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研究范文10篇

1对岩土勘察的简单介绍

1．1岩土勘察的定义岩土勘察是一种编制文件的勘查活动，主要就是根据所要建设的工程的要求来对建设场地进行分析、评价、查明它的地质、岩土工程的条件以及周围环境等特征。

1．2岩土勘察的分类以及应用按照所需要勘察对象的不同将勘察分为铁路工程勘察、港口码头工程勘察、大型桥梁工程勘察、公路工程勘察、工业建筑工程勘察、民用建筑工程勘察和水利水电工程勘察，且水利水电工程主要指的就是水电站和水工构造物的勘察。因为铁路工程勘察、港口码头工程勘察、大型桥梁工程勘察、公路工程勘察等工程勘察更具重要性，且需要很高的投资造价，所以国家都对这些工程勘察分别制定的各自的勘查规范、技术标准和规程等，且这些工程勘察被称为工程地质勘察，所以说岩土勘察主要应用在建造医院、学校的校舍、住宅楼宇、工业厂房还有地基的处理、基坑、边坡、堤坝等工程的施工方面，或者是管线的架空都会应用到岩土勘察。

1．3岩土勘察的内容岩土勘察的主要内容是：首先要调查工程建设地的地质，进行测绘、勘探，继而对土样进行采取，试样、进行原位测试、室内试验、现场检验和检测，依据种种手段对工程进行的土地的地质条件定性并且分析评价，最后对不同阶段需要的报告文件进行编制。

2在进行岩土勘察中常常会遇到的问题

2．1勘查的依据不充分根据《岩土勘察规范》中规定，在进行勘察时，要搜集附有坐标和地形的建筑总平面图，建筑物的性质、规模、荷载、结构特点、基础形式、埋置深度和地基允许变形等特点。但是在实际进行岩土勘察的时候，存在着一些投机取巧的行为，勘察单位没有按照工程的特点及地形进行勘察，没有根据设计要求和建筑荷载情况就胡乱编制勘察报告，致使报告的深度和广度不够，最终还是要补勘。

一、我国实行存款保险制度的问题

1、相关法律不健全

部分国外成功实行存款保险制度的经验表明，具备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保障，但是我国至今尚未有任何相关存款保险问题的立法，在实行存款保险制度时缺乏法律方面的支持。

2、存在道德风险与信用风险

在隐形存款保险的制度下，银行的信用等同于国家的信用，只要国家的政治经济达到稳定状态，存款人的存款就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如果建立起存款保险制度，那么隐性存款制度便过渡成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则可能致使信用和道德的问题出现。在存款保险制度下，因为风险和收益的高度不对等，所以银行有可能选取更大风险的投资组合，而成功的收益是归于所有，但如果发生亏损，则大部分是存款保险机构来承担。所以，存款保险制度在防止出现恐慌维持稳定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银行与存款人的道德风险。

3、金融监管难以协调

目前，我国失地农民的总量已超过4000万。预计到2020年，还会有4000余万人进入失地农民的行列。如何让如此规模的失地农民生计可持续，是当前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消除贫困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必须尽快切实加以解决的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为了解情况，掌握实情，寻求对策，为各级领导和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先后前往浙江、四川、北京、山东等省市进行专题调研。现就政策建议部分报告如下：

一、征地安置政策的基本目标

我国现行征地安置政策基本上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补偿办法，即国家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农民予以直接的经济赔偿，如土地补偿费是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补偿，安置补助费是补偿农业从业人员因征地而就业不充分或一时不能就业所承受的损失，等等。肯定地说，这种经济补偿机制是必要的，目前显然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应该坚持下去并逐步得到改进。

也应认识到，现行的经济补偿机制是低水平、不全面的，难以完成所有的工作。大量的实证调查揭示，这种补偿在结果上无法恢复被安置者以前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便及时足额给付了经济补偿，失地农民在很长时间以后仍会处于贫困状态。这就警示我们：现行的征地安置政策是一种普遍缺乏效用而且很容易被滥用的方法，不足以预防失地农民的贫困，必须加以调整和完善。

预防和缓解失地农民贫困问题的最好办法，是重新审视征地安置工作的政策目标和手段，且重点应放在检讨损失评估和补偿的思维方式上。进而言之，征地安置政策不应简单地视为支付赔偿或置换原有资产，其思路应更为宽广：使失去土地的人重新建立生产力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一句话，应把实现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作为未来征地安置政策的基本目标。

“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livelihoods）概念最早见于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UNCED）将此概念引入行动议程，主张把稳定的生计作为消除贫困的主要目标。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峰会（WSSD）和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FWCW）进一步强调了可持续生计对于减贫政策和发展计划的重要意义。所谓“可持续生计”，是指个人或家庭为改善长远的生活状况所拥有和获得的谋生的能力、资产和有收入的活动。在此框架内，资产的定义是广泛的，它不仅包括金融财产（如存款、土地经营权、生意或住房等），还包括个人的知识、技能、社交圈、社会关系和影响其生活相关的决策能力。

随着离休干部整体进入高龄期、高发病期和重病高发期，退休干部队伍的日益扩大，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老干部工作如何把握方向，突出重点，如何搞好离退休干部统管的问题，是必须认真研究和必须关注的重要课题。

统管的重点要管好离休干部

从**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加强老干部工作的几点意见》（[78]组通字40号）下发到现在,老干部工作有近30年的不平凡历程。30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各部门、各单位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千方百计落实离休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广大离休干部亲身感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尊敬、关怀和厚爱。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30年的老干部工作，那就是：可歌可泣，可圈可点。我们已经有了30年的努力，30年的感情投入，如今在广大离休干部真正进入晚年，体弱多病，需要更好地照顾的时候，我们绝不能有半点犹豫和懈怠。因此，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全面照顾好离休干部的晚年生活，仍然是老干部工作的主攻方向，重中之重。这必须成为我们的共识，必须投入主要的精力。

要全面照顾好离休干部的晚年生活，让他们身心健康、安度晚年、颐养天年、益寿延年，要做的工作很多很多，但最紧要的应该是以下几个方面：

1、加大对离休金、医药费的督查力度。要确保离休金按时足额发放、医药费按规定实报实销，而且离休金的领取要方便，医药费的管理要更加科学化、人性化，报销要及时，手续要简便。对行动不便或身边无子女的离休干部，由组织派专人负责。

2、加大对管理服务工作的检查指导力度。要逐个部门、逐个单位、逐个离休干部地检查、调研，要弄清楚部门是怎么管的，主管领导是谁，单位有没有管理服务机构，谁具体负责，是专职还是兼职。特别是企业和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离休干部的去向一定要弄清楚，到底是部门管，还是原单位管，或者是社区管，要一个人一个人调查、落实。在检查、调研的基础上，建立完整的信息系统，并进行分类排队，分类指导。要抓住重点，突破难点，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与企事业改革相配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相适应的管理服务体系，保证企事业老干部工作有人抓、有人管，保证每一位离休干部都在组织的关怀之中。

摘要：农村信贷约束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中国农村金融基础薄弱，信贷市场不完善，大量农村居民存在信贷约束，农业及农民获得贷款的机率很低。本文分析了农村信贷约束产生的原因，并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完善农村金融信贷服务体系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信贷;信贷约束;金融服务

在市场经济时期，农户消费已在较大程度上货币化、社会化。一方面，农民消费所需的“产品”和服务不再自给自足，而是像城镇居民那样，以货币为媒介去交换所需商品；另一方面，农民的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和支出的很强的不确性。这样，农户收入与消费支出之间常常会出现不平衡，形成生产性和消费性的融资需求。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农村的信贷约束，中国农村金融基础薄弱，信贷市场不完善，大量农村居民存在信贷约束，农业及农民获得贷款的机率很低，这也成为抑制农民消费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我国农村居民存在较强的信贷约束

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国家统计局对全国十个省的两万个农户进行专项调查。结果表明，有46%的农户具有借款需求，但仅有26%左右有借款需求的农户能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根据调查显示，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机构网点覆盖不足。截至2009年6月底，全国尚有2945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机构，有8000多个乡镇仅有一个银行网点，在全国所有乡镇中，金融服务严重不足要占1/3。

二、农村信贷约束产生的原因

改革攻坚，力争进一步突破。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进程的深入，改革的难度在增加。有些改革进展缓慢；改革缺乏突破力；有些改革尚处浅层；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缺乏协调和平衡，整个社会缺乏改革的协调机制。

“十一五”改革涉及经济社会各方面，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政府改革既连接经济体制改革，又连接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改革的中心环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另外，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等同亿万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推进民生类制度的创新。对外开放，水平有待提高。

加入WTO后，我国进出口总额增长迅速，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出口大幅增加，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成为稳定国际经济和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外资在出口中所占比例过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利用外资过程中在产业素质、资源、环境、劳工权益等方面也暴露出较多问题。鉴于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要引导各地由追求引资数量与速度转到更加注重引资质量与效益。“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和谐社会，关键在落实。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十一五”期间社会发展的一个新课题。建立和谐社会，包括扩大就业、社会保障、调节分配以及文化体制、医疗卫生、安全生产等。

一、赈灾专项资金审计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在赈灾专项资金入力度不断加大，救灾款物的管理和使用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在审计真在专项资金的工作中仍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1.赈灾专项资金不能及时到位，财政专户存在余额。赈灾专项资金是解决灾民安置和灾后重建的“救命钱”，作为赈灾专项资金和物资筹集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在赈灾专项资金发放上还存在着资金拨付不及时，救助金发放不及时，灾区遇难人员家属抚慰金发放缓慢，资金开支范围、标准不够明确，资金结存大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灾民安置和灾后重建等工作的顺利进行。2.有些地区赈灾专项资金及物资接受和发放手续不健全。如一些部门没有按规定向捐赠者开具捐赠款物专用发票；在接收和发放救灾物资时没有认真清点物资数量，至使发放的数量与受灾地区接收的数量不一致；在发放救灾资金及物资时，没有取得接收单位的验收回执单等，由此，导致了赈灾专项资金及物资丢失的情况。3.有些地区赈灾专项资金及物资的会计核算不够规范。由于对规定认识不够，使得一些地区未按照规定将赈灾专项基金及物资纳入统账，由专门人员负责管理，这样就造成了该地区赈灾专项资金及物资在接收、管理和发放等环节上出现差错，又无人负责。还有些地区由于接受物资的资产权属不清、缺少发票等原因，未将接收物资入账核算，使得部分赈灾专项资金及物资没有通过会计记账、算账，削弱了会计核算工作对赈灾专项资金及物资的管理和监督的作用。4.有些地区擅自改变赈灾专项资金及物资用途，没有做到专款专用。个别地区违反赈灾专项资金应列入专项账户，专款专用的规定，将财政拨入的捐赠资金以会务费的名义列支，用于赈灾专项先进个人和集体奖励；或将上级拨付以及自行接受的救灾捐赠资金下拨至基层单位用于工作经费。这样有可能造成赈灾专项资金的不足，也可能造成赈灾专项资金的突发性困境，给救灾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5.有些地区赈灾专项资金运行不够透明，救灾物资未按需要采购。一些地区的相关部门未及时将赈灾专项资金收支及管理情况向社会公布，造成了在发放、接收等环节透明度不够，以至于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出现了以权谋私、以次充好和重复采购等行为；另外，由于采购时间紧迫，有些部门在未进行市场调查或询价的情况下，就采购了大量救灾物资，这就使得采购救灾物资的价格明显偏高，造成了赈灾专项资金无谓的浪费。

二、完善赈灾专项资金审计的对策建议

国家应该针对具体情况、具体问题颁布相关的指导意见来规范赈灾专项资金的管理，并组织各级政府的审计人员对赈灾专项资金进行专项审计。

（一）严格审查各级赈灾专项资金到位的情况

主要审查赈灾专项资金及物资来源是否正当，渠道是否畅通；赈灾专项资金是否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足额的到位，是否及时入账，是否与账面收入一致；审查各地区、各相关部门是否根据不同地区的受灾严重程度，灾民的具体需求严格制定赈灾专项资金及物资分配方案；是否按照中央规定将因灾生活困难群众补助金、救济粮，孤儿孤老孤残人员基本生活费和遇难人员抚慰金如实发放到个人手中，且是否做到了及时发放。此外，还要审查省级、市级、县级的赈灾专项资金专项账户是否为零余额账户，是否已将赈灾专项资金足额的拨付下去。任何地方、部门、单位和个人均不得随意挤占、挪用。

近年来，财政决算审计不断深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财税部门工作的不断规范。但是，审计发现一些屡审屡犯问题仍然存在，不容忽视。

1．预算约束力不强，执行不够规范。一是追加预算未提请本级人大批准，预算超收安排和支出预算追加，未报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复，预算执行随意性大。二是预算支出调整追加频繁，涉及项目多、调整金额大，预算约束力软化。三是无预算项目结转下年支出，财政结余不真实。四是虚列支出挂暂存科目。

2．预算收入反映不全面。财政部要求将部分行政性收费和基金纳入预算管理，但部分地区仍列入预算外核算或仅将部分收入入库。还存在部分罚没收入直接返还办案单位，部分土地拍卖收入、税款利息收入不入库的现象。有的将改制企业收益及国有资产投资收益等纳入预算外财政专户管理或滞留代收部门，一些政府性基金也未纳入基金管理，导致预算收入反映不全面。

3．财政资金隐性损失严重。地方政府为保持经济稳定或扶持部分企业，出借财政资金，因部分企业停产、破产或转制，导致财政周转金回收率低，抵债物资变现能力差，造成财政隐性损失严重。

4．乱收费乱摊派现象仍有发生。一些地方和部门以绿化费、创建费等名义，向烟草公司、保险公司等条线单位收取各种费用，影响了中央级收入。

5．财政专户管理有待加强。近年来，各地都加大了财政专户管理力度，但仍存有不足。一些单位将“机动车检测费”和“价格签证机构收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转作经营性收费，使用地税发票，逃避财政专户管理；一些经营性收费如“市场摊位费”等则纳入财政专户管理。

海外华文文学作为学科命名至今存在争议，但作为流散在中国之外的汉语文学的总称，其有效性的论证与呈现过程也正是其成为一种引发关注的文学现象乃至一门新兴学科的过程。从1970年代末期至今，中国内地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79至1988年间为作家作品评介期，以作品鉴赏和文本批评为主，整体意识和理论意识都较为缺乏;1989到1997年间为整体研究和诗学建构初期，出现不少文学史著述及有关命名合法性的论证文章，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突破，但不少论述仍失之粗糙平面;1998年后至今为方法更新和理论突围期，研究者一面深入反思以往的研究局限，一面努力吸纳新的话语资源与理论方法，以求建立稳固的学术研究根基，扩大学术影响力度，进入文学研究前沿。正是在这一动向之下，世纪之交，受到国内日益兴盛的“传媒研究”的影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也相应地出现了“媒介转向”(在这里媒介特指文学传媒，而非广义上的包括语言本身的媒介概念)。那么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传媒”研究究竟获得了怎样的新经验?从这一问题出发，我们能否以此为起点建立起一种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话语与研究范式?能否找到解决当前研究与创作困境的可能途径?

一重写文学史的可能性

正如陈平原在《现代文学与大众传媒》中指出的那样，中国学界业有的学术传统非常重视考据与材料的工夫，而熟读细寻文学传媒上承载的文学作品与文学事件，应该说是一条最基本与最重要的获取材料和考据考证的途径。通过整理、挖掘、阐释，一系列曾被遗忘或疏漏的传媒事实与文学文本被还原聚焦，最终完成建构或重写文学历史的宏大任务。因此，这种本着还原历史真实、重建文学现场的史料性研究试图将充满矛盾与断裂的传媒文本转叙成更为连贯清晰的历史事实。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1980年代以前的学术研究者，就是凭着这种实录精神，以文学史家的毅力和使命感，将深埋在地底下，面临毁绝的大批史料整理出来，呈现出可观可感的文学历史概貌。在这个意义上，方修所编著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及《马华新文学大系》功过千秋。这位深谙传媒之道的南洋报界老前辈，用最原始的和最辛苦的抄录方式在早期的华文报刊上成功地抢救出了新马地区的大批作家作品资料，新马地区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得以立此存照。同样，国内学者陈贤茂等在写作《海外华文文学史》这本作为学科确立标志的文学史著述时，也非常重视文学传媒的作用。在此书中，文学传媒不仅是作品的来源与平台，更是文学史重点梳理与研究的对象。同时，在写作文学史的过程中，为了获取足够充实的史料，陈先生等还创办了《华文文学》这一刊物，把传媒运作与文学史写作融为一体，刊物也成为海外华文文学史的潜文本。方修和陈贤茂等的研究实践，无疑正是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著述高度依赖传媒的鲜活例证。应该说，资料的拓展和视野的开阔，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来说仍是首要的和基础的，海外各国已成历史或正在运作的华文传媒正等待我们潜心整理与关注，史料性研究仍有不可取代的地位。然而，上述学者固然重视传媒，也非常清楚传媒与文学历史之间的密切联系，但对传媒的看法并没有超越媒介工具论。对于这一代学者而言，传媒始终是研究者接近文学事实的平台和桥梁，他们所关注的焦点仍然是作家作品，并非传媒本身。但是，“传播不是中介”的现代传播学理念已经粉碎了这种美好的工具论。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传播媒介与传播过程影响的不止是文学功能的纬度，也建构出不同的文学存在。媒介性是文学的内在因素之一，传媒本身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目标与对象，研究传媒就是研究文学的存在方式与特性。因此，自1990年代以来，一种新的传媒研究思维出现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场域。借鉴从传播学与社会学角度业已获取的海外华文报刊研究成果，一些文学研究者对境外华文传媒的研究初见成效。如陈嵩杰的《独立前马来西亚报章对文化与文学本土化建设的贡献》、李志的《海外华文报刊对滥觞期海外华文文学建设的贡献》［2］和《境外的新文学园地———五四时期南洋地区文艺副刊〈新国民杂志〉研究》。［3］其中，李志对《新国民杂志》的研究是颇有启迪意义的研究范例，他通过这一传媒文本把摸到了新马地区新文学生长的特点以及现代文学在东南亚的影响方式，可谓以大观小、深入浅出之举。因此，带着问题意识进入文学传媒的整理与重读之中，作为有关海外华文文学传媒研究的新路径，确实具有诱人的前景。如果说李志的研究不过隐现海外华文文学与传媒这一命题的话，那么王列耀等人则在研究之始就非常自觉地确立了“传媒制造”的理论制高点。他重视传媒现场所呈现的历史细节的意义，但更关注的是传媒的具体运作，即传媒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到海外华文文学生产与历史之中。如新近的网络传媒与传统的纸质传媒、影视传媒有着怎样的功能差异，具体的传媒事件怎样进入文学历史之中等都进入了其研究视野。王所在的暨大“汉语传媒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自2007年成立以来，已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或可将“海外华文文学与传媒”的命题系统化、理论化。①上述研究都可谓著述文学史的冲动与实践。在这里，文学传媒作为充满了暗流与偶然性的文学现场，成为文学史家自我言说的资源库。研究者们不但精心挑选也重新阐释，使文学历史和文学史观的重建成为可能。当前已有的各种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的区域或总体文学史所引发的彼此轻视与责难，不止出现在大陆学者和海外华裔学者之间，也出现在新马等地的代际话语中，除了各自把握的文学史料有所差异之外，更在于各自坚持的史料阐释原则的差异。因此，如果将来重写一部海外华文文学史或者世界华文文学史的话，应该以文学传媒作为文学历史的第一现场，考察不同地区国家华文传媒所形成的传媒场之复杂性，着力于呈现“传播与交流”的过程及结果，如分析特定作家作品跨文化传播时的意义迁移与文化影响、分析某种文学思潮在汉语文学界的旅行经历等。这可谓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媒介”研究的第一种走向，也是当前成效最大的一种研究方向。

二研究范式更新的可能性

如果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媒介转向只止于文学史重写这一目标的话，它还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它尚未引发海外华文文学自身及其研究特殊矛盾的显现与解决，而是停留在中国现当代乃至古代文学研究所持媒介视角的同一层面。那么，“传媒”问题如何将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引入新的场域呢?在我看来，它首先让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意识到了自己所面临的理论绝境，开始重审自身的研究前提与研究基础。传媒制造意味着我们所命名和圈定的所谓“海外华文文学”也可能是一种想象与建构，我们的研究有可能不过在传播意识形态设置的篱笆之内徘徊。如果海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内地传播媒介及其传播意识形态的产物，是我们和文学传媒共谋制造了它，那么我们怎样面对这样一种动荡不安的幻觉呢?如何理性评价我们已有的研究思路与成果呢?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反复强调海外华文文学的本质特征与独特诗学话语这样的命题呢?由此，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提出媒介问题，其实是提供了一种自我批判和反思的可能性。它将引发的是一种研究思维的突破与创新，我们不再执著于它的诗学本质，而开始思考它的建构过程、方式及意义，即从是什么到怎么样和为什么?化文学文本诗学建构为文化语境和文学生态研究。海外学界对大陆学者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早有质疑之声:但来自外部围追的功效远远不如自我怀疑的威力。事实上，上述自海德格尔以来认识论的转向，已经深深影响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或者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自我怀疑与批判之声本身就是这一转向的体现与产物。当解构与自我否定的精神成为新一代学者的主要学术思维方式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自省就开始了。早在本世纪之初，吴奕锜等青年学者借助《文学报》的威力，树起了反思的大旗，尽管他们的口号也有不当之感，但“文化的华文文学，独立自足的华文文学”［4］的提出却说明他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内地被建构的程度。显然，任何时空都不可能存在“独立自足的华文文学”，它总是被语境化，也就是被文化塑造的华文文学。而“文化的华文文学”这一命题本身尽管颇受争议，但从文化角度来理解海外华文文学的独特性却深入人心。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刘登翰先生从方法论的高度提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突围”问题时，就非常重视对业已辉煌的华人学知识与方法的借鉴，呼吁建立起有关海外华人的文化诗学。①然而纯粹的文化转向是否可能改变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困境呢?事实上，鉴于一种海外华文文学缺乏审美性的潜在偏见，从文化角度去解读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不是少了而是太多。如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诗学话语与理论资源便高度依赖华人学，王庚武对华族整体性神话的解构可谓最时尚的理论话语，由此文学文本也往往变成演绎华族身份理论与事实的佐证材料。但是，如果文学文本仅仅作为同类问题的有效例证，这种研究的意义又在哪里?也就是说，如果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仅仅反刍已经形成有关海外华人文化的历史社会结论，这种研究就是重复无效的。此外，在汹涌而来的文化研究潮流中，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化转向也可能是迷失自我的表征与选择。传媒时代信息传播的广度与速度，使一向惟我独尊的学术空间也变成了一场时尚秀，不断变化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话语使业有的研究范式不断被质疑与刷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与当下学术走向的一致性虽在情理之中，但令人担忧的是，我们往往忙于追随也止于追随，从离散、空间诗学到传媒研究，直接挪用并未产生新的智慧，我们的研究瓶颈并未得以突破。或许，饶芃子先生对跨文化与海外华文诗学的建构与探索以及朱崇科近来提出的华文比较文学之概念，［5］应是解决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困境的有益构想。饶先生早在1990年代中期便倡导将“跨文化和比较方法”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②这是符合海外华文文学生产的实际情况的，但如何落实和具体运作却仍需要更多成功的研究实践。朱的华语比较文学概念无疑是王德威的整体观，王润华的跨界整合等理论资源的具体化，但他在强调新马华文文学本土性前提之下对汉语文学内部差异性与权力关系的解剖，可谓另类的研究思路。上述理论尝试不妨将之定位为走向比较文化诗学(跨文化诗学)范式的探索之路。尽管各自的理论设想与研究尝试并不完美，却是新研究范式出现的强有力的前奏。因为其理论基点都已从理论预想回到文学现场，强调海外华文文学彼时彼刻、此时此刻的具体性和复杂性。这一研究思路应意味着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真正启始。正是在这一思路之下，传媒问题的意义显现出来。首先，文学传媒作为文学与社会交汇的一个动态场所，它本身就构成了复杂流变的文学现场，保留了更多富有阐释意义的历史细节，为我们把握文学的内部肌理提供了可能。其次，在全球文化交流中，传媒空间作为呈现精神冲突和文化对话的接触地带，可以呈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华文文学的差异性及其根源，为比较搭建了平台。由此，传媒研究的意义不但可以在重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范式的认识高度上得以确认，也可以在如何将研究范式具体化的操作性、可行性层面来确认。具体做法如不仅在文学文本研究中建立起行之可素的诗学话语，更着重考察诗学话语在不同语境下建构与传播的原因、变异及影响。如此，诸如中国性与世界性、华文后殖民文学，离散叙事，边缘与中心、父子冲突与家园主题等诗学话语就有了重新探究的可能性。

三创作的意义清理与突围

摘要：本文基于2016年吉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新建本科院校师德师风建设问题研究”，积极探索新建本科院校师德师风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希望能提高教师队伍的思想道德水平，为校风优化和教学水平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新建本科院校；教师；师德师风；问题；对策

大学是高级人才的培养基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源泉，承担着为社会建设与发展输送人才的重大责任，也是科教兴国使命的践行者。随着扩招政策的实行，高等教育逐渐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犹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建的大学本科院校犹如雨后春笋般衍生而出。由于新建本科院校的建校时间短，历史积淀不够，校风校纪尚未成形，办学理念和定位不够明确，人才培养模式比较单一等问题普遍存在，致使教师队伍的风气和德行出现诸多问题。本文基于新建本科院校师德师风存在的问题，积极探索新建本科院校师德师风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希望能提高教师队伍的思想道德水平，落实科学发展观，凝聚优秀师资力量，共建和谐校园。

一、新建本科院校师德师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价值观念扭曲，缺乏正确观念引导。纵观当前新建本科院校教师队伍的师德师风现状，最明显的问题在于教师队伍的价值观念不正，主要表现为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想的普遍存在。部分教师将眼光局限于物质和个人利益，当教学任务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往往选择调课甚至停课来满足个人需求，枉顾学生和学校的教学需求。部分教师在人才培养、社会实践和项目开发等过程中，将金钱和回报放在首位，忽视学生的成长需求，不仅本末倒置，而且严重缺乏对学生和教育事业的责任心，不利于正确引导学生和高级人才培养。因此，高校作为教师队伍的管理主体，应该加强对教师思想和价值观念存在问题的警觉和预防，积极做好价值引领，否则就会致使现有的思想问题不断扩大，最终形成燎原之势，在教师队伍中蔓延开来。(二)奉献精神不足，敬业态度不够。当代青年教师普遍缺乏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爱岗敬业等优秀品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和“落花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奉献精神逐步淡化，甘于奉献的教师越来越少。高校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教书育人，随着高效管理日渐行政化，教师也不再安心于日常教学和科研工作，越来越热衷于行政岗位的竞聘和教师职称的升级，将其视作镀金之举。部分教师因为奉献精神和敬业精神的缺失，最终走上了以教谋私、拉帮结派、学术剽窃和造假的道路，严重损害本科院校的师德师风，玷污新建本科院校的名声，败坏教师在群众心目中的光辉形象[1]。(三)专业水平参差不齐，缺乏创新精神。新建本科院校建校时间较短，师资引进渠道单一，人才培养模式不健全，最终导致院校的师资结构不合理，教师的专业水平参差不齐。大部分教师虽然具有高学历，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储备，但普遍存在重文轻武的问题，理论研究能力较强，但教学实践能力偏弱，在日常教学中，只能沿用传统的照本宣科式讲法，大大降低了课堂教学效率，影响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些现象从侧面反映出高校教师队伍中创新精神的普遍缺乏。

二、促进新建本科院校师德建设的有效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