律师适当补贴的同时对办案产生的实际费用予以实报实销，使刑事法律援助能以市场机制加以运作。这应该是我们设计刑事法律援助制度选择的方向之一。

5、重新构建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体系

我国虽然在《法律援助条例》中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但未明确以何种形式提供财政支持。随后在司法部、民政部等九部门出台的意见中规定各级人民政府要按照条例的规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及财力状况，将每年法律援助所需要的经费数额，逐步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但是考虑到目前我国法律援助的制度设计思路是成立专门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并实施法律援助，并且把整个法律援助纳入一个体系之中，未予细化。而我国由于幅员辽阔、人口基数大，使得法律援助专门机构组织为数众多，截至2003年6月30日，全国就已建法律援助机构2642个，法律援助专职人员达8899名。由于《法律援助条例》中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所以法律援助机构运作的资金及其工作人员所需的工资福利都需要通过财政加以解决。不考虑机构运作成本，仅考虑其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按每人每年一万元计算的话，也达到八千多万元，而我国2003年的财政拨款才1.52亿，占了近一半，目前尚不知晓这八千多万元是否由1.52亿财政拨款支付，如果是或者相当一部分是的话，那么落实到每一桩案件上的财政拨款就微乎其微了。所以今后我们在构建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体系时，首先要把机构运行成本同具体案件的运作成本分别列入预算之中。而且由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性，最好能将刑事法律援助的财政预算单独列支，方能真正地起到专款专用的目的。

6、构建满足西部及贫困地区律师需要的律师制度

按照西部及贫困地区的律师职业现状，由于合格专业律师的匮乏及地方财政的窘迫，实施法律援助有相当的困难。而按目前的律师准入制度的发展及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需要，合格专业律师的缺口将越来越大。如果不能有效地为西部及贫困地区提供律师新生力量，随着律师“孔雀东南飞”现象的加剧，不发达地区最基本的法律服务的需要将都很难满足。我们在此方面所需要作出的努力不能再限于司法考试降低分数要求，而是要根据西部及贫困地区的现实需要来完善现在的律师准入制度。比如西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可以考虑通过对既会汉语又懂少数民族语言的法律工作者以考核的形式颁发民族地区律师资格证的办法，增加满足少数民族法律需要的律师数量。

注释：

[1]参见马明亮：“法律援助：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瓶颈”，《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73页起。

[2][美]F·费尼：“刑事辩护的伦理道德问题——美国的经验与教训”，载《外国法译评》1998年第2期，第41页。

刑事法律范文篇8

一、我国现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缺陷

(一)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认识不够，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殊性。

(二)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窄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及《条例》的规定，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于两类人群，一类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即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另一类是不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但仅限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从此规定来看，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除了自诉案件的被诉人外都覆盖了，范围不可谓窄。但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指定辩护，刑事法律援助的空间只限于公诉人出庭公诉阶段，基于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条例》对公检法并没有强约束力，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相当窄。另一方面从实际操作来看，“对于《条例》第11条所规定的三类案件，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很少，法律援助中心基本上没有为这些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再从经济审查标准分析，对非指定辩护的受援人的经济困难审查是较为苛刻的，一般规定都在居民生活保障线之上的20%左右，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的范围。如云南省2005年全省办理的14171件援助案件中，刑事案件8930件，占63%。刑事案件中,法院指定的8578件,占96%，通过申请的352件，仅占4%；省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1526件援助案件中，刑事案件1514件，占99%，全部为法院指定案件。2005年，全国各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5万多件，接待法律咨询200多万人次，有43万多名困难群众得到法律援助，比上年增长48％。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在申请法律援助的困难群体中，每年仅有四分之一的人受惠于这项制度。

(三)审判阶段法律援助人员介入案件的时间过迟。

《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条例》第20条规定：“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据此，与委托辩护人相比，承担法律援助的辩护人只有在开庭前10天才能介入诉讼。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对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送交法律援助机构的时间离开庭的时间远远少于10天，一般为3～5天，个别法院甚至在开庭前临时找在该院其他案件的律师为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紧急出庭辩护”。

(四)律师队伍发展不平衡

“救济走在权利之前，无救济即无权利”，广泛流传于法律界的这句经典法谚，向人们道出了法律救济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地区没有了律师，法律救济便会丧失重要的力量。现实就摆在人们面前，全国206个县没有律师，而且这个范围正在扩大之中。据最新统计显示，目前，我国执业律师已达11.8万多人，其中专职律师103389人，兼职律师6841人，公职律师1817人，公司律师733人，军队律师1750人，法律援助律师4768人。另外，还有律师辅助人员3万多人。全国律师每年办理诉讼案件150多万件，每年办理非诉法律事务80多万件。但另据统计，在全国律师中，仅广东、北京、江苏、上海和浙江5省市律师人数就占了大约1/3，业务收入占了全国律师业务收入的2/3。2002年西部律师人数占全国律师人数的比例不到22%。目前，全国律师总数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1/10万。西部一些省区，与这个比例差距较大，陕西省现有2768名律师，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为0.7/10万，西安市集中了111家律师事务所，占全省律师事务所总数的近1/2；甘肃省现有律师1344名，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为0.5/10万。来自陕甘宁等省区律师协会的资料显示：陕西省自恢复律师制度以来，全省共有6000余人取得律师资格，实际在陕西从业的不到2500人。但是，截至2004年初，己有400多人到东部地区执业，近三四年来，更是以每年50名左右的速度流向东部地区。宁夏自治区自律师制度恢复以来，取得律师资格的不到1000人，但近5年中，就有150多名律师外流。甘肃省近5年也有140名律师外流。青海省自律师制度恢复后，只有877人取得律师资格，现在本省执业的有406人，至今己有100多人外流。陕西省永寿县法律援助中心虽有4个人，但都没有律师资格。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依法必须提供法律援助的，“我们只能让我们局法律援助中心的人过去，法院对于我们援助中心的人，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五)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物质保障基础

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关键不仅要有人力因素（即需要满足诉讼需要的一定数量律师），更要有充足的资金。由于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认识有偏差，法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我国法律援助的经费人均不足一角钱、相当一部分地区没有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门机构等。以2003年全国法律援助经费为例，其中财政拨款为21712.74万元，只占当年财政支出（22053亿元）的0.0098%，人均救助经费不足6分钱。即使在较为发达的地区，法律援助仍然受到经费不足、人员编制不足，各方面配合不够的困扰。

2005年初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法律援助经费方面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一是还有9个省区市尚未出台法律援助补充范围、经济困难标准，有22个省区市没有制定办案补贴标准，影响了《条例》的有效贯彻实施。二是法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许多贫困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没有必要的业务经费，或者数量很少。不少县区的法律援助经费没有纳入财政预算，如河北省、江西省、云南省、广西区等省区超过半数以上的县区没有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预算，湖北省、海南省有约一半的县区未列入预算，即便是在经济发达的广东省，仍有34％的县（区）未纳入预算。三是九部委联合通知关于设立省级法律援助资金转移支付的规定落实起来还有很多的困难，目前仅有广东、贵州、河南、重庆、宁夏五个省区建立了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贫困县区的法律援助工作，绝大多数省区市还没有采取这一做法。法律援助专业性强的特点，决定了法律援助的服务力量是法律专业人才。现阶段，我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主导力量是社会律师。有些地方有专项法律援助经费、但是没有用于支付律师办案补贴；还有一些地方存在对律师办理的义务量之内案件不给补贴、法律援助经费使用有结余才支付补贴等现象。如石家庄市由于政府拨款远远不能满足法律援助的实际开支，支付律师办案补贴不能完全得到落实，三年来，全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和办案律师共为受援人减免法律服务费用1000余万元，其中三分之一的案件是律师自己贴钱办案。社会律师毕竟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个体，在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时，没有经费保障，难免使有的律师缺乏责任心，敷衍了事，影响了办案的质量和效果。

(六)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从1994年开始，我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促进和规范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1996年3月和5月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相继颁布，对法律援助问题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确立了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199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了《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同年5月司法部发出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1999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2000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2001年4月，司法部与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2003年7月16日，国务院颁布了我国第一部法律援助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与此同时，各地也纷纷出台有关法律援助工作的地方性规范。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已经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但从总体看，有关法律援助的规定都过于原则和不明确。在组织机构、人员管理、业务工作制度、办案规程、经费管理、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法律援助服务标准和案件质量监控，以及法律援助机构内部的管理制度等方面，尚未形成与《法律援助条例》相配套的法律援助管理和实施的规范体系。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或政策依据，各地在法律援助实践中所掌握的经济困难标准过于简单或者过低和不科学、程序不严谨、审查决定是否给予法律援助时随意性较大、案件质量标准不统一、监控不力等情况时有发生，一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实际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刑事法律援助应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但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在国家责任的规定相对比较十分薄弱。法律和法规对于国家义务性规范的规定仍相对较少，而且具体性和可操作性仍不强。特别是在一些规定中，对于国家机关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如何得到救济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规定；司法机关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后果和救济程序，法律和司法解释也没有作出规定。如2000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第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在对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在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的有关诉讼权利的同时，应当告知其如因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可以通过人民检察院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起诉案件，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2款的规定告知犯罪嫌疑人有关诉讼权利的同时，应当告知其如因经济困难无力委托辩护人的，可以通过人民检察院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第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在押犯罪嫌疑人提交的法律援助书面申请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向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转交该申请，并同时通知其法定人或近亲属在三日内向该法律援助机构提交身份和户籍证明、经济和居住状况证明等相关材料。司法部与公安部联合的《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也有类似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法律援助方面基本上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绝大部分案件只有起诉到了法院，因法律有强制性规定，法律援助问题才被重视。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上述联合通知只是规范性文件，并没有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中，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即使指定辩护之外的犯罪嫌疑人在诉讼过程中没能在程序上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也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与判决。另一方面，这些文件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不强。但对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如何具体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没有相关实施细则，也没有建立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因此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与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三家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衔接机制的缺失，公民的刑事法律援助权也就难以得到保障。

(七)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有待规范和提高

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这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机构一般对应工、青、妇、残的机构设立而设立在相关的维权或信访部门。第二类是法学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这类法律援助组织设在高等法学院系内，由法学教师负责指导，学生为主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第三类是纯粹的自发成立的各种民间法律援助组织。但从目前看，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主要是第一类，这类法律援助组织数量众多，是目前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主体，仅据全国妇联提供的数字，全国妇联系统就有这类法律援助组织20000多家。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活动存在的问题是：经费严重短缺；法律援助工作不规范；对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活动缺乏有效地管理和监督。

(八)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大多数律师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过程中，凭着强烈的同情心和职业道德，能较好地为当事人服务。但也有不少地方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不高。表现在：—是有些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申请、审查和决定指派的环节不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操作，表现在：对口头申请不受理、不答复；对当事人递交的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不向有关机关和单位查证；不按规定时间对当事人的申请给予答复等，既违背了《条例》的有关规定，又损害了当事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二是对《条例》和有关规定的理解出现偏差。一些地方认为在国务院《条例》颁布实施后，省级政府出台民事、行政法律援助补充范围之前，原有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的相关规定自动失效，应当只办理国务院《条例》规定范围的案件。因而不适当地缩小了应受理的事项范围，导致对当事人作出不适当的审查决定。三是148法律服务专线的管理体制尚未理顺，服务效率还需提高。四是没有根据《关于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暂行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律师协会开展合作，对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不会见当事人、不愿卷等敷衍塞责的情况没有对策，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质量控制机制。

二、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构想

(一)建立完备的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体系

获得律师帮助权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很多国家因此都制订了法律援助方面的单独立法，如英国的《1949年法律援助与咨询法》和1999年颁布实施的《获得司法公正法》、美国的《法律服务公司法》（1997年修订）、荷兰的1994《法律援助法》、韩国的《法律援助法》（1994年）年。很多国家的法律援助体系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体系，一个是民事法律援助体系，另一个是刑事法律援助体系，虽然这两个体系可能同时规定在一部法律之中。我国于2003年颁布实施了《条例》，但是不管是从法律援助在整个法律中的地位效力还是法律援助可能涉及的部门考虑，仅仅一部行政法规难以担当此重任。如刑事法律援助必然需要涉及的法检系统，与国务院就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通过行政立法就无法确定法院、检察院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的权利义务。在立法上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必须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体制。

建立刑事法律援助的救济机制。应当强化国家责任，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救济机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也应当在《法律援助法》中得到强化，国家责任与律师责任不平衡的状况应当在《法律援助法》中加以改变。

要进一步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四家的衔接机制。由于当前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四家的衔接机制的缺失，使受援人的合法利益受到了较大侵害。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得到公检法三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完善这种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笔者认为：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的衔接机制，首先，要将目前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之间关于刑事法律援助联合通知这些零散的发文统一到一个法律文件中去，以加强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效力。这就需要修改刑事诉讼法或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做出有关解释。其次，各地在执行这种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规定时，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详尽、方便受援人且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并将之作为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加以落实。再次，由于在刑事法律援助衔接机制中关键是让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享有申请法律援助的知情权，以及提高效率、简化相关手续，让受援人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因此，为了让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就要在法律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

(二)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

1、扩大强制辩护的范围。强制辩护是指在法律所规定的特定类型的案件当中，必须要有辩护人的参加才能开启正式审判的制度；否则整个审判活动将被视为无效审判。我国现有的强制性指定辩护是从两个方面来设定标准：可能判处的刑罚和被告人的自我辩护能力。前者是针对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后者则是针对未成年人和盲、聋、哑人。这样的规定是比较切合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的。但是，从国外的强制辩护的范围来看，他们通常都把所有的重罪犯纳入强制辩护的范围，如德国为可能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日本则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那么我国强制辩护的范围应如何确定呢？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应扩展至无力支付费用的且有可能被判处监禁的刑事被告人。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对可能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被告人提供强制辩护的保护。从世界各国的规定看来，五年以上刑罚属于重罪的范畴，被判处重罪的被告人理应得到更有效的法律保护。从1984年到2003年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国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的比例在整个罪犯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基本上都维持在40％以下。根据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共判处罪犯767951人，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罪犯占19.04％。由此看来，在我国重罪的比例不算高。再加上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律师队伍的壮大，以5年以上有期徒刑为标准应该是恰当的。

2、扩大任意指定辩护的范围。

(三)刑事法律援助受援阶段提前

要让刑事法律援助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就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地位。第一，确保犯罪嫌疑人在刑事侦查阶段被告知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且对未成年人、盲、聋、哑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应在刑事侦查阶段给予其法律援助。第二，应当建立权利告知制度。即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有义务及时告知其有申请刑事法律援助的权利。并且应当适应将来《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将公安、检察机关应当告知而没有告知的情况作为程序违法来规定，对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机关规定制裁措施，以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

(四)加强对刑事法律援助的物质保障

法律援助经费是指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所支出的一切必要费用，是法律援助制度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制约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法律援助发展的关键因素。一项法律制度落实，物质保障是基础。如何解决法律援助经费困难是世界上所有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所面临的难题，绝大多数国家以财政拨款为主提供法律援助的经费。如果法律援助机构、公检法四家缺乏经费，就难以充分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大了对法律援助经费的支持力度，同时，社会各界也奉献爱心，积极支持法律援助事业，使法律援助工作的物质保障能力得以增强。我们认为解决我国的法律援助经费应该坚持以政府拨款为主，社会捐赠为辅的办法通过多种途径筹集经费，保证法律援助制度的真正落实。一是提高法律援助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加大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对贫困地区，建议由中央财政负担法律援助的支出，以免出现因为身处贫困地区，越需要援助的群体越得不到援助的窘况。二是要落实法律援助专职机构的人员编制，从优待律师，确保有一定数量的律师乐于并认真从事刑事法律援助工作。

(五)大力推进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

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的积极作用在于：一、利用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产生良好的宣传作用；二、分流政府法律援助一部分工作量。他们可作为法律援助的前端环节，对拟进入法律援助程序者进行筛选，减轻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压力。三、由于他们具有准政府组织的特性，工作模式更易与政府法律援助衔接。在未来必将在非政府法律援助社会组织中扮演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如法学院校设立的法律诊所。这类法律援助组织由法学教师负责指导、学生为主参与法律援助活动。这种法律援助组织不是掌控公共权力的社会强势群体，也不是某一社会群体的代言人，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公益性、非政府性特点更为突出。高等院校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作用，首先是为法律人才服务社会提供途径，在法律人才中培养、弘扬服务社会的公共意识；其次是弥补法律援助人才资源不足，为政府法律援助队伍储备人才；三是其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使服务质量相对其他社会组织更高。

法律院所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大环境下可以利用的最大的法律资源。近20年来，中国的法学教育得到迅猛发展，法学教育机构成倍增加。据统计，2001年，全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学校292所，2005增长到559所，2007年全国已有603所法学院系，每年法学毕业生将达到数十万。“诊所式法律教育”法学教育和法学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它既为法律援助提供了资源，又为法学学生提供了实践经验，同时也增加了法学院学生对法律援助的情感投入，它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中可以利用的一支重要力量。

(六)建立相关的程序性制裁机制

在刑事诉讼程序范围内，程序性制裁是指针对参与诉讼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违反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序的行为，确立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制裁方式上看，主要是通过宣告程序违法者的证据、行为或裁决丧失法律效力的方式来达到惩罚违法者的作用。其基本原理在于通过剥夺程序性违法者所得的不当利益，来促其不得不遵守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序。具体到刑事法律援助，应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对应当有而没有律师帮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侦查、起诉、审判行为无效。例如，可以明确规定当事人认为自己应当获得法律援助，而法院没有指定辩护的，当事人有权向法院要求指定辩护，法院仍然没有指定辩护的，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诉。如果因为符合条件而没有指定辩护最后被法院定罪的，可以成为第二审或者再审程序中撤销原判决的理由。负有法定告知义务的国家机关，没有告知当事人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的，该事实也可以因违反法定程序而得到程序性制裁。建立程序性制裁机制能有效促进公检法机关的合作与支持，从而实现法律援助的效果，同时也可大大改变公检法机关对律师的态度。

(七)建立质量监控机制，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标准

构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质量保障机制。虽然《条例》第6条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第24条1款规定：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人员在案件结案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有关法律文书副本或复印件，以及结案报告等材料，并分别规定了质量监督的主体、质量监督的方式，但由于该条文规定过于模糊，且并非完全针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故其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鉴于刑事法律援助活动的特殊性，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同样也应当值得我们的关注,如果律师仅仅是在形式上提供了刑事法律援助，而未对贫穷的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那么，设置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就会落空。为了解决贫穷被告人辩护质量的问题，确立一个统一的标准是确保贫穷被告人辩护质量的最有效的方式。美国各州和各地方通过一系列方式确立了贫穷被告人辩护的标准，包括法庭裁决、法规、法庭规则和贫穷被告人辩护合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未明确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时所应当具备的服务质量标准，出现了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时不负责任，走过场的现象。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当提倡律师能够积极的参与刑事法律援助，另一方面也应当设置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制订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标准。从而使刑事法律援助能够落到实处。

建立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确保办案质量，是各地法律援助机构的重点工作。首先要完善案件指派制度，做到科学分案、指派到位和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等，保证法律援助人员的专业水准和执业能力。其次，采取各种有效办法，监督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比如建立服务质量跟踪反馈制度、开庭旁听制度、结案评估制度和案件抽查制度等。最后，完善奖励惩处机制，将处理违纪违规与表彰奖励相结合，以激励和鞭策法律援助人员提高办案质量，保证受援人得到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刑事法律范文篇9

关键词: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强化策略

当前我国社会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保护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并且也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知识产权保护应当以刑事法律为支持，对侵害知识产权违法行为严厉打击，从而使知识产权得到更好保护。政府及相关工作人员应当在明确知识产权在刑事法律的价值取向的基础上，积极通过有效措施强化知识产权的刑事法律保护，从而使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具备更好法律理论和实践支持。

一、知识产权在刑事法律保护方面价值取向分析

(一)权利及秩序

对于我国当前法律而言，其所保护内容主要包括两种方面，一方面是保护私人财产权，另一方面为维护社会秩序。其中，在保护私人财产权方面，当前法律认为对知识产权造成侵犯就是严重损伤人的权利;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当前法律认为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不但属于侵犯他人权利行为，同时也是破坏社会秩序行为。在商业社会中，对于商品经济而言，其实质就是交换的一种经济结构，在交换商品之前，交换双方均需承认对方知识私有性，因此我国当前刑法必须要保证一定权利公正性，法律应当具备权利支持，这样才能够保证法律可以正常使用，而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同样是如此，对于知识产权刑法保护而言，应当以权利为立足点，在积极支持知识私有制的同时，对于社会秩序稳定也应当进行考虑，这样才能够对知识产权进行科学保护，否则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就会缺乏科学性，并且也缺乏完整性。

(二)自由及保护

在知识逐渐成为权力支配工具情况下，一个必须要关注的问题就是知识产权合理性，在创新知识产权基础上，在知识产权方面扩大并且加强刑法保护，这是今后必然发展趋势，然而这种发展所导致结果就是新技术垄断出现，这对于市场自由竞争十分不利，所以对于知识产权而言，了解刑法有利也有弊，若能够将其良好掌握则能够保护知识产权，若进行不良支配则必然会垄断市场，不论社会情况如何，这一问题都是存在的。对于不同群体而言，其利益也存在明显差异，而刑法与知识产权即为两种不同群体，对于法律而言，其目的就是使社会上不同群体利益均能够得以平衡，使每个群体均能够实现其利益，从而使社会关系能够保证和谐发展，这一点在刑法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属于必须遵守原则，所以刑法不但应当使市场保证自由竞争，同时也应当使知识产权保证具备私有性特点，因此在刑法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应当以保护主义为立足点，同时应当考虑自由主义理念，使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具备合理性，这样才能够体现出刑法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价值［1］。

二、强化知识产权刑法保护有效策略

(一)对知识产权信息强化管理

对于各个地区公安机关内部经侦部门而言，应当积极收集本辖区内知识产权相关信息，并且将其作为情报资料专门进行管理，这不但能够使打击与知识产权相关犯罪行为过程提高工作效率，在司法决策方面可提供相关依据，可为犯罪预防奠定良好基础，同时能够为不同部门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相互合作提供较好条件。在当前社会不断发展过程中，信息资料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种资源。所以，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相关部门应当以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实际需求为出发点，和公安机关内部经侦部门之间进行密切合作，在人才以及信息方面均应当积极进行配合，在公安机关内部，经侦部门应当将知识产权违法犯罪信息库尽快建立起来，与相关职能部门之间进行有效沟通，以增强查询渠道，从而使打击知识产权犯罪效能得到有效提高。

(二)在刑事立法及司法方面加大力度

首先，在刑事立法方面。从当前实际情况来看，在知识产权刑事立法方面我国虽然取得一定成果，但仍有不足之处存在。为能够进一步加强刑事立法力度，立法机关应当在立法方面积极加强调研工作，对世界最新科学技术发展积极跟踪，尤其是应当进一步强化犯罪预测，从而在立法方面提供依据。另外，对于知识产权刑事立法方面先进国家经济应当积极借鉴，并且要进行科学利用。此外，在立法技术方面，对于知识产权方面犯罪，应当由列举式转变成为描述式，转换再实行司法解释，以避免出现法律滞后及遗漏情况。其次，在刑事方面。检察机关对于法律监督职责应当真正落实履行，对于有关司法解释应当保证及时准确，保证其具备一定可操作性。相关司法机关以及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对相关法律法规认真贯彻落实，另外公安机关对于相关法律职责也应当积极贯彻落实，从而使我国当前法治原则能够得以真正实现。

(三)在鉴定知识产权方面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首先，对于知识产权应当进一步加快鉴定立法。其一，根据当前司法鉴定以及司法解释，并且对国外知识产权立法经验积极借鉴，从而在知识产权方面加快立法速度;其二，对于当前知识产权鉴定相关法律法规混乱情况应当积极改变;其三，由于知识产权鉴定涉及领域比较多，因此在鉴定方面必须要保证统一鉴定标准，从而使知识产权鉴定能够保证统一性;其四，在立法过程中，对于有关条件及数据应当尽可能细化;其五，在知识产权鉴定方面，应当对权威性认定加强重视，防止在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中需要不断进行鉴定，导致案件拖沓。其次，使社会各个方面充分发挥其作用，对相关专业人才加强培养，使知识产权鉴定机构得以建立健全。由于知识产权所涉及领域比较广泛，公安机关不必具备各个方面人才，并且要使这种情况也无法实现，只在比较重要的一些领域内储备一定专业人才即可，对于涉及知识产权的一些大量专门问题，可通过使社会科研单位、生产部门以及学者充分发挥其作用，从而使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得以更好实现。第三，与行政执法部门之间加强联系。在知识产权刑法保护方面，公安机关应当加强与行政执法部门之间联系，在其帮助下将知识产权鉴定机构建立起来，并且应当注意在这些部门中将鉴定所需相关材料及资料获得。这主要是因为在行政执法部门内具备各个方面专业人才，在长期工作过程中，这些工作人员均具备知识产权鉴定丰富经验，并且在其内部具备比较完整的知识产权方面资料及材料。公安机关应当注重与行政执法部门之间协同合作，从而将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专业人才及资料缺乏情况得到有效解决，使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得以更好实现［2－3］。

三、结语

随着当前社会不断发展，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重要，因而强化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也就越来越重要，已成为当前紧要任务。公安机关及相关部门应当明确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价值定位，并且应当在该基础上通过有效策略进一步强化，从而使知识产权刑法保护能够得到更好效果，努力实现知识产权事业的中国梦。

作者:白旺彩单位:静宁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参考文献:

［1］高鹏．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制度的适度性［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刑事法律范文篇10

一、关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下列交易形式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1）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的；

（2）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的；

（3）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

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

前款所列市场价格包括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不针对特定人的最低优惠价格。根据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各种优惠交易条件，以优惠价格购买商品的，不属于受贿。

二、关于收受干股问题

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

三、关于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的，以受贿论处。

四、关于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或者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前一情形，以“收益”额计算；后一情形，以“收益”额与出资应得收益额的差额计算。

五、关于以形式收受贿赂的认定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通过方式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构成受贿。

实践中应注意区分贿赂与活动、娱乐活动的界限。具体认定时，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判断：（1）的背景、场合、时间、次数；（2）赌资来源；（3）其他参与者有无事先通谋；（4）输赢钱物的具体情况和金额大小。

六、关于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薪酬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要求或者接受请托人以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为名，使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却获取所谓薪酬的，以受贿论处。

七、关于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