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分析

摘要：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上层建筑的集合与积淀。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网络已经成为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新变量因素，不仅涉及传统安全领域，更涉及非传统安全领域。当前，信息多元化加速抢占网络空间安全与舆论新场域，文化交融化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流主体地位，网络舆情泛化加速冲击主流意识形态一元主导地位，这些都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提出了挑战。现阶段,需要加强非传统安全要素的提炼、分析、融合与解构，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增强网络空间安全制度约束与法治意识；通过加强信息过滤，提升网络舆情甄别与网络信息管控能力；通过增强文化自信，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主体地位和抵御能力；通过增强治理合力，探索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共同体。

关键词：非传统安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安全治理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到国家总体安全，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对2019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作出的“四个坚持”重要指示和党的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网络安全治理和维护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信息安全、文化安全、舆情安全等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现阶段，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作为一种综合安全形式，除了与传统安全相联系之外，更多与非传统安全紧密相关。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需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更多地从非传统安全的角度进行综合布局。

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关系

当前，非传统安全重要性不断提升，集合了安全治理的诸多要素，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需要在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非传统安全以及二者辩证关系梳理的基础上提炼现阶段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升研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一）非传统安全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转向非传统治理的重要杠杆。安全是一个相对综合的概念，适用范围比较广范。巴里•布赞和琳娜•汉森在《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一书中认为“安全的基本认识只有包括三个部分的综合才是全面的。这就是‘客观安全’（ob-jectivesecurity）、‘主观安全’（subjectivesecurity）、‘话语安全’（discursivesecurity）。”［1］现阶段安全可分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传统安全主要指与国家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显性要素，主要体现为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外交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中除去传统安全部分的所有安全要素的集合，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呈现了安全现实和安全理论的变化和拓展，是对应于在军事、政治领域之外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生态、信息等更广泛的领域存在的生存性威胁”［2］45。非传统安全具有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问题特征和领域特征。“从问题特征的角度看，是一种具有‘始发性’‘潜在性’‘扩散性’‘多样性’‘综合性’特征的新型安全。从领域特征的视角看，是一种具有‘广义性’‘复合性’和‘多维性’特征的‘场域安全’。”［2］48-49现阶段的非传统安全要素非常丰富，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非法走私等都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范畴。2014年4月15日，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要“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引起国家的重视，并逐渐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随着安全观由传统向非传统转变，意识形态安全已拓展至文化安全、网络安全、社会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且关联度越来越深。”［3］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安全属于传统安全领域，涉及到传统安全中的政治安全等部分，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稳定的基础性要素。但网络的快速发展使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进入网络化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成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变量，逐渐由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过渡和转变。“非传统领域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集中表现为互联网‘微空间’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维护问题。”［4］大数据、云计算等推动了信息技术在互联网传播中的运用，突破了意识形态安全单纯的传统安全范畴，使其呈现出非传统安全的属性，各种传统安全的隐性要素逐步转变为非传统安全的显性要素，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主导权与话语权成为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重要任务与时代需求。（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重要预警器与防火墙。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伴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安全问题，它是意识形态在网络范畴的延伸，其本质是意识形态的冲突问题。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主要集中于“网络虚拟空间内，对网民认知事物进行指导与导向，维护网民价值观念与信仰的正确性，确保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互联网环境下稳定且不受威胁，借此制定符合国家网络安全维稳的目标与策略，用以保证国家安全在网络方面的落实”［5］。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需要抓住两个关键点，一个是网络的特质与属性，一个是安全的边缘和临界。当前，国内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内涵、特征、存在问题、形成原因、治理对策等方面，部分研究结合大数据、微媒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安全、思想政治教育等进行了拓展，这些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作为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状况直接影响非传统安全建设效果，是非传统安全的预警器，对非传统安全有一定的缓冲与防护作用。非传统安全视阈下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主要体现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舆情安全三个方面。信息安全是信息技术和信息设备，信息完整性、保密性、可用性等状态不被破坏的一种安全形态，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中最基础的要素，直接决定着网络意识形态管控的方向与决策；文化安全是国家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文化符号与要素在国家文化传承与交流中不被破坏，保持相对独立的一种安全状态，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精神内核，直接决定着网络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与把控力；舆情安全是现实生活或公共事件中舆情的表达、传播、互动、管控、治理等经过整合发酵后维持正常状况的一种安全形态，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最直接的外在体现。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应该在非传统安全理念的指导下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强化对网络舆情的把握、控制和引导，提炼交集，弥合差异。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中信息安全和舆情安全对文化安全起牵制作用，文化安全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信息安全和舆情安全的维护；信息安全和舆情安全互为补充，信息安全决定舆情安全的治理限度，舆情安全牵制信息安全治理的深度和广度。鉴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辩证关系，现阶段有必要在聚焦网络舆情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安全治理研究，通过对信息安全、文化安全、舆情安全的整合，加强研究的融合，提升非传统安全理念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中的指导作用。

二、非传统安全视阈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存在的困境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既有内在因素，又有外在因素，同时受国际国内形势与大环境综合交织的制约。非传统安全环境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更容易受信息多元化、文化交融化、网络舆情泛化等方面的限制，同信息安全、文化安全、舆情安全密切相关。（一）信息安全：信息多元化加速抢占网络空间安全与舆论新场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起源于网络的普及与传播，因为对网络信息及传播渠道缺乏有效甄别与控制，从而导致各种信息泛滥，影响国家安全稳定。信息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的一种，近年来遭受到的冲击尤其明显。一是信息多元化加速影响网络空间信息安全。信息多元化是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信息体量的巨大，单纯靠人工审核已经很难满足网络发展实际和网络使用需求。信息的多元化使网民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产生分化。网民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自己关注的领域，某些爱好相同的人可以形成网络团体，集聚到一定程度便可以成为一股很大的网络力量。特别是某些受国外敌对势力暗中支持的网络大V，动辄拥有几千万的粉丝量，假如不能进行合理的引导和管控，将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某些比较激进的网民通过歪曲扭化的标题与文章吸引眼球，攻击映射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对社会上热点事件进行曲解与负面分析，搅乱民众的政治认知与信仰，动摇意识形态存在的根基。二是信息多元化加速抢占网络舆论新场域。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加速了信息技术的变革。多媒体、新媒体、融媒体、全媒体、微媒体等不断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信息化时代，谁掌握了网络媒体与流量谁就掌握了舆论管控的主动权。当前新媒体领域鱼龙混杂，在丰富群众业余生活的同时，也给舆论管控带来了挑战。信息传播已经告别了传统点对面的方式，算法推荐、点对点、小众群体、特殊爱好成为微媒体技术传播的鲜明特点，也因为微传播受众群体的增大，使信息量的审核变得越来越有难度，各种掺杂了偏见、个人喜好、低俗、谄媚、娱乐至死的价值理念在网络间传播，民众的价值观念被分化成更多的小团体，给统一的价值信仰构建和信息安全管控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二）文化安全：文化交融化加速冲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流主体地位。文化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交流是国家交往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现阶段伴随着国家间交流增多，文化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因素，给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带来了一些挑战。一是多元文化激荡弱化了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化生态。国家之间交往最直接的体现便是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多元文化主要是指土著文化、殖民文化以及移民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平衡相变，协调发展而形成的有机的系统性文化。具有复杂多元、包容并蓄、共融共生三个特征。”［6］由于文化观念、思维理念等方面的差异，在国家交往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多元文化冲突。近年来，西方一些消极腐朽的思想在中国蔓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低俗色情等价值观念影响青少年特别是大学生的价值选择。年轻人群体中存在迷恋国外明星、影视作品、文化产品、电子产品、网络游戏等现象，他们对我国主流文化缺少应有的了解与认知，缺乏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二是多元文化交融将会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流地位产生一定冲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适合中国国情。西方国家以自身价值观念和思维认知来评判中国的战略选择，通过“中国威胁论”等说辞推行文化霸权主义，通过民主和平等论逻辑美化西方政治制度，通过等理念弱化中国人的历史认同与民族认同，以中国现阶段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来批评否认中国取得的成就，通过文化产品与思想输出搅乱中国人民的价值认同与价值选择。此外，还通过互联网优势培植网络水军，渗透到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技合作等方方面面，向高校、党政机关、文化机构、科研院所等渗透。这将对中国主流文化的主体地位产生一定冲击。（三）舆情安全：网络舆情泛化加速冲击主流意识形态一元主导地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把工作重心放到了经济建设上，4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没有完全同步，网络舆情泛化或多或少给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一是网络舆情泛化加速了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传播。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互联互通，地球成为一个触手可及的“地球村”。网络的快速发展使公众接受与传播信息的渠道发生重要变化，信息传输速度更加快捷，网民可以不经过深层次思考便可以随意发送和接收信息，筛选过滤的环节被大大删减，人人都是麦克风，人人都是自媒体。这就为各种传播非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西式“民主、和平、人权、自由”思想价值观念，以及其他各种具有错误政治导向的信息传播提供了借口和渠道。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充斥在青少年及社会群体之中，通过网络意见领袖、网络文化宣传等方式传播，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制造了障碍。“基于个人情感和信念的网络意识形态诉求与纷争使公权力逐渐变得文明化、理性化、法治化、公平化、透明化，使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动态性、包容性、开放性和整合性，同时也使公权力行使变得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7］二是网络舆情泛化加速了对主流意识形态一元主导地位的冲击。“网络空间中的社会思潮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形态的思想意识，其是否能够为受众所认同和接受，主要取决于其价值观的普适性和吸引力程度。”［8］错误社会思潮的传播往往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和指向性，以行为诱导和认知误导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导向。伴随着国外非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涌入，我国一元主导的意识形态价值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如2019年以来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带有明显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色彩，与在中东、中亚等地发生的“颜色革命”“武装威胁”等一样，并非单一的经济竞争与地缘政治威慑，而是带有很强的深层次战略敌对考虑，对我国的国家安全稳定和周边安全局势造成了威胁和挑战。

三、非传统安全视阈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路径探索

党的四中全会指出要“完善国家安全体系”，非传统安全治理方式的融入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提供了条件保障。现阶段应该从制度建设与完善、技术提升与运用、文化提升与提炼、体系建设与推广等方面入手，构建多维立体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一）加强制度建设：增强网络空间安全制度约束与法治意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要及时提出具体对策并进行实时反馈，形成适当的引导管控机制。通过体制化、机制化的建设，使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能够向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一是坚定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主导地位。要增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领导权，提升网民的综合素质，加强对网络空间的引导，培养意见领袖，传播正能量，加强对网络媒体的引导，倡导建设清朗的网络空间，让网络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要巩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及时揭露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的本质，及时表明底线与态度，同各种错误社会思潮作斗争，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二是充分利用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各方力量。指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维护网络安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广大网民共同参与，共筑网络安全防线。”［9］要发挥各级组织的力量与作用，健全各级组织的权责意识，将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纳入各级组织的工作要点，实行责任落实制，提升意识形态管控的有效性。要积极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很多网络舆情事件的发酵都是源自网民的传播，“精日事件”“丑化革命英烈”等网络事件之所以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态度鲜明的对立群体与网络的两面性和网民价值选择的分化有重要关系。要进一步发挥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配套机构的作用，强化监督，充分发挥并合理利用好网民的力量，使网民成为监督管控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力量。要进一步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号召力和感召力，改进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提升工作实效，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防控能力，加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政治认同和思想认同。三是健全制度与法律法规，完善管控举措。党的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10］要强化制度、法律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坚持德治和法治相统一，及时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提升法制意识。当前，我国已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管理工作的意见》等法规文件。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中要积极用好法律这一杠杆，既允许公民及各级组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合理发表网络言论，又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网络管控方面的规章制度，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环境，使制度建设更加完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更加有据可循。（二）加强信息过滤：提升网络舆情甄别与网络信息管控能力。信息技术的大量运用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要利用网络信息管控技术进一步提升网络舆情信息的甄别能力，使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更具前瞻性与针对性。一是加强大数据技术投入，提供网络安全技术保障。政府部门要提高对新技术的重视程度，强化大数据技术应用，加强网络舆情的数据化分析与预测能力。发挥公安机关的监督管控侦查作用，巩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火墙。“依托大数据技术、云技术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搜集和监测舆情，采取横向联合和纵向推进等方式明确分工，展开公安警力联合、情报精准判读，为网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提供强大的力量支撑。”［11］通过互联网技术的投入，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保障能力。二是加强对互联网企业的约束，落实企业信息管理主体责任。党的四中全会指出要“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和创新互联网内容建设，落实互联网企业信息管理主体责任，全面提高网络治理能力，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10］。互联网企业既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者又是网络技术的提供者和受益者，要把社会价值和企业效益结合起来，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指出：“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严格落实政治家办报要求，确保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12］要加强对新闻媒体的管控，坚持媒体信息报道的真实性、准确性、公正性，确保网络舆论的正能量和网络媒体导向的正向性。三是加强网络技术人才培养，提升网民的网络信息甄别能力。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要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13］“要坚持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良性生态。”［14］要加强网络技术人才的培育。近年来，高校招生中大数据、人工智能类专业比较火爆，计算机类相关行业的毕业生就业形势也比较好，要加大对此类专业的支持力度，鼓励创新，培养专业素质过硬、政治思想可靠的新时代专业技术人才，为国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要加大网络技术普及与信息公开力度，提升政府部门对网络信息的敏感度与反应速度，提升网民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加强对各类信息的有效辨别，提高网络信息的利用效率。（三）增强文化自信：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主体地位和抵御能力。中华文明是在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中逐渐积淀下来的优秀文化。意识形态安全是文化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增强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作用，增强文化自信，由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迈进。一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话语权。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是反映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网络空间，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努力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15］当前国家正在大力加强“双一流”建设，推进“新文科”。但从软科2019年6月公布的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情况看，社会科学领域所涉及的14个学科中中国没有一个学科位居世界首位，这表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话语权仍较弱。“网络意识形态问题的本质是意识形态的博弈问题，其话语权建构固然需要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但其根本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和传播。”［16］要进一步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和能力，加强理论研究和建设，为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和话语保障。二是坚持党性原则，加强网络正面宣传，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抵御能力。在党的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网络意识形态的主要面向群体是广大人民群众，网络问题产生于群众也应该在群众中进行解决。进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必须把握好度，既要进行正面宣传，又要达到宣传的效果。要认真分析人民群众获取网络信息的主要渠道和个体喜好，因势利导地进行正面宣传，抢占舆论高点和信息焦点。要及时同网络糟粕和各种负面信息作斗争，政府部门要及时进行正面发声，摒弃一味的抵御性政策，通过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做法，主动出击、主动亮剑发声，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与立场，使民众更好地理解国家政策，强化国家认同。三是立足中国国情，根植中华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文化自信是四个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四中全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10］。”当今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光是综合实力的硬实力竞争，更是文化等软实力方面的竞争。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要根植于中国文化，同现阶段中国的国情相适应，开发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积极抢占文化阵地。当前已经有不少政府部门开通了微博、微信公众号，部分部门进驻今日头条、知乎APP等，积极在网络领域亮剑发声，表明态度。各级组织要鼓励文化创新，对优秀文化产品进行扶持，鼓励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符合、同中国国情协调统一的文化产品的传播，提升中华文化的竞争力。要通过同国外国家互办文化年等方式加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力度，让国外民众更好地了解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认同感。（四）增强治理合力：探索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共同体。网络信息来源的多样性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整体性作用的发挥产生了限制。多元化的网络环境更需要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要素进行重新排列组合。为此，有必要参考共同体理论，加强治理要素的融合，形成治理合力，探索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共同体，提升治理效率与治理效果。一是明确治理主体，形成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中心。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需要实现协同化，明确治理主体。要“构建由政府主导，多主体、多层级参与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体系，协同治理。政府作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领导者，必须掌握主导权，发挥引领作用［17］。”要积极发挥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等各类社会力量的作用，发挥其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中沟通、协调、缓冲的作用。“要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多方协同治理转变，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法律、经济、技术等多种手段结合的综合治理格局［18］。”要坚持治理参与的群众性，发挥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监督作用，及时发现并解决网络空间的各种问题，倾听群众诉求，解决群众问题，使广大网民成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力量和保障。二是拓展治理渠道，融入非传统安全治理要素与方式。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国家安全治理提供了重要方向。一般来说国家安全治理以传统安全为主，传统安全在国家安全稳定中处于核心和主导作用。网络的快速发展使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显现，应该提升对非传统安全治理的重视程度，将其摆在同传统安全治理同等甚至更重要的地位，重视关键少数的引领作用。“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必须高度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深刻把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要求，大力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能力建设，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为意识形态安全的‘最大增量’。”［18］要充分重视网络信息、网络文化、网络舆情、网络空间等要素的发展变化，协调线上线下治理渠道，把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置于网络关联信息发展过程中，把其放在总体大框架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提升治理的效率、水平和针对性。三是实现综合治理，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共同体。党的四中全会指出要“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建立健全国家安全风险研判、防控协同、防范化解机制”［10］。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存在相对分散化的趋势，缺乏整体有效的整合和引领，在治理效果和治理方式上都略显单薄，有必要借助共同体的理念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共同体，把各治理要素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治理体系。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共同体的建设需要把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相关的主体、客体、介体、环体，以及网络、文化、信息、舆情等要素融合起来，同时把与治理相关的各类部门连接起来，明确治理目标，做好治理规划，完善治理举措，加强治理反馈，构建统一完整的安全治理体系，形成整体合力，实现综合治理，达到共同发展。

四、结语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源于网络，但又不限于网络，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使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难度加大。现阶段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主要靠外部的监督与管控。一方面，要加强信息技术革新与人才培养变革，提升网络技术和网络信息管控能力，创新价值传播理念和媒介传播方式，培养与新时代相适应的信息技术人才，提升话语管控的新颖性和主导权，使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相关联的舆情、大数据技术信息掌握在国家层面；另一方面，要加强外部的制度建设与规章约束，发挥高校教育管理、意识形态内容治理、政治认同形式养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文化自信培养等方面的优势，进行综合治理。通过长期性、计划性、连续性的建设，坚定一元主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巩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战线，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作者:程桂龙 谢俊 单位:1.重庆邮电大学教育发展研究院 2.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