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治理范文10篇

网络治理范文篇1

（一）网络与网络空间。

网络是计算机之间的连接，依照涵盖的范围为标准，网络分为局域网（LocalAreaNetwork,缩写LAN）、广域网（WideAreaNetwork,缩写WAN）、因特网（Internet）。因特网是网络的一部分，也是最主要的一部分。因特网是指运用客户、服务器技术，以及传输控制协议和因特网协议，将全球原本独立的计算机网连为一体，形成一个资源共享、信息自由的庞大空间体系，为人们提供了不受时间与地域限制的信息交流大舞台。

所以说，今天的世界正向着网络时代，网络也就创造了一个由计算机之间连接的网的特殊的、虚拟的空间，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网络空间（Cyberspace）”,又称为计算机化空间。

（二）网络问题与网络犯罪。

网络是科技发展的产物。这意味着网络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挑战性。网络为人们提供服务的同时，网络也引起人们的极大担忧。尤其是网络犯罪问题。网络犯罪在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非法发送电子邮件、非法程序攻击、非法盗用客户数据、非法盗用信用卡、非法侵占版权、非法传播儿童色情、非法入侵邮政储蓄系统、竞争对手互相攻击、黑客病毒袭击、黑客入侵非法交易、黑客入侵政府网站、黑客入侵新闻网站、黑客入侵军事网站、黑客入侵通信公司、外国黑客入侵。据资料显示，1986年我国发现了首例网络犯罪案件，犯罪人为了贪图钱财，利用计算机知识伪造存折和隐形印鉴，两次分别在深圳人民银行及其某支行，将李某的2万元人民币和赵某的3万元港币存款诈骗窃取而去。1988年3月，成都市农业银行某营业部的微机操作人员谢某，伙同他人修改计算机程序，几分钟内就盗取87万元人民币。这些利用互联网实施犯罪，对社会都构成了极大的破坏力量。2003年11月14日，甘肃省破获首例利用邮政储蓄专用网络，进行远程金融盗窃的案件。这起案件是一名普通的系统维护人员，轻松破解数道密码，进入邮政储蓄网络，盗走83．5万元。曾引起计算机系统一度瘫痪轰动一时的“熊猫烧香”被《瑞星2006安全报告》列为10大病毒之首，《2006年度中国大陆地区电脑病毒疫情和互联网安全报告》的十大病毒排行中，该病毒一举成为“毒王”。

（三）网络犯罪对青少年的影响不可忽视。

在青少年眼里，网络是极具有吸引力的梦幻世界，梦想着能够运用高超的手段和娴熟的计算机技术。由此，许多青少年对网络存在十分依赖的倾向，而且，现实表明青少年网络成瘾群体的数量越来越多，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由网络成瘾引发的现实犯罪也不乏其例。曾经在某市发生一起令人至今记忆忧心的少年犯罪事件。一对孪生兄弟，由于父母亲忙于上班，不暇顾及兄弟俩，导致兄弟俩背着书包不是去上学，而是沉迷于网吧里，迷恋网络游戏不能自拔。一天，任课老师给其母亲打电话问其原因，孩子为什么两个多月了都不来上课时，母亲从单位赶早回家，经过多方寻找，在某一家网吧里，终于找到了兄弟俩，母亲硬是生拉死拽地把兄弟俩带回了家，然而，悲剧也就发生了，兄弟俩不甘心受到约束而想去上网游戏时，竟然将其母亲活生生地砍死在房屋的地板上，发人省醒。[①]

二、强化网络监管，加大网络犯罪的社会治理

网络犯罪的社会治理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尽量减少和着力消除网络犯罪产生的原因和条件，可以采取一系列有效的社会措施，从而达到控制和预防网络犯罪的目的。

（一）可以明确在网络行为监管上相关的责任主体。

加强网络监督与管理，可以从一些具体单位的局域网入手，加大系统内部的信息管理，严查并追究不良网络行为。有关部门在网吧申请方面应加强必要的审批管理。执法部门要严格执法，及时介入调查处理，并对违法行为作出相应的制裁，对违法者严厉惩处，为受害人消除不良影响。充分利用网络协会、行业协会以及人民团体和群众的力量，协助政府甚至直接承担一定的网络监管职能，使其充分发挥自身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治规范的作用。同时，在注重发挥各个部门独立作用的同时，完善协调机制。尊重网络空间中自发形成的行业约束，并利用这些自律规制网络秩序。

（二）有关监管部门应开展经常性的宣传和教育活动，学校、家庭都负起共同的责任。

经过分析发现，许多在网络空间里发生的犯罪，起初都是从“好玩”、“过瘾”、“恶搞”等引起的。尤其是网络“恶搞”行为，一些年轻人通过网络“恶搞”来寻求乐趣，或者以此出名，有的甚至不惜制造病毒，非法入侵信息系统，窃取企业商业秘密和国家机密。一些黑恶势力借此散布虚假舆论，制造社会恐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一些网络市民收到一些不良不健康的“恶搞”信息之后，很容易进行再创造，并以回贴的方式不断添加新意，使原本一件非常普通的“恶搞”信息，经过几经转手，也变得越来越恶劣，不仅涉及民事侵权，甚至触犯刑事法律。由于相关法律规范和技术的不完善使得像“恶搞”行为之类事件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惩处措施。因此，加强道德素质教育，提倡文明上网，提高服务网站的自律意识和责任感。强化对网络“恶搞”的维权教育，加强执法查处，完善网络监管制度。

（三）重点打击网络不良行为，可以成立专门机构重点治理。

在网络发展的实践中，需要探索新的出路、新的符合技术发展趋势的先进手段和措施，需要及时总结、借鉴全球的经验教训，坚持合法性、合理性相结合，把重点投入在电子商务、网络传媒、电子邮件等网络基本服务的领域，尽快使无序的网络行为之之有序化、规范化，成立专门机构预防网络犯罪的发生。网络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需要把它放在统一协调的层面来进行整体的研究，不能每当网络出现新问题，来重新进行讨论研究，这种网络管理思路是存在瑕疵的。关于网络的管理，目前，全国人大出台了一个管理条例之外，存在一些部门规章，但在实际管理中并没有都照章执行。要在纵向分割的管理体制下管好网络确实存在困难，因此，对网络的重视必须落实到理顺管理体制上来。去年，全国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中，关闭传播淫秽色情和低俗内容的违法违规网站多家，尽管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的行动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但任务仍然艰巨，主要是一些违法违规网站变换网址重新开张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因此，要彻底切断违法网站利益链，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日前，有关部门正全面部署深入推进专项整治的工作措施，其中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对那些顶风作案人员进行深入调查，落地查人，依法严厉打击。对不落实管理制度的网络接入服务商，将进行公开曝光，并责成主管部门依法追究责任，重点打击网络不良行为。

（四）为进一步发挥公众监督的作用，可以制订公众举报奖励制度，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

尤其是一些非法网站，在互联网上制作超链接网页，并通过层层设立并招募会员，以先汇款、后上点数的方式，聚集上万名赌徒通过互联网进行。网络淫秽色情犯罪活动也十分猖獗。犯罪分子利用VOD点播系统网络传播淫秽色情电影。甚至出现利用“”网络敲诈勒索，网上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网络介绍、网站传播淫秽物品牟利、利用虚假电子商务网站实施诈骗和盗窃等。很多人认为，网络不良不健康信息的上传与，对未成年人遗毒深远，有的甚至利用一些不雅照片，严重扭曲中小学生认知以及两性相处的价值观，这些网络行为完全放纵了人性中恶的一面，这完全是一些恶意制造和传播不良信息之徒在作祟。因此，网络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三、网络犯罪的立法完善及对策建议

目前，打击网络犯罪的行动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展开，加大对计算机网络犯罪的惩治也要求我们不断加强和完善网络方面的立法。因此，提出一些有关网络犯罪方面的立法措施，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随着计算机运用越来越广泛，网络犯罪正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令人头痛的问题。

数据显示，政府网站以及众多具有实力的企业网站都曾遭受到黑客的非法侵入。针对黑客行为，尽管政府及企业予以高度重视，着力提高应对黑客非法入侵的能力，但是一些问题依然是难以防范。特别是在金融行业、证券市场等，由于通过电子邮件、聊天室及各种网上论坛，都可以轻易地虚假消息，各种诈骗以及网络黑客们利用非法手段在上市公司的网页上假消息，令其股价上涨或下跌，进而从中获利。对于一些盗用计算机资源、篡改帐目、数据和程序破坏等，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由于互联网信息量大、传递迅速，交叉覆盖，网络犯罪具有的时空性特征，使网络犯罪的侦查管辖权容易产生争议。[②]这是公安司法部门在网络犯罪事件中遭遇的最大执法司法难题。

（二）网络犯罪具有极强的社会危害性。

网络犯罪随机获取网络地址的技术，导致犯罪分子的身份容易伪藏，很难发现。网络犯罪证据有限，现场转移快速，难于捕捉。犯罪分子毁坏证据较容易，完全没有检测与跟踪。网络散布极其迅速，影响力巨大。无论从人员角度还是从业务角度，犯罪的智能性都高。网络犯罪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调查人员试图从受害人电脑入手，通过连串复杂的中间环节，搜集证据，捉拿黑客。但是，除应用新的电脑技术追查黑客以外，仍将使用传统手段打击黑客，如调查目击者和受害人，向法庭申请监听令和搜查令，直至找出键盘后面的黑手。在司法实务中，对于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即电子证据能否作为一种法定证据形式还存在争议，目前通行的做法是转化成书证，或将其作为视听资料对待。[③]当然，将电子证据作为新一种类型的证据的观点更获认同。网络取证要注意维护用户权利与加强网络管理之间的矛盾，进行网络取证时要特别注意遵守审批等法律程序，要注意跨国、跨境的侦查协作，要发挥网络运营商和服务商在取证中的配合作用。因此，如何打击日益增加的网络犯罪问题已成为现实需要面临的严峻课题。

（三）法律不够健全。

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的专门法律，虽然出台了对互联网的规范性文件，但绝大多数属于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与当今计算机网络发展及其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还是远远不够。从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网络犯罪主要是《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罪，第二百八十六条破坏计算机系统的犯罪，第二百八十七条利用计算机实施的犯罪，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规定。其中《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百八十六条以及《决定》第一条规定的犯罪是产生于信息网络时代的新的犯罪类型。目前，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早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初立法者的想象，致使很多性质类似于传统犯罪的网络行为无法得到相应的处罚。比如，绝大多数木马病毒并不具有破坏计算机系统的功能，对传播木马的行为就无法给予刑法处罚。由于传播木马的行为，其目的就在于盗窃网络上的虚拟财产，法律应该对这一行为进行规制。

网络治理范文篇2

【关键词】弹幕暴力；群体极化；过滤气泡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弹幕是指提供即时评论功能的视频网站中，播放视频时那些横向飘过视频画框以及悬停在视频画框上的文字评论。最早使用弹幕功能的网站是日本视频网站niconico。自a站、b站引入弹幕功能以来，弹幕文化不断发展，使用群体不断壮大，如今已成为用户与创作者互动的一种重要模式。然而，近年来“弹幕暴力”也导致各种偏激和缺乏理智的文字真如“子弹”一般密集地出现在大众视频区域，如最近争议较大的艺人肖战，在他的鬼畜视频中，一则有601条弹幕的视频中有495条属于负面弹幕，高频词有“恶心”、“糊”、“跨火盆”、“肖战死了”、“rip”，剩下的100条弹幕为刷屏的“护眼”弹幕，剩余6条为粉丝或路人表达反对意见的弹幕。不仅仅是在鬼畜区，b站视频的直播中，也不乏此类现象。据统计,在游戏直播中，一场直播中含有的恶意弹幕平均占比为0.81%，最大值为2.82%。此类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在2016年，就有十家央级媒体参与“弹幕粗鄙言词曝网络文化低俗风”主题的报道，引起了高热度讨论，被提及的高频词有“弹幕”、“低俗”、“审查”、“实名制”等等。该研究以传播学为视角，探讨导致这种弹幕暴力现象的原因在何处，以及对于这种现象的治理和改善是否有可行的办法。

二、弹幕的特点及影响

（一）正面。1.社区性。弹幕首先具有社区性。人们因为相同的爱好而自发聚集形成兴趣小组，从传播学角度来说，这属于组织内传播的非正式渠道。b站中有不同的频道，搞笑、美食、鬼畜、影视剪辑、科普、绘画等等，这些不同分区之下还有子栏目，方便用户精确找到属于自己的“小圈子”。b站弹幕的互动，就在组织内部营造一个积极、健康、活跃的人文环境，增进了用户的集体感和向心力。2.知识性。在b站里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野生字幕君。即一些虽然上传但没有翻译的视频，有网友通过弹幕的方式在下方直接进行翻译或进行背景注释。这些是在其他的视频平台上看不到的。原因有二，一是虽然现在比较大型正规的视频网站（如腾讯、芒果等）都有弹幕功能，但正是由于其正规性，上传视频的普通用户有限，观众在这些视频网站上所看的视频大多已经翻译好，不再需要补充了；二是另外一些UGC短视频虽然都是用户上传视频（如抖音、快手），内容十分平民化，但却缺少了弹幕功能。b站弹幕的知识共享在某种程度上能让专业的内容趋于平民化，草根的内容趋于专业化。3.及时性。弹幕为视频创作者和视频观看者提供了新的反馈渠道，让受众直接参与到内容生产之中。且由于弹幕本身具有实时性和公开性，用户能够一边观看视频一边发送弹幕，同时所发送出的内容能被其他观看的用户看到，这是一种实时的反馈，对创作者来说这也是研究该视频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二）负面。1.群体性。在集合行为中，群体感染指的是“某种观念、情绪或行为在暗示机制的作用下以异常的速度在人群中蔓延开来的过程。”最明显的一个现象是b站中的弹幕刷屏跟队形，视频范围涉及之广。b站在测试中就已经明确指出，刷屏属于不当行为，既然如此，为何还有这么多用户争相模仿呢？笔者认为群体成员之间产生的“我们”的群体归属意识是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当群体成员从群体活动中得到某种程度的需求满足时，会加大他对于这种群体所产生的认同感。2.匿名性。虽说弹幕发送者并非完全隐匿，但查找过程繁琐，大部分用户在观看时并不会一个个去查这是谁发的弹幕，尤其是在弹幕量多的视频中，弹幕对于发送者本人来说，发言约束感是很小的。这种自由在一些幽默、正向的视频中是加分项，但一旦视频或弹幕环境有暴力的、偏激的内容时，弹幕发送者主观上会忽略掉自己行为的不当——因为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三、弹幕暴力产生的原因

（一）群体归属感下对异议的抵制。随着对某一群体的认同感的发展，就会力求取得某群体成员的资格，无条件地赞同其目标与决议，保护群体的荣誉和利益，与侵害群体声誉的行为作抗争，还经常表现出一致对外的情绪。这种群体归属感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益处的，比如加强文化认同,缓解群体压力，等等。但群体归属感一旦被滥用，无尽的争端和讨伐就开始了。（二）算法推荐机制下的群体极化。b站首页会根据你以往的观看历史，推送你可能感兴趣的内容（多是同领域的）。不难发现，如今AI算法的投入使用，让我们看到的内容大多都是基于自己喜好的，信息获取也变得越来越受限，此类现象被称为“过滤气泡”。群体极化指个体的信息获取，往往会是导向群体的价值判断，当你发现其他人持续都在支持你的观点时，你就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正确性。而当一种观点在讨论前，就已优先形成自己的群体时，面对相左的观点易下意识地拒绝他人的看法。用这种极端的表达来保护自己团队的主导权，这种极端就会转化成仇恨、暴力和违法的激进的表达方式。

四、弹幕环境治理的意见与措施

（一）“先审后播”，强化把关人角色。2019年1月9日，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了《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和《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限定了网络短视频平台必须实行节目内容先审后播制度。新政策的出台，无疑是重新强化了把关人。不过这个政策的落实效果是有限的，体现在以下方面：1.弹幕数量大，人工审核难；2.网友抵触情绪强烈；3.与弹幕实时性相悖，互动性减弱。关于此类问题，笔者以为可从以下几个角度采取对策：1.增强视频平台用户的法律意识。知法才能守法，明规才能懂矩。2.进一步提高机器审核能力。采取机器普检，人工抽检的方式，降低成本，提升效率。（二）逃离泡沫，网络平台的主动优化。2016年GoogleCromeh开发了扩展程序：escapeyourbubble。用户在使用时需要填写自己的政治倾向，这个程序会把与用户不同的观点放入用户的信息流，以此平衡用户接收到的信息。不过从今时今日看，其效甚微。“第三人效果”可能是其一影响因素机制倾向于认为大众媒介的信息在社会层面(对其他人)上的影响与个人层面(对我)上的影响大相径庭，前者的影响要比后者大。简单来说，即：“我认为我所受到的媒体带来的偏向性影响要远远的小于他人。”在这个理论基础上可知，简单地把不同的信息塞给用户，效果是不理想的。（三）有松有紧，营造文明网络氛围。紧在审核，松在思想。b站用户在年龄构成上，以年轻人为主。18-24岁用户占比为29.9%，25-29岁用户占比5.54%，30-35岁用户占比1.9%，35-39岁用户占比1.16%，另有25.11%年龄未知。根据统计，b站0到17岁用户占比为37.55%，这一部分群体是最大的，这意味着b站还有很多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接受完的中小学生，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他们的法律意识是十分淡薄的，从蔡徐坤视频中大量出现的“氯尸寒警告”可以看出，很多人是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规侵权的。对于这些群体，网络平台应该更加积极地引导向上，进行普法教育，保护好未成年人上网的互联网环境。同时，b站作为一个多文化跨次元的网络平台，它应该有一个更强大的作用——引导人们接受不同。因此b站在审核上应该更加严谨，但用户之间的交流，绝不能紧，而该以一种更加宽松的方式，去倡导包容，理解与接纳。

笔者认为，大家都能尊重彼此的不同喜好和不同立场，才是营造文明网络氛围的良方。结语弹幕文化兴起的背后是互联网的普及和自媒体的日益壮大，弹幕的出现让用户在观看视频时能够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甚至是与其他观看者进行交流，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接受的过程，既然是交流，暴力绝非解决问题的最好手段，包容，理解，接纳应成为构建和谐网络环境的主题。

参考文献：

[1]指明星的热度、知名度低。

[2]此梗来自部分网友认为肖战画的红梅是倒着生长的，有“倒血霉”的含义，需要“跨火盆”去去晦气。

[3]“restinpeace”的缩写，原用在逝去之人的身上，表示对亡者的尊重、祝福和祈祷。

[4]通过弹幕遮盖视频原有内容，一般在视频有不堪入目的内容时出现。

[5]该梗来自于蔡徐坤工作室在微博贴出给b站的律师函，要求b站删除恶搞蔡徐坤的内容，但被网友当笑料传播。

[6]顾明远，教育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7]人民网.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

[8]肖丹,石雨玄,李雪洁.“先审后播”规范下弹幕视频网站用户行为研究[J].新闻研究导刊，2020（04）：12-14+73.

[9]Lifehacker：EscapeYurBbbleouShowsYouStoriesFromOtsideYurEhoCamber.uoch

网络治理范文篇3

关键词：网络治理共同治理趋同性

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基于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委托关系的股东至上单边治理模式，公司控制权属于股东，公司的经营目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随着股权的分散、企业之间相互参股的增加、企业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以及人力资本等非财务资本对于企业经营的日益重要，产生了基于相关利益者利益的共同治理模式，强调各种利益相关者对公司治理的广泛参与。股东至上的治理模式体现一种追求效率的原则和目标，广泛关注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共同治理模式则更侧重于企业和社会整体的帕累托最优，强调企业与社会的同步协调发展，体现了一种追求公平的原则。在网络经济条件下，治理环境的变化使治理任务所依赖的路径发生改变，引发治理形式的渐变，形成了一种新的治理形式——网络治理。网络治理是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和个体通过经济合约的联结与社会关系的嵌入所构成的以企业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参与者间的关系安排。包括两方面，一是公司内部网络治理，即公司内部的股东、经理与员工之间等之间的关系安排。二是公司外部网络治理，即公司与外部利益相关者通过正式契约和隐含契约所构成的组织模式中的关系安排。共同治理作为一种不同于单边治理的模式，得到了理论界的共同认同与重视，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了清晰的认识。但网络治理与共同治理的关系却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认为，网络治理与共同治理并不是两种不同的治理形式，二者在理论基础、治理目标、治理机制等方面具有趋同性。

一、理论基础的趋同性

共同治理的理论基础是利益相关者理论。该理论认为，公司拥有包括股东、顾客、员工、供应商、合作伙伴、社区、舆论影响者和其他人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是拥有专用性资本的主体，他们分别向企业提供自己的专用性资本，拥有企业专用性资本的利益相关者同时也成为企业的所有者，股东不是企业的惟一所有者。企业则是这些提供专用性资本的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种合约，是治理和管理这些专用性资本的一种制度安排。公司的治理和管理应当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各利益相关者应广泛参与公司的治理。这里的利益相关者是任何影响公司目标的实现或被实现公司目标所影响的集团或个人。利益相关者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潜在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间是一种影响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企业的行动、决策、政策会影响利益相关者利益，另一方面，利益相关者也会影响企业的行动、决策和政策。根据这种影响互动，可以将利益相关者分为四类：1、支持型的利益相关者。其特点是合作性强，威胁性低，包括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员工与顾客等。2、边缘性的利益相关者。其特点是对企业的威胁和与企业合作的可能性较低。包括雇员的职业联合会、消费者利益保护组织以及未经组织起来的股东等。3、不支持型的利益相关者。其特点是对企业的潜在性威胁较高，而合作的可能性较氏，如存在竞争关系的相关企业、工会及新闻媒体等。4、混合型的利益相关者。其特点是对企业的潜在性威胁和潜在性合作的可能性都较高。包括紧缺的雇员、顾客。

网络治理的理论基础是企业网络理论。1934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雷诺运用社会计量学的方法对小群体进行实证研究奠定了网络研究的基础。经济学主要从以下两个视角来研究网络的存在性以及网络的功能：一是把网络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网络”概念最初被描绘成组织内部的非正式关系纽带，然后发展为一个表达组织环境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术语，最后又成为分析权力与治理关系的研究工具；二是把网络作为一种治理形式。把网络视为一种治理形式，实质是把它当作使单个主体整合为一个连贯体系的社会粘合剂，把网络与市场、科层等并列，视为一种独立的交易活动协调方式。把网络视为治理机制或合作机制离不开网络分析工具，而网络分析的最经典对象就是网络。在企业的网络分析中，不论是社会关系网络结构观、弱关系力量假设与社会资源理论，还是嵌入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都是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以及人与组织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企业不是孤立的，会与许多关系主体发生各种交易行为，由此形成的网络中如何协调各网络主体的利益，如何对企业内部资源与外部网络资源进行有效的组合，成为网络治理的主要内容。

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企业网络理论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但二者具有趋同性。在企业网络体系中，与企业相关的网络主体与企业及网络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关系。从企业间网络看，企业间基于信任与合作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通过合作、竞争、控股、集团等形式，借助正式或非正式的契约，获取各自的利益，他们是利益相关者。从企业内部网络看，经营者、内部员工、股东等网络主体与企业之间也是一种利益关系，通过建立内部科层组织结构，以保障各自的利益。因此，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企业网络理论研究的都是同样的对象，即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二、治理目标的趋同性

共同治理的目标是合理平衡各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实现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并以此来安排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中的权力。按照权利制衡权力的逻辑，利益相关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利益），必然要借助一定的权力，通过行使相应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权利。因此，要求在公司治理中根据自己权利的大小分配适应的权力，当公司行为或其他利益相关者侵害自己的权利时可以通过行使权力来保障自己的权利，以此参与公司治理。不仅于此，利益相关者对公司资本的投入要追求最大的回报，即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要求各利益相关者作为整体联盟，对投入公司的资本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资本经营方式，实现资本运营的最佳效率与效果。这里的资本不但包括现有的利益相关者投入公司的现实资本，还包括潜在的利益相关者的潜在资本。

而网络治理的目标一方面是各网络主体利益的协调，另一方面是作为网络组织的企业内部资源与外部网络资源的整合。各网络主体利益的协调实质上就是公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合理平衡，同样需要按利制衡权力来分配各网络主体之间的权力。按照企业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的资源包括有形的资源和无形的资源，资源在企业之间是不可流动的且难以复制，这些独特的资源是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价值。可以认为，所有对能促进企业发展的都可以是企业的资源。虽然企业不能通过流动或复制来获取其他企业的内部资源，但可以借助企业间网络来利用网络中其他主体的内部资源。网络治理就是要通过参与企业间网络获取其他网络主体的资源，并将其与企业内部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提高经营效率与效果。现代企业的资本经营，就是通过资本的交易或使用追求资本增值的行为，是生产要素综合动力的总概括。企业所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源，各种生产要素都以资本的身份加入到经济活动中，通过流通、收购、兼并、重组、参股、控股、交易、转让、租赁等各种途径优化配置，进行有效经营，以最大限度实现增值目标的一种经营管理方式。这里的社会资源，即有企业内部资源，也有企业外部资源。

可见，共同治理与网络治理目标具有趋同性，一是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二是各利益主体利益的最大化。即将各利益主体提供的资本要素综合利用，实现各利益主体综合利益最大化，再按照一定的利益分配机制权衡各利益主体的利益，保障各利益主体的个体利益。

三、治理机制的趋同性

共同治理的机制主要是科层机制与协调合作机制。共同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控制权配置上分权制衡，在公司经营上监督制约的问题。企业科层是指一组规范与法人财产相关各方的责、权、利的制度安排，其中包括股东、董事会、管理者和工人。或者说，它是企业内部不同权力机构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在科层中，生产和交易活动是在雇佣的背景下进行的，企业家居于核心地位，他与其有要素提供者签订要素契约，契约中所未规定的剩余则由企业家利用自己的权威相机处理。由于难以区分不同成员的贡献，因此它是通过命令机制以及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来解决企业内部成员的矛盾并做出必要的行动。在共同治理中，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签订详尽的契约，通过正式契约界定自己的权力，通过行使权力保障自己的利益。在企业内部通过正式组织制度，以行政命令进行生产和交易活动。同时，由于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有大小之分，以权利分配的公司控制权力也有强弱之分。弱利益相关者在运用弱势权力维护自己权利时一方面要依赖法律的保护与支持，用法律规范保证权力的正常有效地执行；另一方面还需要借助利益趋同的利益相关者联盟。利益趋同的利益相关者组成的联盟权力高于单个利益相关者，如小股东联盟、债权人联盟、顾客联盟，更能有影响力地行使权力，与大股东、经营者的权力进行抗衡，以达到权力的牵制和制约。利益相关者联盟的形成是基于联盟内各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合作与协调机制，否则难以形成利益相关者联盟。同时，各联盟之间也需要信任合作与协调，才能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否则将陷入争权夺利之势。

网络治理的机制同样也是科层机制与信任合作机制。在企业内部网络治理中，各成员之间如员工、部门等，组织网络的信息交流和创新活动往往由个体完成的，在团队管理和合作开发过程中，很多创新知识的来源依赖于成员的隐性知识和来自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和知识与组织网络资源的整合，而这更多的依靠科层治理机制，通过激励与约束实现整合。信任机制和市场机制的结合常常体现在企业间网络的制度安排，例如与供应商长期性的关系契约和关系融资等。关系契约很大部分是依赖于对合作伙伴的声誉、竞争力、双方在价值和文化上的某种程度一致性，以及组织和个人的社会关系。因此，关系合同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可变性，可以依据市场情况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减少谈判和执行的成本。

由于不同的治理机制各有利弊，科层机制可以实行统一的集中控制，有效地防止被套牢和信息溢出的风险，但是正式科层权威系统的信息传递慢、损耗大，缺少有效的激励手段；以信任为基础的机制可以促进知识的交流和创新活动，以及参与者对资产的专用性投资，但是由于缺少严格的契约约束和权力保证，存在被套牢和信息溢出的风险。不同的治理机制之间存在互补性，可以采用不同治理机制的组合来有效减少治理成本。因此，不管是共同治理还是网络治理，都不可能是单一的某一种治理机制，任何一种机制都不能解决治理的问题，而应是多种治理机制的有机组合和有效的运用以达到治理目标，只是在具体运用时的范围与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因此，共同治理与网络治理在治理机制上有趋同性。

四、结论与启示

可以发现共同治理与网络治理在理论基础、治理目标与治理机制方面都有趋同性。作为一种治理形式，理论基础、治理目标与治理机制又是其核心内容之一。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下结论：

1、网络治理不是独立于共同治理的一种治理模式，也不是对共同治理的发展

相对于股东至上的单边治理，共同治理是在对企业的性质与边界认识的不同基础上形成的另外一种独立的治理模式，是对单边治理模式的发展。而网络治理并不是相对独立于共同治理的另外一种治理形式，它们之间在理论基础、治理目标与治理机制上存在趋同，因此也不是发展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它们是同一种治理形式。只是二者研究治理的角度有所不同。共同治理从治理主体角度研究公司治理，解决公司治理应由哪些主体治理，这些主体如何治理等问题；而网络治理则是从治理方法与内容的角度研究公司治理，用网络分析的方法完成各主体的共同治理，而治理的内容则是网络关系。

2、共同治理是观念，网络治理则是实现机制

共同治理是观念，是一种各利益相关者都要广泛参与公司治理，分享公司剩余收益的观念。而各利益相关者如何参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等，则需要依赖一定的实现机制。网络治理是将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看作一种网络关系，各利益相关者、企业都是这种网络关系结构中的一个结点。运用网络这种种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治理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权衡它们之间的利益，进而实现共同治理。

参考文献：

[1]彭正银．网络治理理论探析[J]．中国软科学．2002，3．

[2]全裕吉．从科层治理到网络治理：治理理论完整框架探寻[J]．现代财经．2004，8．

网络治理范文篇4

共同治理的理论基础是利益相关者理论。该理论认为，公司拥有包括股东、顾客、员工、供应商、合作伙伴、社区、舆论影响者和其他人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是拥有专用性资本的主体，他们分别向企业提供自己的专用性资本，拥有企业专用性资本的利益相关者同时也成为企业的所有者，股东不是企业的惟一所有者。企业则是这些提供专用性资本的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种合约，是治理和管理这些专用性资本的一种制度安排。公司的治理和管理应当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各利益相关者应广泛参与公司的治理。这里的利益相关者是任何影响公司目标的实现或被实现公司目标所影响的集团或个人。利益相关者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潜在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间是一种影响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企业的行动、决策、政策会影响利益相关者利益，另一方面，利益相关者也会影响企业的行动、决策和政策。根据这种影响互动，可以将利益相关者分为四类：1、支持型的利益相关者。其特点是合作性强，威胁性低，包括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员工与顾客等。2、边缘性的利益相关者。其特点是对企业的威胁和与企业合作的可能性较低。包括雇员的职业联合会、消费者利益保护组织以及未经组织起来的股东等。3、不支持型的利益相关者。其特点是对企业的潜在性威胁较高，而合作的可能性较氏，如存在竞争关系的相关企业、工会及新闻媒体等。4、混合型的利益相关者。其特点是对企业的潜在性威胁和潜在性合作的可能性都较高。包括紧缺的雇员、顾客。

网络治理的理论基础是企业网络理论。1934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雷诺运用社会计量学的方法对小群体进行实证研究奠定了网络研究的基础。经济学主要从以下两个视角来研究网络的存在性以及网络的功能：一是把网络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网络”概念最初被描绘成组织内部的非正式关系纽带，然后发展为一个表达组织环境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术语，最后又成为分析权力与治理关系的研究工具；二是把网络作为一种治理形式。把网络视为一种治理形式，实质是把它当作使单个主体整合为一个连贯体系的社会粘合剂，把网络与市场、科层等并列，视为一种独立的交易活动协调方式。把网络视为治理机制或合作机制离不开网络分析工具，而网络分析的最经典对象就是网络。在企业的网络分析中，不论是社会关系网络结构观、弱关系力量假设与社会资源理论，还是嵌入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都是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以及人与组织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企业不是孤立的，会与许多关系主体发生各种交易行为，由此形成的网络中如何协调各网络主体的利益，如何对企业内部资源与外部网络资源进行有效的组合，成为网络治理的主要内容。

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企业网络理论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但二者具有趋同性。在企业网络体系中，与企业相关的网络主体与企业及网络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关系。从企业间网络看，企业间基于信任与合作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通过合作、竞争、控股、集团等形式，借助正式或非正式的契约，获取各自的利益，他们是利益相关者。从企业内部网络看，经营者、内部员工、股东等网络主体与企业之间也是一种利益关系，通过建立内部科层组织结构，以保障各自的利益。因此，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企业网络理论研究的都是同样的对象，即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二、治理目标的趋同性

共同治理的目标是合理平衡各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实现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并以此来安排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中的权力。按照权利制衡权力的逻辑，利益相关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利益），必然要借助一定的权力，通过行使相应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权利。因此，要求在公司治理中根据自己权利的大小分配适应的权力，当公司行为或其他利益相关者侵害自己的权利时可以通过行使权力来保障自己的权利，以此参与公司治理。不仅于此，利益相关者对公司资本的投入要追求最大的回报，即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要求各利益相关者作为整体联盟，对投入公司的资本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资本经营方式，实现资本运营的最佳效率与效果。这里的资本不但包括现有的利益相关者投入公司的现实资本，还包括潜在的利益相关者的潜在资本。

而网络治理的目标一方面是各网络主体利益的协调，另一方面是作为网络组织的企业内部资源与外部网络资源的整合。各网络主体利益的协调实质上就是公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合理平衡，同样需要按利制衡权力来分配各网络主体之间的权力。按照企业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的资源包括有形的资源和无形的资源，资源在企业之间是不可流动的且难以复制，这些独特的资源是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价值。可以认为，所有对能促进企业发展的都可以是企业的资源。虽然企业不能通过流动或复制来获取其他企业的内部资源，但可以借助企业间网络来利用网络中其他主体的内部资源。网络治理就是要通过参与企业间网络获取其他网络主体的资源，并将其与企业内部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提高经营效率与效果。现代企业的资本经营，就是通过资本的交易或使用追求资本增值的行为，是生产要素综合动力的总概括。企业所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源，各种生产要素都以资本的身份加入到经济活动中，通过流通、收购、兼并、重组、参股、控股、交易、转让、租赁等各种途径优化配置，进行有效经营，以最大限度实现增值目标的一种经营管理方式。这里的社会资源，即有企业内部资源，也有企业外部资源。

可见，共同治理与网络治理目标具有趋同性，一是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二是各利益主体利益的最大化。即将各利益主体提供的资本要素综合利用，实现各利益主体综合利益最大化，再按照一定的利益分配机制权衡各利益主体的利益，保障各利益主体的个体利益。

三、治理机制的趋同性

共同治理的机制主要是科层机制与协调合作机制。共同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控制权配置上分权制衡，在公司经营上监督制约的问题。企业科层是指一组规范与法人财产相关各方的责、权、利的制度安排，其中包括股东、董事会、管理者和工人。或者说，它是企业内部不同权力机构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在科层中，生产和交易活动是在雇佣的背景下进行的，企业家居于核心地位，他与其有要素提供者签订要素契约，契约中所未规定的剩余则由企业家利用自己的权威相机处理。由于难以区分不同成员的贡献，因此它是通过命令机制以及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来解决企业内部成员的矛盾并做出必要的行动。在共同治理中，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签订详尽的契约，通过正式契约界定自己的权力，通过行使权力保障自己的利益。在企业内部通过正式组织制度，以行政命令进行生产和交易活动。同时，由于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有大小之分，以权利分配的公司控制权力也有强弱之分。弱利益相关者在运用弱势权力维护自己权利时一方面要依赖法律的保护与支持，用法律规范保证权力的正常有效地执行；另一方面还需要借助利益趋同的利益相关者联盟。利益趋同的利益相关者组成的联盟权力高于单个利益相关者，如小股东联盟、债权人联盟、顾客联盟，更能有影响力地行使权力，与大股东、经营者的权力进行抗衡，以达到权力的牵制和制约。利益相关者联盟的形成是基于联盟内各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合作与协调机制，否则难以形成利益相关者联盟。同时，各联盟之间也需要信任合作与协调，才能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否则将陷入争权夺利之势。

网络治理的机制同样也是科层机制与信任合作机制。在企业内部网络治理中，各成员之间如员工、部门等，组织网络的信息交流和创新活动往往由个体完成的，在团队管理和合作开发过程中，很多创新知识的来源依赖于成员的隐性知识和来自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和知识与组织网络资源的整合，而这更多的依靠科层治理机制，通过激励与约束实现整合。信任机制和市场机制的结合常常体现在企业间网络的制度安排，例如与供应商长期性的关系契约和关系融资等。关系契约很大部分是依赖于对合作伙伴的声誉、竞争力、双方在价值和文化上的某种程度一致性，以及组织和个人的社会关系。因此，关系合同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可变性，可以依据市场情况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减少谈判和执行的成本。

由于不同的治理机制各有利弊，科层机制可以实行统一的集中控制，有效地防止被套牢和信息溢出的风险，但是正式科层权威系统的信息传递慢、损耗大，缺少有效的激励手段；以信任为基础的机制可以促进知识的交流和创新活动，以及参与者对资产的专用性投资，但是由于缺少严格的契约约束和权力保证，存在被套牢和信息溢出的风险。不同的治理机制之间存在互补性，可以采用不同治理机制的组合来有效减少治理成本。因此，不管是共同治理还是网络治理，都不可能是单一的某一种治理机制，任何一种机制都不能解决治理的问题，而应是多种治理机制的有机组合和有效的运用以达到治理目标，只是在具体运用时的范围与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因此，共同治理与网络治理在治理机制上有趋同性。

四、结论与启示

可以发现共同治理与网络治理在理论基础、治理目标与治理机制方面都有趋同性。作为一种治理形式，理论基础、治理目标与治理机制又是其核心内容之一。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下结论：

1、网络治理不是独立于共同治理的一种治理模式，也不是对共同治理的发展。相对于股东至上的单边治理，共同治理是在对企业的性质与边界认识的不同基础上形成的另外一种独立的治理模式，是对单边治理模式的发展。而网络治理并不是相对独立于共同治理的另外一种治理形式，它们之间在理论基础、治理目标与治理机制上存在趋同，因此也不是发展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它们是同一种治理形式。只是二者研究治理的角度有所不同。共同治理从治理主体角度研究公司治理，解决公司治理应由哪些主体治理，这些主体如何治理等问题；而网络治理则是从治理方法与内容的角度研究公司治理，用网络分析的方法完成各主体的共同治理，而治理的内容则是网络关系。

2、共同治理是观念，网络治理则是实现机制。共同治理是观念，是一种各利益相关者都要广泛参与公司治理，分享公司剩余收益的观念。而各利益相关者如何参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等，则需要依赖一定的实现机制。网络治理是将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看作一种网络关系，各利益相关者、企业都是这种网络关系结构中的一个结点。运用网络这种种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治理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权衡它们之间的利益，进而实现共同治理。

关键词：网络治理共同治理趋同性

内容提要：网络治理与共同治理是公司治理两种倍受关注的治理形式。但二者的理论基础、治理目标、治理机制等方面具有趋同性，因此网络治理不是对共同治理的发展。共同治理是一种观念，而网络治理则是共同治理的实现机制。

参考文献：

[1]彭正银．网络治理理论探析[J]．中国软科学．2002，3．

[2]全裕吉．从科层治理到网络治理：治理理论完整框架探寻[J]．现代财经．2004，8．

网络治理范文篇5

关键词:网络谣言;诽谤;侵权;法律责任

一、“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概述

（一）网络谣言的概念

从科学角度来说，网络谣言是建立在互联网传播基础上的错误信息交流方式，其也是属于社会谣言的一种。在《辞海》中，有关谣言的字面解释指的是无关事实依据的荒谬或者是捏造的信息。据此可推断网络谣言的基本内涵即是以互联网为传播媒介，大多为社交软件、微博、邮箱、网络论坛等，将毫无任何事实依据的信息到处传播，这里的谣言内容大多与时事政治、社会领域、名人轶事、突破传统等方面有关。当今关于网络谣言内涵的两大主流思想是“媒介说”与“专业说”。不同学者对网络谣言的概念做解析时，对把重点放在网络这一媒介上，还是“谣言”这一名词上有不同看法，这也是网络谣言与传统谣言的最主要区别。传统的谣言一般集中在小范围内，口口之间迅速蔓延的形式，而网络谣言则是将现实社会转变为虚拟的网络世界，尤其是在社会遇到某些突发事件，或者是有关网民自身的利益时，每个公民都有在网络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与权利。

（二）网络谣言的分类

网络谣言所表现的内容与方式也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依内容不同分为六类：一是有关政治的网络谣言。这类网络谣言主要围绕党、政府，涉及到某些国家内政、机密信息、政治决策以及政策制定与出台等方面的内容。这类谣言会使民众对政府的工作能力与社会稳定产生怀疑，引起社会的矛盾产生，对社会的安定与国家的安全产生不利的影响。二是有关灾害的网络谣言。其主要是捏造某种灾害产生或在灾害发生后，夸大灾害的危险性信息，对民众的心理以及社会的安定产生不利影响。之前日本核泄漏事故后，国内出现了一股“抢盐风潮”，即源于网络上传播的相关谣言。三是有关恐怖的网络谣言。其主要是通过捏造有关社会甚至是国家的危害信息，例如恐怖袭击或者是爆炸事件来引起社会民众的人心惶惶，扰乱了原本和谐安定的社会秩序。四是有关犯罪的网络谣言。与恐怖谣言不同，其指的是凭空捏造某些犯罪信息，引起社会民众的反抗与不满。五是有关食品安全的网络谣言。其主要通过捏造夸大某食品存在质量问题，引起民众的惊慌与不满，造成对该食品或产品的生产企业损害。前不久的“皮革奶”事件就是属于这一类。六是有关名人轶事的网络谣言。往往是根据某名人凭空捏造出非事实的信息，给当事人造成名誉与心理伤害，也给整个社会渲染了一种不正当风气。例如杨幂的“不雅视频”事件等都属于这一类。

（三）网络谣言的特点

首先，从内容方面来看。网络谣言的内容覆盖面广，随着互联网科技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网民数量正逐步增加，不少网民可以在不同的社交网站、微博论坛以及聊天软件中散发网络谣言，其主要涉及的内容覆盖面会很广泛；网络谣言的内容可以进行再加工传播，与传统谣言相比，网络谣言由于是利用网络作为传播媒介，更具有稳定性与固定性，经过在网络上不停的传播后，网民容易将这一传播的信息与其他信息结合起来，断章取义并在原来的信息上进行再加工，加入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信息或者是加入某些能够展现自己主观情感的词语，以此引起共鸣。其次，从传播过程来看。网络谣言实现高速化传播，网络化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网络谣言的传播，智能化的移动设备也为人们随时随地的信息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并且在网络这一自由的平台上，人们可以将信息无限制的复制或者是转发，也可以在事件突发的第一时间段内就能了解到最新消息，例如马航失踪的最新状况，人们都可以在网上充分的了解到；网络谣言多为匿名隐形传播。网络化的世界是虚拟的存在，其所附属的IP地址也是隐形存在的。因此，网民就可以在网络上随意的发表自己的看法，有的时候难免会因为言辞的不当以及主观情感的深入，散发网络谣言来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这种匿名传播网络谣言的现象在贴吧论坛以及某些社交网站上最为常见。

（四）网络谣言的危害

首先，公民作为主要的网络使用主体，是潜在的侵权和被侵权主体。一方面，散播网络谣言会对公民的名誉与各项人身权利产生损害与不利的影响。如近几年的传闻六小龄童去世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网络谣言，六小龄童也自己出来证实自己并未像网络上说的那样“被死亡”，这不仅给其本身的名誉与影响带来损害，也会加重其的心理压力，损害其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网络谣言会对公民的合法财产带来损害，著名的案例如日本核泄漏引起的“抢盐风波”，不少市民都听信网络的谣言，去各大超市抢购囤积食用盐，最终官方出来辟谣后，囤积的盐不能够完全使用，也不能进行销售，造成了财产损失。其次，对社会的稳定及秩序的危害。一方面，网络谣言会对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的发展带来影响。在汶川地震的时候，网络谣言矿泉水与方便面的短缺，致使不少居民都开始囤积此类食物，同时不少商家也趁此时机抬高物价，致使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受到了影响。另一方面，网络谣言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正常秩序的发展。造谣者会利用网民好奇心理，捏造出违背事情真相的事件，并在网络上大肆宣扬，甚至会对社会的突发事件与政府的政策进行捏造宣传，例如针对天津港火灾爆炸的事故，有些网友就在网上编造传播“天津港爆炸死亡1300多人，附近居民小区一个活口没剩，有毒气体正向北京蔓延的消息”，给民众的心理带来恐慌，也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再次，对政府及国家稳定的危害。在国务院最新研究的数据中，我们发现网络意识形态的信息与媒体在对整个社会，政府乃至国家的管理与治理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一方面，网络谣言会对政府的声誉与国家的影响带来损害。典型的例子即忠县的儿童失踪案件，而公安局却对此不闻不问。不明事理的网友第一反应即公安局的失责与不负责任，其实忠县儿童失踪案件本身就是捏造虚假的，这就给政府的部门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更有些反华势力在国外散发各种反华言论，给我国的声誉与形象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给民众传达一种政府及国家不负责任的假象。

（五）网络谣言治理的必要性

纵观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几起网络谣言案，例如“秦火火案件”，“张海迪的日本国籍案件”与傅学胜的“非洲牛郎案件”等，同一特点就是散播谣言者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保障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坏而采取不法措施来严重影响网络环境。因而，虚拟的网络世界中更需要法治的监管和介入。虽然网络谣言的兴起与发展是在虚拟的空间内进行的，但是其从根本上反应的还是人民的基本利益问题，相关部门还是应该要加强对网络监管立法制度的研究与探索。另外，维护网络世界的稳定执行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保障了民众的合法权益。同时，不管是在治理手段上的使用，还是在社会舆论方面的控制，治理网络谣言都必须要坚持依法治理，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治理网络谣言。只有在法律化、专业化与科学化的视角下依法治理网络谣言，才能更好的促进我国的法治社会，法治政府以及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二、我国网络谣言治理的现状

（一）我国网络谣言治理的相关举措

第一，深化新闻体系改革，将互联网的信息透明公开化。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知道网络谣言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政府的威信与公信力产生不利的影响，其所渲染的一些负面新闻，会破坏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公平形象，损坏政府的声誉。笔者建议政府部门不妨可以利用网络平台，深化改革新闻的传播体系，将社会上的一些正能量的事迹大力传播，正确的引导舆论导向。网络谣言的传播难以控制，但可在根源处控制网络谣言的产生。这需要相关部门加大对网络信息监管与审查的力度，将网络谣言扼杀在摇篮里，对已经形成并传播的网络谣言实施公开透明化的处理方法，来启示民众切勿轻信谣言。同时，政府部门日常对民众的上网文明教育与相关的法律法规教育也是必不可少，以此提高公民在使用网络时的文化素质与自律意识。第二，加强法律监管体制，严惩造谣是非之人。网络谣言危害性大，传播范围广。政府不得不采取法律规制武器来保障网络环境的健康发展。政府实施一套完整科学的法律监管体制，从互联网的各个方面在不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情况下，对网络环境实施者全方位监管。在处理散播谣言的不法分子时，相关的部门也绝不能手软，要依法按照国家所颁布的有关维护互联网安全的规定，对不法分子实施强有力的法律制裁。第三，提高网民文化素质，增强谣言鉴别能力。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相比于西方等发达国家的公民文化素养，我国的网民文化素养相对较低。不少网民在网络上容易被谣言所影响，缺乏一定的谣言鉴别能力，容易盲目追从，更会因为自身文化素养的缺失，加快谣言的传播速度与效率。因此，我国政府在治理网络谣言时，同样也许注意进一步提高网民的文化素养，增加其网络谣言的鉴别能力。

（二）我国网络谣言治理的问题分析

首先，法律规定的制定不够完善，可执行性较低。目前，我国对于互联网安全的相关法律规定还不够完善，制定体系也不够充足与完全。只有《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网络诽谤解释》），涉及到网络诽谤的相关法律规定。另外，在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对网络谣言的处理也提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现实社会大多数只是对造谣者从事以处罚金钱或者拘留而已，这也是不可执行的。虽然我国政府的各个部门都对互联网的安全与犯罪制定出了明确的处罚条约，但各自处罚与治理的重点却又是相同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并未对网络谣言的治理产生积极的作用。其次，对造谣者的处罚力度还不够深入。虽然在上述内容中，我们提到我国的部分法律，尤其是在《刑法》中有明确规定，对网络造谣者的相应处罚与规定，但是其中不严谨与科学的问题还是存在的。在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对网络造谣者的处罚是处以10天以下的拘留和500元之下的罚款，在其他的法律体系中也有类似规定，但是根据实际处罚情况来看，不少造谣者非但不能从处罚中吸取教训，反而更加大胆的实施网络犯罪行为。另外，我国的其他法律例如在《民法》以及《侵权责任法》中对随意使用侮辱性言语诽谤，侵犯他人的名誉权的，将处以不同的刑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网络谣言犯罪的势力，但是由于立法的范围不够清晰，实施的力度与执法性也不够，因此也很难以达到严惩造谣者的作用。

（三）国外网络谣言治理的经验吸收

网络谣言的危害涉及到公民，社会乃至国家，对社会的各方各面都产生着极其不利的影响。基于此，国外的不少国家在立法中都采取强硬的态度来治理网络谣言现象，并取得了良好效果。比如，德国在刑法典中规定：明知传闻有误，且会在广大人群范围内引发不安，进而危害公共秩序，还有意散布者，将面临最高6个月监禁或罚款的处罚。并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加重处罚，即如果其行为造成多人死亡，应受到最高5年监禁的处罚。美国更是出台了130多项内容为规制谣言及网络传播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为我们的近邻，日本对于互联网的管理除依据民法和刑法外，还制定了《电子契约法》、《反垃圾邮件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专门法规来处置网络违法行为。总结国外的立法例，可以发现几个特点：一是这些国家法律体系比较完善，除民事和刑事法律中有明确规定外，还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法规，这些专门法有利于广大网民自觉规范上网言行，也为执法机构惩治造谣行为提供更加直接精确的法律依据。二是法律条文缜密周全且具体，同时可操作性也很强。三是认定标准明确，处罚措施严厉，惩罚力度大，威慑力强。这将会对我国的治理现状提供科学的参考与启发。通过对国外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治理方法与法律规制的研究，要实现对网络谣言有效治理，必须控制好公民、社会以及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使其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互构建为一个科学且完善的法律规制体系。而我国在这三个方面的治理现状做的都不到位，在法律法规的制定与立法上缺少严惩性，在实施法律规制措施方面又难以依法合法进行。因此，笔者建议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惩罚监督力度，加大立法的严格性和全面性，根据我们的国情，采取以民法与行政法为主，刑法为辅的惩罚机制，更好的规范网络言行，维护网络环境健康发展。

三、关于网络谣言法律责任体系的构建

（一）民事责任的承担

在网络谣言法律责任体系的构建中，民法部分的相关法律与治理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内容。在我国目前的民法体系中，对网络谣言的规制与治理主要体现在《侵权责任法》与《民事诉讼法》中。在我国的《侵权责任法》中，就对网络谣言犯罪分析的责任承担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规制与解释，其中的第36条就有明确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注：如“人肉搜索”之类），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这条法律虽然直接为散播网络谣言的人制定了相应的处罚，但是力证难度却很大，由于现如今的网络世界，大多数用户传播信息采取的都是匿名制，实名制的扩展要求还不够广泛，因此很难确定网络造谣者的真实身份。而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内容规定：“原告必须清楚的指导被告的真实身份与其他方面，这样才构成诉讼的基本条件。”这就给侵权责任法中的相关治理造谣者的法条带来了实施层面上的困难。受到谣言侵害的受害人必须要清楚地认知造谣者的真实身份，而网络服务的提供商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推定原则，这完全符合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是却无法更好的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造谣者所承担的惩罚力度也是远远不够的。要想合理的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我国立法机关完善的法律机制体系来弥补，且法律的规制力量是十分强大的。笔者建议我国的立法机关可以以民法体系中的《侵权责任法》为基本过错推定参考，在制定其相应的司法解释中也要对有争议的与值得商榷的部分作出详细而全面的解释。

（二）行政责任的承担

目前，我国对网络谣言的行政法规制主要体现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对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可行使自由裁量权，对散布谣言的范围较小；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发生后，能够及时认识错误，并加以改正的；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后果，或者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危害程度较小的几种行为，如果情节较轻，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而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引起恐慌，严重影响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处以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虽然在我国的行政法中对散发网络谣言者有着明确的处罚与规定，但是根据长期的实施效果来看，我国行政法规所规定的行为的应用不具有广泛性，范围较狭隘，而且从其的实施效果上来看，行政处罚的预防，警示功能并不明显，一般的捏造与传播的网络谣言难以列入到刑法所治理的范畴中去，而行政法的处罚力度有限，因此其对网络谣言散播者的警示作用也不够强烈。但是虽然我国的行政法在实施的方式与作用上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但是其是治理网络谣言最为合理的法律规制方式，在民法之上与在刑法之下的处罚力度使得不少谣言散播者得到了应有的处罚。但是笔者还是要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明确并细化相关的行政法规内容，加大对行政法规的使用力度，并完善相应的法律机制，为刑法的法律规制提供一定的帮助。

（三）刑事责任的承担

正如前述，网络谣言的治理需要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从多个层面上进行规制，而这个体系最后的一道防护网就是刑罚制裁。针对近些年不断出现的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为，国家及时出台了《两高网络诽谤解释》，对人们的网络言行进行更加具体的规范和限制。而言论自由作为宪法赋予的一项权利，此时难免会受到相关刑事法律的威胁。这就要求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慎之又慎，做到细化明确的行为方式和模式，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界限，在打击犯罪和保障私权利之间谋得一个平衡。笔者认为在构建网络谣言的刑事责任体系时：首先，应当保证刑法规制网络谣言要合乎宪法精神。言论自由并非是无节制的，我们国家宪法中从消极方面对公民行使言论自由做了规定，公民不能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但介于我们宪法缺乏相应的保障实施的措施，需要刑法等“保障法”具体“圈定”出公民言论自由的范围，当网络谣言触发到刑法红线，便会启动刑法制裁。此时，刑法的制裁不仅不违背宪法，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每个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其次，坚持刑罚手段处理网络谣言的谦抑性。网络时代的到来，为民众提供了一个更广阔和便捷的渠道表达心愿，也为国家的民主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国家机关在打击网络谣言过程中，要以宪法保护言论自由的精神为指引，在惩罚言论犯罪方面保持谦抑和谨慎。一方面，立法过程中应慎重思虑限制言论自由的罪名设置是否正当；另一方面，法官在行使审判权力，认定被告人行为性质时要谦抑援用解释法条。在罪与非罪之间有广阔的中间模糊地带，根据宪法的精神限缩刑法对相关犯罪的适用范围，作出合乎宪法的限制解释。再次，刑法的规制应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另外在刑法规制网络谣言的同时，也许坚持看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再做决定。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中，刑法要求立法机关做好使得设置的罪名与相制定的刑罚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如何做到设置罪行与刑罚的合理性，就要要求立法机关遵循这三个标准：第一个为认清刑法界限；第二个为对应相应的刑罚种类；第三个则为对量刑实施一定幅度的调控。在第一个中，认清刑法的界限，就要清楚了解到刑法具体所管理与规制的相应内容，在社会利益中最重要的，损害程度最大的部分才需要使用刑法来进行保护，把那些有着损害动机，社会危害性极大的以及利用社会公众力量与法律规制行为难以调制的反社会行为才称为“犯罪行为”。在第二个标准中，相关部门就要清楚了解刑法所制定的四大基本原则中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切不可盲目的使用刑法制定不合理的刑罚，一定要将不同类型的犯罪行为对应好相应的刑罚措施，这样才能更好的实施刑法对造谣者处罚及教育功能。在第三个标准中，相关部门也要遵循量刑适度原则，根据不同造谣者的犯罪行为对社会产生的危害程度，来确定其所受刑法的轻重程度。而设置的罪名与刑罚要具备合理性与科学性的这个部分也被成为刑法制定中所遵循的“比例适度原则”。这个原则的实施并不是要求相关部门减轻犯罪者的刑罚程度，而是要做到合理的使用刑法的规制力量，科学的根据犯罪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来设置合适的刑罚程度，致使每一位犯罪分子都能受到应有的惩罚且又不失公平。“比例适度原则”衍生到刑法规制上就是着重渲染刑罚的适度性与谦抑性。最后，网络谣言的刑法规制要坚守犯罪构成的底线。现实生活中，网络谣言因为侵犯的客体、对象和内容的不同，导致它们具有不同的价值和社会危害性。立法机关应当对不同类型的网络谣言设立不同的入罪门槛，同时在刑罚幅度和打击力度上也应有所差别。在《两高网络诽谤解释》中对何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何为“情节严重”，以及何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作了列举式规定，这无疑理清了网络谣言入罪的边界。告诉人们在网络上作出何种言论就属于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而这些行为中哪些会被认定为情节严重的行为，或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行为，当然，对于此二类行为我们刑法中已有对应的刑罚措施。我们在以犯罪构成要件作为衡量罪与非罪的界限时，要特别重视责任要件。它是刑法规制网络谣言行为人的必要条件，要求其在行为时具有故意或者过失的主观心态。尤其是对几类网络谣言行为人的主观心态要做重点考察，包括第一谣言制造者、转发者、第二谣言制造者和谣言的放任者，通过他们的主观心态确定是否应该被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

四、结语

综上所述，要想科学合理的治理好网络谣言问题，为网民提供一个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更好的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维护政府及国家的声誉与形象，就要求我们的立法机关与政府部门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与治理手段，当然这些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网络谣言的进一步发展，最佳的方法应为从根本上源头上切除网络谣言的产生契机，改变网络传播信息的环境与氛围。这就需要政府要严格遵循相应的法律规范，对网络环境的管理做到治理，而不是管制，而我国相应的立法部门也要明确区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刑法责任三者之间的区别，从新型的法律视角来规范治理网络谣言的责任机制，争取将三者相统一，为网络谣言的治理提供完整的法律规制保障。

作者:常超 单位: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参考文献：

[1]孙万怀、卢恒飞．刑法应当理性应对网络谣言——对网络造谣司法解释的实证评估．法学．2013(11)．

[2]陈小彪、佘杰新．网络谣言刑法治理的基本立场．吉首大学学报．2014(2)．

[3]孟鸿、李玉华．基于国际比较的网络谣言治理．广西社会科学．2012(10)．

[4]丁先存、王芃．国外网络谣言治理及启示．中国行政管理．2014(2)．

网络治理范文篇6

关键词：非传统安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安全治理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到国家总体安全，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对2019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作出的“四个坚持”重要指示和党的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网络安全治理和维护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信息安全、文化安全、舆情安全等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现阶段，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作为一种综合安全形式，除了与传统安全相联系之外，更多与非传统安全紧密相关。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需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更多地从非传统安全的角度进行综合布局。

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关系

当前，非传统安全重要性不断提升，集合了安全治理的诸多要素，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需要在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非传统安全以及二者辩证关系梳理的基础上提炼现阶段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升研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一）非传统安全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转向非传统治理的重要杠杆。安全是一个相对综合的概念，适用范围比较广范。巴里•布赞和琳娜•汉森在《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一书中认为“安全的基本认识只有包括三个部分的综合才是全面的。这就是‘客观安全’（ob-jectivesecurity）、‘主观安全’（subjectivesecurity）、‘话语安全’（discursivesecurity）。”［1］现阶段安全可分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传统安全主要指与国家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显性要素，主要体现为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外交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中除去传统安全部分的所有安全要素的集合，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呈现了安全现实和安全理论的变化和拓展，是对应于在军事、政治领域之外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生态、信息等更广泛的领域存在的生存性威胁”［2］45。非传统安全具有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问题特征和领域特征。“从问题特征的角度看，是一种具有‘始发性’‘潜在性’‘扩散性’‘多样性’‘综合性’特征的新型安全。从领域特征的视角看，是一种具有‘广义性’‘复合性’和‘多维性’特征的‘场域安全’。”［2］48-49现阶段的非传统安全要素非常丰富，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非法走私等都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范畴。2014年4月15日，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要“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引起国家的重视，并逐渐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随着安全观由传统向非传统转变，意识形态安全已拓展至文化安全、网络安全、社会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且关联度越来越深。”［3］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安全属于传统安全领域，涉及到传统安全中的政治安全等部分，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稳定的基础性要素。但网络的快速发展使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进入网络化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成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变量，逐渐由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过渡和转变。“非传统领域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集中表现为互联网‘微空间’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维护问题。”［4］大数据、云计算等推动了信息技术在互联网传播中的运用，突破了意识形态安全单纯的传统安全范畴，使其呈现出非传统安全的属性，各种传统安全的隐性要素逐步转变为非传统安全的显性要素，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主导权与话语权成为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重要任务与时代需求。（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重要预警器与防火墙。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伴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安全问题，它是意识形态在网络范畴的延伸，其本质是意识形态的冲突问题。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主要集中于“网络虚拟空间内，对网民认知事物进行指导与导向，维护网民价值观念与信仰的正确性，确保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互联网环境下稳定且不受威胁，借此制定符合国家网络安全维稳的目标与策略，用以保证国家安全在网络方面的落实”［5］。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需要抓住两个关键点，一个是网络的特质与属性，一个是安全的边缘和临界。当前，国内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内涵、特征、存在问题、形成原因、治理对策等方面，部分研究结合大数据、微媒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安全、思想政治教育等进行了拓展，这些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作为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状况直接影响非传统安全建设效果，是非传统安全的预警器，对非传统安全有一定的缓冲与防护作用。非传统安全视阈下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主要体现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舆情安全三个方面。信息安全是信息技术和信息设备，信息完整性、保密性、可用性等状态不被破坏的一种安全形态，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中最基础的要素，直接决定着网络意识形态管控的方向与决策；文化安全是国家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文化符号与要素在国家文化传承与交流中不被破坏，保持相对独立的一种安全状态，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精神内核，直接决定着网络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与把控力；舆情安全是现实生活或公共事件中舆情的表达、传播、互动、管控、治理等经过整合发酵后维持正常状况的一种安全形态，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最直接的外在体现。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应该在非传统安全理念的指导下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强化对网络舆情的把握、控制和引导，提炼交集，弥合差异。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中信息安全和舆情安全对文化安全起牵制作用，文化安全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信息安全和舆情安全的维护；信息安全和舆情安全互为补充，信息安全决定舆情安全的治理限度，舆情安全牵制信息安全治理的深度和广度。鉴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辩证关系，现阶段有必要在聚焦网络舆情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安全治理研究，通过对信息安全、文化安全、舆情安全的整合，加强研究的融合，提升非传统安全理念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中的指导作用。

二、非传统安全视阈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存在的困境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既有内在因素，又有外在因素，同时受国际国内形势与大环境综合交织的制约。非传统安全环境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更容易受信息多元化、文化交融化、网络舆情泛化等方面的限制，同信息安全、文化安全、舆情安全密切相关。（一）信息安全：信息多元化加速抢占网络空间安全与舆论新场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起源于网络的普及与传播，因为对网络信息及传播渠道缺乏有效甄别与控制，从而导致各种信息泛滥，影响国家安全稳定。信息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的一种，近年来遭受到的冲击尤其明显。一是信息多元化加速影响网络空间信息安全。信息多元化是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信息体量的巨大，单纯靠人工审核已经很难满足网络发展实际和网络使用需求。信息的多元化使网民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产生分化。网民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自己关注的领域，某些爱好相同的人可以形成网络团体，集聚到一定程度便可以成为一股很大的网络力量。特别是某些受国外敌对势力暗中支持的网络大V，动辄拥有几千万的粉丝量，假如不能进行合理的引导和管控，将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某些比较激进的网民通过歪曲扭化的标题与文章吸引眼球，攻击映射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对社会上热点事件进行曲解与负面分析，搅乱民众的政治认知与信仰，动摇意识形态存在的根基。二是信息多元化加速抢占网络舆论新场域。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加速了信息技术的变革。多媒体、新媒体、融媒体、全媒体、微媒体等不断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信息化时代，谁掌握了网络媒体与流量谁就掌握了舆论管控的主动权。当前新媒体领域鱼龙混杂，在丰富群众业余生活的同时，也给舆论管控带来了挑战。信息传播已经告别了传统点对面的方式，算法推荐、点对点、小众群体、特殊爱好成为微媒体技术传播的鲜明特点，也因为微传播受众群体的增大，使信息量的审核变得越来越有难度，各种掺杂了偏见、个人喜好、低俗、谄媚、娱乐至死的价值理念在网络间传播，民众的价值观念被分化成更多的小团体，给统一的价值信仰构建和信息安全管控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二）文化安全：文化交融化加速冲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流主体地位。文化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交流是国家交往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现阶段伴随着国家间交流增多，文化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因素，给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带来了一些挑战。一是多元文化激荡弱化了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化生态。国家之间交往最直接的体现便是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多元文化主要是指土著文化、殖民文化以及移民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平衡相变，协调发展而形成的有机的系统性文化。具有复杂多元、包容并蓄、共融共生三个特征。”［6］由于文化观念、思维理念等方面的差异，在国家交往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多元文化冲突。近年来，西方一些消极腐朽的思想在中国蔓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低俗色情等价值观念影响青少年特别是大学生的价值选择。年轻人群体中存在迷恋国外明星、影视作品、文化产品、电子产品、网络游戏等现象，他们对我国主流文化缺少应有的了解与认知，缺乏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二是多元文化交融将会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流地位产生一定冲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适合中国国情。西方国家以自身价值观念和思维认知来评判中国的战略选择，通过“中国威胁论”等说辞推行文化霸权主义，通过民主和平等论逻辑美化西方政治制度，通过等理念弱化中国人的历史认同与民族认同，以中国现阶段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来批评否认中国取得的成就，通过文化产品与思想输出搅乱中国人民的价值认同与价值选择。此外，还通过互联网优势培植网络水军，渗透到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技合作等方方面面，向高校、党政机关、文化机构、科研院所等渗透。这将对中国主流文化的主体地位产生一定冲击。（三）舆情安全：网络舆情泛化加速冲击主流意识形态一元主导地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把工作重心放到了经济建设上，4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没有完全同步，网络舆情泛化或多或少给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一是网络舆情泛化加速了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传播。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互联互通，地球成为一个触手可及的“地球村”。网络的快速发展使公众接受与传播信息的渠道发生重要变化，信息传输速度更加快捷，网民可以不经过深层次思考便可以随意发送和接收信息，筛选过滤的环节被大大删减，人人都是麦克风，人人都是自媒体。这就为各种传播非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西式“民主、和平、人权、自由”思想价值观念，以及其他各种具有错误政治导向的信息传播提供了借口和渠道。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充斥在青少年及社会群体之中，通过网络意见领袖、网络文化宣传等方式传播，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制造了障碍。“基于个人情感和信念的网络意识形态诉求与纷争使公权力逐渐变得文明化、理性化、法治化、公平化、透明化，使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动态性、包容性、开放性和整合性，同时也使公权力行使变得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7］二是网络舆情泛化加速了对主流意识形态一元主导地位的冲击。“网络空间中的社会思潮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形态的思想意识，其是否能够为受众所认同和接受，主要取决于其价值观的普适性和吸引力程度。”［8］错误社会思潮的传播往往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和指向性，以行为诱导和认知误导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导向。伴随着国外非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涌入，我国一元主导的意识形态价值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如2019年以来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带有明显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色彩，与在中东、中亚等地发生的“颜色革命”“武装威胁”等一样，并非单一的经济竞争与地缘政治威慑，而是带有很强的深层次战略敌对考虑，对我国的国家安全稳定和周边安全局势造成了威胁和挑战。

三、非传统安全视阈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路径探索

党的四中全会指出要“完善国家安全体系”，非传统安全治理方式的融入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提供了条件保障。现阶段应该从制度建设与完善、技术提升与运用、文化提升与提炼、体系建设与推广等方面入手，构建多维立体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一）加强制度建设：增强网络空间安全制度约束与法治意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要及时提出具体对策并进行实时反馈，形成适当的引导管控机制。通过体制化、机制化的建设，使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能够向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一是坚定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主导地位。要增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领导权，提升网民的综合素质，加强对网络空间的引导，培养意见领袖，传播正能量，加强对网络媒体的引导，倡导建设清朗的网络空间，让网络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要巩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及时揭露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的本质，及时表明底线与态度，同各种错误社会思潮作斗争，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二是充分利用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各方力量。指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维护网络安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广大网民共同参与，共筑网络安全防线。”［9］要发挥各级组织的力量与作用，健全各级组织的权责意识，将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纳入各级组织的工作要点，实行责任落实制，提升意识形态管控的有效性。要积极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很多网络舆情事件的发酵都是源自网民的传播，“精日事件”“丑化革命英烈”等网络事件之所以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态度鲜明的对立群体与网络的两面性和网民价值选择的分化有重要关系。要进一步发挥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配套机构的作用，强化监督，充分发挥并合理利用好网民的力量，使网民成为监督管控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力量。要进一步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号召力和感召力，改进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提升工作实效，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防控能力，加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政治认同和思想认同。三是健全制度与法律法规，完善管控举措。党的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10］要强化制度、法律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坚持德治和法治相统一，及时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提升法制意识。当前，我国已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管理工作的意见》等法规文件。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中要积极用好法律这一杠杆，既允许公民及各级组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合理发表网络言论，又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网络管控方面的规章制度，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环境，使制度建设更加完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更加有据可循。（二）加强信息过滤：提升网络舆情甄别与网络信息管控能力。信息技术的大量运用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要利用网络信息管控技术进一步提升网络舆情信息的甄别能力，使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更具前瞻性与针对性。一是加强大数据技术投入，提供网络安全技术保障。政府部门要提高对新技术的重视程度，强化大数据技术应用，加强网络舆情的数据化分析与预测能力。发挥公安机关的监督管控侦查作用，巩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火墙。“依托大数据技术、云技术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搜集和监测舆情，采取横向联合和纵向推进等方式明确分工，展开公安警力联合、情报精准判读，为网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提供强大的力量支撑。”［11］通过互联网技术的投入，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保障能力。二是加强对互联网企业的约束，落实企业信息管理主体责任。党的四中全会指出要“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和创新互联网内容建设，落实互联网企业信息管理主体责任，全面提高网络治理能力，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10］。互联网企业既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者又是网络技术的提供者和受益者，要把社会价值和企业效益结合起来，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指出：“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严格落实政治家办报要求，确保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12］要加强对新闻媒体的管控，坚持媒体信息报道的真实性、准确性、公正性，确保网络舆论的正能量和网络媒体导向的正向性。三是加强网络技术人才培养，提升网民的网络信息甄别能力。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要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13］“要坚持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良性生态。”［14］要加强网络技术人才的培育。近年来，高校招生中大数据、人工智能类专业比较火爆，计算机类相关行业的毕业生就业形势也比较好，要加大对此类专业的支持力度，鼓励创新，培养专业素质过硬、政治思想可靠的新时代专业技术人才，为国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要加大网络技术普及与信息公开力度，提升政府部门对网络信息的敏感度与反应速度，提升网民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加强对各类信息的有效辨别，提高网络信息的利用效率。（三）增强文化自信：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主体地位和抵御能力。中华文明是在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中逐渐积淀下来的优秀文化。意识形态安全是文化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增强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作用，增强文化自信，由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迈进。一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话语权。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是反映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网络空间，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努力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15］当前国家正在大力加强“双一流”建设，推进“新文科”。但从软科2019年6月公布的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情况看，社会科学领域所涉及的14个学科中中国没有一个学科位居世界首位，这表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话语权仍较弱。“网络意识形态问题的本质是意识形态的博弈问题，其话语权建构固然需要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但其根本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和传播。”［16］要进一步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和能力，加强理论研究和建设，为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和话语保障。二是坚持党性原则，加强网络正面宣传，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抵御能力。在党的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网络意识形态的主要面向群体是广大人民群众，网络问题产生于群众也应该在群众中进行解决。进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必须把握好度，既要进行正面宣传，又要达到宣传的效果。要认真分析人民群众获取网络信息的主要渠道和个体喜好，因势利导地进行正面宣传，抢占舆论高点和信息焦点。要及时同网络糟粕和各种负面信息作斗争，政府部门要及时进行正面发声，摒弃一味的抵御性政策，通过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做法，主动出击、主动亮剑发声，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与立场，使民众更好地理解国家政策，强化国家认同。三是立足中国国情，根植中华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文化自信是四个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四中全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10］。”当今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光是综合实力的硬实力竞争，更是文化等软实力方面的竞争。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要根植于中国文化，同现阶段中国的国情相适应，开发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积极抢占文化阵地。当前已经有不少政府部门开通了微博、微信公众号，部分部门进驻今日头条、知乎APP等，积极在网络领域亮剑发声，表明态度。各级组织要鼓励文化创新，对优秀文化产品进行扶持，鼓励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符合、同中国国情协调统一的文化产品的传播，提升中华文化的竞争力。要通过同国外国家互办文化年等方式加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力度，让国外民众更好地了解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认同感。（四）增强治理合力：探索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共同体。网络信息来源的多样性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整体性作用的发挥产生了限制。多元化的网络环境更需要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要素进行重新排列组合。为此，有必要参考共同体理论，加强治理要素的融合，形成治理合力，探索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共同体，提升治理效率与治理效果。一是明确治理主体，形成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中心。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需要实现协同化，明确治理主体。要“构建由政府主导，多主体、多层级参与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体系，协同治理。政府作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领导者，必须掌握主导权，发挥引领作用［17］。”要积极发挥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等各类社会力量的作用，发挥其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中沟通、协调、缓冲的作用。“要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多方协同治理转变，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法律、经济、技术等多种手段结合的综合治理格局［18］。”要坚持治理参与的群众性，发挥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监督作用，及时发现并解决网络空间的各种问题，倾听群众诉求，解决群众问题，使广大网民成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力量和保障。二是拓展治理渠道，融入非传统安全治理要素与方式。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国家安全治理提供了重要方向。一般来说国家安全治理以传统安全为主，传统安全在国家安全稳定中处于核心和主导作用。网络的快速发展使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显现，应该提升对非传统安全治理的重视程度，将其摆在同传统安全治理同等甚至更重要的地位，重视关键少数的引领作用。“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必须高度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深刻把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要求，大力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能力建设，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为意识形态安全的‘最大增量’。”［18］要充分重视网络信息、网络文化、网络舆情、网络空间等要素的发展变化，协调线上线下治理渠道，把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置于网络关联信息发展过程中，把其放在总体大框架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提升治理的效率、水平和针对性。三是实现综合治理，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共同体。党的四中全会指出要“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建立健全国家安全风险研判、防控协同、防范化解机制”［10］。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存在相对分散化的趋势，缺乏整体有效的整合和引领，在治理效果和治理方式上都略显单薄，有必要借助共同体的理念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共同体，把各治理要素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治理体系。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共同体的建设需要把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相关的主体、客体、介体、环体，以及网络、文化、信息、舆情等要素融合起来，同时把与治理相关的各类部门连接起来，明确治理目标，做好治理规划，完善治理举措，加强治理反馈，构建统一完整的安全治理体系，形成整体合力，实现综合治理，达到共同发展。

四、结语

网络治理范文篇7

[关键词]网络文化；传播机制；网络舆情；治理

网络文化在建设与传播过程中，或将引发特定的网络舆情，而网络舆情在发酵过程中也易生成较为独特的网络文化，两者之间相互影响与作用。基于这样的情况，如果仅对网络文化建设或是网络舆情引导进行单方面优化，或难以保证达到最优效果，需要在把握两者之间关系以及网络文化传播机制的基础上，开展网络舆情治理。

网络文化特性及传播机制分析

以网络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网络文化，受互联网匿名性、无界性、便捷性、交互性等性质影响，具有内涵多元、群体极化、生成快捷等特征，其产生源自网络议题的公开和网络环境的自由。从生成机制看，网络文化在互动中生成。网络作为一个开放性平台，不仅是媒体信息的传声筒，也是公众意见的集散地。往往一个热点事件的信息，正是在网民互动评论中形成了网络文化景观。例如，孟晚舟从加拿大回国的信息后，数以亿计的网民在微博、视频号等平台留言，从而由单一事件引发出“爱国主义”文化浪潮。在此过程中，网络平台与传统媒体在网络文化传播过程中，联动释放影响力。从文化特性看，网络文化的“权威性”较为缺失。不同于传统机构媒体刊发的信息，网络文化往往在网际互动中自发形成。由于其并不具备统一规制的把关筛选，因而其权威性较为缺失，这难以保障网络信息的可信程度。要通过舆论引导提升网络文化、网络信息的权威性。从传播模式看，网络文化呈现出非线性传播。基于网络、新媒体平台的文化与信息传播改变了传统机构媒体在信息传播方面的单一线性传播模式，逐步搭建起内容信息随机触发的传播模式。在这种新型传播模式（非线性传播模式）的支持下，信息传播不断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而在这样的传播模式下，人们对于信息的把握力度下降，疲于思考而过于依赖网络中存在的信息逐步发展成为网络文化传播的常见现象。从社会效果看，网络文化具有“突变性”特点。从近年来网络事件的发展进程中可以看到，在网络空间范围内，文化显现出突变式特征，并伴随着不断更新的网络舆情。一方面，这缘于具备多元庞杂知识架构的网络用户，对不同信息的解码不同；另一方面，这也与网络信息的实时更新披露有关。随着信息的增多，网络文化的主题由“维护女性权益”“批判人情消费”向“立足事实法治”“尊重个人权益”等转变，并开展了网络文化群体式创作，相应内容也在网络平台大量传播。这种网络文化的社会效果和后续效应，与传统媒体时代的文化模式之间具有明显差异。

网络文化与网络舆情的互动作用

网络文化与网络舆情之间，存在着“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二者互为因果、彼此建构。1.网络文化与网络舆情的相互作用关系所谓“网络舆情”，顾名思义是在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事件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网络世界相对现实世界看似“虚拟”，但网络舆情却往往基于现实事件，是网民社会意见的集中呈现和衍生。一方面，依托网络文化的广泛性传播，人们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习惯逐步发生改变。对于网络文化而言，其能够为人们提供更多人际接触的机会，但是这也促使原有人际组织形式的作用受到一定程度的降低，使得网络舆情偏离现实社会舆论的现象更容易发生。另一方面，网络舆情的正确、正向发展，促进着积极健康网络文化的建设；网络舆情的负向发展则会对良好网络文化的建设产生较大阻碍，同时也会导致网络文化的品质降低。2.基于网络文化形成的网络舆情初探网络文化可以视为影响网络舆情的先导因素之一，它蕴含了网民意见、网络特性、网际价值观，塑造了网络舆情的特质。具体可从以下维度进行探究。首先，网络文化的互动性生成，内涵在于网民“主体间性”的放大和发挥。这也造就了网络舆情传播迅猛、影响广泛、动员力强等特点。其次，网络文化的“权威性”缺失，很大程度上缘于缺乏把关机制的网络信息真伪难辨、鱼龙混杂。基于虚假或冗余信息的网络舆情中，民意的代表性、真实性、客观性同样存疑。此外，网络文化的非线性传播，为网络舆情的有效引导增加了难度。例如，何时介入言论引导、如何确定消息源头、怎样判断意见向度等。最后，网络文化的“突变性”加剧了网络舆情的不确定性。因此，提升媒介素养、增强信息辨识度等，成了网络舆情引导不容忽视的问题。

网络文化影响下的网络舆情治理举措

1.主体：多元协同，求同存异当前，社会情绪派生出的网络意见，往往根植于个人和群体对某种事件价值观存在分野乃至割裂。其中一种意见具有较强煽动性、号召力、极端性，迎合了网民普遍情绪，从而集聚汇总为“一种声音”。与之相对，在“沉默的螺旋”效应下，不少异见观点无法有效表达。这是网络舆情肇始的雏形。因此，在网络舆情治理的实践中，应当在保留政府在网络舆情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联合媒体（机构媒体、平台媒体、自媒体）、社会群众（特别是网民）等主体，共同落实对网络舆情的引导与治理。依托网络平台实施协商民主，形成多元参与、求同存异的网络文化，深化政府部门与社会各方的合作力度，维持各治理主体的相对平等地位，最终有助于实现网络空间的高质量协同治理。2.平台：生态优化，有序规制建立网络舆情多元治理模式之后，如何联合多个主体共同完成网络舆情的治理，将是平台建设者们应当考虑的问题。良好治理生态的缔造需要制度、道德等契约性保障，也需要借助技术等手段，为营造向善网络文化保驾护航。首先，依托法治规制强化对网络文化与网络信息的传播管理，推动网络文化健康发展、正向传播。网络文化与社会文化具有一致性，政府部门在开展网络文化与网络舆情的引导过程中，选用标准可与线下的社会标准保持相近水平。其次，依托自我道德约束对网络文化进行优化。“文化（人文化成）”少不了道德伦理的塑造，要促使网络行业、媒体行业及其相关行业自觉维护社会主流思想。在此过程中，政府和平台应当有意识地培养一批意见领袖。此外，依托技术升级提升网络文化与网络舆情治理水平。借助人工智能、语义识别等现代技术，可以逐渐准确且自动屏蔽不良网络信息。同时，借助大数据拓展网络舆情治理与健康网络文化传播的渠道。3.策略：治理升级，双向推动过去，人们对网络文化的塑造和网络舆情的治理，主要停留在“线上”，即在网络空间完成整个过程。但实际上，网络脱离了现实实践就是无本之木，网络文化大多也是对现实问题的映射、回应。因此，需要推行“线上+线下”的双向联合行动，由网信部门、文化执法部门、公安部门结合展开网络文化安全综合治理活动，推动网络文化环境及舆情治理工作的升级，一旦发现某网络平台或是个人存在问题，则可以依托约谈、行政处罚曝光、查处关闭或产品下线等手段，最终实现综合性整治处理。

参考文献

[1]穆连超.基于新冠疫情的突发性公共事件下网络舆情治理的困境与对策研究[J].情报探索,2021(08).

[2]高玉玲.论网络舆情与网络文化的互动机制[J].新闻战线,2016(4X).

[3]成传湉,张直前,刘浩东等.政府回应网络舆情工作民众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分析[J].情报探索,2021(09).

网络治理范文篇8

1气象部门网络安全发展现状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计算机和互联网在气象部门工作中的应用不断深入。尤其是近几年，互联网、云计算以及智能电子设备的出现和发展，进一步推进了气象部门的业务信息化，使得气象部门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越来越多，所承担的网络安全风险也越来越大。如今，地级市中的气象局都建立了网络安全基础防护措施，对气象部门所用的内部网络和互联网进行着基础防护。由于网络安全技术革新慢、水平低，气象部门的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并不完善。所以构建气象网络安全治理体系，为气象部门的业务开展提供保障成为了各地级市气象部门的首要发展目标。

2气象部门所面临的网络风险

气象部门在监测气象要素的过程中离不开网络和计算机的支持，而其多样化的业务和产品也对网络极为依赖。对于气象部门来说，维护网络安全对其部门工作顺利开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当前，气象部门面临着一些网络安全风险。首先，气象公共网络系统易受到黑客的恶意攻击。这种行为会导致系统的信息失窃或系统瘫痪。其次，气象网络系统易受到病毒的侵扰。网络病毒的蔓延为气象网络系统带来了极大的危险，一旦感染网络病毒，导致气象数据信息丢失，并破坏信息的完整性和保密性。

3气象网络安全治理体系的构建

建立气象网络安全治理体系，是提高气象部门网络安全，推进气象部门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手段。网路安全系统的建立可以为气象部门的用网安全和业务开展提供更有力地保障。

3.1气象网络安全治理体系的框架

以包头市气象部门的网络安全治理体系为例。为建设具有抵御网络风险和维护网络运营安全能力的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必须对其框架进行合理地设计。其中需要包含网络安全组织并建立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同时还应建立网络安全运行管理系统以及防御系统；最重要的是该体系中需要应用到网络安全服务技术。建立气象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必须根据本市辖区内的气象业务变化规律以及网络安全现状进行具体分析，然后建立相应的网络安全管理体系以及保障体系，更需要在治理体系中配置应急系统，以应对突发性的网络威胁。

3.2气象网络安全治理体系的建立

气象网络安全治理体系的建设工作中最重要的是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的建立。该部分的建立，可以为气象网络安全运行提供技术支持和环境保障。

3.2.1应建立安全设备防御系统布设安全设备是抵御网络风险的最佳方法。通过在不同的网络安全区域，布置相应的安全设备，可以保障气象部门的网络使用安全。以包头市气象局为例，为了提升自身的网络安全防御能力，进行了极为严密的网络安全设备部署，力图维护自身网络系统的运行安全。相关技术人员，在互联网出口处设置了防火墙和入侵防御系统，以这两种设备为关卡为网络系统抵御了大量的网络黑客入侵以及网络病毒侵袭。同时为了进一步保证其内外网信息交流安全，技术人员还在气象网络系统中添加了安全隔离网闸。通过合理地控制隔离网闸，将气象局的内网与外网隔离开来，只有在有信息传输需求时才会打开网闸；这样一来，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因内外网信息传递而导致的网络风险。访问气象业务系统依赖PC端口，所以PC端口的访问和准入安全也必须得到控制，以免威胁整体的系统安全。所以，包头市气象局的网络技术安全管理人员，在布置防御系统后又对局内人员的PC端上网行为进行了控制。安装服务器对电脑端的网址访问加以控制，以避免办公人员利用办公PC访问危险网址进而威胁系统安全。该方法不仅提高了防御能力，还提高准入监控能力，对所有的接入行为进行实时监控，一旦出现未知威胁或网络攻击，则立刻触发APT的预警系统，以便于工作人员及时地解决问题，维护网络环境安全。

3.2.2应建立网络安全应急处理系统建立应急响应系统是为了降低网络风险以及其他灾害为气象网络系统带来的危害。当气象网络系统面临突发危险时，应急处理系统的运转可以以最快地速度控制住突发状况，将其引发的危害和造成的损失降至最低。在网络安全应急处理体系之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是信息备份以及恢复功能的设定。各级气象部门的网络信息系统之中都保留着大量的气象信息数据，对分析区域气象规律，预测气象变换具有非常大的作用。气象信息体统中存储着大量的气象要素数据，对研究当地气象变化发展趋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当网络系统受到自然灾害影响或受到了恶意攻击时，对气象数据易造成丢失。所以，在应急处理系统中设置了数据库系统是十分必要的。根据系统设定，对所有保存于该局网络系统中的信息进行自动保存和备份，并根据业务信息的重要程度，分别设置其保存频率以及存放目录，将安全风险降至最低。

4结论

气象网络安全治理体系的建立，可以让气象部门更加安全地运行业务系统，也能使气象部门工作实现信息化发展。不过在该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必须确保其技术水平发展和网络安全组织建设，提高系统的网络风险防范能力，提高网路安全治理能力，为气象事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刘东君,何恒宏,谭振等.气象网络安全治理体系研究[J].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2019(02):90-92.

网络治理范文篇9

关键词：自媒体；高校；网络舆情；治理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广泛普及，新闻媒体历经了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再到自媒体的发展历程。自媒体也称为“WeMedia”，是指大众经由数字科技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以现代化、电子化的手段，向不特定的大多数或者特定的单个人传递规范性及非规范性信息的新媒体的总称。它具有多样化、平民化和普泛化的特征。自媒体的诞生，不仅改变了传统信息传播的途径和渠道，还极大地改变群体事件生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高校大学生作为网络媒体和信息的主要接受者和参与者，不良舆论事件所引发的网络信息洪流和负面信息的冲击容易造成他们心理上的恐慌和伤害。大学生正值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思考和探索如何做好高校网络舆情的引导，减少网络不良信息对于大学生的冲击，对于提升高校大学生网络信息甄别能力，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维护高校的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媒体时代下高校网络舆情的特点

网络舆情是社会舆情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民众围绕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通过网络表达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态度、意见、情绪和价值观的总和。与其他舆情形态相比，网络舆情从产生到发展极为迅速，而且往往会导致群体事件持续反复不断扩大，从而引发强烈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高校网络舆情基于其主体和环境的特殊性，往往较之社会网络舆情有着更加显著的特征。参与意愿更强烈。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微信、微博、QQ、博客、校园BBS已经成为大学生日常交流和获取资讯的主要方式。一方面，网络的平民化和独立化使得个性张扬和善于表达的大学生能够畅所欲言，让他们释放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表达观点，传递情感，展现个性，实现自我价值的传递，赢得公众的关注和认可；另一方面，网络的隐蔽性和匿名性也有助于他们释放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学习压力过大和情感表达不畅所导致的心理焦虑。舆情内容更多元。高校大学生的关注点较之其他网络群体更加多元和广泛，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高校的网络舆情较之其他网络舆情内容更加宽泛和多元。大学生思维活跃，视野开阔，受教育程度较高，关注的领域从新闻事件、社会热点、校园暴力到国际国内形势，不仅面广而且程度深。以今年上半年新疆棉事件为例，很多大学生都表示知道或者对该事件有深入的了解。此外，由于大学生在文化观念上更具开放性，因而也更加容易受到西方非主流思想和非传统文化的冲击。信息传播更即时。自媒体的出现不仅带来了舆情的高效、飞速传播，也因参与门槛低、话语权扩大等优势广泛吸引了全民关注和参与。高校大学生学习和生活几乎都离不开网络，因而当一个热点出现后便会迅速引发大学生的群体性关注。而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认知水平大多一致的大学生，也更容易在某一问题或者事件上达成共识，引发网络围观和强烈的关注，导致网络热点被迅速传播而引发舆情。当前高校网络舆情管控存在的问题随着高校网络舆情事件的频频出现，高校管理者已经逐步认识到加强网络舆情监管的重要性，但由于对于网络舆情缺乏全面、客观的认识，加之网络舆情管控技术发展滞后于自媒体技术，我国高校目前在网络舆情的引导和控制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多的问题。网络舆情治理重视不足。虽然网络已经成为高校进行教育、传播文化和思想的主要平台，但很多高校仍然缺乏对网络舆论的正确认识，对于网络舆论的社会影响力判断不足，采用传统老旧的传统舆论监管方式，没有形成常态化机制。很多舆情监管人员都是兼职人员，网络舆情敏感性差，缺乏舆情监管的专业素养和能力。另外，受到官本位思想的影响，高校管理者缺乏对网民应有的尊重。网络舆情发生之后，很多高校管理者仍然抱有高高在上的姿态忽略学生的合理诉求，从而使得舆情监督和被监督者的关系形成了对立，加大了舆情引导和治理的难度。网络舆论治监测不及时。网络舆情一般遵循从产生到发展、高潮和落幕的规律。高校大学生对于网络热点事件关注度极高，很多网络舆情热点事件一旦产生便迅速形成舆论高潮，呈现喷薄态势。因而，时间节点的把握往往是控制网络舆情的重要的因素。现实中，很多高校都没有专门的网络舆情管控部门，而是由宣传部来承担网络舆情的监管职责，网络舆情监测技术和手段落后，缺乏对网络舆情及其走向的系统科学预测、分析和研判。在这样的情形下，高校管理人员很难及时准确地把握舆情控制的最佳时间点，最终使得网络舆论走向无法控制的局面。网络舆情治理机制不完善。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和《教育系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等相关法律法规，但针对高校突发事件的处置立法并不完善，因而高校网络舆情监管和治理尚未规范化和体系化，也没有形成有效的应对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处置和协同机制。此外，舆情管控机构仍然缺位。有些高校虽然设立了相应的网络舆情管控部门，但缺乏相应的工作机制，没有和其他部门进行有效信息沟通，难以形成网络舆情管控的合力。一旦网络舆情爆发，处理效果往往不尽人意，对舆情事件的后续工作产生难以预估的影响。

高校网络舆情治理的策略和路径

健全高校网络舆情治理组织体系。构建健全的高校网络舆情治理组织体系是有效应对网络舆情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冲击的前提和保障。在纵向上，高校可以建立以党委领导下的网络舆情组织管理机构，强化网络舆情的监督、引导和管理。要通过选拔政治敏锐性强、政策理解到位、思想素质高、专业能力强的专职教师加入到网络舆情管理队伍中，配齐网络舆情监管的人员队伍，以保证网络舆情信息能够及时有效的传递，确保高校网络舆情的治理效能。在横向上，建立相关职能部门参与的横向治理体系，构建以党委宣传部、学生处和团委为主，各二级学院协同的高校网络舆情治理体系。通过制定相应工作制度，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和权限，建立联动机制，分工协作，各司其职，确保舆情的收集、报送和应对能够快速、及时、准确和高效。完善高校网络舆情监督与管理机制。针对当前各高校网络舆情的监督和管理机制不完善的现实情况，可以根据网络舆情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建立系统、科学的网络舆情监督和管理机制。一是要建立网络舆情的信息组织保障机制，确保能够及时跟踪、了解和掌握在校大学生的信息来源和思想动态，消除后期分析危机产生和发展的根源和动因，降低网络舆情事件爆发的可能性。二是要建立网络舆情研判预警机制。高校网络舆情机构的管理和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和研判有效地了解危机发展的状态，从而能够在危机潜伏期内通过有效的思想引导和心理疏导将网络舆情控制在潜伏期。三是要建立网络舆情的控制引导机制和跟踪反馈机制，积极培养“意见领袖”，通过正向的舆论引导消除危机事件对大学生所造成的负面情绪的冲击，从而达到主动干预的目的。加强网络舆情宣传教育。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辨别能力和判断能力都相对较弱，信息的甄别能力和分析能力都还有待提升，因此加强对高校大学生网络舆情宣传教育便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可以通过开设相关媒介素养教育课程，提升大学生对于网络舆情、危机事件以及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的认识，了解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区别，把握网络虚拟性、便捷性以及匿名性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提升大学生网络空间自保能力。另一方面，还应当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和主阵地的作用，通过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辨别是非的能力，使他们能够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气和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蚀，以乐观健康、积极向上的心态投入到学习和生活中。（作者单位：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贾超然,单晓红.“微传播时代”高校网络舆情治理研究[J].榆林学院学报,2021,31(02):11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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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治理范文篇10

关键词：人工智能；网络舆情；传播特征；治理策略

人工智能时代，以大数据、算法推荐、机器学习为核心的技术重塑了传播格局，信息传播从“生产端”至“流通端”均发生变化，深刻改变着网络舆情的生成模式与传播机制。在网络中借助机器人水军、虚拟现实等人工智能技术手段，可以产生强大的舆论效应，网络舆情中的谣言和谬理制造舆论乱象，侵消社会的积极因素，干扰着风清气正的网络氛围的营造。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也为网络舆情治理带来新的契机，物联网与情感分析助力网络舆情全景监测，人工神经网络预测模型等智能化模型为网络舆情评估与预警提供切实方案，智能政务媒体为网络舆情治理提供高效的应对方式。

一、人工智能时代网络舆情的新特征

人工智能时代，大数据、机器学习以及虚拟现实等技术为传播插上了一双无形的“翅膀”，网络舆情也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时代的崭新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网络舆情主体数字化。人工智能时代，信息生产由PGC（专业生产内容）和UGC（用户生产内容）发展为MGC（机器生产内容）。MGC已不仅仅应用于内容生产，在网络舆情的传播中也异军突起，表现之一就是“机器人水军”被某些势力应用于各大网络舆情事件中，操控舆论声势。在行动方式上，机器人水军以智能化的自主社交和行为主体意识进行虚拟发言，传播舆情信息。机器人水军发展至今，“类人”行为和“类机器人”行为之间的边界逐渐被打破，而且以高度“类人化”和“仿真化”的特征以假乱真达到混淆视听的效果，营造舆论幻象，撕裂社会共识。在传播效果上，机器人水军以舆论“攻击”增强负面网络舆情的破坏力。机器人水军在算法、大数据等技术的支持下，短时间内可以启动大范围的舆论“攻击”，通过向选定的目标发起集中性的信息投放，形成某种“群体”合力，逐步形成意见观点的偏向，潜移默化地渗透舆论场。2．网络舆情信息多模态化。伴随着信息传播智能化、网络化和泛媒介化，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和5G技术的支持，网络舆情信息内容由单纯的语言文字符号拓展为图片、视频、音频、动漫等多元素融合，呈现出“多模态融合”的特征。一是短视频延伸网络舆情传播的话语空间。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短视频一度成为传播风口，“短视频＋文字”也成为网络舆情的传播渠道，其突破时间、地域限制，并尝试与文字、图片等手段结合，多模态并行。如在贵州“龙叫”事件中，多位网民为博得流量，将鸟类发出的叫声杜撰为“龙叫、虎啸”，录成视频并配以“都不敢听了”等文字，在抖音等视频平台传播，相关舆情快速由线上蔓延到线下，引发大批群众前往，造成当地社会秩序混乱。二是表情包充当网络舆情的传播面具。作为一种在社交网络中兴起的文化现象，表情包将文字和图片符号融为一体，用做交流的工具活跃在网络平台。但同时，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具有碎片化、去中心化等特点，易滋生并传播一些格调和品位不足的表情包。如在“狗头表情包”辱警被刑拘的事件中，一男子因不满疫情防控政策，在小区的微信群中发送一张狗头戴警帽拿警证的表情包，公然侮辱人民警察的形象，催生不良社会影响。可见，表情包已经开始成为一种较为隐蔽的舆情传播新方式，更成为舆情治理的新领域。3．网络舆情表达情感化。和以往由文字表达所主导的纸质出版相比，人工智能时代，网络舆情的传播从强调语义逻辑的文字表达，转向讲求沉浸式和感染力的情感传播，即“情感刺激”在网络舆情传播中愈发占据显著地位。网络舆情的智能化情感传播主要有以下两种手段：一是“情感计算”助推网络舆情信息的情绪渗透。基于大数据和智能算法，通过情感计算的感知、识别、模拟和影响四个环节，网络信息得以“声情并茂”地渗透到个体受众。人工智能背景下民众更乐于接收高情感浓度的信息，这给互联网中的“情绪型舆情”传播提供了摇篮。在“阿里巴巴女员工被性侵”事件传播中，网民对“性侵”行为的情感态度构成了连接传受双方的首要传播因素——部分媒体利用情感分析手段掌握网民的愤怒情绪，进而制造博人眼球的新闻引导情绪化舆论表达，造成舆情极化和舆情反转。二是“虚拟在场”诱发网络舆情的情感共振。VR、AR等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使原本因为信道狭窄而不得不被舍弃的情感性、关系性要素得以重现，网络舆情也以全景图片、视频直播以及3D影像的方式开展立体化、具象化的传播。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恐慌、焦虑类舆情成为舆论场的主流，为改变这一局面，央视频在网络中推出“VR直播”，典型的如“火神山、雷神山监工”VR全景直播，迅速使全民获得虚拟“在场感”，凝聚民众的“情绪共识”，缓解疫情中的舆论焦虑。4．网络舆情传播精准化。大众传播时代下，网络舆情信息一般借由大众化媒介，进行大批量生产复制，这种传播没有限制传播范围和对象，针对性较弱。而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推荐与大数据技术使舆情信息的传播向精准化转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内容层面的针对性制作。网络信息传播利用大数据技术了解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以及不同宗教民族的受众特点，运用智能化的传播手段，制作针对性强的网络舆情内容，提升主流舆论场的价值影响力。比如，新闻资讯类APP“今日头条”针对农民群体开创性地制作“三农”频道，依据农民群体关注农事的心理特点，针对性地创设“查时蔬”、“问猪价”、“看农机”、“学农技”栏目，在实现对农垂直化、精细化传播的同时，助力构建和谐农村社会舆情生态。二是分发层面的精准化触达。“信息爆炸”使受众难以精准获得自己想要的信息，传播者的“编码”也难以精准到达目标受众。基于此，网络舆情信息利用大数据手段，为用户制作精准画像，结合智能算法，深挖受众的价值倾向和心理需求。在国际传播领域，我国改变“通稿”式的外宣模式，借用“技术＋数据”，根据不同国家、地区受众的媒介使用场景进行画像，精准的“一国一策”式分发。比如，我国根据与东盟不同国家的利益背景和受众特点，借助社会化媒体，进行个性化、精准化的社交媒体内容推送，不仅助力国际传播大格局的构建，更是助力“中国声音”的有效传播。5．网络舆情互动仪式化。大众传播时代，舆情信息主要以大众媒介的单向传递为主，而社会化媒体的大繁荣使“网络社群”兴起。“网络社群”重塑着舆论生态，人与人之间从单纯的技术连接演化为深层次的情感共振，这种共振使民众开始注重传播的“仪式化”，把舆情传播看作一种以共同体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典礼。一是通过媒介仪式开展网络舆情的“仪式化传播”。媒介的发展加速仪式的变迁，进而产生了媒介仪式，即广大受众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参与到某个共同性的活动或者某一事项，最终形成一种象征性互动或者象征性符号的过程。在重大事件中，媒介仪式与价值观念“合围”，形成舆论共识，这在节日类网络舆情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一些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西方节日在我国盛行，其节日仪式更是在年轻群体中流行并在网络空间中传播，圣诞节的圣诞树、万圣节的要糖仪式。这些节日庆祝的“仪式化”叙事手段转化为“媒介仪式”，并在节日期间形成舆情焦点。二是通过媒介事件策划网络舆情的“数字媒介仪式”。媒介事件是指经过“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策划并执行，以大众媒体为媒介和渠道，向受众进行传播的事件及其过程。媒介事件本身即具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如若辅之以传播仪式加持，便会使网络舆情加速发酵。建党100周年是2021年的一个重要媒介舆情事件，为此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大型情景史诗的形式策划了一部文艺演出《伟大征程》，演出通过5G、计算机动画（CG）等多种智能化技术，营造出庄重、恢弘并盛大的氛围与仪式感，使建党百年这一媒介事件具备了更强的舆论影响力。

二、人工智能背景下网络舆情的治理策略

人工智能时代，网络舆情的新特征使舆论生态面临新的挑战，突出表现为社会热点事件中舆论撕裂现象愈发明显。但在网络舆情治理层面，人工智能又因其技术优势为稳定舆论生态带来新的契机，本部分将探讨如何将人工智能技术贯穿于网络舆情治理的监测、分析以及处理环节。1．语义情感分析：实现舆情全景监测。开展网络舆情治理的首要步骤，是要实时监测网络舆情信息，把握舆情发展的整体态势。传统的舆情监测手段难以做到全面而准确地监测与识别海量的网络舆情数据，而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智能语义识别等新技术则可充分提升网络舆情监测工作的“时度效”。一是利用“泛媒化”的物联网技术，对信息主体及内容进行全景智能监测。“万物皆媒”的时代，声音、动作、表情等都成为网络舆情的重要载体，这些舆情信息因其形式的特殊性而难以被有效捕捉。在“大智移云”技术背景下，智能语义、音视频识别技术能够有效地感知并抓取非常规类媒介信息，将互联网中的表情包、声音、表情等信息纳入网络监测范围，实现全景监测。二是借助“多模态”的情感分析技术，对信息情感及倾向进行多维情感监测。网络舆情中蕴含着深刻的情绪及情感诉求，这些情绪情感也成为影响舆情发展的重要因子，因此对舆情情绪倾向的监测对网络舆情治理至关重要。基于计算机视觉以及自然语言处理的情感分析技术能够通过深度学习的方法，对文字、视频、音频等信息中的情感倾向进行多维、全时监测。2．量化预测模型：助力舆情评估分析。智媒时代，新兴智能化的深度挖掘与分析技术给网络舆情的风险预测、对策分析带来了全新的范式，推动舆情分析朝着自动化、准确化方向演进，为后续网络舆情应对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准确的技术依据。一是在网络舆情风险评估中，建构智能化网络舆情风险指标模型，可以预测舆情事件中的因果逻辑，从而分析事件的走向。在模型中，以智能算法建立量化模型，通过分析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关联，初步确定网络舆情产生发展的前因后果，在舆情萌芽阶段即识别其演化趋势与潜在风险。二是在网络舆情对策分析中，研发人工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可以对过往舆情事件应对经验进行加工和分析，从过往经验中整合舆情应对新方案。网络舆情应对策略已逐渐由事后“补救”转为事前“预警”，未来，人工神经网络预测类模型将越来越多的应用于舆情预警报告，生成预警应对方案，并模拟不同方案的可行性，最终优化出最优预处理方案。3．智能政务媒体：协助舆情应对处理。人工智能时代，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使政务媒体开始探索与数字化智能手段的深度结合，这将为网络舆情事件的应对与处理提供更多智能化方案。一是在内容层面，打造全息3D、H5等数字化舆情互动产品，创新对民众的舆情引导方法。智媒环境下，不仅民众的舆情表达方式得到创新，政府部门更是可以通过智能化、数字化的新闻产品，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新内容、新形式高效地开展舆论引导。读图时代，碎片化的阅读习惯已经使民众难以聚焦官方对舆情事件的文字澄清，这也大大降低了舆情应对的效率，但现在的全息3D、H5等技术正值风口，可以通过更鲜活、生动的内容呈现，助力网络舆情事件的良好应对。二是在平台层面，打造基于算法推荐的智能舆情服务平台，拓宽民众了解、反馈舆情的途径。在新闻生产中，“智能算法”能够根据个人喜好生产、分发信息，在官方网络舆情应对领域，这一技术具有可观的应用前景——利用算法技术打造智能化舆情服务平台，打通官方、民间舆论场。通过智能舆情服务平台，利用大数据，动态掌握个体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倾向，并就其中的理解偏差针对性地制作、推送正确信息，帮助公众客观、理性地了解舆情事件的真实情况。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