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治范文10篇

文化政治范文篇1

关键词：博物馆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技术的开发，大量传媒软件、社交工具涌入人们的视野。传媒已经占据大多数人的工作、学习和娱乐生活，成为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在博物馆，文化传媒已逐渐成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工具，成为对参观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平台和有效途径。将传媒引用到博物馆教育中，将文化传媒作为对参观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平台，是城市博物馆进行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和必然趋势。这也是现代教育中将传统教育结合现代信息技术的又一种形式。因此，要对它的发展严格把关，尽可能排除那些影响因素，进而发挥文化传媒在参观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

1什么是文化传媒思想政治教育

文化传媒思想政治教育指的是博物馆借助各媒体平台（文化广播、文化报刊、宣传栏、文化微博、微信等）来传播各种历史古迹、历代重大发现，同时开展各种理论讨论或娱乐活动，以此激发广大参观人员共同参与的热情。通过文化传媒传播一系列政治文化历史事件和开展相关活动，来启发参观者爱国爱家的精神，起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并通过文化传媒进行文化传播，以此建立和谐文明的城市文化，并有效推荐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文化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优点在于能够以群众乐于接受的形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城市博物馆的思政引导宣教活动效果更有成效。此外，微信、微博等网络平台在互联网的作用下，能以最快的速度对参观人员进行博物馆方面的知识传播，做到知识的及时更新。除此之外，文化媒体还能更多引起参观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重视，积极地参与其中，因而有效地拉近了博物馆与参观者之间的距离。

2影响博物馆文化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因素

文化传媒都是需要人工操作的，故影响博物馆文化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因素多在于人为因素。2.1文化传媒形式过时。网络媒体鱼龙混杂、有利有弊，有些博物馆因为担心其弊端的影响，从而拒绝使用网络媒体。有些博物馆由于传统文化思想的禁锢对某些流行趋势接受起来较困难，不能及时利用网络媒体的优势功能，其文化媒体基本上还停留在文化广播、宣传栏、宣传图册等传统媒体形式，利用传统媒体形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除了文化广播能够将信息以声音的形式“强加”给参观人员，能够起到一定的政事宣传作用。其他的文化媒体，如宣传栏、宣传图册，是“安静”地传达着信息。对于一般的参观者来说，不能够主动接收外界信息，那么这部分参观人员就不能够接收到传统媒体传达的信息。文化媒体无法将信息传达给参观人员，就是没有起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2.2内容形式单一死板。近几年来，我国的经济、科技等行业发展非常迅速，大部分博物馆都能熟知网络媒体并加以运用。从微博、微信的流行程度来讲，两者在当下文化传播中的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城市博物馆应该熟悉网络传媒的价值，引进微博、微信等网络媒体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网络媒体有别于传统媒体，是一种新型科技产物，可操作性和可控性有限，成效可能事倍功半。内容死板单一是影响文化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重要因素。内容表达形式单一极易让受众群体产生枯燥乏味的感觉，对内容反感，而达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死板的内容不能吸引观众的眼球，激发观众学习的兴趣，故信息不能顺利传递。2.3信息更新不及时。世界每天都在发生各种事情。就以我国来说，历史文化也是时时在更新。如果文化传媒的信息更新跟不上时展的脚步，就很容易遭到忽视，被淘汰。文化广播、宣传栏等文化传媒的信息内容更新不够及时，因而这些静态传播信息的途径现在不能作为文化传媒的主要形式，而应把目光聚焦在微博、微信等这些目前受关注的网络媒体上。大部分博物馆都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对于这种传播性较大的媒体，时刻传达着博物馆建设形象，博物馆对此就会很重视。因此，一般博物馆官方微博、微信等网络媒体的管理者都是安排专业人员每天处理繁忙的工作。但是微博、微信管理的时间相对有限，并且对外界新信息接收的速度较慢，不能及时抓住当下时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久而久之，文化网络媒体就会被受众群体忽视淘汰，而不能发挥文化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3博物馆文化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建议

3.1合理利用网络媒体。21世纪是信息技术时代，信息技术几乎具备一切人类需要的功能。微博、微信等网络媒体是当下最为流行和广泛使用的社交软件，也是被大众乐于接受的社交软件。因此，博物馆传媒工作者应当充分利用这些网络媒体来开展对参观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微博、微信等网络媒体的优点很多：一是高速性，网络媒体是依靠互联网而存在的，其信息传播具有高速性；二是覆盖面广，网络媒体如微信、微博的用户非常多，其物馆用户也不例外。当然，传统文化传媒的信息虽然处于静态，但是它也有它的优点，比如说，形式安全，操作方便，比较省事省力。博物馆要在做好传统文化媒体工作的基础上，利用好网络媒体，扩大传播范围。博物馆开设官方微信、微博后要在博物馆宣传开来，让参观者知道它的存在，并关注本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3.2丰富消息内容。开设文化网络媒体账号后，必须发表消息才有价值，不能空有其表。并且，网络发表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应避免空洞死板。死板的内容极易让参观者产生枯燥乏味的感觉，参观者会对内容产生反感，而达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因此，要尽可能丰富文化媒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增加内容的趣味性，用诙谐幽默的表达来宣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吸引参观人员关心博物馆历史文化动态。不过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具有难度，而且博物馆管理人员政务繁忙，处理多种事情，在文化传媒上花的时间有限，其难度更大。可以选较受欢迎、能够诙谐表达复杂信息的讲解人员担任文化网络媒体的管理者，负责发表文章内容，吸引参观人员，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3.3及时更新信息。网络文化媒体中关于历史文化动态的新闻必须及时更新，因为新闻本身具有及时性，这样的历史文化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因此，可以在参观群体中挑选文化媒体官方账户公众管理员，专门负责更新时事新闻动态。对公众管理员的选择必须严格。首先，公众管理员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必须是爱国爱校爱党的进步人士，能够自觉维护国家尊严；其次，馆外协作人员对历史文化有较高敏感度，能及时接收外界信息，关心时事动态，并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能够积极向上的发表信息。3.4加强文化广播文化。文化广播是一种传统的文化传媒，它与网络媒体不同，网络媒体是参观人员自愿接收信息，文化广播是“强制性”地把信息传递给参观人员。它不管参观者是不是愿意听，主动地将信息表达出来。文化广播本就是文化的一种体现，它的存在是为了丰富参观者知识的，就算是“强制性”，也不会被参观人员反感。因此，博物馆文化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好好利用广播这一媒体平台，增加文化广播播放的文化内容。

4结论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每个城市博物馆必需的宣教活动，不仅要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还要利用各种文化传媒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各博物馆应针对本博物馆特色，找出文化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功能发挥的影响因素，制定改进方案策略，尽可能完善文化传媒理念，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1]刘利伟.浅谈新时期纪念馆宣教工作的创新与发展[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

[2]吴凤菊.博物馆宣教工作与社会需求——以西柏坡纪念馆为例[J].环球人文地理.2017（7）.

文化政治范文篇2

一

初级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中国政治文化的主导内容。这种政治文化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为基本因素，以民族性、科学性、民主性、大众性为基本特征，外化为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政治社会化媒介向全社会进行灌输和教育，在政治文化的系统、过程和政策等各个方面确立了全社会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价值选择和心理调适标准。

系统方面，主导政治文化极力论证现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党和政府权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明确主张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虽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完善，但有一条是确定无疑的，即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破坏这一制度，“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8页。

《邓小平文逊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注：《邓小平文逊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206页。)不仅如此，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还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全社会的权威性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们思想意识的指导，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政治以及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这三条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一起，概而言之，就是“四项基本原则”，“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注：《邓小平文逊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4、1993年版，第164、173、379页。)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如何使不同的民族群体能够认同既定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形式的合法性，同样是主导政治文化非常关注的问题。对此，主导政治文化的基本倾向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即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对于相关的少数民族宗教信仰问题，则采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宗教信仰自由涉及到民族政策，特别是我们中国，一般都是少数民族在宗教信仰方面问题最多。我们要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必须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注：《邓小平文逊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在国家的结构形式上，主导政治文化认为，中国只能采取单一制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式，国家的统一是中国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根本保证，“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整个民族的愿望。”(注：《邓小平文逊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过程方面，主导政治文化极力强调人们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的和谐度。政治过程归根结底是国家权力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配置过程，其基本环节是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及决策。社会利益不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特定社会中各群体在现行政治机制中所得到的好处，或者说，是各群体对自身在现行政治机制中具有的潜在好处的期盼，具体表现为他们各自的利益诉求。所谓人们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的和谐度，从根本上讲，即他们各自利益诉求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实现程度及其利益实现过程中对他方利益的损益程度。在这方面，主导政治文化认为，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虽然有各自特殊的利益，但他们的利益在整体上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城乡基层民主制度等政治机制，可以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下，由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各派、无党派人士、各少数民族、各新兴阶层的代表等，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在这里，他们都能够充分和有效地参与现行政治机制，在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上，保证为本利益群体争取所需要的利益，并能够达成与其他利益群体的和谐。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社会的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起初一段时期内，社会上对这些阶层的政治地位及相应的政治权利看法不一，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疏离于现行的政治机制，并对自身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评价低下，与其他政治角色各关系也相对紧张。但中共十五大之后，特别是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共建党8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后，这个问题在主导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上基本明确，即认定这些群体“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

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中共也应该把他们中间“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吸纳到党内来(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1页。)。这很有助于满足这些群体的政治效能感，并缓解了他们与其他群体的关系。

政策方面，主导政治文化试图使人们相信现行政治机制对社会资源的提娶分配以及这一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选择的最优性。这涉及到作为法定执政党的中共对其他社会利益群体(人民)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向度上：中共与其他社会利益群体利益的一致性程度和中共按照什么样的原则做出上述行为才能令人服信。对此，主导政治文化强调中共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认为这三者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是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最根本点(注：《人民日报》2002年6月1日。)。根据这一原则，主导政治文化突出强调中共必须忠实地代表全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其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3页。)并主张中共要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自己的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法律化、制度化、程序化，增加政治系统输出结果的社会认同度。对农民、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采取相应的照顾政策，对领导干部加强监督，加大反腐败力度。对新兴阶层中的先富群体，在鼓励其继续发展的同时，对其收入进行调节，以期缩小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在人、财、物各个方面帮助他们加快发展。在国家统一问题上，采取极其灵活的“一国两制”方针，不强制性地要求台湾的民众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要拥护祖国统一，只要爱国，就可以在两种制度下实现和平统一。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人们对国家统一大政方针的认同度。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中国政治文化，除了上述主导方面的内容之外，还存在一些非主导的政治文化因素，在国家权力权威性地配置社会利益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基本态度、信仰和感情等方面，明显地同上述主导政治文化取向有异质性和离心性倾向，“有的公开鼓吹‘全盘西化’，在政治上宣扬取消、削弱共产党的领导，主张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有的在经济上宣扬私有化，主张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有的在思想文化上提出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价值观上主张极端个人主义；有的歪曲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诋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煽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有的发表和出版格调低下、宣扬色情暴力、迷信颓废的作品与书籍；有的怀疑和否定改革开放，歪曲、攻击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8页。)这种影响在政治文化的系统、过程和政策层面均有体现。系统层面，关于现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民族国家及党和政府权威的合法性与认同问题，台独、藏独、疆独分子明确反对现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共的领导。同时，其他相关群体中也存在不同思想意识和倾向，20世纪90年代中，北方某市一所大学被调查的大学生有68.1%表示“欣赏西方的政治民主”，华中某市高校学生被调查者的17.3%认为“多党政治非常重要”，36.3%认为“分权与制衡非常重要”(注：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社会学》1998年第1期，第152页。)；过程层面，关于自我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成效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和谐度的判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成效感低，且认为中国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度并不很好，这在以下有关调查资料中有所反映。

政策层面，关于现行政治机制提娶分配社会资源以及这一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的选择，人们也并非感到最优。从相关资料看，2001年，人们把法律和制度不健全、公务执法人员素质差、主管部门渎职失职和政策失误，视为中国社会不安定因素出现的前四位原因(注：汤伯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心态研究》，《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2期，第79—90页；

汝信等主编：《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与分析》(200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而这四者恰恰是现行政治机制提娶分配社会资源以及这一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的极为重要的内容。此外，还有一些具有明显自由化和封建殊余因素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在对待国家权力权威性地配置社会利益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问题上倾向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崇圣意识、清官意识、宗法宗族观念等。这些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或者否定共产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主张改变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地位及现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搞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体制；或者过于强调政治权威和政治核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淡化国家权力的人民属性，把社会民众的利益和命运系在少数所谓清廉圣明的领导者手中，甚至践踏国家法律，破坏人民民主制度的相关原则，把社会利益集团化，集体利益个人化等等，所有这些，都与主导政治文化内容格格不入。

二

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中的中国政治文化上述内容的构成决非偶然，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并受自身的历史传统及外来诸种因素的影响。

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基础上所形成的阶段阶层关系和利益群体结构，是当前中国政治文化具有上述内容的现实社会基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72页。)这种“现实的生活过程”，从阶级阶层关系和利益群体结构的视角看，较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要复杂丰富得多。如上所述，中共中央总书记提到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以及原有的工人、农

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等阶级、阶层和群体。此外，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权威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课题组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前中国社会利益群体划分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也有的学者根据改革以来人们的利益损益状况，划分四个利益群体：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注：汝信等主编：《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与分析》(200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139页。)。还有的学者对中国社会原有的基本阶级作进一步分层研究，例如将农民阶级分为八个阶层等。(注：李琳：《大分化：中国农民的进步与希望》、《发展导报》1993年5月28日第3版。)这些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自然从自身的利益需求出发，对国家权力配置社会利益的问题作出各自的反应，在系统、过程和政策等层面对重大政治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这是当前中国政治文化具有上述内容的最深层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理念是构成上述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主导部分的重要渊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对政治现象及其规律性的认识即政治文化，属于社会政治意识范畴，是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它受一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并反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存在。但是，政治文化不能自动地为社会存在和政治统治服务，必须通过灌输，使其内含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为各社会利益群体所认同和接受，才能有效地为政治统治服务。关于政治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关系的实质是阶级利益关系。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是，利益关系只有经过高高在上的国家权力进行强制性配置的时候，才是政治关系。因而，政治关系或政治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与阶级和国家的存在密切相关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命题的基本含义是：只有当每个工人都意识到自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员，都认识到他每天同个别老板和个别官吏进行小的斗争就是在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和整个政府的时候，他们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关于国家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无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则是“组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是终于发现的使劳动者在经济上活动解放的政治形式。关于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问题是政治问题的重要内容，它与国家的出现、阶级利益特别是资产阶级利益的扩张密切相关。民族问题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的解决，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争取自身和全人类解放的高度去认识。关于政治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推动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是社会总体发展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基本含义是人类社会运用国家权力配置社会利益的规则与机制等的不断完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中，政治发展的标准会有所区别，类型也不尽相同，但总的规律是向更合理与合法的方向演进。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使得共同利益采取了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但是，“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184页。)。其中，政党是政治斗争最严整的表现。政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有相应的政治纲领，即阐明自己政治目标和根本任务等重大内容的规范性文献，有严密的组织性和严格的纪律性，并由最有影响、最有威信、最有经验的领袖集团来主持。在现代意义的政党现象中，超阶级的政党是不存在的，都是特定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的代表者。联系本文第一部分的有关内容，我们不难看出，当前中国社会主导政治文化的内容，基本承袭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理念。

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外来的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也是影响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构成的重要因素。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方面看，恩格斯指出，我们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4卷，第696页。)存在于完整的封建社会中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自给自足的封建宗法式农业经济、集权专制的社会利益配置机制、家国混一的宗法制度和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等基础上生成和演进，形成了糟粕与精华并存的独特内容，如德法兼重的治国方略、民本理念和吏治思想、“变法”思想和变革意识、修身内省意识、华夏中心和大一统观念、“海纳百川”、“协和万邦”的包容意识和共处观念、皇权至尊观念、宗法宗族观念和纲常意识、过于尊崇先祖的政治心态、圣主期盼和清官意识等。从外来的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方面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设备和资金的同时，也介绍了大量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使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流入中国。就其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构成的影响而言，主要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基督教神学等思想和思潮。这些传统政治文化内容和现代西方政治思想意识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基础相切合，在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中均占有一定的比重，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很多都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和文化交融传承沉淀下来，或融入主流，或汇入非主流，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为自己寻找继续存在的合法形式。这就使得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内容显得更加复杂多样。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政治文化对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的政治行为影响很大。一般而言，一定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在该社会的命运，取决于该社会对这种政治文化的需要程度，亦即该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与不同社

会利益群体之利益的相关程度。这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总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去选择他们认可的政治文化来指导自己的政治行为。因此，在现有的中国社会利益群体格局下，上述中国政治文化对中国社会政治关系主体的政治行为的影响也是复杂的。

主导政治文化所主张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基本上体现了当前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的根本利益，因此，各利益群体能够从总体上接受这种政治文化对自己的引导和约束。例如，在系统层面上，人们能够认同现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民族国家及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在过程层面上，人们对自我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成效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和谐度大体上满意；在政策层面上，人们比较相信现行政治机制对社会资源的提娶分配以及这一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选择的最优性。于是，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一种似乎是二律背反的社会现象：一方面，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存在一些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在涉及到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如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制止民运分子制造的政治风波、机构改革、裁减军队、企业职工下岗、冒着冲击民族工业和农民利益的风险争取入世、反对台独藏独疆独等等，中共和政府却能够充分动员社会政治资源，达到自己的目标。这种现象的意义非常大，能够从总体上保证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里社会各利益群体对现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认同，使他们在政治行为上同共产党和政府权威保持一致，成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政治资源主体，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

文化政治范文篇3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它无法回答科学主义的挑战、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这一趋势的发展使行为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创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对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多种因素进行考察。

阿尔蒙德是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导向；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为了明确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就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掺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所以他着重指出："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种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目标的心理取向。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论界对"文化"的不同认识

长久以来，文化的范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层面一旦产生必然要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因此分析文化的不同层次有助于清晰的看待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化做了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文化包括有广阔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季羡林就曾提出最广义的文化可以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第二类观点着重从文化与物质的区别的角度来加以界定，把它看作是精神现象的一种混合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从结的全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除了以上两类以外，还有一些从具体的微观领域诸如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来认识文化的观点。

3、文化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在借助了"文化"的帮助之后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参与，政治文化的概念却又变得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在接触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之后，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开展研究产生了多种理论成果，按照对内容界定的宽广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主张政治文化应该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认为它就是人类政治领域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这种看法明显是"大文化"观念的影响的结果。所谓"大文化"是把文化概念泛化的现象。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是精神的心理的作用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实践的作用过程。所以政治文化要把对公民政治意识水平的分析同对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第二，排除政治的客观领域认为政治文化只是主观领域内的事物，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两个层次是其中的主要内容。第三，直接接受西方理论界的观点，把政治文化局限于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他们认为阿尔蒙德当初使用这一概念就是为了与其他的政治学范畴相区别，如果扩大它原所特指的范围就会导致失去独特的研究意义。

综合看来，在我国的研究中第二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反对第一种观点把政治文化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制度等客观性领域，认为那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把它局限于政治心理这一单一的层面，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等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因为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统中只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性的、自发的政治反映形态，是一种低水平的政治意识。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制约，抛开这两者就无法完整的说明人们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所以政治文化应该是三者的统一体。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它实现了从普遍采用历史--形式研究法到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行为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兴学科，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和评价，从而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1、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产生的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第一，理性选择主义。随着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理性选择主义开始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的结合转变到与经济学的相结合。理性选择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可以通过政治行为者对自身眼前利益的考虑来说明。这种观点假定政治行为者都是有理性的，要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根本不需考虑价值、情感和更加复杂的认知上的因素，只需通过假设行为者的目的是力求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就能获得充分的解释。因此他们得出"政治文化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结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者。前苏联学者在批评政治文化时讲到，对于政治文化美国学者过分强调是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态度的定义，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的因素但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同样也要由现实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决定，针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主张在研究中必须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1、试图用政治文化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或改变政治生活现象。2、把政治文化简单化的看成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从而直接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政治现象，引导政治生活。所以他们突破了西方理论界忽视政治文化的局限，强调政治文化首先应该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它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②

2、经过批判对政治文化形成新的认识差别

完全否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理性选择主义只是对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种片面的批判。到了80年代，这种忽视文化因素而把政治简化为市场的分析模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它使研究带有简化论的倾向，在现实的挑战面前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得不开始寻求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妥协。他们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认为只有理性行为才属于理性分析的范围之内。理性选择理论的让步和它对制度、文化的影响的关注，恢复了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使政治文化理论在西方得以回归，重新居于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相对于西方国家取得的成果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研究中对政治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在于对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的认识。阶级分析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关系都是由阶级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政治文化主体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因此，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政治文化的特征时都抛弃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价值中立"，认为每一个国家、阶级的政治文化都不能离开阶级性质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区别。

三、不同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研究侧重点差异

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影响。它不但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亚文化"等概念，而且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学科借鉴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社会各个学科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其中政治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国际地位和战略意义的一种体现。

1、美国政治文化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因此西方国家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东方的现代化问题和东西方的相互联系，从来都是西方思想界感兴趣的问题。"③但是在美国，这种思维却有一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关注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二战前，美国人持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它在政治学方面就表现为,政治学界虽然会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现象和制度开展一些研究，但是基本上局限于对"民主国家"的典范的政体结构进行描述。二战之后局面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二战不但打破了美国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思潮，而且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和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从此比较政治学家的视野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换和聚集。

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建立使许多西方学者从对纳粹集权主义的思考中转移到对"社会主义集权"的探讨。同时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看到,虽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但是他们所尊崇的民主体制却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达到灌输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以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他们开始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深层次的决定因素例如政治心理、风俗习惯、民族特质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所以西方国家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侧重对国家之间政治文化差异的横向对比分析和研究。

2、我国悠久的民族历史和研究中使用得文献资料、历史分析的传统导致更加侧重于对政治文化的纵向分析和借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重开政治学科时，政治文化在短时间内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总体上看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转变过程：

第一，从翻译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学术成果到研究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的转变。80年代政治文化在我国兴起时，理论界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国家的学术流派特别是阿尔盟德学派及其观点和著作的介绍，翻译出版了当时美国理论界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90年代，基于学术积累的充实和现实改革实践的需要，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公民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转变。

第二，从关注传统政治文化转向关注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研究。每个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淀程度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为了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开始从侧重于对古代政治文化的批判转变到借鉴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来加强现代政治建设。从而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区别。

总之，直到今天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仍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领域。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会产生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这虽然在一定方面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丰富，但是为了有效的促进研究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认识分歧及形成原因加以分辨以统一政治文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M.1989年第1版，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5页

文化政治范文篇4

一

初级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中国政治文化的主导内容。这种政治文化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为基本因素，以民族性、科学性、民主性、大众性为基本特征，外化为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政治社会化媒介向全社会进行灌输和教育，在政治文化的系统、过程和政策等各个方面确立了全社会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价值选择和心理调适标准。

系统方面，主导政治文化极力论证现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党和政府权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明确主张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虽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完善，但有一条是确定无疑的，即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破坏这一制度，“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8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206页。)不仅如此，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还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全社会的权威性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们思想意识的指导，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政治以及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这三条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一起，概而言之，就是“四项基本原则”，“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4、1993年版，第164、173、379页。)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如何使不同的民族群体能够认同既定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形式的合法性，同样是主导政治文化非常关注的问题。对此，主导政治文化的基本倾向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即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对于相关的少数民族宗教信仰问题，则采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宗教信仰自由涉及到民族政策，特别是我们中国，一般都是少数民族在宗教信仰方面问题最多。我们要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必须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在国家的结构形式上，主导政治文化认为，中国只能采取单一制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式，国家的统一是中国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根本保证，“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整个民族的愿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过程方面，主导政治文化极力强调人们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的和谐度。政治过程归根结底是国家权力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配置过程，其基本环节是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及决策。社会利益不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特定社会中各群体在现行政治机制中所得到的好处，或者说，是各群体对自身在现行政治机制中具有的潜在好处的期盼，具体表现为他们各自的利益诉求。所谓人们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的和谐度，从根本上讲，即他们各自利益诉求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实现程度及其利益实现过程中对他方利益的损益程度。在这方面，主导政治文化认为，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虽然有各自特殊的利益，但他们的利益在整体上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城乡基层民主制度等政治机制，可以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下，由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各派、无党派人士、各少数民族、各新兴阶层的代表等，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在这里，他们都能够充分和有效地参与现行政治机制，在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上，保证为本利益群体争取所需要的利益，并能够达成与其他利益群体的和谐。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社会的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起初一段时期内，社会上对这些阶层的政治地位及相应的政治权利看法不一，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疏离于现行的政治机制，并对自身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评价低下，与其他政治角色各关系也相对紧张。但中共十五大之后，特别是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共建党8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后，这个问题在主导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上基本明确，即认定这些群体“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中共也应该把他们中间“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吸纳到党内来(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1页。)。这很有助于满足这些群体的政治效能感，并缓解了他们与其他群体的关系。

政策方面，主导政治文化试图使人们相信现行政治机制对社会资源的提取、分配以及这一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选择的最优性。这涉及到作为法定执政党的中共对其他社会利益群体(人民)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向度上：中共与其他社会利益群体利益的一致性程度和中共按照什么样的原则做出上述行为才能令人服信。对此，主导政治文化强调中共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认为这三者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是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最根本点(注：《人民日报》2002年6月1日。)。根据这一原则，主导政治文化突出强调中共必须忠实地代表全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其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3页。)并主张中共要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自己的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法律化、制度化、程序化，增加政治系统输出结果的社会认同度。对农民、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采取相应的照顾政策，对领导干部加强监督，加大反腐败力度。对新兴阶层中的先富群体，在鼓励其继续发展的同时，对其收入进行调节，以期缩小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在人、财、物各个方面帮助他们加快发展。在国家统一问题上，采取极其灵活的“一国两制”方针，不强制性地要求台湾的民众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要拥护祖国统一，只要爱国，就可以在两种制度下实现和平统一。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人们对国家统一大政方针的认同度。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中国政治文化，除了上述主导方面的内容之外，还存在一些非主导的政治文化因素，在国家权力权威性地配置社会利益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基本态度、信仰和感情等方面，明显地同上述主导政治文化取向有异质性和离心性倾向，“有的公开鼓吹‘全盘西化’，在政治上宣扬取消、削弱共产党的领导，主张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有的在经济上宣扬私有化，主张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有的在思想文化上提出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价值观上主张极端个人主义；有的歪曲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诋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煽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有的发表和出版格调低下、宣扬色情暴力、迷信颓废的作品与书籍；有的怀疑和否定改革开放，歪曲、攻击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8页。)这种影响在政治文化的系统、过程和政策层面均有体现。系统层面，关于现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民族国家及党和政府权威的合法性与认同问题，台独、藏独、疆独分子明确反对现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共的领导。同时，其他相关群体中也存在不同思想意识和倾向，20世纪90年代中，北方某市一所大学被调查的大学生有68.1%表示“欣赏西方的政治民主”，华中某市高校学生被调查者的17.3%认为“多党政治非常重要”，36.3%认为“分权与制衡非常重要”(注：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社会学》1998年第1期，第152页。)；过程层面，关于自我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成效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和谐度的判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成效感低，且认为中国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度并不很好，这在以下有关调查资料中有所反映。

政策层面，关于现行政治机制提取、分配社会资源以及这一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的选择，人们也并非感到最优。从相关资料看，2001年，人们把法律和制度不健全、公务执法人员素质差、主管部门渎职失职和政策失误，视为中国社会不安定因素出现的前四位原因(注：汤伯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心态研究》，《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2期，第79—90页；

汝信等主编：《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与分析》(200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而这四者恰恰是现行政治机制提取、分配社会资源以及这一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的极为重要的内容。此外，还有一些具有明显自由化和封建殊余因素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在对待国家权力权威性地配置社会利益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问题上倾向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崇圣意识、清官意识、宗法宗族观念等。这些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或者否定共产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主张改变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地位及现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搞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体制；或者过于强调政治权威和政治核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淡化国家权力的人民属性，把社会民众的利益和命运系在少数所谓清廉圣明的领导者手中，甚至践踏国家法律，破坏人民民主制度的相关原则，把社会利益集团化，集体利益个人化等等，所有这些，都与主导政治文化内容格格不入。

二

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中的中国政治文化上述内容的构成决非偶然，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并受自身的历史传统及外来诸种因素的影响。

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基础上所形成的阶段阶层关系和利益群体结构，是当前中国政治文化具有上述内容的现实社会基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72页。)这种“现实的生活过程”，从阶级阶层关系和利益群体结构的视角看，较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要复杂丰富得多。如上所述，中共中央总书记提到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以及原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等阶级、阶层和群体。此外，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权威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课题组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前中国社会利益群体划分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也有的学者根据改革以来人们的利益损益状况，划分四个利益群体：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注：汝信等主编：《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与分析》(200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139页。)。还有的学者对中国社会原有的基本阶级作进一步分层研究，例如将农民阶级分为八个阶层等。(注：李琳：《大分化：中国农民的进步与希望》、《发展导报》1993年5月28日第3版。)这些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自然从自身的利益需求出发，对国家权力配置社会利益的问题作出各自的反应，在系统、过程和政策等层面对重大政治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这是当前中国政治文化具有上述内容的最深层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理念是构成上述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主导部分的重要渊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对政治现象及其规律性的认识即政治文化，属于社会政治意识范畴，是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它受一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并反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存在。但是，政治文化不能自动地为社会存在和政治统治服务，必须通过灌输，使其内含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为各社会利益群体所认同和接受，才能有效地为政治统治服务。关于政治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关系的实质是阶级利益关系。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是，利益关系只有经过高高在上的国家权力进行强制性配置的时候，才是政治关系。因而，政治关系或政治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与阶级和国家的存在密切相关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命题的基本含义是：只有当每个工人都意识到自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员，都认识到他每天同个别老板和个别官吏进行小的斗争就是在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和整个政府的时候，他们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关于国家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无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则是“组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是终于发现的使劳动者在经济上活动解放的政治形式。关于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问题是政治问题的重要内容，它与国家的出现、阶级利益特别是资产阶级利益的扩张密切相关。民族问题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的解决，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争取自身和全人类解放的高度去认识。关于政治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推动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是社会总体发展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基本含义是人类社会运用国家权力配置社会利益的规则与机制等的不断完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中，政治发展的标准会有所区别，类型也不尽相同，但总的规律是向更合理与合法的方向演进。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使得共同利益采取了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但是，“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184页。)。其中，政党是政治斗争最严整的表现。政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有相应的政治纲领，即阐明自己政治目标和根本任务等重大内容的规范性文献，有严密的组织性和严格的纪律性，并由最有影响、最有威信、最有经验的领袖集团来主持。在现代意义的政党现象中，超阶级的政党是不存在的，都是特定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的代表者。联系本文第一部分的有关内容，我们不难看出，当前中国社会主导政治文化的内容，基本承袭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理念。

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外来的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也是影响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构成的重要因素。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方面看，恩格斯指出，我们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4卷，第696页。)存在于完整的封建社会中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自给自足的封建宗法式农业经济、集权专制的社会利益配置机制、家国混一的宗法制度和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等基础上生成和演进，形成了糟粕与精华并存的独特内容，如德法兼重的治国方略、民本理念和吏治思想、“变法”思想和变革意识、修身内省意识、华夏中心和大一统观念、“海纳百川”、“协和万邦”的包容意识和共处观念、皇权至尊观念、宗法宗族观念和纲常意识、过于尊崇先祖的政治心态、圣主期盼和清官意识等。从外来的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方面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设备和资金的同时，也介绍了大量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使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流入中国。就其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构成的影响而言，主要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基督教神学等思想和思潮。这些传统政治文化内容和现代西方政治思想意识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基础相切合，在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中均占有一定的比重，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很多都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和文化交融传承沉淀下来，或融入主流，或汇入非主流，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为自己寻找继续存在的合法形式。这就使得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内容显得更加复杂多样。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政治文化对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的政治行为影响很大。一般而言，一定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在该社会的命运，取决于该社会对这种政治文化的需要程度，亦即该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与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利益的相关程度。这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总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去选择他们认可的政治文化来指导自己的政治行为。因此，在现有的中国社会利益群体格局下，上述中国政治文化对中国社会政治关系主体的政治行为的影响也是复杂的。

主导政治文化所主张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基本上体现了当前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的根本利益，因此，各利益群体能够从总体上接受这种政治文化对自己的引导和约束。例如，在系统层面上，人们能够认同现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民族国家及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在过程层面上，人们对自我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成效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和谐度大体上满意；在政策层面上，人们比较相信现行政治机制对社会资源的提取、分配以及这一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选择的最优性。于是，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一种似乎是二律背反的社会现象：一方面，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存在一些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在涉及到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如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制止民运分子制造的政治风波、机构改革、裁减军队、企业职工下岗、冒着冲击民族工业和农民利益的风险争取入世、反对台独藏独疆独等等，中共和政府却能够充分动员社会政治资源，达到自己的目标。这种现象的意义非常大，能够从总体上保证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里社会各利益群体对现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认同，使他们在政治行为上同共产党和政府权威保持一致，成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政治资源主体，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

文化政治范文篇5

关键字：政治文化理性选择主义

政治文化研究是当代政治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它在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之后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个派别之间的观点差异导致了研究的多角度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看，研究方向和方法的不统一影响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国际间学术观点的交流与合作，因此为了形成对政治文化清晰、准确的认识，加速我国政治文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有必要对这些存在的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以便更好的指导今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本文将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理解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

一、借用"文化"一词而产生的理解差异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它无法回答科学主义的挑战、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这一趋势的发展使行为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创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对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多种因素进行考察。

阿尔蒙德是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导向；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为了明确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就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掺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所以他着重指出："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种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目标的心理取向。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论界对"文化"的不同认识

长久以来，文化的范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层面一旦产生必然要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因此分析文化的不同层次有助于清晰的看待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化做了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文化包括有广阔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季羡林就曾提出最广义的文化可以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第二类观点着重从文化与物质的区别的角度来加以界定，把它看作是精神现象的一种混合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从结的全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除了以上两类以外，还有一些从具体的微观领域诸如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来认识文化的观点。

3、文化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在借助了"文化"的帮助之后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参与，政治文化的概念却又变得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在接触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之后，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开展研究产生了多种理论成果，按照对内容界定的宽广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主张政治文化应该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认为它就是人类政治领域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这种看法明显是"大文化"观念的影响的结果。所谓"大文化"是把文化概念泛化的现象。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是精神的心理的作用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实践的作用过程。所以政治文化要把对公民政治意识水平的分析同对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第二，排除政治的客观领域认为政治文化只是主观领域内的事物，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两个层次是其中的主要内容。第三，直接接受西方理论界的观点，把政治文化局限于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他们认为阿尔蒙德当初使用这一概念就是为了与其他的政治学范畴相区别，如果扩大它原所特指的范围就会导致失去独特的研究意义。

综合看来，在我国的研究中第二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反对第一种观点把政治文化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制度等客观性领域，认为那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把它局限于政治心理这一单一的层面，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等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因为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统中只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性的、自发的政治反映形态，是一种低水平的政治意识。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制约，抛开这两者就无法完整的说明人们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所以政治文化应该是三者的统一体。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它实现了从普遍采用历史--形式研究法到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行为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兴学科，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和评价，从而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1、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产生的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第一，理性选择主义。随着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理性选择主义开始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的结合转变到与经济学的相结合。理性选择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可以通过政治行为者对自身眼前利益的考虑来说明。这种观点假定政治行为者都是有理性的，要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根本不需考虑价值、情感和更加复杂的认知上的因素，只需通过假设行为者的目的是力求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就能获得充分的解释。因此他们得出"政治文化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结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者。前苏联学者在批评政治文化时讲到，对于政治文化美国学者过分强调是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态度的定义，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的因素但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同样也要由现实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决定，针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主张在研究中必须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1、试图用政治文化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或改变政治生活现象。2、把政治文化简单化的看成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从而直接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政治现象，引导政治生活。所以他们突破了西方理论界忽视政治文化的局限，强调政治文化首先应该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它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②

2、经过批判对政治文

化形成新的认识差别

完全否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理性选择主义只是对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种片面的批判。到了80年代，这种忽视文化因素而把政治简化为市场的分析模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它使研究带有简化论的倾向，在现实的挑战面前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得不开始寻求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妥协。他们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认为只有理性行为才属于理性分析的范围之内。理性选择理论的让步和它对制度、文化的影响的关注，恢复了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使政治文化理论在西方得以回归，重新居于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相对于西方国家取得的成果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研究中对政治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在于对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的认识。阶级分析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关系都是由阶级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政治文化主体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因此，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政治文化的特征时都抛弃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价值中立"，认为每一个国家、阶级的政治文化都不能离开阶级性质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区别。

三、不同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研究侧重点差异

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影响。它不但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亚文化"等概念，而且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学科借鉴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社会各个学科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其中政治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国际地位和战略意义的一种体现。

1、美国政治文化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因此西方国家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东方的现代化问题和东西方的相互联系，从来都是西方思想界感兴趣的问题。"③但是在美国，这种思维却有一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关注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二战前，美国人持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它在政治学方面就表现为,政治学界虽然会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现象和制度开展一些研究，但是基本上局限于对"民主国家"的典范的政体结构进行描述。二战之后局面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二战不但打破了美国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思潮，而且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和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从此比较政治学家的视野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换和聚集。

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建立使许多西方学者从对纳粹集权主义的思考中转移到对"社会主义集权"的探讨。同时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看到,虽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但是他们所尊崇的民主体制却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达到灌输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以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他们开始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深层次的决定因素例如政治心理、风俗习惯、民族特质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所以西方国家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侧重对国家之间政治文化差异的横向对比分析和研究。

2、我国悠久的民族历史和研究中使用得文献资料、历史分析的传统导致更加侧重于对政治文化的纵向分析和借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重开政治学科时，政治文化在短时间内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总体上看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转变过程：

第一，从翻译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学术成果到研究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的转变。80年代政治文化在我国兴起时，理论界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国家的学术流派特别是阿尔盟德学派及其观点和著作的介绍，翻译出版了当时美国理论界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90年代，基于学术积累的充实和现实改革实践的需要，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公民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转变。

第二，从关注传统政治文化转向关注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研究。每个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淀程度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为了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开始从侧重于对古代政治文化的批判转变到借鉴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来加强现代政治建设。从而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区别。

总之，直到今天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仍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领域。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会产生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这虽然在一定方面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丰富，但是为了有效的促进研究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认识分歧及形成原因加以分辨以统一政治文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M.1989年第1版，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5页

文化政治范文篇6

【关键词】利益分化；政治文化；影响；对策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从整体上来看，当前我国社会的政治基本上是稳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处于可控制的限度内，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利益分化也越来越深刻、复杂，如贫富差距悬殊，两极分化趋势等利益矛盾已成了改革继续前进的瓶颈，且各种潜在性的利益矛盾越来越尖锐和显性化。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利益差别、利益矛盾和冲突范围更广，协调更加趋向复杂。利益分化主要是指由于社会结构性的变革而使得一种既定的利益关系发生重组，并进而使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发生急剧变化的过程。①i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具有利益平衡被打破、博弈再平衡的特征，并表现出一种逐步扩大的趋势。利益分化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适当的利益分化是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之一，它鼓励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利益过度分化又会在特定条件下，造成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不稳定，甚至是历史性的倒退，例如被宗教黑暗统治的中世纪。利益分化把稳定因素和变革因素同时变成了人类社会的内在属性。

1．新时期政治文化变革的紧迫性

一个政府赖以存在的法理基础和现实依据是一个历史过程。基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一个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完全依赖于经济的发展或者统治手段的强度是不能长久的，因为经济绩效具有时效性和峰谷的客观性存在特征，而统治手段过强则容易陷入恐怖政府的泥沼。影响政府的合法性基础的因素很多，但一个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主张先进性与否则直接会影响到该政治体系的政治稳定。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与民主》一书中主张文化的冲突是社会不稳定的深层动因，虽有些片面但也不乏借鉴之处。我国当前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政治文化的发展一直滞后于经济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进一步加深，政治文化领域面临着外来文化的冲击，激烈的碰撞催生着政治思潮的多元化。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巩固和发展也面临着本土文化的传承和外来文化的本土化两大课题。如何构建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显得尤为紧迫，使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不仅仅是理论界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命题。

2.利益分化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2.1开放性市场经济催生了“开放性”的政治文化

不同利益群体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群体的归属意识和共同意识是一个群体存在的前提。它决定了群体内成员对政治文化的认同和政治参与的状态。变化的群体意识和变化的政治文化两个变量同时运行时，离心力在所难免。而特定的政权为了维护自己长久存在，对待体系内的离心力、外来文化的冲击力，控制、消融、吸收成为各种政治体系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政治文化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处于主导地位的只有执政者支持的文化。因此，政治文化的“开放性”在范围和程度上具有相对性，和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二者之间不存在正比例关系。这种张力作用的存在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整合民意相比较整合复杂的利益表达对政治体系显得更为重要。当前，在我国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不同群体甚至是同一群体在不同阶段也会产生不同的政治倾向。这些特殊的政治心理演进过程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演进共同交织在一起。臣民文化与市民文化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不断地向着公民文化发展，各种角色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认同上的混淆。同时，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与各种政治亚文化并存，二者之间的张力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着主流政治文化的再建设。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诉求可能会导致群体分化的加速，进而导致政治认同共识基础的消解。

2.2传统主流政治文化面临严峻挑战

在文化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的今天，每个政权主导的政治文化及其演进都需要有一定的内核。在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政治文化建设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个人被集体完全淹没了，服从政治动员构成了政治权利的一种前提。高度集权政治运行模式使权力急剧自我膨胀，人治特点被充分显露。但改革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所需要的法制与民主则排斥那种人治的随意性。随着现代化增加了人们交往的范围和频率，社会利益结构发生改变，中心多元化让原有用来应付冲突的规则往往不能奏效，新规则的有效运转还有待磨合。在人们内心，原有的信仰根基被动摇，人们的精神被置于一种“权威渴望症”的状态。②法治的公正性价值延伸到政治权力，权力公共性再生产成为多中心治理的核心。③在集体与个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个人的合法性正当利益不再被忽视，政府行为得到约束不再为所欲为，这一切都需要再建设政治文化，让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认可得以持续，来增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主流政治文化被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随着实践不断丰富，公共性在政策体系中体现更加充分，只不过个体利益的合理诉求回归到人的现实性当中，作为政治民主现代化衡量标准的积极政治参与文化和理性政治参与的意义被当代主流政治文化所认可。新政治文化是对传统主流政治文化的扬弃而不是抛弃，权威供给正在不断加强。

3.创新主流政治文化，建立政治文化凝聚机制

文化政治范文篇7

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黄土地，黄土地土质松软、林木稀疏，是比较容易开垦的土地。依据蒙古人种最早生活在现在是寒冷地区的西伯利亚东北部这一情况，结合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的传说，推断古时黄河流域气候炎热，后来才逐渐变冷，雨水也应该比现在多。随着气候变冷，在西伯利亚过着渔猎生活的蒙古种人，逐步南迁，有些部落到黄河流域的黄土地后，发明了种养技术，开垦土地，进入农耕。由于以农户为单位的农业经营模式能够达到农业生产效率的最大化,因此,农耕的生产方式加快了渔猎生产时期原始共产制的解体，形成以家庭为主体、以血缘为联结的氏族社会。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模式，促生了父权和家族观念。在渔猎生产向农耕生产转化过程中，以集体生产协作为主的社会联结，逐渐让位于以血缘为主的社会联结。随着集体协作生产活动的减少，血缘关系对协调社会秩序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宗法制度因应生产方式的变化而自发生成。

权力的集中起初是出于抵御不断南迁的部落的侵掠，或许还有治水的需要,上古的历史传说多与治水有关。不论是抵御外部入侵，还是治理河道、修建排水或灌溉系统，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协作。为完成这些工作，必须由少数人来指挥协调，这就是集权政体产生的原因。

夏朝是否存在争议颇多，传说中大禹是以领导指挥治水而获得政权的，那一段时期，或许正是氏族部落组织向集权社会过渡的时期，夏族或许己建立了王权并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

有人说商族是来自大草原的蒙古种人游牧民族,通过间接的途径掌握了发源于中东的青铜冶炼和战车技术。商族依靠先进的青铜武器和战车技术，侵入华北平原，征服了黄河中下游流域，以今河南省为中心，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有实际意义的王朝国家：商王朝。被商王朝征服或依附商王朝的种族集团成为臣服商王朝的属国。

为什么推断商族是外来的游牧民族，可能是依据己考证的商族的一些文化特征推断的。笫一，商族崇鬼；笫二，商族是兄弟相传；笫三，商族妇女地位高；笫四，商族喜狩猎；笫五，商族有杀人作祭祀的习惯。这些特征有较多的母系社会和游猎社会的残余，与华夏农耕文化有显著不同之处。

公元前二千纪，正是游牧民族进入世界历史记载的时期，整个欧亚大陆都处于一个骚动的时期，由于马的驯养和战车技术的使用，游牧民族发起了笫一波向农耕民族侵掠的浪潮，很多古代帝国和文明，在这一波的攻击中被推翻或消灭。商族正是在这一时期侵入华夏民族，建立了中国文字记录史上笫一个王朝。

这样的事，在此后中国的历史上累累发生。但是由于这些入侵的民族，大都首先迁居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地带，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并最终都溶入中国文化。因此，不断的入侵和因此产生的王朝变更，并没有使中国文化像其它西方古代文化一样，被中断或终止，使中国从由新石器时代产生的文化，连续地发展出来的古代文明，一直持续到现在。而欧亚大草原和北欧游牧民族对西方世界连续不断的攻击和入侵，虽然不断地中止西方文化，瓦解西方旧的社会制度，却最终造就了现代西方文明。

商族作为外来民族，以征服建立了王权，必然会强化专制制度。商族人数不多，直接管理的地域不大，但商族通过垄断青铜冶炼技术，维持其宗主国地位。

周族原是臣服商王朝的属国之一，屏蔽商王朝的西北。现存的资料不能证实周民族的来源，但周族居渭水流域，此处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发源地，应该是较早进入农耕的民族。当时，周族与西北“蛮夷”为邻，在与西北各游牧种族的周旋过程中也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虽然工艺粗糙一些，但打破了商族对青铜的垄断，逐渐壮大，并最终在一些其它的部落的支持下，于公元前1050年灭掉推翻了商朝。

周王朝的势力范围远远地超过商朝。从渭水流域到山东东部，从华北平原到长江中下游。但是，由于当时的交通工具只能依赖车马等原始手段，可能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管理这样大的势力范围，也可能是农耕文化中家族观念的作用，周王朝将大批王族家庭成员，支持、依附商族王朝的氏族或部落领袖，封为各地的诸侯。而诸侯则将其领地再分封给其公族成员和追随者，使之成为食邑的宗主，形成亲亲相随的宗法制度，从而产生“君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民食力”的社会制度。

在这一社会制度下，世袭的周王依靠王室成员为主的诸侯，统治各诸侯国。诸侯虽然听命于周王，但在本诸侯国却是万人之上的君主。诸侯国的君主依靠其公族成员为主的卿大夫，统领分封的领地。卿大丈通过“士”，即贵族武士，统治庶民、工商、皂隶等，形成以血亲关系为主的“家国”。国是王室家庭的财产，周王就是统治阶层这一大家庭的家长。

问题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弱化了氏族或部落组织在生产活动中的集体协作的作用。氏族或部落组织仅仅依靠血缘关系和祖先崇拜联结在一起比较脆弱，因此，一旦集权政体建立起来，公权力成为协调和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后，氏族和部落组织很容易被迅速瓦解，形成家国和家庭的二元社会，由于缺乏中间力量的制约，专制就很容易产生。

事实上，所谓的以血缘或准血缘为关系的宗法制度，在周朝，主要存在于统治贵族阶层。在平民社会，经过以王室家庭成员为主的贵族阶层以诸侯、大夫、士三级分封后，大夫与士，特别是士一级会直接延伸到民间宗室联结中,士直接管理农户，向农户征集税赋和劳力。而且，土地层层分封，实际是土地连同土地之上的农户一同封赐，封地即是封户。这样,王室家族的宗室关系和宗法制度，撕裂和削弱民间社会的宗室关系和宗法制度。同时，还消除了民间氏族部落、民族的界限，溶合形成了华夏民族这一人类大群体。

二、宗法制度的崩溃和思想的繁荣

不知道周王朝以血缘关系联结的宗法制度，对各诸侯国有多大的控制力,和有效地管制了多久。但周王朝建立之初，位于晋东南、周朝中心地带的唐国即发生了叛乱，是周公旦率兵剿灭了唐的叛乱。周王朝成立之初，共分封了八百多诸侯，而到春秋初期，只剩下二百来个诸侯国，可见兼并战争在西周时期就已激烈地发生。

随着时间的迁移，血缘亲近度越来越远，诸侯基于血亲关系向周王履行臣子义务的观点越来越淡，诸侯之间的兼并及诸侯国内宗室之间的兼并、篡位越演越烈。而地处西北的周王都城不断遭到游牧民族的攻击，最终，反叛的诸侯联合犬戎部落，攻占了周朝的都城。周王朝只得将都城东迁洛邑，周王从此失去了王权的实质性权力。周王朝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由于宗室间不断的战争而开始崩溃。

进入春秋时期，冶炼和铸造铁器的技术传入中国（也有很多中国人坚持中国是人工制铁技术的独立发源地），农业开垦和土地深耕逐渐地推广，加之欧亚大草原游牧民族的大流动，可能还给中国传来了的其它一些农业技术，也不断被推广，粮食产量不断提高，人口迅速增多，社会进入一段繁荣发展的时期。

伴随铁器兵器的出现和人口增加的，是诸侯间和宗室间的战争规模的增大。其次是楚国、吴越、秦等具有蛮夷色彩的诸侯强国出现，产生新的威胁。东周各诸侯企图通过多边条约、联婚等形式会盟，以霸主代替周王的地位，把战争控制到最低限度，并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然而，建立秩序的努力往往只能带来短暂的和平，甚至就不曾带来和平，最终都已失败而告终。到公元前453年，魏、赵、韩三个不同血缘关系的卿大夫合谋篡位，“三家分晋”，非周王宗室成员的诸侯占据了主导地位，周王朝以家庭成员联结的宗法制度崩溃。

由于民间社会的宗族关系和宗法制度，在西周时就己被层层分封所削弱或消解，伴随周朝统治阶层宗法制度的崩溃，宗族关系和宗法制度从此退出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因此，夸大宗法制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及“小共同体”在传统中国社会的作用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吞并、战争、篡位已没有任何制度和道德的约束，战争越加残酷和暴烈。旧有的政治制度和精神权威崩溃后，必须寻找新的指导原则，诸子百家带来一个思想繁荣的时代。

或许是目睹了旧的社会秩序瓦解后,全社会为动荡和战争支付了昂贵的成本,个体人在混乱的社会中和专制制度下显得孤零无助，人的生命和生存的权利总受到残酷的剥夺，承受着绵延不断的苦难。战国时代，中国早期的哲学家们，便将关注的目标，集中到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思考和观察，形成重视社会而非个人的哲学传统。

另一方面，二千多年前，应该还生活着不少处于较为原始社会状态的氏族或部落。先秦诸子可能从对这些原始氏族的考察，看到自发生成的秩序和宗法制度下局部社会的和谐。和这一局部和谐强烈对比的是，无休止的战争、动乱、死亡、苦难，使人们增强了对西周初期社会稳定的向往。所以，诸子百家大都又把以往的时代看成理想的社会。

儒家先圣的思想尤为突出，他们以人道主义的思路，认为要改变当时的混乱局面，必须“复礼”，即恢复王道、礼仪和秩序；为达成社会稳定，社会里应各守本份、各行其道。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此意。孔孟之道要求君王必须行王道、施仁政。天意就是民心，逆天意的无道之君应该被推翻。孟子回答齐宣王问：“武王伐纣。臣弑其君，可乎？”的问题时，答得非常明确：“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末闻弑君也”。儒家先圣认为君王应该是道德高尚的仁义之人，无道之君实质是残贼之人，是“独夫”，诛一“独夫”不叫弑君。孔子和孟子周游列国，向专制的君王推销儒家思想，要求专制君王“行仁义、施仁政”，无异于与虎谋皮，难怪到处受冷落，时不时要为衣食无着发愁。

倒是应该称赞一下道家先哲的先见之明，他们反对儒家的“仁义”之说，认为“仁义”是先王的旅舍，只可以暂住不可以久居。提倡“仁义施政”，必定会被假托“仁义”的君王所利用。很不幸，这一点被言中了。

诸子百家这一思想繁华时代，与古希腊的哲人时代、希伯莱先知时代几乎同时产生，离基督诞生也仅几百年左右。然而，中国的哲学思想却与地中海地区强调神及彼岸世界、着重于个人观察的哲学传统形成鲜明对比。追寻其原因，除东周时期诸侯、宗室间互相征战形成的混乱局面，使人们感到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迫切性外；诸子多出自官家，大都以劝说君王采纳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为目标，有些还抱有以此实现自已的晋身为目的。所以，作为救世的学说，诸子百家多从现实政治出发，缺乏思考个体、社会的目的及其意义的自觉性，这可能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先天性缺陷。

道家也许是一个的例外，或者说一个另类。道家起源于楚国，当时算是“蛮夷”之地，道家可能受原始文化的影响更大，也更有机会考察原始氏族或部落，所以道家鼓吹带有上古文化色彩的“天人合一”。今天被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自然的和谐就是道。“人天合一”一方面是个人的独立和解放，另一方面是自然秩序的生成。要达至“天人合一”，关键是“无为”，就是顺其自然。如果没有人为的强力干预，和谐的社会就能自发生成。

道家的学说在汉初的实践获得巨大的成功，可惜被汉武帝刘彻抛弃。道家学说在退出主流意识形态后，由于其思想基本上是一种避世哲学，又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被发展出一种道家宗教。但道教外在缺乏一个人格化的神，内在不能解决人们对“下辈子”的困惑，无法在崇神鬼,拜祖宗，而不明哲理的草根阶层扎根，终不能成大气候，并最终被边缘化。

三、法家政权的传承和民间社会的消亡

在诸子百家中，最终突颖而出的是法家学说。法家学说的核心内容是建立君主专制的统一国家，以严刑竣法维护社会的秩序，实现富国强兵。法家思想认为人性本恶，百性都是自私自利的愚蠢之徒，官吏则各谋私利。近者如夫妻、亲者如父子都不可信赖。因此，君王不能依靠“仁义、道德”进行统治，而必须采用奖罚，以法律进行统治。法家学说认为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可以不择手段。法家崇尚“法、势、术”，即“以法刑人、以势压人、以术驭人”。秦国全面接受了法家学说，先后重用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李斯为相，建设了一个法家政权，并最终成为中国大一统的中央政权。

法家重耕战，力图建设一个单纯的农业社会。法家将学者、纵横家、侠士、门客和工商者列为五种国家蛀虫，认为他们的地位和财富高于耕种、作战的人，有害于富国强兵，应该除掉这五种人。富国强兵必然由全民支付成本，史记记载：“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谓论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不知道此记载是否真实。不过商鞅最终被秦人追杀，“车裂以徇（即撕尸示众），尽灭其家”，应该是事实。对于当时参加追杀商鞅的，是贵族奴隶主，还是平民，反正对文本的解释只存在于解释者的解释中，似乎没必要深究了。

秦之所以最后获得诸侯兼并战争，除秦比较早、也比较彻底推行法家学说外，周、秦、汉连续三朝，都是先据关中，后征服中原，可见此地利也很重要。另外，骑兵技术的引进，在当时也许更具决定性作用，秦地处西北边陲，与游牧民族毗邻，纵使不能垄断战马的供应，起码也是最容易获得战马。骑兵技术是北方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在公元前逐步发明、改良的。秦国在当时的战争技术引进方面，无疑处于最有利的地理位置。

法家虽盛行于秦，但起源于晋。置身于当时的历史真实中，法家对韩、魏、赵“三家分晋”，应该有深刻的体会和细致的考察。法家认为亲亲相随的宗法制度是东周诸侯国内乱主要原因，因此，法家从摧毁一切可能危害到君权至上的力量这一立场出发，反对一切社会组识、宗法制度、意识形态、乃至家庭伦常。吸取东周时期宗室兼并和篡位不断的教训，亲亲相随的宗族关系则是要消灭的主要目标。目的是将君权直接伸延到臣民个人，而不受住何任团体、宗族、乃至家庭的阻碍。为达至这一目的，秦始皇在完成大一统后，采取的措施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焚书坑儒；在政权建设上，置郡、县、乡、亭、里五级政权，将政权组织深入到村落，从而削弱宗族组织和宗法制度的作用；对家庭伦常，秦律废父权，强迫分家，鼓励夫妻、父子互相揭发。整个民间社会，就这样，被专制制度从意识形态、组织、伦常三个方面消解。

秦朝的政治制度设计,基本是采纳法家代表人物李斯的建议。取消了封建制度，以君主独裁代替了贵族专制，强制性地将社会切削成只有君主与个体臣民关系的简单的二元社会。以为这样，就可保证皇朝世代相传。

秦朝是个短命的王朝，因此法家学说名誉扫地。然而，法家人物都是一些注重实践的政治家，而不是哲学家。他们的学说，体现在对秦朝的制度设计、政权建设和制订的法律中。汉王朝建立后，全面承继了秦制和秦律，因此法家的思想通过他们设计和制订的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和法律，代代相传，影响至今。期间，不断出现一些崇尚法家思想的帝王，进行修偏和强化，使中国的专制政权，始终没有脱离法家思想的轨道，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全民性的“评法批儒”运动中，进入到法家政权的原教旨主义时期。

“百代多行秦政制”（注）。自秦王朝按法家思想建立法家政权后，每一个朝代，不论是以起义（如汉、明），篡位（如晋），政变（如唐、宋），入侵（如元、清），还是称为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不论是以个人（如刘邦、朱元璋），国家（如清），民族（如南此朝时的“五胡”），还是政党的名义获得政权，大都是推翻前一个统治者，由一个新的君主或党，从前一个君主或党的手中夺得政权。改朝换代并不意味着政权性质发生变化，法家政权实质的极权专制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偶有偏离，也得到复辟。当然,在法家政权的政治体制下,辽阔的国土、众多的人口、庞大的官僚机构，能为新的征服集团分肥时，提供足够的资源和职位。因此，继承前朝政权和体制，理所当然地成为新的征服集团效益最大化的选择。

唯一的例行，发生在民国时期。民国成立后，曾有过短暂的宪政实践，但没有成功。法家政权全面复辟，只是党权代替君权，独裁者或寡头代替帝王。到台湾后，也走向极权专制。国民党在大陆时实行的党权政治下的集权统治，与后来的极权专制，虽然都是专制制度，表象上不乏有相似之处，但究其实则相差很远。首先，国民党党权政治下的集权统治不认为自己的制度是最好选择，不反对民主宪政，相反，把民主宪政、还政于民做为的目标，因此，有“训政、宪政”之说。其次，党权政治下的集权统治，比较宽容地对待党内反对派、其它党派、民间社会和个人权利。

四、“阳儒阴法”：士与天子的契约

刘邦夺得全国政权后，秦朝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基本被保留下来。所谓汉初尊道家的“无为而治”，有二方面的内含，一是针对秦时征召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修长城、驿道、陵园而言，予民生殖；第二就是没有对秦制秦律进行大的变革，以谋求社会安定。

汉初经过几十年的“无为之治”，据《资治通鉴》记载：“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库府余华财，京师之钱累百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而不可食”。到汉武帝刘彻执政，或许是宫庭内都权力之争的需要，也许是个人气质和野心的作用，年轻气盛的汉武帝决心要有所作为。皇帝的作为，自然就是富国强兵、缔造一番霸业。“无为而治”至此无疾而终，富国强兵势必走法家学说的道路。一方面，富国强兵涉及到民富还是国富、民强还是国强，是社会利益的重新集结和分配，国家权力在几十年“无为而冶”之后，将干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新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并调和社会矛盾；作为儒家史学家的司马光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另一方面，汉初以功臣贵族、刘氏宗室、外戚为主垄断官吏、朝政的规则，经过二三代人后，随着功劳簿逐渐发黄，以及自然规律中遗传衰退的原因，而承受冲击，秦汉时十分热衷于政治，并在汉惠帝“除挟书之律”后重新集结的社会精英——士，要求参与政治的张力被释放出来。

法家学说由于秦朝的短命以及本身缺乏社会正义的述说,不能摆到桌面上,用于维护专制统治的教化。而社会精英面对强力的专制制度，想挤入权力圈，实现的人生价值和政治理念，自有书生的无奈。在这种两难中，董仲舒提出以儒家的“仁、义、礼、乐”为统冶工具，以教化为大务的建议，逐渐被汉武帝所接受并推行，也得到儒学精英的呼应，并发展出一种异化的儒术，作为为法家政权服务的教化性工具。为获得聚集在儒家思想旗帜下的社会精英的支持，政冶录用就是交换的价码，这就是所谓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人指称为“儒表法里”、“阳儒阴法”。董仲舒这位擅长于阴阳、卜筮的儒学者，将阳阴学说应用到极致。（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汉武帝独尊的儒术，以及以此后发展的，包括程朱理学在内儒学，虽然其出处都声称引自儒家经典，与孔孟的儒家思想看似不乏相似或相同之处，但究其实质，则相差甚远，可以说“面目全非”，我这里将其称为教化工具性的儒学。教化工具性儒学的核心内容实质体现在三个方面是：

1、君权至上，皇帝是代表“天意”的绝对权威，是天降人间统治天下的“天子”，君权高于现世中的一切，因此统治和教化的权力要集中到皇帝手中，神圣而不可侵犯；统治权是天与“天子”之间的关系，与老百姓无关，如果皇帝违反“天意”，天自会警示。教化工具性儒学关于君权的观念，与孔孟儒学的差异在于，孔子和孟子虽然主张维护君权，但没有君权神授、君权至上观念，他们所主张维护的君权是有道之君的君权，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而君权至上却是法家的观念。当然，教化工具性儒学在坚持君权至上的同时，也着重于孔孟之道的“仁”的学说，指出天降君王是为民，施仁政、抚民心，则是教化工具性儒学的政治诉求。教化工具性儒学的天意和孔孟之道的仁的结合，一方面树立了君权至上的权威，另一方面也为王朝的替换及相应的君权传承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

2、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孔孟的儒家学说中，君、臣、父、子夫妻关系，是互动关系，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求君、臣、父、子都要各行其道，实现和谐的社会秩序，“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是互动关系，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绝不是教化工具性儒学提倡的“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谓之不忠”，与其说“三纲”出自孔子的“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妻有别”，不如说出自法家的〈〈韩非子*忠孝〉〉：“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天下乱”。

3、教化，董仲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民众追逐私利，如往低处流之水，只有教化可以堤防。以仁、义、礼、乐教化民众，才能保证皇帝的江山代代相传。如果说教化工具性儒学与法家学说有所不同之处，就在于此。两者都认同民众逐私，法家着重于严刑竣法，教化工具性儒学着重于教化，但历代王朝的法家政权采用的是严刑竣法与教化并用。“君权天授”、“三纲”是教化的指导思想，五经是教化的“本本”。由于“本本”与指导思想不相符，因此，对本本必须进行规范化的解释，所谓汉代“经学”，实质就是以“君权天授”、“三纲”为指导思想，重新注解儒家经典，使之成为法家政权的教化工具。

法家政权与教化工具性儒学的联结，可以认为是以汉武帝为代表的天子，与社会精英的代表——士大夫的政治契约。这是双赢的契约，在汉武帝方面，在法家学说不能摆上桌面的情况下，获得了一套为法家极权专制相适应的理论和教化工具，得到了社会精英的支持和服务；对社会精英——士大夫和士子们而言，他们赢得了参与政治的权利，获得走向权力和权力核心的道路，面对法家专制君权，他们将“仁”的理念溶入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

实质性法家政权与教化工具性儒学的联结，“阳儒阴法”，虽然被后人骂为“挂羊头，卖狗肉”，但曾经基本上保证了中国社会形态的稳定，使此后的一千年，中国站在世界文明的领先位置；其文化的张力，也溶解了历次外族的统冶。

五、传统政治文化和“阳”谋的话语

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站在权力架构的门外，透过一丝缝隙，看到的是阴阳两面。在历史的很多时间里，中国传统政治就是实质性的法家政权和教化工具性儒学的联结，是“阳儒阴法”。

实质性法家政权与教化工具性儒学的联结，曾经造就了大汉帝国和大唐帝国，经历了二个乱世和八个朝代。每一个朝代的初期，都有一个比较稳定、繁华的时期，紧跟着毫无例外的是政权的腐败，最后，被内部暴力革命或外族侵略所推翻。

把实质法家政权与教化工具性儒学的联结，与具体的王朝和王朝的变更剥离，我们看到这一传统政治文化传承了二千年。这并不是因为它具有跨越二千年的先进性，一个原因，是它与人类其它伟大文明的地理隔绝。地中海将中东、埃及、希腊、罗马、仍至整个欧州，这几个文明中心连接在一起。中国的西边和西南边是世界最高的山脉，北边和西北边是沙漠和大草原，东边是近代方能逾越的太平洋。尽管曾多次被几十万人的外族长期统治，但那点人和带来的文化，像撒胡椒面一样被消溶，同时，本土传统政治文化，献给这些征服者的，是专制的权力和无限的荣华。尽管有外来宗教渗透进来，但没有与其它伟大文明的政治文化的交流，其结果是固步自封，历史的茧积形成厚实的壳。

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前，实质法家政权与教化工具性儒学联结的传统政治文化，显露了它的愚味和无能。暴力革命发生，民国初期短暂的宪政实践和混乱后，法家政权复辟，教化工具性儒学先后被“军政、训政的三民主义”，“马列主义”所替换。

长久以来，由于总是把儒家文化等同中国文化，又夸大了宗法制度的社会影响，以至于清未以来，中国的极端落后显现出来后，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儒家文化和所谓的封建伦常。实质性法家政权这一“内核”在对传统的反叛中，不单没有受到冲击，相反，在七十年代的全民性“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中，进入了法家的原教旨主义时代。

近代中国的历次革命，发端于西方文明对传统中国的冲击，政党政治伴随着各种思潮进入中国，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是党权代替了君权。革命的领袖们或许更多地抱着拯救极端落后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怀，接受了外来的“主义”后，企图以自已的信念，设计出富国强民的方案，推动社会的发展。然而，以暴力革命夺取的政权，其合法性总是建立在王朝的替换和政权的传承，实质性法家政权，因而成为革命胜利后不自觉的选择。所以，革命的成功，事实上是政党获得了对实质性的法家政权的继承，建立了党权政治下实质性法家政权。被革命的，仅仅是表面的、作为教化性工具的意识形态。因此，所谓革命的斗争，实质就是政治传统的“阴、阳”两面中，那一“阳”之争；所谓的“主义”和“理论”，就是那一个“阳谋”的话语。

党权政治下实质性法家政权与“三民主义”的联结、党权政治下实质性法家政权与“马列主义”的联结。其初始阶段，都有以实质性法家政权的专制力量，推动和落实“主义”的理念，实施社会改造，推动社会发展的目标。这一时期，专制是落实“主义”的手段。然而，与每一代实质性法家政权一样，在经过了长短和程度不同的最初阶段的稳定、恢复性的繁荣后，是政权的腐败，其设定的社会目标也因此无法实现。由于现代西方文明的传播，党权政治下专制政权的合法性和社会正义受到普遍牲的质疑而不得不自保。这一时期，“主义”成了维护专制的装钸。

所不同的是，“三民主义”与现代西方文明同源。因此，党权政治下实质性法家政权与三民主义的联结，在台湾最终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而中国的“马列主义”，其实是“列宁主义”，其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东方专制文化同源。这一意识形态，与实质性法家政权的联结，即所谓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催生了法家原教旨主义。

半个世纪的法家原教旨主义，时而因应时势，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凸现。其典型的特征，有几个方面内容：

1、党权至上。将维护党权的统治置之于社会发展、社会正义和人民幸福等一切之上。从摧毁一切可能危害到党权至上的力量这一立场出发，反对一切社会组识、宗法制度、意识形态、乃至家庭伦常。将专制统治直接伸延到每一个散沙般的个人。

2、灭人伦。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在《商君书-开塞》中提出：“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成为此后法家政权对待社会伦常的宗旨，其现代版本就是“大义灭亲，大公无私”。秦代法律强迫分家，削弱父权，鼓励夫妻、父子互相揭发。秦短命而亡后，汉王朝基本沿用秦律，在少量的修改中，恢复了亲亲相匿的伦理规则。到七十年代，每天听到的、唱的就是“爹亲娘亲不如亲”，这是彻底摧毁人伦的法家原教旨主义的最重要的表现。夫妻相爱，父母、子女相亲的亲情，是人伦，是自然秩序的基础。摧毁人伦，实质就是摧毁了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中国社会的道德体系，不正是在“大义灭亲，大公无私”的口号声中，在“爹亲娘亲不如亲”的歌声中崩溃的吗。

3、推崇以法治国。强调法律是党的意志的表现，而不是自然生成的、反映社会正义和自然秩序的习惯；强调法律的工具性作用，以严刑竣法维护党权专政。严刑竣法在七十年代以前，体现在不断的政治迫害，以最高指示、中央文件代替律令，以学习班、劳动农场取替刑罚，大规律地、变相地以法刑人；八十年代后，不断的严打运动，收容条例、劳动教养条例等恶法，将严刑竣法延伸至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4、此外，半个世纪以来，可以从诸如“以农为纲”、“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一号文件”、“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割资产阶级尾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稳定压倒一切”等口号性的政策、政令中，寻找到它的法家原教旨根源。畸形社会是极权政治的产物，如果没有政治暴力对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的干预，基于社会和道德经验，会自发生成和谐的自然秩序。当个人权利总处在被压制的时候，人性基于本能就会就蜗牛一样内卷，内卷化的人性就是利已至上。

极权政治必须由普遍性暴力维持,否则,极权政治就会被压制了的人性产生的张力所推翻。而普遍性暴力只有在畸形社会，利己至上的非理状态下产生。因此,造就一个畸形的社会，就是极权政治自然的选择，有意而为之。要造就一个畸形的社会，首先必须摧毁社会的道德和伦理体系。

实质性法家政权与马列主义的联结，即所谓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进入九十年代后，意识形态让位于利益分配。一方面是合法性和社会正义受到内部的质疑和外界的压力，因此，对任何被认为可能消解专制的意见、建议或事件总是不能理智地对待，而且，整个机制总是不自觉地采用专政的手段；另一方面，弱势群体的怨恨，对个人权利和自由观念的强力压制，累积着巨大的势能，初始扰动也许随时都可能戏剧性地出现。由于民间社会长期被瓦解，社会缺乏承受混乱的能力、缺乏化解冲突的机制，两难的局面事实上已经存在。

文化政治范文篇8

关键词：两个舆论场;政治文化生态;国家治理

新世纪以来，源于发达国家的“网络社会的崛起”波及了中国，互联网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已经搅动了传统的政治运作范式，推动着整个政治发展环境悄然嬗变，为政治生态注入了诸多新因素。尤其是在舆论领域，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的民间舆论汹涌不已，客观上出现了所谓“两个舆论场”①。此种舆论新模态在对中国政治生态发挥着更新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某种失序、混乱与不平衡、不和谐现象。舆论场治理直接关系到中国当下政治文化生态的良性发育，增强舆论场共识度与和谐度的任务十分紧迫，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我们有必要正视和详细分析“两个舆论场”发生发展的脉络与原因，并不断完善应对之道，消减对立，促进融合，共同构筑公共理性舆论平台，实现更加和谐的政治文化生态与更加良善的国家治理。

一、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学者高斯和里格斯等在二十世纪中期把“生态学”一词引入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领域。二十世纪末互联网技术蓬勃发展和网络政治现象层出不穷的背景下，西方学界开始关注网络舆论和互联网参与对政治系统和文化生态建构的影响，认为：网络改变着官民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关系，代表作有K.Hill&J.Hughes的Cyber-politics：CitizenAc-tivismintheAgeoftheInternet及C.J.Alexander&l.A.Pal的DigitalDemocracy：PolicyandPoliticsintheWiredWorld等；网络舆论监督的直接性、平等性、快捷性等特点正是民主发展的时代需要，公民可借助互联网参与政治、规约公权，进而在信息时代重塑西方民主政治，代表作有L.Cross-man的TheElectronicRepublic：ReshapingDemocracyintheInformationAge和JohnNaisbitt的Megatrends：TenNewDirec-tionsTransformingOurLives等。由于国情不同，特别是西方舆论场的二元分立远不如中国的典型②，因此“两个舆论场”的研究主题并不很突出。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一）关于“两个舆论场”的概念。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于上世纪末率先提出了“两个舆论场”的概念，指出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着老百姓的“口头舆论场”和主流媒体着力营造的舆论场［1］43-46。现在，“两个舆论场”更多地表述为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2］34-36。后者主要是指网络舆论场。（二）关于“两个舆论场”和政治文化生态张力的现状描述。有人指出：“主流媒体舆论场”依赖传统大众媒体，传播模式是单向的，更关注宏观社会效应；“民间舆论场”以互联网新媒体为代表，具有双向通道，拥有更强大的参与能力和放大效应，往往形成超出预期和传统控制的舆论影响力［3］2。网络舆论场既存在积极的政治生态维度，如主动建言献策、理性批判、对公权力的监督，又存在消极的政治生态维度，如“群体极化”、虚假信息与理性不足、网络社群的分层与隔阂［4］50-56。有人强调，互联网舆论的崛起产生了大量的舆论生产消费者（prosumer），带来了舆论环境的“去中心化”与秩序的“混乱”，包括舆论引导的“总体性困境”、政治谣言流布的病毒式传播等［5］84-90，［21］22-25。也有学者认为，网络新舆论场的兴起深刻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推动着政府理念与角色的转变，促进合作治理态势，加快了民主文化的生成［6］7-9。研究者进一步发现，网上社会话语通过构建新话语体系、独立新闻议程设置、内容争辩等方式，在政治舆论场域中暂居优势地位，政府正积极地进入网络空间，进行舆论引导和话语权争夺［7］49-53。学者指出，公共舆论场域所展开的喧哗的意见竞争和交锋，并不局限于虚拟空间的公共讨论，而是虚实交融的赋权过程，网络社群由围观者、表达者“升级”为积极的行动者［8］5-12。有人指出，官方和民间的舆论场中亦存在着“交集”，即对大事、大势的关注，对矛盾、冲突的关切，对理性、人性的关照［9］64-67。（三）关于“两个舆论场”分立态势产生的原因。较早关注并高度重视“两个舆论场”问题的人民日报（人民网）指出：互联网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由于官方往往对突发公共事件反应迟缓，平时对群众焦虑的问题关注不够，再加上事态平息后不能反思漏洞等原因，民间舆论场在很多时候失去了对对方的信任［10］。有研究者认为，“两个舆论场”出现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舆论场之间传播差异（传播者、传播目的、传播路径、话语方式）导致的沟通不畅，以及官方舆论场的公信力不足和民间舆论场的非理性化［11］30-32。学者从技术层面指出，网民占据人民角色的道德优势、“云智慧”的知识优势、大众参与的规模优势、青少年活跃群体的技术/工具优势、即时移动聚散的机动优势等五大优势，导致了网上的“人民战争”，造就了舆论格局的剧变与二元化［12］4-9。（四）关于“两个舆论场”生态互动（博弈与融合）的实证分析。有人针对人民日报微博的开通对于对接“两个舆论场”的过程与效果进行了分析，总结出如下经验：官媒开博最佳时机需精准把握；从重视地域话语权和民众重大关切事件入手，迅速融入微博舆论场；开博初期的负面情绪须容忍；需整合多方优势资源并最大化效用；发博时间要与网民习惯契合［13］15-17。另有研究者进一步对人民日报微博在“两会”的报道创新方面进行了观察研究，认为官媒正积极进入民间舆论的核心平台，话题更加贴近受众，更加强调用户的体验和参与性［14］23-26。有人对《南方日报》、荆楚网等也进行了类似的分析。还有研究者分析了个案———某省“疫苗恐慌”事件，展现了“两个舆论场”的博弈过程，发现其中舆论引导的主体变得模糊，舆论走向多次出现变焦，两个舆论场之间的交流也逐渐增加———官方舆论场通过传播权威信息进行舆论引导，民间舆论场通过自由表达意见进行舆论监督———虽然双方的表达方式存在差异［15］10-13。（五）关于舆论场综合治理和政治文化生态优化的对策探讨。有学者指出，面对中国式的“两个舆论场”，强势群体应秉持“谦抑性原则”，保持适当的宽容度和合理的信息竞争，特别是以端正政府角色、双向平等互动为主要内容的“政府再造”才能真正实现舆论引导提升和政治生态优化［16］62-65，31-36。须增强网络舆论引导的“时度效”，加强与网络意见领袖之间的沟通，注重以内容优势赢得引导优势，增强议程设置能力，将价值观传播置于舆论引领的核心地位［17］3。有观点认为，主流媒体的官方微博兼有传统媒体的“主流属性”和微博的“草根属性”，是打通“两个舆论场”的理想媒介，需要大力发展［18］7。官媒指出：应按照“三贴近”的要求，从事实的认定到价值判断乃至话语方式，与网民坦诚交流，同时也需民众的理性表达和有序参与，从而打通“两个舆论场”［10］。一方面看到网络舆论自身的某种“对冲”与“自净”功能，另一方面不能落入自由主义的幻想中，既要保护参与者表达的权利，又要用社会责任和治理规则加以约束［19］14。也应注意到，政治体制是政治传播生态中的“主导因子”，须从顶层设计的角度考量，努力缩小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的政治落差［20］24-26，［22］22-25。

三、简评

在当今中国，“两个舆论场”的存在既显示了政治“新常态”及政治生态平衡的挑战与机遇，又凸显了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生态再平衡努力的必要性所在。到目前为止，学界对于“两个舆论场”的研究已有一定规模，特别是在现状描述和治理对策方面已有不少成果，这些都是下一步研究的基础和借鉴。同时我们也看到，理论性探讨已相对较多而实证研究较为匮乏，针对舆论博弈过程的研究和调查统计研究明显偏少；在相关的研究中急需更加专业性的政治传播学分析而非泛泛而谈，需要进一步应用和检验相关传播学理论（如“议程设置”理论、“多级传播”理论、“沉没的螺旋”理论、“群体极化”理论、“公共领域”理论等）；在用宏观视角探讨“两个舆论场”的同时，也不可忽视“两个舆论场”内部尤其是民间舆论内部的区隔（如“五毛”与“美分”，“带路党”与“自干五”、“小粉红”等的对立），需要进一步细化；此外，我们可能需要跳出舆论政治看现实政治，不局限于舆论文化生态（狭义政治生态）治理探讨，而是上升到整个政治生态优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的讨论，两者不可分割，应做扩展性分析。

文化政治范文篇9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民数量大幅增加，网络为网民提供了政治表达的渠道，但网络政治的形成不仅需要政治型网民还需要网上政府。而当前我国电子政务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民众参与不足。目前，通过地方政府门户网站，公民只能了解网络政治信息，参与网络问政，尚未参与决策。正如学者所言，虽然地方政府门户网站建立了调查、咨询、投诉等政府与公民互动栏目，但这些栏目主要是帮助政府收集信息，了解民众对特定问题的态度以完善政府决策［1］。可以说，我国尚未产生网络政治，网络政治文化的客体是虚拟的现实政治信息。网络政治文化是处于现实政治信息虚拟化阶段下网民与网络政治信息互动的结果，它是现实政治实践而不是网络政治实践的产物，是现实政治文化的网络化。俞可平认为政治文化是一种取向模式，它包括五个基本组成部分，即人们的政治认知取向、政治态度取向、政治信仰取向、政治情感取向和政治价值取向［2］。基于此，我们可以对网络政治文化进行如下界定：网络政治文化是指在虚拟网络环境下，政治型网民在与网络政治信息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等取向的总和。

二、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实践的错位

基于网络政治文化的定义可以看出，在应然层面，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实践①之间是反映与决定的关系：一方面，现实政治是网络政治信息的来源，为网络政治文化的形成提供客体；另一方面，网络政治文化是网民对来源于现实政治实践的网络文化认知，因此，它是现实政治的产物，是对现实政治的反映，它们之间是反映与决定关系。然而，在实际中，网民对网络政治信息的认知存在偏差，导致最终形成的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实践之间的反映与决定关系被破坏，与现实政治实践之间产生错位。（一）反映内容的错位：正负向网络政治信息不平衡。网络政治信息是网络政治文化形成的客观基础，它来源于现实政治实践。通过网民对网络政治信息的关注内容、关注程度可以看出网民对现实政治实践的关注点与关注度。现实中，我国政治发展成健康向上的状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格局下，我国正在不断深化改革，虽仍存在官员腐败、经济发展放缓等问题，但从严治党，加强党建以及供给侧改革等工作正在深入开展。政治生态系统中的正向政治要素大于负向政治要素，处于正向利好发展的趋势。基于此，结合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实践之间的反映与决定关系，网络中的政治所处生态系统也应处于健康状态。然而，在实际生活中，除了中央的重大政治事件，网络中能够引起网民高度关注的往往是负向政治信息，这表明网络中的信息生态系统存在不平衡状态。这可以从网民对负向政治信息的跟帖量看出。在现实中，负面的政治新闻一经，在两到三个小时内就有上万条跟帖，如庆安枪击案件公布后，新浪网相关跟帖在20分钟内即超过5000条，而近期的“刺死辱母者”案件在今日头条中的视频播放量更是达到21万。而有些正面的政治新闻在后的几个月内可能只有几百条跟帖。不仅如此，正向政治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还有被娱乐化的趋势，如2014年在澳大利亚举办G20峰会时媒体和网民对普京的调侃和恶搞。从以上事例中可以看出网民对正向政治信息的重视度不够。可见，在网络中，正负向政治信息存在不平衡风险，这意味着网民对正负向现实政治实践的反映存在不平衡状态。有学者指出：“在注意力为王、眼球经济、颠覆权威的网络时代特质下，心理学中的否定效应被放大，负面消息更容易被传播，主流信息或关于政府的正面信息极易遭遇解构。”［3］因此，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网民对网络政治信息存在选择性是必然的。但是，在当下，网民对政治信息却存在过度选择问题，部分主题的正负向政治信息有较高的失衡风险，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二）反映方式的错位：背离客观理性的先入为主思维。在现实中，网络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正向政治实践，将注意力集中于负向政治实践，从而使网络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偏离现实。对负向政治实践的反映先入为主导致对负向政治实践的反映与客观现实不一致，使本就与现实存在偏差的网络政治文化最终背离现实，与现实严重错位。在应然层面，网民对现实政治实践的反映应是客观理性的，其网络政治言论是在客观分析基础上的理性发言。然而，在实际中，网民不仅不能客观理性地分析现实政治事件，而且还存在先入为主的定势化思维。这种定势化思维会导致政治偏见，使得网民从自己的政治偏见出发来看待网络政治信息，其结果是扭曲政治现实。在我国，这种先入为主的定势化思维表现为网民存在“一谈官员全是贪官，一谈政治全是内幕”的观念。这可以从网民定势化政治言论中看出。如黑龙江庆安枪击案，网民在不清楚事件来龙去脉的情况下，先入为主，只凭警察开枪击毙当事人这一负面信息，就开始质疑民警开枪的合法性，其前提性假设是民警一定有问题，里面一定有内幕，而随后就有“截访”谣言在网上传播。（三）反映结果的错位：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相脱离。根据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反映与决定关系，在应然层面，网络政治文化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然而，在错位的反映内容和错位的反映方式影响下，最终的反映结果必然与现实政治不一致。反映内容集中于负向政治信息会使网民难以形成对事实的客观认识，容易产生片面的政治认知，使得网络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与现实政治存在偏差。而这一负面政治信息，在碎片化网络信息影响下最终导致负面政治认知。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信息碎片化—信息负面化—协同过滤—负面信息扩大化的网络背景下，网民对网络上大量散播的碎片化、负面化信息迅速做出反应，难以对事件形成全面客观的了解，对执政者的各种负面情绪急促汇聚，使网民不经深思熟虑即对一些与政府相关的错误信息进行自动默认，形成政府形象负面认知。”［3］而先入为主的定势化反映方式使网民在面对负向政治信息时往往不加以理性思考，而是用自己原有的认知裁剪事实，从自身偏见出发，最终导致现实被扭曲，反映结果与现实政治相脱离。因此，在错位的反映内容与错位的反映方式的双重作用下，最终产生片面的负面的网络政治文化。而由于网络政治文化是网民长期政治言论积淀的结果，因此，其一经产生就会脱离网民个体，不受网民个体控制，并对其他网民个体产生强烈影响。当前有些网民已经认识到网络中存在的片面政治认知和负面政治情感等问题，却无法扭转网络政治文化的整体发展态势，使网络政治文化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从而导致文化悲剧。

三、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实践错位的原因

网络政治文化是政治型网民在与网络政治信息互动过程中产生的，网民与网络政治信息之间是一种双向度关系，即网络政治信息在影响网民的同时，也受到网民的影响［4］。网络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个闭合循环圈，“政治信息输入、网民政治心理转化、政治情感、态度输出，经过长期积淀形成网络政治文化，并通过反馈环节影响政治信息输入”［4］，并由此循环往复。因此，从网络政治文化的内在发展逻辑入手，通过重点考察输入环节和转化环节，就可剖析当前我国网络政治文化为何会处于错位状态这一间距。（一）“输入”环节的错位：政治信息的选择性。当前“片面的、负面的”网络政治文化，如果从“输入”环节来看，可归结为政治信息的选择性。在现实中，媒体受利益驱使，迎合网民的心理需求，有选择性地提供政治信息。在我国，这主要表现为：网络媒体大量报道负面政治信息，而对正面政治信息的报道则呈娱乐化趋势。一方面，媒体大量报道负面政治信息。在百度搜索栏中输入“官员”二字，紧跟在搜索栏下面的十条选择中有8条与“不雅、情妇、失信、辞职、自杀”相关，输入“官员腐败”可搜索到734715条结果。可见，媒体报道政治信息时具有选择性。在具体报道某一事件时，往往刻意突出某些细节，如报道官员腐败案件，“网络媒体非常注重有关落马官员情妇以及有关诸如圈子、财产等新闻的发掘，在关于落马官员的报道中占到很大一部分”［5］，媒体往往用大篇幅报道官员私生活，刻意放大官员污点，以获得更多点击量，这可从与官员相关的词汇中看出。另一方面，媒体对于正面政治信息的报道呈娱乐化趋势。这是指媒体在报道正面新闻时主次不分，淡化核心事实，大量报道与事件相关度不大的花絮内容，以迎合网民需求，如2014年澳大利亚举办G20峰会时，媒体大肆报道普京受冷遇，各方调侃和恶搞引网民关注。媒体选择性报道影响转化环节中网民的政治认知，从而导致片面的政治输出。（二）“转化”环节的错位：网民政治心理的失衡。从转化环节看，“片面、负面”的政治输出主要是由于网民政治心理处于“私民+臣民”的失衡心理状态。在媒体迎合的情况下，这种失衡心理影响输入环节信息的提供及转化环节中网民对政治信息的认知角度，最终影响输出环节。1.“私民”状态与负面政治输出私民指过于个体化，过度强调个体利益，以私利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它是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市场经济共同作用的产物。在传统农业社会下，家庭是生产生活的单位，个体无需与他人联系就可以独立生存，这种环境使人们形成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农耕思维”，并延续至今。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个体利益意识更加强烈，由此造就了私民这一群体。当前，我国民众处于私民状态。虽然人们的权利意识、民主法治意识提高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处于公民状态，就有了公民意识。因为权利意识、民主法治意识只是成为公民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公民不仅意味着权利意识，还意味着责任意识，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反观私民，虽有民主法治意识，却是农耕思维下的民主法治意识，过度膨胀的“私利”很容易以民主法治为口号来绑架政府。在网络政治文化形成的转化环节中，“私民”状态使人们易从私利角度来感知政治信息，以私利来衡量一切。私利在实现过程中的受挫必然使人们以质疑、否定的态度来审视一切与政治相关的事件，从而导致质疑否定的政治输出。如在我国神舟十一号发射成功后，有网民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国家发展航天事业没意义，解决农民的切身利益问题才有价值。可以看出，私民只看得见个体利益而看不见公共利益，只看得见权利而看不见责任与义务，这必然导致其认为符合其利益要求的就是民主的法治的，反之就是不正当的和没有意义的。这种过度膨胀的私利，侵犯了公利，超出了政府服务范围，因而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而这必然激起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导致负面性和否定性的政治输出。2.“臣民”状态与负面政治输出此处的“臣民”主要是从人们对权力、官员的认知角度来说。人们普遍认为权力万能，认为官员高高在上。俞可平曾指出：“官本主义的基本逻辑就是‘有权就有一切’。在官本主义体制下，只要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拥有社会资源。这些年来官本位不但没有淡化，反而正向社会各个领域蔓延。”［6］这既有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也有转型期政治变革的影响。一方面，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所造成的“官本位”思想深深地印刻在人们的心中，而转型期政治层面的反腐斗争揭露了一批又一批的官员腐败，这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官员的负面认知。在网络政治文化形成的转化环节中，人们以对权力和官员的固有观念为基础来感知政治信息。他们认为权力就是万能的，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因此，他们一方面追求权力，另一方面又仇视当前已经掌握权力的官员，尤其是在大量的官员腐败被曝出来之后，人们对官员的负面认识进一步加深，官员的负面形象在人们的观念中固化。长此以往，人们再看到与官员相关的新闻，很自然就会将这种官本位下的官员负面形象代入当前情景，将之作为认知的前提条件。而现代民主法治的发展又向人们灌输了公民本位、民主政治等现代思想，因此，面对现实生活中大量官员腐败等负面政治信息，人们容易在心理上形成巨大的政治落差，于是就会出现仇官的政治情感和质疑的政治态度等负面的政治输出。因此，输入环节政治信息的选择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片面和负面的政治输入，转化环节网民“私民+臣民”的失衡心理，二者的互动直接导致前我国当前网络政治文化“片面、负面”的政治输出，从而产生错位状态。

四、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实践错位的后果

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实践存在一定错位，而这种错位主要由片面的负面的“输入”环节和“私民+臣民”的“转化”环节所造成。总之，对网络政治文化的错位状态必须予以扭转，否则，无论是对现实政府管理和民主政治建设还是对网络政治文化自身发展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一）社会个体的政治行为受到影响。网络政治文化的发展会影响社会个体的政治价值观和现实政治行为。文化对人们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人们在过去经历中所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政治角色者的行为……”［7］不良的网络政治文化对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会产生负面影响。当前错位的网络政治文化会使人们对政府形成负面的政治认识，使人们仍持有以权力为本位的政治价值观，从而导致人们对政治参与持消极态度，对政府政策持冷漠态度。（二）网络政治文化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实践的错位会导致网络政治文化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状态。网络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政治信息输入—政治心理转化—政治态度、情感输出—政治态度情感反馈”的过程。在利益驱使下，媒体倾向于迎合网民，对政治事件进行选择性报道，而网络自身的隐蔽性、共享性、参与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又为其提供了庇护所，最终导致片面性、误导性的政治信息在网络上泛滥。受我国历史文化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当前网民的心理又处于失常状态。这种失常心理，一方面影响媒体提供何种政治信息，另一方面又影响网民如何感知政治信息，其与片面政治信息进行互动的结果就是产生负面的网络政治文化。这种负面网络政治文化会通过“反馈”环节在循环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使得网络政治文化的发展处于恶性循环状态。（三）政府行政管理成本增加。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实践之间的错位，会增加政府行政管理成本、阻碍民主政治发展。一方面，网络政治文化的错位状态会增加政府管理成本。一是负面的网络政治文化，在网民与政府的关系上具体体现为网民对政府的质疑态度，对政府的政治认同度低，而这关系到政府的政策能否顺利推行。可以看出，在负面网络政治文化下，政府政策的推行成本会增加。二是网民失常的政治心理也会增加政府履行职能的成本。在私民状态下，网民打着民主法治权利的旗号，要求实现过度膨胀的私利，要求政府满足其不合理的政治诉求，一旦这一诉求在网上引起网民共鸣，就会迅速形成舆论大潮，集体“讨伐”政府，政府迫于压力，只好满足其不合理要求，被其“私利”绑架，严重影响政府的正常工作。另一方面，网络政治文化的错位状态会阻碍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健康的公民文化作为支撑，要求公民具有理性、责任、法治、参与等意识。在当前“片面、质疑”的网络政治文化环境下，网民处于“私民”和“臣民”状态，虽有权利、法治意识，但只看得见权利却看不见责任，虽有参与意识、民主意识，但仍然存在“权力本位”观念，严重阻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网络政治文化的错位状态会增加政府管理成本，阻碍民主政治建设，使得网络政治文化发展处于恶性循环状态，甚至对于每一个社会个体的行为都产生影响。为此，必须扭转网络政治文化的错位状态。

五、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实践错位的应对

随着政治现代化的推进，扭转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实践的错位状态，推进网络政治文化的转型整合，构建一个与现代政治实践相适应的网络政治文化成为必然要求。这需要斩断网络政治文化的恶性循环链条。（一）扭转片面的输入环节。就输入环节来说，其在网络政治文化形成过程中起着前提性、引导性的作用。输入环节迎合与否对网络政治文化具有一定影响。为此，针对我国当前片面的、负面的政治输入现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就媒体来说，媒体要明确自身定位，提高自身素养，处理好内在矛盾。具体说：一是媒体要明确自身定位，在利益与责任之间找到自己的平衡点。媒体不能为了单纯追求利益，一味地迎合网民，要有自身的价值追求，找准自己的定位。二是媒体要加强自身管理，提高媒介素养。在报道内容时，要坚持全面客观原则，发挥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全面原则指媒体要坚持正负面政治信息的平衡，不能为了迎合网民的需求而大量报道某一方面的信息，打破平衡状态；同时，要坚持客观原则，不能刻意放大或缩小某些具体信息。三是媒体报道政治信息时要分清主次，处理好自身内在的矛盾。媒体要正确处理好及时性与全面性、正确性的矛盾，尽量使报道的新闻真实准确；对正面信息的报道要分清主次，不能让花絮性内容取代核心事实，以保持政治的严肃性。其次，就国家层面来说，要加强对网络主体的管理，维护网络秩序。此处的网络主体主要指媒体和网民。国家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媒体的行为，加强对媒体的管理，因为单纯依靠媒体自身的自律是不行的，还需要外在强制力使媒体能够自律。同时，我国要探索新的管理制度，加强对网民的管理。由于网络自身的隐蔽性、共享性等特点，网民在发表网络言论时往往比较随意，处于无规范状态，严重影响了网络环境。因此，我国一方面要探索新的网络管理制度，另一方面要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民素质，倡导文明上网。通过上述措施，最大程度地提高政治信息质量，扭转输入环节的片面、负面状态。从本质上说，政治信息来源于现实政治实践，因此，国家要不断进行改革，积极解决现实政治问题，这是影响输入的源头。（二）扭转失衡的转化环节。就转化环节来说，网民的政治心理状况直接决定他们感知政治现象的角度，对于网络政治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失衡的网民政治心理，导致片面、质疑的网络政治文化，要斩断网络政治文化的恶性循环链，必须扭转当前民众的“私民+臣民”的失衡心理状态，积极培育网民的主人翁意识，扭转错位的政治心理，构建与现代政治实践相适应的公民心理。一方面，要推进民众从“私民”状态转向“公民”状态。私民对于政治输出的影响主要是由过度膨胀的私利造成的。要扭转片面、质疑的政治输出，其关键就在于培育民众的责任意识，改变农耕思维，转变民众以过度膨胀的私利为基础的思维行动逻辑，这是民众从“私民”转向“公民”的关键。为此，要积极培育民众的现代思维，让其意识到私利与公利之间的联系，意识到责任对于权利的重要性。这种责任意识的培育有赖于民众在实践中对公共规则的理解和认同。只有理解了，才会意识到其重要性，才会有捍卫规则和公利的动力，才会形成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要推进民众从“臣民”状态转向“公民”状态。臣民对政治输出的影响主要是由“官本位”的观念造成的。因此，扭转片面否定的政治输出的关键就在于改变民众心目中官员高高在上的观念以及“权力本位”的观念。要在民众心中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形成权力受法律约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意识，以现代思维来看待现实政治。严格把控输入环节，防止信息失真，使媒体发挥正确的引导作用，推进网民心理由“失衡”向“平衡”转变，这两方面的措施有助于改变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实践错位的状态，实现网络政治文化的转型，构建与现代政治实践相适应的网络政治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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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政治范文篇10

论文摘要：农民工现象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特殊的政治现象。在农民工历史的和现实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反映他们精神世界的农民工政治文化直接影响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源于农民的农民工政治文化具有双重性，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也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当前要努力消除农民工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消极影响，塑造农民工现代政治文化，推动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上个世纪8O年代后期以来，农民工及其大规模流动成为当代中国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农民工是中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农民工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是国家经济建设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其身份地位的特殊性以及相关制度安排，使农民工问题成为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问题的产生影响并改变着他们原有的政治文化，影响着我国政治发展的进程。

一农民工问题的由来

(一)农民工：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尴尬的称谓

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有承包土地，但不从事农业生产，主要在非农产业就业，依靠工资收入维持生活的人员。其中，“农民”是指其户籍和社会身份，“工”是指他们从事的职业，可见，农民工既是农民又是工人，既不是农民又不是工人。由于农民的身份，他们履行着农民的各种义务，虽然职业是工人，却享受不到真正的工人享有的各种保障与权利；他们生活在城市，户籍在农村，身份是农民，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待遇和权利；他们是现代城市的建设者，国民财富的创造者，却承受着城市居民的歧视和与他们的收入不相符合的城市生活成本。

(二)农民工的产生以及农民工问题

1．“农民工”的产生

农民工的产生渊源于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建国后，我国制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为了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出于对过度城市化的担忧以及控制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需要，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并建立了制度以及统购统销制度，由此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先后出台的一系列相关制度，固化了这种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身份，还是一种经济身份、政治身份、法律身份和社会身份。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使我国的农民阶级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大的分化。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生活状况，开始向城市转移。可见，农民工是传统的户籍制度与自由的市场制度相结合的产物，没有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就没有农民工；没有传统的旧体制束缚，同样没有农民工，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民工，渊源于中国传统的城乡分割体制。

2．农民工问题

凡勃伦认为，“制度是以往过程的产物，是适合过去的环境的，因而也决不会同现在的要求完全一致。”作为在建国初特定历史条件下制定的一系列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农民工特殊的社会身份、建国初特定制度安排的惯性以及心理观念上的惯性相互影响和作用，便产生了农民工问题。一些文章中称农民工为“城市边缘人”、“两栖人”、“弱势群体”、“沉默的大多数”，这些称谓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农民工的生活处境及在一些方面遇到的不平等待遇。农民工为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所得到的回报却与他们作出的贡献之间有着太大的差距。首先，在物质生活方面，他们承担着城市最危险、最脏最累的工作，却只拿到甚至拿不到自己微薄的报酬。据深圳市劳动局企业员工收入分配课题组1995年对114家国有企业的调查显示，在相同岗位上，外来工工资每月800元左右，而有深圳户籍的员工每月工资2500元左右；除了工资待遇的巨大差距，拖欠农民工工资引起农民工极端行为的事件也屡现报端；另外，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的缺失，也使他们处于弱势地位。其次，在政治上，由于二元户籍、身份的限制，他们不能参与城市政治生活，缺乏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加上农民工自身维权的意识和能力有限，致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由于我国是属地管理体制，农民工的流动性也使他们基本的政治权利无法行使，处于政治冷漠甚至“无政治”的状态。第三，在社会生活方面，由于户籍限制，他们始终是城市的边缘群体。背井离乡，精神上也遭受着苦闷、无依无靠和心理失衡之苦。他们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弱势地位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他们的政治文化。

二农民工政治文化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在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中所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济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着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映。”本是农民的农民工群体，随着他们面对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变迁，其政治文化不可避免地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一)农民工政治文化

农民工的政治文化是农民工在历史和现实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中形成的，是历史传承和现实生活在农民工精神世界的反映。农民工的政治文化包括农民工传统政治文化和农民工现代政治文化。

首先，农民工传统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其随社会环境的演进也需要一个过程。农民工来自于农民，是农民身份和工人职业的统一体身在城市却难以融入城市生活，所以农民工传统政治文化也就是农民传统政治文化。徐勇教授认为，农民是一个特殊的具有双重性特点的阶级，其传统政治文化也具有双重性，概括起来就是“对皇权无限崇拜而又极力疏远的二元情感；逆来顺受与官逼民反的矛盾心态；均平与特权观念共存一体的双重人格。”这种农民传统政治文化也可以称作臣民文化。进城的农民工仍然沿袭着这种传统的政治情感、矛盾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人格。但是随着生活环境和处境的变化，会有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表现出来并指导他们的政治实践，或者是“敬而远之”的基本政治态度，或者表现为极端、暴力方式的政治行为。其次，农民工现代政治文化——公民文化的萌芽。农民工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过渡性群体，他们从农村进入城市，不仅仅是居住地的迁移，职业的变更，更是思想文化的飞跃。“城市改造着人性，……城市生活所特有的劳动分工和细密的职业划分，同时带来了全新的思想方法和全新的习俗姿态，这些新变化在不多几代人的时间内就使人们产生了巨大的改变。”进城的农民因为流动增长了见识，获得了丰富的社会阅历，降低了他们的保守性和封闭型，其小农意识和分散性也逐渐为分工协作的生产方式所改变，对新事物的接受性和对社会变迁的适应性增强。在都市文明和先进文化的熏染下，他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进步，传统性削弱，现代性不断增强。“农民流动本身就是一所培养农民现代性的大学校。”在流动过程中，农民工不断受到城市现代公民文化和思想的熏陶，公民意识和公民文化不断提升。公民意识的强化和公民文化的形成，是农民工积极参与政治社会生活的关键因素。

(二)农民工政治文化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首先，农民工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农民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臣民文化”，它所形成的是逆来顺受、政治冷漠、没有独立人格的“臣民意识”和“敬而远之”的政治态度。这种臣民文化使农民工成为城市中“沉默的大多数”，加之他们“两栖人”的实际生活状态，造成对政治的冷漠和政治参与水平的低下。当社会矛盾压抑到一定程度时又会以一种非制度化方式、激烈的极端行为表现出来，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这种“敬而远之”的政治态度、“臣民意识”、矛盾积聚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极端、暴力的政治行为、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不但影响政治稳定和政治参与水平，而且造成农民工对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和认同危机。

其次，农民工现代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农民工现代政治文化即农民工公民文化，是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的回归，是理性的加强和自信的建立。“公民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保持民主政体有效运行的一般动力来源”。人们的政治主体意识的增强，政治价值观念日益世俗化，政治心态日趋理性化，表现在政治参与方面则是主动、理性的参与，有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和能力，有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从而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政治稳定。但是，实现农民工政治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塑造农民工的公民文化和公民意识需要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

三农民工公民文化的塑造

推动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的变革，加速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消解，是塑造农民工公民文化的制度根本。

首先，改革我国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促进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消解。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消解的最终目标是农民的解放。取消户籍壁垒，才能消除农民工身份的尴尬与社会地位的低下，才能给予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和公民权，从身份符号上体现平等与公正。其次，建立健全利益表达渠道和诉求机制，引导农民工理性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减少社会矛盾的激化和集聚。再次，健全分配、社会保障以及社会福利制度，关注农民工的政治权利及切身利益，切实维护农民工的民主、自由和平等权利，给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和享受改革成果的机会，逐渐缩小贫富差距，最大程度地体现社会公平与公正，培养和增强农民工的主体精神和法律意识，增强自信心及社会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