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范文10篇

文字狱范文篇1

一、中国历史上的黑暗一页

翻开中国历史巨册，关于文字狱的记载不绝于书。见诸于史书记载最早的文字狱，是发生在公元前548年（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国权臣崔杼杀史官的事件。是年，身为齐相的崔杼因私怨杀了国君齐庄王光，正直的史官如实记载了这件事，不料招来杀身之祸。《左传》记载道：“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那位令人敬佩的史官和他的弟弟不畏权臣的淫威，本着史家秉笔直书的良知，如实记载崔杼弑君的丑行，终因“直书”而丢了性命，成为这场由“记史”引起的文字狱的殉难者。史官的另一位弟弟继承乃兄遗志，临危不惧，坚持直书，完成了任务，正义最终压倒了邪恶。他那视死如归的精神同样令人钦佩。然而，到了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君主集权的“大一统”时代，文字狱的当事者、牵连者们却没有那位齐国史官的另一兄弟幸运，遭受的结局往往十分悲惨。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制造了一起大规模的文字狱惨案，即对后来历史影响极为恶劣的“焚书坑儒”。公元前213年（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听到儒生发表的反对废封建、置郡县的言论非常不满，认为他们是一伙危险的势力，决定予以严厉惩处。秦始皇于当年下了“焚书”令，把《秦记》以外的史书，除博士官收藏之外的《诗》、《书》、百家语等书籍统统焚毁。次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秦始皇以“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把460多名儒生坑杀在秦都咸阳。秦始皇的长子扶苏看到这种作法的危害性，规劝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1]不料，乃父勃然大怒，在训斥一顿后，发派他出守上郡，不许留在京城。“焚书坑儒”事件是封建君主专制野蛮性的大暴露，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场浩劫。秦以后，文字狱伴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强化而日益蔓延，诸如东汉末曹操杀崔琰、孔融，崔浩编修北魏史书《国记》而五族被夷，北宋迫害苏轼的乌台诗案等，都是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前期文字狱的典型案例。而到封建社会后期，尤其在明清时期，封建君主专制的集权程度达到顶峰造极，而文字狱之风也愈演愈烈。

明朝初年是文字狱发生非常密集的年代。正如顾頡刚所说：“明代三百年，文献犹存，文字狱祸尚有可以考见者乎？曰：有之，然其严酷莫甚于明初。”[2]明太祖朱元璋罗织文网，百般挑剔，对触文网者动辄即兴大狱，甚至采取瓜蔓抄的株连方式，把与当事者有关的人一网打尽，大大加强了惩处力度。清代文字狱，顺治朝首开其端，中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时百余年。清朝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统治地位不遗余力地镇压反抗势力，制造文字狱同样变本加厉。因此，清代文字狱在多发性、残酷性等方面，都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正如论者所说：“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里，文字狱屡见不鲜，而清朝的文字狱，次数之频繁、株连之广泛、处罚之残酷，超过以往的朝代。”[3]据学者统计：从1648年（顺治五年）到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的140年间，顺、康、雍、乾四朝共发生各类文字狱多达82起[4]，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其中顺治朝2次、康熙朝2次、雍正朝4次、乾隆朝74次。而且各朝次数递相增加，日趋迅猛，至乾隆朝达到高潮。乾隆朝（截止到乾隆五十三年）兴发的文字狱平均每年发生竟达1.39次之多，发生频率如此之高，这在历史上非常罕见。清代文字狱所打击的主要是官民中的反清民族思想、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以及与党争有关的事件人物。除了少数案件事出有因外，绝大多数都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纯属冤假错案。往往每兴一狱，一人获罪，九族株连，斩杀流配，惨不忍睹。诸如庄廷珑《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查嗣庭试题案、吕留良文选案、谢济世注大学案、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伪孙嘉淦奏稿案等，都是影响较大、牵扯人数众多的要。正如论者所说：“清初文字之祸，至严极酷。其最著名，如戴名世之《南山集》、庄廷珑之《明史》，展转罗织，被祸之数百人，妻子聚歼，家产籍没，至今谈者，犹觉惊心骇魄焉。其余因一二字之忌讳，遽至身亡家破者，多至不可胜记。”[5]

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通常出现在社会发展出现重要转折的时期，尤其在新王朝建立之初，如上文提到的秦初、明初、清初等时期。在斯时，社会经过改朝换代的变动后尚未稳定下来，新王朝的政治权威还不巩固，各种反抗势力还有一定的力量，他们的要求和主张在思想学术领域中还很活跃，对统治者的地位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新王朝的统治者便把制造文字狱当成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以此杀一儆百，打击异己，控制舆论。当然，在封建王朝的中后期也曾发生过文字狱，但其蔓延势头毕竟稍逊一筹。历代文字狱集中地反映了封建专制的黑暗与野蛮，写下了中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

二、文字狱祸患之透视

文字狱的发生不仅使当事者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遭受灭顶之灾，而且对思想文化造成严重破坏，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概要言之，文字狱的祸患及其恶劣影响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禁锢思想、扭曲文化、闭塞社会。

1、禁锢思想

综观各代文字狱，其制造者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打击思想异端、压制不同意见。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为例，淳于越等一般儒生规劝秦始皇“师古”、“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都是从巩固秦朝统治的立场出发的，所述意见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只不过强调了借鉴历史传统的重要性，但秦始皇则以强硬手段予以镇压，打击士人，禁锢思想，结果却适得其反，为其垮台埋下了祸根。贾谊一针见血地指出：“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6]清代的文字狱有许多都是针对反满民族意识及各种反抗意识而兴发的。如发生在1663年的庄廷珑《明史》狱，其时，庄廷珑已死，仍被剖棺戮尸。庄氏家属及为书作序、校阅、刻字、印刷、买书、读书者，并有关地方官吏，被处死者70余人，遣戍远方的达数百人之多。清政府如此严厉地惩办此狱，是由于庄廷珑在所购明末学者朱国桢所著《明史》中补写了明末崇祯朝、南明史事，其中多有不满清朝的文字。戴名士《南山集》狱也是因为戴氏在其著《南山集》中语涉南明事，用南明诸帝年号，触犯时忌。吕留良狱则是为打击民族思想而发。湖南人曾静令其徒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策划反清，但被岳告发入狱。经审讯，查出曾静谋反是由于读了吕留良的书所致。吕留良是明末清初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他的著述极力申明华夷之辨重于君臣大义，包含着强烈的民族意识。统治者认为吕氏之书容易诱发人民的反抗思想。于是，雍正便借机销毁吕留良的著作，严厉打击他的子孙、门徒以及有关势力。已死去多年的吕留良和他的长子吕葆中被剖棺戮尸。吕的弟子严鸿逵死狱中，戮尸枭示。吕留良之子吕毅中和另一弟子沈在宽斩首。吕的私淑弟子，刊刻、贩卖、私藏吕留良书籍者，或杀头，或充军。吕、严、沈三族妇女幼丁罚为功臣为奴，大有不斩尽杀绝不罢休之势。

封建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不仅对当事者惩处严厉，而且制造冤狱的手段格外刁钻刻薄。朱元璋既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开国君主，但也是一个猜忌心很重的人。因他早年当过和尚，造反起家，所以对这段往事讳莫如深，十分敏感。杭州教授徐一夔撰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杀之。”[7][7]有许多文臣因在书表中不慎使用了犯忌讳的词语，诸如“则”（音嫌于“贼”）、“生知”（嫌于“僧智”）、“帝扉”（嫌于“帝非”）、“有道”（嫌于“有盗”）、“式君父”（嫌于“弑君父”）、“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等言辞，都会被曲解为“大不敬”之罪言而罹大祸。朱元璋对官员百姓如此苛刻，对出家僧人也不毫宽容，曾兴“寺僧诗狱”予以约束。经管他早年还与寺庙有过一段佛缘。据郎瑛《七修类稿》记载：朱元璋私游一寺，见壁间有题布袋佛诗写道：“大千世界活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何妨！”诗句有讽喻时政严酷之意，触犯时忌，朱元璋下令“尽诛寺僧”。在清代，统治者对“明”、“清”等字极为敏感。文人赋诗作文稍有犯忌，就会招来不测之祸。胡中藻《坚磨生诗钞》内有“一把心肠论浊清”；方芬《涛浣亭诗集》中有“问谁壮志足澄清”；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李驎《虬峰集》有“翘首待重明”等，其中的敏感文字都被曲解为有怀念明朝，不满清朝之意，成为兴狱的缘由，作者亦因言获罪。这样一来，读书人无不人人提心吊胆，避祸自保，无人敢言社会问题，直接导致思想领域的僵化沉寂。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清初文字之狱，绵亘顺康雍乾四朝。……四朝之法禁既严，一代之文人胆殒。人咸说四库馆开，为昌明文运，又孰知顺治季年以来，文人固战战兢兢，无日不在恐怖之中也。”[8]直到在嘉道年间，尽管文字狱高潮已经过去多年，但是，它所造成阴森可怖的阴影依然在读书人心头挥之不去。致使龚自珍发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粮谋”、“万马齐喑究可哀”的长叹。

2、扭曲文化

文字狱的兴发对于历史文化来说完全是毁灭性的浩劫，不仅使许多珍贵的书籍、作品遭到禁毁，戕害无数文化精英，而且使思想文化严重地被扭曲，出现畸形发展的后果。秦始皇“焚书坑儒”销毁了民间大量除法家著作以外的古书，压抑了包括儒学在内的各个学派，使秦朝文化出现“以吏为师”的萧条局面。清朝的文字狱动辄大事株连，兴一狱往往牵连成百上千之人。上文提到的庄廷珑案、吕留良案都株连了数百人。乾隆朝的“伪孙家淦奏稿”案，仅在一年半之中，缉捕人数超过千人，因查办不力而受到申斥、降级以至革职拿办的封疆大吏多达十几人。随着文字狱的兴发，大量书籍遭到禁毁，不少珍贵文献由此失传，成为文化史上的永恒遗憾。文字狱给知识分子的精神、心理造成极大的创伤。为了躲避“文祸”，他们不得不对现实采取逃避的态度，对社会现实不闻不问，对国家前途命运漠不关心，把治学的兴趣移向远离社会现实的学术领域，从故纸堆中寻求精神寄托。考据学在清代中期兴起，并能风靡一时，成为显学，与文字狱造成的政治高压密切相关。梁启超就把清代文字狱视为考据学兴起的政治原因，指出：

文字狱在康熙朝尚不甚严厉，而“到雍正、乾隆两朝却不同了。雍正是个极猜忌

刻薄的人，而又十分雄鸷。他的地位本从阴谋攘夺而来，不得不立威以自固，屠杀兄

弟，诛戮大臣，四处密派侦探，闹得人人战栗。不但待官吏如此，其对于士大夫社会，

也极威吓操纵之能事。汪景祺、查嗣庭、吕留良之狱，都是雍正帝匠心独运罗织出来。……

他著成《大义觉迷录》以后，跟着把吕留良剖棺戮尸，全家杀尽，著作也都毁版。像

这样子，那里算得讨论学问，简直是欧洲中世纪教皇的牌子。在这种主权者之下，学

者的思想自由，是剥夺净尽了。他在位仅十三年，影响原可以不至甚大，无奈他的儿

子乾隆帝，也不是好惹的人。他学问又在乃祖乃父之下，却偏要‘附庸风雅’，恃强争

胜。他禁书令，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继续烧书二十四回，烧去的书一万三

千八百六十二部。直到乾隆五十三年，还有严谕。他一面说提倡文化，一面又抄袭秦

始皇的蓝本。所谓‘黄金时代’的乾隆六十年，思想界如何的不自由，也可想而知了。

凡当主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力，只有全部用去注释古典。欧

洲罗马教皇权力最盛时，就是这种现象。我国雍乾间也是一个例证。”[9]

清代考据学发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学术的繁荣，而是在文字狱高压下出现的一种文化扭曲现象。

3、闭塞社会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它的后期，即明清时期出现了封闭的状态，尤其在清代康熙、雍正两朝陆续实行闭关政策后，更加强化了社会的封闭性。邓小平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10]中国社会出现的这种封闭状态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既有政治、经济上的原因，又有文化上的原因，不能简单而论。就文化方面而言，封建统治者大肆推行惨烈的文字狱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清代文字狱的兴发从顺治到乾隆愈演愈烈，呈直线上升趋势，而在政治上君主专制的集中程度也越来越高。明朝初年，朱元璋废丞相，分相权于六部，加强了中央集权。后于六部之上置内阁，设大学士若干名，地位相当于过去的丞相，但其权威性和所掌权力已不能与过去的首相相比。清代初年随着皇权不断集中，内阁被进一步架空。雍正时，清政府设立军机处，作为皇帝处理全国军政要务的常设机构。但军机处除奉命办事外，自己不作任何决定，也无权对外发出任何指示，一切大权都集中在皇帝手中。皇帝通过军机处完全掌握了军国大权，实现了“乾纲独断”的绝对君权。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闭塞程度与文字狱的蔓延也成正比例关系，即从顺治至乾隆，文字狱日益变本加厉，中国社会也越来越封闭。顺治时，清政府曾颁发海禁令，康熙时一度下令开放海禁，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为通商口岸。雍正初年，清政府下令禁教，并没收天主教在各省的教产，严格限制对外交往。到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廷关闭漳州、宁波、云台山三处商口，只留广州一处接待外商。至此，清朝闭关政策最后完成。而在此时前一年，即1756年，发生了两起文字狱：朱思藻吊时案与陈安兆著书案。此后的1759年有沈大章密造逆书案，而在1761年则发生了5起大狱。清廷关闭三口与兴文字狱从表面看似乎没有直接联系，但它们却是在同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都适应了封建政治的需要，二者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是不能否认的。封建专制必然要导致社会封闭的后果，社会封闭又会助长封建专制的恶性膨胀，而这一切恰恰为文字狱的发生培育了最好的土壤。政治专制，社会闭塞，以及因文字狱肆虐而导致的文化扭曲，构成阻滞中国社会发展、科学文化进步的严重障碍，拉大了中国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正如有的学者所说：

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知识分子冲决了教会的桎梏，纷纷探索新问题，各种新思想、

新学术骤然兴起，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崭新局面，自然科学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而我国清代的考证学派尽管对古典科学著作的整理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它是由于

封建专制文化政策造成的，知识分子的注意力被引入对于古籍的整理，对于新事物的

探索，或缺乏勇气，或不感兴趣，因而花费的心血虽令人赞叹，但却是造成学术文化

以至科学与欧洲相比越来越落后的原因之一。[11]

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国家，一再遭受列强的侵略掠夺，如果追寻它的原因恐怕不能说与此无关。

文字狱是孳生在中国传统文化肌体上的一颗有害的“毒瘤”，它为后人提供的警示与教训是决不能忘记的。

[1]《史记·秦始皇本纪》。

[2]顾頡刚：《明代文字狱祸考略》，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上），第84页。

[3]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3页。

[4]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中，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下），第187——192页。

[5]涵秋：《娱萱室随笔》，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下），第172页。

[6]《史记·秦始皇本纪》。

[7]黄溥：《闲中今古录》，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上），第87页。

[8]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57页。

[9][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

文字狱范文篇2

翻开中国历史巨册，关于文字狱的记载不绝于书。见诸于史书记载最早的文字狱，是发生在公元前548年（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国权臣崔杼杀史官的事件。是年，身为齐相的崔杼因私怨杀了国君齐庄王光，正直的史官如实记载了这件事，不料招来杀身之祸。《左传》记载道：“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那位令人敬佩的史官和他的弟弟不畏权臣的淫威，本着史家秉笔直书的良知，如实记载崔杼弑君的丑行，终因“直书”而丢了性命，成为这场由“记史”引起的文字狱的殉难者。史官的另一位弟弟继承乃兄遗志，临危不惧，坚持直书，完成了任务，正义最终压倒了邪恶。他那视死如归的精神同样令人钦佩。然而，到了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君主集权的“大一统”时代，文字狱的当事者、牵连者们却没有那位齐国史官的另一兄弟幸运，遭受的结局往往十分悲惨。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制造了一起大规模的文字狱惨案，即对后来历史影响极为恶劣的“焚书坑儒”。公元前213年（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听到儒生发表的反对废封建、置郡县的言论非常不满，认为他们是一伙危险的势力，决定予以严厉惩处。秦始皇于当年下了“焚书”令，把《秦记》以外的史书，除博士官收藏之外的《诗》、《书》、百家语等书籍统统焚毁。次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秦始皇以“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把460多名儒生坑杀在秦都咸阳。秦始皇的长子扶苏看到这种作法的危害性，规劝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1]不料，乃父勃然大怒，在训斥一顿后，发派他出守上郡，不许留在京城。“焚书坑儒”事件是封建君主专制野蛮性的大暴露，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场浩劫。秦以后，文字狱伴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强化而日益蔓延，诸如东汉末曹操杀崔琰、孔融，崔浩编修北魏史书《国记》而五族被夷，北宋迫害苏轼的乌台诗案等，都是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前期文字狱的典型案例。而到封建社会后期，尤其在明清时期，封建君主专制的集权程度达到顶峰造极，而文字狱之风也愈演愈烈。

明朝初年是文字狱发生非常密集的年代。正如顾頡刚所说：“明代三百年，文献犹存，文字狱祸尚有可以考见者乎？曰：有之，然其严酷莫甚于明初。”[2]明太祖朱元璋罗织文网，百般挑剔，对触文网者动辄即兴大狱，甚至采取瓜蔓抄的株连方式，把与当事者有关的人一网打尽，大大加强了惩处力度。清代文字狱，顺治朝首开其端，中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时百余年。清朝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统治地位不遗余力地镇压反抗势力，制造文字狱同样变本加厉。因此，清代文字狱在多发性、残酷性等方面，都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正如论者所说：“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里，文字狱屡见不鲜，而清朝的文字狱，次数之频繁、株连之广泛、处罚之残酷，超过以往的朝代。”[3]据学者统计：从1648年（顺治五年）到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的140年间，顺、康、雍、乾四朝共发生各类文字狱多达82起[4]，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其中顺治朝2次、康熙朝2次、雍正朝4次、乾隆朝74次。而且各朝次数递相增加，日趋迅猛，至乾隆朝达到高潮。乾隆朝（截止到乾隆五十三年）兴发的文字狱平均每年发生竟达1.39次之多，发生频率如此之高，这在历史上非常罕见。清代文字狱所打击的主要是官民中的反清民族思想、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以及与党争有关的事件人物。除了少数案件事出有因外，绝大多数都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纯属冤假错案。往往每兴一狱，一人获罪，九族株连，斩杀流配，惨不忍睹。诸如庄廷珑《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查嗣庭试题案、吕留良文选案、谢济世注大学案、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伪孙嘉淦奏稿案等，都是影响较大、牵扯人数众多的要。正如论者所说：“清初文字之祸，至严极酷。其最著名，如戴名世之《南山集》、庄廷珑之《明史》，展转罗织，被祸之数百人，妻子聚歼，家产籍没，至今谈者，犹觉惊心骇魄焉。其余因一二字之忌讳，遽至身亡家破者，多至不可胜记。”[5]

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通常出现在社会发展出现重要转折的时期，尤其在新王朝建立之初，如上文提到的秦初、明初、清初等时期。在斯时，社会经过改朝换代的变动后尚未稳定下来，新王朝的政治权威还不巩固，各种反抗势力还有一定的力量，他们的要求和主张在思想学术领域中还很活跃，对统治者的地位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新王朝的统治者便把制造文字狱当成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以此杀一儆百，打击异己，控制舆论。当然，在封建王朝的中后期也曾发生过文字狱，但其蔓延势头毕竟稍逊一筹。历代文字狱集中地反映了封建专制的黑暗与野蛮，写下了中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

二、文字狱祸患之透视

文字狱的发生不仅使当事者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遭受灭顶之灾，而且对思想文化造成严重破坏，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概要言之，文字狱的祸患及其恶劣影响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禁锢思想、扭曲文化、闭塞社会。

1、禁锢思想

综观各代文字狱，其制造者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打击思想异端、压制不同意见。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为例，淳于越等一般儒生规劝秦始皇“师古”、“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都是从巩固秦朝统治的立场出发的，所述意见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只不过强调了借鉴历史传统的重要性，但秦始皇则以强硬手段予以镇压，打击士人，禁锢思想，结果却适得其反，为其垮台埋下了祸根。贾谊一针见血地指出：“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6]清代的文字狱有许多都是针对反满民族意识及各种反抗意识而兴发的。如发生在1663年的庄廷珑《明史》狱，其时，庄廷珑已死，仍被剖棺戮尸。庄氏家属及为书作序、校阅、刻字、印刷、买书、读书者，并有关地方官吏，被处死者70余人，遣戍远方的达数百人之多。清政府如此严厉地惩办此狱，是由于庄廷珑在所购明末学者朱国桢所著《明史》中补写了明末崇祯朝、南明史事，其中多有不满清朝的文字。戴名士《南山集》狱也是因为戴氏在其著《南山集》中语涉南明事，用南明诸帝年号，触犯时忌。吕留良狱则是为打击民族思想而发。湖南人曾静令其徒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策划反清，但被岳告发入狱。经审讯，查出曾静谋反是由于读了吕留良的书所致。吕留良是明末清初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他的著述极力申明华夷之辨重于君臣大义，包含着强烈的民族意识。统治者认为吕氏之书容易诱发人民的反抗思想。于是，雍正便借机销毁吕留良的著作，严厉打击他的子孙、门徒以及有关势力。已死去多年的吕留良和他的长子吕葆中被剖棺戮尸。吕的弟子严鸿逵死狱中，戮尸枭示。吕留良之子吕毅中和另一弟子沈在宽斩首。吕的私淑弟子，刊刻、贩卖、私藏吕留良书籍者，或杀头，或充军。吕、严、沈三族妇女幼丁罚为功臣为奴，大有不斩尽杀绝不罢休之势。

封建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不仅对当事者惩处严厉，而且制造冤狱的手段格外刁钻刻薄。朱元璋既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开国君主，但也是一个猜忌心很重的人。因他早年当过和尚，造反起家，所以对这段往事讳莫如深，十分敏感。杭州教授徐一夔撰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杀之。”[7][7]有许多文臣因在书表中不慎使用了犯忌讳的词语，诸如“则”（音嫌于“贼”）、“生知”（嫌于“僧智”）、“帝扉”（嫌于“帝非”）、“有道”（嫌于“有盗”）、“式君父”（嫌于“弑君父”）、“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等言辞，都会被曲解为“大不敬”之罪言而罹大祸。朱元璋对官员百姓如此苛刻，对出家僧人也不毫宽容，曾兴“寺僧诗狱”予以约束。经管他早年还与寺庙有过一段佛缘。据郎瑛《七修类稿》记载：朱元璋私游一寺，见壁间有题布袋佛诗写道：“大千世界活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何妨！”诗句有讽喻时政严酷之意，触犯时忌，朱元璋下令“尽诛寺僧”。在清代，统治者对“明”、“清”等字极为敏感。文人赋诗作文稍有犯忌，就会招来不测之祸。胡中藻《坚磨生诗钞》内有“一把心肠论浊清”；方芬《涛浣亭诗集》中有“问谁壮志足澄清”；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李驎《虬峰集》有“翘首待重明”等，其中的敏感文字都被曲解为有怀念明朝，不满清朝之意，成为兴狱的缘由，作者亦因言获罪。这样一来，读书人无不人人提心吊胆，避祸自保，无人敢言社会问题，直接导致思想领域的僵化沉寂。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清初文字之狱，绵亘顺康雍乾四朝。……四朝之法禁既严，一代之文人胆殒。人咸说四库馆开，为昌明文运，又孰知顺治季年以来，文人固战战兢兢，无日不在恐怖之中也。”[8]直到在嘉道年间，尽管文字狱高潮已经过去多年，但是，它所造成阴森可怖的阴影依然在读书人心头挥之不去。致使龚自珍发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粮谋”、“万马齐喑究可哀”的长叹。

2、扭曲文化

文字狱的兴发对于历史文化来说完全是毁灭性的浩劫，不仅使许多珍贵的书籍、作品遭到禁毁，戕害无数文化精英，而且使思想文化严重地被扭曲，出现畸形发展的后果。秦始皇“焚书坑儒”销毁了民间大量除法家著作以外的古书，压抑了包括儒学在内的各个学派，使秦朝文化出现“以吏为师”的萧条局面。清朝的文字狱动辄大事株连，兴一狱往往牵连成百上千之人。上文提到的庄廷珑案、吕留良案都株连了数百人。乾隆朝的“伪孙家淦奏稿”案，仅在一年半之中，缉捕人数超过千人，因查办不力而受到申斥、降级以至革职拿办的封疆大吏多达十几人。随着文字狱的兴发，大量书籍遭到禁毁，不少珍贵文献由此失传，成为文化史上的永恒遗憾。文字狱给知识分子的精神、心理造成极大的创伤。为了躲避“文祸”，他们不得不对现实采取逃避的态度，对社会现实不闻不问，对国家前途命运漠不关心，把治学的兴趣移向远离社会现实的学术领域，从故纸堆中寻求精神寄托。考据学在清代中期兴起，并能风靡一时，成为显学，与文字狱造成的政治高压密切相关。梁启超就把清代文字狱视为考据学兴起的政治原因，指出：

文字狱在康熙朝尚不甚严厉，而“到雍正、乾隆两朝却不同了。雍正是个极猜忌

刻薄的人，而又十分雄鸷。他的地位本从阴谋攘夺而来，不得不立威以自固，屠杀兄

弟，诛戮大臣，四处密派侦探，闹得人人战栗。不但待官吏如此，其对于士大夫社会，

也极威吓操纵之能事。汪景祺、查嗣庭、吕留良之狱，都是雍正帝匠心独运罗织出来。……

他著成《大义觉迷录》以后，跟着把吕留良剖棺戮尸，全家杀尽，著作也都毁版。像

这样子，那里算得讨论学问，简直是欧洲中世纪教皇的牌子。在这种主权者之下，学

者的思想自由，是剥夺净尽了。他在位仅十三年，影响原可以不至甚大，无奈他的儿

子乾隆帝，也不是好惹的人。他学问又在乃祖乃父之下，却偏要‘附庸风雅’，恃强争

胜。他禁书令，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继续烧书二十四回，烧去的书一万三

千八百六十二部。直到乾隆五十三年，还有严谕。他一面说提倡文化，一面又抄袭秦

始皇的蓝本。所谓‘黄金时代’的乾隆六十年，思想界如何的不自由，也可想而知了。

凡当主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力，只有全部用去注释古典。欧

洲罗马教皇权力最盛时，就是这种现象。我国雍乾间也是一个例证。”[9]

清代考据学发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学术的繁荣，而是在文字狱高压下出现的一种文化扭曲现象。

3、闭塞社会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它的后期，即明清时期出现了封闭的状态，尤其在清代康熙、雍正两朝陆续实行闭关政策后，更加强化了社会的封闭性。邓小平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10]中国社会出现的这种封闭状态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既有政治、经济上的原因，又有文化上的原因，不能简单而论。就文化方面而言，封建统治者大肆推行惨烈的文字狱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清代文字狱的兴发从顺治到乾隆愈演愈烈，呈直线上升趋势，而在政治上君主专制的集中程度也越来越高。明朝初年，朱元璋废丞相，分相权于六部，加强了中央集权。后于六部之上置内阁，设大学士若干名，地位相当于过去的丞相，但其权威性和所掌权力已不能与过去的首相相比。清代初年随着皇权不断集中，内阁被进一步架空。雍正时，清政府设立军机处，作为皇帝处理全国军政要务的常设机构。但军机处除奉命办事外，自己不作任何决定，也无权对外发出任何指示，一切大权都集中在皇帝手中。皇帝通过军机处完全掌握了军国大权，实现了“乾纲独断”的绝对君权。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闭塞程度与文字狱的蔓延也成正比例关系，即从顺治至乾隆，文字狱日益变本加厉，中国社会也越来越封闭。顺治时，清政府曾颁发海禁令，康熙时一度下令开放海禁，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为通商口岸。雍正初年，清政府下令禁教，并没收天主教在各省的教产，严格限制对外交往。到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廷关闭漳州、宁波、云台山三处商口，只留广州一处接待外商。至此，清朝闭关政策最后完成。而在此时前一年，即1756年，发生了两起文字狱：朱思藻吊时案与陈安兆著书案。此后的1759年有沈大章密造逆书案，而在1761年则发生了5起大狱。清廷关闭三口与兴文字狱从表面看似乎没有直接联系，但它们却是在同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都适应了封建政治的需要，二者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是不能否认的。封建专制必然要导致社会封闭的后果，社会封闭又会助长封建专制的恶性膨胀，而这一切恰恰为文字狱的发生培育了最好的土壤。政治专制，社会闭塞，以及因文字狱肆虐而导致的文化扭曲，构成阻滞中国社会发展、科学文化进步的严重障碍，拉大了中国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正如有的学者所说：

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知识分子冲决了教会的桎梏，纷纷探索新问题，各种新思想、

新学术骤然兴起，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崭新局面，自然科学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而我国清代的考证学派尽管对古典科学著作的整理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它是由于

封建专制文化政策造成的，知识分子的注意力被引入对于古籍的整理，对于新事物的

探索，或缺乏勇气，或不感兴趣，因而花费的心血虽令人赞叹，但却是造成学术文化

以至科学与欧洲相比越来越落后的原因之一。[11]

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国家，一再遭受列强的侵略掠夺，如果追寻它的原因恐怕不能说与此无关。

文字狱是孳生在中国传统文化肌体上的一颗有害的“毒瘤”，它为后人提供的警示与教训是决不能忘记的。

[1]《史记·秦始皇本纪》。

[2]顾頡刚：《明代文字狱祸考略》，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上），第84页。

[3]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3页。

[4]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中，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下），第187——192页。

[5]涵秋：《娱萱室随笔》，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下），第172页。

[6]《史记·秦始皇本纪》。

[7]黄溥：《闲中今古录》，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上），第87页。

[8]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57页。

[9][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

文字狱范文篇3

一、中国历史上的黑暗一页

翻开中国历史巨册，关于文字狱的记载不绝于书。见诸于史书记载最早的文字狱，是发生在公元前548年（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国权臣崔杼杀史官的事件。是年，身为齐相的崔杼因私怨杀了国君齐庄王光，正直的史官如实记载了这件事，不料招来杀身之祸。《左传》记载道：“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那位令人敬佩的史官和他的弟弟不畏权臣的淫威，本着史家秉笔直书的良知，如实记载崔杼弑君的丑行，终因“直书”而丢了性命，成为这场由“记史”引起的文字狱的殉难者。史官的另一位弟弟继承乃兄遗志，临危不惧，坚持直书，完成了任务，正义最终压倒了邪恶。他那视死如归的精神同样令人钦佩。然而，到了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君主集权的“大一统”时代，文字狱的当事者、牵连者们却没有那位齐国史官的另一兄弟幸运，遭受的结局往往十分悲惨。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制造了一起大规模的文字狱惨案，即对后来历史影响极为恶劣的“焚书坑儒”。公元前213年（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听到儒生发表的反对废封建、置郡县的言论非常不满，认为他们是一伙危险的势力，决定予以严厉惩处。秦始皇于当年下了“焚书”令，把《秦记》以外的史书，除博士官收藏之外的《诗》、《书》、百家语等书籍统统焚毁。次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秦始皇以“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把460多名儒生坑杀在秦都咸阳。秦始皇的长子扶苏看到这种作法的危害性，规劝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1]不料，乃父勃然大怒，在训斥一顿后，发派他出守上郡，不许留在京城。“焚书坑儒”事件是封建君主专制野蛮性的大暴露，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场浩劫。秦以后，文字狱伴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强化而日益蔓延，诸如东汉末曹操杀崔琰、孔融，崔浩编修北魏史书《国记》而五族被夷，北宋迫害苏轼的乌台诗案等，都是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前期文字狱的典型案例。而到封建社会后期，尤其在明清时期，封建君主专制的集权程度达到顶峰造极，而文字狱之风也愈演愈烈。

明朝初年是文字狱发生非常密集的年代。正如顾頡刚所说：“明代三百年，文献犹存，文字狱祸尚有可以考见者乎？曰：有之，然其严酷莫甚于明初。”[2]明太祖朱元璋罗织文网，百般挑剔，对触文网者动辄即兴大狱，甚至采取瓜蔓抄的株连方式，把与当事者有关的人一网打尽，大大加强了惩处力度。清代文字狱，顺治朝首开其端，中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时百余年。清朝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统治地位不遗余力地镇压反抗势力，制造文字狱同样变本加厉。因此，清代文字狱在多发性、残酷性等方面，都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正如论者所说：“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里，文字狱屡见不鲜，而清朝的文字狱，次数之频繁、株连之广泛、处罚之残酷，超过以往的朝代。”[3]据学者统计：从1648年（顺治五年）到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的140年间，顺、康、雍、乾四朝共发生各类文字狱多达82起[4]，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其中顺治朝2次、康熙朝2次、雍正朝4次、乾隆朝74次。而且各朝次数递相增加，日趋迅猛，至乾隆朝达到高潮。乾隆朝（截止到乾隆五十三年）兴发的文字狱平均每年发生竟达1.39次之多，发生频率如此之高，这在历史上非常罕见。清代文字狱所打击的主要是官民中的反清民族思想、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以及与党争有关的事件人物。除了少数案件事出有因外，绝大多数都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纯属冤假错案。往往每兴一狱，一人获罪，九族株连，斩杀流配，惨不忍睹。诸如庄廷珑《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查嗣庭试题案、吕留良文选案、谢济世注大学案、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伪孙嘉淦奏稿案等，都是影响较大、牵扯人数众多的要。正如论者所说：“清初文字之祸，至严极酷。其最著名，如戴名世之《南山集》、庄廷珑之《明史》，展转罗织，被祸之数百人，妻子聚歼，家产籍没，至今谈者，犹觉惊心骇魄焉。其余因一二字之忌讳，遽至身亡家破者，多至不可胜记。”[5]

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通常出现在社会发展出现重要转折的时期，尤其在新王朝建立之初，如上文提到的秦初、明初、清初等时期。在斯时，社会经过改朝换代的变动后尚未稳定下来，新王朝的政治权威还不巩固，各种反抗势力还有一定的力量，他们的要求和主张在思想学术领域中还很活跃，对统治者的地位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新王朝的统治者便把制造文字狱当成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以此杀一儆百，打击异己，控制舆论。当然，在封建王朝的中后期也曾发生过文字狱，但其蔓延势头毕竟稍逊一筹。历代文字狱集中地反映了封建专制的黑暗与野蛮，写下了中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

二、文字狱祸患之透视

文字狱的发生不仅使当事者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遭受灭顶之灾，而且对思想文化造成严重破坏，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概要言之，文字狱的祸患及其恶劣影响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禁锢思想、扭曲文化、闭塞社会。

1、禁锢思想

综观各代文字狱，其制造者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打击思想异端、压制不同意见。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为例，淳于越等一般儒生规劝秦始皇“师古”、“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都是从巩固秦朝统治的立场出发的，所述意见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只不过强调了借鉴历史传统的重要性，但秦始皇则以强硬手段予以镇压，打击士人，禁锢思想，结果却适得其反，为其垮台埋下了祸根。贾谊一针见血地指出：“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6]清代的文字狱有许多都是针对反满民族意识及各种反抗意识而兴发的。如发生在1663年的庄廷珑《明史》狱，其时，庄廷珑已死，仍被剖棺戮尸。庄氏家属及为书作序、校阅、刻字、印刷、买书、读书者，并有关地方官吏，被处死者70余人，遣戍远方的达数百人之多。清政府如此严厉地惩办此狱，是由于庄廷珑在所购明末学者朱国桢所著《明史》中补写了明末崇祯朝、南明史事，其中多有不满清朝的文字。戴名士《南山集》狱也是因为戴氏在其著《南山集》中语涉南明事，用南明诸帝年号，触犯时忌。吕留良狱则是为打击民族思想而发。湖南人曾静令其徒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策划反清，但被岳告发入狱。经审讯，查出曾静谋反是由于读了吕留良的书所致。吕留良是明末清初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他的著述极力申明华夷之辨重于君臣大义，包含着强烈的民族意识。统治者认为吕氏之书容易诱发人民的反抗思想。于是，雍正便借机销毁吕留良的著作，严厉打击他的子孙、门徒以及有关势力。已死去多年的吕留良和他的长子吕葆中被剖棺戮尸。吕的弟子严鸿逵死狱中，戮尸枭示。吕留良之子吕毅中和另一弟子沈在宽斩首。吕的私淑弟子，刊刻、贩卖、私藏吕留良书籍者，或杀头，或充军。吕、严、沈三族妇女幼丁罚为功臣为奴，大有不斩尽杀绝不罢休之势。

封建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不仅对当事者惩处严厉，而且制造冤狱的手段格外刁钻刻薄。朱元璋既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开国君主，但也是一个猜忌心很重的人。因他早年当过和尚，造反起家，所以对这段往事讳莫如深，十分敏感。杭州教授徐一夔撰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杀之。”[7][7]有许多文臣因在书表中不慎使用了犯忌讳的词语，诸如“则”（音嫌于“贼”）、“生知”（嫌于“僧智”）、“帝扉”（嫌于“帝非”）、“有道”（嫌于“有盗”）、“式君父”（嫌于“弑君父”）、“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等言辞，都会被曲解为“大不敬”之罪言而罹大祸。朱元璋对官员百姓如此苛刻，对出家僧人也不毫宽容，曾兴“寺僧诗狱”予以约束。经管他早年还与寺庙有过一段佛缘。据郎瑛《七修类稿》记载：朱元璋私游一寺，见壁间有题布袋佛诗写道：“大千世界活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何妨！”诗句有讽喻时政严酷之意，触犯时忌，朱元璋下令“尽诛寺僧”。在清代，统治者对“明”、“清”等字极为敏感。文人赋诗作文稍有犯忌，就会招来不测之祸。胡中藻《坚磨生诗钞》内有“一把心肠论浊清”；方芬《涛浣亭诗集》中有“问谁壮志足澄清”；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李驎《虬峰集》有“翘首待重明”等，其中的敏感文字都被曲解为有怀念明朝，不满清朝之意，成为兴狱的缘由，作者亦因言获罪。这样一来，读书人无不人人提心吊胆，避祸自保，无人敢言社会问题，直接导致思想领域的僵化沉寂。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清初文字之狱，绵亘顺康雍乾四朝。……四朝之法禁既严，一代之文人胆殒。人咸说四库馆开，为昌明文运，又孰知顺治季年以来，文人固战战兢兢，无日不在恐怖之中也。”[8]直到在嘉道年间，尽管文字狱高潮已经过去多年，但是，它所造成阴森可怖的阴影依然在读书人心头挥之不去。致使龚自珍发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粮谋”、“万马齐喑究可哀”的长叹。

2、扭曲文化

文字狱的兴发对于历史文化来说完全是毁灭性的浩劫，不仅使许多珍贵的书籍、作品遭到禁毁，戕害无数文化精英，而且使思想文化严重地被扭曲，出现畸形发展的后果。秦始皇“焚书坑儒”销毁了民间大量除法家著作以外的古书，压抑了包括儒学在内的各个学派，使秦朝文化出现“以吏为师”的萧条局面。清朝的文字狱动辄大事株连，兴一狱往往牵连成百上千之人。上文提到的庄廷珑案、吕留良案都株连了数百人。乾隆朝的“伪孙家淦奏稿”案，仅在一年半之中，缉捕人数超过千人，因查办不力而受到申斥、降级以至革职拿办的封疆大吏多达十几人。随着文字狱的兴发，大量书籍遭到禁毁，不少珍贵文献由此失传，成为文化史上的永恒遗憾。文字狱给知识分子的精神、心理造成极大的创伤。为了躲避“文祸”，他们不得不对现实采取逃避的态度，对社会现实不闻不问，对国家前途命运漠不关心，把治学的兴趣移向远离社会现实的学术领域，从故纸堆中寻求精神寄托。考据学在清代中期兴起，并能风靡一时，成为显学，与文字狱造成的政治高压密切相关。梁启超就把清代文字狱视为考据学兴起的政治原因，指出：

文字狱在康熙朝尚不甚严厉，而“到雍正、乾隆两朝却不同了。雍正是个极猜忌

刻薄的人，而又十分雄鸷。他的地位本从阴谋攘夺而来，不得不立威以自固，屠杀兄

弟，诛戮大臣，四处密派侦探，闹得人人战栗。不但待官吏如此，其对于士大夫社会，

也极威吓操纵之能事。汪景祺、查嗣庭、吕留良之狱，都是雍正帝匠心独运罗织出来。……

他著成《大义觉迷录》以后，跟着把吕留良剖棺戮尸，全家杀尽，著作也都毁版。像

这样子，那里算得讨论学问，简直是欧洲中世纪教皇的牌子。在这种主权者之下，学

者的思想自由，是剥夺净尽了。他在位仅十三年，影响原可以不至甚大，无奈他的儿

子乾隆帝，也不是好惹的人。他学问又在乃祖乃父之下，却偏要‘附庸风雅’，恃强争

胜。他禁书令，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继续烧书二十四回，烧去的书一万三

千八百六十二部。直到乾隆五十三年，还有严谕。他一面说提倡文化，一面又抄袭秦

始皇的蓝本。所谓‘黄金时代’的乾隆六十年，思想界如何的不自由，也可想而知了。

凡当主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力，只有全部用去注释古典。欧

洲罗马教皇权力最盛时，就是这种现象。我国雍乾间也是一个例证。”[9]

清代考据学发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学术的繁荣，而是在文字狱高压下出现的一种文化扭曲现象。

3、闭塞社会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它的后期，即明清时期出现了封闭的状态，尤其在清代康熙、雍正两朝陆续实行闭关政策后，更加强化了社会的封闭性。邓小平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10]中国社会出现的这种封闭状态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既有政治、经济上的原因，又有文化上的原因，不能简单而论。就文化方面而言，封建统治者大肆推行惨烈的文字狱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清代文字狱的兴发从顺治到乾隆愈演愈烈，呈直线上升趋势，而在政治上君主专制的集中程度也越来越高。明朝初年，朱元璋废丞相，分相权于六部，加强了中央集权。后于六部之上置内阁，设大学士若干名，地位相当于过去的丞相，但其权威性和所掌权力已不能与过去的首相相比。清代初年随着皇权不断集中，内阁被进一步架空。雍正时，清政府设立军机处，作为皇帝处理全国军政要务的常设机构。但军机处除奉命办事外，自己不作任何决定，也无权对外发出任何指示，一切大权都集中在皇帝手中。皇帝通过军机处完全掌握了军国大权，实现了“乾纲独断”的绝对君权。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闭塞程度与文字狱的蔓延也成正比例关系，即从顺治至乾隆，文字狱日益变本加厉，中国社会也越来越封闭。顺治时，清政府曾颁发海禁令，康熙时一度下令开放海禁，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为通商口岸。雍正初年，清政府下令禁教，并没收天主教在各省的教产，严格限制对外交往。到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廷关闭漳州、宁波、云台山三处商口，只留广州一处接待外商。至此，清朝闭关政策最后完成。而在此时前一年，即1756年，发生了两起文字狱：朱思藻吊时案与陈安兆著书案。此后的1759年有沈大章密造逆书案，而在1761年则发生了5起大狱。清廷关闭三口与兴文字狱从表面看似乎没有直接联系，但它们却是在同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都适应了封建政治的需要，二者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是不能否认的。封建专制必然要导致社会封闭的后果，社会封闭又会助长封建专制的恶性膨胀，而这一切恰恰为文字狱的发生培育了最好的土壤。政治专制，社会闭塞，以及因文字狱肆虐而导致的文化扭曲，构成阻滞中国社会发展、科学文化进步的严重障碍，拉大了中国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正如有的学者所说：

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知识分子冲决了教会的桎梏，纷纷探索新问题，各种新思想、

新学术骤然兴起，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崭新局面，自然科学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而我国清代的考证学派尽管对古典科学著作的整理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它是由于

封建专制文化政策造成的，知识分子的注意力被引入对于古籍的整理，对于新事物的

探索，或缺乏勇气，或不感兴趣，因而花费的心血虽令人赞叹，但却是造成学术文化

以至科学与欧洲相比越来越落后的原因之一。[11]

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国家，一再遭受列强的侵略掠夺，如果追寻它的原因恐怕不能说与此无关。

文字狱是孳生在中国传统文化肌体上的一颗有害的“毒瘤”，它为后人提供的警示与教训是决不能忘记的。

[1]《史记·秦始皇本纪》。

[2]顾頡刚：《明代文字狱祸考略》，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上），第84页。

[3]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3页。

[4]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中，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下），第187——192页。

[5]涵秋：《娱萱室随笔》，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下），第172页。

[6]《史记·秦始皇本纪》。

[7]黄溥：《闲中今古录》，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上），第87页。

[8]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57页。

[9][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

文字狱范文篇4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清朝的建立及其对全国的统治，清朝强化君主集权的措施，清朝制造文字狱及其危害。

通过引导学生分析满洲兴起及清朝建立对全国统治的历史，分析清朝强化君主集权的影响、清朝制造“文字狱”的影响等问题，培养学生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的能力。

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认识“文字狱”的社会危害，理解政策制定得当与否将直接影响到社会发展的道理。

【教学目标】

本课的主要内容是清朝的建立和清朝君主集权的强化。

本课的重点是君主集权的强化。教材从介绍满洲的兴起和清朝的建立，引出清朝君主集权强化这一主题。教材首先叙述清朝初期的制度——议政王大臣会议，说明当时君主的权力有限;然后介绍雍正建立军机处的目的和作用，说明君主集权的加强;最后叙述、分析了文字狱的出现及其影响，说明清朝是从政治、思想等多方面来强化君主集权制度。

课的难点是君主集权强化的利弊作用。君主集权的强化一方面加强了君主的权力，有利于政治安定;另一方面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教学过程】

导入：北京的中心有一处名闻世界的博物院，它叫什么?(故宫)它的原名叫什么?(紫禁城)它的用途是什么?(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在这里进行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是什么王朝?(清朝)那么清朝是怎样建立的?清朝的皇帝是怎样进行统治的?

一、满洲的兴起和清朝的建立(略讲)

1、满洲的兴起

(1)明朝前期，女真属奴儿干都司管辖(出示《明朝疆域图》)

(2)努尔哈赤建立后金(1616年)

2、清朝的建立

建立时间：1636年

开国皇帝：清太宗皇太极

都城：盛京

3、山海关大战和清军入关

附表：满洲发展的历史

时间

族名

政权

建立者

唐朝

靺鞨

渤海

1115年

女真

金

完颜阿骨打

1616年

女真

后金

努尔哈赤

1636年

满洲

清

皇太极

二、君主集权的强化

1、设立军机处(雍正帝时设立)

指导学生观看两组图片，并阅读有关图片的文字说明。一组图片包括乾清宫和乾清门外的军机处，另一组图片是沈阳故宫的大政殿和十王亭。文字说明指出了这几组建筑物的用途。在学生观看阅读的时候，可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说一说上述建筑不同布局的意图。(主要反映出皇帝与臣下的关系，沈阳故宫建筑突出了皇帝的中心位置和王公大臣的重要地位，说明王公大臣对皇帝的牵制作用;北京皇宫中乾清宫与军机处的建筑突出了皇帝的至高无上地位和大臣的低下地位，说明君主权力的加强)

在学生对上述内容认识后，引导学生讨论军机处的设立对于君主集权的作用问题。军机处的设立，君臣等级关系进一步分化(君：独断专行;臣：惟命是从)

2、文字狱

文字狱：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从知识分子的诗词文章中摘取只言片语，加以歪曲解释，再借题发挥，罗织罪状，制造了大批冤狱。

文字狱往往是一些诗歌、文章中的文字引起的，清朝统治者为什么要小题大做，掀起文字狱?

通过引导学生的讨论，分析清朝制造文字狱的目的和危害。(可以从清朝之前的明朝以及满洲贵族统治者与汉族民众的矛盾等方面进行提示。在分析文字狱的影响时，鼓励学生从其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使人不敢过问政治等方面进行讨论。)

目的：从思想领域严密控制知识分子。

危害：

(1)造成社会恐怖，摧残了人才

(2)使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从而禁锢了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文字狱范文篇5

卫兴华教授引证刘少奇的话能否说明今天的私营经济存在剥削呢？我看不能。我以为，这样的引证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条件，所以是不正确的。引证者也知道，刘少奇这段话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讲的。那时候，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未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资本家经营的企业是从旧社会延续下来的，是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的财产是从劳动者身上剥削来的，那里真的存在剥削。但是，在面临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他们仍然维持着正常生产，对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确实是有功的，所以说刘少奇说得是正确的。但是，用他那段话指导今天的现实就是不正确的了。我们在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资本家的财产被剥夺了，资本主义经济被消灭了。现在的私营经济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他们是从小小的纽扣做起的，有的是从儿童玩具做起的，有的还是从修拉链、修鞋开始的，他们的财产是经过经营劳动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他们和新民主义革命阶段私营经济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怎么能用那时候的认识指导今天的现实，怎么能用对待资本家的眼光看待今天的私营业主呢？

马克思、刘少奇、邓小平等等革命领袖都谈论过剥削问题，但是他们分别是从不同的历史条件出发的，针对的问题也不同。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他们都没有经历过比较发展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活经验，可以说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都没有做过充分和系统的论述。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剥削，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并不是引证前人的话就能解决的。前人的认识可以作为我们研究问题的指导，但是不能代替我们的研究，不能作为我们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或者最终的结论。要认识现实，就应当从现实出发，通过分析研究得出符合现实的结论，用前人的认识代替我们的研究是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的。

卫兴华教授对刘少奇讲话的评价是不科学的，让他修改说法也是不必要的。

刘少奇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生入死，从事革命斗争几十年，目的就是要消灭剥削制度，他怎么可能会说剥削有功呢？可见，他所说的“剥削”是有特定含义的，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认清他的说法的特定含义。其实，对于这一点卫兴华教授是很清楚的，比如他说“民族资本家虽有剥削，但在发展生产力，繁荣经济，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做了贡献，从这方面说其‘有功’是可以的。”其实，刘少奇所说的有功指的就是这方面。刘少奇当时主要是从政策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他并不是要做理论文章，语言概念都弄得周密严谨，也不可能象我们后人那样有了那么丰富的政治经验，说话办事都很事故，要提妨着“‘左’的势力”搞文字狱，这或许正是他的坦诚可爱之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中国语言当中又有“指代”这一说法，只要没有文字狱式的有意歪曲，那样说有何不可呢？但是，即使要修改他的说法的话也不能象卫兴华教授所说的那样把“剥削有功”改成“剥削合法”。要注意，那是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资本家的剥削怎么能说是合法的呢？如果说那时资本家的剥削是合法的，那么如何解释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呢，如果那时资本家的剥削合法，那是不是说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违法了呢？如果那样改的话，那刘少奇就不是冤死在之手了，那可能就与人民为敌而自取灭亡了。我想，多亏刘少奇没有听信卫兴华教授的话，否则，如果按照卫兴华教授的意见把“剥削有功”改成“剥削合法”的话，那问题可真的就是很严重的了！

文字狱范文篇6

我国的古钱文化博大精深，古钱身上浓缩了历史的变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民俗等方方面面。钱币的艺术是钱币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通过钱币的外表特征所直接反映的形色之美。“中国钱币艺术的内容包括钱币本身的形状、穿孔的大小、轮廓的阔狭、铜色的配合等等，但最重要的是钱文的书法。”①因为中国的艺术史上，书法是最受重视也是影响最大的艺术门类，书法通过钱币可以最广泛地接触所有的国民，所以历代都颇为重视钱文书法，从而中国的古钱币同时也成为了书法艺术的宝库。不过，艺术的发展繁荣往往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不成正比，一些艺术性极高的钱币，如王莽、北周、刘宋、南陈、徽宗的钱则出现在一定的非常时期。而社会生产、生活长期稳定的时期，铸钱往往只重视质量和币制的统一，而忽略钱文的书法，使钱币的艺术性大打折扣。这在清代表现得尤为突出。清代是个统一的封建大国，曾一度开创了康、雍、乾盛世，铸钱的质量很高，但钱文缺乏艺术性。清钱的字体泉界常称为宋体，这是不准确的，因为“宋体”指的是宋体字，宋体字和仿宋体是两种不同的印刷体，混淆不得。清钱的主体文字(如图1—4)是仿宋体(仿宋：印刷字体的一种、仿照宋版书上所刻的字体，笔画粗细均匀，有长、方、扁三体。也叫仿宋体、仿宋字。)②清钱上的仿宋体，不及印刷中的仿宋体精致，有时还兼含楷、隶笔意，总是显得严肃而拘谨，没什么艺术性可言。

当然，在清代长达二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中，钱币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钱文艺术也并非长期暗淡无声。康熙中期京局的小钱，文字的笔法和体态狂浪多变，别具风格，意境奇妙。为清初钱中一大景观。乾隆时期，宝苏等东南局和北方的宝陕局开始出现部分宋体字(宋体字：通行的汉字印刷体，正方形，横的笔画细，竖的笔画粗。这种字体起于明朝中叶，叫做宋体是出于误会。)③宋体字的点划折勾均露锋芒，刚中有柔、典雅高贵，远比仿宋体精美。宋体字钱币的出现，为呆板的清钱世界拉开了一道亮丽风景，令人耳目一新。咸丰开始，清钱文字向楷书转变，并出现了一些精美的楷书钱文。以上三点变化，虽不能代表清钱的主体风格，但反映了清代钱文艺术亦曾出现过高超水平，且可与历代媲美。在清代钱币艺术变化发展的艰难历程中，宝陕局的成绩尤为突出。

清时，陕西铜源紧缺，铸钱多靠外购铜料，从而铸本很高，往往亏本铸线。但宝陕局通清一代除雍正、同治时未开炉外，其余各朝均铸量不小，是清代重要铸钱省局之一。清代铸钱，全国统一制式、统一文字，户部颁样，制度严格。顺、康时期各省所铸颇为整齐。乾隆间，宝苏等东南局开始出现宋体字，但钱币的制式基本无变异。而北方铸局，仍颇拘谨，唯宝陕局别开生面，有了多个方面的突破：一是除保留少量部颁式(如图1)外，多数均改为狭缘广穿式(如图6———10)，打破了清钱阔缘式的单调格局。二是仿宋体的长、扁字体亦使用出来(如图6)，使文字与缘，廓相互协调，版别新异。三是开铸精美的宋体字(如图7)钱，美轮美奂。四是仿宋体、宋体笔法相融合(如图8—10)，自由灵活，版别丰富。如此几方面的新，在满清严厉的制控下，是难能可贵的。

嘉庆、道光时期，清政府统一钱制的力度有增无减，宝陕局在保持统一(如图2、3)的基础上，仍继续铸有宋体字钱(如图11、12)，与南方的宝苏，宝浙遥相呼应。咸丰时，太平天国的炮火摧毁了清廷长治久安的美梦，原来的货币制度也被彻底打破，于是开铸大钱、铁钱、行纸币，铸钱的文字开始转向楷体，不过咸丰小平钱的字体基本无变(如图4)，这时宝陕局的宋体字钱甚为精美(如图13)，包括铁钱(如图14)。光绪时京局还有传统的仿宋体，而各省已基本为楷书钱(如图5)，且有各局竟秀之势。宝陕的宋体字光绪钱，其精美者(如图15)，与历史上任何一种美钱相比也毫不逊色。

清代之所以长期有采用一种呆滞的仿宋体作为钱文，除求币制的统一稳定外，主要还是清代特殊的社会政治状态所决定的，满族统治者为了长久统治全国，控制汉人。而长期实行文禁政策，以束缚人民的思想，多次制造文字狱，限制文艺的自由。钱文艺术具有最广泛的社会性，钱币正面汉字的美化，同时又会贬低背面的满文，所以清代在钱文上，对各地的控制很严。而统治者上层的文化艺术，还是有长足发展的，如清代的官瓷就已登峰造极，宫廷的刺绣、服饰、戏曲等等都超过历代。乾隆皇帝尤喜舞文弄墨，到处卖弄诗词书法，但就是不碰及钱币。咸丰以后钱文书法的变化，是清廷已失去了控制能力的结果。而始自乾隆时的宝陕、宝苏等局的钱币艺术革新，不仅体现了传统钱币艺术的生命力，反映了人民群众对钱币文化艺术的需求，同时与当地丰厚的文化底蕴也息息相关。

文字狱范文篇7

《范进中举》与《孔乙己》同是抨击罪恶的封建科举制度的佳作。两文虽出于不同时代的吴敬梓和鲁迅这两位文学巨匠之手，却有异曲同工之效。现将二者的不同点比较如下：

1．写作时代不同，但其主题相同。《范进中学》写于18世纪中期清王朝由盛转衰，卦建社会已日趋崩溃的时期。清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一方面大力推行科举制度，以“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诱惑、毒害读书人；一方面又施行残酷的文字狱，迫害读书人。而《孔乙己》写于1913年。正值辛亥之后，“五四”运动之前，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尽管二文相差二百年，但因其作者都对封建科举制度危害有深刻认识并深恶痛绝之，所以他们各自在文中塑造了受科举制度毒害的读书人的典型形象，描述了范进、孔乙已的不同遭遇，抨击了封建科举制度，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

2．主人公的遭遇不同，但都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必然结果，范进从20岁就参加了科举考试直到54岁才中举，由此彻底改变了家道贫寒的窘境，使乡邻和丈人刮目相看。而孔乙己也是很早就参加了科举考试的，但至死“连半个秀才也没有捞到”，反而因为偷窃被丁举人打断了腿，以至最后是死是活无人过问。范进和孔乙己都是受封建文化、科举制度毒害颇深的下层封建知识分子的典型，但一个终于爬了上去，跻身于封建统治者的行列；而另一个始终没能爬上去，穷极潦倒，默默地消失于人间。尽管他们的遭遇不同，却都是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两种必然结果。

文字狱范文篇8

《范进中举》与《孔乙己》同是抨击罪恶的封建科举制度的佳作。两文虽出于不同时代的吴敬梓和鲁迅这两位文学巨匠之手，却有异曲同工之效。现将二者的不同点比较如下：

1．写作时代不同，但其主题相同。《范进中学》写于18世纪中期清王朝由盛转衰，卦建社会已日趋崩溃的时期。清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一方面大力推行科举制度，以“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诱惑、毒害读书人；一方面又施行残酷的文字狱，迫害读书人。而《孔乙己》写于1913年。正值辛亥之后，“五四”运动之前，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尽管二文相差二百年，但因其作者都对封建科举制度危害有深刻认识并深恶痛绝之，所以他们各自在文中塑造了受科举制度毒害的读书人的典型形象，描述了范进、孔乙已的不同遭遇，抨击了封建科举制度，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

2．主人公的遭遇不同，但都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必然结果，范进从20岁就参加了科举考试直到54岁才中举，由此彻底改变了家道贫寒的窘境，使乡邻和丈人刮目相看。而孔乙己也是很早就参加了科举考试的，但至死“连半个秀才也没有捞到”，反而因为偷窃被丁举人打断了腿，以至最后是死是活无人过问。范进和孔乙己都是受封建文化、科举制度毒害颇深的下层封建知识分子的典型，但一个终于爬了上去，跻身于封建统治者的行列；而另一个始终没能爬上去，穷极潦倒，默默地消失于人间。尽管他们的遭遇不同，却都是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两种必然结果。

文字狱范文篇9

如今，我国在家具上的成就早已没有昔日的辉煌。更不能与国外的家具设计相媲美。导致这一现象是历史的客观原因很多，也有受我国文化体制影响。同时也有国人不思进取这一鄙习所致。面对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今天，以设计立国已成为众多国家发展经济的战略。现今的我国，是家具市场的大国，却是家具设计弱国，如何打造我国自己的家具风格便成了当务之急。

明式家具是我国传统家具的代名词，其设计的经典为古今中外世人所喜好。因此作为中国家具设计人，我们应以明式家具为出发点，结合时代各方面的要求，从明式家具中吸取营养，潜心研究明式家具，为创造我国现代家具风格而添砖加瓦。为此，本文从我国道家思想的角度来剖析明式家具的内在精神气质，提出个人之见.

二概述

2.1道家思想的概念

道家思想，由老子所创，老子遗留下来的著作，仅有《五千文》即《道德经》，也叫《老子》。它是老子用韵文写成的一部哲理诗。它是道家的主要经典著作，也是研究老子哲学思想的直接材料。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其“天人合一”的境界，对中国文化美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他主张“无为”，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状态。庄子继承老子的学说，成为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他发展了老子的唯心哲学，认为世界就是“我”的主观产物。庄子鄙视富贵利禄，痛恨不公平的社会现象。道家思想其他的代表人物还有战国时期的庄周、列御寇（即列子）、惠施（即惠子）等人。

道家思想是中国最为重要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之一。道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与儒家同等重要，只是在政治思想上一为表显一为裹藏之别而已。而道家在理论能力上的深厚度与辩证性，则为中国哲学思想中所有其它传统提供了创造力的泉源。至于道家文化在中国艺术、绘画、文学、雕刻等各方面的影响，则是占据绝对性的优势主导地位，即使说中国艺术的表现即为道家艺术的表现亦不为过。当然，道家哲学对中国政治活动也提供了活络的空间，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不会因巨大失败或不幸之后，毁灭自己或走进宗教，而更多的是保全性命，坚持节操，隐逸遁世，而以山水自娱，洁身自好的道理。

老庄哲学“道”的理解和确立，特别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对中国文化美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强调超功利的无为的审美关系，强调突出自然、突出个性和艺术的独立，追求浪漫不羁的形象想象，追求情感抒发，追求个性的表达，追求内在的、精神的、实质的美，大巧若拙，言不尽意，达到立象尽意，以象载道之目的。主张庄子以奇特夸张的想象为主线，以散而整的句法为形式，具有一种飘逸的君子风度，强调“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进入“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老庄之道的哲学思想已渗透到和积淀在艺术形式和审美观念等各个方面。古往今日的中国艺术家主张师法自然以至师心，便是道家思想的的力量。

2.2道家思想在中国文化、艺术领域中的重要性

儒家以艺术为道德教育的工具。道家虽没有论艺术的专著，但是他们对于精神自由运动（“乘物游心”）的赞美，对于自然的理想化，使中国的艺术大师们受到深刻的启示。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艺术大师们大都以自然为主题。中国画的杰作大都画的是山水，翎毛，花卉，树木，竹子。一幅山水画里，在山脚下，或是在河岸边，总可以看到有个人坐在那里欣赏自然美，参悟超越天人的妙道。同样在中国诗歌里我们可以读到像道家学派陶潜(372—427年)写的这样的诗篇：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李白（也是道家学派的维护者）的古诗中有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众多的古代艺术形态中到处可以见证道家思想的精髓所在。

2.4道家思想在明朝文化、艺术等领域中的重要性

明朝朱元璋崇尚程朱理学，由于他的攀亲意识，导致他选择新儒学“程朱理学”作为他统治人民思想的工具。从历史的经验看，凡是真正崇尚老子的道德治世思想，以真正见正识尊敬和提倡正教，发扬道德文化的教化功能，正确引领人们的精神信仰，塑造健康的道德灵魂，对国家的长治久安都会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元朝虽然是异族统治中原，但能够一定程度上借助道教的基本精神，这对于它尽快缓和阶级矛盾，顺利度过磨合期，尽快巩固政权、稳定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可是明代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将思想僵化的理学提高到准宗教的位子，丢失了一个极好的历史中兴机会，由于背离道德思想，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后期终于在暴风骤雨般的农民起义中寿终正寝。

道家思想在明朝虽然没有程朱理学的地位正统，但是它在文人士大夫的思想里仍然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如果说程朱理学是维持政治权利的钥匙，那么道家思想则是文人士大夫通向文学、艺术殿堂的钥匙。明朝之所以出现书法大家文徵明、祝允明、画家唐伯虎、文学家李梦阳、科学家徐光启等人，无不与道家思想有着很大的联系。

在文学方面，以宋濂、王祎等人为代表的“道统”文学，主张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宋濂《文原》）宋学家提出的“文道合一”、“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刘基在《郁离子》中“楚有养狙以为生者”一章提出以“术”欺民而不能以“道”治民者必败；台阁体“雅正平和”，也有浓厚的道学气。尽管道家思想在明朝不被朝中所用，但是它在文学方面却作用非凡。

在艺术方面，道家思想强调“师法自然”，这种自然一指不事人为造作的物质本体；二指自然环境，山水花鸟。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自然无限美，人生何渺茫。以巨大的自然对比渺小的人。李贽说：“尧夫云：‘唐虞楫让三杯酒，汤武征诛一局棋。’夫征诛揖让何等事也，而以一杯一句觑之，至渺小矣。”就连明朝儒家的正统代表（邵雍）都有这中观念，从而表明道家思想被魏晋以来知识分子传诵的广泛性。这种对待自然的心境正是影响明朝艺术创作的一大因素。李择厚在他的《美学论集》中就这样表述，正是儒家倡导的人间情味的美加上道家倡导大自然的美的融合，才使得历来的文人士大夫在文艺创作和欣赏中受益非浅。

三明式家具的历史地位及其形成的客观条件

3.1历史地位

明式家具通常是指明代，特别是明中后期至清前期。具有鲜明工艺特色和制作风格。这一时期的家具在总结宋元时期工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家具用材极为讲究，造型设计和形体结构更加注重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结合，装饰手法和制作工艺上形成了精细、雅致、秀美的明式特色。因此，明式家具代表了中国晚期古典家具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古典家具艺术的典范。她所独有的魅力不仅在形体、做工和装饰上，而且她蕴藏着一种浓厚的儒家伦理道德精神和极具特色的道家艺术审美情趣。明式家具的艺术表现形式还体现在时代性上，她不仅注重材料的自然质地、纹理和颜色，而且运用线的起伏变化和构件的精巧设计来体现明式家具的简洁明快和典雅柔美；她所体现的工艺风格已成为传统家具艺术的划时代标志。她的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在中国家具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在世界家具史上独树一帜。

3.2形成的客观条件

3.2.1经济条件

明代家具艺术的高度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明朝当时的统治阶级大力推崇稳定繁荣的社会、经济环境。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大城市与园林建筑的迅速发展，社会生活和文化导向的影响，以及扩大对外通商和开发南疆地区所大来的大量优质木材内运，使得家具艺术因上层社会的广泛需求而得以充分发展。家具制作不断趋于高档化、艺术化，典雅、精美的名贵家具品种成了富豪权贵的追求目标。与此同时，传统手工艺的不断完善和家具生产的区域化、集团化（如以皇家贵族为代表的宫廷家具营缮所和商品经营为特色的苏式家具、广式家具、京式家具等等。也为家具的艺术的高度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使得家具发展不断趋于系列化和规模化。并逐步形成明式家具的地区风格和时代特色。形成相对稳定的家具流派。

3.2.2政治、文化条件

在政治思想方面，朱元璋实行程朱理学继续被尊奉为官方学说，这一学派的儒家经典注本被当作士子日常的功课和科举考试的依据。而在科举中，自明初至成化年间逐渐形成固定程式、规定字数、要求只能“代古人语气为之”（《明史选举志》）而绝不许自由发挥的八股文，更强化了对文人思想的禁锢。与此相配合的，是残酷的高压手段。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士向来有“隐”的权利，而朱元璋钦定的《大诰》却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罪至抄劄”——抄没家产并诛杀（《明史刑法志》），从而彻底取消了士大夫与政权游离的选择。高启等一大批著名文人就是因为不愿与政权合作而被杀的。同时，朱元璋还制造了许多起看来是莫名其妙的文字狱。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桂林府学训导蒋质，都因他们执笔的表章中有歌颂皇帝为天下“作则”一类字样，被认为“则”是影射“贼”，统统处死。然而这种荒诞的行为对于追随儒道思想的众多士大夫来说，从此失去了人性上的“自由”。如果说，宋代的文化专制已相当发展，那么至少士大夫的人格在表面上还是得到了尊重，所以他们能够以“气节”自励，维持士以求“道”为最终人生目标的理想品格。而明朝自其立国之初，就从根本上塑造文人的奴性品格。

由于国家皇权的绝对性，置道家思想于地狱，道家的文人信徒得不到政府官员的重用，有才无用武之地，甚至归隐山林也不为朝做官。长此以往，众多文人与政场分道扬镳。特别是当时经济发达的江南苏州一带，文人墨客常以买弄书画、以酒作诗、收藏古玩和研析家具等事宜，寄情于物。如唐伯虎，文徵明等人。也正是这种具有形上的超越和理性沉淀的存在和态度，借自然中的山水花鸟等，寄情于物中，才为明代的绘画、戏曲、传奇小说和家具设计等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山林归隐、不问朝政的举措虽然有点唯心主义，即道家思想的体现。从侧面看，它对艺术、文化、家具设计等成就不能不承认是道家思想的一大功劳。而最为突出的便有明式家具的风格建制等成就。

四道家思想对明式家具的影响

4.1对明式家具风格的影响

明式家具风格的形成主要是受宋朝家具形制的影响。而宋朝的家具形制与宋朝对道家思想的崇拜有着非常大的联系。

赵宋王朝对道教的崇奉可与李唐王朝相媲美，特别是太宗、真宗、徽宗三朝更盛。宋太宗集天下道经七千卷，令人修治删正。宋真宗认道教神仙赵元朗为宗室，封其为“保生天尊大帝”，又封老子为“太上混元皇帝”。宋徽宗信道最笃，自称“教主道君皇帝”，说他是昊天上帝长子神霄帝君下凡。他下令焚烧佛经，改天下寺院为道观，使道士居其中。政治上，太宗和真宗父子均推行道德教化的黄老之术。太宗说：“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续资治通鉴》卷34）真宗亦说：“希夷之旨，清静之宗，本于自然，臻于妙用。用之为政，政协于大中；用之治身，身跻于难老；施于天下，天下可以还淳；渐于生民，生民生其介福。”（《混元圣记》卷9）统治者的这些清静无为的政治思想是与崇道联系在一起的，著名道士陈抟（希夷先生）曾多次应诏入朝，向太宗建议“以清静为治”。

由于朱熹将儒、道、佛三家融合产生新儒学，即程朱理学，后来成为制国之略，正统之学。因而道家思想在宋朝民间广为流传。也促进了儒释道三家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因而道家思想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到处可以得到验证，如：宋徽宗、苏东坡、黄庭坚、欧阳修等造诣极高的大家的艺术成就，都体现了道家思想对文化艺术领域的高超深厚的影响力!由此可知，出现于宋朝的家具也便是受这一思想的影响而成简洁挺秀、比例适度为特征。这无疑对明式家具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个朝代的灭亡只是统治阶级的更替，而不是文化思想的消亡。于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便以种种方式流传到了元代、明代。当然家具等艺术、半艺术形态便是道家思想的载体之一。

到了明代，家具风格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虽然朱元璋大兴文字狱，八股考试制，推程朱理学为制国之略，禁止道家等诸思想登大雅之堂。道家思想虽然在制国策略上没能被名正言顺的采用。但它却在艺术、工艺的精神内涵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从明式家具的特点中便可得到证实：

1造型简洁，委婉清秀，挺拔，以线为主。

2结构科学合理，做工精细，坚实牢固。

3木材坚硬，纹理优美。

4装饰适度，繁简相宜。

明式家具的这些特点大多数采用的是简洁，俊秀的自然界的植物造型为题材。以自然点缀人的情感的（具体将在四中讲述）这种寄物予情的做法正与道家思想的人的精神自然化境地相吻合。与庄子的“天人合一”相一致。（当然这里并不是将明式家具的成就都归功于道家思想的融入）从而说明了民间工匠和参与家具设计的文人或多或少的受道家思想的熏陶。因此，明式家具的风格形态基本保持宋朝的造型必然跟道家思想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

4.2对明朝文人士大夫的影响

明朝中期，经济一片繁荣，对外贸易频繁。由于明朝并不像宋朝一样政治开明，言论自由，在思想文化方面，实行了严厉的控制。程朱理学继续被尊奉为官方学说，这一学派的儒家经典注本被当作士子日常的功课和科举考试的依据。而在科举中，自明初至成化年间逐渐形成固定程式、规定字数、要求只能“代古人语气为之”（《明史选举志》）而绝不许自由发挥的八股文，更强化了对文人思想的禁锢。与此相配合的，是残酷的高压手段。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士向来有“隐”的权利，而朱元璋钦定的《大诰》却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罪至抄劄”——抄没家产并诛杀（《明史刑法志》），从而彻底取消了士大夫与政权游离的选择。同时，朱元璋还制造了许多起看来是莫名其妙的文字狱。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桂林府学训导蒋质，都因他们执笔的表章中有歌颂皇帝为天下“作则”一类字样，被认为“则”是影射“贼”，统统处死。然而这种荒诞的行为实有其深刻的用意：唯有这种不需要任何理由、无从辩解的杀戮，才彻底显示出皇权的绝对性，而造成巨大的威慑。这种对于士大夫的人格极不尊重的政治专制政策，得到空前地加强专制，加强以奴化人性为目的的思想统治。最终导致众多文人士大夫潜心向道、向佛求救，不问时世，使他们常常追随漆园高风，在道家思想中取得安身，在山水花鸟的大自然中获得抚慰，高举远慕，去实现那种所谓“与道冥同”的“天地境界”。就连宋王朝积极有为、从事改革的儒家政治家王安石也曾多次要求辞职，并退隐做半山老人，来抒写其欣赏自然风光的诗篇。在明代，由于政治专制，社会环境和个人遭遇的变化，导致明代文人士大夫对于其他文化的重视和喜爱，更多地带有一种自觉的意识，即认为在传统艺术和工艺创作中，（其中包括对家具设计的亲赖。）人性能够得到更为充分的表现。可以看到吴中文士文征明、沈周、都穆、祝允明等人喜爱收藏、传写“稗官小说”的生动记载。就连唐伯虎在临习《韩熙载夜宴图》中都倾入自己的家具造型于其中。这一“移情”于家具中的做法正是道家思想中所强调“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进入“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的表现。

五道家思想在明式家具中的体现

文字狱范文篇10

关键词：道家思想明式家具

一引言

以前，经常在设计杂志上看到以“中国椅”命名的家具作品。而且这些作品的设计者大多数都是外国设计师。因而引起我的好奇，也即便产生怀疑，是这些设计师对我国家具有所研究还是仅是一种崇拜呢？不谈他们是出于什么原因，但这从侧面反映了一个现象，即我国传统家具一直受到国外人士的亲睐。据相关资料记载，早在唐、宋时期，日本的家具便与我国家具形制相连。其结构亦是同样的做法。而自宋、元时代我国家具经阿拉伯和印度人转介已经流入欧洲，17世纪后期，我国的漆器和瓷器一起传入欧洲，当时精湛的工艺制法对巴洛克时期的家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8世纪中叶，我国的园林建筑及家具通过英国设计师齐宾泰尔的研究与仿制，将其格调融合到西洋家具中，形成了落可可风格的齐宾泰尔式家具。20世纪中叶，丹麦的著名家具设计师汉斯J.威格纳再次以我国明式家具为原型，设计创新了很多使他享誉国际的现代家具。

如今，我国在家具上的成就早已没有昔日的辉煌。更不能与国外的家具设计相媲美。导致这一现象是历史的客观原因很多，也有受我国文化体制影响。同时也有国人不思进取这一鄙习所致。面对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今天，以设计立国已成为众多国家发展经济的战略。现今的我国，是家具市场的大国，却是家具设计弱国，如何打造我国自己的家具风格便成了当务之急。

明式家具是我国传统家具的代名词，其设计的经典为古今中外世人所喜好。因此作为中国家具设计人，我们应以明式家具为出发点，结合时代各方面的要求，从明式家具中吸取营养，潜心研究明式家具，为创造我国现代家具风格而添砖加瓦。为此，本文从我国道家思想的角度来剖析明式家具的内在精神气质，提出个人之见。

二概述

2.1道家思想的概念

道家思想，由老子所创，老子遗留下来的著作，仅有《五千文》即《道德经》，也叫《老子》。它是老子用韵文写成的一部哲理诗。它是道家的主要经典著作，也是研究老子哲学思想的直接材料。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其“天人合一”的境界，对中国文化美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他主张“无为”，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状态。庄子继承老子的学说，成为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他发展了老子的唯心哲学，认为世界就是“我”的主观产物。庄子鄙视富贵利禄，痛恨不公平的社会现象。道家思想其他的代表人物还有战国时期的庄周、列御寇（即列子）、惠施（即惠子）等人。

道家思想是中国最为重要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之一。道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与儒家同等重要，只是在政治思想上一为表显一为裹藏之别而已。而道家在理论能力上的深厚度与辩证性，则为中国哲学思想中所有其它传统提供了创造力的泉源。至于道家文化在中国艺术、绘画、文学、雕刻等各方面的影响，则是占据绝对性的优势主导地位，即使说中国艺术的表现即为道家艺术的表现亦不为过。当然，道家哲学对中国政治活动也提供了活络的空间，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不会因巨大失败或不幸之后，毁灭自己或走进宗教，而更多的是保全性命，坚持节操，隐逸遁世，而以山水自娱，洁身自好的道理。

老庄哲学“道”的理解和确立，特别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对中国文化美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强调超功利的无为的审美关系，强调突出自然、突出个性和艺术的独立，追求浪漫不羁的形象想象，追求情感抒发，追求个性的表达，追求内在的、精神的、实质的美，大巧若拙，言不尽意，达到立象尽意，以象载道之目的。主张庄子以奇特夸张的想象为主线，以散而整的句法为形式，具有一种飘逸的君子风度，强调“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进入“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老庄之道的哲学思想已渗透到和积淀在艺术形式和审美观念等各个方面。古往今日的中国艺术家主张师法自然以至师心，便是道家思想的的力量。

2.2道家思想在中国文化、艺术领域中的重要性

儒家以艺术为道德教育的工具。道家虽没有论艺术的专著，但是他们对于精神自由运动（“乘物游心”）的赞美，对于自然的理想化，使中国的艺术大师们受到深刻的启示。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艺术大师们大都以自然为主题。中国画的杰作大都画的是山水，翎毛，花卉，树木，竹子。一幅山水画里，在山脚下，或是在河岸边，总可以看到有个人坐在那里欣赏自然美，参悟超越天人的妙道。同样在中国诗歌里我们可以读到像道家学派陶潜(372—427年)写的这样的诗篇：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李白（也是道家学派的维护者）的古诗中有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众多的古代艺术形态中到处可以见证道家思想的精髓所在。

2.4道家思想在明朝文化、艺术等领域中的重要性

明朝朱元璋崇尚程朱理学，由于他的攀亲意识，导致他选择新儒学“程朱理学”作为他统治人民思想的工具。从历史的经验看，凡是真正崇尚老子的道德治世思想，以真正见正识尊敬和提倡正教，发扬道德文化的教化功能，正确引领人们的精神信仰，塑造健康的道德灵魂，对国家的长治久安都会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元朝虽然是异族统治中原，但能够一定程度上借助道教的基本精神，这对于它尽快缓和阶级矛盾，顺利度过磨合期，尽快巩固政权、稳定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可是明代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将思想僵化的理学提高到准宗教的位子，丢失了一个极好的历史中兴机会，由于背离道德思想，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后期终于在暴风骤雨般的农民起义中寿终正寝。

道家思想在明朝虽然没有程朱理学的地位正统，但是它在文人士大夫的思想里仍然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如果说程朱理学是维持政治权利的钥匙，那么道家思想则是文人士大夫通向文学、艺术殿堂的钥匙。明朝之所以出现书法大家文徵明、祝允明、画家唐伯虎、文学家李梦阳、科学家徐光启等人，无不与道家思想有着很大的联系。

在文学方面，以宋濂、王祎等人为代表的“道统”文学，主张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宋濂《文原》）宋学家提出的“文道合一”、“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刘基在《郁离子》中“楚有养狙以为生者”一章提出以“术”欺民而不能以“道”治民者必败；台阁体“雅正平和”，也有浓厚的道学气。尽管道家思想在明朝不被朝中所用，但是它在文学方面却作用非凡。

在艺术方面，道家思想强调“师法自然”，这种自然一指不事人为造作的物质本体；二指自然环境，山水花鸟。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自然无限美，人生何渺茫。以巨大的自然对比渺小的人。李贽说：“尧夫云：‘唐虞楫让三杯酒，汤武征诛一局棋。’夫征诛揖让何等事也，而以一杯一句觑之，至渺小矣。”就连明朝儒家的正统代表（邵雍）都有这中观念，从而表明道家思想被魏晋以来知识分子传诵的广泛性。这种对待自然的心境正是影响明朝艺术创作的一大因素。李择厚在他的《美学论集》中就这样表述，正是儒家倡导的人间情味的美加上道家倡导大自然的美的融合，才使得历来的文人士大夫在文艺创作和欣赏中受益非浅。

三明式家具的历史地位及其形成的客观条件

3.1历史地位

明式家具通常是指明代，特别是明中后期至清前期。具有鲜明工艺特色和制作风格。这一时期的家具在总结宋元时期工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家具用材极为讲究，造型设计和形体结构更加注重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结合，装饰手法和制作工艺上形成了精细、雅致、秀美的明式特色。因此，明式家具代表了中国晚期古典家具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古典家具艺术的典范。她所独有的魅力不仅在形体、做工和装饰上，而且她蕴藏着一种浓厚的儒家伦理道德精神和极具特色的道家艺术审美情趣。明式家具的艺术表现形式还体现在时代性上，她不仅注重材料的自然质地、纹理和颜色，而且运用线的起伏变化和构件的精巧设计来体现明式家具的简洁明快和典雅柔美；她所体现的工艺风格已成为传统家具艺术的划时代标志。她的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在中国家具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在世界家具史上独树一帜。

3.2形成的客观条件

3.2.1经济条件

明代家具艺术的高度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明朝当时的统治阶级大力推崇稳定繁荣的社会、经济环境。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大城市与园林建筑的迅速发展，社会生活和文化导向的影响，以及扩大对外通商和开发南疆地区所大来的大量优质木材内运，使得家具艺术因上层社会的广泛需求而得以充分发展。家具制作不断趋于高档化、艺术化，典雅、精美的名贵家具品种成了富豪权贵的追求目标。与此同时，传统手工艺的不断完善和家具生产的区域化、集团化（如以皇家贵族为代表的宫廷家具营缮所和商品经营为特色的苏式家具、广式家具、京式家具等等。也为家具的艺术的高度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使得家具发展不断趋于系列化和规模化。并逐步形成明式家具的地区风格和时代特色。形成相对稳定的家具流派。

3.2.2政治、文化条件

在政治思想方面，朱元璋实行程朱理学继续被尊奉为官方学说，这一学派的儒家经典注本被当作士子日常的功课和科举考试的依据。而在科举中，自明初至成化年间逐渐形成固定程式、规定字数、要求只能“代古人语气为之”（《明史选举志》）而绝不许自由发挥的八股文，更强化了对文人思想的禁锢。与此相配合的，是残酷的高压手段。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士向来有“隐”的权利，而朱元璋钦定的《大诰》却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罪至抄劄”——抄没家产并诛杀（《明史刑法志》），从而彻底取消了士大夫与政权游离的选择。高启等一大批著名文人就是因为不愿与政权合作而被杀的。同时，朱元璋还制造了许多起看来是莫名其妙的文字狱。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桂林府学训导蒋质，都因他们执笔的表章中有歌颂皇帝为天下“作则”一类字样，被认为“则”是影射“贼”，统统处死。然而这种荒诞的行为对于追随儒道思想的众多士大夫来说，从此失去了人性上的“自由”。如果说，宋代的文化专制已相当发展，那么至少士大夫的人格在表面上还是得到了尊重，所以他们能够以“气节”自励，维持士以求“道”为最终人生目标的理想品格。而明朝自其立国之初，就从根本上塑造文人的奴性品格。

由于国家皇权的绝对性，置道家思想于地狱，道家的文人信徒得不到政府官员的重用，有才无用武之地，甚至归隐山林也不为朝做官。长此以往，众多文人与政场分道扬镳。特别是当时经济发达的江南苏州一带，文人墨客常以买弄书画、以酒作诗、收藏古玩和研析家具等事宜，寄情于物。如唐伯虎，文徵明等人。也正是这种具有形上的超越和理性沉淀的存在和态度，借自然中的山水花鸟等，寄情于物中，才为明代的绘画、戏曲、传奇小说和家具设计等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山林归隐、不问朝政的举措虽然有点唯心主义，即道家思想的体现。从侧面看，它对艺术、文化、家具设计等成就不能不承认是道家思想的一大功劳。而最为突出的便有明式家具的风格建制等成就。

四道家思想对明式家具的影响

4.1对明式家具风格的影响

明式家具风格的形成主要是受宋朝家具形制的影响。而宋朝的家具形制与宋朝对道家思想的崇拜有着非常大的联系。

赵宋王朝对道教的崇奉可与李唐王朝相媲美，特别是太宗、真宗、徽宗三朝更盛。宋太宗集天下道经七千卷，令人修治删正。宋真宗认道教神仙赵元朗为宗室，封其为“保生天尊大帝”，又封老子为“太上混元皇帝”。宋徽宗信道最笃，自称“教主道君皇帝”，说他是昊天上帝长子神霄帝君下凡。他下令焚烧佛经，改天下寺院为道观，使道士居其中。政治上，太宗和真宗父子均推行道德教化的黄老之术。太宗说：“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续资治通鉴》卷34）真宗亦说：“希夷之旨，清静之宗，本于自然，臻于妙用。用之为政，政协于大中；用之治身，身跻于难老；施于天下，天下可以还淳；渐于生民，生民生其介福。”（《混元圣记》卷9）统治者的这些清静无为的政治思想是与崇道联系在一起的，著名道士陈抟（希夷先生）曾多次应诏入朝，向太宗建议“以清静为治”。

由于朱熹将儒、道、佛三家融合产生新儒学，即程朱理学，后来成为制国之略，正统之学。因而道家思想在宋朝民间广为流传。也促进了儒释道三家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因而道家思想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到处可以得到验证，如：宋徽宗、苏东坡、黄庭坚、欧阳修等造诣极高的大家的艺术成就，都体现了道家思想对文化艺术领域的高超深厚的影响力!由此可知，出现于宋朝的家具也便是受这一思想的影响而成简洁挺秀、比例适度为特征。这无疑对明式家具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个朝代的灭亡只是统治阶级的更替，而不是文化思想的消亡。于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便以种种方式流传到了元代、明代。当然家具等艺术、半艺术形态便是道家思想的载体之一。

到了明代，家具风格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虽然朱元璋大兴文字狱，八股考试制，推程朱理学为制国之略，禁止道家等诸思想登大雅之堂。道家思想虽然在制国策略上没能被名正言顺的采用。但它却在艺术、工艺的精神内涵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从明式家具的特点中便可得到证实：

1造型简洁，委婉清秀，挺拔，以线为主。

2结构科学合理，做工精细，坚实牢固。

3木材坚硬，纹理优美。

4装饰适度，繁简相宜。

明式家具的这些特点大多数采用的是简洁，俊秀的自然界的植物造型为题材。以自然点缀人的情感的（具体将在四中讲述）这种寄物予情的做法正与道家思想的人的精神自然化境地相吻合。与庄子的“天人合一”相一致。（当然这里并不是将明式家具的成就都归功于道家思想的融入）从而说明了民间工匠和参与家具设计的文人或多或少的受道家思想的熏陶。因此，明式家具的风格形态基本保持宋朝的造型必然跟道家思想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

4.2对明朝文人士大夫的影响

明朝中期，经济一片繁荣，对外贸易频繁。由于明朝并不像宋朝一样政治开明，言论自由，在思想文化方面，实行了严厉的控制。程朱理学继续被尊奉为官方学说，这一学派的儒家经典注本被当作士子日常的功课和科举考试的依据。而在科举中，自明初至成化年间逐渐形成固定程式、规定字数、要求只能“代古人语气为之”（《明史选举志》）而绝不许自由发挥的八股文，更强化了对文人思想的禁锢。与此相配合的，是残酷的高压手段。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士向来有“隐”的权利，而朱元璋钦定的《大诰》却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罪至抄劄”——抄没家产并诛杀（《明史刑法志》），从而彻底取消了士大夫与政权游离的选择。同时，朱元璋还制造了许多起看来是莫名其妙的文字狱。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桂林府学训导蒋质，都因他们执笔的表章中有歌颂皇帝为天下“作则”一类字样，被认为“则”是影射“贼”，统统处死。然而这种荒诞的行为实有其深刻的用意：唯有这种不需要任何理由、无从辩解的杀戮，才彻底显示出皇权的绝对性，而造成巨大的威慑。这种对于士大夫的人格极不尊重的政治专制政策，得到空前地加强专制，加强以奴化人性为目的的思想统治。最终导致众多文人士大夫潜心向道、向佛求救，不问时世，使他们常常追随漆园高风，在道家思想中取得安身，在山水花鸟的大自然中获得抚慰，高举远慕，去实现那种所谓“与道冥同”的“天地境界”。就连宋王朝积极有为、从事改革的儒家政治家王安石也曾多次要求辞职，并退隐做半山老人，来抒写其欣赏自然风光的诗篇。在明代，由于政治专制，社会环境和个人遭遇的变化，导致明代文人士大夫对于其他文化的重视和喜爱，更多地带有一种自觉的意识，即认为在传统艺术和工艺创作中，（其中包括对家具设计的亲赖。）人性能够得到更为充分的表现。可以看到吴中文士文征明、沈周、都穆、祝允明等人喜爱收藏、传写“稗官小说”的生动记载。就连唐伯虎在临习《韩熙载夜宴图》中都倾入自己的家具造型于其中。这一“移情”于家具中的做法正是道家思想中所强调“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进入“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的表现。

五道家思想在明式家具中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