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范文10篇

现代文范文篇1

摘要:现代文阅读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但中学生的阅读能力却令人堪忧。要提高中学生的现代文阅读能力,可以从激发阅读动机、提高知识积累、教授阅读技巧和培养思维能力几个方面入手。

关键词:中学生阅读能力培养

现代文阅读能力是中学生语文能力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语文考试的一个重点内容之一,但是,中学生的现代文阅读能力却令人堪忧。如何才能改变这种局面,切实有效地提高中学生的现代文阅读能力呢?下面谈谈我的几点认识。

1激发阅读动机

强烈的阅读动机或兴趣,是阅读行为产生的动力,所以激发学生的阅读动机,使其能进行自觉地阅读,是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重要手段。

一般来说,中学生对于现代文的阅读都有选择性的,对于文艺作品,诸如小说、散文、戏剧的阅读,自然饶有兴趣,这类文章无论是人物或情节,均有较强的感染力,适合青少年的阅读心理特征,能满足他们的阅读欲望,老师应鼓励他们多阅读此类文章。但在阅读训练中也应逐渐增加抽象的说明性和议论性的文章。对这类文章,一般的学生往往引不起阅读的兴趣,思维活跃不起来,而恰恰这类文章具有特殊的功能,对学生的语言和思维能力的发展能产生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

训练这类现代文的阅读能力,正是社会现代化对语文教学提出的课题在阅读教学中的反映。因此,教师很有必要引导他们审视一下自己的阅读动机和目的,要从现代社会对阅读教学的需要入手,对自己的阅读内容作适当的调整,确立起一种超越兴趣的阅读观。要引导学生问问自己,在阅读方面,你好什么,乐什么;阅读的好与乐是否还停留在感官的刺激上,有否注重理性的思维;明确为什么阅读,以及阅读对于自己能力的培养,跟未来社会的发展有何联系。这样,阅读的动力就能由兴趣到乐趣,再到志趣,这是阅读的心理素质产生质的飞跃的标志。有了意志的作用,阅读训练才能进入高度自觉的境界。为此,除了主要利用好教材上那些“例子”进行训练外,每学期还可以有目的地选编一些文质兼优、短小精悍、贴切生活的典范文章,按教学大纲的有关要求,按序列编拟一些训练题,经常让学生去阅读,去历练,不断激发学生自觉需求心态。这是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思维品质的关键性一步。

2提高知识积累。

基本知识是思维的基本因子,知识面的宽窄是阅读思考时联想是否丰富、思维是否活跃的关键。具备某领域的一些常识,也有助于理解关于该领域的文章。因此,现代文阅读能力的培养应该从狠抓基本知识的积累做起。这里的“基本知识”不仅指语文知识、文化常识、历史常识、哲学常识、生活体验以及艺术常识,而且还包括人文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与科技应用领域中较新的研究概况。然而,相当一部分教师忽视学生“基本知识”的积累和知识面的拓宽;相当一部分学生急功近利,为了应付高考,一心只读教科书,很少过问课外书,对以上“基本知识”他们知之甚少或根本不知。没有“厚积”,哪来“薄发”?基本知识积累不够导致了学生知识面的狭窄,阻碍了学生阅读理解能力的形成。要真正培养学生的现代文阅读能力,基本知识的积累和知识面的拓宽非狠抓不可。

3掌握阅读技巧

这里指的阅读技巧,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现代文阅读一般应从文体、内容和形式三方面进行。文体不同,内容和形式的具体要求也不同。记叙文的内容指描叙部分(人、事、景物及其特点、与景物有关的传说故事等)和议论抒情部分(或抒发情感,或揭示哲理);议论文的内容指论点和论据;说明文的内容指说明对象及其特征,或指某种物品的制作过程,或指某种物品的使用方法及其注意点等。形式方面,记叙文主要是指叙述方式(顺叙、倒叙、插叙、补叙)、顺序依据、线索和表达方式的运用特色及其作用等;议论文主要是指论证结构方式和论证方法;说明文主要是指说明顺序和说明方法。另一方面,在阅读过程中应掌握篇中的中心段,段中的中心句,句中的关键性词语的方法。中心段、中心句和句中关键词语的确立都有规律可循。记叙文的中心段一般是抒情议论性语句,往往位于篇首或篇尾,或者是几个片断之间的过渡性语段;议论文的中心段一般为文章的引论或结论,通常也位于篇首或篇尾;说明文的中心段一般也是首段或尾段。中心句的确立可通过分析段落的构成情况来进行:若段落由一个句群构成,段落中心即句群中心——通过分析句与句的关系所得的中心句;若段落由几个并列关系的句群构成,段落中心即几个句群中心句之和;若段落由几个主从关系的句群构成,段落中心即为主句群的中心句。句中的关键性词语,从文句的意思不难确定。

4注重思维能力的培养

首先,要强化整体观念。现代阅读教学论研究者刘守立先生曾经说过:“阅读心理的发展是一个整体认识的心理活动过程。”整体与局部,宏观和微观,是当代许许多多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重视并妥善处理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关系,使局部功能服从于整体目标,从而取得理想的整体效益,这正是现代系统论的重要观点。而阅读理解中的整体性思维,说到底,就是对阅读载体能够整体把握。因此,这一理论对学生现代文阅读思维品质的培养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次,要具有发现问题的意识。阅读应该坚持独立思考,认真仔细地分析研究,既注意发现其中的妙处,认真学习和领会,又注意发现其中值得商榷的地方,甚至是不足或不妥之处。其关键是不迷信、不盲从,改变固有的思维定势,特别是对名家名篇更需要有这种态度。因为人们对于事物认识从深度上或广度上出现某些不足是很自然的,表述中出现疏漏或含混现象也是难免的。教师要引发学生在无疑处见疑,在有疑处无疑。学生如一时不能发现问题,教师应运用各种方法加以启发,让学生迸发出创造性思维的火花。

再次,需要发挥想象力。科学家说一切创造性的活动都离不开想象。学生在阅读中善于联想,具有一定的智力活动的强度和广度,促进思维能力的增强,就能不断有所创见。如阅读材料中的短短一句话、一个素材、一个情节,常常意有未尽之处,在符合原文写作意图的条件下,开动脑筋,展开想象的翅翼,思考更为广泛的问题,或大胆设想,增添补充扩展一些内容,或用不同的方式,改造原有的材料,这对于深透理解原文大有益处,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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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对这三类文章的测试特点。根据近几年试卷分析，科技类文章的考试内容仅仅是局限于理解这一能力层级上。例如，98年的科技文，主要内容是介绍转基因作物研究的主要信息。第23题重点考查对“基因作物”这一概念的理解，24题重点考查对文中重要语句的理解能力，25题重点考查理解文中重要语句的能力、辨别筛选文中重要信息的能力和理解文中重要语句的能力。四小题能力层级都为B。由此可见，科技文的阅读关键在读懂文章内容，对分析鉴赏根本不作要求。而社科类和文艺类的论文，重点则在分析和鉴赏方面测试学生。其测试重点便是《考试说明》所规定的内容要点。前几道主观题能力层级为C，主要考查学生对文章主题和表达手法等方面的分析和鉴赏能力，每题基本都圈定了检索范围，学生可以有针对性地检索并思考，困难在于如何用恰当的语言把结果表达出来。最后一道多选题是站在全文的高度，对文章内容要点、表达技巧和语言等方面的分析鉴赏，题目的信息量大，干扰因素多，要求学生除具有一定的分析鉴赏能力之外，还必须具有一定的辨别筛选能力，能力层级也从B级到C级到E级不等，因此尽管是选择题，难度还是较大。

第三、有的放矢地采取对策。在理解考纲要求及测试特点的基础上，我们在平时讲解课文或高考复习中，就可以有目的地进行训练，具体做法，不妨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尝试。

1、让学生明确要考什么会考什么。作为教师，对考纲及高考试题特点固然要了如指掌，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还得让学生了解阅读的要求。因此，不论是在平时的讲课中还是在高考的复习中，我们都要求学生熟记考试内容要求，让学生一看到题目就明白出卷人考此题的目的，很容易就揣摩到出卷人需要怎样的答案。尤其是在考前复习中，必须让学生彻底了解近几年高考的阅读材料、阅读题型及解题思路，这样有助于学生在训练中自我摸索，把握高考现代文阅读的命题及解题规律。

2、利用现成的课本进行现代文阅读训练。这其实是我们平时操作得最多的方法。许多同学对语文课不抱任何信任感，他们认为高考与课本是根本脱钩的，花那么多力气来学课本简直是浪费时间与精力，倒不如多买几本参考书做做练习。这种看法大错特错，语文课本上有许多有价值的文章，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表达方式方面值得研究。而且，当老师在讲解这类课本时，其实也是在帮助学生提高理解、分析及鉴赏文章的能力，引导学生如何提出问题，如何思考问题，又如何在文章字里行间寻找问题的答案，并且不断训练学生如何寻找关键句和中心句，从而提炼出文章的中心思想，并通过课堂提问，提高学生语言的概括能力和综合表达能力，而这些能力的提高，为同学进行课外阅读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因此，课堂教学中的答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得到答案的途径，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幼稚地认为语文课毫无价值了。那么怎样高效利用课本呢？我觉得可以利用课本进行各类文体的阅读训练。课本上的文章，都是按一定体系编排，分说明文、记叙文、议论文、小说、诗歌等。教师在讲解过程中，可以有意识的模仿高考题型，对各类文体提出不同的欣赏要求。说明文就着重理解词句含义、辨别筛选文中重要信息；小说着重鉴赏作品形象、语言特色及蕴藏在作品中作者的观点态度等；记叙文可以分析文章的内容要点和中心思想以及表现形式、作者观点、表达技巧等；议论文着重分析文章的内容要点、结构层次和表现形式，还可以评价一下作者的观点态度等。总之是通过整体阅读，总结出各种文体类型文章的整体把握的基本方法，让学生对各类文体类型的阅读心中有数，避免考试时的心慌意乱、手足无措。

3、教会学生阅读的方法及解题技巧。人们常说，授之以鱼不如如授之渔。这“渔”便是方法技巧。平常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感受：在同一课堂同一时间段内，有的同学读了一篇文章便能侃侃而谈，有同学却什么收获也没有，这固然有基础差异的因素，但更大的差异在于阅读的方法上。因此，对阅读方法的指导十分重要。在我看来，阅读一篇文章首先要对文章有个整体把握。包括题目、作者、文后注释、作者要表达的主题，采用的表达方式，阅读者都要心中有数，其次是文章的结构层次，通过理思路来把握作品内容及作者观点。再次，就是咬文嚼字了。通过细琢细磨，把握文章的细枝末节、关健语句，从而正确接受文章提供的信息。最后便是分析概括，欣赏评价。可以从内容、表现形式和语言等几个角度对文章提出看法。这是阅读的方法。至于解题的技巧，我认为可指导学生先通读全文，尤其要提醒学生不可忽略文章的题目及文后的注释，哪怕只是括号中的一个出处，因为题目是文章的眼睛，它概括了文章的主题，而文后注释，则往往暗示着写作的背景、目的等。这样，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再分范围检索问题答案，尽量根据文章的关健语句，上下句之间的逻辑联系、特定的语言环境等把答案找出来，一般情况下，答案肯定在文中，就看同学找得准不准，概括得好不好，表达得清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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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义的理解

在现代文阅读中，能否理解词语在文中的含义，对确认语句蕴含的深层意意，对准确的概括段落大意，对正确理解文章的内容，都有直接的关系。把握文中的词义，特别是处在重要位置上的词义，也是从局部到整体理解文章主旨的关键。

怎样才能正确理解词语在文中的含义呢？

首先，要从整体上去把握，必须联系上下文，所谓“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篇”。上下文，就是指语言环境，可以说，语境确定了词义。

其次，还可以从一些具体的细节上去把握。一个词语，除了一般通常具有的含义外，往往还要考虑它的色彩含义。如感情色彩，决定了词性的褒贬；语体色彩，决定了词语运用的得体与否。除此之外，词义的轻重，范围的大小，适应的对象，搭配的习惯等等，以及看它是口语还是书面语，是普通用语还是特殊用语，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词义。

上述的这些方方面面，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有时单就其中的某个因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综合起来，全盘考虑。

二、解释文中含蓄的语句

解释含蓄的语句，是高考现代文阅读中的重点内容。正确理解句意，是理解段和篇的基础。把文中那些内涵丰富，结构复杂，作用特殊，意在言外的词句理解清了；才能更好地把握作者的思想，准确地理解文章的内容。

其一，含蓄的语句并不是不可捉摸的，有了一定的语境，句子的含义也就被牢牢地固定下来了。我们只要在一定的语境中反复阅读，寻找语感，句子的隐义是可以“自现”的。

其二，前后关照，仔细推敲。特别要注意关联词所连接的内容，若文中出现了“首先”，就要注意“其次”；看到了“一方面”，就不能忽略“另一方面”，否则就会顾此失彼。另外，那些传达时间、地点、场合等重要信息的关键词句也不能忽略。

其三，触发联想，品出言外之意。这一点指的就是不能单单局限于阅读材料本身，而应拓开思维：或觉得材料与自己的生活有关，可用生活体验来补充认识；或发现材料与平时所读的某书有关，可以触类旁通；或从语法角度去领悟话语的机锋；或从情感、风格等方面，甚至是语言的空白省略上，去获得多种认识，体味无言之美。

三、概括文章的具体内容。

概括能力的培养是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高考现代文阅读考查的一个重要内容。《语文科考试说明》就明确要求考生对“具体的内容，能加以概括”，要能把握“文中表现的观点”，“能正确把握文意”，“说明能把握特征”，这些都是高考对学生概括能力的具体要求。

要想在现代文阅读中正确概括文章的具体内容，第一要通览全文，抓住“文眼”进行概括。

所谓“文眼”，就是作者的立意之所在，也是文章构思布局的关键。在文中，它具体表现为能瞻前顾后，领挈全文的某一关键词语或句子。抓住了“文眼”，等于掌握了理解文章的钥匙。例如，吴伯箫的散文《难老泉》中的“难老”二字，反复出现多次，充分利用“难老”这个特点来表现“江山不老人不老，民族精神不老”的主题思想。“难老”就是这篇散文的文眼，也正是它的“神”。巴金散文《灯》的“文眼”，是结尾处道出全文主旨的一句话：“在这人间，灯光是不会灭的。”抓住了这一点，那么其他关于“灯”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一般说来，抓住“文眼”进行概括，多适用于散文。而对于一般的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则往往是抓住关键的词、句、段。这是概括具体内容的方法之二。

文章的关键词、句、段犹如文章的“窗口”，通过它可以窥见文章的具体内容。通常，那些在文中起着承上启下、过渡作用的句和段，亦有很强的概括力，或者能给我们提供丰富的概括信息和依据，让我们答题时能准确有效，事半功倍。

第三，还可以根据标题含义，或根据段意，层意进行概括。

在议论文中，有时标题往往就是中心论点。如的《反对党八股》、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等。有的时候，试题会用相反的形式进行考查：没有题目，要求考生根据文章的内容给它安上合适的标题，看考生是否掌握了主要内容，是否能以一题目高度概括全篇。

例如，高中语文第二册阅读短文《人，又少了一人》第2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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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政坛风云与官制兴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竞争”无论是与我国古代的世卿世禄、察举征辟，还是与外国古代的贵族制、军功制与“奴官”（如近东的所谓马木路克制）制相比，都要合理得多。而科举废除后，我国军阀时代与后来的官制也未见得优于、甚至常常是劣于科举。另一方面现代文官制中的考试制度却有许多类似科举的程式。因此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当然，对照现代文官制的实践，要挑科举制的毛病也是轻而易举的。诸如考试内容的陈腐、参考资格与考试规则等方面用现代眼光看也并非绝对公平。而当时的官吏铨选中除考试外也还存在着其他非竞争性因素，如世袭、恩荫、荐举、捐官、特授、奴官（太监外任或清时满洲包衣外任之类）等等。但是如果不以现代文明标准苛求前人，则应当说在前近代世界上的确难以找到一种政治人材选拔方式其“公正”性与效率能超过我国科举制度的成熟期。而且成熟期科举制度在严肃科场纪律、实行规范竞争方面的确是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所不能及、更是“察举征辟”色彩浓厚、身份与“关系”背景强烈的我国现行干部制度应当借鉴的。

撇开贵族政治（它一般与非中央集权的“软国家”相联系）不谈，历史上凡属中央集权的“硬国家”，无论中外，都有赖于高度科层化的职业官僚政治。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曼萨卜达尔（mansabdar）体制有33级官阶，从“十人长”直至“万人长”，都是由朝廷自上而下征召、提拔或降黜的官吏。古罗马基础上建立的拜占廷帝国也有复杂的罗戈瑟特（logothete）文官体制，正是靠了这种体制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拜占廷帝国才得以与特马（军区）制下军官贵族化倾向以及村社的地方自治倾向相抗衡而维持着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使帝国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几个世纪中得以延续。所有这些官僚体制都有赖于一套中央铨选，考核与“雇用”官员的程序。但是，曼萨卜达尔体制的原则是“军而优则仕”，军事官僚的色彩远过于文职色彩。作为高级“国家雇员”他们脱胎于莫卧儿早期的雇佣军，其成员多为外国（印度以外的西亚、中亚伊斯兰地区）冒险家，缺少文化自律。因此尽管曼萨卜达尔体制以官僚决定薪俸极高而闻名于史，国家对他们也一直拥有任命与考核之权（如所周知，这两点即高薪与考核是当前人们谈论最多的反腐败方法），但这一体制的腐败速度与程度仍然极为惊人，可以说决不下于我国传统的科举官僚体系。［1］

拜占廷的罗戈瑟特官僚体制文职色彩浓厚，而且对于具有政教合一特点的拜占廷东正教帝国来说，这一官僚体制既保持着独立于教会系统之外的世俗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宗教）自律。国家对文官的考核内容则包括罗马法之类的实用知识。然而罗戈瑟特在地方行政上的效能受特马军事贵族的制约而十分有限，而且由于政治贵族化的发展，官僚的作用日益减退，到14-15世纪罗戈瑟特大都已成为无权的虚衔。另一方面由于罗戈瑟特多是低薪乃至无薪职，又执掌征收赋税之权，因而腐败也非常严重。最后，这一文官体制的消亡也就成了拜占庭国家灭亡的先兆。［2］

与这些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相比，我国的科举官僚体系在文职化、科层化、合理化等方面显然更胜一筹。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比政教合一体制与纯粹的雇佣官僚制都更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更是在专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扩大统治基础的有效办法。我国的传统中央集权体制延续得远比莫卧儿印度或拜占廷帝国为长久，这与科举官僚制胜于曼萨卜达尔或罗戈瑟特之类的外国传统官僚制是不无关系的。而如果以科举制奠定基础的隋唐为界划分我国历史的前后期，也可以看出，后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凝聚力与稳定程度要大于前期，这与官僚铨选制度由察举征辟到科举考试的演变也密切相关。

当然也必须指出，科举制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它与其他土壤上萌发的制度间具有某些不可比性。科举制有赖于单一民族或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在人口、发展水平与文化认同上的巨大优势。象拜占廷、印度那样民族与文化成份高度多元化的国家是难以发展出类似制度的。而他们那种形态的官僚制或许是维护这种传统多元化国家中央集权制度的最佳选择。

二从制度层面看科举：“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以考试选拔人材，从技术上讲无可非议。纵使它不应成为唯一的选拔方式，也至少应当是选拔方式之一或者是主要方式。起码在入仕之际并无政绩民望可考的情况下，选拔依据在逻辑上不外乎三者：即知识性考试，身份（门第、出身与其他先天性等级）以及个人与机构的随机性荐举。而考试比论身份“公平”，比荐举“客观”，这本属常识，并不是需要在学术上详加论证的深奥之理。现代文官制度中的考试制与我国历史上从察举向科举的过渡，与其说是谁学了谁，不如说两者都更多地是基于这种人类价值基础上的常识与逻辑。而它们在实行中遇到的阻力也不是因为其优点在学理上难于发现，而是因为它妨碍着某种既得利益体系。

但对于一种政治制度而言，人材选拔毕竟是个技术性问题，而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于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科举制与它以前的世卿制、察举制以及外国的罗戈瑟特等官制一样都是以传统型或卡里斯玛型权威作为其合法性基础的。因而它们与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上的现代文官制度、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仍有本质的区别。从这一点上来说，提出所谓“选举制好还是考试制好”的问题来就十分荒谬。民主政治中的选举是解决统治合法性问题的，它与作为人材选拔拔术的考试制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芸芸众生在总体上看是平庸的，为他们中多数意志所左右的选举结果也往往是平庸者而不是“英明领袖”或圣明君主当选。那么民主制意义何在？就在于它确立了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之授权这一原则，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问题。这样的“统治者”以考试选拔公职人员，就与传统帝王以科举引“天下英雄入吾彀中”［3］有了本质的区别。即使后者的科场纪律比前者更严更“公平”，即使后者在技术上可以为前者所效法，这两者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制度的规定性反映在技术上，就形成了现代文官制度与古代科举的一些重大区别。一般地说，现代民主国家的官员实行政务官与事务官分途：政务官（掌权者）直接或间接由选举产生，与政党共进退；事务官（办事者）多由考试录用，按业绩或年资晋升，具有职业化、专业化特点，不受政党进退的影响。而传统科举官僚体制恰恰相反，这类体制谈不上政务官与事务官的严格区分而只有“君臣”之别（严格地说只有皇帝是“掌权者”，而百官都是为他办事的“臣仆”或奴才），但通常中央及地方的各级政要（即现代一般列为政务官的阁员、议员与地方主官的古代对应者）都由考试出身而非经选举。反而是各衙门的办事员即所谓刀笔吏者流并不通过考试，而是由种种不规范途径产生：有由正官“自辟僚属”者，从社会上招募者，经各种关系推荐者，甚至还有“学而劣则吏”、专以科场淘汰所余充之者。在明代后一途径居然成为定式，即“生员入学十年，学无所成者及有大过者，俱送部充吏”。［4］而他们在现代文官制中的对应角色正是考试录用的主要对象。

“政务官”不经选举，“事务官”不经考试，这样一种与现代文官制度完全相反的现象当然不是出于科举制设计者的考虑欠周，而是由政治制度本身的专制性质所决定的。“政务官”不经选举则不对选民负责，难以建立权力约束机制。“事务官”不经考试则会难免素质低劣，“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5］于是在统治合法性与办事效率两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缺陷。一方面“政务官”不可一世，往往“官逼民反”，另一方面“事务官”蝇营狗苟，衙门陋规泛滥，明清时常有“衙蠹”之称。这显然不是通过强化科场纪律所能解决的。考试选官在技术上确有优点，但它本身并不能解决制度性问题。相反，制度的败坏却能够歪曲这一“技术”。因此尽管到明代科场纪律已经空前严密：“会试：御史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及巡绰监门，搜检怀挟，俱有定员，各执其事。”“试日入场，讲问、代冒者有禁。……文字中不许自序门第。弥封编号作三合字。……试士之所，谓之贡院；诸生席舍，谓之号房，人一军守之，谓之号军。试官入院，辄封钥内外门户。在外提调、监试等谓之外l官，在内主考、同考谓之内l官。”然而科场中的腐败现象仍然是层出不穷：“其贿买钻营、怀挟请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锥税俪觯豢汕罹俊6亟凇焐酢J率襞粒蚩於鞒鸨ǜ矗且嘤兄F渌⌒〉檬В拮愕酪病！保?］

尽管如此，科举官僚制最大的弊病还不在科场，而在官场。即如黄宗羲所说：“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所谓取士之严，指士林出路仅有科举一途，造成严重的人材浪费；所谓用士之宽，指一旦考上即易于“进”，致使“在位者多不得其人”，官场气大坏。他由此叹道：“取土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7］

黄宗羲所处的明末，有识之士对科举制的评价已如此恶劣。其在两百多年后的清末变革之潮中之被废除就不难理解了。今人对“废科举”持批评态度者往往责怪清末以来在“西化”之风影响下一切求变的“激进主义”，实则科举名声的败坏早在清末“激进主义”兴起以前、甚至早在国门未开、国人尚不识西学为何物以前就很严重了。今人往往奇怪于当时的中国放着那么多的积弊不改，甚至连男人的辫子也尚未剪掉，便急急忙忙地废除了科举制这个据说是“类似于现代文官制度”的宝贝。其实人们如果注意到反科举的思潮兴起于“西化”之前，也许就不会奇怪了。历史不能假设，但倘无西方入侵，科举制在中国自身的轨道上是否就能一直运作下去，也未尝不是个问题。明末时从皇帝到社会上就已对“制科之弊”怨声不绝。崇祯皇帝因此提拔了非进士出身的陈新甲、孙元化、陈启新等人委以尚书、总督、巡抚等要职，并“为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但专制之制不改而考官之技已失，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欲得胜于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详，所以徒为纷乱而无益于时也”。［8］这段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200多年后废科举后果的预演，它既说明了专制政治不变而只拿考试一法开刀，后果必然不良，也表明了在专制政治下被严重扭曲了的考试选官法本身的危机。对此如果只埋怨清末“激进改制”坏事，也是有失公正的。明清时代科场纪律制定得如此严密，何以科举制仍会败坏呢？我以为黄宗羲的一段话道出了症结所在，虽然这段话他并不是专就科举而言的：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敛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9］

为什么“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藏天下于筐箧”即置天下于一家之私囊的立法。科举制败坏的根源就在于此。今日重新评价科举，这一点是不应回避的。

三从政治哲学层面看科举：“大共同体本位”与对个性的禁锢

上述黄宗羲的话还可以引起更深层的思考。这段话表明：中国的传统统治者，乃至传统中国人，并不象表面上声称的那样相信“性善论”。他们对人的“自私”与人性的阴暗面可以说是无时或忘，并为此处心积虑地设计“防人”之法。这种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奇特景观是那些只从儒家圣贤之言来考察“传统”的人难以解释的。明清科场规则之严密，常使今天的科举肯定论者大为赞叹。然而又岂止科场规则，传统中国的“防人之法”达到极高水平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科场防弊达到了每个“考生”派一军人给盯着的地步，官场防弊则达到了本省人不得在本省为官的地步，这就是明清两展得登峰造极的回避制。那时除了世袭的土司和法定必须由孔家人任知县的曲阜一地外，全国各地的县官都必须来自外省，甚至本省其他府、县的人也不行，以防同乡结党为弊。就是这些外省人还不能久任，而须频繁调动，以防任职日久形成关系网。对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国家也常持以怀疑的眼光，尽量限制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区之间依附关系的发展。甚至对于儒家意识形态极力褒奖的家族组织，专制国家也不象表面声称的那样欣赏。从北魏的废宗主而立三长、明初“浦江郑氏九世同居”被皇帝疑忌为“以此众叛，何事不成？”而险遭杀身之祸，直到清代一些地方官府“毁祠追谱”，抑制宗族势力，专制国家对“强宗右族”的疑惧与礼教对大家族的褒奖始终并存，而且前一因素的实际影响往往超过后一因素。［10］

实际上这一切都可以归之为我国政治文化中以“国家（王朝）本位”来排斥在实践上则崇刑废德、扬忠抑孝、强制分家，鼓励“告亲”，禁止“容隐”，不一而足。《秦律》中关于“妻有罪，其财界夫”，“夫有罪，妻先告，其（妻）财不收”、奴婢“盗主之父母不为盗主”的条款，明确承认父子夫妇各有其财。而秦人世风，则有所谓’借父l，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悦，则反唇相讥。［12］这里亲情之淡漠，恐怕比据说父亲到儿子家吃饭要付钱的“西方风俗”尤有过之。人性险恶，险恶的人抱成团更难制驭，因此国家应当使人际关系尽量自上而下地“一元化”，即皇帝——官僚——吏胥——下民，而任何横向关系如“朋党”、宗族、同乡等等都应减弱到最低限度。

以后的历代王朝一方面“独尊儒术”，一方面“汉承秦制”，其统治精神多少都具有“儒表法里”的性质：王道其表而霸道其里，德治其名而刑治其实，看似吏的儒化，实为儒的吏化。历代帝王不论口头上怎么讲，实际上对“法、术、势”的重视远超过四维八德。由汉到清的中国基本上仍是“大共同体本位”的，而不是小共同体本位、更不是个人本位的。像古希腊的德莫、古罗马的父权制大家族，中世纪欧洲的村社、行会、教区这类具有自治因素的“非国家”组织所享有的地位，在传统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与西方相比，这种传统秩序与其说是“家族主义”的，勿宁说是“国家主义”的。

科举制度就是这一特点的产物。从科举考试的内容看它似乎有明显的儒家色彩，然而这一制度本身应当说主要是法家传统的体现。事实上，更能体现儒家性善论与宗法伦理的选官制度应当是由道德偶象式的地方元老举荐“孝廉”、“贤良方正”为官的察举制度。这一制度被废弃并代之以“冷冰冰的”科场角逐无疑是极权国家权威对宗法权威、“法术势”对温情主义占优势的结果。而学界对此似乎尚无足够认识。另一方面，这种选官制度与中世纪西方贵族制的区别也正是“大共同本位”与“小共同体本位”之别的反映。

我们知道，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内涵是有个性的公民及公民个人权利摆脱传统共同体的桎梏而崛起。而在缺少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中世纪西方，“大共同体”长期处在不活跃状态，人的个性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采邑、村社、行会、家族公社等“小共同体”。这些“小共同体”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受的冲击，与我国法家传统对“小共同体”的否定往往在表象上颇为相似。这就给人以一种印象：似乎古代中国的某些制度是惊人地“现代化”。象科举考试选官制度、回避制度与“现代文官制度”的相似就是如此。类似的还有由于极权国家对于臣民间横向依附关系的限制而形成的民间人际关系“自由化”表象。我国很早就存在着臣民之间的“自由租佃”、“自由雇佣”和“自由买卖”，而很少有西方那样的采邑农奴制以及自治村社对个人的束缚。如果不考虑专制国家对臣民的桎梏，那么我国人民似乎很早就生活在“自由”之中了。

然而这当然只是一种幻象，因为在我国历史上，采邑、村社、教区、行会之类“小共同体”权力的不发达，并不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发达所造成。相反地，它意味着专制国家这一传统的“大共同体”权力的膨胀，它不仅使公民个人权利无由产生，连“小共同体”的权利也被压抑。它“平等地”剥夺了一切人的公民权利。与其说这样的社会不存在着不自由的农奴，勿宁说不存在的只是“自由的”农奴主，而所有臣民都是专制国家及其人格化体现者（君主）的“普遍奴隶”。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水浒》式造反—“庄主”带领“庄客”（或者说是农奴主带领农奴）造专制国家的反——成了最好的注解。

?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它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最本质的区别。这两者都具有排斥“小共同体利益”的功能，因而在技术上可以十分相似。但前者是从专制国家即大共同体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后者却是从公民权利本位即个性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象黄宗羲那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倾向的中国式“启蒙思想家”在抨击科举制之余，会主张恢复仿佛是更为落后的察举征辟之制：这与社会上的人们宁投“庄主”为“庄客”也不愿做天子爪牙之下的“编户齐民”是一个道理。

现在不少论者从技术上指出科举考试仍不如现代文官制“平等”，这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我认为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公民个性本位还是“大共同体”本位才是根本的区别。科举考试即便再“平等”，只要它是一种排斥个性的“平等”，那么它就并无现代性可言，而只能一种天下臣民“平等”地作为皇上奴才候选人的制度。严格地说，它与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一律“平等”地供皇上“选美”的制度并无实质区别。

在前近代社会中，束缚个性发展的共同体桎梏是多种多样的，而个性发展的进程往往不可能一下同时摆脱所有的桎梏而一步跨入“自由”状态。因此，个性发展的一定阶段就可能表现为桎梏性较小的共同体权利扩张、对主要的共同体桎梏形成消解机与制衡机制。西欧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就是这样。在“大共同体”不活跃的西方，公民权利在一定阶段上与“大共同体”的体现者结盟，联手反对“小共同体”的桎梏，反对领主权与村社陈规，就成为一种积极的进程。而在市民权利成长起来后，便会转而向王权及其所代表的“大共同体”发起挑战，追求个性的进一步解放。

而在传统中国则相反，“大共同体”的桎梏比“小共同体”强得多。因此如果说在西方王权（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市民社会因素）在一定阶段上可以有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那么在中国，或许公民权利在一定时期却需要与某种“小共同体”结盟。我们知道“庄主经济”对于市场经济的根本价值而言是一种落后现象，但正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庄主经济”色彩的乡镇企业，在冲破大一统命令经济的蕃篱、推动中国走向市场机制与人的个性解放的特定阶段上却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这个角度上看，清末对科举制的否定也许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尽管“废科举”之后出现的替代物并不令人称道（犹如“庄主经济”或王权也并不是市场化进程与市民社会所追求的东西一样），尽管我们现在还要为摆脱这些替代物、实现政治人材选拔方式的现代化进行艰苦的努力。［13］

总之，公务员任职资格考试作为选拔官员（主要是初入仕途的事务官员）的技术手段，如果不是最好的，至少也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科举考试在这方面的确能给人以不少启示。但这一技术手段受基本政治制度（主要是统治合法性的产生机制）制约，正是由于这种制约，科举官僚体系在“官”无选举、“吏”无考试这两点上都根本迥异于现代文官制度，它的积弊及最后被废除都有其内在原因，并不能全归咎于“全盘西化”或“激进主义”。最重要的是：科举官僚制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强调“大共同体本位”（君国本位）的传统法家政治理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所谓儒家文化及其相关概念，诸如性善论、家族本位与“德治”理念等在“中国传统”中的实际地位，至少它与书本上的地位大异其趣）。它与以个人本位（在法理上即公民权利本位）为政治哲学基础的西方文官制由于都排斥“小共同体本位”（家族、社区或利益集团本位），因而可能会有某些技术上的相似。但两者在深层次上的根本区别却可能比它们各自与“小共同体本位”的距离更大。因此，绕开深层次的变革直接借助于那些技术上的相似而从传统官制跨入现代文官制度，恐怕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在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百年之后，客观地重新评价这一制度并在技术意义上借鉴科举制是完全必要的，但作为历史问题我们不应借弘扬所谓“保守主义”而完全否定“废科举”，作为现实问题我们更不能指望仅靠考试取官就能解决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出路。

注释：

[1]R.C.Majumdar,H.C.RaychaudhuriandK.Datta,AnAdrancedHistoryofIndia.Macmillan,1978.PP.549-556

[2]W.E.Kaegi,ByzantineEmpire:Bureaucracy.N.Oikonomides,Logothete.BathinDictonaryoftheMiddleAges.Vol.2,PP.471-475;Vol.7,P.642.

[3]《唐摭言》卷一。

[4]《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5]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吏胥》。

[6]明吏》卷七0，《选举二》。

[7]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8]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9]《明夷待访录·原法》

[10]参见秦晖：《宗族文化与个性解放：农村改革中的‘宗族复兴’与历史上的‘宗族之谜’》，《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8月号，28—31页。

[11]《韩非子·备内》。

现代文范文篇5

评析意识系指阅读者在获取阅读材料的信息后，思维不停留在语言表层的感性理解上，而是用自己的经验、并能对材料观照、归纳、推理，得出不同层次的理性判断。这种能力既包括对字、句功能的评析，也包括对整个语言单位的思想内容进行评析和从审美角度进行鉴赏。由于“评析”的概念十分宽泛，为使高考语文检测能与教学大纲衔合，国家教委考试管理中心对评价能力检测范围及量度作了基本界定。其中语言评析能力体现于《考试说明》现代文阅读要求的前五点之中，最核心的内容是“能够把握文中关键的语句”；内容及写作技巧的评析能力主要体现于6、7两条：“能够把握、分析作者在文中表现的观点和态度”；“能够对文章的思想内容和表达技巧进行分析、评价”这几条要求，都体现了读写结合的原则，如单从文章学的角度去评析中心思想、主题等，很容易由于作品的多义性和作者主观色彩产生见智见仁的分歧，影响检测的科学性。而作者的观点、立意及采用的表达技巧，则有很强的客观性。这样，评析题从读写双向交流角度检测的特点，也就比其他能力检测更为显著。

作者主体因素对阅读材料的深层影响，一般来说源自两方面，一是作者身世、经历、地位、文化素质、思想水平等内在因素，它往往是无声无痕不自觉起作用的，是潜在性因素；另一方面是作者写作原因、写作目的、意图、写作条件、环境等，是直接性因素。这些因素有些直观地表现在语言运用中，有些不能从语言表象中分析出来，即表现为非语言性因素。例如要说明鲁迅作品中的含蓄，光凭文章提供的语言材料就难以奏效。

评析中的非语言因素还来自“读”的方面，阅读者获取语言信息后，有个分析、理解的加工过程，即思维过程，思维方式是否科学直接关系到阅读效果。本文语文应该是语言与思维辩证统一的学科，然而“五四”以来的语文教学现况，却是语文局限在静态语言学和文章学的范围内，既淡化了语言与生活的联系，也淡化了语言与思维科学的联系，对此朱绍禹教授有段极为深刻的论述：“在语文教学中，对语言和思维同等重视是众多国家的现状，也是世界性的趋势。而在我们，有过文道关系之争、读写地位之争、讲练比重之争、语言因素与文学因素之争，唯独很少涉及语言和思维的各自地位和相互关系的讨论，这足见我们对这一关系语文科根本性质问题认识的不足。”（转引自《语文思维培育学》）为促进语言教学与思维训练的有机结合，高考语文题包含了一定比例的思维科学成分，尤其是选择题型，不从思维科学的角度探索解题思路，就无从得出正确的答案，正是这种导向作用，语文界尤其是高中语文教师，都逐渐明确了思维科学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探讨两者关系已成为当前语文教学尤其是语文检测的重要课题。

影响评析能力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读者的综合文化素质。阅读检测，也是对学生的综合性检测，作为思维工具的语言不可能脱离它的载体而凭空存在，在对语文承载的各种信息进行归纳整理评析时，与信息相关的知识也就影响评析的进程和结论。科技说明文阅读刚出现时，众多的语文教师惊愕于语文考卷竟然出现与语文教学不相干的自然科学材料，这种惊愕也说明了传统语文教学中的缺陷。高中毕业生，难道不应该读懂给普通人看的科技说明文吗？出现结合语文课以外、而在高中学习阶段中所必须掌握的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知识试题，正是语文命题面向生活、立足实际、面向运用的进步，是体现语文工具性本质的创新，也是加大选拔考试区分度、为高校选拔优秀人才的成功尝试，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以上三方面的非语言因素，并非均衡、平行起作用，往往具有综合性、交叉性，但为了便于分析某一因素的作用，提醒学生不可忽视“语言”外的该种技能，我们还是将它们分开解析。

先看涉及作者主体因素的评析题：

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成百上千到他的安息地来的人中间没有一个有勇气，哪怕仅仅从这幽暗的土丘上摘下一朵花作纪念。人们重新感到，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最后留下的，纪念碑式的朴素更打动人心的了。

作者为什么说“特殊的日子”？（2分）

（摘自1991年全国统考语文卷）

这篇《世间最美的坟墓》全文描叙的是托尔斯泰的坟墓，正文没有说明当天是什么日子。正文内容不足以解题，只不过提供了个暗示：那天作者见到了“成百上千到他的安息地来的人”，为什么这天有这么多人来呢？作者的副标题是“记1928年的一次俄国旅行”，没直接表明写作目的，再看［注］：“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作者是1928年去的，联系托尔斯泰的出生年月，可以推断，作者正好赶上托翁的100周年诞辰纪念，“特殊的日子”的“特殊”之处，在于那年正好是托尔斯泰的百年祭，作者写作目的正在于此。

假如此题不联系作者的写作时代、写作动因，就难以得到正确答案，据广东公布的资料，这道2分题广州市考生平均得分为0．37分，绝大多数考生如坠云中雾里，原因是没有从语言外的因素去寻求解题思路，一味在文字上钻牛角尖，诸如答“参观印象深，所以‘特殊’”、“表示不同寻常”等。

再谈谈思维因素的影响，评析必须用的思维知识，即逻辑知识主要有给概念下定义、判断、推理、归纳、论证等。这些逻辑基本知识多年前曾在语文课本中以知识短文形式出现过、反被撤下，目前学生的思维知识缺乏系统性、针对性。本文仅就几个突出的问题设例，说明评析能力中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

用简短的语句揭示概念内涵，说明语词、句子意义，是阅读题中常见的题型。这一思维过程，即是逻辑学中的“定义”过程，定义规则最基本的要求是“定义项与被定义项必须相应相称”，文中的概念，必须与有关题目中的定义项相符。两者内涵、外延要相应一致。高考卷的命题学者，常在材料与该材料的“同义词”是否完全一致上布题，既考语言能力，也考思维能力。

例如：

将这些制度，这些发明和发现综合起来，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人类出于同源，在同一发展阶段中人类有类似的需要，并且可以看出在相似的社会条件中人类有同样的心理作用。

这句话的意思是：

A人类出于同一祖先，因此有同样的需要和心理。

B同一种族的成员在同样的发展阶段中有相同或类似的需要和心理。

C人类所有种族在相似的情况下，其需要和心理是相同或类似的。

D在社会条件不尽相同的情况下，人类的心理作用仍然可以是一致的，而具体的需要在相同条件下只能是近似的。

（选自1984年全国统考语文卷）

D项的“在社会条件不尽相同的情况下”与材料的“在相似的社会条件中”语义抵牾，歪曲了文意，可以率先排除。

A、B、C三项后半句的表述语义基本相同，前半句话，是命题者设计的对文中“同源”的解说。三项中哪一项正确呢？先看A，把“同源”定义为“同一祖先”，不同洲域的人类怎么能共一个祖先呢？显然不当。B定义为“同一个种族”，那么就不包括其他种族吗？也不当。C的定义“人类所有种族”则与“同源”相应相符，C为正确项。据江西南昌资料，这题的得分率不到0．2，考生不明命题角度是最重要的失分原因。

利用对概念进行定义时容易出现的定义过宽、过窄、拨高、概念偷换等思维错误设计迷惑项是制题的常用方式。

高考卷阅读评析题，离不开逻辑推理，所谓推理，是从给予的阅读材料出发，推出一个或几个对材料的判断，检测阅读者正误甄别能力。如：

看见湖岸的杨柳树上，好像挂着几万串嫩绿的珠子，在温暖的春风中飘来飘去，飘出许多弯度微微的S线来，觉得这种植物实在美丽可爱，非赞它一下不可。

以上文字为什么能够简单几笔就勾勒出杨柳的美丽可爱？选出分析不恰当的一项

A．因为抓住了春天杨柳叶芽的特点，把新芽生动地比喻为一串串嫩绿的珠子。

B．因为描摹了杨柳柔美的动态，用S线来形容柳条在春风中的飘摇，新鲜贴切。

C．因为概括出了西湖岸边独有的春天的杨柳的特色。

D．因这形象比较具体，杨柳的数量、颜色、形状、动态等都涉及了。

（1988年广东省高考试卷）

不恰当的一项是C，全句是对湖岸柳树的描绘，这是江南共有性的景象，而推导出的C项却把这一景象说成“西湖岸边独有”的景象，“独有”缺少推理依据，与材料矛盾，不合逻辑。这道题是从思维干扰的角度设计的。

最后谈谈综合性的知识对评析的影响，如：

研究人员认为，真正的生物降解物质在需氧条件下可以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在厌氧条件下它们则可分解成甲烷和二氧化碳。然而，经他们试验的每个产品都不能降解，也不能达到上述标准。

下列与K大学研究人员的试验结果有关的说法，哪几项是正确的：

（A、B、C、D、E略）

F、生物降解在不同条件下都会出现氧化现象

（选自1993年全国语文高考统考试卷）

阅读材料从头到尾未出现“氧化现象”字样，到底F是否正确，不具备有关化学知识的人无法回答，只有掌握“普通有机物质分解出二氧化碳就是出现了氧化现象”的知识，才能判定F项正确。这是中学化学课的基础知识。

现代文范文篇6

[摘要]：

本文由理论性的分析，想初步了解西方学界对西方现代文明，是否已有某种深刻的自醒。而其文明自醒的内容——包括西哲所重新理解、重新定位的“现代文明”是什么，及文明的根本问题是什么——这种种思考，可否提供我们作借鉴？本文限于篇幅，只谈当代德国学界祭酒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的学理思想。本文将思考传播媒体在现代体系中的角色转换与前景。

Abstract:ThispaperisatheoreticalanalysisofJürgenHabermas’sphilosophicaldiscourseonmodernity,withanintentiontodepicttheunderlyingconstructofmodernityandmodernsocietywhichisatthecoreofhisthought.Thetopicofmodernsystemicrationalitycolonizingthelife-worldwillbediscussedinsomedetail.Also,theroleofmediaasplayedinthemodernsocietywillbereflecteduponinthefinalsectionofthepaper.

Keywords:SystemicRationality；Life-world；CommunicativeRationality；Intersubjectivity

I.前言：中国与现代文明

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国买什么，什么就开始贵；中国卖什么，什么就开始便宜”。中国所代表的，就是一个完全无法被忽视的“量”。原来，在人类社会里，不论“中国”是强、是弱，她一向就占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动辄可以改变世界的走向。譬如，在十九世纪，晚清中国颟顸、疲弱。这使得欧美大陆当时之过度理性化、霸权化的现代文明初阶发展，丝毫未受到任何牵制或约束，也未获得该有的改良与提升。造成了当时西方国家的发展，在人类史上掀起了一页最丑陋的全球殖民地时代。

当步入二十世纪之后，中国仍处于兵荒马乱或政治热潮。正因如此，现代文明得以超速发展，竟成了一个科技庞然大物(势力竞争都延伸到外层空间了)。而在现代社会的生活层面，则形成了一个全面系统化、宰制型的大众消费文明模式。奢华的物欲，成了让大众永远心驰神往的崇高理想。人类的幸福与自我救赎——这些具有深刻内在特质的价值倾向，已被无止无尽的商品更新与营销所取代。

很快地，现在的我们，站在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在今天，现代文明的方向谬误，已经至为明显。它自身之严重盲点，开始一一揭露。譬如，各数据都显示将有重大危机的全球“生态崩解”。这个结果就是一项“意料之外”，从未被高高在上的“现性”思考过或预计过。这让人们禁不住开始质疑，现代文明所擘划的“美丽新世界”，是否真的可信？

在未来，人类文明是否有机会转型，或只好面对自身的灭绝？或许也会有意料之外：最终的答案，应是取决于中国。但并非依靠中国成为现代文明里的新兴大国，而是要靠她深刻的智慧与文化自醒、要靠她的“自主思维”能力能否兴起，能否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一条与世界其它区块都不同的道路。

本文由理论性的分析，想初步了解西方学界对西方现代文明，是否已有某种深刻的自醒。而其文明自醒的内容——包括西哲所重新理解、重新定位的“现代文明”是什么，及此文明的根本问题是什么——这种种思考，可否提供我们作借鉴？本文限于篇幅及能力，只是一次初步素描，只谈当代德国学界祭酒哈贝马斯的思想。本文最后，亦将思考与反省传播媒体的角色与前景。

II.“理性生活”与文明自醒

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的思想论述，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精神，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他在一篇重要演讲中，精辟地批判了现代文明在真实生活层面上的运作状况。这篇演讲的标题是《现代性之制式内容》（“TheNormativeContentofModernity”），之后被收录在哈氏的主要作品《现代性之哲学论述》一书（ThePhilosophicalDiscourseofModernity）的最后一章。对此篇的分析，将是本节的重点。

背景：“理性”，在欧陆文化传统里，是一个最重要的意义核心。在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理性”作为文化上的主诉求开始萌芽，并逐渐取代了以旧基督教“信仰”与教团生活为核心的欧陆中古文明。“理性”代表着人的自觉、自信与解放，不再依靠上帝来赎罪，开始找到人自己的尊严与优越性。）

欧陆近世文明，最早源自于一个理性文化运动。原本只是一种宗教艺术上的突破，直到欧陆十八世纪末的启蒙主义（Enlightenment），才在社会生活层面逐渐落实。当时，欧陆思想受到牛顿物理学等“宇宙真理”的激励，一方面继续赋予“理性”一个最高的文化价值，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而崇高的特性；另一方面，认为“理性”也是人类社会由野蛮到进化，由落后到文明的进步标准。因此，欧陆文明思想即以更大的野心规划人类未来的命运，要将这个世界全面“理性化”。其目标，就是要全体人类实现一种“理性生活”（rationalformsoflife）。

但是，哈贝马斯却观察到：现代文明，当发展到了二十世纪末叶，已成为一种制式化的内容（thenormativecontentofmodernity）。也就是，当它成为社会的常态运行模式时，却反而将人们的生活与思考，禁锢在了某种整体的生产体系之中。所谓“理性生活”的实现，已不再具有早期古典浪漫主义的气氛与理想。

哈贝马斯认为：在二十世纪的末叶，现代社会所发展出来的理性生活，其内容值得思考。“理性生活”，实质上的内容是一种与科技、与金钱权势所形成的互相依存的社会型态。在这种社会生活里面，每日只同样重复着——科技对自然资源的“操控”，以及社会体系“无情地”动员庞大社会劳动力（来服务生产体系）。所谓“理性生活”，实质上就是这样。因此，哈贝马斯称呼这种理性生活，乃一种“欺瞒性的共生关系”。（“rationalformsoflifeenteredintoadeceptivesymbiosiswiththetechnologicalmasteryofnatureandtheruthlessmobilizationofsociallabor-power.”）[1]

换句话说，哈氏认为，“理性”原本具有的启蒙精神与人文理想，已然质变。以“理性”为核心诉求的现代文明，在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体系之后（亦即一种制式化的内容之后），只剩空洞华丽的表象。实际上，“理性”的生活实践，竟只是科技对大自然进行任意地操控，以及社会体制以其合法性权力，动员大众投入生产与消费，无止尽地追求经济成长。哈氏认为，这即是现代文明对人类的变相欺瞒，让人们以为这真的就是“文明”、这真的就是“进步”。他并表示，现代文明的生活实践，已将人类的“幸福”与“解放”，等同于“权力”与“生产”。对于这个情况，就连现代文明自身，都已经感到揣揣不安了。（“Thisequationofhappinessandemancipationwithpowerandproductionhasbeenasourceofirritationfortheself-understandingofmodernity.”）[2]

另外，哈贝马斯并分析道：现代社会“理性生活”之背后，暗含着一个“系统规约”（systemicconstraints）之功能。“系统规约”功能，将“现代生活”整体地规范在、约束在一种运作上的常轨之内。也就是说，它将里面所有的成员与份子，尽量稳定地禁锢在其“体系”（system）之内；包括人们的思想与生活，皆按同一种“根本规则”（groundrule）运作。

而“现代社会”里的这个“根本规则”（groundrule），是什么？哈氏有着生动而直接的分析。他说，现代社会的规则，说穿了就是“适者生存、败者淘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Darwinism）。现代社会里面的众成员皆如是，站在一个全世界的场域上：不断进行着紧张且现实的生存竞争。哈贝马斯生动地描绘了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心态”。他说道，每一个成员都认为：“能够在国际上竞争的这种能力，对我们的生存而言，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哈氏说，这种心态与想法，正是“系统规约”的作用：

这个想法，几乎是现代人在每日生活上最确定的一件事，也是“系统规约”最密集作用的现象：每一位成员，对自身力量的不断扩张与强化，都认为是正当的需求——都认为这是因为别人的力量都在不断的扩张与强化。这心态之理所当然，好像这样的思维并不是一种（荒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原则主导了所有的力量。[3]

达尔文主义，原本是生物学家达尔文所发现的“生物进化论”，讲得是地球上各种生物、动植物的生命演进原则。但用它来看崇高人类的社会演进，当然是一种很贬抑的说法。对于有良知、有智慧的高等知识分子而言，这话已透着深深悲哀了。原来，西方人以“理性”为核心，全力发展了六百年的“理性文化”传统（其中含发展了三百年的“现代文明”），最后还是创造出来了一个明确以“生存竞争为根本”的人类社会。这真的是“启蒙”的人类、进步的社会、理性的生活吗？（或是一种有着太空科技及高级武器、超级膨胀的部落主义；或到头而来，又是一出众神讪笑下的人间大戏？）因此，哈贝马斯说了一段话，甚具文化自醒与自忏的意思：

现代欧洲，为当前的这个世界，创造出来了各种在精神上的前提，以及各种在物质上的基础；才使得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心态”能够取代了真实的“理性”。（而知识分子对此事深感自责）这也是欧陆在学术上，自尼采以来（到晚近的Foucault、Derrida等），对理性的不断批判，此即是其真实内心。[4]

我们细细体会哈贝马斯的论述，可以感受到：作为欧陆知识分子，其内心一份深沉的彷徨与自责。他们知道，欧陆一向最引以为豪的文化理想，已经幻灭。在深深的失落感之中，他们也被迫要继续寻找一个新的出路或救赎。但并不意外的是，哈氏最后对欧洲文化传统，仍有甚高的自期自许。故哈氏说：“除了欧洲之外，还有谁能够由自己的文化传承与洞见、勇气及视野之中，撷取其所需，而从这些盲目服从于系统维系与系统扩张、这些塑造我们心态的力量之中，脱离出来。”[5]

虽然，哈贝马斯对西方社会发出了号召，希望能重拾欧陆传统里的人文视野与生命力。但在某种意义而言，哈贝马斯思想的自身，才是一项重要而清楚的指标。由哈氏对“现代文明”的思索与坦白评论，都说明着：自文艺复兴以来，直到今日现代社会的理想丧失、人文退化、生态危机等状态，欧陆六百年来的“近世文明”似已步向衰亡。尽管西方文明社会仍有超强实力，但欧陆文化生命力的核心（对“理性”的坚信与热情），已然枯竭。

在哈贝马斯的论述中，不断提及“现代社会”里传播媒体（media）的功能。但哈氏认为，传媒（media）在现代社会里，无非只是“现代系统”的维系工作（systemmaintenance）。是故，他直接称“媒体”为steeringmedia（推行媒体）；其功能，就是以信息的密集传播，来稳定及巩固现代社会的“制式化内容”。

换而言之，现代传媒正是“系统规约”功能里的主角。由现代传媒所传播出来的一套文明价值，将“现代生活”整体地规范在、约束在一种社会运作上的常态轨道之内。也就是说，“现代传媒”藉不停地传送清晰而预先设定的社会目标（如生存竞争、经济成长、商品价值、富裕生活等等），藉之不断强化现代社会的“内在逻辑”，而将里面所有的成员与团体，稳定地纳入“现代系统”之中而奋斗；因此，包括人们的思考与生活目标，皆能按同一种根本规则来运作。而有关“传媒”的讨论，在本文第五节中再作探讨。

III.“系统理性”脱离了“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对现代社会“系统”之批判，部分是继承自德国社会学名家韦伯（MaxWeber）。尤其是韦伯所论及“现代社会”之建构，乃建构在一种“目的型理性行动”模式（purposive-rationalactionmodel）之上，并主要展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thecapitalistmarketeconomy）以及国家权力体制（thestatebureaucracy）两个层面。但哈贝马斯又更进一步，引入了现象学家胡塞尔及海德格尔的“生活世界”概念，作为分析与论述之重要依据。终于完成了他自己更精辟而深入论述。

“生活世界”（Lebenswelt，原指“承载生命的周遭环境”）的哲学旨趣，本文暂不作讨论。在此，我们可用“常民的日常生活场域”这一概念来作思考，即可贴近“生活世界”的涵意。（“生活世界”常用复数“life-worlds”来表达其概念；乃表示：不同的文化与地域，即有不同的“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主要认为，现代社会的“系统理性”，是一种“目的导向”（purposive）、强调“手段/结果之循环”（means-endscirculation）的“功能型理性”（functionalreason）。现代社会“系统”的运作，已被明确用在“成功导向”的行动（success-orientedaction）上，主要是用在产销体系竞争、私有利润增长、经济发展等目标上；换句话说，制式化、标准化之“现代化过程”，都是为了实质经济目的而服务。

但是，这样的“系统理性”的发展及运作，与“生活世界”的真实情况，常常是脱节的。哈氏特别阐述：“生活世界”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沟通与理解。哈氏认为，在民众原有的日常生活里，其实存在着一种基层结构，那是长期累积出来的一种“有效语境”（thevaliditybasisofspeech）。在这个语境里面，很多事务早已达成了“互相理解”的默契。这也是一种常民的重要日常生活基础。

尤其，在这个基础上，民众在生活里自然接受及传播着一些能贯通或连结社会空间与历史记忆的“相互理解”领域，如历史建筑、老街坊、民间戏曲、传说故事与常民文化智慧等。这些“朝向互相理解”的内容形式，也就是民众日常生活里的“沟通性基层结构”（communicativeinfrastructure）。很明显地，这种“生活世界”里的思想讯息形式，与那明确目标导向、汲汲追求成功之“功能型理性”相比，是不一样的“理性”。哈贝马斯称之为“沟通理性”。“沟通理性”在生活中，基本负责一些恒常价值观的默默传递：包括，文化传统的承袭、人与人亲密融合的社会情境、以及社群组织与合作的默契等等。（“Thetasksofpassingonaculturaltradition,ofsocialintegrationandofsocializationrequireadherencetowhatIcallcommunicativerationality.”）[6]

关键是，现代社会的“系统理性”与生活世界里的“沟通理性”，这两者的根本差异，正是哈贝马斯所诊断的现代社会之“深层结构性问题”。因为，随着“社会之现代化过程”（societalmodernization）的加速进行，随着“系统理性”所建构的现代化生活与都市环境，愈来愈发展。“现代系统”与“生活世界”这种脱节的状况，就开始产生严重的困扰。这是哈氏针对“现代社会”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理论模型。

这个理论模型最清楚的一次应用，是在他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分析之上；即哈氏一篇知名的文章，《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Modernity—AnIncompleteProject”）。当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欧美社会里，产生了声势日益高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走向，与怀旧复古的设计艺术风格。哈贝马斯面对此一文化现象，有过一次正式的思索与对话，由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见哈氏理论的清楚应用。[7]

哈氏此文的立场，看似维护现代社会，呼吁能够给“启蒙主义”的文明计划，再一次的机会；好让“文化现代性”（culturalmodernity）能够真正的出现。但是，再仔细分析，才会发现他对“社会之现代化过程”（societalmodernization）的种种问题，却提出了比“后现代”立场更为尖锐的文化批判。由其批判当中，我们清晰看见哈氏学理的精华，即有关“现代系统”与“生活世界”的结构关系所造成的深层问题：现代社会的“系统理性”摧毁了“生活世界”。

在《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这篇文章中，哈氏认为，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泛指“后现代主义”）的风起云涌，并非源自现代主义知识分子的变节；而是源自基层对“社会之现代化过程”的一种深层的不满反应（“Itisrootedindeep-seatedreactionsagainsttheprocessofsocietalmodernization.”）。哈氏说道：

因为，社会在“经济成长”需求的压力之下，以及“国家行政权力”必须要作出成绩、达成目标的压力下，社会之现代化（societalmodernization）过程必须更彻底、更深入地穿透人们“原本的生存形式”（previousformsofhumanexistence，意即“生活世界”）。但是，让“生活世界”完全臣服于“系统”内之各种迫切需求——我称这种情况是一种扰乱，乃扰乱了日常生活里的“沟通性基层结构”（thecommunicativeinfrastructureofeverydaylife）。[8]

也就是说，哈氏认为，为什么在现代化之过程里，会遭遇抵抗与不满呢？以至于开始有所谓“后现代”风潮？这都是因为，在这些由“沟通行动”所交织而成的日常生活场域里，原本聚集了许多的文化意义、道德规范、信仰习俗等等的“价值之传承与再造”。现在，却忽然遭到某种“制式化”的经济成长需求、“标准化”的行政权力执行等等这些“现代化过程”强力侵入，打断了或铲除了原本深厚的意义脉络。破坏了其生活基础里的“沟通性基层结构”。[9]

我们由哈氏这个精辟而清晰的理论模型，可以了解：“系统理性”只知追求经济成长的目标，只想要快速发展、要扩张势力。这种单面向的世俗目的，忽略了人们在生活上、生存上、生命中所须依赖的重要元素——在“生活世界”里一些非经济、非政治，却稳定而深刻的元素（如庶民艺术、仪式信仰、人情义理、历史传说、地貌特色、蝴蝶草原等等，种种暗示着生命之绵长、稳定与纵深的沉默文化）。尤其，“系统理性”并不知道，“生活世界”所能接受的现代化发展程度，其实是有限的。因为“生活世界”里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环境生态是敏感而脆弱的、古老价值之传承是独特而珍贵的。各方面都不容许“无止无尽”的开发与“全面彻底”的更新。

因此，当现代社会的“系统”快速发展、愈来愈强大时，它开始进一步压制了“生活世界”，甚至开始侵犯并催毁其中的主要脉络。这种状况，哈氏即称之，是一种“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式的压迫（“SystemcolonizestheLife-world”）。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在高度发展的现代大都市里，常见的情形：只剩下单面向的金钱物欲价值观，原本丰富的文化意义已丧失。虽然人们密集群聚，却愈来愈疏离与寂寞，内在生命纵深已消失。

对哈氏而言，“生活世界”的可贵之处，并没有被“系统理性”所了解。“生活世界”虽然看似平常无奇，却充满了文化潜在能量。哈贝马斯说，它是尚未被“主题化”的意义场域与文化视野的一个总背景（unthematichorizonsofmeaningsthatcomprisethebackground）。由这总背景里，由一些深厚价值的默默传递，又可以再衍伸出许多个别而深刻的意义轨迹。它是“已经发生、即将发生”形形色色之文化展延的基础与来源。[10]故而，我们可以知道：“生活世界”不仅自成一个独特的空间韵律，也能衍生出丰富而潜藏的意义脉络。它几乎是一块“意义的沃土”——无数感人的故事与传奇事迹，于其中自然地生长、演绎出来。许多可珍惜的“人性价值”在其中不停被创造着、发挥着。简单说，人世间的生存意义之厚度与广度，在其中不断被滋生着。

但是，现代社会的发展，常常只为了一时可见的经济效益，就茫然地把“生活世界”里的潜在的文化脉络及意义场域给快速铲除了。我们可以看见：在充份现代化的社会，依照“系统理性”的某种“内在逻辑”，所有丰富多样的“生活世界”，都要被规划为千篇一律、规格化、标准化的现代都市空间。为得只是要让车辆方便快速通过，以利工业化经济发展。这即是现代社会之“经济/行政体系”（economic-administrativesystem）的得意杰作之一，就是清除式的现代环境规划。将一切推平再造，让现代社会的空间场域里，完全只剩下一个目的：生产/消费/经济发展。

然而，一旦“生活世界”所蕴含的文化场域被铲除了，人的意义时空坐标就完全失落了。人们被迫永远活在为生活忙碌、为金钱卖命的目标里。人生的价值，开始虚无化；生命的深度与意义，迅速贫困化。（接下来，是否就出现高度现代化社会之通病：犯罪率、自杀率、吸毒率、精神相关疾病罹患率，都大幅提高？）哈贝马斯称这种情况为：“人们对世界深刻而完整的诠释，不得再存在了”（preventingholisticinterpretationsfromcomingintoexistence）。也就是，人们的“日常意识”被片断化了，被剥夺了能够完整理解事情、整合事物意义的能力（“Everydayconsciousnessisrobbedofitspowertosynthesize;itbecomesfragmented.”）。他语重心长地说道：“今日阻挡了我们的启蒙的，是我们‘被片断了的意识’。一切事务都成了琐碎而具象地存在。唯有这种状况出现，方是生活世界被殖民了。”[11]

IV.“生活世界”与“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

“生活世界”还有一可贵特性：它存有一种由历史纵深与生活经验广度所构成的“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哈氏提出这个理论概念，卓有深意。“沟通理性”，是他由学理上区隔了现代“理性”，进而开启的一个新的“理性”发展方向。现在，再藉“交互主体性”学说，更深入地探讨“理性”与其所对应的“主体”（subjectivity，人的自我意识等）的形式。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现代“主体”观念之哲学论述。乃是他学术思想之精华。

具体而言。俱有文化记忆的老宅院、古街屋、充满历史情境的老胡同、空间脉络、地方场域：这种实体情境的构成，维系了真实生活里的人文涵养，保存了今昔人们情感交流的一方天地。重要的是，民众与自己的先人、与古代的诗人雅士、英雄人物，曾共有过同一居住场域、共处过同一生活环境脉络，而产生的那种默契联结，那种隐性潜沉、却又源源不绝的生命力量，就是一种“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的实践。而这也是，现代社会快速化生活与标准化街道，所无法提供的实质文化底蕴。

由“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这个哲学主题，哈贝马斯尝试一举改写西方哲学自十七世纪笛卡尔（RenéDescartes）以来的主客体（subject/object）绝对二元论的形而上学传统。但本文暂不引用哈氏的哲学思辨；而借用另一位西方当代哲人的文字，以方便说明。在HymnoftheUniverse（《宇宙的讴歌》）一书中，法国宗教思想家TeiharddeChardin写道：

通向生命之谜，那把最重要的钥匙，到底是什么？那光耀的话语，正在我的眉上烙印着，也将在你的眼中燃烧着，尽管你的眼是闭着的。那把钥匙，正是：没有什么是有价值的，除了在他人之中存有你自己，在你自己里面亦存有他人。因为，将来在天上，所有生命都将成一体。[12]

其实，在“生活世界”的时空场域里，人我之间常常可以共同融入某种悠久绵长的历史生命之中。此时，在自己的主体经验之中，将有着无数他人的存在（包括前贤今人的各种贡献）；在他人的主体经验之中，也能找到自己最认同的价值。这种个体之间、可互相连结成一整体的共通主体经验，就是哈氏所想阐述的“交互主体性”。这概念，确实破除了西方自笛卡尔“理性主义”以来的那种既对立又狭隘的“自我/他者”的主体概念，也颠覆了欧陆“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

哈贝马斯说，由笛卡尔到欧陆启蒙时代，“理性”就一直在特定的轨道上发展，终于演进成了以人的“主体”为中心的现性观。所谓人的“主体”（humansubjectivity），包括人的自我认知、人的主观判断、情感经验等等。哈氏对此，有重要的思辨与陈述，谨整理如下。

（一）现性，乃以“主体”为中心：

这种“理性”形式，以人的主体为中心，以寻求“真理”、获致“成功”，作为它的至高“准则”（subject-centeredreasonfindsitscriteriainstandardsoftruthandsuccess）。再由此准则，主导所有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与行为。然而，这却是一种“单向的”认知，乃由人的“主体”朝向世界“客体”，而作出的认知。造成“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理性思维。而由这种认知方式而形成的“知识”，其实也是“主体”掌控外在“客体”的一种行动。

（二）“生活世界”理性，乃以“交互主体性”为中心：

这种“理性”形式，不只是单向的，不再只是“人”对“世界”的认知。在“生活世界”里，“人”本来就是“世界”的一部分；因为，人与世界，本来就是持续进行着交互影响、互相理解、互相沟通的一种过程。因而，某人是否理性，并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宇宙恒规”（universalstandard）来主导或判定；“理性”也并不是“真理”（truth）的一种表现。“理性”乃是：人做出整体权衡的一种能力，端视个人是否能够掌握社群里的核心价值，并落实为自己的思想行为。“理性”乃是，是否接受及了解社群里长期而稳固的那份“公共认知”，并将自己导向到社群里长期累积的“有效语境”中去表达、去自我实现，进而有助社群价值的建立。这是一种“朝向理解”的行动。[13]而“知识”乃是，经过社群长期互相理解、互相沟通下之“共通经验”；乃是经过一种长期实践而累积出来的“道理”。

因此，哈氏强调，这是一种特别重视“过程”的理性观（aproceduralconceptofrationality），“而这种理性观，比明确目标导向之理性要丰富很多。目标导向的功能理性，只为预设的、单一认知上的目标而作其执行工具。但是，沟通理性，却能够整合道德实践范畴，以及美感表达范畴等各层面的需求。”[14]

总而言之，哈氏有一句话说得很传神：现代文明的“理性”，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已经预设优越立场的认知；是一种“认知工具理性”（cognitive-instrumentalreason）。而“沟通理性”却是一种“去中心”的理解世界的方式。（“Communicativereasonisexpressedinadecenteredunderstandingoftheworld.”）他说道：“这种理性，作为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其涵意即是以包容为主的、非强制性的、统合性的、共识建立的一种论述。里面的成员皆由此调整一己之见，藉之朝向互相理解。”[15]

由哈氏极具启发性的论述，我们可以推论如下：由笛卡尔式“理性”所建构起来的“现代文明”，明显地将人的“自我”、人的“主体”，规范得太过明确限定且狭隘了。现代文明不断强调，每个人有“独立的自我”、有个别的“自由意志”与“作选择之权利”——但这本身即是一种“理性的迷思”。因为它忽略了：每个人、每一位个体的背后，永远有一个更大的“社会自我”（socialself，内含历史/文化脉络）为基础。个别的小我，永远是在“社会自我”的范围与机会之内，才有一己的选择权、一己的意志。而社会责任、道德价值与文化传承，也必然是个别小我所依赖的“生存规范”。这里面，并没有绝对独立的个体、也不需要超越一切的自由意志。

换而言之，每一个人的“自我”与“主体性”，应该是落在“生活世界”里去掌握，更显真实：“小我”永远与一个“更大的自我”默默呼应、深深连结；长期处在交互沟通与达成协议的过程之中。由此来反观“现代人”，我们可以说：现代人的“私我意识”，过分地被强调出来了；这其实反而让现代人禁锢在某种失真的“主体性”及膨胀的“自我认知”里面。[16]

哈贝马斯即批判道，这种“理性”之发展，造就了现代文明世界的基本架构：即人类以一强力的“认知工具理性”来掌控一个被客体化了的大自然（与社会）。在这架构里，人的“自我”认知，也呈现一种“自恋式地、过度膨胀的自主性”（narcissisticallyover-inflatedautonomy）。人藉由掌控世界、追求庞大目标，来肯定自我。这些状态，其实都不是一种常态性的发展，而是特定化的发展。乃因现代“理性”一直被视为是崇高而独立的，因此脱离了“生活世界”里的运作，脱离了其常态性的“沟通性结构”（renderedindependentfromthecommunicativestructuresofthelife-world）。[17]

有趣的是，由现代文明的理性思维之中，所发展出来的一套现代政治体制，也必须被我们“重新理解”。西方现代社会，个人私我的权益高涨。在这种社会里，专门保障个人权益的法律基础，特别受到重视。但因其个人意识高涨、个别意见纷呈，公共协议不易达成——因它没有一种内建（in-built）的常民文化沟通与协议之深厚基础——在其政体的发展，即产生了社会地位甚高的民意代表机构。又有许多政治协议机制（包括选举制度，公民投票等）。又广设“公听会”等民意沟通机制。这些都是为了要确保“民意”能够由政治/法律制度的管道，来达成协调与产生共识。好让统治权能够得到较为稳固的合法性。

可是在“生活世界”里，多数的“民意”并不需要藉严肃而复杂的政治/法律的制度运作，以达到协调与产生共识。而是，很单纯地，藉由该社群长期互相理解、互相沟通下之“共通价值”来达成协议。原来，“生活世界”的常民生活基础，原本就已是经过高度沟通与协调过的民意。而且，这种民意的构成，主要是由这个社群在这个地方，经过世世代代共同定居、长时间所累积出来的一种稳固“经验范畴”与文化默契。由这里面所产生的公共观点（含道德实践、美感表达等需求），常建立在其深厚的民间知识与传统的惯例之上。因为，“生活世界”本身，即是绵密地“沟通理性”之运作场域，充满朝向互相理解的行动，也内含该社群所独有之“交互主体性”经验。这才是构成一种最真实而可靠的民意协议机制。民众亦藉由这样的“经验法则”与传统惯例，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V.传媒与文明救赎：角色的自醒

如前所述，哈贝马斯认为，传媒（media）在现代社会里，整体发挥着一个“现代系统”之“维系者”的角色。故他称“传媒”为现代社会的steeringmedia（推行媒体）。其功能，就是以信息的密集传播，来稳定及巩固现代社会的“制式化内容”。换而言之，现代传媒正是现代社会之“系统规约”（systemicconstraints）功能里的主角。藉由现代传媒所不断传播出来的，有一套清晰的文明价值与发展方向。因而将“现代生活”整体地规范在、约束在社会运作的常轨之上。也就是说，“现代传媒”藉不停地传送清晰而预先设定的社会目标（如生存竞争、经济成长、商品价值、富裕生活，等等），藉之不断强化现代社会的“内在逻辑”。让里面所有的成员与团体，皆能按现代系统之根本规则来运作。

以上陈述所指的“传媒”角色，当然不是指各别的报刊、电子媒体等的日常实践，或个别的报导与言论观点。而是让我们思考：现代社会里这些日常言论、观点与其传播，若视为是一整体在运作时，它不断推动的主流价值与文明观点为何？“传媒”，当被视为一整体时，它不停对社会所投射出来的主要发展方向（那个“美丽新世界”）为何？

但是，现代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了。文明世界全局已丕变。人类面对的，不再是科技够不够进步，而是其进步是否已失控，是否已被现代社会“生产体系”所挟持？我们该问的，不再是现代化发展够不够，而是现代化发展是否已成灾，人类的命运是否已被“系统理性”所欺瞒？

在科技方面，是否被现代“生产体系”所挟持？可简单举例而言。为了商业竞争，欧美业者将搀有生长激素的饲料（含动物骨粉，包括牛的骨头）喂食牛只，以加速其养殖速度。终于爆发人畜共染的“狂牛症”。同样地，为了提高产量，开始对谷物种子作“基因改造”，并为了降低管理成本（加速成长、防止昆虫啃食等），以大量化学肥料与农药来耕种。这不仅对全球农业环境、对人类健康都有长期负面影响。并打乱了第三世界国家原有的粮食生产方式，使原来附着于传统农耕的地方文化与信仰，也逐渐变形。这种为产销利润而改造自然的科技，正持续蔓延中，案例不胜枚举。但现代“生产体系”拥有强大的经济资源，可轻易动员科技人员与社会网络来维护自己。因此，上述情况已进入失控状态。

人类社会已全面现代化发展，但这到底是迈向经济自由还是经济奴役？人类的命运是否已被“系统理性”所欺瞒？由知名社会学家华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分析来看，就可以一目了然：全世界的国家，按其政治经济优势，已分为中心、半边陲、边陲三大类，构成一种不平等的劳动分工体系与竞争制度。中心国家通常是各种跨国企业的母国，只需以资本管理者的身份，向半边陲国家、边陲国家购买技术人才、廉价劳动力与物资原料，就能作大量生产，再营销全世界，赚取庞大利润。但真正的劳动者、技术人员、原物料供应者及生产地（需付出相对环境成本与社会成本），却只能辛苦赚取其中一小部分的费用。而且，中心国家的优势虽不断扩大，但能否持续留在中心，也会受到挑战。因此，“猎犬总是要追逐兔子”，以保持自己胜利者的地位。整个体系，就是这样由上一层拼命剥削下一层（最底层的，就不断向大自然榨取利润），以维持自己的生存优势。[18]如此，现代社会是迈向经济自由或经济奴役，可想而知。

因此，当面对文明世界的全局丕变，“传媒”（media）是否应该具有一份自觉力量？我们是否应思考，如何能成为文明的一种救赎力量？可否帮助文明，由理性的特定发展（“现代系统”），而逐渐回归理性的常态发展（“生活世界”）。也就是，从一个庞大而单调的“次系统世界”（只强调经济利益扩张）的社会发展，再度回到健康而完整的“生活世界”的文明发展。

是否应该思索，如何做角色的转型。如何由维护与执行“系统理性”所交付的文明使命，转而致力协助“生活世界”里的“沟通理性”能够畅通。譬如，“生活世界”所累积的地方知识与恒久价值观，是否能藉传媒的力量，再获得传承与发展。或能获得行政权力的支持，进而被纳入为“继续发展”的目标，而非“应被铲除”的部分。

进而言之，“传媒”工作是否应思考：不再只为单一而偏狭的物质文明服务。更要为“生活世界”里基层人民的意义需求、为各种人性的内化价值与“文化视野”而发声。可否从“系统理性”的执行者，从“制式化现代生活”的维系者，这种角色跳脱而出。转而作出更全面的关照，成为“生活世界”整体价值（而现代功能主义之价值，也是其中一部分）的捍卫者。成为具深厚底蕴“沟通理性”之文化场域的代言者。而放眼全世界，中土之域，目前仍是范围最大、最丰盛的一个文化场域。目前仍有着最好的机会。

最后，一种具有文化自觉的“传媒”工作（当然，这需要各方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能否积极去改良与提升“现代化的过程”，让它进入到一个更有智慧、更有人性的“成熟阶段”：使人类对“幸福”与“救赎”的定义，不只停留在特定的成功项目，如物质、财富与权力等世俗的象征之上。也让“幸福”与“救赎”的定义，是能生活在历久不衰、意涵深厚的文化场域里，体验丰富的人文价值；“幸福”与“救赎”也是，藉由内在生命的深刻启发，寻求根本面对人类的问题；更是，救赎地球上的生命物种、山川大地。让它们皆能各得其所，不再受人类谬误理性与贪婪社会之侵害。

[注释]

[1]JürgenHabermas(1985).ThePhilosophicalDiscourseofModernity(trans.FrederickLawernce).Frankfurt:SuhrkampVerlag,originallyinGerman,pp.366-367.Chapter12,“TheNormativeContentofModernity”.

[2]同上。

[3]“Theideathatthecapacitytocompeteonaninternationalscale—whetherinmarketsorinouterspace—isindispensableforourverysurvival,isoneofthoseeverydaycertitudesinwhichsystemicconstraintsarecondensed.Eachonejustifiestheexpansionandintensificationofitsownforcesbytheexpansionandintensificationoftheforcesoftheothers,asifitwerenotthegroundrulesofsocialDarwinismthatareatthebottomoftheplayofforces.”JürgenHabermas(1985).ThePhilosophicalDiscourseofModernity,pp.366-367.

[4]“ModernEuropehascreatedthespiritualpresuppositionsandthematerialfoundationsforaworldinwhichthismentalityhastakentheplaceofreason.ThatistherealheartofthecritiqueofreasonsinceNietzsche.”JürgenHabermas(1985).ThePhilosophicalDiscourseofModernity,pp.367.

[5]“WhoelsebutEuropecoulddrawfromitsowntraditionstheinsight,theenergy,thecourageofvision—everythingthatwouldbenecessarytostripfromthenolongermetaphysical,butmetabiologicalpremisesofablindcompulsiontosystemicmaintenanceandsystemicexpansiontheirpowertoshapeourmentality.”JürgenHabermas(1985).ThePhilosophicalDiscourseofModernity.

[6]Habermas,inHalFoster,ed.,TheAnti-Aesthetic:EssaysonPostmodernCulture,pp.8.

[7]哈贝马斯的“Modernity—AnIncompleteProject”一文被收录在后现代文化论述的重要书籍中，TheAnti-Aesthetic:EssaysonPostmodernCulture（HalFoster,ed.）.Seattle,Washington:BayPress,1983,pp.3-15.

[8]“Underthepressuresofthedynamicsofeconomicgrowthandtheorganizationalaccomplishmentsofthestate,thissocialmodernizationpenetratesdeeperanddeeperintopreviousformsofhumanexistence.Iwoulddescribethissubordinationofthelife-worldsunderthesystem’simperativesasamatterofdisturbingthecommunicativeinfrastructureofeverydaylife.”fromTheAnti-Aesthetic:EssaysonPostmodernCulture,pp.8.

[9]“Buttheoccasionsforprotestanddiscontentoriginatepreciselywhenspheresofcommunicativeaction,centeredonthereproductionandtransmissionofvaluesandnorms,arepenetratedbyaformofmodernizationguidedbystandardsofeconomicandadministrativerationality—inotherwords,bystandardsofrationalizationquitedifferentfromthoseofcommunicativerationalityonwhichthosespheresdepend.”fromTheAnti-Aesthetic:EssaysonPostmodernCulture,pp.8.

[10]DavidIngram.HabermasandtheDialecticofReason.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87,pp.116.

[11]“Inplaceoffalseconsciousnesswetodayhaveafragmentedconsciousnessthatblocksenlightenmentbythemechanismofreification.Itisonlywiththisthattheconditionsforacolonizationofthelife-worldaremet.”JürgenHabermas(1981).TheTheoryofCommunicativeAction,Vol.II(trans.ThomasMcCarthy).BeaconPress,Englishversion,1987,pp.355.

[12]“Thesupremekeytotheenigma,thedazzlingutterancewhichisinscribedonmybrowandwhichhenceforthwillburnintoyoureyeseventhoughyouclosethem,isthis:Nothingisprecioussavewhatisyourselfinothersandothersinyourself.Inheaven,allthingsarebutone.”PierreTeiharddeChardin.HymnoftheUniverse.London:WilliamCollinsSons&Co.Ltd.,1965,pp.57.

[13]“Subject-centeredreasonfindsitscriteriainstandardsoftruthandsuccessthatgoverntherelationshipsofknowingandpurposiveactingsubjectstotheworldofpossibleobjectsorstateofaffairs.Bycontrast,assoonasweconceiveofknowledgeascommunicativelymediated,rationalityisassessedintermsofthecapacityofresponsibleparticipantsininteractiontoorientthemselvesinrelationtovalidityclaimsgearedtointer-subjectiverecognition.”fromJürgenHabermas(1985).ThePhilosophicalDiscourseofModernity,pp.314.Chapter11,“AnAlternativeWayoutofthePhilosophyoftheSubject:CommunicativeversusSubject-centeredReason.”

[14]“Thisconceptisricherthanthatofpurposiverationality,whichistailoredtothecognitive-instrumentaldimension,becauseitintegratesthemoral-practicalaswellastheaesthetic-expressivedomains;”出处同上，pp.314-315.

[15]“Itbringsalongwithittheconnotationofanon-coersivelyunifying,consensus-municativereasonisexpressedinadecenteredunderstandingoftheworld.”出处同上，pp.315.

[16]这里的观念，可比照马克思最早所提出的，人的异化（alienation）以及虚假意识（falseconsciousness）等诸般现象。

现代文范文篇7

[内容]

现代文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在高考中，有关现代文阅读的试题一般要占到26—32分，而考生的得分率却往往超不过12％。因此，摆在中学语文教师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就是要抓住这个重点，突破这个难点。众所周知，阅读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语文阅读能力。而阅读能力又包括理解、记忆、运用和欣赏能力等。为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课文又分为“讲读课文”和“自读课文”两类，在一册书中约各占一半左右。每篇讲读课文前都设计了“提示和思考”，课后又附有“课堂练习”和“课后练习”；而自读课文前则是“自读提示”，课后为“阅读训练”。从其编排体系来看，是根据培养阅读能力的要求，按照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的顺序安排的。为此，语文教师必须遵循这一编排原则和特点，因材施教，做好以下几点：

一、现代文阅读教学应破繁戒空现代文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同行还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他们认为现代文易懂好学，教师无须下大功夫。遇到具体课文，常常因自己的好恶而表现出较大的随意性。对文彩斐然的散文、小说，则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讲兴很浓；而对文字平实的说明文和政论文，则如老僧讲禅，少趣寡味。前者不免失之于“繁”，后者又不免失之于“空”。“繁”与“空”都离实际甚远。实践告诉我们，现代文阅读教学一定要破繁戒空，讲求实效，切忌浮光掠影、蜻蜓点水，要求脚踏实地、稳扎稳打。而要做到这一点，明确教学目标至关重要。在现代文阅读教学中，教师一定要让学生切切实实从字、词、句、段、篇诸方面下功夫，读懂读通课文。首先，要理解文章的内容，包括对词语、句子、篇章、写作方法和思想内容各方面的理解。不理解这一切，就无法理解文章真正的内涵，更掌握不了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因此要真正理解一篇文章，就须在初步感知内容的基础上，进行释词、诠句、析段、解篇、明理、驭辞等一系列工作，经历局部与整体，形式与内容的循环往复方可。而要完成这一切，就起码要具备三种能力：一是具有正确理解词语含义的能力，包括正确理解词语的感情色彩及成语、典故的能力；二是具有理解各种语言构造的能力，包括通过理解词与词、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关系去理解句子、段意与整篇文章中心思想的能力；三是具有理解文章中各种表达方法和修辞手法的能力。而这种种能力不是短时间就能形成的，须在阅读实践中有步骤、分阶段的逐步培养。其次，现代文阅读教学不能仅仅满足于知识的传授，它更肩负着培养能力的重任。我们不仅要培养学生的认识能力、理解能力、欣赏能力，还要培养学生的辨疑能力。在教学中，我们可以启示学生用“五看一查一提问”的方法。“五看”，即看阅读提示、看课文、看课文注释、看课后思考与练习题、看单元知识训练；“一查”，即不会的问题要查阅工具书；“一提问”，即不明白又查不到的地方则要提出来，通过教师的层层设疑和学生的质疑，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此同时，教师可在学生充分预习单元文章的基础上，根据单元教学的要点和学生实际，设计好专题，由师生共同讨论完成。在学生围绕专题准备发言提纲和讨论的过程中，教师应根据需要，时有启发，把学生引向单元内容的纵深处。这样易于培养学生思考、分析、归纳、判断和听说读写的能力。

二、现代文阅读教学应突破难点现代文从文字上讲，明白晓畅，似乎人人会读，其实要真正做到会读，又谈何容易！读书是一门学问，切忌浅尝辄止，贵在开掘深意，而如何求深，又确乎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南宋人陈善在他的著作《扪虱新话》一书中写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在阅读教学中，我们“始当求所以入”，在深入寻求每篇课文真谛的基础上，再“终当求其所出”，将有关课文进行纵横比较，做到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如同样是比喻，出现在不同的文体中，其作用就各不相同。记叙文中的比喻主要是力求记得生动，使读者有所感；说明文中的比喻则主要是力求说得明白、清楚，使读者有所知；而议论文中的比喻却是要力求记得深刻，使读者有所信。这样一揭示比喻手法的一般规律，学生在阅读中就会针对不同的文体对比喻有一个较深层次的理解。那么，现代文阅读教学的难点究竟在于何处呢？一是学生认为现代文明白如话，一看就懂，一听就明，既没看头又没听头，思想上不够重视；二是部分教师讲授方法陈旧，和高考不对路。其实，现代文“明白如话”倒是真的，但“一看就懂”却未必。要知道，语言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同样的意思，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同样的句式，可以表达不同的含义；同一句话，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正面的话可以反面说，贬义词可以褒义用；一件事可以直截叙述，也可以通过暗示；一句话可以从表面上理解，也可以从深层上去体味，表面与深层，可以一致，也可以相反。所以说参透文意是至关重要的，这就要求在现代文阅读教学中，需要了解写作意图、语体风格、具体语境，需要分析、综合、对比、联想，由表及里、由此及彼，认真思索、推理，才能真正把握作品的内涵，抓住主干，不至于被扑朔迷离的假象所迷惑。而高考中对现代文考察的也正是这种水平、这种能力。这种考察有助于把死的知识转化为活的运用，是知识向能力的转化。即运用旧知识解决新问题的能力。现代高科技正需要这种能力的人，高考也正是选拔这样的人，所以在现代文阅读教学中，更应注重发展学生的这种智力，培养学生的这种能力。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传统教学无非是注音、解词、分段、分析人物、概括段意、总结中心等几大环节，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至高中，十二年一贯制，像钟表一样机械教条、循环往复，没有波澜，缺少起伏，因而学生学腻了，教师也讲烦了。这种机械的教学方法，无论如何也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高考，更不利于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这正是目前现代文高考不过关的症结所在，也是教学与高考的矛盾。高考的目的在于选拔创造性的人才，而传统的教学法却是对人才的压抑，不利于创造性人才的成长。因此，大刀阔斧地改革现代文阅读教学，应是语文教师的当务之急。时代要求一个高明的语文教师，在于能驾驭课堂，能把深课讲浅，也能把浅课讲深。深课讲浅不易，浅课讲深尤难。难就难在要发掘出别人不留意的，揭示出别人想不到的，讲出别人讲不出的，把孤立的联系起来给学生看，把浑然一体的剖析给学生看，把美好的展示给学生看。总之，要把握住重点，突破难点，讲出新意，挖掘出深蕴，给学生以应有的启迪。诚如是，现代文阅读教学才能走出目前的误区，进入一个较为理想的、能够符合“大纲”要求和适应高考需要的新境界。

现代文范文篇8

注重培养学生的现代文阅读能力是当今时代赋予中学语文教学的重任，也是语文教学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举措之一。著名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有人认为学习语文之目的唯在作文，而读书为作文之预备，……。我则语之以读书亦为目的。老师能引导学生俾善于读书，则其功至伟。”“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倾吐能否合于法度，显然与吸收有密切关系。单说写作程度如何如何是没有根的，要有根，就得追问那比较难捉摸的阅读程度。”可见，研究现代文阅读能力的培养和形成过程，是十分必要的。

从近几年的语文高考试卷看，现代文阅读能力测试都占有20％左右。但高考中现代文阅读测试部分的平均得分率却很低，如何才能尽快改变这种局面，切实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现代文阅读能力呢？我们认为，关键是必须认识到，现代文阅读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具有一定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过程。具体而言，这一过程有四个阶段构成。

第一是基本知识的积累阶段。现代文阅读教学须以阅读能力的培养为目标，阅读能力的培养又要以具备准确、敏捷的思维为关键。我们知道，基本知识是思维的基本因子，知识面的宽窄是阅读思考时联想是否丰富、思维是否活跃的关键。因此，现代文阅读能力的培养应该从狠抓基本知识的积累做起。这里的“基本知识”不仅指语文知识、文化常识、历史常识、哲学常识、生活体验以及音乐、雕塑、美术、建筑等艺术常识，而且还包括人文科学（如文化学、历史学、美学、社会学、教育学、语言学）领域和自然科学与科技应用（如心理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现代通讯技术研究等）领域较新的研究概况，还包括边缘学科和科学学的研究概况。在当今的中学语文界，能全面反映这些既有时代性又有深度和广度知识内容的教材还很少。在这方面当首推由谷公胜编著、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于1995年联合出版的高中语文选修课本《现代文阅读》。近几年语文高考试卷所选的现代文均具有丰富的“内蕴”，涉及的知识既广又深：有的涉及艺术常识和艺术鉴赏知识，如1996年全国卷第四题的选文《贝多芬之谜》；有的涉及文艺美学，如1991年“三南”卷“四／32～40”题；有的涉及思维科学和教育心理学，如1993年全国卷“四／22～28”题；有的涉及对语文教学的理性思考，如1995年全国卷第四题的选文《〈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序》（吕叔湘著）；有的涉及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如1992年全国卷“四／26～30”题；有的涉及科技领域的研究新成果，如近几年高考中连续出现的科技文章。然而，相当一部分教师一味注重应试教育而忽视素质教育，忽视学生“基本知识”的积累和知识面的拓宽；相当一部分学生急功近利，为了应付高考，一心只读教科书，很少过问课外书，对以上“基本知识”他们知之甚少或根本不知。没有“厚积”，哪来“薄发”？基本知识积累不够导致了学生知识面的狭窄，阻碍了学生阅读理解能力的形成。因此，近几年语文高考中现代文阅读测试部分得分较低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教训提醒人们：要真正培养学生的现代文阅读能力，基本知识的积累和知识面的拓宽非狠抓不可。

第二是基本理论的掌握阶段。现代文阅读的有关基本理论是对现代文阅读能力形成过程中一系列规律的概括，是确立现代文阅读基本方法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现代文阅读能力的培养还必须狠抓基本理论的掌握。这里讲的“现代文阅读基本理论”，一是指现代文阅读，一般应从文体、内容和形式三方面进行；二是指篇有中心段，段有中心句，句有关键性词语。文体不同，内容和形式的具体要求也不同。记叙文的内容指描叙部分（人、事、景物及其特点、与景物有关的传说故事等）和议论抒情部分（或抒发情感，或揭示哲理）；议论文的内容指论点和论据；说明文的内容指说明对象及其特征，或指某种物品的制作过程，或指某种物品的使用方法及其注意点等。形式方面，记叙文主要是指叙述方式（顺叙、倒叙、插叙、补叙）、顺序依据、线索和表达方式的运用特色及其作用等；议论文主要是指论证结构方式和论证方法；说明文主要是指说明顺序和说明方法。中心段、中心句和句中关键词语的确立都有规律可循，还有概括反映这些规律的有关理论。篇有中心段，记叙文的中心段一般是抒情议论性语句，往往位于篇首或篇尾，或者是几个片断之间的过渡性语段；议论文的中心段一般为文章的引论或结论，通常也位于篇首或篇尾；说明文的中心段一般也是首段或尾段。段有中心句，中心句的确立可通过分析段落的构成情况来进行：若段落由一个句群构成，段落中心即句群中心——通过分析句与句的关系所得的中心句；若段落由几个并列关系的句群构成，段落中心即几个句群中心句之和；若段落由几个主从关系的句群构成，段落中心即为主句群的中心句。句有关键词语，关键词语的确立理论，可参阅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二室编定的1990年版的高中《语文》必修课本一、二册中的有关单元知识。这是对学生进行现代文阅读的一般理论指导，即对学生授之以现代文阅读基本理论的阶段，这是现代文阅读能力培养过程中必须经历的第二阶段。

第三是基本方法的灵活运用阶段。现代文阅读能力的强弱取决于对基本方法的灵活运用程度。学生积累了一定程度的“基本知识”，掌握了上文论及的“基本理论”，我们便可引导学生确立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的现代文阅读基本方法。根据上述第一个基本理论，我们便可确立以下基本方法和基本步骤。文章阅读，首先要确定文体，接着须根据文体特点理解内容。以记叙文的内容理解为例，须以记叙部分的内容理解为基础，以议论抒情部分的内容理解为根本。记叙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应理解人物、时间、地点和事件过程等记叙的要素。议论抒情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应根据表达方式的运用特色理解感受理或情，议论性语句揭示生活哲理，抒情性语句抒发作者情感。其他文体的内容理解，也要根据文体特点进行。譬如小说，其内容不外乎小说的三要素和主题。第三步，研究形式特点并理解其作用。这方面的操作，可根据形式方面的基本理论进行。形式特点的作用，主要是研究形式特点是如何有利于内容表达的。根据第二个基本理论，我们便可指导学生从另一角度，即通过分析文章结构层次来理解文章内容。以议论文的内容理解为例，篇有中心段，找到了中心段，也就把握了文章的内容。段有中心句，这个中心句可通过分析段内层次或句群关系找到。找到了中心句，也就把握了段落的内容。学生如能熟练而又灵活地运用以上这些基本方法，现代文阅读就不会无从下手或抓不住重点。倘若能这样，学生的现代文阅读能力一定能得到提高。

现代文范文篇9

现代文阅读能力是体现语文水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纵观近几年高考的命题，其中现代文阅读在高考试题中所占的比重呈逐步上升的趋势，1994和1995年已上升至28分。因此，现代文阅读题得分的多少已成为语文成绩高低的一个关键。

因此，在高考现代文阅读复习中，应把努力提高现代文阅读能力，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在了解现代文阅读复习的具体方法之前，同学们应首先懂得这一情况，即高考现代文阅读材料的选择关系到检测的信度和效度，一般都符合下列原则：包含丰富的信息，特别是丰富的“隐含信息”；便于编制知识覆盖面较广的题目，尤其是综合性题目；适合高中生的阅读特点，包括知识、能力、心理和阅读习惯等等，更重要的是“能够反映日常的阅读实际”。为了体现考查的公平原则，高考现代文阅读材料均取材于课外；但如果我们在复习和应试训练中，完全丢开课本旁收杂学，课外的读物汗牛充栋，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而课本中的文章，都是精选的“例子”，提供了各种典型、规范的语言材料，让学生在阅读、分析、比较中形成良好的阅读能力。有了对中学课本合乎规律的，方法适合的阅读为根本，那么我们才能在高考中以“不变”应“万变”。

根据这个原则，下面针对1995年高考《语文科说明》中对现代文阅读的七点要求，以及高考命题的具体情况，结合中学语文课本，给同学们的复习和应试进行一些具体指导。

一、词义的理解。

在现代文阅读中，能否理解词语在文中的含义，对确认语句蕴含的深层意意，对准确的概括段落大意，对正确理解文章的内容，都有直接的关系。把握文中的词义，特别是处在重要位置上的词义，也是从局部到整体理解文章主旨的关键。

怎样才能正确理解词语在文中的含义呢？

首先，要从整体上去把握，必须联系上下文，所谓“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篇”。上下文，就是指语言环境，可以说，语境确定了词义。

其次，还可以从一些具体的细节上去把握。一个词语，除了一般通常具有的含义外，往往还要考虑它的色彩含义。如感情色彩，决定了词性的褒贬；语体色彩，决定了词语运用的得体与否。除此之外，词义的轻重，范围的大小，适应的对象，搭配的习惯等等，以及看它是口语还是书面语，是普通用语还是特殊用语，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词义。

上述的这些方方面面，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有时单就其中的某个因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综合起来，全盘考虑。

例如1992年（三南）高考题第28题：

下面词语分别能表现A萧悦、B苏轼、C倪云林、D金冬心中哪三位竹画家的艺术特色？

①雄健、豪放（）②古拙、朴质（）③雅致、逼真（）

这道题考查的是确认词语在文中的含义，只不过是倒过来考，有语议，要你将它与相应的词放在一起罢了。从原文看，萧悦工画竹，有雅趣，先突出了一个“雅”字；白居易为之题诗中又云：“举头忽看不似画，低头静听疑有声。”“不似画”，便似真，“疑有声”，那就更逼真了，所以“雅致，逼真”最为精当。苏东坡为豪放派词人，“他画竹气魄极大”，而且“线条和笔力都很强劲”。可见这位大文豪的词画同属一派，当以“雄健、豪放”莫属。倪云林的竹画大都是修竹数竿，意境箫疏，在①②③三组词语中没有对他的竹画艺术特色的概括。金冬心得到的评价是“格调清新，淳朴而拙厚”，“淳朴拙厚”与“古拙、朴质”正相对应，故答案选②。

二、解释文中含蓄的语句。

解释含蓄的语句，是高考现代文阅读中的重点内容。正确理解句意，是理解段和篇的基础。把文中那些内涵丰富，结构复杂，作用特殊，意在言外的词句理解清了；才能更好地把握作者的思想，准确地理解文章的内容。

含蓄的语句不易理解，因为它的出现，通常是为了追求特定语境条件下的最佳表达效果的，故不能直说，而是把意思隐藏在句子的字里行间。常常是长话短说，正话反说，明知故问，闪烁其词；有时又指桑骂槐，微言大义；有时又夸张、隐喻、变形、跳跃、省略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至。

含蓄的语句并不是不可捉摸的，有了一定的语境，句子的含义也就被牢牢地固定下来了。我们只要在一定的语境中反复阅读，寻找语感，句子的隐义是可以“自现”的，此其一。

其二，前后关照，仔细推敲。特别要注意关联词所连接的内容，若文中出现了“首先”，就要注意“其次”；看到了“一方面”，就不能忽略“另一方面”，否则就会顾此失彼。另外，那些传达时间、地点、场合等重要信息的关键词句也不能忽略。

其三，触发联想，品出言外之意。这一点指的就是不能单单局限于阅读材料本身，而应拓开思维：或觉得材料与自己的生活有关，可用生活体验来补充认识；或发现材料与平时所读的某书有关，可以触类旁通；或从语法角度去领悟话语的机锋；或从情感、风格等方面，甚至是语言的空白省略上，去获得多种认识，体味无言之美。

例如1994全国高考题第28题：

请用文中词语稍加组织，填入空格，不超过20个字，注意前后衔接。

文中用“暴发户造谱谍”，“野孩子认父亲”作喻，来说明当时＿＿＿＿＿现象。

解答此题时，必须对“暴发户造谱谍”，“野孩子认父亲”这两个比喻句的内涵作认真分析。这两句话幽默诙谐，寓意深刻，而且“谱谍”是什么？考生没有接触过，不一定理解。但既然是比喻句，就会有本体、喻体和相似点。从上文看，谈的是新风气代兴的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强调自己是新的；另一方面又强调自己大有来头。但这里比喻的显然不是前者，因为野孩子都有父亲可认，当然暴发户也不是新冒出来的，都大有来历。那么与之有共同点的本体就是“新风气”，它也要找渊源，找来历。所以下文才会说“它会使作品从自然的天真转而为自觉的教养、师承”。因此，这一题的答案就是“新风气向古代另找一个传统作为渊源所自”。

类似于这种题型的例子，在中学课本中出现过许多，尤其是在鲁迅的文章里，有诸多范例。如《记念刘和珍君》中关于“煤”和“人类血战前行历史”的比喻；《〈呐喊〉自序》里“铁屋子”的比方等。如果我们对课文中这类典型的含蓄句子做了细致的分析，有了良好的体验，考试是难不倒我们的。

三、概括文章的具体内容。

概括能力的培养是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高考现代文阅读考查的一个重要内容。《语文科考试说明》就明确要求考生对“具体的内容，能加以概括”，要能把握“文中表现的观点”，“能正确把握文意”，“说明能把握特征”，这些都是高考对学生概括能力的具体要求。

要想在现代文阅读中正确概括文章的具体内容，第一要通览全文，抓住“文眼”进行概括。

所谓“文眼”，就是作者的立意之所在，也是文章构思布局的关键。在文中，它具体表现为能瞻前顾后，领挈全文的某一关键词语或句子。抓住了“文眼”，等于掌握了理解文章的钥匙。例如，吴伯箫的散文《难老泉》中的“难老”二字，反复出现多次，充分利用“难老”这个特点来表现“江山不老人不老，民族精神不老”的主题思想。“难老”就是这篇散文的文眼，也正是它的“神”。巴金散文《灯》的“文眼”，是结尾处道出全文主旨的一句话：“在这人间，灯光是不会灭的。”抓住了这一点，那么其他关于“灯”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一般说来，抓住“文眼”进行概括，多适用于散文。而对于一般的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则往往是抓住关键的词、句、段。这是概括具体内容的方法之二。

文章的关键词、句、段犹如文章的“窗口”，通过它可以窥见文章的具体内容。通常，那些在文中起着承上启下、过渡作用的句和段，亦有很强的概括力，或者能给我们提供丰富的概括信息和依据，让我们答题时能准确有效，事半功倍。

例如1994年上海高中会考试题：

要求从下列文字中找出能概括说明对象的特征的字。

古代讲荔枝的书，包括蔡襄的在内，现在知道的共有十三种，以记福建所产的为多，尚存八种；记载广东所产的仅一种。清初陈鼎一谱，则对川、粤、闽三省所产都有记载。蔡谱不仅是我国，也是世界的果树志中，著作年代最早的一部。内容包括荔枝的产地、生态、功用、加工、运销以及有关荔枝的史事，并记载了荔枝的三十二个品种。其中“陈紫”一种现在仍然广为栽培。“宋公荔枝”现名“宋家香”，有老树一株，尚生长在莆田宋氏祠堂里，依然每年开花结实。这株千年古树更足珍惜。

（节选自《南州六月荔枝丹》）

此题首先要弄清这段文字的说明对象是什么，然后才能去找出那个能概括说明对象特点的字。这段话的说明对象并不是荔枝，而是古代讲荔枝的书。具体而言，就是“蔡谱”。它的特点当然不是“广为栽培”，“更足珍惜”（而且这也不是“字”），而是一个“早”字。

第三，还可以根据标题含义，或根据段意，层意进行概括。

在议论文中，有时标题往往就是中心论点。如的《反对党八股》、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等。有的时候，试题会用相反的形式进行考查：没有题目，要求考生根据文章的内容给它安上合适的标题，看考生是否掌握了主要内容，是否能以一题目高度概括全篇。

例如高中语文第二册第一单元阅读短文《人，又少了一人》第2题：

那个中年女人并没有死去，为什么作者却以《人，又少了一个》为标题？你能换一个比这个更为醒目，更为启人深思的标题吗？

中年女人并没死，为什么以《人，又少了一个》为题？这就揭示了“人”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人，而是有自尊，有人格的人。“又少了一个”的“又”字，则使题目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性和普遍性，点明这样一个故事的发生决非偶然。通过对一个醒目标题的仔细推敲，就把全文的中心内容概括出来了。

四、阐发文章的抽象内容。

要把文章的抽象内容转化为自己的认识，必须有一种“语言转化能力”，或称“阐释能力”。也就是说，要把看似抽象难懂的内容，通过理解和分析，用自己的话把它表达出来。

怎样才能对文中抽象的内容正确地阐发呢？要注意以下几点：

现代文范文篇10

那么，变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从这些变化中，可以看出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

一、孤立、静止的语言知识辨识、分析的题目少了，结合具体的语言环境，考查实际运用能力的题目明显增多，突出了语言训练的重要性。像93年的25题，94年的29题、30题，95年的25题。

二、非选择题有增加的趋势。填空、简答等非选择性的比例大大增加，像93年阅读题22分，非选择题占了17分，95年占了18分。这些试题在测试思维表达能力的同时，还都限定了答题的文字量，这就要求考生不但要注意思维的敏捷性，还要重视表述的精确性，像95年的25、26、27题。

三、难度有加大的趋势。表现在：(1)试题的阅读理解的层次提高了，复述性理解的题目大大减少。(2)试题的综合性提高了，智能含量加大了，解答试题的思维活动量也就增加了。(3)试题所选的阅读材料本身的复杂性、生疏性、隐蔽性，造成了理解的困难。

四、测试目标的整体性。研究近几年高考现代文阅读试题测试点的变化，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轨迹：从测试字、词、句、段向测试全篇发展，测试重点向整体把握发展。

五、选材的面更为广阔。90年之前，大多选用带有文学色彩的议论性及说明性文章，90年后，座谈会发言、外国的抒情散文、介绍高科技信息的复杂说明文及文艺评论，都成为编制试题的材料。选材上，文、理兼顾，也是一个突出的变化。

针对现代文阅读试题的发展趋势，我们应采取什么对策来不断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呢？

一、向45分钟要质量，精讲多练，着重在提高能力上下功夫。

从当前语文教学实际情况看，“满堂灌”的现象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妨碍着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呢？

（一）启发性精讲——明确重点、讲清特点、解决难点。

(1)明确重点。明确重点就是明确每篇课文的教学要求。课文的教学要求亦即教学重点，也就是单元教学要求在每篇课文里的重点。按照一定的教学重点进行教学，讲课就不会面面俱到。

每篇课文的教学重点，必须从整个单元出发来确定，根据单元的教学要求，结合课文特点，提出一两个需要而且能够学习的重点，特别要注意从语言教学出发，以语言教学为基础和主要线索。如《荷花淀》一文就应抓住生动的对话为重点组织教学。

(2)讲清特点。选编在课本里的文章，一般都具有某些特点，或在结构上独具匠心，或在语言上独成风格，或在写法上有独特的创新。教师讲课文，应当按照教学重点着重讲清课文的特点，才有新意。比如，《项链》一文的结构就独具匠心；《荷花淀》中的语言质朴、清新，富于感情色彩；《荷塘月色》一文通感的写法有独特的创新。这些特点都应该讲清，学生领会了课文的特点，懂得课文好在什么地方，应当向它学习些什么，这样学起来才有兴趣，才有积极性，也才能更好地发挥课文对培养语言能力的示范作用。

(3)解决难点。课文的难点，包括难词、难句、难理解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如果学生理解有困难，教师就需要帮助解决。像《祝福》里写的“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这些句子都是学生较难理解的，需要教师帮助解释。学生弄懂了这些句子的含义，就能更好地领会描写性语言和抒情性语言的不同用法。

明确重点，讲清特点，解决难点，使学生受到更好的启发，这就是精讲。重点、特点和难点是互相联系的，主要应研究特点，特点是最基本的，抓住了课文的特点，重点要求才能落实，难点也可以解决得比较集中。因此，研究课文的特点，按照特点进行教学，这也是提高讲课质量的关键。

（二）强化阅读训练，做到“熟能生巧”。

(1)训练阅读过程中的“语言转化”能力。在整个应试过程中，会出现三种语言：其一，命题者的语言。它表现在题目的表述上，作为对应试者进行答题活动的指令性语言。其二，阅读文章的语言，这是文章作者的语言。其三，代表应试者答题意思的语言，这种语言有时候是取自试卷之中的，如选择题的答案就属此类。有时候是要应试者自己用文字来表达的，如简答题、填空题等。答题过程是要应试者自己根据第一种语言的要求，感知第二种语言所表示的信息，然后用第三种语言表达自己的理解。为此，我们必须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训练：①要学会把文章中抽象、浓缩的语言变为具体、详细的语言。像《拿来主义》一文中“拿来”、“送去”、“抛给”、“抛来”这些词语应当怎样理解？②学会把文章中具体的内容，长至句段，短至句群、句的“第二语言”变为简练、概括的“第三语言”；像《项链》一文的情节就可用“借项链”、“失项链”、“赔项链”、“发现项链是假的”进行概括。③学会把文章隐含于字里行间的文外语言变为明晰的“第三语言”。像巴金的《灯》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不是单靠吃米活着。”这就告诉我们：人活着还要靠崇高的精神力量。

(2)加强依据文段句意进行归纳、推理、比较、提炼的能力训练。语文阅读题考查，每一道分析，都要依赖于文段上下文意的理解。文意不是凭空降生的，它肯定依存于字词句之中，善于透过字词句的表层意思把握文意，每一次的阅读训练都应该特别注意。比如阅读下边一段文字：“奔流着、奔流着、从荒凉的、粗野的往昔流到繁华的、文明的今天，从原始的、虎啸猿啼的群山流到现代的、街长楼高的人世间。”然后回答：“这一节从——和——两方面写大河的奔流。”如果我们在阅读这个文段时能注意“往昔”、“今天”和“群山”、“人世间”等体现文意的词语，就能归纳提炼出正确的答案是“时间”和“空间”。像这样的例子，在高考题中并不少见。

(3)加强整体阅读训练，培养学生的文感，发展学生对文章思路的感受能力。在阅读教学中，我们应该注意围绕阅读材料，启发学生理解文章的思路，从一篇文章中抓住最能体现文章主要思想信息的句子，并以此作为理解、把握全文的契机。议论文有议论文的“文眼”，即文章的中心论点；记叙文有记叙文的“文眼”，如《琐忆》，文章开头引用鲁迅先生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两句诗就是该文的“文眼”。说明文有说明文的“文眼”，如《景泰蓝的制作》，文章在第一段中写道：“景泰蓝是多数人喜爱的手工艺品，现在把它的制作过程说一说。”正因为是多数人喜爱，才有介绍的必要，而一般人又不了解它是怎么造出来的，文章主要介绍了景泰蓝的制作过程。启发学生找到了“文眼”，抓住最能体现主要内容的“聚焦点”，就为理解全文的“登堂入室”觅到了一把科学的钥匙。

二、多读、多看、多听。

记得高考命题组的一位负责人说过：“各个层次的考试，特别是高考，应该使读得多而且善于读书的学生发挥其优势。”这个意见是极有道理的。阅读是为了吸取和驾驭当代各种最新的知识。而阅读的量是没有止境的，主要靠平时的积累。临阵磨枪，既达不到一定的量，也不能使质有所保证。教师应该指导并鼓励学生做到：①读各种各样的东西（当然也包括教材在内），涉猎的面不妨更广泛一些。各种题材和体裁的文章、各种书籍报刊、古今中外、文科理科，凡是内容健康而又读得懂的，都可以读。②阅读自己喜欢的贴近中学生实际的读物，使阅读在愉悦的心境下进行，培养阅读兴趣。有了兴趣才有可能多读。③提高阅读的速度。现在的高考，因实行标准化考试，试卷的卷面字数几年来都在5000字以上，最多的达8000字。就阅读题而言也有好几千字。如果阅读速度太慢，就会影响答题的速度，制约思考的精细、准确。另一方面，又要注意训练精读的技能，学会深研文章，洞悉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