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与农业问题研究

改革攻坚，力争进一步突破。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进程的深入，改革的难度在增加。有些改革进展缓慢；改革缺乏突破力；有些改革尚处浅层；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缺乏协调和平衡，整个社会缺乏改革的协调机制。

“十一五”改革涉及经济社会各方面，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政府改革既连接经济体制改革，又连接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改革的中心环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另外，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等同亿万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推进民生类制度的创新。对外开放，水平有待提高。

加入WTO后，我国进出口总额增长迅速，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出口大幅增加，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成为稳定国际经济和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外资在出口中所占比例过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利用外资过程中在产业素质、资源、环境、劳工权益等方面也暴露出较多问题。鉴于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要引导各地由追求引资数量与速度转到更加注重引资质量与效益。“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和谐社会，关键在落实。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十一五”期间社会发展的一个新课题。建立和谐社会，包括扩大就业、社会保障、调节分配以及文化体制、医疗卫生、安全生产等。

当前，把构建和谐社会纳入“十一五”规划，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目前社会矛盾和冲突是基于利益基础上的冲突，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常修泽则强调，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社会。在创造活力过程当中要建立与市场化相适应的社会秩序，包括搞好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加强社会组织秩序的新建，以及加强个人、企业、社会和政府自身的信用制度建设等。

尽管人们已经开始接受“三农问题”这个提法，但并不理解这个三农问题背后隐含着很多深层次问题，恐怕不能用“强调农村市场化，强调农业增加更多的投入”等现行政策解决。农村存在的复杂问题，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有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

城镇化问题。且不说现在大城市吸纳农民的能力已经下降，从长期分析来看，即使我们加快城市化到2030年可能实现50%城市化率，到那时我们是16-17亿人口，按16.8亿计算仍然还有8.4亿人生活在农村；而在城市化加速阶段，按正常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和规模来看每年被征占的土地至少在1200万亩以上。也就是说30年后，无论按新口径19.5亿亩算，还是按老口径14.5亿亩耕地算，都要减少3亿多亩，人均耕地面积也实际上会减少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农村这三个基本要素的配置关系能调节得了吗？

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最终产品出口大国，靠的就是劳动力成本低廉。尽管有人强调出口产品有消费刚性，不可能减少多少，但确实可能减少而难以再增加。在劳动力供给绝对过剩的条件下，劳动力价格不可能提升，农民的收入还是增长不快。因此，靠出口拉动这个说法似是而非。因为东部地区吸引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打工节省了很多成本，主要节省的是农民进入东部地区打工的全部转移成本。出口绝对值增加虽然带动就业和打工，但并不意味着收入水平增加。

流动打工人口的社会保障仍然由他们承包的土地承担。我们绝对没有条件、不可能由国家来提供占70%的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农村改革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客观上表现了一种交易的结果。国家在允许社区占有所有权、允许农民以大包干名义占有土地使用权的时候，向农民让步的是什么呢？让步的是农民承包的那块土地必须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作为社会保障资料的土地又怎么能进入市场？在国家不可能提供社会保障的条件下，如果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减少，农民的社会保障迟早会成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