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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化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7 21:06:30

现代文化

现代文化范文篇1

前面已经提到，所谓的现代艺术中心就是一个城市传播文化艺术与精神文明的主要阵地和载体，也是城市居民日常参观、学习、休闲的地方，是一个城市重要的建筑。例如，本文通过对现代艺术中心设计情况的陈述，运用圆方互融、天圆地方等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及基本风格，着重分析了传统文化要素在现代文化艺术中心设计中的运用。现代文化艺术中心的设计，从理念、风格与手法上都应该追求现代设计模式的运用，即以现代的技术手段、机器艺术或功能主义艺术为设计的主要架构，形成较为完善的设计模块。当前我国很多地方现代艺术中心以“圆方互融”为核心的设计理念，即追求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的建筑设计哲学与现代设计美感的结合，进一步提升建筑物的美学品质与现代化气息。众所周知，所谓的“天圆地方”，是中国传统的建筑设计的哲学基础，也是设计风格的一个总结。将天地宽广与建筑物的棱角分明、圆润饱满、中轴线设计等概念有机统一，最终形成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设计模式。所以，当前我国很多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就是要尽可能地吸收传统中国建筑设计中的净化思想，并融合现代艺术和空间设计的理念，形成圆方互融的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概念和模式。例如，现代文化艺术中心的景观系统就是展现传统文化要素与设计理念的重要载体，也是文化艺术中心“天圆地方”基本设计原则的附着物。例如，文化艺术中心景观系统的整体分布和概念，以红色中轴线为界，景观大体上被区分为左右对称的两块，彰显出设计严格遵循传统建筑设计的原则，即以天圆地方的设计概念为引导，辅以现代设计的手法和风格。此外，景观的整体设计外观多以圆润饱满的风格为主，无论是花草树木的规划还是滨水河池的布局都要突出圆形的特色，从远处俯瞰一派古典建筑设计的气息。此外，景观节点要已圆形的设计图案为准，中轴穿插其中，外部辅以装饰，可谓是和谐统一的极致。另外，整个景观的设计和规划圆中有方、方中有圆，即景观外部的“切割”与“划分”可谓棱角分明，体现出模块化设计的现代设计风格，同时由于圆状的主体景观完美融合，形成十分自然、舒适的滨水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效果。因此，当前我国诸多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将传统“天圆地方”的建筑设计哲思与现代艺术空间设计手法相结合，达到了圆方互融、和谐公存的良好效果，整个现代艺术中心的景观与美学气质可谓“蔚然成风”，极具感染力和吸引力，同时为更好的弘扬和传播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

2现代文化艺术中心设计展现传统文化与人性化、艺术化的结合

我国传统文化要素能够在现代文化艺术中心设计中得到很好的运用，一方面是因为传统文化具备强大的生命力，能够为文化艺术中心设计提供很好的帮助；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对艺术、自然和人性的尊重，是传统文化要素存活的关键。所以，必须要把传统文化要素与人性化设计、艺术化设计完美结合，这样才能得到更好的设计效果。具体的，在遵循现代设计理念与手法的基础上，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要将古代中国传统的建筑设计哲学充分运用其中，形成了较为创新的艺术中心设计模块，也进一步提升了艺术中心之于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是，在传统设计风格的主导下，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并未失去其最重要的诉求和功能，即满足城市文化艺术发展的需要，为城市居民提供高容量、大空间、便捷快速的学习、休闲与体验的场所。也就是说，新时期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必须满足“人性化”“、实用性”这两个原则，满足人们的需求，同时提升建筑设计的实用性与务实性。要知道，新时期的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必须严格遵循人性化的基本原则，必须体现建筑物设计的实用性与务实性，即实用而不浮夸、人性而不浪费，这样才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践行。例如，现代艺术中心的绿化设计与建筑物区域的分割，无论是绿树成荫中的宽阔道路还是垂柳下面的休憩地域，都要考虑该艺术中心在设计中关于行人、游客与参观者的需求，尽可能的为人民、游客、行人提供舒适、便捷与健康的环境。此外，根据现代文化艺术中心建筑物局部设计的传统文化要素的渗透要求，实际的设计工作也要凸显实用性的诉求，将空间充分利用，体现出传统建筑设计的简约理念。再如，我国传统建筑设计要求设计必须体现功能的多元化。因此，建筑物占地面积要基本上集中在中心区域，范围极为有限，这为其他服务型功能的拓展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可能。广场区域的设计力求符合行人、游客的需求，与外部空间贴合度较高，绿化的设计围绕整个中心的内部和外部展开，可以确保现代艺术中心的环境质量、空气状况与良好的美化效果。此外，停车场的设计也要十分实用而耐用，要连接文化艺术中心与外部空间，同时开阔的停车场区域规划能够满足海量人群的停车、取车的需要。总体来看，新时期现代艺术中心的功能布局和设计不仅要充分考虑到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品质和规划质量，而且以人性化和实用性为指导原则，以传统文化要素为设计理念，力求发挥出现代艺术中心的最大功能，实现传统建筑设计与现代建筑设计的结合。此外，新时期现代艺术中心设计还要具备一个很大的特色，即设计空间内大量水、湖泊和植物的应用，这也是传统文化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水、湖与植物的大量运用，是设计造景的最佳选择，一方面可以提升设计的品质；另一方面彰显出现代艺术中心的独特吸引力。可以想见，在湖光山色之间，品味鸟语花香与潺潺流水，一定可以将人们带进人山人海的美化境地，从而进一步凸显现代艺术中心的特殊文化气质与艺术内涵。

3总结

现代文化范文篇2

欧美现代文学的文化折射在历史上，“批判现实主义”曾雄霸文坛，其武器就是所谓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对现实的批判并非很成功，首先，现实社会的文明发展并没有满足人们的理想，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人类的许多美梦，人们并没有因此使自己成为世界和自己的主人;其次，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更新，人们发现原来以为自己已经认识了的，其实远未曾被认识。在哲学方面，本体论传统格局的突破，理论兴趣从传统的科学实证主义滑向东方式的神秘主义;在高能物理中，主客体界限模糊了，由此产生了萨特的辩证理性的主客体关系新说及其阐解式的文学作品;过去长期处于一种潜科学状态的心理学也开始有了揭开面纱的机会。而意识流及纯心理分析流派的作品正是这种现象在文学上的反映，心理学对人们潜意识的探索发掘，精神分析以及“泛性论”的出现，又引出了对所谓伦理学非道德化倾向的争论。

二、英雄的无奈

欧美现代文学的文化转捩“水仙子”，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沉迷于欣赏自己在水中的倒影，以至落水求之，化身为水仙。人们长期坚信，世上存在更具有价值的东西，直到有一日，突然发现终身追求的只不过是虚幻之物，因而转顾对自身的爱怜。这时的自恋自怜倾向真正成为一个问题，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整个现代主义文学，撇开其他方面，在涉及人和人的命运时，其实不外乎描写人如何成了“水仙子”，然后再思考是如何堕落到这种地步的。在荷马笔下，奥德赛英武绝伦。这种英雄性格产生的基础，乃是那个社会对其男性力量的需求以及对其力量辐射所产生影响的认可。当远征归来，见到妻子被人纠缠，他可以面不改色地杀无赦，而不必承担任何后果。

此后，历代社会又相继对人的精神力量产生过需求，哲人、宗教领袖、政治家等各种权威陆续登上英雄的宝座。一直到现代派文学产生之前，这些英雄形象始终占统治地位，成为生命价值的体现物。然而，到了现代派作家詹姆斯·乔埃斯笔下，奥德赛成了布鲁姆，成了都柏林街头的小行商，传统的英雄形象变形了。最新鲜，最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是他们对同样处境的不同处理。布鲁姆回家后，明知妻子毛丽对他不忠，当发现妻子和勃伦在家中幽会时，他不仅没有恶向胆边生，怒杀什么人，甚至连理论一番的勇气也没有。和奥德赛借赛西显示自己的男子味大相径庭的是，布鲁姆逛窑子，原来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挺乐意被毛丽所耍弄。布鲁姆的“堕落”只是现代社会特有的一种无可奈何。在大工业面前，男人的机体力量无足轻重;在严密制度化的社会组织当中，男人的进取精神也变得微不足道。于是，布鲁姆对妻子及其情人的任何举动，首先要考虑承担的法律后果，其次又考虑诸如婚姻制度、女权运动等等。他不仅没有可能冲动，甚至连基本的反应都失去了。布鲁姆受到的压力是双重的，除了角色改变产生的失落感，还存在对旧角色的双重心理期待。其中既有来自他对象的，也有来自他本身的。在当时，这是整个现代社会的一个文学化了的真实写照。

三、艺术的世界

现代文化范文篇3

【关键词】曹禺;悲剧;文化审美;转向

中国传统戏曲的悲剧观念与西方的悲剧观念有着严格意义上的区别,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其理由大致是由于中国戏曲中的悲剧都是以喜剧性形式结尾,不像西方戏剧那样一悲到底。

其实中国戏剧经过无数代艺术的不断丰富探索与发展,形成了自身与西方戏剧不同的显著特点。正如王国维所说:“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宋元戏曲考》)。然而,如果按照戏剧的呈现方式来划分,在中国传统戏曲中很难切分出喜剧与的悲剧的界线,即使是悲剧也充满了喜剧性的色彩。从这种文化的考察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剧作家的文化审美心理以及受众的文化审美心理是有别于西方的。我以为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主要因素导致这种文化审美心理差异性的产生。

一、农耕文明的文化心理对传统戏剧的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耕文明”著称于世。古老的中国自黄淮流域到江汉流域、珠江流域,应该说是土地肥沃,气候温润,非常适应农作物的生长,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极其优越的物质条件,比起“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来,具有其先天性的优势。农耕文明其最大特点就是依赖着固有的土地,长期以来自给自足,休养生息,充满了生活的善意与温情。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同样也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他们为了生存就必须进行不断地扩张,从而形成了特有的攻击性与掠夺性。他们对疆域之外的世界充满了想象,为了拓展生存的空间就得靠冒险与征战去完成。尤其是海洋文明,那种冒险心理攻伐心理尤为强烈。这种文化差异导致的心理差异表现在了戏剧形态之中,因此,西方悲剧的涵义与中国古典悲剧的涵义有着严格以上的区别。

二、中国哲学“天人合一”对传统戏剧的影响。

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就是“天人合一”,其实这种哲学观念含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和空想的成分,哲学家们将“天人合一”这种看上去貌似“自然观”的理念(实际上是“神道”与“人道”的关系)转化为一种和谐统一的社会观,因此,他们过分强调矛盾的调和与化解。因此,中国传统戏剧中出现了不少有关“忠孝节义”的剧目,而这些剧目所宣扬的就是“以人为本”的道德规范。所谓道德规范,就是调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准则。这种哲学理念甚至渗透在为数不多的传统悲剧之中,使之无不充满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浪漫情怀,且像感天动地的《窦娥冤》也是如此。因此,中国传统的悲剧所呈现出来的就是“悲中有喜”、“以喜化悲”的中国特色的戏剧理式。

三、孔子的艺术观对中国戏剧审美的影响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将礼乐教化为中心的道德意识,侵入政治领域,衍射到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对文学艺术都有其直接影响。因此,在中国传统的审美价值中,以美养善、美善统一的观点,由孔子建立之后,一直为儒家继承和发展”。的确,孔子对艺术立下的标准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孔子对《诗经》的内容的整体评价,那就是“思无邪”;从他对韶乐的欣赏中看艺术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那就是“尽美矣,又尽善矣”;从他对《诗经》中《关雎》的分析可以看情感表达的“中庸”之度,那就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一切都是强调艺术的思想内容的重要,在此基础上必须做到美与善的统一以及哀乐有度。

四、佛教文化对传统戏剧的影响

佛教文化是如何影响中国传统戏剧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但作为佛教理论体系中所宣扬的“因果报应”,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剧作家,并且形成了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这种心理,无疑会影响到戏剧思想内容的表达与戏剧艺术形式的呈现。因此,即便是悲剧作品也含有“因果报因”所带来的喜剧色彩。

总而言之,中国之所以没有像西方那样纯正的悲剧,其原因是多维的。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一大批知识和文化精英以他们特有的睿智和闪光的思想激切抨击中国传统的悲剧文化,并审慎地注视、融解、吸纳西方的悲剧观以及在推崇西方的悲剧形态的同时创作符合本民族的特色的悲剧作品。曹禺无疑就是其中一位最富有影响的思想者和文学巨匠,他与其他的文学家们不一样,主动而直接地采用了西方特有的悲剧呈现方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戏剧创作,用他的伟大的艺术实践完成了中国现代悲剧的审美转向,或者说是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悲剧审美的历史性超越。当然,这种转向与超越必然要经过历史的颠簸和阵痛。

我认为,曹禺先生在他的戏剧创作中所做的努力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对东西方文化的解构中,获得了文化心理的重塑。

西方人采用悲剧这种特殊的文化样态来呈现人类生活自身所表现出来的永远不能克服甚至不可战胜的某种的悲剧冲突,在这种呈现中以期达到对悲剧本身的解释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而这种悲剧的特点往往与中国人所欣赏的“悲中有喜”的悲剧有着本质的区别,那就是矛盾的不可避免与不可调和。西方人从心理上能够正视人生的重大危机与不幸,希望认识造成这种危机与不幸的根本原因。中国人似乎没有这种“悲剧”的心理承受能力,不愿也不敢正视生活给人们带来的深刻矛盾与尖锐冲突,不敢在戏剧乃至其它文学样态中呈现出人生与社会中所存在的种种荒诞、堕落所带来的不合理甚至悲惨的现象,即使偶尔予以揭露,也是以“喜”的结局给人们以心理安慰。

然而,一部悲痛的近现代史给全体中国人以极大地震撼,苟活的中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现实,不得不对自身的命运产生巨大的疑问。于是,缺乏悲剧观念与悲剧意识的中国文化传统正在走向崩溃,一种新的文化心理在一个满目疮痍的古老土地上逐步形成,那就是“中国文化心理中间足以容纳和意识人生的尖锐冲突”。置身于一个颓败、荒唐、堕落世界里的曹禺与时代的精英们尤其是觉醒的整个民族一起注视着这个悲惨的现实,曹禺曾经对自己的心理进行过深层次的分析,他说:“在我个人光怪陆离的境遇中,我看见过、听到过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和世态。无法无天的魔鬼使我愤怒,满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使我流下痛心的眼泪。我有无数的人像要刻画,不少罪状要诉说。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无边痛苦的人海里”。

第二,在对东西方文化的解构中,获得了对人本主义哲学的认知。

曹禺在他青年学生时代通过阅读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获得了对西方文化的认知。他在谈到莎士比亚作品时,认为是“宇宙与人性的颂歌,是用利刃解剖人性的奥秘,是寻常却永恒的哲理的玉珠,是阳光灿烂的人道主义的精华”。在他的短短的评述当中就多次出现“人性”、“人道主义”等字眼。

资产阶级人本主义哲学实际上是西方古代哲学思想的延续。“西方的人本主义把‘人’作为单个的个人,强调个性解放,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而中国过去社会理的‘人本主义’可以说是一种‘道德的人本主义’。它把‘人’放在一定的关系中记忆考察”。文艺复兴运动将此推及于一个巅峰与极致,强调个体人格、价值与尊严是这场运动的核心。哲学上的革命或者说是复兴顺应了西方社会变革的需要与历史的发展必然。

哲学上的差异导致文化的极大差异,“中国文化向以‘平衡’‘守常’为特点,而不像西方文化中‘片面’‘突破’”。“前者强调个人价值、自我觉醒,而有拉娜的离家出走;后者强调的是个体融于整体之中,而有翠鸾与负心人的破镜重圆”。

似乎可以这样讲,曹禺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形成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是从对现实朦胧的感受到内心的觉醒与彻悟的过程,是从东西方哲学的比较中获得伟大升华的过程。有人曾经评价过曹禺,说他“是一位重感情轻理性的人”。虽然这种哲学思想的获得不是来自系统的理论性著述的自觉学习与研究,但大量的西方经典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文化对曹禺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他也曾经说过自己找过宗教找过民主,也就是在这种寻找的过程中,让自己的感情注入了理性的因素,以至在后来的创作中使自己的悲剧作品熔铸了值得宝贵的哲学品质,凸显出一种人类终极关怀的精神与情怀。

第三,在对东西方文化的解构中,获得了新的艺术审美观的生成。

“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仔细细地望穿、判断这些叫作‘人’的东西是美是丑,究竟有怎样复杂的个性和灵魂”。作者借助于西方的话剧这种呈现方式并称之为“攀上高山之巅”,那么,作者是如何“望穿”、“判断”他所“非常厌恶”的那个社会的呢?

我曾经在《曹禺“悲剧精神”的内涵及其美学意义》一文中对曹禺的戏剧创作特点作过简要的分析,认为曹禺的悲剧作品首先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作者在剧作的命题、舞台环境的设置、故事情节的打造和人物形象的刻画上都具有象征意味。曹禺先生将西方早期诗歌创作的手法巧妙地运用到自己的悲剧创作中,通过戏剧中的意象群来“连绵不断地若隐若现地闪示这一点隐秘——这种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以及表现“对宇宙这一方面的憧憬”。其次是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着力于戏剧内容的理性思辨淡化,努力发掘悲剧情愫,在有限的时空中培植受众的观赏情感,导引受众心理运动的走向,使受众的心理与精神产生颤栗与感动。第三,具有表现主义色彩。作者在写实中将西方的表现主义手法用于戏剧情节构建与人物内心表现之中,甚至用于舞台环境对人物的烘托之中。应该说表现主义手法的运用是曹禺先生对中国戏剧创作的大胆尝试和一大贡献。第四,具有复杂的命运“规定性”。作者将剧中人物的命运推向一种“极端”,即“毁灭”;并且将这种“极端”搁置在人物无法超越的社会因素、人物自身生存的特殊的环境因素。

也就是说,曹禺在他的戏剧创作中强化象征意味,强调主体感觉,追求剧情对受众的一种心理支配的张力,巧妙地运用人物命运的“规定性”,这几者的有机结合与高度统一,便构成了他“极端”悲剧精神的内核和悲剧创作的美学原则。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分富有社会责任感与时代潮流精神的作家在接受西方悲剧观念影响的同时,他们努力把西方的文化思潮融进自己的创作理念之中,努力把对现实社会的解剖与探索人的心灵世界结合起来,建构起了有别于传统的新的文化观念及其呈现方式。的确,我们在研究他们的作品时,不难发现这些作家们都有着同样的价值指归与社会定位,这就是着力探讨反封建的思想文化革命问题,高度张扬主人公反封建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想;同时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不管是作家的心灵还是其作品全然荡漾着浓烈的悲剧色彩。

由此,我们可以说,曹禺的悲剧创作道路并非他一个人的历史,曹禺以他的睿智以他博大的胸怀和恢弘之气铸造的悲剧,应该是我们这个民族现代史的社会图景,以及在悲剧中所折射出的各种文化现象应该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精神记忆。我们认为,任何一种“民族精神,包括民族的心理素质、思维习惯、表情达意的方式和价值观,虽较为稳定,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基础,但也要在外来文化冲击和自身规律的作用下,发生微妙的有时是深刻的变化”。曹禺先生所做的一切真诚努力和坚实的艺术实践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在他极度真实地使现实矛盾凸显出来的同时,对矛盾作出了极大限度的探索。在这种“凸显”与“探索”之中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悲剧创作理念的大胆悖离与超越,对西方悲剧创作理念的接受与融汇。我们认为这种文化审美的突围与转向,不仅回应了那个时代的深切呼唤,同时无疑在中国戏剧舞台上建构了一种全新的模式,在中国文学领域里诞生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样态,尤其在文化审美的天地开辟了一种全新的美学空间。

参考文献

现代文化范文篇4

（一）综合性旅游是文化性特别突出的活动，是多种文化现象的综合显现，它涉及到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社会文化以及建筑文化、娱乐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传统文化、宗教文化、交通文化、商品文化、营销文化等方面；又和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教育等交织在一起，同时又渗透着美学的审美观念和审美价值。比如武当山风景名胜区展现给旅游者的不只是自然风光，还有传统文化、道教文化、建筑文化、武当武术等综合文化因素。

（二）民族性旅游文化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思想观念、道德风尚、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共同心理、审美趋向、民族性格、情感模式等，这些文化素质在旅游活动中的体现一方面使旅游者感受和体验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使旅游客体要尽可能完美地展现自身不同于其他的、本民族所独有的文化背景的生活方式，而旅游者追求的就是这种特有的民族文化，体验的就是这种独特的民族背景。因此旅游文化的精髓就在于民族个性，这也是它能够吸引旅游者的独特魅力。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旅游文化的民族性是一个国家旅游业保持自身特色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旅游文化必须和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

（三）地域性旅游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地方色彩与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风俗人情、审美观念等文化特质密切相关，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文化特质，这种文化特质构成了旅游吸引地的魅力，因而也形成异彩纷呈的旅游文化。如楚地先民信鬼神、好祭祀，想象力丰富、充满浪漫情愫，楚地也是我国浪漫主义传统的发祥地，产生了伟大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庄子，留下了他们的不朽之作《离骚》、《庄子》等巨著。所以楚地的旅游文化，则显示出瑰丽、雄奇而充满神秘色彩的地域文化特色。我们所熟知的北京胡同旅游、哈尔滨冰雕旅游、苏州园林旅游，广西“百色红色旅游”以及山东曲阜的三孔(孔府、孔庙、孔林)和六艺城的儒家始祖遗址等都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实践证明，旅游文化只有依附某种地域文化，才能保持其生命力，因此只有发掘旅游文化的区域特色，才能有助于确立一个地区的旅游资源和旅游服务的独特优势。

（四）传承性旅游文化是千百年来历史文化的延续结晶，是民族生活的记录和积淀，既有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沉积、继承和发展，也有对外来民族文化的吸收和融合，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旅游文化不仅在于沿袭,更重要的在于变化和演进。比如，从中国表演艺术的精华———戏曲的演进过程和儒释道三教逐步合一的过程，我们能够看到他们不断演进而又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始终保持其本质特征的，同时又有吸纳、创新的历史进化轨迹。认识旅游文化的传承性可以帮助我们深刻剖析文化内涵的层次性、丰厚性和独特性，而这正是开发旅游资源的核心价值所在。

（五）体验性旅游也可以说是以个人经济能力为保障，以追求“文化和精神享受为终极目标”的体验经济，因此从文化和精神享受的角度来说“旅游的主旨和内涵，其实就是文化体验”，从这个角度来说，旅游实际上是一种以一定的经济支出为前提的文化行为。具体来说，就是旅游者通过身临其境的参与，感受文化氛围，得到潜移默化的文化教育，由此实现旅游的文化熏陶功能，从而满足其精神需求，当然这种感受对旅游主体来说是直接亲身的又是积极主动的，是通过旅游者自身主动、积极参与才能够实现的。

（六）时代性旅游主体文化呈现出时代性特点，即不同时代旅游主体的旅游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都与其所处的特定时代密切相关，符合其时代特点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因此旅游主体文化具有时代差异性，这种差别尤为突出地表现在旅游主体审美观念上，也与旅游主体所处社会环境变化的审美时尚密切相关，因为旅游主体的审美观念随时展而发生变化，因此旅游主体文化的时代性特征是颇为鲜明的。

（七）服务性旅游是一种经济性很强的文化活动，旅游文化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潜能。“旅游是以一国一民族独特的文化招徕旅客赚取外汇的文化经济”①这种“文化经济”活动本身也就决定了旅游文化的服务性。旅游文化的服务性包括旅游各部门的行业文化，也包括旅游服务中所表现出来的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

二、我国旅游文化的发展历程

旅游与文化密不可分，它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旅游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活动，通过对我国旅游发展历程的回顾，我们可以从中认识到旅游文化的发展历史，从而进一步把握我国现代文化旅游的特点。我国是旅游古国，有着悠久丰富的旅游传统，旅游文化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我国旅行文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原始先民们在迁移的过程中产生的朴素愿望及其本能的精神愉悦蕴含了最初的旅游文化的色彩和内涵。原始先民们一些关于旅游的神话，如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体现了“他们无拘无束畅游天地的天性与愿望，蕴含着他们的生命体验”和朴素的审美意识，标志着旅游文化的萌芽。夏商周到秦汉时期，旅游文化观念初步形成，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儒家孔子和道家庄子。孔子认为蕴藏于自然景观中的禀性，类似与仁人君子的美德。

庄子所提倡的“逍遥游”，也就是在无拘无束的遨游、漫游中去获得审美愉悦和精神满足，并从中感悟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本质和规律。儒家、道家的旅游文化思想观念可以说是中国旅游思想的开拓者，对后世旅游文化观念产生了极其深远影响。魏晋南北朝旅游文化观念的核心是精神愉悦，强调审美主体的审美心境，通过人与自然建立的精神关系来达到对自然山水审美的超然境地，体现了自然山水审美意识的进一步自觉和成熟，标志着旅游活动与自觉审美活动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结合。

唐宋时期的边塞之游、文人漫游不仅体现了士人建功立业，拯世济世的志向抱负，更体现了大唐文化恢宏昂扬的时代风貌。两宋时无论是心怀社稷的忧国之旅还是悟理求知的“格致”之旅都体现了两宋忧国主理的时代特色。元明清时期旅游理论逐渐走向成熟，以旅游家王士性、袁宏道和王思任为代表，内容涉及旅游修身养性的功能、追求物我合一的境界、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现代旅游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我国现代旅游事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经历了一个从曲折发展到逐步兴盛的过程。旅游业直到1978年才真正与世界接轨，并逐步实现了由旅游资源大国向亚洲旅游大国的历史性跨越，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环境的改善，使我国的旅游文化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和完善。目前，我国旅游产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文化在旅游中的主导作用越来越突现，旅游文化呈现出新的特征。

三、现代文化旅游成为旅游业的主题

现代文化旅游理念符合马斯洛(Maslow)提出的人类需求层级中最高层次，即自我实现以及求知、求美的需求。现代社会，人们在旅游活动中除了身体所获得的感受之外，更注重富有文化内涵的旅游活动，从中获得知识、价值、信仰、欲望、情调等内心的成长，即现代人的生活需要旅游进行调剂，从而满足精神上的更高需求。同时现代文化旅游促进了旅游产品的升级、相关产业的融合、旅游观念的转变以及社会环境的改善，因此近十年来，文化旅游正成为一种备受青睐、生机盎然的旅游形式，成为旅游业的主题，呈现出自身的特点：

（一）现代文化旅游的形式丰富多样

（1）传统文化旅游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民俗文化等都在旅游活动中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一次抽样调查表明，在来华的美国游客中，以中国的自然风景为目标的只占26％，而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却占56．7％。以历史人物、事件和历史古迹为主要内容的景点，如杜甫草堂、北京故宫、长城、西安兵马俑等著名的文化景点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中外旅游者前来参观游览。近年较盛行的温泉旅游，可以说代表了传统文化旅游的典型。温泉文化古老悠久，温泉的养生、治疗作用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屡次提到，《论语》一书中就已提到温泉沐浴。唐太宗李世民在《温泉铭》中也记下了自己的泡汤体会：“朕以忧劳积虑，风疾屡婴，每濯患于斯源，不移时而获损。”明代李时珍在他的《本草纲目》中说得更为具体：“温泉主治诸风湿、筋骨挛缩及肌皮顽痹、手足不遂、无眉发、疥癣诸疾。”现代温泉旅游业便延承了传统的温泉文化，把养生、休闲、度假、旅游融为一体，①受到现代人的青睐而成为传统文化旅游的一个重要项目并在许多旅游城市盛行。皮影戏，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是我国民间流传的非常独特的艺术形式，陕西西安某旅游景点就把皮影戏作为固定表演节目，使众多前来旅游的各地人士能够欣赏到这一古老而传统的民间艺术的精湛技艺和特殊风采，认识到它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总之，目前文化旅游越来越受到重视，它不仅带来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弘扬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2）地域文化旅游地域文化是指一个地域的地理、历史、经济、社会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体现地方特点的文化。近年来许多地区把挖掘地域文化，作为发展本地区旅游业的热点。比如云南开发出的傣家竹楼、丽江古城、白族工艺品、彝族服饰、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等，都使中外游客领略了富有风情的西南地域文化。山西的乔家大院、平遥古城、苏州古典名园———网师园、北京推出的胡同旅游、上海近年来崛起的时尚休闲之地———新天地、湖南打造出的湘西凤凰古镇民俗、福建武夷山旅游———印象大红袍、广西百色开创的“百色红色旅游”、安塞县的“红色旅游”文化等都是地域文化旅游成功的典范。

（3）宗教文化旅游儒、释、道三教相互交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三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深入到中国人的内心，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民族性”。宗教文化旅游可以帮助游客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的宗教智慧和哲学观，有助于中国年轻一代“民族性”的回归，从而增强民族凝聚力。近年来已成为传播民族传统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成为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如福建莆田湄州岛的“妈祖文化”旅游就是宗教文化旅游的典型。

（4）生态文化旅游以认识自然、欣赏自然、保护自然、不破坏生态平衡为基础的生态旅游也成为我国近年新兴的文化旅游形式。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形态，因其具有观光、度假、休养、科学考察、探险和科普教育等多重功能，并且能够激发现代人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在生态旅游中，人们置身于大自然真实、完美的情景中，从中获得适当的身心运动，锻炼体魄，使身体更加健康；更主要的是人们能够获得静态休闲、净化心灵从而满足生理上及心理上的需求；除此之外，人们还能从中获得自由感、幸福感、快乐感，从而培养自己高尚的情操、自尊的情怀以及对真善美的精神追求，因此生态旅游可以说是现代人追求高品质文化娱乐生活的具体体现。

（5）节庆文化旅游中国传统节庆文化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至今延续了数千年，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这些传统节日能够留存人类独特的文化记忆，体现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心理、精神和情感，因而传承至今。现代节庆与旅游的关系紧密，现代节庆文化旅游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传统节庆文化的延续，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第二类是人们结合地域文化，有目的地策划的节庆活动。如大连国际服装节、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青岛国际啤酒节等。这些具有浓厚文化色彩的节庆已成为现代文化旅游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二）现代娱乐与现代文化旅游密切结合

娱乐原指工作性以外的、在轻松的气氛中获得欢乐、增长知识，并有益于精神、心理或生理健康的活动。旅游娱乐是在旅游过程中旅游者参与的使之身心愉悦、放松，增长见识的各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使旅游者达到内心满足和个性发展。

在现代社会，旅游娱乐在旅游业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旅游娱乐除了从多个角度来满足现代人高层次的旅游需求以外，还能够提高旅游业的经济效益，因为娱乐需求具有较高的弹性，尤其是对于那些具有较高消费能力、注重旅游品质的会议型、商务型、度假型旅游者。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旅游娱乐以其新型的消费形式在我国成为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8个具体统计项目之一。现代旅游娱乐还能够提高旅游地的旅游形象并且能够加强并丰富旅游区的旅游吸引力。因为在旅游娱乐活动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展示旅游地珍贵的文化资源，文化资源精华通过旅游娱乐活动得到集中的体现，使文化资源具有固定的、可欣赏的、或可体验的模式，如云南丽江极具民族特色的大型歌舞表演，已成为云南省“七彩云南”旅游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现代旅游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于旅游活动多样性需求的增强，旅游娱乐与旅游文化密切结合并逐渐形成规模，迅速发展成为现代文化旅游的一道特别风景线。最突出的表现形式有：

（1）将观赏旅游娱乐活动与现代文化旅游结合。将旅游娱乐活动同旅游地具有民族或地域特色的音乐、舞蹈及其他民族艺术、民间技艺等旅游文化资源紧密结合来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如通过大型的歌舞表演、综合演出、音乐演奏、舞蹈表演、剧目演出使人们在观赏娱乐活动中得到文化艺术熏陶。

（2）将体验旅游娱乐活动与现代文化旅游结合。让旅游者参与到有组织、有安排的旅游娱乐活动中，通过对旅游地浓郁的民俗风情的体验、参与、互动等形式亲身体验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例如让旅游者参与到泼水节的庆祝中，或者实际体验少数民族的嫁娶仪式等。上海新天地是现代旅游娱乐与旅游文化密切结合的典范。新天地成为新上海时尚娱乐休闲之地，也是新上海的一张名片。目前不仅沪上的年轻人与时尚人士汇聚于此，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也慕名而来。时装表演、日本鬼太鼓座表演、著名影星的电影会、模特儿大赛等各种时尚文化活动也纷纷选择“上海新天地”为亮相之地。新天地能够脱颖而出的关键就是将餐饮、娱乐、休闲等时下流行的各项娱乐消费项目都注入文化元素，紧紧把握住文化这一旅游策划的核心和灵魂。

（三）环境保护意识成为现代文化旅游的重要理念

现代人开始亲近自然，体会到自然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形成了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的理念，开始懂得在发展生态旅游中回报自然的长远意义，因此人们在原生态保存完好的景区景点，采取开发单一旅游线路、不过多地搞人工建筑、用限制游客数量、规定活动范围等措施来尽可能地减少发展旅游业给当地生态带来的不利影响以遵循自然法则。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开发资源、增加当地收入的同时更好地保护了生态环境。丽江市政府在生态旅游中重视环境保护的做法很值得推广。云南丽江玉龙雪山自然景色优美，地质勘探证实玉龙雪山下藏着大型金矿，开发这座金矿能给当地带来巨大财富，但丽江市政府认为保护生态环境事关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关乎子孙万代的福祉，所以决定放弃眼前利益而着眼长远。他们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活动，积极发展旅游事业。2006年丽江接待海内外游客404万人，而且玉龙雪山是大多数游客必游之地。

现代文化范文篇5

初步了解了市文化产业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现就有关情况报告如下：市政协“发展现代服务业”于今年五、六月份就我市文化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调研采取听取情况通报、召开座谈会、实地察看本地文化企业及赴市学习考察等多种形式。

一、市文化产业发展概况

随着加快实施“文化强市”战略，近年来。市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和带动力逐年提高，产业得到较快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文化产业规模初具

省级文化产业基地4个，市现拥有安美文化艺术中心、国家动漫产业基地等部级文化产业基地2个。1个市级文化娱乐试点街区，产业集群效应初步显现。产业分布行业广泛，新闻传媒、出版物流、演艺娱乐、文化旅游、创意设计和体育产业等初具规模，多种所有制文化产业竞相发展。文化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显著增强，据统计，市文化产业拥有固定资产92.5亿元，比上年净增10.15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2%比上年上升0.3个百分点，分别高于全省、全国1.9个和1.7个百分点，分别高于、0.1个和0.9个百分点，增速达29%快于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11.5个百分点，占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1.7%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55.23亿元，占全市gdp比重达4.34%

2产业结构逐步改善

市文化产业结构渐趋合理，从文化产业的核心层、层和相关层三个层次看。文化产业核心层的分量明显突出。据普查，市文化产业的核心层、层和相关层增加值之比为60.59.030.5直接从事文化活动的文化服务”业占绝对主导地位（文化产业的核心层、层）各行业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30.99亿元，占全部文化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近七成，为69.5%比上年增长26%提供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生产和销售活动的相关文化服务”业（文化产业的相关层）增长明显较快，各行业实现增加值13.64亿元，占全部文化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0.5%比上年增长38%作为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中了一批以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为主的核心层文化产业，全省文化产业中所占的比重逐年提高，引领优势明显。

3文化企业实力增强

广电系统近3年来经营创收平均增幅达15%以上，国有文化企业发展迅速。经营创收总额达2亿元，比净增4000万元，增幅达25%省地市广电行业中稳居第一；文化系统截至底，国有资产达3亿元；晚报经营总收入1.47亿元，广告收入9900万元，发行收入3440万元，总资产已达2.2亿元。

新的文化业态不断出现，民营文化企业充满活力。涌现出“琴港演艺”璀璨明珠”阿里巴巴”安美文博”杏花印务”中设会展”儒林书业”等一批龙头文化企业。截至12月，市网吧、音像、歌舞娱乐等社会文化经营户近3000家，从业人员2万余人；印刷、打字复印、出版物批零等经营户1100多家，从业人员2.2万余人，年产值38.8亿元；各类体育经营场所700多家，从业人员5000多人，固定资产投入8.5亿元。

4文化事业持续发展

以社区和乡镇基层文化设施为基础，以大型公共文化设施为骨干。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布局初步完善。一批文化体育场馆和重点文化设施兴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步建立。市市级财政投入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超30亿元。文艺创作精品迭出，一批作品在全国、全省获奖。文化活动惠泽民众，形成了广玉兰”艺术节、文化新春庙会等群众文化活动品牌，成功举办了第16届世界美术大会、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评选活动、两博会”文博会”等文化会展、文化活动。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规模逐步扩大，获得了2010年全国体育大会举办权。

5体制改革不断推进

市文化体制改革相继推出一系列举措：一是成立了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近年来。进一步理顺了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实现了政企、政事分开，政府文化管理职能得到切实转变；二是完成了宣传文化系统5家经营性事业单位的事转企”改革和四家电影放映单位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启动了文博图等公益性事业单位内部“三项制度”改革，专业艺术院团目前正按照“出人、出戏、出效益”思路积极推进改革。这些举措进一步激发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活力，形成了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文化产业快速崛起的良好局面。

二、市文化产业发展存在主要问题

市文化产业发展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从调研了解的情况看。但总体还处于起步、探索、培育阶段，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8%以上的目标。市的文化产业发展任重道远，一些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问题亟待解决。

1管理机构有待加强和理顺

涉及多个行业和部门。目前我市尚未成立专门的统抓统管的文化产业管理机构，文化产业是文化与经济的融合。致使一些政策和项目的落实乏力推进。

市政府机构改革，从政府管理部门来说。经有关部门批准，市文化局作为全市文化块面的管理机关，单独设立了文化产业处，指导、协调全市文化产业工作，有独立的人员编制和财政经费，文化和广电合并后，取消了独立的文化产业处及相应的编制和财政经费，相关工作纳入局科技处（文化产业处）处室工作职能中，百分之九十是原广电局科技处工作职责，涉及到文化产业的职能大大削弱，和现在各级领导对文化产业的高度重视及市场的迅猛发展势头极不相称。

2文化产业总量和比重偏低

但主体“小、弱、散”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比较薄弱。与长沙和昆明两城市相比，市文化产业虽然门类较齐全。长沙、昆明文化产业增加值分别实现171.56亿元和84.4亿元，占gdp比重分别是9.5%和6.1%而我市实现增加值为44.63亿元，占gdp比重为4.2%明显低于长沙和昆明。因此，不论是从产业规模还是从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来看，市文化产业发展尚显滞后。

3文化产业发展格局不均衡

但是总体实力弱小。以公有资本为主体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文化艺术等传统文化服务业增加值（核心层）占据了大半壁江山，而在已经处于一般竞争性和完全竞争性、国家已经向非公有资本完全放开的文化创意、网络游戏、广告会展等高科技、高附加值以及文化旅游、文化休闲娱乐、文化经纪等高成长性新兴文化服务业（层）方面，市与文化产业发达城市长沙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从核心层、层、相关层增加值的比例看，市为60.59.030.5长沙为35.6:39.1:25.3全国平均为421840三层次结构与长沙乃至全国有明显的差异。相比之下，以新兴文化服务业为代表的层，占有比重低于长沙30.1个百分点，增加值比长沙少63.04亿元,虽然我市新兴文化产业发展迅猛。市新兴文化产业仍处于弱小的产业发展阶段，透视出我市文化产业结构不均衡，新兴产业发展空间亟待开拓。

4文化产业和产品存在特色危机

科教人才资源丰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三国名城、包公故里、科教基地、滨湖新城已成为“名片”同时，作为省会城市，还有着融汇各地文化的优势地位。但是文化资源还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整理挖掘和开发利用，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化业态尚未形成。现有的文化产品多处于粗放型经营，缺乏文化产品的宣传推广和后续的配套经营。大多数文化产品缺乏创意和创新，缺少能够体现地域特色和人文风情的文化精品。

5配套扶持政策有待完善

政府支持和鼓励文化产业的决策受到文化企业的普遍认同和欢迎，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如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意见》合发〔〕22号）市政府《关于印发市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若干政策（试行）通知》合政〔〕89号）特别是文化产业发展规划（2015等，对我市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但是目前为止，尚未出台具体的专门的文化产业发展配套政策；文化产业发展的统计指标体系没有建立，许多统计数字都是普查数据；政府扶持、政策倾斜、税收及土地优惠的力度还远远不够；文化市场、行业规范和投融资等体系还不健全；为文化企业提供技术创新、信息咨询、市场拓展、人才培训等方面还没形成完整、多层次、全方位的服务平台，特别是民营文化企业的待遇尚待提高。

6文化产业精英人才缺乏

夺取文化产业发展制高点的决胜因素。文化产业需要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一是缺乏文化创意人才。文化创意人才是文化产业最核心的生产要素。尤其需要既通晓文化产业内容、又具有自主创作能力的本土人才，既懂产品研发又懂艺术创作的实用专业人才，以及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高层次文化领军人才，而现有的人才储备远远不够；二是缺乏文化经营人才。文化经营人才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领军人物，数量和质量决定了文化产业发展的规模和质量。市的文化经营人才屈指可数。

三、发展我市文化产业的建议

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这为文化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标志，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文化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显而易见，可以说，没有文化的发展繁荣，就难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因此，针对存在问题，就进一步促进我市的文化产业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确立文化产业的支柱地位

即进入到文化消费的快速启动阶段；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表明：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即进入文化消费的快速增长阶段。人均gdp达到3853美元；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这预示着文化消费的快速增长阶段已经到来，文化产业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战略期。因此，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用大的气魄，把文化产业的发展作为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举措来抓，把文化产业作为支柱性、战略性产业加以推动，确立文化产业在全市的支柱产业地位，力争到2010年把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增加值占全市gdp8%以上的支柱产业，成为经济结构优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推动产业发展2设立专门机构。

一项系统工程。现有的工作机构已经适应不了产业发展的需求，文化产业的发展涉及方方面面。尤其是协调不了各种关系，必须建立健全新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议成立市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由市委或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宣传、文广、财政、规划、国土等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领导小组可参照芜湖的经验，定期召开协调会和企业家座谈会，协调重点项目的推进落实，听取意见，改善投资及政策环境。政府职能部门设立文化产业办公室，具有独立的人员编制和财政专项经费，具体实施和落实文化产业发展的各项工作，行使政府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日常协调推进和统一调控、监管职能。

扎实有力推进3修订完善规划。

缺乏权威性、持久性和可操作性，市的文化产业规划目前还停留在行业规划和部门规划层面。需要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建议在十二五规划制定中，将文化产业真正放到支柱产业的战略地位，作为全市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现代化滨湖大城市总体规划，统筹考虑、合理布局，提升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层次。同时，强化规划的贯彻力度，由市委、市政府来推动落实，用规委会、土委会的工作力度来大力扶持文化产业的发展。

做大做强文化企业4培育龙头骨干。

既要有铺天盖地的中小企业，文化产业要成为支柱产业。又要有顶天立地的大企业。建议政府对我市各类文化企业有重点、有阶段、有针对的扶持。一是对特色鲜明、实力较强、成长性较好的文化企业如“樱艺缘”动漫、综艺、音谷”与中科院声学所合作）等科技含量高，有较长产业链，能够形成企业集群的好项目，通过出台土地、税收、规划、金融等相关优惠政策，进行重点培育和扶持，将其打造为上市公司，按现代企业制度及股份制方式运作，形成一批有实力、有影响的文化企业；二是对一些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体制不顺、竞争乏力的文化企事业单位，进行必要的经营体制改革。例如三个专业演出团体，如果还在国字”号概念上兜圈是走不出困境的必须转变思想和机制，通过产权交易、共同投资、公司化运作等形式，挂大靠强，实施重组，实现新生，及至做活做强。

发挥项目带动作用5实施大项目战略。

发挥大项目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一是借助外力，强化项目带动。积极引进境内外战略投资者。特别要吸引具有雄厚资金、经营策略和营销人才优势的外来文化投资企业落户有重点地打造象芜湖方特这样的产业航空母舰；二是确定重大项目，实施定向招商。结合老城区改造，将桐城路打造成文化戏曲休闲一条街；将具有一定历史价值和文化底蕴的类似于“合钢”这样的老企业，其所闲置的部分厂房，可以作为早期工业文明遗址保留下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的文化产业开发，改造成为具有文化、艺术特色的创意产业集聚区，等等。可采取政府先投入，做大做强后，再退出方式，如无锡尚德公司那样，政府投入的资金可以逐步退出。这部分资金可以循环使用，支持新的企业发展。通过大项目的实施，既能做大做强文化产业，也能带动周边传统餐饮业、商业、旅游业的繁荣，形成文化搭台，多方唱戏，各方共赢局面。市应抓住10年举办全国体育大会的契机，有力带动文化产业的大发展。

成立文化产业投资公司6设立专项基金。

使其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设立文化产业发展投资基金。以股权投资的方式参与骨干文化企业的组建和发展。尽快组建文化产业投资公司，像城建投资公司那样对基金进行管理和运作。文化产业发展投资基金可多渠道筹措，一是帮助骨干企业尽快上市融资；二是大项目、大工程可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融资；三是可以广泛动员社会资本投资于文化产业；四是可以通过财政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通过项目补贴、贷款贴息、奖励、融资担保等方式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同时，加大对文化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引导各类风险投资机构进入文化产业领域。成立文化产业风险投资公司、小额贷款担保公司以及风险担保公司，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采取政府引导、资本运作、扶优扶强的模式，进一步优化文化产业投资结构，解决文化企业融资难问题。

现代文化范文篇6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与《新青年》有关。《新青年》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形态转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一、《新青年》与现代文化载体转型

在《新青年》的倡导之下，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冲击着中国文言文的正统地位。

长期以来，在正统封建文人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至于白话文学，如小学、戏曲、俚歌等等，都是鄙弃的对象，则被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最早萌动于海外。胡适曾在《四十自述》中谈到1916年春中国留美学生中关于白话文的酝酿。这年二三月间，胡适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原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或语言工具变迁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当一个工具逐渐消失或逐渐僵化时，就要换一个工具了。在这种嬗变的过程中去接受一个活的工具，这就叫做“文学革命”。

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对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接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陈独秀的文章言辞激烈、笔锋犀利，为胡适文章推波助澜。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古文字教授钱玄同索性提出在中国推广世界语。

《新青年》第3卷第3号、6号，第5卷第2号，第6卷第1号通信栏中屡次探讨文学革命。1918年底陈望道给《新青年》去信说：中文应该“横行加标点符号”，“诸子却仍纵书中文，使与横书西文错开；圈点与标点杂用，这是东人尾崎红叶（注：尾崎红叶(1867-1903)，日本明治初期小说家。）的遗毒，诸子却有人模仿他，而且前后互异，使浅识者莫名其妙”（注：陈望道：《横行与标点》，《新青年》第6卷第1号。）。钱玄同回信说：“我个人的意见，以为横行必较直行为好，在嵌入西文字句的文章里，尤以改写横行为宜……独秀先生亦极以为然，原拟从本册起改为横行。只因印刷方面发生许多困难的交涉，所以一时尚改不成，将来总是要想法的。”（注：《新青年》第6卷第1号。）至于标识句读，各人的文笔不完全一致，则各人所用的句读符号亦不必统一，只要大致相向便可以。

《新青年》编辑部规定，从1918年开始，任何作者“非白话文不用”。1919年12月1日出刊的《新青年》刊登了《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现在从7卷1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注：《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新青年》第7卷第1号。）。《新青年》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划一，影响着学界，影响着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影响着中国文体的演进。

《新青年》从开展文学革命开始，白话文逐渐成为语言文字交流的主要工具；关于注音字母的探讨，关于新标点符号的探讨和使用，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产生了巨大的的作用。中国文化的这一历史性的进步，不仅功在当时，而且惠及后人。语言文化作为社会交流的载体，其现代化程度对整个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人的现代化产生巨大的作用。由《新青年》杂志倡导并实行的现代语言载体文化的转型，是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部分，同时也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奠定了文化基础，注入了巨大的促进力。

二、《新青年》与现代政治文化转型

（一）以民主、科学启开封建蒙昧。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陈独秀的文章《敬告青年》，文中指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当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针对士、农、工、商、医各类人等“不知科学”，仍然沉湎于地气风水之谈和方士羽流之类的状况，陈独秀提出，要根治这“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唯有科学。科学之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唯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他认为科学有无上的权威。凡是合乎科学的东西就拥护，凡不合乎科学的就反对。一事之兴，一物之息，无不以科学定从违，以科学法则作为检验事物存废的标准。可见陈独秀是在反封建意义上提出科学这一概念的。《新青年》提倡的科学，主要指对人对事的科学态度和研究问题处理问题的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陈独秀指出，科学是综合客观现象，诉诸理性加以衡量。可见陈独秀当时所持的还不是唯物主义观点，虽然起着进步作用，但有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五四激进分子，除民主观转变外，科学观也有一个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五四时期大学（北京大学）开“科学概论”课程，对科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科学思潮鼓励人们追求真理，追求正确的东西。在诸多主义、主张的比较选择中，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

1920年4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7卷第5号对科学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的最大的效用。”（注：《新青年》第7卷第5号。）

《新青年》季刊宣言（1923年6月）提出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作为“科学”思想发展的一重要步骤，即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该刊第1期刊发的《新青年之新宣言》（注：《新青年之新宣言》无作者，史学界一般认为是瞿秋白所写。当时瞿秋白刚回国，担任了《新青年》主编。）继承科学和民主思想，提出要力除宗法主义、笼统头脑、反对科学、迷信、资产阶级市侩主义、琐屑的应付、错误理会科学、浪漫主义等“障碍”，明确批评了实验主义（琐屑的应付），指出实用主义在政治上、科学上的反动性，认为现代社会已具备社会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由社会科学加以考察，指导革命。无产阶级应严格用科学方法研究一切，以科学治学，在根本上考察、综观现象，找出规律，求得解决。这比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科学思想前进了一步。

关于“人权”，《青年杂志》指出：“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代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之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就个人而言，不仅要获得政治、经济上的权利，而且要获得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强调“人心”的觉醒，做一个自主自由的人。就国家而言，就是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到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塞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此时，陈独秀的“人权”口号发展成为“民主”的口号（注：刘景全：《中国现代文化选择之重大转折》，《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

《新青年》拥护的民主和科学两位先生，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启开蒙昧的开山之工。那么《新青年》对西方政治学说的传播和对中西政治、国家观的差异的比较，更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构筑蓝图和发轫作用。

（二）传播西方政治、国家学说，引发政治革新。

陈独秀认为，近代欧美各国总趋势是，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中国要生存于世界，必须抛弃千年沿袭下来的官僚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使人民“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

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说，古之人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今之人希冀伟人大老建设共和宪政。欧美各国的共和立宪出于多数人利益，中国的共和立宪“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认为，中国古代“民为邦本”是封建的家天下，人民是君主的财产；而近代民主含义是平民为国家的主人。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水火不相容。陈独秀感叹：中国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的不多，满脑子帝制思想的人却很多。“国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人民之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注：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笫1卷第2号。）

陈独秀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法制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欧洲法制之精神，无不以平等人权为基础。而中国传统则是等级分明，法律面前尊卑有别。

西方近代依法治国，中国历史上基本是“人治”国家，这种观念影响到社会每个角落。圣人之教、君主之言便是法律。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商业往还，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据。浅见者每讥其俗薄而不惮烦也。父子昆季之间，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亲戚交游，更无以感情违法损利之事。”（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中国习惯，“交游称贷，视为当然，其偿也无期，其质也无物，惟以感情为条件而已。”（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就是说西方民族依法治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经济往来皆依法立据，类似经济公证，乃至弟兄父子间也是如此。陈独秀认为西方依法行事优于中国的以感情为重。“伪饰虚文，任用感情”，并非风俗淳厚的表现。“其实施之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洋民族以法治为重，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然而实行的结果是“社会各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社会经济亦因以厘然有叙。”（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陈独秀对西方依法处理经济往来十分赞赏，批评旧中国以情代法，弊端之多，大害国家，小害家庭、个人。

通过对政治思想、国家观、法治观念的比较，《新青年》无情地鞭挞了中国政治上专制独裁，君主专政，臣民把希望寄托于明君圣主，社会生活从感情出发不讲法治等恶俗，启蒙国人学习西方，建设民主政治，在平等人权精神上立法，实行法治，抛弃“人治”。

（三）《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使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和社会转型，找到了一条革命的途径。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5月，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这一期《新青年》为第6卷第5号，刊首标明为1919年5月，由于出版拖延，据考证出刊时间当在1919年的9月份，但该期发表的一些文章的写成时间早于1919年5月。该期刊登了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步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组织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流血奋斗，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实现了从《新青年》开始的中国政治文化飞跃性的现代转型。

三、《新青年》与现代伦理文化转型

（一）通过从西方与中国家庭、婚姻观的差异比较，倡导新风俗。

20世纪初，欧美各国在婚姻恋爱方面，已是恋爱自由，以爱情为婚姻的基础，而中国还禁锢于封建礼教之下。《新青年》通过大量的事实，比较中国与西方婚俗，抨击旧习俗，提倡新风尚。

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指出，婚姻观上，西俗爱情为一事，夫妇为一事；恋爱为一切男女的共性；约婚之初，各要求其财产而不以为贪；结婚以后，各保有自己财产而不以为吝啬。即使上流社会夫妇，一旦反目，直讼法庭而无所愧怍，社会亦绝不以此非之。西方家庭是法治家庭，每个家庭成员同受法律约束，权利和义务不以感情而以法为基础。西方的家庭夫妇关系受法律约束，夫妇双方经济、人格上各自独立。而中国的家庭为人子妻者，无独立人格，妇女更是男人的玩偶、附属品。中国的妇女仍是“妇人者，伏于人者也”，处于被丈夫所养地位。西方孀居生活，或以笃念旧好，或崇尚独身清洁的生涯，无所谓守节。中国的传统礼教则把寡妇改嫁指责为失节，再嫁的寡妇乃至她的后代备受社会歧视。国人遂以家庭名誉故，强制其子媳孀居。在遗产继承权上，西方男女平等。中国女子地位格外低下，宁可让旁系的男子继承，“嫡系的女子反没有承袭遗产底权利”（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76页。）。

《新青年》认为，西方生育观念有很大不同。西方人“亲不责子以权利，遂亦不重视育子之义务。避妊之法，风流欧洲。……若夫东洋民族，夫妇问题，恒由产子问题而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方风俗，子成年即独立生活，不靠父母，儿子犯法则受法律与社会制裁，亦不株连父母。中国传统则是儿蒙父荫，子对父“起敬起孝”。“西俗成家之子，恒离亲而别居，绝经济之关系。所谓吾之家庭者，必其独立生活也；否则必曰吾父之家庭，用语严别，误必遗讥。东俗则不然，亲养其子，复育其孙；以五递进，又各纳妇，一门之内，人口近百矣。况夫累代同居，传为佳话。虚文炫世，其害滋多！男女群居，内多诟谇；依赖成性，生产日微；貌为家庭和乐，实则黑幕潜张，而生机日促耳。昆季之间，率为共产，倘不相养，必为世讥。……因此被养之昆季习为游惰，遗害于家庭及社会者亦不复少。”（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

西洋民族家庭观念淡薄，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西洋民族自古迄今，是“彻头彻尾”个人主义的民族，一切道德、伦理、政治法律、社会舆论，都是维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谋求个性发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权利写入宪法，人权不允许剥夺。国家利益表面上与个人主义冲突，实际则是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根本。东洋民族，从游牧社会，进入到宗法社会；由酋长政治到封建政治，一直延续下来。宗法社会中，以家庭为本位，而个人没有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宗法社会尊家长，重等级。在家庭伦理上则要求“孝”，推之国家则要讲“忠”。忠孝为宗法封建时代的道德观念。宗法观念恶果有四：一损坏个人独立自尊的人格；二窒碍个人的意识自由；三剥夺个人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四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的生产力。“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惨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因。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新青年》发表一系列文章，对中国传统的宗法式家庭和家庭观念予以彻底的否定，表露出一个明显的倾向：欲效法西方文明，务必破除传统式的中国家庭观念和破坏封闭式的宗法家庭，实现婚姻家庭观念的现代转型。

（二）通过中国与西方道德观念的比较，直传新道德。

伦理、道德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由于中西社会历史、政治制度、经济基础不同，因而产生不同的道德观念。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新青年》的编撰群体尚未掌握马克思主义，也未能透过道德现象发现其本质，但在直观中感到建立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道德与工业社会的道德相比是相形见绌了。

陈独秀《敬告青年》说：“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国难当头之秋，“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稳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自鸣清高、洁身自好的隐士乃是竞争中的淘汰者，应大力鼓励青年人的竞争意识。

在比较中国与西方人关于“信”与“诚”两个道德规范时，《新青年》第2卷第2号发表的《我之爱国主义》一文认为，中国的官僚政客不如西方的官僚政客诚实；旧中国人与人缺乏互信，反映到社会革命上，则出现了“华人革命乃滑稽剧也。”（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旧中国缺乏共信。人而无信，不独为道德之羞，亦且为经济之累。政府无信，则纸币不行，内债难得，无人民信托之国家银行，金融大权操诸外人之手。人民无信，则非独资无由创业，不适工商发达时代竞争。“是故民信不立，国之金融，决无起死回生之望。政府以借债而存，人民以盗窃为活，由贫而弱，由弱而亡，讵不滋痛！”（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

道德学说上，《新青年》撰文认为“现今道德学说之在欧西，最要者有二派：其一为个人主义之自利派；其二为社会主义之利他派。此二派互为雄长于道德学说界中。自于吾国旧日三纲、五伦之道德，则既非利己、又非利人，既非个人、又非社会，乃封建时代以家庭主义为根据之奴隶道德也。”（注：《记陈独秀君演讲词》，《新青年》第3卷第3号。）陈独秀认为，传统的封建道德束缚着人的创造力；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新青年》的主撰陈独秀，在反对封建道德过程中，有时认为道德受社会条件影响，有时又认为是思想道德决定社会发展。早期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思想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把改造社会的关键归结于思想，尤其是旧道德。把中国社会腐朽黑暗的主要原因归之于道德落伍，把忠、孝、节看作是社会一切弊端的根源，是一切罪恶的渊薮。他一方面认为道德随社会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又把道德看成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或是造成社会停滞的根源。在对道德的本原解释上，又把生物进化论引进了他的伦理思想。

《新青年》发表大量的文章，对孔子学说，对旧道德、旧伦理进行了无情的抨击，“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与此同时，《新青年》的许多文章倡导符合时展的新伦理、新道德，推动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现代转型。

四、《新青年》与现代文化价值观转型

《新青年》以近代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型。

《敬告青年》一文认为，西洋民族以实利为本位，“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向，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东洋民族以虚文为本位，而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崇尚虚文，尊儒重道，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新青年》把社会生活、政治、经济领域务虚不务实的种种观念，视为“内心的污秽”。“大小官吏，相次依附，存亡荣辱，以此为衡。婢膝奴颜，以为至乐。食力创业，乃至高尚至清洁适于国民实力伸张之美德，而视为天下之至贱，不屑为也。”（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天下之人都朝思暮想当官，拼命挤入仕途，结果出现“农弃畎亩以充厮役，工商弃其行业以谋差委，士弃其学而求官，驱天下生利之有业者，而为无业分利之游民。”（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投身宦海，自附于摇尾磕头之列，毋亦利禄之心重，而不知食力创业之可贵也。不能食力者，必食他人之食，不思创业者，自绝生利之途。民德由之堕落，国力由之衰微。”（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其原因则是由儒家“劳力者被治于人”。

陈独秀疾呼，国人极应讲究实际，振兴实业。必须从实际的事业上一步步开步走，“不要睡在空名词圈里，学那变戏法的，把名词当作一种符咒，只是口中念念有词，就梦想他等候他总有一天从空中落下，实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被那些‘先王之法’、‘圣人之道’等包含一切金科玉律的空泛名词遗误已久，此后不可再误了。”（注：《解放》，《新青年》第7卷第2号。）

西方人讲求创新，不为古人先哲所禁锢。中国人的心理则是崇拜圣人，束缚、满足于古代圣贤学说，视标新立异为异端邪说。《新青年》认为西方社会的思想学说随社会现实时时进化，日新月异，“故欧美今日之人心，不但不为其古代圣人亚里斯多德所拘囚，且并不为其近代圣人康德所支配。”（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中土儒士，以纲常立教，为人子妻者，既失个人之独立人格，复无个人之独立财产。”（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固守孔子之道，拘泥于纲常名教，因循、保守，缺乏西方民族的创新精神。西方人在创新中求得自己存在的价值，中国人在循规蹈矩中求得安逸。

“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说，儒家不尚力争，何况于战？黩武穷兵，国之大戒。佛徒去杀，益夺健斗之风。世称中国民族安息于地上，犹太民族安息于天国，印度民族安息于涅pán＠①，安息为东洋民族的一贯精神。西洋民族，“好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洋民族的民族性是：“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的民族性是：“恶斗死，宁忍辱”。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发表的《抵抗力》一文中把中国的国民性概括为：“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呜呼、悲哉！亡国灭种之病根，端在斯矣。”（注：陈独秀：《抵抗力》，《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

在义利观上，《新青年》指出西方人重利，中国人重义。认为西方世界的潮流是殖产兴业，分工合力，尊重个人以谋公共幸福。中国人则是“功利货殖，自古为羞。”世界进入20世纪以后，不摈弃传统儒士的义利观，中华民族难以振兴。“于此经济竞争剧烈之秋，欲以三等流氓（政治家为高等流氓，士人为中等流氓，流氓为下等流氓，以其均无生产力也）立国，不其难乎？”（注：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因此，陈独秀把旧中国的官僚、政客和军人列为“三害”，三害不除，国无清宁之日。

《新青年》对中西价值观进行了多侧面比较。从特定的文化模式结构或特定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的综合考察，寻究产生这些特征的根源。注重从社会心理、观念结构上进行探究。认为中国民族在价值取向上，应效法近代西方，提倡人格独立，以“个人为本位”，“个性解放”，信仰自由，争新竞智，重实际，重向往探求，通过改造自然为获得自由的必由之路。这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型的有益探索。

五、《新青年》对社会文化转型的久远影响

《新青年》在五四时期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影响是巨大而久远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前后通过《新青年》传入或兴起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1919年前后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追根溯源，也都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端的；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精神文化都是在1919年前后发生急剧变化的。当代中国的物质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几乎是在实践和完成五四先驱的未竟之业。五四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可以说，《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起着重要的精神桥梁作用。

《新青年》杂志创刊的时代，正值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中国文化正由以封建专制为主体的旧文化向以近代民主政治为主体的新文化转型。《新青年》杂志激励现代中国实现由封建文化到包含现代科技、现代教育、现代文艺、现代传媒在内的现代文化的重大转型，推进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为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崇尚科学，提倡创新意识是《新青年》编辑群体的重要思想观念之一。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认为，“文明进化之社会，其学说之兴废，恒时时视其社会之生活状态为变迁。”（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不要被古代的先贤“所拘囚”，也不要被近代的圣人“所支配”。要发扬《新青年》倡导的民族创新精神，提倡的学术开放意识，“一勿尊圣，二勿尊古，三勿尊国”。广采博纳，吸取其精华，营造现代化建设的良好时代氛围。

《新青年》推进了思想解放和人们观念现代转型的进程。认为，中国封建文化中那种安于现状，因循依赖，空想虚玄，寻求世外解脱的种种观念，愈来愈与社会的进步不相容，应该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中的创新竟智，崇尚科学，重视现实，讲求实效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观念。陈独秀则认为，民主、科学是现代社会前进的两大机轴，应摈弃旧的落后的官本位文化观念，树立振兴实业的现代意识。《新青年》倡导的现代化意识激励着先进的中国人通过以民主、科学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实现了由封建思想统治到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现代思想的重大飞跃。《新青年》和五四精神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更新与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和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激励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到民族独立和现代民主的重大历史嬗变，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进程。

《新青年》倡导的进取意识、竞争意识和赶超精神，促进和加速了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陈独秀呼吁“当急起直追”（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则指出，“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形势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种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管的组织，不能有成。”（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李达等主张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缩短中国与西方先进工业国家的差距。

《新青年》对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多方位、多层次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现代、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在不同程度上蒙受和正在继续蒙受《新青年》杂志的鼓舞和鼓励。《新青年》描述的“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注：《新青年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这样一个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的转型已经基本实现。在新的社会基础上觉醒，不断解放思想，深刻领悟五四时期先进中国人确立的救亡、启蒙、科学、民主、社会主义等时代主题的当今意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现代文化范文篇7

近年来，我们的城市依托于海的魅力，建设了许多秦皇岛观海文化标志性建筑，打造京津唐及东北地区的休闲、度假、旅游乐园，这是秦皇岛市与周边城市在产业布局上错位发展的有利。在未来的城市发展规划中，专家们应充分利用北戴河、黄金海岸等已经成熟的度假地，拓展文化产业园区的设置，在宾客们享受旖旎自然风光的同时，能够品味到秦皇岛的文化魅力。在这个城市的规划之中，博物馆、音乐厅和美术馆的建设，已经成为重点发展对象，当我们用了大量的资金与精力筹建观海景观的时候，文化的缺失却会成为这座城市的缺憾，因此，文化、旅游、度假、休闲缺一不可，有规划的建设与开发会使得秦皇岛成为中国北方享受现代滨海休闲、度假、旅游生活的最好乐园。

继承与发扬奥运的运动契机，构建现代体育文化中心

2008年奥运足球分赛在秦皇岛市举办，这项世界瞩目的赛事将一个中型城市推到了全国乃至世界的显著位置，大大提升秦皇岛形象和知名度。要充分抓住并利用好这个机会，宣扬秦皇岛的城市特色，鲜明地打出“秦皇岛的海是中国文化名海”这个品牌，利用紧靠蔚蓝大海的先进体育场馆、奥体公园和其他设施多办国内外赛事。政府要下决心努力打造体育名城，大力推动体育产业化改革，加强策划力度，使体育活动有声有色，重大赛事常年不断，使这座城市成为我国有海文化地域特色的体育赛事中心，以体育产业提高秦皇岛人气，增大人流，扩大城市知名度，增加地方收入。

开发文化旅游纪念品，丰富文化旅游内

作为滨海旅游城市，秦皇岛旅游事业已具有相当的基础。应该学习著名旅游景点，引导人们在旅游之外去当地观赏具有浓郁地域特色文艺节目。秦皇岛市也开发了一系列的文化演出精品，如《海誓南戴河》、《海上升明月》等大型景观文艺精品，取得了一定的文化传播作用。但这些文艺演出活动，只是存在于一些景区中，没有带来应有的广泛文化效应，所以，市政府应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满足游客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创新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繁荣文化市场。让这些演出精品，不仅能够在旅游旺季，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带来美妙的感官享受，同时也要作为城市保留的文化精品演出节目，出现在文化演出市场的舞台上，只有这样，才能够提升整个城市的文化水平，迈入文化城市之列。

利用丰富文化遗产和秀丽的景观培育现代影视基地

现代文化范文篇8

关键词：先进文化民族化传统文化文化安全

一、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先进文化的民族化是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支撑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是整个民族文化的灵魂和升华，它反映和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整体风貌和独特的性格。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文化具有激发广大人民的热情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功能，同时它也具有巨大的社会感召力和整合力，可以把整个13亿国民凝聚起来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先进文化的民族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扬的重要形式当代先进文化的民族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有效形式。中国传统文化正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传统文化的日益消退、外来文化的侵蚀等都在影响着文化民族化的发展。文化要想民族化，必须借鉴中国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其中，并且在这样的一种融合中通过先进文化的建设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三）先进文化的民族化是抵御外来文化侵蚀的有效方式改革开放背景下，各种外来文化涌入中国。同时，国内社会经济成分、组织方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呈现多样化趋势，这就决定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文化选择趋向多样化。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泛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严重威胁着先进文化的传播。中国文化只有不断用民族化的形式提高其感召力和吸引力，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才能最终战胜外来文化保护中国国家文化安全。

二、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存在的问题

（一）文化民族化受到文化全球化的冲击和文化帝国主义对民族文化的侵略。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日益联系为一个密切的整体，世界各国交流活动日益频繁。民族文化在这种背景下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同时文化帝国主义泛滥和文化霸权主义也兴风作浪，成为文化民族化过程中的重要障碍。

（二）国民对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的缺失。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树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但19世纪中叶，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蹂躏，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受到了重创，国民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日趋流失。

（三）文化民族化发展过程中缺乏创新。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想发展和进步，想不被外来文化所同化和替代，就必须加强自身民族文化的不断创新。但是，我国民族文化却在创新方面存在很多的问题，具体表现在：缺乏文化创新的观念；缺少文化创新的有效机制；在创新政策和法律层面缺少应有体系等方面。

（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中的流失。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的重要理论基石，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博大精深的内涵是现代文化民族化的宝贵财富。但是，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利用方面却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具体表现在：现代教育对民族传统文化内容的缺失；传统文化艺术形式的失传；传统文物和历史古迹和破坏；传统文化节日的淡化等方面。

三、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的实现路径

（一）树立对中国先进文化的自信心。中国先进文化要想民族化，必须重塑中国文化的自信心。

1、确立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用中国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来引领社会发展潮流，增加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提高民族文化的自信心。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报告中，这也充实了我们先进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2、增强大众对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感，提高大众的民族文化素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民族精神、伦理道德、艺术表演等形式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被流传至今，这对于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心和培养民众的民族文化素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文化经历五千年始终兴盛不衰，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的就是伟大的民族精神。

1、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需要正确的价值观和思想指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理论，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上，必须在理论教育的基础上立足实践。真正的民族精神是根植于民族群体之中，内化于每个国民心理意识、言论行动之中的。所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须从人们生活的实践出发，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出发，把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起来，在继承的基础上培育新的民族精神。

（三）秉承民族文化厚重的生命底蕴，吸收借鉴各国优秀文化成果。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具有强大的生命底蕴和深刻的历史内涵。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必须秉承民族文化厚重的生命底蕴，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到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之中去，在建设当代文化的同时把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广大。同时，我们应该吸收当今世界各国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洋为中用”，处理好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这也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四）促进国际联合积极抵制文化帝国主义。反对和抵制文化帝国主义，保护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维护世界文化生态平衡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建立起广泛的世界反文化帝国主义统一战线，推动世界文化新秩序的形成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建设，保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途径。

1、支持世界文化多元化，联合国际反对文化帝国主义。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有效的抵制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发展，保护了国家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安全。

2、努力构建国际文化共同体，并积极参与内外对话。文化相同或相似的国家，尤其是意识形态相似的国家，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也更加方便和容易，应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国家间的“国际文化共同体”，以此来抑制文化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扩张。

3、建立认同平台，把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文化推向全世界。中国的强大发展不仅不会给世界带来威胁，相反的，中国文化会把自己的文化理念推向全世界，倡导“和而不同”的文化思想，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文化秩序。

（五）增强文化的创新能力，提升民族文化的竞争力。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发展不竭的动力。在当代中国，文化创新应该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努力提升民族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公务员之家:

1、大力推进文化观念创新。文化观念的创新必须立足国情，把人们的思想观念从几千年封建落后的文化中解放出来，不断从对西方文化的误解中解放出来，开拓创新意识。

2、大力推进文化内容创新。文化内容的创新是指导思想的创新，把古今中外的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

3、大力推进文化形式创新。文化形式的创新必须用符合了时代气息和别致创新的符合民族形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

我国的文化民族化建设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我们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如何抵制外来文化的侵略保护文化发展的民族化，如何把中华文化和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所以，我们应该遵循先进文化民族化的建设原则，努力从不同的角度去完善和研究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的实现路径，最终真正实现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的伟大任务。

参考文献：

现代文化范文篇9

近现代中国文化与西方音乐的传入

1840年鸦片战争期间，教会音乐的传入其实就已经开始在中国“渗透”欧洲浪漫主义时期的艺术歌曲，但是真正运用借鉴西方作曲手法来创作歌曲却是在开始。这时，中国开展了新思想、新文化运动，西方的艺术歌曲有着极其深远的发展与实践，不仅出现了许多优秀名家，同时也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艺术作品，通过艺术歌曲的创作也使音乐的相关理论变得更加系统而完善。随着西方音乐中的浪漫乐派的相继传入，与之相对应的音乐相关理论经过音乐专家的指导，使许多西方的艺术歌曲出现在中国的音乐领域。这些艺术歌曲以西洋作曲技法为基础，采用中国的音乐旋律为基调。如肖友梅，他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所创作的《问》正是将中西音乐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肖友梅不仅将极具中国民族特色的音乐旋律融入西洋的作曲技法中，同时传达出一种极其流畅而抒情的思想情感。这样的音乐不仅使音乐本身有了一种全新的诠释，同时也给听者带来一种视听的享受，提升了对艺术的审美情趣。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优秀经典的乐曲，比如《卖布谣》《我住长江头》等歌曲，都是词曲作者对于歌曲进行了重新的诠释，使中西音乐得到完美的融合，使作者的思想情感得以表达，使歌曲赋予深刻的艺术内涵。艺术歌曲不仅带有西方音乐的特点，同时更彰显出中国传统民族特色，尤其在歌词方面，对于诗所表现出的情感与思想内涵有着深刻的展现，也是词曲作者最真实的情感表达。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诗人和音乐家，他们对于国家民族及社会生活都有着自己的看法与思想表达，通过歌曲的创作将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情感表达出来，从而达到一种对祖国民族的期望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中国爆发抗日战争时，全社会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国家的兴衰荣辱都激发了诗人与音乐家们的创作热情，他们把对于祖国的爱国热情都以艺术歌曲的形式抒发出来，这种歌曲打破了传统艺术歌曲缠绵悠扬的曲调，而强调一种情感的爆发，音律也随着变得跌宕起伏，比如《黄河颂》，歌曲的旋律激昂热烈，表达了作者高涨的爱国热情，同时也给听者带来一种热切的爱国期盼之感，催人奋进，歌曲的艺术魅力也表露无遗，歌曲带给人们的是无比的震撼，是一种心灵的共鸣。贺绿汀的《嘉陵江上》也是极其经典的一首艺术歌曲。这首歌曲不仅将西方朗诵的风格与中国传统音乐结合起来，同时将一种深刻的思想感情展现出来。词曲的完美结合将一个海外游子看到国破家亡，对于敌人的仇恨袭上心头，表达了一种极其悲愤和报仇心切的情感。作者将这种深刻的思想内涵融入到音乐之中，并重新演绎出来，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从而使歌曲更具艺术魅力，成为一首极具时代特性的艺术歌曲。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发展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与演变，其中艺术歌曲也在文化大潮的发展与演变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越来越规范和成熟。

现代文化与艺术歌曲的发展

现代文化范文篇10

儒家思想在前现代社会所居的正统、广泛、绝对的是和宋元以来王朝统治的支持推行、制度以及家族制度提供的社会基础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历代王朝赋予了儒学以正统意识形态的地位，规定了儒家经典（包括宋明儒学的解释）作为科举的，这种制度的建构是宋元以来儒学大盛的基础和教育基础。而家族宗族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乡治秩序是儒学根深叶茂的1个更深的历史社会基体。所有这1切构成了儒家文化或儒教社会的整体。

但自19世纪中叶以还，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遭遇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强烈冲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施展了以近代资本主义为背景的文明的先进特长，古老的传统中国文明在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面前1败涂地，被迫变革。经过洋务运动到，近代及工艺制造已开始引进，近代西方合理主义的政治结构也已为先进知识人所介绍，清政府也开始渐进的改革。但甲午战争的挫折使得儒教中国的危机更加深重而未得缓解。19世纪末儒学的状况是，儒家的知识体系和政治制度受到了巨大挑战，但这种实质性的挑战并未在名义上指向儒家，儒学的制度性基础并未根本解体，儒学的危机尚未表现出来。

这种情况到210世纪为之1变。本来在洋务运动后期，维新派在各地已经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即使在1些旧式学塾中，课程亦开始新旧并存。1899年清廷下诏废8股、诗赋，1901年清政府《兴学诏书》，正式要求全国广设学堂，这些已经是对传统科举服务、为制造儒生的旧式教育体系的根本挑战。由于自1899年来各地书院已渐改为学堂，至1905年传统“儒学”（学校）已无形中取消。更为决定性的是，1905年，清政府正式决定废止科举，规定所有学校除保留经学、修身之外，皆教授自然科学。无论在上还是事实上，儒学在传统教育的地位终于完全倒塌了。

不过，1905年的《教育宗旨》仍特立“尊孔”1条，并规定学校在春秋入学及孔诞日应“祀孔”。这些措施及保留经学等，显然旨在谋求在改革中维持精神权威和伦理秩序，特别是孔子的伦理权威。但辛亥革命后，又对清政府的教育宗旨加以革正。1912年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主持教育法令的的讨论，提出在法令中“去尊孔”，在学校中“废祀孔”，在课程中“删经学”，使得从小学到中学不再设置经科，儒家典籍作为整体被排除于教育之外。儒学不仅再不是教育的必要内容，更不是仕宦进身的必要途径，制造儒生的产业基础完全被消解。1到辛亥革命后短短几年，儒学已整体上退出了政治、教育领域，儒学典籍不再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基础，不复为知识人必读的经典，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2千年来第1次置身于没有“经典”的。

然而，儒家经典从政治、教育领域的退出，还不代表固有的孔子的精神权威的自然失落，还不等于儒家的伦理价值的说服力已彻底丧失。民初梁启超等人1面反对读经，1面仍主尊孔，就是明显的例子，在它们看来，孔子的道德教训乃是中国几千年立国的道德基础和民族的精神、文化的核心。2因此，儒学虽然从政治和教育的领域中退出，但仍然保守于伦理、精神的领域。

但在梁启超主办的《大中华》上，虽然虽然提出了“孔固当尊，经不必读”，却也同时反对以尊孔复辟帝制，甚至出现了“改良家族制度论”的呼吁。几个月后创办的《青年》而后更名的《新青年》则更进1步以“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全面批判旧文化旧道德，新文化的锋芒直指孔子的精神权威和儒家伦理的价值，几乎就是1场批孔批儒的运动。陈独秀把儒家伦理归结为“3纲”，认为“主张尊孔，势必立君”，高倡“伦理革命”，3实际是要革孔子与儒家伦理之命。易白沙以《孔子评议》为文，指摘孔子学术的弊病。吴虞更与鲁迅呼应，谓“孔2先生的孔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可”“盗丘之祸遗及万年”，大呼“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4后来人们把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概括为“打倒孔家店”，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新文化运动对文化与社会领域的思想解放起了巨大的作用。从近代中国的儒教兴衰史来看，新文化运动正是把辛亥革命前后放逐儒学的运动进1步推展到伦理和精神的领域。从废止科举到新文化运动不过10数年时间，儒学在现代中国文化的格局中遭到全面的放逐，从中心退缩到边缘。

经过本世纪初210余年，儒教文化已全面解体，经历过新文化运动，儒学在青年中更失去权威。但是，国民政府时代儒学的困境并未进1步，其原因是中山先生坚持以“4维8德”发展民族精神，赋予了传统儒学德目以新的精神。在南京建立政权后，也明确主张以“礼义廉耻”为立国之本。在1929年国民政府的《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明确指明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国民道德的教育内容。1934年蒋还推行过“新生活运动”，要求把礼义廉耻落实到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对于传统道德的重要德目都给予了新的解释，同时又增入许多现代社会的公德。尽管新生活运动未能配合以推广知识教育和技术发展，在政治和土地未解决的情况下，其成效有限，问题不少，但其社会伦理意义亦应实事求是地加以。无论如何，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实践和社会运动在相当程度上自觉保留了儒家伦理的内容。5

值得注意的是，1937—1945的8年抗日战争中，政府、知识分子和全民对儒学的态度与民初相比有了1个明显的变化。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抵御外来的横暴侵略，国共两党、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动员各种力量来振奋军民的精神、意志，以反抗侵略。儒家伦理砥砺德行、变移风气、鼓舞士气、增益爱国心和树立自信心的功能，使得儒家伦理成为抗日战争时期重要的精神资源和道德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也成为这1时期国共两党与知识分子的共识。1939年国防最高委员会颁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明确提出以“8德”为救国道德，“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共产党立即表示用拥护此纲领，号召其党员发扬、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6儒家伦理道德学说既是抗战时期大后方各科教育的重要内容之1，也是抗战后国民政府建国方针所肯定的民族精神和根本德行。

早在民国初年，围绕宪法中是否应有尊孔条款及是否定孔教为国教，曾经历多次讨论，由于1915、1917年的两次复辟帝制都举出尊孔为旗号，最终使宪法中未能肯定儒教的地位，儒学未能取得政治上和国民教育上的指导地位。国民政府时代特别是抗战时期，在1定程度上以某种形式恢复了儒家伦理在国民精神与国民教育中的指导原则的地位，却无力使儒家原则在社会层面实现。1949年以后，情况又为之1变，儒家的命运在政治、社会、思想方面遭遇了1次更大的曲折。

国民政府时期虽未明确提倡孔子和儒学，但把儒家伦理的道德原则视为中华民族的固有德行，把4维8德作为中国立国的纲维，实际上是把儒家原则作为3民主义的根源。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姿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明确宣布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儒学在大陆悄然从民国时代占有的舞台退出。710年代与4人帮发动全国性的批孔运动，全面继承了54新文化运动批孔的激进主义而更远过之，使孔子的精神权威荡然无存，儒家伦理在社会层面受到了210世纪最大的破坏。

另1方面，辛亥革命以后，乡村的社会结构发生畸变，传统的官僚—教育制度的瓦解、军阀间的混战、乡村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紧张、乃至国共之争，使得传统的农村社会传统的自组织功能遭到破坏，代之而起的是土豪劣绅与功能低下的基层村保人员。梁漱溟曾想通过“乡村建设”恢复农村的礼俗机制并导入科学技术，以造成儒学复兴的社会基础，但不可能成功。1949年以后，经过、合作社到，整齐地建立了“队为基础、3级所有”的集体所有制的全新的社会组织结构，宗族的力量经和阶级斗争彻底分化，党的政策通过公社、大队、的行政和党的组织1直贯彻到村庄，社会组织的脉络上下打通，亲族之外，传统主义不复存在。尽管人与土地的技术关系未变，固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已起了根本的变化，造成了近代化的基础。除家庭之外，传统儒学在社会基层结构上也失去了依托。

列文森曾说：“儒家思想在产生它并需要它3社会开始解体之后，变成1片阴影，仅仅栖息在少数人的心底，无所作为地被象古玩1样珍爱着。”7然而，儒家思想在近代化的社会是否仍有存在的理由与价值，并不完全依赖于前现代化社会的制度基础，如科举制以前儒学已经经历了千年发展的历史，又如日本有儒学但并没有科举制度。从春秋到6朝，儒家思想的存在并非以王朝的推崇为前提；在传统中国社会，宗族与宗法制也并非在每1时期或每1地区、每1阶层都占支配地位。尽管古代中国的社会组织、生产方式乃至政治制度的安排影响了儒家思想的表达方式和结构，但儒家伦理的价值具有超越特定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的普遍性。所以，正如杜维明所说：“虽然从发生学上来看，儒家与农业、官僚制度、家族社会有密切关联，深深扎根于传统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但既不能把儒学简单还原为家族主义、官僚主义、反商主义，而且也不能认为社会根柢被摧毁，儒家思想就因此丧失了它作为人文关怀和伦理宗教的意义，这些关切和意义与现代世界仍然相关。”8

早在洋务运动后期张之洞已提出中体西用，他的解释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9。可见他所谓中学为体室指治身心的传统伦理不必因在应世事方面西方而发生根本改变。与张1时先后的先进之士多是如此。帝制推翻以后社会状况使得这种呼声更多，“中华立国，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改，民彝无改”，事实上是当时相当1部分人的看法。康有为要求立孔教为国教的主要根据也是“又经大乱，纪纲扫地，法律全废，廉耻弃绝，道德衰蔽”，10以对治转型时期的道德危机为己任。陈焕章的主张是：“孔教既废，人之道德心尽亡”“中国之道德，1言以蔽之，曰孔教而已矣。”11与基督教面对“上帝死了”所发出的惊呼如出1辙。所以梁启超民初起草《大政方针宣言》明白地主张：“1面既尊重人民信教之自由，1面仍当以孔教为风化之本”。12这些都是着眼于风俗教化而肯定儒家思想的积极面。后来在宪法草案的讨论中，孔教方面也仍集中于主张在宪法中明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13

新文化运动的东西文化论争，围绕儒学发生的争论，从所谓“保守主义”的方面来看仍在坚持儒家道德伦理的适用性上。章士钊的所谓新旧调和论继续张之洞以来的主题，要“物质上开新，道德上复旧”，14这并非反对个性独立解放，而是着眼于社会正常伦理秩序的维持。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也反复强调，科学之新学并不能解决人生与道德的问题，内心修养的精神文明“唯在新宋学之复活”。15杜亚泉在陈独秀的猛烈抨击下仍然坚持：“确信吾社会中固有之道德观念为最纯粹最中心者”。16特别是，他们对西学有相当多了解，政治和社会改造方面的主张决不能说是保守的，但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伦理革命、儒教革命始终加以反抗。

不仅如此，1般看来对伦理关切似不显著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往往包含着这个方面。梁济1918年自杀时人多谓以殉清之故，但他自己已说明：“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这里的“所学”当即指传统伦理而言。他的自杀乃是要以1死以警醒世风。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时清华校长称：“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也”，但吴宓则说：“若夫我辈素主维持中国礼教，对于先生之弃世，只有敬服哀悼而已”。17稍后陈寅恪所撰挽辞序更说：“吾中国文化之义具于白虎通3纲5常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18饱受西方教育的吴宓与陈寅恪所钟情的“礼教”“3纪纲5纪”显然是指普遍性的儒家伦理原则和价值理想。在道德生活的态度上，偏于西化的知识分子亦不例外，傅斯年1929年曾承认，虽然在思想方面已完全西洋化，但这这并没有妨害他在安身立命方面仍是1个传统的中国人，他所说的安身立命之处显然也是就伦理准则和人生态度而言。19而以“新文化，旧道德”著称的胡适又何尝不是如此。

民国时代的主政者与正统派知识分子在兼求道德性与现代性方面是1致的，孙中山赋予“8德”以新的解说，如忠于国、忠于民、始终不渝、博爱守仁等，很注意对传统道德的发扬，故蔡元培认为孙中山是“1方面主张学习外国之所长，另1方面主张恢复固有的道德与智能，是为国粹与欧化的折中。”20孙中山死后的国民政府更明确把4维8德列入《教育宗旨》，主张赋予5伦新的涵意而继续其精神。后来《中国之命运》1面认为工业化为中国之急需，另1面在文化上主张保守道德伦理精神，与冯友兰、贺麟的看法相1致。冯友兰在抗战初所写《新事论》中，1方面主张工业化为中国通向自由之路，另1方面认为传统道德中“不变的道德”仍可用来组织社会和调节精神生活。他说：“组织社会的道德是中国人所本有的，现在所添加者是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则‘中体西用’这个话是可说的。”21贺麟的主张在410年代的新儒学中最富文化意味，他不仅着力结合现代生活重新阐释3纲和5伦，对新文化运动对宋儒理欲之辩的抨击给予了哲学家的辨析，他主张吸收西洋哲学、宗教、以发挥儒家的、礼教和诗教，谋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他甚至提出“以儒家文化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的口号。22从民初到抗战结束的这些呼声，决不表示这些思想家企图全盘搬用先秦或宋明儒家的道德来解决近代文化危机中的道德衰落，对传统道德伦理根据时代加以调整、批判、补充对这些饱学中西的学者来说乃是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共产党内的刘少奇在30年代末提倡道德精神与修养时，自然地和无可避免地大量援用了儒家文化的资源，这使得他的书50—60年代得到青年及大众的高度认同，甚至使其影响在60年代前期1度超过。8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积极致力于肯定和阐扬儒家伦理的现代价值的学者中，多数基于强烈的人文道德关怀而有见于儒家道德资源的现代意义。近年来政府方面致力改革和主管经济、贸易、教育的领导人也开始务实地注意到这1点。所有这些都说明，现代对于儒家思想的有分析的肯定并不是出于对社会改革的排斥，而是出于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伦理秩序的破坏的关注和对儒家德性伦理普遍价值的认知。

正因为儒学的价值世界与现代世界的相关性并没有因传统社会的巨变而消失为无，也因此，在210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儒学仍然是1个不断受到关注的问题。而社会每处于道德危机时对传统价值的呼声愈高。所以辛亥以后，不仅有康有为等坚持孔教，即使在新文化运动中也梁漱溟这样要为孔子作发挥的人。410年代贺麟对儒家礼教和3纲5伦的诠释和张扬，在54时代是很难想象的，而冯友兰不仅在410年代不反对“中体西用”，在510年代依然坚持主张“抽象继承”的意义。有关儒家价值体系的争议1直是文化论争的中心之1。不仅54前后是如此，810年代中国大陆文化热的中心课题依然是如此。而理解这1现象，现有的20世纪中国文化的模式，无论是“革新与复古”“启蒙与救亡”“激进与保守”都尚未能恰当地于210世纪的儒学论争，对理解210世纪儒学论争的深刻根源多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文化认同”或“文化心理结构”的提法注重文化心理而忽略了客观性的社会需求。事实上，如果仔细体察20世纪处于弱势而始终不屈的维护儒学价值的呼声，便可理解，儒家伦理所以在近代社会转型后仍每每处于焦点话题乃是理有必然的，其必然性即根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道德性”与“现代性”的分裂以及对克服此种分裂的要求。

因此，210世纪历程中儒学价值的不断被肯定

，本质上并不是所谓后殖民话语在中国的1种表现，更不是什么全球资本主义霸权话语或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意义的肯定，23而是理论上对多元文化价值的肯认和实践上对现代化过程的，是对价值理性深切关怀的表达，对理想人生与理想人格锲而不舍地追求的体现，在中国还是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强烈要求。同时也是对启蒙叙事的道德的人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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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世纪文化史表明，儒学的危机除了转型必然带来的基础之改变外，主要来自于国人在功能坐标中判定儒学不能富国强兵、救亡自强，以及知识分子在启蒙思潮下已不再认同儒家伦理的价值。因此，210世纪儒学的危机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危机、价值信念的危机。从这个观点来看，像马1浮、熊10力、冯友兰等人的儒家，虽然在学术和哲学层面可以看作儒家在现代文化中的存在，但马、熊、冯等未真正面对54以来儒学的文化的危机。他们的哲学是在54以来激进主义反孔运动的遗产未得清理的情况下，在民族危机特殊的氛围中产生的。而儒学的文化危机则本质上是“近代化”所带来的，只是抗战使得这1根本主题暂时淡化而已。因此新文化运动对孔教的批判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儒学及其价值传统在近代化社会文化中究竟有无意义，这些不解决，儒学就只能存活在少数思想家的头脑之中，不能落实在社会文化的空间与个人的精神人格，而无法改变反传统主义和反儒思潮带来的社会失序与价值混乱，这也正是我们不仅在810年代经历而且910年代仍然面对的儒学的困境。而这不仅是儒学的困境，也是中国文化的困境。

因此，“作为哲学的儒学”，不同于“作为文化的儒教”，前者是学术思想的存在，而后者则是社会化、制度化、世俗化的整合的文化形态。马、熊、冯及近年在大陆介绍较多的当代新儒家的哲学贡献相当可观，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哲学的儒学”在210世纪不仅不能说是衰微，反倒可以说是较为活跃的。但是这样1种儒学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与宋元以来的儒学根本不能相比，这除了制度性的基础已经不同之外，主要原因是缺少“作为文化的儒教”以为基础。而由于知识分子拒绝儒家价值，民众及青年缺乏稳定的道德权威和价值信念，无法形成“刚健有为、厚德载物”的统1的国民精神，文化病症与道德危机在市场和社会转型时期变得越来越严重。

因此，拨除中国近代因习用富有岐义的“体用”概念造成的讨论上的混乱，就现代化过程中主体应当或是否需要从传统保留什么、从西方吸取什么来看，20世纪造成有关儒学的论争的最强有力的根源，可以说始终围绕在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与伦理秩序和人生理想的问题。无论佐久间象山“东洋道德西洋艺”，或张之洞“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乃至前述冯友兰、贺麟的思想，都决不是1种文化情感上的对传统的怀恋，而是基于对传统道德性之普遍性格的信念及对现代化经验对道德性侵害之提防。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或道德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分歧并不在要不要社会改革，要不要吸收西方近代文明。而是，文化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要求彻底摈弃传统以拥抱市场工商业、城市文明、个人主义、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竞争性、功利主义等为的现代性。而所谓保守主义则始终认为、民主、市场经济、民主都不能自发产生公民道德或导致共同体的伦理秩序，不能满足人生价值的需要，并认为近代社会抑制不力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适足以危害群体生活和社会道德。现代性是现代社会之所以不同于传统社会的要素，但实存的现代社会并不能仅靠现代性而存在。近代以来主张正面理解儒学价值呼声1致认为，现代社会中公民道德与伦理秩序的维护和贞定决不能采取反儒批孔的方式，必须守护价值传统和道德权威，从而体现为各个时期各种形式的对儒学普遍性道德价值的肯定和呼唤。这1切是在哲学层面上发展儒家哲学的社会—文化的基础。

在中国大陆，长期以来，妨碍正确理解儒学的价值与现代意义的力量，不仅来自于自由主义对儒学的激进否定，极左的假马克思主义在近几10年的批判儒学的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种批判在批林批孔时代4人帮的提法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和充分。而批林批孔时期的极左文化观在后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理，以至其影响在今天仍可常常看到它的表现。如果说80年代的全盘反儒思潮主要来自于以自由主义为背景的文化激进主义，而90年代中期，1个正在兴起的、小规模的批儒运动主要来自教条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孔子学说是1个非常封建的学说，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孔子的教义，无论如何是两个对立的体系，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关系应该是批判性的否定关系，把儒学仅仅看成1种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对立起来，用虚幻的手法提出“如果我们天真地以为从‘国学’中可以找到立国之本或重建民族精神的支柱，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可以置之1边，那么未免太迂腐了”，“不排除有人企图用‘国学’这1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摈弃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目的”。24教条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无视中华民族的历史主体性，无视民族利益和民族前途，无视历史转型中的现实困难，假意识形态的威权，把赞成正确理解儒学和要求善用传统资源以对治现实问题的主张扣以“复古主义”的帽子，企图以政治化的话语打击不同的学术意见，这无疑是90年代改革开放潮流中的1种倒退的表现。同时，也可看出，在把儒学视作“农业文明”、“专制意识形态”方面，教条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是是受同1种启蒙话语所支配的。

儒学并未死亡，它在离散之后作为文化心理的传统仍不自觉地以隐性的方式存寓于文化和人的行为之中。但是也正是因为它是支离的、隐性的，其表现便不能整全和健康，当前中国世态与文化的病症悉由于此。只有在去除儒学不合时代的内容的同时，理直气壮地正面肯定其对于现代社会生活有价值的精神和原理，使之合法化地作用于国民和文化建设，才能重建统1的国民道德与稳健的国民精神，走向合理的现代社会。而排除政治化的干扰，克服1元化的思维方式和片面的启蒙心态，辩证地理解道德性与现代性的互动，在文化层面纠正种种对儒学的偏见，是健康发展儒学积极精神的基础与前提。

注释：

1．参看陈青之：《史》下册，第6编，商务，1938年。

2．参梁启超：《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复古思潮平议》，分载1915年《大中华》1卷2期、7期。

3．陈独秀：《复辟与尊孔》，载《新青年》第3卷第6号。

4．见其《说孝》等，载《吴虞文录》，亚东图书馆1929。

5．参看宋仲福等著：《儒学在中国》，第206页，中州古籍，1991年。

6．中共中央书记处1939年4月《关于精神总动员的指示》，引同上书。

7．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命运》，此处译文用自杜维明《探究真实的存在》。

8．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

9．张之洞：《劝学篇》，大连出版社1990。

10．康有为：《中华救国论》，汤志均编《康有为政论选》下册，中华1981。

11．《民国经世文编》卷410，上海经世文社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