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槐花香范文10篇

五月槐花香范文篇1

【摘要题】佳作品评

【关键词】审美品格/现实主义/京味风格/人文精神

【正文】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影视的发展逐渐步入了市场机制下的大众文化转型时期，电影、电视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越来越被强调，观众的关注焦点越来越被重视，影视剧作家们纷纷放下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姿态走进百姓生活，影视剧(特别是电视剧)悄然从深度开掘转向通俗娱乐，从批判的热情转向文化的消费，从崇高化转向平民化，形成多元共存的文化审美形态。电视连续剧《五月槐花香》就是在这种审美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它没有追踪流行时尚，而以自己独特的审美追求探索着“市场的”和“审美的”双赢之路。它通过对百姓生活的深切关注、对人的内心世界的真诚关怀、对现实生活的诗意阐述、对地方风味和地域文化的准确把握，既赢得了良好的市场，又受到了观众的青睐。本文试图从现实主义的回归、风格化的审美形态、诗意化的人文关怀等方面阐释电视连续剧《五月槐花香》的审美品格，揭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现实主义的回归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电视剧创作，受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对解构经典、娱乐搞笑、碎片组合等手法趋之若鹜，有的电视剧打着“娱乐”的旗号进行市场运作，却由于人文精神的缺失和对人的终极关怀的缺席而堕入了平面化庸俗化的泥潭。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这种现象犹为显著，一些搞笑娱乐、戏说历史的电视剧成了“文化垃圾”的代名词。现代性的碎片能否反映现代人的生活状况？剪切、粘贴能否展现现代人的精神面貌？消解深度模式是否符合当下中国观众的审美需求？……一系列问题的提出引起艺术家和理论家的广泛争鸣与思考，作为对这种思考的呼应，电视剧创作领域出现了现实主义的回归，电视连续剧《五月槐花香》在这种“回归潮”中脱颖而出。

对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恩格斯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电视连续剧《五月槐花香》(以下称《五》剧)故事的开始发生在清末民初，这是一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转折的重大时期，一个中国文化转型的重要阶段。此时的中国，大清朝已经灭亡，民国虽然建立，但政治上的疲软、外交上的无力使国家在外强凌辱中风雨飘摇，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在中国本土萌芽，中国的工业化转型已经初见端倪，外国资本的注入影响着本国的经济发展，“西潮东渐”带来外来文化的渗透。这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很不稳定的时期，封建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未随着大清国的灭亡而土崩瓦解，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仍未完全构建，旧的秩序虽已打破但仍发挥作用，新的秩序尚有待建立，“中国未来向何处去”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五》剧把故事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使剧作具有不言自明的历史厚重感和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在《五》剧中，我们看到各式各样充满历史感和时代感的人物：有满清遗贵(如范五爷)，有民国新贵(如蓝掌柜)，有平民英雄(如佟奉全)，有为爱寻梦一生的女人(如茹秋兰)，也有融入革命洪流的女人(如莫荷)，……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创造自己理想的生活，每个人的命运又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而沉浮。琉璃厂是《五》剧叙述的具体环境，剧作通过影像细致描写这里的街头景象、庭院房屋、家具摆设以及私人生活空间，讲述着古董行业的生意经，刻画着那个时代的精神，在这个典型环境中反映出整个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显示人物的精神风貌，通过环境的逼肖来凸显人物的真实个性。

《五》剧的人物性格塑造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铁三角”饰演的范世荣、佟奉全、蓝一贵是三个性格迥异的人物，他们具有各自完全不同的出生环境、家庭背景、现实条件和人生理想，三人的命运形成了三条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时而混杂的轨迹线。范世荣是满清贵族，清朝灭亡后他随着贵族阶层的没落而跌入了平民百姓的生活，他具有所有没落贵族的习气，既不满意现状又无法回避现实，整天沉溺于对过去的奢华生活和高雅情趣的虚无想象之中，他穷得要莫荷嫁人赚彩礼钱，却又信誓旦旦地许诺等某一天自己“发迹”了要给莫荷“八个丫头六个老妈子伺候着”。《五》剧第二集范世荣与汽车司机的一段戏，生动地展现了范世荣落魄贵族的性格和心态：汽车熄火了，正无所事事的范世荣上前指导，轻易地解决了问题，范神往地表达着自己过去的辉煌：“这路美国车，别克、库力思、道济、雪佛兰、旁太克、司都拿克，都玩过”，“你这类欧斯玛壁开过三辆”，当司机拿一个铜板谢他时被他愤然拒绝，等司机走后，他半蹲不蹲地去捡钱，当这一个铜板被莫荷捡起时，他又以“不是你捡，我可不要”来维护他可怜的尊严，细节的描写如此生动地传达了这个没落贵族的真实形象。佟奉全是《五》剧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性格贯穿于他的整个行动之中，琉璃厂学徒出生的佟奉全，只能靠一手过硬的技术在琉璃厂这条街立足，他的“慧眼”和“绝活”伴随着他从掌柜到伙计，从伙计到掌柜的几起几落。剧中佟奉全的行动贯穿全剧，全剧的开头就叙述了他与沈松山之间的较量，接着展现了一个忙忙碌碌的佟奉全：给茹二奶奶打工还债、造假画、下山西寻宝、得鼎、造鼎、卖鼎、……佟奉全为了自己的理想生活而左突右奔，行动积极主动，在他的积极行动中展开故事情节，透视人物性格。然而，他的行动又是一种被动的行动，在人生关键的时刻，他总是做出在他看来“不得不这样”的决定，原因往往在于他的忠厚、朴实、善良和责任心，以至于莫荷痛心疾首、满目同情地说“佟哥，你好象一生都在等”，在一生的等待和寻觅中蕴含着佟奉全优秀的个性品格。别林斯基说“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2]。《五》剧中的蓝一贵就是这样一个“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这是一个地道的商人，精明是商人的本色，同时，被人称作“蓝半张”的蓝一贵又是一个颇有文物鉴赏力的文化商人，在蓝一贵身上兼有文化人和商人的特点，是我们身边熟悉的陌生人。在剧中，范世荣、佟奉全、蓝一贵好象就是为“铁三角”量身定做的角色形象，性格的塑造和到位的表演精彩地展示了那个特定时代特殊生活群体独特的精神风貌。

二、京味风格的美学形态

优秀的艺术作品最可贵的就是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五》剧中呈现出一种风格化的审美形态，它以鲜明的京味风格取胜，剧中通过镜头语言描述北京的民俗风情、展示北京的风俗文化、采用京腔京韵的语言，全剧编、导、演风格一致，各部门以自己的方式彰显着京派风格和民族风韵。

如果说北京是一个京味十足的历史文化名城，那么琉璃厂就是北京近代文化发展的一个见证者，因为“琉璃厂文化街集中了一批经营古旧书刊、文房四宝、碑帖字画、珍宝古玩等颇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名店老铺”[3]，是一个商人集中、文人荟萃的地方。《五》剧中讲述的正是清末民初北京琉璃厂这条老街上发生的故事，这种叙事本身就充满了文化韵味。清末民初，八旗子弟的飘零、沦落带来了一个文化转变的契机，当旗人、贵族走出皇宫、大宅门，进入平常百姓大杂院，他们带来了上层社会的文化，与京城市民文化融汇交流之后，成为民国初期北京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落魄的王公贵族靠典当变卖“玩意儿”为生，而一些军阀、新贵却附庸风雅的购置古玩，于是琉璃厂的生意格外的红火起来，也就有了《五》剧中充满了时代感和京城地方色彩的故事。琉璃厂的商业活动有其独特的文化氛围，其经营方式、商业道德、商业作风、商店的格局和情调，都带有传统文化的鲜明色彩。《五》剧中的琉璃厂是一条古朴精致的老街，具有一种属于胡同世界的商业的宁静和古城情调的悠闲，古意盎然的经营方式透露出深深的人情味，人人彬彬有礼，人人笑容可掬，用剧中禄大人的话说，叫做“把生意做得不像做生意才叫味道！”文物本来就是一个把玩品味的东西，买卖文物的生意当然应该做得温情脉脉才对得住那“上千年的玩意儿”了。佟奉全跟茹秋兰结婚后重新当上了掌柜，教他的伙计如何接待客人的一段戏可谓这种商业文化和商业人情的经典阐述。《五》剧将人物置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老北京风俗化背景中，在古玩收藏的文化氛围中加以描写，从而对历史与人生进行哲理性的探讨。

《五》剧京味风格的美学形态不仅体现在它对北京文化的阐释，而且呈现于它浓浓的京味语言中，地道的北京方言中透出浓郁的京味文化风格。语言是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使用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某种文化承诺，获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一套概念和价值，在成长的儿童缓慢而痛苦地适应社会成规的同时，他的祖先积累了数千年而逐渐形成的所有思想、理想和成见也都铭刻在他的脑子里了”[4]，北京方言的运用自然而然地在观众面前展示出北京的文化生活背景，把观众带入了北京所特有的皇城底下的百姓生活之中。《五》剧使用纯正的北京方言，体现了它对北京文化的整体认同，北京方言很自然的把北京文化一点一滴地渗透到平民日常生活之中了，北京人中特有的哲理睿智、风趣幽默通过人物的语言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剧中运用了大量的方言俚语，人物对话具有浓郁的京派风格，人物的性格和心理也在语言表达中凸显出来。第17集，蓝一贵被逮进监狱，他企图贿赂警官又不明说，对“贿赂”二人心照不宣，在与警官的对话中显示出蓝一贵世故圆滑和不吃眼前亏的精明：警官：什么事儿啊！跟洋人过不去了……(翻报纸。)/蓝一贵：其实跟他没关系，他非要揽事！/警官：说得有理，跟他没关系，他揽着了不就跟他有关系吗！服个软认个输吧……/蓝一贵：我服了也认了，他不饶人……/警官：还是没服……(假装不看报纸了，低头看空空的桌面。)/蓝一贵：(明戏，从怀里掏出一块表，几块大洋来放桌上)……/警官：你这是干吗呀！/蓝一贵：老总，先存您这儿，回头进号里再让人家抢了……/警官：也好！看好了啊，一块表十五块大洋，代存！……押七号，让青子照顾照顾！

三、人文关怀的诗意表达

在《五》剧的表层叙事中，讲述了许多尔虞我诈、造假做旧、坑蒙拐骗的故事，琉璃厂古玩街上似乎处处是陷阱，人们在里面生死沉浮不能自拔，但就是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世界却引起观众深切关注和同情，并从价值观念上表示认同。究其原因，就在于《五》剧的深层叙事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对人的命运的深切关注，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五》剧在展现经营之道的同时强烈渲染的是对真善美永恒追求的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渗入使《五》剧的精神内涵远远超越了它在表层叙事中的故事呈述。

剧中的罗先生充当了“精神之父”的角色。罗先生是大学教授，以自己微薄的收入尽力收购珍贵文物，为的是不让国宝流失国外，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么珍贵的东西流失一件少一件啊！”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佟奉全崇拜罗先生的学识，每有“好东西”总是要让罗先生鉴别，他更敬重罗先生的为人，对罗先生的教诲牢记于心。沈松山死后，佟奉全悔不该当初，他来到罗先生家里倾诉内心的苦闷，这个“精神之父”以佛门之语来阐述他的人文思想：“忘义取利就是病，以智轻人也是病。你以为你聪明是不是，你这是害人家”，并颇具哲理的指出：“逃得一时，逃不了一世，逃得众人嘴，逃得了自己的心吗？跟你说负债而逃是大病，负孽债而逃，更是大心病！”尽管罗先生并没有帮佟奉全解决现实的问题，但他的话却使佟奉全做人做事原则发生了重大转变，虽然“该怎么办我还不知道，但我心里有谱了”。《五》剧用前三集的篇幅完成了佟奉全人格精神的基本定位，也给全剧的精神品格定下了基调，在全剧设局害人、算计较量的故事进程中一直渗透着对美好人性的赞美和对理想生活的憧憬，这就使《五》剧完全区别于那些庸俗化平面化的影视作品，显示出自己内在的审美品格，它在丑陋恶劣、互相倾轧的外部事件背后叙述的是深切的人文关怀。

罗先生是佟奉全的精神导师和灵魂拯救者，佟奉全是罗先生精神追求的具体实施者。罗先生这个在剧中连名字都没有的人物，在全剧精神格调的确立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关键角色，他的人格品性、爱国心、民族责任感都贯注在佟奉全的身上，佟奉全收到的珍贵文物只有经过罗先生确认之后才能显示其真正的价值。当佟奉全把自制的鼎卖给禄大人而被人误称“卖国贼”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找罗先生解释一番以寻求理解和慰藉，再三的请求遭到拒绝后，佟奉全失去了精神依靠，陷入了求告无门的境地，从此佟奉全厄运不断，他只能暗自保存好那只真的尊以求内心的安宁。在故事的结尾，当法庭即将判决佟奉全“卖国罪”的时候，罗先生再次以“精神之父”的形象出现，宣布莫荷端出来的这只尊就是佟奉全当年保护下来的尊，最终完成了“灵魂的拯救者”的形象塑造，把对真善美的追求贯注于全剧之中。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真善美的追求则化作了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张扬，在龙门石窟中，三位石匠宁愿牺牲生命也不愿毁坏那些祖先留下来带有“神性”的东西。琉璃厂的商人们大多是具有爱国心和民族感的，在把文物卖给外国人这一点上，他们的态度基本是趋同的，面对索巴大把大把的美钞和佟奉全送去的白面，他们多数人选择了后者。蓝一贵这种世故圆滑、唯利是图的奸商也能在关键时刻把国宝藏好而用伪造品带之，尽管他的主观出发点也许是为保全自身，然而客观的看他确实为文物保护做出了贡献。佟奉全作为罗先生精神追求的具体实践者，更是高扬着人文主义的旗帜，把对人的关怀化作对国家民族的关切。当看到敦煌的石雕像被毁，佟奉全悲痛欲绝地趴在破碎的石像上泣不成声，充满诗意的旁白恰如其分地响起：“这人与物的关系，从来分不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看为的是什么，自家民族文化的一脉传承，转眼毁坏殆尽。残忍哪，无知呀，为了私利，将你的精神一脉毁了，将你传承的精神依靠毁了，你不失魂落魄才怪呢！你不肝脑涂地才怪呢！你不悲痛欲绝才怪呢！伤悲呀！”琉璃厂古玩街中的人物兼商人和文化人的特点，他们一边做着生意，一边经营着民族文化，人的命运总是跟时代精神、民族命运纠结在一起的，他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民族文化的保护者和传播者，他们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看到文物被毁坏，大段的抒情简直就是一首现代抒情诗，充满了剧作家的哲理之思，蕴涵着剧作家自己对中华文化的深切之爱。

人文精神表现为对人的终极关怀，对人及人类文明的终极命运的关注，这种终极关怀必须与当下现实相联系才能发挥作用，“终极关怀与现实关切是相互关照的，终极目标是现实关切的指向，现实关切是终极关怀的基础，缺乏终极关怀视野的现实关切是急功近利、短视的，往往利弊相抵，不植根于现实关切的终极关怀是空洞无力、无意义的”[5]，然而，在琉璃厂这条街上，终极关怀与现实关切往往呈两相背离的状态。佟奉全的理想与追求似乎是一个永远难圆的梦，他对真善美的追求往往不能实现，他常常做着一些在他看来别无选择的事情：他希望与莫荷成亲而不得不违心地帮范世荣做假画，他要离开茹家却一再的开不了口，他不愿别人误会他和茹秋兰的关系又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保护她，……《五》剧深切关注人物的命运，但剧中的人物总是处于“缺乏终极关怀视野的现实关切”或“不植根于现实关切的终极关怀”之中，总是欲动而静、欲罢不能、欲言又止、欲说还休，总是不能挥洒自如、淋漓尽致：泼辣热情的茹秋兰希望离开贝子府寻到真爱，却不料价值连城的珍宝换不回流逝的青春；纯贞素朴的莫荷渴望得到爱的归宿，然而有情人终难成眷属；范世荣追求做人的体面与派头，最终只能在悲壮的自杀中重温“爷”的气度；蓝一贵徒有“蓝半张”的虚名毫无文化人的气度；悲剧人物佟奉全终其一生未能圆梦，……在这里，理想与现实之间如此难以把握，终极关怀与现实关切之间如此不可调和，正如主题歌中娓娓道来的凄美沧凉：“半掩纱窗，半等情郎，半夜点起半炉香，半轮明月照半房。……半夜如同半生长”。

《五》剧关注人的命运，揭示真的人性，企图在现实生活中寻找理想的精神家园，然而，人性和精神家园并非恒久不变的，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人物生存活动的大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人的真诚关怀汇入了阶级斗争的时代洪流，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时代中，人被衍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符号，“人”已经成为“非人”，人文精神的探寻在这里出现了断层，人们找不到可以皈依的精神家园，更不知道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五》剧中一直在进行的人文精神的探讨被现实政治强力阻断，在新的社会环境、新的时代境况之下，人文精神何在？精神家园何在？新的人生态度何为？这显然是一个困扰着剧作家及剧组成员的问题。人文精神的失落造成了剧作最后几集在人物塑造和故事铺排中的摇摆不定，创作者对这部分的安排明显缺乏自信，影响了全剧审美品格和精神价值的提升。

【参考文献】

[1]恩格斯.1888年4月致玛·哈克奈斯[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2.

[2]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M].北京：时代出版社，1953.191.

[3]沈念乐.琉璃厂史画[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24.

五月槐花香范文篇2

【关键词】审美品格/现实主义/京味风格/人文精神

【正文】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影视的发展逐渐步入了市场机制下的大众文化转型时期，电影、电视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越来越被强调，观众的关注焦点越来越被重视，影视剧作家们纷纷放下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姿态走进百姓生活，影视剧(特别是电视剧)悄然从深度开掘转向通俗娱乐，从批判的热情转向文化的消费，从崇高化转向平民化，形成多元共存的文化审美形态。电视连续剧《五月槐花香》就是在这种审美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它没有追踪流行时尚，而以自己独特的审美追求探索着“市场的”和“审美的”双赢之路。它通过对百姓生活的深切关注、对人的内心世界的真诚关怀、对现实生活的诗意阐述、对地方风味和地域文化的准确把握，既赢得了良好的市场，又受到了观众的青睐。本文试图从现实主义的回归、风格化的审美形态、诗意化的人文关怀等方面阐释电视连续剧《五月槐花香》的审美品格，揭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现实主义的回归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电视剧创作，受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对解构经典、娱乐搞笑、碎片组合等手法趋之若鹜，有的电视剧打着“娱乐”的旗号进行市场运作，却由于人文精神的缺失和对人的终极关怀的缺席而堕入了平面化庸俗化的泥潭。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这种现象犹为显著，一些搞笑娱乐、戏说历史的电视剧成了“文化垃圾”的代名词。现代性的碎片能否反映现代人的生活状况？剪切、粘贴能否展现现代人的精神面貌？消解深度模式是否符合当下中国观众的审美需求？……一系列问题的提出引起艺术家和理论家的广泛争鸣与思考，作为对这种思考的呼应，电视剧创作领域出现了现实主义的回归，电视连续剧《五月槐花香》在这种“回归潮”中脱颖而出。

对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恩格斯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电视连续剧《五月槐花香》(以下称《五》剧)故事的开始发生在清末民初，这是一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转折的重大时期，一个中国文化转型的重要阶段。此时的中国，大清朝已经灭亡，民国虽然建立，但政治上的疲软、外交上的无力使国家在外强凌辱中风雨飘摇，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在中国本土萌芽，中国的工业化转型已经初见端倪，外国资本的注入影响着本国的经济发展，“西潮东渐”带来外来文化的渗透。这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很不稳定的时期，封建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未随着大清国的灭亡而土崩瓦解，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仍未完全构建，旧的秩序虽已打破但仍发挥作用，新的秩序尚有待建立，“中国未来向何处去”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五》剧把故事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使剧作具有不言自明的历史厚重感和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在《五》剧中，我们看到各式各样充满历史感和时代感的人物：有满清遗贵(如范五爷)，有民国新贵(如蓝掌柜)，有平民英雄(如佟奉全)，有为爱寻梦一生的女人(如茹秋兰)，也有融入革命洪流的女人(如莫荷)，……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创造自己理想的生活，每个人的命运又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而沉浮。琉璃厂是《五》剧叙述的具体环境，剧作通过影像细致描写这里的街头景象、庭院房屋、家具摆设以及私人生活空间，讲述着古董行业的生意经，刻画着那个时代的精神，在这个典型环境中反映出整个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显示人物的精神风貌，通过环境的逼肖来凸显人物的真实个性。

《五》剧的人物性格塑造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铁三角”饰演的范世荣、佟奉全、蓝一贵是三个性格迥异的人物，他们具有各自完全不同的出生环境、家庭背景、现实条件和人生理想，三人的命运形成了三条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时而混杂的轨迹线。范世荣是满清贵族，清朝灭亡后他随着贵族阶层的没落而跌入了平民百姓的生活，他具有所有没落贵族的习气，既不满意现状又无法回避现实，整天沉溺于对过去的奢华生活和高雅情趣的虚无想象之中，他穷得要莫荷嫁人赚彩礼钱，却又信誓旦旦地许诺等某一天自己“发迹”了要给莫荷“八个丫头六个老妈子伺候着”。《五》剧第二集范世荣与汽车司机的一段戏，生动地展现了范世荣落魄贵族的性格和心态：汽车熄火了，正无所事事的范世荣上前指导，轻易地解决了问题，范神往地表达着自己过去的辉煌：“这路美国车，别克、库力思、道济、雪佛兰、旁太克、司都拿克，都玩过”，“你这类欧斯玛壁开过三辆”，当司机拿一个铜板谢他时被他愤然拒绝，等司机走后，他半蹲不蹲地去捡钱，当这一个铜板被莫荷捡起时，他又以“不是你捡，我可不要”来维护他可怜的尊严，细节的描写如此生动地传达了这个没落贵族的真实形象。佟奉全是《五》剧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性格贯穿于他的整个行动之中，琉璃厂学徒出生的佟奉全，只能靠一手过硬的技术在琉璃厂这条街立足，他的“慧眼”和“绝活”伴随着他从掌柜到伙计，从伙计到掌柜的几起几落。剧中佟奉全的行动贯穿全剧，全剧的开头就叙述了他与沈松山之间的较量，接着展现了一个忙忙碌碌的佟奉全：给茹二奶奶打工还债、造假画、下山西寻宝、得鼎、造鼎、卖鼎、……佟奉全为了自己的理想生活而左突右奔，行动积极主动，在他的积极行动中展开故事情节，透视人物性格。然而，他的行动又是一种被动的行动，在人生关键的时刻，他总是做出在他看来“不得不这样”的决定，原因往往在于他的忠厚、朴实、善良和责任心，以至于莫荷痛心疾首、满目同情地说“佟哥，你好象一生都在等”，在一生的等待和寻觅中蕴含着佟奉全优秀的个性品格。别林斯基说“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2]。《五》剧中的蓝一贵就是这样一个“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这是一个地道的商人，精明是商人的本色，同时，被人称作“蓝半张”的蓝一贵又是一个颇有文物鉴赏力的文化商人，在蓝一贵身上兼有文化人和商人的特点，是我们身边熟悉的陌生人。在剧中，范世荣、佟奉全、蓝一贵好象就是为“铁三角”量身定做的角色形象，性格的塑造和到位的表演精彩地展示了那个特定时代特殊生活群体独特的精神风貌。

二、京味风格的美学形态

优秀的艺术作品最可贵的就是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五》剧中呈现出一种风格化的审美形态，它以鲜明的京味风格取胜，剧中通过镜头语言描述北京的民俗风情、展示北京的风俗文化、采用京腔京韵的语言，全剧编、导、演风格一致，各部门以自己的方式彰显着京派风格和民族风韵。

五月槐花香范文篇3

【摘要题】佳作品评

【关键词】审美品格/现实主义/京味风格/人文精神

【正文】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影视的发展逐渐步入了市场机制下的大众文化转型时期，电影、电视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越来越被强调，观众的关注焦点越来越被重视，影视剧作家们纷纷放下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姿态走进百姓生活，影视剧(特别是电视剧)悄然从深度开掘转向通俗娱乐，从批判的热情转向文化的消费，从崇高化转向平民化，形成多元共存的文化审美形态。电视连续剧《五月槐花香》就是在这种审美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它没有追踪流行时尚，而以自己独特的审美追求探索着“市场的”和“审美的”双赢之路。它通过对百姓生活的深切关注、对人的内心世界的真诚关怀、对现实生活的诗意阐述、对地方风味和地域文化的准确把握，既赢得了良好的市场，又受到了观众的青睐。本文试图从现实主义的回归、风格化的审美形态、诗意化的人文关怀等方面阐释电视连续剧《五月槐花香》的审美品格，揭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现实主义的回归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电视剧创作，受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对解构经典、娱乐搞笑、碎片组合等手法趋之若鹜，有的电视剧打着“娱乐”的旗号进行市场运作，却由于人文精神的缺失和对人的终极关怀的缺席而堕入了平面化庸俗化的泥潭。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这种现象犹为显著，一些搞笑娱乐、戏说历史的电视剧成了“文化垃圾”的代名词。现代性的碎片能否反映现代人的生活状况？剪切、粘贴能否展现现代人的精神面貌？消解深度模式是否符合当下中国观众的审美需求？……一系列问题的提出引起艺术家和理论家的广泛争鸣与思考，作为对这种思考的呼应，电视剧创作领域出现了现实主义的回归，电视连续剧《五月槐花香》在这种“回归潮”中脱颖而出。

对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恩格斯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电视连续剧《五月槐花香》(以下称《五》剧)故事的开始发生在清末民初，这是一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转折的重大时期，一个中国文化转型的重要阶段。此时的中国，大清朝已经灭亡，民国虽然建立，但政治上的疲软、外交上的无力使国家在外强凌辱中风雨飘摇，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在中国本土萌芽，中国的工业化转型已经初见端倪，外国资本的注入影响着本国的经济发展，“西潮东渐”带来外来文化的渗透。这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很不稳定的时期，封建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未随着大清国的灭亡而土崩瓦解，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仍未完全构建，旧的秩序虽已打破但仍发挥作用，新的秩序尚有待建立，“中国未来向何处去”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五》剧把故事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使剧作具有不言自明的历史厚重感和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在《五》剧中，我们看到各式各样充满历史感和时代感的人物：有满清遗贵(如范五爷)，有民国新贵(如蓝掌柜)，有平民英雄(如佟奉全)，有为爱寻梦一生的女人(如茹秋兰)，也有融入革命洪流的女人(如莫荷)，……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创造自己理想的生活，每个人的命运又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而沉浮。琉璃厂是《五》剧叙述的具体环境，剧作通过影像细致描写这里的街头景象、庭院房屋、家具摆设以及私人生活空间，讲述着古董行业的生意经，刻画着那个时代的精神，在这个典型环境中反映出整个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显示人物的精神风貌，通过环境的逼肖来凸显人物的真实个性。

《五》剧的人物性格塑造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铁三角”饰演的范世荣、佟奉全、蓝一贵是三个性格迥异的人物，他们具有各自完全不同的出生环境、家庭背景、现实条件和人生理想，三人的命运形成了三条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时而混杂的轨迹线。范世荣是满清贵族，清朝灭亡后他随着贵族阶层的没落而跌入了平民百姓的生活，他具有所有没落贵族的习气，既不满意现状又无法回避现实，整天沉溺于对过去的奢华生活和高雅情趣的虚无想象之中，他穷得要莫荷嫁人赚彩礼钱，却又信誓旦旦地许诺等某一天自己“发迹”了要给莫荷“八个丫头六个老妈子伺候着”。《五》剧第二集范世荣与汽车司机的一段戏，生动地展现了范世荣落魄贵族的性格和心态：汽车熄火了，正无所事事的范世荣上前指导，轻易地解决了问题，范神往地表达着自己过去的辉煌：“这路美国车，别克、库力思、道济、雪佛兰、旁太克、司都拿克，都玩过”，“你这类欧斯玛壁开过三辆”，当司机拿一个铜板谢他时被他愤然拒绝，等司机走后，他半蹲不蹲地去捡钱，当这一个铜板被莫荷捡起时，他又以“不是你捡，我可不要”来维护他可怜的尊严，细节的描写如此生动地传达了这个没落贵族的真实形象。佟奉全是《五》剧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性格贯穿于他的整个行动之中，琉璃厂学徒出生的佟奉全，只能靠一手过硬的技术在琉璃厂这条街立足，他的“慧眼”和“绝活”伴随着他从掌柜到伙计，从伙计到掌柜的几起几落。剧中佟奉全的行动贯穿全剧，全剧的开头就叙述了他与沈松山之间的较量，接着展现了一个忙忙碌碌的佟奉全：给茹二奶奶打工还债、造假画、下山西寻宝、得鼎、造鼎、卖鼎、……佟奉全为了自己的理想生活而左突右奔，行动积极主动，在他的积极行动中展开故事情节，透视人物性格。然而，他的行动又是一种被动的行动，在人生关键的时刻，他总是做出在他看来“不得不这样”的决定，原因往往在于他的忠厚、朴实、善良和责任心，以至于莫荷痛心疾首、满目同情地说“佟哥，你好象一生都在等”，在一生的等待和寻觅中蕴含着佟奉全优秀的个性品格。别林斯基说“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2]。《五》剧中的蓝一贵就是这样一个“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这是一个地道的商人，精明是商人的本色，同时，被人称作“蓝半张”的蓝一贵又是一个颇有文物鉴赏力的文化商人，在蓝一贵身上兼有文化人和商人的特点，是我们身边熟悉的陌生人。在剧中，范世荣、佟奉全、蓝一贵好象就是为“铁三角”量身定做的角色形象，性格的塑造和到位的表演精彩地展示了那个特定时代特殊生活群体独特的精神风貌。

二、京味风格的美学形态

优秀的艺术作品最可贵的就是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五》剧中呈现出一种风格化的审美形态，它以鲜明的京味风格取胜，剧中通过镜头语言描述北京的民俗风情、展示北京的风俗文化、采用京腔京韵的语言，全剧编、导、演风格一致，各部门以自己的方式彰显着京派风格和民族风韵。

如果说北京是一个京味十足的历史文化名城，那么琉璃厂就是北京近代文化发展的一个见证者，因为“琉璃厂文化街集中了一批经营古旧书刊、文房四宝、碑帖字画、珍宝古玩等颇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名店老铺”[3]，是一个商人集中、文人荟萃的地方。《五》剧中讲述的正是清末民初北京琉璃厂这条老街上发生的故事，这种叙事本身就充满了文化韵味。清末民初，八旗子弟的飘零、沦落带来了一个文化转变的契机，当旗人、贵族走出皇宫、大宅门，进入平常百姓大杂院，

他们带来了上层社会的文化，与京城市民文化融汇交流之后，成为民国初期北京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落魄的王公贵族靠典当变卖“玩意儿”为生，而一些军阀、新贵却附庸风雅的购置古玩，于是琉璃厂的生意格外的红火起来，也就有了《五》剧中充满了时代感和京城地方色彩的故事。琉璃厂的商业活动有其独特的文化氛围，其经营方式、商业道德、商业作风、商店的格局和情调，都带有传统文化的鲜明色彩。《五》剧中的琉璃厂是一条古朴精致的老街，具有一种属于胡同世界的商业的宁静和古城情调的悠闲，古意盎然的经营方式透露出深深的人情味，人人彬彬有礼，人人笑容可掬，用剧中禄大人的话说，叫做“把生意做得不像做生意才叫味道！”文物本来就是一个把玩品味的东西，买卖文物的生意当然应该做得温情脉脉才对得住那“上千年的玩意儿”了。佟奉全跟茹秋兰结婚后重新当上了掌柜，教他的伙计如何接待客人的一段戏可谓这种商业文化和商业人情的经典阐述。《五》剧将人物置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老北京风俗化背景中，在古玩收藏的文化氛围中加以描写，从而对历史与人生进行哲理性的探讨。

《五》剧京味风格的美学形态不仅体现在它对北京文化的阐释，而且呈现于它浓浓的京味语言中，地道的北京方言中透出浓郁的京味文化风格。语言是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使用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某种文化承诺，获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一套概念和价值，在成长的儿童缓慢而痛苦地适应社会成规的同时，他的祖先积累了数千年而逐渐形成的所有思想、理想和成见也都铭刻在他的脑子里了”[4]，北京方言的运用自然而然地在观众面前展示出北京的文化生活背景，把观众带入了北京所特有的皇城底下的百姓生活之中。《五》剧使用纯正的北京方言，体现了它对北京文化的整体认同，北京方言很自然的把北京文化一点一滴地渗透到平民日常生活之中了，北京人中特有的哲理睿智、风趣幽默通过人物的语言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剧中运用了大量的方言俚语，人物对话具有浓郁的京派风格，人物的性格和心理也在语言表达中凸显出来。第17集，蓝一贵被逮进监狱，他企图贿赂警官又不明说，对“贿赂”二人心照不宣，在与警官的对话中显示出蓝一贵世故圆滑和不吃眼前亏的精明：警官：什么事儿啊！跟洋人过不去了……(翻报纸。)/蓝一贵：其实跟他没关系，他非要揽事！/警官：说得有理，跟他没关系，他揽着了不就跟他有关系吗！服个软认个输吧……/蓝一贵：我服了也认了，他不饶人……/警官：还是没服……(假装不看报纸了，低头看空空的桌面。)/蓝一贵：(明戏，从怀里掏出一块表，几块大洋来放桌上)……/警官：你这是干吗呀！/蓝一贵：老总，先存您这儿，回头进号里再让人家抢了……/警官：也好！看好了啊，一块表十五块大洋，代存！……押七号，让青子照顾照顾！

三、人文关怀的诗意表达

在《五》剧的表层叙事中，讲述了许多尔虞我诈、造假做旧、坑蒙拐骗的故事，琉璃厂古玩街上似乎处处是陷阱，人们在里面生死沉浮不能自拔，但就是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世界却引起观众深切关注和同情，并从价值观念上表示认同。究其原因，就在于《五》剧的深层叙事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对人的命运的深切关注，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五》剧在展现经营之道的同时强烈渲染的是对真善美永恒追求的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渗入使《五》剧的精神内涵远远超越了它在表层叙事中的故事呈述。

剧中的罗先生充当了“精神之父”的角色。罗先生是大学教授，以自己微薄的收入尽力收购珍贵文物，为的是不让国宝流失国外，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么珍贵的东西流失一件少一件啊！”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佟奉全崇拜罗先生的学识，每有“好东西”总是要让罗先生鉴别，他更敬重罗先生的为人，对罗先生的教诲牢记于心。沈松山死后，佟奉全悔不该当初，他来到罗先生家里倾诉内心的苦闷，这个“精神之父”以佛门之语来阐述他的人文思想：“忘义取利就是病，以智轻人也是病。你以为你聪明是不是，你这是害人家”，并颇具哲理的指出：“逃得一时，逃不了一世，逃得众人嘴，逃得了自己的心吗？跟你说负债而逃是大病，负孽债而逃，更是大心病！”尽管罗先生并没有帮佟奉全解决现实的问题，但他的话却使佟奉全做人做事原则发生了重大转变，虽然“该怎么办我还不知道，但我心里有谱了”。《五》剧用前三集的篇幅完成了佟奉全人格精神的基本定位，也给全剧的精神品格定下了基调，在全剧设局害人、算计较量的故事进程中一直渗透着对美好人性的赞美和对理想生活的憧憬，这就使《五》剧完全区别于那些庸俗化平面化的影视作品，显示出自己内在的审美品格，它在丑陋恶劣、互相倾轧的外部事件背后叙述的是深切的人文关怀。

罗先生是佟奉全的精神导师和灵魂拯救者，佟奉全是罗先生精神追求的具体实施者。罗先生这个在剧中连名字都没有的人物，在全剧精神格调的确立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关键角色，他的人格品性、爱国心、民族责任感都贯注在佟奉全的身上，佟奉全收到的珍贵文物只有经过罗先生确认之后才能显示其真正的价值。当佟奉全把自制的鼎卖给禄大人而被人误称“卖国贼”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找罗先生解释一番以寻求理解和慰藉，再三的请求遭到拒绝后，佟奉全失去了精神依靠，陷入了求告无门的境地，从此佟奉全厄运不断，他只能暗自保存好那只真的尊以求内心的安宁。在故事的结尾，当法庭即将判决佟奉全“卖国罪”的时候，罗先生再次以“精神之父”的形象出现，宣布莫荷端出来的这只尊就是佟奉全当年保护下来的尊，最终完成了“灵魂的拯救者”的形象塑造，把对真善美的追求贯注于全剧之中。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真善美的追求则化作了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张扬，在龙门石窟中，三位石匠宁愿牺牲生命也不愿毁坏那些祖先留下来带有“神性”的东西。琉璃厂的商人们大多是具有爱国心和民族感的，在把文物卖给外国人这一点上，他们的态度基本是趋同的，面对索巴大把大把的美钞和佟奉全送去的白面，他们多数人选择了后者。蓝一贵这种世故圆滑、唯利是图的奸商也能在关键时刻把国宝藏好而用伪造品带之，尽管他的主观出发点也许是为保全自身，然而客观的看他确实为文物保护做出了贡献。佟奉全作为罗先生精神追求的具体实践者，更是高扬着人文主义的旗帜，把对人的关怀化作对国家民族的关切。当看到敦煌的石雕像被毁，佟奉全悲痛欲绝地趴在破碎的石像上泣不成声，充满诗意的旁白恰如其分地响起：“这人与物的关系，从来分不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看为的是什么，自家民族文化的一脉传承，转眼毁坏殆尽。残忍哪，无知呀，为了私利，将你的精神一脉毁了，将你传承的精神依靠毁了，你不失魂落魄才怪呢！你不肝脑涂地才怪呢！你不悲痛欲绝才怪呢！伤悲呀！”琉璃厂古玩街中的人物兼商人和文化人的特点，他们一边做着生意，一边经营着民族文化，人的命运总是跟时代精神、民族命运纠结在一起的，他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民族文化的保护者和传播者，他们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看到文物被毁坏，大段的抒情简直就是一首现代抒情诗，充满了剧作家的哲理之思，蕴涵着剧作家自己对中华文化的深切之爱。

人文精神表现为对人的终极关怀，对人及人类文明的终极命运的关注，这种终极关怀必须与当下现实相联系才能发挥作用，“终极关怀与现实关切是相互关照的，终极目标是现实关切的指向，现实关切是终极关怀的基础，缺乏终极关怀视野的现实关切是急功近利、短视的，往往利弊相抵，不植根于现实关切的终极关怀是空洞无力、无意义的”[5]，然而，在琉璃厂这条街上，终极关怀与现实关切往往呈两相背离的

状态。佟奉全的理想与追求似乎是一个永远难圆的梦，他对真善美的追求往往不能实现，他常常做着一些在他看来别无选择的事情：他希望与莫荷成亲而不得不违心地帮范世荣做假画，他要离开茹家却一再的开不了口，他不愿别人误会他和茹秋兰的关系又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保护她，……《五》剧深切关注人物的命运，但剧中的人物总是处于“缺乏终极关怀视野的现实关切”或“不植根于现实关切的终极关怀”之中，总是欲动而静、欲罢不能、欲言又止、欲说还休，总是不能挥洒自如、淋漓尽致：泼辣热情的茹秋兰希望离开贝子府寻到真爱，却不料价值连城的珍宝换不回流逝的青春；纯贞素朴的莫荷渴望得到爱的归宿，然而有情人终难成眷属；范世荣追求做人的体面与派头，最终只能在悲壮的自杀中重温“爷”的气度；蓝一贵徒有“蓝半张”的虚名毫无文化人的气度；悲剧人物佟奉全终其一生未能圆梦，……在这里，理想与现实之间如此难以把握，终极关怀与现实关切之间如此不可调和，正如主题歌中娓娓道来的凄美沧凉：“半掩纱窗，半等情郎，半夜点起半炉香，半轮明月照半房。……半夜如同半生长”。

《五》剧关注人的命运，揭示真的人性，企图在现实生活中寻找理想的精神家园，然而，人性和精神家园并非恒久不变的，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人物生存活动的大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人的真诚关怀汇入了阶级斗争的时代洪流，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时代中，人被衍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符号，“人”已经成为“非人”，人文精神的探寻在这里出现了断层，人们找不到可以皈依的精神家园，更不知道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五》剧中一直在进行的人文精神的探讨被现实政治强力阻断，在新的社会环境、新的时代境况之下，人文精神何在？精神家园何在？新的人生态度何为？这显然是一个困扰着剧作家及剧组成员的问题。人文精神的失落造成了剧作最后几集在人物塑造和故事铺排中的摇摆不定，创作者对这部分的安排明显缺乏自信，影响了全剧审美品格和精神价值的提升。

【参考文献】

[1]恩格斯.1888年4月致玛·哈克奈斯[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2.

[2]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M].北京：时代出版社，1953.191.

[3]沈念乐.琉璃厂史画[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24.

五月槐花香范文篇4

关键词：电视剧投资市场；电视剧投资风险；避险策略

DomesticMarketInvestmentRisksofDrama

Abstract:Thispaperfromthedomesticinvestmentmarketofdrama,televisiondramasofthereasonsfortheinvestmentrisk,severalaspectsofthestrategytocircumventthepreviousacademicresearchresultsintothesystemandclassificationofsummingup,andonthisbasis,throughtheacademicachievementsofthesehavebeentheAbsorptionclassified,today''''sTVmarketwithanewdevelopmenttrendofeconomicphenomenaandin-depthanddetailedexplorationandanalysis,refiningtheirownacademicopinionandacademicpointofview.Thispaperstudiesfocusedmainlyoninvestmentriskanalysisofthecauses,summedupthestrategytoavoidrisks2.

Keywords:TVmarketinvestment；investmentmarketinvestmentrisks；hedgingstrategies

一、国产电视剧投资市场现状

国产电视剧的市场化运作始于上世纪90年代。在我国，电视剧是最早进入市场的电视节目类型。十余年来，电视剧逐渐成为目前电视节目市场中覆盖面最广、运行机制较为完善的市场主体。电视剧投资领域作为电视剧市场化运作的的重要方面，是电视剧市场发展的重要保障。国产电视剧在投资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为国产电视剧产业链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些年，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深入以及大众消费习惯的转变，国产电视剧市场还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是市场环境的新变化，新政策使电视剧市场进入新的调整期。新世纪伊始，国家广电总局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民族产业，出台了港台剧退出黄金档的规定，这一措施使国内电视剧市场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期。在调整期内，有利的政策可能是促进国产电视剧制作单位进一步抓好电视剧生产的动力。从而更有力引导资金流向国产电视剧的投资领域。因此，在这个新的调整期内，投资商应该把握住这个机遇，理性的选择投资目标，使政府的保护措施真正具有市场开发价值和对外开拓实力。

其次，形成了新的消费环境，社会文化转型使国产电视剧生产面对新的消费环境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在我国，大众文化氛围已经形成，休闲娱乐消费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日益占据显要位置，这为国产电视剧生产提供了新的消费环境。

这些都为电视剧投资市场的繁荣、壮大创造了有力的条件，但是，由于电视剧市场化运作起步较晚，经验不足，导置电视剧投资市场出现了本末倒置的现象。即本应得到资金补充的制作方却得不到足够的资金。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电视剧文化产业链的健康发展，这就为电视剧市场的投资风险埋下了隐患。

目前，国产电视剧的市场领域呈现出了产业链倒置的现象。电视剧的制作方在承担风险，电视台方面可以花70%的钱买到100%的作品，并且一直在拖欠款。[2]这导致投资方资金迟迟无法回笼，为投资方增加了极大的风险，这样的格局由来已。另外，国家宏观政策调控的变化、以及港台剧、韩剧的冲击等因素的都使得电视剧投资投资市场充满变数。

二、国产电视剧市场投资风险产生的原因

任何一个投资领域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风险，电视剧投资领域也是如此。在目前我国的电视剧市场投资格局下，由于投资者对于电视剧最终的命运走向没有掌控权，使得每一次的电视剧投资都像是一场不问输赢的豪赌。而这正是电视剧投资的风险所在。另外，由于中国的电视剧生产制作正处于从计划色彩浓厚的“事业化”向完全竞争“市场化”转型之中，诸多不确定的因素都将影响当前电视剧生产的投资的经济利益回报率。这也就预示着电视剧市场投资存在诸多风险。虽然目前国内电视剧的生产销售情况出现了良好势头，但就整个电视剧市场而言，仍存在一些风险，有的风险甚至是非常严重的。九成赔大钱一成赚暴利的现象揭开了电视剧市场用金钱打造的缤纷帷幕下冷酷的现实：

（一）主管部门政策不稳定

政策性因素也是影响电视剧投资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有风险，也有机遇。国家采取正确的媒体政策是电视文化事业发展的保证。比如，媒体整合是目前国家面对入世提出的一项重要举措，但这一政策的实施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在有线电视台与无线电视台合并、组建电视产业集团、促进产业化建设等过程中，因存在着重资源、轻队伍的倾向，使得在高楼大厦不断崛起的同时，电视剧的制作质量却徘徊不前，国内电视剧市场正面临着萎缩乃至停滞的危险。媒体整合前，无线、有线等四家，起码都有黄金档，虽然购片价格不同，却是有竞争的；现在只有一个节目购买中心，就给你限价。这是一种短视的自伤行为，其结果是严重影响资本的投入，并制约了电视剧的竞争能力。

中国电视剧的产业化实践还很短暂，传统的作为事业来管理电视剧的计划特色还非常明显，官方垄断在个别地区还比较突出。[2]

（二）监管部门在管理审片机制上存在误差

审片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很多投资者的投资热情。作为电视剧市场方向的导航者，审片时体现出一些终极关怀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把审查标准定得过于功利化，若从责任或教化的角度来审视电视剧作品，可能会忽略电视媒体所特有的属性。特别是人们对“主旋律”概念的理解有一定误区，机械地从题材决定论出发，把主旋律等同于宣传品，等同于政策或形势的图解，忽略了对生活内涵的审美表现，势必会对电视剧创作产生误导作用。这样也会只有在审片过程中强调把时代主流与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结合起来，并为两者找到一个良好的结合点，才能有效地推动电视产业的健康发展。

（三）缺乏实力雄厚的市场主力

进入20世纪9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的媒体兼并大潮成为世界传媒界关注的焦点。其特点是规模大、范围广、跨行业甚至跨国兼并，不但控制了国内市场，而且在国际传媒市场中占有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反观我国，虽然各级各类电视台表面上挺热闹，但在市场竞争中几乎没有一家能够达到世界级大传媒公司的水平。就国内电视剧制片商来看，目前具有电视剧长期制作许可证的单位有190多家，但是年出品电视剧在150集以上的单位不超过十几家，其余大都是靠一两部、两三部戏折腾一年甚至几年的小公司。从这个方面说，我们的电视剧市场仍处在较低的发展阶段。

（四）市场买卖双方间地位关系不平衡

在发达国家，电视节目市场的经济合作与分配形式，基本上是5∶2.5∶2.5，也就是说，按创作和播出、发行广告间的正常投资比例，制作占50%，播出占25%，广告发行占25%。而在我国，三者的关系则颠倒过来了，电视广告收入分配比例基本是播出占80%—90%，制作等只占10%—20%。[3]出现这种交易额低于投资额的情况说明电视剧的商业化程度可以说是很低的。长此以往，势必会影响电视制作的健康发展。因此，加快制播配置机制的探索，强化市场竞争意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制播间不合理的的失衡关系。

（五）市场恶意炒作

包装宣传是市场行为的正当之举，但要适可而止，尤其是要与剧作的拍摄质量相吻合。如果进行过分炒作甚至哄抬价格，就可能变成恶意透支，虽然卖出去了，但实际收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这不但会损害电视台和制作方的利益，而且不利于整个电视剧市场的发展。例如，电视剧《我拿什么爱你》只因一开拍，剧组就拿“齐秦的电视处女作”这一卖点说事。本来宣传还处在正常范围之内，可到拍摄后期，剧组突然传出“齐秦失踪”的消息。导演蒋凡向媒体“哭诉”，齐秦无故离组，搞得戏拍不下去。如今根本没有电视台肯买这部剧，因此投资方直接亏损了600多万元。

总之，从电视剧市场的综合发展和整体利益来讲，宣传炒作应当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而不能只考虑眼前及局部利益。否则将会给整个电视剧产业链的发展增加巨大的风险。

（六）信用缺失

电视剧投资的信用风险是指资金的所有者或投资人在投资过程中，因相关参与者违背信用承诺所引起的收入的不确定性和资产损失的可能性。一个良性市场经济社会应该是以诚信为本的社会，但是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电视剧的投资方除了要考虑政策风险、市场风险之外，还必须有承受信用风险的心理准备。

电视剧市场中，这种种不诚信行为，无疑会损害电视剧产业的良性发展，并最终损害电视剧生产各个环节的投资方的切实利益。中国电视剧市场本身即处在发展之中，投资主体在介入这种处于变化之中。

中国当下电视剧市场发育不完善，即是说中国电视市场处于转型期，这一转型是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由于这种市场经济体制既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又不同于现存的西方市场经济，因而这种经济体制的发展趋向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决定了中国当下电视剧产业的市场操作手段不成熟、不正规，使对电视剧的投资行为具有一定的盲目“投机”性，因而产生了一定的市场风险。

中国电视剧业要真正脱离电视媒体的体制控制，成为独立的文化产业，首先要建立好一套投资的风险防范机制，以应对种种非市场规范行为的意外情况。

三、国产电视剧投资市场规避风险的策略

（一）把握政府政策脉搏，合理避险

在过去的几年中，曾有数百部电视剧因为政策性因素而“胎死腹中”，数以亿计的资金白白流失。譬如前一段时间，一些涉案警匪片造成了社会不安定因素，于是涉案片被有关管理部门“叫停”，一大批正在拍摄制作和已经完成正处在销售阶段的警匪片全都因突发性的政策风暴而导致“血本无归”。

近期，广电总局对六类电视剧敲响了“警钟”，“婚外恋”、“戏说历史”、翻拍“红色经典”等题材也有类似的遭遇。一方面，这也是“跟风”的结果，警匪戏火了大家就都去拍警匪片，物极必反，再好的东西过于多了也会产生副作用，被叫停也在情理之中，因此追逐热点须慎重；另一方面，对政策的判断和解读也是一门学问，譬如警匪片被叫停，一些聪明的制片方把目光投向了“反特”片。《誓言无声》、《一双绣花鞋》、《梅花档案》等一批反映建国初期“反特”题材佳作准确地捕捉了警匪片被叫停的这个市场空隙，满足观众对警与匪这个题材亘古不变的期待，同时也巧妙地避开了政策的禁区。[4]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如广电总局，应该加强对电视剧制作单位的规范管理，合理引导资金流向，协调播出机构与制作单位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降低投资者和制作公司的政策性风险。[4]

另外，主管部门应当加快投资体制改革，拓宽投资渠道。只有这样，才能为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比如，主管部门除了进一步为海外风险投资创造条件外，鉴于多数电视剧制作仍然挂靠电视台下属的影视中心，可以让一些有实力的影视制作中心从电视台剥离出来，发行债券，为剧本项目融资；或者整合产业链的上下游，成立电视剧项目公司，形成固定回报、股份分成、风险共担的规则。这样就能有效避免目前制作过程中利润分配不公的现状。

（二）企业、投资机构壮大实力，加强联合

强强联合，应对世界性竞争新格局。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电视传媒业不得不正视的一个事实就是与国际接轨。种种情况说明，政府正在为媒体更好地面对世界性的竞争出谋划策、规划新的格局。这就要求电视台及电视剧制作方在自愿的原则下集中力量进行优化重组，形成规模，以便于造就国内电视节目制、播、发行一体化的“主力舰”，并配以相应的“辅助舰”，形成国内若干比较大的“联合舰队”。[5]随着集团的发展及实力的增强，还可以进行二期合并重组，并形成实力更为强劲的几个大型集团。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了很多优秀、成功的范例。例如前一段时间的广电机构的集团化浪潮下强强联手，在此基础上优化组合而成江苏省广电集团等多个广电集团。这种优化有利于形成一种资金、技术合力，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更有效的减少各种风险。另外，国家主管部门只要抓住这些为数不多的大集团，就可以对国内电视产业进行有效的调控。[6]

企业与企业之间也应该加强沟通和交流，实现资源共享，互通有无。这样不仅可以实现资源互补，这样既可以节约成本，又起到交流经验，相互补充。大大提高抵抗风险的能力。并且，应该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与播出、购买机构进行谈判，以保证资金有效的回笼，从而降低信用缺失带来的风险。

（三）与国际接轨、吸取经验，走出国门

积极开拓国外市场、吸取国外同行的先进经验为我所用。在积极走出去的同时，我们一定要结合我国国情。学习国外电视剧投资运做的成功经验，是促使电视剧市场良性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国外很多电视剧制作机构有着丰富的投资经验。例如一直以来风靡我国的韩剧，它的投资运作模式就很值得我们学习。韩国电视剧投资机构往往有几个大的投资体组合而成，资金实力雄厚，抗风险能力很强。而且，韩剧采取的是边拍边播的套路。这样做可以预知观众的接受程度，从而为进一步投资拍摄提供准确的依据。这种方式有效的降低了盲目投资的风险。另外，像美剧、日剧等等都可以从中汲取有用的经验。

当然，电视剧产业是一项以生产精神文化产品为主旨的服务性行业，它一方面必须与特定的国家和地区观众的需求相一致，另一方面，电视剧这种艺术产品不是简单的器物化的东西，而是精神性的文化产品。由于不同的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具有趋同性，这使得我们的古装戏受到海外观众的极大欢迎。[7]我们的电视文化应该紧紧抓住这个机遇，在搞好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向外拓展，吸引国外的投资商、投资机构。使其在国际市场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以实际行动推动电视剧市场的全球化进程。

（四）投资者摆正心态，兼顾两种效益

电视剧产品与其他产品不同，除娱乐大众外，还要承担舆论导向等社会责任目前。一些民营电视剧制作企业素质和水平都不高，商业化动机过强，从而造成电视剧市场供大于求，质量差的电视剧很难找到出路。

投资电视剧的门槛之低是众所周知的。据透露，一般20集左右的电视剧其拍摄成本超不过千万元，室内情景剧两百万就可以搞定。而且，投资电视剧一不需要购置固定资产，二不需要养专业队伍，只要找个好剧本，拉几个大牌演员，随便一个剧组就能拍出来，卖给电视台就可以领到钱。因此，投资电视剧的目的一个比一个明确：或是拿出部分宣传费用把企业的经历拍个电视剧权当投了广告，或是抱着赌徒的心理有枣没枣先搂两竿子再说，还有的干脆就是为了捧红某个演员。其中有些投资商以前从未涉足影视制作，仅凭对影视圈的好奇就投资拍摄，电视剧开机后，片方根本没有经验，制作与投资管理失衡，停拍意味着未完成制作就无法收回前期成本，继续拍摄，就可能要投入更多资金，常有影视制作公司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以致投资资金不少，电视剧拍摄质量极差，最终无法被电视台购买。[8]

因此，投资者应该摆正投资心态，不能急功近利，压缩成本、压缩制作周期，一味的迎合大众的低级趣味，最终损害的将是自身的利益。

（五）建立切实可行的“新人推出机制”，引进专家提供咨询

在很多公司看来，制作成本居高不下而且节节攀升，原因在于演员片酬的飞涨。现在，相对一部电视剧的总投资金额，演员片酬比例都接近50%左右。

《康定情歌》总投资2000万元左右，其中唐国强、胡军等6大演员的片酬就超过总投资的一半。与演员高报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编剧成本却被压得很低，一般剧本每集价格在1万元到1.5万元左右。由此形成严重的“脑体倒挂”，导致电视剧内容和情节缺乏市场竞争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生产成本，增加了电视剧投资的风险。[9]

因此，电视剧制作单位可以大胆启用新人，以打破明星的垄断，从而降低成本、降低投资风险。我国的推新机制尚不完善，特别是在演员签约、演艺商业化等过程中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从而造成演员经济机制脆弱而动荡，既不利于明星的挖掘，也不利于电视剧市场的扩展。[11]

针对审片机制带来的风险，投资方完全可以先发制人。即在送审之初邀请相关专家进行预审，提供相关的指导。这样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监管部门的审片机制带来的风险。

（六）电视台等播出机构应尽快完善电视剧购买机制和流程

首先，应该变个人决策为集体决策，除台内组成一个审评小组外，还应外聘专家和观众代表、客户代表组成类似于“陪审团”的组织，召开电视剧购买的“听证会”，同时通过当地的电视报和网络征集更广泛的观众投票，综合得分高的、代表民意的自然是值得购买的。[12]事后还规避可通过对收视率和广告收入的调查来检验和论证结果，总结经验。尤其是黄金时段甚至整个电视台70％以上的电视剧购买决策都应该通过这种方式产生，可以有效地避免暗箱操作。[13]虽然这样会伤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但追求收视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是各电视台最重要的目标，因此购买和播出优质的电视剧佳作也是大势所趋。这样，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投资方的风险。

（七）投资方和制作方要形成一套成熟的运作体系

首先，可以把商业计划和投资分析的成熟方法借鉴到电视剧投资、制作当中来。当然，这既需要有一班懂投资、市场、财务、法律的商业人才，又要有熟悉电视剧市场和整个生产、销售流程的专业人才，互相配合才能做出有效的分析报告。关键是要有既懂商业又懂专业的领军人物，这个人应该是制片人。在一套完善的分析体系下，有些市场风向是可以预测和前瞻的，譬如当下热播的《五月槐花香》、《人生几度秋凉》等“古玩戏”正是迎合了“盛世收藏”这一热点，与电视台各类收藏类节目受到追捧是同样的道理，这种“点”是完全可以分析预测出来的。[14]

其次，是投资电视剧要抓住作品的“源头”，也就是剧本，剧本再往前追溯就是要抓好的故事。其实大凡博得好评的影视作品基本上都源自优秀的小说，小说家讲故事的能力显然更强，深度也非一般的编剧所能达到的，但不是所有的好故事都能成为好的剧作，编剧更擅长把故事写得符合戏剧的要求。小说家刘震云组建的公司（《天下无贼》的合拍公司之一）就从小说源头抓起，预见性地签下了一批优秀小说的影视改编权，还签约了一批专业编剧，从源头上夯实了电视剧创作的根本。刘震云与制作方（譬如冯小刚）及投资方（如华谊兄弟等）的成功合作为我们做出了榜样。[15]

再次，是要抓住人这个决定性的因素。文艺作品的生产对人的依赖性远比其他行业更强。有了好的故事、好的剧本、充足的资金保障和完善的运营体系，人就是决定电视剧成败的关键因素，主要是制片人，其次是导演。有了好的制片人，就能够找到最适合的导演和演员，也能够有效地控制整个拍摄制作过程。制片人还应具备电视剧综合运营能力，出色地完成电视剧的多次销售（向电视台出售播映权、向音像公司出售音像版权、向海外出售播映权、出售随片广告等），直至最终取得成功。[16]

结语

在电视仍是大众媒体中强势主体的今天，电视剧仍会是老百姓最主要的娱乐消遣产品。但随着竞争日趋激烈，投资方需清醒、谨慎，不要被市场的表面繁荣冲昏了头脑。繁荣的背后，其实还存在很多漩涡和陷阱。还存在着诸多的投资风险。完善自身的投资体系与流程，增强抗风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是当务之急，这是很多大的电视剧制作机构没有做到的。只有投资人更加科学和清醒地进行投资、运作，才能赚钱，也才会有更大的热情和吸引更多的投资人来加入，促进电视剧市场的整体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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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6中国广播影视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5-37.

[3]凌昊莹.媒介经营管理[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2005:38-39.

[4]张华.电视剧的投资与营销[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体育大学出版社,2001：35-42.

[5]赵民.当代广播电视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23-125.

[6]杨婷.电视剧制作成本控制浅析[J].消费导刊,2006(11)．

[7]秦勇.转型时期中国电视剧的投融资风险[J].河南社会科学,2006(2)．

[8]陆晔.电视剧营销的困境与趋势[J].视听界,2005(4).

[9]刘江华.投入回报比：1比10，能赚钱的电视剧不足两成[N].北京青年报,2002-11-11.

[10]吴信训,李海林等.现代传媒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1]徐馨.电视剧市场为何欠规范[N].人民日报,2003-6-12.

[12]JohnSinclair.MediaCultureandSociety[M].NeitherWestnorThirdWorld:TheMexicanTelevisionIndustrywithintheNWICODebate,2005：45-49.

[13]MediaMorphisis.MediaCenterConference[M].Londan.NewportBeach，2004：25-43.

[14]苗棣.美国电视剧[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67-89.

[15]潘鸿业.电视剧发行与市场开拓[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