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范文10篇

讨论范文篇1

一、临床病例（临床病理）讨论

（一）选择适当的住院、出院，死亡病例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临床病例（病理）讨论会。讨论率（含会诊）应达出院病人的15％以上。

（二）临床病例（病理）讨论会可以单科进行，亦可多科联合举行。有病理检查的病例，可邀请病理科医师参加。

（三）举行临床病例讨论会，主持科室要事先做好准备，将有关材料加以整理，尽可能写出书面摘要，事先发给与会人员，以便做发言准备。

（四）临床病例讨论会由主治科的科主任或主治医师主持，负责介绍和解答有关病情、诊断、检查、治疗方面的问题，并提出分析意见（病历由住院医师报告）。会议结束时主持人应做总结，主持科室要做好记录，及时整理，归入病案。

二、出院病例讨论

（一）科室每月举行一至二次出院病例讨论会，作为出院病例归档的最后审查（送病案室存档）。

（二）出院病例讨论会，可以单科由主任主持进行，较大科室可按专业组进行，由主治医师主持，经治医师和实习医师参加。

（三）出院病例讨论会对该期间出院的病案审查：①记录内容有无错误，遗漏等；②是否按规定顺序排列；③是否符合当地卫生厅颁发的病历书写要求；④确定出院诊断和治疗结果；⑤是否存在问题，应取得哪些经验教训。

（四）一般死亡病例可与其他出院病例一起讨论。

三、疑难病例讨论

凡遇疑难病例，要由科主任或主治医师主持召开讨论会，有关人员参加，尽早明确诊断，提出治疗方案。

四、术前病例讨论

一般手术经主治医师决定即可，但重大疑难手术或开展新技术的手术，必须术前讨论。讨论会由科主任主持，主治医师、手术医师、麻醉师参加，订出手术方案、注意事项、术后监护要求等，讨论情况整理后记入病案。

五、死亡病例讨论

（一）凡死亡病例讨论，一般应在死后一周内召开。

（二）特殊及意外死亡病例，不论是否属于医疗事故，都要及时单独讨论（当日完成），并报医务科和院领导。

讨论范文篇2

一、对讨论法的误解

最近十来年在对素质教育的探索中，一些中学历史教师在教学中积极尝试有利于学生能力提高的各种方法，讨论法就是其中之一。如，北京三中的朱尔澄老师曾就“三国鼎立”一课和“隋朝大运河的开凿”等问题进行了成功的尝试。各地中学历史教师还组织了对“落后是否必定挨打”、“评价康熙”、“美国西进运动的影响和作用”、“如何看待垄断”等问题的讨论。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就大多数中学教师而言，在课堂教学中真正有效实施讨论法教学的十分罕见。除了历史课教学内容繁重，讨论法所需时间较多而难以采纳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讨论法的误解。分析如下：

一是将简单问答当做讨论。一位有多年教龄的教师一次上课后总结说，该节课采用了讨论法。而实际上整节课他仅向学生提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十月革命爆发的原因是什么？十月革命的任务是什么？十月革命有什么意义？老师每提一个问题，就请一个学生回答，而学生仅需在书上找出相关内容念一遍，其余的时间都是老师讲述教材，这显然不是什么讨论。

讨论范文篇3

以往的讨论一般按原先的座位同桌讨论，或者是前后排的学生讨论，这样可能导致有的小组学习力量强，有的小组学习力量弱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学习习惯、性格、兴趣、需要等因素加以分组，分组时不仅要重视学生智力因素的发展，而且要重视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每组各个层面的学生都应兼顾，这样才能取长补短，同时教师可设计不同层次的问题让学生讨论，使每个学生生动活泼的、主动的发展。

二、调动学生的“思维参与”

新课程倡导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性学习，都是以学生的积极参与为前提，没有学生的积极参与，就不可能有自主、探究、合作学习。实践证明，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参与的深度与广度，直接影响着课堂教学的效果。正如有的专家所说，“没有学生的主动参与，就没有成功的课堂教学”。

为此，应当创设情景，巧妙地提出问题，引发学生心理上的认知冲突，使学生处于一种“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弗能”的状态。同时，教师要放权给学生，给他们想、做、说的机会，让他们讨论、质疑、交流，围绕某一个问题展开辩论。教师应当给学生时间和权利，让学生充分进行思考，给学生充分表达自己思维的机会，让学生放开说，并且让尽可能多的学生说。条件具备了，学生自然就会兴奋，参与的积极性就会高起来，参与度也会大大提高。只有积极、主动、兴奋地参与学习过程，个体才能得到发展。

三、讨论的时机要恰当

对问题的讨论应把握时机，过早学生的认知水平没有达到最近发展区，学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切入点，白白地浪费时间而一无所获。过迟学生对问题已基本弄懂，讨论的意义不大。教师还应设计多层次的问题满足各层面学生的多元需要，把握好学生思维的高潮，及时提出问题让学生讨论，以激发学生思维的火花。此外，讨论时应把握“跳一跳，能摘到”的原则，在讨论的效果上做文章。

四、讨论的方法要科学

常见教师把题一呈现，便马上让学生讨论，讨论了两三分钟，教师便草草收场，只留于表面形式，没有注重效果。教师不能由于时间关系，相互交流未充分展开就终结，应给学生提供自主探究、合作交流的广大空间。在教学实验中，我曾经把班上的学生分成三组，第一组对问题直接讨论，第二组独立思考，第三组先独立思考然后讨论，经过多次实验结果发现：第三组学习效果最好，第一组效果最差。第一组的学生容易注意到别人的意见，思维活动受到了束缚，容易得出一些倾向性的结论；第三组表现在它的“预热效应”上，学生有各自不同的思维活动，出现了多种解决问题的途径，有利于学生积思广益的学习。第三组的学生无论是在解决问题的途径上、质量上都优于其它两组。可见，讨论的方法很值得推敲。

五、讨论的氛围要和谐

讨论应营造一种氛围，使每位学生不用担心自己的意见被批评，而是坚信自己的观点是受欢迎的，小组中的成员不是批评别人的意见，而是倾听、补充、完善所提出的问题解决方案，教师应鼓励学生大胆发表自己的观点、观点即使错了，在教师的指引下学生才能真正明白问题的关键所在。只有这样，学生讨论起来，才心无疑虑，才能互相启发，取长补短，不同层次的学生才能各有发展。

六、要培养学生“三会”

有的老师将小组合作理解为小组讨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教学场面：讨论时，学生各说各的，有的学生不善于独立思考，不善于互相配合，不善于尊重别人的意见，也不善于做必要的妥协。学生讨论后，教师依次听取汇报，汇报完毕，活动便宣告结束。

为此老师要培养学生“三会”：一是学会倾听，不随便打断别人的发言，努力掌握别人发言的要点，对别人的发言作出评价；二是学会质疑，听不懂时，请求对方作进一步的解释；三是学会组织、主持小组学习，能根据他人的观点，做总结性发言。使学生在交流中不断完善自己的认识，不断产生新的想法，同时也在交流和碰撞中，一次又一次地学会理解他人，尊重他人，共享他人的思维方法和思维成果。

课堂讨论为学生创造了一个有利于学生生动活泼、主动求知的学习环境，它使学生在获得所必需的数学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在情感、态度等非智力因素方面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当然，课堂讨论还应注意讨论的问题应有多种解决途径，讨论中教师应适时加以指引、点拨，讨论的组织形式应多样化，尽量避免一问一答的形式，如何防止两极分化等问题，这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教学中进一步去思考，去探索。

摘要：怎样才能让学生既能动得了，又能动得好？才能达到讨论的最佳效果呢?一、讨论小组的建立要合理；二、调动学生的“思维参与”；三、讨论的时机要恰当；四、讨论的方法要科学；五、讨论的氛围要和谐；

讨论范文篇4

中国之有宪法肇始于晚清的《钦定宪法大纲》（1908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年帝制时代。1911年冬天，一代英才宋教仁起草《鄂州约法》；1912年春天，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正式颁布《临时约法》，标志着宪法进入了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只是有宪法而无宪政，宪法常常形同虚设，只是军阀野心的装饰和他们刺刀上的花环。

从1912年到1927年，短短十五年间，中国至少有过七部宪法（或宪法草案）〔1〕。战火延绵，水深火热，一方面，人民的权利从来就等于零，宪法规定的自由仅仅是写在纸上的空洞条文，何况有的宪法本身即矛盾百出；另一方面，军阀、政客无非是利用宪法抢椅子，政治舞台上像走马灯似的，十五年间就换了二十五个内阁总理，最短的只有几天，这还不包括发生了两次称帝、复辟的闹剧。

1927年以后，国民党开始，最初连作为门面的宪法都没有，所以胡适在1929年提出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这个问题。直到1931年，国民党政府才公布了一部《训政时期约法》。以国民党为保姆，以人民为无知的幼儿，这样的“约法”可想而知。从1932年开始，在“九。一八”之后的国难危机中，知识界发起了一次长达一年的宪政运动，成立了一些有利于促进宪政运动的民间组织，发表了大量文章。日益高涨的民间呼声，得到了国民党开明派的积极回应。1932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由立法院从速起草宪法草案。1933年1月，立法院组成宪法草案委员会着手起草宪法草案。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这一年4月1日，老牌的《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七号推出了“宪法问题专号”，一下子发表十七篇讨论宪法的文章，连补白文字都和宪法有关。即使在七十年后看来，这些文章所讨论的问题、所达到的深度，也足以让我们今天谈宪法的人汗颜，甚至无地自容。

宪法专题的开篇是孙中山之子、时为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的《我们需要何种宪法》一文。就我们要什么样的宪法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两个原则：它必须是合于我们的国情的，二必须是合于我们的时代需要的。基于这样的原则，各国的成规就只能作我们的参考，各国宪法专家的理论也不应该奉为金科玉律。他明确提出：“我们所需要的宪法，已不是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议会政治的宪法，也不是以阶级专政为出发点的苏维埃式的宪法，我们所需要的宪法是以三民主义为依归的五权宪法。”

作为国民党体制内开明派人物，孙科的观点诚然还带有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痕迹，但宪法专题中更多的文章则是站在世界的高度，对许多发达国家的宪法都作了深刻的研究。特别值得我们今天注意的，一是他们对人身自由的关注，二是他们对宪法保障的思考。

一

宪法专家张知本在《宪法草案委员会之使命及草案中应行研究之问题》一文中认为，起草宪法“就是建立一种拥护人民自由平等的强大的法律力量之开始”。他将人民的权利分为消极的权利和积极的权利，认为消极的权利之中偏于个人方面的自由权（如身体、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无妨使之绝对化，换句话说，即无妨在宪法上加以直接的保障”。有了宪法上的直接保障，就是立法机关也要受其限制，而不得另外制定某种限制人民自由的法律，如制定《治安警察法》以限制集会结社自由，制定《出版法》以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等；人民的积极权利则包括了人民的受教育权、劳动阶级受特别保护权等。

丘汉平的《宪法上关于人民之权利规定之商榷》认为，宪法中“人民之权利”一章乃是“宪法的重心”，“在法纪败坏达于极点的中国，我们的‘权利’早已剥夺无遗漏。不要说生存没有保障，一切的一切都没有保障。这是事实，不容否认。我们要研究人民的权利如何保障，就不可不注意这事实了”。他指出，并不是没有宪法就没有人权，“人之生存权是先宪法而存在”，“人权是与生俱来的”，制宪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限制统治者的权力以达到人权的保障。他批评民国元年公布的《临时约法》虽然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却错误地理解了约法的意义，把约法当作了赋予人民权利的源泉，表现出上帝创造天地那样的口气。其中第六条在规定人民权利时，都有“非依法律”不得限制、剥夺的后缀。所谓“非依法律”就是意义不明，这就极容易给掌握权力的人一个专制的机会，明显是约法的漏洞。如果人权只要依立法机关制定的普通法律就可轻易取消的话，普通法律岂非高于宪法了吗？这些模糊的字句实际上为掌权者提供了一个剥夺人权的根据。“公安局时常将无辜的学生拘禁至四五个月以上，警备司令部亦时常将普通人民拘禁或枪毙”，基于这些“万目共睹”的事实，他提出了在英、美早已行之有效，能保障人民身体自由的“身体出庭状”：“无论何人之自由权受限制停止或剥夺时，本人或他人得请求法院于二十四小时内发给出庭状提审，如法院认为无正当理由时，应当庭释放之。”“法院有发给出庭状之特权，不得以任何法律限制或停止之。”这些都列入了他提出的制宪应注意的十七条标准中。此外，如宪法只可规定国家有权限制的人民根本权利，但须提出限制的标准和程度。只要不违反宪法精神，人民就该享有宪法中并未列举的自由，如，“不得以立法方法处罚人民；法律不得溯及既往”：“公务员故意违反宪法者，处无期徒刑”：“官吏为人民之公仆，非一党之佣役”等。

伍廷芳之子伍朝枢以宪法草案委员会顾问的资格给孙科写了一封信，也以《保障人民身体自由之手续》为题发表在这个专题中。他说：“宪法最大目的，在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谋幸福，莫要于保障人民之自由权利，保障人民之自由权利，尤莫重于保障人民之身体自由。”所以，他郑重提出了法律上的“身体出庭状”。他说，“西哲有言：手续法尤要于实体法”。如果保障救济的手续（或程序）没有具备，而空谈什么原则是没有用的。宪法应该明确规定这一保障人权的救济方法。对此，编者在编后语中称之为“实在是代表全国人的一个大请愿”。

丘汉平、伍朝枢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身体出庭状”后，《东方杂志》编辑史国纲觉得言犹未尽，深感“人民没有自由，这是一桩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专门在4月16日出版的《东方杂志》上发表一篇《“身体出庭状”之研究》，从其渊源、历史出发，详细讨论了“身体出庭状”这一英美法制中保障人民的利器。他认为“身体出庭状”和陪审制，“这是人类的智慧所能想出来防御虐政最有效的方法”。但他也指出，宪法里如果只有“身体出庭状”的规定，是没有什么效力的。“关于呈请的手续、运用的方法，如何使法官接受这种请求，如何使监狱官听命，如果免了遣移被监禁的人，不至发生法律上管辖的问题，都应该有详细的规定。法律的网不可以有任何的漏洞，否则就有方法规避，弄得毫无效力了。而最要紧的，就是有了这种规定，司法必须独立-不是名义上独立，乃是事实上的独立。法官的去就，受命于执政者，那能行使其天职？

这点很是明显，稍知道政治上各种问题的人，都可以知道。”他最后清楚地指出：“订立人民的权利，这是一桩很容易的事情；所难者，就是如何使人民充分享受他的权利。”

穿越七十年岁月的沧桑，这些话依然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七十年的时光对一个个体生命来说，可能是漫长的一生，在民族的生命中却真是昙花一现。七十年前知识分子对人身自由的思索，他们对公民权利的孜孜以求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二

光有一部完善的好宪法是远远不够的，如何能保障它的实施，更是关键中的关键。丘汉平在《宪法上关于人民之权利规定之商榷》中引用朱执信的话说，宪法是人民的血换来的。英国的不成文宪法，每字每句都是流血换来的。“不是血换来的宪法，无论怎样的齐整完备，却多是等于空文，无保障的效力。”过去保障人权的方式不过两种，一是革命的方式，二是制裁的方式。革命是人权保障的最后方法，人民起来推翻暴政是天赋的权利。然而更多的时候，人权是依赖制裁的方式保障的。

吴颂皋在《关于中国制宪问题的几个意见》中指出：“但须知宪法本身并无力量，必须国人拥护宪法与遵守宪法，它才可发生力量。”如果认为“只要宪法的条文细密，内容丰富，就可使宪法发生效力，政治因而清明，那是真把宪法看做政治上最万能的东西了”。他以为制定宪法时，“最不可忽视者，莫过于力求宪法之精神一贯，切合需要，如此才能引起国民的注意”。同时，他主张与其采用刚性宪法，不如采用柔性宪法：“只有放弃‘宪法为一成不易之法’的错误的观念，预先规定适当的修改宪法的手续，如此，宪法的存在，不仅无损于时代的演进，且可利用宪法的修改，使政治的机能日益完备，同时宪法多修改一次，人民对于宪政的兴趣，与守法的精神亦可增加一分。”

李圣五在《宪法之保障》中说，英国宪法只是不成文宪法，是由法院的判例、国会通过的法案、政治习惯以及普通法上记载的种种自由权来共同构成的。英国人的言论、结社、信仰等自由由来已久，并非先有宪法，而后才产生这些自由权，例如，著名的人权法案也只是归纳了历来法院关于人权诉讼案的判例及公认的人权条例汇集为法规，也就是将这些权利“合拢起来罢了”，不像欧洲大陆国家先有了宪法的规定，然后才有人权的赋予。既然人权是从判例和习惯中来的，早已成为普通法律上的权利，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停止。其次，英国没有宪法与普通法的严格区分，无论行政官吏还是一般人民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样适用于一种法律。在法律范围内，官吏和人民，人民和人民，完全平等。行政官吏即使在执行公务之时，也自负其责，“人权的保障自然不怕行政上的侵害了”。

英国是“议会至尊”，其权力“几乎可以说不受任何限制”。好在议会由人民选举产生，任期也不长，所以英国宪法上的根本问题取决于人民，英国人自治而非被治于固定的宪法。李圣五也指出，英国宪法也不是绝无瑕疵，如果能对于根本大法的修改比较慎重，以别于修改一般普通法律的手续，同时增加一项可以宣布议会法案无效的程序，用以防止议会专横，则对英国宪法大有裨益。

至于美国，成文宪法居于至尊地位，不容立法、行政机关任意破坏，最高法院不仅有保障宪法之权，而且有解释宪法以扩大其效用之权。而最高法院在宪法上的这一地位，没有其他机关足以加以牵制，李圣五认为这是美国制度本身的缺陷。

在列举了英、美的先例之后，李圣五并未明白地指出在中国宪法保障如何成为可能。吴绂徵的《宪法与宪法法院》一文倒是说得更为明白，他直接提出了建立宪法法院的设想。他说，民国以来，哪一部宪法（约法）没有规定人民的基本权利，但只是因为人民没有可以申诉的法院，约法的效力等于一纸空文。而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出版法，其限制出版的严厉，几乎将约法规定的刊行著作自由权全部吞没了去。“如果行政机关可以任意违反宪法，剥夺人民权利，立法机关又可随时定出种种法规，去否定宪法的效力；像这样的宪法，有没有也无多大关系。”这句话几乎抓住了中国近代自有宪法以来，为什么宪法总是只写在纸上的要穴。

吴绂徵说，一切公务人员的行为，不管是依据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机关的命令，统统都应受到司法机关的制裁。握有政权的公务员的行为，要是有违犯宪法的嫌疑，被统治的人民可以向司法机关陈诉。司法控制是保障人权、维护宪法的惟一良法。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不发生违宪问题，其他大部分欧美国家都承认司法机关可制裁违宪行为，区别只在于，有的国家违宪案件由一般法院管辖，有的国家则特别设立宪法法院，专门审理违宪案件。两种制度形式虽然不同，但以司法控制维护宪法的精神则是一致的。美国宪法尽管没有关于“司法审查权”的明文规定，但却是制定宪法时公认的一般原则，并一直奉行不悖。

“宪法的效力，完全要看它有没有机关去执行，尤其要看它有没有司法机关去控制违宪的事件。”作者认为，如果在制定宪法时，诚心要使宪法不成为废纸，“当前宪法中最要紧的问题，便是创立一个‘宪法法院’，专事审理法律的违宪和行政或军事机关违法侵犯宪法保障的人民权利的案件。中国法治的实现，要中国社会不再这样纷扰，必得要一个‘宪法法院’！”

这是七十年前宪法专家关于宪法法院保障宪法实施的呼喊。学者们的声音也不是毫无回响，起码在当时的宪法草案中有所体现。之后，丘汉平在《对于宪法初稿的几个意见》中称：“历次宪约法，对于宪约法之保障都不注意。这次宪草列为专篇，规定甚详，堪称特色。”而对于宪法的解释、执行违宪事项是否要成立专门的法院，学者、专家间也有不同意见（如张在本就是不赞成设立宪法法院的）。宪草当时采取了折衷的办法，既采取了德、法等国的制度，同时又注入英、美的精神。对此，丘汉平肯定地说：“这都是起草者能够采取各国法制的精髓而为历次宪草所没有的。”

在此之前，1919年制定的宪法草案中曾规定由立法、司法两院首长组成一个特别会议处理宪法解释问题。1923年公布的宪法第二十八条则规定最高法院有权在国家法律与省法律发生冲突时作出符合宪法的裁决。在此之后，1936年颁布的宪法草案规定，法律是否违宪，当在其通过后六个月内由监察院提交司法院作出解释，但草案没有明确规定是由司法院下属的最高法院还是其他专门法庭来作出解释。

顺便说一句，如果不将1949年公布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计算在内，自1954年以来，我国已有过四部宪法。颁布于1982年的现行宪法也有过几次修改，但有一条从来没有改变过，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始终拥有包括监督宪法实施、解释法律等的职权。这表明人大常委会具有保障宪法的功能，可以撤销一切违宪的法律及行政法规、命令等。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全国人大缺乏人员、机构、制度保障等方面的原因，它并不能很好地履行这些职能，未能充分行使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能。如何有效地保障宪法实施，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

在七十年前的宪法讨论中，高一涵、陶天南两位学者分别提出了宪法上的监察权与行政审判权等问题。

高一涵的《宪法上监察权的问题》一文，很坦白地指责了当时推行的监察制度的缺陷-重事后弹劾，而忽视事前的监察。他说，假如监察院仅仅是事后的监察机关，不能行使事前监察的权力，监察权只不过是弹劾权而已。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说，今日监察院所行使的职权，就是中国从秦汉以来御史的监察权，那么，监察权的解释，便不能这样的狭义。因为中国的御史，权力非常广大。”即使在清代，都察院的特权中也包括了建议政事权、弹劾权、监察行政权、考察官吏权、辩明冤枉权、封驳诏书权等十项。这位著有《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一书的政治学家以史为证，说明过去的监察权不仅可监察法律范围内的事，也可监察道德范围内的事，不但可弹劾犯罪于已成事实之后，也可弹劾犯罪于成为事实之前。监察权虽不能按照历史上的成规，扩张到无限，但除了弹劾之外，监察院还应该有知道各行政官署施政状况、任免人员经过以及考核人员成绩等的权力。同时，监察院如果只能弹劾，不能审判，或只是“半弹劾”，对此情况，高一涵主张弹劾案的审判权应归监察院。

行政诉讼是否应该以别于普通法院的审判机关来审理？换句话说，宪法是否应规定在普通法律之外有行政法？在普通法院之外有行政法院？这是陶天南《宪法中之行政审判问题》讨论的重点。他认为，行政审判官要有关于公务组织及实施的知识、经验，同时熟悉行政机关公务上的实际需要。而普通法官往往缺乏这样的经验和知识。司法官判决案件往往依据条文，而行政法并无法典可依，这不是普通法官所能胜任的。他主张设立行政法院，认为法国的行政法院保障人民的权利远胜于该国的大理院，这是法国知识分子引以自豪的一件事。为此，他逐一驳斥了英国大法学家戴雪的经典著作《宪法精义》中对行政审判制的抨击，希望制定宪法的人不要被戴雪的学说所惑。

在当时的制度框架下，学者们所作的这些思考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他们的立足点无非是从宪法入手，无论在事先还是事后都能有效地监督、制约行政官员的作为，也就是形成以权力制约权力的良性关系。众所周知，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宪法应该确立一些最基本的规范、程序，用来约束行政权力，这是不言而喻的。也因此，探讨监察权与行政审判权才具有了相当重要的意义。

四

何炳松的《国民教育与制宪》一文并不是直接讲宪法问题的。何炳松认为，立足于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教育的普及，没有这个条件，就算是把英国的《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典》以及法国的《人权宣言》全部抄过来公布施行，也是无济于事。他提出了为什么西方的自由平等一到中国就会面目全非，反而成为为非作恶的借口这一尖锐的问题，其答案全在国民教育上：

国民有教育，才会发生人格自尊心；有人格自尊心，才能赏识平等自由的真谛，不卖身求荣，不屈于无理的威武。

他开宗明义指出那是一个“上无法守下无道轨”的时代。所以他认为要救中国，“岂但制宪，必从急起直追，普及国民教育入手，才是办法”。

其实，普及教育与宪法的知识，首先应是普及公民的常识。长期以来，公民教育的缺失是中国教育最大的遗憾之一。何炳松的文章没有说清楚，他所说的国民教育指的是普通教育，而在普通教育中，尤其在中小学生中实行公民教育是不可回避的。而普及教育，从根本的意义上是要养成公民资格，也就是通过教育造就学生自立、自治的知识、能力，特别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学生进行文明常识的教育，尤其是人格教育、宪法教育。

在“宪法问题专号”的十七篇文章中至少有七篇是有关外国宪法的，如史国纲的《美国宪法之背景及其特点》、张明养的《西班牙的新宪法》、叶作舟的《日本宪法的特质及其对于现阶段政治的影响》、张粱任的《德国宪法之研究》、周还的《欧战后国家立法权与行政权的消长》等。这些文章从不同侧面对各国宪法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从中不难看出七十年前中国宪政学者的眼界之宽、视野之远，以及他们思考、观察中国宪政问题的起点之高。特别是他们对苏联宪法的看法更值得咀嚼。

实际上，从居庙堂之高的孙科到处江湖之远的胡愈之，实际上都没有窥见前苏联的庐山真面目。所以孙科会说：“苏俄的宪法是劳动阶级革命成功以后的产物，它是由劳动阶级牺牲了头颅热血换得来的，所以它是那样鲜明的确立劳动阶级独裁的政权，那样绝对的保障劳动阶级的利益。”曾以记者身份亲临苏联采访的胡愈之才会洋洋洒洒写下《苏联的政治组织》一文，热情地讴歌这一新型的政治制度，无一字批评。今天读来可能会感到幼稚可笑，可是他当时的写作却完全是真诚的。后来，张知本在《中华民国宪法起草意见》一文中也认为：“苏俄共产主义国家宪法，尤特别承认民众集会结社等之真正自由。可见社会愈进步，而于人民自由之保障愈趋严格也。”而对于苏联制度的本质，惟有郑允恭在《欧战后之新宪法》第一节“苏俄宪法之根本思想”中，称之为“市井无产阶级及贫农之独裁政治”：

实际上政治仅由一小部分人民运用，且惟为该部分人民之利益而运用。虽然，赤党尚未能完全实行其理论，形势政权之权利，实际上之限制，遥大于宪法上之限制。凡反抗现政府，无论出于劳动民众或无公权之阶级，均严厉扑灭之。

俄宪之思想，对于他国有相当之影响，尤其大战后数年间所影响更大。赤党努力宣传其主义，遇有必要诉诸武力。故侵入波兰及波罗的地方，一时在芬兰及爱索尼亚设立苏维埃制度，并欲合并之。然此等国家为民族独立而奋斗，卒能拒绝苏维埃制度。

郑允恭的这些判断是1933年作出的，离前苏联的消亡还有半个多世纪，他的见识越过苍茫的历史迷雾，透过林林总总的表面现象，看到了其弊病所在。一种制度积重难返，到头来即使想变革也来不及了。考虑到那个时代，孙科、张知本、胡愈之的政治背景各不相同，他们对社会的看法也很少有共同点，可是对苏联宪法却表示了差不多一致的看法，这不能不让后人感到吃惊，同时也让我们对郑允恭刮目相看。

五

在那场宪法讨论中，让编者感到不无遗憾的是，“宪法上关于民生的问题-生存权、劳动权等均付阙如”。本来学者陈启修从北平来信通知《东方杂志》，表示要写一篇《中国制宪运动失败之社会经济的原因》，多少和宪法上的民生问题有关，可惜没有如期寄到。

宪法草案初稿之后，当年7月16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十四号曾发表两篇评论：罗敦伟《宪法草案初稿评论》、丘汉平《对于宪法初稿的几个意见》。

罗敦伟从四个方面批评了宪法草案初稿：一是缺乏社会基础。虽然草案对“生存权”、“劳动权”有一些规定，但对社会公益、罢工权及劳动权的内容都没有提及。至于在职业选举中劳动民众在法律上特别需要的保障，却一个字也没有。他认为：“法律既承认契约自由，那么，劳动者要求‘不行为’之罢工，也不能不视为正当。”二是忘记了民生主义。他指出草案只重视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而忘记了民生主义。草案除了写有“土地制度”四个字及防止荒废或集中的规定外，关于土地制度的内容却没有一个字说到；社会福利、劳动民众的特殊规定也都缺乏。三是他批评草案只是一部非生产的宪法，只知道把表面上好看的文章，有多少写多少，而实际有关重大的“生产”方面，却不大注意。比如说人民应该有生存权、劳动权、受教育权……虽然有中央、地方均得设立经济委员会一条，但一则太有弹性，二则权力太小，只是一个建议机关，连计划、检阅的权力都没有，执行更谈不上，就是这些机构都设立了也没有什么权威。他认为至少要把经济委员会列为专章，把它的权力扩大，即不仅是设计、检阅机关，而且应该是执行机关。四是忽略下层基础。关于人民的组织最低只到县市为止，忽略了城、镇、乡。五是他指出了草案本身的矛盾与缺陷，比如草案一方面规定人民依法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另一方面又规定人民所有的四权由国民大会代为行使。这是自相矛盾的。比如法律交付复决，复决的手续如何，并无明确的规定。而实际上立法院如果专横不能限制，所谓复决权就会成为泡影，而条文本身也会陷于矛盾之中。此外，草案的缺陷还有很多，如农业政策很详细，而工业政策却一字不提；如立法院、行政院必要时是否可以解散；总统与行政院长联带负责，如果政见发生冲突时，如何处理；现役军人在选举上的限制如何，等等，都没有规定。

丘汉平严厉抨击了草案第三十八条规定的对人民各项自由的限制，认为以“维持公共利益或避免紧急危难所必要”为限，对什么是“维持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的表述本身就是模糊不清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照现行宪草的规定，就是宪法公布之后，中国人的权利保障仍是一个零。例如出版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等等都可借口第三十八条之理由而存在！”他认为：“法律是制治之具，而不是制治之本，今不求减除人民的痛苦和纠正青年的思想，而以严刑峻法绳之，欲望国家得治，无异植树斩根了。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曾经用严刑峻法收效的。”

11月1日，《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二十一号还发表了张知本的《中华民国宪法起草意见》。这位起草宪草的专家在这篇长文中提出了许多见解，有些即使今天读来也足以醒人耳目。有鉴于民国以来战祸不断的教训，他提出，为了防止妨害民权的军阀政治复活的可能，应该防微杜渐，在宪法上禁止军人干涉政治，限制军人充任行政元首，规定“军人除服从国家命令防卫国土外，不得发表政治上之言论”。至于限制军人当选行政元首，各国虽无先例，但中国几次大乱几乎都是由于军人当总统或觊觎总统之位而引起的，为此他列举了六条理由。

在统治下的中国，诚如1945年重庆之行所言的，“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一样可以吃掉的”。“失去大陆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没有路线’，搞民主无气量，行独裁无胆量；既不能以民主争取民心，又不能以独裁巩固政权，两边不到位。”〔2〕这其实也算不上什么秘密，恰恰是“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才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明史保留了几分元气。也正因为的独裁不够彻底，没有太多的言论禁区，知识分子们才有可能在影响广泛的《东方杂志》上无所忌讳地公开讨论宪法问题，对宪法草案说三道四。即使对洪水猛兽般的共产主义苏联，从官僚到学者，肯定的声音也很响亮，而国民党当局并没有禁止这些言论。七十年后我们或许会感到奇怪。

落花流水春去也，1933年那个春天，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宪法的讨论早已淹没在历史的灰尘中。

注释：

讨论范文篇5

根据省局和市直工委关于深入开展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学讨论的通知精神，为了进一步提高市局机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水平，更好地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工作实践，进一步突破当前影响食品药品监管事业发展的主要障碍，用思想的大解放推动食品药品监管

事业的大发展快发展，经研究决定，从现在开始，集中用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开展以“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食品药品监管”为主题的学讨论活动。

一、统一思想，认真落实

动员部署阶段(4月15日--26日)开展这次学讨论活动，要认真抓好自上而下的思想发动。机关各科室要召开专题会议，集中研究整个学讨论活动的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科以上领导要带头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对开展这一活动提出明确要求。各科室要迅速行动起来，落实要求，贯彻实施。

二、注重学习，稳步推进

学习讨论阶段(4月27日--5月10日)组织干部职工特别是科以上干部，深入学习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市党代会精神，局党组中心组学习要带头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当前学习的主要内容，系统学书记关于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写的《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木》，按照通知列出的思考提纲，紧密结合本单位本部门的实际，认真开展讨论，查找思想、作风和工作中的不足和差距，坚决破除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维定式和工作方式。

“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食品药品监管”学讨论思考讨论题是:

1、如何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在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实践中确立科学监管理念?

2、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伟大实践中，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争取更大作为?

3、当前食品药品监管工作还存在哪些突出问题，我们重点要抓那些薄弱环节?

4、科学发展与共创和谐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5、结合本人实际，从思想，作风、工作等方面，谈谈与当前形势要求与个人承担职责要求还有哪些差距和不足?

6、实现**的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靠什么?作为食品药品监管工作者，在当前形势下，我能为“科学发展，共创和谐”做什么?

三、严格标准，积极整改

搞好整改阶段(5月10日--5月20日)在学习讨论的基础上，各科室要召开一次专题会议，重点围绕如何转变思想观念、突破体制机制、突破工作方式等三个方面影响持续快速发展的障碍。对照省局和市委、市政府对食品药品监管工作提出的要求，从全市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在当前改革发展的不足中找差距，进一步解放思想，理清思路，制定整改措施，明确全年工作目标和发展思路。同时局机关各科室也要对照效能建设的要求进一步查摆存在的问题，制定整改意见和措施，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讨论范文篇6

今天请大家到这里来，不是希望你们被动地听了就算，希望大家到这里共同讨论组织问题，大家跟我合作，谈完之后印刷出来，使同志们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希望大家多提问题，多提意见。这是第一点。

第二，讲话的第二个项目是秘密工作技术问题（这项不在这讲话之内印出来。——编者）关于这方面，我是最蹩脚的，但它又是最重要的。我只能拿我在党内学到经验，跟大家谈一谈，但仍是很零碎的。请大家帮我忙，就当我们大家的工作经验，看看是否能弄出一个完整的意见来。严格地说，这不是一个训练班，而是一个讨论会，请大家多提意见。

我过去在基层，曾经发现有些同学听懂国语的，但他们听不懂我的话。很抱歉，我说的是南方国语，可能连北平人也听不懂的国语，请你们也帮帮我忙。

第一讲前言

现在我开始讲组织问题，但是侧重于技术性方面的。可是技术从属于原则。关于组织原则，我们有一个文件是很完满的，那就是当大会通过的《组织原则与方法》，我相信大家都看过很多遍。大家可以回忆它里面论及的问题，以它为原则来谈技术问题。

无产阶级为什么要有党？

我们研究一下，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必须有一个坚强的组织来领导呢？无产阶级运动已开始了一百年。我们时常说：“无产阶级运动必须有一个党——一个坚强的党。”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前体会到的是不够深刻的。经过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成功，一九二五——二七中国革命的溃败，德国一九三三年革命失败后希特勒的登台，我们才深深地感到须要一个坚强的党。如果没有坚强的党，无产阶级是不会成功的。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必须一个坚强的党呢？关于这，老托已经为我们解答过了。在资产阶级解放运动中，他们可以有党，可以无党，或者可以没有坚强的党，但他们仍是可能成功的，但为什么呢？为什么过去资产阶级不需要或只需要一个不大好的领导，也能完成他们的革命，而无产阶级必需一个正确而坚强的领导呢？这是由于无产阶级是在最不利的条件底下从事于自己的解放斗争的。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好几个世纪以前，就开始培养它的物质基础了。在欧洲，十三世纪以后，近代城市的形成过程，亦即资产阶级革命物质基础之形成过程。到了十六世纪以后他就逐步超越了任何阶级，连封建主及专制帝王在内。物质力量的对比，它是优胜的。在文化方面，换言之，在知识方面，它也有长期的准备。文艺的复兴是资产阶级为了他自己，而接受旧的遗产，发展新的文化之起点。从这个时代起到革命爆发，有两个世纪。资产阶级，有财富，有文化素养，习惯于指挥别人，成为先天的政权候补者。所以，虽然没有良好的领导，仍能取得胜利。

但无产阶级，在物质条件方面说，一点也没有。它是一无所有的。因为没有物质财富，所以被迫要以全部时间、全部力量，用于生活的维持，因而也就谈不到文化。因而在这方面，它是不够，或是最缺乏的。再不推翻旧的社会制度人类文明就有破裂危险的时候，无产阶级仍为全体自觉起来，尚不能把握到其历史的使命。无产阶级，习惯于被奴役的地位，而不惯于统治别人。它惯于“与”而不惯于“取”。在这种情形之下，在物质条件处于如此不利地位，文化如是低的条件之下，如果没有我们本阶级挑选出来的先锋队的领导，无产阶级就谈不到觉醒，谈不到胜利。革命不可能用和平方法完成的，而是要靠全阶级的暴风雨般的行动完成的。因此，它必须要靠一个勇敢、正确的核心，来团结全阶级，走向战斗。这核心就是党。

这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从这里，每个同志都必须警觉到身上所承担者的责任。必须为着无产阶级，为着全体劳动者，为着全人类，创造一个这样的政党。

我们党的组织原则

这样的政党，组织上究竟采用什么原则的党？大家知道，是布尔什维克党制，是民主集中制。布尔什维克党制及民主集中制，并非当无产阶级意识的斗争那一天起，当无产阶级运动产生那时候起，就被把握到的。其间，实在经过了无数迂回曲折和艰苦斗争的道路。这种党制，在第一国际时代是没有的。在第二国际时代，一般的也是没有的。这一原则普遍于全世界，到第三国际创立以后才开始。

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是突然灵感一动发明出来的。它是第三国际的最先进支部——俄国党在其本身的长期斗争过程中锻炼出来的。在第三国基础成立时代，也经过了激烈的斗争才为大会所接受。为了它，第三国际第一次大会的某些参加者脱离了行列。可是布尔什维克党之取得这一原则，也不是和平的，而是经过了斗争的。大家知道，最先确定这一原则的是一九O三年社会代表大会，但这次大会竟因是分裂了；甚至大多数代表也不赞成这一原则，因为在历史上这是史无前例的办法。其次，即在布尔什维克党派本身，也并非通过了原则就能全部实现它，而是经过了党内长期斗争的。大多数人，只在工作过程中，在痛苦经验中，才体验到非使它变成有血有肉的活制度不可。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党史，在组织上，可说是为了党制，而反对那些玩票主义者、自由主义和革命空谈家的历史。当时有很多人，共计列宁不民主。但十月革命是一个考验。只有经过这一考验，才使这一原则不可动摇地深入人心。但当其无可动摇时，却有人在内部，在接受者原则的虚伪面具下，来动摇它。这些人，口头上都说接受原则，但在行动上，他们既不民主，也不集中。第三国际各支部，甚至我们中国的左派反对派，也有很多人因党制而分裂，有些人，甚至借着民主集中制而分裂出去。从此可以明白，知道这一党制是一回事，但运用它，变它为有血有肉的政治制度，又是一回事。

我们今天能否是民主集中制成为我们党的活的党制度，对于我们，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它，甚至比政治制度更加重要。我将这句话表面上似乎很不正确，因为组织服从于政治。但我这句话是真实的。今天我们的政治遗产太多了，我们在政治上已经绝对有了保障。但谈到组织，我们却刚在开始建立。因此，在党内，能否给布尔什维克党赋予血和肉，乃是生死问题。我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大。

民主集中制的内容是什么呢？说起来太简单了，可以归纳为八个字：“民主讨论，集中执行”。但这八个字，说说容易，做起来，实现起来，就总不简单，绝不容易。请大家自问一下，我们做到了这八个字没有。同志们，我们距离这还远得很呀！

在这里我只指出内容，但不加以说明了，因为这个讲话是侧重于技术性方面的。

两种偏差

我们要防止两种偏差，就是苏克林主义和史大林主义。苏克林主义代表着一种小资产阶级观念，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制“集中”那一部分，太不对了。民主，应该达到绝对的程度，即每人在最细微的问题上都不须与别人综合的程度。很明显，在理论上说，我们很少有发生这种偏差的可能，尤其是经过了二十年斗争以后。在这二十年的斗争里面，有这种倾向的分子，都跑出去了。他们是少数派。现在，他们虽仍挂着托洛斯基主义招牌，但他们是中国的苏克林主义者。

但是，我们必须强调：很少有发生可能，并非绝无发生可能，而且在某些问题上，已有萌芽，已有某些倾向存在。这就可以看出，我们并非不须警觉这方面的偏差了。它是常常会发生的。因此必须用俄国佬当的党内批评手段，挡住这种偏差。

史大林主义与苏克林主义相反。它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制的民主部分只是写写，用作粉饰的，但在实际上是绝不可要它。将来，我们的问题也许在这方面。因为C.P.的胜利，已引起普遍的注意。有人要接受C.P.的长处。C.P.的长处在于集中，并从集中中产生行动一致。这是对的，但可能从此产生偏差。另方面，在反省时，有人觉得，在我们组织内，最明显的缺点是缺乏行动一致。因此很多人都感觉必须纠正这个缺点厉行集中，这是对的。但太强调了也可能发生偏差。因此，我们必须说，不错，C.P.发挥了行动之一致，是好的，但如果我们能运用货真价实的布尔什维克党制，将在行动一致上发挥得更好。我们不是纯粹的客观主义者。我们不能因为C.P.的胜利而说它的党制是对的，我们不能拿C.P.的党制的“行动一致”与我们党的现实状况相比而得出抄袭C.P.的结论，而应当拿C.P.与列宁党相比，而得出建立列宁党制的结论。

同时，我们再反省我们过去的党内状况时，觉得过去的缺点，不在于“太民主”，而在于这种民主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民主。一个无产阶级党所需要的民主，是与一般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立足于个人主义基础的民主，是不同的。无产阶级的一切行动，是以无产阶级的集体制为前提的，因此，它所需要的民主，也应该立足集体的基础之上。我们的缺点在于知识分子的个人意气。如果不以集体为前提，“民主”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民主。但也只有真真把握了民主这一前提，才能谈到集中。如果忘记了前提，可能堕落为史太林党一样。它的党制就是君临一切。但这不是革命的集中，而是极权。我们由于反省而看到得过去的偏差，和将来可能发生的偏差，必须加以注意。必须注意：要有组织观念，又集中观念，把握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春：你刚才说，我们以前发生过苏克林主义，是在共产主义同盟时代，以后就……

梅：我只说以后会少了，但不是说不可能发生。

春：问题不在这里，我想说的是集中方面的可能偏差。

梅：我是预防因C.P.的胜利，不仅在政治上会影响我们党，而且会在组织上是某些同志走到肯定它的党制。C.P.是从更好的党制中堕落的。比较我们党的现况（即不够集中），在发挥力量方面说它是较有效能的。但正因此会发生偏差。如果我们把它以前那个党旧党制与它相比，即这党的党制更好。这是一方面。其次，由于反省的结果，也会因过去不够集中而不能行动一致而产生否定民主的倾向。过去党的民主，是不集体的民主。恐怕将来会发生的，则是少了前提的集中。但前者不是民主，后者也不是集中。

李喜：苏联史大林主义的物质基础，在于苏联的整个国家机构。中国史大林主义的物质基础，在于它的国家机构、它的供给制，等等。你说我们将来有可能由史大林主义偏差，基础在哪里？

美：我们党存在于现社会中。物质基础不一定在我们的圈子内。中国是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这就有一种可能，使我们发生逐渐偏差，我们自己不能保证完全不受外部压力的压迫，而不去有意识地加以克服。其次，党目前的偏差（不够集中）哪里来？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比重大。小资产阶级能昨天拖我们发生这种偏差，明天同样可能拖我们发生另一种偏差。

西：史大林党，有军队，有真实物质基础，因它的官僚集中上能做出一点事情。但我们没有真实的物质基础，如果发生了史大林主义，则一定众叛亲离，而做不到一点事情，并且把唯一足以挽救人类的希望都摧毁了。

梅：按照你的意思，难道我们没有办法建立民主集中制吗？

西：不是。史大林主义式的集中，足以毁灭党。但我们同样有可能建立民主集中制。

第二讲党员

严格地说，党员这一项目，本来不属于组织机构范围，因为组织是集体的，而党员则是个体的。但集体以个体为起点，丢去个体谈集体，是空洞的。因此我们讲组织问题，不能不首先讲党员。

什么样的人才能入党？

什么样的人才能做我们的党员呢？我们的党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党。顾名思义，已经给出了哪种人有资格。我们说，首先是工人有资格。前几天，我们在文汇报上看到，他说一个革命党，在成分上工人占了少数，也无问题。这对不对呢？

——不对！有一个听讲者答。

是的，不对。一个革命党，工人占少数，也很有问题。这话是不对的。文汇报说，因为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所以工人占少数不成问题。好，有政治路线，大家就可回家去。文汇报这种见解，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念——唯物论。但在我们看，不仅工人最有资格参加党，而且一定要做到工人占多数。在座的同志，很多本来是知识分子，但差不多都已到了工人中。为什么呢？“存在决定意识”，因为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不能保障我们成为一个革命党员。而工人的生活习惯，则较能保障一个人称成为革命党员，工人在自觉自为以后，就更能为整个阶级的利益服务了。

但当时工人政党，而不是工人群众组织。因此，并非凡属工人都可入党。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此我们只吸收工人阶级中有阶级觉悟的那一部分工人。但我们的党是否只有工人才能参加呢？不是，不可能全为工人。很明显，劳动运动史上最伟大的领袖，差不多都不是工人。这可以说是工人阶级本身不光荣的事情。但这是无产阶级生存的不利条件，和他的处于战斗中的不利地位，尤其是文化方面，造成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却又必须运用历史的全部遗产的。但另一方面，从这一事实中，即无产阶级能从异阶级甚至对立阶级中争取最优秀的人来为自己服务，也就表明无产阶级的前途，并证明：即使是异阶级的优秀分子也只有走到无产阶级阵营中来，围棋服务，才能运用发挥其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文化成果。这一点也是无产阶级解放必然胜利的保证。因此，除了工人以外，党必须选择异阶级的优秀分子。这种分子，接受了人类历史的全部遗产，而且觉得，只有无产阶级解放才是人类的唯一出路。这种分子我们必须吸收他。

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党员，一方面是我们本阶级的分子，另方面则是异阶级的投降分子。知识分子，必须自觉到是其本阶级的叛徒是无产阶级的俘虏。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要自觉，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成为战斗部队中的一员；要防备本阶级向自己招手：“回家吧，孩子们。”

是否有阶级觉悟就能成为我党的党员呢？不是。绝大多数的工人，尤其是中国工人，尤其是上海工人，都会自觉到解放工人阶级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但如你因此就叫他入党，他们将会发生很多问题：我们的家怎办呢？我的孩子怎办呢？参加党会被捕，会受电刑，会啥都，我们不能做这样的牺牲。从此可见，不是每个懂得工人解放只有靠工人自己的工人，都可成为党员。工人也这样，异阶级的分子就更不要谈了。并不是同意我们党纲的人就可参加党的。必须还有一个条件：有牺牲精神。

必须具有无产阶级意识，而又有牺牲精神。这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后一点。今天，因为懂得我们的人太少，所以我们发觉一个同意我们政治主张的人，就觉得非常宝贵，觉得要更进一步“解劝”他，而忽略了后一点。这是非常错误而危险的。

只有具备了这种前提条件，而又同意我们的党纲党章和参加组织生活的人，才能成为党员。

党员权利

党员的权利是什么？党员在党内的权利首先表现在政治上。我们的党，是一个政党，因此，党员的权利首先表现在党政策的制定之上。换言之，每个党员都有权参与制定党的政策。这个权利是绝对的，任何人都不能剥夺党员的发言权。但政策决定之后，在某些党员看来，仍有可能不完全，执行时，仍有可能有偏差，因此，党员不仅在制定党政策是有发言权与表决权，而且在制定政策之后有批评权。这一权利，在原则方面也是绝对的，但有时在执行上，会受若干限制。例如在紧急的行动关头，或讨论已经延长了很久，党在政策决定了之后，可以规定直到下次代大之前，停止讨论。

我们的党，党员有政治发言权、决定权与批评权，这一点，是我们和C.P.最不同的地方。这一点，是我们拿C.P.和我们比较时必须注意的地方。C.P.在平时，尤其是最近，也高叫批评自由。而且在党会议中，也的确表现得有很热烈的批评。其批评的热烈，甚至超过了我们。但如果你深刻地注意一下，原来这些发言自由与批评自由只限于业务工作方面，限于政策执行得好不好，而绝没有扩张到批评政策本身。你看看它，甚至政策草案，都只是叫下层学习，而不是叫下层讨论。注意，有机会接近C.P.的同志们，切不要当初以为C.P.什么场合也没有批评自由，等到亲眼见到它热烈的讨论时，又以为它有我们的批评自由了。慢点下结论吧。请你留意它是不是真正的政治民主。一个C.P.党员，如果你现在批评一下“思想”，那你一定失去自己的头颅。

第二，党员有选举权。这个权利围着保障一个东西：从政治民主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必须由党中最优秀的人去执行它。有选举权当然附带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罢免权。没有罢免权，选举就是虚伪的。一个人，如果抱着个人投机心理入党，入党后拼命向上爬，为了向上爬，他当然尽量表现自己，以争取被选，但等他一入了党机关工作，却发挥其劣根性，做起事来，只想个人利益，不想组织——如果这样的人一多，就可能发生官僚化，为了保障党，因此必须有罢免权，同时这一权利，决不是纸上空谈的。这一权利是绝对的，领导机关决不能有任何借口，取消这一权利。

我们国际的章程规定，保证党内民主的方法之一，就是选举权。我们党章也一样规定，虽然上级有权解散、改组与指定下级机关之权，但绝不能成为永久性。通常指定了组织名单之后，同时要决定召开下次代表会议的期限。因此指定的组织，绝不能有正式的名称，而只能叫临委或特委等。这一点，也是我们和C.P.不同的地方。C.P.，表面上虽然写着有权选举，但实际上一切领导机关人员都是指定的。有一个明白的例子：王明做过C.P.中央委会总书记。但他甚至不是中委。王明，不仅书记都是第三国际指定的，而且连中委地位也是指定的。当时这情形，也绝不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的。次于中央的各级组织，在中共任何一级都是指定的。从大区委员会起，一直至最下级止。这是C.P.不民主的表现。

我知道有些区的支部，在选举支书时，很随便，好像做戏一样，你推我，我让你，很不慎重。其次，在香港，我知道很多同志在背后批评，说领机不配领导他们，这不好，那又不对。但在会议时又不作声，绝的批评领机太难为情。老实说，如果发现领导机关有缺点，不提出批评；觉得其不配做领导，不要求罢免，是对党的不负责任态度。相告组织，太多闲谈冷语，这种情况，国内是没有的。有些同志，对特委会，在背后批得体无完肤，觉得它不成，千个不成，万个不成，但为什么不公开说出呢？有些同志，自己感到，领导机关有些人，有非常吓人的坏处，不仅不配做领导者，甚至不配做人。但这些同志，都只在背后谈话，对有感情的同志发发牢骚，而不公开提出。事实上，如果你觉得领机真有这样的人，就应提出开除他。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到一般同志的组织观念观念的不健全，爱面子，讲面子。所以我以为必须整风，整这些爱面子讲面子的风。

第三，党员有被选举权。这就是说，参加领导机关的权力是均等的。但我们要明白，政治发言权是绝对的，选举权是绝对的，但被选举权不是绝对的，换言之，是有限度的。为什么来作限制标准呢？党龄，我们党章规定，支书和支干，要三个月党龄；地委要六个月；省委要两年；中委要五年。有人会说：这个党不民主！假如有一个人，能力比任何党员都强，难道还要受党龄限制吗？要得！为什么？不得已也。因为领导机关健全与否，是保证行动的重要条件。能力可以从别的地方看出来，但重视是需要时间考验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甚至有侦探打到中央委员会去。因此党必须要警觉。参加领导机关的同志，必须经得起考验。考验必须要时间。

过去的北方组织，情形很好。有个同情者说，“你们的党是好的，因为你们的领导者是经得起考验的，但你们呢？我不知道，因为你未经过考验。”群众，也从这种角度来看我们党，你们说，我们有什么办法不用党龄来限选举呢？

限制选举，是不是像股份公司那样，有优先股有普通股呢？不是的，负责人太重要了，因此不得不予考验，而考验则须时间。

党员义务

第一个义务，就是在经济上支持党。理论上说，这一点本来不是党员的第一个义务，但我现在体委第一项。为什么呢？从我们香港组织今天的实际情形出发。我记得，在建党大会上，X照同志说过一段惨痛的话。他说，中国工人阶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都是被控制的，没有自主权。这与经费很有关系。被谁控制？被第三国际控制，被莫斯科控制。史太林，利用经费这一武器，控制组织。你做总书记，你赞成我，我津贴多一点；他做总书记，他不赞成我，我津贴少一点，或索性不津贴。在中国左派反对派发生以后，老党的中上层领袖，很多反对派或同情反对派的人，都因此回到党内去。当时在党内，一发现反对派，就开除出党。这些领袖都是职业革命家，平时为了秘密工作，切断了一切社会关系，等于在生活上宣判其死刑。如此很多人回去了。刘少奇，先在中共第二把交椅的红人，就是这种人中之一个，所以犀照同志说：我们必须接受老党的经验，必须党员自己养党。必须注意：有可能仅为了这点问题，就影响整个党。

现在我们处于艰苦的环境里，每个同志都已尽了最大的贡献，但当还是感到不满足。于是有人说：你们的财政政策或财政观点有问题。我们人数那么少，而且多数是工人，当然穷。因此经费不能只建立在党员经济支持之上。领导机关应该创办实业，领导机关应该做点生意，领导机关应该打开同情关系，对吗？对的。但这种说法不对，领机那样，不对。难道党是领机自己的吗？领机有几个人呢？老实说，领导机关最没有这种条件。照理说，领机应该全是职业革命家。做生意，打开同情关系，要有钱，要有时间。领机同志，吃饭都要靠党维持，他们哪里来的钱做生意？他们全部时间都做党工作，哪有时间去探听应否买一两金子呢？（听者笑起来）领导机关同志最秘密，因此也最少社会关系，如果有人知道他是党领导人而又同情他，那么这人与做党员相距不离远了。但普通的同志，因为他社会关系多，活动广，所以常常以纯粹的感情也可获得同情者的帮助。因此你不要以为，你按照党的标准交了党费，就已完全尽了你经济支持党的义务，就可要求党这样那样了。如果这样，当就要做“杨妹”了（笑）。每个同志，必须对经济上支持党有正确的观念。交党费，只是最低限度的义务，但最高限度的义务，是无法规定的。每个党员，都有义务替当经济在各方面想办法。

第二项义务，是行动上接受党的工作分配。我们的党，是有组织的。因此人人的行动都必须配合。这就叫做组织。接受党的工作分配，是对的。这是忙怒骂？不是的。组织分配工作给你，必须搞索尼完成的程度，和用什么方法去完成。当然你是可以考虑的。你可以考虑：是否有更适合的人选呢？我是否能如期完成呢？因此你有献议之权。甚至有抗议之权。虽然如此，党分配工作给你仍是绝对的。你只能在工作上考虑能否执行，但并非原则上接受不接受。有些同志，党分配工作给他，他左推右挡，党向他这样解释，那样解释，他无话可说了，但仍不愿解说。理由是什么呢？他说：我不高兴做！同志们，这话是多么严重呀。推论到底，这话等于说“我不高兴做”这个党的党员。一个人这样说，两个人也这样说，那我们还成什么布尔什维克党？我们还成什么组织？我们只是“一伙人”罢了。

我们要知道服从党的工作分配。就是服从集体的决定。个别说，就是服从支部的决定，服从上级的决定。支部会，你自己是有份参加的，你有份参与会议，参与决定，当然你应该服从。但上级分配给你的工作，甚至连讨论也没有。上级分配给你一件工作，如果你问它有什么理由，它可能答你：“有必要”，而且你最适当。你在问：为什么“有必要”呢？它可以答复你：不能全部告诉你。这是官僚吗？绝对不是。你会说：“某某同志比我更适当。”但领导可以说：“某某同志已经有更适当的工作。”你也许会说这是官僚。但这绝不是官僚。你可以提出异议，由领导机关重新考虑，但如果领机维持原案，你就要服从绝对不能违反。

焦：你说，党员要服从支部和上级所分配的工作，但支部的决定，党员是有份参与的。因此他服从支部决定就等于服从了他自己，但上级的决定它是没有参与讨论的。那么我问你，上级机关这一权力由什么来辩护呢？

梅：这个问题的辩护，寄托在下层对领机的信任之上。

焦：我们能否这样辩护：上级领导机关是由下级选举的，因此在大会开幕期间大会有全权处理党务。分配工作是党务的中心工作之一。因此服从你XX的代表在大会上所投的一票，而这一票又是民主权利？

梅：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解释。

我以上讲的就是党员权利和义务的一切，做到了这些，党就成了。做到了这些，还不成。那就是领导机关不成，她要负责，那你就要提出罢免，或者在下届大会不投他们的票。

XXX

今天，我们香港组织最缺乏的是党性，这首先表现在组织观念的不健全上，表现在不认识党员权利和义务。有人以为权利要尽，但义务却可马马虎虎。比方内部公报最近讨论政治问题，有些同志不好好地讨论，希望别人讨论好作出结论。你问他为什么？他说，唉，我水准不够，哪配讨论呢？这就表示党性不够。就使其他的同志比我高明得多吧，但古语说得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如果他们有一点看不到而我看得到，说出来，不是很好的帮助吗？其次，你承认水准低，那你就应该提高你自己。但这不是叫你日读夜读，要你从马克思一直读到我们的犀照都要念得通通透透。念过的人不一定好，它不可能是“两足书虫”。有些人一本也没有念过，但决定政策却呱呱叫。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常参加党内讨论。在这过程中，一切理论与政治都融汇在一起了，因此在不断的讨论中他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从此可知，读书，与训练班，都只是提高政治水准的辅助，重要的在于参加党的讨论。

说到这里，我要跑一次野马了（所谓跑野马，就是讲题外话）。有人认为自己没有时间，不能读书，因此很消极，但我告诉你，一个工人从实际生活中体验到，非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则不能解放无产阶级，而且他的一切行动都以此为出发点，他也许没有读过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但他可能是一个呱呱叫的党员。但有些人，读过很多书，一到行动是可救不成。俄国有些老头子，能够知道某句话在马克思拳击的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但在十月革命中蹩脚得很。读书，是提高政治水平得很好的条件，但不是最好的手段，更不是唯一的手段。有人说，我什么书都没有读过，怎样影响群众？那我告诉你：你要以你的日常生活，你的人格，你的言行，你在斗争中的应用，去影响群众。你能以这些影响群众，使他跟你走，那你就替党做了很大的工作。

西：你说，异阶级分子参加党就是投降，但这种投降分子，是优秀分子，是有教养、有文化的分子，主要是知识分子，但农民没有教养、没有文化，是否拒绝他们参加党呢？

梅：我讲过，在我们的行列里，出现异阶级分子是无产阶级不利条件造成的。但不利基础也非一致的。因此接受进步的观念也是参差的。因此我们去散播这进步的观念时也不同。进步的观念不发生于农民之中。但这并非说，农民不能接受进步的观念，尤其是有无产阶级的党存在的时候。因此，我们讲过的，与容许农民参加党，并不矛盾。

第三讲支部

支部在党组织中的地位

党章说过，支部是党的细胞。这就是说，党组织最小的单位，使支部。我们有时又说，支部是战斗的单位，这名词是从军事学里借用来的。这一名词，说明了：如果把党组织看作战斗组织，则直接从事战争的单位，使支部，换句话说，我们党在群众中活动时，最主要的单位是支部。

也许哟欧人会说，这不是事实，因为除了支部之外，我们还有小组。组织规模小的时候，止步于小组两者常常分不开，但规模大了，则很容易看出两者的不同。如果说，支部是最小的单位，那么小组呢？如果我们把党看成行动组织的话，则小组不是行动或战斗的单位。因此，因此，我们在党章里就找不出小组的地位。目前党的有些同志，甚至负责人，都分不清两者，这是很大的缺点。因此，一会儿我讲附带说明小组。

编支部的原则

在什么地方，那些同志应编在一起，成为一个支部呢？

我们的党是工人的政党。我们的组织，应该建立在产业基础之上。因此，我们编支，第一就应以产业为基础。一个产业，一个支部。这个厂，无论我们发展了多少人，比方说，这个厂有一万个工人，我们发展了几百个党员，这几百个党员也应该编在一个支部之内。在统一的产业部门，我们应该在一致的统一的实际工作指导之下进行群众活动。从前老党，一个支部常常超过几百人的。

其次，是按职业编支部。例如在学校中，教员编教员支部，学生编学生支部，一间学校，一个支部。这种理由很简单，因为同属一个职业，利害一致，都可以编为一个支部。

在不能按第一种或第二种方式编支部时，才能按第三种方式编支部。这方法就是按区域编。按区域编支部有两种情形，一是本来不能按产业或职业编的。比方某同志，他根本没有职业，或一般上很难按职业编支部（如小商人、医生、律师等）；这等人，应按地域编，如某街支部。二是因为人数太少，比方某个小城市，只有十个八个人，如果城党委则太过夸张，故亦可编为一个支部，因此，按地域编支部，则是不得已的方法。

支部的机能

支部是在群众中活动，干群众工作的。支部的一切活动，都应以其所在地的群众工作为基础。老党从前有一个口号，叫做“一切工作为支部！”也许有人会问：“难道一切工作都归支部吗？”这是机械的说法。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当时群众的行动党，因此一切工作都是为了群众工作，其他一切党工作都是帮助，而群众工作，则应以支部为中心。具体地说，就是这样：（1）当的一切群众工作必须通过支部；当然，当应有全国的计划，各地的计划，但无论这些计划多么宏大，执行时必须通过支部。（2）每个党员的工作，必须在支部中确定（当然是应为机关以外的党员）。既然党员的主要任务为群众工，同时必须配合同支部、同地区及全国的计划来做，所以每个同志都必须在支部中确定其工作。

根据这种解释，我们就可以确定，支部生活的中心是什么？我们答：群众工作。很多人，抱怨支部工作不充实，说支部生活没有内容，说支部不讨论理论问题。我们答道：他误解了。老实说，支部会根本不应该讨论理论问题。支部不仅应该讨论怎样进行群众工作，而且要检讨和确定每个人的工作。因此，支部不怕没有讨论的内容。如果支部变成灰色的，没有内容，不活动的东西，就表示支部不健全，表示支部没有群众工作，有群众工作就不怕没有内容。有群众工作就碰到各种各式的问题，支部就要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就个人说，那怕我只有一个对象，问题（此处有四字印刷不清），我为了考察他，就要转告支部，大家去查，我可以将对他的下一步影响方法，提出来，在支部中讨论对不对。为什么没有问题讨论呢？我很奇怪，但这刚反映同志们不明白支部的机能，和自己做一个革命党员的任务。

我们党是一个集中的党，因此群众工作也要集中。支部是集体实行的机关。支部生活灰色化，就表示没有把握到正确的方式。我们或者有一个地方性的工作计划，但支部没有将其具体化，没有讨论怎样在支部中实施；或已讨论，但没有讨论每个人如何配合。结果人自为战，结果减低效率。有组织的活动或无组织的活动，不仅在于有无计划，而且在于能否分工合作。现在是有计划或无计划，将影响今后党的全部工作。如果没有计划，不能分工合作，说严重一点，就是无组织状态。要改正这一缺点，必须使支部生活正常化，必须使支部成为推动群众工作、执行计划、和配合工作的机构。但这绝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这是麻烦的事情。配合工作不是简单的事情。必须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地试验，才能克服困难，同时又有一个问题，就是支部负责人要把握支部机能，把握他的支部在其工作地点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对工作对象要了解，对支部同志要了解，并且把这一切运用于支部生活之中。要支部生活真正的正常化，必须靠每个同志的正确的支部观念和组织观念。同时负责人对工作要有相当的计划与经验。现在，我觉得香港组织最严重的现象是支部不正常，而主要的（此处有五字印刷不清）则在于缺乏做支部书记的同志。

在这里，我介绍一下老党时代的支部的通常的议程，大体还可采用，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改正观念。这议程约分下述几点：

（1）支部书记报告：A、上次会议的决定已自行结果；B、报告上次会议以后收到的上级的通告与文件——大部分为工作性质的。

（2）工作报告——每一个同志报告，如几个同志共同对一个对象作工作时，则可推出一个人报告；报告在此期间内工作的情形，成绩及遭遇到的困难。

（3）工作讨论——讨论支书及支干会事先准备的工作计划，同时讨论工作过程中发现出来的问题。

（4）临时动议——临时发生的事务性的问题。

（5）批评——以工作为对象，以支部为对象，加以批评；对每个人在工作中发现出来的缺点，加以批评。

对于批评，老党是很注意的。这一项绝不能取消。支部书记，事先必须规定时间，如果时间不够，宁可取消临时动议，但批评绝不能取消。这一点，我们必须模仿。没有批评精神，也就是组织生活不正常的原因。有些同志有满腹牢骚，但只在背后提出，窃窃私语，而从不公开批评，结果组织得不着好处，个人得不到好处，反而只得到坏的结果，惹起组织纠纷，你说我作不负责任的批评，我又说你作人身攻击。组织本来是在不断发现错误和改正错误中长成起的，但不幸却在这种发现错误的过程中衰落了。因此我，慎重地建议：建立正确的批评制度。

英里：支部生活只讨论群众工作，如我们所参加的支部一样，没有讨论过政治问题，不是有点偏差吗？

梅：过去环境好时，老党每周有两次会议，一次是支部，讨论工作，一次是小组，讨论一般政治问题。现在的偏差是只有支部生活而没有小组生活。在某种角度看，两者都是重要的。问题在负责人怎么调整。

英里：所以在支部中曾主张支部分为两部分，因为环境不容许召开两次会议。

梅：关于这一点，我以后再建议，因为现还没有谈到小组呢。

支部负责人（支书或支部干事）的责任

（1）计划工作——这就是支部负责人，要按照的群众工作计划，按照地方组织的群众工作计划，想办法把它运用到支部的工作对象去，从此订出实际的工作计划，再提交支部会议讨论和通过。讨论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使工作完满，而且在于在讨论过程中，使每人都能把握到工作计划的精神与运用的方针。因此讨论工作计划，不仅有工作意义，而且有教育意义。这就是支部讨论工计划和上级讨论工作计划不同之处：上级只在于工作计划正确完满，但支部在于把握计划的精神。因此，支部书记或支部干事，必须顾虑到，不仅要订出一个好的计划，而且要通过支部讨论，使人人了解这个计划。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支部负责人，要设法领导他的支部解决这些问题。

（2）分配工作——我们党内，每人的工作都由支部决定。这一点，并没有减轻支部负责人的分配工作的责任。支部同志，大多都在有准备状态下参加支部生活的。因此，支部负责人必须对一切问题都先有腹案，经过支部讨论，修正或同意之后，通过执行。从此可以看到，支部决定成员的工作，并没有减轻支部负责人的责任。分配工作这个东西，说起来是一个简单问题，但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始能做到。支部负责人，姚某同志去复旦某项工作时，必须先考虑这个同志的个性、人事和能力，又要考虑在支部所有同志之中，是否它是最适当的人选。因此，为了分配工作恰当，党就要求支书和支干会中的组织委员，对每个同志都有各方面认识，如个性、政治水平、能力、兴趣等等，而不是临时应付。这样，当党一有需要之时，就能够马上决定谁适当于担任某项工作。这样，就可使支部负责人所提出意见，意欲通过，同时可得到支部同志的景仰，而确立其威信。今天，有些支部书记把自己当作支部同志的联络人，这种态度是不对的。

（3）传达上级的指挥与要求，推动支部执行——这一点用不着说明，但很容易忽略。有些同志，常常觉得此工作不在自己计划之内，很像负责很少，因此，我们必须强调这一点。

〔附〕小组

因为小组不是正规的组织单位，所以要“附”。

小组的性质

我们说过，支部是党的组织，是党的最基本的单位。它是着眼于工作的。小组也是组织，但它不是工作的组织，而是另一方面的组织，是教育的组织。但我们的党，是行动的党，所以小组就不是正式的组织单位。党的一切教育，有形的无形的，都应通过小组生活。小组生活归谁管辖呢？贵宣传部，但支部则归组织部的。

小组活动内容

首先是政治教育，包括一般性的与全国性的工作计划的讨论。因为小组是教育的单位，有人以为完成政治讨论就完成任务了。不要误会呵。党，不仅要提高每个同志的政治水平，而且要培养其人格、行为和生活习惯诸方面。因此小组教育，在与全内容的教育，这一切都应放在小组里面讨论的。

现在，我又介绍老党的小组生活内容，给大家参考：

（1）政治报告。

（2）讨论——按照党整个教育计划从事讨论，因此事先应有讨论大纲。

过去，参加党的人，经过入党手续后，必将他们编为一组，施以最基本的教育。教育内容，是“新社会观”一书——这本书是苏联红军中的政治读本。这种小组的教育，是有延续性的。

编小组，尽可能以同样政治水平的人编在一起。比方国内有工人农民加入党，他们甚至可能是文盲，在这种场合下，一般的知识教育也应该在小组中进行。因此，小组生活可说是千变万化的，按参加者的程度、成分等等不同而决定。但一定要有计划，与延续性。

（3）批评——与支部批评不同，它不批评工作，而只作生活批评。某同志有坏习惯，会在群众中起坏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以批评，要求他改正。通过这种批评，使每个党员都有很好的生活习惯。这不是干涉私人生活，但也是干涉私人生活。私人生活党也要干涉吗？一个个名党员，既然能够把他所有的一切都贡献给革命，贡献给党，私人生活为什么不可让党过问呢？一个小小的缺点让它发下去都会致命的。

也许有人会发脾气说：这是我的私生活，参加了党，难道一点个人自由也没有？这和史太林党有什么不同呢？似的，在我们党里没有绝对的个人自由。但我们和史太林党不同。史太林党绝对的否认了私生活；但在我们看来，私生活必须与集体利益相配合。在革命党里可以说没有私生活自由，或者说容许私生活自由的范围很少。当做一个普通人，选择什么做配偶，任何人都不能够加以干涉。但在我们党内，选择配偶问题可能成为问题。有时，党是不许你和这个人结婚的，如果你和一个党外人结婚，则一定要得到党的批准。你会问：为什么呢？党可以说：为了党。在这里，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故事，武汉有个女同志叫做王水兰。这位女同志，在同志们的私下闲谈时，常称她为我们的皇后。当时有两个男同志，一个做外部工作的（在国民党宣传部做事）、一个做内部工作的，是湖北省委。这两位男的对女的都很好，不就弄到三个人都心情恍惚起来，影响了工作。这样，这样私人恋爱问题就成为组织问题了。于是党作了一个决定：限王水兰在短期间内（几天）确定要哪一个，或者两个都不要。（听者笑起来）此时，C.Y.曾惹起讨论，但讨论结果认为党的决定绝不过分，是对的，因为这件事已影响到组织工作了。

愈是上级，他的私生活愈要注意，因此也愈少自由。比方我们的犀照。如果是普通同志，夫妇分了居，我们党不一定会去干涉。但如果是犀照，不仅他和“老太婆”分了居，就是他俩口子吵下嘴，我们也要去干涉他们的（笑）。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对于我们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有人说：C.P.的生活批评，已经抹杀了人性，我们不能学它。对的。C.P.的生活批评，已经发展到不容许辩解的地步。他们说不须辩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们的自我批评，达到只许说自己弱点的地步。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弱点，或者还未发觉自己弱点，不成！你一定要自己伪造一些弱点出来，说我是个混蛋，我不是东西，我是一只狗，而你们则是圣人，我们的领袖是基督，因为我跟他走，跟他学习，在他领导下“进步”！那你就呱呱叫，是最好的“布尔什维克”！这样，生活批评成为官僚统治的制度和手段。

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能因C.P.的罪恶做法而否认了自我批评。C.P.的做法，根本剥削了人类的尊严。但尊严是党员自觉地为人类而牺牲的基本条件。C.P.的自我批评，不是真正的生活批评。我们党现在有着浓厚的个人主义存在，必须以生活批评为手段，克服我们的弱点，以集体的力量，推动个人在生活上进步，在各方面进步。

小组长的任务

支部人数，我们是不加限制的，但小组人数则有限制。通常，一个小组不超过十个人。小组负责人不叫书记，而叫组长。小组长的任务，不在于推动工作，而在于推动教育，其任务，具体如下述：

（1）参加支部教育计划的制定——和支部书记及支干会宣传干事一起制定。甚至同一论题的问题，亦可按小组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进行方式。

（2）推动学习——包括两方面，一为未讨论之前，推动个人事先准备，找参考资料，并可要求各人事先准备发言提纲。因此，组长就要与各组员有经常的接触。其次是推动个人发言。尤其是有新同志加入的小组中更要如此。因为新人不惯于发言，觉得自己不会说话，有自卑感，肖组长就有义务去推动他们发言，为了这目的，可以多做私人谈话。

（3）帮助同志们改正缺点——小组长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成为他（她）们小组中的生活模范。因此，小组长，应该是老大哥或者是老大姐。虽然或者他（她）们的年纪很少，他要涵养。他负有很大的责任。因此，支部书记或许可以让一个性急的同志担任，但小组长一定要各方面都比较健全的。正因为小组不是组织中正式的单位，所以小组长可以由支干会指定。

在什么情况下小组可以代替支部？

在某些时候，小组可以兼负支部的全部或一部工作；又有些时候，支部可以兼负小组的全部或一部份工作。但这种情况必须有条件来限制：

（1）在平时，支部太大，支干会分了支分部，还很难开全体支部会，向我以前参加的C.Y.（即共产主义青年团——录者）一个支部就有几百人，分为四个支分部，每个支分部都有干事会，仍不能经常开支部大会。

——什么叫支分部？——有人问。

所谓支分部，就是支部的一部分。比方北大，一所学校就有几百人，它里面有工学院，有文学院，有农学院等等，因此在北大支部里，可分为若干个支分部。在支干会之下，可成立支分部干事会。又如在武汉兵工厂，也有好几百同志，厂分枪部、炮部等，因此也设支分部。

如果设了支分部，仍不能经常开支部大会，在这种情形之下小组就可代替支部一部分工作，比方说，小组可兼讨论群众工作。

（2）第二个条件——就是在地下工作时代，为了技术，开会人数要减少，为了保密，同志要互不认识，因此缘故，支部人数就应该减少。在此情形之下，小组会议可以代替支部会。既然小组某部分工作可以代替支部，那么，小组长亦应该负一部分支书的责任了。但我们应该明白，这不是正常的。

小组同时兼具支部的职能时，当然应该讨论群众工作，但虽然如此，它对工作仍没有决定权。或者说，他的决定，必须经支部干事会批准。无需说明，支部讨论工作有两个意义，一是决定工作，而是教育同志，使其了解工作。在小组兼具支部的职能时，支干会可以要求小组侧重于第二种意义的讨论。在这种情形之下，支部大会的机能，尤其是决定权，就为支干会所代替。从此可见，党的活动条件愈困难，领导机关的权力愈大，直至中央委员会，都是如此。

我说过，支部和小组不能分开，是非正常的，是权宜措置的。因此，我在这里时说，我们必须清楚这两者，但现在事实上又不能实行，尤其是支部不大，支部与小组实际相等的时候。在这情形下，可以下述两个办法来补救：A尽可能把支书和小组长两个职位，由两个同志来担任；B一次会议分为两阶段，一半为支部会，一半为小组会。支书为支部会当然主席，但小组会不一定为组长做主席，可以轮流当主席。当然，如果观念清楚可以不划分，但现在不清楚，应该划分。以上是建议，请不要记录在“讲话”里。

西：支干会具备领导机构性能吗？

梅：具备。

西：支部党员大会闭会期间它有全权吗？

梅：它有全权；但通常，支部会每星期开一次，支干会的“特别”权力也只限于事物工作方面。支部大会，有时不能每周开会，但也不能超过一个月开一次。

西：支部太大有没有支部代表会呢？

梅：根据我的经验从来没有过。

西：支分部很多，支部有大，不能开会又如何？

梅：很少有这种情况。比方在某一企业中，工人有两万，同志有几千，划成支分会之后，人数就可缩少了。不过在秘工时代，很少可能发展到这样多人，如果真能发展到这样多人，环境就一定好，我们就能召开支部或支分部会了。但如果真能有如你所说的一样情形，也可以召开支分部干事全体会议。当然，我讲的都是过去的经验，如果将来我们发展了，我们也可以创这先例的。

此外，老党过去还常召集活动分子会议，目的在使党员明白党的政策，但它只具解释性质和咨询性质。

西：支部如果不大不少，又有支干会，工作计划当然由大会决定，在这情形下，支部对支干会的决定，有无复决权？如有，如何实施？

梅：复决权这件事，我过去从没有遭遇过，大概因为支干的决定，多数具有浓厚的技术性质，而支干会的干事，能力又较强，不大会错误的缘故。支干会如果感觉困难，可以召开支干扩大会议。

岑：小组会政治报告，通常由谁负责？

梅：通常由支书或支干会宣传干事。如果支部太大，小组太多，则由小组长。但老党对这点有些改变，政治报告多数是在支部中而不是在小组中进行，这样做，大概有以下两个原因：A政治报告，与工作有密切的关系；B避免麻烦，并使小组有充分的时间从事于讨论。

岑：支分部与支部的关系如何？

梅：隶属于支部。

方芬：如果支部太小，但同志间时时又不配合怎么办？

梅：可分小组，在小组中讨论工作。

第四讲地方机构

我这里所说的地方机构，包括两个东西，在党章中，这限额东西是分开说的，但在这里我是从广义说的，即指中央委员会与基层组织之间的一切机构组织而言，按照党章所说的就是省委会和地位会。现在我将两者放在一起讲，因为它们只有权力大少的不同，但没有性质的不同。

地方机构的组成

地方机构，按什么方式组成呢？照党章规定，必须由选举方式产生；地委会由地方代表大会选出，省委会由省代表大会选出。地方工作的着重点，多半为执行中央命令。正因此，为了避免官僚化，故规定必须选举产生，而不能由中央指定。有没有特殊情况呢？有的。党章规定，上级对下级，有监督、改组以至解散之权。可是解散了一个组织，而法定的又没有产生之前，怎办呢？只能指定人选。但这些只是临时的，我们不能叫做省委会，而只能叫临委会或特委会，同时应该指明下届大会之期限。如果没有指明期限，每人都有权抗议或提出要求。

焦：在最艰难的秘密工作时代，可否特殊地用指定来代替选举呢？

梅：不应该有。党章规定，只有选举，才能保障党内的民主。

地方机构的职权与组织

地方机构的任务，通常是监督和指导下级党组织的工作。因此，它的权力的来源，有如下几处：A执行上级命令，只负监督下级组织之责；B跟上级的及更大范围之一般工作计划，定出本地区之特别的工作计划。党愈公开，中间机构的权力也愈小；党愈困难，中间机构的权力也愈大。因此我们不能硬性规定它能做什么。

通常，地方机构起码由五个人组成。为什么？因为各部门负责人可能过分重视自己范围的工作，忽视其他部门的工作，因而可能惹起偏差，各走极端；在这情形下，就应该在负担实际工作同志之外，增加两个不管部，以便整个机构更加完善客观，顾到全面。通常，如果不能组成五个人的地方机构时，我们不把它作为地委，而组成特别支部。但在党规模小的时候，在某些重要的城市中，当然可以例外。机构小时，多份只分书记、组织与宣传三部，书记顾及全般工作，推动全面工作；组织部主理组织、训练及群众工作事宜；宣传部负对外宣传及党内教育之责。组织大时，还有主管特定的群众工作机构，如工人部、妇女部等等。这些部视需要确定，委员会大时，通常有常设机构，即常委会，在习惯上，书记、组织、宣传三部之主管人都参加此常设机构，或者毋宁说，这三部负责人通常都由常委担任，但常设机构之人数需视情形决定。机构内部，有时需要专管事务性的一部，这就是秘书处，秘书长人选，不一定是委员，因为秘书长的选择标准，与代表大会时选举领导机构的标准不同。秘书长有机列席委员会会议，有发言权但无表决权。

组织部的职责

我在这里讲一讲组织部和宣传部的职权。这两部，在地方机构与中央委员会，其职权都是一样的，因此在这里讲过之后，在别的地方我就不再讲了。组织部的职权如下：

1、对新党员与新成立的组织之审查与批准。党章规定，新党员，必须经过支部通过，经上一级的组织批准，始得成为党员。这一工作，连中央组织部也要做的。因为有些特别支部，是直属中央管辖的。

2、移转批准于手续办理。这一工作连中央都做的，如办理出国事宜。这点我们与老党不大同。老党时，同志在国外通常都组织旅外支部，它受当地国家党的领导机关指导工作，但其直辖上级机关仍在本国。我们现在则不同。某同志旅居国外一定时期，则应转入该国的支部，如中国有个同志留在美国，则应转入美国支部。这就表示到：一个国的党员，同时就是世界党的党员，但一个世界党的党员，不能同时做两个国家支部的党员。两者必须放弃一个，按照国际章程规定，应该转移，从此可知，我们的组织具有更大的国际性，而国际权力也更集中。

3、党员奖励之审查与批准。比方有特殊贡献的党员，可以在内部公报褒扬他；如犯错误，应该处罚，这些都是要经过组织部审查与批准。

4、党籍的登记与统计。这一工作，是以个别党员为对象的。

5、下级机构人选审查和同意。省代大或地方代大与全国代大不同，全国代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国际章程没有规定要经国际同意。但在一国之内，地方级代大选出之领导人员，必须经上一级领机同意。

6、向同级的委员会（如省委组织部向省委）提出组织决议案。

7、一般群众工作计划之执行。

8、下级工作之审核与检查。

9、主要干部训练。

组织部的职权，大抵如此，或有遗漏。他由此中职权，但他仍以整个领导机关名义发言，只有纯事务性的事情，可以用“部”名义“通知”。用整个领机发言，表示到全体下层对上级全体之意。

宣传部的职权

1、宣传工作：

A.出版翻印及分发上级的宣传品；

B.内外宣传物撰述于分发；

C.宣传计划之拟定，宣传工作之指导；

D.对机关报之控制；

E.一般文化工作之指导；

2、教育工作：

F.对内教育材料之撰述与分发；

G.党内教育计划之拟定与教育工作之指导；

H.下级宣传教育工作之检查；

I.主管党校政治教育方面；

J.临时性的政治训练班。

〔附〕区

“区”有两种，第一种为大区，如华北、华南区；第二种为小区，如现在香港的去。但两种性质与职权都是一样的。

1、性质——“区”不是组织的正式的一级，不是法定的机构。但当然如此，并不妨碍它的职权。

2、职权——与一级地方机构的职权没有什么区别。但其职权来源则有区别。各级领导机构的职权，受党章及民主选举来保障，但“区”组织，职权的来源与保障只有一个，它所代表的上级机关。他代表上级，以指导和监其所管辖的下级组织。从此出发，便规定了它的产生——由上级指定。通常，地方委员会都由代表大会选举，但从来就没有区代表大会这个东西。

第五讲中央委员会

地位

中央委员会，用一句话说，是党的最高的领导机关或指导机关，但不是最高权力机关。这个很明白。因为它之上还有一个全国代表大会。党章说，中委会是代大闭幕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此话是有限制的。其实在代大闭幕期间，中委会也不是最高权力机关。所谓最高权力，就是在它之上没有再高的了，它有权做任何事情。但最少党纲和党章，中委是不能修改的。它只有解释权。因此中委会不是最高权力机关。党章的说法只是一种习惯的说法。

职能

从此可知，终为市领导方面的最高机关。领导，通常是指行动方面，在这方面，它是最高机关。

产生与组成

只有一个方式产生，就是全国代表大会。多少人组成呢？党章虽有人数规定，但并未一成不变的。人数决定于党的规模，党员人数越多，中委会人数也越多。但相信不会少过七个人，如党章所规定的。昨天我说地委会最少五个人，但中委会七个人是最少的了。

机构

中委会可设常设机构。因为中委人数多，而且通常散居各地，在各部门中工作，因此日常在中委所在地为党工作的人，一定很少，故必须设立常设机构。地委会的常设机构是常委会，但从布尔什维克党直至我们中委会的主要常设机构都叫做政治局，或叫政治委员会。为什么？很简单，为的是说明中央的最高领导是政治领导，但各地领导机构通常只是组织领导。我党现在只有这一个常设机构。但中委会是否只有这一个常设机构呢？不是。如布尔什维克党，通常就有政治局与组织局（从来史太林改政治局为书记局）。如果有这两者，互相关系如何定？在党内的地位又如何呢？职权又如何区分呢？通常两者都有中委产生，组织局受政治局监督与控制。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我当时正当，政治领导是最重要的，因此政治局有更高权力。至于两者职权的划分，政治局负责日常的政治领导，组织局负责日常的组织工作领导；换言之，组织工作，是在政治局领导之下，由组织局主持的。老党初期也有这两个机关，我们为何不依布党及老党组织两个呢？没有更大的理由，只因规模少组织少而已。因而把政治组织两方面的工作集中于一个领导机关。

政治局领导日常组织工作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它之下应设辅助机构，除宣传组织之外，尚可视规模大小而增别的机构。中央机关事务性的工作为秘书处，他在组织局（疑应为政治局之误。——今注）领导之下。

关于党的机关，越是上级，觉得越没什么可说，因此我在此停止了。

岑：中央委员会主席是否为当然总书记？

梅：应该说总书记为当然主席。布尔什维克党没有过主席。C.P.今天有主席制，总书记是最高负责人。

我在这里又要跑一次野马，是关于到领袖之观念的。反对派时代，在独秀被捕之后，只有少数分子觉得需要有个中心，其他同志都不能合作，你骂我，我骂你，意见不对即再组织一个临委。党的中心，在通常，多数体现于个人领袖之上。但同志们由于痛恨史太林的个人统治，故宁可不要领袖。但经过二十年痛苦，同志们觉得必须有个中心了。中心虽不是个人，但最少是领导机关。我们对于领袖的观念，应该加以改变；或正确地说，应该恢复原来观感。

“领袖么？历史有过希特拉，有过墨索里尼，有过史太林。”人们会反驳道。但是，布尔什维克党领袖，在我们的脑海中并非超越于党之上，而只是较有远见，较有经验，而且站在同志们的最前面的一个人或一批人而已。因此我们要信任他们，震中他们，承认他们是领袖。但他们仍是一个人，一个同志而已。因此，列宁甚至在死之前，在其威望达顶点时候，仍可以批评他，现在你们听到领袖两个字，不要怕。我们须要一个史太林么？不是，我们须要领袖么？是的。史太林制，是个人党制。因此他是神圣，是上帝；因此他是全能的。但在我们看来，领袖仍是一个人，人是有缺点的，因此我们不苛求，苛求到领袖放个屁也一定是香的。我们的错误观感，证明到我们虽然意识到反对史太林的个人政治，但仍受其领袖观所影响。对于我们，领袖有错误，就要严厉批评，但不能因此就说他不能做领袖。

有些人读书读得迂腐了，就用最高的标准，用马克思，用恩格斯，用列宁，用托洛茨基的标准，去衡量领袖。同志们，几百年来你见过几个马、恩、列、托了？这些人不是每时每刻都能产生出来的。但从经验上，我们必须有领袖作为我们的核心。因此，在我们组织里，政治上最稳定，处理组织工作较妥当，并能代表我们组织传统的即应推之为领袖，珍惜它，只有这样，才能稳定组织。我们可以坦白的说，彭述之同志其人，绝不容易得到。但我们并非对领袖不批评。不是。倒反我们应以更高的标准来批评他，批评得更严厉。有人以为彭述之政治上不及托洛茨基，组织上不及列宁，因此说他不应作领袖。但又因为它是老头子，觉得不好意识批评他。于是乎只在背后发发牢骚。其实这两种做法都不对。但说下去又越出“讲话”范围太远了。

第六讲全国代表大会

地位

在党内，它是最后的、最高的权力机关。但要说明，我党是世界党的一个支部。在一个国家内的党，和世界党，都采取民主集中制。因此全国代表大会，如以自己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就不是最高权力机关；国际章程规定，国际执行委员会及世界代表大会，对任何国家的支部都有羁束权，不服从就可开除它。

代表的产生

通常是区域人数比例制。艘先用去，并以人数的比例。这是绝对的么？不是，特殊情形下可以变更。比如说，假如这次代大讨论很多妇女问题，希望妇女代表多一点，中委会就可特别规定，每区代表，妇女代表不得少于几分之几。又如为了使少数民族多点代表，也可特别规定，最低限度选一个，又如乡村与城市，假如希望城市党员多点代表，也可特别规定。国际大会也是一样。如上届代表大会，国际特别规定几个重要的国家出席代表特别高，这样做法理论上似乎不对，但事实上是应该的。至于代表人数的多寡，没有一定，组织规模愈大则愈多。

职权

（1）决定与修改党纲党章。只有它有权作这工作。比方今天由于史太林党胜利，我党党纲很多地方需要修改，但中央委员会不能修改它。

（2）总要政策的决定——包括一般性的工作方针在内。这一点可能大会闭幕期间，中委会也有最高权力。

（3）审查中委会报告。

（4）选举中央委员会。

（5）接受全党个人的或组织的诉愿。——他不能拒绝任何诉愿。

（6）当即的最后决定权，但国际章程规定，最后决定权属于国际大会。

会前准备

大会筹备权威中委会。其他皆属非法的。召集大会的通告，最低限度要在三个月前发出。草案起草好也须于三个月前发下讨论，党内公报特别出特辑，登载各种意见。任何人，任何（此处有两字印刷不清）都有权对草案提出（此处有一字印刷不清）案来。中委会并且必须发下讨论，不得拒绝。这些都是第四国际从俄国党争中和第三国际经验中得来的，为的是保障充分的民主。如中委会违反，可抗议，宣布为非法，要求延期。

傅挺：中委会不是最高权力机关吗？

梅：党章中只是一种习惯的说法，方便的说法，但不是严格的说法。党纲党章它就没有修改权。

郑稽：并非说中委会在一切问题上都没有决定权，只说它不是在一切问题上都有最后决定权。

梅：“最高”的意义，就是说，在它之上再没有别的东西高过它了。

郑：少数派人为一国与世界的关系，相等于省与全国的关系，因此不须要党纲。

梅：不对的。第一，超过国界，今天尚没有完全差别。第二，在各方面虽然具有世界性，但仍未实现，各国的发展不同，因而不同比例。

胡海涛：临时代大，有无时间限制？是否规定一定要代表大会闭幕之后若干时期才能召集临时代大？

梅：没有。只要在两届大会之间则可。权力在中委会。但如果有三分之一以上党员或组织要召集，则中委会不得拒绝。但在这种情形下，会前讨论或者不能按照章程规定进行。

第七讲其他

按照党章讲到，这里正规的组织算是讲完了。其他有几个重要问题，我放在这里来讲。

党团

这里所指的党团，不是指党与青年团，而是指党内的一种特殊组织。它是什么呢？因为我党人数少，相信很少人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呢？一句话：是做党外机关工作的党组织。支部通常做群众工作，党团作机关工作。参加者很有限制。A必须是在某团体内作机关工作的。举个例吧，如某工厂，我们在该厂的全体同志都参加了工会，每一同志都有权力有义务参加支部，但并非每一参加工会的同志都参加党团。必须在工会机关内（领导机关内）参加工作的通知，始能参加。B如果参加机关的同志多，则只有在机关中有发言权，以至有表决权的同志始能参加，甚至只有重要负责人始参加。比方全国总工会，人多，同志多，但并非凡参加工会领机的同志都参加党团，而要在总工会领机中有地位的同志始参加。党团通常是很少人的。

党团，是党以集体力量影响此机关工作之决定与执行的党机关。

党团归谁管辖呢？不一定，按它的性质决定。支部是按级领导，即支部受地委或支干会领导。党团则不然。如全国总工会党团，因其为全国性，应直接由中委会领导。省工会党团，应由省委会领导。党团，通常都不受支干会领导，而且同一群众团体的党团，其上级领导，通常较诸在该群众团体中工作的支部的上级领导为高。比方说，你们某厂的工会党团，最少也应收取委会领导，但工会支部，则受支干会领导就成了。

党团领导人通只有一个，就是书记。而且这负责人通常都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由党团中最高地位的同志担任。而由两个以上同志在机关中同意地位，则以党龄较高者担任。

焦：但法理权究竟谁属？

梅：上级指定。可以说，通常由上级在机关内指定有地位及党龄较长者担任。

英里：党团的决定，它有权要同一团体机构内的支部执行吗？

梅：没有这个须要。因为它做机关工作，支部不能起作用。经常，只有需要群众压力时，才须要支部帮助。此时可以经过党团的上级，命令支部相配合。通常，支部都受党团约束，但还不是法理上的。

郑：受中央领导的党团，有权要求受省领导的党团配合工作吗？比方全国总工会的党团，有无权力支配省工会的党团？

梅：通常是通过中央命令各省委要省工会党团执行。

梅：很多名称，当与青年团都是一样的。但党团这名字就不同。青年团在机关工作的组织，叫“团组”。

党内小组织

史太林党，实际上是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我们则不同。我们不否认无产阶级有阶层存在，因此有多党必要，即使在夺取政权以后，也是如此。托洛茨基就说过，有阶层，有不同意见，因此有异党存在之必需。我们既不承认党外无党，更不承认党内无派。老实说，过去一切政党史都是党内派别的斗争史。不能党内无派。但这并非说，在党内，任何人都可以无原则的“派一下子”。不是。不能无原则。

党内校组织（即党内派别），在什么条件之下始容许呢？简单说：在整治意见的基础之下。换言之，与党正式意见不同，而且是政治上的，才能容许。但即令如此，在组织上仍是受限制的。第一，在党内不能形成有纪律性的派别，正如一国内各地方不能有独立的宪法独立的政府一样。我们不赞成党外无党，但不容许党内有党，只许为争取多数，互相交换意见，互相商榷，但不是纪律性的团体。第二，不许将自己的意见传到党外，除了在中委会容许的特殊情形下。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一个党对外只能有一个意见，为了统一号召群众，不许“越过党向群众谈话”的。但它也享受权利。在其小组织内部，可交换意见，不受停止讨论之限制。它甚至可以产生中央性质的联络机关。在全党讨论期内，它有权要求中央将其意见交付讨论。如果它有相当人数，还可要求参加党内公报编委会，代表大会一定要为反对派预备代表席。国际章程规定，中央委员会亦应容纳反对派参加。

如果在讨论过程中，政治意见的不同已经消除，小组织即应解散。

在这里，我又要说一次题外话。很多同志，对于我们过去的少数派，只侧重于政治争论，而不注意多数派与小数排对组织问题的态度，以判是非。这是不对的。少数派自己出版对外机关报，事实上等于成立另一个党，等于脱党。因此它应受纪律制裁的。

焦：反对派，可否有其自己一派的组织生活呢？

梅：谈到组织，必有纪律，因此不容许有组织生活，但如果指的是经常开会，讨论讨论政治意见，甚至成立联络机关，则容许。如有选举，反对派个人可按反对派反对者一票，就可证明无纪律约束。

郑：如在不同区域，小数派是否可以不受秘密工作的限制而联络？

梅：他们有权交换意见，但须受党纪律限制。

郑：如果他们要求到每个支部出席讨论呢？

梅：不可以。

英里：组织意见不同，可以形成一个小组织吗？

梅：因为我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如不同意这个，就是分裂了。

焦：在争论期间，在某种情形下，反对派可以出席下层讨论。比方说他是中央委员，当然他可以和多数派一起去省委会去辩论。

梅：但他不是以执行机构的代表资格去，而只能以反对派代表资格去。

春：在代表大会上，代表可否放弃其原来的区的意见，拥护别人的意见呢？

梅：问题在于不受其区域限制，发言绝不受约束。否则我们的代表大会就成为国际联盟了。

唐：能否这样说呢？这个代表，它有权代表其区域提出任何意见，但也有权代表其区域放弃自己的意见，接受别的意见？

梅：不能这样了结。问题在于，我们选举代表，是去参加党的代表大会，而不是推选代表去参加某个联合会，因此在代表大会，我们从来就没有地方代表团。

干部及其他

史太林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们现在把这句话当成金科玉律，这句话就是：“干部决定一切。”干部好，党就自然好。他们把干部训练视为最重要的组织任务。这句话对吗？不对。我们应该这样说：只有党好干部才会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不同观念。像他们所说那样，我们就应先培训干部然后搞党。因此必须从上而下。但我们，认为干部是从党的健全中产生出来的，是从领导群众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因此是从下而上的。

但这样，是否领导机关培养干部就没有责任了呢？不是。上面的说法，只是说不应从上而下用挑选的方法去培养干部，但某人在群众斗争中已表现出有特别才能，可为干部，领导机关就有义务去培养他，政治上帮助他，工作上帮他忙，（此处有三字印刷不清）经验给他。史党可以挑选一些不是干部的人做“干部”，我们则是对在群众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施以训练。因此，我们并没有减轻了训练干部的责任，尤其是组织部。

英里：请你讲一讲跨党问题好吗？

梅：我们原则上禁止跨党。不许别党的党员为别党的利益服务，加入我党。我们也不须要加入别的党。我们保持独立。但这不妨碍在特殊情形之下，派同志参加别的党。这种情形，有两个条件：把别的党看作群众组织，或为了特殊任务。

英里：如有此必须，可否组织党团？

梅：如果在异党领机中工作，应组党团。

李西：决定于两者性质的不同。党是阶级的先锋队。青年团是先锋队领导下在青年中的班群众组织，但不是党。就两者的关系说，团是独立的，但它接受党的领导。理论上说，团接受党领导与否，它有自由权。党领导青年团依靠两者：第一为政治说服力；第二，依靠参加青年团的党员组成的党团。团开代表大会，当就要开党团大会，准备争取对团的领导权。如果争取失败，党对团的领导就失败。就老党习惯，团中央总书记有权出席党中委会，当夜有权出席团的。此外各级都是这样。事实上党对团似乎有约束力，但理论上没有法理根据。当张团长都没规定一定要服从党。既然团的中央委员会使团的最高领导机关，它就有权接受或不接受党的决议。但事实上，两者是一家。

焦：我有一次在团的刊物中，看过耀如同志一批文章，是反对温洲同志时写的。他认为团无论在哪方面都要服从党的决议，因为党代表大会中，团是由代表出席。他说这就是民主权利，因此它有集中的义务。我认为他（此处有一字印刷不清）说得很不对。团派代表出席党的代表大会，并非像党一样，按区域比例选出来的，而是整个团派几个代表而已。怎能说这是民主权利，一定要它服从党的集中呢？党有五百人，也许有五十个代表，但团有五千人，也不会有五十个代表的。如果一定要服从党决议，岂非要五十人服从五百人？所谓民主集中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在这里变成多数服从少数了。我认团接受党的领导，但他自觉地做的，但不能说是纪律。党团之间根本上绝无纪律存在可言。你以为耀如对吗？

梅：如果按照事实，按照经验，你对团说，如果你们不接受党的重大决定，那就表示我们分开了，因此请他们接受，那是可以的，但如果照法理做，认为团一定要服从党，而且以民主集中制来作辩护，当然不对。

郑：犀照同志就不是这么说法。

李西：团员入党后，尚保留团籍吗？

梅：不一定。过去老党决定年龄时，是由三年重叠的：团员要十八岁至二十六岁，党员则为二十三岁以上。理由大概是加强党对团的控制。

焦：有一次，很像我听过犀照同志说，团员入了党，永远保留团籍的。

梅：是团主动的。如果你不声明脱离团，它会保留你的团籍，但如你超过了年龄，则无表决权，而只为名誉团员，如果不是这样，郭的几十年，我们的团就不是青年团，而是老年团了。当然干部是不受年龄限制的。

其次，要说明，团员入党，通常没有候补期。

英里：少年团由谁领导？

梅：团领导。

第八讲结论

这个“讲话”并不完满，只是一个概括而已。它需要不断的补充（此处有两字印刷不清）。但在今天适用上，我认为也差不多了。

回头一想，可见得“讲话”的真正的中心部分，都是技术性的。技术的东西即使全部照办，也许只是一个空壳，一个架子，而不能达到组织的目的。我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没有理由的，就是：赋予一个架子以内容，将死的东西变成活的东西。

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哪里呢？在于纪律。因此我们说，建立铁的纪律是我们的前途的关键。如果我们不能建立铁的纪律，就永远不着实际，永远无效果。因此我们要号召：为建立党的铁的纪律而奋斗。我们的确要做到这一点，不打折扣。对爱面子，对自由主义，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

我们必须有明白的观念：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但组织必须在铁的纪律中，成长起来。也许有人说：那就建立起纪律好了。不。不是这样简单的。并非一做就可。要建立铁的纪律，必须由其前提，就是：每个同志都必须有充分的爱党精神，每个同志都要肯定：我爱护组织，将组织视为比我个人更重要的东西。因此考虑问题时，不以我个人，而以党为前提。为什么一定要同志们有自觉的爱党精神始能建立铁的纪律呢？因为我们是政党，不是强制的机关。我们不能对同志们强制。什么叫强制？强制的最高意义就是“不让你活”。但我们没有这样，就是有也不是这样用的。我们的最高纪律是开除。开除吗？有什么问题呢？如果同志们抱着这个态度，就根本无法建立纪律。因此，必须视党为自己的第一生命。当然，我们不是说，党员根本没有爱党精神。我只说只有百分之五，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五十。但达到百分之百的很少。

现在领导机关考虑问题，被迫不仅从组织观点考虑，而且要从同志的情绪考虑，领机对一个同志作决定，说来说去都不接受，最后说（此处有一字印刷不清）了，他（她）还不接受。你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不想去。”领机要迫地对他说：“那我带回去特委考虑考虑吧。”（笑）同志们，“我不想去”，其意义就是：“我不想做党员。”特委要刊物收费。有些同志不赞成。并且说：“如果收费，我就不看！”同志们！“我不看”，推论到底是什么意义呢？

这些问题，成为领导机关最头痛的问题，要以情绪来考虑问题，不成为组织，因为组织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为什么有这种情形呢？因为爱党精神不够。

如果将纪律建立在爱党精神之上，将组织建立在铁的纪律之上，再将这“讲话”的一套运用起来，我们组织就成了，不能这样做，一切都是空的。

所以我说，组织问题是生死问题。当然，组织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因为爱党精神是从政治信心来的。所以爱党精神，不仅应当作政治问题处理，而且应按组织问题处理。

讨论范文篇7

根据中组部和省委、州委组织部的统一安排部署，3月中旬，全县组织人事（政工）干部“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正式启动。目前，“动员部署、学习教育”阶段的工作基本结束，即将转入“查找问题、评议讨论”阶段。我们今天在这里召开会议，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中组部和省委组织部、州委组织部关于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的精神，回顾总结我县“动员部署、学习教育”阶段的工作，对“查找问题、评议讨论”阶段的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刚才，乡（镇）、县直部门集中活动小组召集同志汇报了“动员部署、学习教育”阶段的工作，讲得都很好。希望大家认真学习，相互借鉴，把好的经验做法运用到下步的活动中；潘家庆同志传达了《全县组织人事（政工）干部“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查找问题、评议讨论”阶段实施方案》，对抓好“查找问题、评议讨论”阶段的工作作了具体部署。下面，围绕这次会议的任务，我讲两点意见。

一、精心组织，狠抓落实，“动员部署、学习教育”阶段工作取得实效

全省组织系统“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电视电话会议和全州组织系统“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动员会议后，我县高度重视，及时对活动进行了安排部署,通过动员部署、学习必读篇目、抓实四项专题教育、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深化主题实践活动等，确保了第一阶段工作取得实效。

（一）加强领导，迅速动员部署。

县委对全县组织人事（政工）干部“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高度重视，县委常委会专门听取了县委组织部对省、州“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会议精神的汇报，及时研究提出了贯彻意见。在县委的领导下，及时成立了县活动指导小组，抽调精干力量充实活动指导办公室，明确工作职责，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牵头抓，其他领导干部配合抓，指导小组办公室具体抓的工作格局。县活动指导小组根据我县实际，迅速确定了以各乡（镇）党委书记、分管副书记、党委组织员（或办公室主任），各部门党组织书记、政工股股长（或办公室主任）为活动的主体范围，适当向单位（部门）其他干部拓展的活动范围，并根据活动人员的实际情况，制定和下发了《三都县组织人事（政工）干部“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实施意见》、《三都县组织人事（政工）干部“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动员部署、学习教育”阶段实施方案》和《关于在全县组织人事(政工)干部“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中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工作方案》。按照“地域相邻、行业相近、方便开展、务求实效”的原则，将全县81个参加活动单位和乡（镇）分为8个集中活动小组，县委组织部4位副部长每人联系指导一个乡镇集中活动小组和一个县直部门集中活动小组，明确了各活动小组召集单位和召集人，集中开展四项专题教育活动、“树立新形象、实现两满意”主题实践活动和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建立起与乡镇、县直部门集中活动小组的联系互动机制，加强县活动指导小组与各单位的联系，确保了我县“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全面顺利开展。

（二）丰富载体，确保活动全面有序开展。

一是狠抓学习教育，确保学习成效。结合我县工作实际，县活动指导小组始终将学习教育作为活动开展的重要手段，严格要求各单位（部门）。同时研究制定了学习计划，落实学习要求，提出学习具体措施，注重处理“工学”矛盾，切实做到学习工作“两不误，两促进”。将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党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同志关于加强党性修养的有关论述、省第十次、州第九次和县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列为重点必学内容。要求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完成5000字以上、组工干部完成3000字以上的读书笔记，并分别以“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从我作起”为主题撰写心得体会文章。第一阶段各单位、各集中活动小组共开展集中学习264次，撰写读书笔记152.5万字，心得体会文章428篇。通过严格要求，组工干部理论学习的成果得到了有效检验。

二是把环节关，广范围、重深度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一是严把理论武装关。要求组工干部结合理论学习，围绕今年组织人事（政工）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在深入学习中寻找差距，在深化认识中解放思想，在认清目标、明确任务中开拓创新，把理论武装的成果落实到解决具体问题上来。二是严把调研关。要求各单位结合本单位组织人事（政工）工作岗位实际，围绕影响组织人事（政工）工作发展和组工干部形象的突出问题，撰写调研报告，要求有分析、有数据，结论有深度。三是严把思想准备关。开展活动前，在各种会议上安排专题讨论时间，对2008年组织工作要点、党的基层组织活动年实施方案、党员关怀工程实施意见等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讨论，为开展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营造了良好的民主氛围。四是严把步骤关。按照“参加活动个体单位→集中活动小组→全县”的程序层层聚集开展，把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与组工干部最关注和亟待解决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征求上来，集中体现，使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主题不断得到提炼和升华。

三是深化主题实践活动，推动活动深入开展。一是围绕活动主题，深入开展以“联系一个支部、帮助联系支部健全一套制度、理清一条思路、培养一名“双带”党员、帮扶一名贫困党员、培养发展一名新党员”为主要内容的“城乡结对帮扶活动”，广泛开展主题实践活动，着力在实践中树立组工干部新形象。二是结合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和治庸治懒工作，建立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和服务体系，以学习成果推动实际工作，以工作需要引导学习方向。三是结合当前灾后自救恢复生产工作，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和作风优势，坚持以理论为指导，率先深入基层、深入实际，组织干部下到田间地头与广大群众一同劳动，切实帮助灾区群众增强灾后重建的信心、掌握生产自救的技能，以实际行动体现出主题教育活动的成果，在群众中树立起甘于奉献的可靠形象。

四是丰富活动载体，深入开展宗旨教育活动。一是切实与十七大精神相结合、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相结合，与剖析问题、谋划工作、抓好整改相结合，与改革创新推动工作相结合，与加强自身建设相结合，深入开展重温一次入党誓词、开展一次集中党课、观看一部革命故事片、开展一次知识竞赛等活动。组织组工干部参加全省组织系统“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知识竞赛，并在全州组织系统“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系列竞赛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二是深入开展向汶川灾区献爱心活动。下发《关于紧急动员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积极向四川省汶川县地震灾区献爱心的通知》，同时开展特殊党费收缴转交工作，截止6月11日，全县共收到特殊党费75781.50元。

（三）学用转化，推动组织工作不断发展。

全县广大组工干部在活动中充分发挥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开展理论学习、解放思想大讨论和主题实践活动，与谋划和推动组织工作结合起来，与解决组织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结合起来，坚持边学边改，把活动的成效体现到解决突出问题、推进工作发展上来。积极探索组织工作改革创新的措施和办法，着力破解组织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县委组织部以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党的基层建设为重点，深入调查研究，为进一步加强我县领导干部队伍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高群众对组织工作满意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督导检查，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在活动中，县活动指导小组加强对组工干部学习情况的督促检查，将活动开展情况作为年度组织工作考评重要内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县活动指导小组办公室成立了4个督查组，先后深入全县8个集中活动小组的81个活动单位，采取召开工作汇报会、查看资料、实地调研等方式，对开展活动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好经验、好做法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推广，对存在的问题及时给予纠正，对各单位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汇总梳理，为下一步活动的顺利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县“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为：部分干部对“组工干部”的范畴认识还很模糊，个别同志认识还不到位；有的把活动与工作的关系处理得不够好，还存在顾此失彼的现象；部分单位（部门）参加活动人员少，在统筹集中学习和开展活动上存在一定困难，影响了活动的整体进展；有的单位（部门）宣传发动工作不到位，活动效果不明显，等等。这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在下步工作中切实加以解决。

二、增强责任意识，切实抓好“查找问题、评议讨论”阶段工作任务的落实，把活动不断引向深入

（一）统一思想，进一步提高对搞好“查找问题、评议讨论”阶段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查找问题、评议讨论”阶段处于“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的中间环节，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动员部署、学习教育”阶段的工作搞得怎么样，需要在这一阶段加以检验；下一步整改能不能有的放矢，也要看这一阶段是否能找准存在的突出问题。只有切实找准存在的突出问题，才能为解决问题打好基础，才能确保整个活动取得实效。这一阶段的工作包括制定工作方案、制定活动日程安排表、认真进行自查、开展征求意见大调查、开展谈心活动、撰写自查报告、深入开展分析评议、提出评议意见、研究制定“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具体要求等方面，环节多，任务重。因此，各单位（部门）一定要充分认识搞好这一阶段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切实增强抓好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有序有力有效地推动各项工作。

（二）强化学习，进一步巩固和运用好学习成果。

抓好学习教育、强化理论武装，是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的首要任务，是推动活动深入开展的重要保证。要坚持把学习教育贯穿活动始终，根据每个阶段、每个环节的工作特点，有针对性地反复研读规定的必读篇目，深刻领会精神实质，进一步打牢思想理论基础。当前，要继续抓好十七大报告、党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和同志关于加强党性修养的有关论述，以及全国和全省、全州组织工作会议精神，省第十次党代会、州第九次党代会和州委九届三次、四次全会、县第十次党代会、县组织暨离退休干部工作会议精神的学习，为查找问题搞好思想武装。同时，要按照全州组织系统解放思想大讨论交流会的要求，继续深入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进一步查找不适应不符合党的十七大精神的思想观念，查找影响和制约组织工作发展和组工干部形象的突出问题。要抓好向抗凝冻灾害和四川汶川地震灾害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党员干部和组工干部的学习活动，深化党的宗旨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组织部门优良传统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对照先进典型查找问题和不足。要进一步弘扬改革创新精神，推动组织人事（政工）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总之，要通过加强学习教育，引导组工干部进一步提高认识、端正态度，积极参与、自觉投入，切实增强查找和解决问题的主动性、自觉性和能动性。

（三）开门搞活动，着力找准存在的突出问题。

找准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查找问题、评议讨论”阶段的关键环节，也是确保整个活动取得实效的关键所在。要端正态度，以极大的诚意征求意见，勇于正视和深刻剖析自身存在的问题。坚持开门搞活动，在搞好自查的基础上，认真开展征求意见大调查。采取张贴公告、座谈走访、问卷调查、发放征求意见表、设立电子邮箱、设立网络论坛等形式，多渠道、多形式征求服务部门、服务对象、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组织人事（政工）工作、组织人事（政工）岗位、组工干部以及全县组织人事（政工）干部“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的意见和建议，查找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和突出问题。着眼于提高群众满意度，切实找准组织人事（政工）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认真开展组织工作大调研，深入查找问题，总结经验，理清思路，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在抓好自查和外查的同时，要广泛开展谈心交心活动，相互征求意见，沟通思想，增进团结。要以党委（党总支、党组、党支部、党小组）为单位，深入开展分析评议，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提出评议意见。查找问题不能避重就轻、避实就虚，不能浮于表面，一定要深入、准确、具体、实在。

（四）联系实际，研究提出“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具体要求。

研究提出“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具体要求，是“查找问题、评议讨论”阶段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组工干部对保持先进性的再认识、再实践、再升华。各乡（镇）党委、县直各有关部门党组织和广大组工干部一定要在找准问题的基础上，认真对照“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基本要求，围绕如何保持和践行政治上的坚定性、品德上的纯洁性、行为上的先进性，联系组织人事（政工）工作实际，联系组工干部思想和工作岗位实际，认真开展讨论，概括提炼出体现时代精神、反映组工干部特征、符合组织人事（政工）工作实际的具体要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具体要求，既不能搞绝对真理，也不能搞模棱两可，缺乏实际内容，一定要是看得见、摸得着、操作性强的实践性要求。具体要求提出后，要将其作为一项学习内容，及时组织组工干部进行对照学习，并认真抓好落实。

（五）边查边议边改，在解决突出问题、推动组织工作创新发展的实践中树立组工干部新形象。

教育干部、解决问题、推动工作，是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把解决突出问题贯穿始终，切实做到边查边议边改。对在这一阶段查找出来的以及前一阶段尚未解决的突出问题，具备整改条件的要马上整改，不能等到下一阶段才集中整改；对暂时解决不了的，要向群众作出说明，并采取有效措施，力争在集中整改时加以解决。要把开展活动与推动组织人事（政工）工作结合起来，切实抓好今年组织人事（政工）工作任务的落实，积极探索破解组织人事（政工）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不断推进组织人事（政工）工作的创新发展。要使人民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要继续策划好、组织好、开展好主题实践活动，进一步探索联系基层、服务群众的制度和帮扶机制，着力建立健全服务体系，努力在为党员、干部、人才和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中树立新形象。

（六）精心组织，进一步加强领导，确保活动健康有序开展。

讨论范文篇8

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认真贯彻党的大和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紧密联系我委改革发展稳定工作实际和党员队伍建设的实际。以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引导广大党员学习贯彻党章，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宗旨，增强党的观念，发扬优良传统，认真解决党员和党组织在思想、组织、作风以及工作方面存在突出问题，着力解决影响本单位改革发展稳定的现实问题，努力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推动全市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建设经济强市、文化大市、绿色城市和"两提前、一率先"奋斗目标，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制定如下实施方案。为切实做好此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工作。

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要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1、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务求实效。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紧密联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紧密联系本部门本单位的各项工作，紧密联系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实际，增强教育活动的针对性、时代性和实效性，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成果和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检验教育活动成效，防止搞形式主义和做表面文章。

2、坚持正面教育为主，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启发党员学习的自觉性和内动力，教育引导党员虚心听取意见，主动查找和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同时相互帮助，共同提高。培养、树立和宣传先进典型，弘扬正气。开展主题实践活动，为党员加强党性锻炼、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创造条件。

3、坚持发扬党内民主，走群众路线。尊重和落实党员民主权利，调动党员参加先进性教育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坚持开门搞教育，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广泛听取基层和群众意见，自觉接受基层和群众的评议、监督。

4、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发挥表率作用。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既要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先进性教育活动，认真解决理想信念、廉洁从政、求真务实、联系群众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又要自觉担负起组织和领导责任，认真负责抓好本单位的先进性教育活动。

5、坚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根据机关、企业、事业等各方面党员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具体要求，确定各自的重点学习内容和重点解决的问题。对流动党员、困难企业的党员和离退休人员中的党员等，在坚持先进性教育活动基本要求的前提下，采取切合实际的方式方法，开展有效的教育活动。

二、参加教育活动的范围和对象

这次参加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范围和对象是委机关和委属单位及离退休老干部的全体党员。

三、先进性教育活动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和达到的目标要求

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根本目的在于解决问题。委先进性教育活动，要在认真解决市委《实施意见》确定六个方面问题的同时，联系各自的工作特点和实际，着重解决好以下七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党的意识和大局观念问题。基本理论功底不扎实，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知识理解不够深、不够透；党的意识、执政意识、忧患意识有所淡薄，还不善于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谋划工作。

二是服务意识和宗旨观念问题。执政为民意识淡薄，宗旨观念、群众观念树立的还不够牢，还没有真正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服务意识不够强，思想作风不够端正，对基层和群众感情还不够深，不能设身处地的为基层着想，深入基层和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还不够。

三是精神状态和思想观念问题。思想观念上还不能与时俱进，发展意识和机遇意识还不够强，缺乏发展的危机感、紧迫感和责任感；事业心不够强，缺乏应有的工作热情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还缺乏敢为人先，奋发有为、强抓机遇、争创一流的精神和气魄。

四是创新意识和工作作风问题。新知识、新理论的学习和积累不够，不能很好地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思想不够解放，不愿开拓进取，缺乏创新意识；工作标准、工作质量和效率不够高，甚至工作纪律散漫，作风漂浮，工作不扎实。

五是法律意识和依法行政问题。法律意识还不够强，依法行政的水平不够高，严格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还不够。在制定规划和项目审批上有时出现错位和越位的问题。

六是艰苦奋斗和廉洁自律问题。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够，在公务和参与接待遵守有关规定不够严格，严格遵守中央和省、市委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还不够。

七是党组织战斗力和党建工作问题。基层党组织战斗力还不够强，民主决策制度落实不够，不注意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反映；党建制度不健全，落实不力，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对党员教育不够，管理不严，失之于软，失之于宽；政治和思想教育形式呆板，缺乏创新。

党员领导干部、普通党员和离退休党员都要对照党员先党进性标准，结合面上存在的七个方面的问题，深入查找并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通过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要达到中央提出的"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基层组织、服务人民群众、促进各项工作"的目标要求。

1、党员素质要有新提高。要把组织党员深入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穿教育活动的始终，对党员先进性的基本要求和在发展计划系统党员先进性如何体现作出重点回答。通过学习教育，使广大党员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牢牢把握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积极做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表率。要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党员加强学习，努力提高党员的综合素质。

2、党员的形象要有新变化。要把服务人民群众作为教育活动的根本要求，帮助党员增强党的观念，自觉实践党的宗旨，在各方面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把普遍的学习教育与个别的帮助引导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广大党员党性觉悟。要引导党员从自身做起，从群众最关心的事做起，积极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为党增光，使广大干部职工确实感受到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成效。

3、各项工作要有新成效。要坚持把促进各项工作作为教育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落实到教育活动的每一个阶段。要坚持知与行的统一，把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与立足本职工作结合起来，努力把学习收获和思想认识的成果，转化为履行职责、作好工作的实际行动。要坚持边学、边查、边改，引导和帮助党员不断提高党性觉悟，进一步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激发工作热情，完成各项任务。整个教育活动要紧紧围绕如何提高计委工作水平和促进各项工作来开展。全委要紧紧围绕"十一五"规划的编制、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争取大项目、好项目上多做文章，下苦功夫。要切实抓好招商引资、园区建设、高新技术、服务业发展、社会事业等方面的工作，为努力实现市委提出的"两提前、一率先"的奋斗目标而做出更大的贡献。

4、基层组织建设要有新进展。要抓住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这一重大契机，努力把基层党支部建设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同时，建立健全基层党建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形成对党员进行经常性教育管理，使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始终保持具有先进性的工作机制。

四、方法步骤和具体要求

根据市委要求，这次委机关及下属单位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从2005年1月开始到6月基本结束。集中学习教育按照"学习动员、分析评议、整改提高"三个阶段进行，其中，集中学习教育的时间不得少于3个月。具体要把握好以下主要步骤和要求：

（一）做好准备工作

利用15天左右的时间，认真搞好调查摸底、制定实施方案、培训活动骨干、筹备好动员大会。

（二）抓好学习动员

学习动员阶段的时间为30天左右，具体要求是：

1、召开动员大会。在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进行思想发动。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进行动员部署，使党员充分认识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大意义，增强参与活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委督导组要派员参加所督导单位的动员大会。

2、明确学习内容。以中央编印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为基本教材，重点学习党章，同时学习相关辅导材料。要组织党员学习党内监督和党员纪律处分条例、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学习中央及省、市委领导同志的有关讲话。通过学习，使广大党员进一步深化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解，深化对党的大和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的理解，提高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重要意义的认识，进一步增强党的观念和执政意识、发展意识、创新意识、服务意识、自律意识，全面提高做好本职工作的政治和业务素质。

3、创新学习形式。区别不同情况，坚持求真务实，在综合运用上党课、专题辅导、典型示范、集中学习、专题讨论、参观考察、警示教育、考核检查等多种方式的同时，采取灵活多样、生动形象、喜闻乐见、富有实效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培训质量。

4、严格学习纪律。建立学习考勤、补课、笔记抽查等制度，切实做到"两保证、一带头"：一是保证学习时间。集中学习时间不得少于40个学时。二是保证学习质量。每个在职党员都要记学习笔记、撰写心得体会，学习笔记不少于1万五千字。各单位可根据实际采取必要的方式方法检验检查并促进和保证学习效果。三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党员领导干部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既要以普通党员身份主动参加所在党支部组织的集中学习，又要积极参加党组中心组的专题学习，当好学习的表率。

5、认真研究制定党员先进性具体标准和不合格党员主要表现。在学习过程中，各党支部要根据党章和本单位、本行业实际，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分别制定党员先进性具体标准和不合格党员主要表现，并组织党员认真讨论，明确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具体要求和不合格党员的主要表现。

（三）认真分析评议

"分析评议"阶段的时间为40天左右。具体要求是：

1、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各支部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上门征求意见、发送征求意见信、开通热线电话等形式，广泛征求本单位党员、群众以及其他相关方面对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以及对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建议，特别要注意征求有关纪检监察、政法、计生、审计、信访等部门的意见，找准存在的突出问题。对征求到的意见，采取适当方式如实地向党组织和党员本人反馈。

2、认真对照检查。按照市委《实施意见》的有关要求，本着"深入找问题、重点找原因、关键查主观"的精神，党员要认真总结近年来思想、工作和作风等方面情况，重点检查个人在理想信念、宗旨意识、组织纪律、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剖析思想根源；党员领导干部还要从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上深入剖析。通过认真对照检查，提高党员的思想认识，划清是非界限，找出存在问题，明确努力方向。

3、撰写党性分析材料。每个党员在认真对照检查的基础上，写出党性分析材料。党性分析材料应包括存在问题的具体表现、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今后努力方向等内容。分析材料要求查摆问题实事求是，客观准确；分析原因深入透彻，恰如其分；整改措施定位准确，切实可行；不空泛议论、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直截了当，观点鲜明。对形成的党性分析材料，采取互动式、上下结合的办法进行把关。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党性分析材料要在主动征求班子成员和党员代表意见并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基础上，由督导组组长负责审核把关；领导班子成员和党员的分析材料在互相征求意见并认真修改的基础上，由单位党组织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层层把关。

4、开展谈心活动。由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分层次广泛开展谈心交心活动。谈心一般不少于本支部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同时要找一定数量的党外群众谈心，尤其要注意和那些在工作中与自己有矛盾、有隔阂的同志谈心，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党员要对谈心交流保持积极健康的态度，对他人提出的意见、建议和存在的问题，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认真梳理、反思和提高。

5、认真召开组织生活会和民主生活会。会前要加强沟通，确保生活会质量。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生活会一般以党支部为单位进行。党员领导干部既要参加所在支部的组织生活会，也要参加领导班子的民主生活会，召开组织生活会和民主生活会时，要注意把握四点：一是每名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都要认真开展自我批评。自我批评态度要诚恳，不能避重就轻，敷衍了事；要把自身存在的问题找准、找实、找彻底，不能含含糊糊、遮遮掩掩。二是要认真开展相互批评。与会党员要以对党忠诚，对事业、对同志高度负责的精神，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虚心听取、诚恳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同时要真心实意地帮助同志，敢于触及问题，不回避矛盾，不能简单地以"不再重复"、"同意其他人意见"、"没有新的意见"等各种理由不表明自己的批评意见。三是要注意向单位党组织和领导班子提出意见和建议。四是要安排好专人做好会议记录。召开会议时，上级党组织和督导组要派人参加。6、认真搞好评议。民主评议原则上以支部为单位。评议时可吸收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尽可能地扩大参评面。党员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支部的民主评议。民主评议采取组织评议、党内评议和群众评议三种方式，即支部班子成员对支部每一名党员进行评议，党员之间相互评议，入党积极分子和群众代表对党员进行评议。具体步骤是：（1）党员逐一汇报个人党性分析情况。（2）组织党员、群众对党员的党性分析情况进行评议。（3）组织填写《民主测评表》，党员和群众对评议对象进行评议，并做出综合评价。（4）党支部根据民主评议情况、征求到的意见和党员一贯表现，形成对每个党员的评议意见，确定优秀党员、合格党员和认定不合格党员。（5）将评议意见向党员本人反馈，并提请支部大会讨论通过。（6）在适当范围公布评议结果，接受党员、群众监督。对认定的不合格党员，要注意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防止不应有的现象发生。

（四）搞好整改提高

"整改提高"阶段的时间为30天左右。具体要求是：

1、制定落实整改措施。要坚持边学边改、边查边改、边整边改，集中力量解决群众最关心、意见最大的突出问题。每个党员都要根据自己存在的问题和评议意见，制定整改措施，明确努力方向。党组织要针对党员队伍及领导班子和自身存在的问题制定整改方案，报督导组审查，交党员大会讨论通过。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要把增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意识作为整改的着力点，把解决党风、政风、行风和工作作风及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作为整改的突破口，为基层党组织和其他党员做出表率。要建立和落实整改工作责任制，将整改措施进行细化和量化，落实到班子成员和每个党员身上。要建立健全检查考核制度，加强调度和督查，确保整改工作的实效。制定和落实整改措施的情况，要在适当范围内公开，充分听取群众意见，自觉接受党员、群众监督，确保整改措施的落实。

2、建立健全党员教育管理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长效机制和工作机制。要按照有关要求，健全完善本部门、本单位的党建工作制度规范，形成巩固和扩大教育成果、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的具体意见。要在健全完善、民主评议党员、党员目标管理等行之有效的党员管理制度上下功夫，并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积极探索党员教育管理的新思路、新办法，增强工作实效。要立足于真管用、长管用的目标要求，建立健全保持基层党组织生机与活力、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的长效机制。

3、认真搞好教育活动工作总结。要通过多种形式，广泛收集和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建议。在此基础上，委党组、各支部要认真总结工作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好典型。同时，要认真查找工作中的教训和不足，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形成工作总结报告，经督导组把关后报市委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

（五）巩固扩大成果

集中学习教育活动结束后，各级党组织要集中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巩固扩大教育成果。重点落实好三项任务：

1、对整改情况进行梳理。对应当解决而没解决的问题，要集中力量抓紧解决；一时不能解决的，要向群众和有关方面说清楚，并创造条件加以解决。整改效果不好，多数群众和有关方面不满意的，上级党组织要督促下级整改。

2、党组织对优秀党员进行表彰。对确定的优秀共产党员，采取一定方式进行表彰，弘扬正气，激励先进。

3、搞好组织处置。对经教育不改、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不合格党员，根据党章和有关规定，按正常组织程序进行组织处置。对问题一时查不清的，待问题查清后，再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五、开展主题鲜明的党性实践活动

要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广泛开展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主题实践活动，坚持把解决突出问题与做好经常性工作结合起来，把集中教育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高标准、高起点地推进党的建设上新水平。

1、党员领导干部要争当"五个表率"，为广大党员干部做出样子。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历史使命，做讲政治、顾大局的表率；要努力开拓创新，埋头苦干，做解放思想、干事创业的表率；要始终坚持宗旨，恪尽职守，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表率；要不忘艰苦奋斗，真正脚踏实地，做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表率；要坚持原则，一身正气，做廉洁自律的表率。

2、深入开展争创学习型、干事型、服务型、创新型、廉洁型"五型"机关活动，树立机关的良好形象。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不懈地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大、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掌握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知识，掌握先进的执政思想和执政理念，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在思想上、政治上、更加坚定地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增强更快更好发展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用心把握，用心工作，用心落实，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对工作努力做到想干、会干、干好。牢记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满腔热情地解决与人民群众休戚相关的生产生活问题，提高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深入开展争创学习型、干事型、服务型、创新型、廉洁型机关活动，树立机关的良好形象。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创新领导方法、工作机制、工作方式，再创新优势，再上新水平。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党规党纪，时时处处严格要求和约束自己。

3、深入开展创建"五个好"基层党组织活动，建立基层党组织常抓不懈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结合贯彻落实市委《关于实施强基工程大力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意见》，按照"领导班子好、党员干部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工作业绩好、党员群众反映好"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要求，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以建设高素质的基层党员干部队伍为关键，以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和阶级基础为着眼点和着力点，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

4、深入开展争当"五个好"党员活动，探索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的长效机制。结合开展的共产党员"十带头"活动，深入开展以争当"政治素质好、工作业绩好、服务群众好、履行义务好、思想作风好"为主要内容的"五个好"党员活动，使党员干部真正做到高举旗帜更加自觉，服务大局更加紧密，精神状态更加振奋，服务群众更加主动，先锋作用更加突出。认真总结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成功经验，创新党员队伍的动态管理机制，建立上级党组织为下级党组织、基层党组织为党员、党组织和党员为群众服务的党内服务机制，完善党内表彰激励机制，健全党内自我纯洁机制。5、组织开展党员"结穷亲、解民忧、受教育、促发展"的主题活动。按照市委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委党组和各党支部都要制定具体的实施意见，结合各自实际，确定重点帮扶的基层单位和困难群众。特别是我委结合帮扶沂源、高青县经济发展的同时，重点扶持所包乡镇和村，制定具体的帮扶措施，加大工作力度，促使帮扶工作有新的起色。各支部还要重点对困难群众进行走访，关心群众生活，使他们亲身感受到组织的温暖。

六、加强对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领导

这次先进性教育活动，任务重，要求高，工作难度大。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加强领导和指导，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要明确责任，强化领导。委党组成立先进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督导组（名单附后），具体负责全委的先进教育工作。各委属单位也要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党组、党支部书记要认真落实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切实拿出足够的精力，精心谋划、精心组织、精心指导，确保质量。组织人员要履行好职责，搞好工作协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实行"一岗双责"，既要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所在支部的活动，带头学习，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带头抓好整改，切实发挥好示范表率作用。又要履行好组织和领导职责，切实抓好好本单位的先进性教育活动。

讨论范文篇9

摘要:通过病例讨论可以加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及运用,建立和完善正确的诊断思维,培养医学生的创新能力。同时加强医学生的医风医德教育。

关键词:临床教学病例讨论医学教育

病例讨论是在临床实践中训练医学生及住院医师的临床思维的重要方法之一。病例讨论不但可以拓展医学生的知识面，提高思维的深度与灵活性，而且可以加深对基础理论的认识。它在临床医学教育中的作用体现在以下方面。

1.加强对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及运用

病例讨论的基本要求和环节包括：典型或疑难病例的准备、患者资料的收集与基本分析、集体查房、集中讨论确定诊断和鉴别诊断、确定进一步检查方案、评估病情的发展和演变、评价预后等内容。医学生必须首先进行详细的病史采集，其次进行全面系统的体格检查，综合分析后才可能发现重要线索，然后结合实验室和特殊检查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和鉴别，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最后提出比较符合患者客观征象的临床诊断。例如，一个因“头痛、呕吐入院”的病人，就需要详细询问头痛的部位，疼痛的性质，发作的持续时间、程度、缓解及加重因素,是否伴有有发热、意识障碍、抽搐，有无外伤史以及有无高血压病等等。这就要求医学生掌握能引起头痛的相关疾病的基础知识，诊断要点，及相关的鉴别诊断以及解剖学、功能学和影像学的知识。同时医学生必须熟练掌握体格检查的方法，做到不遗漏每一个阳性体征，从而为提出完整的诊断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这一过程使医学生在学习中由被动转为主动，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们对基础知识加深了理解，同时学会了理论联系实际，更加灵活地运用知识。

2.建立和完善正确的诊断思维

一个诊断的正确与否，关键还在于是否拥有正确的临床思维[1]。面对大量的临床资料，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分析和思考问题，是每一位临床医生必须面对的挑战，临床医学生应以临床为主，将症状、体征、化验和特殊检查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抓住主要矛盾，科学地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可靠的诊断。通过临床病例讨论这一过程，临床医学生将学会掌握正确的诊断思维。比如一位中年男性因“上腹部疼痛伴低血压”就诊。老师要引导学生抓住主要症状结合体检，不但要考虑到腹部疾病可以引起上腹痛伴低血压，而且心脏疾病亦可引起上述症状。进一步检查除了应该做腹部B超和生化检查，还应该做心电图及心肌的酶学检查。从而明确诊断。从这一病例分析中，学生不但锻炼了临床思维的深度，还锻炼了思维的广度和灵活性。

同时，正确的临床思维有时不能仅靠个体的独立思考而成，而是需要集思广益，广泛研讨才能形成。病例讨论可以起到启发、诱导和取长补短的作用，每一位同学在临床实践中所掌握资料的深度，知识面的广度，分析问题的角度均有所差异。某些情况下，他人的意见可能正是自已的疏忽所在，在科技信息成倍增长的今天临床医生的知识更新离不开相互学习。总之，通过病例讨论，我们将学会全面地辨证地思考问题，将辨证唯物主义方法应用于病例讨论中将使我们的诊断思维日臻完善，在深度和广度上达到更高的境界。

3.培养医学生的创新能力

新时期的医学教育不应单纯在课堂上传授知识技能，让学生乐于学习善于学习也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目标，临床病例讨论的活泼、民主、平等、融洽的气氛可以激发同学热情、好奇、主动、愉快的心理状态[2]。成功的学习方法可以大大加强学习的有效性。医学教育应教授除理论知识外，还应教会学生如何学习的能力。引导同学如何思考，如何剥茧抽丝一步步得出正确的结果。在引导同学正确的思维方法的同时激发同学的创造性思维，对学生的想象力、思维的宽度和深度具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比如一个胸痛的病人，同学一般都会考虑到胸部疾病，老师还要启发学生是不是还可能有腹部疾病引起胸痛呢？除了肺部疾病可以出现胸痛，心脏疾病也可以有胸痛。同时还可以配以多媒体等教学形式引导启发学生的思维。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4.加强医学生的医风医德教育

在对医学生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训的同时，医风医德教育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3]。由于临床医学教育及医学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临床教育在医德教育中言传身教的重要性。临床病例讨论中，集体查房时带教老师应首先作出表率，无论在询问病史或是在体检过程中都要以病人为中心，注意尊重、爱护病人，注重病人的感受，并保护病人的隐私。比如当我们在查一个蛛网膜下腔出血的病人时，病人如果有剧烈头痛不能配合检查时，我们应该终止检查。并及时处理患者的不适症状。只有具有急病人所急、痛病人所痛、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精神。以及无私奉献于医学事业的高尚情操，寓德育于智育之中，才能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学生在查房过程中也学会了关心爱护病人，也只有学会了关爱与尊重病人，我们才能更好的为患者服务。另一方面，在讨论的过程中学生也学会尊重同学及老师，认真听取他人的意见，互相虚心学习，逐步加强自身的素质教育。为做好一名合格的临床医生打好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张志勇,李如密.教学改革的使命,变苦学为乐学[J]教育研究1989,2:182-183

讨论范文篇10

关键词：农民养老，社会网络，社会保障，强网，弱网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了今后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建议》指出“要加快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实行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多种形式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7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农村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农村人口的7.36%，超过城镇6.29%的水平。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农村65岁以上老人占农村人口的比例将达17.39%(城镇为13.1%)。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再加上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加快、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家庭结构的变化、农村家庭规模的下降和家庭养老功能的衰弱，农民养老问题将日益突出。从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角度来看，农民养老问题不仅是衡量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尺度，而且也是能否实现阶层和谐和社会结构合理化、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重大历史任务的关键时刻，如何构建合理的农村养老模式，有效地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研究背景

社会网络分析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是在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以及统计学领域中发展起来的。作为一种新的“范式”或“视角”，它已经在社会学研究中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如艾莫白等(EmirbayerandGoodwin)学者指出，如果说1940年代是美国社会学研究的分水岭(定量和定性)，那么网络分析就是另外一个分水岭。如果社会学理论总停留在大型理论阶段，则实证工作很难衔接，必须由大型理论到中层理论，再发展到可验证的、指定清楚的因果模型(causalmodel)，环环相扣。社会网络分析可以看作是对帕森斯所构建的宏大社会理论的一种回应，它在宏大理论和微观理论(如经验研究)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成为中层理论的一个有力的支撑点和典范。

国内外学者对社会网络这一概念从各自的学科定位和知识范畴进行了界定，形成了一种众说纷纭的局面。如戴维·波普诺认为，社会网络是指个人之间的复杂的联系网。米切尔·达弗尔姆认为社会网络是“某一群体中个人之间特定的联系，其整体结构可以称之为该群体中个人的社会行为”。霍寨平认为社会网络是一定范围内的个人之间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刘军认为，“社会网络”指的是社会行动者(socialactor)及其间的关系的集合。相对而言，笔者更倾向于最后一种界定，因为前三者仅局限于个体层面。其实，在社会网络分析中，任何一个社会单位或者社会实体均可以成为其分析的对象。例如，行动者可以是个体、公司或者集体性的社会单位，也可以是一个教研室、系、学院、学校，更可以是一个村落、组织、社区、城市、国家等。社会网络理论认为，正如经济行为“嵌入”(embeded)社会结构中一样，网络中的一个成员的行动也是“嵌入”网络之中的，因为它体现于与他人的互动之中。因此，社会网络理论不仅可以避免古典经济学关于原子化个人的概念陷阱，而且也可以避免把技术、所有权结构或文化视为经济事件的排他性解释的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的要点在于，不管从何种角度出发来研究经济现象，都必须仔细考虑经济行动者所处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限定着经济行为)以及个人或群体之间的具体互动。

综观以上种种对社会网络的界定，笔者认为，不论从哪种层面上来看，社会网络分析核心在于，从“关系”的角度人手来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结构。格兰诺维特将“关系”定义为“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由于交流和接触而实际存在的一种纽带”，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关系力量(strengthoftheties)”的概念。在他看来，“关系”可以分为强关系(strongties)和弱关系(weakties)两种，而它们在传递信息、沟通人群方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由于弱关系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其所获得和传递的信息往往是异质性的，且分布范围较广，所以弱关系主要用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纽带联系，它比强关系更能充当跨越社会界限去获得信息和其他资源的“桥梁(Bridge)”。在格兰诺维特之前，弱关系的力量一直受到忽视。到1973年，他发表了“弱关系的力量”一文，弱关系才受到了重视。他在研究市场经济中的就业过程时发现，当个人运用他们的个人网络找工作时，他们更经常或有效地通过弱关系而非强关系得到相匹配的工作。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是弱关系假设的一种扩充和延伸。与格兰诺维特和林南的主张不同，边燕杰根据中国天津的千户调查提出了一种新的强关系假设。在所有被调查的948个样本中大约有45%的人找过关系。其中43.2%的帮助者是被调查者的亲属，17.8%的是朋友，39%的是熟人。边燕杰认为这样就证明了强关系较之于弱关系更能找到工作。李培林对济南市进城农民工的调查表明，农民进城寻找工作所获得的社会支持主要是通过“强关系”，即就业的信息来源主要是亲属和朋友，两者合计占到了80.9%；通过老乡或亲戚找到第一份工作的占到了75.13%。综上所述，虽然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关于“弱关系”和“强关系”的研究很多，但主要是局限于找工作的社会支持网络，很少有超越这一界限而去研究其他领域的。

受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和边燕杰的“强关系”的启发，借助于韦伯的理想类型法，笔者认为，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可以分为“弱网”和“强网”。前者是指由弱关系连接和维系的社会网络，由于这种网络中存在不同的社会等级地位，且这些上层成员的数量要少于下层成员，因此这一个个的上层成员实际上成为各个网络中的核心，围绕其周围的是处于边缘地位的下层成员。具体表现为几代人之间养老育幼纵向的代际社会支持，其中老人处于核心地位，子女处于边缘地位。这是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的一个重要特征。后者是指由强关系连接和维系的社会网络，在这种网络中，所有的支持都发生在一个平面上，所有的支持者均只是该平面上的一个点，类似于市场中的一个个的经济主体，这些点在平面上相互支持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支持网络，不存在核心与边缘的问题。这是社会养老的一个重要特征。从内容上来看，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可以分为经济支持网络、日常照顾网络和精神慰藉网络，其中经济支持网络是最重要的，但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等因素的影响，日常照顾网络和精神慰藉网络也日益呈现出不可替代之势。本文着重探讨农民养老的经济支持网络。

二、研究设计

(一)假设的提出。

目前中国农村的三种最主要的养老方式包括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农民自我养老是指老年人自己供养自己的一种养老方式，是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结构小型化的发展而促生的，是与传统的家庭养老伦理和文化格格不入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养老方式开始逐渐为人们所了解和接受。(下文将对此进行分析)农民家庭养老实际上是以血缘为纽带的一种代际经济支持网络。我们在考察人类养老历史的过程中不难发现，无论是哪种社会形态或哪种社会制度的养老模式，其实质都是通过代际经济交换来实现的。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实质上就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相供养、互相支持，就是通过两代人之间的社会交换来实现的。具体表现为：幼年时受父母抚养，成年时抚养子女、赡养父母，年老时被子女赡养。除此以外，邻里和亲属在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实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农民家庭养老是基于以血缘(子女和亲属)和地缘(邻里等)关系为纽带的一种代际经济支持网络。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农村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的快速发展，农民家庭养老主体和资源的经济支持网络正在突破家庭的界限，家庭养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农村社会养老正是适应了这一发展趋势，是解决家庭养老危机的一剂良方。社会养老是基于业缘关系(村集体和政府等)为纽带的一种代际经济支持网络。

在此基础之上，笔者提出了以下五个假设：

假设一：家庭结构越小，农民越倾向于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反之，则越倾向于家庭养老。

假设二：年龄越大，农民越倾向于家庭养老；反之，则越倾向于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

假设三：年收入越多，农民越倾向于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反之，则越倾向于家庭养老。

假设四：文化程度的高低与农民的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意愿成正比，与农民的家庭养老意愿成反比。

假设五：农民养老资源的供需之间的关系是同质性的，这种同质性的关系决定了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是一种强网的范畴。

(二)概念的界定。

弱关系、强关系、弱网和强网是本文的四个核心概念。弱关系是指当前农民养老社会网络中异质性的关系，也就是业缘(村集体、政府等)关系。强关系是指当前农民养老社会网络中同质性的关系，也就是血缘(子女、亲属等)和地缘(邻里等)关系等。弱网是指由弱关系连接和维系的社会网络。强网是指由强关系连接和维系的社会网络。具体而言，本文所指的弱网是指由异质性的关系，在当前农民养老社会网络中，即是由业缘(村集体、政府等)关系所连接和维系的社会网络。而强网则是指由同质性的关系，在当前农民养老社会网络中，即是由血缘(子女、亲属等)和地缘(邻里等)关系所连接和维系的社会网络。

(三)抽样与样本资料。

洞口县位于湘中偏西南，雪峰山东麓，郝水中游。总面积2199.38平方公里，约占湖南省总面积的1.04%。全县680926人。洞口乡位于县城东北部，辖金武、茅铺、湾塘、天井、报木、袁蓬、双联、华南、平梅、平栋10个村。总面积52655亩。全乡3746户，14300人。从调查的方便性和资金不足的角度出发，笔者选择了自己的家乡洞口县，于2006年暑假对洞口县洞口乡的5个村进行了抽样调查。首先从所有的10个村中随机抽取5个村(金武、茅铺、天井、双联、华南)，然后再从这5个村中每个村随机抽取60个村民(18岁以上)进行问卷调查，共收回问卷300份，其中有效问卷288份，有效回收率为96%。

样本结构如下：1.性别：男，132人，占45.8%；女，156人，占54.2%。2.年龄：年轻人，68人，占23.6%；中年人，106人，占36.8%；老年人，114人，占39.6%。3.文化程度：从未上过学，38人，占13.2%；小学，122人，占42.4%；初中，70人，占24.3%；高中(中专、职高)44人，占15.3%；大专及以上14人，占4.9%。4.家庭结构：单身家庭，26个，占9.0%；核心家庭，192个，占66.7%；主干家庭，68个，占23.6%；联合家庭，2个，占0.7%。5.家庭年收入：1000元以下，8户，占2.8%；1000元-4999元，106户，占36.8%；5000元-9999元，92户，占31.9%；10000元以上，82户，占28.5%。(参见表1)

三、结果分析

(一)年龄和家庭结构是影响农民养老意愿的显著因素。

笔者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数、家庭结构和年收入为自变量，分别以农民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意愿为因变量建立了多元逻辑回归模型，以期找出上述各个自变量对农民养老意愿的影响。从统计结果来看，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数、家庭结构和年收入与农民家庭养老无显著关系(P值均大于0.05)。但从回归系数(B值)来看，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结构和年收入与农民的家庭养老意愿呈负相关，其中婚姻状况和家庭结构更为显著。除家庭结构与农民自我养老意愿有显著关系(P=0.047)，并且是强正相关(B=.859)。其余的各个自变量与农民自我养老意愿均无显著关系。但从回归系数(B值)来看，文化程度和家庭人口数与农民的自我养老意愿呈负相关，但都不显著。除年龄与农民社会养老意愿有显著关系(P=0.043)，并且是强负相关(B=-.759)外，其余的各个自变量与农民社会养老意愿均无显著关系。但从回归系数(B值)来看，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结构和年收入与农民的社会养老意愿呈负相关。(参见表2)

(二)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的强度。

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的强度是指构成该网的成员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一般认为，亲戚、朋友或邻居象征着紧密的社会网络，而熟人等则表示松散的社会网络。从统计结果来看，在农民养老开支的来源中，选择“子女供给”(79.9%)最多，其次依次为“父母自己劳动所得”(56.9%)、“其他”(3.5%)、“亲属或邻居支持”(2.8%)、“养老保险金”(1.4%)，而选择“村集体供给”(0%)最少(参见表3)。其中，“父母自己劳动所得”(自我养老)、“子女供给”和“亲属或邻居支持”是紧密性的关系，属于强关系的范畴。“养老保险金”、“村集体供给”和“其他”是松散性的关系，属于弱关系的范畴。由此可见，目前农民的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处于主导地位，是一种明显的强网。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养老的比例有所增加，但增长幅度不大，是一种明显的弱网。

(三)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的多元性。

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的多元性是指该网中成员之间关系的异质程度。社会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种类越多，则这个网络的多元性较高，亦即异质性较高。从统计结果来看，农民获得转移性收入的情况中，获得转移性收入的农民只占13.2%，其余86.8%的没有获得转移性收入。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这些获得转移性收入的农民中，“家庭非常住人口寄回或带回的收入”占68.4%，“城市亲友赠送”占21.1%，两者之和为89.5%。而“离退休金、养老金收入”仅占10.5%(参见表4和表5)。另外，在农民目前主要的养老方式中，选择“家庭养老”占52.1%，选择“自我养老”占47.9%，选择“社会养老”的为0%(参见表6)(当然，在我们的调查中有4个农民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由于每年只能领取135元的养老金，他们主要还是靠家庭养老)。首先，农民获取养老资源的途径比较单一，仅限于同质性的以血缘(子女和亲属等)和地缘(邻居)关系经济支持网络。其次，虽然有一部分农民(如在调查中有13.2%的农民)获得了转移性收入，但其中“家庭非常住人口寄回或带回的收入”和“城市亲友赠送”所占的比重达到89.5%，“离退休金、养老金收入”只有10.5%，仍然呈现出明显的同质性的网络特性。最后，从农民目前选择的主要的养老方式中，100%的农民选择了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而没有人选择社会养老。由此可见，农民养老的经济支持网络仍然主要是以同质性的结构为主，远未达到多元性的要求。换句话说，农民养老属于强网的范畴。

(四)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的互换性。

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的互换性是指该网的成员之间互换对称的程度。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实质上就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相供养、互相支持，就是通过两代人之间的社会交换来实现的。具体表现为：幼年时受父母抚养，成年时抚养子女、赡养父母，年老时被子女赡养。根据布劳的互惠原则，父母年老时之所以能够被子女赡养是因为“人们之间交换报酬越多，越可能产生互惠的义务并以此来支配以后人们的交换”。—般而言，人们所期望的养老报酬是与其成年时抚养子女、赡养父母所支付的养老义务成正比的。一个人支付的养老义务越多，他得到的养老报酬也就越多。在现代社会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农村的家庭养老正在突破儒家的“孝道”文化和“家”的观念的界限，社会养老开始占据一席之地且有欣欣向荣之势。笔者认为，农民养老实质上是代际公平的社会交换。在农民养老保险经济中，既表现为同代人之间互通有无的横向社会交换，也表现为几代人之间养老育幼纵向的代际社会交换。

从统计结果来看，中年人(52.8%)和老年人(52.6%)的家庭养老意愿明显高于青年人(32.4%)。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的自我养老意愿差别不大，其中，老年人稍微明显一点。年轻人的社会养老意愿最强(35.3%)，其次是中年人(17.0%)，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意愿最弱(10.5%)。年轻人的社会养老意愿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的两倍还多。(参见表7)由于青年人的家庭养老意愿明显低于中年人和老年人，更倾向于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因此，老年人和中年人预期的养老收益与年轻人的养老意愿发生了断裂，形成了一条明显的“代沟”。或者说，不同年龄的群体之间的养老资源与机会的互换对称的程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由原来不同年龄的群体之间的互换对称性(子女—父母)向目前的不对称性转变。这种转变表明，农民(尤其是年轻人)的养老模式(至少是在养老意愿上)开始呈现出多样性趋势。国内外经验告诉我们，社会养老由于突破了传统家庭养老的局限性(如同质性强、互剂性差等)，其成员之间获取养老资源的机会也大大增加了。

总之，从目前不同年龄的农民的养老意愿来看，他们选择互换对称性的养老模式(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的比例远远高于选择互换不对称性的养老模式(社会养老)。

四、结论与讨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农民的家庭养老意愿方面，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数、家庭结构和年收入与农民的家庭养老意愿均无显著关系。在农民的自我养老意愿方面，家庭结构与农民的自我养老意愿有显著关系(P=0.047)，从回归系数(B=.859)来看，农民的家庭结构越大，就越倾向于自我养老。换句话说，即联合家庭中的农民的自我养老意愿最高，然后依次是主干家庭、核心家庭和单身家庭。这与理论界以往的结论刚好相反。这一方面反映了农民家庭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社会养老意愿的增强。而其余的因变量均与农民的自我养老意愿无显著关系。在农民的社会养老意愿方面，年龄与农民的社会养老意愿有显著关系(P=0.043)，从回归系数(B=-.759)来看，农民的年龄与其社会养老意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也就是说，农民的年龄越小，就越倾向于社会养老。在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方面，从强度、多元性和互换性的角度来看，农民的养老资源的供需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强关系性质，是一种典型的强网。至此，假设一、假设三和假设四被证伪，而假设二和假设五被证实。

从统计分析的结果来看，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值得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家庭结构与农民养老意愿的关系。一般认为，农民的家庭结构越大(如我国传统的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就越倾向于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但从统计分析的结果来看，得出的结论刚好与之相反。本文并没有对此进行详细地解释，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二)农村养老模式的变化趋势。目前学界对当前中国农村的养老模式有一个比较一致的共识，即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从统计分析的结果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观点。但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至于它们谁消谁长，以什么样的方式消长，在多大程度上消长等仍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三)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中的日常照顾网络和精神慰藉网络。从内容上来看，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包括经济支持网络、日常照顾网络和精神慰藉网络。本文仅对其中的经济支持网络进行了分析，而没有对其他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结构小型化的发展，日常照顾网络和精神慰藉网络在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中的地位将日益提高。因此，如何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它们进行研究显得十分重要。

五、几点建议

养老保险作为一种最重要的社会保险，互济性是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这种互济性不仅强调同质性的养老的社会网络(如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更重要的是强调异质性的养老的社会网络(如社会养老)。而目前我国的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其所具有的强度不够、结构单一(多元性不足)和互换性的缺位等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保险互济性的有效发挥。从国际经验来看，从强网向弱网的过渡和转变是农民养老改革的必然趋势。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重大历史任务的关键时刻，正确认识农民养老的网络结构，在确保农民增产增收的同时，努力构建一个合理的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对解决目前我国的“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进一步加强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的强度。

上文中，笔者将中国目前的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界定为以同质性的关系(如血缘和地缘关系)连接和维系的社会网络，是一种强网的范畴。因此，如何实现从同质性的关系(强关系)向异质性的关系(弱关系)或者说从强网向弱网的过渡和转变是进一步加强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的强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那么，如何才能进一步加强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的强度呢?笔者认为，目前主要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首先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想方设法释放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使他们离开以同质性的关系(如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特征的农村社区，尽快加入到以异质性的关系(如业缘和趣缘关系)为特征的城市社区，以实现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从强网向弱网的过渡和转变。其次是加快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千方百计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实现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从强网向弱网的过渡和转变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二)有效地促进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的多元性。

上文中，笔者主要是从经济支持网络的角度对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进行探讨的。同样地，经济支持也是有效地促进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的多元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原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按照“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基金筹集原则进行基金积累的。表面上，这种基金筹集原则兼顾了个人、集体和国家三方面的因素，是一种有效的形式。实际上，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践来看，由于绝大多数的集体经济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再加上国家的政策扶持往往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设计者初衷中“三条腿走路”的格局蜕变成了“一条腿走路”的格局，也即上文提到的单一性的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正是由于这种蜕变或者说村集体和国家职能的缺失，导致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改革实践的失败。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目前有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改革的讨论的焦点不是“要不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而是“如何有效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只有从社会网络的多元性的角度出发，结合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际，合理地确定一个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养老费用的分担机制，即以“三条腿走路”的方式有效地促进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的多元性的形成。